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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歐、日的經濟實力地位
(一)多極之首的美國經濟
10年前的人們對三極實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復興的歐洲,衰落的美國。然而90年代后的情況表明,美國遏止了實力地位相對衰落的態勢,顯示了其不僅是世界經濟多極之一,更是實力之首的實力。其經濟自1991年3月美國經濟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連續增長10年,10年中年增長率達3.5%,創造了世界上最長的經濟持續增長周期的記錄。而且不僅僅是經濟持續增長,還出現了“一高兩低”并存的所謂新經濟現象,主要動因在于新技術革命的推動和經濟全球化的作用。為期10年比較良好的經濟發展使得美國經濟實力有所增長。其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經濟
90年代后的世界經濟三極中,日本的經濟發展勢頭、狀態與美國產生此消彼長的位置互換。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個10年,日本經濟發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歐、更快于美國的,從而使日美經濟實力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民生產總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約相當于美國的6%上升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經濟達到高峰的同時,其經濟泡沫也達到了頂點。1989年末,日本的資產價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資產的價格)是國內生產總值的15倍;日本的國土面積僅為美國的4%,而其市場價值是美國的5倍多,僅東京房地產的市價總額就可以購買美國兩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長期膨脹的。1990年,以當時發生的經濟周期性危機為契機,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并使日本經濟在90年代以低于美國經濟增長率兩個多百分點的劣勢陷入經濟停滯,這是日本戰后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在這樣一個經濟不景氣狀況中,又遇上了1997年東亞經濟危機的發生,這對日本經濟是再糟糕不過的事情了。這場金融風波既充分顯露了日本經濟實力地位的下降和對世界經濟的消極影響,反過來又對不振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現0.7%的負增長,1998年進一步惡化為2.8%的負增長,1999年勉強出現0.6%的經濟微弱正增長,2000年,由于國際經濟比上年加快(世界經濟增長率為4.7%),也由于日本近年來以國債為支撐擴張的財政政策逐漸顯效,日本經濟開始有所好轉,但也僅僅是1.5%的增長率。用經濟合作組織的話說,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掙扎了幾年的日本經濟已經開始出現適度的復蘇。
過去的10年是日本經濟“失去的10年”,受泡沫經濟破滅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雙重打擊的日本經濟目前依然困難重重,但是日本的經濟實力猶存。可以說,日本的經濟實力、影響力只是相對于美國而減弱或相對于泡沫經濟高漲時而收縮,而并非基礎經濟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相當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歐三大國德國、法國、英國的國民經濟生產總值之和。未來10年,日本將以接近2%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發展,二十一世紀的日本經濟仍是多極世界經濟中的重要一極。
(三)一體化的歐盟經濟
西歐的經濟發展態勢在美歐日三者中始終處于中間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歐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國;進入90年代后,西歐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日本,但落后于美國。以一個國家集團的實力計,歐盟的一些主要實力指標不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過美國。比如國內生產總值,歐盟占世界的29%,美國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簡單地據此認為歐盟的實力地位世界第一。歐盟是一個國家集團,15個國家的集合,盡管其一體化程度較高,可以作為一個實體與美、日并立,但畢竟不像美、日那樣作為單一國家成為世界經濟之一極。這要求歐盟既要加強經濟一體化,又要加快經濟發展,即通過“集中”和“積聚”兩個方面的努力,以鞏固和增強自己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實力地位。
如何在較低通脹率和較低失業率情況下提高經濟增長率,是歐盟目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著力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相比于美國近年來已出現“一高兩低”的新經濟現象,歐洲要遜色一些。
二、美、歐、日經濟“軟著陸”狀況
從理論上講,宏觀經濟“軟著陸”是指一國國民經濟的運行出現“一高兩低”的良好態勢,即經濟高增長率、低失業率、低通脹率并存。
(一)經濟增長率
1997年以來,美國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都在4%以上。歐盟的經濟增長狀況是,1997年為2.7%;1998年為2.8%;1999年為2.3%;2000年經濟增長率第一次突破3%,達到3.4%,為1989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國;2001年,據經合組織等預計,歐盟的經濟增長率仍會保持在3%以上,從而將9年來第一次超過美國。從更長期的發展看,自現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經濟增長率為3%,已是歐盟確定的發展目標。
(二)通貨膨脹率
通貨膨脹率是與經濟增長率密切相聯的。按照西方傳統的經濟理論和實踐,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其在2.5%至3%的情況下是合適的,這既會使就業增加,又不會使通貨膨脹率過于上揚。歐盟近年來在經濟增長率、失業率、通脹率三個指標上,只有在低通脹率方面可以與美國相媲美,甚至比美國還低。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歐盟通脹率1998年為1.4%,1999年為1.3%。然而伴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美國是在經濟增長率突破了傳統的界限的情況下,仍保持了較低的通脹率。歐盟則面臨著既要經濟增長率突破3%,并把高失業率降下來,同時又不至于使通脹率有大的上揚的艱難任務。事實上,自1999年下半年歐盟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以來,歐盟的通脹率也呈小幅攀升態勢。歐洲央行行長杜伊森貝赫2000年7月在歐洲議會發表講話時說,“我們絕不反對經濟增長率高于3%,我們所不希望的是通貨膨脹達到這一水平”,因此,歐洲央行對影響歐元區物價穩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將繼續實行“把通貨膨脹壓力消滅在萌芽狀態”的長期戰略。從現在的發展態勢看,歐盟2001年、2002年的通脹率將回落到2%和1.8%。:
(三)失業率
高失業率一直是多年來困擾歐洲經濟發展的一大難題。與美國近年來失業率壓低到4%的情況相比,歐盟的失業率高達10%左右。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是密切相聯的兩個指標。一方面,高失業率是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壓力。據歐洲的統計,歐洲每年用于失業、貧困人口救濟和社會福利保障的開支高達1萬億到2萬億歐元,占各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開支拖累了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提高經濟增長率是增加就業、降低失業率的主要途徑。近年來,隨著經濟增長的趨強,歐盟的失業人數在減少——從1996年及其之前的約2000萬人減少到1997年3月的1,800萬人、1998年5月的1,700萬人、1999年的1,600萬人和2000年1月的1,230萬人;歐盟的失業率也在降低——從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預計今明兩年將繼續降至7.8%和7.3%。
【關鍵詞】當前 世界經濟形勢 金融危機 分析
當今的世界經濟體系在現代高新科技的推動下已進入經濟全球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世界經濟已經從以前的單獨發展逐漸演變成為現在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一體化是指以發達國家為主導,以跨國公司為載體, 以世界市場形成為標志,使世界經濟成為一個整體。經濟全球化不僅僅加快了各金融機構的國際化進程,而且大大的的優化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配置,促進世界貿易的自由化發展,為世界的經濟發展帶來諸多機遇。然而美聯儲醞釀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歐洲經濟結構性矛盾依然沒有消除,日本“安倍經濟學”負面效應突出等發達國家的的經濟政策風險,給世界經濟前景帶來諸多潛在的風險。
一、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的概況
(一)發達國家及組織的經濟特點分析
(1)美國的經濟特點分析。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它的經濟影響著全球的經濟形勢,與世界經濟息息相關,下面就美國經濟的當前形勢進行分析。自美國的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它就像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第一張,使世界金融市場產生了劇烈的動蕩。由于美國的金融風波在全球迅速發展,使得英國、德國、日本、歐盟等西方發達國家和組織紛紛向銀行投入大量的資金以挽救本國的金融銀行系統,使其受到的損失盡可能的減到最低。為了減少這次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正在制定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的結構框架,主要內容有:讓金融機構持有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美國國債相關證券自然到期,并脫離其資產負債表;在更長的一段時間內出售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充分運用其他金融手段,例如允許銀行將存款長時間放置美聯儲;對超額銀行準備金支付利息;通過逆回購協議來穩定利率。美國政府希望通過這個政策可以使經濟復蘇增長速度進一步加快,大眾失業率有所降低,貨幣政策逐步回歸常態。
(2)歐洲的經濟特點分析。世界上可以與美國經濟體系抗衡的經濟體系并不多,歐盟就是其中一個。在歐洲,加入歐元區的國家一共有17個,但是這17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國家間的貧富差距太大,這就使得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使用同一種貨幣就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
2009年爆發的歐元危機影響持續深化。去年,歐元區的低收入國家希臘為了減少和高收入國家的收入差距,不惜向歐盟總部借債,不受約束的大量支出,為本國民眾爭取較高的收入水平和發展機遇。在這期間,雖然希臘民眾的工資上漲速度飛快,但是其消費入不敷出,使得國家經濟經常處于赤字狀態,從而令全國陷入債務危機,由于無法按時還清向歐盟的貸款,希臘也就無法繼續借貸,使得國內銀行沒有資金可供民眾消費,國內一度民怨沸騰。歐元區統一貨幣的本意是使得各個國家平等發展,逐步減小收入差距,但是出現了事與愿違的情況,不僅沒有減小這種差距,反而使得差距進一步擴大。
(3)日本的經濟特點分析。當前,由于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日本國內經濟也隨著出現了一些問題,但經過一系列的政策調整,有了緩和的跡象。但盡管在短期內,安倍政府的貨幣寬松政策對經濟增長有一定的作用,但從宏觀方向看,經濟結構、人口老齡化以及高額的公共債務已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主要絆腳石;從微觀方向來看,民眾消費稅上調、企業間的國際競爭力下降以及海外市場的快速發展,已經嚴重制約了國內的經濟發展。
安倍政府提出的經濟學主要是指預先創造通貨膨脹現象,當消費者預期察覺日本物價要上漲時,對于一些本來要買的商品,就會盡快的去購買,因而積極的帶動消費及投資,進而扭轉日本長年消費與投資極度低迷的狀況。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安倍經濟學”正在制造更大的金融風險,主要有兩個方面:消費稅上調將使經濟增速減緩、導致國內物價上漲;日元匯率貶值,導致進口成本上升。而且,“安倍經濟學”從實施以來,日本國內的國民儲蓄率不斷下降,企業固定投資增速出現疲軟態勢,這些現象都可能導致日本經濟的進一步惡化。
(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特點
雖然新一輪的經濟危機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一些發達國家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但是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呈現負增長的同時,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和組織的經濟增長勢頭穩定,實現了穩步發展,這些國家和組織就被稱為新興經濟體系。世界主要的新興經濟體系包括中國、印度和東盟等。
(1)中國的經濟特點。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且這幾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日漸提升,無論是從經濟,人口,還是從科技,軍事來說,都是當之無愧的大國。國外的經濟學家們也肯定了中國經濟在全球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經濟一直在飛速發展著,從過去的貧窮國家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的經濟在全球中有著重要的平衡作用。這幾年,中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時,繼續保持經濟的宏觀發展。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特征是需求衰退周期逐漸轉換為供給調整周期,并正由高速增長逐漸由中高速增長轉變。關于增速放緩的原因,有以下幾點: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質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而不僅僅是數量的增長,所以,增速放緩是必然的事;成本要素水平明顯提高。由于勞動力、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價格持續上漲,而且國家對于環境的保護力度大大加強,使得企業生產成本大幅度增加,所以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市場需求不足。國內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現象在某些方面已經凸顯出來,消費市場停滯不前,出口需求也有所減少,所以消費市場的萎縮也是導致經濟增速放緩的原因之一。
(2)印度的經濟特點。雖然印度的經濟形勢目前呈現一種疲軟的態勢,但是由于印度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措施,向世界發出維持鞏固宏觀經濟的決心。并且積極的設立內閣投資委員會、對一些拖延已久的項目進行重新協商、通過網上拍賣應收款項為中小企業提供自由資本和低利率的貸款,這些措施會大大提升印度的投資潛力,繼而促進經濟快速發展,高回報的金融產品有可能阻止印度儲蓄水平下滑,從而盡可能降低這一輪經濟危機對印度的影響。
二、針對當前世界經濟形勢提出的對策措施
(一)加強與美國的經濟貿易
雖然美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受到不小的影響,但是美國的強國地位仍然沒有改變,在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中的話語權仍有重要的地位。國際石油、黃金、糧食等交易仍然以美元為單位。這次的金融危機雖然使得美元貶值,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在世界范圍內發生,但是奧巴馬政府提出的經濟對策可以有效的阻止經濟增速的負增長。美國作為世界上的大國,有能力擺脫經濟危機的影響,到那時候,世界經濟就有可能走出低迷的態勢。
(二)加強區域間的經濟合作交流
當今的世界經濟貿易呈現多元一體化的趨勢,要想在全球化的經濟中穩定發展,就要聯合各方力量,加強區域間的經濟合作。在國際貿易中,除世界經濟貿易組織主導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外, 各區域間的經濟合作也充滿了機遇和挑戰。加強歐盟、東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協定,強化南南合作、南北合作間的交流等,對建立全球的經濟一體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三)加強人民幣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提出的量化寬松政策以及政府債務規模的不斷擴大都極大動搖了美元在國際貨幣中的地位。而唯一可以與之抗衡的就是歐元,但是歐元區也陷入了債務危機而自顧不暇。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系之一,正好可以借助這個機會擴大實行人民幣互換的范圍,進一步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從而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貨幣中的地位。
一、世界經濟體系從“中心-邊緣”結構 向板塊與網絡狀并存結構轉型的特點
沃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是一個社會體系,它具有范圍、結構、成員集團、合理規則和凝聚力。”他寫道:“表現為一個社會體系的特征是基于這樣的事實,即這個體系內的生活是獨立自足的,而且這個體系發展的原動力大體上是內在的。”沃勒斯坦提出:“迄今為止只存在過兩種不同的世界體系:一種是世界帝國,在這些世界帝國中,存在一個控制大片地域的單一政治體系,不論其有效控制程度減弱到什么程度;而在另一類體系中,在其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空間不存在這樣的單一政治體系”。
根據沃勒斯坦的觀點,16世紀以前,“世界性體系”主要表現為一些世界性帝國,如羅馬帝國、等。從16世紀開始,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開始以西北歐為中心,形成“世界性經濟體系”。它不同于“世界性帝國”之處在于,它有一個自成一體的經濟網絡,卻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治中心。在這個世界經濟體中占據有優勢地位的地區,主要是西歐和北美地區,是中心區域;而廣大亞非拉地區,由于受到歐洲國家的殖民統治,或是新獨立建成民族國家不久,是這一世界經濟體系的邊緣區域;在這兩者之間的是半邊緣區域。三個不同的組成部分承擔著三種不同的經濟角色:中心區域利用邊緣區域提供的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生產加工制品向邊緣區域銷售牟利,并控制世界體系中的金融和貿易市場的運轉。邊緣區域除了向中心區域提供原材料、初級產品和廉價勞動力,還提供銷售市場。半邊緣區域介于兩者之間:對中心區域部分地充當邊緣區域角色;對邊緣區域部分地充當中心區域角色。
在冷戰時期,根據當時蘇聯的觀點,存在著社會主義市場和資本主義市場這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體系。但這只是一個不長的插曲。冷戰結束后,這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體系變為只有一個單一的世界市場體系。近年來,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開始從“中心一邊緣”結構向板塊與網絡并存結構轉型,其主要特點有:
1.區域經濟合作和區域一體化趨勢迅速發展
近年來,區域經濟合作和一體化迅猛發展,開始形成歐盟、北美和東亞三個大的經濟板塊和其他一些較小的經濟板塊。
歐盟2004年擴大后,擁有25個成員國,人口約4.55億,總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2萬億美元。北美自由貿易區1994年開始實施,現在包括美、加、墨三國,人口約4.2億,總的國內生產總值接近13萬億美元。北美自由貿易區在世界上的影響不亞于歐洲一體化。東亞區域的經濟一體化和安全合作進程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勢頭強勁。東亞國家已經開始構建“東亞共同體”的進程,中國將與東盟國家于2010年建立自由貿易區。如能實現,它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總人口將達近20億,經濟規模將超過3萬億美元。日本與東盟簽訂了一攬子經濟合作協議,決定在2012年實現經濟合作伙伴計劃。韓國已與東盟就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的商品自由貿易達成協議。此外,中日韓正在就三國自由貿易安排開展聯合學術研究。“東亞共同體”如能建成,將形成與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三足鼎立的態勢。
北美和東亞經濟板塊中既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走聯合自強道路,也建立和加強了一些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形成較小的經濟板塊,如非洲聯盟、東非共同體、薩赫勒-撒哈拉國家共同體、里約集團、南方共同市場、安第斯共同體、阿拉伯國家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等。
這些都促使世界經濟體系從“中心-邊緣”結構開始向板塊結構轉型。不過,板塊與開放并不一定是矛盾的,板塊也可以是開放的,出現開放性與板塊性并存。
2.跨國公司形成全球網絡
跨國公司是當今世界經濟中集生產、貿易、投資、金融、技術開發和轉移以及其他服務于一體的經營實體,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和體現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在全球取得迅速發展。冷戰的結束和轉型國家的改革開放,更給跨國公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會。現在,全世界4萬多家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在世界各地的雇員達到7千萬人,已控制世界生產的40%、世界貿易的60%和國際技術貿易的60-70%。全世界100支最大的經濟力量中,跨國公司占一半以上,超過許多中小國家。跨國公司正在超越民族國家而成為國際經濟活動的主體,其國際生產和經營正在實現全球范圍內的最佳資源配置和生產要素組合。跨國公司占世界上國際直接投資的90%以上,使國際直接投資年均增長近30%。2005年中國出口總額的58%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凈值占中國貿易順差總額的83%。同時,跨國公司加速在不同國家建立研發機構,以便最有效地利用當地科技資源,研制出最能適應市場的產品。“跨國公司在這一全球化新階段中發揮了主導作用”。跨國公司形成的全球網絡成為當今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3.出現新型的三極貿易體系,若干發展中國家從邊緣向半邊緣甚至中心轉化,但中心區域國家仍能保持中心地位
現在世界上形成一種新型的三極貿易體系。它不僅與過去中心地區與邊緣地區之間貿易有所不同,而且是人類歷史上幾乎從未有過的。第一極是掌握創新工藝和服務的國家,第二極是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國家,第三極是原材料擁有國。第一種貿易是掌握創新工藝和服務的國家與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國家之間進行交換;第二種貿易是低工資地區與原材料擁有國之間進行交換;第三種貿易是擁有自然資源的國家用自己的資源與那些擁有技術的國家進行交換。
雖然掌握創新工藝和服務的國家主要是過去的中心區域,提供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的國家仍主要是過去的邊緣區域,但在貿易中的角色已發生重大變化,過去的中心區域已轉變為提供創新工藝和服務為主,而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國家轉變為直接生產加工制品出售給那些擁有技術的國家和提供原材料的國家。例如,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裝配車間”。這一方面表明,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國家和提供原材料的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有所提高,開始逐漸擺脫邊緣化,甚至有些提供原材料的國家已經屬于中心區域;另一方面也說明,從“中心-邊緣”結構向板塊與網絡并存結構轉型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心區域由于掌握著創新工藝和服務,仍具有很大的優勢。例如,服務部門的很大部分-金融服務、很多娛樂,甚至還有教育部門-現在都可以進行貿易。許多服務的可貿易性第一次超過商品。而且,中心區域仍是“技術含量高、資本密集以及高工資產品所在的地區”。
世界經濟體系從“中心-邊緣”結構開始向板塊和網絡并存結構轉型,是在若干發展中國家從邊緣向半邊緣甚至中心轉化,但中心區域國家仍能保持中心地位的背景下出現的。
二、世界經濟體系向板塊與網絡狀并存結構轉型的主要原因
1.區域化與區域主義相互促進
區域化(regionalization)與區域主義(regionalism)是兩個有區別的概念。區域化是指某一區域內由非國家實體,主要是跨國公司在市場力量影響下進行貿易和投資所推動的區域經濟和社會一體化。而區域主義又稱“地區主義”,主要是指國家通過進行相互之間的經濟合作安排,建立各種多邊機制包括區域性的經濟合作組織,來推動區域經濟和社會一體化。
美國學者約瑟夫·奈認為,國際區域可以界定為地理上相聯系的一定數目的國家,它們處于某種程度的相互依賴;國際區域主義就是以區域為基礎的國家間的聯合或集團的形成。中國學者馬孆提出,區域主義具有“國際性、地緣性和組織性。國際性表明了區域主義屬于國際關系范疇;地緣性顯示了區域主義的存在范圍;組織性體現了區域主義的活動空間。”安德魯·赫里爾認為可以根據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veness)、經濟凝聚力(economic cohesiveness)、政治凝聚力(politicalcohesiveness)和組織凝聚力(organization cohesiveness)的程度高低所導致的地區相互依賴程度來分析區域主義。波恩·赫特和A·伊諾塔用“區域融合度”(re-gionness)的概念來表示區域主義的程度,并將區域融合度由低到高分為5個層次:地理區域(region area)、區域復合體(region complex)、區域社會(region society)、區域共同體(region community)、區域國家(region state)。
因此,美國已經持續了10年的經濟增長和“一高兩低”的經濟狀況不會無限期延續下去,經濟周期的變形不等于經濟周期的消失。實際上,從2000年下半年起,美國GDP增長的速度就放慢,2001年第一季度雖然仍有1.3%的增長,第二季度卻急劇下滑,第三季度急劇滑落至-1.1%,這是自1993年第一季度以來美國經濟首次出現萎縮,也是1991年第一季度以來最大的下滑降幅。
盡管目前美國經濟面臨著諸多矛盾和缺陷,但由于美國占據著多項高科技,特別是信息、網絡技術的制高點,再加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宏觀政策調控更趨成熟,美國又具有優于其他國家的資源優勢、市場優勢、金融優勢、地緣經濟優勢,以及靈活的企業機制和較強的對外轉移危機的能力等,預計美國經濟將于2002年后復蘇。
2.日本經濟現狀及發展趨勢
二戰后,日本經濟經歷了恢復時期和20年的高速增長,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業的總體競爭力一度超過美國,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由20世紀50年代初約相當于美國的6%上升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然而正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經濟達到高峰的同時,其經濟泡沫也達到了頂點。泡沫經濟的崩潰使得在此之前大量貸出資金的日本銀行陷入巨額壞賬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并使日本經濟在90年代以低于美國經濟增長率2個百分點的劣勢陷入經濟停滯,這是日本戰后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日本經濟目前的困境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國際環境趨緊、出口下滑的直接原因,也有10年來擴大內需政策未見成效、各種矛盾累積的政策后果。
關于日本經濟的增長前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的報告稱,由于存在著“惜貸”與擴大投資、消費的矛盾,巨額財政赤字與擴張財政政策的矛盾,結構調整與失業率增高的矛盾,官僚壟斷與提高效率的矛盾等四大矛盾,日本經濟真正擺脫困境尚需時日。
但應當看到,由于日本擁有雄厚的制造業基礎,其GDP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居西方七國之首,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外匯儲備國和債權國,未來日本經濟盡管不大可能再現以往的高速增長,但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仍舉足輕重。
3.歐盟經濟現狀及發展趨勢
歐盟經濟增長的基本面是穩定的。目前,歐盟經濟從總體上看狀態良好,除對外貿易下降外,投資、消費以及通貨膨脹率、就業率和財政金融等各項經濟指標基本保持在正常水平。2001年歐元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2.4%,在世界三大主要經濟體中,其增速是最高的。
歐盟各國的結構性調整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穩定框架。近年來歐盟在稅收、福利、醫療、就業等方面紛紛開始改革。2000年普遍進行的稅收改革,給經濟增長助了一臂之力。同時,歐盟國家的養老金制度改革也在加緊進行。據歐盟一個研究機構預測,僅減稅一項就將使歐盟從2001年起每年拉動0.5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
歐元的經濟貨幣聯盟效應發揮了積極作用。2001年以來,歐元對美元匯率基本上穩定,歐元經濟貨幣聯盟所起的穩定作用不能低估。歐元的啟動消除了歐元區內的匯率風險,增加了價格透明度,有利于投資和金融市場一體化,從而對歐盟成員國的經濟協調發展起到保護和促進作用。
受世界經濟增長下降影響,歐盟經濟增長放緩。受美國經濟急劇減速和世界經濟增長降溫的影響,2001年歐盟各國的經濟增長勢頭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弱。歐盟經濟盡管保持增長,但增長放緩,并一再低于市場預期。
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上市流通,歐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尤其是近年來歐盟加緊了內部建設,推行機構改革,統一稅率,擴大歐元區,強化成員間的合作,因此,從發展的角度看,一個實現了統一市場、統一貨幣的歐盟經濟,將逐步形成挑戰美國經濟“一超”地位的強極,并將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有力支撐。
據歐盟委員會公布的最新預測,隨著減稅措施的采取,企業的增長潛力得到發揮,勞動力價格相應下降,加之歐盟經濟不存在固定資本投資和庫存過剩的問題,也沒有受經濟周期性因素的影響,預計2002年歐盟經濟增長率將達2.9%。
二、發展中國家經濟現狀及發展趨勢
1.東南亞地區經濟普遍放緩
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大多具有出口導向型特征,且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和日本。自2000年下半年以來,美國經濟增速驟降,股市暴跌,特別是高技術股的暴跌,使企業商業投資贏利預期降低,這不但影響了企業的設備投資,還影響了個人消費。美國內需不振,進口需求減少,導致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出口下降較多。剛剛擺脫金融危機的東南亞經濟又面臨著新的考驗。
2.拉美經濟面臨嚴峻形勢
新世紀伊始,拉美地區經濟即遇到嚴重困難:外貿出口萎縮,生產下降,失業率攀升,經濟增速放緩。
拉美地區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受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的連帶影響。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鑒于美國和西歐經濟增速明顯放慢,日本經濟仍處于停滯狀態,大大減少了對拉美國家的出口產品需求,從而導致拉美出口急劇下降,并嚴重影響該地區各國的經濟發展。其次,美國"9·11"事件使拉美經濟雪上加霜。"9·11"事件對拉美經濟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其中同美國保持最為密切貿易關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以及以旅游業為主的加勒比國家受到的負面影響最大。此外,沉重的外債負擔制約著該地區經濟的發展。目前,拉美國家外債已超過7500億美元,每年用于支付外債的資金就近1500億美元,相當于本地區年外貿收入的三分之一。
3.非洲經濟前景看好
非洲經濟盡管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但由于一些非洲國家經濟狀況明顯好轉,2001年整個非洲經濟仍獲得增長,經濟增長率達到3%。博茨瓦納、喀麥隆、莫桑比克、坦桑尼亞、烏干達等國采取了一系列宏觀經濟調整政策,努力改善產業結構,增加吸引外資的投入,使得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超過整個非洲3%的平均增長率。
但是,目前非洲經濟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必須盡快結束戰亂,加快經濟改革步伐,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國民教育水平,消除貧困。戰亂和政局不穩定是制約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一些非洲國家由于戰亂不斷,不僅影響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拖了整個非洲經濟發展的后腿。
三、世界經濟形勢變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與對策分析
在美國經濟急劇減速并導致全球經濟增長放慢的環境下,我國對外經貿將面臨如下挑戰:
第一,出口減少,經濟增長對內需依賴增大。美、歐、日三大經濟體同時陷入衰退,這從1975年以來尚屬首次;另外,我周邊地區經濟增長也大都放慢,這對中國經貿發展必然產生重要的影響。2000年我國對美、歐、日的出口額超過1400億美元,占全國出口總額的55.6%;同年我國對韓國和東盟的出口額近400億美元,占全國總出口額約15%。2001年頭7個月我國出口增長率從2000年同期的35.8%降到8.5%,即回落27個百分點,據估算,每減少一個百分點就意味著10多億美元的損失。隨著我國經濟的出口依存度從1980年的8%提高到2001年的23%,世界經濟放慢導致我國出口減少,無疑會加大我國經濟增長對內需的依賴。
第二,經濟不景氣往往導致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由于美國稱中國已成為其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我國產品可能成為美保護主義的重點針對目標。
第三,美國經濟形勢對我國在美通過貸款、債券及發行股票等渠道進行籌資將產生不利影響。但與此同時,國際資金流動可能對中國引資有利。美經濟下滑導致企業對內投資減少,大量資金向外尋找出路,中國如能抓住機遇,則可變不利為有利,吸收更多外資。
在全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我國應采取以下應對措施:
第一,要加強宏觀調控,繼續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擴張的貨幣政策刺激內需,并深化國內消費、投資和技術增長的體制結構。
第二,在外貿方面,繼續采取退稅等措施鼓勵出口,適當調整出口產品方向和結構,并提高我出口產品質量和競爭力。
新世紀伊始,世界經濟雖然經歷過一次短暫而輕微的衰退,但是從2003年開始全面復蘇,迄今已經持續了四年,預計2007年將延續增長態勢,只是增速有所減緩。根據IMF統計,2001-2007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4%、3.0%、4.0%、5.3%、4.8%、5.1%和4.9%(2006和2007年為預測數)。這就是說,2003--2007年世界經濟5年累計增幅將達24.1%,年均增速為4.82%,超過了1996-2000年5年累計22.7%的增幅和4.54%的年均遞速,是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最近三十多年中最好的增長期,其中2004和2006年的增長率分別達到了5.3%和5.1%,是繼1976年增長5.2%之后出現的最近三十年兩個增幅超過5%的年份。
與此同時,從2002年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世界經濟失衡現象,到2005年IMF總裁拉脫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全球失衡”(globalimbalance)的概念,這已成為當前被普遍關注的世界經濟重大熱點。國際和國內的權威經濟機構及經濟學家一再呼吁和警告要關注和重視不斷加劇的全球經濟失衡。譬如,2005年10月16日第七屆20國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發表的聯合聲明指出,不斷擴大的全球失衡及其引發貿易保護主義情緒膨脹將進一步惡化全球經濟的脆弱性;IMF2006年4月的春季例會的議題就是“全球貿易不平衡”。
發展不平衡是世界經濟的運行常態和基本規律之一,不同時期的失衡有著不同的表現,不平衡的循環積累嚴重化和風險化便是失衡,就可能危及世界經濟的正常運行。而當前“全球失衡”的集中表現,拉脫強調的是全球貿易失衡,“一國擁有大量貿易赤字,而與該國貿易赤字相對應的貿易盈余則集中在其他一些國家”;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強調許多國家對美國市場出口的“持續性依賴”,實質是一回事。我國國內有學者指出,全球經濟增長主要集中依靠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增長,但美中經濟同時存在內部失衡并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形成全球的經濟金融結構失衡。
二、世界經濟的結構變化與“全球失衡”
戰后世界經濟發展史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全球失衡總是與世界經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相生相伴,總是與世界首強之國的美國地位及其與其他大國實力對比關系的變化密切相聯。換言之,沒有美國地位及其與其他大國實力對比關系的變化,就沒有全球失衡,而沒有全球失衡就沒有世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當前“全球失衡”,從根本上說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加快發展和不斷深入的經濟全球化帶來世界經濟結構巨大而深刻變化的結果。
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首先是發展中與轉軌中大國的)本土經濟國際化三股潮流時空交匯互動的發展進程。這一發展進程帶來的是世界經濟結構變化,其主要表現有:
第一,世界經濟第一次得以真正地按照“市場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市場化”的本質要求和客觀規律來運行和發展了。這主要是在上世紀80/90年代之交發生的那場世界格局變化推動的結果。原先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大國,如中國、越南、俄羅斯和中東歐國家等先后確立了市場化、開放化和國際化的基本國策,擴大市場和產業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主動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其中,一系列中東歐國家還加入了歐盟。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各國經濟間的相互依賴空前緊密而深化了。
第二,信息技術產業化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革命性地改變和創新了全球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的空間、方式和形式,跨國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而效率及可遙控性大幅度提高,跨國公司地位和作用空前凸現,推動和加快了國際產業的重組和轉移,深化和創新了國際分工格局,世界進入了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和以工業化支撐信息化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第三,各國和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得以更加充分地發揮,在更大的范圍、更廣的領域和更高的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寬發展空間。尤其是發展中大國、轉軌經濟大國和資源豐腴大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擴大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整體上增強了世界經濟的耐沖擊能力,從2003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復蘇和增長始終伴隨著國際能源和資源產品價格的飆升和劇烈波動,但增勢未衰而持續走強。另一方面,它也加劇了各國和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而不平衡發展的循環積累必然導致上面提及的“全球失衡”現象。
但是,與歷史上的失衡相比,當前“全球失衡”有新的特點,矯正失衡必須走出新路徑。
二戰結束后的世界經濟曾發生過兩次嚴重的“全球失衡”。
第一次在上世紀70年代。最初是美元危機頻繁,導致以美元與黃金、其它國家貨幣與美元“雙掛鉤”的固定匯率制為基本特征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崩潰。這促成了歐共體/歐盟義無反顧地走出了一條從貨幣合作到貨幣一體化的成功之路,孕生出了世界經濟格局由美國“一柱擎天”到美歐日“三足鼎立”的歷史轉折性變化,以及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由“美元獨霸”到“(美元、歐元)雙元爭雄”格局的演化。世界經濟增長動力源因此而擴大拓寬了。隨后,1973/74年和1978/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宣告了廉價石油時代結束,西方發達國家經濟也結束了增長的黃金時代,陷入長達十年之久的“滯脹危機”。OPEC取得了國際油價升降的主導權,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進一步擴充。但是,美國不是失衡的凈受損者,“石油美元”回流使美元地位很快重新得以恢復。
第二次“全球失衡”發生在80年代中期,突出表現為日美貿易摩擦加劇。美國先是壓日本“自動限制出口”和“出口有序安排”,繼而1985年9月簽署“廣場協議”迫使日元急劇升值。“亞洲四小”尤其是其中的韓國和我國臺灣省,利用日元升值和日本推進東亞“雁行”戰略的機遇,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吸引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變成為日本對美的加工出口貿易生產基地,實現了經濟騰飛,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并提升了分工地位,世界經濟增長面進一步擴大了。
而當前“全球失衡”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特點:
第一,與前兩次失衡相伴隨的是美國全球地位的相對下降,而當前“全球失衡”則是美國超級大國和全球經濟“火車頭”地位的進一步提升和增強(不考慮“9.11”襲擊后美國“反恐”戰略失誤導致的國際形象等“軟實力”的下降)。美國在世界上率先實現了“新經濟”,提升了引領世界科技和產業發展的地位和能力。歐元問世后,無論兌美元匯率是升是降,還沒有能從根本上動搖美元的世界基礎貨幣地位和作用,比如全球國際收支盈余構成1999年時美元、歐洲貨幣和日元比重為71%、17.9%和6.4%,到2005年時變成為66.4%、24.3%和3.7%,變化不是太大。
第二,當前的“全球失衡”是在經濟全球化和本土經濟國際化的條件下,世界主要經濟體比較優勢更加充分發揮的結果。比如,美國的科技和產業、美元和金融市場的優勢,使之成為世界吸納FDI最多的發達國家,從居民私人消費、政府公共支出和企業跨國經營都能借貸和舉債運行。歐盟以其區域經濟一體化優勢在全球貿易談判和規則制定上擁有極大的話語權。OPEC和資源豐腴國家把世界推進了“能源和資源優勢時代”。中國勞動資源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加土地和稅收政策優惠,吸引FDI而成為全球制造業加工貿易基地(世界加工工廠),創造就業和保持經濟高速持續增長,以致了世界工業制成品價格的上漲趨勢。印度以其智力人才優勢在IT軟件出口和承接服務業外包領域獨樹一幟(世界辦公室),等等。當今世界經濟真正進入了一個增長動力多元化的時代。
第三,當前的“全球失衡”與過去的失衡相比。具有更長久的可延續性,“利害關系者”具有了更大程度的可承受能力和可以接受性。
美國巨額“雙赤字”久已存在,但并未影響其經濟持續增長和技術創新,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經常賬戶赤字規模持續擴大,其占GDP的比重1984年達到3.4%,到2004年上升到5.7%。據IMF統計,2005年全球經常賬戶逆差1.25萬億美元,其中美國以8050億美元的逆差獨占了64.4%的比重。但是,美國窟窿的填補者前赴后繼,源源不斷。繼“石油美元”和歐洲資本之后,近年來亞洲經濟體成為主要的填補者。據日本財務省統計,2000-2004年間,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庫券由603億美元增加到1938億美元,2005年中國外匯儲備增加到8189億美元,其中3000億美元購買了美國國庫券。這與亞洲與美國的雙邊和多邊貿易密切相聯。從中美雙邊貿易看,中國以美國為第一大出口市場和貿易順差來源地,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國對美出口1653.8億美元,占全部出口額的21.2%,對美貿易順差1162.4億美元,占中國全部貿易順差的93%。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進口市場(僅次于加拿大)和最大的貿易逆差生成國,據美方統計2005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2016億美元,占其7670億美元貿易逆差總額的26%。中國是美國的第四大出口市場,但美國對華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比重僅略高于5%。購買美國金融資產是緩沖中美貿易摩擦和中國巨額外匯儲備保值的不得已的痛苦選擇。中國貿易出口和順差對過度集中和依賴于美國,而美國對華進出口差額過大,確實是嚴重失衡,且面臨美元大幅貶值的巨大風險。
但是,中國對美貿易出口包含了相當大比重的東亞經濟體對美出口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轉移。截至2005年底,美國公司在華投資累計額510.89億美元,占中國實際利用FDI總額6624億美元的8.2%;2004年美資企業在華銷售收入750億美元,當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802億美元,兩項相抵中國實際所得為52億美元。這是貨物貿易,而服務貿易中國是逆差大國,美國是全球順差冠軍。截至2006年9月,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和貿易J頃差的比重分別達到57.85%和的52.1%;加工貿易占中國出口貿易的比重為52.4%,外商投資企業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主體,加工貿易成為對外貿易的主導形式。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入世5年來,對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的貢獻年均13%和20%,2006年中國對全球經濟與貿易增長的綜合貢獻率即達15%QD。國際機構稱中國為繼美國后的全球經濟第二引擎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價廉物美的產品抑制甚至逆轉了國際市場多年來工業制成品價格上漲和資源產品下跌的走勢。據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計,1996-2003年間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累計6087億美元,同期來自中國的價廉物美產品為美國消費者節省開支為6000多億美元,同時還大大降低了美國制造商的零部件生產成本。中國還從“流汗經濟”積累的官方儲備中拿出相當部分來購買美國國庫券回饋美國,支撐美國的“舉債經濟”。這是中美處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和國際分工不同地位所決定的,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資本支配勞動、要素稀缺度決定收益分配規則的體現和實現,從全球資源配置的視角看,是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基于不同資源稟賦優勢的合理選擇,由于這不是一場“零和博弈”,很難界定誰贏誰虧。相反,各有所需、互有所求,雖不平衡,但互補互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持續和能接受的。
三、調整世界經濟結構與矯正“全球失衡”
關鍵詞:中國崛起 世界體系 霸權 體系變革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碼:1005-4812(2011)02-0037-44
世界歷史曾多次上演大國崛起的悲喜劇。最近的一次是發生在19世紀末,當時正值英國霸權衰落之際,德國、美國和日本幾乎同時崛起。20世紀末,即差不多一個世紀之后,隨著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世界歷史再次進入一個大國崛起的時代。“21世紀將檢驗一個大國的崛起是否是和平的或相對低成本的,這將是現代歷史上的第一次,對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來說都是這樣。”國際關系理論迫切地需要對這樣一個理論問題進行解釋,即“中國崛起是否導致國際秩序不穩以及現存強國是否和平地接受中國的融入。”
西方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如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等都參與了關于中國崛起的世紀大論戰,以致有學者宣稱,“在21世紀的文獻中,中國崛起已成為一個公理性觀點(AxiomPoint),正是‘中國崛起’而不是其他任何話題,引領著關于未來國際體系的種種猜想。”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等國家中心主義理論相反,世界體系論從整體主義視角對中國崛起做出了解釋。可以說,作為主要研究大國興衰和世界體系變革的理論,世界體系論為分析中國崛起與世界體系變革提供了一個極有價值的解釋框架。
一、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歷史地位
世界體系論最早由沃勒斯坦創立。20世紀80年代初,這個理論內部出現分化,發生了分別以沃勒斯坦和弗蘭克為代表的世界體系論之間的論戰,形成了兩大世界體系論流派,即“諸世界體系”和“單一世界體系”的對立。沃勒斯坦從整體主義視角出發,認為盡管人類經歷了多個世界體系,但只有16世紀西歐興起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體系,這就是500年歷史的現代世界體系;弗蘭克從人類中心主義出發,認為世界體系已經存在了5000年,從古至今人類有且僅有一個世界體系。“諸世界體系”強調體系在歷史中的演變,因而歷史和體系都是動態的。“單一世界體系”強調歷史在體系內演變,因此歷史是動態的,而體系是靜態的。
世界體系論的兩派都很重視對中國的研究。沃勒斯坦認為現代世界體系形成于16世紀,本質上是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歐洲無疑是世界體系中的霸權中心,但他對東方各國是否曾在歷史上領先于西方語焉不詳。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在《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體系》一書中對沃勒斯坦的500年世界體系論提出了質疑,指出在歐洲霸權之前,存在一個“13世紀世界體系”,這對于“理解歐洲霸權的起源是很必要的。”盧格霍德論證了“東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興起”的重要觀點,認為沃勒斯坦只關注1450年之后“西方的興起”,而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東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興起”。正是以東方為中心的現存體系的衰落為歐洲的征服提供了便利。弗蘭克對盧格霍德的觀點大加贊賞,并在《世界體系:500年還是5000年?》和《白銀資本》兩本書中加以發揮,對沃勒斯坦付之闕如的古代世界體系進行了詳盡論證。
首先,在近代早期(1400-1800年),即沃勒斯坦論述的現代世界體系的初期階段,亞洲在世界經濟中占據著支配地位。相對來說,中國在世界經濟等級體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歐洲只是處在這個世界經濟體的邊緣,是次要角色。“無論從經濟分量看,還是從生產、技術和生產力看,或者從人均消費看,或者從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機制的發展看,歐洲在結構上和在功能上都談不上稱霸。”中國明清帝國、印度莫臥爾帝國的政治權力,比歐洲整體都要大。
弗蘭克認為,在近代早期亞洲集中進行的商品生產和輸出,不僅具有更高的生產力,而且始終保持著全球貿易順差地位。其中,印度和中國是世界經濟中的兩個核心區。其核心地位主要依賴于它們在制造業方面所擁有的無與倫比的生產力,如印度生產棉紡織品和絲織品,中國生產絲綢、瓷器和茶葉。此外,兩國在農業、(水路)運輸和商業方面同樣擁有強大的生產力。在世界經濟的結構中,中國的生產力、競爭力和中心地位從它一直保持著最大貿易順差中得以反映出來。而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美洲和日本依靠向中國出口白銀來彌補逆差,而非洲主要出口黃金和奴隸。歐洲本身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以出口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的商品,它主要依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業務,即把奴隸販運到美洲,把美洲的白銀出口到亞洲,把亞洲的商品出口到非洲和美洲,從而彌補其貿易逆差。
其次,白銀資本推動著近代早期世界經濟體系的演變。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經濟體系中,白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時亞洲的主要國家,如中國、印度和奧斯曼帝國都實行銀本位制,需要大量白銀來支持其貨幣體系。而金銀主要產自西屬美洲和日本,歐洲和日本是白銀的主要出口地。白銀資本從美洲、日本輸入中國,不僅維系著全球貿易流動,而且推動著工業、農業和商業機制的運轉。歐洲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其利用美洲金銀從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支配地位中獲得了好處。
第三,歐洲的崛起絕非因為它具有特殊性(理性、制度、創業精神、技術、地理和種族)和自身優勢的經濟力量。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之所以得以形成,不是因為歐洲創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是因為“東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興起”。簡言之,“歐洲從亞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暫時站到了亞洲的肩膀上。”
基于以上理由,弗蘭克對世界經濟體系的未來走向做出了判斷:世界體系的領導權將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個地區。19世紀從亞洲轉移到歐洲,20世紀從歐洲轉移到美國,21世紀將從美國再次轉移到亞洲。亞洲在古代世界體系中一直占據著支配地位,直到兩個世紀前亞洲才失去了世界經濟的支配地位,西方獲得世界經濟的霸權地位只是暫時性的,“中國和亞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來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這一趨勢,不過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優勢的復興。”
二、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現實地位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是在擴張中形成的,擴張本身就包含不平衡的發展。世界性勞動分工創造了世界性商品鏈,商品鏈在空間分布上呈向心結構和等級化特征,正是向心性和等級化塑造了現代世界體系的“極性”,即三極化的核心――邊緣――半邊緣結構。
核心地區是指那些集中生產核心產品的地區,邊緣地區是指那些主要生產邊緣產品的地區。核心產品是指使用高工資的熟練工人生產的資本密集型產品。邊緣產品是勞動密集型的、使用通常帶有額外經濟強制的低工資勞工生產的產品。……半邊緣地區是指那些既生產核心產品又生產邊緣產品的國家。三個結構形成了一個以不平等的勞動分工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等級體系。那么,中國崛起是否導致各主體在這個等級化體系中的位置發生了移動,如何理性地判斷中國所處的地位?
首先,在世界體系中,中國在等級化勞動分工中實際上處于從半邊緣向中心位移的狀態。世界體系自形成以來,盡管經歷了幾次大國崛起和霸權戰爭的洗禮,但世界體系結構中等級化的勞動分工仍保持不變。“中心采用最先進的技術,最高水平的機械化和最密集的資本,從而生產出最先進的商品。邊緣的情況與中心基本相反,其經濟活動的技術水平相對落后,趨向于勞動密集型,出口主要集中于原料和農產品。半邊緣介于中心與邊緣之間,其經濟活動既有中心式特征,又有典型的邊緣式特征,技術水平和資本密集程度都處于中心和邊緣之間。”就分工而言,中國在世界體系三個結構地帶中的地位并不高。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生產結構仍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并且主要通過國際貿易而不是對外投資參與世界市場的分配。現在中國正從勞動密集型向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生產兼備的階段邁進,參與世界市場分配的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初顯從貿易走向投資的趨勢。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仍然是“被全球化”的國家之一,在國際勞動分工中也處于“被分工”的地位,這就從根本上暴露了中國處于一個“半邊緣國家”的境地。當然,在西方衰落的大背景下,中國以及其他金磚國家從半邊緣向中心位移的巨大潛力已日益突顯出來。
其次,崛起的中國不僅繼續處于依附性積累階段,而且仍然受資本主義不平等交換體系的剝削。在中心、邊緣和半邊緣三個地帶,資本積累以不同速率進行,中心地帶實行自主性積累,資本積累率高,邊緣地帶是依附性積累,資本積累率很低。產生這種結果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中心地區勞動生產率明顯高于邊緣地區;二是中心地區以工業生產為主,在商品生產鏈上居于高端地位,邊緣和半邊緣以原料和農產品為主,大部分生產活動不過是為滿足中心地區的需求。這是世界體系的一個最基本特點,“從最主要方面來看,它是社會勞動組合的一種作用,這種組合使這個體系中的某些集團剝削其他一些集團的勞動,即獲取較大份額的剩余的能力得到擴大并合法化。”三是不平等交換,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的資本積累和勞動分工之所以能持續運轉,正是依賴于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不平等交換。由于邊緣地區工人的工資低于中心地區工人的工資,邊緣地區以低工資產品交換中心地區的高工資產品,就構成了一種不等價的交換關系。不平等交換使經濟剩余從邊緣持續地向中心轉移,它增強了中心地區的競爭優勢,并確保了體系結構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性。中國雖然積累了巨大的貿易順差,但順差本身掩蓋不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受到不平等交換剝削的事實。以中美貿易為例,2009年美國對華出口696億美元,中國對美出口2964億美元,中國貿易順差高達2268億美元之巨。事實上,中國是以低工資產品交換美國的高工資產品,美國對華出口額低,但利潤率卻很高,中國對美出口總值大,但利潤率卻很低。況且,從理論上說,美國工業制成品和高端產品(如波音飛機)具有較高的需求彈性,而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如牛仔褲)和原料等缺乏需求彈性,貿易利益的分配也是有利于美國而不利于中國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說,“資本主義這個歷史體系的絕妙之處在于它掩蓋了不平等交換的方式”。
在目前流行的關于中國崛起和“金磚四國”的語境里,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都忽視或刻意回避了這個問題,中國雖然經歷了長達3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但是中國迄今為止仍然沒有擺脫依附性積累的基本模式。中國對西方中心國家的知識依附、技術依附、文化依附和積累依附依然沒有徹底改觀。據此而言,不但在現在而且至少在將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都不能稱之為“中心國家”。同樣,按照這個標準,金磚四國的其他成員(印度、巴西和俄羅斯)都處于對當達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看來,中國崛起的基礎在于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而從世界體系結構的積累模式來看,相比政治和文化而言,中國的經濟反而是比較脆弱的。崛起并不能掩蓋這樣一個事實: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人均GDP卻只有4283美元,位列世界第95位,屬于中等收入國家,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發達國家之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難度越來越大。根據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家卡霍(Timothy Kehoe)和紐約大學經濟學家魯爾(Kim Ruhl)的研究,迄今為止只有韓國和新加坡成功地躋身發達國家之列,其他追趕國家大都困在所謂的“墨西哥式第二階段”。卡霍和魯爾警告,“若不繼續改革,中國的增長可能會大幅減速,從而可能困在一個比墨西哥還不如的位置。”
第三,從長期歷史運動來看,隨著“金磚四國”的崛起,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國家數量將持續增加。老牌中心國家暫時不會有淪為半邊緣國家之虞,但新興經濟體持續加入中心國家俱樂部,打破了西方國家壟斷世界體系全部大國座席的歷史格局。沃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的結構是動態演進的,其不同部分遵循發展不平衡這一規律,在發展進程中趨向于擴大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和社會差異,這就意味著某些特定地區有機會使自己在世界體系結構中的地位朝著有利方向發展。“在現代世界體系的整個歷史中,中心國家的各種優勢一直在擴大,但特定國家試圖留在中心部分內的能力并不是沒有受到挑戰的。……事實上,在這種體系內,在長遠的歷史時期中,從結構上看,優秀分子的循環出現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這意味著在一定時期中某個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往往遲早要被另外一個國家取而代之。”
具體來說,三個結構地帶的變化可能存在三種主要趨勢:第一、中心國家可能變成半邊緣國家,半邊緣國家變成邊緣國家。第二、邊緣地區的某些發展了競爭優勢的國家迅速崛起,上升為半邊緣國家,繼而成為中心國家。美國在南北戰爭后成為半邊緣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成為中心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為世界霸權。在當代國際關系中,新興大國的興起,不僅預示著中心國家數量的增加,而且正在改變中心地區國家實力的排序。這就是說,“核心和邊緣并非固定的,它們的形成和發展是彼此相連的,這種關系在世界體系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被不斷重新調整,如以前的核心地區經過一定時期的發展可能成為邊緣地區,而以前的邊緣地區經過競爭而成為核心地區,這主要視其資本積累的速度和程度。”第三、半邊緣地區處于一種中間狀態,“對鄰近的核心地區而言,它呈現一種邊緣化過程,但相對于鄰近的邊緣地區而言,它又呈現一種核心過程。”因此,半邊緣國家存在著向上或向下運動的兩種趨勢,如果它們發展出更有效率的制度與產權,那么就上升為中心國家,如果競爭失敗或經濟長期衰退,就下降為邊緣國家。
三、中國崛起與世界體系的變化
沃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是不同于國家體系的分析單位,理解世界體系的關鍵在于理解它是一種自我形成的勞動分工。這就是說,世界體系本質上是一個世界經濟體,世界經濟體建立在資本主義(市場)的生產方式和縱向勞動分工的基礎之上。之所以稱其世界經濟體,“因為這個體系各部分之間的基本聯系是經濟的,盡管這種聯系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文化聯系而加強的,并且最終由政治安排甚至聯盟結構加強的。”沃勒斯坦進一步指出,世界歷史上只有一個世界經濟體已經存在了500年而仍沒有轉變成為一個世界帝國,這個世界經濟體就是近代西歐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這個體系非常強大,“足以摧毀與其同時代的其他所有體系。”一方面,現代世界體系的獨特性在于這個世界經濟體范圍之內存在著多個政治體系,這正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模式建立在這樣一種事實之上,即經濟因素可以超越任何政治實體控制的范圍而在更大領域內發揮作用。這就給資本家提供了一種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自由,它已使得世界體系不斷的進行經濟擴張成為可能。
綜上所述可以概括世界體系概念的三個特征:第一,世界體系是一種以單一勞動分工為基礎的世界經濟體系。第二,世界體系的發展動力是永無休止的資本積累。沃勒斯坦認為,這種資本積累只是世界歷史近500年才出現的現象,即它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產生的。第三,現代世界體系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正是資本主義使全世界都被納入到這個單一的勞動分工之中,而世界體系的上層建筑,即以資本主義制度為基礎的多元政治結構則保證了這個單一勞動分工的合法性和穩定性,同時也保證了資本積累不被任何非資本主義力量所打破或終止。據此可以看出,現代世界體系的穩定是由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積累規律所決定的。
如果說世界體系是一種包括多種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內的單一勞動分工(形式?),那么除非大國崛起實質性地改變了這種分工方式,否則就不可輕言任何大國崛起都將導致世界體系性質的改變。沃勒斯坦把世界體系劃分為世界政治體系、世界經濟體系和世界文化體系,所有這三大體系都是由資本主義性質來定義的。世界歷史上的三大霸權――荷蘭、英國和美國,其興衰僅僅導致世界政治體系的變化,即大國力量對比和強權座次的變化。然而,霸權興起非但不能撼動世界體系的分工模式,反而還會擴展和深化這種模式,正如蔡斯-鄧恩所說,在霸權的競爭周期中可以看到這個過程,霸權核心國家的興衰,總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大和深化。
這充分說明,大國崛起并不必然導致世界體系性質的改變,即便一個新興國家的力量足夠強大,如果它必須依賴于現有勞動分工模式,并且根本不可能運行一種新的非資本主義性質的勞動分工體系,那么這種力量充其量改變了其自身在世界經濟體系上層建筑(即國際體系)中的位置,它不會也不可能改變世界體系的性質。況且,由于中心國家是維持現狀的,新興大國對世界體系上層建筑的任何沖擊都會引起激烈的抵制甚至鎮壓。因為這是一個有利于中心國家而不利于邊緣國家的不平等體系。總體上,國際體系作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上層政治建筑,其政治功能就在于確保由資本主義分工和資本積累所形成的不平等交換機制的正常運作。一方面,“資本在核心地區的積聚提供了建立相對強大的國家機器的財政基礎和政治動機,其能力之一就是確保邊緣地區的國家機器相對弱化或維持相對軟弱的狀態。”另一方面,針對新興大國或挑戰者進行集體鎮壓。20世紀90年代以來此起彼伏的中國正是為了這種集體鎮壓而制造輿論和道義借口。中國外交“韜光養晦”20余年,如今稍有“自信”,即被西方扣上“進攻性”(Aggressiveness)和“威脅”(Threat)等帽子。最近,英國《經濟學家》(Economist)更是直接以“中國崛起的危險”為題,發表長篇研究報告。
從經驗分析來看,在現階段,無論是以中國為主體的單一性力量崛起還是以“金磚國家”為主體的群體性力量崛起,實際上都是在被納入到現存世界體系之內并且被現存世界體系社會化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是說這些國家都接受了現存勞動分工模式、資本積累模式和資本主義市場模式。這些新興大國的崛起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現存的國際勞動分工模式。正如瑞士銀行高級經濟顧問喬治?馬格努斯在《崛起:新興市場會影響還是震動世界經濟》一書中提到,新興經濟體將影響“世界經濟”,但沒有一個國家能“撼動”世界經濟,哪怕是中國也不行。
蔡斯,鄧恩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邏輯,包括國家間體系的邏輯,仍然是塑造當代世界體系發展趨勢的主導性力量。關于資本主義的轉變,蔡斯-鄧恩認為,“只要國家體系不受一個世界政府的統治,資本主義就不會因為國家控制的加強而轉變。社會主義國家并不構成獨立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間體系,它們是更大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組成部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者的國家的制度試驗對資本主義轉變沒有任何意義,但是這些制度本身并不構成資本主義的轉變。”換言之,社會主義中國的崛起,不會導致世界經濟體系的性質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
實際上,任何單個國家實力的增強都無法改變現代世界體系的性質,除非這個國家代表著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并且不僅該國是以這種生產方式創新而崛起的,而且這種生產方式已經顯示出它即將自發地滲透和擴散到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前景,正如當初西歐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散一樣。西歐資本主義幾乎摧毀了其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了整個世界。新的生產方式必需具有這種摧枯拉朽的能力。
四、結論
現階段大國崛起對國際關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它將重塑世界體系的上層建筑,但不會改變世界體系的經濟基礎及其運行規律。當前,世界體系呈現出異常復雜微妙的局面:一方面,大國崛起勢必要求改革現行國際政治秩序,這不僅不是危險所在,反而是走向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國際政治的演變趨勢必然是走向政治多極化,而中國將崛起成為多極化秩序的重要支柱之一。在這個多極化秩序中,中國將聯合其他同樣具有多極化思維的行為體,如俄羅斯、印度和歐盟,在某種程度上平衡美國的單極霸權。另一方面,美國霸權不但沒有衰落,反而有走向世界帝國的企圖,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要極力建立一個世界帝國,因此國際社會的主要任務實際上是抵制美國企圖使世界體系帝國化的危險。這種努力在伊拉克戰爭期間達到,國際社會幾乎在反對單邊主義和反對霸權上達成了一致,但很快就被美國勢力所分化和瓦解。美國通過從伊拉克撤軍以及公布從阿富汗撤軍的時間表,成功地轉移了國際目光,使之聚焦于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崛起上。這兩個方面合起來,實際上就是以中國為主的新興國家和以美國為首的維持現狀國家之間的沖突與矛盾。這種矛盾的發展和深化,一方面是中美之間相互制衡,斗而不破,另一方面是力量會逐漸發生有利于新興國家集團的變化,但不會發生國際關系理論所說的權力轉移。
這樣就有四個不可能:一是美國對世界體系帝國化的企圖不可能成功。美國霸權不可能
持久,因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不會允許真正最高統治權的存在。查理五世不能成功地實現帝國夢,英國強權下的和平促使其掘墓人的產生。美國亦是如此。在每種情況下,政治上最高統治權的代價在經濟上都是非常高昂的。”二是縱然美國衰落,中國也不可能取代美國成為新的霸權。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的,21世紀不會有任何單一霸權興起。三是中美兩國不可能形成類似于冷戰時期美蘇的兩極體系。盡管最近中美兩國分歧加劇,許多媒體極力渲染東亞爆發所謂“新冷戰”,實際上現在單極不可能,兩極更不可能。因為一方面現在是大國群起時代,中美兩國都受到國際制衡,歐盟、俄羅斯、日本、印度和巴西等大國不會坐視兩極權力的形成;另一方面“冷戰”的時代條件不復存在,從歷史經驗來看,“冷戰”意味著雙方在經濟上隔絕、政治上對立、軍事上對抗、文化上相互排斥。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冷戰模式”已無法復制,中美之間各自的利益訴求決定著雙方都不可能走向“冷戰”。即使在最可能達到“冷戰”效果的軍事層面,中美也難以承受對抗之重。四是中美兩國之間不可能爆發爭霸戰爭,而且正如歷史經驗所證明的,在這場戰爭中爭霸雙方都遭受極大削弱,從而使力量僅次于霸權挑戰者的第三國(現階段如印度)意外地登上霸權寶座,實際上這種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任何大國都不要期待中美會因兩虎相爭而彼此削弱,從而為其留下權力真空的這種寓言。
實際上,目前世界政治多極化僅僅初具雛形,國際體系仍然是美國的霸權體系。沃勒斯坦認為,霸權國家都是先在農業――工業領域取得優勢,然后在商業領域取得優勢,最后在金融領域取得優勢,當一個國家在所有三個領域都占據優勢時就成為霸權。同樣,一個衰落的霸權首先失去農業――工業優勢,繼而失去商業優勢,最后失去金融優勢。沃勒斯坦進而指出,現在國際體系處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第三個后勤供給的后霸權階段,美國已經失去生產優勢,但仍保持著商業和金融優勢。從軟實力來看,霸權偏好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文化和政治制度,當前西方文化仍是全球文化的核心范式,雖然西方實力有所衰落,但西方技術和文化力量在全球仍然舉足輕重。誠然,歷史沒有終結,但歷史也未必會因西方意識形態的失敗而終結。客觀地說,現在全球還沒有出現能夠對抗或顛覆西方意識形態的軟力量。
關鍵詞 中歐經貿關系 經貿合作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一、我國與歐盟經貿關系的建立
歐盟是由歐洲共同體發展而來的,是一個集政治實體和經濟實體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區域一體化組織。1975年5月6日,中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外交關系。1983年10月,中國與歐洲煤鋼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分別建立外交關系,11月1日,中國與歐洲共同體正式宣布全面建交。
二、我國與歐盟經貿關系的發展
在中歐合作的諸多領域中,經貿關系是最具活力、收獲最多的領域之一。上世紀伴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中歐雙邊貿易在原先基數較大的基礎上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大約每3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增長。如今,“中國制造”在歐洲市場上已隨處可見,歐盟早已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據中國海關統計,2011年中歐雙邊貿易額總值為5672.1億美元,同比增長18.3%。2012年1至2月,中歐雙邊貿易額798億美元,同比增長4.7%。從這些數據中不難看出,中國與歐盟的經貿關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是適應雙方長久經濟利益的,“雙贏”給雙方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發展,還大大促進了中國與歐盟在各個領域的融合與交流。
中國與歐盟建交的30多年來,歐盟一大批優秀企業尤其是大的跨國公司已大舉進入中國,空中客車飛機、大眾汽車、殼牌石油、聯合利華日用品、西門子電器、諾基亞通信等等眾多歐盟跨國企業巨頭已在中國的相關領域中占據了顯著地位,并先后成為了在華投資成功的典范。
截至2012年底,歐盟在華直接投資項目超過36000個,實際投入785.4億美元。在中國對歐盟國家的直接投資方面,以華為、中興、海爾等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優秀企業漸漸走出國門,開始在歐盟國家進行投資創業。雖然,目前中國在歐盟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有限,低于歐盟國家在中國的直接投資規模,但是雙方合作仍然存在巨大潛力和空間。
三、我國與歐盟經貿關系的前景
自1975年5月6日建立正式關系以來,經過雙方的不懈努力,中國與歐盟的關系不僅取得了巨大進展,而且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合作局面,中國和歐盟的經貿關系發展前景廣闊。
2013年是中歐之間合作的一個新起點,中歐關系面臨著新的機遇,合作前景非常廣闊。首先,2013年是中國未來五年發展規劃的第三個年頭,中國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歐盟的“2020發展戰略”也提出要進一步尋求提高歐洲經濟競爭力的途徑。無論是中國的“十二五”規劃還是歐盟的“歐洲2020戰略”,都強調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增長,這些將成為中歐雙方長期合作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中歐雙方在政治和政策上的積極成果給中歐經貿關系的正常和健康發張提供了動力,指明了方向。其次,經濟利益和相互需求的增長是今后中歐關系保持深入發展的關鍵所在。從根本上講,中歐雙方的外交關系是建立在互惠共贏的經貿關系基礎之上的。進入21世紀,中歐關系的經貿關系的快速發展給雙方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使雙方關系也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中歐雙方的經貿合作帶來的利益是相互的、長久的、雙贏的。再者,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和歐債危機的國際環境下,中歐之間的經貿合作機會增多。例如中歐在重大項目上的合作,如核能、航空、航天、智能電網等對彼此都具有重大意義的項目合作,進一步推動雙方經濟利益上的結合和技術層面的交流。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歐雙方經貿關系的發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一方面,歐盟的需求相對減少,出口萎縮,將嚴重影響雙方的進出口貿易。另一方面,貿易保護主義悄然抬頭,中歐雙邊貿易摩擦將加劇。這雖給中歐經貿關系帶來不利影響,但中歐雙方未來關系的發展主線仍是健康、長久、持續的。
在中歐建交38年后的今天,中歐雙方在經貿合作領域取得的成果與突破都是顯著的。我們之所以對中歐關系的前景深具信心,就是因為在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潮流中,中歐的共同利益在擴大,在全球事務中的共同責任在增加,雙方合作基礎在鞏固,合作交流在加強,這正是中歐關系闊步走向美好明天的強大生命力所在。展望未來,我國應繼續以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為指導,政治和經濟相結合的方式,發展、鞏固、擴大和深化與歐盟各個層面的經貿關系,進一步提升歐盟在我國市場多元化戰略中的地位,全面提升中歐雙邊貿易、投資、經濟技術合作的質量與水平,促使中歐經貿關系雙向互利、合作共贏,使雙方向更為成熟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穩步邁進,進而鞏固世界政治多極化和世界經濟多元化的全球格局。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法學院 國際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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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大龍.歐盟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抬頭.當代世界,2006(12).
【摘要】國際金融危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的主要表現。本篇文章主要從購機金融體系的現狀入手,對這一體系的改革問題與發展前景問題進行了探究。
【關鍵詞】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發展趨勢
經濟問題是國家所要面對的一大重要問題。在全球化的經濟格局的影響下,穩定化的國際金融體系可以為各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一定的環境保障。國際金融危機的頻繁出現,表明現階段國際金融體系在自身發展中面對著巨大的壓力。改革創新也成為了國際金融體系在未來發展階段的必經之路。從我國當前所面臨的國際經濟形勢來看,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問題和發展問題的探究,可以為我國的經濟戰略發展提供一定的參考。
一、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問題
國際貨幣問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一大重要問題。從國際貨幣儲備體系的發展現狀來看,美元在這一體系中發揮這一種主體性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破滅以后,國際儲備貨幣的硬性約束力度也有所喪失。在美元外流問題的影響下,很多國家的美元儲備數額都表現出了逐漸上升的趨勢。美元已經成為了儲備貨幣的一大重要組成部分。從世界經濟的發展現狀來看,國際收支調節方式表現出了差異化的發展特點,為了對國際收支失衡問題進行調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綜合運用已經成為了一些國家所采用的經濟調節方式。在對國際金融機構的現狀進行探究以后,我們可以發現,制度設計問題、指導思想的僵化問題和危機管理工作缺乏實效性的問題已經成為了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所面對的主要問題。
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
從前文中的論述來看,美元在國際金融環境中發揮著一種主體性的作用。國際金融機構的變革已經成為了改革過程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國際金融監管機制的完善,可以讓國際金融制度更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在新型國際金融制度的構建過程中,穩定化的國際金融環境的構建,是對金融危機進行緩解的一種有效措施。對歐元等國際貨幣的市場運用量進行提升,可以讓國際金融環境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國際金融監管機制自檢的協調工作與交流共同工作的強化,也成為了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措施。針對目前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國際資本流動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監管力度進行強化,對監管重點和監管方式進行創新去,成為未來我國促進國際金融環境穩定發展的重要方式。
從世界主要國家對金融體系改革問題所提出的思路來看,美國要對自身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進行強化。它也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作用的強化問題提出了肯定的態度。加強國際金融監管是歐洲國家所提出的主張。對金融機構的管理人員采取更為嚴格的薪酬限制手段,也是他們在金融體系改革問題中的主張。對美國在國際回避基金組織重大事務中的一票否決權的廢除、金融交易稅的征收和對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發言權的提高也是歐盟國家所提出的主張。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和新型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問題是以中國、俄羅斯等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關注的問題。在對上述內容進行整合以后,我們可以發現,各國自身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問題成為了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問題中的矛盾焦點。在現有的經濟體系下,歐美國家可以被看作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兩大重要力量,二者之間所存在的分歧會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工作的開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三、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前景
從一些學者在2016年以前的研究結果來看,在國際金融體系的未來發展過程中,歐洲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地位會得到一定的增強。從學者的研究依據來看,這一結論的產生與美國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的弱化有著一定的關聯的,作為一個整體,歐盟的總體經濟規模一度超越了美國,但是目前歐盟金融體系可能會面臨著分崩離析的問題。2016年以后,英國脫歐問題成為了經濟領域所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2017年3月29日開始,英國正式開始了脫離歐盟的進程。英國“脫歐運動”的背后是英國與歐盟整體之間的矛盾。假設英國在未來的一段時期以內成功退出了歐盟,歐盟內部的穩定性會得到一定程度的動搖,對于歐盟各個成員而言,英國的“脫歐運動”可能會給這些國家帶來一種示范效應,這樣歐盟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可能陷入到分崩離析的境地之中。假設歐盟在未來的十年至二十年以內瓦解,屆時脫x歐盟的國家在國際市場中的地位還是一個未知數。第二,在英國脫離歐盟以后,歐洲自由貿易進程也會受到打擊。通過歐元區國家的經濟發展環境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債務危機和難民問題的影響下,歐盟國家的經濟發展已經能夠表現出了一種相對疲軟的特點。在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如果英國脫離歐盟,歐元所面對的下行壓力可能會對其他歐盟國家的經濟穩定性帶來不利的影響。在對英國脫歐運動對歐盟的影響進行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英國脫歐運動的開展可能也會讓歐盟對自身的改革力度進行強化。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觀點,英國如果成功脫離歐盟,歐盟的經濟體制還可以在一段時間內保持自身的生命力。作為歐盟的主導國家,法德等國可能會通過對歐洲共同市場進行深化的方式,對歐盟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進行維持,但是在對英國脫歐以后的歐盟財政一體化建議的建構過程中,法德等國似乎并沒有達成一致性,因而,在對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前景進行分析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對英國脫歐問題進行關注。
我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重要性會得到不斷的強化。亞洲金融合作的深化,他也可以讓中國在亞洲區域金融合作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的發揮。可以說,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我國參與國際金融事務的進程已經表現出了一種逐漸加塊的趨勢。貨幣互換協議的簽署,對人民幣適用范圍的拓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一協議的簽署對我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的提升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在經濟危機爆發以后,我國已經在經濟問題多邊會談之中發揮出了自身的作用。從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來看,我國在這一體系中的話語權會得到逐漸的提升,亞洲及金融合作的不斷深化,也會讓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在G20杭州峰會上,《二十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和《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會在多邊投資規則的制定過程中發揮出重要的作用,二者的出臺不僅有助于形成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也可以在為各國發展營造更大市場和空間,重振貿易和投資的基礎上,更好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在一些國外學者看來:“杭州峰會把可持續發展推入國際政治中心地帶,并決定為實施大型全球性協議而采取實際行動。”2016G20峰會的召開,也讓中國在世界經濟領域的影響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英國脫歐”問題所引發的連鎖反應也是我國在未來階段所無法忽視的問題。從我國經濟體量的現狀來看,在英國脫離歐盟以后,英國和歐盟肯能并不會對中國提高關稅,這樣,從中歐之間現有的貿易的開展情況來看,英國脫歐問題并不會對中國帶來不利影響。但是從中歐貿易的長遠發展來看,英國脫歐問題可能會對“中國-歐盟”投資協定談判問題的開展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英國是自由貿易的推行者,在英國成功退出歐盟以后,歐盟在中歐貿易談判中所作出的決策可能會有所調整。在英國脫歐問題的影響下,美元指數可能會有所提升,如果美聯儲在英國脫歐以后采取了加息政策,人民幣可能會面對雙重貶值的壓力。
從本輪經濟危機給世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來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作用會得到逐漸的強化。這一組織在國際金融監管體系中的重要性已經開始得到了世界主要經濟強國的關注。國際金融監管的強化,會對傳統意義上的以市場自律為主的消極監管理念受到沖擊。各國的對金融市場監管力度的強化,核對金融從業人員薪酬控制問題方面的監管力度也會得到有效提升。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金融領域的腐敗問題也會得到高度的重視。在2016G20杭州峰會上,加大國際反腐合作,提升商業環境的透明度的主張已經得到了其他國家的認同。
四、結論
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發展,對世界地區性金融合作事宜的強化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英國脫歐運動的出現,給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在中國在國際金融地位中的作用不斷提升的情況下,我國需要借助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促進國內經濟和金融的發展。
參考文獻:
[1]賴光輝.淺談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及發展趨勢[J].全國商情(經濟理論研究),2015,06: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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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全球化;貨幣一體化;必要性;可行性
中圖分類號:F8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297(2008)07-128-02
金融全球化是當今國際金融領域最引人注目的趨勢之一,它不僅是一個金融活動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過程,也是一個風險發生機制相互聯系而且趨同的過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全球化呈現出加速發展的勢頭,日益成為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1997年源于泰國的金融危機在其影響下迅速演變成亞洲金融危機,東盟、韓國、日本、俄羅斯、巴西等國家和地區都受到了沖擊,世界經濟也由此拖累。也正是這次危機改變了亞洲政府對過去在金融合作一度所持有的消極態度。另外,近年來,歐元的成功運行增強了歐盟的經濟政治實力,提高了歐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有利于整個歐洲地區的繁榮與穩定。有鑒于此,亞洲國家開始積極探討亞洲貨幣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并對合作形式提出了很多有意義的構想。
一、 亞洲貨幣一體化的必要性
1.亞洲貨幣一體化的最終結果將是形成一個最優貨幣區域國家集團。所謂最優貨幣區域國家貨幣集團,是指一些國家集體的貨幣通過永久固定的匯率及其他使這個區域變得理想化的條件聯系在一起,成員國貨幣根據非成員國情況聯合變動。一個國家或地區加入最優貨幣區的收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降低交易成本的直接受益和間接收益,即消除了兌換成本和在不同市場上價格歧視;(2)、匯率穩定減少了公司未來收益的不穩定性,增加了社會福利收益;(3)、因減少匯率波動而形成的價格機制,降低投資風險,增強經濟主體關于價格系統決定的可靠性;(4)、因匯率風險的降低而導致的外貿交易額和貿易糧的增大;(5)、降低成員國外債風險;(6)、貨幣合作使成員國之間的金融約束力和政策協同力增強,貨幣信譽提高,抵抗外部沖擊能力增強并且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形成亞洲最優貨幣區域將徹底消除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大大促進亞洲各國的經濟快速發展。
2.目前來看,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新的潮流,亞洲不可能孤立于這股浪潮之外。2002年7月1號以來,隨著歐元在世界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日益加強,其影響力的擴大,新的世界貨幣體系中將出現歐元與美元“二元化”現象。這幅前景使得亞洲各國(地區)產生了危機感,若不加強本地區的貨幣合作將被置于十分不利的地位。1997年的金融危機的一大教訓就是弱小經濟體的貨幣難以獨自抵擋國際游資的沖擊。亞洲國家要想避免類似1997年的金融危機的再次發生,其貨幣就不能再作為某大國的附屬品,必須加強地區內的金融協調和合作,創立一個穩定的亞洲統一貨幣,從而穩定亞洲金融市場,促進亞洲經濟健康發展。
3.許多亞洲國家或地區在匯率制度上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如港幣、泰銖等,這種過分依賴美元的安排嚴重威脅亞洲經濟的穩定發展。當大量國際游資對亞洲進行沖擊時,亞洲國家貨幣對美元被迫大幅貶值,筆直的突然下降帶來了地區內的經濟恐慌,股價巨幅下跌使經濟發展遭到嚴重打擊。要消除匯率帶來的風險、降低經濟交往的不確定性,唯一途徑就是消除美元的影響,從過于依賴美元的匯率中解脫出來,創立亞洲統一貨幣。
4.隨著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實行貨幣一體化將使區域內的合作更加通暢,各國之間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可以進一步穩定匯率,徹底消除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從而擴大區域內貿易和投資的規模,促進經濟的發展。貨幣合作的主要成在于各國喪失了各自貨幣政策的自,但隨著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這一成本將變得相對較小。
二、亞洲貨幣一體化的可行性
對實行亞洲貨幣一體化的必要性進行分析之后,亞洲地區貨幣實行一體化的可行性又有多大,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區域內部貿易量分析
區域內貿易量越大,實行貨幣一體化所能降低的貿易費用越多,且有助于保持國內物價穩定和實現匯率對國際收支平衡的調節作用。亞洲區域內貿易與投資比較發達,國與國之間有著較強的依存度,而且各國的經濟具有較強的互補性。雖然目前亞洲地區區內貿易額,與歐盟在歐元啟動之前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不過,亞洲區內貿易額占地區G D P 的比重及區內貿易額占貿易總額的比重近年均呈增長態勢,貿易領域的合作不斷加強,關稅優惠的范圍與幅度也在不斷擴大。因此,總的趨勢是越來越滿足更高層次的貨幣合作要求。這為進行貨幣合作、組建貨幣聯盟、建立單一貨幣聯盟提供了必要的基礎。
(二)對外經濟開放度分析
由于貿易自由化、生產國際化與跨國金融投資活動總是相伴隨的,因此,衡量異國對外開放程度不僅僅以對外貿易占GDP的比重來衡量,而應綜合考慮一國貿易、投資、金融三方面與世界經濟融合的情況,以準確反映經濟一體化的程度。東亞地區的總和開放程度是很高的,單個經濟體差異較大,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區性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對外開放程度較高;而中國、日本、韓國總的開放程度指標較低。就平均水平而言,東亞地區的開放程度要高于西歐地區,這說明以出口為主導的亞洲“四小龍”及東盟各國基本屬于開放經濟,對匯率波動十分敏感。因此,迫切需要穩定匯率,進行貨幣合作。
(三)生產要素流動性
根據蒙代爾所提出的以生產要素高度流動性為標準確定最適度通貨區的理論,在同一通貨區,如果無法利用匯率政策來調整本國的需求變化,來保持各成員國的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就必須要有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調節需求轉移。如果生產要素流動不能及時有效地調節本國需求變化,則會影響到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各國國際收支的平衡和經濟穩定。亞洲生產要素市場的融合還僅僅處于起步階段,僅從勞動力的流動方面看,就存在著很大的限制。
(四)政策目標的相似性分析
在實行貨幣一體化的過程中,各成員國之間的政策協調起著關鍵作用。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一國實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有溢出效應,如果兩國的政策目標不同,一國為實現本國目標所執行的政策就會給別國帶來不良影響,從而影響其貨幣合作關系的順利發展。衡量各國政策目標是否一致的一個重要指標是通貨膨脹率。目前亞洲各國在通貨膨脹率方面可以分為兩組:低通貨膨脹率組包括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等國家;高通貨膨脹率組包括中國、越南、菲律賓等國。這樣,在政策上,亞洲各國在政策協調性方面存在著很大的不足,為建立統一貨幣區的政策協調帶來了一定困難。
(五)經濟發展水平的一致性分析
如果在實行貨幣一體化的過程中,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大體相同,這樣,外界沖擊對于區域內各國的影響將是對稱的,因此,可以采取同樣或類似的貨幣政策來抵消外界沖擊,從而減少整個區域成員國的壓力。但是,如果經濟發展水平相差過大,則不同國家所承擔的加入通貨區以后的成本就不一樣,通貨區的穩定運行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亞洲各國的經濟結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一旦采取同一貨幣政策,不同國家將會出現較大的成本和收益差異,從而會出現國家間的沖突。
(六)政治條件分析
健康協調的國際關系是進行經濟合作的必要客觀條件,實現貨幣一體化,必然要以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為必要條件。但是,民族、宗教與文化的多元性和巨大差異性增大了亞洲國家之間相互了解、增進信任的難度,導致很多問題難以達成一致意見。但是,為了本區域的發展,各國還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東盟的經濟合作以及中日韓的加入。在不久的未來,相信政治合作會越來越多。
綜合以上幾個方面,亞洲地區的經濟互補與相互依存度正在不斷提高,但在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以及政策目標的一致性等方面還不完全滿足自由貨幣區理論。
三、結論
從分析實行亞洲貨幣一體化的必要性,亞洲地區目前急需建立一個統一的貨幣體系,消除匯率波動的風險,抵抗國際游資的沖擊,促進經濟發展,提升亞洲地區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再從區域內部貿易量、對外經濟開放度、生產要素流動、政策目標的相似性分析、經濟發展水平的一致性分析以及政治條件方面分析了亞洲建立通貨區的可行性。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使得在經濟一體化、貨幣一體化過程中,各國有不同的需求,很難實現完全平等的合作。目前的亞洲地區距離建立統一貨幣的建立還有很大一段距離,也不具備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有制度保障、以匯率目標為主體的、如同歐洲貨幣體系的貨幣合作機制。確切來說,目前亞洲地區還處于貨幣合作的前期準備階段,亞洲建立通貨區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
參考文獻
[1]劉惠好.國際金融[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