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的經濟功能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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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眾傳播的經濟功能范文

關鍵詞：大眾傳播；國際貿易；促進；融合

abstract: presently, we are fac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globalization time. the mass media participates in the mold n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sitively;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bt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strengthens, its scope expands unceasingly. the mass media dissemination is playing the role which 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ds fuel to the flame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action object and the scope universality has not only enriched the mass media dissemination content and the effect, moreover gradually is also holding the mass media for its trade sign. obviously, the mass media disse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re seeping mutually, promote mutually, the two also inevitably during this process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 mass media dissemin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promotion; fusion

前言

   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扮演著一個新的能動角色，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當今，和平與發展成為國際關系的主題，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而國際貿易中大眾傳播的內容也倍受各方的關注，影視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由此引出的知識產權、文化侵略等等成為貿易各方常常爭論不休的問題。此外，由于大眾傳播工具用途的開發，電子商務、網絡貿易等競相成為當代國際貿易的時髦方式。國際貿易與大眾傳播的結合，極大地豐富了國際貿易的內容與手段。可以看出，二者不僅在相互促進，而且也在相互融合中發展。

一、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在發展中相互促進

1. 每一次大眾傳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國際貿易決策變得更為快捷和準確。

大眾傳播媒介從印刷媒介到電子媒介再到網絡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國際貿易變得更快捷，這主要體現在貿易信息的傳播速度和技術手段上。

17世紀以前，人類已經掌握了許多通訊工具和手段，其中報紙作為一種有影響力的新式傳播工具也在古羅馬帝國和中國唐朝出現了。這時，報紙主要用于為地中海和尼德蘭地區商人們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況，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國外，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上百年。這樣，商人們決策時就有了較多的信息，從而使得決策更為準確。所以說，大眾傳播工具一開始就直接和國際貿易有聯系。隨著印刷傳媒的發展，其信息傳播和輿論導向功能對國際貿易起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種國際經濟信息，報道國際經濟領域的最新事態，評述國際經濟新近變動的重大事件，預測國際經濟的未來發展趨勢，從而對各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影響，為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提供依據。

到了20世紀，廣播和電視等電子媒介的出現使得信息的傳播速度更快，傳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間的阻隔、國界的限制，覆蓋面廣，這就為貿易決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務。國際經濟和國際貿易在20世紀發展非常迅速，國際競爭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戰中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電子媒介的信息傳播特點恰好滿足了這方面的需要。

20世紀末，網絡的出現使得全球各國、各地區都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它打破了傳統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為中心的跨國界的虛擬空間。網絡使大眾傳播領域又發生了一次根本性變革，也對國際貿易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網上的信息具有極大豐富、多媒體形態、迅速及時、全球傳播、便于檢索、交互等特點，這些特點不僅可以為貿易決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網絡與貿易的直接結合，如電子商務、網絡貿易等，從而使得貿易過程更為快捷。

2. 國際貿易促進大眾傳播的效果。

國際貿易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也在促進著大眾傳播的效果實現。這不僅體現在有形和無形貿易本身所蘊含的商品與服務信息的傳播與交流，而且體現在貿易渠道的通暢也使得大眾傳播的效果更易達到。因為當今世界各國間的力量對比已由過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對抗，轉變為主要是經濟和科技的較量。經濟實力決定著一國的綜合國力，關系著一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力，這無疑會對各個國家傳播自己的文化與理念帶來影響。一個國家的外貿實力增強，會提高其在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與談判力量，這對大眾傳播的實踐和效果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二、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在相互融合中發展

1. 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的結合，極大地豐富了國際貿易的內容與手段。

（1）很多大眾傳播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的客體（標的）。隨著國際貿易中無形貿易的發展，報紙、期刊、雜志等印刷媒介和廣播、電影、電視等電子媒介不再僅僅扮演為貿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漸成為貿易產品的一部分。影視服務貿易的興起與發展就是佐證。

影視服務業，主要包括電影和電視的媒體傳遞及其服務，它帶給人們的是對信息的直接汲取、對藝術的直接欣賞。目前，世界電影服務貿易市場廣闊，交易量大，據統計年進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國家達83%。而且，各國對進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國內生產量與國內放映總片數之比超過10%的國家也僅有30個，可見，大部分國家嚴重依賴進口電影市場。在國際電影貿易中，美國占據著主導地位。如1992年美國電影占領了英國電影市場的95%，法國的2/3。1996年美國在歐洲聯盟電影市場的總體占有率為70%。1995年到1996年歐洲同美國在電影、電視領域的貿易逆差從48億美元增加到56.5億美元①。美國電影在我國進口電影中也占據主導角色。1996—1998年我國共發行進口影片149部，其臺片37部、外國片112部。在外國片中，美國片62部，占55.3%②。

另外，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也都從境外進口電視節目，而且進口的數量占整個電視節目總數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間，有的甚至達到83%，可見世界電視服務貿易也廣泛存在于各國之間。從全球來看，進口節目的絕大多數來自美國，以及相當少的一部分來自西歐和日本一些地區，如拉美3/4的進口節目來自美國。我國引進的外國電視節目情況也表明美國節目占主導地位。1994—1998年，我國引進有線節目共478部3593集（其臺53部1062集）。外國節目中，美國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國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國引進無線節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臺133部3376集）。外國節目中，美國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國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③。所以可以說，國際影視貿易十分活躍，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2）大眾傳播媒體（網絡）與國際貿易直接融合成一種新的貿易方式——網絡貿易。網絡這一新興的傳播媒體，正將整個世界聯在一起，改變著一個社會的認知結構，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也為網絡貿易敞開了大門，成為國際貿易中的一個亮點。“網絡貿易”、“網絡商務”這些新詞在新聞媒體上也頻頻出現，越來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隨著互聯網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務功能的日臻完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網絡貿易不僅會從根本上改變傳統貿易的競爭思維和行為，而且會日益成為信息化時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競爭手段之一。

網絡貿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發展起來的一種新興貿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加快商業周期循環、節省時間和費用、降低成本等優勢，其發展速度讓人吃驚。據統計，全球網上貿易交易額1996年只有23億美元，1997年就為250億美元，1998年達500億美元。2001—2002年可能達到3300億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長到1萬億美元。另據世界貿易組織（wto）預計，到2002年，通過網絡進行的國際貿易將會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0%—15%。按現在網絡貿易的發展勢頭，未來十年全世界國際貿易將有1/3通過網絡來進行。可見，網絡貿易前景廣闊。

2. 國際貿易也是大眾傳播的一個途徑。

世界各國通過國際貿易可以互通有無，從而增進人類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過國際貿易各國人民在國內市場就能買到世界各地的高質量、多品種以及花樣、規格繁多和性能優良的商品。此外，通過國際貿易各國人民還能得到他國提供的優質服務與文化產品，從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達到共享人類文化的目的。可見，無論是有形的國際貿易還是無形的國際貿易都是人類進行交流和傳播的一種途徑。

在有形國際貿易中，貿易標的是有形的貨物，我們通過貨物的進出口，不僅達到了物質方面的交流，而且能達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為每一商品本身都蘊含著豐富的知識與信息。事實也是這樣，我們正是從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等諸多商品中享受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飲食文化；外國游人也正是從中國的絲綢、茶葉等商品中享受著中國的古老文明。展望未來的國際貿易，無論在技術水平、人員素質、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將有很大的提高和改進，這必然會使大眾傳播的途徑更為通暢。

為了人類更好地進行文化交流與傳播，wto及其他國際組織也都在積極尋找方法來規范這種通過國際貿易方式進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達成了協議。這不僅是為了保護知識產權，而且是為了人類更好地進行交流，也能促進國際貿易的健康發展，這是文化傳播與國際貿易的共同目標。

在無形國際貿易中，國際貿易對大眾傳播的作用體現得更為充分。如國際技術貿易，它是傳播科學技術的重要方式，通過這種貿易方式，我們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圍內先進的技術知識。國際電信服務貿易對大眾傳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難想象，沒有電信服務業的發展，人類今天的交流與傳播會是什么樣子。國際影視貿易是國際貿易與大眾傳播結合得最緊密的一個領域，我們正是從許多進口的影片、電視節目中了解著國外的風土人情，了解著世界各個角落正在發生的事情。隨著國際影視貿易的日益活躍，必然更好地帶動人類文化藝術的傳播與交流。 

可見，大眾傳播對國際貿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每一次大眾傳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國際貿易變得更為便捷。同時，國際貿易交易對象與范圍的廣泛性不僅豐富了大眾傳播的內容與效果，而且正在逐漸容納大眾傳播媒介為其貿易標的。可見，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正在相互滲透、相互促進，二者也必然在此過程中長足發展。

第2篇：大眾傳播的經濟功能范文

——題記

當代生活世界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即生活審美化和審美生活化。這不僅僅是某種生活態度和審美態度的變化，而是一種歷史的生成，也就是生活變成美的，而美變成了生活的。這樣我們所處的時代可以稱為一個走向美的時代。①在這樣一個走向美的時代里，一方面生活的審美化需要美、藝術走進生活，這是藝術傳播的內容；另一方面，審美的生活化離不了大眾媒介的參與，這又是大眾傳播的優勢。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同時關聯于美和生活，兩者的關聯何在？又有什么區別？做這樣的追問時，我們先要理解當代生活世界的特性。

一、當代生活世界的特征

現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是大眾文化的興起。大眾文化的興起一方面離不了傳播媒介的發達，另一方面需要文化的參與。傳播媒介的發達要求信息量的無限膨脹，這是信息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而文化的參與媒介促使著藝術傳播的普及。從這兩個方面來看，當代生活世界有兩大主要特征。

首先，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信息社會。所謂信息社會，指的是“信息成為與物質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的資源，整個社會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以信息為核心價值而得到發展的社會”。信息社會的到來與傳播媒介的進化密切相關。從最初的口語傳播到文字傳播到印刷傳播，再到今天的電子傳播，歷史上傳播媒介的每一次進化，都意味著信息、文化在整個人類社會的進一步普及。加拿大傳播學家M．麥克盧漢曾經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媒介即訊息。這個觀點的核心思想是，從人類社會的漫長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價值的訊息不是各個時代的具體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及其開創的可能性。因此，媒介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每一種新媒介的產生都開創了人類交往和社會生活的新方式。②如果我們把媒介和媒介技術理解為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內容，那么媒介的進步對社會變革的巨大影響是無可否認的。媒介的極大豐富和體外化信息系統的發達，進一步增加了信息和信息傳播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這就是信息社會的產生基礎。

其次，我們的時代也是一個美的時代。作為一種令人激動和使人心醉神迷的現象，美在當代生活中變得越來越普遍和重要。在社會生活方面，人們正在倡導一種審美文化，讓社會的各個方面充滿審美的情趣。當然各種形態的藝術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走出了象牙塔，傳播到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同時大眾文化的興起使每一個人在工作之余不僅被動地享受藝術，而且主動地創造藝術。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了我們的時代與美的關聯越來越緊密，美走出了象牙之塔，融入了大眾文化中。

一方面，伴隨著傳播媒介，特別是大眾傳播媒介的發達，社會信息量無限膨脹；另一方面，伴隨著審美的生活化，整個社會對美的事物、美的文化，即對藝術傳播的需求越來越迫切。而藝術傳播的普及又離不開大眾傳播的參與。大眾傳播作為當代信息傳播的重要途徑，我們應該怎樣去認識它呢？

二、大眾傳播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大眾傳播的時代。書籍、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大眾傳播媒介的信息傳播活動不僅普及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且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現代社會里，大眾傳播是人們獲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實現國家和社會目標的主要手段，是社會上各利益集團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又是社會文化和娛樂的提供者。③大眾傳播的影響之普遍、作用之強大，使得它成為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信息系統。大眾傳播的產生是人類傳播技術和社會發展的結果。在大眾傳播媒介誕生以前，人類經過了以口語和手抄文字傳播為主的漫長時代。手抄傳播效率低、規模小、成本高，而且信息的傳播覆蓋率低。19世紀30年代，大眾報刊的出現標志著大眾傳播的誕生。以此為起點，隨著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網絡等大眾媒介的興起，大眾傳播真正發展起來。

那么什么是大眾傳播呢？關于大眾傳播的理解有很多種。有的學者認為，大眾傳播是“人類社會信息交流的方式之一，職業工作者（記者、編輯）通過機械媒介（機械媒介、電子媒介）向社會公眾公開地、定期地傳播各種信息的一種社會性信息交流活動。”④還有的學者認為，大眾傳播“指特定的社會集團通過文字（報紙、雜志、書籍）、電波（廣播、電視）、電影等大眾傳播媒介，以圖像、符號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數人表達和傳遞信息的過程。”⑤還有的國外學者認為，“大眾傳播即現代印刷和廣播、電視等影像和音聲媒介組織運用法人資金，借助高科技和產業化手段，在國家調控的范圍內向未知的受眾提供信息和娛樂產品的實踐活動。”⑥實際上，由于大眾傳播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社會現象，任何一個簡短的定義都不可能概括它的全部特征。

簡而言之，大眾傳播的特征可以從幾個方面來把握：1.大眾傳播中的傳播者是從事信息生產和傳播的專業化媒介組織。這些媒介組織包括報社、出版社、廣播電臺、電視臺以及以大量發行為目的的各種音樂、影像制作公司。這個特點說明，大眾傳播是有組織的傳播活動，是在特定的組織目標和方針指導下的傳播活動。2.大眾傳播是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大量生產、復制和傳播信息的活動。大眾傳播的出現和發展，離不了印刷技術以及電子傳播技術的進步。3.大眾傳播的對象是社會上的一般大眾，用傳播學術語來說即“受眾”。受眾的廣泛性，意味著大眾傳播是以滿足社會上大多數人的信息需求為目的的大面積傳播活動，也意味著它具有跨階層、跨群體的廣泛社會影響。4.大眾傳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屬性，也具有文化屬性。大眾傳播作為生產信息產品的產業，其產品價值是通過市場得到實現的，這說明大眾傳播的信息產品本身就是一種商品。但另一方面，信息產品又與滿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一般物質產品不同，人們對它的消費主要是精神內容即意義的消費。意義是一定社會文化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文化屬性。5.從傳播過程的性質來看，大眾傳播屬于單向性很強的傳播活動。大眾傳播的單向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傳播組織單方面提供信息，受眾只能在提供的范圍內進行選擇和接觸，具有一定的被動性；二是沒有靈活有效的反饋渠道，受眾對媒介組織的活動缺乏直接的反作用能力。大眾傳播過程的單向作用性質為它賦予了強大的社會影響力，這種影響，既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負面的。6.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由于大眾傳播是從事信息的大量生產和傳播的信息產業，由于它的內容與社會觀念、價值和行為規范具有直接關系。由于傳播過程的特殊性賦予它的巨大社會影響力，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會把它納入社會制度的軌道。⑦

從大眾傳播的特征來看，在現代社會里，大眾傳播執行著極為重要的社會功能。由于大眾傳播影響力的廣度和深度，其功能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傳播學者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特別強調了現代大眾傳播具有的負面功能。拉氏和默頓認為，大眾傳播將現代人淹沒在表層信息和通俗娛樂的滔滔洪水中，人們每天在接觸媒介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降低了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的熱情。從這個角度看，大眾傳播具有負面的“麻醉作用”。如何去克服這一問題，關鍵是要提高大眾傳播的傳播內容的質量，加大文化、藝術傳播在大眾傳播中的比例。那么何為藝術傳播呢？

三、藝術傳播

如果說大眾傳播是從傳播的途徑和傳播的媒介角度來講的，那么藝術傳播則是從傳播類型、內容來劃分的。人類傳播的內容豐富多彩，它們在特定的傳播活動中有具體的形式和意義。以傳播內容的不同性質為基礎，可以把傳播類別劃分為新聞傳播、政治傳播、文化傳播、藝術傳播、經濟傳播和教育傳播，這種研究表明了當代傳播學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推進。具體到藝術傳播，我們應該怎樣去認識呢？藝術傳播研究離不開對藝術符號和傳播媒介的認識，因為藝術像人類創造的一切文化產品一樣，也是一種符號形式、一種符號語言。藝術（繪畫、雕塑、建筑等）主要以表象符號為載體，物化在具體的媒介（報紙、雜志、書籍、廣播、電影、電視等）上，激發和滿足藝術傳播受體對藝術信息的需求。⑧藝術傳播活動在發展過程中，對審美的要求、對社會功用的實現都有著規定，“藝術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幫助我們重新感受生活，就是為了使我們體會到物體，使石頭具有石頭性，使我們真正感受到是看到了物體而不僅僅是承認了它。”⑨

藝術傳播作為一項特殊的、重要的傳播活動，它自身有哪些特征呢？首先，藝術傳播的過程是創作者靈感迸發的過程，是自覺性和非自覺性、理性和非理性的統一。一方面，藝術靈感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現象和審美認知活動，離不了客觀情境，離不開外界刺激；另一方面，它又是人腦在特定條件下特別活躍的創作性思維活動和心理現象。在這種個人直覺的心理形式背后，潛伏著深厚的社會文化的理智考慮，沉淀著許多生活經驗和感受。其次，藝術作品的未完成性和藝術傳播中的對話。在藝術世界中，無論藝術家怎樣用烈焰般的思想和感情，做全身心的投入，也無論怎樣努力使其“純然的”表達如何對應著外部世界，都需要通過對藝術的欣賞和接受的洞識去獲取藝術完全實現的意義。藝術傳播活動是藝術的交流，是前景的事物和背景的力量的呈現，藝術和公眾的辯證對話關系，在這種呈現中真實聯系起來。⑩所以，藝術交流、對話與傳播的走向，并不簡單地由作品流向讀者、觀眾或聽眾，而是藝術家通過作品與藝術公眾在不斷變換整體與部分地位的關系中，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互為回應的。最后，藝術傳播對物質載體的依賴性。從遠古的圖騰神像、口耳相傳到今天的電子傳播，藝術傳播除了再現歷史藝術珍品的局部風貌外，如出土的陶瓷、敦煌的壁畫，更多的是借助各種物質形態的傳播媒體，進行現時態的大范圍再現，即歷史的、現實的藝術作品深入大眾的實現。

從藝術傳播的特征可以看出，藝術創造是審美對象化的過程，它再通過傳播媒介，滿足受眾主體的特定需求，實現其中蘊含的潛在價值，表現出多種社會功能。1.藝術傳播的社會功能以審美為中心。“美的規律”是藝術創造者和傳播者遵循的基本規律，而藝術傳播的其他非審美功能都需要借助于審美功能來顯現，一旦受傳者靠直觀能力獲得審美愉悅，那么蘊含在藝術形象中的種種意義就會影響藝術受眾的視聽，產生各種作用。2.藝術傳播的認知和教育功能。藝術傳播的教育功能的最高表現是激勵人們積極改造社會環境，完善道德品質，以求得社會和個人的發展。藝術教育本身是使被教育者全身心獲得完整、和諧的發展的藝術傳播過程，藝術傳播的整個過程不應過分遷就受眾的興趣、愛好、水準，而應該積極引導藝術受眾的欣賞和接受，在觸發了藝術受眾的功能系統時，把思想、感情、功能或動機灌注于其頭腦中，或者使其在積極地參與、共鳴和討論中填充文本“召喚”結構的空白，實現藝術受眾對真假、善惡、美丑的辨析和對個體行為的規范。3.藝術傳播的娛樂和溝通調適功能。隨著大眾媒介的日益普及，藝術傳播廣泛滲透，其娛樂功能愈來愈突出，強烈的感染力和娛樂作用常使審美、認知、教育的功能可以更好地實現。

從藝術傳播的特征與功能分析中，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在當代社會生活中，藝術傳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藝術傳播是實現當代生活審美化的重要途徑。而生活的審美化同時需要審美的生活化。審美的生活化需要美、藝術走進生活，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就需要大眾媒介參與藝術傳播事業。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緊密關聯，二者的關聯何在呢？

四、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的關聯

人類的歷史有多長，藝術的歷史也就有多長，伴隨著藝術歷史的發生與發展，藝術的傳播也在自覺與不自覺地發生著。在大眾媒介出現之前，藝術的傳播范圍主要局限在上層貴族階級及士大夫之間，普通百姓很難感受到藝術的魅力。而隨著媒介技術的進化，特別是大眾媒介的出現，普通大眾享受到了藝術、美的光環。從此，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開始發生越來越緊密的關聯，在兩者發生、發展的過程中，表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趨勢。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二者的關聯，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論述：

一方面，藝術傳播的審美、教育、娛樂功能必然要求大眾傳播的參與其中，從而真正實現藝術、美走進大眾生活。大眾傳播由于其傳播的受眾是社會上的一般大眾，其范圍之廣泛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所以其影響力超乎尋常。大眾傳播的電視、報紙、廣播、雜志，再加上新興的網絡媒介，已經越來越普及，成為了大眾生活的一部分。藝術傳播只有借助于大眾傳播的手段，才能將藝術的傳播真正實現大眾化，從而實現生活的審美化。

另一方面，大眾傳播的發達需要以藝術的傳播為其傳播內容。由于大眾傳播是從事信息的大量生產和傳播的信息產業，由于其內容與社會觀念、價值和行為規范具有直接關系，由于傳播過程的特殊性賦予了它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所以，無論在哪個國家，政府部門都會把它納入社會制度的軌道。澳大利亞學者蘇利文認為，大眾傳播是在“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內”進行的。大眾傳播作為一項制度化的社會傳播，它有責任將生活審美化，也就要求大眾媒介在傳播信息的過程中要關注、重視藝術的傳播，把藝術傳播納入其傳播的重要內容之一，從而實現社會的良性發展，滿足大眾的更高精神文化需求。

兩個方面都說明了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的緊密關聯，而兩者的結合也是當代生活的一大特征。但藝術傳播在借助大眾媒介作為其傳播手段的過程中，其對社會的影響，對社會審美能力的提高也不總是發生著肯定的、正面的影響。(轉第10頁）(接第7頁）因為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各有其傳播的規律和要求。讓美生活化，不僅僅更不只是美的普及，更在于生活的審美化，從而提高生活的質量，豐富大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因為兩者傳播的不同規律和要求，所以不能任其兩者的混淆，而要找出兩者各自發展的邊界。

五、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的邊界

大眾傳播時代的到來，并非僅僅是提供了更多的藝術傳播途徑，以及產生了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質料的藝術品種如電影、電視劇藝術等，更是作為一種整合的力量，從整體上沖擊、改造著藝術文化的結構、精神與形態，依存于現實社會的藝術活動，無可避免地要接受這一制約。藝術傳播既不等同于大眾傳播，大眾傳播也不能取代藝術傳播。兩者要各自認清自己傳播的邊界，從而克服各自傳播中的局限性，更好地發揮各自的功能。

大眾傳播由于其傳播的服務對象是一般大眾，用傳播學術語來說即“受眾”。受眾是一個模糊的集合概念，它并不特指社會的某個階層或群體，而是指社會上所有的“一般人”。任何人無論其性別、年齡、社會地位、職業、文化層次如何，只要他接觸大眾傳播的信息，便是受眾的一員。受眾的廣泛性，同時媒介競爭的激烈性，為了獲取盡可能多的眼球利潤和點擊率，一些大眾傳媒有時可能會置自身傳播的社會職責于不顧，放棄藝術的傳播，取而代之用一些低俗的、不健康的內容來取悅部分受眾，從而導致惡劣的社會影響，不但沒有促進審美的生活化，反倒是將生活質量降低。

同時，大眾傳播還具有明顯的負面影響。傳播學者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特別強調了大眾傳播的“麻醉作用”。拉氏和默頓認為大眾傳播將現代人淹沒在表層信息和通俗娛樂的滔滔洪水中，人們每天在接觸媒介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降低了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的熱情：他們在讀、在聽、在看、在思考，但是，他們卻把這些活動當作行動的代替物。他們有知識、有興趣，也有關于今后的各種打算，但是，當他們吃完晚飯、聽完廣播、讀完報紙以后，也就到了睡覺的時間了。拉氏和默頓把這種現象稱為大眾傳播的“麻醉作用”，認為過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層和通俗娛樂中，就會不知不覺地失去社會行動力，而滿足于“被動的知識積累”。

大眾傳播一方面有被市場化、利潤化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從而使傳播的內容低俗，另一方面大眾傳播本身也有使受眾“麻醉”，使受眾過于享受信息的便捷的弊端，從而降低了受眾的思考力和想象力。利用大眾傳媒并不是服從大眾傳媒，而是有效利用它。所以，藝術傳播在借助大眾媒介作為其傳播手段、傳播工具時，要充分認識到大眾傳播自身的邊界，越過了這個邊界，藝術傳播也就不是藝術傳播了。而藝術傳播自身也不能把自己局限于傳統觀念的框框內，隨著審美生活化時代的到來，藝術的概念和傳播的手段都在發生變化，藝術傳播要認識到自身歷史性的生成。比如網絡媒介的出現，也可以也應該成為藝術傳播的工具。藝術傳播要走出象牙之塔，進入尋常百姓家。這樣，藝術傳播才會有真正的生命力。

注釋：

①彭富春．哲學美學導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②③⑦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10、112頁．

④劉建明．宣傳輿論學大辭典．經濟日報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頁．

⑤沙蓮香．傳播學．中國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頁．

⑥T．O’Sullivan，KeyConceptsinCommunication，Methuen﹠Co．

NewYork，1985，第130頁．

⑧⑩戴元光，金冠軍．傳播學通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120頁．

⑨羅伯特·休斯．文學結構主義．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30頁．

參考文獻：

第3篇：大眾傳播的經濟功能范文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學者多米尼克出版《大眾傳播動力學》一書，首次提出了“大眾傳播動力學”概念。多米尼克雖然完成了對這一概念的命名，但并沒有對此作出系統闡釋。本文試圖延續這一命題。

大眾傳播動力學當然不是一個既存的學科，也不是方法論層面的概念，對大眾傳播既有理論也不存在顛覆性。準確地說，大眾傳播動力學是新聞傳播理論研究的一個新取向，是在分析與大眾傳播（媒介）密切相關的社會現象或理論命題時所選取的一種研究范式與視角，一種分析方法與技術。大眾傳播動力學是一個集合名詞，包含了對大眾傳播（媒介）功能、作用、影響、權力及其生成機理、實現途徑與效果呈現等在內的一系列知識的綜合，對既存的大眾傳播（媒介）功能、作用、影響、權力的闡釋方法具有更高的理論概括力與表述的便捷性。換言之，大眾傳播動力學是一個上位詞匯，其外延可以統領或包含（未必能替代）大眾傳播的功能、作用、影響、權力等一類下位平行詞匯。

大眾傳播動力學的關鍵詞是“動力”，也就是“傳播力”、“作用力”或“媒介權力”。

就大眾傳播動力的類型而言，因傳播性質不同，大眾傳播動力呈現多種向度，有正向作用力、反向作用力，還有“亂向”作用力。羅杰?西爾弗斯通在解讀電視權力時指出：“正是因為電視是如此深入地嵌入生活中，正是因為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自身是如此強烈地融入到電視之中，我們必須把現代社會中的媒介看做是一種多種因素決定的復雜權力――更好或者更壞。”①西爾弗斯通的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但他沒有指出在“更好或者更壞”的二元結構外還存在第三種狀態的可能性，即“更亂”。也就是說大眾傳媒除了具有正向、反向的傳播力外，還有一種向度的存在，暫且稱之為“亂向”。這是一種使問題更加復雜化的傳播能量，它帶給人們的是不確定性的增加而不是減少。比如媒介發起的對某一爭議性現象（事件）的報道和討論，由于眾多媒體廣泛而持久的介入和信息的龐雜，無形中增加了傳播噪音，使問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令人莫衷一是，呈現出“亂向”局面。

大眾傳播動力的存在既具有客觀實在性，也具有主觀建構性。其存在方式大體有三種形態，一是自然形成的、先在的；二是被賦予的、寄希望的；三是評價性的、結果性的。換句話說，對大眾傳播動力生成機制與作用機理的闡釋應包含三個不同層面：一是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對大眾傳媒本身固有的動力能量進行分析。這種固有動力能量的存在是由大眾傳媒的機構特性與傳播特性決定的，是社會系統先在賦予的機能。二是分析由“他者”的權力控制所產生的動力能量。這里的“他者”指的是大眾傳媒的所有者或首要公眾，他們通過權力運作對大眾傳媒實施操縱和影響，使其權力意志得以體現。這種動力能量的形成是媒體的工具屬性決定的。三是分析由大眾傳媒實際操作的過程與結果所顯現的動力能量，也就是傳統的效果研究。

總之，大眾傳播動力學這一提法既是語義學上的一種概括與凝煉，更是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它可以深入到大眾傳播動力生成的內在機制與作用機理層面，深刻揭示其功能、作用、影響、權力的內在性。同時，這一范式為大眾傳播的跨學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平臺，或者說大眾傳播動力學范式對跨學科研究提出了必然要求。因為其動力生成機制與作用機理問題涉及眾多學科領域，比如對暗示力、控制力的研究，就是一個與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密切相關的命題。

傳播動力視角中的流行文化

大眾傳播動力學作為一種研究范式，其理論意義與應用價值如何，我們把它置于對流行文化的闡釋并加以考察。流行文化是當代社會文化系統中一個極具個性的文化形態。從流行文化的內涵、功能和主體上看，它既不同于體現執政黨意識形態和為國家權力所倡導的主流文化，也不同于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精英文化；它既與農業社會形成的民間文化存在本質差異，也與工業社會出現的大眾文化不可等量齊觀。我們今天所關注的當代中國流行文化，是指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生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契合并受市場規律支配，以城市大眾為主體和主要消費對象，以流行和時尚為主要特征，以娛樂為主要功能，以現代生產方式進行生產經營，并通過大眾傳媒廣泛傳播的文化形態。盡管學界對流行文化有種種定義，但有一點是統一的，即流行文化的關鍵詞是“流行”，恰恰是這種“流行”性，與大眾傳播動力學含義建立了緊密的內在關聯。

傳播是流行的必要條件，流行是傳播的結果，流行的過程就是傳播的過程，沒有傳媒施動，流行便“流”不動也“行”不了。所謂流行文化傳播，就是指借助大眾傳媒或大眾傳播手段使流行文化符號（物質的、行為的、思想的）從一個社會傳遞到另一個社會，從一個區域傳遞到另一個區域，從一個群體傳遞到另一個群體的過程或結果。流行文化傳播既包含大眾傳媒對流行文化的擴散，也包含對流行文化的控制。當代流行文化與大眾傳媒具有天然的聯系，是大眾傳媒所具有的特殊動能作用于流行文化，才加速其擴散或消亡的進程。按照一般規律，流行的呈現過程是“緩慢地興起，逐漸積累能量，然后發展到頂峰；勢頭逐漸衰弱直至徹底消失”。②但在今天，隨著大眾傳播技術的發展與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傳播動能得到空前釋放，“緩慢興起，逐漸積累”的傳統流行模式被打破，流行文化的呈現方式發生了新的改變。大眾傳媒不僅是流行文化的載體和流行文化的積極傳遞者、倡導者與推廣者，而且幾乎成為流行文化的同義語，與流行文化構成了一種“共謀”關系。

從更廣義上看，文化與傳播的關系是一體兩面。傳播是人的天性，也是文化的本性。如果說文化是聯結人與人、人與物的社會紐帶，社會的基本性質、形態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這種社會黏合劑的黏合方式與力度，那么，傳播則是文化的載體，它承擔著對文化內容或形式的傳輸、轉換、存儲、檢索、提取，使文化得以延續和增值。在當今社會，沒有大眾傳媒高度介入與積極響應的文化是一種僵死的文化、殘缺的文化、行之不遠的文化。流行文化與大眾傳媒的關系是一體兩面的典型。大眾傳媒對流行文化的積極推動，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化傳播單向流動的性質，而且打破了少數人對文化的壟斷，消除了普通人對文化的神秘感，使文化更具有廣場性和“在地性”。

站在大眾傳播動力學視角研究流行文化，可以形成豐富的研究話題。比如，圍繞前面提到的大眾傳播的動力構成――感召力、動員力、擴散力、凝聚力、闡釋力、暗示力、誘惑力、控制力等，展開分門別類的研究，有望建立一種大眾傳播動力學視角中的流行文化傳播動力模式。所謂模式，就是“用圖像形式對某一客觀現象進行有意簡化的描述。每個模式試圖表明的是任何結構或過程的主要組成部分以及這些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③模式具有組織功能、解釋功能、啟發功能和預測功能，建立流行文化傳播的動力模式（這不是本文的任務），可以更好地掌握流行文化的特點及其傳播規律。

流行文化傳播的動力邏輯與策略

運用商業廣告推動流行觀念的生成、時尚行為的仿效與時髦物品的消費。商業廣告具有雙重身份，它既是流行文化的構成要素與研究對象，也是流行文化的重要推手，推動流行觀念的生成、時尚行為的仿效與時髦物品的消費。商業廣告的動力邏輯與策略具有極大的誘惑性，它以“創意”為能源，以“攻心”為策略，以重復傳播為手段，以制造需求、勸導消費為目的，在推銷商品的同時也推銷了流行文化。

廣告制造需求的動力邏輯與策略主要有：其一，把世界問題化和把問題世界化。當代廣告的一個標準操作模式，就是用夸張的手法將人們生活中面臨的某些不如意定義為“問題”，并自告奮勇地提出能解決這些“問題”。廣告總是從預設問題開始，圍繞著所謂“生活的缺失”展開自說自話的訴求。它一再告誡人們，只要接受廣告的邀請，就能滿足我們的內心渴望和時尚追求。其二，廣告世界對生活世界的刪繁就簡。生活世界原本是豐富多彩、變化多端的，而廣告世界卻無須考慮生活世界的復雜性，一律刪繁就簡，直接解構為一句精巧別致、瑯瑯上口的廣告語，并通過不厭其煩的重復傳播使人爛熟于心。簡單化的創意邏輯決不意味著創意本身的簡單，相反，它要調動一切創意技巧，把一個復雜的事情說成簡單，還要能令人信服。其三，運用名人策略培養“自居意識”。現代廣告時常運用名人策略使消費者產生移情作用和心理暗示，以提供虛假的心理滿足來實現廣告目標。所謂“自居意識”，就是通過使用名人代言的商品，使生活里的“我”自居于廣告里的“他（她）”而成為“我們”，從而產生“自己人效應”。其四，運用話語轉換巧妙解讀意義。廣告可以運用特殊的修辭方法與敘事技巧，把一種與廣告商品并無必然聯系的意義“嫁接”到該商品身上，使人們把消費一種商品變為（理解為）消費一種意義，而這個“意義”一定是具有時尚性的。

運用文化重組，變換文本呈現方式，通過二次傳播實現流行文化增值。大眾傳媒善于運用文化重組策略，變換流行文化的文本呈現方式，使之進一步凸顯流行元素與時尚特征，通過對流行文化產品的“二次傳播”實現流行文化增值。以電影、電視、網絡為代表的現代傳播技術的發達與視覺文化的繁盛，使文化重組成為可能。以流行文學為例，流行文學印刷文本向影視文本、網絡文本轉向，或者說影視與網絡運用傳播技術對印刷文本進行再生產，就是當前一種文化重組現象。這一轉向或再生產過程，恰恰是大眾傳媒推動流行文化的重要動力邏輯與策略。運用“媒介崇拜”，制造傳媒偶像，掌控流行文化的流行周期與趨向。

現代偶像和偶像崇拜是流行文化的重要符號，制造現代偶像與偶像崇拜成為大眾傳媒操縱流行文化的又一動力邏輯與策略。現代偶像崇拜與傳統偶像崇拜從生成機制到文化內涵都發生了質的變化。現代偶像崇拜已不再是對虛幻的神靈偶像的敬畏，而是出現了“崇拜世俗化”的轉向――將虛幻的神靈轉變為生活中可觸摸、可把握的現實人物，如各類社會精英、公眾人物、影視體育明星等。大眾傳媒掌控下的現代偶像制造模式類似于工業生產流水線，其規模、速度、類型均在可控范圍。大眾傳媒是現代造神機器，它運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掌控著對偶像的形塑、詮釋以及偶像現身和隱退的時機。事實上現代偶像就是傳媒偶像，就是人為制造的“偽”偶像，這種偶像崇拜與敬畏無涉、與信仰無涉。

當今社會是“他人引導”的社會，這是美國社會學家理斯曼的觀點。④顯然，大眾傳媒在當今社會扮演著“他人”的角色。在信息占有的不均衡情況下，普通人行動的依據更多地源于大眾傳媒的引導，人們從大眾傳媒中尋求自己的行動楷模和生活方式標準。正如貝爾所言：“在迅速變化的社會里，必然會出現行為方式、鑒賞方式和穿著方式的混亂。社會地位變動中的人往往缺乏現成的指導，不易獲得如何把日子過得比以前‘更好’的知識。于是，電影、電視和廣告就來為他們引路。”⑤制造偶像就是大眾傳媒“引路”的重要方法。大眾傳媒的偶像制造既能順應時尚又能引領潮流。最早提出“消費偶像”概念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洛文塔爾，在《文學、通俗文化和社會》一書中對20世紀美國流行雜志中的人物傳記進行研究發現，20世紀前20年中，傳記文學的主人公大都是“生產偶像”，主要來自于工業、商業及自然科學領域。20世紀40年代以后，娛樂界、體育界的人士開始占據傳記文學的主要席位，大眾偶像從生產領域人物轉向消費型人物。在中國傳媒中也存在類似情形。這一偶像轉型既反映了社會經濟由生產者中心主義轉向消費者中心主義，同時也凸顯了流行文化的消費主義傾向。大眾傳媒正是在偶像制造上通過不斷地花樣翻新，順應并引領著流行文化的流行周期與流行趨向。（本文為“當代流行文化生成機制與傳播動力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TJXC08－007）

注釋：

①羅杰?西爾弗斯通［英］：《電視與日常生活》，陶慶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

②詹姆斯?S?科爾曼［美］：《社會理論的基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頁。

③丹尼斯?麥奎爾［英］、斯文?溫德爾［瑞典］著：《大眾傳播模式論》（第二版），祝建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頁。

④D?理斯曼［美］等著：《孤獨的人群》，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丹尼爾?貝爾［美］：《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6頁。

第4篇：大眾傳播的經濟功能范文

受眾媒介素養是指“公眾面對媒體和媒介訊息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思辨性應變能力，以及創造和制作媒介訊息能力”②。在大眾健康傳播的過程中，培養和提高受眾的媒介素養，是真正實現大眾健康傳播功能的基礎和有力保證。

培養受眾對健康信息的質疑和評估能力

有研究者調查認為，我國受眾對待媒介信息的普遍傾向是“似乎把所有報紙上、廣播中、電視里所的信息都看做是權威的，對其真實性、客觀性和科學性更不習慣做信息來源分析，不思考信息者的動機，不通過頭腦過濾，一味地全盤接受”③。可見受眾對媒介信息缺乏質疑和評估能力。要使受眾具備對信息真偽的質疑能力和批判能力，首先應使其認清大眾傳播媒介的性質和傳播過程。大眾傳播學認為，大眾傳播是由組織化的傳播機構及其專業人員通過技術性傳播媒介向人數眾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廣泛的受傳者傳播社會信息的過程，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等都會影響信息“把關人”決定把什么樣的信息發送給受眾。④因此，一個具有媒介素養的大眾健康傳播的受眾必須認識到大眾傳媒的信息生產與傳播并不是純客觀的，媒體呈現給受眾的所謂現實并不是真實的現實世界，而是媒介創造的“擬態環境”。媒介信息常常包含傳播者個人的價值取向，它并不完全反映客觀現實。我國的大眾傳播媒介組織雖然屬于國有，但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市場標準在我國大眾媒介組織的信息選擇把關中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標準。以往，受眾只是片面地看到大眾傳播媒介的公共性、公益性（即大眾傳媒為滿足社會對信息的需求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并以為大眾媒介現實就是客觀現實，高度信任大眾傳播組織及其傳播的信息，而忽視了大眾媒介的經營性質可能導致為追求收視率、追求利潤而放棄社會責任，因此，受眾盲目輕信了某些大眾傳播媒介的健康信息，從而出現了“張悟本事件”等一系列偽健康傳播事件。其次，受眾懂得媒體的語言修辭和宣傳策略，就能解構媒介信息，理性鑒別選擇信息。偽健康傳播中的傳播者為達到其營銷宣傳目的，常用大眾傳播技巧中的“美化法”，其宣傳用語常常夸大其詞，常用“包治百病”、“一盒見效，無效退款”、“藥到病除”、“立竿見影”等來宣傳其產品，這樣的宣傳用語明顯違反了我國《廣告法》、《醫藥廣告管理辦法》、《藥品廣告審查標準》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另一方面，偽健康傳播者為了達到宣傳目的，還常用大眾傳播技巧中的“印證法”，用講故事的方式，列舉一些病案，或讓一些所謂的患者現身說法，宣揚其產品的神奇療效；或者利用受眾的慕名和權威崇拜心理，經常請名人為其產品代言。偽健康傳播通過以上各種方式，創造酷似真實的情境來制造一個個媒介擬態環境，使受眾接受其宣傳，卻違背了大眾傳播要求傳播的內容必須真實的基本原則。受眾在媒介構建的虛擬環境中應始終保持理性，對其信息進行質疑和批判，才能避免在海量信息中迷失方向。

提高受眾對健康信息的認知和理解能力

現代認知心理學認為，人類在認知活動中是用已知的知識來吸收、同化新知識，再重新構建新的認知結構。因此，受眾對媒介信息的理解、認知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知識結構與認知結構。當受眾在面對健康信息時，如果其原有的健康知識水平低，他就只能接受媒介健康信息的表面意義，而不能全面正確地理解信息、不能辨別信息中的矛盾和偽科學的信息，容易對媒介信息輕信盲從，也就不能自主獲得正確信息。相反，當受眾擁有較高水平的健康知識結構和良好的認知結構時，就可以很好地掌握各種媒介信息，并能通過信息表面含義，由表及里，全面正確地理解信息的含義，對信息做出正確而有效的取舍。據中國健康教育中心公布的居民健康素養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城鄉居民具備健康素養的總體水平為6.48%。⑤這表明，我國在普及健康知識，提高公民健康素養方面還任重道遠，這也是造成“張悟本事件”等偽健康傳播有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大眾健康傳播受眾的媒介素養，提高受眾對信息的理解和認知能力，應加大力度對公民進行健康教育，向公眾宣傳防病治病、科學養生的知識，而大眾傳播媒介和醫療衛生機構、健康教育部門依然是大眾健康教育的主力軍。健康傳播的跨學科特征很明顯，專業性很強，它需要傳播者兼具醫學衛生健康專業知識和傳播學、教育學、心理學以及相關的醫療衛生政策、法規的知識。目前，我國健康傳播的專業人才還很不足，這就需要，一方面，大眾傳媒除了加強自身的社會責任意識，加強健康傳播的把關意識外，還應加強與醫療衛生、健康教育領域的專業人士積極合作，確保信息的科學真實有效；另一方面，醫療衛生、健康教育領域的專業人士，借助大眾傳媒的平臺、技術、技巧，將自身掌握的健康知識和信息用更加通俗易懂、喜聞樂見，更加形象直觀的形式進行傳播，以此使受眾的健康素養提高到一定的水平，這等于給了受眾一雙智慧的眼睛，使其能識破偽傳播中那些花言巧語的“忽悠”。

增強受眾對健康信息的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指“不輕信別人，強調經過自己的分析、論證和試驗，運用恰當的評價標準，進行有意識的思考，挑選出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和最正確的東西，最終做出有理據的判斷”⑥。受眾具備思辨能力就能對自身的健康狀況進行具體分析判斷，有目的、有針對性地選擇正確、有效的信息為自己所用。

大眾傳播學認為，大眾傳播的信息反饋具有延遲性、間接性的特點，傳播者的信息傳遞和受傳者的信息接受是彼此分離的，因此，健康傳播受眾很少能與傳播者直接交流溝通，即便是電視養生健康類節目中的現場觀眾，也因為節目時間的有限而很難與節目中的醫療專業人士進行充分溝通交流，更不能像在醫院中那樣進行醫患人際交流溝通后，由醫生來辨別診斷患者的體質和病情癥狀開出藥方或提出治療方案。因此，大眾傳媒在傳播健康知識、技能和信息的同時，更應有意識地向受眾傳播醫學臨床思辨的觀念和思維方法，培養受眾的思辨性應變能力。例如，《糖尿病天地》雜志刊登的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腎病內分泌科主任醫師李俠談中醫食療時說的“食療因人、因地、因時而異”，“要通過辨別每個人的體質來推薦食療方……絕不能像‘養生大師’們那樣給所有的人都開一類食療方子”⑦。在健康傳播中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傳播醫學中的思辨方法，這樣才能很好地提高受眾對思辨思維的認識，提高他們的思辨能力，并增強應變能力。如果在選擇大眾傳媒的健康信息時，受眾都能進行這樣一個思考、分析、論證、判斷的思辨過程，就能有效地使用健康信息，也就不會輕信張悟本等人“一個食療方子走天下”的偽健康宣傳，不會上醫藥假廣告的當，才能真正發揮健康傳播的功能。

注釋：

①張自力：《健康傳播研究什么——論健康傳播研究的九個方向》，《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5（9）。

②張開：《媒介素養概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頁。

③張開、吳敏蘇：《中國城市居民媒介素養現狀調查報告》，見蔡幗芬等主編：《媒介素養》，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頁。

④周慶山：《傳播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頁。

⑤馬祥：《“健康傳播”如何才能傳播健康——基于對“養生專家”張悟本造假事件的思考》，《今傳媒》，2010（12）。

⑥張子宏：《論思辨能力的特征及其與語言知識間的關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0（6）。

第5篇：大眾傳播的經濟功能范文

一、受眾是大眾傳播的受傳客體

受眾在大眾傳播活動中處于何種地位?受眾是大眾傳播的受傳客體。傳播活動作為信息授受活動，其基本內容就是傳方傳遞信息而受方獲取信息。傳播者站在信息傳播的起點上。沒有傳方的發，就沒有受方的收。就信息的傳播運動來說，傳播者處于主動狀態，接受者則處于被動狀態。

有人認為，受眾作為信息傳播的受傳客體，是只能聽由傳播者控制和擺布的。 20世紀20年代曾流行過“槍彈論”，它認為傳播者好比射手，大眾傳媒傳播的信息就像槍彈，只要傳播者扣動扳機，受眾就會像“靶子”一樣應聲而倒。這種“傳媒至上”理論，流行了10年左右，由于不合事實而聲消跡滅。

對大眾傳播研究卓有建樹的政治學者拉斯維爾，提出了有名的5W公式，這一模式，既明晰地表述了傳播的過程，又使傳播學研究得以條分縷析。盡管它對反饋和社會制約有所忽略、存在缺陷，但畢竟具備了理論色彩，而受眾研 究也已經提上了日程，可謂功不可沒。后來，香農和韋弗提出了數學模式，施拉姆提出了循環形模式，德弗勒提出了雙向環形模式，引入了“反饋”理論……隨 著大眾傳播研究的日益深入，受眾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視。受眾不是完全被動，而是能動的，這一點已受到廣泛肯定。

但是，在大眾傳播實踐中，不少人的認識存在視角障礙，認為傳播系統既然是個控制系統，傳播者是施控者，接受者是受控者，即使重視反饋，受眾也終竟是被動的控制對象。他們從事物表象、主觀感覺出發，總覺得我寫你讀，我說你聽，我攝你看，我發你收，既然主動權在我，就可以認定傳播者是傳播活動的主人、主宰。這種重傳而輕受的錯誤思維定式，不斷發揮著負面影響力。

二、受眾是信息需求的活躍主體

受眾以“受”為特征。一個“受”字，無形中滲溢出多少被動感、消極感!難道，受眾在傳播活動中，真的處在消極、被動的地位嗎?難道，傳播者真的享有傳播活動的支配權，而受眾僅是受其影響、承其福禍的附庸嗎?不。這是傳播者基于錯覺而形成的自我夸大，是與現實背道而馳的主觀性定位。

傳播活動是人類信息需求的產物，沒有信息需求就沒有傳播。人類的基本需求是人類全部活動的原動力。

人類要生存、要發展，必須以各種手段滿足自身需求：物質需求和文化需求。

我們重點分析文化需求。人類的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都是憑借信息而認識和改造主客觀世界及其關系的活動。客觀世界自發顯現其性狀的信息，是自然信息；經人腦加工，憑借特定符號(語言、文字、圖像……)授受的信息則是社會信息，即文化信息。文化需求的實質是文化信息的授受。人們通過文化信息而知世界之貌、識事物之質、感身之所受、樂情之所衷。這種文化需求，可以通過個人對個人的人際傳播來滿足，可以從社會團體的組織傳播來滿足，也可以通過功能更強大的大眾傳播來滿足。人的一生都是物質的、文化的需求者。對物質財富的求索和對文化信息的求索，就是每個人以至全人類的生命運動過程。人的這兩種需求又是相互交織、相互為用的。作為需求主體的積極活躍，是真正的本質性的積極活躍。

三、受眾是文化市場的真正主人

人類的傳播史也是信息需求發展史。大眾傳媒的誕生和發展，正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有了更大信息需求的產物。一切傳媒，包括人媒和物媒，都是人類延長感官、求索信息的工具。受眾，正是利用大眾傳播媒介求索信息的主人。

大眾傳媒是信息的載體、信息的物化。傳播者的傳與接受者的受，是與文化市場的市場行為兩位一體的。是誰決定著大眾傳播事業的衰榮呢?是由大眾傳播設備生產多少，信息生產、傳出多少來決定呢，還是由受眾購買信息載體的狀況、接收信息的狀況決定呢?顯然真正的尺度是后者。一張日銷百萬份的報紙與一份幾乎無人問津的報紙(它當然也可以印百萬份)孰盛孰衰，不言自明。這里起決定作用的是買報人而不是辦報人。信息求索者是大眾傳播的主人，應該并非費解之事。

文化市場是交換、買賣文化信息的市場。信息需求者是怎樣步入文化市場、從事文化消費的呢?這取決于文化消費三要素：

1．財力要素，即文化購買力。文化消費，是以充當一切商品等價物的特殊商品即貨幣去購買文化信息享用權的行為。受眾必須是具有文化購買力的人。沒能力付出貨幣者，就沒機會享用大眾傳媒的信息。貧困地區看不到電影、電視，甚至聽不到廣播，都是基于文化購買力的制約。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書籍、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在很多貧困地區登堂入室了：使用大眾傳媒的變化，反映了文化購買力的變化。

2．受力要素，即讀、視、聽和欣賞、理解文化信息的能力。這種能力因人而異。大眾傳媒傳播的文化信息具有多重價值的復合性，不同受眾對信息的接納，具有各取所需的多層次特征：有的只使用表層價值，有的也使用淺層價值，有的則可開掘利用深層價值。受眾是對大眾傳媒具有不同層次受力的人。

3．動力要素，就是需求者具有的各種各樣的信息需要。這種需要因職業、信仰、年齡、性別、民族、愛好、經歷、習慣、文化水平、生活狀況等等的不同而不同。財力要素、受力要素只是人們接受大眾傳播的可能性，只有在動力要素作用下，這種潛在可能才可轉化為現實行動。現在是信息時代，信息大潮伴隨著經濟熱潮而洶涌澎湃。人們面對日新月異的大環境，必須隨時了解環境的狀態和變化，必須由表及里地把握事物的實質，必須和外界進行認識溝通與情感溝通，必須不斷進行環境調適和自我調節――因而對知、識、感、樂之文化信息有著日益增長的需要。正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的繁榮，文明的進步，物質需求者不斷激發、增強了文化需求，他們成群結隊地走進了文化市場。受眾，都是對各種文化信息具有迫切需要的人。

第6篇：大眾傳播的經濟功能范文

手機，又稱移動電話，相對于固定電話，原本是可以跟隨人移動的通訊工具，隨著手機功能的不斷增加，手機可以實現上網、收發郵件、閱讀新聞、拍照、購買商品等服務，是通訊與計算機技術相融合的產物，成為網絡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儼然就是迷你電腦。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匡文波認為，手機媒體是借助手機進行信息傳播的工具;隨著通訊技術（例如3G）、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與普及，手機就是具有通訊功能的迷你型電腦;而且手機媒體是網絡媒體的延伸。隨著科技的創新，3G等新的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手機的通訊功能將漸漸被淡化，新聞傳播、娛樂游戲、移動虛擬社區、信息服務等附加功能不斷增加，繼手機上網、手機游戲之后，手機小說、手機報、手機電視、手機電影等新業務都已出現。通過手機收看電視、閱讀報紙、瀏覽小說手機像一張大網，正在整合眾媒體。

二、手機媒體的特征

手機具有高度的便攜性，可以隨身攜帶，在有移動網絡覆蓋的地方隨時傳播信息，極為方便。傳統媒體的報刊、電視、廣播的用戶反饋過程相對緩慢，郵寄信件、撥打熱線，用戶反饋渠道匱乏。而在手機媒體時代，微信、微博、短信等方式可以很快的反饋用戶意見，傳播的互動性強，可以通過文字、圖片、聲音等隨時與傳播機構進行互動交流。手機媒體實現了觀眾主動收看電視節目的要求，可以隨意選擇收看時間、收看地點，甚至收看內容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這些手機媒體的特點直接給受眾提供了新的體驗，給受眾帶來全新的感受。

我國手機網民人數從2007年0.5億，到2011年的3.56億，到2014年的5.57億，可以看到我國手機網民每年都在增長，手機媒體越發成為網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手機媒體的功能多元，手機搜索、手機銀行、手機支付、手機新聞客戶端等等，手機媒體稱為新興媒體中最亮的一個焦點。

三、手機媒體的創新

截至2014年12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5.57億，較2013年增加5672萬人。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第3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手機視頻用戶數量超過計算機網絡視頻用戶數量，成為收看網絡視頻節目的第一終端，近兩年用戶在PC端收看視頻節目的比例在持續下降，而手機端的比例則在持續上升。這也表明，手機媒體作為新興的媒體，能夠很好地給用戶提供信息服務，手機媒體正日益替代傳統媒體和計算機。手機媒體實踐對傳媒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新聞傳播學上也有創新意義。

1、內容創新：豐富了新聞產品形態

人人都有手機，都有麥克風的時代，UGC使新聞產品形態和內容極大的豐富，傳統媒體報紙可以通過手機報發送簡要的報紙圖文內容，可以通過移動互聯在手機網站上展示音視頻內容，也可以通過手機APP客戶端推送內容;廣播也增加了與受眾溝通的渠道，手機廣播APP客戶端可以隨時接受廣播信號，并且可以收聽任何網絡廣播電臺節目，還可以通過手機廣播APP、微博與節目主持人進行互動，也可以關注廣播微信公眾號;手機電視的發展，可以實現隨時隨地的觀看電視直播，也可以搜索已播出電視內容，電視傳統的線性播出方式缺點得到很好的改進。傳統的媒體都不再拘泥于傳統的新聞報道形態，打破了傳媒界原有的界限，各種傳播媒介之間的融合加強，逐漸走向深度融合，現在媒體著手建立的全媒體運營中心，充分調度各方面資源，全新聞形態產品的展現，給受眾提供了更為全面的感官體驗。

從手機網絡的2G到3G，到了如今的4G，移動互聯網的和手機媒體的發展促使接收新聞信息變得更加方便。全媒體、自媒體等傳播渠道不斷出現，專業新聞生產與用戶自制將同時并存，共同擔當起監視環境的社會責任。

2、傳播方式創新：融合多種傳播類型

手機的通訊具有人際傳播的強大功能，但隨著手機功能的增加，手機媒體也具有了大眾傳播的功能，手機傳播將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組織傳播融為一體，甚至還滲透著自我傳播。手機媒體不僅可以提供線性方式傳播，而且可以提供非線性方式的點播和下載，實現了實時性傳播和異時性傳播的共存，人們不僅可以了解正在的新聞，而且可以了解過去的新聞。

在手機媒體傳播中，信息接受者自主性、選擇性增強，受眾可以自由地選擇和發送信息，信息及時互動得以實現。受眾可以在線收看新聞、電視、電影等多媒體節目信息，也可以分享給朋友，實現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的無縫對接。傳受雙方可以迅速實現互動，地位平等。互動性的增強，接入互聯網的手機十分強調互動性，能夠即時實現新聞信息的傳播和受眾的反饋，例如人民日報微博上一條消息，關注的微博用戶都可以收到，不關注的用戶也可以檢索到，并可以點評或轉發，極大地提高用戶和媒體提供者的互動性。

3、理論創新：縮小信息溝

信息溝又稱知識溝，這是由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等人提出的假設，認為隨著大眾傳播媒介向社會傳播的信息的日益增多，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將比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獲取這類信息。這樣，兩者之間的知識鴻溝呈現擴大趨勢。而此時的大眾傳播媒介為傳統的傳播媒介，閱讀報紙的文化水平限制、廣播電視的線性傳播及不易儲存性等，無疑限制了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受眾。

但隨著手機媒體的普及，降低了受眾接觸大眾傳媒的門檻，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媒體，同時，多媒體信息多渠道的傳播，使受眾有了自己選擇、大量接受新聞傳媒信息的可能。這一定程度上可以縮小社會經濟地位造成的信息溝的擴大。首先，手機的技術特性促進了城鄉間信息溝的縮小。其次，手機信息的特性促進了城鄉信息溝的縮小。再次，由于目前一大部分農民擁有功能強大的山寨智能手機，使他們能夠依靠這種單一媒體就可獲得比傳統媒體容量更多的信息。

第7篇：大眾傳播的經濟功能范文

關鍵詞：女性農民；知識傳播；傳播渠道

中圖分類號：C913.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2)0l-0013-03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方法

男女兩性在農業技術傳播中的功能和角色是由其各自在生產中的分工決定的。在農業占主地位的傳統社會中，“男耕女織”的生活方式和性別角色模式也占據著主地位。改革開放以前在農村集體化生產中，絕大多數農村女性受到動員開始投身于集體勞動的行列中，農村女性成為農業生產中的重要力量，在繼續“女織”的同時，開始扮演“女耕”的角色。但是，這時兩性之間勞動分工的界線依然較為明顯，女性極少有機會參與管理和技術性的農業生產實踐，大隊的婦女主任主要承擔婦女工作，而生產隊的“女隊長”主要是領著女社員干活。因此農村女性的性別角色從實質上并沒有完全改變。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農村改革的浪潮席卷中華大地，隨著的確立，傳統家庭經濟的男女性別角色有所恢復或加強，絕大多數女性開始回歸到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恢復了“主內”的角色，在農事活動中，婦女主要是以參與者或合作者的身份出現，農業生產上主要依賴男性，對農業生產信息和農業生產技術缺乏關心和興趣；與此相反，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推進，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在許多地區開始出現“男工女耕”的新的性別角色模式，在農業生產中農村女性逐漸開始承擔“主外”的角色，農業生產的管理決策市場等問題，包括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銷售等，逐漸變為主要由女性來承擔，女性在農業生產中的角色與“主內”型女性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任青云、董琳曾調查對比分析了河南省林縣和登封縣的兩個鄉村――土峪村和張家溝村，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這兩個村都已經變化成為“男工女耕”型的性別模式，兩村的區別是男性打工地點遠近不同。土峪村男性主要在北京、東北等較遠的地方打工，因為經濟等原因，農忙時能夠回家的男性比較少，因此土峪村的農活幾乎全部落在了本村女性的肩上，土峪村的女性不僅要主管家庭副業的養豬、牛、雞等工作，還要從事農作物的播種、管理、收割、貯藏等工作，這些工作主要是農田基本建設的出工、外出選擇購買優良的種子、化肥、農藥等農業生產資料。在農業技術方面，土峪村女性表現出了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能夠積極參加農業技術學習，掌握選用優良品種、使用農藥化肥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術，并運用于生產文踐，同時對農業生產方面的信息和技術也特別注意。張家溝村的男性打工地點主要在附近的縣城，因此在農業生產方面，和土峪村男女性別分工有很大的差別。因為張家溝村男性打工地點離家近，能夠照顧到家里，在農業生產上就仍然居于主地位。男性從事的主要T作是播種、收割、外出購買農業生產資料如種子、化肥和農藥等，女性獨立承擔的農活主要是農作物的管理，如中耕、去叉、打藥等。在農業技術的學習中主要也是男性，女性雖然也經常參加，但是在分工上依舊是依賴男性，女性只是處于被領的地位。

土峪村和張家溝村的例子表明，在“男工女耕”的新的性別角色模式下，女性的角色變化與角色功能變化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女性在農業科技傳播與學習中的被動性狀態并未完全改變。在對陜西省部分地區農村的調查中，“男工女耕”的現象也較普遍，在農村女性逐漸成為農業生產主要勞動力的家庭中，女性的自主意識較低，主動學習先進技術和經驗的比例很小。大多數的女性僅滿足于已有的經驗或與鄰居、親戚的交流來解決農業生產中遇到的技術問題。在對待農業技術上，態度比較保守，不愿意嘗試新技術。女性在生產中角色雖然轉換了，但是其角色功能的轉換相對滯后，部分地區農業科技傳播效益較差，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本研究根據農民教育發展狀況的不同，選擇對陜西省、甘肅省、安徽省、山東省部分農村進行調研，主要采取問卷與訪問淵查的方法，共獲得1289份有效問卷，其中男性777份，女性512份，通過SPSS統計軟件對抽樣調查的數據進行分析。

二、不同性別農民獲得科技知識渠道的比較分析

(一)女性在獲得一般科學知識方面與男性的差異

調查顯示：男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組織渠道獲得一般科學知識的占本組農民的56.0％，女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組織渠道獲得一般科學知識的占本組農民的42.2％；男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大眾媒介渠道獲得一般科學知識的占本組農民的2100％，女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大眾媒介渠道獲得一般科學知識的占本組農民的19.7％；男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人際渠道獲得一般科學知識的占小組農民的23.0％，女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人際渠道扶得一般科學知識的占本組農民的3801％。女性農民通過組織渠道與大眾傳播媒介渠道獲得科學知識的比例比男性農民低，通過人際傳播渠道獲得科學知識的比例比男性農民高。

在大眾傳播媒介中，女性農民通過廣播、電視這種圖像、聲音傳播媒介學習知識的比例比男性農民多，而男性農民通過報刊雜志、書籍這種文字媒介學習知識的比例比女性農民多；在組織傳播渠道中，除通過“政府組織的科技培訓講座”與“公司企業散發的資料”獲得一般科技知識時女性農民較男性農民多外，其余傳播渠道男性農民都比女性農民多，特別是通過“中學”學習一般科技知識方面，男性農民顯著較女性農民多；在人際傳播渠道方面，男性農民主要是通過專家、同行、朋友等學習知識，而女性農民主要是通過本村村民、親戚家人等學習知識。

(二)女性在獲得農業科學知識方面與男性的差異

調查顯示：男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組織渠道扶得農業科技知識的占本組農民的l6.3％，女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組織渠道獲得農業科技知識的占本組農民的18.8％；男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大眾媒介渠道獲得農業科技知識的占本組農民的12.1％，女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大眾媒介渠道獲得農業科技知識的占本組農民的33.0％；男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人際渠道獲得農業科技知識的占本組農民的41.6％，女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人際渠道獲得農業科技知漢的占奉組農民的48.2％。女性農民通過組織渠道與人際渠道獲得農業科技知識的比例比男性農民高，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獲得農業科技知識的比例比男性農民低。男性農民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學習農業科技知識普遍較女性多，在大眾傳播媒介中，女性農民只是通過報紙學習農業科技知識的比例比男性農民略多，而男性農民通過雜志、書籍、廣播、電視等傳播媒介學片農業科技知識的比例均比女性農民多：

在組織傳播渠道中，除“參加農業展覽會”、“自己掏錢參加的技術學習班”等渠道外，女性農民通過各種組織渠道獲得農業科技知識普遍較男性農民多；在人際傳播渠道方面，男性農民通過專家、同行、朋友等獲得農業科技知識較女性農民多，而女性農民通過本村村民、親戚家人等獲得農業科技知識較男性農民多。

(三)女性在獲得農業技術方面與男性的差異

調查顯示：男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組織渠道獲得農業技術的占本組農民的19.6％，女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組織渠道獲得農業技術的占本組農民的14.6％；男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大眾媒介渠道獲得農業技術的占本組農民的11.1％，女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大眾媒介渠道獲得農業技術的占本組農民的9.0％；男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人際渠道獲得農業技術的占本組農民的69.4％，女性組農民中主要通過人際渠道獲得農業技術的占本組農民的76.4％。女性農民通過人際渠道獲得農業技術的比例比男性農民高。通過大眾傳播媒介與組織傳播渠道獲得農業技術的比例比男性農民低。在大眾傳播媒介中，女性農民通過電視與報紙獲得農業技術的比例比男性農民多，而男性農民通過雜志、書籍學習農業技術的比例比女性農民多；在組織傳播渠道中，除通過“農業技術推廣站散發的資料”獲得農業技術時女性農民較男性農民多外，其余傳播渠道男性農民都比女性農民多；在人際傳播渠道方面，男性農民主要是通過專家、同行等學習農業技術，而女性農民主要是通過本村村民、親戚家人、朋友等學習農業技術。

三、研究結論

從上述不同性別農民獲得科技知識渠道的比較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通過不同的渠道獲得農業科技知識方面女性與男性有顯著差別：

第一，在利用傳播媒介量的多少方面。女性農民對傳播媒介的利用量普遍比男性農民少。女性農民更多通過培訓班、村民互相交流等被動性渠道獲得農業科技知識，男性農民通常更主動接觸多種傳播媒介。

第二，在對傳播符號的利用方面。女性農民對文字性符號的利用率普遍比男性農民低。男性農民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學習農業科技知識普遍較女性多，在大眾傳播媒介中，女性農民除對報紙等個別傳播媒介的利用方面與男性農民沒有顯著差距外，在雜志、書籍等文字性傳播媒介的利用方面均比男性農民少。

第8篇：大眾傳播的經濟功能范文

關鍵詞　中產階級　社會化　擬態環境

中圖分類號　G220　文獻標識碼　A

一、關于中產階級的認知

現在，“中產階級”這個詞正頻繁地出現在中國人的生活中，這也正是在中國經濟文化生活中一個新的階層崛起的標志。“中產階級”是社會分層理論的一個概念，對這個階層的界定相對比較清楚，比如在美國，它指的是家庭年收入2.5萬至10萬美金的階層。這個階層占了美國總人口的80％，“大眾”幾乎就是這個階層的代名詞。但是，在當代中國，“中產階級”是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這一階層既有其一般社會分層理論所界定的普遍屬性，又有其在中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不斷演進的內涵和形態。因而，在中國，中產階級是一個并不能輕易而是清晰界定的概念。

那么如何來正確理解中產階級呢?從社會學意義上看，中產階級主要指那些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處于上層與下層之間，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知識與生產技能的人。它主要包括兩大類人群，一類是專業技術人員(醫生、律師、教師、新聞記者、建筑師等)，另一類指公司、政府中從事腦力勞動的白領、政府公務員等。從西方社會文明演變的過程中看，中產階級的出現意味著整個社會發生質變的開始：國家從傳統的農耕文明走向現代的工業文明，從道德文明走上法治文明。中產階級的出現是社會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個從社會學角度的界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適用于普遍制度下的社會形態。

對于中產階級而言，最初產生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他們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條件下成長起來的新興階級，物欲滿足之后，隨之而來的是精神需求。毫無疑問，每一個階級都會產生一套“獨特形成的、顯著不同的情感、思維方式和生活觀”。這套東西來源于一個階級的集體經歷，是階級成員試圖認清他們的地位時要不斷援引的東西。伴隨著新興階級需求的產生，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勢必出現。這樣看來，中產階級文化是在產生了該階級之后形成的，在一些西方國家的確如此。可是，在當下的中國，促使中產階級形成的原因之中，除了這個階級形成必備的經濟基礎和文化素質以外。還有一種不可缺少的社會因素在此發揮功效，那就是電視媒介。

二、電視與其社會化功能

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德國的社會學家格林斯就把電視的發明與原子能、宇宙空間技術的發明并稱為“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三件大事”，認為電視是“震撼現代社會的三大力量之一”。

美國學者c，R，賴特在二十世紀六十年表的文章《大眾傳播：功能的探討》中繼承了拉斯韋爾的大眾傳播的“三功能說”，并在此基礎上圍繞此問題提出了“四功能說”，即環境監視、解釋與規定、社會化功能和提供娛樂，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其社會化功能。

社會化就是由自然人到社會人的轉變過程，每個人必須經過社會化才能使外在于自己的社會行為規范、準則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標準，這是社會交往的基礎，并且社會化是人類特有的行為，是只有在人類社會中才能實現的。社會化的含義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個人層面的，一個是社會層面的。個人層面的社會化是個人自我成長的過程，任何社會化都是一個作為“獨立自我”的社會化，這個“自我”就是社會化的生物基礎：人必須具有一種正常的本能需求；人必須具有健全的語言能力；人必須具有較長的生活依賴期以形成自己本能的依賴感。社會層面的社會化是指一個社會一旦成熟，就以自己獨立的力量把社會中的個體納入到自己的領域中來，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社會慣例、社會規范給人施加的無形的影響。由此，我們可以出社會化的本質是“學習”，是一個“生物人”通過不斷的學習逐漸變成一個“社會人”的過程，這里面除了包含了我們通常所認識的非傳媒型社會化，當然還要包含對于媒介所營造出來的媒介型社會化，那么媒介所營造出的環境就是電視社會化的前提條件。

李普曼在《公眾輿論》等論著中，提出r一個重要的概念――“擬態環境”，即我們所說的信息環境，它并不是現實環境的“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后向人們提示的環境。這個概念闡述了現代社會環境的“雙重性”和大眾傳播對現代行為的影響。

在上業革命之前，客觀環境直接作用于人對環境的認知，進而影響人的行為；而到了信息社會的時候，人對環境的認知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果說，在傳統社會里人們還能夠憑借“第一手信息”來認識環境，那么現代社會的巨大而復雜的環境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感性經驗的范同，我們必須通過一種新的大型媒介系統才能去把握他。大眾傳播形成的擬態環境，不僅制約人的認知和行為，而且通過制約人的認識和行為來對客觀的現實環境產生影響。這樣的一種機制，使得現代環境不僅越來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環境也越來越環境化。也就是說，大眾傳播提示的信息環境，越來越有了演化為現實環境的趨勢。這就使得以電視為代表的媒介系統對人們的社會生活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其具有的社會化功能也逐漸開始發揮功效。

電視的社會化功能的意義對于兒童來講在于教會他們簡單的社會規范和知識；對于青少年來講使得他們對張揚自我個性和表現理想愛情的電視信息非常感興趣，因此受到傾向性的誘導；對于成年人來說是其掌握社會的最新進程，了解自己在真實生活中無法了解的社會層面的內容。總而言之，電視的社會化功能對于人類禮會的各種階層都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甚至會塑造出一個新興的階級――中產階級。

三、電視對中產階級的塑造

關于中國的中產階級的定義眾說紛紜、標準多樣：收入、職業、消費能力、主觀認同、受教育程度、生活模式等，各種經濟學、社會學的劃分方式均在采用：可無論如何，我們至少可以某一自定的維度上對中產階級有一個比較明晰的認知。

中國的中產階級形成在一個比較獨特的背景與環境之中。嚴格意義來講，現代社會中產階級的形成必須以市場經濟為依托，這是人們能夠在心理上承受財富與階層差別的基礎。市場經濟以競爭模式顯示人們能力、機遇與資源運用的差別，人們也能夠比較客觀的接受這種差異所帶來的財富與地位區別。不同的階級有其不同的生活片式，這一觀點已得到研究消費文化或社會階層的學者們的普遍接受。正如史都瑞所言，我們消費的內容與方式，訴說了我們是怎樣的人，或者我們想要成為怎樣的人。經由消費，我們可以生產并保持特定的生活風格：

在分析中國的中產階級塑造方面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電視的社會化功能：電視媒介在傳播知識、價值觀念以及行為規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他通過塑造中產階級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狀態來影響現代人日常生活，使得那些具有中產階級特征或者說具有成為中產階級可能性的受眾群體受其影

響形成屬于自己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

當下中國的中產階級還不具有比較成型的特征，所以我們通常把白領階層看成中產階級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他們的收入高于普通大眾，可以去模仿種種西方中產階級已經實現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費文化。而消費文化恰恰是西方中產階級生活的本質，為了平庸的富足和追求時尚，他們把自己的未來都花掉了。

有這樣一則笑話：一位中國老太太和一位美國老太太在陰間相遇了，兩個人都非常的開心。中國的老太太開心在于她在閉眼之前終于買到了自己的房子；而美國老太太則在閉眼之前還清了買房的貸款。其實這位中國老太太恰恰就是傳統中國人的真實寫照。在改革開放之前，沒有一個中國人會想到我們居然可以先不用攢錢就能夠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房子，即使到了這種方式在全球流行的今天，很多中國人依然難以接受，能夠接受此種生活方式的人大多生活在都市，而且還是那些我們通常所理解的“白領階層”，即中產階級。究其原因我們不難發現，能夠進行貸款購房的一族其實恰恰是受到電視的社會化功能影響最深的那些受眾，他們的購房理念恰巧是來源于電視對于中產階級消費文化的形象塑造。所以說，中國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在電視媒介的推波助瀾下，正在以舒適、優雅、品位與個性等特征活躍在我們周圍。

此外，咖啡、牛奶、面包、果醬取代了豆漿、油條成為中國中產階級的新興早餐；周末的沙龍取代了走親訪友的舊習俗；能夠看上一場歌劇、舞劇，已經成為時尚的代名詞；拿著一本《瑞麗》、《時尚》、《新周刊》成為一種有品味的標識，等等，這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象征符號，而這些生活方式的來源無一不是電視的傳播。電視為大眾制造了一個純情的世界，并將它合理的融入到無情的現實生活中，電視在情感與現實之間打開一扇門，在里面溫情的表演傳達給大眾一種無窮的精神源泉。好萊塢愛情電影中的“咖啡情緣”和“刷卡消費”、唯美韓劇中的“生與死之戀”和“別墅與跑車”一力’面滿足了受眾對于情感獵奇的需求，一方面滿足了受眾渴望異域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恰恰是中產階級的生活不二選擇。電視作為大眾傳媒，利用其強大的、無與倫比的力量引領著社會的時尚生活，它通過無窮盡的生產和復制形象成就了當下中國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美國的著名學者格伯納認為，大眾傳播不僅是現代社會的“故事講解員”，而且是緩和社會各異質部分的矛盾與沖突的“熔爐”，在這個意義上它還是維護現存制度的“文化武器”。因此，大眾傳播在形成現代社會的“共識”方面，已遠遠超越了傳統社會中教育和宗教的作用。這種“培養分析理論”也再一次的佐證了電視媒介的傳播內容對于社會生活的各種影響。當然，在這種生活方式的形成過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出現其負面的效果。比如，對于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過分追逐，導致的信譽危機，而這種最明顯的危機無可爭辯的表現為由美國的次貸危機以及由其所引起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但無論如何，不可否認的是電視在中國中產階級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隨著時代的變遷，電視將發揮其更大的功效。而筆者則這樣認為，中國的中產階級本質上并沒形成，只是通過電視媒介的傳播在其社會化功能的作用下“塑造”出來的。

參考文獻

[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汪天云電視社會學研究，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

[3]祁林，電視文化的觀念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5]李初生中國的中產階級與他們的消費文化.

第9篇：大眾傳播的經濟功能范文

大眾傳播所帶來的功能異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傳播既是指訊息從傳播者流向受傳者的傳遞，也是指一種意義的協商與交換的過程，但這兩種現象具有不同的社會學意義。人類早期傳播活動關系到人類的生存和種族的延續，它對于早期人類來說具有某種本質合理性意義，傳播在本質上體現著“為人”的價值。這樣的傳播活動不可能是信息單向流動，而只能是建立在意義協商交換基礎上的信息互動與共享過程，通過這樣的傳播，人類的整體生存經驗得到豐富，人類的現實生存也才得到有效保障。因此，信息傳遞只是人類整體傳播活動的內在組成部分，意義的協商、交換與共享這樣的界定更接近于傳播作為人的社會性存在這樣的本質。

以人的尺度為價值取向，人類的精神交往活動必然強調各主體思想與意見的自由傳達。但是隨著大眾傳播的出現，人類傳播行為發生了深刻的結構性轉型，信息的自由流通逐步衍生出某些“非人”屬性。由于印刷機、無線傳輸技術、光纖技術、電子多媒體技術等現代傳播技術在傳播領的廣泛運用，信息的自由流通水平顯著提高，大眾傳播由此逐漸發展成一個專門的職業，傳播者隨之演變成一個以傳播為業的行為集團。在傳播的這個結構性轉型過程中，原始意義上作為意義互動協商的傳播演變成大眾媒介的獨自發言、受眾被動接受這樣一個信息單向流動過程，具有主體性與參與意識的受者因此也演變成匿名的沉默的大眾。與此同時，傳受雙方的關系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過去傳播參與者之間的協商合作關系演變成傳者主動信息進而擁有支配性地位、受者因接收信息而形成對傳者的依附性這種不平衡關系。于是，眾多普通社會成員由于成為傳播受者而幾乎完全失去了表達思想、交流其與他人及世界的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個體經驗的可能性，他們作為社會行為主體的主體性地位基本喪失，其主體性作為的最高表現只能是選擇某些特定的內容接受或不接受。

跨文化傳播的雙重鴻溝。作為現代現象，跨文化傳播主要表現為大眾媒介的跨文化信息傳遞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文化間的個性差異及其文化中人的頑強種族中心主義意識成了跨文化大眾傳播的阻礙性力量，為了越過這個障礙，生產某種迎合人類普遍文化需要的媒介產品也就成了實現媒介經營全球化戰略的必由之路，而真正能夠超越文化差異性、體現人類普遍性的，只能是那些滿足感官生理愉悅與淺層次需求的娛樂化媒介產品與消費性大眾文化。在實踐中，精于生產這種文化產品的正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大眾媒介。經濟發達國家和它們的媒介大公司在當今世界文化領域和文化市場中擁有絕對的主導地位，它們強有力地支配著全球大眾傳媒市場。

從這個意義上說，跨文化傳播面臨著雙重鴻溝:一方面，世界化的大眾傳播對受眾主體性的剝奪使傳播的交流協商機制受到損害，單向度的傳播銷蝕了受傳者的個體主動性和豐富性，而使其成為跨文化傳播語境中一個極度同質化的抽象符號;另一方面，不同質的文化差異構成了跨文化傳播的天然屏障，加上意識形態、經濟利益、文化認同的心理需求等因素的作用，以及不同文化體系在世界文化地圖上的位勢差異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滲透與抵制、曲解與誤讀，信息自由流通的合法性地位作為跨文化傳播的文化倫理基本準則已經動搖。

跨文化傳播的文化悖論

跨文化傳播的文化歷險不僅僅發生在個體層面，文化群體如民族、國家以及其他更大的文化群落同樣會面臨文化隔膜、文化誤解的跨文化情境。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進人某種冷戰后時代，以意識形態差異為分野的世界格局被打破，諸種以文化差異性與文化誤解為根源的跨文化沖突日益成為跨文化倫理的敘事主調。正如美國學者亨廷頓所說，現代社會“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窮人和富人之間，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之間人民之間的沖突”。如果當代最具高度組織性的文化實體—民族國家、區域性國際組織等再以其文化本位意識介人甚至煽動文化對立情緒，這種文化沖突就表現出更大的危險性。

實際上，民族國家等文化實體將跨文化傳播尤其是跨文化大眾新聞傳播作為有效手段納人其對內對外政策體系、以謀求政治經濟利益與文化威望，正是20世紀以來政治文化現象的典型特征，跨文化傳播也因此成為國際政治學創建者摩根索所說的“文化帝國主義”國家政策的核心內容。在摩根索看來，文化帝國主義是一種與軍事帝國主義、經濟帝國主義并列的政策手段，實施這一手段的國家通過向他國人民兜售、散播本國的意識形態、核心價值與文化形式，努力“征服和控制人們心靈”的方式，以“改變兩國之間的權力關系”。這樣看來，世界各國都有文化帝國主義的政策傾向，以謀求本國的基本價值觀在最大范圍內的廣泛認同。為達到這一目標，宣傳性傳播在以國家為主體的傳播活動中被普遍使用，跨文化傳播也因此淪為宣傳，即“通過故事、謠言、報道、圖片以及社會傳播的形式，來控制意見”。基于此，20世紀被德國學者韋爾克稱為“宣傳的世紀”。

但是，由于世界各國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個性及其發展水平的差異，他們推行“文化帝國主義”政策的文化結果迥然不同。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由于其在世界政治經濟領域內擁有的主導與支配地位在推行的“文化帝國主義”政策過程中也獲得了極大程度的成功，透過他們的文化視野所描述的世界幾乎成為世界的真實面貌。通過把自己描述的世界現實化，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與闡釋世界的方式也在跨文化范圍內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同。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一直存在著有關當代跨文化傳播文化倫理的激烈爭論。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英美等國及其知識分子一直堅持信息自由流通以實現文化普世價值，他們反對建立信息壁壘以阻撓文化與信息在文化間的自由流通。發展中國家以及英美以外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大力鼓吹以信息主權和保護世界文化多元體系為中心價值的世界信息新秩序理論，以反對美國化文化的跨文化蔓延。但正如以解讀迪士尼產品的美國支配性而著稱的馬特拉所指出的，這種新秩序理論同樣存在著“道義可靠性不足”:“有些國家的政府一方面大聲疾呼一種新的傳播秩序和以文化身份的名義創建統一信息的通訊社，同時也不放棄在內部壓制言論自由、拘捕記者、禁演電影或電視節目。”馬特拉看到，對于某些國家來說，新秩序在一定意義上已經成了其國內藏污納垢的避難所。作為文化相對主義正當性的反證，吉登斯注意到阿富汗所奉行的伊斯蘭教法對于婦女著裝、舉止及私人事務的嚴苛規定。他問道:“文化相對主義是否意味著所有的習俗和行為都同樣合理?”通過對當代文化簡單考察就可以發現，在世界某些文化體系內，種種否定個體價值、否定人的主體性意義的反現代文化現象依然普遍存在。這樣，如果在跨文化傳播中片面強調文化多元主義，實際上就意味著對這些反現代現象倫理價值的肯定。而且，由于文化多元主義強調每個文化體系的文化價值與文化尊嚴，在當代跨文化傳播中存在著信息不對等流動的現實情境下，以文化多元主義為價值訴求的低位勢特定文化所能采取的反應，就其消極表現可能是關閉文化邊界，以杜絕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的侵蝕;就其積極表現則可能是把維護本文化的絕對尊嚴推向極致，從而走向種族主義以抵制、對抗甚至攻擊一切異己文化。

跨文化傳播的文化目標

在當代情境下建設符合“為人”的跨文化傳播倫理基本準則，我們必須在信息自由論與文化多元主義基礎上超越其片面性并尋找新的道路。但是，由于傳播參與者強烈的種族中心主義意識以及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性挑戰其種族中心主義意識所帶的心理不適，避免種種外在和內在的文化沖突，實現真正體現人的主體和意識的跨文化傳播也并非易事。因此，強調“為人”的傳播，強調傳播中人的主體性地位，首先必須克服文化身份所賦予傳播參與者的種族中心主義意識，放棄自身文化作為評判他人及外部世界唯一標準的優先性地位，努力實現克里夫蘭所說的“對差異的愉快承認”。

另外，傳播參與者的主體性同樣在跨文化傳播中通過移情及相互移情發揮積極作用。就其最直觀的意義來看，移情是指用自己的感覺去“體驗”他人的感覺，因此在跨文化傳播中的移情也就是傳播參與者暫時懸置自我的文化視界而通過他種文化的生活思維方式感知、認識、判斷世界，體驗他種文化的身份認同，然后再回到自我文化的情境中審視這一過程。顯然，移情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心理過程，需要個體主體性的極度發揮。憑借移情，個體在文化界河兩岸來回往復，從而獲得某種超越自我文化與他種文化各自局限的新的品性，雙腳平穩地踏行在文化界河的兩岸。

“為人”的傳播強調每一個傳播參與者的主體性地位，謀求在傳播者之間建立某種具有主體間性的相互關系，這一目標在大眾傳播成為跨文化傳播主要形式的今天，顯得尤為艱巨，但也尤為迫切。這一方面源于當代跨文化傳播文化處境，另一方面也源于當代社會現實為我們設置一些與以往歷史截然不同的全球性議題。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把它們歸結為四種與文化傳播有關的人類需要。史蒂文森認為，當代生活諸如全球經濟的運作、全球變暖的科學論證、全球性疾病如艾滋病的預防等復雜性盡管遠遠超出了一般公眾的理解能力，但文化內爆使它們成為平民百姓的文化世界，現代公民需要知道這些專業知識的當今信息，大眾傳媒有責任提供相關專門知識及專家的指導。這種需要為信息的自由流通提供了明確的合理性依據。但同時史蒂文森表明，即使遙遠的“他人”也有表述自己需要的權利，對于我們而言則有著傾聽這種表述的需要。忽視了這種需要，“我們”就無法判斷什么是我們真正的長遠利益。因而，即使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發展中國家的信息主權也應受到充分的尊重。

為人的而非為物的原則、對話的而非支配的原則、和平的而非沖突的原則。為人而非為物乃是我們評估跨文化傳播倫理價值的最基本要求，它強調大眾媒介應該建立以滿足人的知與表達的需要為核價值的公共傳播體系，從而成為不同文化間交流與意義資源共享的平臺。這樣，信息的自由流通就應為人提供盡可能豐富的信息與文化資源.而不是摧毀人固有的文化價值體系，信息主權也應成為保護個體文化及其文化中人的文化個性與文化尊嚴免受外來文化侵凌的屏障，而不是以維持愚民或封建化統治為目標阻礙信息流通的閉關自守與信息鎖國。通過跨文化傳播，文化或者說人的精神生活的豐富性也將獲得進一步的拓展，作為主體的人因此才可能逐漸從自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人的主體性因此才可能獲得無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