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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穴位埋線法;高脂血癥;調三焦;療效
高脂血癥是一種代謝障礙性疾病,患者的血脂含量較高,其主要臨床表現為黃色瘤和動脈硬化。該病的發病率很高,我國患患者數約為9000萬。它可嚴重損害心腦腎等臟器,引起冠心病等疾病,從而危及患者的健康和生命[1]。本文探討以調三焦理論指導穴位埋線對高脂血癥的干預作用,為穴位埋線做初步的穴位篩選研究,并為高脂血癥發生的機理做進一步的探索,對提高穴位埋線、針灸等方法治療高脂血癥的療效有著重要的臨床意義,具有發展前景,對弘揚中醫有重要意義。本研究將2011年1月~2012年12月在我院進行治療的60例高脂血癥患者采用調三焦穴位埋線法治療,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具體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以2011年1月~2012年12月在我院進行治療的高脂血癥患者為研究對象,選擇同時符合我國《血脂異常防治建議》,《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中有關高脂血癥的診斷標準以及納入標準、排除標準的血脂異常患者180例,對所有患者在治療前進行血脂檢驗。采用隨機方案,當篩選到合格病例后,以初診順序隨機分配將其隨機分為三組。實驗組60例(即調三焦穴位埋線組),其中男患者38例,女患者22例;年齡30~70歲,平均(53.85±4.93)歲。埋線對照組60例(即常規穴位埋線組),其中男患者42例,女患者18例;年齡35~68歲,平均(52.17±5.66)歲。藥物對照組60例(即血脂康組),其中男患者35例,女患者25例;年齡37~57歲,平均(54.68±3.58)歲。三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方面均無顯著差異(P>0.05),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埋線操作均一樣,只是取穴不一樣。
1.2方法 實驗組采用調三焦穴位組進行穴位埋線治療,應用調三焦穴位埋線法:取穴:方組一為:心俞、脾俞、三焦俞、中脘、天樞、氣海、豐隆、曲池;方組二為:肺腧、肝俞、腎俞、建里、關元、水道、支溝、三陰交,每次取一組穴位,兩組方穴交替使用,行穴位埋線,間隔1 w/次,5 w為1個療程,療程間休息2 w,治療2個療程。穴位埋線采用套管針埋線法,器材:羊腸線(3/0)、一次性使用無菌注射針(7#)及適配的無菌磨平針尖的針灸針(0.3 mm×40 mm),患者取平臥位,暴露穴位處皮膚并用2.5%碘酒消毒以及75%的酒精脫碘。以一次性的8號注射針頭為套管,以剪去針尖的30號毫針為針芯,于針管前端置入3/0號羊腸線,進針皮下約1寸后邊退針管邊推針芯,在穴內置放羊腸線,用消毒紗布覆蓋,并用膠布固定,禁沐浴12 h。埋線對照組用常規穴位組行穴位埋線治療。取穴:中脘、天樞、脾俞、豐隆、三陰交、曲池,行穴位埋線,間隔1 w/次,5 w為1個療程,療程間休息2 w,治療2個療程。取穴及穴位埋線方法等同實驗組。藥物對照組采用口服血脂康膠囊治療,口服血脂康膠囊,0.3 g×12粒/盒(國藥準字:Z10950029,北京北大維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產),2粒/次,2次/d,治療時間為12 w。三組患者治療期間,均要求適量的運動、合理控制飲食。治療12 w后,復查血脂,療程結束后1個月隨訪1次,詳細記錄其癥狀、體征,對愿意復查血脂的行二次血脂復查。三組患者復查后比較三組療效,觀察三組患者治療前后的血脂變化,包括甘油三酯(TG)、總膽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等觀察指標。
1.3療效評價 療效評價分為3個級別:當TG減少2/5,TC減少1/5,HDL-c增加0.26 mmol/L,LDL-c減少1/5時為顯效;當TG減少1/5~2/5,TC減少1/10~1/5,HDL-c增加0.18~0.26 mmol/L,LDL-c減少1/10~1/5時為有效;當治療后患者的各項指標無變化時為無效。總有效率=顯效率+有效率。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的方式進行統計描述表示,其間差異比較利用T檢驗,計數資料利用χ2檢驗或非參數檢驗,P
2結果
2.1三組治療后的療效比較 治療后,實驗組的總有效率高于埋線對照組,具有顯著性差異(χ2=4.183,P
2.2三組治療前后的血脂指標比較 血脂(TC、TG、LDL-C、HDL-C)測定,所用儀器為OLYMPUS-AU400, 試劑為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治療后,三組的血清TG、TC和LDL-c含量均低于治療前,具有顯著性差異(P0.05),見表2。
2.3不良反應 三組治療期間均未出現血腫、暈針以及神經損傷等不良反應。
3討論
高脂血癥可分為2類:原發性和繼發性。前者與遺傳背景和先天性因素有關,是由相關基因發生變異引起與脂蛋白功能有關的酶、受體或載脂蛋白結構或功能發生變化而導致。后者多由糖尿病、肥胖等代謝性疾病或吸煙、喝酒等不良飲食習慣所引起[2-4]。目前,該病的主要治療方案為控制體重、堅持運動和鍛煉、戒除煙酒等不良習慣、服用降膽固醇的藥物和以降血清三酰甘油的藥 物[5]。
本研究探討分析了調三焦穴位埋線法治療高脂血癥的臨床療效。三焦為元氣之別使,通行原氣,貫通人體內外上下,輸布由脾胃而來的水谷精微,維持人體水液代謝的平衡,總司人體氣化活動[6]。利用調理三焦的理論為指導,同調上、中、下三焦,能夠整體治理,綜合調節;還可以調節臟腑之氣,對臟腑之功能活動有更為直接和顯著的影響[7]。并且該療法避免了藥物的毒副作用和針灸治療的就診次數多等問題,通過長效刺激穴位,可改善血脂代謝及其結構,并將減少異常血脂含量,恢復血脂的正常水平,從而防止腎臟病、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等并發癥的發生發展[8-9]。研究結果顯示,治療后,實驗組的總有效率大于埋線對照組,也大于藥物對照組,均具有顯著性差異(P
綜上所述,本研究探討了以三焦理論指導穴位埋線對高脂血癥的干預作用,為穴位埋線治療高脂血癥做初步的穴位篩選,分析了高脂血癥的發生機制,為高脂血癥發生的機理做進一步的探索,同時有助于增加針灸、穴位埋線等治療高脂血癥的療效。提高穴位埋線法治療高脂血癥的療效。并且本研究著重于的是中醫現代外法之一,其發展前景良好,值得于世界范圍內弘揚中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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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就業能力;核心價值觀
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轉向大眾化的過程中,隨著招生人數不斷增加,能否在競爭激烈的人才市場中脫穎而出、能否被社會和用人單位接受,取決于就業能力的高低。就業能力譯自英文(Employability),這一概念最早由英國學者貝弗里奇(Beveridge)提出,其研究隨后盛行于英、美等國,20世紀90年代以后,對大學生就業能力的研究已成為就業能力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而獨特的領域。
關于就業能力這一概念的定義,目前中外學者尚未形成統一定論。筆者認為,我國畢業生就業能力主要包括畢業生具備符合工作崗位需求、能充分發揮自身才能并實現自我價值的能力,即滿足社會對人才需求和自我價值實現的能力。大學生就業能力構成的因素較多,主要包括思想道德、身心素質、信息能力、溝通能力、實踐能力、團隊精神、科學文化素質、專業技能、學習能力、創新能力、學校條件、家庭條件和社會條件等等。
一、中外促進就業能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比較
美國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雖然不像我國有一個統一的名稱,但可以說是“無其名而有其實”,按美國教育部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的說法:“我們學校的任務就是教學生政治社會化技術,或者公民技術,中國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我們叫公民教育,叫做政治社會化。”個人主義和實用主義是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基石,在大學生就業指導過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同樣是由個人主義和實用主義指導的。
個人主義在美國幾乎是深入人心,筆者認為美國的個人主義大體包括:自我救贖,個人尊嚴,個人價值,自由競爭等。上述思想促使美國大學生在就業中積極主動尋找機會,先養活自己,再逐步實現個人價值,通過主動出擊在激烈競爭中適者生存。美國的本科教育強調通識教育,其直接導致了不少大學生畢業后學非所用,但美國思想政治教育推崇的實用主義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大部分畢業生會選擇先就業再擇業,在初次就業時不完全局限于專業限制。
與此同時,美國高校非常注重學生人格的培養,認為做人必須要有健全的人格。目標是使學生學會“公民生活”、“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和“職業生活”,把學生培養成為“有用的、讓人滿意的社會大家庭中的一員,積極進取的一員”,從做一個好公民開始,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從而使學生更好的適應社會,根據市場需求來修正自己的價值觀念,這也是包含著實用主義的教育。
我國指導大學生就業過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導向。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同于歐美推崇的個人主義,我國強調集體主義精神,培養目標是要讓學生成為具有愛國主義精神、良好的個人道德品質、具有社會責任感、工作中敬業、生活中誠信、對人友善、具有團隊協作意識的人。在求職過程中信守協議、講究道德。
在調查中發現,不少用人單位將求職者良好的道德品質擺在招聘條件的第一位,因我國傳統觀念“先做人,后做事”,不少企業認為,專業技能,動手能力、溝通能力等等,還可以在工作中慢慢培養,而人的道德品質是難以改變的。因此我國在就業指導中將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品質、集體主義、敬業精神作為重點。
二、中美就業過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價值差異
美國的大學生就業指導歷史悠久,已形成一個理論體系。美國高校就業服務注重大學生的潛能開發、職業生涯規劃、心理健康服務。其教育觀念非常注重實踐教育,通過實踐將學生習得的社會價值觀貫徹到行動中并加以內化,由于美國的德育教育以及社會價值觀教育所帶來的影響,美國大學生的擇業觀念比較能適應市場的社會需求,美國大學生的基礎文明也能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
美國注重創業教育,美國高校理念是將大學辦成“創業者的熔爐”,因而大學生中形成了濃厚的創業氛圍。在“美國夢”的文化價值背景下,有很大比例的大學生選擇自主創業,學校也為此開設了相關課程指導,并日趨完善,形成了創業教育體系,大大提高學生創業的激情和能力。
我國指導大學生就業過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導向。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同于歐美推崇的個人主義,我國強調集體主義精神,培養目標是要讓學生成為具有愛國主義精神、良好的個人道德品質、具有社會責任感、工作中敬業、生活中誠信、對人友善、具有團隊協作意識的人,在求職過程中信守協議、講究道德。
通過調查發現,不少用人單位將求職者良好的道德品質擺在招聘條件的第一位,因我國傳統觀念“先做人,后做事”,不少企業認為,專業技能,動手能力、溝通能力等等,還可以在工作中慢慢培養,而人的道德品質是難以改變的。因此我國在就業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品質、集體主義、敬業精神作為重點。
三、對策和建議
(一)以德育為抓手,以禮育人,抓素質教育,充實教育內容
我國開展素質教育已有一段時間,但不少大學生仍只習慣于一味學習書本知識,缺乏對自身綜合素質的提高,導致在就業過程中不能適應市場需要。市場不但需要有技能、懂知識的勞動者,更需要德才兼備的人才。所謂德育,也就是素質教育,注重全方位提高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素質和心理素質。
新形勢下,市場對畢業生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僅要求德才兼備,還要求有禮有節。當前90后獨生子女的家庭教育中往往缺少“禮”的教育,更有不少家長對學生的要求是有求必應,使學生養成自我中心的性格,對父母、對老師都缺乏尊重,與同學也難以換位思考,因此,以禮育人顯得迫切而重要。在對學生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加強社會學、禮儀學等課程,讓學生盡早學會溝通的技巧、學會處理人際關系和學會做人的道理。
(二)全方位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素質與專業素養
思政工作者對學生就業指導教育中應對學生及時開展就業心理咨詢,培養健康的就業心理,注重學生人格教育,培養健全的人格,以培養符合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的學生為目標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從而使學生更好的適應社會,根據市場需求來修正自己的價值觀念,從而使學生更好的適應社會。引導學生正視自我,正視挫折,提高自我調節能力,更好的適應市場需求。
在指導學生樹立良好的就業觀念時,應加強創新意識和創業理念的養成,刺激創業精神,創造就業崗位;激勵大學生到艱苦的地區與艱苦的行業從事艱苦的職業;提升大學生的就業適應性與靈活性;加強職業匹配服務,改進大學生就業的效率。加強創業實踐指導,不少高校在大學生創業實踐方面已經進行了探索和研究,例如筆者所在高校設立的創業孵化園即是促進大學生創業實踐的新突破。
(三)加強價值觀、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學生樹立正確的就業觀擇業觀
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培養學生形成正確的就業觀,樹立與時展相適應的就業理念,轉變一味追求在大城市工作、盲目追求公務員崗位、不愿意到基層工作的觀念,認清形勢,從實際出發,調整好心態,合理定位。
在開展思想政治教育中,突出理想信念教育,指導學生堅定職業理想,鼓勵和支持學生把個人發展同國家發展結合起來。學生轉變就業觀念,調整就業心態,才能減少就業過程中盲目追求“大城市、大企業、高收入、高福利、高地位”造成的“有業不就”現象,珍惜工作崗位,從基層做起。
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大學生中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本質上要求學生確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尤其應當加強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教育,全面提高道德素質。首先是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導畢業生就業的價值取向,轉變傳統就業觀念,其次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分析解決學生成長和就業中遇到的思想困惑與現實難題,增強價值認同,養成良好職業習慣。教育學生講職業道德,注重誠信擇業,在就業中注重職業道德,引導學生干一行愛一行。
總之,我們在進行就業指導過程中,應當合理安排和滲透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提高學生的思想素質,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堅持思想政治教育應當從現實出發,在充分借鑒西方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加快思政工作隊伍建設,在內容、形式、方法、手段、機制等方面不斷“與時俱進”,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導向,全面提升大學生的就業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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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師本科生;畢業論文;教學質量保障體系;構建;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G6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2)41-0115-04
一、問題提出
高等學校本科畢業(設計)論文是實現培養目標的重要教學環節,其質量是衡量學校教學水平的重要依據。為適應國家教育部對高等學校畢業(設計)論文的要求,推進畢業論文教學改革、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切實提高畢業論文教學質量,培養21世紀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具有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和創業精神的高素質人才,遵循高師物理與電子信息類人才的培養規律,遵循科學研究訓練和科學研究素質培養規律,結合學院情況,我們對畢業論文教學思想、教學內容、教學模式、教學方法、教學組織管理和教學質量評價等作研究和實踐,實踐探索構建高師本科生畢業論文教學質量保障體系。
二、構建保障體系的實踐
1.教學目標
畢業(設計)論文在培養大學生探求真理、強化社會意識、進行科學研究基本訓練、提高綜合能力與素質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的重要體現,是培養大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業精神的重要實踐環節。高等學校應當進行畢業論文教學工作,并且要從畢業論文的教學思想、教學模式、教學方法、教學組織管理、教學評價等方面切實抓緊抓好,保證畢業論文教學工作質量。
調研確定了本科生畢業論文教學目標:①培養學生的科學研究意識,指導學生了解科學研究的一般程序和方法;②讓學生得到科學研究的初步訓練,體會科學研究工作的核心精神――創新,或者勇于面對科學研究工作的常見結局――失敗;③培養學生科學研究的初步能力;④指導學生獲得有一定價值的研究結果。
2.教學模式
基本模式:(理論課程、實驗課程、教育實習和畢業論文“一體化”過程教學模式)+(指導教師選派、論文選題、論文題目審查、論文開題、論文形式審查、論文量化評價、論文答辯、論文成績評定的“系統規范化”教學質量過程控制模式)。
(1)理論課程、實驗課程、教育實習和畢業論文“一體化”過程教學模式,見圖1。
首先要明確基本理念。
傳統課程理論的視野主要是投向歷史,它建立在人類已有知識和經驗的基礎上,可稱之為“遺產教育”。正如楊振寧先生指出:“國內培養知識繼承性人才,而國外培養知識創造性人才。”在這樣的思想觀念下,大學課程體系中的理論課程、實驗課程和教育實習等畢業論文教學環節的前期課程教學,對科學研究方面缺乏必要的教學要求,似乎科研教學只是畢業論文教學環節的任務。致使學生在對科學研究毫無概念的情況下倉促進入教學時數不多的畢業論文教學這一科研訓練環節,直接影響了畢業論文教學目標的實現。
理論課、實驗課、教育實習等和畢業論文教學應該互相融通、有機結合,以形成合力。一方面,在理論課、實驗課教學和教育實習中,學院和教師應該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價等方面采用滲透、科研專題課、課程論文等多種方式加入科學研究教學因素,使科研訓練教學有一個層次性、連續性過程,以符合科研能力培養的規律。同時,在學院層面上,學院協調、組織教師結合自己的情況,創造性地采用各種方式指導學生科研訓練,培養學生的科研素質。另一方面,在畢業論文教學階段,制定較詳細的教學要求即《畢業論文教學要求》,努力使師生明確教學目標、教學要求,做到在注重論文結果本身顯性的價值和質量的同時,關注過程質量,注重學生科學研究能力素質培養及可持續能力培養。調動師生積極性、主動性,協力完成教學任務。
其次要制定具體方案。
一是在全院課程中開展科學研究教育“滲透”教學模式實踐。在教學內容上,適當更新、重組內容,引入學科前沿內容;將新的教學研究成果及時引入課堂(成果可以是學院教師自己的)。在教學方法上,以教學計劃的方式(在課程表上定出時間,如光學課程周課時4分為:3講課+1討論)要求學院80%以上的課程以學生為主進行課堂討論、學習研究;實驗課的絕大部分課程開展綜合性設計性實驗。理論、實驗課程嘗試指導學生完成課程論文。在教學評價上,重視過程評價、多元評價、發展性評價等,逐步改變以往紙筆一卷評價、知識一元評價、終結性評價等教學評價方式。
二是在全院公共課(主干課)一一教法課上以專題形式,以教法課教師為主體、以“中學物理(或信息技術)教育研究方法”為載體,相對完整、系統地介紹科學研究的一般程序化方法和科學研究的核心精神。
三是在全院教師中,發動教師主動性與靈活性,因地制宜指導學生科研訓練。這方面可以采用以下做法。第一,承擔科學研究基金項目的教師,可從二三年級選拔優秀學生參加科研工作;第二,碩士生導師可將碩士生培養工作下接至本科生,讓本科生介入碩士生科研工作,參加碩士生科研專題討論,接受初步的科研訓練;第三,具有科技發明、科技制作經驗的教師,可從二三年級選取在這些方面有興趣有一定基礎的學生參加科技活動,經歷科學研究過程,接受科學訓練,完成科技制作和發明。第四,在全院公共課――計算機類課程中,引導學生完成設計型任務。
四是在教育實習中指導學生完成教育調查報告、教育實習小論文。學院的三個專業皆為師范專業,師范教育類課程系列在學院課程體系中占一定比例,持續三個學期。相關教師要利用教育調查教學和實踐環節指導學生進行初步的教育科學研究訓練,完成一批質量較高的教育調查報告或教育研究小論文,指導學生嘗試科學研究。
五是指導教師就所承擔課程開展課程及教學研究,一方面可以提高教師教學、科研水平,另一方面也能夠開辟學生可以介入(事實上也是相對容易介入)的科研方向、領域。
六是努力建設開放的科研能力素質培養環境。及時通報信息(包括云南大學、昆明理工大學的信息),鼓勵學生參加科學報告會、科學講座等。利用各種媒體渠道傳播科學研究信息。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科技、實驗、調查等活動。
七是研究制定《畢業論文教學大綱》和《畢業論文教學手冊》,在畢業論文教學階段嚴格執行。
(2)指導教師選派、論文選題、論文題目審查、論文開題、論文形式審查、論文量化評價、論文答辯、論文成績評定的“系統規范化”教學質量過程控制模式,見圖2。
為了確立基本理念,在畢業論文教學環節進行過程中,從時間安排、組織實施制定出一個系統的、規范的和
可操作的過程控制模式,是實現畢業論文教學目標、提高教學質量的必要條件。如果缺乏過程控制,就可能出現論文不能按時完成、學生不經歷科研過程而直接拼湊結果、甚至做假科研寫假論文的行為。
同時,在論文質量評價方面,把過程也作為評價內容之一。此外,原教學計劃在第八學期安排六周科研訓練(畢業論文教學),實踐證明,時數和時間段安排都有一些問題。其一,僅僅六周的時間完成科研訓練和論文的全過程是遠遠不夠的;其二,第八學期這個時間段受到學生忙于找工作等因素影響,他們的實際學習研究投入大打了折扣。為此,將畢業論文開始時間提前到第六學期末,持續兩學期。據此,制定以下具體方案:①畢業論文開始時間提前到第六學期末,持續兩學期。②畢業論文課程學分:3學分。③指導教師工作量:5分,生。④畢業論文(設計)教學工作時間流程:師生雙向選擇(第六學期的第十八周);選題(第七學期的第四周);提綱、初稿、開題(第七學期的第十八周);中期檢查(第八學期的第二周);結題、形式審查(第八學期的第十三周);答辯(第八學期第十五周);歸檔(第八學期期末)。過程控制見圖2。
(3)畢業論文(設計)教學環節工作的具體要求,由學院就以下相關文本作出具體規定。一是畢業論文教學目標、內容、要求等:《畢業論文教學大綱》;二是選題:指導教師與學生商量定題。《物電學院學生畢業論文選題指南》用做指導學生選題參考,便于學生了解科研選題的基本知識以及學院指導教師的基本情況,利于選題工作有效開展;三是畢業論文教學工作過程:《畢業論文教學手冊》;四是畢業論文評價:《畢業論文考核體系》給出論文量化評審辦法(包括:指導教師對論文量化評審辦法、評閱教師對論文量化評審辦法、畢業論文答辯、成績評定辦法及最終成績評定辦法);五是畢業論文指導教師遴選辦法(包括學院要求;遴選時間;遴選形式)、畢業論文教學指導教師和學生雙向選擇辦法(包括學院要求,時間,形式)、畢業論文教學獎懲制度、畢業論文教學工作結反饋意見收集及分析要求:《畢業論文教學手冊》。
三、實施效果
1.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1)調查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為主,同時,課題組成員還對部分學生和教師進行了訪談。調查采用自編問卷。主要調查目的為征求學生對畢業論文教學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兩個方面。問卷的設計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①對畢業論文教學工作的認識態度;②對學院和學校采取的教學質量控制過程模式的評價;③通過畢業論文撰寫過程,在科學研究方法及科研能力方面的收獲;④對做畢業論文的難度、所花的教學時間長度和經濟承受能力的看法。
(2)調查結果:87.6%的學生認為畢業論文教學工作重要或很重要,76.9%的學生認為高質量畢業論文意義重大或很重大。45.5%的學生認為畢業論文從四年級上學期較合適;50.4%的學生認為畢業論文持續一個學期合適;62.0%的學生要求指導教師有碩士以上學歷;57.9%的學生要求指導教師具有副教授以上職稱;68.6%的學生認同學院雙向選擇指導教師的方式;59.5%的學生認同學院指導選題方式;45.5%的學生認同學院指導教師在學生需要時給予指導的方式;78.6%的學生肯定了指導教師的指導工作做得“好”或“很好”;73.6%的學生認同開題報告環節“有必要”或“很有必要”。
91.8%的學生肯定了:通過畢業論文教學,親身經歷了科研過程;學到了科研方法;在科研知識和能力方面都有所收獲。
從調查數據與分析來看,學生對畢業論文教學工作的總體評價是肯定的,但也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完善。
2.學生論文質量情況
(1)對學生畢業論文抽樣10%,請云南大學物理系、云南民族大學物理系等學校教授進行盲審,盲審結果:畢業論文的綜合成績屬中上,但研究難度、創新性等仍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2)2001級起,學生的畢業論文已經公開發表80余篇。學生的科研創新能力正逐年提高,畢業論文整體質量逐年也有明顯的提高。
四、結束語
本研究以云南師范大學物理與信息學院本科生為例,就高師本科生畢業論文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做了近十年的研究及實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做了兩項工作:
構建的理論課、實驗課(綜合性、設計性實驗等)、教育實習和畢業論文教學“一體化”的教學模式,將理論課、實驗課、教育實習和畢業論文教學一體化,從形式上、內容上、時間上為畢業論文教學順利進行提供了客觀、可操作的教學模式。
【關鍵詞】 帕羅西汀;重度抑郁癥;血藥濃度;心理狀態
帕羅西汀是目前臨床常用的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類(SSRIs)抗抑郁藥物之一, 能夠改善抑郁及焦慮癥狀。本研究收集本院臨床心理科住院使用帕羅西汀治療60例重度抑郁癥患者的臨床資料, 觀察分析帕羅西汀治療重度抑郁癥血藥濃度和患者心理狀態變化的相關性。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收集本院臨床心理科住院部2014年10月~ 2015年6月使用帕羅西汀治療重度抑郁癥患者。納入標準:①均符合ICD-10精神和行為障礙分類中重度抑郁發作診斷標準;②2周內未接受過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以抑制的抗抑郁治療;③漢密爾頓抑郁量表17項(HRSD-17)評分>35分;④年齡18~60歲;⑤對本研究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器質性疾病或藥物引起的繼發性抑郁障礙;②精神病繼發抑郁障礙;③腦器質性疾病和其他嚴重的軀體性疾病;④正在服用其他抗抑郁藥或鎮靜類藥物。經過篩選共有60例重度抑郁癥患者納入研究, 其中男34例, 女26例, 年齡18~58歲, 平均年齡(32.78±15.02)歲, 病程2~58個月, 平均病程(19.56±17.23)個月, HRSD-17平均評分(34.18±5.92)分。
1. 2 治療方法 60例患者均口服帕羅西汀治療, 首次劑量為10 mg/d, 第14天后劑量增至40 mg/d, 連續治療7周。在治療過程中, 如遇到特殊情況可根據患者病情適當調整劑量。
1. 3 血藥濃度監測方法 在患者口服帕羅西汀第1、3、5、6、7周時分別采集患者3~5 ml靜脈血, 肝素鈉抗凝, 離心分層, 采用高效液相色譜儀對血漿進行帕羅西汀血藥濃度測定。
1. 4 觀察指標 在患者口服帕羅西汀后第1、3、5、6、7周監測血藥濃度時, 同時采用患者健康問卷抑郁量表(PHQ-9)進行心理狀態評估。PHQ-9量表共有9個條目, 每個條目分為0~3分4級評分, 共27分, 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狀態越嚴重。
1. 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兩變量間的相關性采用雙變量相關分析, 資料滿足正態分布采用Pearson積差相關系數描述, 若不滿足正態性分布, 則使用Spearman相關系數。P
2 結果
通過對60例患者不同時間點監測血藥濃度測定值結果與PHQ-9評分結果比較發現, 1~3周隨著血藥濃度的增加, 患者PHQ-9評分與帕羅西汀血藥濃度不存在相關性,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從第5周開始, 患者血藥濃度不趨于穩定, 隨著服藥時間的延長, 患者心理狀態發生明顯改善, PHQ-9評分降低, 與第1、3周相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重度抑郁癥是以抑郁發作的全部三條核心癥狀與附加癥狀共計八條癥狀為臨床表現的心境障礙疾病, 其發病機制復雜, 主要與腦神經系統、神經內分泌系統、遺傳及非遺傳因素交互作用相關[1]。SSRIs是目前臨床應用最為廣泛的抗抑郁藥, 其可顯著抑制神經細胞對5-羥色胺的再攝取, 提高神經細胞突觸間隙5-羥色胺含量, 可增強神經細胞5-羥色胺能神經元的傳遞效應, 有效緩解抑郁和焦慮癥狀。帕羅西汀是SSRIs代表藥物之一, 對絕大多數抑郁癥患者具有較好的療效, 且患者耐受性較好。PHQ-9是基于ICD-10抑郁癥診斷標準而修訂編制成的九條目自評量表, 由于其自評條目較少, 有研究發現PHQ-9與其他抑郁篩查工具相比, 其易于操作, 靈敏度和特異度相當, 并且沒有年齡、種族和性別限制[2]。
本研究通過對60例接受帕羅西汀治療的重度抑郁癥患者, 在服藥后第1、3、5、6、7周監測血藥濃度, 并同時采用PHQ-9量表評定患者心理狀態, 發現帕羅西汀血藥濃度與患者心理狀態無明顯線性關系, 其原因可能是于由于不同患者中CYP2D6基因多態性相關, 影響了帕羅西汀在體內的代謝[3]。但在第5周時帕羅西汀在患者體內血藥濃度趨于穩定, 隨著服藥時間的延長, 患者心理狀態發生明顯改善, 與服藥第1、3周相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總之, 在使用帕羅西汀治療重度抑郁癥時, 可通過血藥濃度監測結果適當進行劑量調整, 使帕羅西汀血藥濃度在體內達到穩定后, 輔以心理治療, 通過改善患者服藥依從性, 延長服藥維持治療時間, 可明顯改善患者心理狀態, 提高臨床療效。
參考文獻
[1] Belmaker RH, Agam G.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N Engl J Med, 2008, 358(1):55-68.
[2] Williams LS, Brizendine EJ, Plue L, et al. Performance of the PHQ-9 as a screening tool for depression after stroke. Stroke, 2005, 36(3):635-638.
19世紀,受西方實證主義思想學說影響,人們對政治學的獨立地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較一致的看法,當時主要以國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與機構、政治理論與原則、政治家的思想行為等為研究對象。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學也產生于20世紀初,是現實國際關系發展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是人們對國際關系認識日益加深的產物,相對來說是新學科。傳統上,國際政治學屬于政治學的范疇,而國際關系學則是國際政治學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世界范圍內錯綜復雜的國家間矛盾的第一次總爆發,國際關系成為學者們必須密切關注的焦點。
20世紀50年代末,以國際政治現象及其規律的研究為主要內容的國際政治學成為政治學的三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另兩個是行政學和比較政治學。在學科史上,“國際關系”可以說是“國際政治”在空間范圍上的延展,在時間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順序。由于這種特征,使得“國際關系學”稍微偏離了政治學領域,與政治學的聯系不如“國際政治學”與之緊密。但反過來說,國際政治始終都是國際關系學研究的重點,原因在于“國際政治”關系一直以來是各種國際關系當中最重要的一類關系。
二、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不同
(一)學科生成、發展歷程(學科史)的不同
政治學在古希臘時期就產生了,中世紀的政治學和其他學科一樣,受神學統治。近代文藝復興時期,政治學最終擺脫神學束縛,恢復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它的生成是20世紀的事,但這個過程幾乎跨越了整個世紀。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作為一種現象也有久遠的歷史。其實,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國家還是現代的民族國家,只要有國家,就存在“國際關系”。“如果把古代學者的研究,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臘城邦國家間關系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The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和中國記述春秋戰國歷史的典籍《春秋》、《左傳》、《論語》、《戰國策》等視為某種“國際關系”研究的話,那么這種研究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了”。國際關系學到20世紀上半葉還不能說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直到20世紀70年代,它才有了比較像樣的、可稱為一門學科的輪廓。
(二)研究對象與學科特點的不同
它的視角通常會圍繞政治關系,從政治行為、政治體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闡釋政治的本質,關注國家、權力、權利等核心概念,關注人類圍繞這些核心價值所做的價值選擇,關注對自由、正義、和諧等終極理念的追求;國際關系學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國家共同構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這個社會沒有中央權威,國家間的互動在本質上是無政府的。國際關系的研究不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軍事、經濟、宗教、文化、法律、生態、社會心理和意識形態等多個方面,其中關注較多的是國家的外交關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對象非常復雜,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點,經濟學、法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對于國際關系學都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它還涉及哲學、地理學、生態學、心理學乃至數學、統計學等眾多學科,表現出十分龐雜的特點,但國際關系整體的運動規律仍是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都經歷了傳統研究方法和現代科學研究方法兩個階段。傳統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研究方法、歷史的研究方法、規范分析方法、法學的研究方法等;二戰后初期“,國際關系學界大多數學者沿用政治學或法學的一些方法,注重對國家、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研究”。戰后六七十年代科學主義盛行時期,政治學、國際關系學開始利用其他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鑄造本學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經濟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方法、心理學的方法、系統分析方法、結構功能主義的方法、行為主義的方法、數理統計的方法等等,統稱為現代科學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傳統與現代兩個階段是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國際關系學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現出復合多樣化的特點,更多地具有“科學主義的”傾向,研究的問題與政治學的課題相較更為現實具體,更多采用實證主義、定量分析的方法。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政治學學科的資料庫。筆者以為,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工具,對于某一分析課題來說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膽采用。
三、結語
在學科發展史上,學科之間從屬、分離以及綜合是學科發展內在規律的表現。國際關系學傳統上被認為是政治學的一個從屬學科,但隨著其研究領域的擴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榮豐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地位已經在人們當中達成了共識,大家都承認它有獨立的理論體系、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學科目的與學科價值。同時,國際關系學與政治學之間也存在著相互支撐的關系。
一、《政治學概論》的學習困難
(一)學生受應試思維影響,學習中缺乏學科意識學生往往把《政治學概論》看作是中學思想政治課的延續,在學習思維上也沿用了以往的應試思維。最明顯的表現是學生習慣在學習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標準答案,對教材介紹的同一名詞的不同定義,同一問題的不同觀點往往缺乏獨立思考,無所適從。甚至要求教師提供練習冊,通過題海戰術來應對考試復習。這種應試思維嚴重影響了學生以學科意識來整體把握《政治學概論》課程的內容體系,奠定政治學理論基礎和認知框架,造成學習的困難。
(二)學生學習政治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往往安排在大學一年級開設,同時,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論性、系統性較強,對于大學新生來說,學習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論會有一些困難和挑戰。往往是名詞聽起來熟悉,但卻不能準確表述與理解,如“政治、國家、權力”等。對政治學中的基礎理論,特別是某一理論的不同觀點,如“民主理論、國家理論”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談不上用其概念與理論分析現實政治問題。[1]
(三)學生課外閱讀政治學經典著作存在困難 閱讀經典著作是人文社會學科入門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學中我們往往會提倡學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閱讀經典著作。但政治學經典著作多數來源于西方學者,無論是內容體系還是理論分析邏輯,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學生覺得艱澀難懂,難以堅持。例如《政府論》、《學術與政治》,還有馬列經典原著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夠輕松讀懂的著作,單純強調學生閱讀經典著作,不僅無助于學生對課程的學習,反而加深了學生認為政治學是一門枯燥、難懂的課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學生自主運用理論分析現實政治現象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教材由于內容的相對穩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簡單介紹理論的主要觀點或是簡單得出結論。表現為作者在論證觀點時僅僅限于從理論到理論的思辨與價值判斷等傳統的規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數據等事實資料作為觀點的支撐,懈于進行田野調查等實證研究方法,未能及時反映政治生活中的變化。雖然教師常常運用“討論法”、“案例法”等去彌補教材的不足,但學生往往還是難以信服結論,更難以自主運用理論分析、解決問題。
二、《政治學概論》的教學建議
上述學生在學習政治學中存在的困難,既涉及到中國政治學研究發展的問題,也涉及到政治學的教材建設的問題,但筆者主要就教學中的應對學習困難提出了一些建議。主要是課程講授中應凸顯學科意識與學科研究方法,注重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一)教學體系安排應凸顯學科體系的完整、獨立,幫助學生建立學科意識
政治學的知識體系龐大豐富,《政治學概論》課程到底應該涵蓋哪些基礎性政治學知識呢?為使學生從總體上把握《政治學概論》的基本框架及其獨立的學科地位,需要對其內容進行分類,進而明確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聯系。[2]而且這不僅僅是在導論課給學生做一次性的介紹,教師應在每一章節的課程講授中起到“串珠成寶”的作用。以政治內容可分為實體、觀念、活動三個方面為線,根據所選教材的分析框架,幫助學生建立起學科體系的基本框架,系統把握政治學概論的課程內容,而不是通過“背多分”的應試方式來獲得概念或理論觀點。
(二) 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
關于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導論中的一節內容,但這遠遠不能讓學生掌握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讓學生自主運用這些學科方法去學習、研究。學者們的理論成果是通過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得出來的,教師進行理論分析也運用了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們疏于介紹與分析方法的使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識性內容為重,以方法的學習與運用為輕。就如大廚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嘗到食材,卻不懂炮制方法一樣。師生之間的教學,不僅要授之以魚,亦要授之以漁,因此強調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如:在講授歷史上“非政治觀”的內容時,需要對每一思想家的歷史背景、經濟地位、階級地位以及歷史地位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對不同政治觀的合理性、局限性進行辯證分析,作到有理有據、全面客觀,可以向學生介紹綜合運用到的文獻研究法、歷史分析法、經濟分析法。
(三)構建互動課堂,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
構建互動課堂的方式,已經有很多學者作了有益嘗試,提出了“引導討論”式、啟發式、辯論式、師生角色互換式等,這都值得我們在課堂中學習應用。值得重視的是,構建互動課堂不能僅僅是為了活躍課堂氣氛,增加學習的生動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提高學生的明辨、批判和創新等思維水平。例如,在介紹了非政治觀與政治觀之后,可以讓學生用自己的語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勵學生對不同的界定進行發言,講出自己贊同或者反對的理由。在涉及到觀點評價的講述時,還可以讓多
個同學針對彼此的看法進行發言,以更深入明了觀點的邏輯。“述議”能力的鍛煉,能夠培養學生在表達思想觀點時擁有清晰的概念、嚴密的邏輯、有力的論據和明確的觀點,這十分重要。“憑借這種思維,在了解必要的預備知識后,對于關乎國計民生的社會熱點話題,就能夠獨立思考并得出正確結論;對于社會上的種種爭論,也能夠給予恰當評價。”[3,4] (四)教師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課堂教學效果的取得與鞏固,少不了課外學習的配合。教師應該通過多種方式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一、《政治學概論》的學習困難
(一)學生受應試思維影響,學習中缺乏學科意識學生往往把《政治學概論》看作是中學思想政治課的延續,在學習思維上也沿用了以往的應試思維。最明顯的表現是學生習慣在學習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標準答案,對教材介紹的同一名詞的不同定義,同一問題的不同觀點往往缺乏獨立思考,無所適從。甚至要求教師提供練習冊,通過題海戰術來應對考試復習。這種應試思維嚴重影響了學生以學科意識來整體把握《政治學概論》課程的內容體系,奠定政治學理論基礎和認知框架,造成學習的困難。
(二)學生學習政治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往往安排在大學一年級開設,同時,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論性、系統性較強,對于大學新生來說,學習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論會有一些困難和挑戰。往往是名詞聽起來熟悉,但卻不能準確表述與理解,如“政治、國家、權力”等。對政治學中的基礎理論,特別是某一理論的不同觀點,如“民主理論、國家理論”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談不上用其概念與理論分析現實政治問題。[1]
(三)學生課外閱讀政治學經典著作存在困難
閱讀經典著作是人文社會學科入門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學中我們往往會提倡學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閱讀經典著作。但政治學經典著作多數來源于西方學者,無論是內容體系還是理論分析邏輯,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學生覺得艱澀難懂,難以堅持。例如《政府論》、《學術與政治》,還有馬列經典原著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夠輕松讀懂的著作,單純強調學生閱讀經典著作,不僅無助于學生對課程的學習,反而加深了學生認為政治學是一門枯燥、難懂的課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學生自主運用理論分析現實政治現象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教材由于內容的相對穩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簡單介紹理論的主要觀點或是簡單得出結論。表現為作者在論證觀點時僅僅限于從理論到理論的思辨與價值判斷等傳統的規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數據等事實資料作為觀點的支撐,懈于進行田野調查等實證研究方法,未能及時反映政治生活中的變化。雖然教師常常運用“討論法”、“案例法”等去彌補教材的不足,但學生往往還是難以信服結論,更難以自主運用理論分析、解決問題。
二、《政治學概論》的教學建議
上述學生在學習政治學中存在的困難,既涉及到中國政治學研究發展的問題,也涉及到政治學的教材建設的問題,但筆者主要就教學中的應對學習困難提出了一些建議。主要是課程講授中應凸顯學科意識與學科研究方法,注重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一)教學體系安排應凸顯學科體系的完整、獨立,幫助學生建立學科意識
政治學的知識體系龐大豐富,《政治學概論》課程到底應該涵蓋哪些基礎性政治學知識呢?為使學生從總體上把握《政治學概論》的基本框架及其獨立的學科地位,需要對其內容進行分類,進而明確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聯系。[2]而且這不僅僅是在導論課給學生做一次性的介紹,教師應在每一章節的課程講授中起到“串珠成寶”的作用。以政治內容可分為實體、觀念、活動三個方面為線,根據所選教材的分析框架,幫助學生建立起學科體系的基本框架,系統把握政治學概論的課程內容,而不是通過“背多分”的應試方式來獲得概念或理論觀點。
(二) 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
關于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導論中的一節內容,但這遠遠不能讓學生掌握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讓學生自主運用這些學科方法去學習、研究。學者們的理論成果是通過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得出來的,教師進行理論分析也運用了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們疏于介紹與分析方法的使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識性內容為重,以方法的學習與運用為輕。就如大廚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嘗到食材,卻不懂炮制方法一樣。師生之間的教學,不僅要授之以魚,亦要授之以漁,因此強調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如:在講授歷史上“非政治觀”的內容時,需要對每一思想家的歷史背景、經濟地位、階級地位以及歷史地位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對不同政治觀的合理性、局限性進行辯證分析,作到有理有據、全面客觀,可以向學生介紹綜合運用到的文獻研究法、歷史分析法、經濟分析法。
(三)構建互動課堂,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
構建互動課堂的方式,已經有很多學者作了有益嘗試,提出了“引導討論”式、啟發式、辯論式、師生角色互換式等,這都值得我們在課堂中學習應用。值得重視的是,構建互動課堂不能僅僅是為了活躍課堂氣氛,增加學習的生動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提高學生的明辨、批判和創新等思維水平。例如,在介紹了非政治觀與政治觀之后,可以讓學生用自己的語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勵學生對不同的界定進行發言,講出自己贊同或者反對的理由。在涉及到觀點評價的講述
時,還可以讓多個同學針對彼此的看法進行發言,以更深入明了觀點的邏輯。“述議”能力的鍛煉,能夠培養學生在表達思想觀點時擁有清晰的概念、嚴密的邏輯、有力的論據和明確的觀點,這十分重要。“憑借這種思維,在了解必要的預備知識后,對于關乎國計民生的社會熱點話題,就能夠獨立思考并得出正確結論;對于社會上的種種爭論,也能夠給予恰當評價。”[3,4] (四)教師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課堂教學效果的取得與鞏固,少不了課外學習的配合。教師應該通過多種方式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第一,推動主題閱讀,夯實理論功底。閱讀是培養學生自主獲取知識能力的重要途徑,也是培養理論思維能力的基本載體。針對學生閱讀經典的困難,教師一方面可以根據教學內容少而精地選擇一些經典的章節,先教師導讀再學生閱讀;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學科發展前沿與中國政治熱點、難點為依托,推薦學生閱讀一些比較具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還可以通過舉辦“兩會精神我解讀”、“讀書筆記大賽”等常規性的學生素質拓展活動為學生提供閱讀交流、提高的平臺;也可以以讀書筆記、小論文等作為作業形式與學生考核方式來推動學生的課外閱讀。
第二,充分利用網絡資源推進課外學習。一是利用多種網絡形式建立師生的課外互動。微博、微信、QQ群等多種網絡形式為師生課外的提問答疑、討論交流、分享資源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關鍵是教師在網絡交流平臺中要起到組織者的作用,除了答疑與分享資源,要善于拋出問題、引起討論、適當總結,營造活躍、熱鬧的學習討論、交流的氛圍。二是充分利用《政治學概論》精品課程等教學網絡資源,為學生課外學習提供參考書目和復習思考題等,補充和豐富課堂教學的參考資料,通過題目等對所學知識進行梳理歸納。三是利用政治學學術網站與名家博客等網絡資源為學生課外學習提供高質量的資源。如“選舉與治理網”、“中國政治學網”、“中國政治學研究網”、“中國農村研究網”、“共識網”、“愛思想”等學術網站吸取了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和前沿動態信息等,大大豐富了課堂教學內容,讓學生及時了解到學術界的新成果和新動向。一些學者、專家在自己博客中的精湛論述往往就是政治學中的理論難題與現實難題,可以從某種程度彌補教材未能及時反映政治生活變化的不足,有利于提高學生運用理論分析現實政治現象的能力。
下附一表以明晰專業門類:
法學類
目前,我國法治化進程穩步推進,依法治國已成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法制意識逐步提高,社會對法學類專業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法學教育欣欣向榮。2008年5月4日,總理來到中國政法大學,和同學們暢談法治,體現了國家對法治的日益重視。
我國目前本科的法學類專業設置根據學校類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人才培養特點也各具特色,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專門的法學院校,著名的有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第二種是綜合性大學里的法律系或法學院,著名的有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武漢大學法學院、吉林大學法學院、山東政法學院等。兩種培養方式各有優點,一般來說,專門的法學院學科劃分較細,專業化程度高,可使學生接受系統的教育;而綜合性大學的特色在于可以發揮多學科優勢,學生可以跨系選課,有利于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
近年來,各院校法學類專業的開設使該專業畢業生隊伍不斷壯大,到目前為止,全國已有390多所院校開設了法學本科專業。法學類的就業前景比較廣泛,到律師事務所做律師,到公檢法系統做檢察官、法官,到行政機關做公務員,到企事業單位負責法律事務,到高校做法學教師,到研究所做法學研究者等都是很不錯的選擇。從目前的社會需求來看,我國加入WTO后,懂得國際法和國際經濟法的法律人才日益成為社會急需人才。
然而,隨著法學類專業人數的劇增,法學類專業的就業形勢日益嚴峻,不容樂觀。據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與就業指導中心公布的2010年高校本專科專業就業狀況,法學專業就業情況“211工程”高校處于80%至85%之間,非“211工程”的高校就業率不足80%。
政治學類
近年來,我國政治文明建設不斷取得進步,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獲得了迅速發展,高層次政治人才和管理人才成為社會建設亟須的重要力量。隨著我國公務員制度的推行,社會上更是掀起了一股“公務員熱”,政治學專業學子的用武之地更顯廣闊。
政治學類專業主要包括政治學與行政學、國際政治和思想政治等專業。政治學類專業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培養非常注重理論基礎,注重學生的政治理論修養,同時著重培養學生的管理、組織協調能力和領導決策能力。政治學類專業和法學類不同,很少有專門的政治學院校,一般是在綜合性大學里設置的院系。
目前,國內政治學類專業實力較強的有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南京大學、天津師范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等。
從其就業方向來看,“從政”將是這些畢業生未來職業發展的最好選擇。政治學類畢業生可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政機關做公務員,到企事業單位和公司從事管理工作,到學校、科研機構、軍隊系統從事教學科研工作。
根據2010年高校本專科專業就業狀況的統計數據顯示,政治學類專業就業情況“211工程”高校在85%以上,非“211工程”高校就業率維持在80%左右。
社會學類
自1979年中國社會學恢復建設以來,目前全國已經有近200所高校開辦該專業。隨著社會發展和生活質量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中國社會學類專業的發展前景日益廣闊。
從專業設置來看,社會學類主要設置了社會學、社會工作、人類學專業。其中,社會學和社會工作專業成為社會學學科中兩大主要的二級學科。社會學類專業要求學生學習理論社會學和應用社會學的基本知識,掌握社會學調查和社會統計方法,從而具有理論分析、實證調查研究等多方面的基本能力。其中,“社會調查方法”“問卷設計與分析”“spss統計分析”是對社會學學生最實用,也是找工作最有用的三門課程。但是,這些課程要求學生對數學有一些敏感性,對于數學薄弱的文科學生來說有一定難度。
根據2011大學本科專業排行榜顯示,社會學類專業綜合實力位居前列的高校有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等。
眼下,社會學類專業的認知度還有待提高,但從就業來說,社會學類專業的就業方向比較寬泛,對理論感興趣的可以選擇繼續深造,進入高校、研究所進行理論研究;調查方法學得好的,可以去調查咨詢公司,同時還可以進傳媒行業,而報考公務員也是不錯的選擇。
根據2010年高校本專科專業就業狀況統計數據顯示,社會學專業就業情況“211工程”高校在85%以上,非“211工程”高校就業率為80%左右。
民族學類
民族學專業是研究民族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專業。主要通過實地調查、分析文獻資料和比較研究,弄清各民族的社會經濟結構、政治制度、社會生活、家庭婚姻、風俗習慣、、語言文字、文學藝術、道德規范、思想意識等。
民族學類此前不屬于法學學科,是歸在歷史學科下的,學生畢業時領取歷史學學位證書。最新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修訂一稿)》把民族學劃分到了法學學科下,所以本文將其歸納至法學門類下一并作介紹。民族學類主要設有民族學專業。
自中山大學于1981年成立人類學系,包括民族學和考古學兩個專業;中央民族學院于1983年成立民族學系,專事培養民族學人才,民族學研究逐漸繁榮起來。
民族學專業是國家控制布點的專業,所謂控制布點專業是由于這些專業一般專業性很強,社會需求比較狹隘,需要控制學生數量。因此,民族學就業前景并不樂觀,屬于冷門專業。
一、對政治人類學的界定
人類學關注政治問題,始于19世紀末期。人類學家基于他們對“異域”社會的特殊了解,試圖運用文化進化論,建構國家制度的演化模式。當時,政治人類學還只是作為“整體人類學”的一部分。20世紀40年代,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英國功能派人類學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組織時發現,傳統的政治學對政治制度的分類僅適用于結構業已高度復雜化的社會,而對于他們在非洲所發現的從群隊到原始國家等形態極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根本無法適用。于是,他們在《非洲政治制度》一書中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制度的分類法。這種新的政治制度的分類方法,簡單地說,就是把非洲的政治制度分為兩種:一種擁有中央集權的權威和司法體制(原始國家),另一種則沒有這樣的權威和體制(無國家社會)。盡管這種分類過于簡單化,但它奠定了政治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標志著這門學科的正式誕生。
政治人類研究是從對政治制度的分類入手的。但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受到其他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的影響,60年代以后,政治人類學已不再局限于靜態地討論政治制度的類型,而是轉向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動態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過程論、行為論等諸多理論流派,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與傳統政治學研究相比較,政治人類學研究有兩個主要特征:首先,它試圖超越特定的政治經驗和理論,而建立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政治行為科學,以尋求人類的各種政治行為在不同歷史和地理環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是文化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與原始社會有關的政治制度。(注:參見CeorgesBalandier,PoliticalAnthropology,NewYork:RandomHouse.1970,p.1。)
這兩個特征的概括,只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政治人類學的一個粗泛界說。當今的政治人類學研究已不能不考慮這些邊遠的原始社會與我們的現代社會之間日益緊密的相互依存關系,不能不考慮影響傳統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的轉型問題。和人類學的其他分支學科一樣,政治人類學也被吸引去探索當代世界的種種政治難題和現代國家框架內權力體制的運作,以及可能引起這種權力體制破裂的危機。(注:參見〔法〕馬克·阿伯勒著、黃語生譯:《政治人類學:新的挑戰、新的目標》,《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98年第3期。)美國政治人類學家朗納德·科恩(RonaldCohen)提出,政治人類學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對政治的定義——其中包括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定義以及對不同情況下政治行為性質的討論;(2)對政治制度的定義——解釋政治制度的特征;(3)對人類歷史上各種政治制度的產生和發展的研究;(4)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制約性的研究;(5)探討政治制度對個人和文化的影響;(6)對現代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較及相互影響的研究。
科恩基本上概括了政治人類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從中可見,所謂政治人類學就是對政治現象和本質的文化人類學探討。不過,政治人類學所研究的“政治”與政治學家所說的“政治”在含義上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學中,所謂“政治”就是指以政府和國家為模式的政治體制。在這些社會中,有著復雜的文職部門、層疊的官僚機構和森嚴的等級制度。而在政治人類學所側重關注的邊遠社會或“異域”社會中,大多數還沒有形成這樣的政治體系。在這些社會中,內部秩序的維持、領土權的保障、權力的分配、有關團體行動的決策等政治因素無一例外地都存在,但找不到政府,也沒有國家;權力體制的運作是在氏族、部落或酋邦范圍內,通過家族、親屬關系和宗教禮儀等來實現的。換言之,政治人類學家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義要比在政治學中的含義廣泛得多。
在政治學研究的現代社會中,政治有其明確的范圍,政治與非政治之間界限分明。而在政治人類學研究的傳統社會中,政治與親屬關系、婚姻策略等交織在一起,人們很難將政治現象與其他社會現實區分開來。所以,人類學家在對“政治”下定義時,所面臨的困難要比政治學家大得多。根據巴朗迪埃(GeorgeBalandier)的歸納,人類學者主要從四個方面給“政治”下定義:(1)從空間方面,把政治與一定的領土結合起來,認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體的空間內的組織系統就是政治的范圍。例如,馬克斯·韋伯。(2)從功能方面,認為政治活動的功能就在于保證社會內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維持社會的穩定。例如,拉德克里夫—布朗。(3)從政治行為方面,主張如果一定的社會行為試圖控制或影響公共事務的決策,那么這個社會就存在政治行為。政治行為體現了團體和個人之間的競爭關系。例如,斯沃茲(Swartz)、特納(Turner)和圖登(Tuden)。(4)從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據一定社會中各個不同結構之間的關系來確定政治,提出所謂政治就是在一個統一的社會中,一種結構支配其他結構的權力關系。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諸多定義中,由斯沃茲、特納和圖登所提出的定義——政治是一個團體的成員為實現公共目的而使用權力的行為過程——最為著名,其原因不僅是因為它清楚地說明了政治所包含的三個要素:權力、決策和公共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將政治視為一種動態現象,視為一種“過程”,從而把政治從以系統概念為核心的靜態分類方法中擺脫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沖擊下,世界各個不同地區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由于技術和經濟間相互依存的日益增強,全球化已成為20世紀后半期最突出的一個趨勢,處在邊遠地區的原始社會發生了急劇變化,現代國家在這些原始社會的文化和結構變遷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這種新的變化不僅拓寬了經驗性的研究領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問題,從而促使政治人類學開始對傳統政治的變革過程做深入的經驗研究,并引發政治人類學對以往的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進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受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的沖擊,早期人類學家所研究的傳統政治制度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這種形勢下,政治人類學也涉足對現代社會的政治制度的研究。與政治學不同的是,政治人類學比較關注小范圍的政治活動,以及在政治活動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會文化因素方面。具體地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組織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團體,這些團體建立在社會階級、經濟利益等基礎之上;其次,政治組織、個人和周圍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注:參見TedC.Lewellen,PoliticalAnthropology:AnIntroduction,GreenwoodPubishingGroup,Inc.1992,p.189。)由于政治人類學以文化人類學為理論基礎,把政治現象放到社會和文化錯綜交織的復雜環境中進行考察,探討社會文化制度對政治活動的影響,其視野比政治學更為廣闊,同時又有深入細致的參與觀察法保證其研究的相對準確性和客觀性,所以比政治學更適合于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人類學對政治問題的研究,打破了政治學壟斷這一研究領域的局面。雖然人類學研究政治更多關注的是邊緣而非中心,更偏愛的是鄉村社區或城市社會中小規模的政治團體,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對政治學研究范圍局限性的彌補,看作是研究貫穿于人類社會所有各個發展階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所作的努力。政治人類學的這種研究,有助于我們探尋政治行為的根源及其在各種社會中的表現,進而在此基礎上總結出政治的本質和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鑒于此,可以將政治人類學界定為: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各種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進行研究,從而總結出政治的本質和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概括地說,政治人類學就是關于政治的人類學。
二、政治人類學方法論
在政治人類學誕生以前,政治學就已形成了具有顯著特色的研究方法。傳統的政治學主要集中于對政府的正式機構及與此相關的法律和憲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國家、政府、、聯邦制和立體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各種文件——憲法、條約、法令、官方備忘錄以及少量的投票統計數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受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影響,政治學廣泛借鑒和采納了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不斷拓展其研究范圍,從而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行為主義革命”。但無論政治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什么樣的改變,政治學者始終都只關注政治權力的研究,包括權力的分配、組織、操作及其斗爭等,而忽略了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系統對政治的影響,在政治與非政治之間預先設定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
政治人類學則不同,它反對主要依賴各種文獻材料,而是把根扎在田野調查之中,運用人類學傳統的參與觀察法,揭示各種政治制度之間的本質差異以及政治過程在不同的社會中是如何展開的。另一方面,它反對把政治作為一個孤立的領域來看待,而把它視為以文化為模式的各種社會活動的結晶,放在作為整體的社會文化體系中加以考察。
政治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歸根結底就是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法,這是政治人類學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論分析的過程中,政治人類學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類學研究方法之外,又隨著不同發展階段研究重點的變化,形成了一些獨特的研究方法。綜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1.起源分析法。這種方法側重于研究原始社會中各種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的起源、原始國家的形成過程、血緣社會向政治社會轉變的動因、不平等的起源、約束力的起源、規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人類學者一般都采用這種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夠的資料和證據,他們的觀點難免落入臆想和猜測。后來的人類學者如莫頓·弗雷德和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學的證據,探討國家社會的演化過程,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例如弗雷德關于原生國家和次生國家的區分,就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2.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來源于英國的功能學派,創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馬林諾夫斯基。這種方法不關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質,而把社會視作一個有機的整體,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在社會整體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會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類學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單獨運用,而是被作為進行類型分析的基礎,因為它雖然有助于界定各種政治關系和政治制度,但卻無法說明政治現象的本質。
3.結構分析法。這種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會結構論的影響,致力于探討原始社會中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的結構模型。使用這種分析方法的政治人類學者認為,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是表現個人與團體之間權力關系的形式,政治結構和其他一切社會結構一樣是一種抽象體系。這種方法所要作的就是梳理政治體系中各個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然后建構這個政治體系的結構模式,藉以對這個政治體系作出說明。結構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類學創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類型分析法。這種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結構分析的基礎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結構的體系歸為一類。政治人類學研究首先就是從類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該方法側重于確定原始社會制度的類別,并對各種政治形式、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進行分類。例如,將各種原始社會分為有政治體系的和無政治體系的兩類,或者將政治體系分為中央集權和非中央集權兩類,或者分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兩類。各種分類的標準不同,有的屬于描述性分類,有的屬于演繹性分類。他們想通過分類來確定各種不同原始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原始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系。
5.術語分析法。這種方法是政治人類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形成的一種方法,它側重于對政治人類所使用的一些專門概念進行界定。政治人類學在研究中遇到許多現代國家社會所沒有的特殊范疇,因而必須確立一些專門的術語來表述這些范疇,以說明原始社會中政治活動和政治關系的性質,同時為政治人類學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類學所界定的術語包括武力、權力、權威、競爭、合法、支持、行政等等。此外,這項研究還包括怎樣用合適的語言來翻譯和表述異域社會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過程分析法。這種方法是由斯沃茲、特納和圖登首先提出來的。該方法反對對政治體系作靜態的結構—功能分析,主張對政治活動的過程包括對政治變遷、政治黨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動態的歷時性分析,認為只有在動態的過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說明原始社會的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過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導致政治人類學研究發生一個極為重要的變化,即從對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的結構—功能分析,轉向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動態分析。
7.行為分析法。這種方法是過程分析法的深化,它側重研究原始社會中的個人或小團體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別是象征體系來獲得權力、保持權力和作出決策的。最早運用行為分析法的是特納,他在《一個非洲社會分裂和延續》(1957)一書中,通過對一個特定的個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競技場中的個人是如何通過操作社會的規范和價值體系來競爭政治權力的。與過程分析法相比較,行為分析法更為深入、具體,所關注的政治活動范圍更為狹小。
此外,當代政治學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類學所借鑒,系統論、博弈論在政治人類學領域中也得到廣泛的運用。熵、信息、正反饋、負反饋、系統的自我發展和自我維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類學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喬利(Jolly)和普洛克(Plog)在對墨西哥的原始民族社會所作的系統論研究中提出,在特定的情況下,人口增長可以成為原始的刺激,向均衡的系統施加壓力,從而引起系統的變化。面對來自人口增長的壓力,系統可以有多種選擇:通過殺嬰或其他文化手段來減少人口,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區移民,或者提高生產力等等。在這些選擇中,只有最后一種選擇會導致國家的形成。系統要作出這一選擇,還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條件,如耕地、氣候、心理、文化等因素。作出選擇之后,其結果就會向系統作出反饋,導致系統的分層、分化和中央集權化,等等。(注:參見CliffordJ.JollyandFredPlog,PhysicalAnthropologyandArcheology,2ded.NewYork:Knopf.1976。)
三、開展中國政治人類學研究的構想
盡管政治人類學的研究領域接近政治學,但它的發展超出了政治學的范圍而形成一個特殊的研究領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發展出一種比政治學更為廣泛的比較研究。可以說,政治人類學的研究范圍涵蓋了人類社會所有各個階段的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在我國,政治人類學研究尚屬空白,這就要求我們積極開展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人類學研究。一方面,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研究政治現象,可以在政治學研究的基礎上,豐富我們對政治的理解,幫助我們深入了解政治現象的復雜性、政治制度的差異以及政治的本質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類學研究可以加深我們對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舉措的理解,從而進一步促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建設。
筆者認為,我國在開展政治人類學研究的過程中,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要正確對待西方政治人類學的各種流派和理論。對于西方的這些流派,我們既不能全盤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結合我國國情,認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體系服務。事實上,西方的政治人類學理論流派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極富啟發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結構分析法、過程分析法和行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們將其置于的總體指導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確地加以運用,從而豐富我國的人類學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國文化傳統的研究。西方政治人類學的發展,同樣經歷了一個從他國、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的研究轉向本國、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研究的過程。我國由于受多方面條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開展對他國、他民族政治的研究,這就要求我們把目光集中在國內,開展對本國各民族傳統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的研究。在我國,地方政治是一項極有價值的研究內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緣關系的權力構成至今仍然在我國很多農村地區的權力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家族性構成了傳統村落政治的最顯著特點。宗族作為一種世系群組織,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中起著獨特的作用,而我國從政治角度對以宗族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開始,而且還十分薄弱。研究中國的地方政治特別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發揮政治人類學的長處,彌補政治學研究的某些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調查和文獻資料的研究結合起來。西方文化人類學自誕生以來,所研究的主要是沒有文字的歷史或僅有很少文獻資料的亞、非、大洋洲與拉丁美洲的原始社會,所以由此發展出來的一些理論和研究方法,很多都缺乏歷史深度。而在我國,自古就有歷史記載的傳統,各種史籍汗牛充棟。如果我們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視文獻資料的利用,不顧及歷史的研究,中國的政治人類學研究就會步入歧途。我們應該在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結合文獻,開展自己的研究,真正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政治人類學體系。
第四,應該和政治學者攜起手來,合作進行研究。我國的政治學者在開展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另外,政治人類學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政治人類學與政治學這兩門學科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許多政治學者同時又是政治人類學者,他們對政治學涉及的但又不屬于自己研究范圍的方面諸如禮儀、象征等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興趣。政治人類學者和政治學者攜手合作,相互借鑒對方的研究成果,取長補短,必將大大促進這兩門學科的發展。
雖然政治人類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許多政治學者仍然認為政治人類學不能算是一門真正的學科,指責它還沒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體系,研究方法也欠完備,對一些概念的使用還不夠明確。例如,伊斯頓(DavidEaston)曾經嚴厲批評說,政治人類學尚未真正存在,因為政治人類學者們未能把原始社會中的政治體系同其他體系區分開來,也沒有清楚地確定自己的研究對象,無法清楚地確定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種結構和行為,沒有了解各種現象的本質和特性,簡言之,政治人類學尚未形成自成一體的理論原則。伊斯頓認為,政治人類學最迫切需要的是確立一種較廣泛的理論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