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人文教育概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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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醫學人文教育概論范文
有關通識教育，以及醫學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問題，已不太需要有更多的爭辯。但無論是單科性的醫學院校，還是合并了醫科大學重新組建的綜合型大學，如何深化在通識教育大框架下的醫學人文教育，則還有著寬闊的討論空間。注重和增強理性內涵和價值導向，有益于納入通識教育范疇的醫學人文教育的品位提升和教學質量的提高，這既需要有理論上的深入思考，更需要有實踐中的積極探索。
一、教學理念：回顧與分析
通識教育在21世紀初，尤其是最近幾年蓬勃興起，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一個“熱點”和“時尚”話題，是與20世紀中期起同樣蓬勃開展的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有著一定關聯的。因而，著眼于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與通識教育的歷史演進，注重“問題意識”，回顧和總結相關實踐經驗，對于推進當前通識教育視域下的醫學人文教育，無疑是必要和重要的。
1. 現狀：有待改進的問題與不足
近年來開展的包括醫學人文教育在內的通識教育所取得的成效，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雖然目前諸多高校的人才培養計劃、教學實施方案、課程體系設計，已將通識教育的范疇取代以往的文化素質教育的范疇，但由于沒有很好地重視和研究多年來文化素質教育實踐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和缺陷，缺乏“思想成長”、“精神成人”的教學理念，從而造成這些不足和缺陷在現實的醫學人文教育教學實踐中，繼續得以“延續”和“蔓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把醫學人文教育的開展，機械地理解為給醫學生是“補”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課”，而對如何凝練醫學人文教育的精神實質，卻鮮有深入的探究。
其二，把“文化”、“人文”等概念片面地“窄化”，把醫學人文教育等同于文學常識、文藝素養的教育，呈現為膚淺的“娛樂化”傾向。
2. 認識：片面性與機械性
（1）人為地“低估”醫學人文教育。各高校的醫學人文教育，都被列入相對于“必修課”、“專業課”的“選修課”、“公共課”范疇。由于長期以來“想當然”的思維習慣，人們總是把必修課、專業課看作 “優于”、“高于”、“重要于”選修課、公共課；從事必修課、專業課教學教師的水平、能力要“優于”、“高于”、“重要于”從事選修課、公共課教師。這就挫傷了廣大教師熱心于醫學人文教育教學改革和發展的積極性，使得醫學人文教育大多在低水平基礎上循環往復，缺乏提高教學質量的動力。
（2）對學生的“迎合”大于對學生的“引導”。包括醫學生在內的“90后”大學生，都有著“讀圖的一代”、“動漫的一代”等特征。無論是在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方面，還是在教學方法、考核機制方面，“淺閱讀”、“碎片化”、“快餐文化”等浮躁風氣，還“左右”著我們的教育教學理念。學生們只是滿足于知識的傳授，缺乏高雅品味的追求，忽視理性追求的自覺。
（3）“功利化”色彩依舊較為濃郁。縱然暫不探究“通識教育”的名詞解釋，也不糾纏它與“通才教育”、“全人教育”、“博雅教育”、“自由教育”等概念的關系，但其注重人的全面發展、強調人的精神內涵方面的培養，這已是人們的共識。同時，通識教育是崇尚理性和講究品味的，是應當與“浮躁”的社會風氣截然不同，是“去功利化”的。但在目前作為通識教育范疇的醫學人文教育，在教學實踐中的具體措施和要求中，卻難以走出“功利化”的藩籬。學生們為獲取學分甚至要能夠“簡便”地獲取學分而選修的現象已十分普遍。通識教育的本意是讓學生追求崇高，淡化功利，但在無形中卻又多了一層“功利化”的色彩。
（4）價值導向意識淡化。借用“言必稱希臘”這句格言，鳥瞰國內通識教育，只要是談論通識教育，往往都是“言必稱‘哈佛’”。大凡開展通識教育的高校，都把美國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作為一個“標桿”和“模式”，以此當作“參考系”，進而謀劃各校的通識教育框架和基本內容。醫學人文教育也同樣如此。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特別是在當前信息化、全球化、多極化新形勢下，世界各國相互間的學習和借鑒，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任何學習和借鑒，都必須從各國、各民族的實際出發。就國外通識教育而言，其背后都隱含著這些國家所倡導的價值觀和價值理念。這些價值觀和價值理念是否適合我國的國情，是否符合我國的主流意識和價值規范，都是需要認真甄別的。此外，涉及有關西方學術流派、社會思潮，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是純“客觀”的描繪和介紹，而應以清醒的頭腦進行全面、深刻的認識和分析。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當被我們“效仿”的對象，多年以前已經在驚嘆“失去靈魂的卓越”，[1]正在冷靜地進行反思，我們反而還盲目地邯鄲學步、亦步亦趨，這難道不應該引起高度的警覺嗎？在通識教育的大背景下，我們醫學人文教育需要的是什么樣的“靈魂”，追求的是什么樣的“卓越”，是與“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相一致的，是以“四有新人”、“四有公民”的要求為基本遵循的。這一“底線”我們必須牢牢把握住的。
二、教學實踐：探索與啟示
注重通識教育視域下醫學人文教育的理性內涵和價值導向，不僅是個理論問題，而且更是個實踐問題。審視上海市精品課程“醫學人文概論”[2]教學實踐及建設過程，發掘其內在邏輯軌跡，對于進一步提高通識教育框架下的醫學人文教育，具有一定普遍意義和價值的。
1. 精心謀劃、不斷完善課程的“頂層設計”
（1）著力構建一門具有整合意義的新課程。作為通識教育的“醫學人文概論”，不是簡單的“人文（理論）+醫學（案例）”，而是一門具有“整合”意義的新課程。它將以正確認識“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為主線，適應醫學模式由單一的“生物”模式向“生物—社會—心理”范疇“整合”相關學科與醫學教育的內在關聯，在一般大學生通識教育目的的基礎上，提煉“健康所系、性命相托”這一醫學人文教育“精神成人”的精髓和實質。
（2）著力編寫一本融學理性和可讀性為一體的新教材。在多年教學實踐基礎上，編寫國內第一本以“醫學人文教程”命名的教材，進一步規范了課程的教育教學。該教材以培養高素質、復合型醫學人才為目標，緊密聯系醫學科學和醫學教育發展的趨勢，借鑒多種版本“國際高等醫學教育最低標準”的有關要求和內容，有機融入倫理學、經濟學、法律學、教育學、社會學，以及科學思維方法等內容，以生動的案例、活潑的話語，給醫學生對醫學人文教育有一個“提綱挈領”式的“概要了解”，并為進一步學習的拓展，留下較為寬廣的空間。
（3）著力開展一種調動和激勵學生積極參與的自我教育新方法。通識教育的學習不僅僅是知識的積累，更重要的是心靈感悟。醫學人文教育實踐，應努力增強教學的“互動”，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意識，展示學生“個性化”的真實感受。積極引導和鼓勵學生在集中聽課的同時，以“主人翁”的姿態，圍繞醫學科學、醫療服務、醫學教育的實際，參與課堂討論、提問回答、資料收集、個案訪談、專題演講，以及附屬醫院或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實地考察等方式，進而對教學內容有更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
（4）著力建設一個延伸和深化教學的課程網站。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為教學的延伸和深化，提供了新的載體和便利。建設課程網站，不斷予以維護和更新，努力做到“課堂內”與“課堂外”的有機統一，較好地處理了醫學人文教育“教學內容多、教學時數少”這一帶有共性的矛盾。通過課程網站，我們引導學生開展課外經典著作的閱讀，介紹相關學科前沿進展或典型事例，開展專題討論。利用網絡“論壇”等路徑平臺，讓同學們發表各自對本課程相關內容的認識和觀點，并開展相互間的“點評”，提高分析問題、邏輯歸納的能力，也彌補了課堂教學中的討論環節因人數較多、時間緊促所形成的“參與面”過窄的現象。另一方面，借助課程網站，對于一部分對醫學人文乃至人文社會科學有興趣的同學，可進行有針對性的交流，有利于“差異性”教學的開展，也有利于學生全面素質的提高。
（5）著力打造一支學科交叉、具有共同追求的師資隊伍。醫學人文教育的建設，課程、教材、教學方法、領導重視等等缺一不可，但最重要的是師資隊伍建設問題。醫學人文教育的特點之一，就在其具有很強的學科交叉性。這樣的學科交叉，不僅體現在醫學與人文的交叉，還包括醫學本身學科間的交叉，以及人文本身學科間的交叉。這就要求從事醫學人文教育教學的師資隊伍構成，體現“綜合性”、“多樣性”、“交叉性”這三個基本特性。此外，還應加強兩個“結合”。一是“院內”和“院外”相結合，即醫學院內部各學院、部門之間的有機整合，如基礎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護理學院，以及教務處等部門之間的融合。還有醫學院與其他學院之間的有機整合，如：人文學院、學院，以及有關附屬醫院等單位的融合。二是“專職”和“兼職”相結合，即在保證一支基本的專職教師隊伍的同時，根據教學內容需要，聘請院外、校外的有關專家學者，尤其是臨床一線的師資“現身說法”，強化醫學人文教育的現實感和生動性。
更進一步講，本著“全員育人”的教學理念，“高等學校各門課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師負有育人責職”。[3]無論是單科性醫學院校的師資隊伍，還是陸續合并了醫科大學的綜合型大學的師資隊伍，都蘊含著豐厚的育人資源。“為人師表”、“教書育人”、“學高為師、身正為范”、“身教重于言教”，都是包括醫學人文教育在內珍貴的通識教育資源，都將給予學生們良好的思想道德、人格品質的熏陶。
2. 聚焦和凸顯具有醫學人文特征的“人格養成”價值理念
（1）從“知識探究、能力建設、人格養成”到“崇高醫德、精湛醫術、完善人格”。近年來，上海交通大學提出了“三位一體”的育人理念，即“知識探究、能力建設、人格養成”。“三位一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其中“人格養成”是目的、歸宿和落腳點。
由于國內屬于“第一方陣”的醫科大學都已紛紛與綜合型大學合并，大多成為綜合性大學的一個二級單位。這種行政體制上的變化，內在地要求醫學院的辦學思想、培養計劃、課程體系等要與綜合型大學相一致。通識教育視域下推進、加強醫學人文教育，首先也是要領會整個學校通識教育的具體要求，在此基礎上，規劃醫學人文教育的建設和發展內容。
醫學人文教育應著力將“人格養成”的“外在要求”，轉化為學生的“內在自覺”，努力探索“顯性”的教學實踐與“隱性”的價值導向有機統一。面對紛繁復雜的醫患關系，為營造和諧的醫療服務環境，努力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社會問題，秉承“三位一體”的教學理念，凸顯“人格養成”的價值追求，對于當代青年醫學生這一未來醫務工作者群體來講，有著重要的現實性。
結合醫學人文教育教學“知識探究、能力建設、人格養成”的“三位一體”要求，有機地轉化為“崇高醫德、精湛醫術、完善人格”等適合和體現醫學生人才培養的具體內涵。對醫學生來講，“人格養成”就是要深刻領悟“醫學—人學”、“醫術—仁術”、“仁者—愛人”、“仁德仁術—濟世濟眾”等醫學人文的精髓及理性的價值導向。從更深遠的意義上說，強調醫學人文教育的價值導向，也是遵循“立德樹人”，與“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4]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價值導向，有著內在的、緊密的聯系。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人格養成”，還是“完善人格”，都不應是空洞的、抽象的“說教”，也不應是純粹的理論“演繹”。尤其是崇高的人格，優秀的品質，都是建立一個個具體的、生動的、現實的“人”身上的。正是通過這一個個充滿“個性”的個體“鮮活”而“平凡”的事例，折射出燦爛輝煌、可歌可泣的具有醫療服務特征的“完善人格”和優秀品質。
（2）教學相長，充分發揮“教”與“學”的兩個積極性。實踐表明，“三位一體”的教學思想，尤其是“人格養成”的目的和歸宿，并不是依賴傳統意義上“傳道、授業、解惑”——這一“單向”努力就能實現的。培養學生的高尚人格和優秀品質，必須“教學相長”，發揮好“教”與“學”兩個積極性。
第2篇：醫學人文教育概論范文
【關鍵詞】人文精神 人文教育現狀 現實意義 改革啟示
一、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humanism）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命運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精神文化現象的高度珍視，對一種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學科是集中表現人文精神的知識教育體系，它關注的是人類價值和精神表現。從某種意義上說，人之所以是萬物之靈，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獨特的精神文化。歷史上醫學是最具人文精神傳統的一門科學，醫學人文精神是醫學的靈魂，反映了人類對生命的根本態度。
二、培養人文精神在中國醫學教育的現狀
發達國家醫學院校非常重視學生的人文精神方面的培養，人文課程教學時數所占比例較高，如美國、德國達到20.0%～25.0%，英國、日本也占到10.0%～15.0%。而我國醫學院校的人文課程的教學時數大約占到總教學時數的8.0%，明顯低于發達國家。相對而言，中國的醫學生接受國家教育部規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如思修、基本原理概論等都是基于理論學習，卻也占據了人文精神在醫學生思想教育方面的重要性。
有一項針對我國10所護理院校的調查，發現這些學校中開設人文課程最少的僅有6門，僅占教學時數的6.2%，有些學校根本不開設人文必修課程。對醫學生缺乏人文社科知識的系統性培養，也直接影響了醫學人文教育目標的實現。[1]可見我國醫學院校在對醫學生人文精神培養方面的課程建設仍然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醫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情況更是令人堪憂。
另一方面，與西方國家醫學教育相比，我國醫學教育的師資水平依舊比較落后。殷小平曾以“對教師人文素質的評價”為題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教師人文素質‘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學生僅占25.3%，認為‘一般’的學生占55.2%，‘不滿意’的學生占19.5%。”此外，在對人文課程的教學效果評價中，作者指出：“學生們反映，即使是人文科學類的課程，許多也是徒有虛名，教室并未講出有吸引力的內容。”“學生們最期望的教學方法為啟發式（73.9%）、交互式（61.2%）和小組討論（44.2%）。事實上，枯燥的理論不僅很難將鮮活的人文精神點燃，而且必然促使醫學最終對醫學精神本身的背離和異化。”時代與生命的對醫學生的要求是要在“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相互統一的基礎上，發展和發揮醫學科學、醫學人文、醫學社會的內在相通性，建立一種真正的現代醫學精神。
三、人文精神的現實意義
我國現行的醫學教育只是注重培養學生的專業知識，側重于科學教育和技術層面的訓練，相對忽略學生關愛病人、關愛生命之人文精神的培養，社會人文因素對健康與疾病的影響未能收受到應有的重視。而不少學生選擇醫學專業更是帶著這個行業在社會中有著高收入的功利色彩。“救死扶傷”這四個字后面的精神內涵，并不是他們在踏入這個業甚至是在學校接受教育階段所強調的學習內容。專業知識是醫學生人文精神的倫理實踐，必須本著“以人為本”的核心，更加關注人的心理屬性和社會屬性。在對病人的治療過程中，利用人文精神與專業知識的相輔相成，讓病人感受到來自醫者的溫暖與關懷。可是由于我國醫學教育對人文精神培養的滯后，“醫者仁心”的傳統道德已經與現實生活脫節了。
目前社會上醫療逐漸遠離對人和生命的關愛，醫療資源浪費，醫療費用高漲，醫患關系緊張，人們對醫生越來越多的不信任，醫患糾紛屢見不鮮，除了一些客觀因素，如醫療條件有限，醫療衛生政策不完善， 社會輿論的偏激報道等，但其最根本原因是醫務工作者醫學人文精神的缺失，醫學人文精神的培養在學校就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據中國醫師協會最近一次《醫患關系調研報告》顯示，全國平均每家醫院發生醫療糾紛66起；發生患者打砸醫院事件5.42起，打傷醫師5人；單起醫療糾紛最高賠付額達300萬元，平均每起賠付額為10.81萬元。一組組震驚人們眼球的數字，一個個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都是對我國醫學教育敲起了警鐘：加強醫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強調人的主體作用，是對醫學專業知識的鞏固與尊重，更是對生命的理解、尊重、呵護、關懷。
四、人文精神對中國醫學教育的改革啟示
首當其沖，是要調整人文精神的課程設置。醫學人文課程包含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層面主要是讓醫學生建立對人、社會、自然和自身的正確態度，建立科學世界觀、人生價值觀，培養道德、情操和人文品味。第二層面是使醫學生運用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探討與醫學、醫生職業、醫療衛生保健事業發展有關的若干問題，引導他們重視生命與健康的價值，珍視人喝生命。第三層面是融人文精神培養于醫學實踐之中，提高醫學生的綜合素質。人文課程與專業教育相結合，在充分發掘專業知識文化內涵的同時，發揮人文力量對專業課程潛移默化的影響，提高醫學生的人文素養和對人文精神的理解，把這種提升帶到今后的實踐中，把握醫學這一生命科學的社會性、科學性和人文性。
只討論醫學人文精神是不夠的，需要讓它作用于我們的信念，在醫療實踐中得以實現。因而各醫學院校應該發動各項可利用資源，營造和諧的校園文化環境，讓學生在接受理論教育的同時，積極投身與課后的實踐中，開展多項社會實踐活動，志愿者服務活動等，將課堂教學與實踐教育相結合，兩者互相促進，培養出既具備較高的專業技術水平，又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和人文精神的優秀醫學人才。
醫學人文精神為現代醫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現代醫學科學只有在醫學人文精神的指導下，才能擺脫醫學技術主義的誘惑，肩負起人類賦予的神圣使命，二者的融通才是現代醫學發展之未來。期待著醫學發展的歷程會進一步朝向人類尋求預防疾病、減輕病痛、治愈疾病、維護健康的過程，朝向人類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尊重思想、尊重靈魂、彰顯醫學人文精神的過程前進。
第3篇：醫學人文教育概論范文
【關鍵詞】醫學生；教育理念；醫學科學精神；人文精神
樹立現代教育理念是指導教育改革與實踐的關鍵。醫學高職院校在教育體制改革矛盾凸顯的關鍵時刻，應更加重視加強人文素質教育，樹立以人為本、生態和諧的現代教育理念，形成科學與人文并重的現代醫學教育觀。
1.樹立以人為本、生態和諧的現代教育理念
2006年，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向聯合國教科文衛組織提交了一份題為《教育：財富蘊藏其中》的報告，提出了現代教育由“學會認識、學會做事、學會生活、學會發展”四大支柱支撐的現代教育理念。現代教育強調以人為本，把重視人，理解人，尊重人，愛護人，提升和發展人的精神貫注于教育教學的全過程、全方位，它更貫注人的現實需要和未來發展，更注重開發和挖掘人自身的稟賦和潛能，更重視人自身的價值及其實現，并致力于培養人的自尊、自信、自愛、自立、自強意識，不斷提升人們的精神文化品味和生活質量，從而不斷提高人的生存和發展能力，促進人自身的發展與完善。人才的健康成長需要寬松和諧的社會生態環境的滋潤，現代教育倡導“和諧教育”，主張把教育活動看作是一個有機的生態整體，追求整體有機的“生態性”教育環境建構，力求在整體上做到教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環境育人，營造出人才成長的最佳生態區，促進人才的健康和諧發展。醫學高職院校作為培養和造就社會所需要的合格醫學人才的單位，自然應當全面體現以人為本、生態和諧的時代精神，創造良好的教書育人環境。
2.形成科學與人文并重的現代醫學教育觀
“醫學科學精神和醫學人文精神的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單獨完成現代醫學的完整構建，只有實現兩種精神的理想結合，才能促進現代醫學的健康發展。醫學不斷走向成熟的標志之一，就是醫學人文精神交織著醫學科學精神的維度，醫學科學精神蘊含著醫學人文精神的精髓，二者形成張力，彌合分歧，互補共進。”[1]因此，醫學高職院校必須樹立醫學科學精神和醫學人文精神并重的現代教育觀，人的思想影響著人的行動，首先必須要轉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思想觀念，破除禁錮。
2.1教育者觀念的轉變
教師是進行人文素質教育的關鍵。教育者的教學觀念是人文素質教育的前提。“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教師在人格、品質氣質、情操等方面被學生內在模仿，將會對學生未來的行為產生深遠的影響。現代教育理論認為，學生對教師的模仿首先是外在的模仿，即模仿教師的動作、語言、愛好等外顯行為或外部特征而產生類似的舉動，進一步發展成為內在模仿，即模仿教師的內心特征而產生創造性的行為。”[2]
教師是進行人文素質教育的關鍵。教育者的教學觀念是人文素質教育的前提。高等教育的師者隊伍中與學生接觸最多的是授業恩師及輔導員。富有人格魅力的教師，以其廣博深邃的學術修養、敢于挑戰的治學態度，為學生樹立學者風范；以其淡泊名利的人生境界、樸實誠懇的生活態度，成為學生樹立人生楷模，潤物細無聲式的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然而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中，我們發現許多教師特別是專業課教師存在著對人文素質教育的漠視心理，他們本身多是在實驗醫學的模式下教育培養出來的，其知識結構本身就存在人文素質的缺失問題，這給當前的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帶來了消極影響。
“素質，最關鍵的是思想政治素質”，河南職工醫學院主要是由思想政治理論研究部的教師承擔對學生的政治素養培育人物，將《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醫學倫理學》、《形勢與政策》四門課程作為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課程設置著眼于引導和幫助學生掌握的立場、觀點、方法，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確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為他們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不動搖打下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指出：“輔導員是高等學校教師隊伍和管理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教師和干部的雙重身份。輔導員是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組織者、實施者和指導者。”高校寬松的教育環境，年輕化的教師隊伍建設，使得與學生接觸機會最多，交流時間最多，共同話題最多的就是輔導員，輔導員不再是發號施令的權威.學生也不再是被動接受的個體，他們之間的交往建立在平等、民主的基礎之上，擺脫了“教師”和“學生”的角色束縛，通過情感的認知和信息的傳遞，形成了“亦師亦友”的特殊關系。高校輔導員通過“友師型”的角色扮演，參與到大學生成長成才的全過程，對其進行思想政治素養的提升教育、專業知識素養的督促教育、心理健康行為的咨詢矯正教育，成為其人生道路的引路人。故而，融洽師生關系更有利于較好地開展醫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推進醫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培養正確的職業道德。
2.2醫學生觀念的轉變
筆者曾做過兩份具有不同教育經歷的醫學生關于自身人文素養評價的調查問卷。第一份是對2011年河南省衛生廳舉辦的全省鄉鎮衛生院全科醫師培訓班鄭州、新鄭、開封三地區352名培訓學員關于自身人文素養評價的調查問卷。第二份是對本院2012級藥學班和護理4大班225名學生關于自身人文素養評價的調查問卷。統計結果如下：
對自身人文素質的評價
從統計結果看，無論是具有工作經歷的培訓學員，還是在校大學生，對自身人素質現狀都是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滿意率僅在4%左右。“為迎接21世紀，大學最大的使命就是重新強調強調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把失落的‘人’找回來”。醫學是一門“頂天立地”的學科，是促進人類健康、拯救人類生命的特殊職業，它占據著自然科學的前沿地帶，面對蕓蕓眾生的生老病死。面對一個個弱勢群體，醫務人員不僅要具有高超的醫術妙手回春，更要具有高尚的人文素質慰藉心靈。這就要求今天的醫學生，“明天的醫生”自身要轉變觀念，力爭成為兼備醫學科學精神和醫學人文精神的高品質的全面發展的人才。
1992年WHO衛生人力開發司教育處處長Boelen.C博士在《醫學教育改革需采取全球行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五星級醫生”的觀念，即保健的提供者（Care Provider）、決策者（Decision Maker）、健康教育者（Health Educator）、社區領導者（Community Leader）、服務管理著（Service Manager）。[3]20世紀70年代以后，新的社會—心理—生物—醫學模式提出。2001年國際醫學教育專門委員會制定了本科醫學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該要求強調指出“敬業精神和倫理行為”是醫療實踐的核心，應把“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同“醫學知識”、“臨床技能”一樣作為保證其畢業生具備“基本要求”所規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質之一。[4]
時代的進步，社會的發展，作為醫學生除了具備寬厚的專業知識底蘊，更應該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端正人文價值取向、開闊人生境界，這種轉變應貫穿于醫學生職業生涯的全過程。首先在學校理論教育階段，重視自身人文素質的提高，反思以往的教育經驗，絕大數醫學院校實行的是“灌輸式教育”，純粹的理論式教育模式，以河南某醫學高職院校護理專業一年級為例，每周五個工作日，每日八個課時，除去周四下午學生班會，每周共三十六課時，其中政治理論課四課時，英語四課時，體育兩課時，剩余二十二課時全為護理專業課，該專業到二年級，不再進行政治理論課教學，二十六課時專業課，很明顯“半人”教育的產物，嚴重阻礙醫學生人文素質的培育。鑒于此，醫學生在入學開始，就應改變中學階段被動接受知識的理念，主動涉獵個邊緣學科、交叉學科、特別是人文社科類知識，積極參加各類社團活動，鍛煉和培養自身綜合素質。其次，在見習，實習過程過中尤為注重加強人文素質教育，結合見習期間所接觸到的典型醫療病例，從醫學、道德、法律、政治等不同維度進行人文層面的分析，將理論與實踐緊密相連。最后，在作為職業醫務人員的過程中，更為注重加強自身的人文素養。作為職業醫生，我們不僅要具有精湛高超的醫療技術，更需要有一顆仁愛之心。望聞問切，知曉疾病根源；大醫精誠，慰藉脆弱心靈；樂善好施，扶弱濟貧。
21世紀需要培養高質量的醫學人才，兼備政治素質、道德素質、文化素質、法律素質，必須從理念上進行創新，在培養的全過程注重并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共融。
【參考文獻】
[1]沈秀琴，楊同衛.提高醫學生綜合素質發揮教師主體作用[J].中國醫學倫理學，2004，17（3）.
[2]王志杰，李振興.高等醫學院校醫學人文素質教育研究[J].遼寧醫學院學報，2007，5（1）.
第4篇：醫學人文教育概論范文
貴州理工學院作為新成立的理工院校，由于管理、師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在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方面存在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文從學生關于中國傳統文化類課程的調研問卷和貴州其他高校管理通識教育課程模式兩個方面分析問題，建議設置專門管理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的人文社科部，并把《中國傳統文化概論》作為必修課。
關鍵詞：
人文;通識教育;中國傳統文化
一、貴州理工院校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調查問卷
加強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建設，對理工院校意義重大。貴州理工學院成立于2013年，由于學科設置的局限，同時由于認識上的誤區，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建設現況存在一些問題，導致這類課程往往被忽略或者置于不太重要的位置。那么，理工科學生是如何認識這類課程的呢？我們承擔的貴州理工學院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項目一般課題《理工院校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研究———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例》，專門制作了問卷調查，對學生關于《中國傳統文化》類課程的看法做了了解。本問卷印發了80份，收回有效問卷75份。為了防止調查對象對問卷調查流于應付，本問卷的調查對象主要是選修過中國傳統文化課程的同學，因為他們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基礎。本問卷共設計了5道題，分別是：（1）你認為理工院校需不需要開設《中國傳統文化》課程？并說明理由；（2）你如何看待當下的國學課？（3）你想通過《中國傳統文化》類課程學到什么？（4）你如何看待《大學語文》這門課程，它存在什么問題？或者你建議如何學習？（5）談談這學期你學習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的收獲。本問卷第1題的目的是了解學生學習《中國傳統文化》類課程的意愿，第2題是調查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下發展狀況的了解程度及態度，第3題的目的是為開設《中國傳統文化》類課程設置合理的理工科學生的教學目標和課程。第4題主要是因為目前貴州理工學院開設的《中國傳統文化》類課程偏少，在已經開設的課程中，《大學語文》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中國傳統文化》類課程的作用。總結其中的不足，有利于為今后《中國傳統文化》類課程的開設提供一些良好的借鑒。第5題是了解學生學習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的效果，為改進今后教學設計積累經驗。第1題74人認為有必要在理工院校開設《中國傳統文化》類課程，主要理由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必須了解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但也有1人認為不需要，理由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沒有多大關系。第2題70人認為國學熱有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普及，作為一名當代大學生需要學習一點國學。第3題69人認為通過學習《中國傳統文化》類課程可以學會如何做人，了解一些古代經典著作的思想。第4題50人認為有必要繼續開《大學語文》這門課，因為這門課可以提升人生修養，陶冶情操。同時有15名同學認為，《大學語文》課程內容設置過分單一，老師講課形式過分單一，手段不豐富，應鼓勵學生參與互動，尤其讓學生到講臺上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想法，以鍛煉他們的綜合能力。第5題有71名學生認為通過學習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了解了許多儒家經典，提升了自己的文學修養，學習了一些為人處世的方法。通過對調查問卷的簡單統計，我們發現大部分理工科學生認識到開設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必要性。今天，由于網絡資訊的發達，智能手機影響著每一個大學生的學習。無論他們的學科背景是人文學科，還是理工科，網絡文化帶來的價值多元化沖擊著他們的日常生活與學習。以往埋頭學好單一學科的專才教育顯然已經不能適應信息時代的需求。在多元文化的價值沖擊下，每個人迫切需要一種穩定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以便更好地在現代社會立足。德國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說：“以往大學曾經充滿富有活力的精神氛圍，現在則已退化為單純的學院。嚴格指定的課程免去了個人自己摸索道路的風險。可是，沒有自由的風險，就不會有獨立思想的可能性。最后的結果只能獲得技術專家的技能，或許還有廣博的知識，即成為一個博學之士，但不是一個探險者———這成了普遍的人才類型。今天的人們已不在博學者與探索者之間做出區分，這個事實是科學衰落的一個征兆。”雅斯貝爾斯指出了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大學學科的過分細化，導致了科學的衰落。通過總結，我們發現大部分學生不喜歡以灌輸方式為主的傳統教學，這也是導致一部分學生在學習中國傳統文化過程中提不起興趣的原因。一些學生建議可以通過播放視頻、主題演講等方式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度。以往《大學語文》教學確實存在老師唱獨角戲、課程結構過分單一，不能結合學生當下情況的問題。我們認為對理工科學生不能以文科生的標準教學，需要從理工科學生的實用主義角度思考問題。在理工院校的課程體系中，學生文科基礎薄弱，而專業課程繁重，作業任務多，他們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課程主要是為了擴充知識，提升人文修養，怡養性情，甚至很多學生是以放松心情的目的學習這類課程的。他們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目的和文科專業研究型學習存在很大不同，不正視這一點，在課程設計上必然會存在偏差。如何讓課程變得富有魅力和吸引力，如何讓人文類課程能夠寓教于樂，是理工院校從事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的老師必須思考的。教和學作為矛盾的兩面，必須統一在培養優秀人才的教學目的上。以往教學理念要求學生適應老師，這樣的方法對專業學習固然可行，但對于通識教育類公共課程來講，在實際操作中就很難行得通。另外，不少學生對嚴格的試卷考試體系存在一定的抵觸情緒，這些問題都是我們應該考慮的。
二、貴州省內幾個院校關于通識教育的管理
貴州商學院以原有的貴州商業高等專科學校為班底成立于2015年。作為一所應用型本科學校，該校以培養應用型人才、服務貴州本土經濟為目的。學校專門設立基礎部，下設外語、語文、數學三個教研室。其中語文教研室承擔全校人文素質類基礎課程的教學任務，《應用寫作》已經成為校級精品課程。貴陽中醫學院以培養高等中醫藥人才為目的，成立于1965年。該校醫學人文學院成立于2001年，該院除了法學、應用心理學、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三個本科專業外，還承擔著人文、社科及素質教育選修課的工作任務。貴州醫科大學前身是貴陽醫學院，2015年正式升格為大學。該校的社會科學部是“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為中心，以人文社科研究為支撐，以培養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為目標”的教學部門，有6個教研室，主要承擔著全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程的教學，同時承擔著《文學鑒賞》、《中國傳統文化概論》、《西方文化概論》、《醫學美學》、《書法》等醫學人文課程。該校還非常注重對醫科學生的人文倫理教育，把《醫學倫理學》作為全校醫學本專科學生的必修課（護理專業為《護士倫理學》）。貴州醫科大學加強醫學專業學生的人文倫理素養，基于醫生這個職業，除專業醫學知識外，還涉及人類生命的生死問題，必要的倫理學知識讓學生在未來職業生涯中面對倫理困境能夠體現應有的人文關懷。貴州大學作為貴州省內唯一一所211綜合大學，創始于1902年，2004年在原貴州大學、貴州工業大學的基礎上組建了新的貴州大學。2014年貴州大學陽明學院成立，該院是為了適應貴州大學建設高水平大學本科教育，創新本科通識教育組織和管理模式、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需要而創立的。該學院主要向全校大一新生開展通識教育教學、研究與管理，內設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工學和農學7個教學部。該學院的目標是培養每一個學生成為有良好素養的現代文明人。綜觀貴州幾所高校，我們發現各校都非常重視通識教育課程建設，注重提高學生的綜合人文素養。其中貴州大學由于校長鄭強來自浙江大學，具有先進的教育理念，改變了學校過去單獨注重理、工、農幾個學科發展，促進人文社科力量提升，同時推動貴州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陽明學院作為國內第四家實施本科通識教育的學院，對貴州省乃至全國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貴州醫科大學定位醫科，把醫學倫理學作為必修課，很有啟發意義。
三、小結
綜上所述，理工院校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課程設置上可以參考多數院校的辦法，選取一到兩門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作為必修課。為此，筆者建議把《中國傳統文化概論》作為一門必修課。《中國傳統文化概論》知識面廣，難度相對較低，能夠很好地滿足理工科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這門課程設置為必修課，有利于課程建設。一門課程必須有穩定的學生才能保證正常開設，有利于從事這門課程教學的老師積累經驗，開拓創新。在選修課體制下，人文科社老師在與理工科老師爭取理工科學生選課方面存在學科基礎方面的劣勢，課程時開時不開非常不利調動任課老師的積極性，不利于教學和科研上的成長。一門課程成為必修課后，圍繞著這門課程能夠形成一個良好的教學團隊，從而有利于理工科院校人文科社力量隊伍發展與壯大。
第二，學校管理層面應該認識到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和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有著本質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作為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素養教育的平臺，是教育部規定的硬性任務，它有單獨的評價體系，思政課程對培養大學生愛國主義情懷，提升個人道德素質和政治覺悟起著重要作用。人文類通識教育則以陶冶學生的情操、開拓學生視野、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為方向。兩類課程任務的不同決定了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并不能被思政類課程簡單代替。
第三，成立專門的部門改變通識教育選修課多頭管理的現狀。根據《貴州理工學院通識教育選修課管理辦法（試行）》（2015年11月），學校把通識類選修課分為類，分別為：（1）人文經典與文化傳承；（2）哲學與批判性思維；（3）創新能力與創新教育；（4）科技進步與科學精神；（5）生態環境與生命關懷；（6）藝術創作與審美體驗；（7）經濟、管理與世界視野；（8）語言與基本技能。第1和2類課程歸屬于馬列部管理，第3類課程歸屬于創新創業教育中心管理，第4和8類歸屬于各學院（部）管理，第5類課程歸屬于資源與環境工程學院和心理健康中心，第6類課程歸屬于體育教學部和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第7類歸屬于經濟管理學院。可以發現，教學師資力量的流動性和課程建設的不穩定性，通識課歸屬多個部門，多頭管理顯然不利于通識教育課程發展，不利于實現培養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的教學目標。從學校建設“西部一流大學”的長遠目標來講，發展人文社科，改變單一的理工科學科布局，需要長遠眼光。可以參照一下貴州省兄弟本科院校關于此類課程設置管理的做法，成立人文社科部（或者設立人文學院），集結學校師資力量，切實推動學校人文社科科學發展。
作者：趙亞亮 單位：貴州理工學院馬列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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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醫學人文教育概論范文
[關鍵詞] 模塊式教學；案例教學法；中醫藥學；教學效果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2095-0616（2014）12-154-03
本研究主要針對現代高等醫學教育背景下中醫藥學教育的教學現狀存在的問題，提出在醫科院校中醫藥學教學中應大力實行模塊式教學下的案例教學法的改革實踐與探索嘗試。
1 現狀與背景分析
1.1 醫科院校中醫藥教學的現狀
縱觀我國中醫藥學學科教學現狀，也集中存在一些問題。中醫和西醫是兩個不同的理論體系，有著各自的思維方式[1]。醫科大學學生入學后首先接受的是西醫理論系統的教育，形成了較穩定的現代醫學思維模式，學習中醫時常常是西醫“先入為主”；另外中醫課程概念比較抽象，理論玄妙深奧、枯燥難記，學生聽得費勁，學習的興趣淡薄，課堂上
看英語等其他書籍的現象屢見不鮮。這些均造成了目前中醫課在醫科院校效果不佳，學生畢業后對中醫沒有認同感，嚴重影響了醫學工作者個人就業與職業發展及國家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因此，中醫藥學教學存在的問題愈來愈突出，能力需求、學生素質、靈活教學等諸多因素迫切要求中醫藥學教學要嘗試新的教學研究與實踐，在醫科院校進行中醫學教材與教法的改革顯得尤為必要。
1.2 模塊教學
“模塊”理論是由美國邁克爾?加扎尼加教授提出的，他認為腦是由在神經系統的各個水平上進行活動的子系統以模塊的形式組織在一起的。加拿大荷蘭學院將模塊理論引入教育教學領域。將模塊理論引入教育教學領域，其基本含義是：將一門學科中或各門學科中具有同類功能的知識點或能力項組合成知識模塊或能力模塊，使其整體功能大于部分之和[2]。
模塊式教學模式是指以就業為導向，以從業崗位應具備的綜合能力為中心，按能力培養的需要設置課程，組織教材，構建實驗實習基地，以生產和工作實施理論為基礎，強調實踐教學的一種教學模式[3]。它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分析，明確勞動力市場的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以及勞動力需求的種類和數量，然后依據崗位職業能力分析，明確綜合職業能力，確定對應的專業操作技能，根據崗位職業操作技能的需求，進行教學分析和教學設計，形成相應的教學模塊。再根據各教學模塊的實際需要，綜合運用各種教學方法、教學組織形式和教學手段，采用相應的考核方式組織教學[4]。
1.3 案例教學法[5]
案例教學是美國哈佛大學在20年代首創的一種培養高素質、創新型和實用型人才的重要教學方法。此教學法以案例為教材，讓受教育者通過閱讀、分析和思考以及相互間進行討論和爭辯，以提高思維推理和處理問題能力的教學過程。其特點是側重實踐、師生交互，可全面激發教師和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案例教學的意義在于案例教學的最大受益者是學生。實施案例教學的各個環節，可鍛煉學生的各種能力，不斷提升其綜合素質。案例教學著眼于開發學生的創造能力以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案例教學采用“做中學”的形式，在經驗和活動中獲取知識，并可使思維能力得到一定的鍛煉；通過案例，不僅可以獲得知識，而且有利于提高其表達能力，增強解決問題的自信心；通過案例分析，培養學生的決策能力，體現學生的職業行為能力；案例教學大大地縮短了教學與實際工作的差距。
創新精神和能力培養是醫學教育的靈魂和目標。案例教學在醫學教育中，是培養高素質、創新型和實用型醫學人才的有效途徑。
2 醫科院校基于模塊式教學下的中醫藥案例教學法改革探索
2.1 明了模塊式教學特點[6]，轉變教師教學理念
模塊式教學模式是針對學生所必須掌握的理論知識和操作技能，構建相應的理論教學模塊和實踐教學模塊，突破了學科教學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強化了針對性。它重視培養學生的綜合職業能力，以學生為主體，以模塊為教學單位，綜合運用各種教學方法和手段，不斷提高應用型人才的綜合素質。我國學者經過研究發現國外模塊式教學呈現的主要特點是：采用非學科式、以實踐能力為基礎的活動模式；采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組織形式；教師成為教育活動的監督者和輔導者；采用目標學習法，重視學習過程的質量控制和評估。
2.2 明晰中醫藥的特色，優化案例設計
2.2.1 明晰中醫藥的特色[7] 首先，把握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思維方式、基本特性，使醫科學生克服掉“先入為主”的慣性，不僅走進中醫課堂，而且能走進中醫思維，把以往同學感覺玄妙深奧、枯燥難記的中醫理論明晰化。其次，把握中醫藥與中華文化的相關性。中醫藥與中華文化一脈相承，中藥方劑的命名如大小青龍湯、白虎湯、真武湯等的命名與古代陰陽五行的哲學思想、星宿的命名達到統一；中藥劑量的確定來源于度、量、衡的制定依據：史書，班固《漢書?律歷志》“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中醫的知識與傳統文化糅合是課題研究注重的內容之一。
2.2.2 案例的設計和撰寫[8] 設計案例時基于模塊教學的模式，明確將案例教學法與中醫學特色有機結合起來這些基本的原則，精心設計選取案例，如對中醫的陰陽概念、整體觀念、天人合一等放入自然中就有了更好的理解；辨證論治、治未病等思想用簡潔明了、通俗易懂的語言來組織臨床案例，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明確案例設計的基本要求，如：案例要緊密圍繞本學科知識點，不能偏離本學科的內容；案例要具有一定的知識性、目標性，設計案例時要明確通過案例學習應達到的目的、學生應掌握的知識和提升的能力等；案例的內含知識要考慮學生的條件，已掌握知識基礎等；案例要來自實際生活中，要有現實性；案例還要考慮對學生今后學習和工作有指導意義。其次，要明確案例的特點，所設計的案例應具有以下特點：知識性；典型性；對學生的啟發性；趣味性等。第三，設計案例的類型，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可以視具體情況靈活運用，一般來說案例類型主要有信息式案例、問題式案例、實錄式案例、決策式案例和條例式案例等。每設計一案例時都要首先明確這些基本的原則，然后根據理論知識內容精心設計選取案例，如對中醫的陰陽概念、整體觀念、天人合一等放入自然中就有了更好的理解；辨證論治、治未病等思想用簡潔明了、通俗易懂的語言來組織臨床案例，最好是自己的臨床案例，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9]。所設計的案例要有以點帶面的指導意義；能使學生在專業能力、方法能力和社會能力上有提高；更要具有可理解性。
2.3 明確教學改革方法，完善評估體系
為確保模塊式教學模式下中醫藥學案例教學法收到良好效果，應配套開展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探索，構建合理、實用的教學方法、手段。案例的實施過程中應簡明扼要，通俗易懂。
2.3.1 案例的實施[10] 課堂案例的導入采取多種方式，既可按傳統模式講授，在學生掌握理論知識的前提下以案例作為補充，供學生閱讀使用；也以案例為先導在一節課開始的時候即進行，從而引導教學，豐富教學內容，提高了學習效率；有時在相類似的疾病講授完后導入。通過病例的引入可使學生興趣提高，積極思考問題。在引入案例時注意到教師只需要提供原始材料，不需要提供分析觀點。課堂集體討論病例，分析，總結。
2.3.2 案例的導入 可采取多種方式，既可以按傳統模式講授，在學生掌握理論知識的前提下以案例作為補充，供學生閱讀使用；也可以以案例為先導在一節課開始的時候即進行，從而引導教學，豐富教學內容，提高學習效率；也可以在相類似的疾病講授完后導入。通過病例的引入可使學生積極思考問題，表現出很大的學習興趣，從而進入討論階段。在引入案例時教師只需要提供原始材料，不需要提供分析觀點。
課堂集體討論病例，可以允許同學自由發表自己的見解，也可先以組為單位進行討論。然后再進行個別學生的提問，同學之間互相補充，教師引導讓所有學生的思維都調動起來，活躍課堂氣氛，積極地回答問題，在分析討論階段學生做一些簡單筆記，把不同見解、合理建議記錄下來，可以允許意見、見解有沖突、紛爭。
通過病案討論引申出一定的結論，可以先讓學生總結，老師再作補充，也可老師總結，講出案例中的關鍵點以及討論中存在的不足和長處，對學生理解的難點疑點進行再一次的詳細講解，幫助他們更清晰地認識病案中的疑難問題，使案例中的問題更加明朗化或想法更具體化。課后學生上交學習報告，對自己在案例閱讀、分析、討論中取得了哪些收獲、解決了哪些問題、還有哪些問題尚待釋疑等作一總結，并通過反思進一步加深對案例的認識。
2.3.3 案例教學方法效果評估 對于案例教學方法效果評估可采取多樣化[11]。積極嘗試以學生為主體、基于工作過程的任務驅動、創設情景等案例教學方法。注重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形成一種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師生互動的教學方式。創設模擬與實踐結合的教學手段，使用圖文并茂、聲情相生的多媒體教學軟件或光盤，可通過制造全方位的案例教學環境，調動學生視覺、聽覺、觸覺等多種感覺，提高教學效果。將課堂教學與課外學習相結合，開展課外實踐活動，如參觀、訪問、考察、寫作、進行專題討論、主題辯論等，激發學生興趣。此外，還可以結合傳統方法命題，進行期末閉卷考試的考試評估法和以發放調查問卷進行統計分析的調查評估法相結合的方法進行有效評估。
3 結束語
本研究主要針對現代高等醫學教育背景下中醫藥學教育的教學現狀存在的問題，提出醫科院校中醫藥學大力實行模塊式教學下的案例教學法的改革實踐與探索嘗試。在該模式下將案例教學法與中醫學特色有機結合起來，可以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使學生對相對比較抽象、玄妙深奧的中醫理論有一個較為深刻的理解，中醫知識得以扎實掌握。教學中加強理論知識向崗位實踐過渡的內容，為學生實習、走上崗位打下基礎。此方法側重實踐、師生交互，全面激發教師和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又能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提升學生的中國文化底蘊，提高中醫學教學質量，培養全面發展的醫學人才。
筆者參加了案例版教材[12]編寫及修編，并在教學中應用。教材已經在2009年12月出版且在10余所高校（參編單位為主）的中藥、藥學、資源、營銷、醫學等多個開設中醫藥學概論的專業中進行了應用，反應很好。2010年12月即進行了第2次印刷。教材除案例外，還融入了學習目標、知識窗、知識拓展、英文小結、課后閱讀指導、思考題目等內容，以其新穎、全面、實用、生動獲得好評，2011年被評為“江蘇省高等學校精品教材”。基于模塊式教學模式下的中醫藥學案例教學法值得進一步推廣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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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醫學人文教育概論范文
【關鍵詞】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教學探討
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特點
漢語言文學專業很難和一些實用性較強的專業，如工程、建筑、醫學、會計等一樣獲得準確的職業定位，更是很難直接和應用型人才掛鉤。它作為傳統的人文學科，是體現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載體，擔當著傳承與提升全民語言與文化素質的重任［1］。其主干內容是中外的優秀文學文化遺產，而核心內容則是對人類生存意義和價值的關懷，是對自身、他人、集體、民族、國家，乃至對人類的一種認識與社會責任感。為此，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特點在于：所培養的學生主要是從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教學不體現在應用性，而是體現在對社會觀念與精神取向的影響上；不注意直接創造可以計量的經濟效益，而在于創造無法用數字統計出來的社會效益等。由于社會的進步和當前就業壓力的增大，教學實用主義成為了教學的主要目標，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而言，也必須進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傳統的基礎之上，積極和社會接軌。
2用實用性理念指導專業教學
《中國大學生就業》雜志給出該專業的就業方向為教師、各類編輯職務、文秘、文案策劃人員等。但事實上，該專業的畢業生就業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機關、教育科研、新聞出版、企業公司等中國單位，還有少數人涉足律師、房地產、金融外貿等新興行業。由此可見漢語言文學專業具有較寬的職業適應性，但同時，由于相關行業存在文秘、新聞、廣告、公共管理專業的畢業生，造成了對他們較大的沖擊力。從現實意義來看，從實用性的角度指導教學應注意：
2.1優化課程，強化學生的專業知識結構。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包含現代漢語、古代漢語、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等十余門課程，有必要從以下三個角度對課程進行優化：精簡課程內容，每門課都要根據對本領域最新知識結構的分析來設計教學內容，強化核心內容；優化課程結構，按照學科發展的當下高度來考慮學科基礎，設計課程內容體系；整合各課程之間的內容，避免內容交叉重復，如寫作學和文學概論中的文體學知識。
2.2強化課程應用性，提高學生本專業的應用能力。以就業的觀點指導教學改革，就必須講求專業的實用性，只有這樣學生才能在社會上立足。結合該專業學生的就業方向，對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核心競爭力，即現代“讀”、“寫”、“說”這三個方面的能力，必須加以強化［2］。該專業的實用性教學應體現在五個方面：古今各種文體的閱讀能力，現代各類文體的寫作能力，口頭表達能力，語文教學能力，信息調研能力等。學校和教師必須精心設置課程體系，安排教學內容，形成本專業課程的應用模塊，通過系統的應用技能課程的設置，以保證學生在學校能夠提高這五個方面的能力，獲得將來從事語言文字工作的應用能力，成為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應用型人才。
3用創新的理念指導專業教學
創新包括教學內容創新，教學方法創新，教學思維創新等。本文強調：
3.1突破專業限制，進行教學內容創新。該專業的學生就業范圍較廣，但往往不精，競爭力上不如其他專業學生。鑒于該專業的特殊性，教學過程中不必過分拘泥于語言與文學本身，而可以結合漢語言文學的歷史發展與就業現狀，對學生進行相關職業技能的培養。事實上很多新專業如新聞、廣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從漢語言文學這個專業發展而來的。因此，在保證專業根基扎實的前提下，應打破人為設定的專業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發揮漢語言文學的專業優勢。如教育與教學、新聞傳播、文秘與公關、社區文化管理、廣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設計成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應用模塊，學生通過這些模塊的學習獲得動手能力和從業能力。
3.2重視學生創新思維的構建。漢語言文學專業本身要求學生具備豐厚的東方文化底蘊。該專業有極強的文化特征，其教學直接影響學生對漢語的感情，對東方文化的親合及從中汲取創新精神動力，并影響學生創新素質的形成。因此漢語言教學中必須重視對學生創新思維的構建［3］。首先，教師應有強烈的創新教育意識，思想上要勇于開拓，力求提出獨特的、新的教育活動思路，行為上善于探索，潛心實驗，不斷總結和不斷進取。在教學中不能滿足做文化的傳聲筒，要適當的通過文化評論等多種方式激發學生的思維，并對社會文化現象進行思考，如博客，新媒體等多種文化傳播方式都可以成為學生思考的問題。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發展創新思維能力。教師應以其豐富的知識做背景，在教學中不斷拋出新觀點，給學生以震撼，激勵他們也去發現、思考、創新。可以說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師必須在不訥于言的同時，還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該專業的個性，只有言行結合，才能讓學生讓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動力。
參考文獻
第7篇：醫學人文教育概論范文
【關鍵詞】在；源意識；一體化；一維闡釋；哲性；文化研究
“Arslonga,vitabrevis.”①
中國的電視研究發韌于電視乍始之際，似于文學，初民最簡單的“伐檀”之詩仍滋孽了流派和評論，“杭育杭育”之聲在20世紀50年代的電視創作中，何其微弱，何其低靡，但理論之光自肇始之秋，便奪人耳目，那便是對電視本體的探究。電視誕生在一個電影理論相對豐腴的時代，受眾對電影的慣性思維形成了電視最初的接受背景。所以，何以啻于電影，比起本體探究中的任何一個高地，都難以逾越。迄今，中國電視本體研究早已離這個出發點很遠了，但也常常難免汗顏后怕。可惜的是，本體研究似乎太多地占據了理論的視野，驗名正身之舉曠日持久，令人咋舌，今日仍不乏諸如“紀錄片到底是不是電視藝術”、“電視電影究竟質在電視還是質在電影”之類的溯源與歸依。沒有太多的理由駁斥本體窮委的合理性和當下性，乃至現實意義，但放眼全球電視研究，西方對于另類論域的開掘及其對后現代語境中電視本體話語之上諸多學理的梳理，恐怕于我國不無啟迪。本文無意“拿來主義”，20世紀中葉至今的西方電視研究作為常識，每一個理論工作者都有義務予以觀照。當今，理論研究無不置身于全球化語境之中，民族和歷史的個性差異要么被異質文明解構和異化，要么自在于洪流之中，卓爾不群，“和而不同”。②后者，對于一個積淀過于悠長的民族而言，也非易事。所以，我們與其一葉障目，弗如環顧俯瞰，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這些西方學界的旐旆旃旂乃至獵獵大纛，至少弘揚和昭示著一個訊息：異域文化問鼎電視研究何以能大廣角和深焦距滲透進方方面面，且鬯逐而郁蔥?警惕文化殖民就必須內斂于學術沙文主義嗎?
未必。
素來崇尚天人合一和美善相融的泱泱大國，至少應在本體研究與文化研究的二元互動中，將電視理論引向深入，二者皆不可偏廢。期間，物我合一，意象神游，電視的媒體質和藝術質方能心領神會，21世紀的中國電視才有可能獨樹一體，在趨同和變位的時空中巋然矗立。
“源”意識批判
時至今日，閱讀中國電視理論專著，近2/3的著作完全可以走馬觀花，如對操作層面某些基本技能的介紹以及一些“雜耍蒙太奇”的經驗饕餮，著實令人味同嚼蠟。但是，經驗也有其不可忽視的借鑒價值，只是現有著作不曾涉及，譬如如何運用經驗、閱歷、關系“合力圈”③和社會身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為欄目或某部電視劇成功融資?在創作界，這是一個十分困惑的問題，電影更甚，但卻無人總結和歸納。那么，經驗主義理論——如果也可以算做理論的話，究竟廒集了一些什么呢?這是首先要及的。庀此類著作而靜觀，可惜的是，那是一種極度的“源”意識，首推“編導源”（Directorship），其內涵可包括“主持源”（Compereship）。
源者，就是本源、根源之意，“編導源”就是視編導（導演）為根源、中心的意識，以及接受層面的單極編導研究，類似于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對理論視野的“遮蔽”。編導、主持人的個體話語，僅是電視作品的一種符號，或有些深度內涵的符號，而非作品本身，更非電視藝術全部。電視藝術與其他藝術一樣，其作品都是未完成的文本，具有不可抹殺的召喚力和闡釋期待。作品的符號甚至符號系統，只是對象與闡釋的客體之一。“源”意識期待某個個體或事物的某一極可以承擔作品、藝術的全部和所有內涵，實乃人本論或形上論的肆虐。李幼蒸在其《理論符號學導論》中指出：“符號的變形與崇拜，往往表現為一種誤導，從而激發本體自我而囿的無意識。”④
“源”心理一旦被預設，必將導致理論的貧血，實則學術視閾的樊籬。在西方，20世紀70年代，首先是從電影界開始，導演中心論遭受了來自法國結構主義不遺余力的攻擊，C·列維一斯特勞斯的著作和克里斯蒂安·梅茨的結構主義符號學以其社會批評維度的生命力沖擊了整個歐陸和北美，就連結構主義者自身也沒料到這種致力于民間詩歌和社會語學、神話學反思的學說居然會在大眾傳播領域顯示出強有力的功能。歷史出奇地相似，康德無意于天文學的一項對天體運行的探究，卻也給自然科學尤其是自然辯證法提供了無盡的資源。盡管電視作為藝術史和藝術科學，定位于人文科學界，但很多20世紀90年代的研究生們仍然可以從其研究方法中領會到來自遙遠的自然科學乃至思維科學的氣息，比如，耗散結構與混沌學說，再如系統論。這些，都是對“源”取向的消解。文學只對作家、作品源遠流長的單向度儀式神化了一種一元判斷和中央歸依精神，在電視研究中的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幾乎所有的早期紀錄片史無不致力于《望長城》、《話說運河》的文本研究和編導膜拜而無他求。今天，對一大批上乘之作，如《山洞里的村莊》、《最后的山神》、《八廓南街16號》、《最后的馬幫》⑤的民族學、人類學蘊涵和藝術史料學潛質以及折射在影像之中的現代人群、種群的原始思維前意識，也均被這些作品的記錄本性定位乃至視聽元素解讀所遮蔽，形成無意義的“懸置”。這種現象最突出的體現就是一種反“文人相輕”的價值取向。或許，有感于千年經史子集彼此筆詈而兩敗俱傷的前車之鑒，當代電視學人大抵類似舞蹈、音樂、戲劇那樣，推文學為長且謙卑有加，視電影為尊且不乏心儀欽羨追隨搖尾之態。如果說在電視理論界內部的某種“編導源”迷失尚可借助自省而挽救的話，那么這種沒有經過邏輯和理性的心態更是典型的單向度學格卮信。魯迅曾擔心國人會失掉自信心，看來國人天生或缺某種自信之稟賦，溯源和厚古似乎是東方國度濃得化不開的精神情結。
當然，“源”意識大量的還是對電視視聽語言系統的體察和反思。無可爭議，文學性首先被得到確認，新聞作品和電視劇對文學的首肯同時也形成了一種無處不在的慣性，那便是給予視聽類作品以正統血緣，直接導致一些單純訴諸聽覺元素的電視作品和欄目找尋到了合理和合法的學術條文。談話類節目和室內劇排斥視覺元素但仍可大行其道，甚至拼湊罐裝笑聲甚至自虐，更進一步地踐踏受眾的與人格。追其因，理論界歷史上一度對電視語言二元系統的單極厚愛責無旁貸。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對長鏡頭理論的熱衷，長鏡頭作為修辭格，本身只是排比、隱喻、借代、象征之中的一個，但正是由于學術界對電影史上某幾部作品（首推《北方那努克》。但是，該片最典型的長鏡頭段落——那努克“拽熊出洞”仍然在使用切換，十分顯然）的習慣使用，以及國內譯介世界紀錄電影史過程中的“熟悉認同”，從而將中國紀錄片創作手法的黃袍理所當然地加在了長鏡頭的身上，細想起來，還是有點像穿了馬甲的潑猴。視聽同尊同榮、互生互勖之時，電視理論和創作方能公允和自豪。
再觀照法國結構主義，其發生學源泉昭示著其學術品格的不凡。這其間，羅蘭·巴爾特的《神話學》功不可沒。當理性被消解，當后現代迫使歷史失語，當傳統和倫理秩序平民化于大眾媒介，結構主義介入了，且帶領我們把現實的矛盾和社會的癥結（比如生死、崇高、英雄，再如種族歧視與和平奢望）象征化和前溯化。回到初民與部落，回到人類童年，巫術邏輯，理性侍奉宗教，欲望泯滅人性，恐懼蹂躪自信。原始狀態的真實深深沉入到了后現代生命的腦海，至少可以辨證地分析某些最基本的事物。具體到電視，前電視時代的受眾不正是痛恨于信息傳播的時空局限和審美思維的單一和蒼白而渴求著電視嗎?呼喚著電視嗎?那么，當今電視研究還有什么理由拘泥于一極論域而忽視他途呢?將電視本體圖騰化，必然遭受理論拜物教和學術“巫覡”的蠱惑，戰勝不了本體研究的單一性和簡單性，我們思想的自然何以海闊天空?“源”意識作為理論初民的原生態，時至今日，理應淡出我們的視閾!電視研究的歷史進程距離大同而自由的王國還有漫漫征程。
一體化詰難
中國哲學注重天人合一，尋求人生與倫理的盡善盡美，并以此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電視研究截至今日，不可否認，業已建構一套初步的體系。有人對此仍然信心不足，沒有勇氣，這不應該。我們已經認清了電視的媒介本性和藝術本性，建立了完整學科體系的雛形，并在傳播學這塊中間地帶成功完成了電視作為大眾媒介第一要員的正統體認，而且召喚和引領著旗下子民（包括電影，作為大眾傳媒的電影）矗立于當代學術之林，無愧而沉穩。但是，我們的研究同時也如同哲學般地生發著一種聚合和歸一感，學理和身份的界定似乎模糊了我們的視閾，難道真的要等到諸如影視人類學之類異軍殺進中原，兵臨城下，威脅我們的正統時，方幡然醒悟嗎?這只是隨手拈來的一例，電視理論的學科建設仍然很不完善，大量邊緣性電視學科，如人類學影視學（無獨有偶，中國迄今的幾部國際性優秀紀錄片，同時也莫不被影視人類學者引以為榮），⑥再如電視批評與評論至今尚未被正視和納入皇家裙襟，這仍需學人勱力。李少白、邵牧君作為中國電影理論兩大家，皆出身于批評行，但至今即便是電視理論大家還很缺乏包容與寬容。只要這些狹隘的本體主義（Essentialist）余孽還存在，它必然會限制諸如社會學、經濟學、思維科學乃至生物、醫學等外族進入電視研究領域，但實際上，異己甚至異質學科的介入往往不會滋生理論的抗敝或臲鞿。主張文理互滲的系統科學思維，或許于電視研究不無啟發。
首推，基本學術語言的稚嫩是一個嚴重困擾。學界所謂基本學術語言，其意有二：于中學，則須古文與現代漢語素養俱佳、基礎史著和國學常規經典兼熟；于西學，則須專業外語與現代英語俱佳、西學基本經典比較熟稔。前者，目前普遍缺乏古文功底和國學基礎，這或許與電視作為后工業時代文化寵兒其存在本身就是對傳統文化的崇高與博大的消解不無關系，但這非電視學人回避、闋漏國學素養的理由。文化傳承賴以坐實的根本就在于文化的古典淵源，任何研究和理論思辨，只有“君在江之頭，我在江之尾”之芥末之別，其共飲之水、源頭活水當且僅當為古典。值得欣慰的是，古代傳播史⑦的存在至少表明尚有國學尚佳的電視學人，但荒蕪與凋敝仍充斥視野。筆者以為，在用經典美學理論闡釋電視藝術的美學本質及相關課題，尤其是民族電視藝術的文化淵泉和審美范式時，迄今的電視學人的國學涵養的蒼白暴露得最為可悲。作為藝術的電視，必須理清其審美特征與華夏美學的承繼性和嬗變性，這當然也包括藝術史上的至要命題，譬如：原始思維之于電視藝術，究竟如何?先秦文史哲之于后現代藝術與電視究竟若何?電視研究和文學研究一樣，不能割舍述古和化古這兩個重要方面，因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⑧后者，英語教學、沿用的自大性對于其他學術外語的戕害在電視研究、影視研究領域極為突現。誠然，英語是當代通用語言，但諸多文哲名作卻使用的是德語和阿拉伯語，乃至拉丁文。語言固然可以譯介、轉接，但蘊涵其內的文化因子卻永遠不可能被移植，再精美的英譯《關雎》都無法精確、對等地傳達原作，同樣，中譯柏拉圖之《理想國》不管如何被引用、濫用，終不可望觸及古希臘原作之項背。這或許過于苛刻，但陳康、季羨林⑨之所能及，電視研究者何以不可奢望?鄙棄一種學術語言的自大，開闊語言能力，進入法蘭克福學派、本雅明、福柯的母語本我，以我溯我，于大眾文化研究、電視理論必將大增裨益。同時，不妨曉得西學經典之于國學經典，宛如放飛理性的雙翼，暢游學海的雙漿，本無所謂舍棄、輕重。
同時，哲性的缺失，令人汗顏。諸多問題的爭吵，最終難免根本的交鋒。世界觀不同的兩個存在，無法彼此理解。何謂客體，何謂主體，審美活動必然二分嗎?世界必然兩分為東方、西方嗎?何為表現，何為再現，藝術不是表現就是再現嗎?李澤厚所謂“華夏藝術既非表現也非再現”至少提醒電視學人一點，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并非哲學發展之終極，只是其歷程上的一個高峰而已，諸多高峰中的一個高峰而已。譬如，辯證法在中國古代就是“兩一”，印度因明學亦有論述，佛學之“一念三千”、“三諦圓融”本是宗教，也有辨證思想。在色中看萬物，萬物皆著色，無色之眼，方得無色之物，且可免先入為主之嫌。凡是真理都是的，凡是都是真理，其實謬然。電視的黨性色彩或政治工具效用，并不能拒絕對電視研究哲性的反思。作為藝術的電視，則更甚，不能高屋建瓴地俯瞰蕪雜的現象，根源就在于迄今的電視學術史上尚無一位具有自己的哲學體系的大家，哪怕是僅在本體論或認識論或方法論的一個層面具有個性聲音的哲人和鴻儒，這也就是電視研究長期拾牙慧于大眾文化和通俗藝術而難以超越的重要原因。所有的哲學都是形下的，古往今來，莫不如此，通常是在歷史、經濟、社會和藝術四個維度佐證其宇宙觀，哲學權威在其美學形下中格致電視之時，電視藝術方能真正自豪于藝術殿堂。海德格爾走到了日本電影，我們可以期待下一位哲人鑿深電視，但筆者卻更期待電視研究領域能有更多的哲性，能有一位美學家以其哲學體系和天然的電視藝術氣質而載入哲學史。這絕非妄想，這應該是學人之共勉，電視研究之“視閾期待”。后工業文化的消解力與重構力，最終還得靠哲性的鋒芒與銳度，哲性乃一切理論之終極。
顯然，理論上的自大與一體化傾向，扼殺了我們的想象力。本來，我們的民族創新精神就很匱乏，儒道釋捆綁人格和理想千載，也禁錮學人的開化。從“五四”至今，尚不足百年，李政道先生說，“理論家分別從不同于別人的角度切入了某個領域，自覺業已深入，也不乏大家能融會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語言學、文學、修辭學等，進行研究，且成果頗豐，其實，在西方，這些是任何一個本科生必須學習的課程，而且在當今的北美，這些只能算做一門：人文學科。”⑩電視研究的出路在于科際滲合，動力在于學術想象力。
誠如大多數學科一樣，電視理論體系也呈現著有秩序的梯層，真正的電視研究的出路在于如下三個層面的拓展：第一層面就是應用電視學研究。廣播學院電視系主編的《中國應用電視學》堪稱業已完成了狹義應用電視學的框架，但廣義“應用電視學”理應涵蓋電視與臨近學科乃至異質學科的聯姻與混生，如電視經濟學、電視文化學、電視（影視）人類學、電視考古學和工業電視學⑾等。其次，是理論電視學，這就是目前理論界觸及最為深入的領域，實質就是對于電視本體的揭橥。在該領域，一個至今未被觸及的課題就是比較電視學，或云世界電視與比較電視學，自然類似比較文學。有趣的是，比較文學的三個基本原理中“影響研究”的諸多范疇與命題，如流傳學、媒介學等，天生就與傳播學有著某種暗合，深入一步，真有些異曲同工之妙。對日本、歐洲、美國電視史及電視藝術的介紹，目前已不乏力作，如苗棣的《美國電視劇》和郭鎮之的《日本電視史》，但缺少通史和有分量的國別史。而且，對中國電視自身歷史規律與內在因素的理論升華仍待我輩努力。知己知彼，方能比而較之，排定優劣，取長補短，共同進步。第三層面就在于電視哲學的探討。這里包括：（1）視聽符號學。不僅針對電視，還包括廣播、電影以及從系統符號角度來確定為訴諸視聽（或視，或聽，或視聽）的任何藝術而展開的理論符號學研究。現有的《電影符號學》似乎缺乏理論符號學積淀，僅是對電影符號這一客體的感悟和闡述。自然，將視聽符號學（嚴格來說，應該稱之為“視聽理論符號學”）歸在電視理論研究名下，且系一般哲學層面探究，理由充足而責無旁貸。（2）電視美學建設。電視美學作為藝術美一分子的共性與個性，電視審美的主客體界定及其審美心理描述。中國傳統美學理論與思維之于電視審美，西方美學思維范式之于中國電視審美，等等。（3）電視哲學高度的分析，譬如對電視客體與主體的界定及其多重性與復雜性的剖析，電視意識與電視物質外殼之間的辨證關系，電視意識形態內窺與外觀，電視一傳播領域內唯物與唯心陣營梳理及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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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維闡釋發難
闡釋學還是源于宗教界，起初是對基督教經典著作的再認識，西方學儒們發現了話語分析之外的捷徑或途徑，進而對《舊約》開始了一輪新的后現代色彩的闡發和解釋，是為闡釋學之濫觴。其后，拓展至各個學科，也沒有了宗教胎記，又在文藝領域邂逅了接受美學，故渾圓天成。一般認為，闡釋者的主體能動性是驅動認識前進的源泉，只要主體千姿百態，其闡釋也千人千面，正所謂“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同時，復古學派卻只恪守對經典的詮釋，雖在西方，也毫不遜于訓詁、考訂、校勘與發凡諸學，嘔心瀝血，其志拳拳。電視對經典的闡釋藉先天兼得后天之蘊藉，發展長足。先天者，讀解、解讀影片，且不論是否經典；后天又脫不掉文學話語的權力禁錮，囿于主題、結構、人物尤其是敘事之中，反而怡然自得。僅以敘事為例，電影研究敘事，探究內外因控制情節、細節語言并以達到游刃有余而為至上，紀錄片探究敘事以故事化為其美學取向，且津津樂道被動拍攝或等待拍攝而得之完整情節、豐滿人物，皆屬闡釋主義的宣科。結構主義之于敘事學，猶如銘文之于青銅時代，何等的名正而豐約，只恐怕中國電視學人習慣于平視、俯視和仰視而不諳抑或不愿親近內視角和前視角等范疇，故即便在正統紅學界，有人對《紅樓夢》內視角敘事品格進行的研究，也旋即被古典主義的古舊倒敘、插敘和補敘觀所淹沒，直到羅國平之《先秦敘事研究》翩然而至，眾家方覺憾然、戚然。電視界這樣的大作尚未出閣，但氣息恐怕不遠矣。其實，新聞也有敘事可談，尤其專題類作品。電視何以能以線性事件捕捉和牽引人類審美心理的非線形和非理性，何以能以細節和特寫的瞬間張力凝固和定格視覺接受的習慣性游走，何以能以人物外在與心靈“二世界”⑿的性格隱喻潛潤受眾迥異繁復的內心，進而孳生同泣同悲同唏噓的共鳴境界，著實需要大功夫與大學問。
闡釋至尊，傳統語文教學的誤導對此責無旁貸。蒙童時代就被灌輸了一套從作者介紹到時代分析再到中心思想歸納甚至包括陌生語詞解讀這樣一個完整的操作流程，于是，90%以上的“影片讀解”類著作均以低姿態和劣等電影民族定位自我，皆默認華語和華夏文明乃電影亞文化圈，這是推論和演繹的大前提，幾乎是自不待言的“共見現實”，⒀實則大謬。感染于此，電視理論界也炮制了幾味“百消丹”，一曰大眾文化論，一曰平民意識，歸于一點，或許可以稱作“親亞Oedipus”。指認電視的大眾文化性本無可厚非，據此演繹創作中的語詞、視聽元素乃至風格的平民主義取向，也在情理之中，惟依此反觀或界定理論與學術則不妥。大眾文化絲毫不能自外于全球化或意識形態斗爭，大眾文化也絲毫不乏史前時期的哲性光芒，大眾文化絲毫不會排斥道德判斷和倫理規范，大眾文化作為一個經濟復興民族的氣質構成絲毫不可被“Show（秀）”之類幾個滑稽而丑陋的語詞消解其思辨的必要性和復雜性。皮相的存在不等于皮相的思辨，癡迷從來都是產生于深度審視之后的雖夢猶醒的回歸，物我若皆醉，世界還會“在”嗎?一些政治較為敏感的謙謙學儒們大多會本能地抵牾大眾文化，理由多恐自身也降格為大眾，而俗化，而白化。電視先賢們的這些顧慮本很自然，自古文人皆飄逸，但此飄逸非彼飄逸也，民間是寶庫，乃學術的土壤和森林，民間未必大眾，大眾之雅實乃大雅，鏡頭內多少次潸然淚下的受訪者都是民間受眾（老百姓或平民）自己的故事。“親亞”癥結直接導致理論的平面化，學人思維的萎縮。承載大眾文化的媒體自身無所謂俗與雅，而且，大眾文化同時兼具俗質與雅質的雙重品格，接受心理中的“俗認同”應該是堅持電視創作高雅品格的根源和批判標準。所以，大眾文化的文化譜系歸屬及其在社會、制度和工業語境中的“亞”性絲毫不影響大眾文化作為電視批判的主流話語權力與電視研究的學術嚴肅性和超越品格。
以零星浮泛的譬喻描述或解釋大眾文化，是電視研究中“詞歸類”傾向的典型。另一類傾向或許可名之為“評歸類”，即以評論或觀感理論。大抵影評的來源太悠久，所以觀后感既出，理論則生，但既生“評”，何需“理論”?理論是理性的學術，影評或觀后感則是感情，還不是源于闡釋止于某個優劣好壞的蓋棺論定，其間，倘又夾雜了受眾來自創作實踐的偏離認同或近親就熟，豈不更主觀而意氣?美國當代電影理論家大衛·鮑德韋爾在《制造意義》中具體描述了這種過程：
“（電影）理論提供了（邏輯上的）大前提，而一旦電影被描述成（或被誤描述成為）模棱兩可的（又稱歧義的）小前提，或者電影理論提供了所謂的語義域（Semanticfields），解釋者對其進行自由聯想之類的工作時，就可以由大前提推導出闡釋性的結論。此外，這種為闡釋而借用理論的做法還因電影教育的典型狀況而加劇……”⒁
理論與闡釋的混雜，或云闡釋的越俎代庖，構成了電視研究的一道變態風景，且躋身于思維的前景，悲哀地鑄成意義的“懸隔”，如何白茫茫之大地，喪失了作物和生命。
顯學召喚文化研究
電視研究是當今的顯學。
宋明理學所以成為顯學，其因在于朱熹等人的學術體系博大綿密，而富有創造精神。電視理論大家的出現，在電視研究業已積淀了半個世紀的當代，非常合乎情理。我們可以屈指數出數位電影理論家，姑且不論是否堪稱“大家”，別種藝術更是枚不勝舉。王國維的學術“三境界說”本身也是他治學的寫照，難怪錢鐘書在《管錐編》內要以他為藍本，匡正諸位民國學儒之治學態度。我們所謂的治學“態度”，絕非簡單的心理學上對事物的傾向或取舍，態度應是人之理想與人格基調。審美反功利，這就是美學家的人生態度，遠離紛爭，淡薄名利，寡欲靜心而博學。但是，電視對象的媒介屬性以及媒介本身所具有的話題設定、輿論引導和消遣休息等社會功能大大地干擾了電視研究的超脫性、忘我欲和玄學色彩。從對象到方法，從立論到推論，均非引經據典和閉門造車所能完成，尤其是傳播學的一些方法，須借助統計學和社會學的數據采集與群體調查，還有電視藝術作品的史料收集自然免不了和名利場、娛樂圈浮躁個體的接觸。但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來自實踐的學問最終也必將回到實踐中去，電視理論的學術生命雖根在實踐，其冠，其枝，其葉仍可詩意盎然而氣宇排奡。
理論來源的實踐性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真正的大家對于實踐的策略也大相徑庭。攜新婚之妻王氏前往廣西瑤族聚居地考察體質人類學，期間雖遭妻亡之災，也不輟翻譯《甘肅土人的婚姻》。這本西方社會學研究的劃時代之作，作者（一個傳教士）也是通過對甘肅土人的實地采訪和調查而寫作的，但當時中國的社會學仍然難免敦煌學式的悲劇。源與流俱在國內但典籍被擄掠至境外經西洋學人之手拼湊幾本臆測之作，然后隨海舶來，經我國譯者的引進和介紹，期間還常常難免林紓式譯介，竟成一學。痛感于此，最終完成了中國人著中國社會學奠基著作的夙愿。電視理論界面對西洋儕輩的本本中國電視研究，不知作何感想?紐約版《亞洲電視藝術》（1999年）業已對中國早期電視劇進行了如下評價：
這一時期的電視藝術，在這個東方的大國，已經在漸漸脫去“裹腳的步子”，開始學著創造了。但是，或許是文化差異的緣故吧，中國藝術家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電視藝術與他們國家其他藝術，比如中國繪畫、瓷器和京劇，到底有什么不同。除了它產生得比這些藝術晚得多以外。⒂
我們不可小覷這位美國學者對中國電視藝術的觀點，至少它表明一種坦率和啟迪。電視藝術在20世紀的發展，國內普遍認為主要勍勁于50年代和80—90年代，八九十年代的發展自然承接和融合了“十七年時期”，而西方的視野卻難以回避十年“”時期。“”時期的文學、藝術如同中世紀的文化，淪為了政治的婢女，飽受政治的肉體和精神折磨，學人（不光是電視理論家）現在應該對此予以理性觀照了。對照西方神學對文化和文藝的桎梏，我們只是區區十年，但政治上的個人極權主義抑或主體喪失、國格淪陷必然導致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邅遁和畸態嗎?馬克思早就指出，意識形態和政治的發展具有不平衡性，意識形態的發展具有獨立性，中國緣何沒有表現出這種獨立性，而幾近窒息和湮沒?中央集權制國家的電視，政治權力控制下的大眾媒介是否仍然印證的這個論點?若是，其形態和途徑各是什么?親歷或親見過“”的第一代電視學者恐怕不能割舍這份“‘’情結”吧?將十年特殊時期的電視藝術作為一個相對靜態的質點，置身于50年藝術史和數十年前電視時代藝術樣式（譬如電影和廣播藝術）的動態歷史坐標之中，斟酌和反思，或許能盡早避免敦煌學那樣“興于異域悲國人”⒃的悲劇。
問題之多，可謂成堆。但是，問題感的匱乏卻比比皆是。電視研究至今沒有完全步入文化叢林，心物一也，而是徘徊在理論童年，樂道于某些初始態的天真。要么溯源，要么迷信，要么執一，要么自大，要么淪喪。這些都是一種只有半個多世紀藝術走向成熟階段的諸多蹣跚步履，我們需要的是強烈的憂患意識與敏銳的問題感，馬克思說：“哲學并不要人們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求檢驗疑團。”⒄不怕問題的嚴重性會使學人劻勷，關鍵在于深諳之，勉力于茲，一則堅固基礎，二則打開視野，真正實現電視理論思維的轉捩，在文化研究的高天厚土中放飛理性。電視研究需要真正的理論品格，文化品質，人生品性!未來的電視研究呼喚大家，希冀博深，期待超越，翹首寫人生于筆端，溯真理于至境。
注釋：
①拉丁文，意為“生命有限，藝術不朽。”
②《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國語·鄭語》中史伯答桓公：“夫和實生物，同則不濟，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左傳·褒公二十年》也記載了齊侯與晏嬰的一段討論“和”與“同”的對話。全球化時代，各民族文化應多元共處，同中求異。
③行為社會學術語，指不同階層所輻射和吸引的社會群體和個體，描述彼此之間的制約關系。
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版，第161頁。
⑤前幾部皆為經典，《最后的馬幫》系2001年四川國際電視節獲獎紀錄片。
⑥《影視人類學概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235頁，該書系國內影視人類學的開山之作。
⑦參見周月亮的《中國古代文化傳播史》，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⑧新黑格爾主義哲學家B·克羅齊之“絕對主義歷史觀”，參見其《歷史的理論與實踐》。
⑨此二人系精通數種外語之代表，陳康是鮮有的熟悉古希臘文的學者，客居臺灣，季羨林除通基本西語之外，諳梵文和吐火羅語等。治學對非母語的要求在于從語言學本質切入，才能一通皆通，而非傳統外語教學的陳式。
⑩李政道：《在21世紀中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的講話》。
⑾一門研究電視在工業領域運用及其規律的邊緣學科，如交通、旅游、教育、地質環保、水利、軍事、生物（農業）等領域都在廣泛使用電視，一部分是依賴電視的技術物質性，將電視用作信息、信號傳輸和傳播的現代工具，但更多的還是制作行業電視節目，用于宣傳和溝通。由于這些領域的運用一般來說屬于“窄播”和“小眾傳播”，不具備大眾傳播的媒介性質，故日本美學家竹內敏雄和一些電視學者將其統稱為“工業電視學”。參見竹內敏雄：《美學總論》，譯文版，南京，1998年。
⑿佛教術語，概源于“一木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待考。一說譯自英國早期某詩人的詩句。
⒀與“社會總體想象物”關聯。社會總體想象物是法國年鑒史學派使用的術語，指的是全社會對一個作為對象的異國乃至異質文化客體的整體性闡釋，尤其側重于社會符號學的研究。
⒁麥永雄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頁。
⒂筆者譯，參見Merlean·Ponty,Maurice:《TVArtinAsian》,NY,RoutlegePress,P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