碳減排的含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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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碳減排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碳交易機制 清潔發展機制（CDM）二氧化碳排放

一、碳交易政策文獻綜述

碳交易是為抑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而采用的一種市場機制。聯合國氣候委員會制定的《京都協議書》中，認為市場機制是促進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減排的新路徑，即將二氧化碳排放權當成一種商品，形成二氧化碳排放權的交易，簡稱碳交易。碳交易市場就是交易碳排放權，碳排放權指對碳資源的限量使用權，排放權的思想來源于經濟學家對環境問題的分析，Dales在其《污染財產與價格》中首次提出了排放權交易(Emissions-Trading Program)的設計。排放權交易機制借助其市場機制的自由性，相比碳稅制度能更迅速的通過調整生產決策和要素需求應對要素價格變動而產生的減排成本沖擊。排放權交易制度設計上，Gunasekera和Cornwell(1998)認為，制定排放權交易制度，應考慮以下因素： (1)產品的定義(污染物的種類、排污許可期限、排放問題、排污因子)；(2)市場中強制性和自愿性兩種參與者；(3)排放權分配(包括拍賣和免費)；(4)行為管理，落實環境政策的強制執行、排污情況的監督、排污企業許可證的核查等；(5)市場問題等。Alexeeva-Talebi and Anger(2007)指出，如果ETS與CDM等低成本的交易機制結合實施，企業獲得的排放許可的成本將降低，那么即使總量控制設計得非常苛刻，也不會達到實際的減排效果，但對國內企業和經濟而言，是一個好的方案。Bohringer等(2009)分析表明，如果ETS的排放總量限制過于寬松，那么，對不在ETS限制內的部門更加不公平。

二、碳交易政策的概念

碳交易，即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也稱之為碳減排購買協議、購買合同，是為減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場機制。它的基本規則是，合同雙方通過買賣協議，達成買賣溫室氣體減排額的交易,買方購買的減排額可以用于減緩溫室效應，從而抵消其減排配額。現今全球對生態平衡和氣候變化日益關注，為了減少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比例，保護環境，各國也相繼倡導低碳經濟的實行，制定了減排目標并設計了具體的減排政策，碳交易機制就是政策之一。

三、 國際碳交易機制的規則及發展

1.碳交易市場的類型與交易品種

表2.1 世界碳市場上的交易品種及其含義

如表2.1所述，《京都議定中》中所規定的減排指標有兩種，第一是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由發展中國家企業開發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中產生經認證的減排單位(CERs)。還有就是發達國家之間合作產生的聯合實施(JI)項目。這兩個減排指標附件一中任意國家可向附件一中其他國家購買用以抵消本國的減排額度。排放權額度將通過國家登記的轉讓或買進被跟蹤與記錄。

2.碳交易市場規模

表2 .2 世界碳市場規模和市值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碳交易市場動態研究2009

如表2.2所表述，從年份看，自2005年發展碳交易市場以來，全球碳交易市場每年的交易量和交易額幾乎以成倍的速度增長。其中，歐盟碳交易市場和清潔發展機制一級、二級市場份額最多，每年的交易額與交易量都占全球市場比例的90%以上，以歐盟交易市場的交易量最大，占全球交易量比例的60%以上，其次就是清潔發展機制CDM一級、二級市場，占全球交易比例的30%左右。

四、中國碳交易市場研究

由于我國現行的碳交易機制以清潔發展機制為主，而歐盟排放體系則是全球規模最大、實施最全面、最具參考價值的排放機制，因此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其排放體系具體的構建情況及其機制。

自2005年歐盟設立配額交易市場以來，全球碳交易量急速增長，國際組織、企業、政府、金融機構等都對碳交易青睞有加，碳交易市場的容量迅速擴充，參與主體數量不斷增長。

中國近年來，隨著國際國內對碳交易市場的重視，也在積極開展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現已成為清潔發展機制一級市場全球的最大供給方。中國政府對CDM國際合作項目的發展與實施非常支持，在國內管理規則的制定與氣候變化公約的談判方面做出了許多成績。2005年10月12日，《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運行管理辦法》由科技部、外交部、財政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共同出臺，其中規定，中國政府獲得由CDM企業實施項目中轉讓溫室氣體減排量獲得的部分收益。氫氟烴(HFC)和全氟烴(PFC)類項目，國家獲取65%；植樹造林項目、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重點項目，國家獲取2%的收益。雖然自2005開始，中國一直是全球CDM一級市場的領頭羊，但中國卻至今未獲得碳交易價格的說話權，中國的CERs出售價格在業內一直處于絕對的價格弱勢地位，甚至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加低于全球CDM二級市場的均價和全球配額交易市場均價。

參考文獻：

[1]European Commission，EU Action Against Climate Change: EU Emissions Trading―An Open Scheme[M].2005

第2篇：碳減排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碳生產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相對減排；絕對減排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05-0046-06 doi：12.3969/j.issn.1002-2104.2013.05.007

當前中國的減排是一種“相對減排”，即碳強度的減排。有研究機構估計，中國將在2020-2050年間出現排放峰值，而中國官方首次預估碳排放峰值在2030-2040年之間[1]。這就意味著從當前的“相對減排”通往碳排放量的“絕對減排”，還需要再走二三十年甚至更長的路。如何走好這段路，如何協調經濟發展和碳減排之間關系，無疑是眼下值得深思與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更是決定將來中國低碳轉型命運的關鍵問題。為此，本文將重點引入“碳生產率”概念，將控制CO2排放和促進經濟增長兩個目標有機結合起來。

碳生產率概念于1993 年由Kaya和 Yokobofi提出[2]，被定義為一段時期內國內生產總值（GDP）數量與同期CO2排放量之比，等于碳強度的倒數，反映了單位CO2排放所生產的經濟效益。Beinhocker等[3]全面闡述了碳生產率的內涵及其結構性演進，指出碳生產率將經濟發展與CO2排放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雖然碳生產率與碳強度在數量上是倒數關系，但兩者存在本質區別。諶偉等[4]研究了上海市工業碳排放總量與碳生產率關系，并建議將碳生產率指標納入上海市工業低碳化發展的政策制定中去。潘家華[5]指出碳生產率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將碳作為一種隱含在能源和物質產品中的要素投入，衡量一個經濟體消耗單位碳資源所帶來的相應產出，可與傳統的勞動或資本生產率相比較。碳生產率遵循在一定的技術水平條件下，以最少的碳資源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碳排放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投入要素和約束性指標。未來的競爭不是勞動生產率的競爭，也不是石油效率的競爭，而是碳生產率的競爭。因此，從碳生產率角度研究低碳經濟意義重大，然而，國內外關于碳生產率的研究仍不多見。

另外，眾多研究表明發達國家在經濟增長的進程中，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有規律可循的[6]。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目前很多發達國家碳排放都已跨過峰值點，從“相對減排”到“絕對減排”，在不同的環境和背景下走出了形形的道路，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發展經驗，研究這些國家的發展歷史，可以為我國的發展提供客觀而可靠的理論依據。為此，本文從現有的文獻出發，著力探尋經濟發展中碳排放總量與碳生產率的演變規律，并結合數據勾勒出主要發達國家1850-2010年的碳排放發展軌跡，為明確我國碳排放發展階段及進一步實現低碳經濟提供有意義的參考與借鑒。

1 經濟發展過程中碳排放的變化曲線與階段劃分

1.1 碳排放的倒U型曲線

自從Grossman和Krueger[7]首次提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后，眾多學者也開始研究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曲線關系，即CO2的庫茲涅茨曲線（簡寫為CKC）是否存在。“CKC假說”表明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 CO2排放將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加，而當經濟進一步發展并達到某個門檻水平之后，CO2排放將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下降。圍繞 “CKC假說”是否成立，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Selden和Song [8]、Marzio Galeottia等人 [9]認為存在CKC，但是 Agras和Chapman[10]， Richmond和Kaufmann[11]，He 和Richard[12]等均發現并不存在CKC。林伯強、蔣竺均[13]利用CKC，研究了我國CO2排放的拐點，并進行了預測。韓玉軍、陸[14]則認為收入水平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類型的CKC。

如果“CKC假說”成立，那么這就意味著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一種倒U型關系，而這種倒U型關系既表現在碳強度上，又表現在碳排放總量上，而且碳強度的峰值點要比碳排放總量的峰值點先出現。

1.2 碳生產率的正U型曲線

從生產角度考慮，碳是一種隱含在能源和物質產品中的要素投入，碳排放空間是比勞動力、資本等更為稀缺的要素[16]。而目前的研究更多是從環境的角度考慮問題，強調碳排放作為產出的附屬物及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假設一個經濟的產出函數是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情形，引入碳要素投入后，生產函數為：Yt=Kαt Cβt（At Lt）1-α-β（1）

其中Y表示總產出，C表示碳要素投入，K表示資本投入，L表示勞動投入，A表示技術水平。假設每種生產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二階可導的、滿足稻田（Inada）條件[16]，則碳要素與資本、勞動這些要素有著相似的特征，即：碳投入越大、產出越大，而碳的邊際生產率遞減。

然而，“CKC假說”表明當經濟進一步發展并達到某個門檻水平之后，碳排放將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下降，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逐漸脫鉤，經濟產出與碳要素投入的比值（即碳生產率）將會上升。由于碳排放和碳要素投入是同一事物的兩面，這意味著碳要素投入不可能無節制地增加下去，而是會隨著經濟的增長先增加到一定門檻水平后再下降。

因此，基于“CKC假說”，無論是從“碳生產率數值上等于碳強度的倒數”這個層面理解，還是從碳生產率本身蘊含的經濟學含義考慮，隨著經濟發展，碳生產率呈現出先降后升的正U型關系，而且碳生產率的最低點恰好是碳強度的峰值點。

1.3 碳排放的階段劃分

將經濟發展中碳排放的倒U型曲線和碳生產率的正U型曲線放在一個圖形中（見圖1），我們可以將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碳排放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碳排放積累期。即碳強度峰值點出現之前的階段，也是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此時，收入水平和碳排放水平整體較低，碳生產率不斷下降，碳強度和碳排放總量都在不斷增加。

第二階段：碳相對減排期。即碳強度峰值點出現之后，碳排放峰值點出現之前的階段。此時，收入水平和碳排放水平整體都有了很大提升，碳生產率開始不斷上升，碳強度開始不斷下降，而碳排放總量繼續增加。

第三階段：碳絕對減排期。即碳排放峰值點出現之后的階段。此時，收入水平已經很高，碳生產率繼續上升，碳強度繼續下降，而碳排放總量也開始不斷下降。這個時期，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實現了脫鉤。

對照圖1，從“相對減排”通往“絕對減排”的過程正是對應A峰值點和B峰值點之間的階段，而這個階段承前啟后，是至關重要的一個階段。無論是“相對減排”還是“絕對減排”，碳生產率始終保持增長的態勢。

2 主要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軌跡與經驗啟示

2.1 主要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軌跡

本文選取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西班牙、荷蘭等主要發達國家作為分析對象，據CDIAC數據統計，在19-20世紀，這八個國家的碳排放累計總量占全球累計排放的2/3以上，具有足夠的研究價值和代表意義。為了在較長時間段中全面地考察各主要發達國家碳

排放的演變規律，我們考察的樣本期從1850-2010年，長達161年。

本文所述的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指一國在樣本時間段內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全部化石燃料在本國境內使用所產生的CO2排放量。而所用到的碳排放數據主要來自美國能源部CO2信息分析中心（CDIAC）數據庫，有關各國人口、GDP歷史數據則均來自于荷蘭格羅寧根增長與發展中心（GGDC）數據庫，其中GDP數據是基于1990年國際美元給出的。

從時間趨勢上來看，八個國家的碳生產率整體呈現出一種正U型，而碳排放整體呈現出來的則是倒U型曲線的前半部分，美國、德國、英國、荷蘭的碳生產率和碳排放變化趨勢見圖2。

結合各個國家的人均GDP水平，我們可以繪制出各個國家的碳排放軌跡，基本上與圖1相似，其中，英國尤為明顯（見圖3）。

為了更精確地檢驗這些國家的碳排放軌跡，本文對8個國家1850-2010年碳生產率、碳排放總量以及人均

GDP的數據進行面板回歸。估計方程分別為：

（3）

式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各國和時期，α0和α1為常數項，εit和it為誤差項，ln cbit表示取對數后的碳生產率，ln carbonit表示取對數后的碳排放量，ln pgdpit表示取對數后的人均收入水平。

如果存在碳生產率的正U型曲線，則（2）須滿足條件：

β00

（4）

如果存在碳排放的倒U型曲線，則（3）須滿足條件：

β1>0，λ1

（5）

考慮到各國的固定不可測因素，同時為了控制時期的差異，以及個體間的異方差性，本文在對回歸方程（2）、（3）進行估計時采用了個體固定效應、時期固定效應以及懷特跨國家的協方差調整，結果見表1。

可以看出，β0的值為-11.534，λ0的值為0.692，滿足條件（4），所以存在碳生產率的正U型曲線；而β1的值為10.039，λ1的值為-0.535，滿足條件（5），所以存在碳排放的倒U型曲線。

2.2 主要發達國家碳排放的歷史階段

從碳排放的“三個階段”來看，美日英等八個國家都經歷了碳生產率的底點，進入或通過了碳排放的相對減排階段。英、荷、德、法四個國家則率先跨過了碳排放的峰值點，日本、美國、西班牙三個國家近年來也相繼達到了碳排放的峰值，澳大利亞的碳排放仍有增加的空間，因此，這些國家除了澳大利亞基本上都進入了碳排放的絕對減排階段（有關指標見表2）。

而在“三個階段”中，第二階段（即相對減排階段）承前啟后，是至關重要的一個階段。能否順利跨過相對減排階段，直接決定著低碳經濟能否實現。從時間先后順序來看，英國早在1883年就進入了第二階段，荷蘭、美國、德國相繼于1913、1917年邁出了相對減排的步伐，法國1930年，日本、西班牙則到20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最晚到

1982年。從時間跨越長短來看，英國耗費了88年，荷蘭66年，美國則多達90年，德國62年，法國49年，日本、西班牙均僅為31年。從與碳生產率的聯系來看，英國、荷蘭、美國、德國進入相對減排階段時間較早，但進入時碳生產率水平不高，整個階段碳生產率平均水平不高，結果花費較長的時間走出這個階段；而日本、西班牙較晚進入相對減排階段，但進入時碳生產率水平較高，整個階段碳生產率平均水平較高，結果僅花費31年就跨進了絕對減排階段的門檻。

2.3 主要發達國家的經驗啟示

歸納主要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變化規律，分析這些國家所經歷的碳減排道路，有助于我國站在發展與減排雙重壓力下，汲取經驗，啟迪思路，積極探索契合中國國情的低碳經濟發展之路。

2.3.1 認清形勢，努力提升碳生產率水平

發展低碳經濟的核心在于提高碳生產率[17]，從主要發達國家碳排放的三大階段來看，第一階段是碳生產率下降的階段，這個時期碳排放與日俱增；第二、三階段是碳生

產率上升的階段，碳排放上升到頂點后下降。從第二階段開始到第二階段結束，是從“相對減排”通往“絕對減排”的關鍵階段，碳生產率有明顯的提升，如英國從1883年的1.44美元/kg碳提升到1971年的3.39美元/kg碳，日本從1973年的4.60美元/kg碳提升到2004年的8.01美元/kg碳。而且這個階段的長短與起始年份的碳生產率水平直接相關，碳生產率水平越高，第二階段經歷的時間就越短。而碳生產率反映了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的依存關系，影響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因素都會影響到碳生產率，這些因素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能源利用效率、消費方式等。我國進入第二階段的碳生產率水平（2.35美元/kg碳）較低，當前碳生產率水平更是遠遠落后于主要發達國家。因此，從各種影響因素入手，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水平，是我國從“相對減排”通往“絕對減排”的重要突破口。

2.3.2 乘勢而上，充分發揮經濟后發優勢

從歷史來看，英美德等國家較早進入了碳排放的第二階段，碳生產率起點低，第二階段經歷時間長，累積碳排放量較大。而日本、西班牙等國家較晚進入碳排放的第二階段，反而有效地利用了英美德等國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同時大力開發新能源，充分發揮其經濟發展中的“后發優勢”，有效降低了累積碳排放，縮短了碳排放周期，形成了“高增長、短周期、低排放”的低碳發展模式。我國在1978年才進入碳排放的第二階段，比日本、西班牙還要晚幾年，碳生產率的起點比英美德高，大可學習日本、西班牙等國的歷史經驗，在引進并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大力鼓勵自主研發和企業創新，充分發揮“后發優勢”，抓住機遇， 乘勢而上，在低碳領域培育競爭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

2.3.3 遵循規律，制定合理有效的減排目標

目前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大致都已進入或剛進入碳排放的第三階段，碳生產率已上升到一個較高水平，碳排放總量處在下降過程中，對于這些國家而言，絕對量減排已成現實目標。而我國仍處于碳排放的第二階段，拿法國類比，法國第二階段初始碳生產率水平為2.78美元/kg碳，第二階段歷時49年，而我國第二階段的初始碳生產率水平要比法國低一些，走完第二階段預計也得50年以上。這意味著，我國未來幾十年里仍將處于第二階段，未來碳排放仍會伴隨經濟增長而上升。所以，對我國而言，實現絕對量減排仍不現實，我國首要目標應是降低碳排放的峰值，減少不必要的排放，縮短碳排放周期，盡快跨過相對減排階段，盡早進入絕對減排階段。因此，準確判斷自身所處的碳排放階段，據此合理制定產業政策和減排計劃，切不可急于求成，違背歷史規律。

3 結論及研究方向

3.1 結論

本文從現有的文獻出發，基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研究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碳排放與碳生產率的變化規律，進而提出了碳排放積累階段、碳相對減排階段和碳絕對減排階段的三大階段劃分辦法。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西班牙、荷蘭等八個主要發達國家1850-2010年的歷史數據很好地驗證了這一變化規律，并且這些國家都經歷了碳生產率的底點，除澳大利亞外它們都已進入或剛進入碳排放的絕對減排階段。從“相對減排”通往“絕對減排”，這些發達國家經歷的時間或長或短，與相對減排階段起始年份的碳生產率水平和整個階段的碳生產率平均水平有著較強的聯系。我國正處于且未來幾十年里仍將處于碳排放的相對減排階段，起步較晚，起點不高，當前碳生產率水平較低。汲取他國經驗，發揮本國特色，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水平，是我國從“相對減排”通往“絕對減排”、進一步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所在。

3.2 本文的局限性及進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對碳排放的階段劃分是建立在CO2的庫茲涅茨曲線（即CKC曲線）假說基礎上，而CKC假說是否成立仍有爭議。本文對西方八個主要發達國家的研究進一步佐證了這一假說，但不能斷言這些發達國家的變化規律也同樣適用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另外，從“相對減排”通往“絕對減排”，提高碳生產率是關鍵，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碳生產率的重要作用，但沒有揭示碳生產率增長的具體原因。因此，研究不同階段碳生產率增長的國家差異與影響因素，深入挖掘國外發展經驗、探索本國特色減排路徑，將是今后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渠慎寧，郭朝先.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國碳排放峰值預測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20（12）：10-15. [Qu Shenning，Guo Chaoxian. Forecast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STIRPAT Model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 20（12）：10-15.]

[2]Kaya Y， Yokobori K. Environment， Energy and Economy：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ility [M]. Delhi： Bookwell Publications， 1999.

[3]Beinhocker E， Oppenheim J， et al. The Carbon Productivity Challenge： Curbing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EB]. http：// /mgi/publications/CarbonProductivity，june，2008

[4]諶偉，諸大建，白竹嵐.上海市工業碳排放總量與碳生產率關系[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20（9）：24-29.[Chen Wei， Zhu Dajian， Bai Zhulan.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Productivity in Shanghai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 20（9）：24-29. ]

[5]潘家華，莊貴陽.低碳經濟的概念辨識及核心要素分析[J].國際經濟評論，2010，（4）：88-101+5.[Pan Jiahua， Zhuang Guiyang.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Economy and Analysis of its Core Elements [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0， （4）：88-101+5.]

[6]張晨棟，宋德勇.工業化進程中碳排放變化趨勢研究：基于主要發達國家1850-2005年的經驗啟示[J].生態經濟，2011，（10）：24-28. [Zhang Chendong， Song Deyong. Carbon Emissions Trends in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Data of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1850 to 2005[J]. Ecological Economy， 2011， （10）：24-28.]

[7]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J].NBER Working Paper， 1991.

[8]Selden T， Song 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 Emissions？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4， 27 （2）：147-162.

[9]Galeotti M， Lanza A. Re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O2 Emissions： A Robustness Exercise [J].Ecological Economics， 2006， 57（4）：152-163.

[10]Agras J， Chapman D. A Dynamic Approach to 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J].Ecological Economics， 1999， 28（2）：266-277.

[11]Richmond A K， Kaufmann R K. Is There A Turning Poi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Energy Use and/or Carbon Emission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6， 56（2）：176-189.

[12]He J， Richard P.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O2 in Canada [R]. Cahier de recherche/Working Paper 09-13， 2009.

[13]林伯強，蔣竺均.中國二氧化碳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預測及影響因素分析[J]. 管理世界，2009，（4）：27-36. Lin Boqiang， Jiang Zhujun. China’s Carb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Predic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Analysis [J]. Management World， 2009， （4）：27-36.]

[14]韓玉軍，陸. 經濟增長與環境的關系：基于對CO2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實證研究[J].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3）：5-11. [Han Yujun， Lu Ya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of CO2 [J]. 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009， （3）：5-11.]

[15]潘家華，張麗峰. 我國碳生產率區域差異性研究[J]. 中國工業經濟，2011，（5）：47-57. [Pan Jiahua1， Zhang Lifeng.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Variation of Carbon Productivity in China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1， （5）：47-57.]

[16]Inada K I. On the Stability of Growth Equilibria in Twosector Model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4，31（2）：127-142.

[17]王永龍. 我國高碳發展模式下的碳生產率增長分析[J].經濟學家，2011， （9）：36-41. [Wang Yonglong. Carb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alysis for Our Country under the High Carbon Development Model [J]. Economist， 2011， （9）：36-41.]

[18]何建坤，蘇明山.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下的碳生產率分析[J].中國軟科學，2009，（10）：42-47.[He Jiankun，Su Mingshan.Carbon Productivity Analysis to Address Global Climate Change[J].China Soft Science，2009，（10）：42-47.]

[19]周五七，聶鳴.碳排放與碳減排的經濟學研究文獻綜述[J].經濟評論，2012，（5）：144-151.[Zhou Wuqi，Nie Ming.A Review on Economic Studies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Abatement[J]. Economic Review，2012，（5）：144-151.]

[20]涂正革. 中國的碳減排路徑與戰略選擇：基于行業部門碳排放量的指數分解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12，（3）：78-94.[Tu Zhengge.Strategic Measures to Reduce China’s Carbon Emissions：Based on l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Eight lndustries[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2，（3）：78-94.]

[21]彭斯震，張九天. 中國2020年碳減排目標下若干關鍵經濟指標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22（5）： 27-31.[Peng Sizhen，Zhang Jiutian.Study on Key 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lndexes in Context of China’s Goal of Carbon Intensity Reduction[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2，22（5）：27-31.]

第3篇：碳減排的含義范文

一般來說，互聯網碳無形資產指具有二氧化碳減排效果及其他低碳價值的互聯網無形資產。該定義以互聯網無形資產為屬概念，通過研究互聯網無形資產與互聯網碳無形資產之間的差異來詮釋互聯網碳無形資產，揭示了互聯網碳無形資產可歸屬互聯網無形資產范疇。它與其他互聯網無形資產的差別是二氧化碳減排效果的低碳價值，而二氧化碳減排效果支撐著其對企業的直接貢獻：在無減排義務且自由碳交易市場尚未成熟的國家或地區企業申請CDM項目（《京都議定書》中引入的靈活履約機制之一，該機制允許發展中國家溫室氣體減排項目轉讓給發達國家，以沖抵發達國家減排量）獲利；在無減排義務且自由碳交易市場較為成熟的國家或地區企業通過VER（發展中國家企業自愿碳減排量經過認證可出售給本國有碳“中和”需求的其他企業，也可通過國際碳交易市場向發達國家企業轉讓，以沖抵發達國家強制減排量）交易獲利；在碳排放自由交易和給定碳排放額度的環境下實現碳減排，如果企業碳排放總量低于給定額度，多余碳排放量可出售獲利，如果企業預計減排后的碳排放總量仍高于給定額度，則企業將減少從碳排放交易市場中購買碳排放權?；ヂ摼W碳無形資產投入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比如它對引導全社會低碳消費行為和意識有積極作用，卻可能無法獲得直接經濟補償，但正是這些外部性才真正體現著該類型資產的價值。在政府關系方面，可獲得政府在低碳經濟發展中的政策傾斜和優惠；在關聯企業方面，可繞開上下游合作伙伴，特別是有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相關公司的“碳壁壘”；在低碳客戶消費影響方面，將引導或激勵外部客戶低碳消費行為，帶來消費者對企業低碳行為的認可，進而增加其產品的消費欲望。事實上，企業在互聯網碳無形資產的投入通過影響企業與社會關系的改變而獲取競爭優勢。這些網絡化關系包括：社會機構、合作伙伴、供應商及客戶等。

二、相關互聯網無形資產及評估研究

（一）互聯網無形資產內涵研究互聯網無形資產定義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內，相繼出現網絡虛擬資產、Internet上的無形資產、網絡資產等概念。魯明勇（2006）認為網絡虛擬資產是由企業或個人所控制的、能以貨幣計量的、具有收益預期的網絡經濟資源；蔣秀蓮（2011）認為Internet上的無形資產指以互聯網為基礎發展而來的，具有較高的獲利能力，而且隨著其影響范圍的擴大其價值也隨之擴大，不具有傳統會計意義上實物形態的資產；童華晨（2012）認為網絡資產指企業在互聯網上的投資所形成的積累，包括域名、網站、網絡軟件、企業網絡客戶、企業網絡知名度、網站及其他業務訪問量、網絡品牌形象等，還包括企業用于上網的機器設備等，并明確上述網絡資產中的絕大部分雖不符合傳統意義上無形資產的概念，但應納入無形資產的范疇。上述文獻中的網絡虛擬資產、Internet上的無形資產、網絡資產可被統一到互聯網無形資產的概念中去。湯洵（2011）明確提出互聯網無形資產的概念，并指出互聯網資產一般就是指互聯網無形資產，并系統論證了互聯網無形資產本質上是無形資產，進一步指出它的特殊內涵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企業在互聯網上的投資所形成的積累；互聯網無形資產可以是多種資產的組合；由于互聯網無形資產是信息化的產物，故網絡環境的安全性對其影響程度高。2009年“互聯網資產保護與優化”會上，與會專家倡議將互聯網資產正式納入無形資產體系。結合《企業會計準則第6號———無形資產》的內容，無形資產是指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沒有實物形態的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絕大多數互聯網資產，如企業網站、企業博客、微博、微信、企業虛擬社區、即時通訊軟件賬號、注冊用戶或活動好友、流量、粘度、自建企業網站域名、網絡知名度及企業網絡品牌等均符合上述定義中企業擁有、非實物形態、可辨認及非貨幣四個特點，可被認定為無形資產，即互聯網資產一般就是互聯網無形資產。以上分析顯示互聯網無形資產能涵蓋網絡虛擬資產、Internet上的無形資產等概念，且其內涵和范疇均較為清晰，爭議頗少。

（二）互聯網無形資產評估研究該類型資產評估研究起步較晚，董延安（2004）為計量互聯網無形資產域名的價值，把域名的價值分解為補償價格、平均價格、超額價格三部分，從而建立了域名價值評價的一般模型，并運用實際成本法、現金凈流量現值法、預期凈收益現值法等財務方法計量域名的價值；魯明勇（2006）比較了歷史成本法和收益現值法在評價互聯網無形資產方面的優缺點，但沒有給出哪些方法較為科學的結論；王幀等（2010）在魯明勇研究的基礎上建議針對不同的互聯網無形資產分別采用成本法、收益法、市價法，并討論了每種方法對各種互聯網無形資產的適用性；湯洵（2011）采用收益現值法首次對互聯網企業的整體價值進行評估，并運用層次分析法（AHP）對互聯網企業整體無形資產進行分割，用成本收益等財務方法評估出各類互聯網無形資產價值。分析顯示互聯網無形資產的評價研究，國外研究極少，國內的研究進度較為超前，同時學界傾向分割互聯網無形資產后，單獨使用財務方法評估。事實上互聯網無形資產之間彼此關聯，且可相互組合，定性和定量結合的系統性評價方法將越來越受到關注。

三、相關碳無形資產及評價研究

（一）碳資產研究林輝（2009）認為碳資產指具有價值屬性的對象身上體現或潛藏的所有在低碳經濟領域可能適用于儲存、流通或財富轉化的有形和無形資產；張鵬（2009）認為碳資產是地球環境對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可容納量通過相關制度的分配而被企業擁有或控制的一種環境資源，隨著二氧化碳排放，資產會被消耗，這使得國內企業可通過實施節能減排來申請CDM項目實現盈利；仲永安等（2011）認為碳資產是人類通過法律建構，把碳排放這樣一個實質的人類活動變成一種抽象的、可分割、可交易的法律權利，由此出現市場主體之間的商業交易，形成了一個復雜的全球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碳排放權被視為一種有價產權；譚中明（2011）認為碳資產指在碳排放權交易成為現實后，擁有碳減排能力的企業也就因此而獲得碳資產帶來的經濟利益，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價值屬性，具備了資產的性質，故而形成碳資產；洪芳柏（2012）認為碳資產是以企業（或行業）為對象，用二氧化碳排放指標這種具有價值屬性，體現或潛藏可能適用于儲存、流通或財富轉化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并進一步解釋，在環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人為規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內的溫室氣體的排放行為要受到限制，由此導致碳的排放權和減排量額度開始稀缺，并成為一種有價產品，稱為碳資產。上述碳資產定義側重于宏觀碳排放權分配視角，忽略了對微觀企業內部碳減排真正原因的考察。對企業來說，碳排放權固然是碳資產，但那些導致二氧化碳減排的企業低碳戰略發展策略、碳循環機制、節能減排和生物吸碳發展策略、電子商務發展應用水平等才是企業能夠申報CDM項目、出售VER和“多余排放權”交易獲利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說，以減少碳排放為目的的有形和無形資產是企業應重視的資源，應成為碳資產的主要內容。萬林葳等（2010）的觀點較為全面：碳資產指企業由于實施具有溫室氣體減排效果的項目向大氣排放的溫室氣體的量低于政府規定的基準量而獲得的能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從企業的角度看，碳資產有兩類：一類是政府分配或配額交易獲得的排放額度。企業在規定的排放周期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不能超過該額度，否則將受到嚴厲處罰；如果沒有達到該額度，企業可將多余排放量出售獲得經濟利益。還有一類是投資型的碳資產，比如減排設備、生物吸碳機制、低碳策略、互聯網應用水平、碳標簽等，相對于第一類碳資產來說，這類型的碳資產貢獻企業的減排量，且持續地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企業應注重培育和挖掘投資性碳資產。

（二）碳資產其他領域這些領域包括碳交易、碳金融、碳排放權、CDM項目等。CameronHepburn（2007）通過分析京都協定書下三種靈活的碳交易機制，提出了未來的發展趨勢；謝懷筑等（2012）總結了碳金融的典型特征；王留之等（2009）提出了八種碳金融的創新模式：銀行類碳基金理財產品、以CERs收益權作為質押的貸款、融資租賃、保理、信托類碳金融產品、私募基金、碳資產證券化和碳交易保險；周飛（2010）對碳排放權交易進行了基本理論探索，通過對碳排放權的含義和性質分析，明確了碳排放權交易的內涵和特征，同時討論了我國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的必要性。

（三）最新碳無形資產研究進展前述文獻中提到的碳排放權交易、碳金融等大多具備無形資產的特征，屬于碳無形資產的范疇。TakashiKanamura（2007）探索性地對作為商品的碳資產進行分類，提出可把碳無形資產從碳資產中分離出來單獨研究；高喜超（2014）認為碳無形資產指具有低碳價值的無形資產，并把碳無形資產分為企業文化、人力資源等八類并運用AHP—ANN模型系統評價這些碳無形資產，最后進行了實證研究。文獻分析顯示，碳無形資產概念的研究剛剛起步，其分類和評估工作還不夠成熟，各類碳無形資產的深入研究工作迫在眉睫。

四、結論與展望

第4篇：碳減排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溫室氣體減排；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碳交易

最近，媒體紛紛報導了從2012年1月1日起歐盟將對所有飛經歐洲的飛機征收高額碳排放費的消息。確切的含義應當是歐盟將航空業納入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其實早在2006年歐盟委員會就提出立法草案，將航空業納入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到2008年11月19日，歐盟議會正式投票表決，通過了將航空業納入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的法律。根據中國民航局節能減排辦公室介紹，按照歐盟碳排放費的征收方法，我國民航業僅2012年將向歐盟支付約8億元，2020年超過30億元，9年累計支出約176億元，這樣將對發展中的我國民航業形成沉重的負擔。但是從國際溫室氣體減排的形勢來看，歐盟的這一舉措要求我國對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減排做出更加積極完善的應對策略。

一、歐盟把航空業納入其排放權交易體系溯源

歐盟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一直充當了國際領軍者的角色。歐盟是抑制氣候變暖的國際法規《京都議定書》的積極踐行者。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是一個總量控制和配額交易的強制排放交易體系（Cap-and-Trade），2005年1月，歐盟正式啟動了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該體系由歐盟和成員國政府設置并分配排放配額即歐盟排放單位（EUAs），形成國家分配計劃（NAPs）。所有受排放管制的企業，在得到分配的排放配額后，可根據一個年度的實際減排額度缺口或盈余進行配額買賣。如果實際排放水平超過其持有的排放配額而不從歐盟排放權市場上購買，企業將受處罰。此外，歐盟還允許受管制的企業通過使用CDM機制的核證減排單位和JI機制的減排單位來達到管制要求。

根據《歐盟排放交易指令》，歐洲碳交易體系分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從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為試運行階段。主要針對電力部門等高耗能工業部門，其排放量占歐洲排放總額的44%。第一階段歐盟委員會為27個成員國每年發放22.98億歐盟排放配額。考慮成員國的歷史排放、預測排放和排放標準等因素，歐盟12000個工業設施分到了減排額度。第一階段的配額免費，各國配額之和不超過《京都議定書》承諾的減排量；如果企業實際排放量小于分配的排放許可額，剩余部分可以進入市場賣掉；反之則要購買排放權，否則將受到重罰。歐盟委員會規定，在試運行階段，企業每超額排放1噸二氧化碳，將被處罰40歐元。在正式運行階段，罰款額提高至每噸100歐元，并且還要從次年的企業排放許可權中將該超額排放量扣除。2004年3月31日前，每個成員國應當按照Directive 2003/87/EC附件Ⅲ的要求提交國家分配計劃，把本國的排放控制總量及各相關設施分到的減排配額，以國家分配方案（NAP）形式報給歐洲委員會。第二階段是從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第二階段比第一階段配額有所削減，歐盟27國的排放上限是每年20.98億EUAs。

2008年11月19日，歐盟議會和歐盟委員會通過新法案決定將國際航空業納入到歐盟排放交易體系之中，該法案于2009年2月2日生效，并于2012年1月1日起開始實行排放交易。這一法案強行規定從2012年開始，不管是否為歐洲的航空公司，只要是降落在歐盟區域內的國際航班都必須遵守。自2011年3月起，全球飛往歐盟的航空公司都必須向歐盟提交監測報告，否則將得不到免費排放配額。到2012年，這些航空公司必須參與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以保證到2013年能夠分配到足夠的排放配額，否則將面臨巨額罰款，甚至被強迫停航。歐盟這個政策的一個核心概念是航空業排放配額（Aviation Emission Allowances，EUAs）。整個航空業的配額將以2004-2006年平均排放為基數，加上一個百分比。整個航空業在2012年的配額是基數的97%。對每個航空公司而言，其2012年的配額多少將根據該企業2010年的排放量在歐盟的總排放中所占的比例決定。2012年，85%的配額將是免費發放的。也就是說，如果某航空公司將維持2010年的航班次數，而且沒有成功的減少排放，那么它需要購買17.5%的排放權（1.00-0.85×0.97）。

二、歐盟把航空業納入其排放權交易體系的動因

歐盟把航空業納入其排放權交易體系，并不是草率之舉，而是有一些現實依據。

第一，全球氣候變暖目前已經成為氣候變化的主流觀點被世人所接受。全球氣候變暖目前是威脅人類生存的首要問題，也是人類面臨的最復雜和最難協調的問題。《京都議定書》是目前全球取得的最主要的談判成果，該議定書中確定的通過排放權交易進行減排的措施在一些國家進行了嘗試，歐盟就是碳交易減排的積極倡導者。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也成為全球最大、最有影響力的碳市場。

第二，在20世紀90年代的氣候談判中，航空業因為排放數量少，《京都議定書》沒有包含航空排放的具體規定，只是第二條第2款要求附件一國家應分別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和國際海事組織一起謀求限制或削減飛機和船舶用燃油產生的《蒙特利爾議定書》未予管制的溫室氣體的排放。由于航空業存在管轄權不明朗的問題，被區別對待。但令人意外的是，從1990-2000年，全球航空業的排放增長了90%，占到了人類溫室氣體排放的4%-9%。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歐盟減排努力的四分之一將付諸東流。而且航空業的單位排放量是各種交通方式中最高的，每升航空燃油能夠產生2.5kgCO2。據美國運輸部研究機關的專家測算，2000年全球飛機的二氧化碳排量為5.72億噸，2010年將增至6.05億-7.76億噸，2025年將進一步增至12.28億-14.88億噸，相當于2006年度日本全國的排量。因此，包括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在內的相關國際組織一直呼吁政府和航空公司合作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歐盟順應了這一發展趨勢，把航空業逐步納入了其排放權交易體系。

第三，可以解決歐洲航空業競爭力的實際問題。因為如果只有歐洲的航空企業需承擔溫室氣體的減排義務，而非歐盟的航空公司不承擔任何減排負擔，那么歐盟航空公司的運營成本將在同等條件下高于歐盟以外的航空公司。在已經競爭十分激烈的國際航空市場中，這個額外的碳成本將使歐盟航空公司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

第四，從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的現狀來看，該交易體系是2010年全球最大的碳市場，其交易額占到全球總交易額的64%，交易值為950億歐元（約合1340億美元）。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具有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交易主體覆蓋了歐洲主要的能源、鋼鐵、建材、造紙等行業的排放源12000多家。這兩個方面基本確立了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在目前全球碳交易市場上的引領者角色。從國際政治經濟角度來看，歐盟通過把航空業納入歐盟排放交易體系，可以確定歐盟在抑制全球氣候變暖和實施排放權交易方面的全球領導者的地位。

第五，通過在航空業中進行排放權交易全球化的試點，有可能為今后其他的全球性行業，如鋼鐵、能源產品、海運等排放權交易全球化積累經驗和鋪平道路。同樣重要的是，歐盟以市場為基礎的減排機制將帶動歐盟的一批新興企業，可以在未來全球碳市場中搶占先機，如碳檢測、報告和核查業務（MRV）、碳交易和碳金融業務。如這次歐盟把航空業納入排放權交易體系的數據采集方面，歐盟先是要求航空公司在2009年8月31日前向歐盟提交精確的碳排放數據，否則將無法獲得免費排放配額，并進一步要求其在2011年3月31日之前提交2010年的排放監測報告。在標準方面，歐盟于2009年4月公布了監測、報告、核查指南，對各類排放活動的計算提供了詳細的方法學。顯然，這些文件將成為航空業減排最權威的標準。所以，把國際航空業納入歐盟碳交易中心將鞏固和加強歐洲在全球碳交易市場中的主導地位。

三、我國航空業對被歐盟納入其排放權交易體系的應對

針對歐盟將航空業納入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這一舉措，2011年我國航空業才做出陸續的反應：2011年3月21日，中國航協公布了措辭強硬的反對聲明，強烈反對歐盟將我國民航納入其中，要求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區別對待；同時，我國的國航、南航、東航三大航空公司和海南航空計劃與中航協一起，共同向歐盟提訟，以避免明年起所有飛歐洲航線的航班被強征碳排放費。

我國航空運輸業協會和航空公司反對歐盟把我國納入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基于這樣兩個主要的原因：首先，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三條第一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抑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現實基礎，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公約》中明確指出，應當充分考慮到經濟和社會發展及消除貧困是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的首要和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其次，根據《京都議定書》，發展中國家并沒有溫室氣體減排的明確的數量限制。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目前并不承擔溫室氣體的減排的強制義務。但是，《京都議定書》的執行期限截至2011年12月31日。2012年以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依據至今懸而未決。

針對歐盟的這一舉措，我國航協和航空公司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應對：首先，我國航協和航空公司已經向歐盟法院提起了訴訟，并積極向歐盟委員會氣候行動署等機構據理力爭地進行磋商，這些行動一方面可以闡明我們對歐盟這一政策的立場，維護我們的利益訴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的運作實況，增加解決此類爭端的國際經驗。其次，從航空公司的角度來看，歐盟的這一舉措是針對全球的航空公司，美國航協和航空公司已向歐盟法院提出了訴訟并進行了雙邊磋商，如果美國的航空公司明年拒絕向歐盟繳納碳費，我國航空公司也會跟進。再次，如果歐盟單方面執行這一舉措，不接受我國航空公司的要求，我國航協和航空公司也可以建議和敦促我國政府對歐盟發往我國航班的航空公司征收報復性的關稅，以平衡雙邊的貿易爭端。最后，退一步的策略是：如果按照歐盟的要求進行減排，我國航協和航空公司和歐盟積極磋商，和國家發改委、林業部等部門積極協商，參加國內的自愿減排項目，如中國綠色碳基金的碳匯林項目等，作為這些項目產生的核證減排量的買方，抵消航空公司產生的實際減排量。

歐盟的這一舉措給我國的航空業乃至整個減排政策給予這樣的啟示――盡快建立我國的強制性碳交易體系。我國目前在溫室氣體減排的市場機制――碳交易方面缺乏相關的法律制度，也沒有建立其行之有效的碳交易體系。國內碳市場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等基本屬于嘗試運行的自愿減排市場，每年的成交量只有很少的幾筆。只有建立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強制減排市場，建立了完善的市場交易法律法規，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市場主體和規?；氖袌鼋灰琢浚哂型晟频慕灰琢鞒毯吞冀灰椎臋z測、認證等中介組織，這樣我國的減排政策和歐盟排放權交易體系才能對接，我國可以利用國內的碳市場交易體系，解決我國航空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甚至我國也可以采用同樣的做法，把歐盟等其他國家的航空公司納入我國的碳交易體系。

參考文獻：

1.楊志,陳軍.應對氣候變化:歐盟的實現機制――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體系[J].內蒙古大學學報,2010(3).

2.鄭爽.提高我國在國際碳市場競爭力的研究[J].中國能源,2008(5).

第5篇：碳減排的含義范文

舉目四顧，好些地方，青山不再青，綠水不再綠，河里流的是臭水，山上倒滿的是垃圾，滿眼都是白色的、黃色的、黑色的、紅色的廢水廢碴廢舊電池廢塑料……

你可知道，被你隨手丟棄的垃圾需要多久才才會分解？讓我來告訴你吧，塑料瓶：450年；易拉罐：200—250年；鐵罐頭盒100年；油漆過的木板：13年；棉織物：1—5個月；紙片：半個月。

地球只有一個。在可預見的未來，人類不可能找到第二個地球，并實施大規模移民。為了人類自己的生存，為了子孫后代的延續，我們必須善待地球，不再做傷害地球的事了。

為了地球的明天，請你節約用水，中國是缺水大國，好多地方人畜飲水十分困難。想想這些，你何忍心讓清清流水白白地從你手下流走？所以當你刷牙時，請關上水龍頭，等要清洗時再擰開；當你在身上涂抹肥皂時，請你關上淋浴龍頭，等要沖洗時再打開。

為了地球的明天，不要再亂丟垃圾，不要捕獵野生動物；不要亂采濫開礦產資源，不要污染環境，不要破壞生態平衡；為了地球的明天，請積極回收廢紙，盡量使用再生紙。你可知道，回收100千克廢紙能生產800千克的再生紙，這意味著可以少砍17棵大樹。過期的掛歷紙可以用來包書皮，你用過的課本可以留給低年級的同學再用。請記住，即使是一張廢紙，還可以再生兩次。

為了地球的明天，請你理解和支持家庭垃圾分裝。如果我再告訴你，回收23.5萬噸廢鐵，可以建造36個埃菲爾鐵塔；回收6000噸廢鋁，可以生產74架空中客車飛機；回收120萬噸玻璃，可以建造254個羅浮宮玻璃金字塔，那么請你想一想，就因為你懶于分揀，被你隨手扔掉的將是我們人類生存的地球?。?/p>

低碳生活走近你我他

對于低碳生活，人們遭遇著類似的尷尬：知道保護環境的重要，也知道保護環境人人有責，但是，為了提高生活質量，卻不得不以增加碳排放為代價。專家指出，盡管人們不能避免碳排放，但卻可以減少碳排放。每個人都不可能過“零碳”的生活，在資源匱乏的當下，我們要做的是，把有限的資源用于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限制奢侈浪費。同時，養成“低碳生活”理念，在可選擇、可替換的條件下，首選自然、環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其實，加入到低碳一族當中并非難事，“低碳生活”細節貫穿在家居生活的各個環節，就拿日常生活用電來說：家用電器的插頭插座接觸良好才能節電；電水壺的電熱管積了水垢后要及時清除，這樣才能提高熱效率；熨燙衣物最好選購功率為500瓦或700瓦的高溫電熨斗，不僅升溫快，還能節電；所有的家用電器盡量不使用“聲控、光控、遙控”等作為控制開關，這樣可節電10%～15%。這樣看來，每個人都能為控制全球氣候變暖做出積極的貢獻。

或許有人認為，即使自己“低碳”了，也擋不住工礦企業的違規排放。但是，冰川融化、氣候惡化，每個人都將受到懲罰。“低碳生活”帶來的其實是一種新的生活質量觀。需要厘清的是，過“低碳生活”，并不是意味著就不能開車、住大房子、享受空調了。低碳的真實含義是要給人們身體健康提供最大的保護和舒適感，對環境影響更小或有助改善環境。如歐洲現在建設了很多零排放建筑，隔熱效果非常好，在自然通風的條件下，隔熱層可以把室內溫度調控到一個合適的水平，且能保持很長時間。在交通領域，可以開發太陽能汽車、生物燃料汽車等，同時大力發展公共交通。

事實上，每一個普通公民在舉手投足之間就可盡享“低碳生活”。倡導低碳生活方式的公益環保網站“互聯網森林”的首頁上列出的平易近人的10件減排案例就生動有趣：少用一個塑料袋，減排二氧化碳0.1克；5層以下，以爬樓梯代替坐電梯，每次平均可減排二氧化碳600克；選擇應季蔬菜水果，每千克減排二氧化碳400克；夏季空調調高1℃，平均每臺每天可以減少排放175克二氧化碳；一棵樹，一年可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這些告訴我們，低碳生活就在我們身邊，節約每一張紙、每一度電，裝修中少用裝飾燈、選用節能燈管，都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在剛剛結束的哥本哈根的氣候會議上，我們深深感受到各國領導對氣候環境的關注。為了保護環境，減少碳的排放，我由此聯想到我們生活的衣食住行。

衣：少買不必要的衣服。一件普通的衣服從原料到成衣再到最終被遺棄，都在排放二氧化碳。少買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就可以減少2.5千克二氧化碳的排放。另外，棉質衣服比化纖衣服排碳量少，多穿棉質衣服也是低碳生活的一部分。

食：多吃素。生產1千克牛肉排放36.5千克二氧化碳，而果蔬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僅為該數值的1/9。另外本地的果蔬和水也比外地運輸來的排放二氧化碳量小。此外，低碳飲食還包括適量喝酒，如果1個人1年少喝0.5千克酒，可減排二氧化碳1千克。

?。哼x擇小戶型，不過度裝修。減少1千克裝修用鋼材，可減排二氧化碳1.9千克；少用0.1立方米裝修用木材，可減排二氧化碳64.3千克。

用：節電、節水。以11瓦節能燈代替60瓦白熾燈、每天照明4小時計算，1支節能燈1年可減排二氧化碳68.6千克；隨手關燈減排二氧化碳4.7千克。如果每臺空調在26℃基礎上調高1℃，每年可減排二氧化碳21千克。此外，少用1個塑料袋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0.1克；只要少用10%的一次性筷子，每年就能減碳10.3萬噸；少用電梯，合理使用電視、冰箱、電腦等電器，及時切斷其電源。工作時，單面紙要重復利用，能電子化辦公的少用紙張。

行：少開車，選小排量車。每月少開一天，每車每年可減排二氧化碳98千克，如果出行選擇公共交通工具或自行車，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會更少。此外，排氣量為1.3升的車每年減排二氧化碳647千克。通過及時更換空氣濾清器、保持合適胎壓、及時熄火等措施，每輛車每年減排二氧化碳400千克。不僅要低碳還要碳補償

本次峰會上，不少國家紛紛宣布自己的減碳目標。中國外交部公布消息稱，經過國務院決定，到2020年中國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減少40%-45%。

此前，為了減碳，中國一直在行動。2008年，"中國低碳發展項目"啟動，低碳城市建設在我國正式起步，上海和保定兩市成為首批試點城市。此外，日前中國國家林業局副局長祝列克說，從1980年到2005年，中國通過植樹造林等工作減少的碳排放超過50億噸。

在民間，也有越來越多的普通百姓加入到低碳生活的隊伍中來了。不久前一項涉及1.5萬人的網絡低碳調查顯示，73.08%的人有雙面使用紙張的習慣，83.33%的人自備購物袋，79.49%的人能自覺地把空調溫度調到26℃，83.34%的人愿意參加環保志愿者組織的環保活動。而且，不少人會記下自己的"碳足跡"，并由此督促自己減碳。有的人會與別人分享自己的減碳小妙招，而且還經常參加"舊物交換"、"綠色出行"等活動。此外，低碳房屋、低碳服飾、低碳汽車等也更多地融入到生活之中。

此外，國外的一些減碳做法也值得借鑒。日本和歐盟已經全面禁用白熾燈了，以歐盟為例，家家戶戶使用節能燈后將減排3200萬噸二氧化碳。

只有我們每個人都能從小事做起，人人爭當低碳環保的市民。

低碳生活是一種非常環保、文明的生活方式。節水、節電、節油、節氣，可以幫助我們將低碳生活變為現實。

現在我們國家對全世界公開承諾減排指標，決定到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低碳時代已經如約而至，正在改變著我們的生活。"低碳"就在我們身邊。夏天，我們在家用空調時，不要長時間開著，用了幾個小時后，就關掉，再開電風扇。這樣就能省50%的電；在冰箱內放食物時，食物的量以占容積的80%為宜，用塑料盒盛水制冰后放入冷藏室，這樣能延長停機時間、減少開機時間，更節電；用微波爐加工食品時，最好在食品上加層無毒塑料膜或蓋上蓋子，這樣被加工食品水分不易蒸發，食品味道好又省電；開車時盡量避免突然變速，選擇合適檔位，避免低檔跑高速，定期更換機油，輪胎氣壓要適當和少開空調。短時間不用電腦時，啟用"睡眠"模式，能耗可下降到50%以下；關掉不用的程序和音箱、打印機等設備；少讓硬盤、軟盤、光盤同時工作；適當降低顯示器的亮度。

平時我們勤動手動腦，也可以實現"低碳"。一般家庭都有很多廢棄的盒子，如肥皂盒、牙膏盒、奶盒等，其實稍加裁剪，就可以輕松將它們廢物利用，比如制作成儲物盒，可以在里面放茶葉包、化妝品之類的物品；還可以利用方便面盒、罐頭瓶、酸奶瓶制作一盞漂亮的臺燈；喝過的茶葉渣，曬干做一個茶葉枕頭，既舒適還能改善睡眠……

另外，將普通燈泡換成節能燈，盡量步行、騎自行車或乘公交車出行，隨手拔下電器插頭……你看這些看似不經意的小事，都是在為"減碳"做貢獻。

我們應該從節電、節水、節碳、節油、節氣這種小事做起，低碳生活是我們要建立的綠色生活方式，只要我們去行動，就可以接近低碳生活，達到低碳生活的標準。"總之，低碳生活，既是保護環境，也是拯救自己。"

那么對于我們小學生來說，還有其它降耗低碳的好方法嗎？來看看我的建議吧。

紙張的雙面使用，節約用紙；不用一次性的筷子和一次性的飯盒；不用一次性的塑料袋；減少糧食的浪費；隨手關燈，隨手關好水龍頭。使用手帕，少用紙巾……

第6篇：碳減排的含義范文

德班平臺談判旨在建立2020年后適用于所有國家的減排制度框架，世界各國都需要采取大力度減排行動?！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奠定了世界各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原則和制度基礎。但在當前國際談判中，不同國家責任和義務的分擔仍然是矛盾的焦點，反映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同的利益關切。氣候變化危及全人類生存發展，任何國家都不能幸免，應對氣候變化也必須各國共同努力，少數國家也難以獨擋大任，只有合作才能共贏。所以，氣候變化談判不應是“零和博弈”，更不是“囚徒困境”，而是共同目標和共同利益下的合作博弈，合作對彼此都可以創造更大的利益。當前國際談判中的核心問題其一是如何體現“公平”的原則，其二是如何實現合作共贏。新國際減排制度的建設不應局限于各國減排責任義務的分擔，而是突顯各國共同行動目標下合作共贏的空間和機會，探索各國合作共贏的國際機制和合作方式，這正是需要新氣候經濟學研究和解決的迫切問題。在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行動中，既要關注代際間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問題，使當代的發展不能犧牲后代的發展和福祉，必須為后代的發展留有充足的資源和環境空間。另一方面，更要強調對當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消除貧困的迫切需求，要注重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國別公平和人際公平。因此，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制度建設一方面要促進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為后代留有充分的發展空間，保證“代際公平”。另一方面，要加強統籌協調全球范圍內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這三大支柱間的關系，使世界不同國情和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都有公平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機會，促進“國別公平”和“人際公平”。要探討世界范圍內實現可持續發展、向生態文明過渡的途徑和發展方式。工業文明可以在少數國家率先實現，而使全球付出巨大資源和環境代價。生態文明則是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形態，必須各國共同努力，必須使大多數國家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途徑，才能從根本上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生態危機。因此，新氣候經濟學不再只注重當代與后代以及國別之間減排責任義務分擔的公平性及分配方法學，更重要的是尋求各國合作共贏的方式，共同創造和分享實現綠色低碳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經驗、技術和機會，促進世界各國共同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路徑，促進全球向生態文明邁進。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是世界范圍內的可持續發展，國際氣候制度的核心也應是促進各國形成經濟社會發展向綠色低碳轉型的體制和機制。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將引發新的經濟技術競爭，先進能源技術將成為國際技術競爭的前沿和熱點領域，作為世界大國戰略必爭的高新科技產業，也將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新的市場和新的就業機會。低碳技術和低碳發展能力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一個國家抓住了機遇，順應了潮流，就會順勢發展強大，否則會被邊緣化甚至落后。新國際制度要著眼于推動世界低碳發展的潮流，形成新的競爭機制和規則，使低碳發展不僅是實現國際氣候協議規定的減排目標，而是提升自身可持續發展競爭力驅動下的主動行為。這種機制下包括建立國內或區域性碳市場，在工業、交通、建筑等領域和行業制定嚴格的能效標準，征收碳稅等政策和措施，以有效的制度、政策手段和市場機制促進企業和全社會的自覺行動，而不僅僅著眼于各國減排目標的確立和各自責任和義務的分擔。

在公平國際制度和合理分配碳排放空間的前提下，各國也存在合作共贏的空間和機會。雖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對發展中國家因氣候變化蒙受的損失和損害給予補償，是發達國家因其歷史責任應盡的義務。但在實現機制上，也必須尋求共贏的途徑和互惠的局面。如何發揮碳生產要素的價值和減排CO2的協同效應，促進國際技術合作和技術轉讓，是實現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共贏的關鍵。全球實現控制溫升2℃目標下碳減排路徑的成本越來越高，標志著碳排放額度的影子價格也將呈較快上升趨勢，有研究估計2030年每噸CO2的價格將達50－100美元，這將使減排技術有更大效益和推廣空間。要充分利用碳減排信用的價值，發達國家無償或優惠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該技術在發展中國家推廣后產出的減排信用，可部分歸技術提供方所有，用來抵償其在本國的減排指標或在相關碳市場出售，使其知識產權的轉讓以碳信用方式得到回報。這是一種基于技術轉讓的類似于CDM的合作機制，可稱為T－CDM。通過這種機制，發達國家企業擴充了市場，得到應有經濟回報，而發展中國家也得到技術，促進發展中國家減排和可持續發展。同時減排技術推廣也促進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發揮碳減排信用的價值和碳市場作用，也緩解了發達國家直接出資支持技術轉讓的困難。打造這種雙贏和多贏局面，關鍵在于國際制度的設計和各國政府的推動，使碳生產要素價值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T－CDM機制可在雙邊或多邊推進和試行。另一方面，各國都可以發揮碳價和碳市場的作用，碳減排信用量的價值貨幣化，增加了減排措施的經濟回報，引導社會投資和減排技術的推廣。新國際制度應以全球實現控制溫升2℃為目標，研究不同地區有區別的碳價政策，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促進全社會減排。

2碳排放空間越來越成為緊缺資源和生產要素，要研究和發展大力提升碳生產率的途徑和評價方法學

自工業革命以來化石能源消費中CO2排放的累積，導致大氣中溫室效應增強，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形成嚴峻挑戰。當前人類社會必須探索在有限碳排放空間范圍內，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所以要把有限的碳排放空間作為緊缺資源和生產要素，大幅度提高單位碳排放的產出效益。如同工業革命中大幅度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一樣，在向生態文明轉型過程中，也必須大幅度提升碳生產率，因此要發展提升碳生產率的理論和方法學。碳生產率定義為一段時期內國內生產總值(GDP)數量與同期CO2排放量之比，與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互為倒數，反映了單位CO2排放所產出的經濟效益。碳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可以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和成效。碳生產率的概念于1993年由Kaya和Yokobori提出。近幾年，很多研究者關注CO2排放總量控制與提高碳生產率的關系。英國前首相Blair及其領導的氣候組織基于碳生產率和其他方面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解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走出困境的建議。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越來越緊迫的形勢下，碳排放空間將成為比勞動力、資本以及土地等自然資源更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已成為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對策，這也是低碳經濟的核心內涵。全球實現控制溫升不超過2℃目標，到2030年碳排放量要比2010年減少15%－40%，相應碳生產率需提高2－3倍，平均年提高率要達3．5%－5．0%，遠高于工業革命以來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而從1990－2010年，全球碳生產率年提高率僅為0．7%，附件I國家也只有2．0%。未來10－20年是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的關鍵時期，否則203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會付出更大代價。碳生產率的年增長率可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的一個重要指標。根據碳生產率定義和相關數學關系，有:碳生產率年提高率≈GDP年增長率+CO2年減排率碳生產率的年增長率可近似表示為GDP年增長率和CO2年減排率之代數和。其經濟學含義即為，以提高碳生產率的途徑減少CO2排放，碳生產率的提高首先要抵消GDP增長所引起的CO2排放量的增長，然后才能降低現有的CO2排放水平［10］。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由于所處發展階段不同，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所遇到的問題、難點、重點和措施也不同。新興發展中國家處于工業化、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GDP以較快速度增長，提高碳生產率主要是抵消或減緩經濟快速增長中新增能源需求的CO2排放，其措施主要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強技術創新，走低碳經濟發展道路;發達國家在目前高經濟發展水平和高人均能源消費水平下，GDP增長緩慢，提高碳生產率主要是降低當前過高的CO2排放水平，其措施主要是改變奢侈型消費模式，在保障高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下，大幅度降低CO2排放。從2005－2010年，氣候公約附件II發達國家碳生產率的年提高率平均為2．36%，其GDP年均增長率僅為1．05%，碳生產率的提高抵銷GDP增長新增CO2排放外，尚能使CO2排放總量總體下降，其年下降率亦達1．28%。而同期中國碳生產率年增長率水平為4．9%，遠高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但由于GDP快速增長，年增長率達11．2%，碳生產率的提高尚不能抵銷新增GDP引起的CO2排放，CO2排放總量還要上升，年增長率達6．0%。發展中國家在GDP快速增長的工業化階段，盡管大幅度節能和改善能源結構，碳生產率提高幅度遠大于發達國家，但GDP快速增長仍會使CO2排放量有所上升。所以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階段特有的國情和特征，在減排CO2方面面臨更為艱巨的任務。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當前碳生產率絕對水平仍然很低，2010年中國GDP約占世界總量的11．5%，而CO2排放量占世界23．8%，碳生產率約為世界平均水平1/2。2010年我國與日本GDP總量相當，而CO2排放則約為日本的6．4倍，碳生產率水平不及日本的1/6。所以，提高碳生產率仍有較大空間和余地，這也是中國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對策和重要著力點。

提高碳生產率的途徑，其一是節約能源，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單位GDP的能源強度;其二是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結構的低碳化，降低單位能耗的CO2強度。兩個因素迭加，可降低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即提高碳生產率。根據定義和相關數學推導，有如下關系:碳生產率年提高率≈GDP能源強度年下降率+單位能耗CO2強度年下降率據此可分析節能和能源替代各自對CO2減排的貢獻率。從1990－2010年，附件I國家GDP能源強度年下降率為1．72%，單位能耗CO2強度年下降率為0．35%，對碳生產率年提高2．07%的貢獻率分別為83%和17%，節能和提高能效發揮了主導性作用。未來隨著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一些能源構成中比重的增加，能源替代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當前全球和國別的CO2排放峰值問題備受關注，全球和主要國家的CO2排放必須盡快達到峰值，才能實現控制溫升不超過2℃目標。CO2排放達到峰值，即其年增長率為零，根據上述關系，碳生產率的年提高率需大于GDP年增長率，即成為CO2排放達峰值的必要條件，即:碳生產率年提高率＞GDP年增長率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GDP年均增速都較高，單位GDP的CO2強度年下降速度盡管較大，但也難以超過GDP的增速，所以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CO2排放仍需有所增長而難以達到峰值。根據這個必要條件，可分析CO2排放達峰值的規律。首先，CO2排放峰值均出現在一個國家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階段之后，其GDP年均增速放緩(一般不高于3%)，經濟趨于內涵式增長，能源消費彈性處于較低水平(不高于0．4)，GDP能源強度呈持續下降趨勢。例如歐盟(15國)1980年CO2排放達峰值時，人均GDP(2000不變價)達14200美元。1973－1990年，GDP年增長率為2．43%，能源消費彈性為0．32;1990－2010年，GDP增長率為1．77%，能源消費彈性為0．30，均處于較低水平。能源消費平均增長率也相對很低，分別為0．77%和0．53%。期間再加上能源結構的調整，單位GDP的CO2強度年下降率分別達2．75%和2．02%，高于同時段GDP增長速度，所以CO2排放量可實現峰值并持續下降［11，13］。1973－1990年，美國盡管單位GDP的CO2強度年下降率達2．69%，但由于其間GDP年均增速高達2．93%，所以其CO2排放仍持續上升，到2007年才達到峰值。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由于潛在GDP增速較高，盡管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下降較快，但CO2排放仍會呈較快增長趨勢。發達國家CO2排放峰值后，GDP年均增長率一般不高于3%，能源消費年增長率一般不高于1%。其碳生產率年提高率不足3%，仍可使CO2排放總量呈緩慢下降趨勢。中國加大節能和能源替代力度，2030年前后CO2排放有可能達到峰值，峰值時GDP增速仍可維持4%－5%左右的水平，并支持能源總需求量1．5%－2．0%的速度增長，所實現的碳生產率提高率應達約4．5%，實現CO2排放達峰值后，仍可比發達國家保持更大的發展空間和余地［14］。因此，尋求比發達國家更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的途徑，是新興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減緩CO2排放的根本戰略選擇，也是實現經濟增長與減排CO2兩個目標的協調統一的根本對策。

3能源體系變革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根本途徑，要研究推動新能源變革和技術創新的理論方法與實施機制

全球減排CO2的緊迫形勢，推動了能源體系的革命性變革，大國能源戰略也出現新動向。其一是更加注重節能和提高能效。20世紀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后，發達國家把節能視為與煤炭、石油、天然氣和核能并列的“第五大能源”，當前又把節能放在比開發更為優先的地位，將其視為“第一大能源”。在工業、交通、建筑等領域實施越來越高的能效標準，確立節能目標。例如歐盟制定了到2020年能效提高20%的目標。當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能源消費量大都呈現不斷下降趨勢，而其經濟仍在持續增長。其二是加速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結構的低碳化。全球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和地熱能等非水可再生能源供應量2012年比2007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速19%，遠高于全球能源總消費量2．0%的增速。2012年與2007年相比，OECD國家能源總消費量減少4．1%，煤炭和石油消費量分別減少12．5%和9．0%，而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則分別增長2．8%和92%。英、法、德等歐盟主要成員國都制定了2050年電力80%以上來自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目標，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產業將面臨快速發展的新局面。在化石能源中，天然氣是比煤炭、石油更為清潔、高效的低碳能源，其產生單位熱量的CO2排放比煤炭低40%以上，用天然氣替代煤炭也是促進能源結構低碳化的重要選項。特別是美國頁巖氣開發技術的突破，2012年與2007年比較，天然氣產量增長25%，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也由25%上升到30%。相應的美國煤炭消費量下降23．6%，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比重也由24．3%下降到19．8%，單位能耗的CO2排放強度下降11．2%，能源消費總量下降6．9%，而CO2排放總量下降11．2%。世界范圍內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變革趨勢日益明顯和加速，到本世紀末全球必須實現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可持續能源體系，完成能源體系的根本性轉型，使CO2排放趨近于零，才能實現控制溫升不超過2℃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目標。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也取得顯著成效，其在一次能源中比重已由2005年6．8%增加到目前的10%。到2020年將實現15%的目標，其年供應量將超過7億tce，相當于日本或德國加英國目前的能源總消費量水平，屆時水電總裝機將達3．5億kw，風電裝機將達2億kw，太陽能發電裝機也將上億kw?？稍偕茉窗l展規模和新增投資均將位于世界前列。2030年其比重可達或接近25%，2050年可超過1/3，煤炭的比重也將下降到1/3以下，為本世紀末實現全球CO2趨于近零排放的目標奠定基礎。當前世界范圍內已出現由以化石能源為支撐的高碳能源體系逐步向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新型低碳能源體系過渡的趨向，并將引發新的經濟技術的重大變革。

大力促進能源轉型，也是發展中國家在滿足隨經濟社會發展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前提下，減緩CO2排放增長，使CO2排放量盡快達到峰值并開始下降的主要途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可降低單位能耗的CO2排放強度，并可逐漸使新增能源需求逐漸由非化石能源供應量增長滿足，使CO2排放達到峰值。與上節中碳生產率的定義推導類似，可得到CO2排放達峰值的第二個必要條件:單位能耗CO2強度年下降率＞能源消費年增長率由該式可見，在單位能耗的CO2強度年下降率大于能源消費年增長率情況下，CO2可達到峰值。也就是說，在隨經濟社會發展對能源需求增長速度較高情況下，實現CO2排放峰值需要更大的能源替代力度。由于能源結構向低碳化變革，可使CO2排放總量達峰值時間一般早于能源消費總量達峰值時間。自上世紀70年代初以來，發達國家由于核電、水電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能源結構的改變使單位能耗的CO2排放強度降低，所以在CO2排放達峰值后，能源總需求量的上升由非化石能源的增長來滿足，使能源消費總量的峰值時間滯后于CO2排放的峰值時間。1980年歐盟(15國)CO2排放即達到峰值;1980－2005年，其能源消費的CO2排放強度年下降率為1．0%，略高于能源消費年均增長0．9%的水平，所以CO2排放量呈緩慢下降趨勢而能源消費量則持續上升，直到2005年其能源消費量才達到峰值，滯后25年。發展中國家憑借后發優勢，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在非化石能源比重較高且持續快速增長情況下，可盡快使非化石能源供應量滿足總能源需求，從而使CO2排放峰值時間較大地早于能源總需求峰值時間，且早于發達國家峰值時發展階段出現。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體系轉型，在減排CO2同時，也是各國突破國內資源環境制約、保障能源供應安全的內在需要，是各國實現可持續發展共同的戰略選擇，具有節約資源、減少環境污染、保護生態環境的多重功效。據測算，中國每減少1t煤炭的生產和消費，其間接環境與健康效益可達約100美元，與當前煤炭價格相當。因此要充分發揮CO2減排的協同效應，分攤CO2減排成本，促進減排技術的推廣。要充分發揮和挖掘各國節約能源、促進能源替代的內在驅動因素，調動其內在積極性促進減排。例如歐盟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減少對石油、天然氣的依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提高能源自給率、保障能源安全的考慮，美國制定電站CO2排放標準，也有支持頁巖氣開發和利用的政策考量。中國東部地區限制煤炭消費總量，首先是出于對霧霾的治理。突出和加強各國在可持續發展優先領域政策和措施對減排CO2的協同效應，更容易被廣泛接受和取得成效。應該密切結合，不宜過多強調各國的減排措施和行動的額外性。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與國內可持續發展在政策措施上有高度一致性，要全面統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造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與國內可持續發展的雙贏局面。

要研究和發展依靠市場促進CO2減排的理論和機制，要發揮碳價和碳市場的激勵作用。碳市場機制的建立，使碳減排信用價值得到體現，先進能源技術的減排效果獲得進一步的經濟回報，提高其市場競爭力。而且碳市場的機制也向企業和金融機構展現出未來低碳發展趨勢和潮流，先進減排技術將有更好的發展前景和市場需求，激勵企業低碳技術創新，金融投資向低碳技術傾斜。同時碳市場建立促進了對企業碳排放MRV體制的建立，促進企業和公眾承擔社會責任。對碳市場不宜過多強調其價格和交易量，而更要看重其減排效果和對減排機制的促進作用。在全球能源體系變革大趨勢下，能源戰略要改變單純保障供給的傳統思路，在推進建設生態文明的形勢下，不能再單純把資源環境作為一種約束條件來考慮，而要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作為與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同等重要的目標來權衡。所以中長期能源戰略在保障供給的同時，也必須調控和引導需求，強化節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的產出效益。同時大力推進新能源技術創新，促進能源結構的低碳化，全球能源變革的趨向，使未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創新和發展速度可能會超出今天的預估和想象，將呈加速發展的態勢。到本世紀中葉，全球可實現大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標，使其成為在役主力能源，到本世紀末，全球將最終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可持續能源體系，能源供給將不再依賴地球有限的礦物質資源，而其CO2排放也趨近于零，從而最終實現保護全球氣候、實現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4消費方式的轉變是向低碳社會轉型的關鍵，要發展和倡導生態文明下新的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

觀念轉變對一個國家在新型能源體系革命中能否成功實現轉型起著關鍵性作用，而各國發展方式和消費方式的轉變速度和程度也可能成為重塑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引領了上世紀后半葉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但其以高能源消費為支撐的社會消費方式也給當前向新能源體系過渡帶來了困難。當前，美國和歐盟、日本的人均GDP差別不大，但美國人均能耗高達10．2tce，是歐盟的2．1倍，是日本的1．8倍。尤其是美國人追求大面積住房、大排量汽車和過分物質享受的奢侈浪費的消費方式，不僅使國家和大多數民眾入不敷出，經濟發展缺乏持續投入，而且成為人均能源消費和人均CO2排放最高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更為糟糕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經濟快速發展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少數先富裕的人群大都以美國人的消費方式為榜樣，對大面積豪華住房、大排量高檔汽車和奢侈型物質消費品的追求也在引領這些國家的時尚，使其沿襲美國高碳排放消費方式。加強對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的引導，是促進低碳社會建設的關鍵。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建設生態文明，也必將伴隨社會對財富觀、福利觀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傳統鼓勵獲取物質財富并獨占排他的財富觀和追求物質享受的生活質量觀念將越來越受到質疑。環境和生物圈意識的覺醒使人們越來越重視生態保護和環境質量，發展了社會財富和集體觀念的思維方式。全球氣候變暖將帶來暴雨、干旱、臺風等極端氣候事件和水資源短缺、疾病傳播、海平面上升等災難和負面影響，任何國家都無法幸免。大氣環境質量惡化和水資源的污染，任何個人都不能獨善其身。每個人的消費方式也都會直接影響他人的福祉，私人汽車排出的CO2也將累積在大氣中發揮溫室效應，尾氣排放形成的PM2．5也會成為都市霧霾天氣的一個根源。在滿足基本物質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清潔的空氣、干凈的飲水、宜居的環境已變得比個人物質享受更為重要。高水平的生活質量是大家的共同體驗和共同利益，孤立排他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得到真正高質量的生活。所以，要倡導合作意識，要把低碳消費作為社會公德，規范和制約公眾的社會行為，要引導全社會形成由片面追求經濟產出和生產率為核心的工業文明發展理念轉變到人與自然、經濟與環境、人與社會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的發展理念;由過度追求物質享受的福利最大化消費理念轉變為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和文化文明的健康、適度的消費理念。以觀念的創新引導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型。

第7篇：碳減排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EKC；制造業；碳排放；Stirpat模型

中圖分類號：F426 文章標識碼： 文章編號：

引言

在經濟的碳排放中，工業占據著較大的比例。據周德群（2011）[ ]的測算，2007年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占全部排放的71.6%，超過三分之二。而制造業的碳排放水平又在工業中占據首要位置，據涂正革（2012）[ ]的測算，制造業的碳排放占據工業總排放的三分之二。所以，要減輕整個經濟的碳排放，制造業的碳減排問題需要首先得到解決。

研究制造業行業的碳減排問題，需要總結碳排放的規律，從而利用該規律來達到減排目的，EKC便是既有研究中碳排放的重要規律之一。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即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最早是由Grossman等（1991）[ ]發現，主要含義是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倒U型”的關系，由于該形狀與Kuznets（1955）提出的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曲線，即庫茲涅茨曲線形狀類似，所以被命名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即EKC。此后，該曲線的存在性和形狀一直被廣為研究，比如Selden等（1994）[ ]等都通過檢驗發現該曲線的存在性。然而，這些研究都是針對整個經濟體的研究，并沒有探討某一單獨行業對該曲線的適用性問題。本文將利用我國制造業的行業數據，探討我國制造業EKC的存在性，從而為我國制造業的碳減排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1. 已有的文獻綜述

Grossman等（1991）首次發現了在經濟發展中，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的關系。之后的諸多學者對該曲線的存在性及形狀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討。Shafik（1994）[ ]，Seldon等（1994），Dietz（1997）[ ]等通過實證檢驗發現了“倒U型”EKC的存在。而Agras等（1999）[ ]，Roca等（2001）[ ]，Azomabou等（2006）[ ]，Richermond等（2006）[ ]，He等（2009）[ ]， 夏艷清（2010）[ ]都未證明EKC的存在性。比如，世界銀行（1992）和Shafik（1994）都否定了EKC的存在，認為二者呈現線性關系，不存在拐點。

在EKC的形狀上，Seldon等（1994），Dietz（1997），許廣月（2010）[ ]，付加峰等（2008）[ ]，李鍇等（2011）[ ]研究發現為倒U型，而且都給出了拐點值。具體來看，Dietz（1997）將已有的impat模型改進為對數估計模型，從而方便研究環境影響與人為影響變量之間的非線性關系。Holtz等（1995）[ ]研究發現EKC存在，但拐點大大超過了區間范圍。除了“倒U型”形狀之外，部分其他學者認為存在著其他形狀，比如邵帥等（2010）[ ]認為二氧化碳與經濟增長之間是一種三次方的形式。國內學者何小鋼等（2012）[ ]研究發現中國工業的庫茲涅茨曲線呈“N型”，存在重組效應。韓玉軍等（2009）[ ]認為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EKC形狀表現不同。

在對制造業行業內的EKC的研究方面，相關研究和探討都較少。黎曉青（2012）[ ]通過建立二氧化碳減排約束條件的經濟增長模型以及我國制造業對碳排放的作用機制，從理論與實證的角度分析了產業增長、資本投入、技術進步、能源強度等因素對制造業碳排放的影響，并且實證發現制造業的發展與碳排放之間存在“N型”的三次曲線關系。本文將通過根據我國制造業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測算數據對我國制造業的EKC的存在性及其形狀展開探討，以期能得到制造業碳減排有價值的思路和方向。

2. 我國制造業碳排放的測算

2.1 碳排放測算方法-參考方法

二氧化碳的排放測算歷來是碳排放領域的一個最基礎的方面。對于此測算，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提供了一套操作性較強的參考方法。參考方法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測算，即假設能源一旦被某一部門消費，或者被轉移，或者以氣體的形式排放到大氣中。參考方法的基本公式為：

（1）

其中， ：二氧化碳排放量（Gg，即千噸）； ：表觀消費量， =產量+進口-出口-國際燃料艙-庫存變化 ； ：轉換因子（根據凈發熱值轉換為能源單位（TJ）的轉換因子）； ：能源 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單位為kgCO2/TJ（TJ為萬億焦耳）。

2.2 測算

根據參考方法，計算需要能源的消費量，發熱值以及碳排放系數。能源的消費量數據來自歷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的實物量，發熱值和碳排放系數來自IPCC清單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如表1所示。其中，化石能源類別在1991～2009年為16種，2010年開始增加至25種。

經過測算發現，我國制造業的碳排放量由1991年的11.01億噸，上升到2012年的60.4億噸，增長接近450%。而制造業的總碳排放平均占到工業總排放的80%以上。制造業的碳排放階段性變化基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1～2001年，該階段的碳排放相對平穩，基本控制在16億噸的排放量之內，平均年增速在11%左右。第二階段為2001～2007年，該階段為穩步較快增長階段，平均年增速在14%左右。第三階段為2008～2012年，該階段為快速增長階段，由2008年的14.79億噸增至2012年的60.4億噸。

圖1 1991-2012年我國工業及三大子行業CO2排放量走勢圖（單位：億噸）

分行業來看，平均排放最高的三個行業為黑色金屬冶煉，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品制品業，平均占到制造業總排放的66%。而平均排放最少的為家具制造業，皮革、毛皮、羽絨及其制品業，以及印刷業、記錄媒介的復制，三者合計僅占到制造業的0.4%。

3. 我國制造業的EKC實證研究

3.1 EKC于制造業行業適用性探討的合理性

EKC理論表明，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存在一種長期的變動關系規律。既有的研究認為，在一個國家經濟體總量上，該規律存在。這種規律背后的支撐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經濟體內部所產生的其他變動帶來的有利因素。比如，經濟總量在提高的過程當中，會有一些必然的規律，比如國家的城市化水平提高，而這造成經濟結構中，第三產業的比例上升，其他產業的比例下降。而第三產業的碳排放水平要低于第二產業，尤其是像旅游業這種“無煙產業”。所以，這推動著碳排放量的下降。然而， 我們無法排除，在不同行業之間經濟結構優化的同時，某個行業內部細分子行業結構優化所帶來的推力。比如，在制造業內部，同樣存在著高碳行業，低碳行業，而且相差較大，這一結構在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或許也存在優化的可能。所以，不能排除EKC于制造業行業的適用性。

3.2 指標與模型

分析的模型與流程我們采用Shafik等（1992）的建議，先設定三次項的方程形式，如果三次項的系數不顯著，那么剔除三次項，改為二次項的方程形式。如果二次項的方程系數不顯著，則剔除二次項，改為一次項的方程形式。當然，根據不同的方程形式，可以有不同的EKC形狀，比如若為三次項方程形式，那么形狀應為“N型”，或“反N型”，或“～型”。若為二次項方程形式，那么形狀應為“倒U型”或“U型”。具體來看，模型可以寫為：

（2）

其中， 為二氧化碳在 時間點的排放量， 為 時間點的人均工資（人均產值）， 為隨機誤差項。

在指標的選取上，我們選用“人均CO2排放量”與“當期價格計算的人均工資”，“當期價格計算的人均產值”。因為衡量一個行業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均工資和人均產值都可以用來衡量，所以對這個兩個指標都進行考察，以綜合考慮。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WIND數據庫等。檢測軟件為STATA12.0。

3.3 方程檢測

首先采用“當期價格計算的人均收入”（ ）進行三次方程回歸檢測，發現系數均不顯著。將三次方項剔除，發現變量同樣不顯著，進一步將二次方項剔除。發現只有人均收入一項的方程高度顯著。方程為：

（3）

該方程意味著，制造業的人均收入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之間存在正向的線性關系，每當人均收入增加一元，人均碳排放將增加0.009噸。

采用指標“當期價格計算的人均產值”（ ），我們經過檢測發現，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呈現顯著的“N型”，方程為：

（4）

方程的一次項，二次項，三次項均呈現高度的顯著性。該方程發現，碳排放存在兩個拐點，分別是人均產值為3元和397元時。可以明顯發現觀測值以來的人均產值都是要顯著大于397元的，所以，碳排放的數值一直在增加，這一結論其實和“當期價格計算的人均收入”指標所檢測的線性方程（式3）結論是一樣的。

由于數據有限，掌握的時間段只有22年的時間，所以有可能造成樣本不足而帶來的估計不可信的情況。而且由于遺漏了其他的解釋變量，所以造成估計方程不顯著的問題，故進一步通過Stirpat模型來進行影響因素分析。

3.4 Stirpat模型

Stirpat模型的最初形式為IPAT模型，是由Ehrlichetal（1971）提出，認為環境污染可以分解為三個人為因素，即人口（Population），財富（Affluence），技術（Technology）。后來，Dietz等（1997）將此模型改進為對數化的形式，如下：

該模型成為環境影響隨機模型，即Stirpat模型（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and Technology）。該模型具有兩大優點。其一，由于數據容易獲取，所以對碳排放分解的可操作性大；其二，分解較為合理，分為投入的三大要素勞動，資本和技術，這些都是可以在進一步減排中可以控制的。

在現實指標的選取上，利用制造業二氧化碳排放量來代表對環境的影響，利用制造業的職工人數代表人口，制造業的人均收入代表財富，制造業的能源強度代表技術。在數據的處理上，制造業的職工人數，1991～2010年皆為職工人數，2011～2012年兩年由于無法獲取該指標，運用制造業城鎮單位從業人數代替。能源強度的計算中，所采用的產值1993～2002年間其他制造業數據無法獲取，采用歷年其他制造業在總制造業中的平均比重來進行折算。制造業的職工人數部分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部分來自wind數據庫，其他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首先，檢驗變量的平穩性，采用DF-GLS檢驗，通過Schwert的標準確定的最大滯后階數為8。結果發現， 從第1階到第8階，均無法在10%的水平上拒絕“存在單位根”原假設，即 是不平穩的。進一步檢驗一階差分的平穩性，信息準則或序貫t規則的最優滯后階數介于2到5之間，在此區間，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即可以認為 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同樣方法，檢驗其他變量，只有人均收入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人均碳排放只與人均收入構成長期均衡關系檢驗的條件。

而在利用人均產值對該方程進行檢驗時，發現系數均不顯著。所以，我們可以得到簡單的結論，在制造業行業內部，短期的數據來看，二氧化碳排放量與就業人口，技術的關系并不大，也就是說，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因素分解為人口、財富和技術這三個基本因素的規律性認識在制造業行業內部是不成立的。制造業作為碳排放高輸出行業，通過經濟階段的發展來自動減少碳排放是不現實的。

3.5 EKC在制造業內部不存在的探討及解釋

由上面的研究可以表明，EKC在制造業行業內部表現并不明顯，可以推斷為并不存在?？赡艿脑蚴荅KC的作用機理很大一部分在于一種產業結構優化之外的作用發揮，比如Galeotti等（1999）[ ]認為“倒U型”EKC的存在性是因為當人均收入較低時，人們并沒有動力去治理或降低環境污染，而當經濟發展了，人們收入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人們便愿意拿出一定的成本去治理污染，從而造成該曲線的存在，這一點其實是和經濟學中的邊際概念緊密相關的。當財富增多，財富的邊際效益下降，而當污染增加到一定程度，污染的邊際效益同樣下降。另外一種解釋是Baldwin（1995）[ ]提出的，這是由于三個階段的存在而產生的。經濟早期階段，處于農業型經濟到工業型經濟的轉變過程中，污染在增加，而此時產值也在增加；經濟的后期階段，處于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的轉變過程中，污染在減少，而產值仍然在增加。而國內鐘茂初等（2011）[ ]則通過對KC和EKC關系的比較后發現，收入差距與環境破壞之間存在正向關系，而這一解釋更大程度上確認EKC的“倒U”形狀的出現是由于經濟總體的原因，而非某個行業。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8篇：碳減排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 碳排放權； 商品屬性； 貨幣屬性； 初始會計確認； 其他貨幣資金

一、引言

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議定書》拉開了全球共同實施溫室氣體（簡稱碳）減排的序幕。從2005年至今，歐盟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EU ETS）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區域性碳交易市場。一些國家級和次國家級的碳交易市場也相繼建立，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的溫室氣體交易市場（NSW GGAS）、新西蘭碳交易市場（NZ ETS），美國區域性溫室氣體組織（RGGI）等等。碳排放權目前已成國際市場的重要交易商品，國際碳排放權交易已進入高速發展階段。然而，隨著國際碳排放權交易平臺的廣泛建立和碳交易市場的深入發展，影響碳排放權交易發展的一些制約因素也逐漸顯現，碳排放權交易會計制度的缺失就是其中的制約因素之一。這是因為離開會計的價值核算，利益相關者就無法獲得企業碳減排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財務信息，碳減排財務信息的缺乏將增大企業碳減排決策的風險，影響碳減排行動和碳交易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碳排放權會計制度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構建碳排放權會計制度，碳排放權的初始確認是基礎。本文主要研究碳排放權的初始會計確認問題。

二、碳排放權初始確認的有關觀點

關于碳排放權的初始確認，基本的共識是“碳排放權是企業的資產，即是企業所擁有或控制的，由過去的交易或事項所形成的，預期帶來未來經濟利益的經濟資源”。目前的主要分歧在于確認的資產類別不同。代表性的觀點有：

（一）確認為“存貨”

2003年，FASB下的緊急任務小組（EITF）對參與總量-交易機制下的排污權會計基準草案（EITF03-14）進行討論，集中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個是總量-交易機制的參與者是否應將排污權確認為一項資產？第二，如果是資產，該資產的性質是什么？討論的結果是將期初獲得初始分配的排污許可證時，按取得的歷史成本確認“排污許可證存貨”；免費取得時計價為0；不同年度的許可證應分別核算。由于無法解決排放權免費分配情況下的計量問題以及無法解決不同方式取得排污權的確認問題而最終未將其列入議事日程。

（二）確認為“無形資產”

這是IFRIC的主要觀點。針對歐盟通過的排污權交易制度（EU-ETS）項目，2002年，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下的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IFRIC）啟動了總量-交易模式（Cap and Trading Schemes）下排放權會計處理的研究。2003年5月，IFRIC了排放權項目討論稿，最終于EU ETS實施的最后期限，即2004 年12 月公布了“IFRIC 3：排污權”解釋公告，試圖規范碳配額（Carbon Allowance）市場的排污權及其交易的會計處理。IFRIC3重點研究了三個問題，其中第一個結論指出，碳排放權符合資產的定義，而且是屬于資產的無形資產類別，因為碳排放權是“沒有實物形態的長期資產”。然而，由于IFRIC3存在計量基礎和報告的不一致，使得IFRIC3不能“真實而公允”的反映企業的經濟實質，遭到了歐盟能源財務報告咨詢組織（EFRAG）的抵制。最終，IASB考慮到碳交易市場發展的初級階段對其會計處理的緊迫性趨緩，于2005年6月撤銷了IFRIC3，由此產生了碳排放權會計處理方法的多樣化。IFRIC3撤銷后，IASB仍致力于碳排放權會計的研究，試圖通過修訂《無形資產》準則，更貼切的反映排放權的本質。

（三）確認為“金融工具”

碳排放權作為一種稀缺的有價經濟資源在資本市場流通，它具有自由交易市場，擁有具體產品的定價機制，并以公允價值計量，其價值變動直接增減資產價格。Fiona Gadd et al.（2002）就指出，排放配額具有與金融工具相似的特征。碳排放權既可以現貨交易，也可以進行遠期、期貨和期權交易。很多企業就是利用這些工具來對沖碳信用的價格風險。根據英國的FRS13的規定，碳交易合同也符合其定義。碳排放權本身是一種金融衍生產品，但其價格隨企業自身權益主體的市場價格以外的因素而變動，與普通的金融衍生產品不同，屬于嵌入衍生工具。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中的規定，如果混合工具沒有整體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則應根據金融工具的實質以及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和權益工具的定義，在初始確認時將金融工具或其組成部分確認為金融資產、金融負債或權益工具。

（四）確認為“捐贈資產”

自從美國1990年頒布了《清潔空氣法修正案》并實施了SO2排放權交易制度后，許多專家就開始致力于排放權會計的研究。1996年，Jacob R. Wambsganss et al在其論文《報告污染配額相關問題研究》中就對碳排放權的初始確認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在分析了將碳排放權確認為存貨、無形資產、金融工具（證券）存在的不足后，提出應將排放權確認為捐贈資產，采用公允價值進行計量，這樣能克服不同配額分配方式采用不同計量屬性的弊端。

會計理論界關于排放權的確認之所以會出現諸多觀點，是將排放權的個別特征等同于其本質，以偏概全。為了實現總量限制下的減排，排放權交易制度設置了若干條件，其中包括：①確定排放總量（Cap），通常根據歷史排放量，通常稱為“祖父”原則（grandfather principal）確定；②配額分配方式，主要有無償分配、競價拍賣和固定價格出售三種方式；③配額的有效期限，配額的有效時間因各國排放權交易制度而異，在EU ETS 的第一階段（2005-2007），配額的有效期限通常為三年。2008-2012年第二階段有效期限為5年。但是配額的交付必須按年交付，即頭一年的2月28日發放，下一年的4月1日必須要交付與排放量相當的配額，超排必須要接受懲罰，每噸高達100美元，節約額則可以出售。

根據以上特征，會計理論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不同的確認。美國FERC根據碳排放配額的年度交付性質將碳排放權確認為流動資產――存貨；IFRIC 3則根據碳排放權的無實物形態特征將之分類為無形資產，Fiona Gadd 根據排放權可以進行遠期、期貨、期權的特征將之確認為金融工具。Jacob R. Wambsganss認為政府無償分配的配額類似于對企業的無償捐贈，應該確認為捐贈資產。本文認為，僅僅根據排放權的某一個特征來進行會計確認，不免產生“盲人摸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結果。

三、碳排放權貨幣化的初始確認

本文的觀點是碳排放權交易既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因此其本質必須綜合考慮經濟學、法學的含義后才能確定。根據碳排放權商品屬性和貨幣屬性的分析可知，相比于碳排放權商品化，貨幣化是更綜合的本質體現。

我國財政部2006年的《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貨幣性資產主要包括庫存現金、銀行存款和其他貨幣資金。其中其他貨幣資金，如銀行匯票存款、銀行本票存款、信用卡、信用證保證金存款、存出投資款、外埠存款等主要是指有特定用途的貨幣資金。碳排放權貨幣（以下簡稱碳貨幣）具有類似特征，可以在其他貨幣資金下設置碳貨幣明細科目，即“其他貨幣資金――碳貨幣”。理由如下：

（1）碳貨幣的發放主要是為了履行排放義務或遵約義務。盡管碳信用在交付期之前可以進行交易，但到了履約期間必須用來履行交付義務，因此也是一種具有特定用途的貨幣。

（2）碳貨幣流動性不如庫存現金和銀行存款。碳交易市場由能源交易市場衍生而來，并與之高度相關。可以預計，即使將來碳貨幣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承認，碳貨幣的交易范圍可能更多的是用于能源消費。還有在個人碳貨幣體系設計中，大衛?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也只設想用碳貨幣來進行能源消費，如煤炭、天然氣和石油等等。目前英國在建立個人碳貨幣系統方面已經邁出了實質性的腳步，在英國，碳貨幣作為一種非常重要的補充貨幣或代幣（Complementary Currency），很容易被公眾所接受，而且英國《氣候變遷法案》授予了政府建立個人碳貨幣交易體系的權利。

四、結論

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財務會計越來越擔負起重要的責任。當前，跨國企業成為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主要表現形式，財務會計已成為聯系世界經濟的一個特色鮮明的重要紐帶。企業在節能減排、綠色發展等方面的決策，始終離不開財務成本決算。財務工作更能從企業利潤最大化兼顧社會責任角度為企業應對氣候危機提供關鍵的決策支持。明確碳排放權的本質是研究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的起點，直接影響碳排放權會計體系的構建。本文對碳排放權的初始會計確認進行了研究。碳信用貨幣化是更科學的本質反映。碳排放權貨幣化的支付功能體現了排放權滿足減排義務的要求，其流動性體現了年度交付碳信用的特點，碳貨幣之間的匯率可以進行遠期、期貨和期權交易，碳貨幣的價值可以從活躍的碳交易市場中獲得。因此，碳排放權貨幣化不僅是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實現其預期目標的客觀要求，而且是促進其縱深發展的助推劑。明確了碳排放權的貨幣本質，本文認為其應該確認為企業的其他貨幣資金――碳貨幣。在其他貨幣資金下設置碳貨幣明細科目，即“其他貨幣資金――碳貨幣”。

【參考文獻】

［1］ Fiona Gadd，Jenny Harrison，Simon Page. Accounting for carbon under the UK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Discussion Paper.2005，1（5）：1-23.

［2］蔡博峰，劉蘭翠.碳貨幣――低碳經濟時代的全新國際貨幣［J］.中外能源，2010，15（2）：10-13.

［3］ 彭敏.我國碳交易中碳排放權的會計確認與計量初探［J］.財會研究，2010（8）：48-49.

第9篇：碳減排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低碳貿易；發展現狀；應對策略；新時期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1

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貿易低碳化日益受到各國重視。2009 年 6 月美國在其《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中增加了有關碳關稅的條款，即美國有權對來自不實施碳減排限額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并計劃于2020 年實施。法國從 2010 年開始對在環保立法方面不及歐盟嚴格的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此前一些發達國家也曾提出，如果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不能達成一致協議，將考慮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產品征收碳關稅[1]。

一、中國低碳貿易的發展現狀

（1）發展階段與發展方式導致的高消耗和高排放。中國正經歷著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加上長期以來經濟粗放式發展的慣性，對能源的需求和溫室氣體排放將持續增長。國際能源署（IEA）的“世界能源展望2007 年”測算，2005-2030 年在參考情景和可選擇政策情景下，中國一次能源需求年均將分別增長 3.2%和 2.5%，能源相關的 CO2排放將年均分別增長 3.3%和 2.2%。

（2）以煤為主的資源稟賦產生的高排放強度。在中國能源探明儲量中，煤炭占 94%，石油占 5.4%，天然氣占0.6%，由于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它化石燃料要高得多，這種“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資源結構必然會產生較高的排放強度。由于我國能源資源的特點是富煤、貧油、少氣，相對于天然氣和石油來說，煤炭在我國的儲量占具優勢，這就決定了煤炭是我國的主要能源結構。

（3）低端產業和貿易結構引起的轉移排放。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仍處于低端位置，出口的商品相當一部分為高能耗、高污染的資源密集型商品。中國還承接了相當一部分發達國家重化工業的轉移，在成為“世界制造業基地”的同時，直接或間接出口了大量能源并產生排放[2]。

二、中國向低碳貿易轉型的制約因素

1.要素稟賦約束

中國已探明的常規商品能源總量為 1550 億噸標準煤，占世界的 10.7%，居第三位。根據中國的能源資源條件和供需變化，到 2020 年中國的能源結構不會有根本性改變，煤炭所占比重仍將維持在 60%以上。我國出口產品集中在低技術、高耗能、高污染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礦物燃料、化學產品、原料制成品、高耗能金屬制品及一般低端機械設備等產品占出口比重較高，而這些產品對生態環境影響很大，均屬于環境污染密集型、能源耗費密集型產業。

2.經濟發展對能源需求不斷上漲

中國正處于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加快的時期，經濟發展方式粗放、能源消費尚屬于生存型消費，嚴格的碳排放標準將成為制約其經濟發展的障礙。隨著中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城市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必然導致對能源需求不斷增加，能源消費呈現快速增長態勢，2000 年以來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年均增長約為 9.7%。2009 年，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和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共同了《中國生態足跡報告》，其中指出中國消耗了全球生物承載力的 15%，中國消耗的資源已超過其自身生態系統所能提供資源的兩倍以上。

三、調整我國低碳貿易實施思路

1.轉變出口增長方式，調整和優化出口產業結構

從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必須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產品質量。尤其要對我國目前技術含量比較低、環保標準比較差出口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努力走出一條科技水平較高、經濟效益良好、資源消費較低、環境污染甚少的新型工業化路子。同時我們還要提高服務貿易的比重，把握服務業市場開放的契機，開發高素質人力資源，緩解就業壓力。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消費者的低碳、綠色、環保消費理念已經形成，這說明國際上低碳、綠色、環保的消費品市場存在著相當大的拓展空間[3]。

2.政府引導，自上而下地推動低碳貿易

對于碳減排來說，客觀存在著邊際成本隨減排的增加而增加的趨勢。對于理性企業和經濟消費者而言，發展低碳貿易意味著增加額外的成本，完全公益型發展模式很難持續，因此要充分發揮政府的職能作用，通過補貼或碳稅等形式推進我國低碳貿易的發展。例如，日本光伏企業在發展初期享受政府補貼，光伏產量發展迅速，占全球份額超過 70%，后來日本取消政府補貼，德國、中國企業由于技術及成本優勢，乘勢而上搶占了國際市場。政府要充分發揮在構建以低碳經濟為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中的政策引導和協調作用。

3.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

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應及時調整思路，以適應國際貿易低碳化發展趨勢。與國際社會積極協作，特別是加強在發展清潔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的全面合作，積極履行國際減排義務，共同實現全球減排目標。在節能環保領域和新能源領域搶占新興產業和新興技術的制高點。我國要堅持《京都議定書》中的“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以爭取更為有利的發展時機與發展空間。通過編制低碳經濟發展規劃，加快建立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產業體系和消費模式。加強與國際社會的溝通、協商和談判，成為國際經濟規則的主動參與者和制定者，應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維護國家利益。

四、結論

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建議國家設立低碳經濟的統計和考核指標體系，將總指標層層分解。建立地方各級政府發展低碳經濟的目標責任制，將能耗、環境保護等衡量低碳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納入地方各級政府考核指標體系，把碳排放指標完成情況與各級政府政績相掛鉤，為發展低碳經濟提供機制保障。

參考文獻：

[1]陳迎，潘家華，謝來輝.中國外貿進出口商品的內涵能源及其政策含義[J].經濟研究，2011（7）：11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