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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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學范文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一名奧地利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理論的創始人和實踐者。1856年5月6日出生在現屬捷克的一個猶太商人家里，是其父親40歲時和第二任妻子20歲所生的六個孩子中的長子。作為長子，弗洛伊德與其母親有著一種強有力的親情關系，一生深受其影響。
弗洛伊德從小就顯示出非凡的智力。他9歲進中學，17歲時以名列第一的成績完成中學學業，隨后考入維也納大學學習醫學。1881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第二年與瑪莎?伯萊斯訂婚，1886年完婚前，弗洛伊德給未婚妻寫了400多封信。他們白頭偕老。1882年，他用催眠術研究癔病，感覺到身心關系的微妙，由此產生了他的第一例精神分析病例――安娜?O，即佩珀海姆案例。1885年和1886年間，他在學習和考察實踐中，深信神經癥是可以通過心理治療治愈的，從此對癔癥和催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回維也納創辦了一家私人診所，開始治療精神疾病。
1897年，弗洛伊德創立了產生深遠影響的自我分析方法，認為心理障礙是由于性緊張積累而引起的。之后十年，弗洛伊德進行了大量的精神病臨床治療和研究，誕生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這個名稱，并于1900出版了《夢的解析》。這本書的出版，標志著精神分析理論的正式形成，成為弗洛伊德最著名的著作。盡管現在人們對此書的評價很高，但在出版初期，卻遭到了一片批評和反對之聲，導致此書出版后的8年間僅售出600冊。1910年，在第二次國際精神分析大會上，國際精神分析協會成立，這表明精神分析學派的正式建立。至30年代，他的理論影響力登峰造極，精神分析理論成為了解人類動機和人格的主要方法。1938年，他被迫離開維也納去倫敦，并于1939年9月23日在倫敦逝世，享年83歲。
弗洛伊德的一生卷帙浩繁，論文、著作多達300多種，代表性著作有《夢的解析》（1900）、《圖騰與禁忌》（1913）、《精神分析引論》（1917）、《文明與缺憾》（1930）和《精神分析引論新編》（1933）等。在1982年由美國心理學史史學家評選的1600年后世界影響最大的已故1040名心理學家中，他排名第一；在2002年由世界心理學界最負盛名的《普通心理學評論》雜志評選的20世紀最杰出的100名心理學家中，他排名第三。
一、精神分析理論產生的背景
精神分析這一術語包含三層意思：一是表達一組有關人類心理性質的觀點；二是描述一種對心理失調予以治療的干預技術；三是意指一種研究方法。弗洛伊德作為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其個人經歷和所處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與該理論產生和發展有著密切聯系。
首先，該理論形成與發展有其特殊的社會背景。19世紀末的奧地利和維也納，社會貧富分化十分嚴重，各種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工作和職業競爭異常激烈，人們的精神壓力很大，焦慮和恐懼情緒不斷增長，神經癥和精神病的發病率越來越高。同時，維多利亞時代的偽善道德觀，以及猶太人家庭性道德的壓抑，導致整個社會對性的禁忌十分苛刻，人們的性本能受到嚴重壓抑，產生了心理上的扭曲和變態。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引起的人們對戰爭的恐懼，也“極大地震動了精神分析學界及整個醫學界”。可以說，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企圖解決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病態現象所做的努力。
其次，該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有重要的哲學思想背景。弗洛伊德對哲學有深入的研究，柏拉圖的性本能、“靈魂三部說”，萊布尼茨的“微覺”，黑格爾的“無意識精神”，叔本華的“無意識”、“”和“雙本能同一”思想，以及尼采的深層心理分析和赫爾巴特的“意識閾”概念等，都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有很深刻的影響，為精神分析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諸多啟發和幫助。在上述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弗洛伊德將無意識分為前意識和潛意識，將那些能夠進入意識中的經驗當作前意識；將那些根本不能進入或很難進入意識中的經驗當作潛意識。由此，弗洛伊德將無意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最后，該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有特定的科學背景。在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能量守恒定律、進化論、細胞學說等科學思想以及弗洛伊德的醫學背景，為精神分析的發展及其在臨床領域的應用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弗洛伊德受過長期的物理生理訓練，這種經歷使他相信，通過自由聯想和釋夢的方法，讓心理疾病患者將內心的力量表達出來、轉移出去，精神病癥就能夠得到治療。再加上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促進了弗洛伊德生物決定論的觀點、有機體有規律發展的觀點和泛性論的思想的確立，這些觀點或思想結合弗洛伊德的醫學和精神病學背景，特別是當時心理病理學的研究成果與發展，使他對精神病癥有了更深的認識和理解。
上述社會背景、思想背景和科學背景，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思想和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基礎，使精神分析理論在歷經一百多年的歷史考驗后，仍得到人們的關注和青睞，為提高人類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視角。
二、弗洛伊德心理健康思想的要素
弗洛伊德的心理健康思想，集中反映在精神分析理論中。
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創建的治療神經癥的一種方法，也是弗洛伊德及其后繼者在精神病醫療實踐中逐步建立、積累的一組心理學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概念是潛意識（無意識）。他認為，精神分析研究的是人的潛意識：通過對潛意識的認識和了解，找到精神病癥的根源，從而達到治療的效果，維護人的心理健康。
潛意識和本能。弗洛伊德認為，人的心理包括意識和無意識現象，無意識現象又可以分為前意識和潛意識。潛意識中的本能沖動和欲望，總是會在人的前意識無法知覺的情況下出現，進入意識中，支配人的情緒和行為。可以說，意識和前意識只占人內心想法的很小一部分，占主體的是潛意識。潛意識包括個人的原始沖動和各種本能，以及出生后和本能相關的欲望，它們不容于社會文化而被壓抑到意識閾限以下，但是它們并沒有消失，而是不自覺地積極活動，追求滿足。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把意識、前意識和潛意識分別與其人格結構中超我、自我和本我相對應。本我完全包括在潛意識之中，而自我與超我的一部分也包括在潛意識中。因此，人們不應該對潛意識進行好與壞的價值判斷。
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本能“是心理和生理交界領域的未知部分，是生理刺激的心理表現，是生理對心理的要求度量”。這個本能包括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后來，他進一步把本能發展為“生本能”和“死本能”。本能的根源是身體的狀態或需要，是身體對某種物質或精神的欠缺。本能的目的是尋求滿足，消除身體的欠缺狀態。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人的本能受到道德和規范的抑制，不能夠完全實現，于是就產生了心理矛盾，引發了心理失衡，從而導致精神疾病。
心理的發展。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動機，都受性本能沖動的支配。精神疾病的產生，就是由于性本能沖動受到壓抑的結果。他進一步指出，在性的后面有一種潛力，這種性力就是“里比多”。個體人格的發展也是“里比多”驅力的結果，他把人格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口唇期（0～1歲）。以口唇區域為的中心。如果這個階段的攝入沒有得到滿足，往往會傾向于形成依賴、悲觀、被動、猜疑和退縮等消極人格，對煙、酒、零食等能夠放入嘴里的東西有超出常人的依戀。第二階段：期（1～3歲）。以區域為的中心。在這個階段受到過于嚴格訓練的人，在成年后傾向于形成潔癖、固執和強迫等過度控制的人格，反之則傾向于產生邋遢、浪費、兇暴，甚至等人格特征。第三階段：性器期（3～5歲）。以生殖器為的中心。人們在這個階段開始發展超我，用來壓抑內心對異性父母的欲望。如果沒有得到正確的發展，就會陷入本我的混亂中，之后的成長會一直伴隨仇恨、自卑、嫉妒等消極心理。第四階段：潛伏期（5～12歲）。仍以生殖器為的中心。這個階段的人由于脫離了家庭的環境進入學校，會將家庭中對父母性別的認同和回避延伸到同伴身上。第五階段：生殖期（12歲之后）。隨著個體的性發育，生殖器依舊是的中心。如果早期沒有得到滿足，“里比多”的釋放會引發更多的欲望，甚至產生人格的扭曲。
弗洛伊德認為，人的一生難免會遇到各種挫折，引發人的“里比多”的失衡，導致心理行為問題。此時，需要了解低級階段的特征，找到根源問題，通過各種方法加以滿足和調節，再次恢復心理健康。
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療的方法。弗洛伊德認為，神經癥患者在嬰幼兒時期性心理發展過程中未能滿足的欲望，如戀母情結、戀父情結等，被壓抑到無意識中形成癥結。這種違反倫理道德觀念的癥結仍會要求在意識中表現，與自我構成心理沖突，經過心理防御機制的加工，最后以不帶明顯內容的神經癥癥狀表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自由聯想法、夢的解析、自我防衛機制等都是精神分析的有效方法，也是增進心理健康的有效方法。
他曾在《夢的解析》一書中提到一個從表面上看似與愿望達成相反的案例。那是個年輕的女子，在對夢的自由聯想報告中說，她夢見她最摯愛的姐姐的小兒子逝世了，她出現在葬禮中。她很傷心，不斷的自責，認為自己在潛意識中詛咒姐姐的兒子，但事實是她非常愛她姐姐的兒子。于是，弗洛伊德對她的生活經歷及日常瑣事進行了了解，最后發現，這個妹妹曾經有個深愛的人因為姐姐的無理反對而分手，但分手之后，她仍舊追隨他的蹤跡。就在那個夢之后的幾個小時，她將再次見到那個人。之所以出現葬禮情景，是因為他們之前的最后一次見面，是在她姐姐的大兒子逝世的葬禮上。于是，在妹妹的潛意識中，那種希望再次見到她所愛的人的愿望和最后一次見到他的場景相重疊，構成了她的夢境。
三、弗洛伊德心理健康思想的評價
弗洛伊德雖早慧但大器晚成。在精神分析理論真正得到國際心理學界認可的時候，他已經53歲了。后人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這可能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首先，人們肯定弗洛伊德對心理治療的貢獻，以及心理治療在心理健康領域的廣泛應用。不能否認，弗洛伊德用潛意識理論，對變態心理和行為的形成原因以及有效的治療方法進行了全新且系統的研究，確立了心理治療的歷史地位，促進了心理治療職業的發展。至今，精神分析仍是心理治療的基本范式。自由聯想、夢的解析等精神分析方法對現代人的影響余音繞梁。在實踐中，人們會自覺應用弗洛伊德對夢的解釋來發掘自我意識，現代一些有經驗的心理咨詢師也采用弗洛伊德的方式了解患者的內心想法，幫助患者找到思想的根源。日常生活中，一些異常行為如口誤、遺忘、逆反心理等，也可以從弗洛伊德的理論中找到相應的解釋，從而使人們對自己也有更好的認識。在理論上，人們原來對心理疾病的治療主要采用醫學和生物學方法和技術，認為人的心理疾病是由人的生理病變引起的，而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理論去分析和治療心理疾病時，認為人的心理疾病是由內在的心理沖突引起，必須采用消除壓抑消除抵抗等緩解心理沖突的方法來治療心理疾病，這是一種純粹的心理學方法，奠定了心理疾病的“生理-心理-社會”的治療模式，理論上功不可沒。
其次，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學說、性發展階段理論與人格發展理論，對更好地理解與指導個體的心理健康是有幫助的。他的理論，使人們對人類的動機和行為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很多心理咨詢師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士都受到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弗洛伊德認為，采用自由聯想、夢的解析、移情方法等幫助患者擺脫無意識的控制，使其正確認識自我并接納自我，在日常學習生活和工作中恢復自我，有助于正確面對心理壓抑和心理沖突，從而實現心理健康。他認為，有強大的自我，才有健康的人格，現實的自我要同時受到來自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壓力，這三者若能保持動態平衡，個體就能保持心理健康，反之，就可能形成心理沖突，并產生心理異常，這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別是對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具有現實指導意義。但是，人格固然受到本能的影響，社會環境也會作用于人格的發展。特別是在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看來，人對本能的滿足只是低級的滿足，在本能得到滿足之后，人會有更高層次的需要出現，這是一種對“自我實現”的滿足，也是一種積極的心理追求。
最后，由于精神分析源于病態人格的分析，其理論和方法都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對精神病患者的治療基礎之上，因此，他對人的了解有可能存在較大的偏見。在他看來，心理健康的人就是沒有嚴重異常癥狀的人。顯然，弗洛伊德把變態與常態等同，用變態心理規律去說明常態心理發展，有形而上學之嫌。因此，精神分析理論受到人們不斷的質疑。同時，由自由聯想、夢的解析等方法得出的解釋也有失偏頗。尤其是在夢的解析中，例如，將帽子解釋為男性的象征，將“被車碾過”解釋為，將梯子和柱子解釋為男性生殖器，將風景解釋為女性生殖器。他對患者釋夢作深入研究，而對夢的自我分析則避重就輕，淺嘗輒止。這些問題使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在應用過程中，無法到達科學實驗要求的客觀性、準確性和可重復性。弗洛伊德的后繼者們為了避免上述缺陷，在精神分析的方法上做了一些修改。例如，不用自由聯想而改為面對面的交談，不培養移情只要求良好的合作關系，少分析夢或不分析夢等等。但治療原理沒有改變，理論支撐也沒有改變。這些后繼者就被研究者稱為“新精神分析學派”。新精神分析學派對推動現代心理健康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2篇：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學范文
[關鍵詞] 帕拉杰諾夫;電影;記憶;民族
謝爾蓋•帕拉杰諾夫(1924―1990)是前蘇聯杰出的電影導演,有“電影畫人”之稱。帕拉杰諾夫一生僅僅完成拍攝了四部劇情長片:《被遺忘的祖先的影子》(1964年)、《石榴的顏色》(1968年)、《蘇拉姆城堡的傳說》(1984年)以及《游吟詩人》(1988年)。綜觀他的劇情長片,不難發現帕氏電影有明顯的記憶特色。記憶,是對過去歷史的一種存儲,被認識或再認識的事物都可以稱作記憶,記憶可以分為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有記憶也便有遺忘。人們常常通過影像來存儲記憶,而電影無疑是一種存儲記憶的絕妙載體。帕拉杰諾夫的電影結合了詩、繪畫、民俗,通過帶有濃厚的個人記憶色彩的影像,著力表現民族的集體記憶,以強化人們對民族身份和傳統的認同。他將自己的民族記憶置于亞美尼亞的傳說當中,通過這個民族群體進行回憶;民族的記憶得以通過他個人的創作來實現,形成一種滲透和交互。本文將重點從三個方面對他電影的記憶特色進行分析,即空間對記憶產生的影響、記憶本身的主體性所賦有的特點以及記憶與遺忘之間的關系。
一、空間對記憶的影響
記憶無疑與時間密切相關,若失去記憶,人類將一無所有。記憶就是人類積攢的一切文明和智慧成果,也是一切的因果呈現,記憶就是人類自己。記憶也毫無疑問與空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時空交合才組成記憶的宇宙。龍迪勇在《記憶的空間性及其對虛構敘事的影響 》中指出:“人類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家鄉的某些地方’,所以對很多人來說,家鄉就儲存著全部的往事、積淀著和自己有關的所有的時間,因而家鄉就是全部的世界,至于其他地方,那只是外在于自己的、‘陌生的’東西;只有和‘家鄉’這一魂牽夢縈的空間聯系起來,其他的地方才能被賦予意義,因而也才有存在的價值。”[1]可見人的記憶與家鄉的土地有著密切的聯系。
謝爾蓋•帕拉杰諾夫于1924年出生在格魯吉亞,父母是亞美尼亞人。由于多年身在異鄉,時空的距離和對家鄉的牽掛之情便成為他創作的素材和精神動力,他曾說:“我所有的電影有一樣是相同的,風格上相似。”[2]的確,他的電影都有著濃郁的地域特色,講述自己民族的傳說。
帕氏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被遺忘的祖先的影子》講述的就是生活在喀爾巴阡山脈地區的亞美尼亞民族的民間故事,伊萬和瑪瑞赫卡的愛情悲劇。《石榴的顏色》根據18世紀亞美尼亞的吟游詩人薩耶•諾瓦的生平改編而成,影片并沒有直截了當地講這個故事,也沒有人物對白,只有一組組的畫面。《蘇拉姆城堡的傳說》取材于格魯吉亞古老的傳說,年輕人為了祖國的獨立與安全,自愿將身體埋在城下。《吟游詩人》取材于萊蒙托夫在流放高加索山地區聽到的傳說而整理出來的故事,阿希克虔誠的祈禱感動上天,有情人終成眷屬。
亞美尼亞西部毗鄰黑海,東部背靠高加索山,氣候宜人多樣,物產豐厚,位于俄羅斯和土耳其之間,亞美尼亞人在蘇聯的民族比重中很小,是蘇聯的少數民族,歷史上經常遭到外族的搶掠和欺辱,這些歷史的苦難使得他們有更強烈的意識去凸顯自身特色,傳承民族文化。時值蘇聯施行文化沙文主義,倡導取消民族性,實現民族的融合統一。帕拉杰諾夫敏銳地意識到了政治上可能帶來的變化,身為一個熱愛本民族的人,他自覺演繹歷史,擔當起傳承民族集體記憶的責任。
此外,導演擅長的電影拍攝技巧也體現著空間對記憶的影響,記憶本身都是片段式、碎片化的,因此帕拉杰諾夫用蒙太奇式的手法頻繁進行場景的轉換,將時間割碎,他的所有電影幾乎沒有完整的情節,而是表達記憶的碎片,時間在影片中凝固的鏡頭和跳轉的鏡頭下是模糊、淡化的,當鏡頭持續停留在某個靜止的畫面上,空間的印跡得以彰顯。
二、儀式與記憶
人類學認為,世代相沿襲傳承的儀式,就是文化記憶的最重要的活載體,是古老的文化信息經過象征編碼和保存的絕好儲存庫。保羅•康納頓在《社會如何記憶》中指出:“儀式之所以被認為有意義,是因為它們對于一系列其他儀式行動以及整個社群的生活,都是有意義的。儀式能夠反映價值和意義賦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3]既然儀式具有“貯存”歷史的功能,也就意味著它具有“社會記憶”“歷史記憶”的能力和事實。把儀式通過藝術的方式記錄展示,喚起觀眾遺忘的信息,可以對治療現代性的文化傳統遺忘癥,確立自己的民族身份,有積極的社會功用,這是帕拉杰諾夫創作的一個重要意圖。
帕拉杰諾夫電影的儀式感,首先表現在民族生活中,它們被融合在故事里,占用了大量的鏡頭,比如結婚、送葬、過節、宗教儀式的場面。在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儀式一直被作為宗教的一個社會行為來看待。例如,《被遺忘的祖先的影子》里禱告、撫摸圣經和唱詩;《石榴的顏色》里洗禮、羊羔被殺獻祭等宗教儀式。
影片還有眾人的狂歡儀式。伊萬死后,婦女為他清洗身體,牧師為他禱告,村民為他哀悼。他靜靜躺在房里,音樂響起,人們伴著音樂起舞嬉鬧,年輕的男女互相傳情,整個屋子立刻由追悼會變成了狂歡派對。伊萬的死亡立刻被人遺忘,狂歡使人們忘記了死亡的恐怖。歐洲的狂歡化傳統在這里有所體現,巴赫金就認為,狂歡文化是一種本然的文化樣態,狂歡式的世界感受是一種本然的生存態度,在原始的民間創作中存在兩種看待神靈、世界和人的視角,“有嚴肅的祭祀活動(就其組織方式和音調氣氛而言),也有嘲笑和褻瀆神靈的詼諧性祭祀活動(‘儀式游戲’)。”[4]喪葬儀式也是既有對死者的哀悼,也有對死者的戲弄,狂歡文化所提供的世界感受,使人得以排解痛苦,獲得快樂。
另外,帕拉杰諾夫還運用了大量的隱喻和象征來表述故事的情節內涵,這種手法也具有極強的儀式感。《石榴的顏色》表現尤為突出,詩人躺在屋頂上翻看書籍,屋頂上曬滿了書籍,書頁隨風翻動起舞,表現了傳授知識的一種儀式。詩人學習音律之前,在額前涂抹雞血,是象征詩人生活轉折的儀式。“詩人之死”這一節表現死亡極富特色,一排地上的黑衣人脫下黑袍,露出白色長袍,繼而站在屋頂上的黑衣人漸次變成白衣人,像是靈魂的升天儀式。女神將石榴汁潑到詩人胸前,像是宣判詩人的死亡儀式。影片最后泥瓦匠用圓型陶罐筑墻,字幕寫道:“一個詩人也許會死,但是他的繆斯不死。不管我是生是死,我的圣歌將喚醒人群,沒有什么會從這個世界消失,在我最終離開的那一天。”詩人的面貌隨著時間的流逝會被人們遺忘,但詩人的歌卻永遠封存在陶罐內,貯罐在墻壁上獲得不朽。
三、記憶與遺忘的選擇和變形
弗洛伊德認為,人們的記憶往往是有意識的,是有選擇性的,而遺忘也是一種選擇,“這種選擇涉及我們頭腦中的印象,以及每個印象的細節。”[5]要喚醒人們的記憶,就要選擇那些可以震撼人們的印象。帕拉杰諾夫所有的電影都涉及人們的信仰問題,宗教氣息隨處可見,宗教是民族的一種生活方式。故事主人公與信仰的關系變化,也折射出帕拉杰諾夫本人在信仰問題上的態度。
綜觀其電影,他對宗教的認識和態度是帶著懷疑與探索的,成為一條始終貫穿的線索,與拍攝時間上的先后順序也完全吻合。他對宗教的認識與理解可以看做四個階段:反叛、溝通、屈從、和解。《被遺忘的祖先的影子》里伊萬的父親說在教堂里是沒有撒旦的,撒旦就在人群中。父親看不慣富人的虛偽行為,被仇家砍死。教堂本來是使靈魂得到安寧的場所,卻出現了暴力和血腥。伊萬的母親多次虔誠地為兒子禱告,但是厄運依然沒有放過伊萬。上帝沒有讓窮人過上好日子,也沒能保佑善良的人。第二階段是《石榴的顏色》,詩人的孤獨占據了影片的主題。古麗江•扎爾洪別克認為,“影片或許在說人類無法跟上帝進行交流。”[6]在“詩人的夢”這一章節中,教堂的尖頂被懸空摔碎,詩人在修道院中孤獨終老,他的靈魂升天,像是天國的安慰。《蘇拉姆城堡的傳說》表現的是愛情和親情的犧牲,民族的苦難和人生道路的坎坷。人類能夠得到上帝的意旨,卻只能服從上天的安排,以犧牲個人的幸福為代價換取一個國家的榮耀,上帝無法給人完滿的人生。代表第四個階段的是《游吟詩人》,故事較之前的三部增加了很多人物對白,音樂和基調也要明快許多。上帝憐愛這對真摯相愛的年輕人,使得他們最終可以喜結連理。上帝聽從了人類的訴求,二者達到一種完滿的融合。
在印象的細節方面,帕拉杰諾夫親自為電影的服裝和道具的色彩操刀,以夸張濃烈的色彩人們的視覺神經,他從小便對色彩與繪畫有濃厚的興趣,對于畫面色彩的把握獨到而有力。《石榴的顏色》開篇就有紅色的石榴汁暈染開來,醒目的紅色隱喻詩人內心的痛苦。《被遺忘的祖先的影子》里有奔騰的紅色馬匹,紅色項鏈、旋轉的紅色樹枝……流動著的鮮紅的色彩既是希望,又是戰爭和苦難,融刻在民族的精神里,仿佛是一股神秘的力量,源源不斷地給人以震撼。
鏡頭的特殊運用也使得帕拉杰諾夫帶給人們不一樣的視覺感受,在《被遺忘的祖先的影子》中鏡頭多次快速旋轉,畫面使人眩暈。多彩的服飾跟著鏡頭一起旋轉,時空變得扭曲抽象,伊萬在飛逝的時空中淡忘了情人離世的悲痛,為他送葬的人們在一片混沌的世界里,瞬間忘記了伊萬的存在、死亡的悲痛。
四、結 語
列維-施特勞斯在《憂郁的熱帶》里講道:“時間不停地消逝。遺忘把記憶一波波地帶走,并不只是將之腐蝕,也不只是將之變成空無。遺忘把殘剩的片段記憶創造出種種繁復的結構,使我能達到較穩定的平衡,使我能看到較清晰的模式。一種秩序取代另一種秩序。”[7]在帕拉杰諾夫的電影里,記憶通過電影敘事這種程序的設置,記憶和文本構成了敘事的一個坐標,形成電影作品本身這個物質形態為大眾所知。帕拉杰諾夫的電影被當局視為另類,歷盡坎坷和周折才得以與觀眾見面,但是他始終沒有離開自己的國家,沒有放棄自己的藝術理想。他的創作的靈魂和血液就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他深知離開了這片土地,也就失去了創作的全部意義和生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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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古麗江•扎爾洪別克.在黑暗中創造天堂――淺談蘇聯電影最后的傳奇導演謝爾蓋•帕拉杰諾夫[J].新電影新作,2006(04).
第3篇：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學范文
進入21世紀后，我國日常生活中對“女漢子”、“偽娘”等詞語的運用已屢見不鮮，引申到心理學層面則是女性的男子氣（masculinity）過強和男性女子氣（femininity）過盛。然而，這種現象并非只見于中國。Petersen＆Hyde等人的研究表明，兩性所擁有的氣質不再是刻板性的，并通過跨文化數據指出兩性氣質趨于相似是一個全球化的進程。對于其他心理屬性的性別異同研究，其研究結果是否也會呈現出同樣的趨勢呢？關于心理性別異同的研究一直深受關注。如圖1所示。美國心理協會以性別差異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后發現，隨著出版年份的推進，有關于性別差異的研究年發表頻率迅速上升［2］。然而以往的主流研究中，更多的是解讀心理性別差異，并且在社會文化的宏觀層面和日常生活的微觀層面，大眾媒體也傾向于對性別差異進行報道，因此人們更多關注于兩性之間在生理與心理變量上有何不同。男女在生理上的差異毋庸置疑，如性染色體的不同、身體構造及生理周期的差別、性激素分泌和腦結構及功能上的差異等等［3］［4］。前人已在此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生理上的類別性不同并不能完全解釋心理上的性別差異。因此，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進化心理學便致力于對多種心理學變量上的性別差異進行研究，得出“性別差異廣泛存在”的結論。Hyde對“性別差異廣泛存在”這一結論持懷疑態度，并且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量的實證研究及元分析結果均發現在許多心理變量上性別差異程度并不明顯，因此Hyde于2005年提出了心理性別相似說（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簡寫GSH）。GSH認為，男女在大多數心理變量上都是相似的，而對性別差異的過度重視讓人們在生活工作中付出了代價。例如，因為倡導性別差異所以實行的單一性別教育，但是后續對于接受單一性別教育的學生的研究證明，這種強調性別差異的教育方式對學生的心理以及知識的獲得都是弊大于利。“性別相似說”并非要性別差異理論，統一以相似性蔽之，而是在充分認識到性別差異客觀存在的基礎上，同樣客觀地提醒著心理性別在相當多的變量上是相似的，而且這種相似是統計學意義上的相似，同時，在一些被認為是性別差異性占據優勢地位的變量或領域里，那些“差異”如果以效果量來重新計較，優勢將不再明顯甚至不復存在。GSH的重要意義在于平衡當前普遍存在的有關性別的刻板印象（genderstereotype），提醒人們在強調性別差異的同時，也要關注男性和女性的共性。本文旨在對目前關于性別相似的理論與假說及其實證研究進行分析，探討其未來發展的方向，同時呼應國外的研究趨勢，提高國內研究者對性別相似或者心理性別一致性的重視，為后續的性別研究提供參考。
一、性別對比研究的理論
當我們將目光聚焦于性別差異得以產生的因果溯源時，我們可以發現，在心理學中有兩方面理論一直就這一問題進行著爭論，即進化心理學與女性主義心理學。進化心理學中，對于這一問題進行系統闡述的是Buss在1993年提出的性策略理論（SST，即SexualStrategiesTheory）。而女性主義心理學中則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以Eagly為首的“差異女性主義心理學家”于1995年提出生物社會理論（Bios－ocialTheory），其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強調社會環境對性別差異程度的影響；以Hyde為首的“相似女性主義心理學家”于2014年對GSH進行了修訂。
（一）性策略理論（SST）的立場進化心理學家提供了一個元理論（meta－theo－ry），以預測在何時何地可以預期出現性別差異，而何時何地可以預期出現性別相似［10］。在人類進化史中，男女反復面對不同適應性問題的領域里，他們表現為差異；而在男女反復面對相同適應性問題的領域里，男女則會表現為相似。基于這樣一個理論前提，Buss于1993年提出SST理論，從時間維度上系統闡述了人類的策略，即長期選擇策略與短期選擇策略。該理論假設男女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已經發展出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如雄性競爭（male－malecompetition）、雌性選擇（fe－malechoice）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11］［12］［13］。顯然該理論早期聚焦于策略中男女存在的差異，但隨著進化心理學與女性主義心理學關于性別差異爭論的持續升溫，Buss于2011年對SST進行了系統性的修訂，提出：“食物的選擇、棲息地的選擇、對捕食者的防御、與社會進行交互作用等等都是不論男女都在反復面對的問題。雖然男女在心理變量上是相似多還是差異多是一個實證性的問題，但我們認為性別相似是遠大于性別差異的。”［13］Hannagan在2011年表達了同樣的觀點［14］。
（二）生物社會理論（BiosocialTheory）的立場與進化心理學家宣揚的“普遍的性別差異源于很多世紀之前的進化”這一觀點不同，生物社會理論更側重于不同的文化情境對性別差異模式的影響［15］［16］。該理論模型如圖2所示，其核心觀點是性別刻板印象（sex－stereotype）是對社會現實的數據驅動的陳述，進而成為達成該社會共識的性別角色（genderroles），這一結果又會反過來影響性別刻板印象［17］。例如，在某工作領域中，由于男性任職者占絕大部分比例，譬如政界，則人們對于該領域的性別刻板印象即是男性主導的職業，而這一刻板印象又會反過來影響現實中男性更多地任職于該領域。生物社會理論認為，男女的心理特質會因為他們的社會角色的改變而改變；并且該理論預測：通過時間以及文化情境的多重影響，男女的社會角色在未來會趨于一體，這種一體化則會引發男女心理特質更多的相似性。在Eagly看來，進化心理學家傾向于強調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都存在著廣泛的性別差異，但Bios－ocial理論并不認同這一觀點，由此，Eagly提出了生物社會理論的中心假設：在性別越平等的文化情境中，兩性心理差異越小；而在性別越不平等的文化情境中，則兩性心理差異越大。這一假設得到多個文化情境下的數據支持，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結果對此假設提出質疑，未來研究還需要跨文化數據以對該理論進行補充和修正［20］［21］。
（三）心理性別相似說（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就在進化心理學熱衷于尋找兩性之間差異之時，一部分學者（Frisby，Dillow，Gaughan＆Nord－lund，2011；Pedersen，Putcha－Bhagavatula＆Miller，2011；Smiler，2011）卻開始質疑進化心理學對于性別差異的解釋，他們基于一系列實證研究指出“男女的對比中，相比較他們之間的差異，更多的是相似性，但是這些學者并沒有指明這些性別差異或者相似的程度，從而使這樣的描述缺少精確性［22］［23］［24］［17］。顯然，元分析這一統計方法的運用使得性別差異的程度大小有了被量化的可能。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元分析的廣泛應用為研究多種心理學變量上的性別差異問題提供了新的證據。Hyde基于多個心理學變量上的元分析結果發現性別差異并非廣泛存在，與此相反，在多種心理學變量上的性別差異都是極小的，由此Hyde提出了“心理性別相似說”（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認為男性和女性在大部分心理變量上是相似的［5］。
（四）三種理論之間的對比目前有三種理論支持了對心理變量上的性別相似性。兩性間心理差異的原因是進化心理學與女性心理學爭論的焦點：進化心理學家執著于根本的、遠端的原因，如生理性構造、基因因素以及當地生態學特征等等；但女性心理學家更多考慮的卻是直接的、近端的原因，如性別角色和社會化經驗［25］［26］。基于不同的解釋角度，所以進化心理學家傾向于尋找性別差異，而女性心理學家傾向于尋找性別相似；但兩者關于性別對比的立場要遠比這種簡單的“相似—差異”的二元分類復雜，無論是進化心理學還是女性主義，其內部都并非完全一致。進化心理學家們雖然都認同自然選擇與性選擇是塑造人的心理的關鍵原因，但他們對這一原因在特殊領域與一般領域中的作用程度、對性別差異中個體差異的重要性以及對文化環境作為中介變量在解釋框架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都是不同的［25］。女性主義因其政治議題的不同，強調性別對比的方向也會隨之改變。那么，進化心理學與女性主義心理學之間的矛盾是否不可調和呢？隨著性別對比研究的深入，很多女性主義者認識到進化心理學的許多論證是能夠為女性主義所用，并且進化心理學的實證研究能夠成為了解社會性別的動態與權力關系的一個強大工具［27］。進化心理學家也漸漸意識到，將性別差異程度進行量化后，再根據其效果量來判斷其是否應列入性別相似或差異是更精確的方法；他們也預測了隨著社會環境以及實證研究的深入，心理變量上的相似性還是遠大于差異性的［25］［2］。但是，SST、GEH與Biosocial理論在某些領域的預測也是顯著性不同的。例如，SST認為在短擇（short－termmating）、男女對于性幻想的本質、對性方式種類的追求等方面是存在顯著不同的，而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許多跨文化研究結果的支持。只是這些研究結果難以用GSH與Biosocial理論做出合理的解釋［28］［1］。綜上所述，無論是進化心理學中的SST還是女性主義心理學中的GEH與Biosocial理論都預測大部分心理變量上男女是相似的，但是在少數心理變量（如性幻想本質）上男女應被歸為相似還是差異這三個理論假說存在著分歧。
二、性別相似假說所用的研究方法概述
（一）元分析及效果量心理學家在研究心理變量上的性別差異程度時，元分析（meta－analysis）是一個較系統并且運用較多的方法［29］［30］。元分析（或稱后設分析，統合分析）是將某領域以往研究結果進行定量整合的統計分析方法，它運用有關測量和統計分析技術，對已完成的眾多課題所涉及的變量進行定量分析，從這些研究成果中發現和得出綜合性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元分析對于將性別差異的結果進行匯總是十分理想的，因為基于一個特定心理變量的性別差異的研究數目往往是龐大的［5］。在運用元分析對性別差異進行評估時以效應值（EffectSize）作為測量尺度，將心理性別差異程度用效果量表示，這樣便使得基于相同心理學變量的不同的研究之間可以進行統和與比較。在關于性別的元分析中，效果量大小的度量通常為d［31］。元分析的效果量為cohens’d，cohens’d在統計學上的意義是反映兩個分布均值間以標準差為單位的差異的大小，表示兩個群體實際差異的大小。也就是說，d測量的是男性與女性之間相距多少個標準化的單位，d的絕對值越大，表示男性與女性的差異越大［32］［33］。性別相似假說通過對多種心理變量進行元分析，得出效果量124個，其中有30％的效果量小于0．10，48％的效果量處于0．11—0．35之間，也就是說，有高達78％的效果量處于一個相對較小范圍內［34］373－398。這也成為Hyde提出性別相似假說的重要依據。
（二）類別測量法（Taxometric）除了元分析以外，Carothers＆Reis于2013年介紹了另一種對性別異同進行分析的統計方法，即類別測量法（Taxometric）［35］。心理結構是間斷的類別還是連續的維度一直是心理學界爭議的一個重要問題，類別測量學可以讓研究者弄清楚性別框架（construct）的潛在性結構是維度性（Dimension）還是類別性（Taxonic）。該研究對于人格、氣質類型等六個心理變量作了分析，得出結論為該研究中絕大多數的心理變量更適合被描述為維度性而不是類別性，這說明絕大多數心理變量上的性別差異更應該被描述為是量的差異，而并不是質的不同［36］［37］55－123。這一結論與現實生活中性別的刻板印象是相悖的，但卻從結構上指出心理學變量的維度性，即結構上為性別的相似提供了依據。類別測量學是一種新型統計方法，它在精神病學、生理學上的應用前景十分廣闊，但是也有研究認為它在評定許多變量的潛在結構時所得出的維度性結論有誤［38］［39］。
（三）等效測驗（EquivalenceTesting）測量兩個群體（男女）平均數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是最常見的統計方法（t檢驗、方差分析），而使用傳統的顯著性檢驗方法鑒別性別異同總是會試圖證明虛無假設，即研究者傾向于證明性別是存在差異的［40］。Ball等人認為有必要從正面對性別相似程度進行探索，于是引進等效測驗。等效測驗最初是醫藥學中的一種方法，后被應用于心理學以評估臨床效果的顯著性。等效測驗則將傳統的顯著性檢驗方法進行反轉，因此顯著的結果代表的是顯著的性別相似。等效測驗可以起到輔助元分析的作用，作為一個新的統計方法，其有效性還有待檢驗。在檢驗性別差異性時，元分析仍是應用最廣泛的統計方法，在評估性別差異的幅度時，效果量d無疑會繼續作為一個主要的評估標準。而不斷涌現的新的統計方法，如類別測量學、等效測驗等，也會不斷完善，從而在分析性別相似性時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以力求從多個方面對GSH進行檢驗。
三、性別相似假說的實證研究支撐
截至目前，人們已經普遍接受在空間能力、言語能力和數學能力等認知變量以及人格與社會學變量上性別差異顯著存在。Hyde在2014年對四方面的心理變量上的有關性別差異的研究進行了元分析：認知變量（數學、空間、言語）、個性和社會心理學變量以及主觀幸福感和精神病理學方面。由于涉及到的心理學變量過于繁雜，因此本文僅選取認知、情緒情感、社會行為三方面研究數據，重點對不同研究結論中的效果量進行解釋說明。在以往的研究中，還普遍提到認知變量（數學能力、語言能力、空間能力）可以作為主干領域（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中任職人數的主要預測因素。本文對STEM中女性任職所占比例較小這一現象可能的原因進行了探討。
（一）認知變量上的性別相似在以往的實證研究中，男性被認為在數學能力和空間能力上是優于女性的，而女性則在言語能力上優于男性，在空間能力上男性與女性的差異顯著［46］［47］。然而，在數學能力方面，Hyde于2008年對美國2年級至11年級超過700萬學生的學校測驗數學成績進行了元分析，發現不同年級的效果量處于－0．02與＋0．06之間，這說明沒有特定的年級是存在顯著性別差異的；但是鑒于學校測驗（stateas－sessments）只涉及到低層次的數學技能，所以Hyde等人于又選取了全國教育進展評估（NationalAs－sessmentofEducationalProgress）的數據，這其中包含了解復雜數學問題的題目，通過對12年級學生接觸這些高水平數學項目分析，結果男女差異的平均效果量為d＝0．07，也就是說，女孩在解決高水平數學問題的能力與同年級男孩是持平的［34］373－398［48］。在空間能力方面，存在不同的評估方式。本文選取其中一種3D心理旋轉（three－dimensionalmentalrotation）作為評估空間能力的指標，并對基于此指標的元分析進行回顧。該測驗需要被試在心理層面對某一對象進行三維空間的旋轉，以判定它是否與給定圖形中的一個是重合的。在早期關于3D的元分析中，性別差異是很大的，d＝0．73，或者是中等的，d＝0．56［49］［50］。不過，研究人員發現測驗均是計時測驗，而Voyer等人發現計時測驗所測量的結果是有利于男性的，因此選取了多項非計時性測驗，對其進行元分析后發現，相比較計時性測驗，效果量由d＝1．03下降到了d＝0．53。即男女在3D空間能力上的差異并不是如以往研究中所表述的那樣巨大，而是中等程度［51］［47］。與女性擁有更強的言語能力這一刻板印象相反，在言語能力上的男女差異是很小的，d＝－0．11［52］。但是言語能力包含四個分指標，這一總體效果量掩蓋了每一個分指標的效果量：詞匯量d＝－0．22，閱讀理解d＝－0．03，寫作d＝－0．08，言語流暢性（verbalfluency）d＝－0．33。由此可以看出，在前三個分指標中性別差異接近于0，言語流暢性的d值較大，但是也處于Hyde所劃分的小范圍中。Reilly在關于認知變量上的性別異同研究中發現，15歲的美國兒童在閱讀理解成績上男女差異的效果量為d＝0．26，顯示出女生在平均水平上有較小的優勢［53］。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成績的低分段男生與女生的比例為4．5：6，因此Hyde認為“男性更大變異假設”（GreaterMaleVariabilityHy－pothesis），即“有學習障礙的男生的變異量比女生大得多”這一事實應是這一女生優勢的原因［54］。Hyde（2014）還列舉了其他認知變量上的心理性別差異的效果量，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一一贅述。總之，不可否認的是認知變量上的性別差異的確存在，但是與以往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大多數認知變量差異程度較小，并隨著被試年齡、測量情景的改變而發生改變［55］［46］。
（二）情緒情感與社會行為中的性別相似情感體驗與情緒表達也是存在刻板印象的，即社會對于男性的憤怒的包容度是較高的，而其他的情感（悲傷、恐懼、快樂）則被認為出現于女性身上是更易被社會所接受的［56］。而這些刻板印象是否與實際情況一致呢？Chaplin＆Aldao在2012年對從出生到青春期的兒童在情緒表達上的性別差異進行了元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積極情緒上的性別差異是很微小的（d＝－0．08），內化情感如悲傷恐懼（d＝－0．10）以及外化情緒如憤怒（d＝0．09）中的性別差異也是很微小的［57］。另外，研究者以自我意識的情感（self－con－scionsemotions）為研究對象，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58］。本文選取兩方面對社會行為上的性別差異進行說明，即攻擊行為與幫助行為。攻擊行為一般可分為身體攻擊（physicalaggression）和關系性攻擊（re－lationshipaggression）。以往的研究認為，男孩有更多身體攻擊行為，而女孩則更多為關系性攻擊［59］。Archer在研究中指出，身體攻擊中，性別差異程度屬于中等（d＝0．55），男孩有更多的身體攻擊行為；而關系性攻擊中，同伴評估的性別差異為d＝－0．19，教師評估的性別差異是d＝－0．13，即女孩有更多關系攻擊行為，但是與男孩的差別并不大［60］。Eagly對幫助行為中的性別差異進行元分析得出d＝0．34，顯示出男性會更多地實施幫助行為［15］。但Hyde對其研究結果提出質疑，認為是否有旁觀者對于男性決定是否實施幫助行為有很大影響，當男性意識到自己被觀察時，他的影響主義會促使他實施幫助；另一方面，在有關于女性角色的幫助行為如照顧殘疾兒童時，女性則會施予更多幫助［34］373－398。顯然，無論是積極情緒，還是消極情緒，或者是自我可意識到的情緒中，性別差異程度都是極小的。這與以往的研究所得結果不同，也與人們對于男女情緒表達的刻板印象不符。而在攻擊行為中，身體攻擊中男性與女性的差異程度處于中等，關系性攻擊中男女差異較小。幫助行為則會受男女角色意識的影響，在不同的情景中男女實施幫助行為的差異性不同。
（三）女性在STEM所占比例在國家實力的比較中，獲得STEM學位的人數成為一個重要的指標。以往很多研究都列舉數據以表明女性在STEM中所占比例極小，然而美國教育統計年鑒2012年數據顯示這一說法顯然過于決斷：生物學博士中女性所占比例為53％，醫學博士中女性所占比例為48％，獸醫學位中則有78％為女性（Hyde，2014），這些領域均顯示出不同程度的性別相似性，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性別差異依然存在于工程類、計算機、數學以及物理（EMCP，是STEM中的一個分支）等專業中。如果在認知變量上男女是相似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些學科學位取得中的性別差異呢？20世紀初期一直到現在，關于此現象得到認可最多的解釋是女性的IQ普遍低于男性［61］［62］。但是，對數學能力的元分析已經駁斥了這一觀點；此外Blinkhorn也在Nature上指出PaulIrwing得出這一結論所運用的方法是有嚴重缺陷的［63］。其他的解釋還包括：對于這些女性研究者來說，制度環境是相對冷酷的；家長與教師關于性別的刻板印象會勸阻女孩從事這些領域的研究；女性公共目標大于男性，因此對其他領域興趣更濃厚；女性的家庭角色決定她會放棄這些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的領域；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道德妥協性等等［64］［65］［66］［67］［68］。目前為止，有關于STEM中女性比例較小的原因有多種，這些可能的影響因素綜合作用，從而對此現象作出解釋。綜上所述，無論是認知變量還是情緒情感或者是社會行為，性別差異的大小和方向都依賴于測驗體系、情景和內容而變化，這極大反駁了“性別差異廣泛存在且穩定”的傳統觀點，進而為GSH提供了支持；并且，對于STEM中女性比例較小的原因探尋中，我們可以得知將此現象歸結于男女智力的差異是錯誤的。
四、對GSH的評述及未來發展方向
雖然人們對于兩性間差異的認知一般對應于心理學中所測量出來的性別差異，但是由于知識傳播的滯后性，人們的某些認知也可能是有失偏頗的［17］。性別差異研究在近幾十年內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并且性別差異的實證研究結果隨著時間、情境以及方法的改進發生了復雜的變化，從而對傳統的“性別差異普遍存在”這一刻板印象提出了嚴重挑戰，從而引發了很多爭論與探討，因此性別相似假說的提出引發了國外性別研究領域的新一輪變革。雖然性別相似假說已經得到了眾多理論與實證支持，但是仍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例如統計方法上的盲區、樣本的選擇、交叉法的運用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將對我們完善GSH有重要的意義。針對該假說的現存問題，未來的研究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一）性別相似測量方法的改進通過對大部分心理變量上的心理差異進行元分析，可以得出性別差異的程度與方向，但是究竟有多少心理學變量應被考慮其中，Hyde并沒有給出精確的說明。其次，元分析作為現有的評定性別相似性大小的最有效的方法，其選定何種研究（包括所用測量方法、所選被試等方面）作為進行元分析的標準并未確定。比如，Eagly在2011年指出元分析是將不同的研究進行一體化，而某些研究結果指明了性別差異是極大的，而又有一些極小，那么基于此所得出的平均值是否能夠代表該心理變量上性別差異的程度？研究中可能用多個特征指標量來表達同一個結果，而多個指標量可以轉化為多個效果量，那么對有多個效果量的性別差異研究進行元分析時應注意什么［69］，這也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再次，Hyde將三個范圍內的效果量施以“小”、“中等”、“大”三個標簽，但是她并沒有對為何做這樣的區分給予足夠精確的解釋。我們知道某些研究效果量很小，但它的實際意義卻非常顯著，如吸煙導致肺癌的效果量就僅僅為0．2左右。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應注重使用元分析對性別差異量化時的精確度問題，以及尋找新的統計方法以補充或者挑戰元分析的結論。
（二）性別研究背景因素的控制與交叉性的運用廣義的環境因素包括社會文化因素、歷史時代因素等。有大量研究發現，性別差異元分析的效果量存在代際差異［70］［71］［72］，因此，今后的研究在取樣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樣本所在環境是否有明顯的時代變革還是處于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狹義的環境因素包括具體時空中的特定情境以及個體具有的某些特征。無論是廣義的環境因素還是狹義的環境因素都會對性別差異結果產生影響，為提高研究準確性，在未來研究中需要考慮交叉法的運用。交叉法（Intersectionality）是同時考慮多個類別、身份、缺點和差異，如性別、種族、階級、性取向（sexualorienta－tion）、殘疾、宗教［73］［74］。交叉法認為性別效應（gen－dereffect）不應被單獨拿進來進行理解，而必須在情境（context）中進行研究。即在種族以及其他社會身份（socialidentity）和類別的情境中，科學家不應對性別差異作全球性的評估，因為不同文化間存在普遍性差異。例如，在關于羞恥的性別差異的元分析中，白人的d＝－0．32，但是非白色人種的d則為－0．06，也就是說，平均的d＝－0．29，實際上掩蓋了非白人種在羞恥這一心理變量上存在性別相似這一事實［58］。盡管美國心理協會的指導原則對此進行了要求，但是還有許多研究者疏于報告被試的種族，只有少數的元分析考慮到了種族或者其他調節變量的作用。未來的性別元分析應注意將種族或者社會階層（socialclass）作為潛在的調節變量，并在此基礎之上探尋每個調節變量對于性別差異影響的比重；當然，更嚴謹的要求是分析性別×種族的交互性作用，或者是性別×社會階層的交互性作用［75］［34］373－398。而在中國多民族文化情境中，更應該在性別差異研究中考慮交叉法的運用。并且，GSH的提出所依據的大多是美國樣本與數據，其是否適用于中國情境，還需要更多的元分析結果對其進行檢驗。
（三）研究目的的偏移關于性別差異與性別相似的研究已經開展許多，這些研究多集中于對性別差異程度進行量化以及對其成因進行分析，但是鮮少有人反思這樣的研究策略是否高效呢？換句話說，尋找性別差異及其成因是否是最重要的呢？Newcombe等人認為空間能力上存在中等程度上的性別差異這一研究結果本身是相對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應該找到訓練方法或者策略，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去發展人們的空間能力183－206，這是國外性別異同研究的實用主義傾向。也就是說，在未來的研究中，應在性別差異確切存在的領域，探尋是否需要以及是否存在方法以減小這種差異。再比如，按照GSH的觀點，認知變量上的性別差異程度是非常小的，如果該假設成立，那么與認知變量密切相關的STEM領域中為何女性所占比例如此之小呢？本文雖然對這一現象的原因進行了簡要的梳理，但是在未來研究中仍需要對影響該領域女性所占比例的自變量進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