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財政債務危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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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地方財政債務危機范文

人大常委會為何商議重新禁止地方債券？其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債務越積越多，再不關閘門，要出大問題！去年6月，審計署2010年審計報告顯示，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已達10.7174萬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6.7109萬億元，占62.62%；負有擔保責任的2.3369萬億元，占21.80%；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1.6695萬億元，占15.58%。以上數字，僅僅截至2010年底。去年全年，加上今年上半年，10萬億元顯然遠遠打不??！

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常表現于政府所屬投資公司的嚴重虧損與無法運作。云南一家負債近千億元的公路城司，直截了當向銀行發出違約通知函，表明已經無力還款！云南省政府不得不介入，達成債務重組協議。江蘇交通系統一家公司也以類似方式就150億元貸款與相關銀團進行債務展期談判。地方一些比較大的融資平臺，一旦違約，動輒就是上百億元甚至數百億元，到期還不了款，只好把包袱甩向政府。

作為最大債務人的地方政府，如何化解債務危機呢？最省事也最現實的辦法，就是大量賣地。然而，土地總是有限的，賣到最后，終有無地可賣的一天。何況近兩年來，國家對房地產實行宏觀調控，地已經很不好賣。一些政府債務余額較高的地方，不得不通過與銀行談判甚至施壓，實行有條件的債務展期。從全國看，地方財政風險，已經山雨欲來，個別地方已經出現借機關干部的房產去抵押融資，甚至緩發干部工資，以解燃眉之急。

地方債務風險，緣于對地方借債缺乏有效制約，以及我們的干部升遷體制。債務閘門大開，助長的是地方政府官員不負責任的借債之風。不管條件如何，一味大舉借債，拼命大上項目！一旦上了項目，明顯好處是可以迅速提高地區GDP總量，提升其經濟發展位次排名，從而取得看得見摸得著的政績，有助于官員（主要是一二把手）升遷。至于投資是否有效益，債務是否還得上，對不起，人走了，升遷了，俺管不著了！

第2篇：地方財政債務危機范文

【關鍵詞】歐債危機；危機原因；啟示

過去的2011年，是內憂外患多種因素繁雜交織的一年。 歐洲債務危機持續發酵，信用危機惡化，歐美各國經濟復蘇步履維艱，國際貿易增速回落，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全球經濟再度衰退的憂慮充斥市場。整體來看，歐債危機是中國外部經濟面臨的一場重要危機，怎么應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在探究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示之前，我們先簡單談一下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歐債危機的原因分析

1、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將債務杠桿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政府聯手利用公共財政的“再杠桿化”掩蓋了金融體系的“去杠桿化”。但是這種掩蓋是暫時性的，自從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以來，人們最常想起的詞語就是“高赤字”。

2、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歐元區經濟政策結構不平衡

歐元區現階段實行的是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然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常年的不對稱性使得各項矛盾和問題得以積累。在08年全球次貸危機的沖擊之下，矛盾開始暴露，直指債務危機。盡管貨幣一體化為歐元區成員國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資平臺和競爭優勢，但是由于經濟狀況的差異而形成的不對稱沖擊，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些優勢。另一方面，歐元區簽訂的《穩定與增長公約》并沒有完全遵循最優貨幣區的要求，各國的實體經濟結構不盡相同，這樣更容易遭遇“不對稱沖擊”的影響。由于各成員國經濟周期不同步，歐元的誕生也未能顯著縮小這種差異。同時歐洲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的選擇上，無法也不可能滿足成員國不同的貨幣政策偏好，從而增加了危機蔓延的可能性。

3、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歷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著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隨的則是高稅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歐洲各國在經濟發展上缺乏一種活力，并且在財政支出上遠高于非高福利國家。不得不說，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個重要源頭。

二、歐債危機給中國的影響

歐債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不斷顯現出來。歐美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出口。由于中國的經濟主要還是外向型經濟，出口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會對中國經濟各個方面都有深遠的影響。

（一）導致人民幣“升值”

最近在歐債危機的沖擊下，避險資金紛紛轉向美元資產，隨著美元走強，人民幣也跟著升值。從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升值達到15.9%；同期人民幣對英鎊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時間內，人民幣已經因歐洲債務危機而對主要非美貨幣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幣“被升值”還將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調整。

（二）影響中國對歐洲國家出口

由于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產品價格競爭力下降。出口企業如果用歐元和英鎊收匯，則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此外，由于歐系貨幣貶值，歐盟對中國動出口將會增加，中國的貿易盈余還可能會繼續下滑。

（三）外匯儲備縮水

歐元和英鎊貶值，將使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出現縮水。我國防范外匯資產的縮水問題，必須采取動態的資產管理模式，即不僅需要關注投資的收益，也要關注匯率變動帶來的資產價值變化，以保證外匯資產的保值增值。

（四）投機資本流入可能增加

現在人民幣對歐元和英鎊升值，歐元和英鎊投機資本流入同樣可以獲得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因此防范走弱貨幣如歐元和英鎊等資產的流入。

（五）歐債危機影響全球經濟復蘇進程，對中國的外需影響較大

歐債危機已經影響了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濟恢復步伐，同時還增加了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歐洲國家經濟恢復增長將面臨更大的挑戰。歐盟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外需短期內繼續承壓。

三、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一）財政刺激計劃要在可控的范圍內，把握好財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國的國家債務和財政赤字遠低于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但是不能太樂觀。因為首先，我國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觀”，使得地方政府盲目舉債搞發展，財政入不敷出；其次，當面臨經濟下行是，政府刺激計劃會使財政負擔加大，可能造成通脹的壓力以及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效應。所以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債務結構與債務負擔，做好債務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

（二）注重轉方式、調結構，由投資出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

希臘的局面警示我們不能過分地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出口是我國促進經濟發展的殺手锏，但是這種方式極易受到外部沖擊。從長期來看，出口導向型模式是不可維持的，中國應該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外需轉到以內需為主，擴大內需是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環節，消費是拉動經濟更好更長效的動力。此外，在出口戰略上，將主要向歐美國家出口轉向亞洲新興國家、東盟、非洲國家的出口，出口產品也應全面轉型升級。

（三）與國際接軌，增加中國財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國財政透明度整體較低，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國應與國際接軌，加強與國際機構的溝通、協調，縮小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財政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的差距。

（四）正視地方債務風險，防范于未然

本輪金融危機加重了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國家必須迅速采取行動，對全國整體財政及債務狀況作全面清查和評估，摸查地方債務的規模、來源和性質，做好各級債務的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進行債務規模限額管理和風險預警，切實從財政和金融兩方面防范償債違約風險。

大公國際的《2012年國家信用風險展望》表示，2012年國家信用風險焦點地區仍集中在以歐元區為主的發達國家，歐元區債務危機發展進入了決定未來走向的關鍵時刻。隨著歐債危機的持續發酵，作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最重要的海外市場拉動力，歐洲的問題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能忽視。不論是企業的決策者還是政府決策部門，都需要對這種影響進行前瞻性的評估，并提前準備好應對之策。

參考文獻：

[1]王燕,趙楊.歐洲債務危機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地方財政研究,2010.

[2]鄭慧.歐洲深陷債務危機的原因及啟示[J].中國金融,2011(17).

第3篇：地方財政債務危機范文

回顧全球債務危機的歷史，在過去200多年時間里，全球至少發生了250次以上的債務違約，68次國內債務違約，債務違約幾乎每隔幾年或十幾年就集中爆發一次。歷史上，債務違約往往不是孤立事件，總是與經常項目逆差、本幣匯率高估、公共部門債務高企、財政虧空、外匯儲備不足等因素相互交織，共同觸發危機。從墨西哥金融危機（1994）、亞洲金融危機（1997）、到后來的俄羅斯金融危機（1998）、巴西金融危機（1999），再到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及仍在進行中的歐洲債務危機，都可窺見。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也出現過四次較大規模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問題。1978年后的債務問題，主要是中央財政赤字；1988年后的債務問題，主要是企業間“三角債”；1998年后的債務問題，主要是國企經營問題造成的金融機構壞賬；2008年后中國地方債風險、企業債務風險也在不斷累積。

本輪中國債務風險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后的2008-2010年間，中國總體杠桿率上升了30個百分點。上一輪財政刺激計劃以及信貸寬松政策相應推升了政府部門和金融部門的杠桿率。而截至2011年底，除54個縣級政府沒有政府性債務外，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共計10.7萬億元，其中融資平臺公司的政府性債務余額為4.97萬億元，占比46.38%。而如果按照2011年末中央財政國債余額7.2萬億元計算，兩者相加18萬億的政府債務共占到2011年GDP比重的38%左右。與國際通行60%（債務占GDP的比率）的警戒線標準相比，中國債務占比尚在可控范圍之內，并且大大低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

從資產負債表規?？矗袊休^大的“正凈資產”，政府債務規模不大，全社會整體債務水平也處于警戒線之下。然而，風險并不完全在于中國債務的規模，最大的問題是其背后的結構性風險。

“正凈資產”并不代表國家資產負債表無風險。當前，一些觀點認為，與深陷債務危機的發達國家“低增長-高赤字-高負債”，且幾乎均為“負凈資產”的境況相比，中國“高增長-低赤字-低負債”，同時又擁有相當規模的“正凈資產”，因此不會有債務風險。根據社科院對2000-2010年國家資產負債表估算，中國各年凈資產呈上升趨勢。按寬口徑匡算，2010年中國凈資產為69.6萬億元，這意味著政府有足夠資產來覆蓋負債。

然而，擁有“正凈資產”只是不發生債務危機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罢齼糍Y產”并不代表不存在償債或債務違約風險。在任何一個時點，是否存在償債風險不光取決于凈資產是否為正，還取決于資產的可變現能力和資產負債期限的匹配性。如果大量資產是無法變現的固定資產，或者一旦集中拋售就會使資產大幅貶值，即便在賬面上有正的凈資產也可能面臨違約風險。

從資產結構看，資源性資產大約占到中國政府總資產的50%，經營性資產占到總資產的39%，行政性資產與財政收入占總資產的比重均為6%左右。由于出售經營性資產換取現金流需經過較長的時間和較復雜的程序，資源性資產在數量上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原來依靠拍賣土地和批租土地維持財政赤字規模的做法必然是不可持續的，特別是當遭遇外部沖擊和國內經濟不景氣，很可能會引發短期償付危機或債務違約。

此外，還存在隱性擔保、或有負債及各部門間風險轉換的問題。隱性負債是中國面臨最大的中長期風險。首先，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以中央政府為核心，以地方政府為主體”的完整的隱性擔保體系。政府對企業的支持方式從過去的直接支持轉為擔保或隱性承諾，這些擔?；虺兄Z并未被納入政府預算收支，但它們卻是一種隱性的預算外開支或責任。

其次，地方政府通過各種形式的欠款、掛賬和擔保產生了巨大的非顯性債務。由于各級政府間償債職責不清、事權界限不明，一旦累計的債務風險超過地方財政的承受能力，勢必逐級向上轉嫁償債風險，直接危及中央財政安全。

再次，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影響政府資產負債表。中國企業過度依賴負債融資，而資本金或所有者權益在融資結構中的比例過低，導致資本結構錯配。相關研究顯示，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占總債務的比重為62.4%，比其他國家的比重要高30到40個百分點。而GK Dragonomics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企業債務從2011年占GDP的108%上升至2012年的122%，創出近15年新高，企業負債率飆升將會導致政府或有負債大幅增加，尤其是國有企業對政府資產負債表的沖擊不可小視。

第4篇：地方財政債務危機范文

關鍵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形成機理；警示

從2009年12月開始希臘主權債務危機拉開序幕，隨后危機逐步向歐洲其他國家蔓延。危機已經不單是希臘自身的公共財政問題，現已對其周邊國家造成負面影響。更可怕的是，對于投資者而言，這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最后的落腳點在歐元、英鎊等重量級貨幣的前途命運上。為了防止危機蔓延，力保歐元穩定，2010年5月10日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共同出資7500億歐元，幫助可能陷入債務危機的歐元區成員國，但是由于全球金融和信貸市場仍然對希臘充滿了不信任，加之在此次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中，歐美各國復蘇的基礎較為脆弱，危機仍有進一步擴散的可能，使尚未全面復蘇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本文以希臘為例，分析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機理及對我國的警示意義。

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演進

2001年，希臘為了加入歐元區，請美國投行高盛為其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通過這樁交易使希臘賬面上符合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對成員國財政赤字的規定，隱蔽了希臘政府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赤字規模，為這場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后，希臘等歐盟成員國為了刺激經濟，紛紛大量舉債，政府債務急劇擴張。當投資者開始懷疑政府的償債能力時，開始紛紛拋售那些高風險國家的國債和國債衍生品，希臘這樣的國家被列在首位。各國政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實施的赤字財政政策成為此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導火索”。

2009年10月，希臘政府宣布財政赤字嚴重超標，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分別達到12.7％和113％，遠超歐盟《穩定與發展公約》規定的3％和60％的上限。鑒于希臘政府財政狀況顯著惡化，惠譽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宣布把希臘主權信用評級由“A-”降為“BBB+”，隨后標準普爾將希臘的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從“BBB+”下調至“BB+”。隨著主權信用評級被降低，希臘債務危機正式拉開序幕。繼希臘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權債務等級也被全球三大評級機構先后幾次下調，2010年伊始，主權債務危機在歐洲全面升級。

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一)危機對歐元區的影響

在歐元區并非只有希臘面臨龐大的債務和財政赤字的困境，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等國都面臨著類似的問題，見表1。

從目前來看，歐盟給予希臘巨額貸款的方便，短期內雖然使得希臘局勢趨于穩定，但是政府用主權信用的形式，用巨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辦法，即用更長的杠桿來解救危機，這樣的援助不會從根本上解決危機。作為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的西班牙約1.6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是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經濟規模之和的兩倍。2009年西班牙GDP萎縮了3.6％，財政赤字激增至GDP的11.4％，一旦西班牙這樣的大國爆發主權信用危機，則可能拖累整個歐元區的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如果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歐元區不采取徹底“財政”改革方案，整個歐洲經濟都會受到主權債務危機的拖累。

(二)減緩世界經濟的復蘇進程

歐洲部分國家出現的主權債務危機不僅僅是幾個歐元區國家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債務危機往往具有傳染效應。受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影響，金融市場和股票市場波動比較大。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暴跌行情，在期貨市場，作為全球經濟活力領先指標的銅價，連續增長了21個月后在2010年4月開始進入下跌的走勢；隨后出臺救助計劃，今年5月10日歐洲央行宣布7500億救助計劃帶來的利好僅僅持續一天，隨后又重新步入下跌甚至暴跌的軌道。5月11日，歐元對美元下跌0.7％，歐盟證券市場指數StoxxEurope600下跌1.2％，近一個月來，全球股市全線下挫，股市市值縮水約7萬億美元。投資者不僅擔心歐洲國家難以解決債務危機，甚至擔心美國就業市場的改善程度可能也不及預料，更擔心全球經濟是否真的會出現二次探底。目前，許多經濟體至今仍未退出次貸危機中推行的經濟刺激計劃，而歐盟甚至全球又再次陷入應對希臘等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之中，這使得全球經濟復蘇將會變得更加艱難，同時也加大了全球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退出的難(三)會對中國出口產生一定的沖擊，外匯儲備可能貶值

在經濟與金融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開放經濟體都難以在一種區域性金融危機中完全置身事外。由于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歐元區經濟增長前景變得更加暗淡，這無疑會給中國經濟造成負面沖擊。沖擊之一是歐元區國家可能實施更強硬的對外貿易政策。自2007年以來，歐盟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在經濟惡化的情況下，為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歐元區政府可能會把重點轉移至對外貿易領域，首當其沖中國將成為歐元區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對象。據統計，今年4月份，我國對歐出口的增速還維持在25％，但這種反應存在一定的滯后期，下半年反應可能會比較明顯。沖擊之二是中國外匯儲備多元化管理的難度增大。次貸危機爆發之后，中國外匯資產增持更多的是歐元資產，隨著歐洲主權信用危機爆發，歐元對日元與美元已經顯著貶值，并可能進一步貶值，這無疑加大了中國外匯儲備多元化管理的難度。

三、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機理

(一)分散財政與統一貨幣的制度性缺陷

本輪經濟衰退充分暴露出歐元區體系深層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歐元區內部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統一行使，而財政政策卻由主權國家分而治之，這種分散的財政政策和統一貨幣政策之間的失衡導致成員國失去了熨平危機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一個主權國家調節經濟運行的兩個最基本、最核心工具，只有二者松緊搭配才會有效地對經濟運行實施調節。由于歐元區實施統一貨幣政策，各國缺少了利率和匯率兩大工具的支持，為了走出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帶來的經濟衰退，成員國只能借助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加之，這些國家的債券也會成為國際市場上的投機對象，結果造成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家物價和工資迅速上漲，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各國早已突破了《穩定與發展公約》規定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本國GDP的3％，主權債務總額不得超過本國GDP60％的上限，已經完全脫離了經濟發展水平與國家還款能力，以至于投資者對政府債券的信任度降到了冰點，進而引發主權債務危機。

(二)歐元區各國經濟發展不均衡

歐元區一體化之后各國經濟結構存在很大差別，盡管都是歐元區國家，但各國的預算狀況千差萬別。各國經濟發展所處的不同階段也使財政政策難以有效協調，但為了建立更為龐大的組織，擁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極力拉攏那些希望加入進來但經濟狀況卻不容樂觀的國家。加人歐元區后，各國自身的優勢與劣勢逐步明顯地表現出來，例如希臘這樣的國家沒有資源優勢，沒有領先的創新優勢，而德國、法國這樣的大國就壟斷了對外出口，強勢國家與弱勢國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以往在維護歐元與歐洲一體化的更高訴求下，經過歐洲政治精英的努力得以調和妥協，但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這些問題凸顯，外圍國與核心國之間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著明顯的不相適應，歐元區無法滿足成員國不同的貨幣政策偏好，外圍國無法利用貨幣貶值快速形成對外盈余，也無法維持當前的財政赤字，使其陷入一種結構性的衰退，并且還面臨債務膨脹，外圍國與核心國差距越拉越大。同時，當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時候還會造成搭便車行為的出現，希臘無節制的信貸最后需要德國這樣的大國來埋單，這種只靠成員國的相互救濟渠道單一且不持續，使得歐元區的救助機制極難建立，危機爆發之初并未及時得到解決，導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

(三)經濟結構單一，偷逃稅嚴重，稅收來源有限

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原因很復雜，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臘自身經濟發展狀況。希臘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經濟結構單一，主要是以海運、旅游等外需型產業作為自己的支柱產業，而這些產業非常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響，在次貸危機的影響下，希臘海運市場急劇萎縮，航運業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旅游收入快速下滑，2009年赴希臘旅游的美國游客減少了24.2％，同時歐盟成員國進入希臘的游客也銳減了19.3％，來自兩地的旅游業收入分別減少16.2％和14％，這些支柱產業的萎縮直接導致了希臘財政收入銳減。在希臘，偷、逃稅現象十分嚴重，希臘政府在打擊偷逃稅方面一直不理想，據估計，希臘政府因偷逃稅行為每年損失的稅收至少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4％，嚴重制約了稅收收入的增加。

(四)高福利，加之人口老齡化，財政支出負擔過重

希臘具有以高福利為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希臘公務員的隊伍相當龐大，公共部門雇員工資的漲幅甚至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臃腫的公務員體系使得財政狀況每況愈下；希臘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顯著削弱，而長期富裕的生活環境養成的高消費習慣無法自動作出調整，政治家為了選票必然通過政府舉債支出來維持高生活水平與社會福利，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政府債務高居不下；希臘的失業率常年維持在10％左右，失業救濟便成了希臘非常沉重的負擔。希臘政府一直奉行無節制的赤字財政政策和高貿易赤字發展模式，對經濟造成嚴重透支。希臘加入歐元區后，享受到歐盟區帶來的諸多好處，其中最大優勢就是更容易獲得廉價的貸款，曾一度使希臘經濟快速增長，平均年增長達到4％，但是希臘政府沒有主動控制負債，遵守《穩定與增長公約》，而是一味地保持寬松的財政政策。在經濟上行時，高福利和高赤字可以維持，一旦經濟進入下行期，以債養債的做法便使希臘的主權信用風險逐步升級，最終演變成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五)刺激計劃不當，陷入“救市陷阱”，由金融危機演變成財政危機

希臘的債務危機還未平息，美國又出現了地方債務危機，據前洛杉磯市長理查德·賴爾登2010年5月在《華爾街日報》中聲稱，洛杉磯很有可能會在2014年宣布破產。希臘危機不過是冰山一角，由于其自身問題以及歐元區體制上的缺陷導致債務危機首先在希臘爆發，其實全球普遍存在著債務危機，究其根源主要是各國為了阻止美國金融危機的蔓延，紛紛采取經濟刺激計劃，從而扭曲了資源配置的結果，這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延續。金融危機第一階段是由于格林斯潘長期執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大量廉價資金競逐資產和資源，衍生出越來越大的證券資產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最終資產泡沫無法維持，吞噬了華爾街金融大鱷；為了挽救金融體系，美聯儲印出更多鈔票，這種行為本質是將金融機構的債務危機轉移到政府身上，這是金融危機第二階段。2009年的大救市其實就是各國政府以債治債，借債投資，雖然全球的大救市使得經濟回暖，但是并未解決核心問題，最終政府規模巨大的財政刺激計劃和投資計劃，造成許多經濟體財政赤字攀升，同時政府的過分干預使得資源錯配的局面最終以債務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梢哉f，各國出臺的系列救市計劃，造成資金錯配，由次貸危機、金融危機演變成財政危機，世界陷入“經濟刺激計劃的陷阱”。

四、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的警示

西方國家出現主權債務危機，是“以－赤字還赤字”，“以債養債”模式的必然，對中國來說也是重要警示。

(一)財政刺激計劃要在可控的范圍內，把握好財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國的國家債務和財政赤字遠低于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但也不能過于樂觀。首先，中國地方政府存在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觀”，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舉債搞發展，地方投融資平臺規模迅速增長，造成地方財政入不敷出；其次，政府本質上有主動負債的愿望和機會主義行為的沖動，往往會置社會監督于不顧，賭未來經濟繁榮的預期以保自己的政治周期；最后，當面臨經濟下行時，政府刺激計劃是十分必要的，但這也意味著政府財政負擔會加大，也可能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效應。此外，地方投融資平臺資金中80％來自銀行體系，一旦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積聚，勢必會對銀行產生重大沖擊。所有這些對未來中國經濟肯定存在巨大的隱形風險，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債務結構與實際債務負擔，做好債務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當條件成熟時，經濟刺激計劃應適時有序退出，如果當經濟已經過熱時才開始收緊，會被迫要求加大力度，政策效果也不佳，容易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注意量的積累引起的質的變化，把握好刺激計劃的“度”。

(二)與國際接軌，增加中國財政的透明度

財政透明度是一國制定宏觀政策的基礎。目前比較權威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事務部在《財政透明度手冊》中所采納的由Kopits and Craig(1998)給出的定義：財政透明度指向公眾公布政府結構與職能、財政政策取向、公共部門賬目和財政籌劃。根據該定義，財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求以及時的、系統的方式對所有相關的財政信息(包括預算信息)的充分披露，包括用來編制預算的經濟假設、政府資產和負債、稅式支出以及對數據可靠性的建議。目前中國財政透明度整體較低，在預算內財政收支之外，存在規模龐大的預算外收支，并由此引出了各部門、各單位的“小金庫”；在政府的預算報告 中缺乏詳盡的數量指標，人們難以對資金使用進行績效評估，在披露債務指標時數據不完全，沒有包含所有既有債務等等。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化，透明度問題將越來越多地被關注，此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也告訴我們應該加強政府財政的透明度。中國應與國際接軌，加強與國際機構的溝通、協調，縮小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財政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的差距。

(三)地方政府負債要與其收入匹配，決不能過度負債

地方政府之所以必須平衡預算不能負債運行，是因為他們手里是沒有印鈔機的。他們不可能像央行那樣憑空制造“信用”出來。而現在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事實上承擔的債務，將會成為未來的宏觀經濟風險的來源。除非是壓縮政府自身的開支，無論用何種方式彌補赤字，都有可能最終引發央行發行更多貨幣，這會讓本已嚴重的通貨膨脹形勢雪上加霜。

應該說，在預算法的嚴格規范之下，我國的各級地方政府本來并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赤字和負債運行情況。這原本是一個很好的經濟運行環境，但是經濟刺激計劃產生出來的大量地方政府負債，正在惡化這個環境。歐洲債務危機和美國加州財政破產危機殷鑒不遠，已經給我們敲響警鐘?，F在歐洲央行和美國政府都是靠購買或幫助受困地區發行債券暫時渡過危機，要恢復它們的財政平衡和經濟活力還必須經歷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地方政府必須嚴格控制自身的負債規模，必須依照預算法平衡預算。用融資平臺的方式避開法律的監管是短視行為，逞一時之快而增加長期經濟運行的系統性風險。

(四)做好轉方式、調結構大文章，由投資出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

希臘今天的局面警示中國過分地依賴出口拉動經濟是不可取的。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出口一直是我國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殺手锏，但是這種發展方式極易受到外部沖擊。雖然目前中國出口恢復較好，但是未來發達國家增長趨緩的風險將會顯現，在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中國下半年出口回落是可以預見的。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中國主要的出口國——歐美等發達國家低增長的情況還將持續，從長期來看，出口導向型模式是不可維持的，中國應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外需轉到以內需為主。擴大內需是中國經濟結構性轉換的核心環節，消費是比出口、投資更好、更長效的拉動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倘若不主動轉向內需為主，在面臨危機時將處于被動的位置。在出口戰略上，將主要向歐美國家出口轉向亞洲新興國家、東盟、非洲國家的出口，出口產品也應全面轉型升級，單純初級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結構是不可持續的。

(五)土地財政不可持續，應拓展財源

在中國，地方政府長期以來奉行“土地財政”政策，以出售土地籌集財政資源，高房價所帶來的高額土地出讓金和高稅收已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柱，正是這種依賴帶來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成為房價上漲的直接推手。房價的過度上漲造成房地產泡沫，當經濟下行時，順經濟周期會使房價大幅回落，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便會銳減，同時為了經濟的發展政府不得不大量舉債拉動投資，由此政府便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因此，政府應拓展財源，改變依靠具有不穩定性和不可持續性的“土地財政”稅收模式。同時，房地產市場與整個金融體系關系緊密，必須高度重視房地產市場問題，謹防房價大起大落。抑制房價過快增長，不能忽視不產生實體經濟效益的“流動性再創造”問題，一個國家的發展重心應該是以發展實體經濟為主的健康模式，這樣才會增強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

(六)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危機的出現，人們開始重新思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開始懷疑市場的有效性。由于市場本身存在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等缺陷，人們認為只有政府才能修正市場失靈。尤其在后危機時期，有擴大政府能力、夸大監管作用的嫌疑。那種認為政府是全能政府，在危機中承擔無限責任的看法，是大錯特錯的。政府過度調控后果很嚴重，只能造成道德風險加劇。政府不是“萬能政府”，代替不了市場經濟自身運轉的高效率。在應對危機時期，強化政府的作用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場的作用，更不是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而是應矯正市場機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禁止對公眾有害的市場行為，使市場經濟回到正確的發展軌道。主權債務危機的蔓延告誡各國政府應舍棄借助危機萌生的全能政府理念，嚴格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政府的真正職責應該是根據自己對信息的掌控能力和對規則的創造能力，為自由競爭理清適當的邊界，保證政府在適當、適度干預的前提下使市場效率實現最大化，又不至于積累過多的市場風險。

(七)正視地方債務風險，防患于未然

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由來已久。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的事權與財權高度不對稱，地方政府長期面對資金缺口。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國家稅收收入的大部分歸人中央財政，盡管中國現行的《預算法》等有關法律嚴格禁止地方財政出現赤字和地方政府舉債，但事實上各級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不顧自身償債能力擴大赤字，舉債度日或負債運行，且這些債務大多處于隱性狀態。

此次金融危機加重了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很多地方政府的負債額遠遠超過本級財政收入，面臨巨大風險。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資平臺等方式過度舉債已接近極限，地方政府性債務率已高達94％。

另外，從經濟走勢看，中國很可能步入加息周期，地方政府債務成本增大，房地產市場可能降溫從而令政府土地收入減少，而一旦來自土地的資金鏈斷裂，財政資金又有限，沉重的地方政府債務不得不由中央政府承擔。地方政府留給銀行大量的呆壞賬靠中央政府來核銷，宏觀經濟將可能有“硬著陸”的風險。

國家必須迅速采取行動，對全國整體財政及債務狀況作全面清查和評估，摸查地方債務的規模、來源和性質，做好各級債務的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進行債務規模限額管理和風險預警，從財政和金融兩方面切實防范償債違約風險。

(八)政府宏觀調控有局限性，謹防凱恩斯陷阱

凱恩斯學派從價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預經濟的理由，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合理性。金融危機的爆發，激發了各國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狂潮，各國政府采取“無節制”凱恩斯加上貨幣主義的刺激計劃，這在短期也許是正確的，但從長期來看，被喻為“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制，才是自動調配資源使其得到最優化的有效方式。根據科斯定理，在不考慮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只要私有產權界定清楚，各方可以通過市場自由交易達到最優結果。㈣政府宏觀調控就是在經濟發生波動時采取反周期政策來減少波動，使經濟更加平穩，但是在很多場合下非但沒有使經濟平穩發展，反而加大了經濟周期波動的幅度。無論是此前的次貸危機，還是這次的主權債務危機，充分驗證了政府過多地干預經濟總是弊大于利的。為了避免問題的惡化，應謹防凱恩斯陷阱，真正認識市場，讓市場來糾正資源錯配。無論何時，政府不能代替市場的作用，市場力量才是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愈演愈烈的主權債務風險讓我們重新思考反危機機制，也需要我國重新評價“凱恩斯主義”的成本，“赤字財政”不宜長期化，“赤字財政”作為市場失靈時政府對市場的補救，只能作為啟動力量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恢復市場活力。但如果超過啟動力量的定位，變成政府代替市場，則可能帶來更大的風險。

第5篇：地方財政債務危機范文

我們可能正在向債務危機的深淵狂奔，雖然我們很清醒。

歐債危機是怎么發生的？不是他們不了解泡沫風險，不是他們不了解金融危機的威力，而是誰也不愿意承受痛苦，哪個群體也不愿意降低薪酬、福利與資本利得，公務員不愿意，享受高薪的工人不愿意，甚至動物保護人士不愿意流浪狗身上沒有芯片項圈。

博弈到最后，除了早就成為“國際公民”的巨富階層，大家一起崩潰。集體犧牲，好過獨自赴難，大家一起承擔泡沫破滅的惡果。每次痛苦都是過于快樂的結果，每次金融危機都是合力作孽的結果，所有人睜大眼，在清醒中、在狂叫中，奔赴深淵。

一組數據證明我國未來的債務風險。地方政府的投資計劃都在千億元以上，有的甚至達到萬億規模，是地方財政收入的數倍甚至幾十倍不等。有媒體報道稱，最近各地重大項目集中開工，今年6至7月，近24個地方城市啟動超百億的投資項目，初步估計總投資規模達到5000億元。

計劃易定融資難。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新投資計劃被稱為4萬億的2.0版。是2.0版的投資，還是2.0版的債務危機，決定著中國的經濟未來。

如果地方投資計劃全部由政府出資，推出大型投資規劃的政府都會出現赤字。

地方政府游說銀行出資，考慮到大型國有銀行在光伏、鋼貿、造船等行業一朝被蛇咬，僅國開行在光伏行業的授信就高達2450億元，目前大規模的投資計劃將讓銀行陷入二次壞賬危機而已暴露內部治理亂象的地方商業銀行，將成為中國下一波債務危機的導火索。如果地方商業銀行與國開行等集中上市，可以把A股市場的地板直接砸出個大窟窿。

今年以來，債券市場持續走牛，開拓了除貸款、股市之外的第三大融資通道。據銀河證券數據顯示，延續去年四季度的勢頭，債券型基金2012年上半年凈值規模大幅增長了約1243億元，債券型基金的平均漲幅達5.62%，整體表現明顯強于股票型和混合型開放式基金，而中國債券市場僅有20多萬億人民幣規模，未來還將有更加廣闊的空間。

上半年，中央結算公司登記新發行債券570只，發行總量27458.36億元，較2011下半年減少4183億元，同比減少10491億元，減幅27.64%。

但是，其中地方政府債、短期融資券企業債市場交易活躍度極高。上半年企業債1.42萬億元，環比增加11.7%，同比增幅近四成。尤其是今年證監會推出的中小企業私募債，不設立行政許可，中小企業債務市場有了極大的拓展。

善用國人資金，投資融資有望。中國有88萬億元的人民幣存款，加之西南財大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等機構研究預計，中國家庭凈總資產高出美國21%，城市家庭平均資產247萬，中位數是40.5萬，看來有關部門下決心讓存款與家庭資產共度時艱。如果不解決投資效率，如果地方投資與高鐵投資一樣，央企虛假招標，88萬億還不夠投資部門“塞牙縫”，即使加上5倍的長杠桿，達到440萬億的規模，除了制造資產泡沫之外，根本于事無補。

只有真正放下GDP著眼于市場與民生的地方，才有希望。一些地方希望能夠引進民資，他們的投資計劃可以視為面向民資的英雄帖。對改革者的檢驗很快就會到來。一些地方政府以傲慢的姿態招商引資，感興趣的就是民間的資金。

第6篇：地方財政債務危機范文

關鍵詞：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成因

中圖分類號：F83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01-0068-02

地方債務危機是由于地方政府所欠或者間接負有責任的債務到達了一定的境界線，地方政府很多時候在經濟建設過程中遇到資金不足的情況會發行很多地方債券，而這些地方債券都是以地方的財政收入來償還的，一旦地方財政收入減少的話，那么很多到期債務就會無法償還，就會出現政府違約，這樣危機就會產生。

一、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

談到中國面臨的債務風險，盛來運表示，首先，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債務問題及其影響的，有關部門制定了相關政策，增加債務清理和地方債務平臺控制措施，并已取得了積極的結果。

從了解的情況來看，中國的債務規模仍在安全線以內，仍安全可控。有關部門已經了關于地方債務清理的數據。從總體數據看，目前，政府債務的比例，包括中央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0%以內的安全線。在這種情況下，它應該是安全可控的，中國政府的赤字率比較低。因此，總體而言，中國政府債務是安全可控的。中國經濟仍在高速增長，且收益率高，而中國政府則不同于西方政府，而且很多管理體制不一樣，我們擁有大量高質量的資產，可以用作抵押和信用擔保。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目前債務風險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都是在可控的范圍之內。所以中國政府有能力、有信心防止發生地區性和系統性金融風險，能守住這個底線。

政府全面地分析和估算中國各種地方政府性債務，在財政風險矩陣的基礎上得出，地方政府債務總額近12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是越來越大，雖然政府有多種方式解決地方債務危機，但如果僅僅從表面上解決當前的高債務問題還遠遠不夠，沒有深入找到根源就被淘汰，無疑會再次犯下的錯誤。危機雖然可以被掩蓋，但它依然存在，只有“條件”才是更大的阻力。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繼續擴大，舉債力度不斷加大，必須引起政府的重視，進一步提高債務預算編制和執行，相關措施，實現統一安排，統籌配置，努力建設“畝”和“責任”的統一政府債務管理機制。

二、政府債務的發展變化情況

我國的地方政府債務不是因為主要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產生的，卻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對于地方債務，我國要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事業發展，保障了民生。總體看來，地方政府性債務結構合理、風險可控。開展地方政府性債務情況調研，分析風險程度，促進管理規范。要嚴格按照新《預算法》的要求和“適度舉債、講求效益、加強管理、規避風險”的原則，進一步規范政府舉債行為，加強對地方政府性債務的管理，增強風險防范能力。要加大爭資跑項力度，積極化解存量債務、控制新增債務規模，有效緩解和防范地方債務風險，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快速健康發展。

三、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特點

由以上審計結果可以分析得到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特點是：

1.地方政府債務是巨大的，而政府則負責債務的比例最大。一個巨大的債務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就會給金融帶來巨大的壓力，構成巨大的金融風險，導致整個項目超規模、超預算、超標準，也增加了財政負擔。此外，還有一部分項目還沒有引入競爭機制，部分設備還未得到政府采購，這是直接由上面提供的，不只是實際成本，但也有一些設備根本無法使用，無形中增加了建筑成本。而且還款周期時間比較長，而不是一個短期的重點還款，因此，當地政府的能力不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2.對沖資本外流壓力減緩貶值壓力?？紤]到產能過剩大背景下中國實體資本回報率的下降，無風險利率的下降和剛性兌付打破之后風險溢價的上升，地方政府舉債在實際中普遍存在，從法律上說是不允許的，當地方政府沒有承擔能力，中央政府往往為其埋單，為經濟平穩運行和改革釋放更多的時間和空間。

四、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成因分析

1.地方經濟發展需要大量資金。地方債務風險表現在項目產生的現金流覆蓋不了債務本金和利息。目前，地方債務余額保守估計有20萬億，今年負有償還責任到期債務審計署給的是1.86萬億。考慮到3萬億的債務置換量，地方在審計署審計的時候低報了債務量，而在財政部要錢的時候又高報了。但無論如何，這種債務的到期置換壓力，需要平穩的流動性環境去對接，需要貨幣政策的支持。

2.在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強制使用一種變相的非標、不透明、無自我約束的融資機制，將繼續重復惡性循環。在經濟增長相對較弱的條件下，中央和監管部門為了保護各種融資渠道的增長，減少了控制，就會出現大量不規范、不透明的地方政府和平臺融資活動。不規范的融資活動導致經濟過熱和部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使金融體系面臨著系統性違約風險表現在地方稅收基礎過于狹窄，增長極為有限，地方和政府的稅收份額比例太小，難以保證地方政府有足夠的財力保持地方經濟建設。

3.地方政府官員評價體制不合理，過分追求政績。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可以填補一定的財政缺口。填補融資平臺剝離的缺口只能通過地方政府債務的發行可能是治標不治本的形式后，通過一些公共基礎設施PPP模式，建立社會資本開放，吸引社會資本進入有效緩解資金壓力。

4.債務管理不完善，地方后續融資來源存在缺口。

參考文獻：

第7篇：地方財政債務危機范文

【關鍵詞】 融資平臺； 信息不對稱； 地方債； 破產機制

隨著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的不斷擴大，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越來越受到政府與社會各界的關注。根據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據，截至2010年底，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共計107 174.91億元，其中融資平臺公司的政府性債務余額為49 710.68億元，占比46.38%。經濟學家霍夫曼表示，考慮到中國適中的總體債務水平，即使一些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陷入麻煩，地方政府總體債務看起來也是完全可控的。然而，金融服務機構摩根大通報告（2012）稱，盡管中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可控，但政府采取財政改革措施，逐步穩定地方政府債務增速仍然至關重要。地方政府債務的發展狀況及其化解是我國目前必須要正視的問題，為解決地方政府債務的激增及防范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出現，我國需要對地方政府債務具體存在問題進行深入了解，以便尋求可行的解決方法。

一、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現狀

在中國，地方政府與私人部門一起成為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投資者。金融危機爆發后，為刺激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實行了四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除中央政府承擔的11 800億元外，其他資金來源主要是地方政府承擔、政策性貸款以及地方企業債券等方式籌集資金。近年來，大規模的投資建設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同時也促使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增大。由于舉債年限多為三年期和五年期，如表1所示，隨著舉債期限臨近，地方政府債務進入了償債高峰期，債務問題也日益凸顯。

逾10萬億元的債務給地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增加是否會演變成地方債務危機的問題引人擔憂。例如，2011年云南省公路開發投資有限公司向債權銀行發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還本”，雖最終撤回信函，未造成違約，但融資平臺償債壓力可見一斑。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發表報告（2012）稱，從地方政府收入來看，地方政府有能力避免大規模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違約發生。但是，面對如此龐大的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為了避免地方債務危機，逐步化解地方債務，實現地方債務可持續發展，政府必須認清地方政府債務存在的問題。

二、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存在的問題

（一）信息不對稱

市場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的現象，處于缺乏信息的一方往往會蒙受損失。從內容上區分，信息不對稱主要包括隱蔽信息和隱蔽行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中的信息不對稱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商業銀行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地方政府對商業銀行隱蔽信息。銀行借貸是地方政府性債務的主要來源，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中，銀行貸款為84 679.99億元，占79.01%。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向銀行借貸，且融資平臺貸款總體信息只由政府掌握；銀行只是針對具體融資平臺法人或項目放貸，很難對地方政府的財力以及融資平臺借貸總量、擔保情況、債務償還安排等進行深入了解，從而無法對貸款的使用進行有效監督和指導。

2.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監管過程中存在信息不對稱。一方面，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隱蔽信息，由于中央政府缺乏地方投資項目和居民的公共品需求等信息，地方政府就可能為了使投資項目和借款申請順利通過，選擇最容易受中央青睞的項目，而不是根據投資回報和項目風險進行選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隱蔽行為，上下級政府間的選擇表現為多任務委托—模式，其中下級政府的努力不易為上級政府所觀察，因此存在道德風險問題。如果沒有將地方債務情況納入對中下級政府官員的考核，很難確保官員在解決地方債務問題方面的努力，當政府換屆時，很可能會造成下一屆政府的負擔。

（二）預算軟約束

我國地方債務存在嚴重的預算軟約束問題。一方面，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預算軟約束，即，我國的地方政府面臨嚴重債務問題時，不會因清算而破產，而是總能夠得到中央政府的幫助存活下去；另一方面，政府對國有銀行或具備國有性質的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既包括政府對國有銀行或地方性商業銀行的軟約束，也包括地方政府對其融資平臺的軟約束行為。

具體而言，由于地方政府對當地穩定與發展至關重要，因此，中央政府在面對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時就會出面救助。中國地方政府沒有發債權，融資渠道相對單一，無法進入資本市場進行融資，掌握的收入相對少。大量的投資支出，投資的范圍過寬，必然導致還款的無力。很多地方政府本身并不具備較好的財政狀況，甚至是依靠中央政府財政支持，大規模的投資不僅支出壓力大，很多項目前景欠佳，增加了償債難度。地方政府了解中央政府的態度，加之我國現行的政績考核和官員晉升制度對官員的激勵，于是地方政府傾向于風險性更大的投資活動。前文提到了政府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這也促使中央政府不能很好地掌握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往往只能在債務惡化明顯的情況下才發現問題，這時也只能作出救助行為，形成預算軟約束。軟約束的預算管理體制必然促使上級政府全力救助下級政府。

國有銀行具備政府的支持，往往存在道德風險問題。發放貸款時，銀行考慮到政府的實力往往對項目情況沒有做好充分的風險評估，貸款發放不夠嚴格。地方政府對于地方性銀行有一定的控制權，這些銀行對地方政府包括有政府背景的城司的貸款可能會受地方政府過度干預，很難純粹依據市場規則放貸。在這種情況下，銀行若作為地方政府籌集資金的主要貸款人，其對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肯定是極其軟弱的。地方政府為了維護融資平臺的正常運行，當融資平臺債務發生問題時，地方政府會給予救助而很少使其破產。上述情況促使了地方債務規模的擴大并且加大了引發債務問題的可能性。

（三）地方融資平臺的問題

1.融資平臺運作風險高

地方融資平臺的運作主要利用土地資本化、財政支出資本化、特許權資本化的方式。土地資產是地方政府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為融資進行土地交易會帶來較大風險。首先土地資本化運作過程中存在對土地估值的風險，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的高速時期，土地價格往往被泡沫化，刺激了政府和投資公司的舉債動機，膨脹了政府舉債的規模。同時，由于城市中地價的變動，資金的保障容易受到威脅。

2.地方政府違規擔保普遍存在

當項目沒有被充分認識其經濟價值時，擔保是實現項目融資的橋梁。地方政府應嚴格執行《預算法》、《擔保法》等有關規定，不得違規擔保。違規擔保行為不僅違背公平原則，而且會產生較大的金融風險。2010年，審計署公布地方政府債務中涉及違規擔保問題的金額達到464.75億元，截至2010年，有關地方和部門通過協商解除擔保協議、撤銷承諾函、被擔保單位籌集自有資金歸還等方式，整改到位220.27億元，但政府在治理違規擔保問題方面仍需加強。

3.融資平臺的償債能力堪憂

融資平臺信貸的管理尚不到位。2010年底，有78個市級和99個縣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高于100%，分別占兩級政府總數的19.9%和3.56%。由于償債能力不足，融資平臺公司普遍存在“舊債償新債”的情況。審計結果顯示有22個市級政府和20個縣級政府的借新還舊率超過20%，還有部分地區出現了逾期債務，有4個市級政府和23個縣級政府逾期債務率超過了10%。目前，對地方債務融資風險缺乏認識及改革舉措，缺少相應的監督、預警、管理機制，融資平臺公司信息披露嚴重不透明。

三、化解地方政府債務的對策

要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存在的問題，必須對地方政府債務形成和發展的原因進行整體性、系統性地思考。本文針對上述問題，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與國際經驗，提出債務化解的建議。通過推進財政體制、官員晉升機制和行政體制的聯動改革，著重完善分稅制改革的轉移支付制度，力求從根本上改變現狀，達到防范和化解債務風險的目的。

（一）規范地方債務融資平臺

1.清理債務、整合平臺

應該明確的是，地方債務融資平臺的建立是為了對公益性（非私人）項目進行融資。因此，對于非公益性項目的融資，在地方債務融資平臺中應嚴格禁止。對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規劃要實行嚴格的審批制度，防止投資決策的隨意性。同時整合融資平臺，這樣做既能控制平臺數量、加強監管從而控制規模，又能集中優勢資源形成規模優勢從而強化融資平臺的作用。

2.杜絕地方政府違規擔保

明確地方政府出資范圍的有限責任，實現融資平臺公司債務風險內部化。國際經驗表明，對于擔保的管控，應該包括禁止給私營公司擔保，限制擔保額度，地方政府預算和財務報表中應對所有直接和間接債務做出明確記錄。例如，法國政府規定，地方政府每年支付的債務費用以及由地方政府擔保的債務費用不得超過地方政府運營經費的50%。

3.建立健全事前監管機制

政府應將地方政府債務納入地方預算管理，通過預算約束，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和償債準備金制度。中國可首先推行債務管理模式的試點，然后逐步擴大規模。商業銀行應該建立項目監管制，對信貸的資金流量進行監控；進行財務監督，防止地方融資平臺抽走銀行資金；加強信息的公開與流動，一方面積極做好銀行間的溝通，共同防范貸款風險，另一方面加強債務公開化，使民眾與投資者參與監督。

（二）完善地方債務制度建設

為了使地方政府債務規范合理，降低債務風險，避免債務危機，在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引進制度約束是必要的。

1.應進一步改革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完善地方稅制，對法律進行修訂，保障各級財政財權與事權的平衡。理順財權與事權，落實財政收支責任，財政預算和轉移支付專門立法；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的規模和比重，增加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從而避免地方債務規模的過度增長，緩解地方政府對土地政策的依賴。

2.為了杜絕部分官員出于晉升目的而投資“形象工程”的行為，政府應將投資項目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以及地方政府債務現狀及減債情況列入官員激勵考核機制，以保證基礎設施投資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三）推進地方債的發行

面對地方財政的困難現狀，要做的不僅僅是規范清理債務、規范融資平臺公司，更應該實現支出項目的資金保障。為滿足資金要求，除了應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外還應拓寬融資渠道，實現多元化融資才是關鍵，而發行地方債是一條重要的路徑。首先，發行地方債在籌集資金方面有優勢，地方債有較好的信用幫助籌集資金；其次，相比融資平臺融資而言，發行地方債融資通過較低的利率降低了融資成本；再次，發行地方債通過限定資金使用的范圍幫助規范財政行為；最后，融資平臺作為公司形式而未遵循公共財政和公共投資項目的公開透明的原則，而發行地方債能夠幫助實現債務公開，降低監管難度?？梢哉f，發行債券更具效率及公平性。同時，債務融資還能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在中國，《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不允許發行地方債，但中央政府可地方債。從表2可見，我國財政部地方債以來，規模較為穩定，主要向中西部傾斜。此外，2011年上海市、浙江省、廣東省、深圳市也開展了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

清理地方債務，只有在地方債務顯性化、財務透明和預算改革的前提下才能夠實行。地方債的發行也應實行中央審批的制度，降低債務風險。具體實施過程中，可以由信用評級機構進行嚴格的信用評估，信用評估結果作為進入資本市場的前提。同時，設立相關的債券管理法規，將信息披露、地方債券交易管理規定等納入法律體系。

我國應進一步推進地方債的自主發行，而非簡單的自行發行。選擇較為發達的省及個別債務情況良好、償債能力有保障的市試點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同時逐漸加大試點省份的自，特別是關于發債的規模、債券年限、票面年利率規定等。自主發行地方債券有多方面的好處，一方面，拓寬了發債省市的融資渠道，有利于進一步投資建設，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另一方面，中央可以繼續中西部地區的地方債券，幫助其規劃債務管理流程，優化債務結構。

（四）學習借鑒破產機制

破產機制是一種資產的重新組合，而不是資產清算。由于在很多情況下，地方政府對自身財政的管理不當才是其破產的根本原因，因此，破產制度的核心是財務重組。結合國際上對地方政府破產的經驗，盡管方法有所差異，但都包含了三個重要因素：對破產程序觸發因素的定義；財政調整，即對債務人把開支與收入對應，把借貸與償還能力對應；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關于債務重組和減免的談判。在破產的陰影下，破產機制鼓勵自發地議價和談判，穩定了對地方借貸的風險和益處的預期。沒有破產機制，事前監管很容易變成過度的行政控制。

破產機制對解決預算軟約束提供了一條有效途徑。實行破產程序，中央對地方不再代為償還債務，將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硬預算約束，并減少中央政府的隱性負債，遏制地方政府產生道德風險，同時也是對地方政府財政失職和地方債務不謹慎的懲戒。

中央政府面對地方政府發生無法償還債務的情況，應該有強硬態度，避免地方政府償債對中央政府的過度依賴。加強債務形成之前的謹慎性，在初期對其進行預算，分配違約風險；將地方債務及其償還情況與官員激勵制度相結合，成為考察官員的因素；注意平衡公共服務需求與債權方權力的關系；同時，堅持硬預算約束也會使出資人持有更加謹慎的態度，從源頭避免部分風險過大的債務發生。

總之，針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現狀，必須進一步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對現有的債務進行清理規劃，整頓融資平臺問題并努力拓寬融資渠道，利用中國國民高儲蓄率的優勢，充分發揮民間資本的作用。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解決的發展趨勢是在建立健全事前監管的基礎上，逐步學習建立事后監管機制，兩者結合、相輔相成，從而防范地方政府債務危機，保障地方政府債務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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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地方財政債務危機范文

地方債，理性看

《新理財》：目前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已經到了一個非說不可的程度，您是怎么看的？

張德勇：對于地方債務的關注始自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此次地方債務又到了一個不得不關注的時點，這與此輪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中國政府的刺激政策密不可分，地方政府的借債行為，可以說達到一個“饑不擇食”的程度。較之亞洲金融危機，此輪地方債務壓力可謂空前龐大，且逐漸顯示出向下游基層政府轉移的趨勢。

《新理財》：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出臺的刺激政策從一個客觀的角度成了地方債務的“催化劑”，那么這樣的債務會不會進一步惡化，導致如希臘債務危機這樣的情況發生？

張德勇：我感覺，盡管中國目前地方政府的債務形式嚴峻，地方財政面臨還債難的問題，但整體講，還不會構成如希臘債務危機那樣的局面。

首先，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地方政府也曾大肆借債，一度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也引發了地方政府自身的重視。這幾年，陸續出現地方政府對債務管理和風險防控進行研究，一些積極地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從政府之間的關系來看，下級政府債務出現嚴重問題，上級政府不會“見死不救”，從全國角度去看，中國的財政收入還是有穩定的保障的，從全球水平看，中國政府仍是令人羨慕的“富政府”。

再有，中國特殊的國情與制度決定了政府擁有龐大的國有資產，所謂政府“破產”是指資不抵債，國有資產可以說是地方政府的最后一道防線。

現在所謂的地方債務“隱患”，其實是現金流的問題，我認為，只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債務問題不是不可解決的。

風險防控薄弱

《新理財》：地方政府具備風險防控意識嗎？

張德勇：目前地方政府更多地是考慮建設的需要，對償債機制和債務風險還沒有系統化的管控，盡管在項目申報審批的過程中有一些文件，但多流于形式。投資風險預警和債務的實時監控處于缺失狀態，財政風險意識相對薄弱，融資規模與償債能力是否合理，以及“壞賬”風險概率均沒有系統和精細化的考慮。

銀行通過融資平臺向地方政府放貸，其自身的放貸依據其實仍存在不合理性。目前《預算法》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向銀行借貸或參與擔保，貸款以政府授權和財政承諾還款文件為依據申請貸款，這種簡單的書面承諾，是不具備完善的法律效應的，不正規、不合規?！额A算法》進一步修改，除了考慮是否給予地方政法發債權，還應明確融資平臺所涉及的債務，算不算地方債？一旦出現風險，誰來承擔，如何承擔？

《新理財》：盡管法律不健全，風險防控措施做得不到位，銀行仍然愿意貸款給政府？

張德勇：銀行作為一個趨利機構，在金融危機的非常態情況下，比起把錢借給企業從而承擔高風險，更愿意借錢給政府。因為企業可能面臨倒閉破產，而政府不會“沒了”，即便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到了懸崖邊緣，它還有上級政府，還有國有資產，這無異于背上了“降落傘”，總能“安全著陸”。

合理花錢，科學控債

《新理財》：由于財權、事權不匹配，地方政府感覺到了空前龐大的償債壓力，那么地方政府錢不夠花，怎么辦？

張德勇：好，地方政府錢不夠花。那么，我反問一句，究竟地方政府要多少錢才夠花？你掙五千塊不夠花，你掙一萬塊，還是不夠花。所以，財政體制是一方原因，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擴張和需求，還有出于政績的考慮，讓政府對資金的需求永無止境。一個病態的現象，就是以支定收，而不是以收定支。在稅收和中央轉移支付資金不足的時候，就會通過借錢來滿足支出上的需求。政府支出是剛性的。只要是政府，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收入總難滿足支出需要。所以關鍵不是夠不夠花，而是要去想，該怎么花？

《新理財》：據我們了解，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開始對其目前的債務總額和償債能力進行了評估，結果不容樂觀。河南省焦作市推出了一套預算控債機制，說明地方政府已經越來越重視債務風險的防控。

張德勇：是的，焦作試編債務預算的嘗試在全國層面上屬于走在前列的。同時，像北京已經開始實施信息化動態管理債務，實行網絡實時監控，而且已經初步形成了體系。在我們的調研工作中，已經發現很多地方都在這方面開始了探索，只是目前還未公布。目前省一級的政府已經初具相對成熟的債務管理辦法。對于負債經營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其債務規模與還本付息情況，都應進行預算控制。每年的債務融資規模，要根據當地可支配財力的情況設置上限，防止過度債務融資；根據債務還本付息情況，建立健全與當地可支配財力相適應的償債機制，在每年的預算支出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償債基金，避免償債高峰期時無足夠的財力可動用。

《新理財》：據您了解，地方政府在制定債務管理和風險防控機制中所面臨的最大的難處在哪？

張德勇：我感覺，在制定債務管理機制的過程中，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具體額度的制定都比較主觀，都是根據一些歷史經驗總結出來的，很難有說一個唯一可行的辦法。例如，風險的一個警戒線，很難決定設定在一個什么程度上，即便定了，也難說超了警戒線就一定有風險，不超就沒風險。地方與地方之間，自身發展模式也各不相同，也無法制定統一的標準。就像歐盟現在很多國家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率很多都超過了警戒線。

《新理財》：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上，這些錢投下去，怎么收回來？

張德勇：這是讓地方政府很頭疼的一個問題，地方融資平臺目前存在經營性質不明確，經營性資產缺乏，經營收入少等問題。一些地方政府為增強地方融資平臺融資能力，將大量道路、橋梁以及公園等公益性資產注入地方融資平臺，由于這些資產無法產生收入，因此往往導致地方融資平臺缺乏經營收入，部分區級和縣級地方融資平臺甚至完全沒有經營收入。這些問題現在已經逐漸暴露出來了，一方面說明了地方政府舉債存在一定盲目性和過度性，另一方面，亟待出臺規范地方融資平臺的制度，加強監管，承擔公益性項目融資任務且主要依靠財政性資金償還債務的地方融資平臺不應再從事融資業務。

沒錢還債的窘境

《新理財》：目前中國地方政府這種沒錢還債的局面怎么解決？

張德勇：我認為，政府借債行為出現“壞賬”、“死帳”、“跑帳”的現象基本上是不可能發生的。最有可能出現的就是“借新帳，還舊賬”。

《新理財》：那是否會造成債務“滾雪球”，越來越大，遲早會有一天無法負荷？

張德勇：當然，這只是一個地方政府緩沖的辦法，而非長久之計。但從目前的統計數據分析，雖然中國少數地方政府面臨著巨額的償債壓力，但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良好。如果少數地區發生債務危機，中央政府應當有能力通過財政撥款或轉移支付等方式對這些地區進行支援。

第9篇：地方財政債務危機范文

關鍵詞：地方政府財政；財政危機：財政預警體系

與其在公共管理領域的地位一致，地方政府財政危機一直是一個相對冷門的研究課題。在大量搜索了地方財政風險的相關英文文獻后，我們發現，目前對于地方政府財政危機的研究大量集中于對美國州以下地方政府的研究，關于其他國家的研究文獻僅涉及到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俄羅斯、以色列、尼日利亞和肯尼亞等幾個國家。

地方政府財政危機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關于地方政府財政危機的研究對地方政府的利益相關者來說意義重大，因為地方政府作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在其權限內向轄區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對于轄區居民的福利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貧乏的服務導致基礎設施壓力加大、社會分化加劇、犯罪、貧窮以及高素質人群的遷移。而上述這些影響又使得地方政府財政狀況進一部惡化，進而陷入惡性循環。

這一問題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普遍性，使得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更有意義。但因為各國存在的諸多差異，現有的部分研究主要從所關注的國家地方政府問題出發，建立了各種各樣的研究框架。問題的復雜性使得我們很難在國際范圍內對地方政府財政危機進行較為全面的概括及建立較為完整的理論框架。

本文試圖按照危機研究的一般路徑，從成因、對策和預防幾個方面來研究地方政府財政危機問題，并對各國地方政府財政危機研究進行總結，以期對我國地方政府財政問題的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一、導致地方財政危機的主要成因

雖然各國的財政體系、經濟環境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但對于財政風險的主要成因我們仍然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稅收體系結構和政府財政收支與經濟周期的反向運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同經濟周期密切相關，經濟景氣，政府收人增加，經濟凋敝，政府財政收入即會大幅衰減。而政府支出特別是一些剛性支出并不會因為經濟周期的變動而改變，其中一部分支出如失業救濟等方面的支出反而會大幅增加。因此，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這種反向波動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會在地方政府的財力上形成一個缺口，而地方政府的稅收體系結構則決定著這個缺口的規模。

一個好的稅收體系應當有助于保證財政收入的穩定性，反之亦然。以美國州政府為例。美國州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3種稅：銷售稅、個人所得稅、財產稅，合計起來構成了美國西部各州和地方政府88％的稅收來源。在這3種稅中，個人所得稅是最不穩定的，當失業率增加時，個人所得稅稅源減少，反之亦然。同時，股票市場的不景氣也極大地降低了資本利得收入，減少個人所得稅稅源。而財產稅，特別是商業財產，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因為對財產的估值并不會發生急劇波動。對銷售稅的課稅方法所產生的風險就是，如果主要的產業下滑，稅收收入也會下降。這使得政府可能遭受雙重打擊：私人部門的優勢產業下滑的同時，公共部門應對下滑的能力也隨之下降。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財政支出，比如失業保險，是反經濟周期的。公共支出的一個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市境艱難時提供一個安全網。平衡財政需求，與不穩定的稅收結構相結合，對地方財政提出了挑戰。

(二)各級政府之間財力和職責的分配不當在財政分權的背景下，各級政府間對財力和職責的分配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大多數發達國家由于較早開始實行財政分權，并在實踐中探索出了一套適合于自己的模式。因此，目前因為政府間財力和職責分配而產生的財政問題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及轉軌中的國家。

轉軌過程中的俄羅斯地方政府就存在著典型的因財力和職責分配不當而造成的橫向和縱向的不均衡問題。橫向不均衡主要體現為具有較多支出需求的州更可能采用赤字融資手段；縱向不均衡主要體現為各級政府沒有按其所獲得的財政資源承擔相應的支出責任。盡管收入分享制度和轉移支付制度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解決縱向不均衡問題，但政治可信性和經濟效率均要求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擁有決定一些收入來源的權力(如根據其需求增加或減少某些稅、費)。然而，俄羅斯聯邦以下各級政府在征集自有收入方面并沒有被賦予足夠的自，在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為了維持正常運轉不得不采取各種方式向外部融資。大量融資的結果就是導致地方政府債務不斷增加，財政風險不斷積累。

(三)地方政府運行中的道德風險財政分權下的地方政府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主體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往往存在著大量的自利。這些自利行為往往體現為地方政府的發展沖動，這種發展沖動集中體現在地方政府為發展經濟而進行的公共投資項目。在地方政府決策正確，管理得當的前提下，這些項目無疑是有益的，而這些投資項目一旦失敗，地方政府就必須承擔損失。在政府間關系界定科學合理的國家，這種損失由地方政府自己承擔，但在很多國家，上級政府實際上是在為下級政府扮演著擔保人的角色。當地方政府財政出現問題的時候，即地方政府不能保障工資、獎金和失業救濟，或者地方政府變得不能提供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務時，迫于社會壓力可能迫使中央政府插手。這種暗示性擔保機制事實上是中央政府為地方政府的負債所提供的一種擔保。該擔保產生了一個極其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地方政府有著強烈的借款、擔保甚至欠款動機，因為這些行為的成本極有可能最終由國家來承擔。

日本地方政府面臨嚴重債務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對地方債務的一個暗示性擔保。有記載以來，日本共有884個地方政府宣布破產，但其債務從來沒有被豁免，而是由中央政府償還。這使得銀行不論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如何，都愿意向其提供貸款。雖然在2006年，日本為控制地方負債建立了一個“咨詢體系”以取代原地方政府舉債批準體系，但事實證明，只要中央政府的這一擔保機制存在，那么地方政府行為中的道德風險就不可避免。

二、地方財政危機的應對措施

(一)地方政府破產應對地方政府財政危機的常見舉措是在地方政府無法償還到期債務時，實施破產程序。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地方政府破產法為債權人的追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護，無力支付的各級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協商的債務重組、改組或重新籌集資金等方式解決債務問題。

一般而言，地方各級政府在無法償付到期債務時應當被視為破產。無法支付工資薪金、養老金、合同款項、債務的本金或利息都是政府破產的證據。

與企業和個人的破產立法不同，聯邦以下各級政府的破產程序不包括為償付債權人的債權而清算政府資產的內容。地方政府破產程序的目的是強迫地方政府進行負責的財政行為，而不是關閉地方政府，停止其運行。對于那些無力支付的政府，破產給他們提供了扭轉困境和恢復財政健康狀況的時間。

(二)財政緊急控制地方政府破產是一種只有在財政管理嚴重不善的情況下才使用的激烈措施。另一種較為溫和的方法是實施財政管理緊急控制，在這種情況下，上級政府通過特別控制手段，減少由于地方政府管理不善導致的財政和經濟危害。例如在美國，20個州擁有對處于財務危機中的市政府進行幫助和控制的法律條款。

美國對州財政緊急狀況的確定以一系列客觀標準為基礎，例如，聯邦以下各級政府在連續兩年無法支付債務或沒有充足的資金彌補預算赤字。當財政緊急狀況發生時，上級政府建立一個委員會對州政府或地方政府進行監管和提供技術幫助。聯邦以下各級政府和監管委員會聯合制定一個計劃，支付所有債務、養老金和其他必須履行的支付項目，同時通過減少相對次要的預算項目以消減支出。

與破產選擇相比，緊急委員會被授權改變地方政府所作出的財政決定，這會使地方政府喪失更多的地方控制權。

三、地方財政危機的防范

地方財政危機的防范主要表現為相關體系的建設。一個健全而又嚴格執行的財政體系對于財政安全至關重要。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地方財政危機的防范涉及到整個國家財政體系的建設與完善。下面我們對幾個最直接關系到地方財政安全的方面進行討論。

(一)財政預警體系的建立加強監控是防范地方財政風險的前提。建立一個預警體系以記錄和評估地方政府財政風險是非常重要的，這個體系可被用于對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的評級并作為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進行干涉和緊急財政援助的信息基礎。此外，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地方債券市場和私人信用評級體系沒有發展起來，地方政府不受制于市場規則，很多國家地方財政運行缺乏透明度的境況加劇了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的草率。這些問題的大量存在，進一步說明了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財政進行監控的必要性。

例如，美國模式或者更確切地講就是俄亥俄州模式相對是比較健全的。該州建立了一個名為“地方財政監控計劃”的體系，由州審計局負責執行，并在《地方財政緊急狀態法》中詳盡規定了這個監控體系的操作程序。它對地方政府進行財政核查，以確定地方財政是否已接近緊急狀況。如果一個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符合所規定的三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審計局便宣布其進入“預警名單”，并對該地方財政進行監視。如果州審計局發現該地方政府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則將其從“預警名單”中移至“危機名單”。同時，根據《地方財政緊急狀態法》，只要有一個地方政府被宣布為財政危機，該州就應成立一個“財政計劃與監督委員會”的機構來監督和控制該地方政府的財政管理。在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后的120天內，地方政府的首席執行官(也是該委員會的成員)必須向委員會提交一份詳細的財政改革計劃，以及時采取可行的措施來應對和化解危機。為配合這項改革，審計部門等相關咨詢機構還會向處于監控中的地方政府提供無償的咨詢服務，這也減少了改革的相關成本。

俄亥俄州模式雖然結構精細，并有一個很明確的設計目標——提供早期預警，但卻有著很明顯的局限性：(1)財政監控體系中所使用的風險指標基本上是靜態的，他們并不反映政府收入、支出和債務的動向，因此，不能對財政的穩定性進行直接的評估；(2)一個更大的缺點在于大多數指標是基于傳統財政賬戶——政府現金流量和直接債務，它們不能或者僅僅在一個很小的限度內反映政府的或有負債。

或有負債不納入到地方政府財政風險評估的范圍通常是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數據很難收集甚至根本不存在。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為數不多的開發出計算和報告地方政府或有負債的兩個國家。下面我們以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為例簡要說明澳大利亞地方政府財政預警體系。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政府要求國庫在其向議會和公眾提交的年度和半年度預算中提供一個關于地方財政的風險評估，該評估應當包括所有可能對財政成果產生顯著影響的因素，具體包括：(1)經濟參數的變化，比如雇傭、薪水、物價以及利率；(2)與不確定事件的發生相關的財政風險，這種風險會影響到特定收入或支出，但是其可能性和發生時間又是不確定的；(3)由地方政府擔保所產生的不確定的或有負債轉化為現實負債。

1999年到2000年中期財政報告的風險陳述討論了大量來自政府或有負債的可計量或不可計量的事件。這些事件包括對政府的法律訴訟、政府擔保、環境損害以及對公共服務需求的可能變化，例如：(1)州征稅辦公室存在大約9300萬美元的或有負債，該或有負債產生于針對最高法院1998年的一項決定的訴訟；(2)在1994年5月，公共交通公司與OneLink協會簽署了一項為期十年的合同，由該協會負責為公共交通公司提供自動化票務服務。國庫對公共交通公司向服務提供者履行支付服務費用的義務作出了擔保。服務提供商有權索取因為公共交通公司私有化或公共交通改革而產生的損失；(3)有些政府財產被認為是潛在的污染源，雖然該州并未在法律上規定政府應承擔任何與此相關的義務，政府仍將承擔為治理污染、恢復環境而可能發生的支出；(4)公共事業部門提供的關鍵服務，比如，對公共醫院的急救服務的需求強勢增長，這樣政府就應向這些組織提供計劃外的資金。

(二)政府間關系的調整政府間關系的調整應當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財政資源在各級政府間的合理分配；另一方面是上下級政府間責任承擔的有序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