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后果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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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后果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宏觀影響 遼寧省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以來，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并逐漸進入老齡化迅速發展階段。遼寧省作為全國的工業基地，人口老齡化趨勢同樣日益明顯。據遼寧省統計年鑒（2009）顯示，遼寧省1995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02%），提前全國5年，成為全國人口老齡化來得最早、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從宏觀層面看，遼寧省人口老齡化超前發展態勢所產生的影響已滲透到勞動力市場、產業結構、居民儲蓄（消費）水平、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文化、公共安全等諸多方面。

一、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市場良性運行

發達國家和地區人口老齡化經驗表明，有效勞動力供給不足是人口老齡化的最直接后果，也是影響勞動力市場是否能夠良性運行的關鍵性因素。有效勞動力供給不足主要通過勞動力資源的減少、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和勞動力參與率的降低體現出來。已有研究大多顯示，遼寧省從1982年開啟“人口機會窗口”到2020年之前均為“人口暴利期”，勞動力資源充裕且會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但是，僅從勞動力資源的整體規模來分析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存在較大的片面性，勞動力市場的良性運行最終取決于適齡人口的“有效” 勞動供給。首先，從勞動力年齡結構上看，目前遼寧省勞動力人口中年輕人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年長者的比重在不斷上升。2010年，全省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年齡中位數是41歲，比2000年、1990年、1982年分別提高4歲、8.1歲和11歲，勞動力結構老化趨勢明顯，限制了人力資本活力的發揮和有效勞動供給。其次，在勞動力參與率方面，隨著少兒人口持續減少、低年齡組人口與女性人口受教育機會的增加，遼寧省勞動參與率也在不斷下降，數字為證，2000年，全省15歲及以上人口的勞動參與率71.67%，到2010年，全省16歲及以上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僅為57.33%，比2000年下降了14.34個百分點。誠然，人口老齡化會帶來專門服務于老人的勞動力增加，但從事生產性活動的勞動供給減少了。一部分勞動力可能是在老年產業中就業，另一部分則是在家里和醫院里照顧老人，尤其是那些失能老人更需要年輕人的特別照料和護理。

二、人口老齡化與產業結構調整

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勞動力老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這一人口現象對處在產業結構轉型時期的遼寧省的沖擊和影響不容小覷。

經過多年努力，遼寧省的產業結構調整已經從協整比例關系為主轉向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為主。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可以促進遼寧省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因為短期內遼寧省勞動力資源數量與青壯年勞動力都相對充足，勞動力老化程度和總撫養比也在經濟社會承載范圍之內，能夠保持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加之青壯年勞動力素質的不斷提高，有利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協調發展與合理布局；同時，因人口老齡化而興起的以老年人服務為目標的老齡產業也將有效地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具備吸納從一、二產業中釋放出來的大量勞動力，順應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又阻滯著遼寧省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進程。劉柏霞（2009）通過選取1978—2005年的相關數據驗證了遼寧省勞動力人口的變動與產業結構變動系數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人口老齡化因削減了勞動力人口而影響到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進程。同時，人口老齡化也會導致投資資金供給的相對減少，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各行各業都處于經濟結構不斷調整的發展階段，新興產業不斷涌現，傳統產業逐漸衰退消失，勞動者的職業變換日益頻繁，而老齡勞動者無論在身體素質、接受新知識和新技術的能力上，還是在拼搏精神和創新意愿上，都要比青年勞動者低得多，對新產業、新崗位的適應能力也要低得多[1]。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變遷迫切需要的風險投資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是一種嚴酷的挑戰。

三、人口老齡化與儲蓄水平變化

人口老齡化與儲蓄之間的關系是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經典的生命周期理論（Modigliani & Brumberg，1954）認為個體的儲蓄傾向在一生中隨著年齡的增長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而加總的國民儲蓄率取決于人口年齡結構及其變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國民儲蓄率會隨之降低。經驗也似乎告訴我們，一個社會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是不利于儲蓄的。但是中國在進入老齡化社會后，國民儲蓄率卻增勢不減，使得老齡化與儲蓄率之間的關系變得撲朔迷離。

通過對歷年統計數據的整理分析，我們發現，改革開放后遼寧省的總儲蓄金額和儲蓄增長率也都是在上升的，但期間儲蓄增長率的波動趨向值得注意。若以1995年遼寧省進入老齡化社會為界分成兩段分析，不難看出，隨著遼寧省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在總儲蓄金額增加的同時儲蓄增長率卻在下降。1995—2011年間，遼寧省經濟增長率在波動中增長，少兒撫養比下降較快，老年撫養比緩慢上升，儲蓄率升中有降，近年不斷趨緩（見圖1）。可能的原因在于，遼寧省目前的勞動力人口還比較充裕，老齡人口的消耗應該趕不上儲蓄的增長，未來一段時期遼寧省儲蓄額肯定還會增加，但增長趨勢會隨著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越來越緩。

四、人口老齡化與消費需求波動

理論上講，人口消費水平與消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收入水平，但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況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消費需求。一般認為，人口老齡化使作為純消費者的老年人口數量增加，老年人規模的擴大客觀上能夠推動社會消費需求總量的上升。不過，在消費總量一定的情況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又會導致人均消費水平的降低。從家庭微觀角度分析，家庭人口老化會使家庭的從業人口數變少，收入水平降低，老年撫養比增大，進而導致家庭人均消費水平降低。從老年人口個體來說，其往往更加節儉，用于食品等生活用品的消費支出將會低于年輕人口。有關研究也表明，兒童與老年人的消費需求均低于成年人。但是，就長遠看，老年人口的增加會使未來的消費結構和消費偏好發生重大變化。老年人用于社會交往方面的消費需求可能少了，可用于健康保健、醫療和護理方面的消費需求會大幅度上升，同時，旅游、老年服務、休閑等相應服務業的消費需求將加大，大量資金轉向老年人消費，將直接導致從事生產方面的投資相對下降，經濟增長的速度放慢。當然，老齡人口的增多同樣預示著老年人需求市場將在社會總需求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老年人群體正在迅速崛起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市場消費勢力，從而帶動和形成一門新興的、綜合性的產業——老齡產業，為老年市場提供無限商機。因此，人口老齡化的消費效應是多面向的，最終取決于一時一地的老齡化程度及其發展速度。

縱觀遼寧省1980—2011年的消費變化情況，居民最終消費額每年都在增加且總量增幅明顯，消費增長率1994年曾達到最高峰28.79%，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自1995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后，消費增長率呈現周期性下降，2005年前后又現逐漸回升（見圖2）。可見，遼寧省人口老齡化進程對最終消費的影響表現出某些特殊性：在老齡化初期，老年人口的增加并未對消費需求帶來明顯的正效應，反而是計劃生育政策有效執行下少兒撫養比的不斷下降對最終消費的影響較大。經驗研究表明，少兒撫養比每下降1%，消費將隨之下降0.417%（陳晶、朱天星，2011）；當前，隨著老齡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不斷加深，老年撫養負擔的增加也并未強烈地改變消費增長的趨勢，但對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帶來了顯著影響，抑制了衣著、家庭設備與用品、交通通訊、文教娛樂的消費支出，增加了醫療保健的消費支出[2]。

五、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障負擔

養老保障負擔的日益加重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又一直接后果。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使社會保障基金在來源逐漸減少的情況下還得應對支付額不斷增加的現實需求，兩方面的擠壓必然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和沉重的社會負擔。遼寧是東北三省的龍頭，也是受深層次體制因素和結構性矛盾影響較嚴重的省份之一，正處于老工業基地改造之中，屬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老齡化的提前到來，不僅增加了政府養老保障金、醫療保障金等方面的開支，加重了為老設施的社會管理成本，而且使其面臨改善規模龐大的老年人口，特別是農村老年人口生活與福利水平、避免老年貧困的艱巨任務。養老保障支出方面，老年人口及離休、退休和退職人員加快了養老金支出的增長速度。2010年，全省參保離退休人數472.7萬人，比2000年增加191.7萬人，10年增加了1.68倍，年均增長速度5.34%；同期，養老金支出由2000年的169.5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754.8億元，增加585.3億元，10年增加了4.45倍，年均增長速度16.11%。養老金支出年平均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參保離退休人數年平均增長速度。醫療保障支出方面，2010年，全省城鎮退休人員參加基本醫療保險464.1萬人，是2000年的12.7倍；2010年，退休人員醫療費用支出139.3億元，是2000年的69.65倍。2000—2010年，人均退休人員醫療費用由2000年的546元/人提高到3002元/人。可以預計，今后及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數量不斷增大且比重不斷提高的老年人口已經并將繼續對遼寧省社會保障體系構成沉重負擔和壓力。

六、人口老齡化與社會文化變遷

自古以來，親子關系都是中國家庭關系的核心，贍養父母是子女天經地義的職責和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延期回報，由此孕育出來的“孝文化”或“崇老文化”綿延千載。然而，隨著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結構“核心化”以及家庭內部代際關系“社會化”特征明顯，傳統的“養老文化”和“孝文化”在不同層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而人口老齡化的出現則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3]。人口老齡化促使中國的家庭養老由文化模式走向行為模式，具有越來越大的隨意性[4]。老年父母與其成年子女之間存在著廣泛的資源交換，父母對子女的投資及幫助（如早年的教育投資、經濟援助，以及近期的照看孩子、做家務等家庭服務）同子女為父母提供養老幫助之間存在因果關系[5]。而且，不同社會群體對老年人的主觀評價以及他們對老年人生存現狀的客觀評價，都存在一定的老年歧視（ageism）傾向[6]。2005年10月，黑龍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120余個村子的老年人生活狀況調查顯示：隨著農村建設速度的加快，中青年農民中“重小輕老”現象非常嚴重。在城市，快速的生活節奏使退休居家的老人無法得到忙碌子女們的生活照顧，老年人因單身或家庭“空巢”而引發的孤獨、抑郁、焦慮、煩躁等心理不適現象也已成為比較突出的老年問題。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老年人對多姿多彩的社區文藝、“夕陽紅”般的大眾傳媒節目、老年教育等精神文化需求會要求原有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調整，社會老年文化的氛圍會逐漸加重。因此，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和比重的提高影響到人們的家庭結構、代際關系、住房與遷徙，改變了他們的傳統觀念和生活方式，預示著新一輪社會文化的變遷。

七、人口老齡化與公共安全隱患

中國社會仍處于轉型期，受到不同程度現代風險和傳統風險的影響，其公共安全問題不斷顯現，并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而由“初顯”逐漸發展為“凸顯”，快速的老齡化在無形中加劇了高速現代化所產生的社會與經濟壓力[7]。隨著遼寧省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劇，老齡人口逐漸由個體形成群體，老年人口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將由零散的碰撞逐漸演變為集中的社會沖突。上述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挑戰（包括勞動力供給格局、消費需求結構、經濟運行成本等方面的變化）、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包括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代際協調發展的矛盾、老年群體的利益訴求等）很可能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其所積蓄的問題一旦爆發將會對社會安定產生極大的打擊。

參考文獻：

[1]郭熙保等.人口老齡化將對經濟產生持久性影響[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7—17（06）

[2]王舒，李旻.農村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以遼寧省為例[J].中國集體經濟，2011（33）：17—18

[3]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視角下的中國人口老齡化[J].中國社會科學，2011（3）：121—138

[4]姚遠.對中國家庭養老弱化的文化詮釋[J]..人口研究，1998（5）：48—50

[5]陳皆明.投資與贍養——關于城市居民代際交換的因果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1998（6）：131—149

[6]吳帆.認知、態度和社會環境：老年歧視的多維解構[J].人口研究，2008（4）：57—65

[7]Richard Jackson， Keisuke Nakashima and Neil Howe. China’s Long March to Retirement Reform： 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 Revisited [R] .Washington： CSIS Publications. 2009.3—17

第2篇：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后果范文

德國目前是歐洲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被戲稱為“歐洲的養老院”，因此應對老齡化帶來的挑戰一直是德國政府和社會關注的焦點。2012年10月30日，中德老齡問題研討會在曼海姆召開，兩國近60名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出席。德國前勞動部長、我會老朋友瓦爾特·李斯特作題為“德國人口形勢發展及其對德國社保體系影響”報告。我會邀請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張翼教授對“中國老年人口的居住、健康與照料安排”進行介紹。中德報告人還就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質量、中德養老體制比較、居家養老、城市規劃中的老年社區、中醫在老年護理上的優勢以及養老保障類住房儲蓄等題目進行了交流。

德國的老齡化進程從19世紀末開始，持續近百年。德國是“老年社保制度”的搖籃。1889年俾斯麥建立的“養老及傷殘險”是現代社保制度的雛形。但隨著德國社會和人口結構的不斷變化，低出生率和壽命延長不斷加劇人口老齡化進程，德國優越的養老保險體制遇到嚴峻挑戰。多年來德國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社會各界積極探索，并積累了有益經驗。這對于“未富先老”且老齡化程度急速加劇的中國社會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德國的社保改革措施之“李斯特養老金”和“護理險”

2002年，在時任德國聯邦勞動部部長李斯特的倡導下，德國進行了二戰后最大規模的社保改革。具體包括削減現收現付養老體系的福利待遇、穩定保險費支出水平和發展新型的私人養老保險。在這一背景下，具有補充性質的“李斯特養老金”計劃出臺，并成為繼國家法定養老保險、企業附加養老保險和私人養老保險以外德國養老保險體制的第四支柱。“李斯特養老金”運行方式為投保人或家庭將年收入的4%拿出為“李斯特養老金”儲蓄，而國家將對此進行補貼（夫妻每人每年可獲補貼154歐元，孩子20歲之前每人每年300歐元）。

德國社保體制上的又一重要改革為1995年強制推行的護理險，規定所有參加法定醫療保險的人都須參加護理險，費率為收入的2%。護理險伴隨人口老齡化過程發展起來，對于緩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壓力、減輕被護理人員家庭經濟和精神負擔具有積極意義。

德國養老新模式之“以房養老”

作為對“李斯特養老金”的補充，德國在2008年推行了“李斯特住房補貼”，即個人或家庭在購買自用住房時，其貸款或儲蓄均可得到國家補貼。這項政策性住房金融產品將住房儲蓄的手段與養老保障的目的結合起來，受到德國人歡迎。目前約100萬德國人簽訂了“李斯特住房補貼”合同。該計劃的核心是，使老年人不必從退休金中支付高昂房租，而在自有住房中安享晚年，或將自有住房出售后支付養老院費用，緩解日趨嚴重的老年貧窮問題。人口老齡化改變了德國人傳統上以租房為主的居住習慣，開始接受“以房養老”這種模式。

德國社會各界的努力

第3篇：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后果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經濟 管理

1 測度人口老齡化的指標

在研究人口老齡化的過程中，除了要界定好人口老齡化的概念，還要確定反映人口老齡化的具體指標。在這里我們主要闡述最主要的指標是反映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指標。它主要包括以下兩種：①老年人口比例，也就是指60歲或65歲以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這個比例的變動用來衡量人口老齡化或年輕化的標準。計算公式為：老年人口比例=（60歲或65歲以上人口數÷總人口數）×100%。②人口的老少比，是指老年人口與少年兒童人口數之比，老少比的變動能夠反映出老年人口與少年兒童人口的比例情況，它可以反映出人口年齡結構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2]老少比高于30%的為老年型社會，低于15%的為年輕型人口，介于兩者之間的是成年型人口結構。它的計算公式為：老少比=（60歲或65歲及以上的人口數÷0-14歲人口數）×100%。

2 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分析

2.1 人口慣性導致老齡人口在出生率下降后仍在增加 人口慣性是指達到生育更替水平后人口繼續增長的趨勢。因經濟、技術、政策等因素的影響，人口的生育率會在短時間內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以至降到生育更替水平以下。但是人口的慣性作用會使老齡人口仍保持相當一段時間內的增長。隨著低齡組人口生兒育女，劇增的出生人口數，將超過死亡人數。但隨著他們年齡繼續增大，死亡人數將逐漸下降，老齡人口越來越多，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增加。我國又實施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和出生率不斷下降，人口慣性會使老齡人口總數持續增長。在越來越大的總人口中，0-14歲的人口所占比例變小，60歲及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變大。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將越來越嚴重，因人口老齡化引起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將越來越凸顯。

2.2 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老齡化 為了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減少消費和資源消耗，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確保重要產品的人均產量更快地提高，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起，就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即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孩子。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我國的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根據《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可知，我國2002年的生育率為12.86‰，比1973年的生育率下降了15.21‰，我國的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劇下降，從39.7%下降到24.9%。由此可見，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低生育率是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原因。

2.3 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人口平均壽命的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加快，衛生醫療服務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死亡率下降是經濟發展尤其是醫療衛生條件改善的直接原因。經濟發展、生產力的提高，物質產品越來越豐富，不僅能夠滿足了人民的溫飽需求，而且還提高了人們的營養水平，為延長人們的壽命提供了基本的物質保障。

3 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后果

3.1 人口老齡化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 勞動年齡結構的老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產生總體性影響。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從經濟學角度講，一個地區的國民收入總額等于每個經濟活動人口平均創造的國民收入乘以經濟活動的人口數量。國民收入經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最終要形成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兩大部分。積累基金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消費基金多，積累基金就少，反之，消費基金少，積累基金就多。隨著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公共和私人兩個方面支出的養老金和退休金的數量要增加，用于社會保險和福利支出增加，對生產基金的積累產生消極的影響，從而制約經濟的發展。政府近年來在養老保障、退休金和社會福利方面的資金投入不斷增加，不斷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積累基金，制約了經濟的發展。

3.2 人口老齡化帶來了健康和醫療保障的挑戰 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醫療保障體系和醫療服務提供三個方面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首先，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老年人口疾病譜發生變化。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的結果顯示，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明顯高于其他年齡組，慢性病治療的成本將成為社會沉重的負擔。其次老齡化將加重醫療保障的籌資壓力。我國沒有專門針對老年人口的醫療保障制度，老年人的醫療保障包含在其他醫療保障制度中。目前醫療保障制度控制成本的機制尚未建立完善，醫療服務體系的行為還遠遠偏離公益性，老年人口患病率的增加將導致醫療服務需求的增加和醫療負擔的加重，這進一步加大了籌資的壓力。最后，人口老齡化加大了社會保障缺口。由于人口老齡化進程快于經濟發展水平，使得社會對人口老齡化的承受能力較為軟弱，尤其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致使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重在城鎮，在農村的覆蓋面則較窄。

3.3 人口老齡化降低了投資和儲蓄水平 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儲蓄有明顯的影響，居民的儲蓄是銀行貸款的主要來源之一，是重要的投資資本。儲蓄率越高，能用于投資的錢就越多，有利于促進經濟的增長；儲蓄率下降，能用于投資的錢就少，不利于經濟的增長。人口老齡化后，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退休后的經濟收入下降，用于儲蓄的錢變少。另外，伴隨著年齡的增大，老年人用于養老、醫療衛生服務的支出增加，可能還會動用過去的儲蓄。老年人退休后成為單純的消費人口，成為勞動力人口提供稅收的享受者，導致儲蓄率下降，投資比例降低。在我國儲蓄水平下降后，政府用于投資的資金就會隨之減少，投資減少將會嚴重影響經濟的發展，減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速度。

4 結束語

但是鑒于我國目前的國情，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實現二胎軟著陸是需要一定時間的，且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后也只可能在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后，才會收到實際的緩解老齡化的效果。因此，針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和特點，政府要建立和完善應對老齡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努力建立廣泛覆蓋城鄉的養老保障制度，實行彈性的退休政策，強化人力資源投資，大力發展經濟為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物質基礎。

參考文獻：

[1]廖立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增長效應分析[D].吉林大學 2011.

第4篇：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后果范文

【關鍵詞】老齡化；養老保險制度；未富先老；人口機會窗口

作為人口再生產模式轉變的結果之一，人口的老齡化已成為世界范圍內不可逆轉的趨勢。人口老齡化及與其相關的養老保險制度的選擇不僅關系著我們每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老齡化也會通過對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要素市場的作用進而對整個宏觀經濟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老齡化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大多國家也都面臨著養老保險改革的困境，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情況不同，我國的人口老齡化面臨著“未富先老”的形勢，因此不斷健全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降低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實現養老保險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便顯得尤為重要。

一、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態勢

（一）人口老齡化呈現出“未富先老”的態勢

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一般都經歷了漫長的時間，經濟高速發達，基本上實現了現代化，他們屬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已具備了應對老齡化壓力的能力，而我國則是在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步入老齡化社會的，即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僅有1000美元，屬于典型的“未富先老”。

（二）區域間人口老齡化差距明顯

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均衡，因此，人口老齡化的發展也表現出了由東向西的區域差異特征。顯然，東部沿海地區的人口老齡化比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以更快的速度在發展，城市地區的人口老齡化也比農村地區更嚴重。說明在選擇養老保險制度模式時，必須充分考慮到我國的特殊國情及城鄉、區域間的特殊情況。

（三）2000-2025年間“人口機會窗口”期會始終打開

“人口機會窗口”指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先于老齡化的速度，在生育率下降的早期，由于人口再生產的慣性，孩子數量的下降速度快于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幾十年后，老齡人口才會逐步超出未成年人口，在這一人口轉變的進程中，會造成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即總人口出現“中間大，兩頭小”的構成形狀，使得勞動力供應充足，社會負擔也相對較輕，對經濟發展非常有利，人口學家稱這一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①我國在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后，盡管老齡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加，但在2030年之前，由于老齡化的速度慢于出生率的下降速度，而人口的撫育比也較低，因此這段時期為我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基于人口紅利的存在，應利用這個機遇期來大力發展我國經濟。

二、人口老齡化給養老保險制度帶來挑戰

（一）老齡化導致人口贍養比不斷提高

人口撫養比包括老年贍養比和少兒撫養比，贍養比是指老年人口占勞動適齡人口的比重，表明每百名勞動年齡人口負擔多少老年人口。目前，國際上通常將0-14歲的人口定義為少兒人口，15-64的人口定義為勞動年齡人口，65歲及以上人口定義為老年人口。很明顯，人口老齡化的不斷發展將導致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和贍養比的不斷提高（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1950-2010年世界人口老年贍養比僅由9%上升至12%，而從2020年至2050年老年贍養比將從14%上升到25%，相比之下少兒撫養比將穩步下降。在發達國家，少兒撫養比自1950-2010年也一直呈下降趨勢，而老年贍養比自1950-2010年一直呈上升趨勢（表2）。總之，在老齡化背景下，世界人口負擔系數總體將呈現贍養比不斷上升，少兒撫養比不斷下降，及總撫養比整體上升的態勢。

（二）老齡化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

人口老齡化導致贍養比不斷提高意味著領取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隨著出生率的下降，未來勞動人口也越來越少，相應地繳費人數也會逐漸減少，因此，政府的財政負擔將會越來越重。以我國為例，從1998至2005年，各級財政針對企業職工的基本養老金資金支出約在4000億元，3600億元左右為中央財政資金補助。在2006年，各級財政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補貼971億元，其中中央財政安排為774億元，同比增長分別為49.2%和42.3%②。近年來，雖然政府在養老保險領域的財政支出力度不斷加大，但養老保險改革中的最大問題仍舊是資金的匱乏問題，逐年擴張的基金缺口正在使當前的養老保險制度面臨著嚴重的財務風險。

（三）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提出挑戰

社會保障基金作為老百姓的“保命錢”，它的安全性和保值增值也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目前個人賬戶基金的投資范圍僅限于銀行存款和政府債券，企業年金規定投資于銀行存款等流動性產品和貨幣市場基金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資產的20%，投資于國債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資產的20%，這種投資保證了基金的安全性。但隨著老齡化的到來，需要進一步探討如何使基金在保值的基礎上實現增值。

三、國外應對老齡化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實踐——以德國為例

德國是世界上老齡化較為嚴重的國家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兩德統一以及提前退休人口的持續增加，德國的法定養老金開始趨于萎縮，政府的財政危機也不斷加重，因此德國進行了以開源節流為主要手段的養老保險改革。

首先，提高養老金繳納比例。為解決不斷增加的養老金領取人數與繳納人數比例不斷下降帶來的收支失衡問題，德國一直在不斷提高養老金的繳納比例，同時，降低法定養老金的替代率，德國政府正設計將退休員工養老金占工資的比例逐漸由53%降為2020年的46%，到2030年降為43%。

其次，鼓勵支持補充養老保險的發展。德國政府為鼓勵雇主和雇員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從2002年1月起，允許雇員以工資轉換方式建立自己的企業補充養老金，同時政府對企業建立的企業補充養老金提供一定的稅收減免或相關補貼，這些措施的實施使德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的普及程度逐步得到提高。

再次，繼續發揮政府在養老保險體系中的主導作用。德國的社會保障事業同政府的社會政策密切聯系，政府組織、規劃和推動包括養老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并為養老保險的持續運行提供強有力的財政支撐，同時政府根據社會經濟的變化制定和適時推出社會保障政策，對各種民間組織和社會保險機構進行監督。

德國作為當今世界上社會保障體制較為健全的國家之一，其制度的創立和成長也歷經了漫長曲折的歷史進程，其中的很多經驗和做法值得我們去吸收和借鑒，比如德國完善的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法定養老保險與補充養老保險相結合的保障方式，以及在老齡化趨勢下引入的長期護理保險和“個人服務時間存儲制度”等，這些都值得我們去借鑒并適當地結合自身的實際更好地建立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多層次、廣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

四、應對人口老齡化我國養老保險的制度選擇

（一）養老保險制度應定位于保障型制度

社會保障具有互濟、調節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養老保險無疑也具有這種功能，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養老保險制度也必須進行不斷地調整和變革，建立一個統一的保障型的養老保險制度而非福利型的養老保險制度不僅可以發揮養老保險的保障功能而且還可以發揮其收入再分配和激勵的功能，這也是我們在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中所追求的。

（二）建立多層次、多支柱的養老保險模式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應更加靈活，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需要，家庭養老、社會基本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個人儲蓄養老保險等都是建立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選擇，通過建立多層次、多支撐的養老保險模式，也可以充分有效地分散保險責任，給予公民以全方位多層次的保障。

基本養老保險應堅持廣覆蓋的原則，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礎上企業年金可以保持養老保險的替代水平，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因為壽命延長而下降，鼓勵個人購買商業性儲蓄養老保險，政府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這樣也可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養老需求。

（三）積極推進養老保險基金運作的市場化步伐

雖然安全性是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的基本要求，但在老齡化趨勢下，養老保險基金不僅要做到安全性，而且要實現保值增值。應不斷擴大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范圍，除銀行存款、國債、股票等品種外，國家還應適時出臺相關政策法規給予優惠，讓養老保險基金積極參與到資本市場的運作中。

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保基金的投資運營也出現了由政府部門投資到私募基金公司投資運營的趨勢。私人運營的社保基金具有靈活性和盈利性，體現了市場作為基礎手段配置資源的要求。政府可以通過挑選相關私人基金投資公司運營部分社保基金，同時制定法律法規加強監管，通過市場化道路不斷壯大社保基金規模實現保值增值。

五、小結

為了應對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挑戰，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同時減少其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在對其他國家養老保險改革的有益經驗進行借鑒的基礎上，結合我國所處的具體的宏觀經濟環境，有必要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重新的定位和選擇。通過堅持保障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原則，不斷建立健全全方位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系，積極推進養老保險基金的市場化運作，達到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才能更好地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

注釋：

①蘇春紅.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效應與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選擇[M].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38.

②2006年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參考文獻：

[1]蘇春紅.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效應與中國養老保險制度選擇[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38.

[2]孫祁祥，朱俊生.人口轉變、老齡化及其對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挑戰[J].財貿經濟，2008，（4）.

[3]楊燕綏，李學芳.“創造”老齡人口紅利[J].中國社會保障，2010，（5）.

[4]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中國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J].經濟科學參考，2011，（34）.

[5]張車偉.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后果及其戰略對策[J].湖南社會科學，2006，（4）.

第5篇：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后果范文

    一、對“四二一”人口結構的重新審視中國在上世紀70 年代末開始推行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于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種種社會經濟影響作了充分的設想和論證, 其中也包括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問題。“四二一”家庭的概念便是在人們研究家庭結構、獨生子女家庭的人口老化以及養老問題中被提出來。但由于上世紀末以前,人口老齡化似乎還未出現, 數量問題才是整個社會普遍關注的人口問題, 于是“四二一”家庭雖然被提出了, 對其定義的完備性以及影響的普遍性卻缺乏足夠的科學說明和論證。直到20 世紀末、21 世紀初才陸續有學者就這一廣為社會公眾關注的問題給予研究, 這些研究主要是利用人口調查數據估計出生育政策對未來家庭結構變化的影響和未來家庭結構變化的程度( 郭志剛, 劉金塘, 宋健, 2002) 。“四二一”家庭的提出形象地表現出家庭內部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結構給家庭養老帶來沖擊, 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醒人們為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問題作好準備。但是, 綜觀國內現有的一些相關研究, 發現對“四二一”問題的研究僅限于一種家庭結構的研究。如對“四二一”家庭描述為: “‘二’是特指兩個獨生子女結婚形成的中間一代; ‘四’是指他們的父母, ‘一’指這對獨生子女夫婦所生育的獨生子女。他們只需要具有這種直接親屬關系結構, 不需要生活在一起”( 郭志剛, 劉金塘, 宋健, 2002) 。而這種家庭的存在實際上有很多先決條件, 如四個老人共同存在、中間一代的夫妻雙方必須是獨生子女、只生育一個孩子。但這些條件會受通婚方式、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居住方式等諸多因素的制約, 從而影響“四二一”家庭存在的幾率。

    另外, 僅從“四二一”家庭這一概念的合理性來看, 也存在值得商榷之處。家庭作為一個社會學概念, 特別強調其中所蘊涵的血緣關系和婚姻關系, 而“四二一”家庭中的“四”, 即兩對老年夫婦之間并無直接的血緣關系和婚姻關系, 只是通過子女的婚姻關系形成親屬關系。在三代人都存活的前提下, 這種親屬關系所形成的家庭形式比較現實的應該是以下兩種:

    1.一個核心家庭( 即由作為獨生子女的夫妻雙方及其唯一的孩子組成的家庭) +兩個空巢家庭( 即兩對老年夫婦各自組成的家庭)

    2.一個主干家庭( 即由其中一對老年夫婦、作為獨生子女的夫妻雙方及其唯一的孩子組成的家庭,或稱“221”家庭) +一個空巢家庭( 未與子女共同居住的一對老年夫婦組成的家庭)

    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 四個老人與一對已婚有子的子女共同構成一個家庭的情況并不多見, 如果沒有共同生活在一起, 這種所謂的“四二一”家庭便不符合傳統社會學意義上的家庭范疇。但應該看到, 即使這種嚴格意義上的“四二一”家庭存在的可能性很小,它給傳統家庭養老帶來的挑戰仍不可小視。

    另一方面, 今后“四二一”結構在微觀范圍內雖然不會成為我國家庭的主要人口結構形式, 但從我國整個宏觀的社會范圍來看, “四二一”結構或者說倒金字塔結構在一定的條件下則很可能成為我國人口的結構形式。考察城鎮人口的年齡結構發現, 如果生育率長時期過低就有可能造成未來城鎮人口的倒金字塔結構( 見圖1) 。

    從2000 年中國城鄉人口年齡結構來看, 城鎮40 歲以下人口的年齡結構呈現典型的倒金字塔型。這是由于農村20- 40 歲年齡段的人口大量流入城鎮, 造成城鎮該年齡段人口的凸出, 加之城鎮的總和生育率偏低, 在2000 年僅1.3( 王金營, 2003) , 20-30 年后城鎮人口年齡金字塔極有可能呈現倒金字塔型。因此, 對于城鎮未來的人口發展來說, 只有在低生育水平沒有持續太久, 且必須有農村青壯年人口不斷遷流入的前提下才能改變未來倒金字塔型的人口年齡結構。

    二、把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0.1 是控制人口與緩解人口老齡化的最優平衡點

    2006 年2 月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 對2001- 2100 年中國百年人口老齡化發展進行了預測。本文采用該預測數據對我國未來的人口年齡結構進行分析。本文擬通過比較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方案下, 我國未來百年的總人口、老年人口、老年比等指標呈現的結果, 從而得出生育水平對我國未來老齡化的影響情況( 見表1) 。

    1.中方案與高方案相比

    老年比的差別較小, 到2050 年中方案的老年比僅比高方案高約2 個百分點, 影響不大。與大多數發達國家在本世紀中葉老年比超過三分之一相比,我國實行TFR1.8 上下的中方案對于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不算很大, 基本可以接受。只是總人口的差別較大, 中方案比高方案的總人口在2050 年少9000萬, 2100 年少3.3 億左右。

    2.中方案與低方案相比

    低方案下的老年比到本世紀中將超過很多發達國家的水平, 達到36.4%, 而到2100 年更高達40.9%, 與2050 年世界上老年比很高的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等國的水平相當, 超過40%, 對社會將會造成巨大的養老負擔。與中方案相比, 低方案下的總人口數量降得過快, 到2100 年將不足6 億。此外,0- 14 歲的人口數量過低, 人口急劇下降, 且難以回升, 不利于人口的持續發展。

    圖2 表明, 在中方案與低方案的不同條件下, 我國未來百年人口的年齡構成有很大差別, 這種差別在本世紀中葉以后體現得非常明顯。如果生育水平過低, 到本世紀中我國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將超過三分之一, 到世紀末將超過40%, 60 歲及以上、15- 59 歲、0- 14 歲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將大致分別為40%、50%、10%( 即“4- 5- 1”) , 呈現類似倒金字塔形的年齡結構。

    因此, 綜合比較高、中、低三種方案, 我們認為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0.1 的中方案是比較適合我國21 世紀人口發展的方案。或者說, 避免生育率過低或過高既能控制我國人口總量增長過快, 又能避免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和速度加劇, 是控制人口與緩解人口老齡化的最優平衡點。

    三、老年撫養與支助情況的國際比較對我國生育水平的啟示

    為了更加準確、全面地反映社會和家庭的養老支持情況, 在原有的老年撫養比、少年撫養比和總撫養比的基礎上, 2002 年第二次世界老齡大會又進一步提出了兩個新的指標: 潛在支助比和父母支助比。1.潛在支助比( Potential Support Ratio) =15- 64歲人口/65 歲及以上人口。它是老年撫養比的倒數,表示多少經濟活動人口支助一個老年人。是反映一個人口支助老年人能力的指標。潛在支助比越高,則表明對老年人的支持壓力越小。

    2.父母支助比( Parent Support Ratio) =85 歲及以上人口/50- 64 歲人口, 表示每一百個50- 64 歲的準老人支助的85 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的人口數。父母支助比越高, 則準老人支持高齡老人的壓力就越大。該指標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四二一”家庭的養老負擔。

    由于這兩個指標對于社會養老和家庭養老都有現實意義, 因此本文利用這兩個較新的指標對中國與世界不同發達程度地區的老年撫養、支助負擔的情況進行初步分析。

    表2 中的三個指標從不同角度反映了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老年人口負擔情況。總的來說, 直到本世紀中葉, 中國支持老年人的負擔都是相當重的。2000 年中國的養老負擔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大大低于發達國家。但到2050 年中國的養老負擔將遠高于發展中地區和世界平均水平, 但仍低于發達國家。值得重視的是, 雖然我國的父母支助比在2000 年還比較低, 準老人支持高齡老人的負擔還不算大, 但從2000 年到2050 年該指標的上升幅度卻比較顯著,說明高齡化將給我國帶來較大挑戰。

    老年撫養與支助情況的國際比較表明, 未來半個世紀老年負擔的變化趨勢意味著我國的人口老齡化給社會、家庭帶來的壓力僅低于發達國家, 超過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作為老齡化決定因素之一的生育水平如何至關重要。很多發達國家近年來都力圖改變生育率過低的局面, 但需要很長時間,特別是青少年比例過低更難以逆轉。因此, 宏觀的人口年齡結構和微觀的家庭代際人員結構都必須統籌考慮, 不可偏廢。年齡結構過分畸形、老齡化程度太嚴重會給政治、經濟、社會帶來不良后果。發達國家的生育趨勢雖然是趨向于低生育水平, 但都盡量避免生育率過低、年齡結構嚴重老齡化。

    四、歷史的經驗值得重視———法國和歐洲國家的經驗與教訓

第6篇：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后果范文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騁諼闖贍耆絲詡虻R虼耍疾炷炅浣峁溝謀浠肷緇峋梅⒄怪淶墓叵凳且恢指畈憒蔚難芯浚崾刮頤悄芨既返匕鹽杖絲詒潿蛻緇峋梅⒄怪淶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的定義一樣，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因時期和地區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人口年齡結構的類型劃分如下：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65歲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隨著世界人口特別是發達國家人口的進一步老化，國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劃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國人口咨詢局的劃分方法如下：

年齡結構類型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0～14歲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歲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齡中位數20歲以下20～30歲30歲以上

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后，各國又采用了如下的劃分方法：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

60歲及60歲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 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于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汀H嗣嵌閱殼白芎蛻實乃街謁搗詛。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表1各種中國人口預測方案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參數比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測單位或個人平均出生預期壽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聯合國(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銀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鵬(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學軍（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來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表2是中外單位或個人對中國下一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規模的預測結果。

表2中外單位或個人對中國下一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規模的預測單位：億

預測單位或個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聯合國(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銀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國老齡委員會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鵬(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學軍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資料來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絲誒狹浠討欣夏耆絲詰奶氐慵壩紗瞬畝隕緇峋玫撓跋於薊嵊興浠饈僑絲誒狹浠討幸醞幢還惴喝鮮兜牧硪桓鮒匾矯妗U飫锝擻玫諶⑺拇穩絲諂詹槭荻災泄夏耆絲詰母婀婺：透媛式蟹治觥＃?）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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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后果范文

 

關鍵詞： 老年護理現狀　展望

    世界衛生組織把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數7%稱為人口老齡化，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已經進入老年型，正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嚴峻挑戰。人口老齡化也正席卷全球，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人類文明不斷提升（注重人口數量到注重人口質量）的體現［1］。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必然給社會、家庭、醫療保健帶來巨大的壓力，同時也對老年護理事業提出了新的挑戰。本文就我國老年護理現狀與展望綜述如下。

    1  人口老齡化現狀

    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人口為12.95億，60歲及以上達總人口的10.23％，65歲及以上達總人口的6.96％［2］。預計2000～2025年，老年人口會占到總人口的19.3%。2025～2050年，老年人口將占到總人口的25.2%。

    1950年，全世界60歲以上的老年人約有2億，1970年達到3億，2002年達到6億多，占全世界總人口的10%。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老年人數量將增加到世界總人口的21%［1］。中國甚至于全世界都正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嚴峻挑戰。

    2  人口老齡化對健康的影響

    隨著年齡的增長，機體功能的下降，患急慢性病的幾率增加，就診率、住院率因此上升。老年人由于生理上的衰老變化和外界環境的改變，在思想、情緒、生活習慣和人際關系等方面，往往不能適應而產生不同程度的心理變化。老年人也常出現腦衰弱綜合征、焦慮、憂郁癥、離退休綜合征、空巢綜合征、高樓住宅綜合征等心理和精神問題［3］。

    3  老年護理的現狀

    3.1  老年護理的概念

    3.1.1  傳統觀念  人們往往將老年護理與老年病護理相提并論。長期以來，人們認為老年護理是針對老年人的某種疾病而采取的相應護理措施，大多數疾病對老年人的影響與對其他年齡組人群的影響并沒有太大的區別。然而，實踐證明，對老年人群的護理有別于對其他年齡段人群的護理。這些因素包括老年人對疾病的反應，各種疾病癥狀在這類人群中的不同表現，以及這些疾病所導致的身體、心理的反應及所產生的后果等。目前老年護理工作的重點在于幫助老年人應付實際或潛在的健康問題。因此老年護理有別于傳統觀念的老年病護理［4］。

    3.1.2  新的觀念  老年護理是以老年人為主體，從老年人身心、社會、文化的需要出發，去考慮他的健康問題及護理措施，解決老年人的實際需要。讓老年人及其照顧者共同參與護理活動，以護理程序為框架，滿足老年人的護理需求，適時給老年人及其照顧者以護理知識技能的教育及監督指導，而不是讓老年人被動接受護理，從而避免心理上產生“無用”的壓力，由于老年人及其照顧者的參與，使老年人出院回歸社會后仍能獲得連續的自我護理及家人的護理。研究表明，絕大多數老年患者（非臥床者）表示不需要護士提供更多的生活護理，充分反映了老年人自我護理的需要，經由自我照顧而滿足自身生活需求則有助于老年人生理、心理及社交的健康。因此，老年護理應重視強化個體自我照顧能力，在盡可能保持個人獨立及自尊的情況下提供協助，適時給予全補償、部分補償的護理服務［5］。

    3.1.3  沒有統一的概念  老年護理在德國沒有統一的概念，其特點是尊重老年人的宗教信仰、生活習慣及個性，注重老年人的心理護理。使老年人的精神、心理、身體三者合一，強調回歸自然、貼近自然；對護理人員強調更多的是耐心與獻身精神［6］。

    3.2  國內外的老年護理機構發展史  1870年荷蘭成立了第一支家居護理組織，以后家居護理在荷蘭各地相繼建立起來［1］。德國的老年護理始于18世紀，1900年老年護理成為一種正式職業［6］。英國1859年開始地段訪問護理，19世紀末創建教區護理和家庭護理，1967年創辦世界第一所臨終關懷醫院。日本1963年成立了老人養護院。我國于1985年在天津成立了第一所臨終關懷醫院，1988年在上海建立了第一所老年護理醫院，1996年5月中華護理學會倡導要發展和完善我國的社區老年護理，1997年在上海成立老人護理院，隨后深圳、天津等地成立了社區護理服務機構［7］。截至2004年底，全市共有養老院（老年福利院）439家。根據醫療保險部門統計數據，2004年我市家庭病床共有2.1萬，根據市民政局調查數據，上海市有95%的街道（鎮）開展了居家養老護理服務，每月接受服務的老人有2.6萬［8］。目前上海市的老年護理機構主要有：老年護理院、養老院、家庭病床和居家養老4個方面。

    3.3  老齡化所帶來的觀念轉變

第8篇：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后果范文

一、×市人口老齡化現狀及特征

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市2010年底總人口862.7萬，65歲以上人口61.76萬，占×市總人口的7.16%，已處于老齡化社會的加速發展階段。根據2010年上海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報數據顯示，×市的老齡化程度僅比上海市低三個百分點，而不同于上海這個有“東方明珠”之稱的沿海發達都市， ×市“未富先老”將面臨前嚴峻的老齡化局勢。

（一）老年人口規模大

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加上20多年改革開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醫療衛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逐年增加，以及20世紀中后期，計劃生育工作的普遍推行，使得人口出生率下降，加快了人口老齡化的進程。2010年底，×市65歲以上老年人61.76萬，占 ×省老年人口總數的7.9%。

（二）人口老齡化程度高

×市雖作為中部二線城市，隨著 ×市政府近幾十年來大量的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及逐漸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得我市老年人口的平均壽命增長為74.83歲，比十年前增長了3.43歲，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又使得出生率大幅下降。×市2010年65歲及以上老人占全市總人口7.16%，人口老齡化高于 ×省0.8個百分點，高于全國1.0個百分點，老齡化形勢嚴峻。

（三） ×市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高速增長期

×市老齡人口增長速度呈不斷加快趨勢，65歲及以上老人在1980年-2000年每年遞增2.4%，2000-2010年為3.8%，增速達1.4個百分點。數字表明，×市老年人口不但在絕對量上呈上升趨勢，更主要的是增長速度的逐漸加快。

（四） 老齡人口高齡化趨勢十分明顯

人口學中認定，60――69歲為低齡老年人口，70――79歲為中齡老年人口，80歲以上為高齡老年人口。×市2000年80歲以上的老人占本市老齡人口的10.05%，而到了2010年該比重則上升為12.38%，這表明×市高齡老年人所占比重在不斷增大。

二、人口老齡化問題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市在社會生產水平、經濟尚不發達情況下迎來了人口老齡化，必將給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帶來較大影響。

（一） 人口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造成影響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勞動適齡人口變化將直接影響著社會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速度，其后果是勞動力短缺、經濟增長緩慢。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一定數量和一定質量的勞動人口的穩定供應，人口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口比重加大，勞動適齡入口數量減少與比重下降。預計到21世紀中期， ×市勞動力數量將有近1/4的人口年齡超過65歲。

（二） 人口老齡化使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對老人贍養比上升被贍養人口的增加必將加重現有勞動人口的負擔。當我市獨生子女父母進入老年后，家庭的代際撫養比就會出現大幅度提高。未來我市家庭現階段的普遍模式是4：2：1，一個成年孩子將負擔6個長輩。雖然養老保險制度的實行有助于緩解家庭負擔，但這一模式的家庭撫養比重仍將影響我市年輕勞動力的收入支出。

（三） 人口老齡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財政支出增加，財政負擔加重

人均壽命延長，幾十年的低生育率和我市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健全的情況下，“未富先老”提前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其結果必然會提高社會負擔系數，使社會負擔加重。而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補助等社會保險項目的社會保障資金征收困難更加劇了政府在養老等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壓力。

（四）養老院數目少致使養老矛盾升級

×市現有老年人100萬，而養老院有僅有54家，其中公立養老院31家，床位8000多張。和十二五規劃要求相比，×市養老床位還有一半缺口。 更為嚴峻的是公立養老院一床難求，私立養老院雖然能提供較好的環境但高昂的費用使很多老年人望而卻步。

三、解決×市人口老齡化問題的主要對策

人口老齡化問題勢必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國家長治久安等重大戰略性問題，我們必須從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出發，積極應對，做出正確的戰略性選擇，并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和應對之策。

（一）積極發展經濟，為解決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養老難題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應對人口老齡化局勢，發展經濟是關鍵。只有盡快提高我市勞動生產率，加快經濟社會發展，才能更好地滿足撫養老人的各種需求，被用來進行交換、分配與消費的物質財富才會充足。應建立和完善多層次、廣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養老保險制度，使更多人在更大程度上享受社會保障的實惠，真正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依。

（二）實行彈性退休年齡制度，積極開發老年產業 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可以積極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畢竟老年人口并不是純消費者，他們中間仍有一部分人從事經濟活動，勞動經驗和知識積累相對豐富，可以彌補體力的不足，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經濟發展。老齡化社會，老年人為了滿足物質與精神上的需求，對商品、服務和勞務等消費越來越多樣化。隨著老年人口的逐年增加，其需求也會日益增長。這時，市場機制將引導社會資源不斷向開發滿足老年人的生活用品、醫療產品、保健用品，以及老年大學、老年旅游等產業轉移，尤其是在高齡老齡化階段，社會對滿足老年成員的消費需求將明顯增大。所以，我們要進一步大力興建公共養老設施、擴大老年活動場所、增加老年服務項目、提升老年服務水平、發展老年服務產業。

（三）盡快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全方面服務的新型養老體系

1、新型養老體系應該以家庭養老為基礎

從總體上講，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綜合國力不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高，還有相當一部分貧困人口。因此我們要從我國國情出發，按照國家、社會、家庭、個人共同負擔的原則，構建中國特色的養老模式和養老制度。同時，我們也應看到，90%以上的老人最終都要在家中安度晚年。同時，中華民族始終是一個重禮節、講孝道的民族，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天倫之樂是對老人最大的安慰。因此，家庭養老的功能雖然不斷弱化，但目前仍是我國養老的基礎。

2、 新型養老體系應該以社區養老為依托

社區養老是以社區為平臺，以社區基層組織為主導，強調政府、社區、家庭、個人等多方參與，整合社區內各種服務資源，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醫療保健、文化娛樂等全方位服務的養老模式。這一模式符合人們居家養老的思想訴求，同時又能解決家庭無人照料的難題。目前全國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如提供老人餐桌、上門義診以及大慶市打造的十分鐘養老功能服務圈等等。

3、 新型養老體系應以機構養老為補充

第9篇：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后果范文

【關鍵詞】老齡化社會；中醫藥；教育改革；啟示

隨著我國中醫藥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在擴招、辦學規模迅速擴大的新形勢下，中醫藥高等人才如何適應社會需要，成為各中醫院校亟待解決的命題。教育部2012年發文（教高[2012]4 號）全面落實總書記在清華大學重要講話精神。文件第九點指出：要加強創新創業教育和就業指導服務 。近期，國務院印發了《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把中醫藥單列為第四項主要任務，面向社會全面推動和發展中醫藥醫療保健服務 。這無疑是給中醫藥人才培養指明了方向。眾所周知，中國自2000開始進入老齡社會，是全球較早進入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中國又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占全球老年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老齡化社會意味著一個巨大的公共衛生服務對象。由于老年人的生理特點，臨床流行病學證明，老年人是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等慢性疾病的高發人群。這就意味著較高的醫療成本。據測算，老年人消費的醫療衛生資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然而，為了實現“人人享受初級醫療衛生保健服務”的總目標，就不能忽視老年人群的醫療保健權利。基于這個現實，本文提出中醫藥高等教育在應對老齡化社會基本醫療需求上的幾點啟示：

1發揮中醫藥治療優勢，保障老年人健康

傳統中醫藥區別于西醫對癥治療的思想，具有獨特的疾病預防和養生保健的理論方法，達到未病先防、有病早治、既病防變、愈后防復的治未病思想是其核心價值。研究證實，老年人常見的慢性病控制的關鍵在于防危險因素、防發病、防嚴重疾病事件、防疾病事件嚴重后果、防疾病事件后復發，因此早診早治至關重要[3]。中醫學對慢性病防治有著系統的理論知識，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完善的理、法、方、藥體系，形成了防治慢性病的優勢通過體檢后中醫藥積極參與進行干預，指導人們應用中醫藥進行保健養生。另外，中醫藥治療具有“簡便、低廉，藥效溫和，肝腎傷害小的特點，在應對人口老齡化衛生保健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2 中醫藥高等教育改革的幾個方向

2.1 中醫藥服務面向社區，加大養生保健服務

國務院作出中醫面向基層的決策，就是基于中醫藥注重養生和基礎調理，防病于未然的優勢。在社區中，讓中醫藥更好地服務于老齡和離退人員，通過積極養生來達到防病、治病的目的。老齡人口在社會中占有相當比例的醫療總投入，老齡人一旦患病就是大病，住院治療居多，加之陪護成本，會導致較大的社會醫療投入直接消耗。如果積極預防干預，能有多大的意義呢？資料表明，達到同樣的健康標準，老齡人所需保健投入與治療費、搶救費用的比例為1：8.3：100，即如果在預防保健上多投入1 元錢，將來就可以在治療上少支出8.3 元和可以節約開支100元錢的搶救費用 ，足見注重養生保健，即做好中醫藥治未病工程，會避免某些住院治療成本，節約社會醫療費用的支出。同時還減少老年人治療上的痛苦。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具有養生醫學的高等中醫人才在社區會有旺盛的需求，中醫藥院校應加強這個方面人才的培養。或者在現有的中醫藥教育中注重老年人養生保健知識和技能的培養和培訓。

2.2 中醫藥教育改革應把揚長避短和精英教育結合起來

所謂揚長避短就是指中醫要發揮其區別于西醫的優勢，尤其是在慢性病、流感、腎炎、胃病等的治療上具有獨特效果。對應的，中醫應加強優勢學科的建設，比如溫病學、肝病、針灸、疼痛科。而老年患者的常見疾病甚至亞健康狀態的改善正式中醫的特長所在。所以，通過優勢學科能帶給老齡人口足夠和豐富的保健需求。對于中醫藥教育而言，為跟好地服務老齡化人群，就要在中醫藥教育中注重針對老年人群醫療保健的強化。我們培養的中醫藥人才能掌握老年人的生理、病理和心理特點，運用中醫理論，熟練處理老年人慢性病、常見病、多發病的防治問題。另外，精英教育并不是脫離中醫面向基礎衛生保健這個大方向，而是中醫藥要在世界重大疑難雜癥的攻克上下功夫。事實證明，中醫在艾滋病、癌癥、風濕、紅斑狼瘡等西醫難題上顯得卓有成效。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改中就成功地實施了“拔尖教育”，培養七年制的中醫教育，已經為社會培養出“寬口徑、厚基礎、強能力、高素質”的適應社會發展的復合型高層次人才 。

2.3 加強中醫藥人文教育，提高中醫藥人才的服務能力

現代醫學模式已從針對疾病的治療轉向針對人的關懷。而中醫治療哲學更是講“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健康的觀念除了身體的健康外，更包括心理、社會功能的健康。三者的統一才是現代人追求的目標。老齡化社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另外，絕大多數的老齡人對疾病和健康的認識上存在障礙，比如與醫生的溝通方面、治療方案依從性方面、藥物合理使用上都表現出較低的“健康認知力”。所以，對這個群體，未來的中醫藥人才不光是掌握高深復雜的醫學理論、技能，而且還要要掌握足夠的人文科學知識。比如，溝通學、心理學、倫理學方面的知識。與其說人文是一種知識，更恰當地說是專業人士必備的素養。

3小結

所以，現在的中醫院校在人才培養上應該前瞻性地強化學生的人文科學培養。教學中既注重中醫學的內在規律又蘊含豐富的人文社科知識。事實上加強人文素質教育，是素質教育和專業學習的統一。在規劃學科專業發展上以中醫藥專業為核心，人文學科為輔，以人文素質強化中醫藥學科的優勢。積極促進學科交叉，促進人才綜合素質的提高。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