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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體育教育生態學 理論體系 構建
一、體育教育生態學
(一)教育生態學。
教育生態學指的是對教育以及教育周圍的生態環境兩者間關系和作用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其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便是教育學與生態學,它將教育和其周圍的生態環境有機的結合起來,其研究的對象便是兩者間的關系及其作用產生的影響和效應。教育生態學橫跨教育學和生態學兩門學科,因而其具有一定的邊緣性質,且可以運用兩門學科的方法進行研究工作,是一門剛剛開始起步的新型學科。教育生態學,顧名思義就是把教育與自然、社會以及規范的環境相結合,對其中人的狀況、變化以及人與環境間的關系進行研究。教育生態學在內容上以及研究方法上與教育學和生態學的其它分支學科有著的交叉和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二)體育教育生態學。
通過對教育生態學的分析,聯系體育學的理論,可以得出:所謂體育教育生態學,即對體育教育以及教育周圍的生態環境兩者間關系和作用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體育教育與生態學兩者間的關系及其作用,其研究的目的在于實現體育、文化和經濟的發展和進步。其基本含義包括有:第一,人在自然的生態系統中通過運用科學的體育方法進行活動;第二,在體育活動中存在的生態學方面的問題;第三,基于自然生態環境的體育活動,人們不但要考慮環境負荷活動的能力,更要考慮到生態環境是否能有效的發展下去;最后一項是通過體育的生態行為,可以實現身心健康、最終達到體育、文化與生態都能發展且相互促進這一目的。
二、體育教育生態學理論體系
(一)構成原理。
體育教育生態學主要是對體育生態進行研究,所謂體育生態是指人們進行與周圍生態環境相符合的體育活動的一個生態系統。系統的構成主要運用了能量的多級運用原理與物質的循環再生原理;結構與功能相統一的原理;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原理與區域分異原理;生物與環境協同發展的原理;生物之間互相制約的原理;最后,最終的便是生態與社會、經濟三者間的效益統一的原理,這也是現在以及將來體育生態學中最重要的原則之一。以上這些原理,是構成體育教育生態學理論體系的基礎。
(二)理論體系的內容。
體育教育生態學理論體系的內容包括有:體育生態學的理論:即體育生態學的概念和原理;體育生態的運動本質與規律;體育生態系統對人體運動的機制、功效;體育活動與生態系統兩者間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互發展的理論等;體育活動中如何對生態系統進行開發、利用與保護等生態學問題;體育生態學的方法、手段;體育生態學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包括有對法規、行為、文化、經濟和民俗等以及體育生態學的評價研究。
轉貼于
三、體育教育生態學理論體系構建的生態意義和發展趨勢(一)生態意義。
隨著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社會生活中的消耗也越來越大,節約資源,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已成為全球發展的重中之重。體育作為社會生活的一個部分,也應當發揮其作用,貢獻自己的價值。不管是平日的體育鍛煉或者是那種大型的類似奧運會這樣的全球大賽事,最離不開的就是運動場地。人類進行體育活動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為了加強身體素質,保持健康的生活。而這些僅僅依靠簡單的體育鍛煉是不夠的,人類生活在地球上,環境的好壞十分重要,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好的自然環境是身體健康的基本條件。只有體育活動與良好的自然環境相結合,才會有健康的身體。因而,體育生態化在國際上越來越受認同。以2008年北京奧運會為例,其打出的“綠色奧運、綠色北京”的口號,為其形象增添了不少光彩,獲得了國際的認可。理論體系的構建,將體育教育與生態學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符合了體育教育的發展趨勢,順應了社會的潮流,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
(二)發展趨勢。
體育教育在自身體育活動的教育過程中,同樣需要場地。這些場地的建設就完全可以實現與生態的完美結合。學校環境、體育設施場地建設必須做到符合生態環保的標準,加強學校綠色建設。而在學校教育的教育目標、課程設計以及教育評價方面也應當做到符合生態學標準和環境要求。在體育教育的過程中,應當向學生灌輸環保生態的意識,開設生態學的課程,將體育與生態的知識結合起來,作為一門課程教授。在體育教育實踐鍛煉的課程中,使學生們能夠在良好的環境中進行鍛煉與學習,感受生態環境對體育鍛煉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積極的參與環保類公益活動,做到身心雙重學習。
自然生態系統是生態學的重點研究對象,但事實上,當人類占據了食物鏈頂端之后,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研究就難以脫離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分析。然而,社會生態系統這一概念則突出了人類社會活動與自然生態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此,對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生態系統的比較研究就十分必要。從社會學與生態學的雙重視角出發,有利于解釋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生態系統之間的異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從道家重視“道法自然”被動順應自然規律的“自然觀”,變為儒家重視“以人為本”強調人在自然中的能動性的“社會觀”。這一本質轉向引發了種種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互動轉向,從而為我們探究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生態系統相似性與差異性提供了原生動力。
一、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相似性
(1)概念抽象與方法論上的相似性
從概念抽象上來看,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有相互交叉的理論內涵。在我國學者研究中,社會生態系統是指:“人類社會系統及其環境系統在特定時空的有機結合。只要有人在其中活動,它們都是某種社會生態系統。社會生態系統是人類智慧圈的基本功能單元,而智慧圈則是一個極為龐大和復雜精巧的社會生態巨系統,也是社會生態系統的最高層次”①。從這個概念我們可以看出,社會生態系統是由人類社會系統與環境系統有機緊密結合而成。社會系統包含人類活動的一切非自然的因素,而環境系統中的“環境要素即生存環境,則分為無機環境、有機環境和社會環境三個部分”②。自然生態系統的概念最早由坦斯利提出,他認為自然生態系統“在最廣泛意義上,不僅包括復雜的有機體,還包括復雜物理因素組成的生物群落環境-生物因子,這個我們所謂的自然生態系統有不同種類與規模”③。并且,自然生態系統還表示為一種“一切和別的一切東西相聯系”④。那么,我們從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最基本的概念中能夠得到這樣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社會生態系統中的環境要素與自然生態系統有交叉重合之處,而自然生態系統則作為社會系統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社會生態系統中的主導的人亦是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生物群落的組成部分。從方法論上來看,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都具有相似的方法論的理論基礎。用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是“整體論”的觀點,用生態學的角度來說是“系統論”的觀點。這種理論之間的聯系建立在一個普遍的事實之上,那就是“我們是自然性動物(naturalcreatures)。也就是說我們是居住在富饒且復雜的生物情境關系種的一個動物物種”①。我們受到自然規律的支配,因此,從根本上講,我們的行為能被生態學的系統論觀念所囊括并加以解釋。不僅個體如此,上升到群體與更高層面,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具有強烈的相關性與可類比性。這些相關性與聯系源自于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相互交叉性,使得這種相關性是有機的相關,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將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類比。
(2)生態系統“閥值”理論研究的印證
目前較為流行的生態系統“彈性理論”以及社會學中“安全閥制度”的理論研究都體現了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中“社會”與“自然”的相似性。在生態系統研究中,“生態系統彈性”是基于系統論與生態系統平衡觀念的演變而發展出來的一個重要概念。這一概念不僅僅能用在自然生態系統之中,也能生動地闡釋其在社會系統的發展演變中的重要作用與意義。“彈性,即一個系統在經歷干擾后不會發生態勢轉變而是回復到原來穩定狀態的能力,是可持續的關鍵”②。與彈性相關的重要指標是“閾值”。“閾值”通俗的意義就是指系統不同狀態之間過渡的一個臨界點。閾值的突破可以利用“球-盆模型”加以模擬與解釋(圖1)③。生態學中的“球-盆模型”是一個解釋系統如何在受到干擾從一個平衡進入另一個平衡中去的重要模型。當系統與系統之間轉換的焦點———閾值一旦被突破。系統將會改變,任何原有的或是潛在的彈性都不能繼續發揮作用。如在太湖水域生態系統的中,磷含量就是系統的一個閾值。因此,解決太湖問題就聚焦于解決突破磷含量閾值帶來的問題。
社會系統也存在彈性,社會系統的改變也可以使用“球-盆模型”予以解釋。決定社會系統彈性的因素在于社會系統的結構特質。在結構上同質性強烈的社會系統的彈性弱于異質性強烈的社會系統。異質性強烈的社會較容易自下而上地促進社會和諧,而各種社會不安定因素難以產生,即便產生也較為容易被多元文化的社會所吸納與溶解。社會生態系統不僅僅存在閾值,而且存在一個“安全閥”,這是美國社會學家科塞用以解釋社會沖突的正功能時使用的概念。社會沖突理論學派認為,社會安全閥是一種制度。科塞稱之為“安全閥制度”。他使用“安全閥制度”用以表示“將敵對感情引向替代對象”④。社會中存在各種矛盾與沖突,沖突能量的集聚有可能破壞社會系統,而安全閥制度正是在社會可控范圍內將這種力量與能量的制度化的發泄工具與疏導工具。
筆者認為,在“球-盆系統”中“安全閥”可以作為“閾值”的一個緩沖地帶。安全閥具有自我釋放壓力的能力,使得各種負向指數無法突破“閾值”水平。在社會-生態的復合系統之中,人們的生活方式會對閾值的突破產生直接或間接的作用,進而造成自然生態系統在不同程度上的變化。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社會生態系統是伴隨著人的產生而演變的系統。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相似性源于他們之間的結構與特點的相互交叉。自然生態系統的理論也能與社會生態系統問題有機結合,并做出了簡潔而明了的解釋,有助于解決社會生態系統的復雜問題。但因為社會生態系統遠比自然生態系統復雜,所以他們之間仍存在著巨大的區別。因此,在闡釋他們的相似性之后,必須分析他們之間的區別,才能更好的尋找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發展規律。
二、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差異性
(1)社會生態系統中人的主體性與能動性#p#分頁標題#e#
部分學者在對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定義時,唯一的區別就是系統描述的是“人類與環境的結合”還是“自然生命與環境的結合”。的確,我們不能否認人類與動物間存在的聯系與相似性。但是,人類與動物具有很大的區別。早在笛卡爾的二元論中,已經開始強調人的主體性:作為主體的“我”具有完全的特殊性。一切均可懷疑,唯獨“我”的純粹的思維不受質疑。直至胡塞爾的主體間性現象學的誕生,突破了將人與周圍各種事物劃分成主客體二元,逐步認知到,“我”之外還有另外的主體。然而,就胡塞爾而言,通過移情也只能將人類與人類的主體性相連,而非人類的事物,包括動物以及我們生存的自然環境都被認為是為客體。但無一例外的,他們共同直接或者間接地強調了人作為自然界的主宰者的地位。人與動物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人具有能動性,可以主動積極地改造環境,而不是被動消極地適應環境。人具有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將成為人之所以為人,之所以塑造一個與自然生態系統相區別的社會生態系統的重要依據。人從出生開始,逐步通過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而形成自我的觀念,從而進一步進行社會交往,并接受社會化的形塑。這一系列的道路與一般動物存在天壤之別。人類存在感性、知性、理性,正是這些獨一無二的特性指導著人類主動改造(破壞)、影響著自然生態系統。而有人加入的生態系統則成為社會生態系統。
(2)社會生態系統中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的存在
社會生態系統的主要因素是人與其生存環境。而人的生存環境不僅僅是自然的無機和有機環境,還包括了人的社會環境。而社會環境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也是社會生態系統區別于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因素。我國學者馬世駿曾提出“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這一概念。“因為社會生態無論是區域生態(城市、鄉村、城鄉復合體等)還是全球生態(生物圈或生態圈),都有其自然性、經濟性和社會性”①。之前所提到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因素則包含在社會子系統之中。社會子系統、經濟子系統、自然子系統并列組成一個復合的生態系統。筆者認為,將經濟子系統單獨列出且與社會子系統并列,出于以下兩個原因。其一,經濟子系統為社會子系統提供物質與經濟基礎,而且,隨著社會分工的進一步加深,經濟子系統將作為一個單獨的子系統存在。其二,經濟子系統建立在個體的基礎之上,講求個體的理性選擇,這與強調群體性的社會組織有明顯的差別。社會子系統中強調社會性因素,而社會性因素又可劃分為追求同質性的機械團結與異質性的有機團結。因此,在社會子系統中并不是以個體的理性選擇追求利益最大化為基礎的,而是強調社會整體的結構功能最優,在同質性的社會中必要時會犧牲個體以滿足群體利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常常被視為與自然并列的人類文化。“文化可以被視為社會環境或社會生態系統”②。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可被視為社會生態系統的一個典型代表,是一個文化系統。在這里,文化范疇更加廣闊。人們生活在前人與當今人類創造的文化之中,并受到文化與被文化影響的自然的雙重制約。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進一步得出一個結論: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區別主要表現在結構與功能兩方面。從結構上看,自然界要早于人類社會而存在,但社會生態系統的結構比自然生態系統的結構更為復雜,這種復雜性不僅僅以人的生物性為基礎,更大程度上源自于人的社會文化屬性。這與人從自然人轉變為社會人密切相關。社會生態系統的閾值不似自然生態系統那么單一,它包含著種類繁多的因素,這些因素既有社會的,也有自然的。社會生態系統比自然生態系統復雜并不等同與社會生態系統比自然生態系統的結構更加穩定。因為有人的能動性與文化因素在內,使得“閾值”很容易被突破。從功能上看,因為結構復雜,所以一般而言,社會生態系統的功能遠比自然生態系統的功能更復雜,作用范圍更加廣泛。社會生態系統中的人利用系統的復雜功能,主動控制系統本身,以抵制系統的負面效應的出現,但是違背了系統彈性的原理,已有的研究與事實也多次證明控制也可能造成彈性的喪失。所以當系統再無法加以控制,系統變革無法避免時,社會生態系統便會遭到嚴重的毀滅性打擊。而非人的范疇內的自然生態系統中缺乏人的主動控制,各種變化受自然規律的控制,在彈性理論的指導下,有一套良好的自我調節與循環機制,在經歷適應性循環轉換時表現出較小的沖突性,系統能相對平緩地度過轉換期。因此,導致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出現差異的因素主要是人類本身、人的主體性、能動性以及人所創造的文化。而其差異性表現在基于這些因素之上的社會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的差異。
三、塑造社會生態學學科獨立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通過比較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生態系統,我們發現在討論社會生態系統時,必須研究人類社會行為。而涉及人和人的活動時,我們必然也會將其放入社會生態系統中加以分析。因此,社會科學在完善自身發展道路的時候必然會借鑒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對社會生態系統進行多角度的分析。這似乎也是社會科學一貫分析問題的方法與途徑。就中國而言,“文明史早期,在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中,天命論思想占統治地位,學者把天命奉為萬物的主宰”①。在西方,社會學與人類學等社會科學在其發展初期都借用了生物進化論的思想來描述人類社會的發展,但這無疑是將人的自然屬性放在了首要位置而造成的結果。在社會科學中后期的發展道路中,通過范式的轉換,學者們越來越關注復雜多變的人類社會,意識到僅僅依靠借鑒自然科學領域的理論與方法是不夠的,進而發展了一套與人類的主體性與能動性這一“社會人”屬性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可是隨著生態系統對人的影響日益曾加,人類也慢慢反思人類活動對其生存環境的影響。傾向于作為一門希望涵蓋并解釋整個人類活動的社會學,追求其自身發展的完整性的學科,又重新與作為自然科學的生態學交好。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也是生態學發展與多方面滲透的原因之一。生態學具有社會功能,“表現在科學的認識功能和生產力功能,即理論功能和實踐功能”②。這曾經在早期社會學中的整體論觀點中得到體現。而且與現行的生態農村,生態城市等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建立密切相關。#p#分頁標題#e#
[關鍵詞]媒介生態,媒介生態系統,媒介環境,媒介生態學
Abstract:Thispaperemphasizesontheoriginationanddevelopmentofmediaecology,anddeeplystudiesanddefinestheconceptsofmediaecosystem,andthenadvancesthe“six-boundary”theoryonmediaecosystemstructure.Thispaperalsoputsforwardseveralenlighteningandforecastingthoughtson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mediaecology.
Keywords:MediaEcology;MediaEcosystem;MediaEnvironment;MediaEcology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云氣,負青天,然后圖南,且適南冥也。
莊子《逍遙游》
一、為什么“媒介是條魚”
媒介是什么?是報紙、廣播、電視、電影、書籍、雜志;是通訊、網絡、計算機;是手機、是信紙、是工具、是機器、是CCTV、是新聞集團、是時代-華納……是信息傳播的中介。不!媒介是條魚。
當我們把媒介放在社會大環境下觀察的時候,媒介更像是條魚。這條魚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莊子《逍遙游》中所描述的鯤鵬:“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小可以小得置于掌上,甚至讓你肉眼看不見。我在給學生講解傳播學時,常常把媒介比作魚,信息資源比作水。信息的傳播就好比魚把水和養分從嘴里吸入,經過傳播者的選擇加工成為信息內容產品,再經過不同的傳輸渠道傳給受眾,最終形成的反饋和影響還又回到水里。
按照孔德劃分社會學的方法,我們也可以把信息傳播的研究劃分為傳播靜學和傳播動學。傳播靜學是指對傳播現象的結構性分析,一個傳播現象的靜態分析就象剖析一條魚的解剖圖;傳播動學則是把傳播現象放到社會大背景中去動態地觀察,就象一條靜態的魚又突然動起來,活蹦亂跳地游弋在江河湖海中。社會中有無數的媒介,象無數條魚,每天在吸進呼出,循環往復地做著信息處理與信息傳播的工作,在維持社會信息系統的大環境里面有各種各樣的魚,有大魚,有小魚,有大魚吃小魚,也有小魚吃大魚。
媒介和自然環境一樣成為一個龐大的環境系統,由媒介系統每天提供的信息,對于人類來說已經成為像水和空氣一樣必不可少的東西。媒介這條魚也與其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生死相關。生態環境是萬物賴以生存的基礎和條件。如同大自然相互制約和依存的生態環境一樣,媒體的生態環境也存在相互制約和依存的生態系統。媒介生態學是借助于生態學和環境生物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傳播學理論研究的延伸和發展。
以往的傳播學理論說到底還是對傳播現象的一個靜態分析,至于對傳播的動態研究,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我們國內都是一塊尚待開掘的研究領域。正如邵培仁教授所指出的“當代大眾傳播學關注的是微觀的傳播過程及其各傳播要素之間的工作關系﹐而不太注重大眾傳播中微觀﹑中觀﹑宏觀系統之間和它們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生態關系﹐更沒有積極探索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生態規律[1]。”媒介生態學這個概念的提出,給了我們研究當代傳播現象和動態傳播的規律一個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視角。這似乎給面對瞬息萬變的媒介陷入困惑的大眾傳播研究投來一道曙光。
為什么我們把媒介看作是條魚,這里面有幾層意義:
首先,我們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東西。生命有許多為無生命物質所不具備的特性。能以極高的效率儲存信息和傳遞信息;具有自我調節功能和自我復制能力;以不可逆的方式進行著個體發育和物種的演化等等。
其次,媒介是始終處在一種運動狀態的事物。媒介傳播現象就是在復雜的社會現象,是社會信息系統中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綜合運動與傳遞。
最重要的是,我們既然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東西,那么,就要以生態的觀念來看媒介,就要把媒介放在一個大生態系統中去考察和研究,要保護媒介生態。媒介生態環境的惡化會導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魚。實際上,很多媒介已經死掉了,只不過是在某些外力的作用下死而不僵而已。
那么,既然我們把媒介放在一個大的生態環境下進行考察,媒介生態的研究就變得至關重要。在我們展開媒介生態研究的時候,對媒介生態研究的淵源和一些基本理論問題,應該進行深入的探討和確認。比如:最早開展研究的學者有哪些?有什么觀點?用什么研究方法?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是什么?是以人類為中心展開的媒介生態研究,還是以媒介為中心展開的媒介生態研究;生態與環境這兩個概念之間是什么關系?媒介生態系統是怎樣的構造?什么是媒介生態平衡?什么是媒介生態危機?……媒介生態研究有一個復雜龐大的體系,下面我們著重就以上問題進行探討。
二、媒介生態學的起源與發展
1、媒介生態學研究在我國
應該說,媒介生態學研究在我國的展開,來自于我國傳播學者的自覺,不同于傳播學研究那樣是從海外引進。盡管美國學者開展媒介生態研究和日本學者開展媒介環境研究要比我們早很多年,但似乎國內的媒介生態研究最初的展開與他們并沒有什么淵源。中國學者的媒介生態研究意識是原發的,而不是引進的,從一開始學者的關心就側重在媒介的發展生存環境研究方面。國內傳播學界的有識之士似乎有不謀而合的共識,邵培仁教授最早發表了媒介生態研究的論文“傳播生態規律與媒介生存策略”、“論媒介生態的五大觀念”等論文開了國內媒介生態研究的先河;張國良教授也開展了媒介生態方面的課題研究;童兵教授在論及中國傳媒市場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態的概念[2],張立偉等的“入世一年的四川傳媒生存環境變化”[3],表現出媒介實物研究方面的專家也對媒介生態問題顯示出濃厚的興趣。這些文章從不同角度發表了對媒介生態頗有見地的觀點和研究。這種研究意向和研究意識,與大洋彼岸的美國學者似乎有一種默契。但媒介生態學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研究思路和學科框架還很模糊,需要深入探討。
2、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起源
從全球來看,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起源應該是在北美。在北美的媒介生態學研究中,又分為加拿大的多倫多學派和美國的紐約學派。提起媒介生態學,人們通常會聯想到多倫多學派和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當然,不可否認由一群多倫多大學的媒介學者們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多倫多學派在媒介生態學理論的早期發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哈羅德.英尼斯(HaroldInnis)和著名的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是這個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也應該被認為是媒介生態學的奠基人物,當然其代表人物還包括EricHavelock以及EdmundCarpenter等人。但是,美國的媒介生態學者卻把芒福德看作是比英尼斯等更早的先驅者。美國學者認為到目前為止有關“媒介生態”理論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國學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對媒介生態理論:人類傳播系統研究理論范式集錦》[4]。在這本書中,尼斯卓姆將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的“技術與文明”的論述作為媒介生態理論的基礎。同樣地,另一位美國學者昆斯(Kuhns)也將芒福德(Mumford)作為他編篡的“主要媒介生態學者名錄”的第一位。因此,他們傾向于將芒福德看作是整個媒介生態學的奠基人。芒福德也被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和哈羅德.英尼斯(HaroldInnis)這兩位學者提到,被稱為是最早介紹媒介生態的概念和研究傳播技術對人類影響的人。
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被看作是紐約學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紐約學派并不象多倫多學派那樣所指的是一所單獨的學校,而指的是紐約這個城市中的媒介生態學者的群體。紐約學派早期的成員包括紐約大學的奈爾.波斯特曼(NeilPostman)和尼斯卓姆(C.Nystrom)、哥倫比亞大學的Louis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學社會研究學院的約翰.庫克(JohnCulkin)、皇后學院的GaryGumpert和CharlesWeingartner、曼哈頓的TonySchwartz等等。紐約大學的奈爾波斯特曼(NeilPostman)是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態”概念并將其建設成紐約大學一門課程的學者[5]。雖然芒福德的確將媒介與傳播學、文化、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研究,但實際上,他無論是在媒介研究領域還是在傳播學領域都沒有被視為一個偉大的先驅者。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大眾傳播和城市化是大眾社會研究的兩個主要組成部分。談到技術,芒福德的技術理論對多倫多學派的媒介技術理論是有影響和關系的。
生態學(ecology)是研究生物與生物之間以及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的學科。研究范圍包括個體、種群、群落、生態系統以及生物圈等層次。“生態學”一詞是德國媒介學家E.海克爾1869年提出的;eco-源自希臘文,意思是“家”或“生活場所”,-logy意思是“學問”。海克爾在其動物學著作中定義生態學是:研究動物與其有機及無機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特別是動物與其他生物之間的有益和有害關系。后來,在生態學定義中又增加了生態系統的觀點,把生物與環境的關系歸納為物質流動及能量交換;20世紀70年代以來則進一步概括為物質流、能量流及信息流。20世紀30年代,已有不少生態學著作和教科書闡述了一些生態學的基本概念和論點,如食物鏈、生態位、生物量、生態系統等[6]。至此,生態學已基本成為具有特定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的獨立學科。
芒福德將媒介與生態聯系在一起,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態學家僅僅只是將生態學作為了一種隱喻,但芒福德卻將人類生物學和科技學上的一些習慣轉化為了研究過程中具體的、可行的方式。而在芒福德之前把生態與人類文化研究聯系在一起的學者是戈德斯(Geddes)。戈德斯的思想對于芒福德和英尼斯都產生過重要影響。戈德斯(Geddes)是一位蘇格蘭的生物學家,他的理論涉及到了植物學、生態學以及古生物學、社會學、人口統計學、經濟學、人類學、宗教研究、城市學等等諸多領域。戈德斯的“人類生態”的觀念在芒福德歷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興趣范圍的確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7]。“人類生態學”是戈德斯(Geddes)思想中被人們常常提及的一個。
多倫多學派的英尼斯和麥克盧漢同樣也受到了戈德斯的影響,戈德斯對那些芝加哥學派的著名人物同樣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戈德斯(Geddes)也通常被看作是紐約學派和多倫多學派之間聯系的橋梁。戈德斯的“人類生態學”理論的論題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反復出現[8],并且成為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一書的中心主題[9]。甚至有學者認為媒介生態學的奠基人是戈德斯而不是芒福德或英尼斯[10]。但是,不管怎么說,在英尼斯和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環境的概念都已經產生并且明確了。
不少學者往往對媒介生態學的一些論點有所誤解,草率地以科技決定論一詞來作否定。例如,傳媒生態學創始人之一的麥克盧漢的理論,從六十年代起,就一直受到西方馬克斯主義學派學者的抨擊,不斷的攻擊其理論沒有考慮到傳媒的政治經濟背景,缺乏在政治和經濟層面上的認識媒介。當然,這些對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之批評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們必須認清,這些批評者提出的問題,是政治學或政治經濟學的問題,而不是傳播的問題。
3、國際媒介生態學研究的進展
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媒介生態學的研究重點,集中在研究各種媒介的符號和信息本質以及傳送特性,從人類傳播的結構和過程來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變遷。媒介生態學者所研究的問題大都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例如﹕在人類還沒有文字之前,他們是如何處理信息的?對當時的人來說,什么是重要的信息?基于什么理由他們會如此定義?當時的人是如何去建立其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文化認同?什么是他們的歷史觀和知識論?文字的產生、新媒介的產生對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文化認同有什么樣的沖擊?
蘭斯.斯瑞特(LanceStrate)與凱薩.曼孔盧姆(CaseyManKongLum中文名:林文剛)是現在美國媒介生態學研究的代表人物。蘭斯(Lance)的研究著重在媒介生態思想的研究;凱薩(Casey)的研究著重從人類傳播的結構和過程來解析文化的形成和變遷,并且他的研究以中華傳媒與文化研究為中心,以各種傳媒的發展和其符號、信息特性為依據,來分析歷史、政治、社群、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們在2002年4月在《新澤西傳播學雜志》上主編了一本有關「媒介生態學的學術淵源的專輯,該專輯中的七位學者主要圍繞媒介生態學研究展開了深入的探討[11]。
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在日本也很早就受到關注,六十年代,最早提出“信息產業”的梅倬忠夫就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展開對信息社會的研究的。不過,日本學者倒是一直沒有準確地使用“媒介生態”這個概念,而更多地用的是“媒介環境”,由于信息科學和社會信息學在日本比較盛行,使得日本的媒介研究也多少帶有信息科學的色彩。在媒介環境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東京大學的社會情報研究所和在九十年代末成立的新領域創成科學研究科的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其中,2001年出版的由月尾嘉男和濱野保樹、武邑光裕合編的《媒介環境原典1851-2000》[12]一書是比較有價值和份量的媒介環境研究著作。
三、媒介生態系統的“六界”
媒介生態系統是媒介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單位,也是媒介生態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1、媒介生態系統(mediaecosystem)
媒介生態學研究的最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態系統。生態系統(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環境共同組成的動態平衡系統。生態系統一詞是由英國植物生態學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的[13]。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圍或區域內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種類的動物、植物、微生物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環境之間以及生物群落內不同種群生物之間不斷進行著物質交換和能量流動,并處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響的動態平衡之中。這樣構成的動態平衡系統就是生態系統[14]。
媒介生態系統的基本構成要素是媒介系統、社會系統和人群,以及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媒介與個人之間的互動構成了受眾生態環境;媒介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互動關系構成了媒介制度與政策環境;媒介與媒介之間的相互競爭構成了媒介的行業生態環境;媒介與經濟界之間的互動關系則構成了媒介的廣告資源環境。媒介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在現實生活中,城市和區域也在變化,變得移動化和虛擬化。媒介變了,環境變了,媒介與社會、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也將發生變化。媒介生態系統的變化會影響到媒介的工作方式和受眾的接受方式。媒介生態系統變化也會導致社會生態系統的一系列變化。
媒介生態系統是媒介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對象,也是媒介生態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自然界的生態系統大小不一,多種多樣。小如一滴湖水、培養著細菌的瓶皿、小溝、小池、花叢、草地,大至湖泊、海洋、森林、草原以至包羅地球上一切生態系統的生物圈。媒介生態系統具有多種層次,多種結構,可以作各種不同的劃分。按照人類活動范圍可分為村落、城市、區域、全球、宇宙等媒介生態系統。媒介生態系統的基本單位一般以城市或區域來劃分。應該是基于某個區域或城市范圍內的媒介個體、媒介種群以及媒介與個人、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研究。
我們經常把“媒介生態”和“媒介環境”的概念混淆在一起,難以分辨。那么,這兩個概念是什么關系呢?筆者認為,媒介生態是一個宏觀的概念,媒介環境則是一個相對中觀的概念,有時這兩個概念又是交叉的,我們采用“媒介生態環境”這個概念也許更恰當。環境是相對于中心事物而言的。與某一中心事物有關的周圍事物,就是這個事物的環境。環境科學研究的環境,是以人類為主體的外部世界,即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條件的綜合體,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
媒介環境對于人類來說是一種生活環境和傳播環境。對于媒介自身的生存發展來說則是媒介的生態環境。它在宏觀上研究人類同媒介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揭示社會經濟發展和媒介環境協調發展的基本規律;在微觀上研究媒介環境中的媒介變遷、轉化和傳播規律,探索它們對人與社會的影響和作用等。媒介環境和媒介生態兩個概念的區別是:前者著眼于媒介環境的整體,而后者側重于媒介彼此之間以及媒介與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媒介環境和媒介生態兩個概念很相近,但前者突出人類在媒介環境中的主體地位,強調人類同媒介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
2、媒介生態系統的構成
媒介是多樣化的和大量的,媒介生態系統的劃分方法也是多樣的。地球上的媒介有各種各樣的形態: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電影、書籍、通訊、網絡、計算機等;每天運行在郵電系統中的郵件有數以千億計;每天發行的報紙也數以億計;人類擁有的電話有數十億部;更有數十億臺電視供人們收拾節目;數億臺電腦連著因特網在不停地進行著信息處理和信息交換。媒介的種類則更多,它們具有多種多樣的形態結構,它們的傳播方式也變化多端。
由于媒介變化太快,媒介概念的內涵也在不斷擴大。我們可以按照媒介的發展分為早期的“新聞媒介”到“大眾媒介”,到“傳播媒介”,再到“信息媒介”的概念,還可以按內容分為新聞媒介、娛樂媒介、通訊媒介和網絡媒介;也可以簡單地分為紙質媒介、電子媒介和網絡媒介。報社是媒介,報紙也是媒介;電視臺是媒介,電視機也是媒介;到底哪個是媒介呢?看來,每種媒介的分類方法都有不周全之處。
在媒介生態學中,我們可以參照生物學家的辦法來劃分媒介系統。生物學家根據生物的發展歷史、形態結構特征、營養方式以及它們在生態系統中的作用等,將生物分為若干界。當前比較通行的是美國R.H.惠特克于1969年提出的5界系統。中國生物學家陳世驤于1979年提出6界系統[15]。
在這里,我們提出一種新的媒介系統劃分法是:我們可以按照媒介在社會信息系統的傳播活動中所處的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把媒介生態系統劃分為六界:媒介符號系統、媒介資源系統、信息處理媒介系統、信息儲存媒介系統、信息傳播媒介系統和信息接收媒介系統等,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有時會使這六界媒介系統之間相互轉變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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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態系統的“六界”一界二界三界四界五界六界
媒介系統媒介符號系統媒介資源系統媒介管理與規范系統信息處理媒介系統信息傳輸媒介系統信息接收和儲存媒介系統
科技數字化網絡化宣傳部硬件、軟件光纖、衛星芯片、納米
文字、圖片廣告、讀者新聞出版署報社發行網新聞紙
語音廣告、聽者廣電局廣播電臺電波收音機、磁帶
圖、聲、文廣告、收視廣電局電視臺微波電視機
圖、聲、文廣告、收視廣電局有線電視臺光纖電纜電視機
圖、聲廣告、觀眾廣電局制片機構發行網錄像機、VCD
圖、聲、文、數字廣告、使用者、消費者電訊局計算機因特網計算機、芯片
圖、聲、文廣告、收視廣電局、電訊局衛星電視臺衛星折射器電視機、芯片
圖、聲、文廣告、觀眾文化部制片廠電影院膠片、VCD
圖、文購者、讀者新聞出版署出版社書店書
3、媒介生態學的主要任務
第一,探索全球范圍內媒介生態變化的規律。媒介生態環境總是不斷演化的,媒介形態變異也隨時隨地發生。為使媒介生態環境向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避免向不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就必須了解媒介生態環境變化的過程、基本特性、結構形式和演化規律等。
第二,揭示人類信息傳播活動同媒介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人類的信息傳播活動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信息系統,媒介系統為這個巨大的信息系統的運轉提供了支持和保障的子系統,其中包括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內容資源的生產等。人類通過生產和消費信息的活動,不斷影響社會環境也不斷影響媒介系統。環境既是媒介的產品的消費者,又是媒介的資源。正如美國傳播學家德弗勒和鮑爾.洛基奇(L.DeFleurandBall─Rokeach)指出的:媒介生態關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標﹐另一方面在于資源。生活在一個社會的部分意義就在于個人﹑群體和大型組織為了達到個人和集體目標,必須依賴其它的人﹑群體或系統控制的資源,反之亦然。”[16]人類生產和消費信息資源的過程是異常復雜的,但必須使社會的信息資源足夠豐富和信息傳輸渠道保證暢通,整體的社會環境才能保持相對平衡。因此,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中必須列入媒介環境發展的內容,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的決策必須考慮傳播規律和媒介生態環境的要求,以求得人類和環境的協調發展。
第三,探索媒介生態環境變化對人類生存的影響。媒介生態環境變化是由媒介技術因素和社會因素以及它們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因此,必須研究信息媒介技術的發展變化以及進媒介形態的各種變化。同時,還必須研究媒介生態環境變化同社會信息系統之間的關系。這些研究可為人類提供一個健康的媒介生態環境、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生態危機。
第四,研究媒介生態危機和危機信息管理系統。發達國家對應信息危機和媒介生態問題的研究包括幾個方面:60-70年代主要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的治理;80年代側重研究信息安全和信息犯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媒介產業的數字化和全球化所引發的一系列媒介生態環境問題。引起媒介生態環境問題的因素很多,需要綜合運用多種措施和管理手段,從區域媒介生態環境的整體出發,利用信息系統分析和媒介生態的規律尋找解決媒介生態問題的最優方案。
任何媒介的生存發展都不是孤立的,同類媒介之間有互助有競爭,不同媒介之間也存在復雜的競爭關系。媒介的生存與發展需要一定的空間、資源與社會環境。媒介在發展過程中,形成對周圍環境和條件的各種需要,如受眾資源、傳播技術、廣告資源和傳播制度等。各種媒介所需要的條件是不同的,這種特性表現為媒介的特性。因此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范圍,除媒介系統與媒介種類外,已擴大到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多種類型的社會信息系統。人類面臨的人口、資源、環境等幾大問題都成為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內容。
四、關于媒介生態學發展的思考
2002年11月,筆者去美國參加全美傳播學大會,并應美國媒介生態學研究會的邀請參加了他們的學術活動,與幾位美國媒介生態學研究的代表學者蘭斯(LanceStrate)和凱薩(CaseyManKongLum)等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我發現我們與美國學者之間對媒介生態研究的理解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他們的立足點是從人出發,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為主,但豐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廣很雜;而我們國家的媒介生態學研究目前的切入點,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經濟學和媒介經營管理學。以下是筆者關于媒介生態學研究地發展和趨勢的一些思考。
1、媒介生態學理論體系的建構
如果我們需要對媒介生態學的研究范圍進行確認的話,是否我們可以這樣定義:媒介生態學(mediaecologystudies)是吸收了傳播學、生物學和生態學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漸發展起來的,是研究媒介與其生存發展環境以及人與媒介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媒介生態學研究媒介的種類、系統結構、功能、行為以及媒介與人、媒介與社會的關系等問題。
媒介生態學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部類:一個部類是以媒介為中心展開的,研究媒介與其生存發展環境問題的媒介生態學;另一個部類是以人類為中心展開的,研究人與媒介環境問題的媒介生態學,可能把這類研究稱為媒介環境學更恰當。這兩方面的內容構成一個完整的媒介生態學體系。人與媒介環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環境作為社會信息系統的一個子系統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它的運作規律以及人與它的相互關系;媒介與其生存環境的研究則是把對媒介的生存發展影響巨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和人文環境、市場競爭環境等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研究,研究媒介與此之間的互動問題。美國的媒介生態學研究接近于前一種研究,日本的媒介環境學研究也側重于這種研究;而我國學者對媒介生態學關注和研究則更傾向于后一種研究。
媒介生態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和分支學科的展開有多種架構。比如,按所研究的媒介類別分,有報業生態學、電視生態學、網絡生態學等。也可以按媒介所處的環境類別分,有國內媒介生態學和國際媒介生態學,美國媒介生態學、歐洲媒介生態學、亞洲媒介生態等。還可以按媒介生態發展的歷史分,有古代媒介生態研究和當代媒介生態研究等。還有一些應用性分支學科:如媒介經營生態、媒介生態危機、媒介生態環境管理、農村媒介生態、城市媒介生態等。
2、媒介生態學的研究方法
媒介生態學吸收了傳播學、生物學、數學、信息技術科學的研究成果,向精確定量方向前進。媒介研究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觀察描述的方法、比較研究方法和實驗方法等是在媒介研究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媒介研究的發展史上,這些方法成為一定時期的主要研究手段。
現在,這些研究方法與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綜合而成現代媒介生態學的研究方法體系。呈現出由定性研究趨向定量研究,由靜態描述趨向動態分析。統計調查和計算機的應用,使媒介生態學者有可能更廣泛、深入地探索媒介與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關系,對復雜的傳播現象進行定量分析,從中找出規律。
3、媒介生態學的創新與拓展
媒介生態學研究逐漸向多層次的綜合研究發展,一方面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在進入微觀領域,涉及個體媒介的傳播、經營、管理等各個層次;另一方面,媒介生態系統又越來越全球化,研究也在走向宏觀;微觀和宏觀各層次之間又都有密切聯系。因此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具有綜合性。
研究深度在不斷加深。我們對西方媒介生態學理論的了解也不斷深入。麥克盧漢的“媒介是人體的延伸”觀點對我們來說已經是很熟悉的了,而芒福德的“技術就是容器(container)”的觀點對于我們則比較陌生[17]。容器技術是經常被忽視的一種技術形式,與工具和武器是人體的延伸的觀點不同,技術即容器的觀點與媒介環境和技術系統這些觀點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工具、武器和機器是男性文化的符號,“容器”則顯示出女性文化符號的特征,有機體和生物學意義上的繁殖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時也是“容器”的特征,從而擴展為建筑和城市的特征。這種理論在芒福德對女性器官延伸的論述中得到體現。芒福德將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擁抱”、“容器的容器”[18]。
4、關于學科的交叉
媒介生態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交叉日益顯著。例如,由媒介與環境的相互關系看,媒介生態學是傳播學和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的交匯點;從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來看,媒介生態學又是心理學與統計學的交匯點;在方法論方面,研究環境因素的作用機制離不開社會調查和統計分析,更離不開數學的方法和信息技術;在理論方面,生態系統的概念基本是借鑒生物學,而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研究角度則可說是社會學、經濟學等共同交叉的研究。
在《藝術與技術》[19]這本書中,芒福德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間的緊密聯系:“人類的技術發明與其他生物的有組織活動之間存在著很多的類似之處:蜜蜂按照工程學的原理來筑巢,電鰻能夠產生電壓很高的電擊,蝙蝠早在人類之前就懂得使用它們的雷達在夜間飛行”。在《技術和人類發展》這本書中,他表達了一種更深層的觀點,認為科技是生物器官的一個部分。芒福德認為科技和生物學的融合在后現代文化中既是作為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作為一個美學問題提出來的,科技和生物之間的分離是人為的,是機械化和工業化的結果。使人類區別于其他物種的不是工具、工業或勞動,而是語言、藝術和游戲[20]。
5、媒介生態系統的保護
世界上的媒介生態系統都受人類活動的影響,社會經濟生產系統與媒介生態系統相互交織,實際形成了龐大的復合系統。媒介作為“社會公器”,它在大眾傳播中的任何生態失控或失衡都會對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對已經形成的生態平衡關系造成破壞。因此﹐我們必須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保護媒介生態,否則我們將會受到懲罰。
媒介生態學的任務就是要找到保持媒介生態平衡的方法和規律。綜合運用系統論、控制論和整體概念,就像系統論所提到的那樣: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現象是部分之間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結果。控制論卻是將其研究的重點放在如何通過傳播和反饋來達到控制的目的。加強對社會信息系統的認識,搞清媒介生態系統結構以及媒介與社會環境的關系。從生態整體出發,對媒介生態系統“人為地施加有益的影響,調節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達到系統最優結構和最高功能,以實現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和最大的生態效益。[21]”
6、確立我們的媒介生態觀那么,我們怎樣對待媒介生態呢?確立怎樣的媒介生態觀呢。媒介生態的基本觀念有一些是人類共通的,比如生態系統的理念,互動的理念,生態平衡的理念等。確立正確的媒介生態觀念,對于化解媒介生態危機,正確而科學地管理媒介系統,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媒介經濟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邵培仁教授曾提倡要樹立媒介生態的五大觀念:媒介生態的整體觀、互動觀﹑平衡觀﹑循環觀、資源觀。他認為,不這樣就會破壞媒介的生態資源,進而危害人類的精神家園和社會的文明進步,最終也使媒介失去了自身的奮斗目標和用來與社會進行交換的資源。[22]
芒福德在他的頗有爭議的“龐大機器”理論也提到媒介生態的觀念問題。“現代的權力國家實際上僅僅只是古代“龐大機器”政權——軍隊系統的升級和放大而已,只是一部完全由人組成的勞動機器而已,只是組織人力去修筑金字塔的埃及法老而已”。芒福德指出古代與現代龐大機器最為重要共同特征是“隱藏在古代和現代龐大機器之下的意識形態是為了加強權力的規模與擴大控制范圍,而毫不顧及生命的需要與意義”[23]。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時時刻刻都在反抗著這種意識形態。
在我國,媒介生態學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目前研究思路和學科框架還很模糊。北美的媒介生態學研究已經積累了一批成果,對我們來說是很好的借鑒和啟發。但是,我們未必一定要走北美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路子,北美的研究思路與理念和我們之間有不小的差距,也存在著不少的問題。媒介生態學研究正在探索中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并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趨勢。
我國的媒介市場正企盼著文明的媒介生態。童兵教授對我國媒介生態狀況的改變充滿了樂觀:“隨著入世后保護期的縮短,政府角色的逐步轉換,中國新聞法制同國際法的接軌,受眾對傳媒需求的變化,一個文明的媒介生態和更為開放的傳媒市場的新格局必將在人們的期盼中呈現。目前這種前景已端倪初現”[24]。
最后,我要再次強調的是我們要有保護媒介生態的意識。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東西,要以生態的觀念把媒介放在一個大生態系統中去考察和研究。總之,媒介是條魚,是有生命的東西,很神奇,也很脆弱。不是木頭,不是石頭,不是機器,不是工具,你記住了:媒介是條魚!
注釋:
[1]邵培仁:“傳播生態規律與媒介生存策略”,《新聞界》2001年第5期。
[2]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國傳媒市場新格局”,2003-1-6
[3]張立偉李之俠楊飚鄧斌:“入世一年的四川傳媒生存環境變化”,
[4]Nystrom,C.(1973).Towardsascienceofmediaecology:Theformulationofintegratedconceptualparadigmsforthestudyofhumancommunicationsystems.Unpublisheddoctoraldissertation,NewYorkUnviersity.
[5]LanceStrateandCaseyManKongLum,LewisMumfordandEcologyofTechnics,TheNewJersey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ume8,Number1,Spring2000.
[6]R.達若著,張紳等譯:《生態學概論》,甘肅人民出版社,蘭州,1981。
[7]Novak,F.G.,Jr.(Ed)(1995).LewisMumfordandPatrickGeddes:Thecorrespondence.London,EnglandLRoutledge.
[8]Mumford,L.(1934).Technicsandcivilization.NewYork,NY:Harcourt,Brace.
[9]McLuhan,M.(1964).Understandingmedia:Theextensionsofman.NewYork,NY:Mcgraw-Hill.
關鍵詞:景觀生態學;城市綠地設計;綠島園
中圖分類號:S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9-0147-02
1 引言
城市工業迅猛發展,人口數量不斷膨脹,環境問題逐步惡化,污染、噪音、擁擠等都充斥著我們的周圍。與此同時,呼吁關注生態的聲音也越來越高。因此,在城市化迅猛發展的過程中,景觀設計問題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景觀生態學理念作為整合城市資源、解決環境和發展問題的重要社會研究課題,在改善生態環境與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方面顯得尤其特別。景觀生態學理念的最初出現到它在城市綠化規劃代表著城市綠化建設的進步:從最初的造園觀賞過渡到重視環境保護,再過渡到重視生態建設為主,景觀生態學理念已深入人心。景觀生態學理念的核心在于促進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尤其是對重視人類與自然之間和諧共處的思想理念的體現。因此,將景觀生態學理論中的和諧發展理念融入城市綠地設計中,使其在理論和實踐進一步融合,才能滿足社會需要,創造出更高質量的生活環境。本文欲以天津塘沽“綠島園”工程為例,以此來客觀考量景觀生態學理念在城市綠地設計中的應用。
2 景觀生態學的概念及原理
2.1 景觀生態學的概念
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一詞首次出現在1937年德國地理學卡爾特羅(Care Trol1)撰寫的《航空像片判圖和生態學的土地研究》一文中。這個概念是在他利用航空照片進行東非土地利用空間的研究之旅中總結而來的。他在提出這一概念時,主要是因為看到了地理景觀學和生態學中各自的不足以及相互之間的互補關系。因此,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綜合研究考慮,才能解決大尺度地理區域中生物群落之間、生物群落與環境之間各種錯綜復雜的相互關系問題。他的這一觀點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并迅速在中歐傳播開來。現今,其所謂的景觀生態學已經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綜合性學科,并具備了自身的要素和特征。
2.2 景觀生態學的相關原理
景觀生態學理念中包羅的內容豐富多彩,氣象萬千。相對應于景觀的三大要素組合,本文就城市綠地設計所關涉到的景觀生態學原理進行相應原則性的闡述與介紹。
一方面,景觀生態學理論認為:從區域范圍角度看,城市就是一個典型的人工干擾斑塊;在較小尺度上,城市作為一個景觀單元,是由基質、廊道、斑塊等結構要素而構成。在其中,各要素之間通過一定的流動產生聯系和相互作用,在空間上構成特定的分布組合形式,共同完成生態系統所承擔的生產、生活及還原自凈等功能。
另一方面,根據景觀生態學斑塊理論,對城市內各類林塊綠地之合理調整,比如對綠地的尺度、數量、形狀、位置進行因地制宜的整合等,塊狀綠地的作用能夠最大限度地釋放。在斑塊理論中,能量、物質和生物的正常循環和流動,構建一個完善的生態循環系統,至關重要。通過合理大小的斑塊,使得物種呈現多樣性,從而實現保護生態的重要目標。
此外,根據景觀生態學廊道理論,廊道是景觀唯一的線性要素,是不同于兩側相鄰土地的屬于帶狀分布類型的一種特殊要素。而廊道理論中,綠廊建設和各類塊狀綠地的連接度的不斷加強,利用運輸和各種防護林帶建設,不僅可以發揮走廊應有的分隔作用,更能夠體現廊道理論中的核心保護作用。
最后,根據景觀生態學基質理論,基質作為占面積最大、連接度最強、對景觀控制作用也最強的景觀要素,它控制影響著生境斑塊之間的物質、能量交換,強化和緩沖生境斑塊的“島嶼化”效應;同時控制整個景觀的連接度,從而影響斑塊之間物種的遷移。
因此,從上述的具有空間意義的景觀生態學之“斑塊――廊道――基質”理論,使得本文討論對象即城市綠地規劃有了一個新的空間發展模式,從而使得城市綠地規劃在生態流和景觀的空間格局之間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
3 景觀生態學理念在天津塘沽“綠島園”工程中的應用
3.1 項目概述
京津塘高速公路起端北京市四環路東南角十八里店,至天津塘沽區小新灘附近,全長142.69公里,本項目建成后對實現塘沽區濱海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能極大地滿足國內外廣大游客的高層次、質量型、休閑型的消費需求,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大大提高人民的居住生活環境和質量,使塘沽乃至天津市的城市發展實力得到有效提升。
3.2 “綠島園”中景觀生態學理念的應用
在工程項目實施過程中,“綠島園”的宏大規模為建造不同類型的景觀區創造了條件。其中顯現了三種特色生態,如生態濕地景觀,它是基地原有景觀的保留與移植。又如緩坡草坪景觀以及高地樹林景觀等。這些生態環境都充分應用了景觀生態學理念,有利于恢復本土動植物群落,維持生物多樣性,使城市的居民能夠更加親近大自然。因此“綠島園”作為本文城市綠地設計規劃的案例對象,對其具體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綠島園”的整體景觀設計是以景觀生態學理念中的“斑塊―廊道―基質”的景觀模式概念為基礎的。在進行“綠島園”綠地規劃之時,按照“源”、“流”、“展”三島相合的設計思路,營造了具有空間層次的景觀生態格局。
第二,從景觀生態學理念中的斑塊理論出發,可以看出“綠島園”的水體開挖及修整正是斑塊理念融入城市綠地設計的體現。這一項目的開展一方面是為了結合基地地形將大片沼澤地開挖整改為公園景觀水體,拉近了人和水的距離,另一方面是為了保持原有生態濕地的自然景觀,將人文景觀融合在內,通過保證生態濕地景觀從而達到維持水景觀的效果,即相應地進行了瀑布茶室、瀑布水景廣場、戲水平臺、給排水等項目配套設施。因此,必須強調的一點是,這一水體開挖及修整更大意義上是起到了完善“綠島園”環境資源斑塊的作用。
第三,對于“綠島園”采用硬質鋪裝廣場以及車場鋪草坪磚,首先是基于“綠島園”綠色廊道的考慮,即反映了景觀生態學理念中廊道理論的相關內容。這一廣場硬質鋪裝以及車場鋪草坪磚的選擇,一方面是為了保持廣場以及車場通道兩旁的綠地廊道不至于顯得過于突兀,營造不同的道路空間感覺,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景觀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該基地處于生態濕地景觀境內的考慮。通過硬質鋪裝廣場或車場鋪草坪磚,能夠使得景觀保持完整性之余,還能起到保證通行安全等作用。同時在“綠島園”內部增添“望月”大草坪、卵石灘、木橋及木平臺、石橋、假山石景等設計,是為了將各個斑塊或者不同廊道鏈接起來,發揮廊道中的整體作用。其次是為了能夠使廣場的硬質鋪裝和草坪的軟質鋪裝更為美觀,通過利用不同的鋪裝材料的大小、形狀、色彩和質地等營造不同的空間效果,通過帶狀與點狀的鋪裝,與局部的景觀融為一體,同時形成個性,具有強烈的可識別性,從而創造人們喜聞樂見的場景效果。此外,在河北路入口處采用歐式的線角,利用雪花青拋光表層,在入口處一側采用厚鋼化玻璃,其采用的毛面和淡綠色相間,從而與入口頂處顏色相呼應;另一側則采用石榴紅花崗巖,與入口的厚五蓮紅毛面鋪裝風格相一致。由此,河北路入口處與“綠島園”內部的廣場硬質鋪裝和草坪鋪裝勾勒出極具空間感的層次,形成了獨特的跳躍式景觀風格。
最后,“綠島園”中的藝術雕塑、標志燈塔、景觀墻體及亭榭、照明及景觀燈等項目則都是人為景觀范疇。雕塑壁畫在設計中充分發揮藝術創造力,大量采用壁畫、浮雕、陶雕形式豐富“綠島園”的歷史沉淀感,給人以美的享受。同時這一人為景觀為了增加自然景觀的可觀賞性,夜景燈光藝術采用大量白色碘化燈、投射燈,這一藝術設計在夜幕下的環境設計中占主體作用,使樹林、地面及城市環境設施色彩逼真,充滿豐富熱鬧的氣氛。與此同時,埋于樹腳的投射燈,從下到上勾勒出樹木、雕塑及水體的不同形式與色彩,配置于“綠島園”標志性性的泛光燈。在這些各式各樣的精心設計中,“綠島園”的人文氣息得到了極大地豐富。
4 結語
城市化進程是不可逆轉的全球發展趨勢。而該進程中所產生的城市景觀質量問題,是城市生態學的一個重要問題。解決好該問題,自然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改善人們的自然生活、生存質量有著重要意義。景觀生態學理念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景觀生態學理念應用于城市綠地設計中,也是該趨勢的時展之必然走向。因此,我國奉行這樣一種城市建設思路正是順應時展的正確去向。通過城市空間環境的合理組織,使得景觀生態學能夠融合于其他相關學科,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兼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成功營造一個符合生態良性循環、內部布局合理、景觀和諧的城市生態系統,朝著健康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不斷向前,也是我們共同的目標所在。景觀生態學理念應當成為城市綠地設計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貫穿始終。
通過全文對景觀生態學理念尤其是有關景觀格局和功能的“斑塊―廊道―基質”之景觀模式理論在城市綠地設計中應用分析,結合天津塘沽區“綠島園”的工程項目實例,以小見大,窺視我國城市化進程中景觀生態學理念在城市綠地設計中的應用情況,并從中分析利弊,發揚優點,改正缺陷,提出上述建議和意見,以期對我國城市化進程中達到城市的合理發展做出相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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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自然生態系統;對外直接投資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F752.0文獻標識碼: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3.002
“生態學”一詞是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1]1866年提出的。海克爾在《普通形態學》中將生態學定義為:研究動物與其有機及無機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特別是動物與其他生物之間的有益和有害關系。后來,其他學者[2]在生態學定義中又增加了生態系統的觀點,并把生物與環境的關系歸納為物質流動及能量交換。20世紀70年代以來,生態學則被進一步概括為物質流、能量流及信息流。
美國生態學家E.P.Odum[3]38在其經典著作《生態學基礎》中提出,生態學起源其生物學,但早已超越了生物學的范圍,不僅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更多的是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生態學是一門廣泛的多層次的學科,與其他相對較狹窄的傳統學科有著較好的交叉。胡艷[4]認為,生態學理論與方法的應用有兩種:一是研究對象與生態環境有密切關系的學科,如農業生態學、醫學生態學、工業資源生態學等;二是研究對象本身具有生態系統的特征,即研究對象具有生態系統的特征的生態學理論與方法,如知識生態學、產業生態學等。
在投資行業實際上也存在類似自然生態系統的投資生態系統。硅谷銀行主席魏高思[4]表示,美國硅谷產業群實際上就是一個整合了高校學科優勢、風險資本和創業企業等資源要素的良好投資生態系統,使得該地區獲得了良好的投資效果。胡艷[3]等提出了風險投資生態系統概念,并對其框架和特征進行了分析。在實踐中,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也認識到投資行業里存在一個生態系統,并認為中國本地的(風險)投資生態系統越來越成熟[4]。
上面介紹的投資針對的是風險投資,目前還沒有專門介紹對外直接投資的生態系統的文章。而風險資本投資與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在投資者、投資方式以及外部環境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從我國2000年提出“走出去”戰略到2011年溫州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探索建立規范便捷的直接投資渠道,凸顯出OFDI在經濟中的地位在加強。但是從十多年的成效來看,我國OFDI之路并不順暢,2009年中國企業跨境收購的失敗率為全球最高,達到12%;2010年這一比率降至11%,但仍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國和英國公司2010年海外收購的失敗率僅為2%和1%[4]。筆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生態學特征。理論和實踐日益表明,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步伐的加快,應該從生態系統的角度,保證對外直接投資與內部和外部環境的協調發展。為此,筆者在本文中提出OFDI生態系統概念,并分析其基本特征。
一、對外直接投資生態系統的概念及其意義
(一)對外直接投資生態系統的定義
對外直接投資生態系統(簡稱OFDI生態系統),是模仿生態學的相關理論在研究和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問題時提出的。OFDI生態系統是指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范圍內,直接投資主體在特定的投資環境和投資機制約束下,通過與對外直接投資運作中的勞動力、資本、管理、制度和信息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形成的有機統一體。
(二)OFDI生態系統的內涵
理解OFDI生態系統的內涵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對外直接投資主體在該系統中是相互依存的完整統一體,主要投資主體是企業、政府、行業組織、中介機構等,個人也是重要投資者,但通常是依托于某個其完全控股企業的,因此將其視為企業組織。主體結構及其職能分布狀況直接影響到投資生態系統的效率。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環境包括內部和外部環境,也覆蓋了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內部環境主要是指企業自身投資決策程序的科學性,投資效率的高低以及企業組織結構、文化、資源等部分。外部環境主要是影響企業OFDI的政治環境、社會環境、技術環境、經濟環境的總稱。宏觀環境主要是政府投資政策、經濟周期、資本市場等因素。中觀層面的環境主要指行業組織、投資產業相關政策及產業結構。微觀環境主要指企業競爭力以及相關中介機構(包括金融機構)的影響。第三,OFDI生態系統的結構與系統的能量(如勞動力、資本、管理能力、制度約束和信息等要素)密不可分,相互影響互為反作用。
(三)OFDI生態系統的意義
提出OFDI生態系統的概念其意義在于,一方面可以參考生態學比較成熟的思維模式,從整體上把握科學的對外直接投資框架,從整體效用最大化出發,明確相關利益方的職能和地位,推動我國“走出去”戰略持續快速地發展。生態學的重要目標是在有限的資源和特定環境下,在維持生態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發展;而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是在實現國內外資源要素平衡和特定的投資環境下實現投資價值的持續積累。另一方面,如果對外直接投資符合生態學的理論和實踐,那么就可以借鑒比較完善的生態學數學模型和相關指標來定量測量OFDI有關指標,這也是很多其他學科積極與生態學結合的原因之一。
二、OFDI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對比分析
隨著生態學成為一種科學的思維方法,“生態”二字有了更深刻的含義和更廣泛的群眾基礎。李宏煦[6]認為,生態是一種競爭、共生、再生、自生的生存發展機制;生態是一種追求時間、空間、數量、結構和秩序的持續與和諧的系統整合功能。隨著對OFDI發展的進一步認識,人們逐漸認識到OFDI在機制和功能方面與自然生態系統具有很高的相似度。下面從構成要素與行為模式兩個方面,將OFDI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進行類比。見圖1。
生態位在生態學中的含義是指有機體在生物群落中的功能和地位,它具體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對生物個體或種群來說,它在種群或者群落中的地位與功能,包括空間、時間、營養及與其他生物個體或種群的相互關系;其二是環境所提供的資源和生物對環境的生態適應度[7]。顯然,對外直接投資中的生態位是指各參與方在群落中的功能和地位的定位,以及對投資環境的適應能力。十多年的經驗表明,各相關利益方并沒有充分認識各自的職能,甚至一些職能長期缺位,如中介機構隊伍并沒有相應壯大,相關的金融服務缺位,尚無專門提供海外投資保險的保險公司,這無疑加大了企業的投資風險,阻礙了海外投資的步伐。同時自然生態系統的一些分析模式,如種群增長模式,都可能適用于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增長模式,因為OFDI中母國的投資企業要受到相關國家的資源、技術以及政策法律、市場規模影響的限制。
(二)OFDI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行為模式對比
OFDI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從各自的行為模式來看,也具有共同的生態學特征。以互利共生為例,自然生態系統中互利共生是指兩物種長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互依賴,雙方獲利的依存度達到了彼此不能獨立生存的地步。在OFDI生態系統中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如中介機構與投資者的關系,還有投資產業分布中上下游產業的關系,其結構的優化都會促使其產生互利共生關系。再如競爭關系,自然生態系統中,由于食物網中資源有限,不同的物種之間可能產生競爭關系,是一種此強彼弱的關系。在OFDI生態系統中同樣有這樣的問題,比如東南亞接收外來投資,長期以來是日本占其直接投資市場的主導地位,而最幾年來中國對外投資發展迅速,在東南亞投資市場份額不斷上升。中國在東南亞的市場侵入必然將引起中日兩國在其投資市場的競爭關系加劇。從生態學的競爭關系考慮,或許我國可以找到一些投資應對策略。再如耗散結構系統、反饋調節機制方面,OFDI生態系統都與自然生態系統有著類似特征。見表2。
三、OFDI生態系統框架的構建
1959年E.P.Odum[3]94建立了一個普適的能量流動模型。他認為該模型利用不同的能量通道,根據能量流動路徑,將不同的營養級連接起來。其中自外由內有日光輸入和現有有機物輸入兩個能量輸入通道。同時也具有自內而外的三個能量輸出通道,即光合作用中沒有被固定的日光能、生物呼吸以及現成有機物的流失。
對外直接投資生態系統中也具有類似的能量輸入通道,并將各參與方緊密聯系在一起。從輸入通道來看,一個是資格準入通道,通常一些國家都會對直接投資準入行業設置相關權限,或者對投資者身份有相關的規定;另一個是要素輸入通道,通常會對資本、勞動力、技術等方面有相關的要求,如對股權比例和用工條件設置要求。從輸出通道來看,一方面是產品輸出、技術輸出(這有賴于OFDI不同的投資動機),另一方面是價值的輸出,表現為資本的回籠和利潤的匯回。從實踐來看,簽訂多邊或者雙邊的投資協定,提供投資便利措施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打通投資的輸入通道與輸出通道,只有比較通暢的投資通道(包括輸入通道和輸出通道),整個投資生態系統才能高效率地運轉。
四、OFDI生態系統的特征
自然生態系統與OFDI生態系統都是依據生態學原理運作的,他們具有系統的一般特征,但是因為研究對象的不同,也具有各自的個性特征。作為一個系統,OFDI生態系統具有其一般特征。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L.V.Bevtalanffy[7]3031認為,系統是相互作用的諸元素的綜合體。他認為系統都具有如下共同特征:整體性、層次性、結構性、功能性、變異性和相對穩定性。自然生態系統與OFDI生態系統還存在如下共同特征:都具有開放性特征;都在遠離平衡狀態中發展;要素間都存在著復雜的非線性聯系。
作為一個非自然的生態系統,OFDI生態系統具有自己獨特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OFDI生態系統是一個人為的、非自律的生態系統。自律系統是指那些處于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但OFDI生態系統是以人的行為為主導,以社會投資環境為依托,以生產要素為命脈,以政策體制為經絡的復合生態體系。投資體系所需要的能量和信息需要人為地傳輸轉換和加工處理。人既是決策者又是調控者;既是建設者又是破壞者。
第二,OFDI生態系統是一個依賴性很強而且比較脆弱的生態系統。雖然該系統本身具有投資運作中客觀存在的反饋調節機制,但是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能量的輸入和輸出通道對政策的嚴重依賴且參與者較少,從而使得該生態系統比較脆弱。例如,跨國公司依據全球生產要素的相對優勢分布等因素決定其經營決策,并通過掌握這些相關的市場要素變化來調整其經營決策。這些市場要素在短期內并不會輕易改變,但是對外直接投資流動規模卻受要素之外的政策影響較大,如稅收、對外國投資者政策等,同時少數的巨型跨國公司占據了直接投資市場的較大份額,因此當環境變化時,相對于國際貿易而言OFDI波動更為明顯,這表明OFDI生態系統是脆弱的。反過來說,要建立一個相對穩定的OFDI生態系統,就要努力控制經濟系統參數之外的變量,如保持投資政策的穩定性,形成一致性預期。
第三,OFDI生態系統是一個流量大運轉快的開放生態系統。從二戰以來,世界直接投資規模日益擴大,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投資兼并浪潮,并且從二戰以來的經濟周期和數次金融危機來看,直接投資規模變化都較為顯著,這表明OFDI生態系統的運轉速率較快。同時,OFDI生態系統是開放的,隨著企業自身實力的增強和外部條件的成熟,除了實力較強的國有企業,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也進入到這個系統,成為系統分工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第四,OFDI生態系統能量和信息是循環流動并且增值的過程。自然生態系統中,能量的流動是單一方向的,能量以光能的狀態進入生態系統后,將以熱的形式不斷逸散于環境之中。能量在生態系統流動的過程,就是能量不斷遞減的過程[7]124。但是,OFDI生態系統中,能量和信息是循環流動的,并且在投資運作中與其他資源要素結合,通過再投資運作產生增值。在外部和內部環境承受范圍之內,通過能量和信息的循環和增值流動,投資者規模實力不斷壯大發展。
五、結語
直接投資特別是跨國企業作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元素,通過搭建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長期合作平臺,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的長期穩定的經貿合作,使得各國近年來日益重視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OFDI生態系統的構建,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實踐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方法,其投資增值的可持續性的思維方式為我們合理構建投資框架體系提供了指導。提出OFDI生態系統概念后,后續研究的重點應該是生態運行的機制問題,同時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標準型OFDI生態系統,并建立系統的運行監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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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育生態學;大學英語;教學問題
一、引言
“生態學”一詞在教育研究中正式使用是在1932年,美國教育學者沃勒在其《教學社會學》中提出“課堂生態學”的概念。20世紀40年代,由堪薩斯大學的巴克和賴特主持的密德威斯特心理學現場研究所是當時對人類行為進行生態學研究的中心。1966年,美國教育學者阿什比提出“高等教育生態學”的概念,但不少學者認為,“教育生態學”這一術語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院長克雷明于1976年首先提出的。20世紀70年代,康奈爾大學的布朗弗布倫納沿著這一路線繼續前行,并試圖建立一門“人類發展生態學”。而英國學者埃格爾斯頓在其《學校生態學》(1977)中獨樹一幟,以研究教育資源的分布為主旨;同時,埃格爾斯頓還注意到,生態學所關注的是有機體的行為和生活方式,以及其與周圍環境的關系。此外,一些學者則從教育與環境的關系方面展開探討,如費恩的《公立學校的生態學》(1971)、坦納的《生態學、環境與教育》(1974)、沙利文的《未來:人類生態學與教育》(1975)等。
1976年,美國哥倫比亞師范學院院長Lawrence Cremin在《公共教育》一書中提出“教育生態學”(Educational Ecology)的概念,這可能是第一次將生態學的觀念引人了教育理論的研究領域。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教育生態學的研究范圍不僅更加寬廣,而且向縱深方向發展。幾十年來,從簡單借用生態學概念到消化、吸收、發展,逐漸形成了學科雛形,開始能夠以教育生態學自身的概念和方法與傳統教育學初步接軌,提供新的教育學研究視角和學術工具。
時至今日,隨著生態學這一“邊緣”學科的迅速中心化,生態學的觀念開始深人人心,生態主義已經成為當今人類思想的主流傾向之一。生態學在教育理論領域的影響也不斷深人,人們開始從生態學的角度關注教育理論的方方面面,比如課堂教學這樣比較具體的環節。
二、 生態學與大學英語教學的相似性
1.研究目的的相似性
生態學:促進生態系統朝著更成熟的穩態發展,促進生物的可持續發展;大學英語教學研究:促進大學英語教學系統的優化和完善,促進人(管理者、教師、學生)的可持續發展
2.研究對象的相似性
生態系統研究的對象包括有機體的行為和生活方式以及它們與周圍環境的關系。研究的生態因子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生物種群。宏觀來說,大學英語教學系統包括教師、學生、管理者的行為以及他們與教學環境的關系。微觀方面,人員構成包括:教師、學生、管理者、學生群體、教師隊伍、大學英語教職員工與非英語專業的學生。
3.研究內容的相似性
生態系統研究的內容包括物種因對環境的適應性不同而此消彼長;物種內部的密度效應關系;物種之間共生或排斥的關聯;以及生態失衡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經濟發展對資源的壓力接近或超過資源的承載能力而造成的。同樣地,學生在學業或就業的競爭中、教職員工在職稱評聘或薪酬待遇競爭中的優勝劣汰也是此消彼長的;學生與學生的關系、教職員工之間的關系、管理者之間的關系都應保持適度距離。同時教職員工(教師、管理者)與學生的關系可能出現互利共生或對立的情形。在大學英語教育系統的紊亂或不和諧的失衡局面可能是由于學生數量激增、教育發展對教師、管理者和教學資源的壓力超出教師、管理者和教學資源的承載能力造成的。
4.研究者所持的基本觀念具有相似性
系統觀:生態系統中的因子相互聯系、彼此影響;系統和環境不斷地進行能量、信息和物質的交換;系統雖然由相對獨立的各個部分組成,但卻是具有一定功能和特性的有機整體。而教學中師生相互聯系、彼此影響;大學英語教學系統內部師生之間的知識、信息、文化等的交流以及大學英語教學系統與社會環境之間在資源、信息等方面的交換;大學英語教學系統由管理部門、教職員工、學生等相對獨立的要素組成,但卻是具有育人功能的有機整體。
整體觀:把不同層次的研究對象作為一個生態整體來對待;大學英語教學系統是一個整體、師生要全面發展。
平衡觀:生態系統中結構上、功能上、輸入與輸出物質和能量都需保持平衡;大學英語教學系統中生師比、教學育人質量、投入產出比等需保持相對穩定。
控制觀:人既是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又是其管理者,必須遵循生態規律并對生態系統加以調節和控制;師生、管理者既是大學英語教學系統的組成部分,必須遵循教學規律,又能積極發揮能動性,在不同程度上對大學英語教學系統加以調節和控制。
5.研究方法的相似性
生態學和大學英語教學系統都會涉及到實證研究、實驗研究、實地觀察等研究方法。
三、基于生態學的視角,審視我國大學英語教學系統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根據生態學原理中,環境變化是導致生物形態、功能變化的主要原因,而生物的多樣性、開放性是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之一。某個物種的突然增加會破壞生態平衡以及物種內部關系的密度效應和種間關聯。
對應地,大學英語教學系統中也出現了一些生態失衡現象,比如大學英語教學系統(教師、學生、管理者、資源)未能適應系統內外環境的變化;師生的發展模式千人一面;大學英語教學系統的開放程度過低;大學英語學生因高校擴招而激增導致大學英語教學系統結構紊亂、功能減弱;師生關系、生生關系的矛盾、對立和沖突。
四、生態學背景下對我國大學英語教學的啟示
1.構建生態化、可持續的課堂情境系統在英語教學中應致力于構建一種體驗式、參與式教學模式,構建和諧、民主、體驗、生命、發展的有效課堂教學,重新選擇與確定師生角色,構建人文、平等、自山、開放、對話的生態因子存在模式,從而實現教學雙邊活動最人化的有效教學。
2.構建辯證的師生觀促進教和學的和諧平衡要求教師的主導作用與學生的主體作用的辯證統一要求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生發展的和諧平衡,倡導師生通過合作與探究活動加強主體間的交流與互動,平衡不同的沖突與對抗,構建和諧課堂文化圈尊重文化的多元性。
3.構建學生生態共同體重視學生之間動態的信息交流,彼此形成一個真正的“學習共同體”,從而達到共識、共享、共進的日標,使教師的角色從傳統的知識傳授者轉向學生發展的促進者與合作者,及時傳遞語言、意義與價值。
4.構建人本主義對話,促進師生生態角色轉換課堂中要彰顯師生話語的動態性、交互性、反饋性和師生主體間的對話性。這種對話使學生不斷與知識客體、與其他師生、與自我內在進行融合,在互為主導因子的過程中,教師與學生共同成為課程的積極推進者、平等的對話者和行動的研究者,同時也共同成為解構者,在解構的過程中,師生共同參與知識文化的建構。
5.全面、系統地研究影響教育的生態因子,并且明確各生態因子是如何作用于教育的,從而進一步優化教育結構,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加快高中階段教育的普及,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建設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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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吳鼎福,褚文蔚.(1990).《教育生態學》.江蘇教育出版社
不平等的國際政治關系或資本邏輯的全球性擴張是制約全球性生態環境治理的關鍵要素。但是,長期以來,這是被一些環境人士和綠色學者極力遮蔽的論題。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烏爾里希?布蘭德教授的系列演講有助于我們更清醒地認識這一問題。
從西方肇始者葛蘭西的霸權(領導權)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國家理論出發,布蘭德教授提出“帝國式生活方式”或“奢靡式生活方式”(imperial mode of living)的概念。這一概念指認的是這樣的事實:通過無限占用全球性的自然資源、全球性的勞動力和過度利用全球性的生態環境,促進發達國家生活方式的普遍化,即以小汽車為代表的由化石燃料支撐的消費和文化的全球性擴張,資本主義國家在使“全球化的北方”成為“綠色資本主義”的同時,卻使“全球化的南方”陷入了生態環境危機。由于資本和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塑造、確證和推廣這一生活方式鞏固了自己的霸權地位,因此,全球性的生態環境治理就成為反霸權斗爭的重要場所。顯然,“帝國式生活方式”概念彰顯了根深蒂固的日常習慣、國家與公司戰略、生態危機和國際關系之間的關聯,是從霸權理論視角出發解釋帝國主義的南北關系的一種理論。在實質上,這一概念與美國生態代表人物約翰?福斯特和布雷特?克拉克等人提出的“生態霸權主義”理論是一致的,具有明顯的反帝、反殖民的左翼色彩。
生態危機的國際政治應對和治理是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維度。但是,一些國內學者回避以獲取利潤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制度在生態危機形成中的作用,不承認資本邏輯和社會制度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其實,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都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展開的,不可能不受到外部國際環境的負面影響。在參與全球化和對外開放中,資本邏輯自然會侵入我國的自然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領域。當代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既是現代化過程中滋生的問題,也是市場化過程中衍生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態環境問題是典型的外部不經濟性問題。因此,在實行拿來主義的同時,必須防范和警惕資本邏輯的侵蝕。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我們既要虛心學習發達國家生態環境治理的先進經驗,也要旗幟鮮明地反對“生態霸權主義”和“環境帝國主義”。就此而論,從資本邏輯和社會制度的視角審視當代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就是要避免重蹈西方國家的覆轍,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
正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和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等人的“依附論”開創了“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一樣,現在,我們亟需創立“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生態學”。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生態學是研究南北問題和生態問題的內在關聯、復雜成因、化解之道的環境政治學或生態政治學的專門領域。布蘭德教授的“批判性政治生態學”就是在這方面作出的可貴的學術嘗試。現在,我們必須在的指導下,立足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實際,推進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生態學的研究。這樣,就可以為我國環境外交和國際交往的順利開展提供科學支撐,就可以為推動國際生態環境事務的健康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簡介:張云飛(1963― ),男,內蒙古豐鎮人,中國人民大學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與生態文明、與社會發展理論研究(北京 100872)。]
關鍵詞:污染生態學;理論與實踐;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50-0115-02
《污染生態學》是一門以生態系統理論為基礎的邊緣交叉學科,該課程的教學目的是使學生掌握污染生態學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了解污染物在生態系統中的遷移、轉化規律及解決方法,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繼續讀研深造或從事污染生態研究、環境保護等相關工作打下基礎。筆者根據在教學實踐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問題,對《污染生態學》的教學內容和實踐環節改革進行了若干探索。
一、優化教學內容
1.課程特點與知識體系。污染生態學是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相融合、相交叉的產物,其課程內容涉及廣泛,包括化學、土壤學、物理化學、植物學等。在學習本課程前,學生應該具備一定的相關課程基礎,因此本課程安排在大三下學期。但是,教師在授課過程仍應注意回顧與補充相關概念,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與把握本課程知識。
污染生態學的課程知識體系如圖1所示,大體可分為基礎篇和應用篇兩部分,基礎篇主要介紹生物系統與被污染的環境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機理和規律,即污染物在生物體內的生物過程。具體包括生物體對污染物的吸收與遷移、生物富集、污染物對生物體的危害、生物體對污染物的抗性及生物在長期污染條件下的生態效應與適應進化。這幾個部分分章節講述,但相互聯系緊密,并且可在生物生命過程中同時發生,應從整體把握。應用篇主要是基于生態學原理和方法對污染環境進行控制和修復,重點是大氣、水和土壤污染的生物修復技術。此外,污染環境的生物監測與評價也是污染生態學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講授過程中,要注意將基礎篇和應用篇有機結合起來,使理論聯系實際,兩者互相印證,形成完整的知識體系。
2.結合學科特色,突出教學重點。污染生態學是生態學中實踐意義較強的一個分支,將該課程與學科優勢和特色結合起來,有利于生態學綜合人才的培養。南京林業大學生態學科于1989年成為首批教育部國家級重點學科,經過多年的建設,已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方向與特色。主要是以森林、濕地等生態系統為研究對象,以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及其相互作用機制、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等生態學理論為基礎,重點探討退化生態系統植被恢復機理與技術,土壤生態學過程及其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響應,濕地瀕危物種生境恢復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環湖植被緩沖帶與水生植物的生態功能,湖泊富營養化治理技術等。因此,結合該課程的教學目標與學科特征,該課程的教學重點主要有:污染物的生態過程的基本理論、水體富營養化的概念、危害、評價及修復對策、水污染的土地處理系統修復原理、土壤污染的植物修復技術。而且,在授課過程中,可將本學科教師的研究成果與案例融入理論知識中,激發學生的興趣,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二、實驗實踐的設計與實施
本課程在原教學大綱中理論講授學時數為48學時,并未設置實踐學時。針對本課程的現實性、綜合性和研究性特點,將學時調整為理論講授32學時,實踐教學16學時。實踐教學與理論課同步開設,使理論與實踐結合,加深學生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并學以致用,提高學生的綜合分析能力和實際動手能力,培養創新能力。本課程擬開設的實驗實踐內容具體如下:
1.重金屬對植物種子發芽和根伸長的影響(4學時):將上課學生分成若干組,分別進行不同重金屬(Cd、Cr、Pb)對不同植物(小麥、白菜)種子發芽和根伸長的影響,考察不同重金屬對不同植物種子的毒性效應,加深對效應濃度、安全濃度等概念的理解。通過不同組的實驗結果比較,還可了解不同重金屬的毒性大小和不同植物對重金屬脅迫的敏感性。
2.人工濕地對城市尾水的處理效果研究(6學時):參觀人工濕地尾水處理廠,調查人工濕地的植物種類配置和運行參數,采集人工濕地的進水和出水,了解人工濕地對主要污染物,如有機物、N和P的去除效果。在對實驗結果進行分析的過程中,要求學生查閱資料,了解不同濕地植物如蘆葦、香蒲等對污染物的吸收去除能力,綜合分析理解人工濕地去除污染物的原理。
3.采用觀賞植物修復土壤重金屬污染的實驗研究(6學時):分組查閱資料,選擇合適的觀賞植物,研究觀賞植物對土壤重金屬的吸收和富集量,評價觀賞植物修復土壤重金屬污染的性能。該實驗一方面可讓學生深入了解植物對重金屬的吸收和生物富集的概念,掌握生物富集系數和轉移系數的計算,另一方面也可幫助學生理解重金屬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復技術原理,掌握超積累植物的篩選方法。
三、教學方式的應用
1.多媒體與板書相結合的講授方式。講授法是教學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特別是對于理論基礎概念、專業性基礎知識點的講解。多媒體技術是指將文字、圖像、聲音等承載信息的載體結合在一起,并通過計算機進行綜合處理和控制的技術。利用多媒體教學可以將抽象的知識形象化,給學生以視、聽新感覺,調動聯想思維,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如在講污染物對植物超微細胞結構的損傷時,可以通過直觀的照片展示不同濃度的污染物脅迫下,植物細胞的細胞核、葉綠體、線粒體等細胞器的損傷情況,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更利于學生對相關知識點的掌握。但是多媒體技術也存在一些弊端,如播放速度快,信息量大,不利于學生對知識的接受,缺乏足夠的時間消化和記筆記,因此,應根據具體知識內容,將多媒體教學和板書有機結合起來,特別是重點概念,通過板書的形式,放慢講授速度,加深學生對相關知識點的理解。
2.案例教學與學生演講相結合的方法。污染生態學的課程內容是以生態學原理為基礎,通過大量的案例分析污染生態過程中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等有機體的生態響應機制和其毒害表現,探討污染控制和污染修復生態工程的學科。但是環境中污染物種類眾多且對生物具有不同的毒性效應,課堂學時有限,僅能挑選比較經典的案例進行講解。另一方面,傳統的“教師講、學生聽”的授課方式作為主要的教學方式在調動學生積極性方面效果欠佳。因此,對于比較重要的知識點,可指定閱讀材料或要求學生自己查閱最新資料與案例,做成PPT在課堂上進行講解,教師給予針對性點評并引導學生討論。如生物對污染物的吸收和遷移章節中,比較經典的案例是鉛和鎘在玉米根系中的吸收和遷移,可以引導學生查閱鉛鎘等在其他植物或土壤-植物體系中的遷移規律,并在課堂上講解、討論植物吸收重金屬的途徑。該方法不僅能夠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提高學生的表達能力,活躍課堂氣氛,也能使學生了解學科最近的研究進展,加深對相關知識的理解,拓展知識面。
3.專題講座。污染生態學具有現實性、綜合性和研究性,是一門發展中的學科。隨著學科之間不斷交叉滲透,其學科內涵更加豐富。而且,隨著研究的深入,對于污染生態學中出現的新污染物、新問題的認識也不斷深入。因此,有必要開展污染生態學的研究前沿與展望的專題講座。專題講座主要介紹目前污染生態學和環境科學領域一些熱點問題的研究進展,如藥品與個人護理用品、內分泌干擾物、生態風險等。這些新興污染物和人類生活息息相關,通過專題講座,可以使學生了解環境中的新興污染物對人類身體健康的影響,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同時激發學生對科研的興趣,吸引一批學生投身于科研事業中。
四、結語
《污染生態學》是生態學專業的重要專業課程,具有現實性、綜合性和研究性的特點。在教學過程中,應結合本課程的特點與學科優勢特色,優化教學內容,并合理設置實驗實踐環節,使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起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科研能力和綜合素質。
參考文獻:
關鍵詞:教育生態學;研究對象;學科屬性;范疇體系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高涵,周明星,湖南農業大學教育學院,長沙 410128
內容提要:教育生態學即探究教育個體、群體和整體與其生存、生長和生成環境形成和諧關系的學問。研究對象亦即教育生態,包括教育生存狀態、教育生長形態和教育生成樣態;從學科意旨來看是一門中介學科,從學科意蘊來看是一門內生學科,從學科意境來看是一門未來學科;范疇體系亦即教育主體之間以及教育主體與教育環境的生態位、生態鏈和生態圈。其中始項范疇即教育生態;中項范疇即教育生態主體和教育生態環境;介項范疇即物質循環、智能流動和信息傳遞;終項范疇即教育生態效益。
關 鍵 詞:教育生態學 研究對象 學科屬性 范疇體系
標題注釋:本研究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代職業教育理論體系:概念、范疇與邏輯”(項目編號:BJAI13009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從教育生態學的學科演進看其研究對象
有無明確的研究對象是判斷一門學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1]縱觀國內外教育生態學發展,雖然在其不同階段的研究對象偏向不一,但是隨著學科的演進而逐漸指向清晰。
首先,思想形態階段意向是教育對象與教育環境之間的生存關系。國外,從柏拉圖提出“為身體的健康而實施體育,為靈魂的美善而實施音樂教育。音樂貴在能抒發豪邁的情感,培養勇敢的德行,摒棄萎靡哀嘆的歌曲。”到亞里士多德提倡體、德、智、美和諧發展的教育觀,再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教育家主張活動教學,讓兒童通過觀察、游戲和勞動等來獲取經驗和理解世界,直至近代夸美紐斯的直觀及漸進教學原則,盧梭自然主義教育,凱洛夫探究遺傳、環境和教育對人的發展的意義,杜威“教育即經驗”“教育即生長”“做中學”等,這些思想主要關注教育環境對受教育者成長的影響,成為教育生態思想形成的重要來源。我國先秦時期也已經萌發了不少生態思想,從神話的圖騰崇拜到《周易》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再到儒家《中庸》中“唯天下至誠,為能盡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直至宋代程顥正式提出“天人一本”、“天人本無二,不必言二”的“天人合一”思想。[2]p20-26這些生態思想影響了同期的教育生態思想發展。《論語》中“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以及“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孟子》中“后稷教民稼墻,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等觀點以及“孟母三遷”的典故,表明當時人們已經意識到環境因素對教育的影響;古代書院多設在崇山峻嶺之中,說明人們當時注意到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對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影響,富含豐蘊的教育生態思想。
其次,理論形態階段傾向是教育組織與教育環境的生長關系。1966年,美國學者阿什比在其著作《英國、印度和非洲的大學:高等教育生態學研究》中,提出了“高等教育生態學”的概念。他圍繞“適應”的主題,從生態學的視角對英國、印度和非洲的高等教育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闡述了殖民地大學遵循生態學的拓適原理,經歷類似生物的“生”與“長”的過程,為大學的發展開拓了空間。1976年,美國教育家勞倫斯·A.克雷明在其著作《公共教育》中率先提出了“教育生態學”的概念,并進行了專門論述。[3]p30-361977年英國學者埃格爾斯頓的《學校生態學》以研究教育資源的分布為主要內容。此后,國外教育生態學開始了系統的理論研究,并涌現出一批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費恩的《公立學校的生態學》、坦納的《生態學、環境與教育》和沙利文的《未來:人類生態學與教育》、萊西與威廉斯的《教育、生態學與發展》等。國內較早探討教育與環境關系的著作是民國莊澤宣的《教育概論》(1926),也是我國教育生態學理論形態發展的先聲。接著吳俊升、王西征合著《教育概論》(1935)設“遺傳與環境”和“發展與適應”兩節,初步探討了教育生態規律;張栗原的《教育生物學》(1943)是國內較系統從兒童身心發展規律視角探討人物生態學的著作。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臺灣學者方炳林先生率先從事教育生態學研究,并著《生態環境與教育》一書。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相繼出版了三部教育生態學代表著作,它們分別是1990年吳鼎福和諸文蔚合著的《教育生態學》,這被認為是中國大陸第一本教育生態學著作;1992年任凱和白燕合著的《教育生態學》和2000年范國睿著的《教育生態學》。此外,賀祖斌出版了《高等教育生態論》研究了高等教育的生態承載力、生態區域發展等問題。這些著作大多從學校這一教育組織出發探討教育生態關系,標志著我國教育生態學理論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
最后,學科形態階段徑向是教育主體與教育環境的生成關系。進入二十一世紀,教育生態學學科形態得以觀照。在國外,教育生態學科建設主要體現在課程設置上。美國教育生態學作為一種組織化的學科建制,在教育學、生態學或者環境科學門類設置相關課程,提供相關的研究生學位。例如:俄亥俄州立大學設立了“教育與人類生態學院”,該學院在全美的學科排名非常靠前。密歇根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院”提供行為、教育和生態研究生碩士學位課程。西部西德尼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在社會生態學下面提供教育學碩士學位,旨在探求個人、社會、環境和精神領域動態的相互關系。在國內,教育生態學學科建設則注重人才培養平臺的建設。隨著國內教育生態學理論與實踐的日益豐厚,終于在本土孕育出制度化的教育生態學科。華東師范大學最早在教育學科中培養了教育生態學博士。2012年,湖南農業大學成功設置了全國首個“教育生態學”博士點,并于2013年首次招收教育生態學博士研究生,這時期的研究大多關注教育主體特別是受教育者與環境的關系,開啟我國教育生態學從理論研究到學科建設的新征程。
由上,筆者認為:教育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教育生態,亦即教育生態主體與教育生態環境的和諧關系,它也是學科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包括教育生存狀態、教育生長勢態和教育生成樣態。原因有三:第一,教育生態是一種現實的客觀存在,具有明確的內涵和外延,是需要被解決的客觀問題。第二,教育生態是教育生態學中最核心的概念,其他概念都可以以教育生態為邏輯起點加以演繹說明。第三,教育生態是教育生態學中最本初的矛盾,我們可以由此推演出教育生態的本質、教育生態的基本規律、教育生態準則等一系列下位理論,從而形成教育生態理論體系。
二、從教育生態學的視域差異看其學科屬性
在討論了教育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后,有必要探討該學科的研究內容,進而準確把握教育生態學學科屬性。當前,對教育生態學屬性爭論焦點在于:它是屬于生態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還是屬于教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那么,教育生態學的學科屬性究竟為何?從國內外研究來看主要有三種視角:一是生態學視域的教育生態學,以生態環境因子為主,研究各種生態環境因素與教育的關系及對教育的影響。臺灣學者方炳林撰著的《生態環境與教育》提出以生態環境因子為主,試圖通過社會、文化、家庭等各種生態因子與教育的關系及對教育的影響的考察來建構教育生態體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李聰明所著的《教育生態學導論》運用生態學的原理,針對臺灣的教育現象和問題進行了反思,[4]p2正是體現了這一視角。二是教育學視域的教育生態學,以教育學為主體,研究教育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如克雷明在所著的《公共教育》中指出:“生態學的概念是有用的,因為它強調聯系。”教育生態學就是“把各種教育機構與結構置于彼此聯系中,以及與維持它們并受它們影響的更廣泛的社會之間的聯系中來加以審視”,[3]p30-36體現的就是這種研究方向。三是交叉視域教育生態學,從教育學和生態學交叉的領域來進行研究。吳鼎福所著《教育生態學》是以生態學的方法研究教育,涉及了教育的生態環境、教育的生態結構、教育生態學的基本原理以及教育生態的基本規律等內容,并指出“教育生態學以教育學和生態學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并與其他分支學科有著內容上和方法上的交叉和聯系,起著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作用。”[5]p2范國睿所著《教育生態學》從社會生態系統、教育資源與教育生態、學校生態分布以及學校與課堂生態環境等方面來研究人、教育、環境彼此聯系,同時他在書中指出“教育生態學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借鑒并綜合教育學和生態學的方法,是形成教育生態學理論體系的重要一環。”[6]p2但這兩本書仍是以教育科學分支學科叢書而著稱于學界。
上述關于教育生態學學科內容的不同觀點其實質是關于學科性質的不同認知,主要是由于不同專業背景的研究者的學科本位意識與研究興趣不同造成的。當然,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教育生態學的性質,有助于全面地認識教育生態學。但是,如果把教育生態學只看做生態學的分支學科,不結合教育的知識,簡單地將生態學的理論移植到教育生態學中,會使教育生態學本身的教育特殊性喪失;如果把教育生態學只看做教育學的分支學科,不借鑒生態學的原理,來解釋教育中生態現象,教育生態學中的生態特殊性就得不到合理的認識。如果把教育生態學看成是教育學與生態學的簡單相加,則會使教育生態學的理論體系難以獨立形成,從而阻礙教育生態學學科發展成熟。筆者認為教育生態學并不是某單一學科領域的分支學科,應該是教育學和生態學兩者融合后產生的新個體,其學科屬性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把握:
第一,從學科意旨來看它是一門中介學科。教育生態學對于教育學而言是基礎學科,其任務是對于客觀存在的教育生態現象進行分析,為探索教育活動規律和完善教育理論提供新的學科依據。對于生態學而言是特殊學科,即教育生態學是生態學在教育領域的響應學科,但這種學科響應并不是簡單地套用生態學理論來理釋教育現象,而是借鑒生態學的一般理論來構建教育生態學的特殊理論。因此,教育生態學既不是生態學的分支,也不是教育學的分支,而是處于兩者之間的“橋梁”學科,將生態學應用于教育領域構建出新的獨立理論體系以豐富教育學的學科。第二,從學科意蘊來看它是一門內生學科。學科發展的實踐證明,許多學科研究內容源自實踐需求,同時社會實踐的發展也會促使研究內容變化,最終促成新學科的生成。如管理學學科發展歷史就證明,許多有影響的理論成果都是對實際管理活動進行長期研究的結果,泰勒的《車間管理》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此管理學科作為一門成熟的學科已擁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和研究范式,并被人們普遍認同。教育生態學的根本出發點應該是解決實踐中出現的教育生態問題。當前出現的教育資源配置不均、各級各類學校比例不合理等現實問題,是教育生態失衡的現實表現。吳鼎福認為:“教育的生態平衡是教育生態的核心問題,也是一條最基本的規律。”[7]可見,教育生態學的主要研究內容就是社會中的教育生態實踐,而它也正是在這種實踐探索中萌芽并最終形成的學科。第三,從學科意境來看它是一門未來學科。生態本身就是一種基于未來的理念。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生態失衡導致生態危機的發生,生態危機的解決正是需要全人類共同面臨問題。然而生態危機的解決主要在于“破壞前的保護與預防”并非“破壞后的修復與彌補”。在教育生態系統中,教育生態亦是一個面向未來的話題,所要解決的不僅是解決已存在的教育生態問題,更重要的是在于優化教育生態主體與教育生態環境之前的關系,生成和諧的教育生態,從而促進教育活動持續健康發展。因此,教育生態學不僅是著力于解決現實存在的教育生態問題,更是致力預防未來可能出現教育生態失衡現象的學科。
內容摘要:教育生態學即探究教育個體、群體和整體與其生存、生長和生成環境形成和諧關系的學問。研究對象亦即教育生態,包括教育生存狀態、教育生長形態和教育生成樣態;從學科意旨來看是一門中介學科,從學科意蘊來看是一門內生學科,從學科意境來看是一門未來學科;范疇體系亦即教育主體之間以及教育主體與教育環境的生態位、生態鏈和生態圈。其中始項范疇即教育生態;中項范疇即教育生態主體和教育生態環境;介項范疇即物質循環、智能流動和信息傳遞;終項范疇即教育生態效益。
關鍵詞:教育生態學;研究對象;學科屬性;范疇體系
作者簡介:
三、從教育生態學的理論歧見看其范疇體系
如果說弄清研究對象是學科定向、探討學科屬性是學科定位,那么明確范疇體系則是學科定界。何為范疇?這是希臘語Kategoria譯名,指事物種類、類目、部屬與等級。[8]p3范疇是人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產生和完善起來的對客觀事物本質聯系的概括,它的形成是人們在一個學科領域的研究進入理性階段的重要標志,反映著該學科發展與成熟的程度。一般來說,學科范疇體系的建構應該遵循三條原則:一是客觀反映學科所指向的活動,體現現實抽象性的原則;二是必須依據辯證邏輯學中辯證范疇理論的指導,體現邏輯和歷史統一的原則;三是必須反映學科特殊實踐性,包含所屬學科的特殊矛盾和基本規律,能夠推演出整個學科理論體系。依據這些原則,筆者認為,教育生態學范疇就是圍繞特殊矛盾客觀地反映教育生態各個方面、各個環節的存在,伴隨著這一矛盾的解決自然而然地形成范疇體系,包括始項范疇、中項范疇、介項范疇和終項范疇。任何一門學科的理論形態都是由一系列范疇所構成的,教育生態學自產生以來,一直就有諸多的學科基本理論之爭。因此,要明確教育生態學學科范疇,首先必須厘清這些理論之爭。
一是從內容歧見看始項范疇。所謂始項范疇,就是基于最簡單、最抽象和本質規定性,以及吻合歷史起點等要素。從教育生態學研究的歷史來看,學者們對于學科研究的起點未有清晰的界定,但卻有兩種基本取向,一種是認為教育生態學主要是對教育生態機理的研究。如吳鼎福認為:“教育生態學重點在于研究教育與其周圍生態環境(包括自然的、社會的、規范的、生理的)之間相互作用的規律和機理。”[5]p2另一種是認為教育生態學主要是利用教育生態觀來認識和解決目前教育中所出現的問題。如楊如安指出:“按照生態學的適應性、多樣性、平衡性、動力性、共同演進性原則,大學注重本區域文化的研究,既能促進區域文化的發展,又能促進大學的特色發展,避免了大學的同質化現象,推動了高等教育生態的建設。”[9]無論是對教育生態機制和規律的研究,還是對教育生態問題認識,歸根結底都是從教育生態這一學科中心矛盾而開始的研究。
二是從關系歧見看中項范疇。所謂中項范疇,是指在教育生態學理論體系中處于中心和支配地位的范疇。本質上教育生態學如同生態學一樣就是研究關系的學科,關系研究處于學科的中心位置。眾所周知,生態學研究的是有機體與環境的關系,那么教育生態學研究什么關系呢?方然指出“教育生態系統科學建構的主張,深受現代生態科學的影響和啟發,強調環境與人的相互關系,實現更高層次上人類自主地回歸自然。”[10]肖鳴政認為教育生態學是“研究個體身心發展與周圍環境系統之間教育關系及其教育機制的一門交叉學科”。[11]本研究認為,教育生態學就是研究教育主體之間以及教育主體與教育環境相互作用的和諧關系。由此,也可以找到構成教育生態學中項范疇的兩個部分:教育主體與教育環境。
三是從功能歧見看介項范疇。所謂介項范疇,是指由起點范疇實現終點范疇所經歷過的實踐環節。正是由于存在某種范疇演繹和轉換的中介范疇,一門理論或科學領域才有體系。這個“中介”在邏輯上就是連接邏輯起點和邏輯終點這兩個范疇的中介橋梁。“任何生態系統都在生物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下完成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信息傳遞的過程,以維持系統的穩定和繁榮。因此,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信息傳遞成為生態系統的三個基本功能。”[12]可以看出,這三個基本功能體現的就是生態系統運行的實踐。反觀教育生態學,學者們對于教育生態系統的功能說法不一。如唐德章認為:“所謂教育生態系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通過系統內各種要素間的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使人在德智體美勞各方面和諧發展,培養出合格人才、專門人才,這是教育生態系統最基本的功能特征。”[13]然而,教育生態系統應該不完全等同于生態系統,它更多地應該是在教育主體與教育環境相互作用下進行物質循環、信息傳遞特別是智能流動的過程,從而保持教育生態系統平衡。
四是從目的歧見看終項范疇。所謂終項范疇是教育生態學終極目的。關于教育生態學的終極目的,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如范國睿認為:“教育生態學通過分析各種教育生態環境因素與教育事業發展之間復雜的動態的關系,揭示教育發展的規律和生態機制,探索優化教育生態環境的途徑和方法。”[6]p28王鳳產提出:“人們認識和研究教育生態系統的目的之一在于有效地控制和管理教育生態系統,使整個系統按照我們的要求和目的進行發展。”[14]那么,教育生態學的終極目的是什么呢?教育學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人;生態學認為其目的是指導人與生物圈(即自然、資源及環境)的協調發展。通過對分析教育生態學兩個“母體”學科的終極目的,本研究認為其終極目的是教育生態效益,即以人才為核心的教育生態系統工程。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教育生態學的始項范疇是教育生態,包括教育生存狀態、教育生長形態和教育生成樣態四個方面;中心范疇是教育生態主體與教育生態環境,其中教育生態主體包括人與組織的教育生態個體、教育生態群體和教育生態整體,教育生態環境方面包括教育生態地理環境、物理環境、心理環境和事理環境;介項范疇是教育生態功能,包括物質循環、智能流動和信息傳遞;終項范疇是教育生態效益,即教育生態系統工程,包含人才吸引生態、人才培育生態、人才產出生態、人才發展生態,其核心是人才。由此,筆者認為教育主體之間以及教育主體與教育環境的生態位、生態鏈和生態圈,并由始項范疇、中項范疇、介項范疇和終項范疇四部分共同組成的邏輯結構,亦即教育生態學的范疇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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