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社會治安的主要因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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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影響社會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

一、當前農村突出的治安問題

1、空空蕩蕩的大空間，治安難防范。農村地廣人稀，居住分散，經濟欠發(fā)達，生產帶有明顯的季節(jié)性，隨著社會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原有建立在計劃經濟之上的群防群治各項措施在價值觀和市場運行機制的沖擊下，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打工經濟的產生和小城鎮(zhèn)建設步伐的加快，許多農村出現了空空蕩蕩的現象，且大多還是老人和兒童。這樣以來，就給農村的社會治安帶來了難以防范的影響，一旦發(fā)生各類案件，更是難以偵破。同時，各類案件發(fā)生更呈上升趨勢，并有越演越劣之勢。

2、男走女去的長相離，治安存隱患。在大部分農村，有三分之一的，甚至二分之一的青壯年外出打工，有的夫妻留下男的或女的在家照看老人或孩子。長時間的男女分離，導致夫妻感情的淡泊，從而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婚外情、婚外戀，離婚率大幅度攀升，隨之而來的是家庭暴力，財產分割，老人孩子的贍養(yǎng)等一系列社會矛盾糾紛和治安問題進一步顯現，存在著較大的治安隱患。

3、老小相處的不和諧，治安有縫隙。大批青壯年夫妻或成人外出務工，留下了老人和孩子，由于知識、閱歷的不同，輩份間隔的情感差異，導致老小相處間的許多不和諧因素產生，上輩埋怨孫輩不懂事禮，孫輩怨恨長輩管教太嚴，代溝越積越深，長輩殺害孫輩，孫輩毒害長輩的事件時常在有關媒體上見現。給社會治安的管理與防范帶來了不小的難度和盲點。

4、稅費減免的大實惠，治安添疑難。在普遍實行農村稅費改革后，良種補貼、水稻種植直補、退耕還林、義務工的取消等等黨和國家惠農政策的落實，原先已棄耕多年的農戶（實際上村組已將土地重新發(fā)包）返回原管要土地、山林。一方拿著中央土地山林一定五十年不變的承包責任書，一方拿著經過司法公正的承包合同，到底誰是誰非，輕者對薄公堂，重者持械相斗，如若不行，聚眾上訪，靜坐示威，給農村的治安增添了疑難。

5、征地補償的兌現難，治安難確保。征用土地必須有償進行，已寫進《憲法》，除國家建設項目，贏利性項目外，新修鄉(xiāng)村公路，興辦公益福利性事業(yè)等需要折遷房屋和征用土地，這些項目大多是民工建勤和上級給予一定補償需地方政府（單位）配套的，按“規(guī)矩”辦理，難以開工建設，不按“規(guī)矩”辦理，百姓不擁護，經濟難發(fā)展。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扯皮上訪、阻礙施工、打架斗毆會連環(huán)其中，良好的治安局面就難以保證。

6、上訪查處的不滿意，治安難協調。因政策因素，各部門綜合協調不到位，個人基本素質和理解能力的差異，使許多上訪者個人認為的不滿意，不是那回事，不應當是這種結果等，導致其對社會和當事人進行強烈的報復和打擊，越級上訪，重復上訪，擾亂了治安局面，許多上訪問題，治安部門也難以協調和解決，難以協調和解決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治安的混亂是刑事案件發(fā)生的導火索，民事和刑事案件的頻發(fā)是經濟發(fā)展的強度腐蝕劑。

7、辦事程序的不公開，治安難把握。各級行政組織和各個部門辦事程序及收費項目標準的不公開，“暗箱操作”，，權錢交易的產生與存在，村務、政務、校務的不公開、半公開、假公開等，都給社會治安帶來一些不必要發(fā)生的事件（事故），加大了控制良好的治安環(huán)境難度，使故意扯皮、無事生非、尋釁茲事有了可乘之機，直接參與社會治安的單位和個人難以把握，更難以開展具體實施，是治安看不到的重大隱患。

8、組織的常搔擾，治安難追究。一些組織打著祛病強身，積德行善的幌子，經常深入到邊遠山區(qū)的農戶家中，對老弱病殘者進行大肆宣講，出沒鬼神，難以查處，且看似無妨于社會，一時半會也不好追究其什么，現實的惡果當現也不易概定，現行的法規(guī)也沒有硬性的對初始者治裁的規(guī)定，只能通過說服教育的方式進行勸阻，使其有一定的參與性，并有擴展的態(tài)勢。

二、基本對策

上述這些當前農村社會治安現狀的存在，只是單方面的幾種表現，并非完全是真正的內涵，社會治安是寵大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來準確把握社會治安各項工作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深入探索新形勢下社會治安的特點和法規(guī)，使工作思路和對策具有科學預見性和現實針對性。我作為一名基層工作者，最初淺的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做起抓好，或許會起到一點事半功倍的效果。

1、努力實踐“三個代表”，把群眾滿意作為工作的最終目標。要做好新世紀、新形勢下的社會治安基層基礎工作，必須構筑農村治安防控體系，必須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服務人民，維護穩(wěn)定，發(fā)展經濟為中心，以群眾性地治安保衛(wèi)組織為橋梁和紐帶，宣傳、發(fā)動、組織群眾積極參與，形成“社會治安社會治，綜合治理綜合管”的態(tài)勢，具體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放在“人民滿意不滿意上”，放在“認清形勢，掌握基本對策、解決實際問題”上，放在“強化標本兼治、加快經濟發(fā)展”上，才能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廣大人民群眾才能廣泛參與社會治安的群防群治。

2、標本兼治，把解決實際問題作為農村社會治安的突破口。農村中存在的實際問題是影響農村社會治安和農村政治穩(wěn)定的主要根源。農村農民中存在的一些具體實際問題，并非不可收拾，而是缺少必要必須的解釋、說明、理解，農村中存在的實際問題的產生和發(fā)展與少數基層組織松懈和基層工作不力有關。因此，解決農村治安中存在的隱患和突出問題必須從基層抓起，從基礎抓起，消除幫派體系和地方惡勢力，實行標本兼治。

一要加大對解決農村實際問題的領導重視力度，要有專門的領導與機構，有問題，有苗頭，就解決，就處理，且不可堆成堆，壘成坨。

二要加強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基層政權建設的工作人員，要真正轉變思想觀念，明確管理職責，建立起適應新形勢下防范與管理的新規(guī)范、新制度。

三要要努力加強治安管理和民事調解工作，要廣泛收集矛盾糾紛信息，改變過去“不告不理，不出事不管”的狀況，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把問題解決在基層和發(fā)展狀態(tài)中。

四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針對農村社會治安工作的特點，研究探索新的思想，道德、法制教育的有效方式。

3、規(guī)范管理，把群眾參與作為農村社會治安工作的基礎。依靠群眾，發(fā)動群眾，充分發(fā)揮基層民眾在社會治安防范中的作用，是實現農村社會治安的必由之路。治保會是群眾性的合法的群防群治組織，要發(fā)揮其作用和提高素質。

一要加強對農村治保會的組織和業(yè)務管理，要規(guī)范治保會日常行為，使其工作人員成為政治合格，業(yè)務精通，收集信息，治安防范的治安重要力量。

二要加強對基層治保人員進行法律知識和巡邏防范業(yè)務的培訓，提高其業(yè)務能力，加大對初發(fā)事件的調解力度。

4、關口前移，把考核機制作為社會治安工作的長效機制。各級黨委、政府和治安部門要把關口前移，牢固樹立“服務樹形象、滿意換民心”的思想觀念，始終做到“發(fā)現矛盾糾紛（問題）走在萌芽前，調解糾紛走在激化前，回訪解答走在反復前，查處問題走在事發(fā)前”。一級抓一級，層層化解矛盾糾紛（問題），樹立“經濟發(fā)展是政績，社會穩(wěn)定也是政績”的思想，把經濟發(fā)展與社會穩(wěn)定融合在一起，做到統一部署，統一督辦，統一檢查，統一考核，統一結帳，實現農村社會治安管理由靜態(tài)向動態(tài)模式轉變；實現工作作風由機關辦公向現場辦公解決問題轉變；實現打防脫節(jié)向打防一體化轉變；實現為廣大民眾服務由被動型向主動型轉變。只有撲下身子，深入群眾，廣泛接觸社會，做到有信息就收集，有隱患有排除，有問題就解決，有案件就查處，及時動員和指導群眾參與社會治安工作，社會治安就會好起來。

5、落實目標責任制，把有償防范作為農村治安工作的動力。要想使農村社會面達到良好的標準，除構建密集的防控網絡外，必須建立切實的激勵約束機制。長期以來，農村社會治安不良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治保會作用發(fā)揮不夠，有名無實。主要因素是缺乏管理和激勵約束，如何改變？

一要調動廣大民眾和治保會人員參與治安防范的積極性，確定防范目標，多渠道、多途徑把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普及法律常識，使民眾增強治安人人有責的意識。

二要在防范和化解矛盾問題中，實行有償責任制，把有償防范作為動力進行推廣償試。責任區(qū)民警包面，治保會包線，治保員包點，人人有職責，責任與利益直接掛鉤，從而調動其積極性，提高防、控、決能力。

第2篇：影響社會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

【關鍵詞】 精神疾病 焦慮 抑郁 影響因素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incidence rates of anxious and depressive emo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hospitalized psychotics.Method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motion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and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in 153 hospitalized psychotics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es conducted for their causes with the Selfmade Questionnaire(SQ). Results Incidence rates of anxiety，depression and anxietydepresiion emtions were respectively 30.72%， 45.09% and 28.76%.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nxious emotions were hospitalization frequency， course of disease and family economy status and those of depressive emtion course of disease， hospitalization frequency， postillness family，unit and society support. Conclusion Hospitalized psychotics have anxious and depressive emotions in varying degree，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and interventions conducted purposefully.

【Keywords】 Psychosis; anxiety; depression; influencing factor

精神病患者在住院期間常會產生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而焦慮、抑郁負性情緒對患者疾病的轉歸及其回歸社會、適應社會的能力等均可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為此，作者對住院精神病患者的焦慮、抑郁狀況及其主要影響因素進行了測評分析，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取2007年1月～10月在我院住院的精神病患者為研究對象。入組標準：（1）診斷明確，經治療后精神癥狀基本消失，病情穩(wěn)定。（2）意識清晰，智能正常，能獨立或在工作人員幫助下完成調查表格的填寫且合作者。（3）排除精神藥物引起的不良反應。共入組153例，均為男性，平均年齡（51.50±1.89） a，平均病程（26.78±2.70） a。其中診斷為精神分裂癥135例，情感性精神障礙者4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礙者9例，其他5例；從事腦力勞動者14例，從事體力勞動者139例。

1.2 方法

1.2.1 測評方法

采用焦慮自評量表（SAS）及抑郁自評量表（SDS）對所有受試者進行問卷調查，將測得粗分×1.25得標準分，標準分≥50分界定為焦慮狀態(tài)/或抑郁狀態(tài)。對上述量表測試有焦慮或抑郁癥狀的患者再采用自制調查表進一步測試，共11項，包括年齡、文化程度、職業(yè)、婚姻狀況、診斷、病程、住院天數、病后家庭及單位和社會關心情況、家庭經濟狀況、醫(yī)療費支付能力，目前最關心的問題。

1.2.2 統計方法

所有數據應用SPSS10.0統計軟件處理，計量資料比較采用t檢驗，以自制調查表中11項內容為自變量，以SAS、SDS得分為因變量進行逐步回歸分析。

2 結果

2.1 入組患者焦慮、抑郁情緒發(fā)生率

153例精神病住院患者中，焦慮情緒發(fā)生率為30.72%（37/153），抑郁情緒發(fā)生率為45.09%（69/153），同時伴有焦慮抑郁情緒的發(fā)生率為28.76%（44/153）。

2.2 入組患者SAS及SDS評分與國內常模［1］

比較結果，見表1。 表1 患者SAS及SDS評分與國內常模比較（略）

表1顯示，住院精神病患者SAS及SDS評分均顯著高于國內常模，差異均有極顯著性（P＜0.01）。

2.3 影響住院精神病患者焦慮情緒的主要因素

以患者所填自制調查表的11項內容為自變量，以患者SAS得分（以SAS≥50分為界）為因變量進行逐步回歸分析。在α=0.05水平上，篩選出影響住院精神病患者焦慮情緒的3個主要因素為：住院次數、病程、家庭經濟狀況，見表2。表2 影響住院精神病患者焦慮情緒因素逐步回歸分析（略）注：﹡P＜0.01。

2.4 影響住院精神病患者抑郁情緒的主要因素

以患者所填自制調查表的11項內容為自變量，以患者SDS得分（以SDS≥50分為界）為因變量進行逐步回歸分析。在α=0.05水平上，篩選出影響住院精神病患者抑郁情緒的3個主要因素為：病程、住院次數、病后家庭及單位和社會關心情況，見表3。表3 影響住院精神病患者抑郁情緒因素逐步回歸分析因素（略）注：﹡P＜0.01。

3 討論

據統計，上海市精神疾病的發(fā)病率已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0.32%上升到現在的1.55%，且每年都以0.3‰的累計增加，此類特殊患者不僅影響本人健康，更影響家庭和社會安全。資料顯示，精神疾病的社會負擔約占我國疾病總負擔的20%，已超過了心腦血管、呼吸系統及惡性腫瘤等疾患，在我國疾病總負擔中排名首位［2］。為此，關注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復，尊重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感受，使他們更好更健康的回歸社會已日益引起整個社會的重視。

本調查顯示，住院精神病患者焦慮情緒發(fā)生率為30.72%，抑郁情緒發(fā)生率為45.09%，同時伴有焦慮抑郁情緒的發(fā)生率為28.76%。較國內外關于成人［3］、青年學生［4］、大學生［5］、高中生［6］、護理人員［7，8］的焦慮情緒（20%～27.2%）、抑郁情緒（22.5%～37.5%）的發(fā)生率偏高，與苗春輝［7］等關于康復期精神病患者焦慮、抑郁情緒發(fā)生率的調查結果相近。證實焦慮、抑郁是精神病患者比較常見的負性情緒，會明顯影響患者的舒適感和患者的判斷及對治療的遵從性，從而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9］。因而重視住院精神病患者的這些負性情緒，尊重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感受是非常必要的。同時提醒我們，如何探索出一套降低住院精神病患者焦慮抑郁情緒的行之有效的康復手段非常必要，對加快患者的康復，縮短病程和住院時間，減輕其家庭及社會經濟負擔均有積極的作用。干預手法及效果將在本次課題的后續(xù)工作中進行，并另附論文。

本研究還顯示，經逐步回歸分析篩選出影響住院精神病患者焦慮情緒的主要因素為住院次數、病程、家庭經濟狀況；影響抑郁情緒的主要因素為病程、住院次數、病后家庭及單位和社會關心情況。提示住院次數和病程是影響住院精神病患者焦慮抑郁情緒的最主要的因素，精神病患者住院次數越多、病程越長，其發(fā)生焦慮抑郁情緒的情況越明顯；而家庭經濟狀況、病后家庭及單位和社會關心情況則與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呈負相關，家庭經濟狀況越差，病后家庭及單位和社會關心程度越低，患者產生負性情緒的幾率則越高。這可能與住院次數較多或病程較長的患者出院及與社會接觸的機會更少，導致患者覺得出院無望而產生了焦慮抑郁的情緒障礙有關；且精神病患者大部分勞動能力受損，疾病本身又加重家庭經濟負擔，當精神癥狀開始好轉，患者恢復部分自知力后，經濟的壓力、社會的關注程度等均會對其情緒造成較大的影響。精神病患者為弱勢群體，缺乏自知力使他們喪失多種社會功能，病情好轉后雖對出院要求迫切，但出院后須有監(jiān)護人（家屬、單位或所在地居委會等）行使監(jiān)護權，而監(jiān)護人由于種種原因，如家屬害怕精神病患者病情復發(fā)、單位擔心精神病患者出院上班給其他職工或集體帶來不良影響、居委會考慮到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可能會影響社會治安等等而不愿帶其出院，故擔心出院問題成了影響患者情緒的重要因素，病程越長住院次數越多，這些問題就越發(fā)困擾患者，且住院時間過長又相應的加重了患者的經濟負擔，如此一來形成的惡性循環(huán)勢必會對患者的情緒產生不良影響。所以有計劃地開展家庭干預，向社會普及精神衛(wèi)生知識，縮短患者的住院時間，充分發(fā)揮社會支持網絡的作用，關心這些弱勢群體的感受，使患者的社會功能得以最大限度的恢復是一項應引起各方面重視的長期的艱巨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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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明園，吳文源.正常人群中的抑郁癥狀的調查CESD的應用［J］.中華神經精神科雜志，1987，2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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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丁錦紅.大學生焦慮情緒初步研究［J］.中國心理衛(wèi)生雜志，1995，9（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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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影響社會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

關鍵詞：油田企業(yè) 油區(qū) 治安穩(wěn)定

近年來，隨著國際原油供求形勢的變化，石油天然氣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價值不菲的物資、器材、設備置于野外，地上、地下的“油、氣、電”輸送管線縱橫。再加上個別人“靠山吃山、靠油吃油”等思想作祟，油區(qū)內破壞油田設備、盜竊油田物資、私拉亂接油田水、電、氣等違法犯罪活動時有發(fā)生。結合油區(qū)秩序現狀，對油田企業(yè)油區(qū)治安穩(wěn)定工作作如下思考。

1.當前油田企業(yè)油區(qū)治安穩(wěn)定工作現狀

近年來，隨著油田勘探開發(fā)步伐逐步加快，生產建設規(guī)模不斷擴大，油水井和管線逐年呈較大幅度的增長。在油區(qū)治安形勢日趨復雜，油區(qū)治理任務日益艱巨的情況下，經過油地各方面的不懈努力，各類涉油案件和問題得到一定控制，油區(qū)治安保持了持續(xù)穩(wěn)定的態(tài)勢。但是，局部油區(qū)涉油問題還比較突出，油區(qū)治理工作還存在薄弱環(huán)節(jié)，維護油區(qū)穩(wěn)定的任務依然艱巨繁重。

1.1局部油區(qū)打孔盜油案件仍呈高發(fā)態(tài)勢，成為當前影響油區(qū)治安秩序的主要因素。打孔盜油不但給國家的財產帶來損失，而且易發(fā)生著火、爆炸、污染等重大事故，給油區(qū)周邊居民的正常生活帶來極大的破壞和影響。由于歷史和企業(yè)管理上的原因，個別建筑與輸油輸氣管線緊密相鄰，為不法分子打孔盜油帶來可乘之機，給打擊和管護帶來了不便。

1.2盜賣原油、非法收購問題難以徹底解決。盡管油區(qū)治安環(huán)境總體上不斷好轉，但個別地方影響油區(qū)治安的問題時有發(fā)生，特別是非法收購、盜運原油問題受利益驅使，屢禁不止，成為誘發(fā)涉油違法犯罪的潛在隱患。

1.3各類涉油矛盾糾紛日趨復雜。目前，油區(qū)治安環(huán)境大有好轉，但原有的歷史矛盾仍未有根本性解決，因土地征用、環(huán)境污染、損失賠償等引發(fā)的矛盾糾紛和油田施工中引發(fā)的阻車擋路、地企糾紛日趨復雜。法律宣傳針對性不強，普法宣傳重點不突出，宣傳力度不夠，致使周邊群眾對涉油相關法律存有模糊認識。

1.4從油田內部管理來看，個別干部職工思想認識不到位，對油區(qū)治理工作重視不夠，工作措施不得當，甚至個別油田內部職工與犯罪分子相互勾結，盜賣、侵占油田物資。油田發(fā)展快速，油井和管線日益增多，管護難度加大，公安、稽查、護衛(wèi)力量不足，專業(yè)監(jiān)管隊伍力量薄弱，依靠非專業(yè)崗位職工來看管，難以對犯罪分子形成有力震懾。

2.做好油區(qū)治安穩(wěn)定工作的相關建議

油區(qū)秩序問題是諸多社會矛盾和消極因素的綜合反映，必須從政治、經濟、政策、法律和教育等多層面來研究分析，綜合治理。油區(qū)稽查工作作為油田新興工作方式，旨在與公安、護衛(wèi)共同在上級黨委的正確領導下，在各單位、地方政府部門的全力配合支持下，全面落實油區(qū)治安管理措施，著力解決影響油田油區(qū)秩序中的突出問題，為油田生產建設創(chuàng)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huán)境。針對當前油田油區(qū)秩序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相關建議：

2.1徹底取締非法、違規(guī)小（土）煉油廠。小型化工廠、收油站點的存在是引發(fā)盜油的根本原因。堵死犯罪分子的銷贓渠道，是從根本上解決涉油犯罪問題的關鍵。偷油源于收油，收油誘發(fā)偷油。因此，要把取締非法收油點作為油區(qū)治理的關鍵措施來抓，做到堵源截流，對各類非法收油點和土煉油爐，發(fā)現一個，摧毀一個。要集中各方力量，對發(fā)生的影響大、危害大的涉油案件限期破案，進一步加大打擊力度，震懾涉油犯罪，有效凈化油區(qū)治安環(huán)境。

2.2提高全民涉油法律意識。治標先治本。要提高油田內部職工、周邊村莊群眾對油區(qū)治安穩(wěn)定工作的正確認識，自覺維護油區(qū)秩序，確保油區(qū)整治取得長治久安的效果。采取多種形式，廣泛開展各類法制宣傳教育，向油區(qū)廣大職工群眾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天然氣管道保護法》、《刑法》等法律、法規(guī)，及時宣傳油田企業(yè)在帶動地方發(fā)展、改善城鄉(xiāng)基礎設施、解決民生問題等方面的重大成效，提高職工群眾參與油區(qū)治理的積極性和自覺性，從根本上預防和減少涉油違法犯罪問題的發(fā)生。

2.3加大職工愛崗敬業(yè)教育，落實“內防為主”。教育引導油田職工要愛崗位、愛油田、愛國家，增強職工“油田是我家”的主人翁自豪感和責任感，增強隊伍的凝聚力和歸屬感，要有“當一名石油工人多榮耀”的自豪感和光榮感。要為廣大崗位職工提升素質、有所作為搭建平臺和舞臺，為員工創(chuàng)造全面發(fā)展的條件和空間，配齊防護裝置，增強自衛(wèi)能力，滿足不同層次員工一定的需求，激發(fā)職工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積極研究探索油區(qū)管護的新措施、新辦法，在“防”字上下功夫，在“管”字上做文章，認真落實《企事業(yè)單位內部治安保衛(wèi)條例》，強化油田內部管理，加強防護設施建設，看好自己的門，管好自己的井，確保企業(yè)內部不出事。

第4篇：影響社會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

【關鍵詞】房價；主要因素；次要因素

房價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而發(fā)生變動，要掌握房價的運動規(guī)律，必須弄清影響房價的因素。根據各種影響房價因素自身的性質，可以將其分為主要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行政與政治因素和供求關系；次要因素：房地產的內在因素和自然因素、通貨膨脹等因素。

一、主要因素

（一）經濟因素：影響房價的經濟因素主要是國家、地區(qū)或城市的經濟發(fā)展水平、經濟增長狀況、產業(yè)結構、就業(yè)情況、居民收入水平、投資水平、財政收支、金融狀況等。這些因素會影響房地產市場的總體供求，特別是影響需求。（1）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迅速，居民收入相應提高，購買力增強，住宅價格就會提升；反之，則會使住宅價格下降。（2）物價、工資及就業(yè)水平：物價變動導致貨幣價值變動而波及房屋價格，由于房地產具有保值性、增值性，一般物價上漲時房屋價格上揚幅度更大；工資及就業(yè)水平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會促使房價升高，反之，房價降低。（3）儲蓄率：儲蓄率提高，表示居民購買能力增強，房地產價格也會跟著上漲；反之，則房價下跌。（4）財政及金融狀況：財政和金融狀況反映了一個城市或地區(qū)的經濟狀況，直接影響房地產價格。不良的財政狀況會導致政府購買力下降，金融狀況惡化會導致銀根緊縮，二者都會使住宅需求減退、價格下跌。 （5）利率：較高的銀行利率會增加住宅買賣雙方融資成本，使房屋交易行為受到抑制，從而導致房屋價格下跌；而較低的銀行利率則會對房地產投資者起到激勵的作用，有利于房地產市場價格的上揚。（6）地價：土地具有資源稀缺性，有限的土地是房子產生的“原料”，房價起伏和地價漲跌密切相關。

所以，通常來講，一個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水平越高、經濟增長越快、產業(yè)結構越合理、就業(yè)率、收入水平和投資水平越高，財政收入越多、金融形勢越好，房地產市場需求就越大，房價總體水平也越高。反之，房價總體水平越低。

（二）社會因素：影響房價的社會因素包括人口、家庭、城市形成歷史、城市化狀況、社會治安、文化與時尚等。其中，人口因素包括人口的數量、密度、結構（如文化結構、職業(yè)結構、收入水平結構等）；家庭因素指家庭數量、家庭構成狀況等；文化與時尚主要指文化氛圍、風俗習慣、大眾心理趨勢等。（1）人口狀態(tài)：人口增長率高或人口集中的地區(qū)，存在較大的潛在住宅需求，有利于房價上調。（2）家庭結構：核心家庭增加、復合家庭較少、離婚率提高等會令家庭戶數增加，從而導致對住宅需求的顯著增加，成為城市房價上漲的重要推動因素。（3）社區(qū)環(huán)境：良好的社區(qū)環(huán)境與和諧的鄰里關系能促進住宅房價的提高。

社會因素對房價的影響作用是相當復雜的，它的作用方式不如經濟因素那樣直截了當，作用過程也比較長，是一種滲透性的影響。

（三）行政與政治因素

行政因素主要是國家或地方政府在財政、稅收、金融、土地、住房、城市規(guī)劃與建設、交通治安、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一些制度、法規(guī)、政策和行政措施。政治因素主要指政局安定程度、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軍事關系等。（1）土地利用規(guī)劃及供應管制：土地的用途由政府規(guī)劃管理部門確定，土地利用的容積率等對單方住宅的土地成本影響很大；政府通常通過土地出讓計劃來控制進入市場的土地數量，從而影響了住宅市場的供應數量和價格。（2）房地產稅制：契稅、房產稅、土地增值稅等影響住宅交易量的增減，稅率降低則鼓勵交易，住宅價格上升；反之亦然。（3）住房政策：國家的住房政策極大的影響著房地產市場的價格。（4）政策法規(guī)：政府對房地產開發(fā)或交易的限制或鼓勵性政策，對住宅市場價格有很大的影響。（5）城市規(guī)劃：城市規(guī)劃隨著經濟發(fā)展、人口增長而作局部或通盤調整，如增加新的可開發(fā)區(qū)域或允許對舊城區(qū)進行更新改造，則有利于房地產市場的發(fā)展。（6）公共建設：交通條件的改善會令地價上漲，進而帶動房價上升；電力、上下水、煤礦氣、熱力、電訊等公共設施建設都對住宅價格有重要影響。（7）政治因素包括：戰(zhàn)爭、動亂、政府機構大的變動或重大政治性政策出臺等。與經濟和社會因素不同，行政和政治因素對房價影響作用的速度相對較快，如果說經濟、社會因素的作用是漸變式的，則行政和政治因素的作用可以說是突變式的。行政和政治因素都是由國家機器來體現的，因此它對房價的影響作用也比較突出。

（四）供求關系：消費品價格由供求決定，這是經濟學基本原理。住房的首要作用是供人居住，是每個人都離不開的必需品。作為一種耐用長期消費品，房價首先由人們的居住需求和供給態(tài)勢決定。這個需求與供給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房屋供給與住房需求的關系，當住房需求大于房屋供給時，房價就會上升，反之，房價則會下降。二是土地供給與住房需求的關系，因為土地的稀缺性，政府控制土地出讓，當出讓的土地塊數小于房屋需求時，房價就會上升。

二、次要因素

（一）自然因素： 這個因素主要是指房地產自身及其周邊環(huán)境狀態(tài)，如土地的位置、面積、形狀、建筑物的外觀、朝向、結構、內部格局、設備配置狀況、施工質量，以及所處環(huán)境的地質、地貌、氣象、水文、環(huán)境污染情況等。（1）位置：即地段屬性。人們常說，成功的房地產開發(fā)取決于位置、位置、還是位置。這句話說明了住宅開發(fā)項目對土地位置的極端敏感性。地段好、工商發(fā)達、交通便利、人口集中的地區(qū)，房價較高；城市規(guī)劃中均確定有生活、商務、生產等核心區(qū)，離此區(qū)域越遠，房價也越低。（2）面積：房地產開發(fā)項目的占地面積規(guī)模，影響開發(fā)的規(guī)模效益。適度的居住區(qū)開發(fā)規(guī)模，有利于降低開發(fā)成本，進而降低房價。（3）周邊自然環(huán)境：良好的自然環(huán)境，有利于提高房子的價格。（4）市政設施和公共配套設施完善程度：完善的市政設施和公共配套設施，能大大提高居民生活的質量，也有利于房價的提高。

（二）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它是指流通中的貨幣數量超過經濟運行所需的貨幣數量而引起的貨幣貶值和價格水平全面、持續(xù)上漲的經濟現象。我國房地產價格與通貨膨脹之間呈現高度相關關系。當貨幣供應量增加時，將導致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會使貨幣貶值，而貨幣貶值又會使得房地產價格上升。而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或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減少。

參考文獻

[1]周治平.論房地產市場中的政府調控[J].當代經濟研究，1998年02期

[2]吳強.21世紀我國住宅業(yè)的發(fā)展趨勢[J].經濟問題，2001年04期

[3]夏明珠.影響我國房地產價格變化因素分析[J].安徽建筑，2007年01期

[4]黃厚霞.侯莉穎.房價影響因素綜述[J].中國房地產.2011年14期

[5]周建軍.我國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因素及其合理性研究[J].商業(yè)研究.2009年04期

第5篇：影響社會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

[關鍵詞]精神分裂癥；復發(fā)原因；干預措施

[中圖分類號]R749.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4721(2010)OP(b)-135-02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反復發(fā)作的慢性、遷延性疾病，它具有的高復發(fā)的特點能夠嚴重傷害患者的社會功能和勞動能力，復發(fā)常常導致患者不可逆的腦損傷，是精神分裂癥致殘的主要原因。研究發(fā)現：在常規(guī)臨床治療情況下，50％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在治愈后的第1年內復發(fā)，80％的患者在5年內復發(fā)C20。對患者及其家庭來說這個復發(fā)比率簡直是災難性的。尋找精神分裂癥復發(fā)因素和改善預防措施，一直是業(yè)界努力的方向。

1　精神分裂癥復發(fā)的有關因素

現代精神醫(yī)學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癥的復發(fā)除疾病本身的客觀因素如病前性格缺陷、家族遺傳史外，能否有規(guī)律地堅持藥物維持治療和家庭環(huán)境治療，是影響病情復發(fā)的重要因素。

1.1　依從性差

臨床大量統計資料表明，大多數精神分裂癥的復發(fā)與自行停藥有關。堅持維持量服藥的患者復發(fā)率為40％。而未堅持維持量服藥者復發(fā)率高達80％。因此，患者和家屬要高度重視維持治療。我國精神科專家一致認為，患者對治療的不依從或部分依從是導致精神分裂癥復發(fā)和再住院的最主要因素。有研究顯示，在患者、家屬群體中有30％的被訪者承認在治療過程中曾經自行停藥、減藥或拒絕服藥”；來自醫(yī)生組的調查數字則更為悲觀，醫(yī)生認為有四成的患者自行停藥、減藥或拒絕服藥，有1／4的患者曾經忘記服藥。

1.2　物質濫用與復發(fā)

許多研究發(fā)現大約一半達到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的患者同時也符合物質濫用的診斷標準。多數研究認為精神分裂癥合并物質濫用者的復發(fā)率遠遠高于未合并物質濫用者。

據報道，持續(xù)使用酒精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質對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結局是一個不利因素。最常見的物質濫用為酒精濫用，患病率為17.4％和34.6％。從具體的成癮物質方面考查，在現在和既往住院精神患者中為了達到心情愉快、放松和消除煩悶而使用酒精的為45％～60％。

1.3　家庭照料不周

家屬雖然長期承擔著對患者基本生活的照料任務，卻往往不知道如何照料患者，如何對待患者的異常言行和如何提供良好的家庭治療環(huán)境。同時，對患者家屬而言，照料精神分裂癥患者本身就是一種相當沉重的精神負擔，他們常常表現出焦慮、內疚、煩惱和沮喪等情緒反應，不能正確對待患者的異常行為。有的是過分地關注和保護患者，減少了患者與社會的接觸，使患者復發(fā)率大大增加。研究說明，與配偶共同生活的患者，復發(fā)率較低，而離婚和獨身者復發(fā)率較高。被朋友、鄰居和家庭歧視，工作機會減少，會使患者病情加重。

1.4　社會的偏見和歧視

精神分裂癥患者大腦功能紊亂，精神活動異常，特別在幻聽、幻視、妄想等精神癥狀支配下，發(fā)生傷人、自傷、自殺、毀物行為，破壞家庭、社區(qū)、工作單位的和諧和正常秩序，給家人、鄰里、同事造成傷害，甚者影響社會治安。社會輿論對他們懷有恐懼、不理解、不寬容的心理。他們?yōu)楸Ｗo自己，對周圍人敏感、多疑，存有敵意，孤獨、退縮，脫離現實，人際關系緊張，而學習、工作、家庭遭受排擠或挫折，生活質量下降，這給康復期患者以雙重挑戰(zhàn)。一方面他們必須面對精神癥狀本身帶來的各種痛苦，另一方面不得不忍受社會對他們的誤解而產生的種種偏見。當他們不能正確對待及處理生活中的事件及相關的社會矛盾時就會復發(fā)。

1.5　季節(jié)變化影響

精神分裂癥患者常有周期紊亂，并且還有一定的季節(jié)性，如躁動不安、攻擊或暴怒等等。研究發(fā)現，精神分裂癥的發(fā)生與懷孕的季節(jié)有關。因為在冬春季節(jié)(特別是初春)，流感病毒、風疹病毒、巨細胞病毒、肝炎病毒等多種病毒活動最為猖獗。此時懷孕，將導致孕婦的免疫系統功能低下，使孕婦的感染概率大大增加，直接影響胎兒大腦神經系統的發(fā)育。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表明：20％的精神分裂癥。是由母親產前感染導致的。中國古代有“臘月不娶、正月不嫁”之俗，從生殖健康角度抑制冬季懷孕。越來越多的科學家認識到，以前歸咎于神經或心理缺陷的部分精神疾病，是由微生物感染引起的，其中以精神分裂癥最為明顯。因為感染會直接或通過觸發(fā)免疫反應而干擾胎兒大腦的正常發(fā)育，甚至可能誤導自身免疫系統攻擊大腦的神經元。

2006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科學家布朗稱：如果孕婦在懷孕早期或中期感染了流感病毒，其子女患精神分裂癥的概率將是正常情況的3倍；如果流感發(fā)生在懷孕的頭3個月，概率則會猛增到7倍。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春季精神疾患多發(fā)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春季冷空氣活動頻繁，氣溫高、低，天氣晴、雨和氣壓高、低等變化無常，容易影響人的情緒。加上天氣轉暖，代謝進入旺盛期，引起人體的一些內環(huán)境和內分泌活動發(fā)生變化。

2　精神分裂癥如何預防復發(fā)

2.1　堅持服藥治療

研究表明，依從性差是導致精神分裂癥復發(fā)的主要因素，所以精神病專家呼吁一防止精神分裂癥復發(fā)的關鍵是遵醫(yī)囑用藥。組織康復期患者學習與精神疾病相關的科普知識，了解抗精神病藥物的作用和治療過程中的藥物副反應，減少因藥物副反應而出現的緊張心理狀態(tài)，提高患者對精神疾病的認知能力。強化堅持服藥的重要性，不要認為精神癥狀消失病就好了，不用服藥或認為長期服藥會使腦子變壞了，更不要存僥幸心理。

2.2　改善家庭照料

家屬及周圍人要充分認識到精神分裂癥患者病后精神狀態(tài)的薄弱性，幫助安排好日常的生活、工作、學習。經常與患者談心，幫助患者正確對待疾病，正確對待現實生活，幫助患者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學會對待應激事件的方法，鼓勵患者增強信心，指導患者充實生活，使患者在沒有心理壓力和精神困擾的環(huán)境中生活。

2.3　提高活動興趣

根據患者的個性特征，如職業(yè)、文化、家庭、環(huán)境、興趣、專長，安排適宜的工娛活動，如文藝節(jié)目、繪畫、球類比賽、編織、制作手工藝品等。加強與他人的合作關系，保持心情舒暢，在活動中隨時予以鼓勵，熱情輔導，以提高其參加活動的興趣，鍛煉智能，恢復工作能力，為患者自強自立地生活打下基礎。

2.4　堅持定期復查

一定要堅持定期到門診復查，使醫(yī)生連續(xù)地、動態(tài)地了解病情，使患者經常處于精神科醫(yī)生的醫(yī)療監(jiān)護之下，及時根據病情變化調整藥量。通過復查也可使患者及時得到咨詢和心理治療，解除患者在生活、工作和藥物治療中的各種困惑，這對預防精神分裂癥的復發(fā)也起著重要作用。

2.5　及時發(fā)現處理

精神分裂癥的復發(fā)是有先兆的，只要及時發(fā)現，及時調整藥物和劑量，一般都能防止復發(fā)，常見的復發(fā)先兆為：患者無原因出現睡眠不好、懶散、不愿起床、發(fā)呆發(fā)愣、情緒不穩(wěn)、無故發(fā)脾氣、煩躁易怒、胡思亂想、說話離譜，或病中的想法又露頭等。這時就應該及時就醫(yī)，調整治療，病情波動時的及時處理可免于疾病的復發(fā)。

2.6　加強社區(qū)防治

第6篇：影響社會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

[關鍵詞] 投資環(huán)境；綜合評價；影響因素

牡丹江市的投資環(huán)境評價是吸引外來投資建設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之一。通過對牡丹江市投資環(huán)境的綜合評價，可以清楚地掌握影響外商投資的主要因素，明確牡丹江市自身的優(yōu)勢與不足，確定如何擴大優(yōu)勢產業(yè)及改善劣勢產業(yè)發(fā)展方向，進而明確吸引外商投資重點，增加外來資金，引導資金流向，優(yōu)化外商資金組合，推動城市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與升級。

1 評價方法的選擇

進行投資環(huán)境多指標綜合評價時，如何確定各因素指標的是關鍵性的問題。因此，在研究各個指標對投資環(huán)境影響時，應盡量采用盡量減少人主觀影響因素且易于操作的方法。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薩蒂（A.L.Saaty）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層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

archy Process，AHP）由于綜合了專家們的經驗和看法，又具有一定的數學基礎，所以能夠通過建立判斷矩陣的過程，逐步分層地將眾多復雜因素綜合起來[1]。本文基于層次分析法對牡丹江市投資環(huán)境進行綜合定量分析，找出各項指標對外商投資的影響程度。

2 評價指標體系建立的框架

投資環(huán)境是一個綜合的動態(tài)的開放的系統，它是由各級子系統以、次級子系統以及最低層次元素綜合構成的有機整體。根據投資環(huán)境的各個評價指標建立的基本原則，結合牡丹江市區(qū)域投資環(huán)境調查報告[2]的調研成果，本文選取了25項指標，建立牡丹江市投資環(huán)境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如表8所示，城市投資環(huán)境評價指標體系分為投資環(huán)境系統層、子系統層、因素層和具體指標層四個層次[3]。投資環(huán)境系統包括經濟環(huán)境、基礎設施、社會生活環(huán)境、政策法律環(huán)境四大子系統，四大子系統又涵蓋6個因素層，即城市形象、政治環(huán)境、經濟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科技文教、政策法律。6個因素層包括了25項指標。

2.1 經濟環(huán)境

經濟環(huán)境是一個城市經濟實力和吸引外資活力的綜合體現，對城市投資環(huán)境優(yōu)劣起著的決定性因素。本文根據牡丹江市區(qū)域投資環(huán)境調查報告選取了市場規(guī)模、投資與經營成本、當地配套設施、工資水平、金融市場，這五項作為反映城市整體經濟水平的指標。其中投資經營成本、當地配套設施兩項指標作為體現城市經濟外向化程度；市場規(guī)模、工資水平、金融市場這三項作為反映城市自身發(fā)展規(guī)模和潛力。

2.2 基礎設施環(huán)境

基礎設施是城市投資環(huán)境的最根本的條件，是發(fā)展外向型經濟的物質基礎。本文根據牡丹江市區(qū)域投資環(huán)境調查報告選取了交通設施、供電設施、供水設施、供熱設施、園林綠化、休閑場地、文化交流設施等七項指標作為反映牡丹江市投資環(huán)境評估的硬件指標。其中供電、供水、供熱設施等指標作為反映城市自身物質基礎條件，交通設施、園林綠化、休閑場地、文化交流設施等指標作為反映城市對外吸引投資活力因素指標。

2.3 社會生活環(huán)境

良好的社會生活環(huán)境是城市投資環(huán)境重要的支持和保障，是吸引外商投資重要的參考保障之一，它一個城市的精神文明程度和智力支持的重要標志之一。根據牡丹江市區(qū)域投資環(huán)境調查報告，本文選取社會治安、市民精神狀態(tài)、政府辦事效率、社會保障體系、教育水平、科技實力、信息生產與、高級人才人口數等八項指標。其中社會治安、市民精神狀態(tài)、政府辦事效率、社會保障體系來反映人居環(huán)境質量；教育水平、科技實力、信息生產與、高級人才人口數反映城市的智力支持。

政策法律環(huán)境

建立公平正義政策法律環(huán)境是城市建設投資環(huán)境環(huán)境的制度保障。良好的政策法律環(huán)境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外商投資的顧慮，堅定外商投資的信心。高科技術產業(yè)政策、貿易服務產業(yè)政策、市場秩序與公平競爭、知識產權保護、司法公正性五項指標集中反映了城市法制文明建設的成果。其中高科技產業(yè)政策、貿易服務產業(yè)政策、知識產權保護屬于服務性保障；市場秩序與公平競爭、司法公正性屬于制度性保障。

3 基于層次分析法的城市投資環(huán)境綜合評價

基于層次分析法的投資環(huán)境評價系統首先要構造判斷矩陣以確定各層次直至具體指標的權重。具體步驟如下[3]：

第一步，構造同一層次下的兩兩比較矩陣。判斷矩陣通過各目標兩兩比較其重要性而得出。理論上來說，判斷矩陣中各aij應為不同目標重要性的相對比率的精確數值，但是實際操作中較難做到這一點，因此一般采用分等評分法來粗略估計其相對重要性。本文采用9/9-9/1標度方法（見表1），對同一層次下兩兩子系統、因素間的重要性進行判斷，構造各層次判斷矩陣。以目標wi與目標wj兩兩比較為例，其標度方法如下：若wi與wj同樣重要，令aij=9/9，aji=9/9；若wi比wj稍微重要，令aij=9/7，aji=7/9；若wi比wj明顯重要，令aij=9/5，aji=5/9；若wi比wj強烈重要，令aij=9/3，aji=3/9；若wi比wj極端重要，令aij=9/1，aji=1/9；若介于以上中間，令aij=9/8、9/6、9/4、9/2，aji=8/9、6/9、4/9、2/9。

第二步，層次單排序及其一致性檢驗。層次單排序的目的是對于上層次中的某因素而言，確定本層次與之有聯系的元素重要性次序的權重。根據公式：

計算判斷矩陣A的最大特征根λmax及其對應的特征向量W，經歸一化后即為同一層次相應因素對于上一層次某因素相對重要性的排序權重。這一過程就稱為層次單排序。

同時為了檢驗判斷矩陣的一致性，需要計算它的一致性指標CI

然后查取相應隨機一致性指標RI9（見表2），計算隨機一致性比率CR。

對判斷矩陣的一致性進行檢驗。當隨機一致性比率CR≤0.1時，認為判斷矩陣具有滿意的一致性，否則需要對判斷矩陣的元素進行調整，直到滿意為止。

第三步，層次總排序及其一致性檢驗。計算同一層次所有因素對于最高層相對重要性的排序權重，稱之為層次總排序。在本文中，是指子系統層、因素層、指標層從高到低，根據層次單排序的計算結果，逐層推求層次總排序權重向量，并計算總排序隨機一致性比率CR，進行一致性檢驗。計算公式如下：

CIi是與AI相對應的B層次中判斷矩陣的一致性指標。RIi為與Ai相對應的B層次中判斷矩陣的隨機一致性指標。當CR≤0.1時，認為層次總排序具有滿意一致性。否則需要對本層次的各判斷矩陣進行調整，直至使層次總排序具有令人滿意的一致性。

根據以上理論方法，可以得到牡丹江市城市投資環(huán)境評價體系的系統層及各子系統層的判斷矩陣（見表3―表7）。

4 結論

通過對牡丹江投資環(huán)境各個因素的綜合評價可以看出（見表8），投資者在子系統層的四個要素所考慮的順序為經濟環(huán)境、基礎設施環(huán)境、社會生活環(huán)境、政策法律環(huán)境，所以在吸引投資首先要盡快建立良好的經濟環(huán)境。在經濟環(huán)境中吸引資因素的順序為市場規(guī)模、金融市場、投資經營成本；在基礎設施環(huán)境中吸引外資因素的順序為交通設施、供水、供電、供熱；在社會生活環(huán)境中吸引外資因素的順序為政府辦事效率、社會治安、社會保障體系；在政策法律環(huán)境中吸引外資因素的順序為貿易服務產業(yè)政策、市場秩序與公平競爭。利用對各個因素的權重排序，可以清楚的了解牡丹江市在改善投資環(huán)境中首要急需解決的問題，為決策者提供理論支持。

文獻

[1] 許樹柏.層次分析法原理[M].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88（5）：122-125

[2] 牡丹江市區(qū)域投資環(huán)境與城市形象調查[R].牡丹江：2011年

[3] 殷煥武，張寶柱.城市投資環(huán)境綜合評價方法研究[J].城市問題，2006年，第8期：54-57

第7篇：影響社會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

摘 要： 在代際視角下，以江西調查樣本為依據，運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分別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最終發(fā)現：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存在一定差異。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健康狀況、性別、空氣質量、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務工收入等；而影響老一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會滿意度、空氣質量、工作滿意度、婚姻狀況、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健康狀況、務工收入等。

關鍵詞： 主觀生活質量；在城農民工；代際差異；生活滿意度

一、引言與文獻回顧

主觀生活質量（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簡稱SQL）也稱做生活滿意度，是綜合反映人們生活舒適程度、便利程度的主觀感受，是人們對生活環(huán)境的滿意度和對生活的全面評價，也是人們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對自身及其所處的各種環(huán)境的感受的評價。隨著國家現代化建設步伐的加快，新型城鎮(zhèn)化的持續(xù)推進，更多的農民工將逐步“市民化”，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他們在城市的收入、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的提升，他們在城市生活的要求和生活滿意度也將發(fā)生變化。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全面了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分析影響其主觀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了解農民工城市生活的心理需求和思想狀態(tài)，不僅能夠使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而且對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也有極大的推動作用。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是人的“建設”，設法提高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是人“建設”的基礎，也是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下一步的目標之一。同時，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的涌現，代際視角下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的研究極具意義。

國內外學者對居民主觀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的研究已經有了較為完善的理論框架，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有著很好的借鑒作用。國外學者W?W?Rostow（1971）較早研究了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認為生活環(huán)境的美化、社會教育、衛(wèi)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務、社會治安等條件的改善能夠有效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之后，Day（1980）認為家庭關系、健康狀況、娛樂休閑、精神狀態(tài)、自我評價、社會生活、與工作有關的生活、經濟狀況、政府的政策措施等對居民的生活滿意度均存在一定影響。Diener（1984）在幸福感研究進展的基礎上，將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歸類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后漸漸形成生活質量客觀因素和個人人格特質因素兩個方向。如Veenhove（1995）從經濟狀況因素、Cui and Vainant（1996）從生活事件因素等對生活質量客觀因素的研究，Larson（1978）和Bowling（1991）從健康狀況因素、Mastekaasa（1995）和Diener and Suh（1998）等從婚姻狀況因素等個人人格特質因素對生活質量客觀因素的研究。

之后，國內學者也開始從不同角度對居民生活滿意度進行了研究，如曹大宇（2009）通過研究國際上權威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簡稱WVS）第四波的調查數據，發(fā)現人們的生活滿意度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最低收入人群與最高收人人群的平均生活滿意度相差近50%，在此基礎上，曹大宇（2011）又通過研究居民生活滿意度與空氣環(huán)境質量之間的關系發(fā)現，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但是空氣質量下降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低收入階層居民的影響上，對高收入階層的居民沒有顯著影響。馮云（2011）認為個人生活滿意度與諸多社會心理因素有直接關聯。李想（2009）認為性別的差異、婚姻狀況、教育水平均對生活滿意度造成很大的影響。王培剛（2008）著重從代際視角驗證了健康狀況對居民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農民工作為我國特有的群體，受到國內學者廣泛的關注，農民工的城市主觀生活質量也進入他們的視野，郭乙輝（2008）對進城農民工生活滿意度進行研究，獲得性別與工作狀況對在城農民工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評價均有顯著影響，受教育程度、家庭關系及家庭經濟對農民工的物質生活滿意度有明顯的拉動效果，年齡、婚姻狀況、社會保障及社會環(huán)境與農民工的精神生活滿意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響等結論。

回顧近些年文獻發(fā)現，國內對居民生活滿意度的研究數不勝數，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然而針對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的研究并不多，從代際視角探討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基于此，本研究在代際視角下，以江西調查樣本為依據，運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分別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最終能夠有效地發(fā)現代際視角下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的差異，為提出有效性、針對性的政策建議提供有效依據。

二、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樣本數據來自江西農業(yè)大學和江西統計局在2011年6月到12月開展的“改革開放以來勞務輸出大省農村勞動力流向變動抽樣調查”，本次調查運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對江西省34縣區(qū)102個行政村的農村勞動力進行抽樣調查，調查內容涉及調查對象所在村特征、所在戶特征、個人特征、外出務工基本情況、務工感受及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就業(yè)等六大方面。直到2011年12月，經過調查員深入農村與農村勞動力面對面的調研訪談，共完成有效問卷1019份，根據本文研究對象要求，剔除農村非外出務工勞動力及未進行城市生活質量調查的問卷97份，最終獲得本研究有效問卷922份。依據研究目的，將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農民工定義為新生代農民工，將1980年前出生的農民工定義為老一代農民工，其中，在本研究922份有效問卷中新生代農民工有效問卷352，老一代農民工有效問卷570。其中，樣本中新老兩代農民工主要務工區(qū)域分布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新老兩代農民工主要務工區(qū)域分布情況三、變量選取、定義及描述

（一）被解釋變量

生活滿意度包括了總體生活滿意度和不同領域生活滿意度，不同領域生活滿意度的綜合即可認為是總體生活滿意度。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同樣包含了多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主要可以歸納為家庭、工作、社會保障以及其他服務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選取農民工對收入、住房、家用電器、垃圾清理、社區(qū)服務、室外環(huán)境、水電、購物、郵電、看病等十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對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基本情況進行研究，滿意程度包括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基本滿意、很滿意，調查樣本中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具體情況

本文主要研究農民工城市總體的主觀生活質量（即總體生活滿意度），因此需要對農民工十個生活不同領域滿意度進行綜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夠有效地對農民工生活不同領域滿意度進行綜合，以構建農民工城市總體生活滿意度。主要方法為：將農民工對收入、住房、家用電器、垃圾清理、社區(qū)服務、室外環(huán)境、水電、購物、郵電、看病等十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分別定義為λ1、λ2、…、λ10，那么，因子分析表達式為：

χpi=ωp1λ1i+ωp2λ2i+…+ωp10λ10i

其中，χpi表示第p個公因子在第i個樣本上的數值，λi表示第i個樣本的觀測值，ωp表示第p個公因子得分。那么，農民工城市總體生活滿意度Y表達式為：

Yi=α1χ1i+α2χ2i+…+αpχpi

其中，α1、α2、…、αp表示方差貢獻率，χ1i、χ2i、…、χpi表示公因子。

（二）解釋變量

影響居民生活質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歸納為家庭生活、職業(yè)狀況和生活環(huán)境等三類，同時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本研究將影響農民工城市生活質量的因素分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環(huán)境與工作、保障情況四類。具體為：

（1）自身特征。性別差異對生活滿意度存在很大的影響，性別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也可能存在影響；對于婚姻狀況，未婚農民工的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可能會略低于已婚農民工；不同文化水平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可能存在差異；健康狀況影響居民的生活滿意度，健康狀況好的農民工可能主觀生活質量會更高。因此，本研究選取性別、婚姻狀況、文化水平、健康狀況等四個變量驗證農民工自身特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2）家庭特征。人們的生活滿意度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個人收入與其主觀生活質量也呈正相關關系，高收入者體驗到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體驗到較多的負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選取家庭經濟狀況、家庭負擔、務工收入三個變量驗證農民工家庭特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3）環(huán)境與工作。空氣質量、社會治安、公共服務、交通狀況等多個方面對居民生活滿意度存在影響，職業(yè)狀況對農民工生活質量也存在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空氣質量、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三個變量驗證環(huán)境、社會與工作情況等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4）保障情況。社會保險問題是引致農民工生活不滿意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民工的保障狀況也有可能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存在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是否繳納養(yǎng)老保險、是否繳納失業(yè)保險、是否繳納醫(yī)療保險、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四個變量驗證保障狀況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變量的定義與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的定義與描述 注：①社會滿意度變量由農民工對社會秩序、社會風氣、法制狀況、政府效率、生存和發(fā)展機會、經濟狀況、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礎設施十個變量的滿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計算獲得，其中，很不滿意=1，不太滿意=2，一般=3，基本滿意=4，很滿意=5。②工作滿意度變量由農民工對工作時間、工作報酬、工作地點、與同事關系、工作興趣、與領導關系、晉升機會、勞動保護、勞動強度、技術培訓等十項滿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計算獲得，其中，很不滿意=1，不太滿意=2，一般=3，基本滿意=4，很滿意=5。

四、實證研究

本研究構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并運用Stata12對模型進行估計，標準化模型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一）自身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別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男性主觀生活質量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農民工面臨著高于女性農民工的壓力；老一代農民工各方面趨于穩(wěn)定，因此，不同性別的老一代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沒有顯著差異。

表4 模型估計結果（標準化） 注：***、**、*分別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顯著。

婚姻狀況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顯著，在老一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婚姻狀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不大，而對老一代農民工存在負向影響，即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未婚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高于已婚農民工。這與蔣青（2004）關于城鎮(zhèn)居民生活質量的研究結論存在差異。可能的原因在于農民工和城鎮(zhèn)居民在城市身份的差異。一般而言城鎮(zhèn)居民結婚以后將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正向影響其生活質量，然而對于已婚的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侶可能并不在身邊一起生活，因此，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其婚姻狀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反而存在負向影響。

文化水平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沒有顯著，可能的原因是農民工文化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學和初中，無論是新生代還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農民工很難體現出主觀生活質量的差異。

健康狀況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達到顯著（均為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均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其健康狀況都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狀況越好，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越高。這與Larson（1978）和Bowling（1991）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表1 新老兩代農民工主要務工區(qū)域分布情況三、變量選取、定義及描述

（一）被解釋變量

生活滿意度包括了總體生活滿意度和不同領域生活滿意度，不同領域生活滿意度的綜合即可認為是總體生活滿意度。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同樣包含了多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主要可以歸納為家庭、工作、社會保障以及其他服務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選取農民工對收入、住房、家用電器、垃圾清理、社區(qū)服務、室外環(huán)境、水電、購物、郵電、看病等十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對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基本情況進行研究，滿意程度包括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基本滿意、很滿意，調查樣本中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具體情況

本文主要研究農民工城市總體的主觀生活質量（即總體生活滿意度），因此需要對農民工十個生活不同領域滿意度進行綜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夠有效地對農民工生活不同領域滿意度進行綜合，以構建農民工城市總體生活滿意度。主要方法為：將農民工對收入、住房、家用電器、垃圾清理、社區(qū)服務、室外環(huán)境、水電、購物、郵電、看病等十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分別定義為λ1、λ2、…、λ10，那么，因子分析表達式為：

χpi=ωp1λ1i+ωp2λ2i+…+ωp10λ10i

其中，χpi表示第p個公因子在第i個樣本上的數值，λi表示第i個樣本的觀測值，ωp表示第p個公因子得分。那么，農民工城市總體生活滿意度Y表達式為：

Yi=α1χ1i+α2χ2i+…+αpχpi

其中，α1、α2、…、αp表示方差貢獻率，χ1i、χ2i、…、χpi表示公因子。

（二）解釋變量

影響居民生活質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歸納為家庭生活、職業(yè)狀況和生活環(huán)境等三類，同時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本研究將影響農民工城市生活質量的因素分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環(huán)境與工作、保障情況四類。具體為：

（1）自身特征。性別差異對生活滿意度存在很大的影響，性別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也可能存在影響；對于婚姻狀況，未婚農民工的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可能會略低于已婚農民工；不同文化水平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可能存在差異；健康狀況影響居民的生活滿意度，健康狀況好的農民工可能主觀生活質量會更高。因此，本研究選取性別、婚姻狀況、文化水平、健康狀況等四個變量驗證農民工自身特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2）家庭特征。人們的生活滿意度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個人收入與其主觀生活質量也呈正相關關系，高收入者體驗到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體驗到較多的負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選取家庭經濟狀況、家庭負擔、務工收入三個變量驗證農民工家庭特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3）環(huán)境與工作。空氣質量、社會治安、公共服務、交通狀況等多個方面對居民生活滿意度存在影響，職業(yè)狀況對農民工生活質量也存在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空氣質量、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三個變量驗證環(huán)境、社會與工作情況等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4）保障情況。社會保險問題是引致農民工生活不滿意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民工的保障狀況也有可能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存在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是否繳納養(yǎng)老保險、是否繳納失業(yè)保險、是否繳納醫(yī)療保險、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四個變量驗證保障狀況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變量的定義與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的定義與描述 注：①社會滿意度變量由農民工對社會秩序、社會風氣、法制狀況、政府效率、生存和發(fā)展機會、經濟狀況、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礎設施十個變量的滿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計算獲得，其中，很不滿意=1，不太滿意=2，一般=3，基本滿意=4，很滿意=5。②工作滿意度變量由農民工對工作時間、工作報酬、工作地點、與同事關系、工作興趣、與領導關系、晉升機會、勞動保護、勞動強度、技術培訓等十項滿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計算獲得，其中，很不滿意=1，不太滿意=2，一般=3，基本滿意=4，很滿意=5。

四、實證研究

本研究構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并運用Stata12對模型進行估計，標準化模型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一）自身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別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男性主觀生活質量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農民工面臨著高于女性農民工的壓力；老一代農民工各方面趨于穩(wěn)定，因此，不同性別的老一代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沒有顯著差異。

表4 模型估計結果（標準化） 注：***、**、*分別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顯著。

婚姻狀況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顯著，在老一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婚姻狀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不大，而對老一代農民工存在負向影響，即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未婚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高于已婚農民工。這與蔣青（2004）關于城鎮(zhèn)居民生活質量的研究結論存在差異。可能的原因在于農民工和城鎮(zhèn)居民在城市身份的差異。一般而言城鎮(zhèn)居民結婚以后將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正向影響其生活質量，然而對于已婚的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侶可能并不在身邊一起生活，因此，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其婚姻狀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反而存在負向影響。

文化水平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沒有顯著，可能的原因是農民工文化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學和初中，無論是新生代還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農民工很難體現出主觀生活質量的差異。

健康狀況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達到顯著（均為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均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其健康狀況都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狀況越好，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越高。這與Larson（1978）和Bowling（1991）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二）家庭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經濟狀況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模型中均沒有達到顯著水平；家庭負擔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模型中均沒有達到顯著水平。這表明，家庭經濟狀況對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是相對的，家庭經濟狀況差或者家庭負擔重的農民工家庭可能幸福感較高，主觀生活質量也較高，有些家庭經濟狀況好的農民工家庭對各方面的需求更高，反而主觀生活質量會降低。

務工收入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模型中均達到顯著水平（新生代模型中10%的顯著水平，老一代模型中5%的顯著水平，且符號均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其務工收入都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務工收入越高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越高，與郭乙輝（2008）研究結論一致。

（三）環(huán)境與工作

由表4可以看出環(huán)境與工作因素中空氣質量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務工城市的空氣質量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空氣質量越好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越高。

社會滿意度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他們對務工城市社會的滿意度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社會滿意度越高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越高。

工作滿意度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他們對工作的滿意度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工作滿意度越高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越高。

（四）保障情況

由表4可以看出是否繳納養(yǎng)老保險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顯著，在老一代模型中達到顯著（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是否繳納養(yǎng)老保險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并不大，而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是否繳納養(yǎng)老保險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存在正向影響。是否繳納失業(yè)保險、是否繳納醫(yī)療保險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沒有顯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農民工保障意識仍比較薄弱，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覺得有無養(yǎng)老保險對自己以后的影響不大；另一方面農民工保障機制還不夠完善，大多數農民工會產生一種沒有社會保障是應該的錯覺。是否繳納工傷保險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在老一代模型中也達到顯著（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是否繳納工傷保險都會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研究依據農民工的年齡特征，將其分為新生代農民工、老一代農民工，以江西調查樣本數據為依據，選取影響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四類十四項，運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構建了新生代農民工模型和老一代農民工模型，分別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最終發(fā)現：（1）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健康狀況、性別、空氣質量、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務工收入等，而影響老一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會滿意度、空氣質量、工作滿意度、婚姻狀況、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健康狀況、務工收入等。（2）健康狀況、務工收入、空氣質量、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等因素同時影響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3）除共同影響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外，性別因素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婚姻狀況、是否繳納養(yǎng)老保險因素影響老一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以上研究結論的政策含義在于：

（1）改善農民工工作狀況，提高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研究結果表明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影響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說明不管是新生代還是老一代農民工，改善他們的工作狀況，提升農民工工作滿意度是提升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途徑之一。

（2）加強農民工權益保障。研究過程中發(fā)現，企業(yè)對農村外出勞動力權益的保障仍不夠重視，權益保障意識普遍不高。尤其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完善農民工養(yǎng)老保障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

（3）改善農民工生活環(huán)境。研究結果表明農民工社會環(huán)境滿意度和城市空氣質量影響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包括完善農民工城市生活公共基礎設施、穩(wěn)定社會秩序、穩(wěn)固社會風氣、完善法制狀況、提升政府效率等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主觀生活質量。

（4）提升農民工收入。研究結果表明農民工務工收入影響其主觀生活滿意度，農民工的務工收入越高，其主觀生活滿意度也會越高。

參考文獻：

[1] 曹大宇，2009：《經濟發(fā)展水平與居民生活滿意度關系的考察及其政策啟示》，《改革與戰(zhàn)略》第4期。

[2] 曹大宇，2011：《環(huán)境質量與居民生活滿意度的實證分析》，《統計觀察》第21期。

[3] 馮云，2011：《創(chuàng)建生態(tài)宜居城市需努力改善民生――對大連市居民生活滿意度的抽樣調查及思考》，《城市管理》第3期。

[4] 高、姚炬洋，2013：《居民生活滿意度研究述評》，《北方經貿》第10期。

[5] 葛正鵬，2006：《“市民”概念的重構與我國農民市民化道路研究》，《農業(yè)經濟問題》第9期。

第8篇：影響社會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

論文摘要：基于顧客需求的理論框架，通過對在天津市民中的問卷調查數據進行的定量研究發(fā)現，地方政府的行政行為，如積極回應公民需求、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作風、政務公開狀況等政府自身能夠控制的因素會影響到公民對政府的評價。地方政府不太容易控制的因素，如義務教育、環(huán)境保護狀況也會對政府評價產生重要的影響。改進這些方面的工作績效，會提高政府的形象，增強公民對政府的滿意度。

一、問題的提出

顧客導向的理念主張將企業(yè)管理中顧客至上的精神和方法運用于政府管理，這樣的政府把民眾尊為顧客，盡量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以顧客需要為施政方向，規(guī)劃各項施政方針，以此獲取民眾的支持。要做到顧客至上，政府就應及時回應民眾的利益要求，并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公平、高效地加以滿足。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推進，政府職能和管理方式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政府主要通過中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和年度宏觀調控目標，運用財稅、金融等調控手段引導經濟運行，基本上擺脫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下政府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的僵化體制，初步建立起了以經濟、法律手段為主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因而市場經濟體制的發(fā)展，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也將以滿足顧客需求為導向，轉變職能，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而了解民眾需要什么樣的公共服務就成為建設服務型政府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確定服務型政府究竟最應該做些什么，一個比較實用的方法就是研究民眾是如何評價政府的，即民眾對政府哪些行政行為和行政效果的評價會影響到公民對政府的總體評價?在這篇論文中，我們將以對天津市民的問卷調查結果為基礎，力求對上述問題做出回答。

二、理論、方法與數據

一般來說，影響公民對政府評價的因素無非是兩類，一類是政府的工作方式，另一類是政府的工作績效。前者是政府基本可以控制的因素，而后者則不是政府單方面努力就可以實現或解決的問題。我們將通過問卷調查的方法來了解市民對這兩類因素的認識、態(tài)度和評價，以此確定哪些因素會顯著影響市民對政府的總體評價。可控因素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媒體在傳遞政府信息中所起的作用。有實例表明，媒體在擴大政府與市民間的鴻溝方面負有一定的責任。主流媒體信息往往會被市民看作是政府對市民的一種間接承諾，很容易把政府的實際施政行為與媒體所報道的進行比較。因而，市民是否相信媒體有關政府活動的報道，既可以反映出政府的信息能否被市民接受，又能夠增加市民對政府的信任。而且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公民對政府網站傳達的信息的認可程度，能夠更為直觀地反映出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因此，政府府網站能否成為市民了解政府的一個重要窗口，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政府的便民意識和推行政務公開的決心。因而我們在問卷中主要設計了兩個相關問題，即媒體有關政府的報道是否可信；政府網站是否是了解政府的一個重要窗口。

二是政府對市民的回應。回應指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對公眾的需求和所提出的問題反應敏感，并能積極響應并滿足公民需求的過程。如果市民的意見能夠影響到政府決策的話，也可反映出市民與政府之間的信息交流至少是暢通的。因此，盡管溝通會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但它能夠提高政府效能，使公共產品的生產更符合市民的意愿。信息公開體現了公民對政府提供的服務及其流程的知情權，這對于任何形式的公民參與來說都是最為核心的問題，同時也是對公民知情權和其他政治權利的一種尊重。承諾公開，也是政府回應的一種表現，能夠反映出它在政務公開及保障市民知情權方面的客觀效果。對這一影響因素，我們在問卷中設計了三個問題：市民反映的意見是否能得到政府重視；政府是否履行了自己的承諾；政府是否尊重市民的權利。

三是政府的工作作風。服務型政府應該是便民政府和高效政府。西方國家已在政府服務中引進全面質量管理，政府為民眾提供一種民眾導向型的全天候的高效服務，民眾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務。我們在問卷中分別設計了“市民到政府部門辦事是否方便”、“對市政府的辦事效率是否滿意”兩個題目，以此了解市民對政府提供的服務的便捷程度的評價。“辦事是否方便”指政府能否為市民提供各種便利條件，能否做到一站式服務，簡化辦事流程等。“政府辦事效率”主要指的是政府部門辦事是否快捷。

另外，由于公共服務的對象是公眾，公眾對公共部門服務態(tài)度的滿意程度應當是檢驗公共部門工作效果的主要標準。為此，我們設計了“政府工作人員在執(zhí)行公務時的態(tài)度”與“和政府工作人員打交道時的感覺”兩個問題，用以考察市民對政府機關工作人員服務態(tài)度的評價。“政府工作人員執(zhí)行公務時的態(tài)度”強調的是特定情況下對政府工作人員服務態(tài)度的評價，而公民并不一定是在需要政府提供某種特定的公共服務時才會與政府工作人員打交道。因此，我們又用“市民與政府工作人員打交道時的感覺”來測試市民對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工作作風的綜合感受。

最后，為了考察政府工作人員廉潔程度是否會影響市民對政府的評價，我們在問卷中設置了對“本市大多數官員的廉潔程度”的評價。有研究表明，非腐敗程度與非官僚主義程度、政策透明度、政府政策實施效率之間存在著高度的正相關關系；由此看來，政府工作人員的廉潔程度應與市民對政府的評價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

不可控因素主要包含以下兩類問題：一類是經濟發(fā)展。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特定公共權力的存在和維系是與其經濟績效密切相關的，能給相關的人們帶來經濟效益是政治權力存在的合法性的堅實物質基礎，政績平平會瓦解統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這一政權的合法性口…，政績最核心的內容——經濟增長，會增加公民對政府支持。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地方的經濟發(fā)展并不完全取決于地方政府的努力，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經濟發(fā)展問題盡管被歸為政府的重要職能，但只能作為一種不可控因素來加以考慮。為此，我們設計了四個有關經濟發(fā)展方面的問題，包括天津市和全國近五年來的經濟發(fā)展速度，對未來五年的經濟增長預期，近五年家庭經濟條件的改善和未來五年的改善預期等。

另一類是市民生活質量。生活質量是由反映人們生活狀況的客觀條件和人們對生活狀況的主觀感受兩部分組成的，客觀生活條件與主觀生活質量之間存在偏差現象，主觀生活質量用客觀指標能夠解釋的只有17％左右，而且受參照標準的影響很大。一般情況下，生活質量的高低取決于生活水平的高低，但同等的生活水平條件可能會產生不同的對生活質量的主觀感受。因而，在對生活質量進行測量和評估時，應該既有反映生活條件的客觀指標，又有反映人們滿意程度的主觀指標。如果市民把生活質量歸于政府努力的結果甚至是政府的基本職責，那么對這些問題的評價將會更直接地影響到對政府的評價。可是，盡管政府的各類工作目標最終是為了提高群眾的生活質量，然而對生活質量往往有較大影響的經濟發(fā)展狀況卻并不是政府能夠完全把握的，而且它還與全球經濟發(fā)展、市民自身的努力等因素有關，而這些因素更是超出了政府的掌控范圍。因而我們在問卷中設計的相關問題都是詢問市民對與他們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一些公共服務的主觀感受。主要有以下幾類問題：社區(qū)環(huán)境、衛(wèi)生和治安狀況；交通狀況、義務教育狀況；看病是否比五年前更貴和更方便、市民之間有貧富差距、房價問題。

此問卷調查，于2006年按照配額抽樣的方法選取部分天津市民進行調查，獲有效問卷1106份。對于每個問題，我們均按里克特量表方式設計答案，并分別以“1＝非常差，2＝差，3＝一般，4＝好，5＝非常好”的形式予以賦值，請求受訪者從最消極的評價到最積極的評價之間進行選擇，以此量化他們的態(tài)度。然后采用多元逐步回歸分析方法篩選出那些可能影響評價的因素。回歸的結果，將使我們可根據Beta值(標準化回歸系數)，決定自變量對因變量差異的解釋力大小，進而把城市居民對當地政府績效評價的決定因素，按其影響力大小進行排序。

三、結果分析與討論

我們在數據分析時首先將政府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的評價分別進行逐步回歸分析，再將兩類因素混合進行分析，最終得出影響政府總體評價的因素。為了使報告的模型更集中，只有那些通過0.01統計顯著水平的變量，我們才進行討論。

報告了可控變量和不可控變量兩個模型。前者調整后的R2為0.379，且通過了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政府工作作風等五個方面的評價能夠解釋37.9％的對政府總體評價的變化。結果表明：在所有的行政行為中，影響市民對政府總評價的最主要因素是：政府的工作作風(Beta＝0.234)。這個變量中包括政府工作人員的態(tài)度，市民與他們打交道的滿意度，市民去政府部門辦事是否方便、政府的辦事效率等的評價。說明政府工作人員的態(tài)度顯著影響了市民對政府的評價。由此看來，當前我國的政府創(chuàng)新大都與改進工作作風和提高辦事效率有關，不能不說是一種有助于改善政府與市民關系的好做法，同時也印證了當前以“群眾滿意不滿意”來考評政府具有很好的針對性。媒體有關政府的報道是否可信居于第二位。即媒體是否真實、準確地報道有關政府的信息會影響市民對政府的評價，這也進一步說明了加強政府與市民的溝通有助于改善政府與公眾的關系。因為媒體的報道是市民獲得政府信息的一個主要渠道，政府信息越公開，越真實，越容易受到市民監(jiān)督；媒體公布的政府信息越可信，也越容易提高市民對政府的信任。

居于第三位的是政府的回應。一般來說，市民的價值和優(yōu)先考慮經常會集中在他們自己當前的利益上，但政府卻必須看到將來和整個社區(qū)的利益。因此，政府的政策目標有時會與公民的短期需求不盡一致，這更要求政府在決策時要注意傾聽市民的意見和做好溝通解釋工作，在工作中做到言而有信，取信于民。另外，政府是否尊重市民權利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變量，我們在問卷中所說的權利是個綜合的權利概念，包含的內容比較寬泛，沒有具體特指是政治權利還是一般的個人權益。這個變量對政府評價的影響較大，說明政府在施政過程中，不僅要尊重市民的政治權利，而且也要尊重市民的經濟權利等各項權利。官員的廉潔狀況居第四位，說明吏治腐敗確實會損害政府形象，影響市民對政府的評價。但這一因素并未如我們日常所理解的那樣會對政府的評價產生最重要的影響，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市民對政府廉潔狀況的失望和容忍，也有可能市民認為它是一種全國性的普遍現象，不是地方政府能夠解決的問題。

對“政府網站是了解政府施政情況的一個重要窗口”的回答，在影響政府評價主要因素中居于第五位，說明市民認可政府網站是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方便群眾的有效手段，政府網站建設的好壞會影響市民對政府的評價。

從不可控變量模型可以看出，政府施政效果影響市民對政府評價的解釋力(調整后的R2＝0.376)比可控變量的要低，說明政府的施政效果對政府的影響力要小于政府行政方式的影響。這些因素中，居第一位的是義務教育狀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市民認為義務教育是地方政府的應盡責任，而教育的質量和收費問題事關市民的切身利益。二是受訪者中學歷在大專以上人員的比重較大(23.3％)，一般來說，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因為這些人更理解教育的重要，而且自己也是接受過較好的義務教育的受益者。環(huán)境狀況位列第二位(Beta＝0.152)。盡管一個城市環(huán)境狀況的好壞，并不是政府能夠完全控制的，特別是天津市地處華北，每年都深受來自西北地區(qū)的沙塵暴等自然災害的影響。但在改善其他環(huán)境質量方面，如控制城市廢氣排放、加大城市污水處理、增加城市綠化覆蓋率、降低城市噪音等方面，城市政府還是大有可為的。

影響程度居第三的是社會治安、風氣、衛(wèi)生狀況。這幾項因素中，社會治安和城市的公共衛(wèi)生對市民的日常生活影響很大，也是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基本職能。經濟發(fā)展速度對總體評價的影響力位居第四，反映出市民對政府經濟建設能力的關注。其他幾項如本市的交通狀況、看病是否更方便、貧富差距等也影響了對政府的總體評價，但它們都只在5％的水平上通過了檢驗。值得一提的是市民對貧富差距的評價對政府的總體評價的影響不僅只在5％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且Beta值也僅為0.059，這一社會熱點問題并沒有像我們日常理解的那樣影響到了對地方政府總體評價。這也反映出本次調查中體現出的一個總的傾向：那些越具有全國性的問題，即那些不是單個地方政府能夠解決的問題往往對政府評價的影響較小。

(三)混合分析市民對兩類因素的評價對政府總評價的影響

最后我們將可控的和不可控的兩類影響因素混合起來進行逐步回歸分析。

混合分析結果中，調整后的R2為0.454，說明混合模型比兩類因素分開考慮更有解釋力。在前四項有顯著性影響的自變量中，不可控因素中的義務教育和環(huán)境狀況分別居第一、第二位。我們認為，這是在政府“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科教興國”的指導思想和越來越嚴峻的就業(yè)壓力影響下，教育在市民心中的重要性提高了的表現。而環(huán)境保護與經濟發(fā)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他們對環(huán)境改善的預期，因此它也成了評價政府績效的重要因素。這些也表明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更高了，渴望能夠有更好的生活環(huán)境，也希望子女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而環(huán)境保護和義務教育歷來被看作是有很大正外部性的公共產品，是地方政府基本職責，因而市民對這兩個問題評價相比其他因素更會影響到對政府的總體評價。媒體對政府的報道可信與政府工作作風列第三和第四位，說明政府的公信力和親和力仍然是影響市民對政府的評價的主要因素。政府公務員是政府形象的代表者，市民對于他們的工作態(tài)度、方式和辦事效率的滿意與否對政府的評價影響很大。后面幾個因素的影響力相差都很小，而且Beta值比較低，但他們的顯著性也很高，都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檢驗。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回應下降到了第五位。政府能否及時對公眾的意見作出負責任的反應，及時迅速地提供優(yōu)質高效的服務是衡量善治程度的重要內容。天津市民對政府回應的關注不夠，反映了天津市政府在積極回應工作上做得還不夠，市民也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也是政府的重要責任。從政治生態(tài)學的角度來看，公民與政府問應該是一個互動的關系，政府應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讓公民參與公共事務，而公民的素質也會影響到政府服務意識的強弱，因而政府首先應切實回應公民的需求，而培育市民的公民意識也會有助于增強政府對公民訴求的回應。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經濟發(fā)展因素都沒有進入模型，即經濟發(fā)展績效并沒有顯著地影響到市民對政府的評價，說明從市民的需求而言，政府職能應該從經濟建設為主轉變到注重公共服務上面來。

第9篇：影響社會治安的主要因素范文

一個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快慢是由很多因素決定的，有的地區(qū)很容易吸引大量的資金使經濟得到快速發(fā)展，而有的地區(qū)卻很難吸引到資金甚至現有的資金也會

撤出投向它處。現在有很多地區(qū)都在想盡各種辦法進行招商引資，動用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財力，可是收效甚微。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的人可能百思不得其解。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同時又是我們必須要深刻思考的問題。

一、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動力體系構成

一切事物的發(fā)展都是在力的作用下完成的，區(qū)域經濟的發(fā)展也不例外。那么，

什么是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動力呢，我認為應該是該區(qū)域內與經濟發(fā)展有關的各種因

素通過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機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合力。這些因素很多很復雜，相

互間的作用機制很難用簡單的數學公式表述，各要素問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相

互支撐又互為條件。

筆者通過研究構建了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動力體系，既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動力由以

下五個力組成：經濟力、文化力、政治力、環(huán)境力、自然力。這五個力通過自身

的特殊機制相互作用構成了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動力，這五個力之間相生相克，既相

互促進又相互制約，其中的任何一種力提高都會使區(qū)域經濟發(fā)展動力得到提高，

而其中的任何一種力報低就會阻礙整個區(qū)域經濟的發(fā)展，而五個力都得到提高了

那么區(qū)域經濟就會實現跨越發(fā)展，如果其中的一個或幾個力較低就會制約區(qū)域經

濟的發(fā)展。

1、區(qū)域投資動力機制中的經濟力因素

經濟力是指對于區(qū)域投資具有推動作用的各類經濟因素的總稱，它包括宏觀

經濟環(huán)境、微觀經濟環(huán)境、市場環(huán)境、金融環(huán)境、生產要素供應等。

宏觀經濟環(huán)境因素：國民經濟發(fā)展狀況、幣值穩(wěn)定程度、通貨膨脹情況、外

債情況等。經濟發(fā)展良好的地區(qū)的投資機會往往多于其他地區(qū)，而且經濟勢態(tài)也

呈增長的趨勢，投資的成功率和回報率都相對較高。

微觀經濟環(huán)境因素：它強調的是區(qū)域的經濟環(huán)境，它主要是考慮特定地區(qū)的

相關經濟環(huán)境，區(qū)域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和區(qū)域內關聯產業(yè)的配套水平了。一個地區(qū)

的經濟發(fā)展水平高，那么相對于別的地區(qū)更容易獲得投資，因為經濟發(fā)展水平高

的地區(qū)綜合實力相對也較強，有利于投資收益的實現，另外一個微觀因素就是區(qū)

域內關聯產業(yè)的集聚水平，隨著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投資的區(qū)位選擇也趨于

集群化，往往是若干相關產業(yè)的投資集中在某個或某幾個地區(qū)。一方面有利于形

成產業(yè)的集群效應，便于企業(yè)間的生產要素和知識的流動，降低交易成本；另一

個方面是關聯投資的區(qū)域性集中，有利于提高整體競爭力，從而提高投資收益水

平。

市場環(huán)境因素

生產要素供應：生產要素主要指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兩者的供應情況能夠直

接影響到投資水平。

2、區(qū)域投資的新因素一一文化力

1980年代以后，文化力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清醒認識和全面把握文化力的發(fā)展規(guī)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現代市場經濟走向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經濟與文化一體化發(fā)展，所以，文化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具有若干不容忽視的作用。文化力是一種強大的最根本的內在驅動力。文化力水平的高低也會直接影響到一個區(qū)域的經濟發(fā)展能力。

文化是一種力量，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自然、社會和人類自身發(fā)展的絕對推動力，是指對區(qū)域經濟發(fā)展具有推動作用的科學、教育、藝術和傳媒以及地域文化特征等各種因素相互支撐相互作用的合力總稱，科學是第一文化力。

科學是第一文化力，科學旨在認識未知，是技術的基礎。是推動以生產需要

為表現形式的經濟發(fā)展的基本動力，沒有科學的發(fā)展就沒有技術的進步，沒有技

術的進步就沒有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的全面協調發(fā)展，這是科學的根本所在，科

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成果必須經過轉化才能成為直接的生產力。即將科學通過

技術物化為新的勞動工具和新的勞動對象。科學只有通過技術的實現與技術的轉

化才能成為推動生產力發(fā)展的根本力量。

在科學和技術迅猛發(fā)展的今天，投資者所考慮的因素已不僅僅是生產要素本

身，他們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技術革新和產品創(chuàng)新等方面，所以一個地區(qū)科學

基礎和技術水平的高低在吸引投資方面的作用日漸彰顯。

一個科學和技術水平都較高的地區(qū)，往往能夠快速的吸收和消化引進的先進

產業(yè)和技術，并且能夠迅速的將科學研究的成果通過技術的實現轉化為現實生產

力，從而提高投資的回報率，縮短投資回報周期。

個地區(qū)科學和技術水平的高低，主要通過地區(qū)的高校和科研機構數量以及

區(qū)域專業(yè)技術人才的數量和熟練工人的技術水平等來表現。技術人員的數量和熟

練工人的技術水平。是從普及層面反映了一個地區(qū)的技術水平，因為科學和技術

水平的高低不是取決于某個人或某個機構，而是整體上的概念，它需要從全局來

進行衡量，也就是所謂的科學和技術的普及程度。

教育因素

其他因素

文化力中包含的因素非常復雜，除了前面談及的科技和教育因素，還涉及風

俗、民族、語言、宗教、藝術體育及傳媒等很多方面，它們對于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

影響力都不容忽視。如果能夠充分了解這些方面的差異，并在了解的基礎上達成

共識，那么就能加快區(qū)域經濟的發(fā)展。

文化力作為～種新的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推動力，在社會不斷發(fā)展和進步的今

天，其作用顯得越來越重要，文化力的提升是增強區(qū)域經濟發(fā)展能力的一個有效

手段，也是促進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一個最根本的力量。它在區(qū)域經濟發(fā)展動力體系

中的作用，會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和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成為主導地位。

3、區(qū)域投資動力機制中的政治力因素

政治力是指對于區(qū)域投資具有推動作用的各類政治·法律·政治因素的總稱。地區(qū)政治穩(wěn)定是任何投資者始終關注的重要方面。是區(qū)域經濟發(fā)展中的一個最敏感是因素。一個地區(qū)的政治穩(wěn)定，則能增強投資者的信心，促進投資的進入，而動蕩的政治環(huán)境則會削弱投資積極性，阻礙投資向該區(qū)域的介入。

經濟政策

投資行為作為一種經濟行為，必然受到所在地區(qū)的經濟政策的影響。不同的

經濟政策對于投資的影響各不相同，如果政府采取鼓勵投資的政策，則會誘導投

資的增加，如果政府對投資進行了規(guī)制，則可能降低投資的比重，很多國家和地

區(qū)都比較喜歡采用政策因素來調整投資行為。

法律因素

投資秩序的規(guī)范則要靠法律規(guī)章來建立，與投瓷相關的法律因素起著調整投

瓷關系，保障投資者的利益和安全，調節(jié)投資行為的作用。

4、區(qū)域投資動力機制中的環(huán)境力因素

環(huán)境力是指對于區(qū)域投資具有推動作用的基礎設施、社會治安和能源供應等

方面的因素的總稱，它是從人類改造后非自然形成的投資環(huán)境來說的，包括交通

設施、通訊網絡、社會治安、配套社會服務設施以及能源供給等幾個主要因素。

一個地區(qū)的交通設旌越發(fā)達，那么它的經濟發(fā)展動力也就越大。所以一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