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與國際貿易的異同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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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外貿易與國際貿易的異同范文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第2篇：對外貿易與國際貿易的異同范文

伴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但與世界其他貿易大國相比，中國存在的最為明顯的問題是，我們在為世界提品，卻沒有向世界推銷產品。問題的根源是，我們在國際市場營銷方面能力不足。

世界各國之間商品與勞務的相互交換，就是國際貿易。它是由世界各國對外貿易構成的，是一定時期世界貿易的總和。

國際市場營銷是超越國界進行市場營銷活動。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推動了國際市場營銷的產生與發展，國際市場營銷也對國際貿易產生了巨大的反作用，使得國際貿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國際貿易與國際市場營銷的異同

國際貿易與國際市場營銷都是跨國界的“國際”活動，它們面臨著相同的國際環境, 它們都以商品和勞務為交換對象，經營活動的最終目標都是國際市場的顧客，包括個人、企業、組織和國家。

然而，二者存在以下區別：

1.商品流通形態不同。國際貿易中商品或勞務必須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而國際市場營銷的流通形態則呈現多樣化，產品或勞務可以跨越國界，也可以在國外直接投資設廠，在當地生產和銷售。

2.國際貿易的作業流程比國際市場營銷狹窄。國際營銷不僅涉及產品購銷、產品定價、實體分配，而且還涉及市場營銷調研、產品開發、渠道管理、倉儲運輸及促銷等營銷活動，并包含對國際營銷的管理。而國際貿易則僅涉及其中的若干環節。

3.評估效益的信息來源不同。評估國際貿易效益的信息來源是國際收支平衡狀況，而評價國際營銷收益的信息來源是企業的營銷記錄。

4.政府的參與程度不同。在國際貿易活動中，往往需要由政府出面進行雙邊、多邊談判，并通過WTO等國際機構協調國家之間的關系。而國際營銷活動由于主要集中在目標市場國，所以，更大程度上依賴于企業自身的實力，而且企業的營銷活動要遵守所在國的法律和政策，一般不會直接產生國家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國際市場營銷是對潛在目標市場做出的選擇和決定，而國際貿易是建立在國家平臺之上的交易。可以說，國際市場營銷是建立在細分市場上的交易行為，有明確的定位和目標顧客，而國際貿易則屬于無關營銷――針對同顧客給出統一解決方案。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二者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協調和相互促進的關系。

首先，國際競爭的加劇迫使企業在國際貿易活動中不能簡單地僅與外國進口商打交道，而必須更加關注目標市場的環境、需求、消費者偏好和競爭程度等情況，并要求企業加強售后服務。

其次，企業的生產經營日益國際化、全球化，要求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必須以戰略的眼光，從全球市場出發來制定決策，使得生產與銷售分布在許多不同的國家，從而使國際貿易又成為國際市場營銷的重要一環。

中國面臨的挑戰

中國的外貿依存度較高。正是這個原因，盡管國內經濟較為健康，但仍然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這不是問題的關鍵，最為關鍵的問題表現為兩個方面。

第一，大量的出口導致大規模的貿易歧視。

近年在全球范圍內，尤其是發達國家幾乎不約而同地對中國企業展開所謂的反傾銷調查。

中國很冤枉。許多產品僅僅是貼上了一個“中國制造”的標簽，要么是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代工行為，要么是外國商業企業在中國的貼牌行為，中國僅僅是掙了一個加工費，巨大的利益都流入外國公司。在此背景下，國際貿易模式會對中國企業真正走向國際市場造成巨大障礙，解決之道只有大力推動國際市場營銷。

第二，大量的資源消耗導致大范圍對中國的猜忌。

勿庸諱言，在中國對國際市場依存度越來越高的同時，中國對國際資源依賴程度也越來越高。中國只有把“世界工廠”轉移到世界各地，才能從根本上化解這種矛盾。

中國在面臨雙重歧視的同時，面臨的更大挑戰是如何幫助中國企業布局國際市場。如果說前者是外部壓力的話，那么，后者就是內部壓力。中國企業必須走出去，但如果沒有國家的引導與支持，“走出去”將更多的是愿望，很難變成大規模的行動。

中國企業面臨的挑戰

實際上，中國人“走出去”的努力從改革開放以來，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國際倒爺”是走出去的最初形式。

發達國家的國際市場營銷，是企業行為，而且是知名企業的行為，所以來勢洶洶。中國人的個體行為，從國家層面看，自然是收效甚微。這是一個無奈的現實，盡管中國出口全球第一，中國知名企業的貢獻卻很小。

究其原因，中國知名企業面臨的挑戰，主要集中在下列幾個方面：

首先，國內市場機會眾多且競爭激烈，知名企業無暇顧及國際市場。從表現上看，要么從未涉足國際市場，要么有限地從事一些國際貿易。

其次，中國知名企業無論是在資本、技術、人才和管理上，實力都還十分薄弱，面對國際市場營銷，力不從心。即使有些企業采取了行動，比如海爾、TCL、華為，但影響十分有限，更多地是一種嘗試。

再次，由于受到發達國家的排斥，推動國際市場營銷的努力受到很多制約。比如海爾、華為的收購行為，都被美國政府叫停。

事實上，國際市場營銷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市場營銷行為。如果沒有政府公關能力，很難獲得優惠條件，很難得到目的國政府的支持。無論是中國政府或者中國地方政府，都對外來投資敞開了懷抱，但只有那些有實力的外國企業得到了支持。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道理大致相同。

所以，對中國企業來說，推動國際市場營銷的努力，必須在國家全球化戰略的指導和幫助下，才能取得理想的業績和有效的進展。或者說，它首先是一個國家行為，然后才是企業行為。

國際市場營銷的演進圖譜

很少有企業能夠一步到位地推動國際市場營銷。它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從涉足到全面推進的演進過程。這個過程的路線圖大致可以概括為：國內營銷出口營銷國際營銷多國營銷全球營銷。目前大部分國家處于國際營銷階段，少數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已經進入全球營銷階段。

1.國內營銷

企業的經營范圍完全集中在國內市場，企業經營的目光、焦點、導向和經營活動主要集中于國內消費者、供應商和競爭對手。

事實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對中國企業來說，供應商和競爭對手已經很難做到只對國內企業。家門口的市場已經被國際化，就很難進行純粹的國內營銷了，但從“經營范圍完全集中在國內市場”這個角度看，仍然是存在的。

2.出口營銷

企業的經營范圍主要集中在國內市場，經營活動仍然主要針對國內消費者，但營銷目光已經開始瞄準外國目標市場，在國內生產的產品開始向國外市場銷售，開始滿足外國消費者的需求。

這是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第一步，也是最傳統的路徑。

3.國際市場營銷

從將滿足國內市場的產品向國外銷售，到以外國消費者為目標市場進行有針對性的產品研發和營銷策略制定；從集中在國內市場到國外國內市場并重，無論是企業的經營范圍或者經營活動主體，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是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第二步。企業對國際市場的研究與開發已經上升到戰略高度。

4.多國營銷

所謂多國營銷，指的是企業在營銷組合上，不僅國內國外不一樣，而且對不同的國家也開始進行區隔，針對不同國家制定不同營銷策略和戰略。

它不僅反映了企業應對國際市場的能力得到提升，同時也反映了國際市場營銷的意識得到深化和加強。

第3篇：對外貿易與國際貿易的異同范文

一、傳統匯率理論及其局限性評述

西方經濟學家在長期進行深入研究中，從不同角度闡述匯率的決定及其波動，提出了幾種典型的匯率理論：

1.國際借貸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Indebtedness），又稱國際收支理論。該理論由英國學者葛遜 （George Goschen）于1861年提出。他認為匯率是由外匯的供給和需求決定的，而外匯的供給和需求是由國際借貸所產生的，因此國際借貸關系是影響匯率變化的主要因素。這里所講的國際借貸關系不僅包括貿易往來，還包括資本的輸出和輸入。國際借貸分為固定借貸和流動借貸，前者指借貸關系已經形成但尚未進入實際支付階段的借貸；后者指已經進入支付階段的借貸。國際借貸說認為只有流動借貸相等時，外匯供求也相等，外匯匯率保持穩定；當流動債權大于流動債務時，外匯供大于求，外匯匯率下跌；當流動債權小于流動債務時，外匯供小于求，外匯匯率上升。葛遜的理論第一次較為系統地從國際收支的角度解釋外匯供求的變化，分析了匯率波動的原因，因此他的理論又稱為國際收支說或外匯供求說。這一理論產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金本位貨幣制度時期。從目前的角度看，國際收支仍然是影響匯率變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筆者認為從國際收支角度分析影響匯率的因素很具有現實性，在經濟金融全球化時代，國際收支對匯率的影響越來越大，根據國際收支中細致的結構分析，更有可能看出一個國家匯率的基本走勢和主要影響因素。

2.購買力平價說（Theory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簡稱PPP理論。1916年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 （Gustav Cassel）在總結前人學術理論的基礎上，系統地提出：兩國貨幣的匯率主要是由兩國貨幣的購買力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說分為兩種形式：絕對購買力平價 （Absolute PPP）和相對購買力平價（Relative PPP）。絕對購買力平價認為：一國貨幣的價值及對它的需求是由單位貨幣在國內所能買到的商品和勞務的量決定的，即由它的購買力決定的，因此兩國貨幣之間的匯率可以表示為兩國貨幣的購買力之比。而購買力的大小是通過物價水平體現出來的。根據這一關系式，本國物價的上漲將意味著本國貨幣相對外國貨幣的貶值。相對購買力平價彌補了絕對購買力平價一些不足的方面。它的主要觀點可以簡單地表述為：兩國貨幣的匯率水平將根據兩國通脹率的差異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它表明兩國間的相對通貨膨脹決定兩種貨幣間的均衡匯率。從總體上看，購買力平價理論至今仍受到西方經濟學者的重視，在基礎分析中被廣泛地應用于預測匯率走勢的數學模型。筆者認為購買力平價理論實際上是傳統實物經濟理論，不是現代金融經濟理論。現代金融經濟時代，經濟已經基本上實現貨幣化，并且在國與國之間流動著巨額資本，包括很多以短期投資套利的“熱錢”，而以貨幣購買力為基礎計算所謂的匯率是不現實的。現實情況是，匯率本身也可作為貨幣購買力的一個測量標準。而且匯率和通貨膨脹率也有密切關系，二者相互影響。一般情況下，匯率對通貨膨脹率的影響力度遠遠大于通貨膨脹率對匯率的影響力度。因此，購買力平價理論基本上只有理論上的意義，對于現實匯率走勢分析和匯率政策的制訂指導意義不大。

3.利率平價說（Theory of Interest Rate Parity）。由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于1923年首先提出，解釋了利率水平的差異直接影響短期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從而引起匯率的變化。投資者為獲得較高的收益，會把資金從利率較低的國家轉向利率較高的國家，資金的流人將使利率較高國家的貨幣匯率上升。凱恩斯的學說解釋了貨幣市場上的利率差異同即期匯率、遠期匯率之間的關系。實際上，遠期匯率的推導過程就是應用了利率平價的理論。雖然該理論的前提假設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因為資本流動不僅僅受利率影響，還考慮很多其他因素，但是利率平價說直接考慮利率對匯率影響，從資本流動的角度研究匯率的變化，奠定了現代匯率理論的基礎。該理論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市場經濟相對較發達的國家之間資本流動對于利率的敏感性，利率變動引起資本流動，進而影響？正率變動。這個因果鏈條對于發達國家直接資本套利影響匯率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現實性。

4.資產市場分析理論（Asset Market Approach）。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匯率穩定的物質基礎“金平價”不存在了，與此同時，各國政府紛紛實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逐步取消了短期資本流動的限制，大量短期資本在國際市場上進行頻繁的套利活動，國際游資頻繁移動與匯率的波動交互影響，沒有貿易背景的純粹跨國金融交易在數量上已大大超過國際貿易而占據主要地位，金融深化的國際進程大大加強。針對這種國際經濟的巨大變化，人們提出了資產市場分析理論。資產市場分析法更強調資產市場的存量均衡對匯率的決定性作用，并從資產市場的角度來考察匯率，認為匯率變動是為了實現兩國資產市場的存量均衡，均衡匯率即是兩國資產存量的供求都達到均衡時的兩國貨幣的相對價格。可以說，這種理論嚴格的理論前提假定，如資本完全流動、預期合理、沒有交易成本的完全資產市場等又與匯率決定的一些現實因素脫軌。另外，用傳統的存量均衡分析方法思考匯率問題，無疑又落入純粹模型分析的尷尬境地，這個模型對于現實匯率分析借鑒意義仍然不大。

二、范式轉換：從均衡匯率分析到市場匯率分析

傳統匯率分析范式具有的一個特征是：強調某一項因素后而構建出理論模型，然后根據這種模式測算均衡、合理的匯率水平，最后圍繞這種匯率水平來制訂匯率政策。對于高于均衡匯率的市場匯率，就認為有可能匯率高估；低于均衡匯率的市場匯率，則認為有可能匯率低估。各種名目繁多的匯率理論由于所包括的自變量不同，計算出的均衡匯率水平也會有差異，也使得現實中關注匯率問題的人有點“云山霧罩”。實際匯率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經濟現象，絕不能簡單用模型來測算匯率。在經濟金融全球化時代，對于現實匯率的分析筆者有以下一些新看法：

1.均衡匯率分析范式的局限性

均衡匯率的概念是新古典經濟學提出的均衡價格概念在匯率領域中的具體運用，均衡匯率代表供求力量達到均衡狀態的匯率水平。然而，正如均衡價格的概念一樣，其理論意義強于實際意義。在現實商品世界中，由于商品存在非同質性、信息不對稱性等，均衡價格幾乎就不存在。均衡分析是靜態的分析方法，在真正分析商品價格走勢時，幾乎毫無用途。所有商品的價格基本上都在變動狀態之中，所謂的均衡價格實際也在上下浮動，因此商品均衡價格概念的意義不大。同樣，匯率是貨幣之間的相對價格，對于特定的貨幣而言，雖然具有高度同質性，但是由于影響匯率的因素眾多，而且匯率對不同因素具有不同的價格彈性，因此，所謂“均衡匯率”就僅僅具有理論意義。對于需要兌換外匯的機構和個人而言，關注的僅僅是兌換之日的外匯牌價，不會關注什么是均衡匯率；對于從事外匯交易的金融機構或企業而言，關注的是影響匯率的諸多因素以及對匯率走勢的影響趨勢，也不是購買力平價理論決定的均衡匯率；對于一個國家的政府和外匯管理部門而言，關注的是匯率走勢對于實質經濟部門特別是從事國家貿易與投資的本國企業的影響，理論上的均衡匯率基本沒有參考意義。

筆者認為，均衡匯率分析僅僅具有理論價值。影響匯率的因素很復雜，數量眾多。如果說存在一種與實際情況相靠近的匯率分析方法的話，那么，只能是現實的市場分析方法。匯率分析必須從外匯市場供求雙方力量對比著手，對影響雙方理論消漲的因素進行具體分析，并致力于說明匯率變動對實質經濟的影響才是研究匯率理論的基本課題。以該目的為出發點，考察上述傳統匯率理論，只有國際借貸理論與利率平價理論對實際匯率分析有幫助，而購買力平價理論和資本市場分析理論僅僅具有理論意義，后兩個理論所用的“均衡分析”方法根本上就僅在抽象邏輯上兜圈子，對于實際匯率的決定因素分析猶如“隔靴搔癢”。因此，均衡分析方法宜讓位于市場分析方法。

2.市場匯率分析范式的有效性和分析重點

如果要放棄均衡匯率的分析方法，而運用市場匯率的分析方法，一個必須的前提是區別購買貨幣的動機。同時要明確，貨幣既是交易媒介，代表商品購買力，也是一種價值保值增值的金融資產。貨幣可以用于消費，也可以作為資產來投資甚至投機。在外匯市場上，交易對象都是其他國家的貨幣，分析貨幣之間比價，自然要分析人們購買貨幣的動機。在外匯市場上，無論哪種機構從事外匯交易，都有一定的動機。這種動機大體上可以劃分為用于消費和用于投資，也就是說，購買外匯無非就是消費動機和投資動機。用于消費，就是把外匯看作是購買力，為了用外匯購買國外的商品和服務；而用于投資，就是把外匯看作是一種可投資的資產，為了賺取匯率升降的差價。在外匯市場上，持有這兩種動機的機構和個人都存在。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外匯市場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真正實現了全天候的交易，外匯市場相對其他商品市場而言，是最接近完全市場模型的一種市場。于是出現了專門從事外匯投機的各種機構，帶來了“熱錢”，在全球外匯市場上尋找投機機會，成為影響匯率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即使不從事投機的一些政府和商業機構，如果他們手中持有大量的外匯資產，他們也會把閑置的外匯資產用于長期投資，賺取投資收益。因此，當今時代對于外匯市場上投資動機的力量要予以充分的研究與重視。對于消費動機的購匯力量，基本上可以有穩定的發展趨勢來用于分析，例如，一個國家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支，除非發生突發性事件如戰爭等，基本上可以預測；而對于投機動機的外匯交易而言，由于其隱蔽性很強，行動方式和規律較難預知，會給匯率監控帶來很大的困難。

對于一個國家外匯管理部門而言，分析消費動機和投機動機這兩種力量在外匯市場上的參與程度與力量規模最為關鍵。國家干預匯率的基點也在于抑止外匯投機，防止外匯投機造成匯率不穩定乃至匯率制度崩潰給整個國民經濟帶來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輕則影響國家的外貿和投資發展，重則導致金融危機，危害國家經濟安全。

3.影響市場匯率的主要因素

較比均衡匯率分析方法，市場匯率分析方法更關注影響匯率水平的實際因素。市場分析方法并不預先設定所謂合理的均衡匯率，而是認為市場匯率總是處于變動過程中，不存在均衡匯率。其變動方向要受外匯市場上參與主體因素的多寡、先后及力度的影響。并且判斷這些因素對匯率走勢影響更為重要，而不是根據這些因素計算出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均衡匯率”。大體上，按照其對短期內市場匯率的影響力度，筆者認為有以下因素必須考慮：

突發性事件。包括所有不可預知的一些突然發生的事件，如戰爭、政府更迭、政策突變、金融危機、突然發生的天災等。這些因素對于消費和投機兩種動機的外匯市場主體都有很大影響，對于匯率水平影響也很大。這類事件具有偶然性，不經常發生，而一旦發生就會對匯率產生巨大沖擊。

利率變動。匯率是兩個國家貨幣之間的兌換比率，兩國中央銀行基準性利率變動就會對匯率產生重要影響。利率走強的一國其貨幣自然有趨于堅挺的趨勢，反之亦然。

國際投機資本動向。國際投機資本一般以投資基金形式出現在外匯市場上，在那些過早實行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制度的國家，如果實質經濟出現漏洞，就給他們利用金融體系缺陷進行外匯投機創造了機會。他們對匯率的影響十分巨大，因為他們持有巨額資本。一般的結果是導致這個國家貨幣被拋售，最終匯率會一路狂跌，使該國家經濟和金融處于崩潰狀態。

匯率政策。一個國家外匯管理部門會有一個強或弱的匯率指導政策，這取決于該國家經濟金融的實力與金融制度包括外匯制度的健全性。發達國家的匯率政策較比發展中國家的匯率政策強制性要弱，而發展中國家一般會選擇匯率干預政策，以便更好地利用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來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因此，如果要分析一個國家的匯率水平，首先要分析這個國家外匯管理部門的匯率政策。這是影響匯率走勢的一個現實因素。當外匯管理部門認為外幣幣值需要提升的時候，一般會拋售本國貨幣，反之則作相反操作。匯率政策對匯率的影響完全是人為的，不存在合理的均衡水平，匯率政策的影響力要看國家國際儲備實力與匯率制度，只要把匯率水平定在可以操控的水平線上，都可以認為是合理的。只小過不同匯率水平對于國內各個行業的企業影響不同而已。

綜上所述，分析現實匯率變動走勢的關鍵在于分析現實影響匯率的因素。這些現實因素都是通過影響外匯市場上供求雙方力量對比而發揮影響的。這些現實市場因素應當能說明匯率基本走勢，而不是分析理論上并不存在的均衡匯率。作為貨幣對外價格，匯率總是處于變動中。對于一個國家匯率監管部門而言，利用自己獨特的監管地位，完全可以得到外匯市場上供求雙方的機構情況、外匯交易的資金規模，甚至可以判斷這些資金的交易動機和操作手法，對于外匯市場上的異常舉動時刻給予監視與關注，在自己可以調控的匯率水平范圍內予以恰當的匯率調整。這種調整是動用外匯平準基金參與市場交易的方式來進行的，不是采取外匯管制方式人為規定匯率水平。基本結論是：較比經常變動的匯率而言，相對穩定的匯率水平對于一個國家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積極影響更大，更能減少貿易和投資的匯率風險。因此，國家理應對匯率水平有所影響，至于具體的匯率水平定在何處也沒有絕對的標準，不存在所謂均衡的匯率，不同匯率水平對于不同利益集團影響也不同，關鍵看國家匯率政策的指向。國家調控匯率水平不應當只從行業和利益集團角度，而應當關注匯率變動對總體國民經濟和金融安全的沖擊。凡是有可能造成很大負面影響的匯率政策變動，都應當謹慎從事。如果把握不準但又擔心風險，就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以保持目前匯率穩定為上策。

以上因素都是短期因素，是決定短期市場匯率的主要因素。如果考察一個國家匯率的長期走勢，筆者認為經常項目走勢、經濟發展前景、金融制度健全性等是主要因素，但這也僅僅是趨勢分析，沒有所謂的長期均衡匯率可以計算。用購買力平價理論測算長期均衡匯率甚至預測匯率走勢，對于現實匯率政策的制訂幫助不會很大。

三、人民幣匯率政策及匯率制度選擇

從2002年開始，國外一些官員及政客從自身利益出發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攻擊，甚至還通過此事對中國的貨幣體系和匯率制度進行指責。同時，一些投資機構和國際企業也遙相呼應，人民幣匯率再度成為國內外經濟界談論的熱點。

1.制訂匯率政策首先考慮我國利益

正如上面已經論證的結論那樣，不存在理論均衡匯率，只存在現實市場匯率。不同匯率水平之間的合理性的差別要依賴于觀察的角度。對于一個利益集團有利和合理的匯率變動不一定對另外一個利益集團就有利，國家外匯監管部門所要考慮的就是總體國民經濟和金融的穩定持續發展，而不是個別利益集團乃至其他任何國家的利益。對于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影響如果沒有較前文筆者所論述的因素更為異常的影響，就應當保持現在匯率水平穩定，而不是輕易變動。1997年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周邊許多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我國頂住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保持匯率穩定，對抵御金融危機，為亞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經濟的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那時，不貶值是為了國家利益，現在不升值也是為了國家利益。在匯率變動上一定要慎之又慎。日本日元升值的前車之鑒不容忽視。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日元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日元兌美元匯率從360：1的固定低點升值至240：1.但美國政府對日元幣值如此大幅上升仍很不滿意，并委派財政部長貝克于1985年9月22日英、法、前西德、日四國財長達成“廣場協議”，核心內容就是通過對外匯市場的共同干預，促使其他4國貨幣，尤其是日元和德國馬克升值。迫于美方壓力，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忠實”履行了“廣場協議”，此后日元被迫大幅升值，所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的對外貿易受到嚴重打擊，以致嚴重依賴外需的日本經濟很快陷入了一場“日元升值蕭條”。到20世紀90年代初，日元升值引發的經濟泡沫突然破滅，日本經濟由此陷入空前嚴重的衰退之中，迄今仍未能從衰退中徹底走出。1971年主導日元升值的大藏大臣被人暗殺，也成為日元升值的犧牲品。

因此，目前中國堅持人民幣不升值，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從根本上說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也是為維護中國和世界經濟金融穩定而作出的重大抉擇。中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也最終有利于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和金融穩定發展。

2.匯率決定權是我國的一部分

匯率根本上決定于市場供求，但是，這種供求力量可以被許多因素所影響，其中一些因素不以真實貿易和投資為背景，是投機套利資金，所以，對于這些國際熱錢的投機操作應當于以監控和回擊。匯率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國家外匯政策影響，國家考慮具體匯率水平首先要考慮本國經濟金融安全的利益，而不是從個別利益集團和其他國家政治壓力來考慮。正如貨幣制度是一個國家需要控制的根本制度那樣，匯率決定權也是國家的一部分。匯率水平由外匯監管部門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具體水平和浮動范圍，對于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壓力和指責不應大驚小怪，因為他們也是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場上說話。匯率決定權由國家獨立自主加以控制是天經地義之事，不容其他國家指手畫腳。匯率什么水平合理，什么時候變動完全由國家獨立判斷操作，標準就是一個：維護國家的對外經貿和投資利益。

3.匯率制度選擇：管理浮?又貧?/P>

目前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并不意味著匯率水平長期固定不變。由市場決定人民幣的匯率肯定是中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但在現階段，由于中國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國際競爭力還不足夠強，難以承受浮動匯制的沖擊。在現階段，過快開放資本項目，完全由市場決定人民幣的匯率，會給脆弱的金融體系帶來嚴重的后果。可以預見，匯率一旦自由浮動，國際、國內的炒家將會利用經濟金融體系內的結構性缺陷爆炒人民幣，會使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加大，根本不會達到所謂的市場均衡匯率水平。這種結果極有可能導致人民幣貶值，國內的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大幅上升，甚至導致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帶來一系列難以預期的不良后果。所以，盡管開放資本項目、完全由自由市場決定匯率一定是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然而在現階段，中國方面還不能夠采取匯率自由浮動的做法，升值也是沒有必要立即進行的，人民幣需要維持穩定，這是由現階段中國的國家利益所決定的。作為貨幣兌換價格，受外匯市場上供求力量對比影響，匯率理應處于變動之中。但是，這種變動幅度越小，貿易和投資的匯率風險越低。大幅升降的匯率只會增加匯率風險和交易不確定性。中國經濟一直快速增長，與經濟金融全球化相呼應，經濟國際化的部分也在快速增長。因此，國家外匯監管部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現行匯率制度干預匯率水平尤為必要。在相對較長的一個階段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無疑是正確的選擇。不過，在確定一個國家認為合理、市場可以接受的匯率水平后，也應當設定幅度不是很大的一個波動空間，保持匯率水平一定的彈性，為應對市場正常的供求變動留下匯率調整空間。在匯率制度上，也就是選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外匯市場上堅持市場供求和政府干預相結合的“混合機制”，這是最為有利、可行的匯率制度選擇。

參考文獻：

1.儲幼陽：“人民幣均衡匯率實證研究”，《國際金融研究》2004年第5期。

2.小田野純丸、金鳳德：“通貨價值的非確定性變動與匯率的經濟學分析”，《財經問題研究》2004年第5期。

3.張斌：“人民幣匯率重估與匯率制度改革——基于均衡匯率理論的視角”，《管理世界》2004年第3期。

4.何帆、李志遠：“匯率變動對國內收入分配的影響”，《經濟研究參考》2003年第7期。

5.李銀珠：“匯率變動效應與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金融與經濟》2004年第3期。

6.竇祥勝、楊忻：“人民幣均衡匯率估計——不同方法的比較”，《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年第4期。

7.王志強等：“人民幣匯率購買力平價的界限檢驗”，《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年第2期。

8.萬正曉：“基于實際有效匯率變動趨勢的人民幣匯率問題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年第2期。

9.夏斌：“多視角看人民幣匯率問題”，《中國外匯管理》，2004年第1期。

10.張純威：“人民幣升值預期壓力下的匯率政策取向”，《華南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

11.林伯強：“人民幣均衡實際匯率的估計與實際匯率錯位的測算”，《經濟研究》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