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會盈利模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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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金會盈利模式范文

非盈利網絡新聞組織ProPublica(省略)以紐約為根據地，2008年6月正式營運，由之前曾在《華爾街日報》任16年常務總編輯的Paul Steiger擔任總裁兼總編輯，目前旗下有員工28名（人數可能因人遷略有增減，且并未納入網頁設計、財會等行政人員）。這支全美單一媒體最大的調查記者團隊，成立不到三年已成功晉身為普立茲獎俱樂部會員之一。

2010年，ProPublica 以關于新奧爾良一家醫院在卡特琳娜風災之后實施安樂死的調查報導作品，成為第一家贏得普立茲新聞獎的網絡新聞組織，但由于得獎作品是與《紐約時報》合作發行，該項榮譽因此也由兩家媒體共同分享。

ProPublica今年再接再厲，再次獲普立茲肯定，得獎作品揭發華爾街令人詬病的投資舞弊導致美國金融風暴由來。2011年得獎系列報導雖然僅通過網絡發行刊登，其實另外也與美國公共廣播電臺《Planet Money》和《This American Life》兩個節目合作，只不過因電臺本身并不符合普立茲獎的評選資格而作罷。

誠如總編輯Paul Steiger所言，ProPublica成立目的在通過深度新聞報導促進社會改革，要達到這項目標必須以“道德力量”從事新聞報導與寫作；換言之，ProPublica的使命在于揭發政府、企業與團體組織濫用權力與行為不當之處以維持公眾的信任。

作為非盈利性的網絡新聞新秀，為擴大影響力，ProPublica 規劃之初即已設定未來產制的新聞內容將采取與平面報章雜志或其他類型媒體合作的模式發行，免費提供給有合作意愿的運營商。秉持干中學的敬業精神，ProPublica 希望找出吸引優秀人才并與主流媒體合作的經營之道。

從 2011年普立茲新聞獎項的評選過程與結果，可觀察到純網絡新聞組織在這項傳統上屬于報紙媒體的競賽領域中角色日漸吃重的趨勢。以 ProPublica 為例，不僅連續兩年捧回普立茲新聞獎，今年更成為首度以純網絡系列報導獲此殊榮的網絡新聞組織，意義更顯不凡。

根據普立茲官方資料，本屆新聞類獎項的1097件參賽作品中，約100件為純網絡新聞，由60家媒體分別提名。與第一次納入網絡媒體參加競賽的2009年只有37家媒體提出65件網絡作品參賽相比較，增長表現可觀。

事實上，今年度有更多的純網絡內容受普立茲委員會肯定入圍新聞獎項，入圍作品中將近1/3以網絡內容為特色，較去年的1/4比例提高；決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的七項作品也一致地表現豐富的數字內容應用。

如上所述，ProPublica 產制的調查新聞報導采取與主流媒體合作模式發行，原則上，如果雙方對于議題的報導手法、意見或是撰寫內容無法達成共識，ProPublica將會另尋其他合作媒體，或直接在自己的網站上刊出。ProPublica 也積極拓展網絡發行渠道，多次與網絡媒體如 Politico 或 Huffington Post 網站合作，都取得超過預期的發行成效。

ProPublica同時開發各種網絡與新媒體平臺應用的創新實驗。2010年7月 ，在官網上推動的分散式專題報導項目(Distributed Reporting Project)連續第二年得到新聞創新獎 Knight-Batten Awards肯定，獲頒特殊貢獻獎；另外，ProPublica的新聞應用程序(News Apps) 以開發各種讓更多人近用報導資料的新聞應用模式，也贏得優良作品的推薦。除了在網絡平臺，在主要社群網站、移動裝置與平板電腦上，也處處可見ProPublica的身影。

總編輯 Paul Steiger 評論 ProPublica 在網絡與新媒體創新應用的心得時表示，ProPublica 團隊深刻地理解網絡繪圖與互動元件不僅可強化報導內容，也提高了報導的影響力。Paul Steiger 更指出由于見證到網絡所展現的豐沛能量與增長力道，團隊中來自平面報紙背景的資深記者，莫不從擁有網絡背景的年輕記者身上獲益良多。

不容諱言，美國傳統新聞產業正面臨嚴峻考驗，根據佩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Center)各項最新調查結果，2010 年所有新聞平臺類型中，包括全國電視網、有線電視、電臺、報刊雜志等，網際網絡是唯一閱聽人數持續成長的平臺。此外，網絡不僅首度超越平面報紙，僅次于電視成為美國民眾獲取新聞的主要渠道，網絡廣告收入也首次超越報紙。

美國報業危機亦可見于全美每日新聞報紙雇用的記者人數較十年前減少約一萬人左右，調查報導記者與編輯的人數近年來也大幅滑落，在新聞實務上呈現的結果則是，盡管信息泛濫，但是好的調查報導卻越來越難取得，有助于公民營造社區與生活所需的重大新聞報導質量雙雙滑落，也威脅到美國報業傳統與社會價值的維系。

ProPublica 可說是美國社會各界針對這股傳統新聞產業危機反省的產物，與ProPublica 雷同的非盈利新聞新創組織不乏其數，例如以加州柏克來為據點的調查報導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或是說位于華盛頓特區的普立茲災難報導中心(Pulitzer Center on Crisis Reporting)、推動政府國會信息公開化的陽光 基 金 會 (Sunlight Foundation) 、 美 國 大 學 的 調 查 報 導 工 作 坊 (InvestigativeReporting Workshop)等機構，也有如第一個專門提供每日國際新聞服務的網絡新聞組織全球新聞(Global News)。

除了專注深度報導與國際新聞的非盈利新聞組織，許多地區性或城市型的新聞網站也紛紛成立，關懷重點則放在報導不足的地方性題材，例如總部設于華盛頓特區的獨立媒體中心(Center for Independent Media)陸續在新墨西哥、明尼蘇達、密西根、愛荷華、科羅拉多與華盛頓特區等六個州設置延伸網站，提供當地新聞服務。

這些非盈利新聞新創組織深耕傳統媒體退守的深度報導、國際與當地新聞，發展數字平臺、開發多元化收入，并展現扮演全國性領導者的企圖。事實上，非盈利新聞組織的興起，除了彌補主流媒體報導不足、從未報導或是報導有誤的缺失，另外一個目的也在嘗試開創讓關鍵新聞產業繼續生存的營運模式。

美國各界對傳統新聞產業危機的反省也反映在非盈利基金會贊助新聞項目的數目增加，并改變主流媒體新聞編輯室采用獨立報導內容的方式。長期推動美國新聞產業發展的納特基金會(Knight Foundation)于2009年6月對外宣布總額1500萬美元的新聞創新項目，鼓勵并協助獨立新聞組織在數字平臺上發展調查報導的新商業模式。ProPublica 從該項新聞項目爭取到101萬美元贊助，而調查報導中心與陽光基金會也成為該項目的贊助對象。

非盈利獨立新聞組織如 ProPublica 的崛起也再次點出美國新聞業至今仍喋喋不休的命題：倚賴捐贈經費維持營運成本的非盈利模式是否可解決傳統新聞業現有的困境?非盈利模式是否應擴大到所有新聞產業？

比較起來，ProPublica 在起步階段即擁有較為厚實的財務基礎。ProPublica 由前Golden West 金融資產公司前董事長Sandler兄弟基金會創辦，基金會承諾每年投入1000萬美元維持組織日常運作，即使如此，ProPublica本身仍必須積極尋求其他基金挹注，爭取各項小額項目經費補助。其他類似的非盈利新聞組織的預算規模只達ProPublica一小部份，本身也并未真的聘用大部分撰寫報導的記者，故財務壓力因此較低。

傳統媒體，特別是報紙，過去維持新聞業繁榮的營運模式日漸式微，新的商業模式仍在探索中。非盈利模式的前提在于新聞業擁有穩定、長期的經費來維持基本營運，雖然對全國性的大型新聞媒體來說，昂貴的營運成本永遠是一道難題。

為吸引優秀人才，ProPublica 提供旗下記者足以媲美大型報業的薪水與福利，1000萬美元可勉強維持人數不到30名的采訪團隊的一年運作成本，但對全國性的大型報業如《紐約時報》來說，估計至少需要50億美元的經費才能維持一年非盈利模式的營運成本，但能夠慷慨解囊50億美金的民間基金會或企業寥寥無幾，而新聞組織同樣需承受每年瘋狂尋求贊助經費的高度壓力。

美國網絡新聞雜志Slate特約編輯Jack Shafer一語道破其中奧妙，美國大型報社的聲譽來自在資本主義市場的成功競爭，并非由于蒙受億萬富翁或基金會的青睞。大型報業本身的活力與適應能力是其贏取市場主導地位的因素，去除追求增長所需的財務動機，反而可能對新聞發行的創新與效能帶來不利影響。

第2篇：基金會盈利模式范文

在目前經濟持續低迷的大背景下，蔣錫培率領的遠東控股集團一路高歌，不斷創新改革，經過五次成功改制發展成為涵蓋電纜、醫藥、房地產、生化和投資五大板塊的大型民營股份制企業集團，以科技促發展、以品質樹品牌。保持著連續15年行業龍頭的地位，品牌價值123．03億元，堅持以自身影響力來帶動行業發展。

選擇好的產業堅持做下去

蔣錫培認為企業成功的一個關鍵是要選擇好的產業并堅持做下去，他曾做過_個頗為形象的比喻“選行業就像找對象，如果找錯了，結婚兩年后要離婚，成本就高了。”在他眼里“好產業”，是指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律、能滿足老百姓生活需要、政府鼓勵的、綠色環保的、節能的、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大的行業。

遠東控股在一直在踐行著這個理念，創業初選擇的電纜產業是一個朝陽產業，在全球范圍內已經持續發展了半個世紀，近二三十年還在高速增長，未來還會以高于GDP增速5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遠東的醫藥、中高端住房和投資業務，也都在穩步成長中。尤其是醫藥行業，由于受到宏觀政策的影響非常正面，且全民醫療保障水平在提高，所以需求較為剛性，年利潤增長將近20％。

多元化集團的經營之道

在全球制造業正在經歷一場嚴冬，企業想要獲得長足發展，轉型升級是唯一的道路。業界普遍認為，企業今天面臨的轉型更重要的是領導者領導力和領導方式的轉型。蔣錫培說：“如果冬天是無法抗拒的，關鍵還是要強身健體，做好準備。作為遠東來講，22年前就是一個電纜企業，如今涉及到電纜、醫藥、地產等，每一個行業都大不相同、跨度很大，如果沒有很好的眼光，配備相關的基礎條件，是很難做成一個多元化的集團。”要做到這些他認為領導者應做到以下三點：

首先，要招到全球最優秀的人才，才有可能成就一流的企業。在吸納人才方面，遠東控股進行全球招聘，適度儲備，以更多的優勢招人、用人、留人，即給員工票子、梯子、位子。收益、里子面子都要兼顧到，員工的進取的動力才會更強。在遠東創造的是一種“事業經理人’的環境，有別于“職業經理人”理念，他們是否把在遠東的工作看成是事業很重要。

其次，戰略和方向_定要清晰，同時讓大家認同和為之而努力。蔣錫培認為，一個企業必須要有很好的商業模式，即高效的盈利模式。企業持續盈利，這對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尤為重要。遠東涉及的雖然是相對傳統的行業，但是現在也將制造業和電子商務相結合。如今遠東的營銷思路為“五元營銷”：技術、電商、專賣店、品牌、面對全球客戶進行營銷。

最后，要有行之有效的管理。遠東的管理已經到了精細化的地步了，同時有一套適合自身的管理方式。遠東控股有遍布全國的銷售網絡，很多優秀的營銷管理人才都在外面，靠一個老總或者說幾個人來管理是很難的。蔣錫培賦予區域管理人的權力非常大，他們對老總直接負責，對全國的經營進行監督，使得企業更加規范、有效、健康。據遠東控股內部人士透露：“其實公司成立第二年就建立了法律事務部和審計監察部，20年來這兩個部門已經發展到近100人，從董事長、總經理到一般的員工，都接受監察人員的監察。員工的晉升通道也很清晰，做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得到什么職位，絕不含糊。”

企業家和慈善家是統一的

蔣錫培致力于做一個國際化、綠色化、現代化、規模化、備受員工熱愛、社會尊敬的企業。他認為，把企業做好，定時交稅收，安排更多的勞動力就是貢獻，就是大愛；但這只是基礎，還要做更多有助于社會的事情。

從2007年5月20日（助殘日）宣布成立國內第一家定向資助殘障人士就業培訓的慈善基金會——遠東慈善基金會至今，遠東已在該專項基金中向社會捐贈近千萬元。而追溯到遠東公司成立以來，則已累計捐助款項2億多元。

第3篇：基金會盈利模式范文

由于江西外部宏觀環境比不上沿海城市，導致優秀的影視創意產業人才來江西的比較少，缺少人才對影視創意產業的的拉動效應。導致影視產品的原創能力不足，個別甚至出現了跟風照抄的現象，進一步降低了江西的城市文化形象。第四，江西目前還缺少具有品牌影響力的大型傳媒機構。尤其是影視創意民營企業比較少，大型的影視民營企業就更少甚至沒有，而僅僅依靠電視臺的影視制作部門，很難形成以盈利為目的商業制作模式。第五，江西影視創意產業還沒有形成有特色競爭力的影視產品品牌。比如湖南衛視有《超級女聲》這樣具有特色且盈利能力比較強的電視欄目，而江西還缺少這樣的全國性的品牌電視欄目，也缺少象華誼兄弟那樣具有品牌號召力的的電影制作媒體和平臺。第六，江西影視產業法制法規還不是十分健全，這制約了影視產業的發展與壯大。江西影視產業的資本運作還非常不成熟，主要是政府和電視臺為主導的創作模式，沒有形成民間資本參與進來的商業盈利模式，影視制作的盈利模式還是比較單一，還主要靠商業廣告來進行成本回收，缺乏多渠道的盈利模式。影視創意產業的盈利渠道應該是多層次的。既可以出售播映權，也可以有其他許多衍生品來創造較高收益。概括來說，缺少優秀的影視創意團隊、經濟相對落后導致的影視產品投資、融資的匱乏以及保守的觀念都導致江西影視產業創意的不足，體現在“創造力激發屏障、創造力表達的偏執和創造力保護的虛弱”。江西影視創意產業的發展對策影視創意產業涉及了創意、藝術、生產、產業、體制等一系列問題，要想發展江西影視創意產業，必須對這些問題進行全方位的考察。

首先，針對影視創意產業的創意和藝術問題，要從影視創意人才的引進和培養上因地制宜地制定人才發展戰略。因為創意問題歸根結底是人才的創造性問題。所以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培養和吸引創意人才。第一，加大影視創意產業人才的引進力度，提供寬松的政策環境，營造影視文化的創作氛圍。給優秀的影視創意人才提供發展的動力和良好的發展空間，使其起到拉動創意產業的作用。比如對獲獎的影視劇本的創作者提供獎金鼓勵民間創作，提供后續的拍攝計劃和方案，為優秀的影視創作人才破土而出創造外部條件。國內著名青年導演寧浩的成功就是一個例子。他是入選了劉德華亞洲新興導計劃才獲得了足夠的拍攝資金制作了成功的處女劇情長篇《瘋狂的石頭》。可見政府的扶持和幫助可以加快年輕應是創作人才的成長與成功。進而帶動江西影視產業的發展，推動影視制作的創新。第二，依托江西高校影視資源比如南昌大學和江西師大均設有戲劇影視學院，利用教育平臺，培養一批本土影視創意精英。高校與影視創意企業聯合打造高效益的影視創意產業鏈。要做好這個工作，首先要理順高校的應是人才的培養機制。目前江西高校的影視培養狀況不容樂觀。由于開設了影視專業的大學都是綜合性大學，所以學校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而忽略了學生的專業技能的培養，江西高校戲劇影視專業不同程度存在培養目標不清晰，師資配置不到位，課程設置不合理的弊端，導致了優秀影視人才成長緩慢，制約了影視產業的健康發展。第三，調整江西高校影視教育的目標，目前存在的問題是高校影視教育與實踐聯系不緊密，設置的專業課程不合理，偏重理論而弱化實踐。實踐這一環節質量不高，最大的問題在于理論支持不夠，導致了學生的整體影視創意水平不高。需要盡快改變這一現狀，要著眼于培養具有創造力的影視創意人才、具有藝術表現力的影視制作人才、具有影視技術的專門人才、具有營銷策略的產業人才。第四，政府必須從政策上給予影視產業的投資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除了稅收和貸款方面給予優惠外，還應該建立專門的管理機構，鼓勵和引導影視產業健康有序發展。要做到這一點，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以政策為導向，確定影視創意產業發展戰略；從人才、技術、營銷三方面入手，加大影視創意人才的引進力度和提供適合的發展環境和創業環境；培養技術型和營銷人才，制定知識產權保護機制，最大限度地保護創意人才的原創激情；成立電影電視拍攝基金，對優秀的創作題材和劇本給予拍攝保證和獎勵；政策上鼓勵民營經濟參與影視創意產業，比如提供資金支持和獎勵突出貢獻的企業。第五，加大國內和省內影視創作的合作和交流，通過走出去，引進來，學習別人的先進的創作理念和良好的制作技巧、營銷理念，帶動本土影視創作的繁榮和發展。比如江西南昌大學戲劇影視專業就走了一條比較創新的路子。不但引進外校專業教授做客座教授，而且不定期舉辦各種電影節和DV大賽，對于活躍學生的影視創作和提高實踐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對于藝術人才的培養規律還不是很明確的模糊態度也導致了培養方式上存在一定的缺陷。要改變這一現狀，需要我們做到以下幾點加以改善：加強國內、省級影視文化交流。

組織舉辦影視創意產業發展策略研討會，加強影視教學與制作領域的合作；從觀念上更新傳統的保守觀念，意識到影視創意產業是一個既有風險又有效益的高危產業，這就需要我們的創意團隊具有用于開拓、銳意進取的紅色革命精神，打造強大的影視創意產業強省；從根本上理順影視創意產業的互動機制，拓寬人才發展的新路子，轉變體制的僵化與保守；有了非凡的創意，還不能形成良好的產業生產，影視產品的制作就成了保證創意實現的基礎，而雄厚的資金就是保證創意實現的保障。因此要拓寬影視融資、投資渠道，改變政府和電視臺出資制作影視產品的單一局面。首先，可以給民營資本進入影視創意產業提供較為寬松的政策環境。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影視產業。這一方面要扶持大型的國企和電視臺制片單位的蓬勃發展，也要鼓勵和扶持小型的影視機構可持續發展。江西目前有江西公用傳媒集團下屬的公用傳媒有限公司致力于江西影視產業的開發和投資，但是由于創意團隊的局限成績不是十分理想，總的來說缺少精英團隊。這需要打破體制的束縛，改革用人機制，可以適當提供外聘的編外影視人才來加強的團隊的力量。民營小型影視企業也雨后春筍般發展，但是還沒有形成精良的創作團隊，沒有創作出一大批影視精品，這有待于政府的支持和民間資本的強力介入，為江西大型、小型影視企業輸入新鮮血液和提供發展后勁。另一方面，成立影視創業產業基金會，建立健全作品篩選制度，給優秀的影視作品提供投資拍攝資金支持。政府可以設立專項資金扶持年輕創意人才的發展。比如韓國有電影創意基金，臺灣有金馬獎劇本優秀獎，廣電總局有電影文學劇本獎，都旨在培養和發現新的創意產業人才，鼓勵激勵年輕人投入到影視創意產業當中來。此外，強化高校影視資源與社會資本的聯合。江西高校有一批精銳的影視創作從業人員，但是由于長期執教在教學一線，鮮有時間進行商業創作，而社會資本離他們有一定的距離。加強政府和電視臺的媒介作用，引導政府和民間資本合理有序地介入影視創作成了推動江西影影視產業發展的關鍵。為了實現影視產品利潤的最大化，強大的影視產品營銷團隊的建設變得舉足輕重。這方面要借鑒外省和成功兄弟企業的營銷模式，結合江西影視產品的創作實際情況，力求探索出符合江西特色的營銷模式。

作者：呂少勇 熊維 單位：南昌大學戲劇影視學院 南昌大學環化學院

第4篇：基金會盈利模式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商業銀行;盈利模式;轉型

一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危機引起的金融風暴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并逐漸向全球漫延,其波及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沖擊強度之大,為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所罕見。這場危機引發了我們對國際金融市場的重新認識,也迫使我們對我國金融業的發展重新予以思考。本文通過對我國商業銀行和國際商業銀行盈利模式的對比分析,結合我國轉軌階段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在轉軌經濟條件下,既能有效避免國內金融危機的產生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又能快速提升我國金融業的戰略競爭力的政策建議。

一、全球金融危機及對我國銀行業的戰略思考

(一)此次金融危機暴露出的美國金融業的主要弊端

1.金融過度創新并脫離實體經濟。大量的次級貸款通過證券化過程,派生出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MBS)。在MBS.的基礎上,經過進一步的證券化,又衍生出大量資產支持證券(AssetBackedSecurities,ABS),其中,包括大量個性化的擔保債務憑證(CollateralizedDebtOb~gation,CDO)、信貸違約掉期(CreditDefaultSwap,CDS)等。金融機構在CDO和CDS等衍生品交易中,還往往運用高杠桿比率進行融資。于是基于1萬多億美元的次級貸款,創造出了超過2萬億美元的次級債(MBS),并進一步衍生和創造出超萬億美元的CDO和數十萬億美元的CDS,金融創新的規模呈幾何級數膨脹,而這一切均建立在質量根本無法保證的次級貸款上,從而將整個金融市場暴露在一個前所未有和無法估量的系統性風險之下。

2、金融監管失控。出于對自由經濟的推崇,長期以來,國際金融監管對一些金融創新總是聽之任之,對部門龐大而迅速擴張的“非正式機構”(包括許多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內)——有時被稱為“隱形的銀行業”、如CDS和CDO等金融衍生工具完全通過場外交易市場(0TC)在各機構間進行交易,沒有任何政府監管,沒有集中交易的報價和清算系統,金融市場和監管當局根本無法做出全面監督和風險預警。同時對一些商業銀行參與金融衍生品交易也未做出及時必要的限制,致使風險在整個金融業內得到積聚和迅速放大。

(二)對我國銀行業的戰略思考

1、我國銀行業要不要繼續推進金融創新?美國發生了金融危機,使得人們一提到金融創新就談虎色變。對此我們必須看到,在金融創新上我國與美國的問題正好相反,美國是金融創新過剩而金融資源不足,而我國問題的癥結在于金融市場發育滯后,金融創新嚴重不足,從而造成了金融資源的大量閑置及配置不當。這種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嚴重不適配的狀況,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運行質量改進的瓶頸制約。顯然,積極推動金融創新,依然是我們推動金融改革和發展的重中之重。

2、要不要推進商業銀行的綜合化經營?有人認為,綜合化經營在本次金融危機中起到了明顯的放大效應。我們認為,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綜觀在此次危機的金融業,損失最慘重的是獨立的投資銀行如五大投行以及固守基礎銀行業務、規模較小的銀行,因為它們沒有足夠的規模和多樣化的業務,來消化抵押貸款和公司債券違約不斷增加所帶來的損失,而真正實行綜合化經營的大銀行相對穩健得多。綜觀匯豐、瑞銀、渣打、三菱日聯、摩根大通、蘇格蘭皇家銀行、德意志銀行等等,這些國際大型銀行大多具有上百年的悠久歷史,其間經歷了無數次經濟周期和數次金融危機,但他們一直屹立不倒,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這與他們的綜合化經營從而有效地規避風險不無關系(美國花旗銀行最近股價暴跌,瀕臨破產的邊緣,是其對金融衍生品的過度投機所致)。無可諱言,從經營管理、風險控制、產品創新、國際化水平等方面比較,我們仍與國際一流銀行存在較大差距,國際競爭能力總體有待提高。尤其是在最近十多年的經濟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大潮中,國際大銀行主要是通過強強聯合、大規模的兼并收購加快“跑馬圈地”的步伐,迅速成為業務網絡遍及全球并覆蓋所有金融領域的綜合化金融巨擘。高速成長中的中國自然成為其全球化布局中的一個重要戰略陣地。如何與這些強大的國際競爭對手同臺共舞是國內每一家銀行都在思考的問題。我們不能由于金融業的分業經營而僥幸地躲避了本次金融風暴就沾沾自喜,如何摒棄驕傲心態、樹立危機意識、在成功模仿的背后進行原生態的創新、尋找新的盈利模式不能不說是擺在中國金融業面前的重要課題。

二、中國銀行業盈利模式的現狀與差距

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是指商業銀行在一定經濟與市場環境下,以一定資產和負債結構為基礎的主導財務結構。從利潤結構的角度劃分,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可分為利差主導型和非利差主導型兩種。當前,我國商業銀行盈利模式與西方國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

(一)經營范圍和業務品種較少,盈利模式比較單一

西方國家商業銀行經營范圍和業務種類比較繁多,尤其是實行混業經營以來,商業銀行的金融產品日新月異,層出不窮。如素有“金融百貨公司”之稱的美國銀行業,其中間業務的范圍涵蓋傳統的銀行業務、信托業務、投資銀行業務、共同基金業務和保險業務。以美洲銀行為例,其非利差收入構成主要有以下11項內容:存款賬戶服務費、銀行卡服務費、信托服務費、其他服務費、交易收入、私有權益投資服務費、貸款銷售服務費、證券銷售服務費、其他收入、分支機構及業務銷售收入、投資銀行費等。目前,世界銀行業開發出來的中間業務有3000多種,而我國中間業務品種僅有260多種。這些中間業務產品中實際經常運用的還不多,且主要經營的業務大都還停留在籌資功能強、操作簡單的勞務型、低收益業務上,服務質量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之處。

(二)業務規模和收入水平較低,盈利模式再造任重道遠

根據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中間業務收入一般會占到商業銀行全部業務收入的40%以上,歐美等國家更是高達50%左右。如美國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比平均在50%以上,其中花旗集團中間業務收入平均占比為61.85%,屬于同行業最高,中間業務收入占據了它們總收入的半壁江山。而我國中間業務開展得比較早、業務較大的中國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總收入的平均水平也才13.99,與國外水平相差近三四倍。從表1、表2中我們可以看出,無論與不同地區的商業銀行相比,還是與不同國家的商業銀行相比,無論與金融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相比,還是與發展中的國家和地區金融業相比,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息收入均是最高的。中國商業銀行要想擺脫單一的利差主導型的盈利模式,成功實現盈利模式的再造可以說還任重道遠。

(三)技術含量不高,盈利模式的創新性不夠

從整體上看,西方國家中間業務的品種及技術含量明顯優于我國,尤其20世紀80年代后,西方國家創新出大量的期權、期貨等金融衍生產品,而我國目前的金融衍生產品仍比較缺乏,只有少數的幾種衍生產品,以智力投入為主,技術含量高、盈利潛力大的中間業務如信息咨詢、資產評估、租賃、各類擔保貸款、投標承諾、個人理財業務等還不足,高收益且具有避險功能的金融衍生工具業務剛剛起步,有的甚至是一片空白。從表3中可以很直觀地看出,大多數商業銀行咨詢顧問類、擔保承諾類等業務收入明顯偏少。

(四)重規模,輕效益,規模擴張式的盈利模式十分明顯

我國商業銀行非利差業務發展長期處于從屬地位,各商業銀行開展非利差業務的主要目的很大程度上為了推進存貸款等傳統業務的發展,只是把非利差業務當成了吸收存款、穩定客戶的一種獲取間接收益的手段。此外,伴隨著經濟金融的快速發展,非利差業務競爭日益激烈,部分商業銀行為爭奪客戶、搶占市場,不惜血本參與市場競爭,形成整個市場收費過低或干脆不收費,最終造成片面追求擴大規模,搶占市場份額,出現了業務量增長與收入增長不同步的怪現象。在資本高度密集的上海,2006年上半年中間業務量達54.74萬億元,而收入卻僅為29.97億元,業務量與收入之比高達18265:1,即平均18265元的業務量才能有1元錢的中間收入。在別的地區,單位業務量的創收能力更是低下。

三、影響我國商業銀行盈利模式轉型的因素分析

(一)轉軌經濟與內部治理結構

我國的轉軌經濟特征十分明顯。經過多年的改革,我國商業銀行內部治理結構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經營機制和增長方式、分析管控和業務創新能力與國際先進銀行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一是所有者實際缺位,委托機制效率低。二是存在“內部人控制”問題。如銀行經理人員的任免、升遷等問題。正是由于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難以成為法律上的內部人控制,即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嚴重不匹配,很容易產生機會主義行為,甚至“合謀”現象。三是缺乏有效的制衡與激勵機制。

(二)規模效應與內部管理

銀行規模效應是指隨著銀行業務規模、人員數量、機構網點的擴大而發生單位運營成本的下降以及收益上升的現象,它反映了銀行經營規模與成本、收益的變動關系。但規模效應與銀行的內部管理高度相關,科學合理的管理水平有利于規模效應的發揮,否則就會出現規模不經濟現象。由于體制和自身經營管理的原因,我國商業銀行走的是一條粗放型經營之路。主要表現在盲目擴張,只講業務數量,不注重業務質量,從而出現高投入低產出,高速度低效益。如圖1所示,我國銀行總資產收益率(ROA)水平普遍低于美國主要銀行。

(三)成長經濟與創新機制

商業銀行的成長經濟是指商業銀行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開展研究和開展活動,有能力、有條件以較低的成本為客戶提供創新性的系列化金融產品,從而獲得競爭優勢的一種經濟。成長經濟的核心是業務創新。近年來,現代商業銀行在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上面臨著很多問題,像“千行一面”的產品同質化問題、“現金+酒精”的惡性營銷問題、“復雜理財產品賣給非專業投資者”的誤導銷售問題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對多元化、多偏好的市場需求理解得不細、不深、不積極,金融創新在某些方面甚至偏離了實際需求,沒有取得明顯的競爭優勢。

(四)范圍經濟與監管模式

范圍經濟要求商業銀行必須進行綜合化經營,分業經營勢必影響范圍效應的發揮。我國目前仍執行著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路子,這種目前相對較嚴的分業監管體系使許多金融產品面市比較困難。例如利率衍生品,由于涉及多個市場,不同的監管部門需要進行事先協調,在相關政策未出臺之前,商業銀行便無法嘗試。再如QDII,由于政策規定只能投資風險較低品種,在人民幣已經進入長期升值通道的背景下,其收益率較低,投資者缺乏認同,商業銀行積極性不高。相反,市場最需要的一些人民幣衍生產品還要繼續等待有關政策的出爐。

(五)政策效應與制度偏差

政策效應是政策對商業銀行的引導效應。良好的政策可以發揮有效的政策效應,反之則會起到抑制和阻礙作用。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一直較低,這與我們的制度設計偏差不無關系。以利率政策為例,一方面1993年以來,通過多次的存貸款利率調整,我國的存貸款利差逐步拉大(見圖2);另一方面我國放開金融機構信貸利率上浮空間,但同時限制存款利率上浮,結果使存貸利差持續保持在高位,使得商業銀行能夠坐享豐厚利潤。持續實行較大的存貸利差,不僅不利于推動商業銀行的業務轉型,同時也將保護銀行壟斷,不利于銀行改革和效率提高,也不利于從根本上提高中國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六)短缺效應與信貸擴張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資金短缺的效應將長期存在。由于資金的稀缺性,經濟高增長必然形成了對商業銀行信貸的高需求,我國的市場融資結構一直延續著銀行主導型的融資模式。如表4所示,2007年9月底,我國銀行信貸資產仍占全部金融資產的63%,遠高于美國、日本、英國等國家。這種間接融資模式為主的融資方式,使得個人和企業的資金需求主要通過銀行信貸的方式來解決,這也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銀行謀取存貸利差的積極件。

(七)協同效應與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作為一個系統,對商業銀行的業務互補和產品交叉及風險規避非常重要,一個健全的金融市場可以對商業銀行產生明顯的協同效應。總體上來說,與西方主要金融市場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一是非銀行中介發展水平較低。如國外的保險公司、互助儲蓄銀行、儲蓄貸款協會、信用合作社、養老基金會、財務公司、投資基金、信托公司、證券公司、租賃公司、消費信貸機構和郵政儲金局等等,非銀行中介種繁多,功能齊全,它們的產生,既推動了金融創新,也帶動了融資機構、渠道及形式和品種日益多樣化,給金融業發展注入了活力。二是貨幣市場起步晚、發展慢。主要表現在:規模較小,市場參與主體較少。票據市場建立較早,但一直未形成規模,仍以同業拆借和債券回購市場為主;各個子市場之間、同一子市場在區域間嚴重分割,二級市場缺位,相應減少了其為非金融部門提供貸款的能力,同時也降低了銀行自身的贏利。三是我國在資本市場發展上也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發育不良問題。這都使得商業銀行難以開發有效的市場避險金融創新產品,制約了商業銀行盈利模式轉型。

四、推進我國商業銀行盈利模式轉型的政策建議

(一)必須繼續推進我國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

要充分考慮我國的文化傳統、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等各種因素,形成獨具特色的公司治理結構。當前要特別注重建立完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營管理層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改變經營管理層權力過分集中的現狀;要落實董事會成員的培訓制度和議事規則,充分發揮董事會在商業銀行治理中的關鍵作用;要優化對職業經理群的激勵與約束機制,防止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錯位等等。

(二)必須注重我國商業銀行的內控機制建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

商業銀行要建立科學的決策體系、內部控制機制和風險管理體制,加快推進機構扁平化和業務垂直化管理,建立市場化人力資源管理體制和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實施審慎的財務和會計政策,嚴格信息披露制度。

(三)必須構建和完善有利于我國商業銀行盈利模式轉型的政策法律體系

當前,要逐步取消嚴格分業的法律限制;其次要加快我國利率化市場建設,迫使商業銀行在經營指導思想、資金管理、利率風險管理等方面做相應的轉變和創新,使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自我控制約束能力、防范風險能力能與利率市場化進程相適應,通過金融服務產品創新,增加盈利能力。

(四)必須建立健全金融監管模式

在目前情況下,應考慮建立在銀監會、保監會和證監會三足鼎立格局上的牽頭監管人制度。牽頭監管人的作用是:1、從整體上對全能銀行集團的風險進行監管;2、在不同的監管部門之間收集和監管信息;3、組織跨機制的監管活動,通過組織現場監管、聯合檢查、聽證會等形式,發揮必要的溝通和協調作用,避免對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的監管疏漏和重疊。

(五)必須大力發展金融市場

在發展思路上,要積極引進新的債券發行主體、新的債券品種,如資產抵押或擔保的債券。應擴大金融債券的發行范圍,允許商業銀行發行大額可轉讓存單。要適時推出債券衍生產品工具,應對利率市場化進程,在為投資者提供規避風險的投資品種的同時為全能銀行奠定基礎條件。

(六)必須營造有利于金融創新的環境

要加強對現有法規制度的檢討和更新。監管部門充分聽取市場的呼聲,及時進行梳理和調整,消除制度對創新的不合理束縛,加速培育制度健全,運行透明,健康而富有活力的金融市場基礎環境。同時,增強市場中的金融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制度建設,增強自主創新的制度保障,形成鼓勵創新、保護創新、持續創新的良好氛圍。要增進公眾對現代金融的理解,培育金融消費者成熟的風險意識、合規意識和商品意識。

第5篇：基金會盈利模式范文

他胸懷“產業報國”理想，以“服務農業”槭姑，僅用十年時間，帶領企業崛起成為中國農化板塊除草劑行業的龍頭，躋身全球領先行列。他認為環保應該成為企業的一種盈利模式，而不是負擔。他倡導走科學的循環經濟之路，建成了國內草甘膦產業中產業鏈最長、循環利用最徹底、生產成本最低的化工產業集群。他以先進的科學技術，強大的研發實力，找到并掌握了打開環保和效益連環鎖的“金鑰匙”，實現了社會效益、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三者共贏。

他就是四川省化工行業協會理事長，福華農科投資集團董事局主席、集團掌舵人張華！

放眼世界的追夢人

很少有企業家拿“理想”當做開場白。但張華認為，這是做企業最重要的前提：“企業必須有理想、有規劃，理想就是企業發展的方向、就是戰略。” 第一次見到張華，他堅定的眼神，樸實的笑容，清晰明確的思路，對經濟發展和企業經營犀利獨到的見解，無不展露出他的睿智、胸懷和膽魄。

2003年，張華在收購樂山的一家氯堿企業之前，專門邀請了四川省的專家進行實地調研。隨后的兩份專家調研報告，讓張華決定，要充分利用樂山市境內本土豐富的鹽鹵、磷礦、水電資源等優勢，走上農作物保護之路，進軍中國乃至世界的農藥市場。

張華的決定絕不是隨便拍拍腦袋，也不是一時興起、過了就忘。在進行企業規劃的第一時間，張華就把企業的發展進程目標做到了5年、10年以后。來到今天的福華園區內就會發現，新上馬的許多項目的布局和安排，其實早在10年前最初的規劃中就已經準備妥當。就這樣，張華帶領福華人，依托著長遠的企業發展規劃，穩扎穩打，一步步建成了國內草甘膦產業鏈最長、循環利用最徹底、生產成本最低的化工產業集群。

在企業走上正軌后，張華并沒有躺在成功簿上享受喜悅，也沒有跟隨市場的“潮流”進行跨領域的投資和發展，而是繼續執著于農化行業，努力把企業打造成為作物保護和種子專家。

通過對農化行業的不斷研究，張華提出了“成為全球化的農業綜合服務解決方案供應商”的企業愿景，并為這個目標制定了福華集團“四大平臺”的發展思路和戰略規劃。他決定推動福華集團在農化領域繼續加強影響力，建成全產業鏈的制造平臺、海外客戶服務終端平臺、農化交易電子商務平臺和先進的科研平臺。

雖然各種原因導致國內實業的發展并不景氣，許多企業紛紛轉行，但是張華卻沒有停止對產業平臺的投入，反而通過和國內一流專業院所的合作，成立了國家級實驗室，積極研發新品、改進工藝路線、優化產業配套。

2016年11月3日，四川省樂山市福華通達農藥科技有限公司與南科大工程技術創新中心（北京）聯合共建的南科大工程技術創新中心福華工作站正式簽約成立。張華表示，福華希望在精細化工、水污染防治、土壤治理等方面與科研院所共同發力，建立國家級專業化實驗室和GLP實驗室，打造循環精細化工園區，既保護青山綠水，又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共贏。

同時，張華帶領福華人再次“出海”，憑借多年資本市場的經驗，通過并購成熟的海外渠道企業，再利用互聯網的無國界整合，張華要把“福華”的品牌做到全世界。

2016年12月9日，中國石化聯合會外資委率跨國石化企業代表到福華農化園區參觀并座談。在此次座談會上，張華代表福華通達與澳洲NUFARM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進一步加深了福華與NUFARM的戰略伙伴關系。巴斯夫、贏創工業集團、科萊恩化工（中國）有限公司、科思創聚合物（中國）有限公司、伊士曼（中國）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賀利氏（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空氣化工產品（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等跨國石化企業在深入了解福華的發展情況和發展方向后，都表示希望與福華建立合作研發的戰略伙伴關系，共同研發，走可持續綠色循環和節能高效之路。

就這樣，在1999年就懷揣“產業報國”理想的張華，從一家造紙廠起家，先后涉足農化、種業等農用領域，用短短十余年的時間，將其經營的企業躋身于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的行列，企業產品遠銷亞洲、歐洲、美洲、非洲等127多個國家和地區。

引領農化環保的先行者

在進入農化行業之前，張華已經有了多年經營造紙企業的經驗。造紙行業“高標準、嚴要求”的環保治理工作讓張華清楚地認識到，農化企業要想長治久安地發展，安全和環保是命根子。為此，他提出“環保先行”的治企理念，嚴格按照國家標準實施資源循環，對廢氣、固體廢棄物進行綜合高效的利用，讓企業走上一條走高科技、精細化、可持續、循環發展之路。

在他的嚴格要求之下，福華集團于2008～2009年期間投資12億元建設的二期草甘膦技改擴能項目中，30%的資金都直接或間接投向與節能減排及環保相關的工程設施。此外，福華集團還投資上億元引進了全球先進的廢液膜處理系統。僅2014年一年，福華集團在環保一項的投入就達到了2.1億元。

張華指出，綠色發展是國家的事，更是企業的事，石化企業更應該走在綠色發展的前端，要加入到石化行業“綠色發展”的行動隊中來，不僅要生產是綠色的，產品是綠色的，更要思想是綠色的，還做綠色發展的宣傳員、教導員和監督員。

除了從自身要求出發做好環保工作，張華還主動站到了人民的面前，接受社會對企業的監督。張華要求福華集團每年都要定期舉行“開放日”活動，主動邀請園區周邊的群眾到公司參觀座談，并認真聽取群眾的反饋意見，作出相應的持續改善。張華還帶領福華集團深入持久地開展化工科學普及工作，讓社會公眾更加科學客觀地認知化工，實現產業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和諧共生。福華作為一家農化企業，一直在為改善化工企業的社會形象，改變社會“談化色變”的現狀做出努力。

2016年5月，由中國化工報社與化學工業出版社、北京化工大學、中國化工學會、中國化學會和中國化工博物館共同發起的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科普聯盟成立。作為企業代表的張華表示，企業要向股東盡責、向客戶盡責、向社會盡責。作為一位企業家，第一要務仍然是讓企業實現盈利。但是，企業感恩回饋社會，才能得到長遠的發展。

如何在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之間達到平衡，實現共贏，實現生態環境友好的發展理念，是張華一直在深究的問題。對此，張華提出，環保應該成為企業的一種盈利模式，而不是一種負擔，企業應該走科學的循環經濟之路，用環保來盈利。因此，張華與福華集團的科研骨干一起，從鹽鹵電解開始，對產品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副產物和廢棄物進行充分的回收和利用。

在這樣的理念之下，福華集團近年在草甘膦生產過程中的環保投入近5億元，但這樣的投入也為福華集團帶來了豐厚的回報。福華自主研發的環保技術可直接降低成本3億多元，實現銷售收入5個多億。可以說，環保成了福華重要的一個盈利點。同時，張華一直堅持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也讓福華集團形成了以碳、氯、氫、磷、鈉等元素的循環利用鏈，熱能利用形成了梯級式的四級利用，廢棄物和副產物都得到了資源化利用。草甘膦母液資源化分級回收項目更是工信部批準的清潔生產示范項目。張華用他的理念和企業獲得的成效證明，綠色發展既能讓企業收獲經濟效益，又能收獲社會效益，一舉雙得。

在張華的領導之下，福華集團不僅最大程度減少了生產過程對環境的影響，還在2014年行業整體行情不好的情況下，實現了4000萬元的盈利。

帶動技術革新的創新者

張華認為，中國農藥企業長期以來以農藥原藥的生產和出口為主，很多企業不注重劑型的開發、品牌的建設，導致企業在世界上沒有競爭力。而如何讓中國的農化企業在世界農化產業的競爭中站穩腳跟，擁有真正的話語權？在張華看來，問題的關鍵就是要擁有企業自主發展的核心技術。

張華表示，未來農藥企業的發展不能再走簡單制造、簡單模仿的道路，而是應該在制造端走精細化、差異化的路線。企業必須在研發端加大投入，在產品方面增加品種的多樣性，在客戶端加大市場需求的開發和綜合服務的意識，并充分利用大數據對市場的需求做出更深層次的研究和把控，真正實現產品和企業的升級。

為此，張華果斷拍板了福華集團在成都和樂山建立科研基地的項目，聯手國內著名院校，研發出數十項專利技術，累計獲得國家專利28項。其中，甘氨酸法草甘膦清潔化創新技術集成應用成果獲省級科技進步二等獎，草甘膦母液資源化處理分級回收處于國內領先水平；“甘氨酸法草甘膦循環技術開發及產業化應用研究項目”被評定為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張華還引進了國外先進設備，不遺余力地進行科技研發。到目前，福華集團已申報草甘膦脫溶水解、草甘膦二次鉀酸水解工藝等5項國家專利；成功研發了變壓吸附脫除草甘膦生產回收氯甲烷中微量水分的專利技術，并應用于工業化裝置中。

同時福華集團建立了四川省草甘膦清潔生產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省級企業技術中心、四川省工程技術中心和環保研究所，與國際跨國公司在研發端開展合作，并與四川大學、中國成達工程公司、西南化工研究設計院等科研機構簽訂《石化下游產品開發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形成產業聯盟，目前還正大力打造國家級實驗室、博士后工作站以及GLP實驗室，著力實施新品研發，并投入了價值上億元的科研設備。福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進行研發，向國際領先的技術水平看齊，在產品工藝技術優化、廢水廢氣和廢液的處理、新型環保技術開發等方面取得了較好的科研成果。

先進的科研技術，強大的研發實力，也讓福華找到并掌握了打開環保、效益連環鎖的“金鑰匙”。福華集團的工藝技術及產品研發都基于綠色發展理念，在工藝設計的最初階段就充分考慮了項目前端的投入成本、過程中的連續化生產以及后端副產物和廢棄物的資源化處理，大大提升了裝置的使用率和資源的利用率，減少了廢棄物的排放，在實現企業經濟效益的同時也盡到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了企業和社會的雙贏。

樂善好施的好心人

“盡責才有認同，付出才有收獲”，這是張華提出的，并作為全體福華人的核心價值觀，它深刻的包含四層含義，即企業要向社會盡責、向股東盡責、向客戶盡責、向員工盡責。在張華看來，真正的成功，是在自己成功的同時，讓更多的人獲得成功。在他看來，一個人，必須要擔負起自己之于家人、工作、企業和社會的責任。一個企業亦是如此。

張華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企業內部，他積極倡導并踐行“盡責、付出”的核心價值觀，影響、培育了一大批負責任、懂感恩的優秀福華人；對社會，他也積極投身慈善公益事業，深受社會好評。在他的帶動之下，整個福華集團都形成了熱心公益、回饋社會的良好氛圍。

張華認為，做公益，不能僅靠一顆愛心、熱心，還要有科學的機制做保障，這樣公益事業才能做得長久，讓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受益。為此，他在2007年成立了“愛心助學基金”，每年資助品學兼優的貧困大學生，至今已累計數百萬元；2014年，他發起成立國內首家針對在刑、刑釋人員的“福華更生輔助基金會”，為減少再犯罪，維持社會穩定和諧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2015年，他發起成立了“福華慈善基金會”，開展扶貧幫困、賑災救助等活動，資助城鄉農村五保、城鎮三無、城鄉低保、重危疾病、特困群眾等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三支基金的成立，讓福華的愛心事業走上了規范化、標準化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在福華集團，有這樣一份《愛心助學宣薦書》：“如果你品學兼優，卻因家庭困難而無緣踏進大學校園；如果你因一時失誤，而與大學校門擦肩而過；請不要氣餒也別沮喪。如果你愿意與福華共同發展，樂山市福華農科投資集團將以博大的愛心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向你伸出援助之手，幫助你實現大學的夢想”。

2008年“5?12”汶川地震發生后，福華集團累計捐款捐物近100萬元，向馬邊縣永紅鄉中心學校捐贈教學物資和助學金，槁肀呱偈民族地區捐資助學及彝家新寨建設。

2014年，福華集團出資200多萬元為林芝地區工布江達縣朱拉松茸加工農民專業合作社群眾修建道路，給藏區孩子打通了去往學校的道路，捐助四川省綠色江河環境保護組織。

2016年8月，福華集團幫困獎優活動共計出資55萬元，其中福華慈善基金扶貧捐贈20萬元，用于精準扶貧工程；福華助學基金捐贈20萬元，用于幫扶貧困大學生等。多年來，福華人累計捐助上千萬元。

類似的愛心活動還有很多，張華感恩回饋社會的愛心慈善行為，也得了社會各界的認可。幾年間，張華先后獲得四川省扶貧基金會“突出貢獻愛心人士”、樂山市十大杰出青年、2013樂山驕傲?10大杰出貢獻企業暨年度經濟人物、2014年樂山勞動模范、“樂山好人”樂山公益慈善模范、樂山市第二屆道德模范（公益慈善模范）等榮譽稱號。

第6篇：基金會盈利模式范文

【關鍵詞】影子銀行；金融風險；監管

一、影子銀行的范疇界定及特征

“影子銀行體系”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董事Paul McCulley（2007）提出，定義為“與傳統、正規、接受中央銀行監管的商業銀行系統相對應的金融機構”。英格蘭銀行副總裁Paul Tucker認為，影子銀行是指向企業、居民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期限配合和提高杠桿率等服務，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替代商業銀行核心功能的那些工具、結構、企業或市場。李楊（2011）贊同Tucker的說法，認為有四點值得注意：一是服務對象不僅包括企業和居民，也包含金融機構；二是擴充了金融的概念；三是強調影子銀行與傳統意義上的銀行不同；四是基于影子銀行在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情況，可以進一步體會其本質。Gary Corton（2010）分析指出政府支持型影子銀行體系主要包括美國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系統、房地美和房利美；易憲容（2009）認為影子銀行實質就是以住房按揭貸款的證券化等方式行使銀行的功能，但沒有傳統銀行的組織形式。周麗萍（2011）從金融功能視角，認為影子銀行是發揮類似于商業銀行存款、貸款、結算等功能的三大類非銀行金融機構。文維虎（2010）認為我國社會出現的無序期貨投資與交易亂集資、抬會與標會、農村基金會、非法投融資等，都是影子銀行的中國式體現。然而，這些定義并沒能體現出“影子銀行”發揮類似商業銀行功能卻受較少監管的特征。根據我國當前對影子銀行概念的理解和運用情況，我們可以把影子銀行定義為：那些游離于監管體系之外的，行使部分傳統銀行功能，但運作模式、交易方式、監管制度等都與傳統銀行完全不同的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和金融運作機制的總和。

從上世紀70-80年代，在各國放松金融管制以及網絡技術逐漸參與金融技術的發展趨勢影響下，全球金融體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美國金融市場在這一變革中表現較為突出，原有的商業銀行盈利模式依賴于吸收存款并發放貸款，這種情況下，如何將異質性資產轉化為同質性債務同時加強信用風險管理是商業銀行關注的重點。而在美國金融市場發生重大創新之后，證券化融資成為新型的融資模式（易憲容，2009）。有研究認為在新金融體系下，競爭導致了影子銀行系統的興起，在放松金融管制的背景下，非銀行金融機構得到了顯著的發展。面對非銀行機構及其產品的沖擊，傳統銀行業務盈利能力下降。考察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可以看到，資產方主要為商業票據和和垃圾債券，負債方主要為貨幣市場共同基金，表內業務創造利潤的能力較弱，從而面對盈利能力下降的壓力，商業銀行積極尋求新的贏利點推動了影子銀行系統的產生和發展。也有學者認為，美國金融業1970年以來的快速發展得益于將利基銀行業務擠出，大銀行的金融業務得到全面發展。商業銀行和儲蓄機構在金融系統中所占而的份額逐漸“縮水”，相對應非銀行機構及其所持有的資產占比則逐步上升（Nersisyan & Wray，2010）。

二、影子銀行的影響分析

在負債方面，影子銀行從短期資本市場得到融資，形成了期限相對較短的負債；由于影子銀行必須要求高利息以獲得利潤，因而資產方須投資相對期限更長的資產。經過上述方式，影子銀行就與貨幣市場上的投資者、資本市場上的長期籌資人進行了資產和期限的互換（Crotty&Epstein，2008）。當市場出現不穩定因素，如市場預期轉變出現了資金潰逃現象，那么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等影子銀行機構就會出現類似商業銀行“擠兌”的現象，而此時的影子銀行由于無法將其長期資產立即變現，就出現了流動性不足的局面（鄭聯盛，2009）。

此外，影子銀行作為融資發起人在設計金融創新產品的時候，其前提假定會與現實不符，從而導致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被嚴重低估。由于金融衍生產品成分復雜，透明度低，導致了對金融衍生產品難以定價。這樣，影子銀行體系成為了金融機構逃避監管、掩蓋資產負債表真實情況的重要工具（易憲容、王國剛，2010）。當影子銀行基金與未保險商業票據相互關聯時，一旦商業票據投資者在票據到期后不再繼續投入，就會造成影子銀行陷入流動性危機（McCully，2007）。

三、影子銀行體系運作機制和監管問題

葛爽（2010）認為過高的證券化杠桿率和評級機構的不負責表現，風險積累越發嚴重，最后危機發生。陳華（2010）認為影子銀行具有內生脆弱性，外部監管、外部沖擊的缺位失效與影子銀行內部脆弱性共同作用導致了危機的形成。徐瀅，周恩源（2011）闡述了影子銀行體系通過拋售機制、再融資機制、預期機制、惡性循環機制，認為我國中央銀行應該關注非銀行金融機構和資產價格的穩定性。王匯（2011）認為影子銀行的銀行家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不對稱風險的存在，導致銀行家職能的缺失和道德風險，造成整個金融市場的風險。

從監管的宏觀方面來說，曹勇（2011）提出應將影子銀行納入宏觀審慎管理框架.。李建軍，田光寧（2011）認為中國的金融監管框架可以形成影子金融功能監管與傳統機構監管的雙元制模式。具體監管方面，巴曙松（2009）認為未來對影子銀行系統的信息披露和適度的資本要求將是金融監管改進的重要內容。閆超，趙毓芙（2010）提出對影子銀行監管不僅要彌補以前的監管漏洞，也要制定相關的規則促進其健康發展。

四、啟示與展望

對于我國是否存在影子銀行系統業界一直存在著很大爭議，盡管從單純機構角度上考察我國尚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影子銀行，但從廣義上來說，類似的影子銀行業務客觀上是存在的。同樣，我國實際存款利率長時間為負，且隨著通脹率的上升，負值會越來越大，這也在推動影子銀行業務發展。一些房地產信托公司、地下錢莊等機構成為了吸收這種資金的主要力量，而地下錢莊等民間機構則在監管范圍之外，其高的杠桿率更是將風險大大增加（孫業文，2011）。為舒解更多資金進入“影子銀行”系統進行套利活動的情況，可以施行的措施包括：其一，適當提高利率，利率的提高可以保證銀行儲蓄不再繼續大規模涌入“影子銀行”系統，從源頭上緩解流動性泛濫；其二，緊縮貨幣政策力度適當減輕，可以保證商業銀行資金充足，緩解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局面。并且，當前我國的緊縮貨幣政策是無法緩解巨大的“表外”風險的，從風險防范角度上看，必須將政策方向調轉，引導“表外”項目轉向“表內”，以對其進行有效的監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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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維虎，陳榮.重視影子銀行動向避免風險隱患顯現[J].西南金融，2010（2）.

[5]鄭聯盛.影子銀行體系：發展、內涵與未來[R].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

[6]孫業文.中國式”影子銀行”緊縮政策下盛開的罌粟花[OL].財訊網，2011（5）.

第7篇：基金會盈利模式范文

詹姆斯?西蒙斯領導的大獎章（Medallion）基金，在1989到2006的17年間，年均回報率達到了驚人的38.5％，比索羅斯同期的數字高出10多個百分點，較同期標普的年均回報率則高出20多個百分點，而股神巴菲特20年間的平均回報率也不過20％。

來看一看西蒙斯的成績單：2005、2006年，分別以15億、17億美元的凈收入坐穩全球最賺錢對沖基金經理的寶座；2007年以13億美元屈居第五；危機深化的2008年，大賺25億美元，超過排名第四的索羅斯（11億美元）1倍有余，三度封王，真正做到“牛市執牛耳，熊市啖熊掌”。

西蒙斯的成功與他的數學背景密不可分。在數學界，西蒙斯三十多年前就已成名，曾獲全美最高榮譽，還與華裔科學家陳省身共同創立了Chem-Simons定律，清華大學的一幢“陳-西蒙斯”專家公寓樓就是西蒙斯捐資修建的。

三歲見老

西蒙斯1938年出生于波士頓牛頓鎮，父親是鞋廠老板。三歲時他就展現了驚人的數學天分：他對汽車耗盡汽油的現象產生了興趣，認為汽油不會完全用光――如果每次用掉油量的一半，還會剩下一半，依此類推，最后定有剩余。這種想法同著名的“阿基里斯悖論”極為相近，又與莊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異曲同工。一個三歲幼童，居然就有意識地去思索起高難的微積分問題，不可不謂之“天降鬼才”！若依據中國“三歲看老”的古語，難不成這就是西蒙斯后來成功的前兆？

從牛頓高中畢業后，西蒙斯考入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師從著名數學家安布羅斯（Warren Ambrose）和辛格（I.M.Singer），“鬼才”依舊，大一時就達到了畢業生水平。

1958年，西蒙斯獲得學士學位，轉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繼續深造。據說西蒙斯當時是奔著伯克利教授、“微分幾何之父”陳省身去的，不料陳省身正好去了歐洲，西蒙斯就自己看書鉆研微分幾何，心得頗豐，還就此舉辦了幾場精彩演講，吸引了不少教授去聽。后來西蒙斯和陳省身果然建立了亦師亦友的親密關系。

1962年，24歲的西蒙斯拿到博士學位，當年即被聘為哈佛大學數學系教授。不過，西蒙斯很快就厭倦了學術生涯，兩年后，這個天生冒險家進入美國國防部下屬的國防邏輯分析協會從事代碼破解工作。不久后，由于反對越戰，他又重回學術界，成為紐約州立石溪大學數學系主任，在那里做了8年的純數學研究。

1974年，他與陳省身聯合發表了論文《典型群和幾何不變式》，創立了著名的Chem-Simons理論。該幾何定律對理論物理學具有重要意義，被廣泛應用到從超引力到黑洞的各大領域。1976年，西蒙斯獲得了5年頒發一次的維布倫（Veblen）獎金，這是美國數學界的最高榮耀。

四十而立

數學天賦和成就沒有使西蒙斯滿足，他的血液里似乎天生流淌著一種不安分基因，催促他尋找新的刺激。當時，他身邊一位同事參股一家瓷磚公司，“8個月賺了相當于我資產10倍的錢。”西蒙斯大受震動，躍躍欲試。事實上，西蒙斯20出頭就曾先后投資哥倫比亞地磚和管線公司，和一家婚禮禮品公司，“我還曾經找到美林公司的經紀人，試圖做些大豆交易”，但結果都不理想。曾經的失敗更能激起斗志，年屆不惑的西蒙斯決心轉向，專注投資。

1977年，西蒙斯離開石溪，創立私人投資基金，最初采用基本面分析法，“我沒有想到用科學的方法進行投資，”西蒙斯說，那一段時間他主要投資于外匯市場，“隨著經驗的不斷增加，我想到也許可以用一些方法來制作模型，預見貨幣市場的走勢變動。”

上世紀80年代末，西蒙斯和普林斯頓大學數學家勒費爾（Henry Larufer）重新開發了交易策略，從基本面分析轉向數量分析。從此，西蒙斯徹底轉型為“模型先生”。

西蒙斯將他的數學理論巧妙運用于股票投資實戰中，成功秘訣主要有三:針對不同市場設計數量化的投資管理模型；以電腦運算為主導，排除人為因素干擾;在全球各種市場上進行短線交易。

人們將西蒙斯的這種投資方式稱為“定量投資”。西蒙斯推崇短線套利、頻繁交易，就像壁虎，平時趴在墻上一動不動，蚊子一旦出現就迅速將其吃掉，然后恢復平靜，等待下一個機會。

西蒙斯的“壁虎式定量投資法”創造了令人驚嘆的業績。截至2005年底，規模為50億美元的大獎章基金已經為投資者支付了60多億美元的回報，而且是扣除了5％的資產管理費和44％的投資收益分成后得出的數字，已經通過了審計。

西蒙斯有三個選股標準：公開交易品種、流動性高，同時符合模型設置的某些要求。“我是模型先生，不想進行基本面分析，模型的優勢之一是可以降低風險。而依靠個人判斷選股，你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在第二天又輸得精光。”

即使在次貸危機全面爆發的2007年，大獎章的回報率仍高達85%。頻繁交易的短線操作思路正是西蒙斯躲過沖擊的法寶。“我們隨時都在賣出和買入，我們依靠活躍賺錢。”

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西蒙斯提到一個核子加速器實驗，“粒子碰撞后形成的軌跡圖看似雜亂無章，實際上卻存在著內在的規律，”西蒙斯說，“這讓我自然而然地聯想到證券市場，哪怕是只有100股的交易，都會對這個龐大的市場產生影響，而每天都會有成千上萬這樣的交易發生。”當這成千上萬只微小的蝴蝶相繼輕顫翅膀時，市場會做出怎樣復雜的反應？這正是西蒙斯鉆研的課題。

“這個課題對于世界而言也許并不重要，不過研究市場運轉的動力非常有趣。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七十歲的西蒙斯笑起來仿佛頑童。而他的故事，聽起來更像是一個數學天才通過復雜的賠率和概率計算，最終笑傲賭場的神話。

一位資深數量型基金經理指出，西蒙斯的方法不涉及對沖，多是進行短線方向性預測，依靠同時交易很多品種、在短期做出大量的交易來獲利。具體到每一個交易的虧損，由于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平倉，因此損失不會很大；而數千次交易之后，只要盈利交易多于虧損交易，總體結果就是盈利。

七十不惑

有人捧場，便有人質疑。近年來，有不少人以1998年倒閉的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為例，質疑西蒙斯的盈利模式。上世紀90年代中期稱雄一時的LTCM，不從事任何單方面交易，利用計算機處理大量歷史數據，通過精密計算得到兩個不同金融工具間的正常歷史價格差，然后結合市場信息分析最新價格差，如果兩者出現偏差，電腦立即發出指令大舉入市；經過市場一段時間調節，放大的偏差會自動恢復到正常軌跡上，此時電腦指令平倉離場，獲取差值。由于其模型假設前提和計算結果都是在歷史統計數據基礎上得出的，一旦出現與計算結果相反的走勢，對沖就變成了一種高風險的交易策略。在極大的杠桿借貸下，這種風險被進一步放大。短短4年中，LTCM曾獲得285%的收益率，又在兩個月之內輸掉了45億美元，最終走向萬劫不復。

“我們的方式和LTCM完全不同。”西蒙斯強調，他的文藝復興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沒有、也不需要那么高的杠桿比例，在操作時從來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概念，而是只尋找那些可以復制的微小獲利瞬間，絕不以“市場終將恢復正常”作為賭注投入資金。

在LTCM倒閉10年后，2008年，麥道夫騙局曝光。這位曾任納斯達克主席的猶太人設下“龐氏騙局”，以高回報率引人入甕，結果，在一場“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中，被金融海嘯把金燦燦的外衣扒了個精光。而西蒙斯所轄基金長達19年令人咋舌的高回報率，自然也讓人投下了懷疑的眼光。然而，麥道夫靠的是拆東補西，不停地拉投資者入場；而大獎章基金早在1993年規模達到2.7億美元時，就已經停止認購。從那時起，這只基金所賺取的利潤，只為其固定投資者和雇員獨享，令不少圈外的富人望“洋”興嘆。僅此一點，就足以讓那些質疑不攻自破。

一只“黑箱”

但西蒙斯的行事法則一直讓人疑惑。對沖基金因不必向投資者披露交易細節，故在外界眼里，這種“黑箱作業”的投資既神秘又令人生疑。而在一流的對沖基金經理中，西蒙斯的那只箱子，據說是“最黑的”。

西蒙斯每周和研究團隊見一次面，探討交易細節，完善交易策略，不過公司上下都對討論內容守口如瓶。每當有人批評大獎章基金缺乏透明度時，西蒙斯總是聳聳肩，“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黑箱，我們把它稱為大腦。”

西蒙斯的200多名員工中，將近一半是頂尖的數學、物理學、統計學家，他從不招收MBA，也絕不聘用華爾街人士，此般作風在美國的投資公司中獨一無二。“我們不雇用數理邏輯不好的學生，”西蒙斯說，“好的數學家需要直覺，對很多事情的發展總是有很強的好奇心，這對于戰勝市場非常重要。”

文藝復興科技公司幾乎沒有人員流動。這里薪酬豐厚，而且壓力相對較小，基準業績指標一般可以輕松完成。每6個月，公司員工會收到與業績對應的現金紅利，不少員工還擁有公司的股權。西蒙斯很重視公司氣氛，經常和員工及家屬共度周末，2000年還一起飛去百慕大度假。在這樣的氛圍中，每一位員工都自覺發誓嚴守公司秘密。

一生獨行

在市場上，西蒙斯篤信科學，劍走偏鋒；在生活中，他對科學的迷信也近乎偏執。

西蒙斯的小女兒奧德莉6歲時患上了自閉癥。為了給她治病，西蒙斯專門成立了基金會，20年花了3800萬美元來研究自閉癥的病因，還捐出1億美元成立美國最大的自閉癥私人研究中心。西蒙斯強烈倡導研究團隊從遺傳學的角度來找出自閉癥的根源，甚至捐獻自己家族的DNA用于自閉癥研究。2003年，西蒙斯基金會發表了有關自閉癥的研究報告，并展示精確的自閉癥基因圖譜。

然而，將自閉癥與遺傳學扯上關系，不僅遭到科學家們的反對，也招來許多病童父母的抗議，他們都認為自閉癥可以用改善環境的辦法來治療。

在西蒙斯固執的堅持下，成年后的奧德莉上了大學，雖然她在社交、學習上仍有障礙，但她熱衷于參加猶太教聚會以及為婦女和少數人群爭取權益，基本走出了自閉的狹窄空間。

第8篇：基金會盈利模式范文

新三板基金指數從2015年4月份最高的2300點跌到記者發稿時的1100點。并且，據《經濟》記者了解，2017年一季度，169只新三板私募基金平均收益率為-0.25%，只有80只產品實現正收益，不足五成。面對目前新三板低迷的交易量，以及日益臨近的退出期限，新三板金融產品如何順利退出，成為新三板基金頭上的懸頂之劍。

新三板基金浮虧明顯

自2013年底新三板擴容以來，越來越多的新三板基金出現在投資者的視野中。這其中，表現最為優異的是北京叁果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智果奮斗新三板1期，根據該公司在2016年7月末公布的最新凈值來看，該基金的回報率高達317%，這也是唯一一只回報率在3倍以上的新三板基金。

無獨有偶，創金-鼎諾新三板和中盟泰-新三板7號，這兩只基金的回報率也不錯，分別為262.9%、256.8%。

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廣發資管新三板衡銳1號卻追漲殺跌，虧了近80%；川財證券的川財匯金寶1號虧了70%；銀樺新三板2號去年虧損37.33%。

在新鼎資本董事長張馳看來，新三板基金業績之所以出現如此大的差距，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三板基金投資不夠分散。通常多數新三板基金只投資三四家掛牌企業，一旦某家掛牌企業股價大跌，就會拖累基金整體業績大幅跳水。

中興資本高級分析師李響告訴《經濟》記者，由于新三板基金期限多為“2+1”或“3+2”，今年已到期或即將到期的基本都是2013年-2014年發行的產品。“有些基金是在2014年或之前完成建倉，并在2015年起逐步兌現收益的，一般會有一定的正收益。而建倉時間在2015年后，由于整體基金環境疲軟，這一部分新三板基金產品表現會很差。”

“但這樣的規律也并非絕對。”李響說，比如他在2014年斥資300萬元投資的一只新三板投資基金，起初的業績表現并沒有讓他失望，年化收益一度達到30%。但隨著2015年A股市場下跌，其凈值也從盈利30%變成虧損40%。

李響表示，如今新三板產品浮虧明顯，必將影響到接下來產品的發行和募集情況，近期新三板基金產品發行量的數據表現就不好。

“抄底客”高位套牢

那么為什么曾經被市場看好的新三板基金，如今虧損這么多？

2016年，恰逢新三板創新層出臺，王先生斥資300萬元投資了兩只新三板投資基金。截至去年底，兩只基金年化收益分別為-16.3%與-30%。王先生告訴《經濟》記者：“原先我打算套取新三板政策紅利，但沒想到現在自己被套牢。”

實際上，王先生的投資案例并不是個例。李響認為，去年多數新三板基金之所以遭遇業績滑鐵盧，做市指數整體跌幅達到25%，是由于投資人頻頻押注重組概念股打一個業績翻身仗，但反而陷入虧損泥潭。

紅榕資本的一只新三板基金去年出現約45%的凈值虧損。其渠道總監吳強對《經濟》記者表示，這款產品當時買入了銀橙傳媒，每股20元左右進場，但后期借殼失敗，開盤后暴跌，最終在每股9元左右清倉。

的確，不少新三板基金出現業績大幅虧損，主要由于高價押注并購重組題材踩雷。有一段時間新三板協議轉讓企業的股票交易市盈率達到17.36倍，做市轉讓企業的股票交易市盈率更是高達43.4倍。數字之高已顯現背后的隱患，但不少新三板基金對其中存在重組概念的公司依然趨之若鶩，忽略了重組并購本身存在很大的變數。

除此之外，流通性差始終是新三板基金業績遲遲難以翻身的主要原因。

因為在場內市場操作，只要按照操作時連續競價形成的交易價格就能成交，而新三板盡管可以采取做市轉讓方式進行交易，但流動性仍然較差，特別是通過協議轉讓方式進行的交易，其流動性更差。“股票價值除了基本面外，其流動性也很關鍵，因為只有在流動中才能發現價值，也才有可能獲得溢價機會。”張馳表示。

再者，張馳認為，對于目前新三板基金整體業績較差的情況，還有投資理念的錯誤。“大多數新三板基金投資新三板公司，是基于‘制度套利’的邏輯來投資。他們希望新三板在制度變革的推動下，實現公司估值的提升，從而實現制度套利。但目前相關制度尚未帶來估值和流動性的實質提高。”張馳說，正確的投資思路應該是基于產業和公司發展的邏輯，以創投的思維來長期投資新三板公司。“不能客觀認識新三板市場發展規律，導致根本性的誤判，是新三板基金整體業績不佳的根本原因。”

全部出清少之又少

目前市場上存續的新三板私募基金產品大多成立于2013年-2015年，尤其在2015年成立的更是占絕大多數。毫無疑問，今明兩年將迎來首個基金產品集中到期的，那么如何順利變現退出將成為新三板基金的頭等大事。

中興資本于2015年上半年發行了一只為期兩年的新三板基金，正常情況下于今年3月份清盤。但基金到期前一周，中興資本的業務員每天要跟出資人打三四通電話，說服他們延期，等待市場好轉再解套。實在溝通不了，也只能由中興資本回購。

“2015年時新三板行情大好，部分新三板資管產品甚至一票難求。受整體樂觀氛圍感染，我們也急忙進場，沒想到是高點踩入。現在不管是業績成長性還是市場估值都很不樂觀。”李向《經濟》記者吐槽，流動性不好加上標的資質一般，現在出手只能是6到7折甩賣。但問題是，有些標的即便大幅折價也難有機構愿意接手。

申萬宏源分析師劉靖指出，據估算，2017年將有720只基金到期，約占所有主要投資新三板基金的40%，總投資額約為300億元到380億元。在完整披露信息的基金產品中，信息技術、文化傳媒和金融三大行業將面臨較為嚴峻的到期壓力。

從目前情況看，基金到期清盤處理方式主要有4種：股票全部出清、產品部分延期、產品全部延期、管理人回購。李響告訴《經濟》記者，受市場流動性影響，目前市場估值普遍較低，且接盤機構數量不多，能夠全部出清的基金實為少數。

李名臣管理的一只新三板基金即是“少數之一”。他告訴《經濟》記者，清掉的主要原因是該基金募資完畢后根本沒有投資，出清相當于將本金返還給出資人。這種情況雖然聽起來有點可笑，但卻是目前正常出清基金的一大主力。“新三板基金產品的周期都偏短，多為兩年期、三年期，一年半期限的也有。2016年6月份市場大幅調整，賬上有錢的基金都不太敢投了。”

某私募機構負責人也告訴《經濟》記者，在當前五類新三板基金產品中（包括公募基金資管產品、證券公司資管產品、期貨公司資管產品、私募基金產品、信托計劃），券商資管計劃出清比例最高。“為了維護自身的品牌，券商會想盡各種辦法出清。今年比較早的時候，市面上就陸陸續續有券商資管計劃在銷售，但一般不會折價賣，多數是在成本價基礎上，上浮3%到5%。實在賣不出去，券商會用自有資金接下來，畢竟其資金力雄厚。”

“接盤俠”黃雀在后

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當大量新三板基金面臨清盤難，不得不面對大面積延期的命運時，有機構正在積極籌備成立針對到期新三板基金的接盤基金。

據《經濟》記者了解，在從4月11日至5月17日的短短27個交易日內，新三板做市指數從1159.95點下跌至1090.27點，跌幅達到6%。新三板做市指數在連續下跌了23個交易日之后，剩下的4個交易日也在低位徘徊，目前做市指數接近前期的次低點和最低點。

張馳表示，在新三板市場低迷時，許多私募基金選擇逃離新三板，轉戰A股和房地產市場。但他認為，目前是發行接盤基金的機會，接下來三季度至明年仍會有大量新三板基金到期，應當抓緊時間募集成立接盤基金，提前做好布局，以免錯過機會。

盡管市場都知道接盤基金是個好項目，不過在投資操作上大家卻各有各的思路。

《經濟》記者隨機采訪有接盤基金想法的投資人時，有人表示，會挑選未來具備高成長性、估值合理、行業好的股票，基本面是其考慮的重要因素。“希望接盤基金集中投資于幾只好股票，通過大宗交易的方式來獲得即將到期基金的籌碼，由于新三板流動性較差，大宗交易往往愿意接盤的人少，這種情況下有望獲得較好的折扣價。”

還有投資人表示，接盤基金只會接盤到期基金中某個看好的項目。“接盤基金選擇項目的標準跟別的投資標準一樣，我們比較看好創新層、有可能IPO的項目。”李響說，接盤基金期限設置較長，比如在5年以上，不應當把新三板基金當作二級市場來投資，而應把投資時間拉長，與PE投資相仿。

而隨著新三板政策逐步的釋放和落地，新三板基金會逐步走出流動性陷阱階段，開始逐漸進入價值重塑階段。

那么，當新三板基金真正回歸價值時，又如何優中擇優？

第9篇：基金會盈利模式范文

早在20個世紀5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商業模式”的概念，但直到40年后（1990年代）才流行開來。泰莫斯定義商業模式是指一個完整的產品、服務和信息流體系，包括每一個參與者和其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及每一個參與者的潛在利益和相應的收益來源和方式。在分析商業模式過程中，主要關注一類企業在市場中與用戶、供應商、其他合作方的關系，尤其是彼此間的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

我們思考下列幾個問題——

麥當勞是靠什么賺錢的？

中國移動賺錢的模式是什么樣子的？

阿里巴巴是如何擊敗對手的？

騰訊是怎么成就商業王國的？

國美和蘇寧是怎么快速開分店的？

打個比方，我們要做麥當勞的加盟商，開分店。首先第一步，我們要干嘛？是不是得交一百萬的加盟費？這是不是門票費？然后麥當勞會給你統一選址。他們會選擇一個比較繁華的地方，先跟物業簽訂二十年固定租金租賃合同，然后再跟你簽。說是每三年會調整一次租金，比如每次調整幅度為5%到10%。說是調整，其實只漲不會跌。二十年有多少個5%？到時租金差價都收到手軟。這是什么費？只要用我的地方，就要干嘛？收停車費對不對？最后還要統一裝修，統一供應材料，統一人員培訓對不對？每年的利潤還收15%的管理費用。這中間是不是又賺了一個差價，這是不是過路費？這，就是商業模式！

我們再來看一下娛樂圈，80、90年代的歌星的唱片動則數百萬張，如寶島歌后鄧麗君的唱片和磁帶，正版的銷量有統計的是4800萬張，主要是日本、香港和臺灣地區，大陸除了她去世后鄧麗君文教基金會發行的以外，應該從未授權發行過唱片、卡帶等，事實上包括她去世后大量發行的紀念碟，精選集因為都不是正版，所以不能記錄在正式的銷售記錄內，因此，從正式的場合談鄧麗君的銷售量只有4800萬。但現在的歌星都不敢奢望零頭的數目，那他們日子怎么樣呢？依然是明星，靠怎么賺錢呢？這就是一個商業模式的問題。有些明星把新歌免費放到網上，給人免費聽，給電信公司使用彩鈴，簡直都是東北人——活雷鋒啊！錯！明星們現在已經不靠賣唱片賺錢了，靠廣告代言、演唱會門票收入等，來個粉絲一鍋端！所以中國好聲音的評委楊坤每次都提出他的全國32場演唱會。這，就是明星們新時期的商業模式。所以說，一個人沒文化很可怕，一個企業沒有商業模式更可怕！

我們先思考兩個核心問題：

你的企業是通過什么商業模式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取得成功？

你是否清楚知道你商業模式中的業務模式及盈利模式兩大支點。

同樣的資源，更關鍵的是如何利用好這些資源。我們要形成系統，就必須把一個事情做成流程。簡單的來說，商業模式就是資源處理的流程。好的商業模式意味著對同樣的資源有更好的利用方式。新商業模式包含價值主張、消費者目標群體、分銷渠道、客戶關系、價值配置、核心能力、價值鏈、成本結構、收入模型等九大要素。

不破不立，任何一個行業要想有發展，都需要創新。在農資產品越來越同質化的今天，企業要想有所發展就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在洗牌的過程中才不會出局。1998年國務院39號文件之前，中國的農資企業只有一種商業模式，那就是計劃經濟的指標運營模式。供銷社系統的農資公司獲得銷售指標，按計劃逐級調撥。生產企業則是獲得生產指標，按指標完成生產任務。流通與生產企業互不相干，在國家指令性計劃的指揮棒下各司其職。39號文件出臺以后，中國農資市場放開，農資企業可以確定自己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銷售什么、銷售多少，如何生產、如何銷售。在市場化浪潮的推動下，農資企業百舸競帆，各種各樣的商業模式紛至沓來；從產業鏈條的單一環節，向農資產業上下游滲透；從農資產業，向農副產業、房地產業、化工業等多個產業邁進，中國的農資企業走出了一條豐富多彩的發展道路。

案例分享：生產企業擴張競購。2007年6月底，湖北宜化以5.3億現金戰勝廣西柳化，成功競購湖南金信化工。此次收購進一步提高了湖北宜化在業內的地位，使公司主導產品尿素在湖南的市場占有率提高到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