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主義的根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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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消費主義的根源范文

【關 鍵 詞】異化 異化勞動 異化消費 生態危機

異化一詞由來已久，從詞源上最早指某物通過自身活動與其自身之中的一部分相分離，后者反過來與其自身相對立。在哲學上最早使用它的是黑格爾，他認為自然與人類都是絕對理念異化的表現，稍后持人本主義立場的費爾巴哈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異化。馬克思繼承二人思想進而以異化勞動概念剖析資本主義的矛盾本性。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四重異化：勞動本身的異化；在勞動產品中表現出的人的異化；人同其類本質的異化；人與人之間的異化。勞動異化首先是勞動本身的異化，勞動本來與人的存在是同一的，在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方式中，勞動僅僅作為謀生手段而存在。勞動分工使得工人被肢解，成為生產線上的螺絲釘，人的豐富性完整性被分解，勞動過程不再是愉悅的，而是痛苦的。異化勞動是對人的制約和奴役，使人僅僅淪為一種被利用的工具。從勞動成果看，工人生產出的商品越多，他們自身的價值就越低廉。“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他能夠占有的對象就越少。”異化勞動使生產者與其對象處于對立關系之中，使工人與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相分離，工人生產出來的商品反過來成為支配工人的工具，人為其創造物所支配。“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1]勞動異化還使人同其類本質相背離，并帶來人與人之間病態的社會關系。

動物與其生存環境是直接同一的，而勞動將人從自然中分離出來，并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了人與自然的連接。勞動使人自身存在的自然與人之外的自然相分離，并使后者成為對象性的存在，前者成為其對象的對象性存在，勞動的首要價值在于這種區別性，正是區別性使人類獲得了主體性力量。生產勞動是對象化的活動，但是活動的結果卻危害到勞動的對象，支撐人類生存基礎的自然承擔著人對其生存條件的破壞，這種破壞如此嚴重以至于人類因之陷入生存困境。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取消對象意味著取消勞動本身，自然的不存在意味著人的不存在，徹底的虛無化帶來的是徹底的異化，自在的自然并不會隨之消失，反倒是人最終取消自身的存在。自然與社會都是循環系統，當人類對自然索取過度，自然將反作用于人類而導致異化，兩者之間會出現新陳代謝的斷裂，而新陳代謝的斷裂導致生態危機發生。存在著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生態系統的兩種物質變換斷裂現象，生態將馬克思對社會生態系統的強調轉向對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視。作為人宣示自身價值的產物，生態危機反過來揭示并控制人的觀念與活動，究根歸底是由于人自身的不完善性，人與自然的分裂是人自身分裂的自然后果，這種分裂也確證了人與自然本源上的同一性，確證了人的不自由與局限性。人的勞動是包含目的性的創造性活動，勞動過程置于人的目的性中，而勞動的結果卻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異化勞動展示勞動對人自身的否定，確證了人的自然本質，但否定了自然的人的本質。人試圖以對自然的統治結束自然對人的控制，結果自然無一例外的報復了人。

在經濟理性支配下，資本主義通過意識形態灌輸，通過無孔不入的大眾傳媒，成功營造出消費主義，通過制造虛假需求鼓勵消費，成功的將非必需品不斷轉化為必需品，將擴張性需求轉化為生存性需求。虛假消費與異化消費互為動力，資本主義不僅為消費需求生產產品，而且為產品尋求消費者。人們不是出自真正的需求，而是為了消費而消費，消費成為衡量生活狀況的基本尺度。這樣的消費主義主導下，人盲目的運用主體力量戕害對自然的，引發自然規律反彈，生態問題愈演愈烈。解決生態問題不僅僅要求改進環保意識，更迫切需要轉變消費觀念。異化勞動的束縛使人們寄希望于在勞動之外彌補生產中的不自由，消費主義迎合這一需要，以異化消費補償異化勞動。人們在勞動中越不自由，在消費中就越會出現貌似自由的依附性。萊易斯指出，人們在異化勞動中享受不到不到真正的勞動尊嚴，于是需要在其他方面特別是消費領域加以彌補。資本主義迎合這一需要，創造出虛假的幸福概念，將幸福與消費等同，消費主義大行其道，人脫離了真實需求而陷入編織的謊言中，在毒害自然的同時毒害自身。傳統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難以為繼，面臨死亡的判決。而異化消費及虛假需求的滿足緩解了緊張的勞資關系，整個社會滿足于資本主義提供充足物質的虛假幸福之中，喪失了警惕性，使資本主義重新獲得合法性，無疑延長了資本主義的生命。但是，異化消費構成資本主義人的全面異化的一環，實質上以物的關系取代了人與人之間最真切的關系，只是相對延長了資本主義的生命，而必將以更的激烈方式埋葬它，生態危機的出現宣告了徹底的毀滅。改變這一狀況需要引導人們關注消費領域之外的人生價值體現。消除異化消費需要消除虛假需求，最根本的是消除異化勞動的總根源。理想的社會應當是把消費限制在真正必要的地方，而將自由時間用于自由自主的個人創造性活動中，以自由的生產而非虛假的消費實現人的解放，換言之，異化勞動壓制人，自由勞動解放人。

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道德、經濟無不存在著異化現象，異化勞動是其他異化現象的總根源。技術異化本質上也是勞動異化，異化勞動割裂了人和技術，使技術逐漸脫離人的控制而走向人的對立面。技術既是引向異化深淵的工具，也是人類借以實現自由的條件，這些都應當在技術之外，在技術的社會應用中實現。消除異化勞動的根源，也就實現了技術合理運用，限制經濟理性，改變對自然的態度，也就消除了技術同環境之間的緊張關系。異化勞動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全面異化的總根源，也是生態危機的內在根源，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是產生異化勞動的總根源。生態堅持馬克思這一傳統論斷，看到了自然系統的異化根源在于社會系統的異化，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方式，“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僅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而且也決定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即資本主義對自然的剝奪是資本主義剝削的一部分”[2]。資本主義內在邏輯必然導致生態危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了生態危機，問題被轉換到不是人們的行為而是支配人們行為的深層因素應該對生態危機負責。生態意識到自然的反叛應在社會背景中尋求突破，對自然的解放是人解放自身的先決條件，而改善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首先在于恢復社會系統的生態平衡。

關于生態危機的解決，高茲著重刻畫了資本主義下的消費異化現象，將消費與經濟理性相聯系，將異化與消費相結合，展開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他主張以生態理性取代經濟理性，以更好更少代替更多作為原則，限制經濟理性的適用范圍。萊易斯主張關注中心重回生產領域，消費不再是唯一的衡量生活的尺度，人們在消費之外有著眾多的選擇，通過非等級制的聯合體結構組織勞動生產，個人擁有自由選擇自己真實需要的權利。阿格爾認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從生產領域轉移到消費領域，生態危機而不是馬克思時代的經濟危機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面臨的主要危機。生態危機導致人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物質豐富的生活理想一定會破滅，因而反過來促使人們要求現實變革的理想，促使人們對它進行深刻反思，這被稱作“期望破滅了的辯證法”。阿格爾進而提出以生產技術的分散化、生產組織的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等措施消除異化消費和背后的整個異化現象。這和傳統側重關注社會分配性正義相佐照，豐富了的現實批判力。

異化勞動構成了生態理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生態同相聯系的內在環節。以異化理論為基點構建的生態之維，無論對生態學還是對其作用都不容小覷。

參考文獻：

第2篇：消費主義的根源范文

關鍵詞：資本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生態危機；異化

一、生態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一）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危機--生態危機生態社會主義者通過研究認為，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工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并不嚴重，生態環境對工業生產的制約作用也不明顯。因此，馬克思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生產領域，并指出只有生產領域中的危機趨勢，才能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但是，隨著科技革命和西方工業社會的發展，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由于經濟危機而必然崩潰的預言并沒有出現，當代資本主義通過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延緩了經濟危機，但卻造成了自然資源的巨大浪費，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生態系統嚴重失衡。本·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中提到，關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經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認為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就是生態危機。安德烈·高茲在《經濟理性批判》中也認為，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必然破壞生態環境、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質上是生態危機。

在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的每一個過程都對自然界產生巨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通常都是消極的。一方面進行生產的原材料來源于自然界，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不斷增長，對自然界的開發和索取也就更加瘋狂。

另一方面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要強行排放到自然界。這樣，就形成了形形的生態問題，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并直接制約著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的發展，生態問題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最突出的問題。毫無疑問，這個世界的生態問題在今天看來可謂是比比皆是，最新的科學研究數據表明全球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0年代早期呈現明顯的上升情形。其增長率明顯大于政府間氣候變化小組于1990年代末所預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全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濃度正在逐步遞增，每十年的增長率都有顯著的變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內尤為明顯，比如，中國，但是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減少它自己的能源供應量。全球的生態系統都在衰退中，人為的全球變暖，至少導致了十種以上的環境惡果產生：地表溫度變化、濕度變化、海洋環流、大氣壓力、降水量、森林火災、植物與動物物種的改變、水土流失、高空大氣溫度改變，以及世界洋流溫度的改變。[1]生態社會主義者高茲曾具體分析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三種主要危機的表現形式及其之間的關系。它們分別是，過度積累危機、再生產危機和生態危機，他認為過度積累危機來源于再生產危機，過度積累危機的解決取決于再生產危機，而再生產危機又是以消耗和破壞大量自然資源為前提的。因此，再生產危機又可追溯到生態危機。高茲在歸納三者之間的關系時指出：\"我們所面臨的是典型的過度積累危機，這種危機被再生產危機所加劇，而說到底再生產危機最終根源于自然資源的匱乏。\"由此高茲得出結論：\"毫無疑問，生態因素在當今經濟危機中起著決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危機都根源于生態危機，都被生態危機所激化。另一位生態社會主義者阿格爾也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用高生產、高消費延緩了經濟危機，也延緩了資本主義的壽命。但是，經濟危機并沒有消失，而是轉變為生態危機。生態危機已經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和重要特征。

（二）生態危機爆發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生態者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階級關系直接導致了環境退化和生態危機。即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大衛·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主義》中指出，生態危機的原因不在于生產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長，而在于資本主義獲利本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具體來說，生態危機不只是一個純粹控制自然的觀念和運用科學技術的問題，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等危機的集中表現。

關于世界性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西方的綠色運動理論一般將其歸于科學技術、工業化、人的自私品性以及傳統觀念等。而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現代環境問題的根源決不僅僅是人的觀念落后，或工業主義造成的，而是資本主義制度。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全球化擴張的必然結果。生態者還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態危機的關系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曾起過巨大的進步作用，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邏輯是為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生產，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對自然必然采取一種敵視的態度，把自然看成掠奪和獲取利潤的對象。在不斷加強資本對人的剝削的同時，也加強了資本對自然的剝削。這種過度生產勢必引起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斷萎縮\"，并最終導致生態危機。在生態者看來，資本主義生產還存在著一種\"成本外在化\"的趨勢，也就是說資本家不可能犧牲企業利潤去保護環境。資本家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必然想方設法地把一部分生產成本推向企業外部。資本家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總是想盡一切辦法使這部分成本外在化，或者把它轉嫁給社會，如把廢氣排入大氣層，讓廢水流入江河湖泊或者是轉移給后代，讓后代去支付這筆費用。

因此資本主義對自然的剝奪是資本主義剝削的一部分。

不僅如此，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邏輯也必定要不斷提高消費水平，實現商品消費量的最大化，這就導致了資本家操縱社會消費，制造永遠都不可能滿足每個人需要的虛假需求。極力宣揚以消費為榮，誘導人們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把消費的多少作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標準，使人們把享受無休止的消費當作真正的滿足，從而造成了\"異化消費\"。這種\"異化消費\"又反過來刺激\"異化勞動\"，這樣就形成了從工業無限生產到\"異化消費\"，從\"異化消費\"再到無限增長的惡性循環。在這一循環的過程中，自然資源被大量地浪費，污染物被大量地排放，最終超過了自然界所能負荷的程度，從而導致自然生態平衡的破壞，引發生態危機。美國學者維克托·沃爾斯指出：\"當前全球嚴重的生態問題完全是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節制的生產和無節制的消費造成的。\"[3]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性擴張，發達國家利用其經濟和技術的優勢，對發展中國家的有限資源實行生態帝國主義的掠奪，并將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甚至把發展中國家當成垃圾場，從而直接導致了全球性生態危機。

二、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向生態社會主義過渡如何解決生態危機，資產階級環保學者主張在資本主義現有制度的框架范圍內，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某些改良，以滿足生態環境的要求，從而達到發展資本主義的目的。而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生產必然帶來對自然資源無限制的剝奪和生態系統的無限制破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蘊含的生態矛盾是無法克服的，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生態危機就不可避免。既然，導致生態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那么，消除生態危機的唯一出路就在于變革資本主義制度，走社會主義道路。對于所有的生態馬克思主者來說，生態社會主義既是他們的理想社會目標，同時又是最終解決生態問題和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

然而，所謂的社會主義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生態社會主義。在生態社會主義者看來，模式的社會主義在本質上與資本主義沒有什么區別，都存在著不顧生態環境的承受能力，無條件推進工業化的傾向，同時政治上的集權主義和單純計劃經濟的盲目性浪費了大量的自然資源，從而同樣出現了嚴重的生態問題。它既無法在短期內實現超越資本主義的目標，更無法超越當代資本主義的體制，承擔起解決生態危機的重任。生態社會主義者構想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具有三個基本特征：首先，生態社會主義是綠色的社會。它致力于社會主義的生態現代化，使資本主義條件下人與自然的矛盾得到歷史性解決，從而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全新關系。生態社會主義是人類物質與社會自由充分實現同時又符合生態原則的綠色社會。

其次，生態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的社會。

在政治上，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實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新型民主政體，在這種新型的民主中，基層民主最為重要。所謂基層民主，就是把國家主要權力交給基層組織，實行基層自治和權力分散化，通過民主自治、民主參與，為人的全面發展服務。在經濟上，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了人與自然都能承受的生態經濟體系，社會生產即可滿足人的需要，又不會破壞生態環境，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睦相處。在文化上，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徹底擯棄了消費主義的價值觀，擺脫了貪欲無限、消費無度的文化觀念，建立兼顧人類長遠利益，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生活范式。倡導一切生產和消費都要符合綠色社會的道德規范，鼓勵人們從創造性勞動而非異化勞動中尋求快樂和滿足，從而保證人自身的和諧發展。

最后，生態社會主義將根據需要而不是利潤分配資源。在這種根據需要分配資源的社會中，生產不再是建立在工資奴隸制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勞動的基礎上，大多數人將希望充分發揮他們自己的才能并能與別人相處。雖然很多環境問題并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但它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卻比在過去的生產方式中更為嚴重。依據以上這些基本的環境原則建立起來的生態社會主義，人們將不再體驗到一種環境危機。

參考文獻：

[1](日)巖佐茂.環境的思想[M].韓立新,張桂權,劉榮華,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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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俞吾今,陳學明.國外哲學流派新編(西方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5]王雨辰.度批判、技術批判、消費批判與生態政治哲學--論西方生態學的核心論題[J].國外社會科學，2007（,2）：2-7.

第3篇：消費主義的根源范文

一、西方對資本主義社會消費主義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消費主義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普遍盛行。隨著消費主義的不斷蔓延，對于消費主義的批判也成為二戰后西方社會批判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法蘭克福學派、生態學等為代表的西方者透過消費主義文化現象，對資本主義社會消費主義背后的實質、根源、邏輯以及所帶來的社會后果等都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西方者對于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的剖析和批判，為我們深入理解當前美國金融危機的現實根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西方者對于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的批判，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社會控制是資本主義社會消費主義的實質。法國社會學家波德里亞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們所消費的對象不只是被視為具有某種使用價值的商品和勞務，而且是被看作為一種“象征性符號”，代表的是一種地位和身份認同。這樣，人們的消費實際上就已經偏離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人本來真正需求的軌道。人們不再從商品的使用價值和自身的需要出發進行消費，而是不斷地追求被制造出來和被刺激起來的欲望滿足。因而，這種需求實際上是一種被制造和刺激起來的“虛假需求”，這種消費本質上是一種異化了的消費。

其次，價值理性的失落是資本主義社會消費主義盛行的重要原因。資本主義社會消費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近代以來工業革命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廣泛應用為消費主義的興起打下了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也正是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才使大規模的機械化大生產成為可能，從而為社會生產出大量的可供消費的物質產品。

然而，我們因此把責任簡單歸咎于科學技術的發展，顯然是失之偏頗的。因為，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的盛行是近代以來人類科技理性的無度張揚和人的占有欲望無限膨脹的結果，科學技術被淪為一種工具，從而導致物對人的統治。從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到波德里亞的商品的“符號價值”，再從經典所提出的生產過程中勞動的異化、物化到西方提出個人在消費領域中的異化、物化，所反映的正是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價值理性的日益失落，而價值理性失落的結果就是物對人的全面統治。在科學技術凱歌行進的過程中，人們盲目地相信，只要憑借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就必然能夠帶來社會的進步和人的自由、幸福；只要憑借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就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從自然中無限索取我們所需要的東西。萊斯在其著作《自然的控制》中提出，工具理性源于西方哲學文化傳統中的“控制自然”的觀念，即基督教上帝創世說，創世說“宣布了上帝對宇宙的統治權力以及人對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創造物的派生統治權”。工具理性的核心就是控制自然的觀念，控制自然的目的在于希望通過科學技術進步獲得更多的商品。馬爾庫塞則通過改造馬克斯?韋伯的“合理化”概念，把理性分為批判理性（辯證理性、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技術理性、形式理性）。馬爾庫塞把批判理性作為真正的理性，它代表真理，以人本身為目的；工具理性被貶斥為意識形態，它不是真理，是“統治的邏輯”、壓迫的工具，它具有工具主義、實用主義、順從主義的特征。

最后，人的奴役與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消費主義盛行的后果。消費主義盛行導致的不只是單一的人與消費品的二律背反，而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人與自身的多方面的深度矛盾。人們在追求消費的過程中，所感受到的并不是更多的自由和快樂，而是陷入到更深的痛苦之中，是所受奴役的加深。整個社會對于消費無限的狂熱追逐，也必然會帶來資源的枯竭、環境的破環，引發嚴重的生態危機。

馬爾庫塞就認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里，人們陶醉于經濟繁榮的景象之下，按照廣告來放松、娛樂、行動和消費，追求時尚，許多人沉浸在對物質的追求和享受之中，沒有了對精神完善的追求和終極關懷。在整個工業文明世界，人對人的統治，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強。這種“人對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殘恰恰發生在文明之巔，恰恰發生在人類物質和精神成為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時候”。資本主義社會看起來是在進步，但資本主義進步的法則寓于這樣一個公式：技術進步=社會財富的增長（社會生產總值的增長）=奴役的加強。以至于造成這個一個二律背反的世界，“人類已生活在一個世界中，盡管這個世界是被人們自己的知識和勞動所創造的，但已不屬于他自己，而是屬于與其內在需要相對立的異己的世界”。

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與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

自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并波及全球以來，人們都在試圖尋找這次危機爆發的根源，追究引發這次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很多學者都認為，這場危機的爆發是由于寬松的信貸條件和日益膨脹的住房泡沫、華爾街對金融衍生品的濫用、監管機構的失職與政策的失誤、投資者的貪婪無度等多種原因共同造成。然而，在這些具體的、直接性原因背后有著更為深層次的根源。這個更深層次的根源，如果從經濟制度角度來看，那就是美國長期以來所奉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發生了嚴重問題。如果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則是美國長久以來所形成的消費主義文化和生活方式帶來的惡果。

按照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觀點，新教倫理在早期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韋伯認為，新教徒往往把做好世俗職業工作視為自己已為上帝“預選”獲救的確證，認為世俗經濟行為的成功不是為了創造可供享受和揮霍的財富，而是為了證實上帝對自己的恩寵。因而，新教徒們能夠做到勤勉工作、勤儉節約、杜絕享樂，這種精神就是馬克思?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正是依靠著這種勤儉節約的資本主義精神，西方的資本主義取得了迅速的發展。

那么，西方資本主義這種“節儉主義”又是如何步入到“消費主義”的另一個極端？應該說，消費主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首先產生和發展是有其必然性的。科技革命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資本追求不斷增值的本性、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文化的日益世俗化，這些都為消費主義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沃土。

在美國，現代意義上的消費主義最初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第二次工業革命使資本主義迎來又一次高速發展。作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更為引人矚目。19世紀80年代的美國，工業總產值已占到世界工業總產值的30%，居世界第一位。工業開始取代農業成為美國國民財富最主要的來源。在不斷涌現的科技發明的推動下，美國以較快的速度完成了工業化，順利地實現了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成為雄居世界的現代工業強國。美國主流社會的生活價值觀開始發生變化，勤儉持家被炫耀式消費所取代，美國當時上中產階級中的大多數人，耽于攫取更多的財富從而更奢侈地消費。

1、消費主義在美國政府機構的折射

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后，凱恩斯提出了供給過剩是由于人們消費不足引起的理論。受其影響，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奉行的是一種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他們始終認定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積累儲蓄增多，用于消費的資金減少，產品滯銷，就會影響再生產，從而導致大量失業，出現經濟衰退；如果能夠有一個持續的消費市場，生產就可以持續進行，有效解決就業，從而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繁榮。

世紀之初，當美國經濟先后受到高科技股泡沫破滅和9?11恐怖襲擊的打擊后，為了保持經濟發展，防止經濟衰退，很自然又重拾這一“法寶”。2001年以來，美聯儲連續進行了13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從6.5%降低到數十年來最低的1%，房屋貸款利率也隨之下降到5%以下。其結果是，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國外資金來認購美國國債和各種債券，另一方面也直接刺激了民眾的貸款投資熱潮，普通民眾在超低利率下通過銀行貸款紛紛加入到購房者的行列當中，從而進一步吹大了美國房地產的泡沫，美國房價從1996年到2006年間大約飛漲了85%，這就為次貸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種子。

2、消費主義在華爾街的投射

消費主義的盛行必然滋長享樂主義和金錢至上主義，在消費主義社會，人們對于財富、金錢、利潤的追求有著更加強烈的欲望。華爾街投資者、金融家們在利潤至上原則的驅使下，脫離實體經濟進行過度的金融創新，制造出大量金融衍生產品，投機行為十分盛行。投資大師沃倫?巴菲特就認為，衍生工具是金融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正常情況下，銀行只給信用度較高的人提供貸款賺取相應的利潤。但是，為了獲取更高的利潤，抵押貸款公司開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開放貸款，并且紛紛推出各種創意性貸款，如零頭款就是其中一種，只還利息不需頭款，從而吸引更多的次級貸款者。2001年全美國次級貸款總額為1600億美元，到2008年已達到1.2萬億美元，中等質量貸款則有3萬億美元。抵押貸款公司放出貸款后，進一步將房屋的貸款合約賣給投資銀行，后者將它們打包成擔保債務憑證在華爾街市場公開發售。由于這種金融衍生品蘊含大量的利潤，因此美國許多金融機構，以及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購買了美國的次級貸款債券。這樣，這種金融衍生品通過借貸杠桿使金融市場風險成倍放大，一旦美國房地產的泡沫破裂，馬上引發影響全球的金融大海嘯。

3、消費主義在普通民眾的放射

政府機構寬松的信貸環境，華爾街的貪婪，正迎合了普通消費者的消費主義文化心理，大大地刺激了普通民眾的消費欲望。于是，長期接受消費主義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美國民眾很快掀起了貸款購房浪潮，以實現他們的美國夢。到2007年，70%的美國人都擁有了自己的房產。

美國歷來鼓勵民眾多消費，少儲蓄。有資料顯示，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進入新世紀后，則開始超過70%。2007年，甚至高達86%，全國凈儲蓄率則從上世紀80年代的9%左右一直下降到-1.7%。當年，美國居民、政府和非金融企業的未償還債務合計高達33萬億美元，是GDP的2.3倍，折合人均負債11萬美元。而且，近年來全世界約70%～80%的新增債務都來自于美國，從而使其金融債務與GDP的比例從上世紀80年代的21%一直飚升到了2007年的116%。

美國借貸消費最初可以追溯到19世紀50年代。1856年，當時美國最大的縫紉機公司I.M.Singer公司首先提出分期付款方案，使該公司的銷售額迅速上升。到20世紀20年代末，分期付款或者說按揭貸款也越來越普遍。1910年，全美國的分期付款消費信貸總額只有5億美元。到1929年，上升到70億美元。1930年中，70%左右的新汽車、85%的家具、75%的洗碗機、65%的吸塵器、75%的收音機都是靠分期付款賣出的。借貸消費就這樣在美國社會扎下了根。今日的美國，人人手中都擁有數張信用卡，人們似乎已完全習慣于這種債臺高筑的治家理念和生活方式。

三、現實啟示：遏制中國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滋長

有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國消費主義文化恰好相反，我們歷來主張勤儉持家，講究量入為出。在全球性危機使中國出口受挫的情況下，我們尤其應當鼓勵消費，拉動內需，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他們認為主張遏制中國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滋長，這其實是在做無用功，甚至不合時宜。我們應正確區分合理消費與消費主義，清醒地認清當前中國消費現狀，建立起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特點的消費生活方式。

1、合理消費與消費主義的區分

消費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最終環節，它是指利用社會產品或服務以滿足人們各種需要的過程。人類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進行生產，解決人的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需要。人類消費什么，消費多少往往取決于人類的生產發展水平和狀況。在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的情況下，人們只能解決基本的生存問題，人們的消費也只可能是最基本的生存消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的消費對象越來越豐富，人們的消費結構也將不斷發生變化。

消費主義是一種以消費至上為原則，以追求無節制的物質享受和消遣為目的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消費主義的最基本特征是：消費者購買商品不是為了獲得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為了滿足被刺激起來的欲望所形成的需求，消費的是商品的符號象征價值；消費主義常常與享樂主義結合在一起，消費主義與享受樂主義猶如一對親兄弟。因此，消費本身是一種客觀的行為活動，而消費主義則是帶上了某種價值偏向，是一種異化了的消費活動和行為，兩者并不能相等同，特別是不要把本屬于正常的消費行為歸屬于消費主義。

2、中國消費的尷尬境況

當前中國消費面臨這樣一種尷尬境況：一方面，傳統的消費觀念根深蒂固，不適應當代經濟和社會發展；另一方面，我們又面臨著消費主義在中國滋生和蔓延的危險。

與美國老太太習慣于拿未來的錢過現在的生活相反，中國老太太則是花過去的錢過未來的生活。據統計，中國2006年的儲蓄水平為54％，比世界平均儲蓄水平22％高出近1.5倍。2008年末，居民儲蓄存款余額21.8萬億元，比上年末增加45353億元。在中國過去持續30年的發展中，消費對增長的貢獻率很低，不到40％，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不斷攀升的高儲蓄率帶動了高投資率，所以呈現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的特征，但這種模式顯然難以支撐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當然，決定中國人消費觀念的因素很多，特別是中國的社會結構與收入結構特點，以及中國社會保障發展的滯后，使得中國家庭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不敢輕易消費。

3、刺激合理消費與遏制消費主義并舉

第4篇：消費主義的根源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 全球性失衡 大衰退 馬克思 明斯基

引言

在整合馬克思和明斯基的兩種理論的基礎上，本文揭示大衰退發生的根源并質疑當前主流學說。馬克思反對將危機歸結于金融投機或個人理性的缺失。他認為投機、恐慌可能只是危機的誘因而不是危機的根源，真正的根源存在于實體經濟之中。但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源自貨幣的固有屬性，作為一般等價物，貨幣經濟使買賣行為在時空上分離。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源于以貨幣增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系統危及社會化大生產，因此，資本主義危機通常表現為貨幣或流動性短缺的金融危機。

明斯基也反對將金融不穩定性歸因于個人決策錯誤。他認為在一個資產私有化的復雜金融結構中，經歷長期的繁榮之后，金融結構有從對沖性融資到投機性融資甚至龐式融資發展的趨勢，金融結構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并最終危害實體經濟。

馬克思與明斯基的理論在概念范疇上是有差異的，馬克思把貨幣視為價值的社會表現形式，價值量是由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馬克思強調，貨幣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深層矛盾以一種明顯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矛盾不是由貨幣創造的，而且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基于凱恩斯的原創思想，明斯基否認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性，將金融不穩定性歸因于資本主義系統的內在屬性，認為金融會抑制生產，脫離生產和破壞實體經濟的運行機制。然而，如果對金融系統進行控制和調整，資本主義制度中的一些根本弊端就會得到有效的克服。他尤其強調，可以通過“大政府”和“大銀行”來遏制經濟危機。

今天，美國生產資本的外部擴張同內部的金融化相連，改變了美國經濟的深層次結構，極大地削弱了美國經濟的穩定性。

一、馬克思論貨幣、過度積累和危機

馬克思將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追溯到商品的內部矛盾：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貨幣的存在使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能夠在時空上分離。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是由貨幣生產經濟和金融系統構成的不穩定的辯證統一體。貨幣二重性（價值尺度與流通媒介）奠定了一種基本矛盾，即作為社會勞動價值化身的基礎貨幣與作為債務支付手段的信用貨幣及金融系統之間的矛盾。金融系統擁有信用貨幣的再創造能力，并且不斷試圖從基礎貨幣中分離出來。從經驗上講，這是一種超越社會產品價值的信用生產過剩的形式，其程度有時會非常大。但是，信用與金融又不可能完全分離。基于簡單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原理，復雜的信用與金融系統建立在基礎貨幣之上，所以信用貨幣如果不能被社會勞動產品所驗證，就仍然是一種幻覺，這個事實只有在危機中才能充分展現出來。

銀行系統——貨幣形式的制度性組織——表現出并且放大了商品的內在矛盾以及生產關系的矛盾。毫無疑問，前者經常是危機的中心。在一個基于信用貨幣的生產系統中，對信用流量的任何重大破壞都注定會誘導一場危機。乍看起來，所有危機呈現出來的僅僅是信用以及貨幣的危機，但是這可能僅是表面現象，因為貨幣恐慌經常先于商業危機和產業危機出現。在商業危機中，商品形式的資本喪失了其轉化為貨幣資本的功能。雖然危機是由生產過剩導致的，但其根源位于流通領域之外。商品生產過剩是資本生產過剩（過度積累）的征兆，資本盈余的形成又與使用資本的環境相聯系。危機還有可能是由沒有實現產品的交換引起的，原因是缺乏“貨幣”。然而，真正缺乏的是“貨幣”，而不是流通的媒介物。貨幣作為人類勞動的具體化，其自身擁有價值。在危機中，“替代物”不會起任何作用，貨幣必須是一般等價物，是剩余價值，只有這樣，現成的商品交換才能完成。

二、明斯基論金融不穩定性

明斯基認為標準的新古典綜合理論存在兩個重要的缺陷：第一，沒有將貨幣與資產融入到經濟分析中；第二，不能對金融不穩定性作出合理的解釋。明斯基的理論是對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演變。在明斯基的理論中，投資需求是由對資本存量與外部融資成本的估值以及投資產出的供給價格共同決定的，資產價值的下跌會導致投資需求的下降。明斯基將資產價格的下跌及投資的波動歸因于債務結構和金融系統。在他看來，經濟個體的收入——債務關系分為三類：對沖性融資、投機性融資以及龐式融資。對沖性融資在債務人的債務結構中所占比例最大，即債務人從融資中所獲得的現金流（利潤）能夠覆蓋利息和本金。投機性融資中債務人只能償還利息而不能償還本金。龐式融資所生成的現金流既覆蓋不了利息也覆蓋不了本金，債務人需要再借新債來履行支付承諾，但如果他們不能借來新債，就只能出售資產來償還債務。將對沖性、投機性以及龐式融資在不同階段進行特殊組合，反映出經濟的歷史性發展并且改變了人們的長期預期。隨著投機性融資以及龐式融資在總負債中所占比例的上升，經濟也對利率以及資產價格的變動更加敏感，不穩定性也隨即產生。一旦債務人的融資鏈斷裂而失去償債能力，經濟中就會出現一系列“杠桿效應”，其結果是資產價值的大幅下跌。

凱恩斯認為他的政策建議會使經濟中不再出現尋租者以及低能投資者，而明斯基卻對此持懷疑態度。明斯基對永久潛伏在這種尋租驅動經濟中的危機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就是另外一場大蕭條是否會發生。

金融系統的內在屬性導致了不同程度的周期性衰退。在一場深度衰退中，起初的收入下降或特殊資產價值下跌會引發資產價值的整體下跌，這導致了經濟個體間的債務拖欠。在一場中等衰退中，價格緊縮會被限制在特定的資產中，這就避免了一系列效應。衰退的類型又由金融結構的特殊性所決定，其中包括經濟個體、金融媒介以及特殊政府機構例如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以及聯邦住房授權公司所擁有的資產與債務。后者預先假定政府會通過增加赤字以及貨幣供給來降低衰退帶來的損失。所以，金融的脆弱性不僅包括對沖性、投機性以及龐式融資在債務結構中所占的相對比例，還包括權威機構對經濟個體進行短期再融資的意愿和在市場發展緩慢中維持總利潤與工資水平的能力。

明斯基將利潤水平的維持視為避免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他建議要以“大政府”與“大銀行”為中心——兩種在危機中穩定利潤水平不可或缺的部門——來避免另一場大蕭條。具體做法是，首先將反周期性支出作為預算結構的固有特征，并通過自由選擇加以補充；其次通過低利率政策以及通過美聯儲的“最終貸款人”功能進行調控。衰退是經濟周期中一種固有的且不可避免的過程，然而，只要“大政府”以及“大銀行”發揮其功能，危機的程度就可以得到控制。

三、美國金融危機的國內和國際根源

此次大衰退是由金融危機引發的，而金融危機又源于美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1992—2006年間，美國居民投資以及住房建設經歷了戰后長期快速的增長階段，住房價格以及成交量更是不斷突破歷史記錄。2000年至2006年間，住房平均價格大體翻了一番。美國標普10城市房價指數在2000年1月徘徊在100.74點，而在2009年5月達到226.8點的峰值。2003年至2006年間，美國每年平均銷售115.6萬套新增住房。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70、80和90年代，美國每年新增住房平均銷售量分別為655200、609000以及698309套。乍看之下，美國房地產危機的發生過程與明斯基對危機的解釋不謀而合，投資需求是由預期投資收益與外部融資成本共同決定的。社會對住房價格持續攀升的預期推動了借貸以及居民投資的發展。經濟的證券化以及多種金融工具的使用擴大了次級抵押市場，進一步推動了住房的供給與需求。信貸擴張以及信貸環境的寬松哄抬了房價，并且推動了金融創新的發展以及杠桿工具的使用，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經濟的膨脹。

然而，明斯基僅僅抓住了危機的表面現象，沒有解釋危機的深層根源。他的核心觀點是：金融不穩定性是內生的，在金融系統的內在運行之中不僅會產生金融危機，還會產生實體危機。明斯基認為美國歷次深層次的衰退都伴隨著金融危機，然而，在近期歷史中，金融危機并沒有造成深層的衰退。在描述金融行為的巨大變化以及金融系統在經濟周期中的作用方面，明斯基的理論是非常模糊的。他認為，經濟周期的最初階段表現為金融穩定以及相對“平靜”階段。隨著利潤的提高，公司開始通過借款增加投資以進一步提升利潤。最后，借款風險加大與債務的擴大逐漸超過了收入/利潤的增長，改變了經濟個體的債務結構。明斯基認為銀行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在他看來，銀行是追求利潤的投機性企業，它不僅表現出投機性融資的特征，同時還作為其他機構進行投機性融資的連接樞紐。一方面，銀行資產的到期時間（展期貸款）通常長于銀行其他債務，這對銀行產生了一個再融資成本，推動了銀行的“投機”行為；另一方面，為了擴大市場份額，銀行鼓勵其他經濟個體將短期債務替換成長期債務。然而對銀行來說，以一個可以維持利潤的成本來獲取資金是必需的，金融創新又可以進一步提高利潤，例如，金融創新可以增加貨幣的周轉率，這不僅可以確保給定數額貨幣的流通，還不會改變利率。

明斯基對經濟周期的解釋受到兩方面的質疑。首先，在資本主義經濟存在“長久性失衡”的背景下，明斯基并未對平穩階段出現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釋。除了將其理解為投資者的“樂觀主義”以及“盲目自信”外，膨脹以及金融不穩定性的根源尚未明確。其次，金融不穩定性假說是基于經濟個體行為的微觀分析，即個體企業在經濟周期過程中不斷增加他們的債務以及提高杠桿比率。然而，杠桿比率在經濟擴張過程中一定會提升并不符合經濟規律，實證研究也并不支持這種觀點。任何有關融資模式以及總體債務水平的研究都應該涉及中央銀行的利率政策以及政府的債務與赤字，對于金融系統來說，這兩個因素是外生的，但對其運行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許多評論家將大衰退的主要根源歸結于格林斯潘時期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這種對衰退的解釋仍然具有局限性。2001年1月至2002年1月間，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以及貼現率從6%降到了1.25%，并且在一年內維持這一水平。格林斯潘因其對利率的靈活調控在任期內飽受稱贊。然而在房地產危機后，人們普遍指責是格林斯潘時期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以及金融創新帶動了多重信貸，從而創造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然而，房地產泡沫的根源并不僅在于金融部門與國內政策的失誤，還與美國的國際資本積累體系有很大關系。

美國房地產泡沫時期，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降低了貸款準入門檻。但是，銀根的松動并不能完全歸因于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經歷了深層的結構性變化，這導致了80年代早期“貨幣管理資本主義”的出現（一種被稱為“金融化”的過程）。制造業的衰落和從60年代起海外競爭的加劇，連同美元的核心貨幣地位（因為它擁有兌換黃金的特權），共同推動了美國企業生產外包的浪潮。在美國國內，大批量生產開始減少，經濟朝以服務業為基礎轉型，這些共同改變了工作與工資的關系。職業保護的消失在增加了低收益工作的同時還帶來了經濟風險。企業持續將生產外包給低工資國家以及國內工人工資增長的停滯，使得國內高水平的個人消費只能依賴于信貸的擴張。個人信貸門檻的降低緩解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換句話說，低息貸款已經成為美國的“新型經濟”增長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次，一些邊緣國家出口帶來的收入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資美國國債，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外匯儲備的膨脹與美國消費者債務的膨脹具有深層次聯系。在格林斯潘時期（以及近來的伯蘭克時期），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很大程度依賴于邊緣國家工人的努力工作、外向型政策以及中心國家銀行與機構投資者的金融運作。有證據顯示，大量國外資本投資美國國債會持續抑制一些關鍵國債債種的利率，例如美國10年國庫券的利率。進一步講，政府公債的國外需求、擔保債券憑證以及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品使美國經濟證券化進程空前高漲。

明斯基認為美國經濟的證券化是與金融的全球化過程結合在一起的，他還預言全球化金融融合很可能是資本主義擴張在下一階段的主要特征，這就為金融的不穩定與國際間債務的萎縮埋下了伏筆。然而，明斯基并沒有認識到全球金融系統和全球生產系統在資本積累日趨不平衡中存在共生關系。馬克思在150年前就已經意識到全球市場的形成來源于資本的概念本身。因此，馬克思觀點的一個顯著優點就是他可以用資本主義生產全球化來解釋當前危機發生的根源。

馬克思生活于“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那時候資本的國際化還僅僅局限于商品資本的轉移（國際貿易）。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帝國主義階段，經濟全球化擴大了貨幣資本的轉移。二戰后，生產資本的全球化帶來了勞動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分工，70年代的深層結構性危機又加速了這一過程。資本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對危機起到緩解作用：一是國內以及全球勞動過程的重組，二是生產與交換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重建。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本文將強調邊緣國家外向型經濟中的工業化與中心國家經濟金融化之間的聯系，尤其是引發爭議的美國金融化過程不能同美國生產資本的外部擴張相分離，其有機聯系以及相互之間的作用共同加強了兩者之間的反饋效應。

在戰后的幾十年中，邊緣國家逐漸參與到國際“商品鏈”、“價值鏈”以及全球生產網絡之中，打破了全球經濟力量的平衡。中心國家通過資本有效控制勞動的能力嚴重下降。然而，在邊緣國家也出現了過度積累現象，它們對外向型經濟的依賴還加劇了全球制造業產能過剩，擠壓了全球商品價格與利潤。例如，在經歷了數十年的過度投資之后，作為邊緣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典范以及全球制造業加工車間的典范，中國已經陷入到巨大的產能過剩壓力之中。在這種環境下，公司的盈利能力必須通過加大勞動的強度以及擠壓工資來維持。因此，在許多國家，勞動收入占GDP的份額大體在55%到65%之間波動，而在中國，該份額從1996年的54%下降到2007年的40%。邊緣國家在獲取超額利潤的過程中經常伴隨著中心國家跨國公司的直接參與，這一進程推動了跨國公司的金融化，這種特征在美國最為明顯。9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增長嚴重依賴于兩類連續產生的資產泡沫（網絡泡沫與房地產泡沫），這中間還夾雜著巨大的信貸驅動消費泡沫。美國的經濟金融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表現在許多不同方面，如全球金融市場的融合、機構投資者地位以及股東價值的日益提高，還有尋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增加。

明斯基對“貨幣資本主義”的理解側重于研究尋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在明斯基的分析中，美國經濟金融化可以理解為是從企業獲取生產利潤到尋租階層獲取金融利潤的再定位過程。后者憑借與金融部門的特殊聯系，通過發放貸款來獲取收益。金融化的延伸不僅與金融部門規模的擴大有關，還與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投資緊密相連。很多研究表明，在美國，所謂的“非金融部門的金融化過程”直接導致了資本投資率降低以及資本積累速度放慢。這種趨勢與一種全球化生產相聯系，其特征是一些低工資國家專注于勞動密集型生產過程，例如中國。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從1998年的569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663億美元，2009年需求的降低使其減少為2268億美元，在美國總貿易逆差（5036億美元）中占45%。在2010年，該數字重新回到273l億美元，其增長率在2011年第一季度繼續攀升。據中國官方統計，美國在中國的跨國公司貢獻了中國對美國出口的60%。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美國跨國公司推動了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并從中獲取附加利潤。生產成本的下降使美國的重要企業在沒有提高產品價格的前提下，保持甚至提高了成本加成和利潤率。這一點對國內經濟至關重要：首先，在進口商品價格沒有提高的前提下，美國實際收入的停滯不能抑制進口商品消費的增加；其次，進口商品在消費中占有很大比例可以穩定國內物價水平；最后，生產的外包促進了公司利潤的膨脹，在提高股東價值的同時還提高了國內收入水平以及擴大了就業。

世界經濟復蘇的模式已經表明，邊緣國家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具有重要意義。在2009年的全球經濟低迷中，全球總對外直接投資（FDI）流入為1.114萬億美元，下降了37%，流出為1.101萬億美元，下降了4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流入發展中國家FDI下降了27%，比流入發達國家的FDI44%的下降幅度要小很多。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全球FDI流入中所占比例持續上升，而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這些國家現在吸收了全球一半的FDI流入，同時中國在美國之后成為了世界第二大FDI接受國。還需要著重強調的是，這種生產的全球化并沒有影響全球范圍內生產與交換條件的平等性，而是加深了其差異化，因為這種資本的國際化使工業并不局限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內部，而是擴展到了全球范圍。

總之，生產的全球化同美國經濟金融化的聯系表現在兩方面：首先，美國跨國公司在生產外包與金融運作中獲取了巨大利潤，這種商業模式導致貿易逆差的擴大與金融資產的增值；其次，邊緣國家出口所得收入很大一部分投資于美國國債，間接拉動了美國國內的消費，擴大了居民信貸支出并提升了資產價格。這兩方面通過金融市場與中間商相聯系，共同構成了美國的信貸運行機制以及債務體系。流動性的缺乏使美國經常性項目賬戶赤字在2006年達到了8035億美元的歷史高峰。所以，大衰退的根源并不是美國債務泡沫的破滅，而是全球經濟發展與資本積累的不平衡。

四、“它”是否會重現：從投資的

社會化到資本的社會化

學術界對明斯基理論在當前金融危機中的解釋能力提出了質疑。當今美國經濟的全球化以及金融化過程已經同明斯基理論中所描述的情形背道而馳，在后者中，投資需求是公司利潤的決定因素，而公司利潤又用于再投資。銀行貸款主要出現在商業中并且服務于同金融相關的活動。金融投機行為通過哄抬資產價格并使其超出公司未來利潤的承受能力而影響經濟。這些觀點可以解釋住房泡沫的供給方，卻不能解釋其需求方。因為如果沒有作為“投機者”的普通家庭，那么住房泡沫也達不到如此龐大的規模。明斯基’認為工資收入與消費之間的聯系在戰后被嚴重削弱，同時他還認為普通家庭的超前消費與住房貸款是典型的對沖性融資。顯然，明斯基并沒有意識到這些家庭已經逐漸開始用投機性融資以及龐式融資進行消費以及購房，而所支付的價格卻超出了未來收入的承受能力。在美國經濟金融化加深的背景下，明斯基將商業投資作為利潤主要來源的觀點已經很難解釋過去10年的現實。美國居民建設的凈投資率從60年代就開始保持停滯或者下降趨勢，而在上世紀90年代末才得到短暫緩解，在此期間，利潤率也同凈投資率一同下降，尤其是在過去10年中，公司利潤逐漸開始由政府以及居民債務來維持。事實上，在過去30年間，銀行以及金融服務的巨大變化使人們對私人債務的上升習以為常。許多大公司對市場金融化的重新定位刺激了商業銀行以及其他金融中介開始直接從私人勞動收入中獲取金融利潤。這種過度金融化使得金融不穩定性的大小、范圍以及強度同時增加，并且對經濟的威脅現在已經永久性地潛伏在其中，而此時政府的應對策略是加大財政支出。所以令人質疑的是，不斷加深的政府“龐式化”可以在多大范圍內以及用多長時間抵消掉私人經濟的“龐式化”。

這一疑問引發了對明斯基理論的第二個也是最大的質疑，即其放大了政府債務和貨幣政策在消除經濟弊端中的作用。依據明斯基的理論，經濟周期中包含了投機性膨脹的根源，而這種投機性膨脹會吸收閑置的流動性以及將金融系統推向蕭條之中。私營經濟債務結構的轉換伴隨著“最終流動性”（資產擁有固定價值且沒有違約風險，包括國庫通貨、硬幣以及最重要的“政府基金以外的國內政府債務”）的收縮。因此，化解一場危機需要增加最終流動性或者可以“杠桿化”的政府債務（作為借款的擔保），以防止資產價格、利潤以及投資的崩盤。自從2007年衰退以來，大政府以及大銀行通過財政政策發揮了最大限度的作用，如對大量瀕臨破產企業的緊急救助，兩次量化寬松，對于不良抵押債券的回購以及對會計準則的放寬，這些都旨在阻止資產價值下跌以及使公司重獲利潤。2009年夏季，據一項研究估計，政府支出、借出以及贊助的總數已經達到12.8萬億美元，而據另一項研究認為，該數額已經達到23.7萬億美元。政府支出幫助大企業重獲利潤，但是并沒有遏制公司喪失抵押贖回權的趨勢，也沒有降低失業。股票市場雖然開始復蘇，但是并沒有達到先前的高度。除了高失業率外，政府支出對復蘇房地產市場的效果也并不明顯。政府主導的項目，例如放寬貸款條件以及對買房者實施稅收抵免，并沒有推動房地產市場的復興。美國標普20城市房價指數顯示，2011年2月經過季節調整的房價比2006年4月的峰值低31%。公司對抵押贖回權的喪失將會給未來住房價格帶來更多挑戰。

政府的危機管理政策實際上是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資產價值的下跌以及維持公司利潤。然而，與明斯基（還有其他學者）的觀點相反，維持公司利潤并不必然穩定工資水平與就業水平。公司在危機中的行為更多地驗證了馬克思的預期，即公司更傾向于通過削減工資以及解雇工人來平靜地度過危機。在2009年，勞動生產率增加了3.5%，并且單位勞動成本降低了1.6%，這是6年以來的最高值。同時，總工資議案在2008年與2009年間削減了2500億美元。馬克思將危機作為資本解決其自身矛盾的途徑，而且這種觀點基于財政部門以及貨幣部門的資本管理政策的合力之上。雖然資本管理政策可以通過統一財力的方法“成功地”將美國的金融巨頭以及大商業集團凝聚起來，但是并沒有證據顯示這種“成功”可以維持國家未來的金融以及社會的穩定。

明斯基的理論大多數源于特定的歷史背景——戰后前30年的先進資本主義階段，即所謂的資本主義標準化生產階段。這一階段隨后被歸納為制定經濟政策的一般基礎。因此，明斯基自始至終都在重復中心資本主義國家在50年內不會出現類似于1929年到1933年那樣的大蕭條，因為有“大政府”的存在，利潤流就不會徹底斷裂，資產價格就不會崩盤。穩定利潤意味著穩定投資產出與就業。但是，這些政策已經不能像早些階段一樣發揮作用，因為美國潛在的結構條件已經改變，且與先前最大的不同是，戰后資本積累的深層次結構依賴于更大的生產性基礎，而這已經不復存在了。

明斯基認為，非金融企業依賴于“外部融資來促進資本經濟的長期發展”構成了金融不穩定性的關鍵來源。這為政府干預提供了一種重要依據，大政府可以通過穩定總利潤水平來維護金融穩定性。但是有證據顯示，近來大公司的投資決策并沒有受限于外部融資的高成本，而且公司本可以合理使用其自有資金進行投資，但是它們并沒這樣做。1980年到2004年間，美國工業企業的平均資產變現率提高了129%，這導致了平均凈負債的下降，并在2004年變成負值。大公司的現金高持有率已經同其資本支出呈現負相關關系，而目前形勢并沒有好轉。一些大企業收入的很大比例來源于海外，并且持有大量的現金。然而這些公司沒有將資金用于擴大或者改善國內資本基數，而是選擇將其貯藏起來或者分發股利與收購本公司股票。這種“離岸金融化連鎖”效應使非金融部門在2008年危機后恢復經濟發展的能力降低。這就是通過穩定金融資產價格的方法來穩定公司利潤并不能促進國內就業以及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

鑒于以上分析，對明斯基理論的最終質疑涉及穩定金融的社會含義。凱恩斯指出，資本主義體系存在兩大主要缺陷：一是資本主義不能長期維持充分就業以及“財富與收入分配不均”；二是有效需求不足。明斯基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凱恩斯觀點的繼承，他致力于同時維持資本主義體系與金融系統的穩定。明斯基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可能存在不平等與低效率。但是，這些缺陷如貧困、權利分配不均以及低效率的壟斷并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系統與生俱來的，同時并沒有科學規律以及歷史經驗表明，一種經濟秩序必須存在評價效率與平等的標準。然而明斯基的觀點有一個問題：穩定金融系統的過程會加劇社會不平等與低效率。明斯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了抑制金融的社會缺陷。他承認政府干預可以有效阻止蕭條進一步加劇，卻不能維持就業、經濟增長以及價格的穩定。經濟會陷入極端蕭條與極端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緩解危機的行為會帶來通貨膨脹，而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又會引發危機與蕭條。但是如果資本主義體系永久徘徊在蕭條與膨脹的過程中會產生不平等與低效率的話，那么人們就應該仔細考慮維持這種體系的收益是否超出了這一努力的社會成本。

第5篇：消費主義的根源范文

關鍵詞 資本主義 生態危機 異化 經濟擴張性 經濟全球化 解決

中圖分類號：N941 文獻標識碼：A

一、全球目前的生態環境現狀

根據IPCC的報告，地球表面每十年溫度上升0.3℃，這是由于大氣中溫室氣體大量增加造成的。 全球變暖、臭氧層空洞、海平面上升，嚴重威脅到了人類和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存環境。面對一系列日益嚴峻的全球性生態問題，尋找一條化解人與自然矛盾的途徑就成為了當務之急。黨的十中提出，要建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全面發展的“五位一體”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并提出“美麗中國”的口號，就是要求從環境上建設一個生態美的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但是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不是只靠我國的一己之力就能化解，而應全球各國一起聯手，共同保護環境。但尊重生態規律與發展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導致全球性的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無法醫治的頑癥。因此，我們應該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異化的生產和消費、資本主義的本質和其領導下的經濟全球化來尋找生態危機的根源以及其解決途徑。

二、資本主義是導致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根源

（一）資本主義異化的生產和消費是導致生態危機的直接原因。

所謂異化消費“是指人們為補償自己的那種單調乏味的、非創造性的且常常是報酬不足的勞動而致力于獲得商品的一種現象” 。西方消費主義宣揚“把消費數量和種類日益增長的物品和服務視為至高無上的生活目的的價值觀念或文化態度” ，把消費與滿足、幸福等同起來，只用消費數量來衡量自己幸福尺度的一種狀態，人們通過金錢獲得物品，而獲得物品的目的往往滿足于占有要保存的物品，而不是滿足于占有要使用的物品。 這徹底使人變成了物的奴仆，淪為了虛假需要的奴隸。

當代資本主義為了暫時緩解其根本矛盾，往往通過鼓勵消費、刺激消費、拉動消費，以及煽動超前消費，甚至炫耀性消費等政策措施來使人們過度消費，從而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更加放肆地對資源進行掠奪性開發，對環境進行無所顧忌的破壞。在資本主義中，整個西方世界占世界人口的20%，卻要消耗世界能源和物質材料的80%，人均消耗能源和物質材料分別為發展中國家的35倍和50倍 。

異化消費支持著異化生產，使資本積累和再循環得以繼續進行。異化消費和虛假需要會使資源產生巨大的浪費，使環境受到嚴重的污染、生態平衡被破壞，從而導致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

（二）資本主義本質是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

雖然當代資本主義與早期資本主義相比已發生了很多變化，但其本質卻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是一種積累制度，資本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潤。這種積累一直靠不斷剝奪全球自然環境資源而得以維持，要進行永無休止地積累，就必須不斷加大原材料與能源的生產量，隨之就會出現巨大的浪費，這也說明了資本主義對自然持一種敵對態度，將自然看作是掠奪并獲取利潤的對象，從而必然導致自然的破壞和生態危機的產生。

本來因生產而造成的環境污染的治理費用應當計入生產成本，但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這一資本主義本質的驅使，資本家在每次投資時，總是想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收回投資并且會獲得長久的利潤回報，所以使得沒有資本家愿意犧牲自己企業的利潤來保護環境。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資本家就必須不斷擴大再生產及其規模，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擴張性。資本主義的觸手從一個地方伸向世界各地，資本主義生產是“以無限價值擴張為目的的，它絲毫不考慮這種擴張所帶來的政治的、經濟的、地理的或生態的后果。” ，所以說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全球環境的破壞史。

（三）資本主義領導的經濟全球化是生態危機的現實原因。

在資本的驅動下，為了追求利益，資本主義將自己的貿易范圍擴張到于世界各地。而保護環境與經濟全球化的要求相反。保護環境，是要求過度發展的國家節制消費，要求窮國以消滅貧窮為目標去使用資源，但是，資本主義領導的經濟全球化卻要求，過度發展的國家必須更多的消費，因為它們對于窮國而言是關鍵的市場；相反，窮國必須要減少公共開支，保持低工資并開放本國經濟，吸引外國投資。這樣勢必會造成資源的浪費。

資本主義為了降低成本，促成生產場所集中，造成了城鄉之間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二元不平衡發展。不平衡發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工業資本在所有權及控制力方面集中化和集結性趨勢與空間上的集中化趨勢之間存在著一種歷史性的關聯” ，在資本主義領導的經濟全球化中，二元對立結構的“不平衡發展不僅是工業生產、商業、人口等因素在發達地區的集中，而且也是對欠發達地區的農業和原材料的集中榨取，這同時也會使這些欠發達地區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基本新陳代謝’遭到破壞” 。這一破壞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源方面。表現在資源的耗盡衰竭；第二，匯方面。表現在自然界對污染物和廢棄物的吸收。

在二元對立結構不平衡發展的條件下，全球性生態危機對欠發達地區帶來對土地、土壤、植物等的大量毀壞的危害和環境的污染要比發達地區嚴重得多，并且還導致欠發達地區出現人口過剩、貧困積聚進而加速它自然條件的惡化。

全球化會在資源配置的基礎上出現全球的區域化分工。資源消耗基地、生產基地和消費基地這些集中化的社會分工給也會給環境帶來新的壓力。比如，很多生產基地建立在離發達國家很遠的欠發達地區，那它們所進口的每一件基本商品在使用之前都要消耗掉數加侖的燃料，這意味著每件商品的背后都承載了大量的環境成本。

生態帝國主義是生態危機的直接元兇。所謂生態帝國主義是在當代全球化的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將生態危機轉嫁給發展中國家，并對這些國家進行生態掠奪，即生態殖民。在全球化過程中，有些發達國家通過WTO機制和全球投資、跨國公司等渠道，直接向發展中國家出口洋垃圾和傾倒廢物，而發展中國家無法有效防止污染轉嫁。

三、解決全球化生態危機的途徑

第一，倡導生態理性，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充斥著的貪圖享樂、缺乏責任感的思潮，以及從“夠了就行”（enough is enough）到“越多越好”（the more the better）的思想變化，這是造成消費異化和虛假需要的根源，要消除異化消費，必須提高人們的道德水準，樹立以更少的生態消耗來過更好的生活這一生態理性原則。同時，全世界的國家一定要聯合起來，推動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的國際合作，樹立一種新的安全觀――共同安全或集體安全，維護我們共同的家園。

第二，超越資本主義，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是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始作俑者。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持續性決定了我們要沿著社會主義方向改造社會生產關系，建立一個以維護生態為基礎，又能充分保障現代人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的公正合理的社會制度，不僅要以現代人的需要為中心，還要為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為目標。“這種社會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潤而是滿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會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

第三，在全球化背景下，欠發達地區要優化本地區產業結構和進出口結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要轉變觀念，從單向度的以經濟利益為首位的發展方式，向以社會利益和生態利益為基礎的方向轉變；由“單一資本結構向以生態資本為基礎的，由生態資本、物質資本、社會資本組成的復合資本結構轉變” 。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我們要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沿著十報告中提出的生態建設要求，把我國建設成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共同繁榮的國家，為解決全球性生態危機、建設世界的綠色家園做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齊魯工業大學文法學院2012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化研究）

注釋：

Schlesinger W H. Biogeochemistry： An analysis of global change[M] .New York： Academic， 1997. ed. 2.

本?阿格爾：《西方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第494頁。

艾倫?杜寧：《多少算夠――消費社會和地球的未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會》，中國文藝出版公司，1988年，第134頁。

衛建林：《全球化與第三世界》第二卷，清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541頁。

哈維：《后現代化的條件》，波力第出版社， 1990，第180頁。

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304- 305頁。

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第309頁。

第6篇：消費主義的根源范文

關鍵詞：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 原因

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是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時提出的理論。在政治經濟學中，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一種與資本主義制度與生俱來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但是，目前我國經濟的發展中也出現了各種困難，我國經濟所發生的危機是否屬于類似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過剩性經濟危機，這一問題的研究對于我們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困難，促進我國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之區別

（一）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Economic Crisis）指的是一個或多個國民經濟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不斷收縮。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也是經濟周期中的決定性階段。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是依靠開拓國際市場來轉嫁國內的經濟危機，不惜發動世界戰爭，歷史證明這一條道路是走不通的。大戰以后，資本主義國家開始轉向尋找、開拓國內市場，從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經濟危機的困擾。但是卻無法解決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因此，無法從根本上找到解決經濟危機的辦法。

（二）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The Financial Crisis)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例如短期利率，證劵，房地產，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惡化。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經濟危機直接造成生產者、勞動者的貧困，社會消費能力太低，生產的產品賣不出去，資金無法周轉。金融危機則是因為金融資本沒有找到正確的投資方向，造成大量資金、資本的浪費，以至于資本、資金無法周轉，社會經濟崩潰。

解決的辦法：首先，要弄清楚社會較高的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是從哪來的，表現在哪些人群中；其次，投資高科技領域，把高科技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不斷開辟新的生產領域，為社會加速發展鋪平道路；最后，把資本應用在提高生產力的研究上，生產服務于普通民眾。[1]

二、我國存在爆發金融危機可能性的原因

（一）我國不存在爆發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經濟危機不同于金融危機。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有的產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生產過剩，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屬于過剩性危機。從根本上說，我國不存在爆發類似于資本主義國家過剩性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首先，從制度上講，我國的經濟體制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這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存在根本的區別。宏觀調控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使我國的經濟在全社會范圍內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財力發展生產，使經濟活動符合人民的利益。

其次，社會主義國家企業所得的利潤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家所得的剩余價值。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雖然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各種福利待遇有所提高，但是卻無法解決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即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社會主義國家的利潤通過稅收的方式最后歸屬于人民。

（二）我國存在發生金融危機可能性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高速的經濟增長時期，但這不能代表中國經濟運行中不存在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就出現過金融風險，但由于當時中國整體環境相對閉塞加上四大國有銀行的絕對控制地位，并沒有演變成金融危機。隨著中國加入WTO，國際國內環境的改變，一些潛在的問題有可能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

1.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

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主流趨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也逐漸融人了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全球經濟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因金融經濟危機而陷入衰退，這將會通過降低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而對中國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金融經濟危機的發生也會減少外商在中國投資的力度與規模。

2. 我國經濟發展中內部存在的問題

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問題。首先，銀行體系脆弱。銀行是金融系統很重要的組成部分。現階段，中國銀行業發展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其次，匯率制度不完善。主要體現在匯率形成機制非市場化、匯率制度缺乏彈性。再次，外債結構不合理。外債是支持一國經濟發展一項不可或缺的資金來源。我國外債結構的不合理主要體現在短期外債不斷攀升、商業貸款比例偏大等方面[3]。

三、總結

通過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爆發危機的可能性，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危機不同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即不是過剩性的經濟危機。我國存在爆發金融性危機的可能性，這是內外兩種因素影響的結果。我們應從國內外兩個方面來防御我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主要是從我國內部著手。對于防范未來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中國需要在可控的范圍內穩步推進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僅僅靠加息、升值等方法并不能從根本上化解深層次的經濟矛盾。中國現階段需要從增加內需，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多個方面，改變目前的經濟不平衡狀況。

參考文獻：

[1]郭書江.論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與遏制[J].經濟評論,2004(1)：80-81.

[2]馬克思.資本論[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57.

第7篇：消費主義的根源范文

從目前來看，白酒業團購市場有兩大特點：首先是市場容量大，據統計，每年中國禮品團購消費高達上萬億元，而且每年都在以高于20%以上速度增長，其中，無論是現有還是增長的，相當一部分是酒水消費。正因為酒水團購消費的巨大潛力，所以目前開展團購消費的酒水企業鱗次節比，應有盡有。有一線品牌，主要依靠多年積淀的品牌知名度形成對團購市場的沖擊和吸引。有專業的團購品牌，往往是做好品牌背書，專業精準地開展團購服務，如依靠茅臺背書的水立方，依托茅臺鎮資源的國臺。與上面兩類不同的是，還有一類企業，屈居地方，但在局部有得天獨厚的政治、社會等資源，因此同樣把團購當做企業市場銷量提升的關鍵點。在這三類企業的共同作用下，成就了白酒團購市場的另一個特點：競爭白熱化。

面對這樣一個容量大但競爭激烈的市場，不少企業無限向往又難免擔心，因此咨詢方圓怎么做？

對此，方圓認為，要做好團購，在認識重要性同時，關鍵要深刻認識團購根源，并個性化解決目前團購存在的問題。

團購　三重合力催生的大市場

任何一個市場都有產生的根源和原動力，只有找到了根源和原動力，才能更好地滿足需求，實現對市場的把控和提升。同樣，團購成為當前白酒的重要運營模式，也并非是產業獨自推動的結果，而是社會、白酒企業、消費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社會來說，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入，消費階層的消費意識逐漸覺醒，大一統的共性消費正在成為過去，個性化消費、人文化消費正在成為社會主流。從白酒來說，八十年代喝品類，不管是二鍋頭還是老白干，不管是濃香還是清香，品質好才是硬道理，消費者所有的消費行為都圍繞產品展開。隨著市場經濟深入，九十年代喝的是口碑，能否得到關注，能否有市場，關鍵是知名度如何，知名度越大，意味著銷量也水漲船高。但隨著消費主義的逐漸盛行，近幾年，消費者開始喝品味，但此品味不是社會文化，而是更逐漸傾向于能滿足個性化需求，代表了身份、價值專屬感的感受。正因為這種社會消費的個人化趨勢，決定了白酒銷售也必然逐漸走向細分和定制化，而這成為團購興起的重要因素。

從白酒企業來說，銷售界一直有一個定律叫二八定律，即80%的銷量來自20%的顧客，這充分說明大客戶對于企業盈利能力的決定作用。從白酒來說，五糧液數百億的市場銷量，據統計50%左右來自團購，郎酒、古井、金門高粱等的專門店模式以及業界一直盛行的名煙名酒終端，其實質都是團購的載體。一家大的團購訂單小則數十萬，多則數百萬乃至上千萬，這就意味著如果一個小型企業，幾個團購單就可奠定一年盈利的基礎。正是這種對企業成敗的數字化效應，決定了企業對團購市場的需要會不斷擴張。

而從消費者需求來說，從社會趨勢上是要求個性化，但就具體消費行為看，當企業對白酒的消費成為剛性需求時，無論采購還是購買實體，都會不約而同追求消費帶來的附加利益。對于企業，如低價、個性化服務乃至張貼自己商標；對于采購者，會有利益共享乃至回扣等等的要求。正是因為這種利益驅動，采購單位和個人也熱衷于團購。

但就目前實際執行來看，雖然從市場整體看，無論是社會、白酒企業和團購消費實體，利益都得到了滿足，但內在洞察，這種滿足又是淺表的，不充分的，表現出了很多問題，而解決了這些問題，正是做好團購的重要途徑。

白酒團購面臨的四大瓶頸

從方圓對市場的研究看，白酒團購目前普遍面臨的問題有四個，分別是需求不穩定、維系成本高、運營同質化、滿足需求錯位化。

從需求不穩定看，團購市場在一定程度是禮品、福利占主體的市場。對于團購實體無論是對外的禮品還是對內的福利，都存在節日性、新鮮性和價值性等多方面的綜合考量。通常來看，今年的福利是酒，明年就算還是酒，也不會選擇同樣的牌子，而如果是幫助企業定制，則會面臨背書是否夠，能否實現價值感等問題，因此，企業的新鮮性需求和價值以及節日臨時等諸多因素綜合在一起，造成了需求可能年年在變，加大了白酒企業的團購運營難度。

從維系成本高看，需求不穩定本身造成團購客戶的開發時間成本相對其他客戶要長，外加團購本身的“中國功夫”因素，對客戶個人的需求把握以及滿足上同樣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進一步說，因為競爭激烈，團購客戶又是稀缺資源，為了贏得競爭，可能會進一步推高運營以及維系成本。當然，這些都是常見因素，事實上，在實際運營中，由于團購的認人不認貨等規律，企業還可能遭遇員工等管理成本等。

從運營同質化看，目前團購市場的運營模式普遍較為雷同，或者定制，或者請客吃飯回扣外加旅游等等，這種同質化運營模式決定了如果不能有特殊的運營模式，企業表面以為自己很創新，但實質一進入，就開始了無限期的紅海廝殺。

第8篇：消費主義的根源范文

【論文摘要】馬爾庫塞認為現代的工業社會對消費的控制，從而產生了消費倫理問題。本文將對馬爾庫塞的消費倫理思想及其科學技術根源與消費的當代啟示以及如何構建合理的社會消費理念進行初步的探索。

作為西方的代表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典型，馬爾庫塞的倫理思想非常豐富，而消費倫理是馬爾庫塞倫理思想的有機構成上，他關于消費的論述是非常經典的，對于當代有不可缺少的借鑒作用。

1馬爾庫塞的消費倫理思想

前工業社會時代由于生產力低下，社會物質財富匾乏，因此馬爾庫塞認為，為了文明的進化不受干擾和破壞必須對人的需要進行必要的壓抑。在這點上，馬爾庫塞是贊同弗洛伊德的文明壓抑論的。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的消費觀念也有了很大的改變。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巨大的財富，當代西方社會借助廣告等大眾傳媒，在全社會的宣揚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不斷地制造新的消費需要，使人民沉醉于商品消費中。因此，也給現今社會帶來一些不好的影響，他們為了追求這種資本主義的消費方式，從而產生了倫理問題，消費不從人的利益出發，追求更大的財富的擁有，采取一些非法行為的方式去滿足自己最大的需求，從而給消費也產生負面影響。

2馬爾庫塞消費倫理的科學技術根源

馬爾庫塞認為，由于當代工業社會是靠高生產和高消費來維持其存在。無論物質產品的需要和精神產品的需求都遭到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控制，使整個社會的消費行為都處于資本主義的控制和管理。實際上，科學技術在當代西方社會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統治工具，并且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科學技術造成了發達工業的社會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這些方式滿足了人們一定的物質需求，但同時又激起了人們更高的物質需求，使人們處于一種永恒化狀態，迫使人們不斷去追求更高更新的物質需求。

消費倫理是指消費活動本身的正當性和消費方式的正當性問題，消費倫理教育是指通過觀念，輿論和制度的形式促使消費主體進行合理消費的正當消費。我們可以根據消費主體來歸屬消費行為的責任問題，在消費倫理教育方式上，我們把它細分觀念培養觀念培養，輿論譴責，制度懲罰三種。

消費主體不同，消費活動的責任就不同。根據不同主體，我們把消費責任分成政府消費責任，企業消費責任和個體消費責任。目前學術界關于消費倫理或消費責任的討論，多半是向個體提出消費行為的正當訴求，其實這是一種不全面的思考方式。無論是根據數據還是根據經驗來判斷，政府和企業的消費行為對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都遠遠超過個體的影響。

科學發展觀視野中的消費倫理中的消費倫理觀念以節約為基本范疇，但強調的主要應是資源節約。資源主要指那些給生態環境造成壓力的物質資源，例如土地，淡水，能源，礦產資源等自然資源。在人們的消費過程中，占用自然資源的多寡不盡相同，有些占用得多，有些占用得少。傳統的節約觀沒有具體區分消費過程中對自然資源占用的不同情況，以致加劇了經濟和倫理的緊張關系。要將建設節約型社會和發展經濟統一起來，就要在消費倫理觀念上教育人們增強社會責任感受，鼓勵和引導人們使用占用自然資源少的消費方式。

3消費倫理的當代啟示

從馬爾庫塞的消費倫理中，他的理論告訴我們:物質生活的富裕不會必然帶來人生幸福。在一個全面控制的資本主義社會，它至多能帶給人的精神上的愉悅。他的理論還說明，發展雖然以物質財富為基礎，但只有當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資本生活需要，人類才能異化的消費和重占有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來，而且真正意義的發展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方向。

第9篇：消費主義的根源范文

[關鍵詞]遺產；遺產旅游；雙重屬性；內生矛盾；理論框架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1)09－0090－07

1、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作為新旅游(newtourism)或替代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的主要形式之一，遺產旅游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長足發展，遺產已成為目前超過40％的國際旅行中的核心要素。隨著遺產旅游的發展，如何正確認識和合理處理遺產旅游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和矛盾，諸如商業化、真實性、社區參與以及少數族群的利益表達等，成為遺產旅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例如，《旅游學刊》2010年專門針對文化遺產與旅游產品的話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近年來，西方學者逐步認識到，需要跳出諸多矛盾的繁雜表象，對其本質和根源進行理論化的歸納。這一研究思路在20世紀末以來表現得日益明顯。首先，學者們重新審視了在遺產產業迅猛發展背景下，遺產概念的拓展以及遺產與歷史的關系等議題，得出了遺產價值性和選擇性的本質特征。其次，1997年，李希特(Richter)率先提出遺產旅游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ourism)，將諸多矛盾的日益凸顯歸因于在新形勢下利益主體之間的政治關系的復雜化和持續嬗變。2003年，文化學者皮克漢姆(Peckham)進一步指出，利益主體對“遺產作者權”(authorship of heritage)的爭奪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在具體實踐中，利益主體在“利用什么遺產”和“如何利用遺產”的問題上，始終處在一個動態的沖突與妥協進程中，從而外化表現為諸多不同的矛盾形式。地理學家格拉漢姆(Graham)、艾希沃斯(Ashworth)和滕布里奇(Tunbridge)提出了“遺產的雙重屬性”(the duality of heritage)和遺產旅游的內生矛盾論(the intrinsic eontestation of heritagetourism)。他們認為，遺產具有先天的經濟和文化的雙重屬性；基于這一內在特性，作為遺產利用方式之一的遺產旅游必然孕育了諸多矛盾。

圍繞上述研究主線，本文將從“什么是遺產”的基本問題出發，嘗試對西方學術界對于上述理論問題的探索過程和相關研究進行綜述，以期為國內遺產旅游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理論視角。

2、什么是“遺產”

關于“什么是遺產”，字面定義和技術定義是最基礎和常見的兩種方式。從字面意思而言，“遺產”是有價值、被前人遺留下來的遺存或財富。對遺產的價值性和歷史性的認可反映在自始以來兩條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的遺產研究主線中。首先，在文藝復興早期，建筑、藝術品以及各類歷史紀念物等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激起了考古學家、建筑師和文化學者等的濃厚興趣。其次，19世紀后期，國家公園體系在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逐步建立，標志著人類對于能夠顯示地球久遠歷史的地質、生物和其他自然過程及結果的自然要素、環境和區域等自然遺產的重視。值得一提的是，自然遺產的文化意義同樣得到認可。例如，馬森(Mason)認為，壯麗的自然景觀能夠激發國民的國家榮譽感和自豪感，是美國國家公園體系建立的重要推動因素之一。在遺產的技術性定義中，UNESCO在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給出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定義得到廣泛應用。

在實踐中，“遺產”從來不是一個封閉和靜態的概念，其內涵在不斷拓展。近30年來，在遺產商業化的強勁推動下，遺產內涵的拓展日益顯著，被厄里(Urry)看成是“歷史多元化和現時化”(pluralisationand contemporarisation of history)的具體表現。首先，斯沃布魯克(Swarbrooke)指出，年代是否久遠已不再是判斷遺產價值的必要標準。其次，遺產內容體系得到擴展。不僅是那些精妙絕倫的、雄偉壯觀的歷史對象，包括那些歷史上平平常常的，甚至是低等卑微的(例如古老的礦井、農舍和民間小鎮)都被納入遺產的范疇。再次，以UNESC01989年公布的《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書》、2001年《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和2002年《伊斯坦布爾宣言》為標志，非物質遺產逐步得到普遍重視。時至今日，“遺產”已是一個包含多組要素的概念體系：物質的與非物質的、自然的與文化的、精英的與大眾的以及個人的與群體的等。

在“什么是遺產”的討論中，遺產與歷史的關系始終是一個關鍵論題，可分為對立論、功能論和折衷論3種觀點。首先，持有對立論觀點的學者較多，以賀維森(Hewison)、約翰森(Johnson)、布雷特(Brett)和厄里等為代表，認為“遺產”是虛假的、具有欺騙性和沙文主義色彩的“歷史”，沒有呈現真實的、經得起專業考證的“歷史”，而是選擇性地提供了一個浪漫主義視角。代表性論點包括：真實性的缺失是遺產商業化后的先天性特征；遺產產業無法像歷史學家一樣準確處理歷史年代表；當今的遺產呈現的是一個西方中心主義和精英主義視角下的歷史等。其次，持有功能論的學者以普倫蒂斯(Prentice)為代表，他們不贊成將遺產和歷史斷然對立起來，認為遺產與歷史都具有橋梁作用，能將現代人與過去連接起來，只是方式與效果有所區別而已。近年來，折中主義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這種觀點既認同遺產與歷史不可割裂的內在聯系，又承認遺產與歷史的本質區別。例如，洛文塔爾(Lowenthal)認為遺產不是歷史；遺產不是對歷史的探索而是頌揚；不是希望呈現過去究竟發生了什么，而是基于現時目的的一種信念表白。提莫斯(Timonthy)和波耶德(Boyd)認為，“遺產”最恰當的定義是“對歷史的現時利用”。奧爾森(Olsen)和提莫斯總結性地提出，遺產的本質是基于現時目的和被認可的價值及規范而對歷史的選擇性再現。

3、遺產旅游的內生矛盾論

3.1　理論的提出

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遺產產業(hefitagcindustry)的迅猛發展，價值性和選擇性等遺產的本質特征日益體現在實踐中，并外化為諸多矛盾，諸如商業化、真實性、社區參與以及少數族群的利益表達等問題。作為遺產產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遺產旅游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以上問題。

霍爾(Hall)認為，旅游與政治學存在不可分割的聯系。據此，以李希特為代表的學者們提出了遺產旅游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heritagetourism)。他們認為，遺產旅游無法回避關于權力和資源的爭奪，遺產旅游中矛盾凸顯和激化的根源是遺產管理和利用的權力天平的持續嬗變。具體而言：(1)傳統的精英主義和專家主導的遺產研究和遺產再現方式日益受到挑戰。被邊緣化的、少數族群和宗教群體開始以各種方式參與相關決策；(2)遺產吸引物逐漸從公共部門的直接管理轉向私有化、企業化和娛樂化的管理導向；(3)現代化技術設備的運用強化了遺產再現在旅游者體驗中的功能性作用；(4)在市場導向下，旅游者作為一個整體對遺產產品設計和服務轉型的影響日益顯著。1999年，文化學者羅賓森(Robinson)提出了一個遺產旅游的概念性框架L30j。該框架以權力分配的不平衡是一切矛盾的根源為出發點，以區分遺產旅游的內在矛盾的不同范疇為目的，將消費和生產兩大過程明確區分開來，作為劃分矛盾范疇的坐標之一。2000年，格拉漢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吸收了遺產旅游政治性和羅賓森矛盾范疇劃分的思想，認為同時存在于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相關主體的權力地位差異和遺產利用的價值取向差異，是遺產利用的矛盾根源，最終形成了遺產旅游的內生矛盾論(圖1)。

3.2　基本理論框架

3.2.1　一個核心觀點

1994年，該理論的倡導人之一艾希沃斯最先提出，在新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之下，遺產既是一種經濟資源，也是一種文化資本L23 J。2000年，格拉漢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進一步明確了遺產的經濟文化雙重屬性。其核心觀點是：(1)遺產是一種經濟資源，其經濟價值已在遺產產業發展中得到充分體現；(2)遺產具有文化功能：通過與地方、與時間的有機結合，通過呈現歷史及其所承載的價值，提示和強化人類個體(群體乃至民族)存在的意義、目的及其之間不可割裂的聯系，喚醒和強化個人(群體乃至民族)的認同感；(3)遺產的經濟和文化意義在遺產旅游中的關系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輔相成的。

2003年，提莫斯和波耶德從行為地理學的視角肯定了遺產的雙重屬性。他們認為，遺產存在于“現象環境”和“行為環境”中。在現象環境中，遺產是構成整個自然或社會環境的一種自然或文化元素；通過被賦予價值和功能，遺產才成為人類社會行為環境的組成部分。在從現象環境向行為環境的過渡中，遺產必須通過經濟和文化兩套“過濾器”(filters)的選擇和價值判定。

遺產的經濟文化雙重屬性在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視角下的相關研究中也得到認同。首先，以厄里、賀維森和哈維等(Harvey，et al.)為代表的學者們傾向于把遺產旅游放入資本主義的宏觀社會經濟背景下進行考量，把遺產旅游看成是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發展的必然結果。作為替代性旅游的形式之一，遺產旅游能夠提供旅游者不同于日常環境的、滿足學習、懷舊和真實性等多種需求的旅游產品，順應了資本主義社會在生產中摒棄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以及消費中追求多樣化和個性化的發展趨勢。

其次，以沃什(Walsh)、麥坎內爾(MacCannell)和王寧(Wang)為代表的社會學者們認為遺產旅游根源于現代性(modernity)的內在矛盾。依據王寧的觀點，在現代社會中，前工業文明時代建立的“理性原則與享樂原則”之間的平衡被徹底打破，理性要素(如自律)超越了非理性要素(如情緒和自發)。在此背景下，遺產旅游能為現代人提供一個在“他”時空環境下的身心體驗，將其在心理、情感和思想層面與一個意象中理想化的過去連接起來，能將現代人從日常的制度化環境和理性秩序中解脫出來。在此意義上而言，遺產旅游既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現代化進程的必然產物。

3.2.2　3個核心問題

在遺產旅游的內生矛盾中，存在3個核心問題：即誰的遺產(who)、象征什么價值(what)和如何再現價值(how)。所謂“誰”，是指哪些利益主體牽涉到遺產旅游中。在生產方面，在早期的遺產利用中，專家和社會精英起到主導作用。隨著向市場導向的轉變，一些被邊緣化的利益主體(例如當地社區)被逐漸吸收進入決策過程。在消費方面，當遺產消費從精英消費向大眾消費轉變后，遺產消費不再是遺產產品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遺產的內容體系和再現方式。

對于“象征什么價值”，關于遺產經濟文化雙重屬性的討論給出了明確回答，即遺產同時具有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具體而言，麥克阿瑟(McArthur)和霍爾認為遺產的文化價值至少可以體現在科學、社會、政治和文化4個方面。迪克斯(Dicks)認為，在遺產旅游中，遺產的文化與經濟價值不可分割地聯系起來。首先，遺產旅游的生產過程不可能是純經濟行為，而是成為一種文化表達的途徑、文化溝通的渠道以及價值宣揚的工具。其次，隨著遺產消費者群體的擴大，遺產和遺產旅游在社會建構中的工具性角色進一步強化。

“如何再現遺產”，即如何通過闡釋，將無意義的遺產物質實體賦予意義以及傳播。這與遺產“作者權”緊密聯系。首先，史密斯(Smith)認為，遺產作者權取決于行政地位、產權狀態、學術權威和經濟資本等諸多要素。其次，不同群體價值取向不同，意味著遺產的再現過程將是一個不同群體之間沖突、協商和妥協的互動過程。再次，為了有效地傳播價值，各種不同的行動方式、闡釋策略和再現措施構成了遺產再現過程的技術性層面。

此外，兩大因素將會對上述3個問題同時產生影響。(1)空間層級：遺產價值的空間表現是多層次的，可以是個人的、社區的、區域的乃至國家(民族)的。但是，遺產價值在不同層次之間的界限是難以明確劃分的和可以相互轉化的。例如，民族英雄的個人精神品質將有可能被上升為全民族認同的民族精神；(2)權力與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本等要素相關聯，對上述3個核心問題具有決定性影響。

3.2.3　3個矛盾范疇

矛盾范疇1

遺產旅游作為一種文化傳播方式、一種政治控制工具和一種經濟發展手段之間的內在矛盾構成了遺產旅游的首要矛盾范疇。紐揚提(Nuryanti)、沃什、提莫斯和波耶德等認為，在遺產商業化趨勢下，博物館等遺產管理機構作為一個社會文化價值的看守者的自覺意識將受到挑戰。由此，遺產保護與旅游發展之間的關系成為普遍關注的話題。主要問題包括：(1)對于遺產的旅游利用是否會對遺產的物質特征和文化意義產生負面影響；(2)應該如何控制和緩解這種負面影響。保護主義論者認為，遺產保護與旅游發展之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旅游發展必然造成遺產的物質特征退化和文化價值異化；協調論者認為，因噎廢食地斷然拒絕遺產旅游不可行，可行的解決辦法是在發展 旅游的同時強化遺產保護。新世紀以來，學者們提出利益主體在遺產旅游中的伙伴關系。只要相關利益主體正確且現實的評估遺產對于他們自身的價值，合理定位其在遺產保護和旅游發展的角色，遺產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可以實現。目前，可持續的遺產旅游尚存在政府管治力不足和完善的管理制度的缺失。

矛盾范疇2

不同利益群體對于遺產的多重闡釋(muhipleselling of heritage)構成遺產旅游內在矛盾的第二個主要范疇。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具有各種文化(宗教、性別和種族等)、經濟和政治特征的利益群體逐步介入遺產旅游決策，嘗試挑戰傳統的學術權威和世俗機制，依據他們自己的理解和目的講述歷史和再現遺產。

首先，是最具影響力的力量之一。波曼(Bowman)、查爾斯沃什(Charlesworth)、費爾德曼(Feldman)、奧爾森和提莫斯等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宗教之間、同種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間，以及宗教與世俗政權之間的權力關系及其演變，都會以不同形式反映在遺產再現方式和內容的取舍之中。

其次，性別要素在遺產再現中的影響日益受到關注。李希特提出，性別化的歷史回憶是遺產政治化的表現之一。洛文塔爾認為，男性壟斷了歷史的講述和傳播L20 J。格拉漢姆等人認為，“遺產男子主義化”(heritage masculinzation)的背景下，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在權力架構中被邊緣化，被等同為未開化的、非理性的、藝術化的以及真實的象征。這個觀點在一個韓國鄉村民俗節日的案例研究中被驗證。

再次，在多民族國家內部，不同民族對于歷史的不同理解將可能在遺產生產和營銷過程中外化為一種矛盾。根據約翰森(Johnson)和夏克爾(Shackel)的研究，大多數紀念美國內戰的遺產地均忽略了南北雙方在政治觀念上的差異，將這段歷史闡釋為一段“健康的國家和解”的過程，忽視了黑人和拉丁裔美國人的歷史認知。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臘族人為旅游產業發展制定了迥然不同的目標，導致在規劃實施中的一系列矛盾。在英國，英國旅游部門和威爾士地方旅游當局對威爾士的旅游形象也有不同的理解。

最后，當地社區是最重要的利益群體之一。關于遺產旅游的社區影響，部分學者持悲觀看法，認為遺產旅游的發展是以當地人改變傳統生活方式為代價的；外部資本接管了闡釋本地遺產的權力，成為真實的再現當地記憶的致命威脅。持積極觀點的學者認為，遺產旅游是同時促進社區經濟發展和文化復興繁榮的有效途徑。例如，傳統節日是促進當地社區自我認同的有效方式。基于對土地、遺產乃至資金的所有權，當地社區能夠影響甚至改變遺產管理相關決策。摩根(Morgan)的案例研究表明，正是當地人社團的不懈政治努力，促成了一個當地歷史標志物(碼頭)的重建。同時，傾聽當地社區內部不同群體的聲音對于遺產旅游的發展不容忽視。

矛盾范疇3

遺產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價值認知差異構成遺產旅游內在矛盾的第3個范疇。一方面，遺產旅游是一個意識形態傳輸工具，將生產者認可的抽象價值、信念和社會規范等與遺產物質實體相結合，通過闡釋實現傳播和宣揚。另一方面，旅游者通過遺產旅游感知或認同上述抽象價值，這個過程被麥克林(McLean)稱為“旅游者的歷史閱讀”(tourist'sreading of history)。由于動機、社會文化特征、個人體驗以及知識的差異，旅游者的歷史閱讀會各自不同。上述兩個過程的結合，被格拉漢姆等人稱為“遺產的循環”(the circle of heritage)，在此過程中價值被賦予、被消費和被交換。這意味著遺產旅游不是一個單向的價值傳輸過程，而是一個雙向的價值溝通過程。當遺產價值感知出現差異時，對于生產者而言，意味著遺產旅游的價值傳輸功能無法實現；對于消費者而言，意味著一次令人失望的旅程。

4、結語

總結起來，西方學者的兩點共識構成了遺產旅游內生矛盾論的理論內核：(1)隨著遺產概念的拓展和以旅游為途徑的遺產多元價值的彰顯，遺產旅游不是一種單純的旅游經濟現象，而是一種具有指標性意義的宏觀社會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承載了當前社會、政治、文化以及經濟發展的現狀、趨勢和結果。(2)鑒于遺產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利益主體的權力地位差異和遺產利用的價值取向差異，遺產旅游中的諸多矛盾是內生的。圍繞基礎內核，遺產本質、經濟文化雙重屬性、遺產利用的3個核心問題以及3個范疇內矛盾的本質、成因、表現、影響因素以及解決措施等，構成了內生矛盾論的基本科學問題。

目前，西方旅游研究呈現出從多學科向后學科的研究范式(post－disciplinary)轉變的趨勢。以上述理論框架為基礎，借助于后學科研究范式，將有助于遺產旅游內生矛盾論研究的深化和發展。首先，從本體論(ontology)而言，應堅持跨學科、基于知識和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取向。例如，在現有研究中，來自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等學科的學者，對“什么是遺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與“辨”。這種討論，不是外向的和相互排斥的，而是超越學科邊界的、具有內聚力的研究，最終產生新的知識。遺產的經濟文化雙重屬性的論點，同樣得益于在協調學科本體論背景的基礎上的跨學科知識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