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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
(一)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
危機爆發前,2003―2007年世界經濟經歷了連續5年的快速增長,平均年增長率在6%以上。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年初,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全球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各國經濟活動迅速減速,金融危機從多方面、多渠道對各國經濟產生了重創。2009年世界經濟經歷了一個由深度衰退到艱難復蘇的轉變。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報告,2009年世界經濟下降0.6%,其中發達國家經濟全面衰退,整體經濟下降3.2%。發展中國家經濟受影響較小,保持了3.4%的增速。中國經濟一枝獨秀,達到了9.1%的增速。結果使得發展中國家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例迅速上升。特別是在支撐全球經濟復蘇增長中做出了積極貢獻。
(二)經濟全球化受到重挫
2009年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市場需求全面萎縮,國際貿易急劇下降,跨國資本流動驟減。據世界貿易組織(WTO)報告,2009年全球貨物貿易量下降12.2%,是70年來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全球貨物貿易額下降23%,從2008的15.78萬億美元降至12.15萬億美元。另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報告,2009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銳減39%,從2008年的1.7萬億美元降至1.04萬億美元。盡管全球化的總體趨勢不會發生逆轉,但其進展的速度將受到較大的制約。全球貿易與投資的恢復將取決于主要經濟大國及區域經濟的恢復能力及活力。
(三)全球經濟再平衡充滿矛盾
當前的世界經濟正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調整之中。這場危機帶來的深刻創傷,將影響未來數年的全球供給與需求。而要實現全球經濟穩定復蘇和持續增長,一些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必須得到解決,全球經濟增長模式、金融結構重塑的方式、國際儲備貨幣的未來等問題,都將是人們關注的重點。在后危機時代,世界各國都在反思各自的發展理念及發展模式更加注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由于對危機產生的原因在認識上各主要經濟體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全球經濟再平衡進程將充滿矛盾,發達經濟體如何逐步改變高負債下的消費主導型增長模式,而新興經濟體如何推動經濟增長模式由出口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這種調整的方向在理論上講是正確的,但在現實的操作上是有難度的,目前的關鍵是各國要在推動世界經濟復蘇方面做出共同的努力,通過優化全球資源配置給各國經濟復蘇提供動力,確保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
(四)貿易保護主義上升
金融危機爆發后,由于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的影響,東西方在全球經濟平衡和理論方面的分歧進一步加大,特別是以歐美為首的發達國家頻頻向中國施壓,企圖使中國按照西方的理念,推動實現全球經濟的再平衡。盡管在G20峰會上,各國首腦一致認為應避免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但與此同時,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卻有所抬頭,美國率先提出的“購買美國貨”條款使貿易保護主義呈進一步蔓延趨勢。美國、歐盟、印度和加拿大日前分別對華進口部分產品頻繁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貿易措施。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呈現集聚上升的趨勢。僅2009年中國遭受的“兩反兩保”案例就達116起,涉案金額127億美元,金額增長約1倍。
(五)經濟發展理念面臨新的選擇
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帶來嚴峻的、破壞性的影響,為應對金融危機,各國政府采取了不同尋常的應對措施,一方面全力刺激經濟,促進增長和就業;另一方面全力支持金融機構,提升市場信心。截止目前,各國政府大規模的、同步的全球刺激經濟政策已取得了初步的效果,經濟處于復雜的回升過程。但在產業經濟發展和金融資本作用方面,在市場功能和凱恩斯主義作用方面形成了新的矛盾。如何加強產業競爭力,或助推新興產業的發展以解決失業問題;如何擇機放棄政府的刺激手段使經濟回歸到以內生增長功能為主導的正常運行。對此,缺乏新的經濟理論的支撐,經濟發展理念面臨新的選擇。
二、全球經濟復蘇面臨的矛盾
(一)刺激政策退出時機的選擇問題
隨著經濟復蘇進程的確立,經濟刺激政策將逐步退出,但過早退出有可能導致經濟復蘇進程夭折,而過晚退出有可能誘發通脹風險,因此審慎把握和選擇刺激政策的退出時機將是各國面臨的一個艱難抉擇。由于各國經濟復蘇的不均衡,為抑制通脹預期,印度和澳大利亞都已先后加息。但主要經濟體仍繼續保持低利率水平。為實現全球經濟可持續的復蘇,各國需制定符合自身國情的“退出戰略”,同時,要繼續加強相互的政策協調。
(二)債務危機與財政負擔風險凸顯
全球經濟雖在復蘇,但債務市場的風險以及其他不確定因素持續上升。以希臘為重點的歐洲一些國家債務危機正在拖累歐洲經濟的復蘇,并成為全球經濟的風險核心。經過本次金融危機的沖擊,全球多個國家的債務已逼近甚至超越了警戒線,或被嚴重的公共債務問題所困擾。為此,審慎控制債務風險至關重要,盡管歐債危機還不至于使世界經濟陷入“二次探底”,但發達國家的債務風險可能會沖擊正在恢復的經濟復蘇局面,至少會拖累世界經濟的復蘇進程。各國政府需要設計可靠的中期財政整頓計劃,以遏制債務負擔加劇,防止信貸危機步入新階段。
(三)失業和通脹風險并存
在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中,各國就業形勢日趨惡化。2009年發達國家的失業率達到了8.8%。今年上半年,美國失業率持續保持在9.5%左右;歐元區失業率已接近為10%;日本的失業率上升至5%。IMF預計,盡管許多發達國家2010年的就業增長將轉為正值,但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形將至少持續至2011年,2011年發達國家平均失業率將維持在9%左右。一旦各國政府刺激措施退出,私人需求能否成為拉動經濟復蘇的動力,對全球經濟增長前景至關重要。因此,創造就業機會、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引擎仍是各國政府面臨的一項關鍵性的政策挑戰。
(四)國際協調機制作用受到局限
在過去10年,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國際協調機制日顯乏力,特別是WTO新一輪談判的艱難進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調功能的日益減弱,充分暴露了國際化過程中協調性滯后的矛盾,所以解決和加強國際協調機制是當務之急,是下一輪全球經濟發展的前提和保證。但在加強和發揮國際協調機制方面仍存在著眾多的矛盾:WTO新一輪談判的進程艱難,國際貨幣和世行的改革充滿矛盾,G20會議的作用仍有待于加強。
(五)大國博弈日益上升
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隨著經濟份額和各自作用的變化,矛盾正處于上升階段,中國同美國、日本、歐盟的矛盾以及“金磚四國”之間的矛盾將日趨復雜。在世界經濟大動蕩、大變革時期,大國之間的博弈日益凸顯,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交織在一起,傳統思維和合作發展模式相互碰撞。如何在世界經濟事務中發揮大國作用,并使本國處于有利的競爭地位是當前各國之間的一場博弈。
三、我國外向型經濟面臨的挑戰
我國外貿自2000年以來在各種有利條件的支撐下,一直維持高速增長,年均增長達26%。這種增長主要受三種因素的支撐:一是全球經濟穩定增長使國際市場容量不斷擴大,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又為擴大出口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二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力度的加大,各種經濟成分十分活躍,國企、外資、民營均處于高增長發展階段,形成強大的出口陣容。三是規模效益遞增掩蓋了產能過剩和結構不合理的矛盾。通常情況下,產能的持續擴張會導致邊際效益的遞減,但我國的情況是,在發展經濟熱情的驅動下,在各種有利政策的支持下,形成了強有力的低成本優勢,從而維持了一個較長的增長階段。而目前這三種因素的推動作用正在遞減,國際市場相對萎縮,三大出口生力軍也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難,低成本擴張優勢正面臨成本迅速上升的壓力,而制約我國外貿出口的中長期因素仍未得到根本改觀。在新形勢下,如何提高外貿出口的國際競爭力,如何保持外貿的可持續發展,如何成功地推進轉型升級已成為當前的一項緊迫任務。
(一)對外向型經濟的戰略意義認識不到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主要得益于對內實行市場化改革,對外實行開放的經濟政策,而進出口貿易又是體現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容,出口不僅可以促進國內經濟增長,解決大量勞動力就業,同時出口的國際競爭力也體現了一個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力及在國際交往中的地位。目前,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形勢下,各國都把促進出口發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甚至有的國家還把出口作為一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標志,把出口發展提升到戰略地位的高度。而我國國內卻有不少觀點認為,我國出口的依存度過高,順差過大不僅帶來對外部的貿易摩擦,同時還造成資源浪費且破壞環境,結論是應適當限制出口,鼓勵擴大進口。在當前出口剛擺脫危機的陰影并出現恢復增長之際,有不少人甚至提出要減少對出口的支持力度。應該承認,我國的外貿發展的確存在著諸多需要改進和提升的方面,但改進和提升是為了更好地為國民經濟發展發揮作用,而不是持否定的態度。當前的首要問題不是出口多了,而是如何盡快提高外貿出口的質量和效益。
(二)制造業競爭優勢變化因素
隨著勞動者對尊嚴和幸福指數的追求日益上升,勞動力工資上升已成大勢所趨,近來部分省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也說明了這一趨勢。特別是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現象,雖然是結構性的矛盾,但它預示著勞動力成本面臨上升壓力。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土地緊缺,地價上升,環境治理投入增加,資源成本價格高漲,煤水電氣價格面臨上調壓力,這一切都預示著制造企業的生產成本負擔將會日益加重。外貿低成本競爭的方式已難以持續。
(三)貿易結構調整滯后
我國外貿結構矛盾主要體現在,貨物貿易發展快,服務貿易發展滯后,勞動密集型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產能過大,出口比例偏高,高附加值,深加工產品比例低,結構不甚合理。缺少自主知識產權、自主設計產品,自主品牌產品的出口比例較小。高端制造業產品的出口競爭力較弱,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發展滯后。目前的狀況是,外資企業以自主知識產權和品牌產品出口為主,國有企業以部分高端制造業和大型機電產品出口為主,民營企業則多數以輕紡和日用品出口為主。出口規模雖龐大,但出口質量和效益一直是困擾外貿企業的主要矛盾。
(四)貿易理論定位不明確
長期以來,我國外貿的發展主要受比較優勢理論的影響,即不斷擴大優勢產品的出口,龐大的產能壓力形成嚴重的低價競銷,自相競爭的局面。與此同時也損失了出口效益,影響了產業升級,這種現象恰恰是貿易理論所描述的“制造業出口陷阱”。當務之急是要盡快扭轉出口被動局面,通過政策引導和企業的努力,加強自主創新和自主品牌的出口和研發,提高營銷網絡的經營能力,全面提升我國出口的競爭力,加大高端制造業和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以達到提高出口質量和效益的目的。要實現這一目標,關鍵是要盡快擺脫比較優勢理論的束縛,應借鑒競爭優勢理論或戰略貿易理論,通過制定配套的實施政策加以推動。
(五)貿易政策同產業政策銜接不夠
出口產品結構的狀況是一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外在表現。出口結構的變化受制于國內的產業結構。但由于我國存在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長期脫節現象,其結果導致出口結構嚴重偏離國內產業結構的發展。出口產品結構不能完全反映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現狀,從而制約了出口結構的升級。如在我國的產業振興計劃中,很少把重點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放到突出的位置加以扶持。而世界上許多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以不同的形式對國內重要產業采取保護和支持的策略,通過支持和保護國內的戰略產業發展以實現維系該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四、企業的應對措施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一國競爭力的強弱關鍵在企業的組織形式及競爭力。未來,我國在走向世界強國的過程中,如何加快體制和機制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企業發展壯大的環境,通過市場競爭形成一批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這是支撐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一方面要政府轉變觀念,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而同時企業自身的發展及戰略定位也十分重要。從企業發展的角度,要高度重視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一)加強對形勢的研判,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
當前國際經貿形勢充滿矛盾和變數,主要發達國家的政策仍處于困難的抉擇之中,中國宏觀經濟走勢及調控的動向亦將對企業的經營環境產生較大的影響。企業應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不斷調整自身的競爭策略,包括對世界經濟發展前景變化及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把握。尤其是大型企業更要把握好外部環境,否則將處于被動的發展狀態。
(二)堅持國際化的經營方向,積極拓展海外市場
堅持國際化的經營方向,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形成合理的資源配置,事關企業的競爭優勢。在當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任何競爭力都是國際競爭力。沒有國際化經營能力的企業,無法形成強勢企業。企業應高度重視“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的發展理念。金融危機也帶來了一些機遇,一是西方有些產業面臨重新洗牌的問題。二是跨國公司無暇顧及一些市場的重新布局。我國企業要抓住機遇,拓展海外市場,不斷形成全球市場的戰略布局。以貨物出口為基礎,加強向銷售網絡和物流方面的延伸,尋求海外投資機遇。資源型、加工組裝型以及合作研發和共建營銷網絡等都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三)突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延伸產業鏈上下游的發展
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企業在擴張中,經常追求做大做強,甚至形成行業的龍頭老大,但沒有核心競爭力的堅強基礎,將難以支持企業維持行業老大的地位。從企業發展的經驗看,不外乎三種模式:一業為主,多種經營,包括跨業經營;突出主業,全產業鏈覆蓋;保持在某項技術上處于領先地位。從最新的發展動態看,后兩種形式發展成功的案例更多。這需要企業根據自身優勢做出選擇,關鍵是要形成合理的產業布局和產品結構的不斷升級,加強產業鏈的覆蓋和延伸發展。
(四)提高經營能力,加強風險防范
中國企業的整體素質仍存在較大差異,管理型人才較多,經營型人才較少,創新人才更少,特別是國際型、復合型人才更是短缺。全面提升企業的經營能力,加快經營隊伍建的培養和投入是十分必要的。金融危機后,西方企業普遍面臨發展的困難。這對我加強對外投資形成了有利的拓展機遇,特別是在資源、能源市場,高端制造業等領域,這些恰恰是我們發展的需要,但也存在著較多的投資風險。企業應注意把握風險,如法律法規及稅收政策方面、投資環境、文化背景及匯率風險等。
(五)提高對外交往能力,樹立良好的公司形象
從長期來說,我覺得也需要防范由于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滑可能帶來的一些潛在的影響,尤其是一些中長期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逐步下行是一個必然的趨勢,90%以上的國家都曾在高增長中減速,有一些國家減速的幅度還相當之大,我們能不能在未來8―10年里保持經濟在一條線上運行,不讓它下行。如果我們認定未來還是有一個下行的態勢,當然隨著改革紅利全面充分的釋放后,我們的經濟可能會帶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還會有8%的增長,但是向上的這種態勢可能也需要條件。如果從日本教訓的角度來看,在一些重要的轉折點上,如果把控不好的話,經濟可能會出現過度的下滑,過度的下滑之后,最后的中長期的下滑可能是比較大的。當然,對2020年后的目標不至于會造成太大的影響,到了2049年前后,這些發展,對整個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進程會不會造成一些影響,還是需要適當地加以關注,如果不帶來大的負增長,我們覺得讓經濟適當的回升一下也是有必要的。
我認為在世界經濟復蘇之初,或者是之際,這個時候重要的是要調結構,要練好內功,而不是等待。調結構不是簡單的本身的措施就可以起到作用,還需要宏觀調控政策的一些配合,對當前而言,切切實實的調結構非常重要,而且是早調整,早主動,晚調整就可能非常被動。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開放經濟跟封閉的經濟有很大區別,封閉經濟條件下調結構很簡單,關門淘汰就可以了,但是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重要的是政府相結合加減法并行的這種調整。簡單的練內功,或者是簡單的淘汰可能都是不可取的。我們雖然不主張簡單的通過政府的支出等等這樣一些措施增長,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仍然是必要的。為了更加有效的推動結構調整,需要把握好“去杠桿、去泡沫”和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常作用的關系。
同時,也需要把握好調結構轉方式,利用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關系。要堅持從需求方面施策,從供給方面發力。首先,從需求方面施策來說,有些投資還是要適當的擴大。過去確實有重復建設、過度投資、鋪張浪費等等一些無效的投資,我們肯定要去掉控制這些無效的投資,但是不能因為控制無效的投資,把該投的、必要的、合理的投資也否定了。我們的基礎設施還存在很多薄弱環節,尤其是農村的基礎設施。還有我們的設備更新改造和技術創新方面欠缺還是相當之大的,我們推的力度還是遠遠不夠的。一些企業雖然有推動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的動力,但是往往缺乏這種能力,在這個時候需要政府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加以推進。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區域化;世界經濟
Abstract:Theeconomicintegrationisthecurrentworldeconomicdevelopmentbasictrend,itsessenceisbyinvests,thetrade,thefinance,thetechnology,thetalentedpersontomoveandthereasonabledispositionfreely,impelstheproductiveforcestodevelopfast.Theeconomicintegrationdisplaysintwoaspects:First,economicglobalization;first,economicalregionalizing.Theeconomicglobalizationandeconomicalregionalizingbecometheeconomicintegrationadvancementrespectivelybyituniquewaytwowheels,ispromotingtheworldeconomicsandvariouscountries''''economydevelopment.
keyword:Economicglobalization;Regionalizing;Worldeconomics
前言
生產力的發展和不斷深化的國際分工,在客觀上要求打破國家對資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對生產要素進行跨國家或地區集中生產自己具有或可以實現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產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終將增加產品總量和生產規模,使各國受益。基于此,各國在當代經濟交往中,一直在追求完全的經濟一體化。
全球化以其廣泛性,接近經濟一體化的理想狀態,但恰恰由于全球化這種一體化方式涉及范圍太廣,各個國家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水平差異性使各國對一體化的基本考慮往往難以形成共識,無法實現生產要素在全世界范圍內的自由流動。而區域化以其多樣性蓬勃發展,卓有成效地推動經濟一體化在局部地區的發展。
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全部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以比較優勢基礎的國際格局是當代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和必然趨勢。比較利益的普遍存在,是傳統國際貿易的基礎,也是后興起的跨國投資的基礎。
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影響
1、推動了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進程,并為世界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物質技術基礎。
全球化和區域化都從不同領域和范圍推動了上一世紀已經興起的科技革命進程、全球范圍的電子信息技術應用和區域安排內的科技開發分工。具體表現有三個方面,一是信息技術產業在世界高新技術發展中已成為關鍵;二是全球化和區域化安排實現了高新技術從發達國家向全世界的擴散和轉移;三是以信息技術、生命科學和材料科學為主的新技術將逐步與傳統工農業結合,形成新的產業增長周期。
2、對世界經濟秩序產生深刻的影響。
各國、各地區間經濟存在巨大差異的現實狀況使全球化的進程只能是次優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區域化方式雖然基本上解決了體制內的最優安排,但由于它嚴格的排它特征,使之與非成員之間又形成了新的貿易與投資壁壘。但從總體上和發展進程上,經濟區域化恰恰是經濟全球化的階段性補充,而且在結果上,區域化最終將促進全球化,已有的區域化實踐已經證明,區域化關稅壁壘與非關稅壁壘的逐步消除,擴大了成員間的貿易,其進一步的結果是隨著相互間市場的開放,資本、技術、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實現了利潤最大化和最優效率,促進了經濟增長。而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必然增加對區域外產品和生產的需求,到這時,區域內經濟就需要跨越區域界限與區域外經濟交流,或者是擴大區域化的范圍以實現經濟進一步發展。
3、全球和地區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
全球化和區域化在相關領域引起了革命性變化,實現了產業的重組,并購企業跨越國界、洲界和產業界限,各種虛擬的經濟形式如雨后春筍,使經濟的二元特性具有了新的涵義,以萬億美元計數的虛擬經濟使機械化大工業變得如此渺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從GATT到WTO,從APEC清邁宣言的相互貨幣支持到歐元啟動,世界已經創造出了130多種全球性和區域性的經濟一體化方式。全球化和區域化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的產業結構和經濟運行結構。
隨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發展而進一步發展國際貿易的規模、數量將在區域內和全球范圍內同時增長.由于生產的跨國特征與全球經營,使全球經濟增長和區域經濟增長將更大面程度地依賴于貿易。
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二者又與全球化和區域化相互促進。為追求貿易與投資便利化,出現了各種區域化與全球化方式,區域化與全球化的不斷發展為貿易與投資提供了相對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秩序,從而進一步推動了貿易與投資的發展。隨著全球化與區域化的不斷完善,貿易與投資的相互促進將表現得更為充分。
區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將導致金融風險加劇。為滿足和適應生產與貿易一體化發展的要求,各國普遍在金融領域逐步放松管制,開放市場。金融自由化進一步加速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隨著經濟金融化的不斷演進,國際金融市場規模不斷擴大,金融活動為生產與貿易帶來便利的同時,國際金融的風險也同步增長。相對于軟弱無力的國際金融監管,如果國際金融體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進展,金融危機再次發生極有可能。
區域化通過區內優惠安排實現了區內較為充分的合作,但卻造成區域之間的激烈競爭,競爭不僅表現在生產領域和市場范圍,而且還表現在優惠安排的攀比與競賽,這最終必然導致區域組織間差別的縮小,競爭的結果使其中一些組織消亡,而另一些組織則在不斷壯大,作為一個自發的過程而更接近全球化。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多次磋商,烏拉圭回合、GATT向WTO的轉變,雖然有種種不盡人意之處,但還是完成了向一攬子貿易自由化的過渡,這構成了本世紀全球化進程的堅定基礎。
經濟的不均衡性將會隨著全球化與區域化的發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與區域化中發揮核心作用的發達國家及其跨國企業,以其明顯的競爭優勢,通過資源配置和生產要素重組,將獲得越來越多的利潤和超額利潤,由于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術革命的深化,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進一步強化和完善生產國際化,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的戰略選擇與回旋余地極為有限。并且,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未能在經濟全球化中獲益,不平等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體制則進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經濟的不均衡性將更加突出。
應對之策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帶來的深刻影響作用于各國經濟,那麼,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該如何作為,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首先,應積極參加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進一步提高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包括貿易依存度和投資開放度,提高參與國際分工的能力,為微觀經濟主體進入國際市場創造宏觀環境。
其次,推進我國經濟法制改革,促進市場機制的完善,盡快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管理體系。
第三,隨著參與全球化、區域化的加深,在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領域都將有相當規模的交流,我國將更多地融入越來越自由化的國際金融市場,但由于我國金融體制還不健全,在這一進程中,我們要始終注意風險的防范和危機處理。
第四,建立風險防范意識和機制。全球化和區域化進程,使各成員的管理機制和發展模式都受到挑戰,面對較為頻繁的外部制度的影響,內部制度沖突的機率與風險不斷加大,存在著管理環境和經營環境的不確定性,這在短時期內是必然的,要注意形勢研究及時提出對策。
第五,努力提高企業的經營能力,降低生產成本,改進技術和管理,擴大產品和服務的市場進入能力和占有份額。
隨著全球化經濟的發展,國際經濟貿易自由化程度越來越高,這就使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合作也越來越多,要充分利用不同國家的優勢,實現全球化經濟合作。然而由于先天因素影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存在顯著的差異。在這樣緊張的形勢下,必須要深入的思考以往所執行的經濟貿易戰略,改變原有戰略的方向,加強自主研發創造更高價值的產品方向轉變,利用科技加快產業的升級,重新部署國際經濟貿易戰略。
二、我國國際經濟貿易戰略的概念
1.國際經濟
國際經濟,顧名思義就是指進入經濟全球化以來,在追求本國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引導下,各個國家所進行的生產要素、產業資本和商品之間的交換,而這種交換往往會形成一種國際化的聯系。經濟全球化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毫無疑問,經濟全球化促進了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交流,造成了目前所謂的國際經濟體制。就目前而言國際經濟存在以下特點:(1)在全球化的條件下,發達國家仍然起著主導作用,而發展中國家只能起著協同合作的角色;(2)雖然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世界金融體系進一步得到融合,然而各國由于發展情況不一仍面臨著發展不均衡、資源不對等的情況;(3)由于發到國家發展水平發展到一個瓶頸,所以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和動力毫無疑問就是發展中國家。
2.對外貿易
對外貿易就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所產生的一種涉外貿易,即國與國之間進行生產資料、商品、技術等的交流和貿易。出口和進口是對外貿易的基本構成。由于各國資源分布極不均勻,發展水平也差距很大,所以造成了優勢互補效應,從這一方面進一步刺激了全球經濟的增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由發達國家創造、發展中國家制造這種模式所主導,尤其一些發展中國家淪為了世界工廠。這正是由于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經濟的自主分配作用,發達國家相當昂貴的人力、土地資源成本轉移到相對廉價的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利用自身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吸引發達國家的投入。
3.貿易戰略
貿易戰略就是國際經濟條件下對外貿易發展出來的策略方針,簡而言之就是怎么利用合理的策略方式發展優勢,彌補劣勢。百年大計,方針先行,所以確立好正確的、可持續的國家貿易戰略是極其重要的。
三、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新趨勢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尤其是在當前的國際經濟貿易形勢下,隨著社會、科學技術等方方面面的影響,國際貿易發展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就要求更加把握好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新趨勢。
1.國際經濟貿易高級化
信息技術的發展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有目共睹,隨著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各國對商品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級化,精細化,所以國際經濟貿易高級化也是目前的趨勢之一。只有在國際貿易中積極提升科學技術水平,增加智能性、高級化,才能把握國際經濟貿易的主動。
2.國際貿易利益分配不均衡
雖然國際經濟條件下給各個國家都提供了看起來公平、透明的發展機會,可是就實際情況而言仍然是由發達國家所主導,所以發展中國家仍在國際經濟中處在相對劣勢的狀態。很多著名的公司都是在發達國家提供創意和核心,發展中國家提供制造,而產生的利益則絕大部分歸在了發達國家手里。
四、新形勢下我國國際經濟貿易的應對策略
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一直走著勞動密集型和產業低端型的路線,雖然產能巨大,產生的利益卻是十分有限,所以,中國如何在國際經濟貿易中走出發展困局,切實獲得發展成果的絕大利益是十分緊迫而重要的。其中,創新、產業結構轉型、發展模式改變等就是解決問題的重要方法。
1.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產業結構調整、發展模式轉變,這是解決我國目前在國際經濟貿易困局的唯一辦法。其中,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就是突破點之一。培養自己的高新技術產業,積極掌握核心科技,發展本國自主產業經濟,促進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2.充分挖掘國內市場
中國制造曾經在世界上風光無限,全世界都可見中國制造。如今,更多新興的發展中國家以更加廉價的人力資源成本吸引著發達國家的目光,所以,出口轉內銷則是以后中國貿易的重點。很多數據一一表明了中國本土市場的巨大潛能,如何發掘這部分經濟大陸,是目前我國發展的重點。
3.完善我國國際經濟貿易相關法律
法律規定了國際經濟貿易的規則,只有遵循游戲規則,才會取得其他國家信任獲得長足發展。所以,對于我國而言,完善經濟貿易中的法律法規,健全保障機制,既能保護國際貿易中的伙伴國家,也對本國企業的長遠發展有著很大幫助。
五、結語
在進行國際經濟貿易過程中,既要靠技術和產品取勝,又要遵循游戲規則。對我國而言,健全相對應的法律法規,積極轉變發展模式,大力發展中國創造才是在應對新的一撥國際經濟貿易挑戰中的有效方針。相信我國一定可以在此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實現國際經濟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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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合并財務報表理論;母公司理論;經濟實體理論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合并財務報表一直是世界各國公認的會計領域的一大難題,其難就難在中外會計學者對合并報表中有些問題的認識始終有爭論,這些問題主要包括合并財務報表理論、少數股權、合并范圍及合并價差的處理等,其焦點問題是對合并財務報表理論的認識。本文將在現有三種合并報表現論比較的基礎上,談談適合于我國的合并財務報表理論。
一、三種合并報表理論
目前,國際上通用的合并財務報表理論主要有三種:母公司理論、經濟實體理論和所有權理論。
母公司理論突出強調的觀點是:合并財務報表是為母公司自己的股東和債權人服務的,它僅為母公司的股東和債權人提供財務信息。因此,這種理論指導下的合并資產負債僅揭示母公司本身及子公司中屬于母公司擁有的凈資產;合并損益表中的凈收益僅揭示母公司本身和子公司中屬于母公司的凈收益,而對合并主體中屬于少數股東的凈資產和凈收益在合并報表中只做負債和費用處理。可見,母公司理論將合并主體中的少數股東作為債權人來看待了,這種做法的優點是能夠滿足母公司的股東和債權人對合并財務報表信息的需求,但它混淆了合并整體中的股東權益和債權人權益,沒有透過母子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公正地從合并整體的角度去揭示整個企業集團的財務信息。這種理論具有明顯的傾向性,不符合會計理論對會計報表的要求,一般在股權非常集中的情況下可以采用,但并不公正。當股權比較分散時,這種方法就顯得沒有道理。
經濟實體理論突出強調的觀點是:合并財務報表應該為合并主體的全體股東服務,而不應該單為母公司的股東提供信息。所以,這種理論指導下的合并資產負債表揭示的是合并主體的凈資產,包括少數股東擁有的凈資產;合并損益表中的凈收益揭示的是合并主體的凈收益,包括屬于少數股東的凈收益。可見,經濟實體理論將合并主體中的少數股東和多數股東同等看待了,其合并財務報表正確揭示了合并主體全部的凈資產和凈收益,比較符合會計理論對會計報表的基本要求。這種理論不論在股權集中的情況下還是在股權分散的情況下都是適用的,它對多數股東權益和少數股東權益的處理是比較合理和公正的。
所有權理論強調的是只要母公司在其他公司擁有其一定比例的所有權,不論母公司是否能夠控制得了其投資的這家公司,都需編制合并財務報表,并按母公司擁有的股權比例在合并報表上反映屬于公司的凈資產和凈收益,合并報表中不以任何形式反映這家被投資公司的股東的權益和收益,顯然,所有權理論無非是母公司在合并財務報表中按比例合并了子公司中屬于母公司的那部分凈資產和凈收益。這種財務報表并非規范的合并財務報表,它并不適應于被視為一個合并整體的企業集團揭示其整個實體的財務狀況。事實上,它通常用于揭示合營企業的財務狀況。
以上三種理論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會計實踐中都有應用,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荷蘭、瑞士、瑞典等多數發達國家主要采用母公司理論;德國主要采用經濟實體理論;法國在采用母公司理論的同時,還廣泛地應用了所有權理論。我國現行的《合并會計報表暫行規定》和合并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中也基本上采用了母公司理論。
二、我國合并理論的選擇
在三種合并財務報表理論中,經濟實體理論是最具有理論依據的,最能滿足企業集團編制合并報表的目的,也最能適合當前國內外股份有限公司股權結構的新變化,因此,在我國合并財務報表理論的選擇上,我們更傾向于經濟實體理論。
1.從理論上講,經濟實體理論是三種合并理論中最符合企業集團編制合并會計報表的目的的。當母公司擁有一個或多個子公司時,它們便組成了一個企業集團,從會計的角度講,這是一個會計實體,這個會計實體與其它會計實體一樣需要編制財務報表,其目的是向這個合并整體提供財務信息,與個別公司編制的個別財務報表不同的是,這些財務報表是合并財務報表,但其與個別財務報表對有關會計要素的表述和揭示應該是一致的,比如,股東權益在個別財務報表中通常反映企業資本的來源情況,那么,合并財務報表中的股東權益也應該反映這個合并實體資本的來源情況,包括多數股東的資本和少數股東的資本;個別財務報表和合并財務報表中的凈收益都應該表現為企業全部投入資本帶來的凈收益,在三種合并理論中能夠滿足這一要求的只有經濟實體理論。母公司理論要求合并財務報表只反映母公司股東的權益和凈收益,將少數股東權益作為債權人權益的做法顯然與上述編制合并財務報表的目的不相符合。而經濟實體理論的實質是進行比例合并,更無法做到從一個合并整體的角度去揭示企業集團的財務信息。
現階段,國內外合并財務報表之所以流行母公司理論,我想并不是因為這種理論很優秀,而是由于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對國際經濟業務的重大影響所造成的。美國是世界上編制合并財務報表最早的國家,世界上第一張合并財務報表是1886年美國科頓石油托拉斯公司編制的,隨后,美國合并財務報表的基本思想便影響了世界上多數國家。美國是一個債權人至上的國家,保護債權人利益是美國會計實務的基本指導思想之一,而按母公司理論編制合并財務報表正能體現出美國流行的這種思想,美國人認為,按母公司理論編制的這些合并財務報表能為其債權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財務信息,應該最受債權人的歡迎。其實,作為母公司的債權人,他們在進行財務決策時,首先需要的應該是母公司本身的財務報表,因為他們對母公司的資產擁有主動求償權,其次才需要合并財務報表,因為他們對子公司的資產只擁有第二位的求償權。另外,當母公司采用完全權益法核算時,其個別的財務報表與母公司理論下編制的合并財務報表所提供的財務信息相差無幾,如此說來,母公司的債權人完全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而合并財務報表按經濟實體理論、遵循合并財務報表的本來目的去編制也不會影響到債權人的利益。總之,從會計理論的角度看,采用經濟實體理論編制合并財務報表比其它理論更有依據。
2.從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看,今后股份公司的股權可能會越來越分散,一家公司持股比例超過50%的情況在減少,過去意義上的少數股東可能在持股總份額上超過其母公司持有的份額,這很可能會使過去意義上的母公司“淪落”為過去意義上的少數股東,盡管從“控制”的角度而言母公司可能仍然是母公司,但這種股權份額上的減少可能會使按母公司理論編制合并財務報表、僅為母公司自己股東股務的宗旨更加不盡人意。我們有理由推測,新經濟情況的出現將會使人們考慮以經濟實體理論取代母公司理論,因為只有經濟實體理論才能不偏不倚地為持股比例相差并不懸殊的所有股東提供這個合并整體的財務信息。筆者從有關會計文獻上看到,最近幾年來,美國在合并理論的選擇上已經有了新動向,更多地采用了經濟實體理論的合并觀念,一貫傾向于債權人利益的美國如今出現的這種新動向不能不說明經濟形勢可能出現的新變化。在我國緊鑼密鼓制定企業會計準則的今天,對合并財務報表準則的制定,尤其是合并理論的定位一定要注意瞻前性。總之,在新的世界經濟形勢下,經濟實體理論應該成為主流的合并理論。
3.從國內經濟形式來看,現在我國的股份制經濟并不發達,在已經上市的股份公司中,國有經濟現在一般持大股,而最近出現的高科技股份公司中股權相對分散一些,國有經濟的持股比例相對較小。今后股份制經濟在我國的地位應該像其現在在發達國家的地位一樣重要,但股份制經濟的發展只靠國有經濟是不可能的,這就意味著將來我國股份制公司股東的多樣性和股權結構上的復雜性,隨著未來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這種股權結構上的變化應該越來越與發達國家的情況相差似,即可能會較為分散。這樣一來,經濟實體理論在我國不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都是一種比較合適的選擇。
合并財務報表的實務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已經開展了一段時間,所采用的理論是我國的《合并會計報表暫行規定》中的母公司理論,這當然是借鑒了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相關慣例。我想,在這個問題上,我國之所以選用母公司理論,恐怕不是出于保護債權人的目的,而只是借鑒國際會計慣例而已,因為我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家利益至上,而不是債權人至上,這樣,從觀念上來講,我國對母公司理論不應該有特別的偏好,所以在我國采用經濟實體理論不應該有太大的難度。
信息技術革命是卡斯特闡述其網絡經濟社會論的切入點。信息技術革命與18世紀的工業革命一樣,是個重大的歷史事件。而這場革命的核心,是信息處理與溝通的技術,主要包括微電子、電腦、電信、廣播以及光電等集合而成的整套技術。雖然先前的工業革命也是依賴知識和信息,但當代信息技術革命的特點在于“如何將這些知識與信息應用在知識生產與信息處理及溝通的設施上,這是創新與創新的運用之間的一種累積性反饋回路”。[3]新信息技術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應用工具的含義,是對人類心智的擴大與延伸。“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人類的心智成為一種直接的生產力,而不僅是生產體系中的決定性因素”。[4]另外,信息技術革命的擴散速度和影響范圍也是史無前例的。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不過20年的時間里,新信息技術的影響就已遍布全世界,雖然其擴散速度也具有選擇性和不均等性。選擇以信息技術革命作為分析的切入點,并非意味著卡斯特贊同技術決定論。在他看來,技術決定論的困境在于問錯了問題,因為技術就是社會,二者并不是相互決定的關系,而是一體的歷史進程中的互動性關系。一方面,信息技術革命的發生是技術、經濟、國家與社會復雜互動的結果,另一方面,信息技術革命中的技術變遷也與經濟轉變、社會變遷相互影響,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當前世界的社會面貌。當代的信息技術革命具有五個核心特征:與信息密切相關;信息技術的影響遍及個人與集體存在的所有過程;網絡化邏輯構成任何使用這些新技術的系統或關系的首要邏輯;以彈性為基礎,具有獨特的重新構造能力;特定的技術逐漸聚合為高度整合的系統。當代的信息技術革命中,技術所發揮的力量以及技術貫穿生活與心靈的程度,超越了先前歷史中的任何技術。信息技術與經濟、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互動構成了一個復雜矩陣。其中,新經濟的浮現就是這個復雜矩陣中的一個子矩陣。新經濟浮現于20世紀最后25年里,主要源起于美國,但很快便傳播到歐洲、日本、亞太地區以及世界各地特定的發展中地區。這個全新而獨特的經濟系統之所以會在20世紀最后25年出現,除了信息技術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之外,公司與國家(或不同層次的政治實體,如區域或歐洲聯盟)也發揮了關鍵的推動作用。其中,“公司是由獲利力以及股票價值的增長所推動,而不是由生產力所推動……政治機構受到一組更廣泛的價值與利益塑造,會在經濟領域上傾向于將其經濟組成部分的競爭力極大化”,[5]因此,推動公司的獲利力與推動國家的競爭力,才是技術創新與生產力增長背后的真正決定因素。于是,技術變遷、公司能力與國家機構共同創造并塑造出一個新的全球化經濟。信息化、全球化與網絡化是新經濟的主要特征。稱其信息化主要是因為“在這種經濟體內,單位或作用者(不論是公司、區域或國家)的生產力與競爭力,基本上是看它們能否有效生產、處理及應用以知識為基礎的信息而定”。[6]在新經濟浮現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社會再結構為信息資本主義。稱其全球化主要是因為“生產、消費與流通等核心活動,以及它們的組成元素(資本、勞動、原料、管理、信息、技術、市場)是在全球尺度上組織起來,并且若非直接進行,就是通過經濟作用者之間連接的網絡來達成”。[6]至于新經濟是網絡化的,“則是因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生產力的增進與競爭的持續,都是在企業網絡之間互動的全球網絡中進行”。[6]在卡斯特看來,信息是新經濟的重要形成基礎。新經濟是一種不同于工業經濟的社會———經濟系統,其獨特之處在于“它轉變為以信息科技為基礎的技術范式,使得成熟工業經濟所潛藏的生產力得以徹底發揮”。[7]因此,這種信息化經濟并沒有違背工業經濟的邏輯,它依靠技術的深化將工業經濟納入其中。換言之,工業經濟必須變得信息化,否則就會崩解。與世界經濟相比,新經濟“乃是其核心成分具有制度性、組織性和科技的能力,而可以即時或在特定時間內以全球為規模而運作的經濟”。[8]在世界經濟中,資本積累是在世界各地進行,而在新經濟里,全球直接成為一個運作單位。世界經濟最晚自16世紀起便存在于西方世界,而直到20世紀末,世界經濟才真正變成全球性的。雖然這種全球化并非遍及經濟系統里的一切事物,但經由四個全球化經濟的核心組成元素,經濟系統得以在全球層次上相互連接。這四個全球化經濟核心分別為:金融市場、國際貿易、跨國生產以及科技和專業勞工。討論了新經濟的信息基礎及其全球化特征之后,卡斯特指出,網絡化是新經濟的第三個重要特征,而這一特征主要體現于新經濟體的組織形式中。“新經濟體”是卡斯特反復使用的概念,特指新經濟的主體,既包括國家、區域、聯盟,也包括公司以及公司的網絡、網絡國家等。這一概念不僅體現了全球經濟中新的國家或地區經濟的蓬勃興起,還體現了新經濟的主體已經跨越了地理、政治等區域性限制,逐漸形成網絡化的組織形態。而網絡企業則是這種新的網絡化組織形態的最重要展現者。
二、網絡企業與信息主義精神
網絡企業是新經濟的重要主體和組織形式,體現了全球范圍內與信息科技革命相關的新組織邏輯。對網絡企業的分析不僅有助于明確新經濟的網絡化特征,也是分析新經濟組織邏輯的重要途徑。這個新組織邏輯雖與當代的科技變革相關,但并不受制于科技變革,它與新技術范式之間的匯聚與互動,構成了新經濟的歷史基礎。由于世界不同文化及制度的影響,這個新組織邏輯也會以不同的形式來呈現自身。因此,卡斯特是在對新經濟的文化、制度與組織的分析中展開其對網絡企業的研究的,即是在文化與制度的脈絡中探究網絡企業這一盛行于新經濟中的組織形式。文化、制度與組織三者之間具有密切聯系。在卡斯特看來,組織是“為了執行特定目標而產生的一套特定手段系統”。[9]從動態演變的角度來看,主要有兩種類型的組織,即科層制和企業。以科層制為代表的組織的最主要目標,乃是自身之手段系統的復制,以企業為代表的組織的目標,則為塑造與不斷地重塑手段系統的結構。所謂制度,則是“被賦予必要的權威,以執行有利于社會整體利益之特定任務的組織”。[9]至于文化,“基本上是通過在制度與組織里的‘嵌入’來顯示自身的”。[9]而組織邏輯就是文化、制度與組織相互交織在一起的重要體現,這是因為:作為組織構成與行動的基本向度,組織邏輯既是文化的物質化呈現,又是制度性權威關系的觀念基礎。組織軌跡是組織邏輯的歷史性展開。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的生產與市場組織開始產生重大轉變,出現了七種組織演變趨勢。這些組織演變趨勢匯聚在一起,顯現了資本主義重構以及從工業主義轉向信息主義的組織軌跡,也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新經濟的網絡化的組織邏輯。這七種組織演變趨勢分別為:從“大量生產”到“彈性生產”的轉型;“豐田主義”①管理模型的成功;中小企業承擔的多向網絡模式的興起;“貝納通模型”(在傘狀合作之下的有生產執照———從屬契約的模式,介于大公司垂直解組的轉包安排和小公司的水平網絡之間,在供需方面是一組核心———關系)的普遍化;策略聯盟(即大公司之間的合作)的流行;從垂直的官僚系統向水平式公司的轉變。卡斯特指出,上述七種組織轉化趨勢雖然具有相對獨立性,各自擴散的歷史時機也不同,但它們彼此之間相互影響,并共同體現了同一個基本過程———垂直的理性科層體制組織模型的解組。伴隨這個陳舊、強大但過度僵化模型的逐漸解組,依不同的制度脈絡及競爭性結構,各種模型與組織安排漸次出現。而網絡化構成這些模型和組織安排的共同邏輯,這主要是因為:依靠新技術范式所提供的信息力量,“網絡可以在全球經濟的所有大街小巷里成型和擴張”。[10]不過,雖然新技術范式在組織轉化中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但上述七種新組織軌跡卻并非是技術變革的機械式后果。從時間上看,有些組織變革甚至要早于信息技術在企業之間的擴張。因此,組織變革和技術變遷實際上是相互作用、相互契合的關系。一方面,新型組織的網絡化需求使得信息科技的地位突出,另一方面,信息技術的發展也使得網絡化成為這些新型組織的關鍵邏輯。組織需求與技術變遷的契合和匯聚,不僅導致網絡化成為新經濟里競爭的基本形式,網絡而非公司成為實際的運作單位,還最終使得信息化—全球化經濟里的新組織形式———網絡企業已然浮現。網絡企業為“一種特殊的企業,其手段系統是由各自主目標系統之部分交織而成的”,連接性與一致性是該網絡的兩種屬性:連接性是指“促進組成部分之間的無障礙溝通的結構性能力”,一致性是指“網絡目標及其組成部分之目標之間利益的共通程度”。[11]網絡企業之所以能夠成為信息化全球經濟的組織形式,是因為其運作能夠適應信息化經濟的特征:能夠產生知識且有效率地處理信息;能夠適應全球經濟復雜的幾何形式;彈性十足,在文化、技術及制度快速變遷的沖擊下,能夠在目標轉變時,手段也跟著轉變;在創新成為制勝武器的時代具有創新能力。除了新技術范式的影響之外,文化、制度也同樣對經濟組織的變革產生了重要影響。卡斯特以日本、韓國和中國的企業網絡為例分析了文化與制度在東亞企業網絡形成過程中的影響。他指出,雖然日本的以互相擁有股份的公司網絡組成的企業集團、韓國的由個人及其家族所擁有的核心持股公司所控制的公司網絡、以及中國的通常由家族所控制的跨部門企業網絡,分別是三種獨特而基本的網絡類型,但它們都以網絡為基礎,擁有網絡化的組織結構,組織形式具有趨同性。至于企業組織模式的具體差異則主要牽涉制度的差別,也即國家在歷史及工業化過程中扮演角色的不同。卡斯特指出,近代歷史里,主要差異是日本式國家與中國式國家之間的差別,而從20世紀后半葉起,“發展性國家”的作用開始突出,并且,國家干預的特征與企業組織形式的變化相互呼應,共同促進了企業組織的網絡化。文化與制度既是網絡企業形成過程中的深層動因,又是網絡企業存續和發展的現實支撐,為了闡明在歷史上引發這一經濟組織新范式的文化—制度轉型的本質,承接韋伯提出的“資本主義精神”,卡斯特將經濟生活之組織形式下的新文化—制度形態稱為“信息主義精神”。按照韋伯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理路,即“逐步地把那些從歷史現實抽取出來的個別部分構成為整體,從而組成這個概念”。[12]卡斯特抽取出來的與信息主義精神有關之歷史現實的元素主要為:企業網絡、技術性工具、全球競爭、國家、網絡企業的出現與鞏固。那么,將這些元素粘合在一起的文化黏膠是什么呢?或者如韋伯所說,能夠解釋這種現象的觀念背景是什么呢?信息化全球經濟中,由于資本主義仍然是支配性的經濟形式,因此,積累的公司精神、消費主義的新生需求、國家及民族—文化集體認同的確認仍然發揮著重要的觀念性影響。但是,這些都還遠遠沒有揭示出信息主義的倫理基礎———信息主義精神。這是因為“歷史上頭一次,經濟組織的基本單位不是一個主體,也不是集體……單位是網絡,由許多主體及組織組成,并且不斷修正以成為能夠適應支持環境與市場結構的網絡”。[13]因此,對信息主義精神的分析必然要同網絡結合在一起。那么,將這些網絡粘合在一起的倫理基礎是什么呢?卡斯特認為,信息主義精神是一種文化符碼,“它由許多文化、許多價值、許多計劃所組成,穿越了參與網絡的各種成員的心靈,影響了其策略,隨著網絡成員的步調而變化,并且隨著網絡單位的組織與文化的轉變而轉變”。[13]它具有轉瞬即逝性,“是經驗與利益的拼湊,而非權利與義務的”。[13]它還具有多維度的虛擬性,雖然在網絡中它體現一種物質力量,塑造與施行強大的經濟決策,但是由于它的轉瞬即逝性,又無法被凝結為特定時間及空間的文化符碼。信息主義精神是一種“創造性破壞”的文化,就這一點而言,它與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和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有了某些相通之處。
三、信息化社會的工作與就業
與新經濟及網絡企業相同,信息化社會中就業與職業結構的轉型也受到了技術、文化與制度的共同影響。雖然信息技術革命的全球性擴展使得信息化社會特有的就業與職業結構開展時確實有共通的趨勢,但是由于不同國家文化與制度系統的差異,就業模式與職業結構呈現出多變樣貌。為了更好地分析這一轉型過程,并揭示出技術、經濟、文化、制度之間的交互作用,卡斯特以構成全球經濟核心的七大工業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及加拿大)1920年—1990年年間②的相關數據資料為基礎,分析了這些國家就業與職業結構的轉型過程,并以代表信息化社會兩種模型的美國與日本的相關數據資料為基礎,對21世紀初期的轉型趨勢進行了預測。卡斯特指出,1970年代以來,七大工業國就業結構的演變雖然都具有制造業就業縮減和服務業就業增加的特征,但卻遵循兩種路徑:第一,制造業就業迅速縮減,生產者服務的就業比率與社會服務的就業規模迅速擴張,其他服務業活動的就業仍然維持一定規模;第二,仍然維持一定的制造業就業比例,包括生產者服務在內的某些服務業活動被內化于工業部門當中,社會服務業就業的增長比較緩慢,并維持一定規模的配送服務業就業人口。同時,統計資料顯示:除了日本之外,所有其他國家全都表現出信息處理就業比例增加的趨勢。不過,與朝向服務業就業的趨勢相比,就業結構邁向信息就業的前進步履相當遲緩,達到的水平也較低(1990年,七國的信息處理———商品處理就業比率全部都小于1)。這表示,“即使信息確實是經濟運作和社會組織的關鍵要素,也不表示多數工作都是(或將是)處理信息的工作”。[14]從職業結構來看,七大工業國的職業結構普遍存在信息化內容提高的共同趨勢,即最明顯的信息化職業(經理人員、專業人員和技師),以及整個“白領”職業(包括銷售員與事務員)的相對比重增加。當然,由于各國文化與政治系統的差異以及工業化過程歷史時機的不同,信息化社會的職業結構也呈現出多樣化的樣貌。七大工業國中,美國與日本就分別代表了兩個極端,這尤其體現在其就業與職業結構的轉型趨勢中。在美國,雖然制造業就業衰減的趨勢可望減緩,并且某些制造業的職業類別將會增加,但主要的新工作將會出現于企業服務、醫療保健服務、零售業以及教育服務等服務業部門。雖然職業階層系統頂端增加的數量比較顯著,但未來信息化社會中美國的職業結構仍然具有略微朝向職業兩極化的趨勢。在日本,除了農業就業的劇烈衰減和企業服務的迅速增長以外,其就業結構預期會繼續維持相當穩定的結構。職業結構方面,最重大的變化將是專業和技術性職業比例的增長,經理人員和事務員會有小幅度增長,務農人口規模縮減。根據上述分析及預測,卡斯特指出信息化社會的就業與職業結構的特征為:“農業就業逐漸凋零;傳統制造業就業的穩定衰退;生產者服務和社會服務的興起,前者強調的是企業服務,而后者則強調醫療保健服務;作為工作來源的服務業活動日趨多樣化;管理、專業和技術性的工作快速增加;事務員和銷售員組成的“白領”無產階級形成;零售業就業所占比例顯著且相對穩定;職業結構的頂端和底層同時增加,呈現兩極化特征;職業結構隨著時間而有相對的升級,需要更高技術與高等教育的職業所占的比例,增加的速度比低層次工作的增加還要快”。[15]但是,概括出信息化社會就業結構的特征并不意味著所有國家的同質性。考慮到文化、制度、歷史以及全球經濟體的相互依賴,結合對七大工業國就業與職業結構的分析,卡斯特提出了兩種不同的信息化模型假說。第一,服務業經濟模型,以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為代表,主要表現為農業就業基本消除,制造業就業逐漸下降,服務業就業規模持續擴大;第二,工業生產模型,以日本及某種程度上的德國為代表,主要表現為制造業就業仍然維持在一定水準,各種服務活動中,生產者服務的地位十分突出。法國處于這兩種模型之間。意大利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可以歸為第三種模型:強調不一樣的組織安排,奠基于中小企業網絡,適應于全球經濟的不斷變動的狀況。結束了對信息化社會中就業與職業結構轉型的考察之后,卡斯特接下來探究了新信息技術對勞動過程本身及就業水準的特定影響。他指出,新信息技術正在重新界定勞動過程與勞工。因此,根據信息技術影響下工作和組織轉化的經驗研究,他建構出了信息化工作范式,即取決于信息化生產過程特性的信息化勞動過程:從創造價值的向度來看,信息化工作的類型包括指揮者、研究人員、設計者、整合者、操作員以及縱者;就創造關系的向度來分析,信息化工作類型主要包括網絡工作者、被網絡連接者以及被隔離的勞動力;制度決定的向度方面,信息化工作類型主要包括決策者、參與者以及執行者③。此外,信息化經濟中還出現了工作模式之分叉與勞動的兩極化。主要表現為:雖然在最活躍部門中,有相當數量的工作技術升級有時也提高了薪資和工作條件,但在制造業和服務業中,都有大量工作被自動化所取代;重新技能化的職位日益提高其所要求的教育程度,不論是一般性或專技性的教育,而由于教育本身的高度區分性,勞動結構呈現兩極化。對于信息技術對就業的影響,卡斯特質疑了“無工作社會即將到來”等種種宣稱———由于信息技術對工廠、辦公室與服務業的沖擊,無工作社會正在誕生。他指出,隨著技術的進步,以更有效率的生產工具取代勞動,確實有從一種活動轉移到另一種活動的趨勢。如工業社會中農業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因此,信息技術的發展也將會使大多數傳統的制造業工作體驗到農業勞動經歷過的相同命運。但與此同時,新的工作也會不斷地被創造出來,出現在高科技制造業以及更顯著的服務業。信息技術本身雖然不是失業的原因,但信息化范式會使工作的性質以及生產組織發生深刻的轉化。一方面,工作的質、量以及性質會發生變化,另一方面,在性別、工作場所及工作方式上也會有變化。彈性工作者便是信息化經濟中出現的新類型的勞工。與傳統的以全職工作、清楚的職務分派,以及涵蓋整個生命周期的生涯模式為基礎的工作形式相對,彈性工作者主要體現為兼職工作者、臨時工以及自雇工作者等,其工作方式與時程日益多樣化。卡斯特引用了馬丁·卡諾伊的分析,指出彈性工作的彈性主要表現為:工作時間并不受限于全職工作每周工作35~40小時;就工作穩定性而言,是任務導向的工作,并不包括對于未來就業的承諾;工作地點完全或部分是在公司以外的地方;雇主與受雇者之間的社會契約不同于傳統模式。當然,從全球范圍來看,不同國家的經濟體在工作安排上嘗試采用不同形式的彈性,這主要依其勞動立法、社會安全與稅制體系而定。
四、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