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的性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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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心理學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電信詐騙;客觀要件;行為認定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迅速進入爆炸式的信息社會，一種新型的詐騙形態———電信詐騙犯罪也如影隨形，接踵而至。電信詐騙犯罪不但給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和損失，也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高危性不安定因素之一。所謂電信詐騙罪，一般是指以非法占有財物為目的，使用電信通訊設備設施，通過計算機網絡、偽基站等渠道，在虛擬空間中傳播虛假和混亂的信息，使受害者陷入誤解并自愿處置個人動產的行為。與普通詐騙罪相比，電信詐騙罪在客觀行為構造上包括犯罪的工具、手段、方式和對象等方面有著顯著的不同。由于電信詐騙行為是在犯罪人內在心理支配下，對不同的外部環境刺激所做出的表面反應。因此，從心理學比如犯罪決策、人格因素、社會建構因素等視角，對電信詐騙罪的客觀行為認定進行分析，對于準確界定此罪與彼罪，正確適用法律，有效地打擊日益蔓延的電信詐騙犯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電信詐騙罪的客觀行為認定

目前，我國從立法上尚未對電信詐騙罪做出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常見的適用罪名有:詐騙罪、招搖撞騙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等。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了《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然而，現有刑法與司法解釋對于電信詐騙罪客觀方面的實行行為規定過于籠統、模糊，從而增加了司法認定的困難。因此，有必要對此進行剖析和探討。(一)對于詐騙載體的認定。在電信詐騙罪中，所謂電信的意思是“使用有線電、無線電、光或其他電磁系統的通信。”這也是電信詐騙與普通詐騙罪之間最為重要的區別。電信詐騙犯是一種發生于信息空間中的超遠距離、非接觸性的詐騙形式。行為人從犯罪預備行為開始，到虛假性、蠱惑性的信息，直至誤導、誘使被害人心甘情愿或情非得已的處分自己的個人動產，而不會像普通詐騙犯罪那樣，需要在現實空間中進行一對一、面對面的接觸，方能實施詐騙行為。(二)對于詐騙對象的認定。由于信息空間的高開放性、高覆蓋性，所以，絕大多數的詐騙對象都是不特定人群，既有年長者、也有年少者;既有高學歷者，也有低學歷者。一言以蔽之，各行各業、三教九流都有可能成為被詐騙對象。而普通詐騙犯罪則不同，他們必須通過某種特定的關聯性、對接性關系，進行直接或間接的財物詐騙。同時，傳統詐騙犯罪在實施詐騙行為時，往往只能局限或固定于某個特殊的物理空間。而信息世界則具有虛擬性、超時空性，因此，行為人實施犯罪不會受現實地域的制約和影響，特別是跨境跨國犯罪尤其如此，他們的詐騙活動有的是從境內到境外形成一個詐騙鏈條，有的是從境外到境內形成一個詐騙鏈條，更多是境內外相互勾結、連鎖作案，因而隱蔽性極強。(三)對于行為對象的認定。鑒于電信詐騙罪行為載體的特殊性，因此，其行為對象絕大多數都是動產，被害人只能通過銀行的支付系統進行財產處分。因此電信詐騙犯罪具有轉移贓款快、追回贓款難，并可增加銀行資金流動風險等特點。而普通詐騙犯罪的行為對象即包括動產，又包括不動產，財物的轉移方式也多種多樣，不受任何限制。(四)對于詐騙手段的認定。電信詐騙手段一般可分為兩類，一是通訊類詐騙，此類詐騙主要是通過微信、QQ、電話、電子郵件等方式，向被害人主動發送虛假、蠱惑信息，與之進行交流、溝通，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知，處分自己的動產(金錢)。像各類中獎詐騙、冒充公檢法工作人員詐騙、退費退稅詐騙等等都是如此。二是網絡交易類詐騙。這類詐騙通常是行為人通過被動的建立網站、QQ群等或者利用第三方交易平臺等虛假商品交易信息，利用被害人缺乏交易規則常識以及第三方監管漏洞等，進行假買假賣，牟取暴利。盡管以上這些詐騙行為手法各異，形式不同，但都是依靠電訊、網絡作為詐騙手段，來實施詐騙行為的。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電信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電信詐騙的科技含量也愈來愈高，加之行為人又能緊跟時尚潮流，充分把握民眾的獵奇心理、麻痹心理。所以，其詐騙方式日新月異、花樣百出，讓人防不勝防。(五)對于團伙形態的認定。普通詐騙犯罪有時只靠一人或幾人就可以實施。而電信詐騙犯罪一般卻不是單個人或幾個人所能完成的，而是通過團伙化作案方式進行，且具有境內外相勾結的特點。例如，2018年5月，在公安部統一組織和指揮下，天津市公安機關打擊電信網絡詐騙工作組赴印尼與當地警方開展執法合作。一舉成功摧毀了印度尼西亞巴厘島的三個電信網絡詐騙窩點，并成功逮捕了105名中國籍嫌疑人，查獲了大量涉及計算機、語音網關、手機、電話、銀行卡、詐騙腳本等的犯罪工具和物品。因此，大多數電信詐騙犯罪團伙內部的分工極其細致明確、層級嚴密，且各層級人員又大都采取單線聯系方式，從而最大限度地確保了犯罪團伙的安全性。

二、影響電信詐騙罪客觀行為的心理學分析

(一)犯罪決策因素。所謂犯罪決策，是指電信詐騙行為人通過對電信詐騙的效益———成本進行比較分析，從而做出是否實施該種犯罪行為的決定。簡言之，如果行為人有了電信詐騙犯罪行為的選擇，則表示其做出了犯罪決策。首先，電信詐騙犯罪決策并不是完全的理性行為，而是一種有限的理性行為。西蒙認為，現實生活中，作為管理者或決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管理人”的價值取向和目標往往是多樣的，不僅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而且還處于變化甚至矛盾的狀態。在實際決策中，“有限理性”表現為:決策者無法找到所有方案，也無法完全預測所有方案的后果，也不具備明確且完全一致的偏好系統。這樣它就可以在各種決策環境中選擇最優決策方案。其次，從犯罪心理的角度看，電信詐騙行為人對其個人行為并不具備完全清醒認識，雖然他們大都掌握嫻熟的電腦技術，在虛擬空間中，可以信馬由韁、任意馳騁，但卻明顯存在著個人的認知偏差，因而其對犯罪對象的價值以及對能達到目標的手段、方式、可能性的認識與法律規范之間會出現極大的反差;同時，由于受到自身的知識、信息、經驗和能力的限制，他們對犯罪目標的評估和行為風險的認知往往也會出現不一致，這就使之對成本與收益的比較會出現虛幻的感知，最常見的情況是，行為人把虛擬的網絡空間視為法外之地，認為虛擬空間一般人看不見，摸不著，來無蹤，去無影，而且虛擬空間存在很多漏洞，機會大，此時，他們往往高估自己的智慧和實力，認為憑借自身的能力，可以任其在虛擬世界中恣意妄為，為非作歹，從而把電信詐騙行為當作一種成本低———只需投資一點設備資金、就可以實施詐騙、也可說是“空手套白狼”;風險小———犯罪如同玩游戲、被詐騙者遠在千里之外，相對安全;來錢快———在短時間內，就可以詐騙來不菲的金錢、可以實現迅速暴富的夢想。還有重要的一點是，電信詐騙犯罪除去電話溝通者外，大多數人都是在電腦上的程序化操作，并不和被害人見面，缺少傳統犯罪的現場，不會產生恐懼、緊張、負罪的感覺，所以，他們大多存在著僥幸心理、冒險心理。(二)犯罪人格因素。所謂的犯罪人格也稱犯罪個性，是一種具有反社會傾向的人格。犯罪人格理論相對較為復雜，因而對其有各種不同的見解和分歧。但那些忽視犯罪人格社會性質的觀點，都是不足取的。首先是心理動力理論。心理動力理論直接源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尤其與其主要概念包括內部心理過程、童年經歷、性動力以及人格結構中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間的沖突、生死本能等密切相關。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的行為是由無意識決定的，而童年的痛苦經歷又會決定其一生的人格。也就是說，犯罪是一種異常人格結構的產物，它是由童年經歷中深層意識未解決的早期沖突而引發的結果。因此，排除其他因素外，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為什么電信詐騙犯罪主體多是青年行為人的緣由。因為在社會化過程中，青年人的自我和超我并不成熟，其人格結構并不完善，不能應對來自外界的社會壓力，他們無意識中的死亡本能會對其社會行為產生直接的影響，而電信詐騙這種新型的犯罪手段和方式，在行為人看來，可以摧毀禁錮自己生命的現有秩序，而要回到前生命的沖動狀態，電信詐騙犯罪就成為他們不二的宣泄方式和窗口。其次是艾森克犯罪理論。艾森克認為，存在犯罪人格，即實施犯罪的一種傾向，一個人的道德觀念和對社會的適應能力，是通過學習而獲得的。而學習過程是一種條件反射的建立。但是，人們基本上是生物性的個體，因此，人與生俱來攜帶著先天的特性或特質，在周圍環境刺激下，每個人都會映現出一些特定的反應。個體間的人格在與氣質相關的三個方面存在差異:一是神經質(Neuroticism，N)、二是精神質(Psychoti-cism，P)、三是外傾性(Estroversion，E)。以上三個因素形成了人格的三個獨立維度，人在這三個維度上表現出的不同程度和傾向，就構成了其不同的人格特征。因此，只要具備了以上三種人格傾向的青少年，往往會成為潛在的具有社會危害性的人。一般而言，在電信詐騙犯罪主體中，外傾性者的表現為:能在虛擬空間中侃侃而談，善于感知聽者的反應，不畏懼被拒絕，喜歡交流，喜歡在變化中應對富于挑戰性的被詐騙者，且能善于捕捉稍縱即逝的機會;同時，他們善于表現自己，急切的想得到犯罪同伙的認可和贊同，對于詐騙行為沒有絲毫的不安和愧疚。這種傾向的人在犯罪團伙中多為起骨干作用的從犯。神經質者的表現是:情緒化、非理性特征明顯，對事物相對較為敏感，有時對自己的詐騙行為表現出高焦慮性，常常憂心忡忡，睡眠不佳，因而會出現各種心理障礙，對于自己詐騙行為常常出現疑慮，不夠穩定，對于團伙的制裁措施有過度反應，情緒不易平復，認知會受到情感的影響，在犯罪團伙看來，他們的行為不合常態，易于做出脫離、告發的行為。在犯罪團伙中，這種傾向的人多為脅從犯或起輔助作用的從犯。精神質者的表現是:心理有明顯變態的傾向，會出現強烈的反社會行為，這種變態傾向的人是電信詐騙犯罪主體的主要組成部分。往往是電信詐騙犯罪的組織犯，是其具體犯罪的發起者，并領導組織犯罪計劃的實施。他們之所以選擇電信詐騙犯罪，是他們強烈的反社會的變態人格使然。在具體詐騙活動中，每每舊的電信詐騙方式遭遇瓶頸，他們就會絞盡腦汁，翻新出新的詐騙形式和花樣，因此，具有這種人格的電信詐騙犯罪團伙的主犯，往往是打擊的重點對象。(三)社會建構因素。根據社會建構理論，人格是人與環境互動過程中的一種自主建構，是一種臨時產生的動態結果。在不同的社交情境中，青年群體的行為會有所不同，扮演不同的角色，表現出不同的自我。在社會建構論角度看，電信詐騙罪的客觀行為是犯罪行為人“自我植入”的，不僅僅是一個個體過程，而是一系列人際關系的產物。正如格根所言，我們可以從關系的角度對青少年的冒險行為進行理解，這些行為是產生于各種關系之中的，不是一種個體過程。因此，以上所述的電信詐騙罪在客觀方面的行為表現是各種社會、家庭、學校、環境之間的矛盾、沖突、交融而建構起來的，具有社會性產物的屬性、特征和性質。

第2篇：心理學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人性假設；“經濟人”；有限理性；機會主義

中圖分類號：F0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08）10-0014-06

人，作為經濟和社會活動的主體，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復雜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質問題自然成為各學科關注的話題，其中人性問題更是成為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正如有學者認為：“社會科學的所有理論都直接或間接地包含對人的行為的假定”[1]。英國哲學家休謨認為：“一切科學對于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間接涉及到人性問題研究的學科中，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發展”的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樣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擬對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做一比較研究。

一、傳統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

傳統經濟學一般指古典經濟學和發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包括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及與之有重要淵源關系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在傳統經濟學中，人都被假設為“經濟人”，這就是著名的“經濟人”假設。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有兩個內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個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計，“‘經濟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將要實現的目標，因此，能夠在現在和未來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選擇”[2]。

“經濟人”假設被視為傳統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假設，是傳統經濟學理論分析的基石。關于這一假設的產生和出現，經濟學家幾乎一致認為源自并歸功于亞當•斯密，認為亞當•斯密作為18世紀自由貿易的倡導者，是在與重商主義的學術爭論中，為了說明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而提出的。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把每一個人對自利的追求作為個人一切經濟活動的根本推動力，一切商品交換都由每一個參與者的自利所推動；每一個人對其職業的選擇――由此形成社會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認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來決定的；“看不見的手”所造成的資本與勞動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流動即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個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發地形成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和諧秩序[3]。所謂“經濟人”，按亞當•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個人都按其理性行動，同時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實際上，盡管經濟學家都認為“經濟人”假設源自亞當•斯密，但亞當•斯密并沒有直接提出“經濟人”的概念，只不過在《國富論》關于“看不見的手”理論論述中包含了“經濟人”的思想，因此亞當•斯密關于“經濟人”的假設被認為是潛在的，且簡單、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統地論述“經濟人”內涵的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經過大衛•李嘉圖等一系列古典經濟學家的不斷豐富，“經濟人”的概念才最終成型。隨著經濟學理論的不斷發展，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也對“經濟人”假設進行了繼承和發展，馬歇爾等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肯定“經濟人”假設對經濟學學科建設必要性的基礎上，力圖克服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假設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經濟人”是開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經濟人”不是裸的極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從而使“經濟人”范疇明顯“呈現出了邏輯合題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經濟人”假設較以往貼近了與現實的距離，進而使“經濟人”假設最終走向了豐富和成熟。

在傳統經濟學中，“經濟人”除是“自利的”以外，還被認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經濟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經濟人”假設也被稱為“理性經濟人”假設。而所謂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計，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有明確的認識。應該說，盡管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關于理性的邊界或極限存在不同觀點，但總體上認為“經濟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亞當•斯密并沒有明確提出理性的邊界或極限問題，但后來的其他古典經濟學家卻認為“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有著無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經濟人”的理性假設呈現了片面化和極端化的傾向；而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則認為“經濟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談論“經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或完全的，他認為“經濟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或完全的，可見馬歇爾的思想其實已經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過他并沒有明確否定“經濟人”的理性假設。

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

新制度經濟學作為“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制度”、“使經濟學研究更貼近現實”的經濟學，在近些年快速興起并備受關注，其中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也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圍繞制度的演進與變遷、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與作用及從“實際的人”出發來研究人是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這一出發點，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對人的行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釋，并在此方面對新古典經濟學做了修正和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假設主要有三方面內容：

1人既追求財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財富最大化

追求個人的物質利益，在傳統經濟學看來是“經濟人”的特征之一，并認為“經濟人”正是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才促進了社會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對于每個人而言都是一個既定的客觀事實，人們的社會活動、人們的相互交往和交換，都主要地出自于每個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人類行為遠比傳統經濟學中的財富最大化的行為假設更為復雜，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非財富最大化動機也常常約束人們的行為，人的行為并不必然表現為對財富的追求，這就是所謂的人既追求財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財富最大化，即雙重行為動機。當然，新制度經濟學是從制度的變遷與演進角度來揭示人的這種雙重行為動機的，認為人類歷史上制度創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這種雙重動機均衡的結果，制度在塑造人類這種雙重行為動機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經濟學所稱的人追求財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質利益；所謂追求非財富最大化，在D諾思等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就是諸如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負擔約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層面的利益。顯然，新制度經濟學的這一觀點使對人的認識更全面也更復雜。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傳統經濟學人性假設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經濟學則了傳統經濟學的這一范式，認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這一定理的新制度經濟學家肯尼思•阿羅的話說就是人的行為“即是有意識地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實，關于人理性的有限性與無限性，馬歇爾在對古典經濟學的修正與發展中已經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過沒有完全否定古典經濟學的理性假設，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認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過他們的這種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認為，由于人類大腦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作為經濟決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滿意而不是最優的經濟目標，因此成本最低、利潤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設嚴格的邏輯推導中，而不存在于現實世界中。應該說西蒙的“有限理性”觀點，為經濟學家們認識和克服傳統經濟學人性假設的局限性，尋求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新制度經濟學引入并明確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為了闡明制度設立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說，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有限理性的認識是圍繞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環境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是導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說“只要或者是不確定性，或者是復雜性的存在達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問題就會產生”[4]，而制度通過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由此可見，有限理性假設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更接近現實，同時也是進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條件。

3機會主義行為傾向

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是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設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對稱或信息阻塞范疇基礎上提出人都具有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所謂機會主義（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話說就是“狡詐地追求利潤的利己主義”，人具有隨機應變、投機取巧、為自己謀取更大利益的行為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隱蔽的手段，會耍弄狡黠的伎倆，以盡可能保護和增加自己的利益。從本質上說，機會主義源于人們的利己心或對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種本性，威廉姆森曾風趣地說，當騙人能增加利潤時，交易中的誠實未必可取。由于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存在，使“經濟組織的問題大為復雜化了”，增加了市場復雜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響了市場的效率。關于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我們還應把握三點：（1）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具有冒險、尋找機遇及損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時表現為積極方面，有時表現為消極方面。（2）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并不總是現實化為機會主義行為，只有當信息不對稱、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時才可能現實化為機會主義行為。（3）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實際上是對傳統經濟學中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種重要補充和發展，使關于人的認識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三、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

管理學的實質就是關于人的科學。管理學是基于對人的正確認識、從人的實際出發，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點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對人性進行研究的。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主要包括“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和“復雜人”四種。

1“經濟人”假設

管理學中的“經濟人”假設是管理學的創始人之一泰勒從傳統經濟學中引入和繼承而來的。泰勒在勞資雙方矛盾加大、企業普遍缺乏系統管理理論與管理方法的特定時代背景下，以“經濟人”為基礎，開創了科學管理的新時代，也使管理學正式誕生。泰勒在其科學管理理論體系中，不僅贊同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而且把“經濟人”假設作為其理論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之上的，因此“經濟人”假設也成為管理學的重要人性假設之一。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論認為人是“性本惡”的，也就是以悲觀、否定的觀點來看待人，認為人的工作動機根源于經濟誘因,其目的在于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主張把人放在被動的位置上進行嚴格管理。應該說，管理學中的“經濟人”假設，既有其科學的一面，也有對人的認識過于機械簡單、忽視人的社會性和復雜性的一面。

2“社會人”假設

“社會人”是管理學關于人性認識的第二個假設。這一假設是由人際關系學說的代表梅奧等人通過著名的霍桑實驗提出的，梅奧也憑此發現成為對管理學有重大貢獻的人，這一發現同時也為行為科學的建立打開了大門。“社會人”假設是在“經濟人”假設在20世紀20―30年代受到更多質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論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同時眾多心理學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為“社會人”假設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條件。與“經濟人”假設相比，其最進步之處就是不僅看到了人具有滿足自身物質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進一步認識到人還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會心理需要，管理必須從社會、心理方面來激勵工人，提高勞動生產率。美國管理思想史專家雷恩認為,人們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會人”假設的提出正是正確認識人的本性、揭開人們心靈秘密的重要一步，從此以后，管理理論的重心開始從過去的“以人適應物”向“以人為中心”轉移。當然，就內容而言，“社會人”假設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將人性看做是消極被動的，人缺乏能動性、創造性等。

3“自我實現人”假設

“自我實現人”假設也稱自動人假設，是管理學中的第三個人性假設。它源于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中的最高層次需要――“自我實現需要”，道格拉斯•麥格雷戈的“Y理論”也大體上與“自我實現人”假設相對應。“自我實現人”假設在“人有社會的和心理的需要”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動性與創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實現自治和獨立，發展自己的能力和技術，能夠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實現人”假設可以看做是對“社會人”假設的繼承和發展，其對人的這種認識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極大提高，“以人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進一步強化。盡管其對人的認識有過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傾向，但其積極意義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復雜人”假設

“復雜人”假設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學家愛德加•薛恩在1965年對人性假設進行歸納時提出的，他在《組織心理學》一書中，在綜合“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三種人性假設的基礎上，提出了“復雜人”假設。薛恩認為，人是千差萬別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場合會有不同的動機和需求，因此應因人、環境及問題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與手段。“復雜人”假設實際上是對上述三種人性假設進行的一個非常好的歸納，使對人性認識實現了多元化，是對管理思想的重要發展，它對于權變管理理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也促進了管理理論的多樣化，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管理理論叢林”的“蔓延”。比如“復雜人”假設理論直接促生了莫爾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論”（又稱“人性的權變理論”）。

除上述四種假設，管理學中還有兩種重要的人性假設，即美國著名學者麥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論和Y理論。X理論認為人“性本惡”，以悲觀、否定的觀點來看待人，因此主張把人放在被動的位置上進行嚴密控制，實現嚴格管理。Y理論認為人“性本善”，以樂觀、積極的觀點來看待人，因此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實行以人為中心的寬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為員工發揮其智慧和潛能創造有利的條件。X理論中的人與亞當•斯密及泰勒的“經濟人”一脈相承，而Y理論中人與“自我實現人”有些類似。此外，在20世紀80年代后，美國學者特倫斯•迪爾和阿蘭•肯尼迪還在《企業文化――現代企業的精神支柱》一書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設，認為人是環境的動物，環境是自變量，人是因變量，由此得出人的未來本性是不可知的觀點[5]，從而又進一步豐富了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理論。

四、比較分析

從以上關于人性假設的概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可謂各有千秋，盡管在內容上有交叉，在理論淵源上有繼承、修正及發展的關系，但在與現實貼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還是有比較明顯的差別的。而準確認識它們之間的這種差別，有助于對加強人性假設理論的準確把握，同時也有利于加深對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的認識和理解。

1關于與現實貼近程度的比較

總體來說，傳統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假設是脫離現實的，或者說，現實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時也有利他性。正如馬歇爾所說，“當我們說到一個人的活動動機，是為他能賺得的金錢所激發時，這并不是說，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圖的念頭之外，就沒有其他一切考慮了”[6]；“他的動機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內，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動機……在內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為受到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對稱、環境的不確定性、人的智慧及對客觀環境或事物的認識能力和算計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約，人是根本不可能時時、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問題是，為什么這種假設脫離現實，而傳統經濟學還要堅持這種假設呢？這就涉及到了馬歇爾所說的“經濟人”假設對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工具價值。馬歇爾認為，“影響人類行為的最有力的、最堅決的動機但惟一的動機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動機，更明確地說是追求工資、追求一定數額的貨幣的動機，‘經濟人’的這一求利動機通過其所追求的貨幣加以大約的衡量的時候，科學的方法和試驗便有可能了”。在馬歇爾看來，“‘經濟人’的求利及其貨幣化衡量，是經濟學走向科學化、精確化的必經門坎”[3]。也就是說，傳統經濟學所提出的“經濟人”假設，是經濟學的基礎或前提，是為了推進經濟學研究，各個時代的經濟學家之所以不斷對“經濟人”進行抽象、修正，并為之辯護，主要是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類的實際經濟行為及由此出現的各種經濟現象，為建立一個邏輯嚴密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提供分析支撐點。正如柯武剛和史漫飛所指出的，“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關于傳統經濟學的人性假設脫離現實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家也已經意識到了，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就認為人不僅是利己的，同時也有利他的動機，“經濟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經濟人”就是生活于現實中的普通的人。顯然，馬歇爾的這種觀點剝離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極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性的假設在一定程度上貼近了與現實的距離，但是，馬歇爾的這些認識畢竟還只是“貼近”，也就是縮小了與現實的距離，但還沒有完全回歸到現實中來。

相比較來說，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的研究則基本上回到了現實中，或者說至少比傳統經濟學的研究更貼近現實，它認為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有限理性、雙重行為目標等都是比較現實的，有時與現實中的人幾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R•科斯指出：“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7]。另一個代表人物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8]。再如，科斯與諾思都強調了新制度經濟學應該研究人、制度與經濟活動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科斯指出，標志當代制度經濟學特征的應該是，它所探討的問題是那些現實世界提出來的問題。應該說，正是這種出發點，使得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設更貼近現實。同時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也正是其對傳統經濟學的修正和發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來，傳統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既沒有必要，也會引人誤入歧途。

管理學對人的研究則完全是從現實出發，最貼近現實，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學的研究目的決定的，即管理學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環境下如何加強對人的管理，調動人的積極性，挖掘人的潛能，以最終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時也是管理學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學自然要從現實出發來研究人，要認識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礎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與技術。當然，由于不同的知識背景及所屬流派等原因，管理學者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也存在差異，有的甚至與現實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這種差異和不一致并非在本義上要脫離現實，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視角使然，有的則可能是因為認識上的偏差或局限。

2關于研究范式的比較

范式被美國哲學家庫恩定義為“科學共同體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進行科學活動的基礎和工具”[9]。就人性假設的研究范式而言，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也有明顯差別。傳統經濟學是把“經濟人”假設作為研究的前提，為了更便于對經濟問題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這種假定有利于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簡單，就越有利于繞過復雜的情況對經濟問題分析的干擾。”正如馬歇爾所說，“我們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幾種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況不變’這句話，把其他一切力量當作是不起作用的：我們并非認為這些力量是無用的，不過是對它們的活動暫不過問而已”[6]。傳統經濟學把人都假設為“經濟人”，實際上就類似于假設“其他情況不變”。傳統經濟學的這種研究方法盡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論價值，但如上所述的遠離現實的缺憾也是顯而易見的，對此，科斯曾告誡：“過去，經濟理論一直未能清楚地陳述其假設。經濟學家們在建立一種理論時，常常忽視對理論所賴以建立的基礎的考察”[10] 。“經濟人”假設一直作為傳統經濟學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說的“忽視對理論所賴以建立的基礎的考察”的重要體現。

而新制度經濟學是本著從實際出發的原則來研究人，因為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人是構成經濟活動的最基本單位，因此要從分析人的特性入手來分析影響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費用論得到最徹底的解釋，從而使交易費用理論趨于成熟。威廉姆森認為，影響交易種類和交易費用大小的有三個維度，即交易發生頻率、不確定性和資產專用性，前兩個維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研究，與傳統經濟學有著明顯的區別。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人的行為，特點是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為研究制度問題的一個視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構成經濟活動的最基本單位，要研究制度問題繞不開人的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帶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時，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認為傳統經濟學對人認識過于簡單，嚴重脫離實際，為了糾正其不足。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研究帶有一些“糾偏矯正”和“揚棄”的意味。

從表面上看，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研究與管理學有些類似，但實際上也有差別。如果說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人在某種程度上帶有“被迫”意味的話，那么管理學對人的研究則是完全出于“主動”，也就是說，管理學對人的研究，則本身就是管理學的重要內容，或者說管理學是把人性假設作為研究內容來研究的。因為管理的目的就是對人的管理，對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終是管理學的核心。正如郭咸綱所說，“人是管理的主體也是管理的客體，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論管理學研究的出發點”[5]。因此，管理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在關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別。事實上，在管理學中，對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學理論發展的三大線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設出發構造的管理理論也不斷地創新與發展人性假設，而“每一個新假設的提出和新理論的出現都對管理思想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5]。

3關于內容特征的比較

在內容特征方面，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也呈現出明顯差異，具體說是：傳統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具有統一性，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具有現實性，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具有多維性。

在傳統經濟學中，自亞當•斯密提出“經濟人”假設的思想以來，盡管圍繞著“經濟人”的內涵和理性程度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也無論“經濟人”的內涵如何擴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經濟人”假設一直是傳統經濟學的核心假設和理論基礎，是經濟學理論體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這一點一直沒有改變過。而各個時代的經濟學家之所以不斷對“經濟人”進行修正、完善、辯護，主要是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類的實際經濟行為及由此出現的各種經濟現象。新制度經濟學從“現實生活中實際的人”及修正與完善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出發，認為“經濟人”具有追求財富與非財富最大化的雙重動機、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并從現實中的人這一視角來分析制度變遷與演進或制度安排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應該說盡管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決定了人性假設并不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但它從現實中的人出發來研究人的行為，并認為人作為行為主體面臨的環境約束變化了、所擁有的關于環境的信息變化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改變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經濟學中“經濟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無疑具有現實性，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反過來說，如果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不具有現實性，那么可能會危及新制度經濟學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說，“新制度經濟學早就認為，經濟組織的中心問題，歸本求源是人類活動者的行動屬性，行為假設被看做是現實中的重要部分，這個層次的嚴重失敗將導致制度經濟學事業的危機”[11]。新制度經濟學的人性假設觀點，一方面使經濟學更具有了解釋力，同時也有利于對制度問題的分析，或者說新制度經濟學對人性假設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對制度問題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學作為研究如何加強對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門學科，其對人性的研究不僅更需從實際出發，而且偏重于人的社會屬性，因此它對人性的認識比較復雜多樣，認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須針對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總的來看，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呈現學派林立的特點，且不斷發展變化。，從經濟人假設、社會人假設、自我實現人假設、復雜人假設；從X理論、Y理論到超Y理論、Z理論，再到后現代管理學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學者認為，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理論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論和不同學派的大雜燴，也呈現出了權變性、藝術性和多樣性的特點。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會中最寶貴的資源，因此對人性的探索將是包括經濟學、管理學在內的所有社會學科永恒的話題。近些年來，伴隨介于心理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邊緣學科――行為經濟學的逐漸興起，人性假設理論已經出現了新的觀點，它試圖根據心理學的研究對傳統經濟學的人性假設進行修正。行為經濟學的奠基人丹尼爾•卡尼曼、弗農•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經過大量研究指出，個體的行為除了受到利益的驅使，同樣也受到自己的“靈活偏好”及個性心理特征、價值觀和信念等多種心理因素的影響，行為經濟學中的“經濟人”不再僅僅自利，而是人們也可能考慮利他，當然有時也會產生沖動，采取非理等等。顯然，行為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觀點已經改變了傳統經濟學中的“經濟人”的內涵。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科學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別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的不斷發展，新的人性假設觀點定會不斷出現。

參考文獻：

［1］ 盧現祥 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 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15

［2］ 休謨 人性論［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6-7

［8］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原著第一版序言”,12

［9］ 聶文軍 亞當•斯密經濟倫理思想研究［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215-216

［10］ 柯武剛，史漫飛 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52

［14］ 馬歇爾 經濟學原理（上卷）［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19

［16］ 郭咸綱 西方管理學說史［M］ 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導言”,9

［17］ 郭咸綱 西方管理學說史［M］ 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導言”,8

［19］ 宋培林 試析西方經濟學與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J］ 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3，（1）

［20］ 武建奇 經濟理論與人性假設［J］ 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7，（1）

［21］ 張華東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觀的幾點思考［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07，（2）

［2］ 柯武剛，史漫飛 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3］ 聶文軍 亞當•斯密經濟倫理思想研究［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208

［4］ 邁克爾•迪屈奇交易成本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35

［5］ 郭咸綱 西方管理學說史［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

［6］ 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43

［7］ R•科斯企業、市場與法律［M］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0255

［8］ 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第3篇：心理學的性質范文

摘要：認知習性學作為一種新生之物，是指對非人類動物的思維過程、意識、信念或者理性的進化和比較研究。本文對認知習性學的概念和研究方法進行辨析，并介紹三種針對認知習性學的態度，最后對社會性游戲方面研究內容進行具體介紹。

關鍵詞：認知習性學；研究方法；態度；社會性游戲

心理學研究正在走向新的綜合之路，認知習性學就是這樣一種新生之物，有的說它是認知心理學和習性學的綜合研究。在認知習性學中，人們通過對動物行為的研究，還能加深人類對自己行為和心理的認識。

一、認知習性學的涵義

認知習性學（Cognitive Ethology）被廣泛地定義為對非人類動物的思維過程、意識、信念或者理性的進化和比較研究，該領域的研究依靠各種不同類型的調查和解釋方式進行。這是一個迅速發展的研究領域，吸引了大量的來自各學科的研究者的注意。筆者認為它主要是圍繞“動物行為過程中是否有意識”以及“怎樣研究動物意識”來展開的。

二、認知習性學的研究方法

認知習性學中也像習性學一樣強調自然主義的觀察，因為行為能力是在對自然選擇的壓力做出反應的過程中進化的，所以認知習性學家偏好在盡可能接近自然選擇發生時的自然環境的情境下對動物進行觀察和實驗；因為認知習性學是一門比較科學，所以認知習性學的研究強調廣闊的分類學的比較，且不把關注點放在有限分類中一些選擇的代表上。此外將動物行為的研究定位于進化和比較的框架之中，認知習性學家堅持認為動物的現場研究（包括細致的觀察和實驗研究）可以為動物認知研究提供信息。認知習性學并不一定需要將動物的行為研究帶入實驗室中進行研究，以讓人信服（此處是說明不是只有實驗研究才是科學的，現場研究也是有效地）。

因此，與認知習性學家相對比而言，認知心理學家主要致力于實驗設置的相關主題的研究，并不強調動物認知的進化或比較方面。當認知心理學家的確采用了跨種系比較，他們主要感興趣的是以普遍潛在機制的形式來解釋不同的行為模式；習性學家，和其他生物學家一樣，通常更關注生物體已尋找到的對共同問題的解決方式的多樣性。

三、認知習性學作為一門科學面臨的三種態度

對于認知習性學而言，主要問題是以數據收集的方法、分析、描述、解釋和對動物行為的解釋為中心。因為認知習性學論述動物思維和心理狀態，所以對其研究的可能性有不同的看法，爭論認知習性學是否是一門科學，甚至是否可能是一門科學。這三種不同態度分別為否認論、懷疑論、支持論。筆者認為，三種對認知習性學的態度差異部分是由于所認同的科學研究方法不同造成的。

否認論者否認認知行為學的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他們挑選最困難最少接觸的現象進行研究，然后得出結論我們關于這個主題只能得到非常少量的具體信息，并且也不可能在其他方面做的更好。他們否認認知解釋、認知假設。提倡實驗室研究。

懷疑論者很難分類，他們比否定論者稍微開放點，而且他們之間的觀點差異非常大。他們承認認知習性學的部分成功，對未來持一定樂觀態度。很多懷疑論者熱衷于神經學，認為懂得神經系統后會使認知習性學顯得多余（Griffin，1992年，也對神經學很感興趣，但他不擔心神經生物學會導致認知習性學的消失）。他們有時也把困難和可能性混為一談，但是當發現有價值的東西時就會停止懷疑，他們對民俗心理學、神論學、軼事和認知解釋的態度也不是絕對的拒絕。

支持者對于動物認知和認知習性學調查持開放的觀點。他們認為在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認知行為學的研究取向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新的有趣的數據。他們肯定田野研究以及對比較習性學和進化論的依賴對認知習性學做出的貢獻。支持者們也接受民俗心理學，用它做一些保守的研究。他們還接受運用認知學解釋建立一個系統的解釋性框架，并且認為軼事和擬人化理論有可取之處。雖然支持者們承認Griffin對于實驗研究沒有做出具體詳細建議，但這并不能阻止他們尋求像 Griffin的嚴格經驗法一樣的可行的方法。支持者是批判性的，但他們也是耐心的，他們不想過早的毀滅這一研究領域。Griffin認為我們可以通過認真學習溝通和其他行為模式來探悉動物的想法。

四、認知習性學的研究內容――社會性游戲方面

社會性游戲是認知研究的熱點問題，并且對否定論、懷疑論者和支持者都構成挑戰，游戲比其他研究領域更能提供動物思維的證據。當動物們在游戲時，他們主要運用動作模式，這些模式也用于捕食行為、反捕食行為和求偶行為中。這樣，人們也質疑社會性游戲行為如果不用認知詞匯是不能被研究的。例如，如果你很少被告知Jethro和Henrietta在做一些動作且這些動作描述得很客觀，你不會知道他們正在玩游戲，也不知道他們玩的很高興；因為你不知道那些事情主要由一些也用于其他活動中的動作模式組成。個體需要能夠和潛在的游戲伙伴交流，那些伙伴是它不準備統治的、吃的、與他們的。甚至，他打算與他們玩游戲。對參與社會性游戲的動物的行為觀察顯示，他們希望并且相信只要他們清晰地用某種信號來交流表達他們的游戲意愿，他們對誰會對他們的意圖有反應的想法會被別的個體認識到。在此觀點看來，游戲被看做一項合作事業。

五、結語

總而言之，認知習性學作為一個新研究領域前景還是比較樂觀的，我們應該有耐心待其成長。對于那些否定者的哲學家們，習性學家需要更明確的讓他們知道我們已經知道了什么，我們將做什么，以及怎樣進行研究，盡管哲學家們不能提出方案，但是也可以適當采納他們對實驗設計的現實建議，這同時也能夠讓哲學家們了解認知習性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此外，現場研究的方法是可取的，要正確看待民俗心理學和神經科學以及其他資料對認知習性學的作用。認知習性學家還需要不斷給這一領域帶來有挑戰性的問題并攻克他們。

參考文獻：

[1]Bekoff, Marc (1995) Cognitive Ethology and the Explanation of Nonhuman Animal Behavior.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ognitive Science. J.A. Meyer and H. L. Roitblat, eds 119-150.

[2]茍增強,崔健. 習性學的發展理論綜述[J]. 滄州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8,(1).

[3] 王彥,蘇彥捷. 迷宮與動物行為研究[J]. 心理學動態,2001,(3).

[4]馬國芳,隨曉杰. 現代行為生物學的奠基人──勞倫茲[J]. 生物學教學,1999,(1).

[5] 龔蕓. 論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方法[J]. 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7,(2).

[6] 認知心理學(2) 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方法[J]. 中國臨床康復,2005,(36).

[7] 高申春. 評侵犯行為的習性學理論[J]. 心理學探新,1999,(3).

[8]張新立. 西方兒童追逐打鬧游戲研究的發展和趨勢[J]. 心理科學,2006,(2).

[9] 韓曉東. 現實中的個人與游戲――對人類游戲本質屬性邏輯起點的審視[J]. 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03,(4).

第4篇：心理學的性質范文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整群選取該院收治的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共96例按照隨即原則分成對照組和觀察組各48例，觀察組患者中，男性26例，女性22例，患者年齡在48~72歲之間，平均年齡為65.7歲。按心衰病因劃分，冠心病共19例，高血壓性心臟病共15例，擴張型心肌病共14例，心衰病程為1年～16年，平均病程為9.8年；對照組患者中，男性30例，女性18例，患者年齡在47～69歲之間，平均年齡為67.3歲，按心衰病因劃分，冠心病共20例，高血壓性心臟病共19例，擴張型心肌病共9例，心衰病程為2~15年，平均病程為10.6年。

1.2治療方法對于該兩組患者均給予休息、吸氧，并限制鹽的攝入，給予患者利尿劑和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和洋地黃類藥物，給予強心類常規治療，以保持病情的穩定。對于觀察組患者，使用卡維地洛(批準文號為國藥準字H20000100)3.33mg，1周之后調整為5mg/d，每隔2周調整1次劑量，最大得耐受劑量為15mg/d[2]，均為2次/d；對照組患者加用美托洛爾（批準文號為國藥準字H20057288）6.25mg，1周以后調整到12.5mg，后每隔2周調整一次劑量，最大的耐受劑量為25mg，均為2次/d。在治療期間依據心衰癥狀，調整兩組患者的利尿藥和β受體阻滯藥，最終達最大的耐受劑量，按12周為1個治療周期。

1.3觀察指標仔細觀察患者用藥的心率、血壓和血糖等指標，并統計患者出現間竭性Ⅱ度房室傳導阻滯、空腹血糖升高及慢性心律失常的發生狀況。1.4療效判定標準以患者治療后心功能以改善2級為顯效，以改善1級為有效，以無變化或惡化為無效，總有效為顯效和有效之和。

1.5統計方法運用SPSS19．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綜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率（%）表示，進行χ2檢驗。

2結果

觀察組患者的心功能改善總有效率為95.8%，明顯高于對照組（81.3%），該兩組治療有效率對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不良反應發生方面，兩組患者治療后射血分數均有所升高，血壓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觀察組和對照組患者出現間竭性Ⅱ度房室傳導阻滯、空腹血糖升高及慢性心律失常的發生率分別為6.25%（3/48）、8.33%（4/48），該兩組患者的不良反應發生率對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0.852,P>0.05)。

3討論

大量相關文獻報道證明，對于慢性的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β受體阻滯劑可以發揮出較為明顯的治療效果，能夠明顯降低外周循環阻力，從而增加心肌得適應性，并且改善左心得功能。而藥物美托洛爾屬于β1受體阻滯劑，該藥的臨床價值早已得到了臨床上的公認。藥物卡維地洛能夠阻滯β1的受體，從而減緩心室重塑的過程，但是在改善心肌功能和發揮藥物作用的機制方面，有著更大的優勢。因為卡維地洛屬于第三代的β受體阻滯劑，該藥對于β1受體的親和力要更強，能夠使得β2和β3受體密度顯著下調，所以，長期使用卡維地洛，能夠明顯提升患者的生存率。該研究結果顯示，使用卡維地洛的觀察組患者的心功能改善總有效率為95.8%，明顯高于使用美托洛爾的對照組（81.3%），該兩組治療有效率對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和PackerM、戴功強等研究結果基本相符，說明卡維地洛對于減輕左心室重構有著重要的作用，可以明顯改善患者的心功狀態。

第5篇：心理學的性質范文

1.創新高職教學管理運行機制需要遵循適應性

在整個高職教學管理運行機制中，要確保人才培養具有一定的目標性，使其作為一項教育體系以及一項運行模式進行管理，科學高效的管理是整個教學體系的正常發展以及有效實施的有效保障。因此，在我國高職教學管理之中，要從做到實踐教學體系以及人才培養模式之間的適應性，只有在創新高職教學管理的運行機制上遵循適應性原則，才能使高職教學管理模式更加規范。

2.創新高職教學管理運行機制需要遵循效益性

從管理學可知，教學管理的主要目標是實現教學效益的最大化。因此，為了從根本上實現高職教學管理的效益，那么在教學過程中要進行軟件與硬件的最大化，比如，師資隊伍建設，為學校建造相應的教學場地、實踐場所等。與此同時，還要考慮到學校的專業特點以及人才發展要求，在結合師資特點的基礎上，實行良好的發展機制。每個專業要設定相應的人才培養方案，按照學校和社會發展要求及企業的人才需求這三個基本模式進行探索。故作為學校的教學管理部門，在發展過程中要人才的培養目標，對課程、專業、師資進行設計，積極改革探索。

二.創新高職教學管理運行機制的發展目標

1.積極形成標準化教學質量體系

教學質量體系是教學管理運行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教學過程中對質量評價與監控進行衡量的及時、有效的重要舉措。其中，教學質量的標準一方面是對教師教學過程質量進行探究，另一方面是學生在自主學習過程中的質量探究。只有具備高質量的教學管理工作，才能使教師的教學過程處于控制狀態，才能對每一個環節進行檢查與監督，從而制定出符合教學規律的質量標準

2.積極構建教學質量綜合評價體系

在教學管理中，評價體系具有一定的激勵作用，是幫助學校發揮監控功能的主要手段，也是創新高職院校的重要保障。為了從發揮出教學質量體系的評價作用，要建設專業、開發專業，對教學崗位進行設置，建立相應的教學質量綜合評價系統，從而對整個教學過程進行全面監察，對教師教學進行多元化評價。

三.創新高職教學管理運行機制的主要措施

1.構建完善高職教學管理體制以及運行機制的基點

衡量高職院校體制的完善程度以及各種運行機制的靈敏度，其中主要的標準便是從表面去感受，也要從深層中去把握。表層的判斷標準一般是以教學秩序的穩定程度、教學工作的正常運轉以及教學中的教風、學風等。對于深層判斷標準，那么主要是指在教學管理系統中要具備并實現科學管理、合理分配的基本功能。其中，具體的表現是專業服務，應具有專業知識結構體系以及各種專業及課程建設發展規劃，師資隊伍建設等，使整個教學管理具有指導思想以及指導目標。

2.加強對教學管理體制的改革

第6篇：心理學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 信息倫理學 學科性質

信息倫理學這個語詞，無論是從方便的角度隨性地加以使用，還是專指一門新興學科，都已經成為相關學術研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如果將之視為應用倫理學的新興學科，那么有幾個基本問題必需回答和澄清，否則這個術語將無立身之本。這些問題是：從何種角度看信息倫理學應被視為一門新興應用倫理學？信息倫理學作為一門新興應用倫理學，應用的是什么、應用于什么以及如何應用？對這幾個問題的思考和回答將勾勒出這門學科的概貌、基本研究方法和未來研究走向。

1何為信息倫理學

要回答從何種角度看，信息倫理學應被視為一門新興應用倫理學這個問題，須從應用倫理學的緣起上去尋找答案。

為《應用倫理學百科全書》撰寫“應用倫理學綜攬”的學者溫克勒說：“應用倫理學是一個廣泛的研究領域，它包括人們去理解和解決某種實際生活領域（如醫學、新聞業或工商業）中產生的或者與某種一般的社會關注課題（如平等雇傭或死刑）相關的道德問題的一切系統化努力”[1]。這是個相當寬泛的理解，勾勒出了應用倫理學產生的范疇。盡管寬泛，從中我們仍可以得出應用倫理學從其起源上就具備了應用性和交叉性的特征這一結論。從應用倫理學發展的實際來看，應用倫理學是由不同學科組成的學科群，“專業化”是這門學科得以發展的重要途徑。

要客觀地反映應用倫理學在西方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必須看到，首先應用倫理學涵括了以往規范倫理學的內容，特別是承認了應用倫理學和自古希臘以來的倫理學傳統的傳承關系；但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吸收了所涉及的更為專業學科的知識和方法，表現出應用倫理學具體學科的發展遠遠超越了這門學科形而上學基礎的拓展。而信息倫理學無疑是應用倫理學這一學科群中令人矚目的一個分支。

信息倫理學由于生而具有的應用性和交叉性特質，使得具有不同出發點的學者對其學科地位采取了不同的態度。

從倫理學基礎理論出發來看問題的學者，往往傾向于否認信息倫理學的獨立學科地位。倫理學一向被稱為實踐的研究，生而具備一種實踐品格。蘇格拉底使得倫理學擺脫了宗教，把關注的目光從此前的宇宙論轉向人自身，確立了倫理學的自。作為一個認識著的積極主動存在著的人，真正的問題不是純粹理論的認知，而是實踐。純粹理論的認知只要求人們掌握知識，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對生活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能極其深刻地洞察和實踐，由此建立一種不可動搖的生活信念，這才是倫理學的核心。所謂的信息倫理也并不因為與信息技術相關就變得特殊起來，倫理問題歸根結底不會脫離人性的根基。信息時代的倫理問題也只是倫理問題的不同表達形式而已。

從信息技術發展的角度進行思考的學者，往往傾向于肯定信息倫理學具有獨立的學科地位。他們認為由于信息技術的應用及發展才帶來了一系列以前不存在的倫理問題，造成了之前不曾有過的倫理困境；他們強調信息技術科學在這類問題中的背景地位；在解決新的道德問題上，在使用傳統倫理學方法的同時更多寄希望于信息技術的發展，注重整體主義色彩即所有相關知識領域的理論和實踐者的意見，規范倫理學研究帶來了顛覆性的變化。

由于認識起點造成的差異，在理論探討中必定會產生沖突，對待這種沖突應有何種態度，沃爾澤對正義戰爭的說法或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發：“我將不從基礎開始討論。如果我從基礎開始，那么我可能永遠也不能完成對基礎的研究；無論如何，我都無法知道這些基礎究竟是什么。倫理世界的底層結構是一個深刻且明顯的充滿無窮爭論的問題。然而，我們都生活在倫理世界的上層結構中。倫理世界的建筑是宏大的，它的結構是復雜而又迷惑人的。……對現實世界的倫理判斷和倫理證明的研究或許是我們接近道德哲學的那些最深奧的問題，但確實不要求我們直接介入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事實上，那些介入了這些研究的哲學家，常常忽略了緊迫的政治和倫理爭論，很少為面臨艱難選擇的男人女人提供幫助。至少實踐道德是暫時與其基礎分離開來的；而且，我們必須這樣來思考，就好像這種分離是道德生活的一個可能（因為它是實際的）條件”[2]。信息倫理學家關注的問題不僅涉及僅限于理論研究者才看得懂的純粹理論領域，還需要關注更為活躍更為鮮活的信息生活的具體內容。對信息倫理學應有一種實踐的態度，結合倫理學基礎理論和信息技術理論，同時從這些信息科學發展最前沿的倫理生活的沖突中獲取靈感，給這門學科帶來發展的動力和機遇。

2 信息倫理學的資源利用

信息倫理學作為應用倫理學的一個分支，所應用的是什么？這個問題關系到信息倫理學可資利用的資源問題。簡言之，信息倫理學可資利用的資源主要來自信息技術科學和倫理學兩個方面，除此之外還有來自其他領域的相關資源。

首先從信息技術科學的方面來看，現代信息技術科學包括信息學、計算機科學、通信科學、情報學、傳播學、人工智能、信息管理學、信息經濟學等學科。另外，相關的概率論、統計學等基礎性學科也必須納入信息倫理學應用的范圍中去。

信息倫理學的繁榮得益于信息技術的普及和推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使人們的生活產生了顛覆性的變化，虛擬信息社會的出現導致傳統交往行為模式的變化，產生了以往不曾出現過的倫理困境。與人的信息權力有關的內容包括隱私權、知識產權、信息自由權、信息獲取權；信息社會中的倫理問題包括信息社會中人與社會價值問題，去權力與自我權利提升、信息社會中民主的風險與弱點、信息社會的文化沖突；信息社會的制度建設和信息素質培養包括信息倫理教育、自律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信息立法等。每一項革命性的信息技術都隱含著新的倫理問題出現的可能。人們在享受信息技術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也必須接受信息技術對人性和社會提出的挑戰。新的倫理困境既是困難也是機遇，它為信息倫理學的發展提供新的動力，為這門學科不斷注入新的推動力。

其次，對信息倫理學而言規范倫理學的各種理論、概念和原則是其可資利用的基礎性資源，從這個角度對信息倫理學進行的思考仍然占據信息倫理學研究的主流。一些著名的信息倫理學學者在自己的著作中，都以各種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倫理學理論（例如功利主義、康德主義，權力論等），特別是現代倫理學（如羅爾斯契約論的公正理論、規定主義等）對經典倫理問題的重新回答來引發討論。

再次，信息倫理學所應用的資源除去最明顯的信息技術科學和規范倫理學這兩個主要方面，道德心理學中道德發展階段論、社會學中社會集群的分層理論、經濟學中的博弈論、政治學與法學中的權利義務理論、管理科學中的組織行為學等也在信息倫理學中被用于對具體道德問題的分析和解決，日益顯示了其在信息倫理學發展中的不同作用，成為信息倫理學可資利用資源的有益補充。

由于現實信息倫理問題的復雜性和每種理論自身的局限性，對這些不同背景和來源的理論的應用必須根據實際需要采取整體或部分的使用方式。整體運用某種理論的范例，如蒂洛（J.P. Thirous）把人本主義倫理學應用于各個領域，羅爾斯把一種契約主義倫理學應用于社會的基本制度和人的目的――價值體系，而更多被采用的方式是部分地運用各種成熟的理論。以康德的倫理學理論為例，康德的思想作為對信息社會進行反思的思考源泉，其各個部分都被運用到具體的情境中進行了新的使用和開發。康德的絕對命令和對于信任的反思被用于解決如何在網絡虛擬環境中建構信任；康德對美學和倫理學含義的理解有助于對網絡環境下協議民主的思考；康德美學中對想象建構能力的理解對于形成信息環境下非政治性的共享社會框架有著極強的建設性。顯然，部分地應用理論的模式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可以根據不同應用主體的性質援引不同體系中的有關理論作為持某種立場或政策主張的論據。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應用各種理論無論整體的還是部分的，往往涉及對這些論據在其所來自體系的深層解釋，原初的理論必須經過很多綜合和改造之后才能被應用。

3 信息倫理學的應用對象

信息倫理學應用于什么？這個問題涉及到信息倫理學的研究主題和努力方向。與規范倫理學試圖建立普遍的道德理論體系的目標不同，信息論理學試圖調動一切資源，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分析和理解現實的信息技術引發的倫理問題上去。

人際交往是倫理學賴以產生的基礎，信息時代人際交往模式的新特點也催生了新的倫理問題。信息時代的人際交往超越了時空的限制，拓展了人際交往和人際關系。交往范圍的擴大使得人們的各種社會關系向多元化和復雜化方向發展（開放性與多元性）。信息技術尤其是網絡信息技術的廣泛使用使得此間生存的每一個成員可以最大限度地參與信息的制造和傳播，這就使網絡成員幾乎沒有外在約束，而更多地具有自主性。網絡對人際交往方式的改變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它使人與人面對面、互動式的交流變成了人與機器之間的交流，帶有明顯的間接性。這種間接性也決定了網絡交流的廣泛性。網絡社會的人際交往和人際關系的定義，已經突破了傳統人際交往和人際關系的內涵。在網上，人們可以“匿名進入”，網民之間一般不發生面對面的直接接觸，這就使得網絡人際交往比較容易突破年齡、性別、相貌、健康狀況、社會地位、身份、背景等傳統因素的制約。由于網絡沒有中心，沒有直接的領導和管理結構，沒有等級和特權，每個網民都有可能成為中心，因此，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和交往趨于平等，個體的平等意識和權利意識也進一步加強。網絡的全球性和發達的信息傳遞手段，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沒有了空間障礙，同時也使現實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更加疏遠。網絡虛擬化的人際交往方式致使網上的信任危機甚于現實社會。

簡言之，信息社會倫理問題發生的場合，從空間看既可能是現實存在的，也可能是在網絡技術條件下的虛擬空間存在的；從時間看既可能是現在發生的，也可能是將來會引發的。這類行為在許多場合中涉及的是個人的行為考慮或選擇，但卻不是私人的行為，而是同倫理“公域”直接相關的行為。倫理公域，從客觀上看是個時大時小的概念，在這個范圍內有著共同的倫理話語。這也是信息倫理學存在的理由和研究的主題。

信息倫理學的研究主題已經與以往的倫理學有了很大不同，個人既是關注的焦點，也是網絡中的一個點，關系和協調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個人行為的善、個人所處各種虛擬與現實關系的協調以及各種虛擬與現實共同體的穩定和繁榮需要同等程度的關注。在黑格爾看來，揚棄了的道德就是倫理，并在倫理中顯示出人類共同體的有機形式。在信息倫理學試圖把握并把各種資源加以應用的各種問題中，既有傳統倫理學關注的微觀個人層面的問題，也有傳統倫理學所不曾深入探討的組織層面、宏觀體制層面與全球層面的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信息倫理學大大拓展了以往倫理學研究的疆界。可以說傳統倫理學更關注道德，而信息倫理學更關注倫理。

4 信息倫理學的研究方法

如何應用？這個問題涉及到信息倫理學的處理方法。任何特定的方法都是針對特定的問題而來的，信息倫理學的方法有賴于對信息倫理問題的把握分析理解，也有賴于對以往研究方法的借鑒和改造，還有賴于對最終想要達成的目標的期待。

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中對當今民主社會的現狀有這么一番描繪：“現在，嚴重的問題是，現代民主社會不僅具有一種完備性宗教學說、哲學學說和道德學說的多元論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種互不相容然而卻又是合乎理性的諸完備學說的多元論特征。這些學說中的任何一種都無法得到公民的普遍認可。任何人也別指望在可預見的將來它們中的某一種學說或某種別的合乎理性的學說將會得到全體公民的永久認可。”這恰與信息倫理社會有不謀而合之處。信息社會人際交往的開放性、多元性、自主性、隨意性、間接性、廣泛性、非現實性、匿名性與平等性的特點，決定了沒有任何一種倫理價值觀念能夠得到所有人的認同而具備惟一的權威性，信息倫理學對倫理問題的把握也必須以多元價值觀念為基礎。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理解、溝通、對話，盡可能地去理解某種倫理困境出現的背景和原因。由于共識達成的困難，對對話程序的重視成為了新的關注焦點。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羅爾斯的反思均衡理論都是對價值多元性和程序共識的反思。

倫理困境往往是道德悖論類的問題，對于這類問題，即使建構了對話的平臺，引入了探討的程序，最終的結果仍然是很難達成的。交往行動理論也好，反思均衡理論也好，它們都是基于對個體自我意識的充分表達。任何一種宣稱自己具有權威和正確的指導原則的理論在價值多元的情景中都無法再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信息獲取的便捷和信息量的充盈，使得依賴網絡生存的人群更具民主和自信的特質，他們允許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各種不同的理念互不侵擾地共存。對于在這個紛繁復雜的網絡中尋求倫理問題的答案乃至最后的結果，我們所能期待的只是將某個倫理難題置于各種道德觀念的審視之下，最后通過討論來“對面臨困難的男女提供幫助”，通過妥協獲得一個接近于合理的答案。

信息倫理學作為一門新興應用倫理學，它的興起和發展與傳統規范倫理學的理論發展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更與信息技術的廣泛傳播造就的信息社會的發展關系密切。它與生俱來的交叉性和應用性特征決定了它可資利用的學科資源――來自規范倫理學的成熟思想理論與信息技術科學的最新發展；關注的問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規范理論體系的構造而是對具體引起倫理困境的問題與個體的關注；研究的方法――不再是成熟理論對新問題的包容而是對程序過程合法的重視；討論的結果――不再是對權威的迷戀而是對共識的期待。信息倫理學未來的研究走向必然是多層次跨學科的，不同學科在不同層次上的合作將給這門學科未來的發展帶來更多驚喜。

參考文獻：

[1] Chadwick S R.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ethics.Volume One. Salt Lake City: Academic Press, 1998:192.

第7篇：心理學的性質范文

訪談者由應用心理學專業的教師擔任，并在訪談前接受質性研究訪談技巧的培訓，保證訪談者與受訪者并不相識，以免影響訪談結果。訪談在安靜的咨詢室內進行，訪談過程中用錄音筆記錄整個訪談過程，每次訪談時間為20—40分鐘。

二、結果與分析

在積極心理學理念指導下的團體心理輔導，通過團體游戲、團體交流、自我反思、團體日記等方式，幫助大學生正確認識自己的情緒，并教會他們調節情緒的方法，使大學生的情緒由消極變得積極，進而提高了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大學生在團體心理輔導中，通過各種團體心理活動及成員間的相互交流，能夠更客觀地看待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并懂得了發揮自己的優點和悅納自己的缺點，使自己過得更幸福。團體心理輔導中的一系列團體活動及團體成員間的相互溝通與交流，使得大學生認識到由于成長環境、生活經歷等方面的不同導致個體之間必然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人與人之間容易出現誤解和矛盾。大學生們學會了站在他人的立場積極地看待他人，這不僅改善自己的人際關系，更提高了主觀幸福感。積極心理學理念指導下的團體心理輔導使大學生認識到凡事都有正反兩個方面，他們通過對事件進行積極賦義，從而能夠積極地看待生活中發生的事件，提高了主觀幸福感。團體心理輔導過程中安全與包容的團體氛圍及成員彼此間的開放與信任，使得大學生愿意打開自己的內心與成員進行真誠的溝通，并獲得積極的反饋。這一經歷使大學生增加了與人交往的自信并學會了與人溝通的方法與技巧，提高了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增強了他們的主觀幸福感。成員們會將在團體心理輔導中所獲得的人際交流的信心帶到日常生活中，提高了人際交往的自信，提升了主觀幸福感。

三、討論

第8篇：心理學的性質范文

執行力是什么？ 所謂執行力――把目標轉化為結果的能力。指的是貫徹戰略意圖，完成預定目標的操作能力。它是企業競爭力的核心，是把企業戰略、規劃轉化成為效益、成果的關鍵。執行力差是企業的最大內耗，不僅會消耗企業的大量人力、財力，還會錯過機會，影響企業的戰略規劃和發展。要提高企業的執行力，首先要強調“沒有任何借口”！當然，企業要具有很好的執行力，一定要將其三個核心流程良好的運用，相互融合，三個核心流程是：戰略流程、運營流程、人力資源流程。一定要有合理的企業目標、高效的規范制度、精英型的管理團隊。我們常常把自己不執行的問題歸結到客觀、歸結到他人因素，而忘記了思考自身的因素：我們自己是做什么的，我們拿什么與公司交換薪水？我們該學習什么？我們該思考什么？我們該提升什么？

我們作為一名管理者，一定不能以“君子動口不動手”的領導者自居，領導的功能有：激勵、指導、溝通、解決。我們應是一個高度關注執行過程、切實指導執行方法的“指導者”。一味的抱怨下屬執行力太差，只能說明我們對執行的指導力太差。一旦出現問題，首先自我反思，“誰的責任？我的責任！”因為，從因果關系上來說：指導力決定執行力，指導力比執行力更重要！

執行力”也離不開“良好的溝通”。有好的理解力，才會有好的執行力，好的溝通是成功的一半。處理問題的溝通原則：1，先處理情緒，后處理問題；2、表達尊重和關懷。通過溝通，群策群力集思廣益可以在執行中分解、細化目標，分清戰略實施的過程和責任人，適合的才是最好的。通過自上而下的合力達使企業執行更順暢！

“執行力”也離不開“有效的激勵”。員工關注的不僅埋頭苦“干”，更為關注的是“干”的目的、利益，有所求是有所為的真正動力。員工個體利益與企業整體利益不盡同質，因此企業不能盡靠整體利益激勵員工，諸如“企業利潤翻幾翻”，而且更多注重“對員工個體受益具體承諾”的激勵，關注員工的個人成長，才能讓員工與企業榮辱與共，息息相關。

“執行力”同樣離不開“企業文化的建設”。企業通過對員工權利意識、自主意識教育、引導，通過架構尊重人、關心人、相信人的人文環境來提高廣大員工盡責意識，借以強化執行的速度與力度。企業要構建一定平臺，讓年輕的后備力量突穎而出，讓員工在“鑄就團隊”的過程中，實現”“成就自我”。企業要用感情、發展和事業來留住有用之人、有執行力之人。

第9篇：心理學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教學質量；中職物理教學；心理特點

1.對中職學生學習物理的心理特點分析

（1）部分中職學生具有很強的自卑心理。由于中國傳統的教育理念，很多人認為只有正規的高中才是真正的學校，才是求學的正確選擇。而中職學校，只是沒有能力的學生想要繼續求學的無奈選擇。這種思想在尤其敏感的中職學生中更為普遍，很多中職學生由此而產生了嚴重的自卑心理，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對學業根本不屑一顧，總覺得學也沒用。再加上中職學生入學起點低，本身學習基礎就比較差，而物理這門學科本身就比較高深，很多知識點很難理解，這就導致了中職學生對物理這門學科有嚴重的抵觸心理。

（2）中職學生具有較強的記憶力和觀察力。中職學生正處于十幾歲的黃金階段，思維敏捷，記憶力強，好奇心強，善于觀察。結合這一特點，教師就要避免“灌輸式”的授課方式，在課堂教學中盡量創造一些物理現象來吸引學生，引發學生的好奇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這樣做，不僅使學生對物理知識印象深刻，也能達到培養學生對物理學科的學習興趣的目的。

（3）部分中職學生很難集中注意力。大多數中職學生沒有明確的學習目標，認為只要在中職院校混個畢業證就可以了。因此，在課上為所欲為，不專心聽講，注意力無法集中。殊不知當今社會，靠的是真正的知識技能，單有一張畢業文憑，沒有真才實學，根本無法在社會上立足。而物理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在實際的工作生活中可以發揮很大作用。因此教師可以通過班會、談心會等多種途徑，向學生講清社會形勢，糾正學生錯誤思想，使學生在課堂中集中注意力，用心學習物理知識。

2.抓住學生心理特點提高中職物理教學質量的具體方法

（1）培養興趣，形成學物理的氛 圍。在中職物理教學中，教師要注重學生對物理學科學習興趣的培養。一是在教師本身方面，要給予學生足夠的關愛和重視，多與學生溝通，讓學生感受到老師的關懷，愿意親近老師，這樣學生也愿意學習老師所教授的課程，進而對這門學科有好感。另外，老師要幫助學生，讓學生從自卑的心理中走出來，克服不良情緒，積極陽光地面對中職階段的學習。二是教師要創新授課方式，比如，多用故事、實驗，或者帶領學生走出課堂，走進自然，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要對學生的每一點進步予以肯定和表揚，樹立學生對物理的學習信心，保持學生對物理的學習熱情。

（2）掌握學情，有的放矢開展教學工作。中職物理教師要對學生的學情了如指掌，掌握學生對物理學科的認知程度，進而采取有效的教學方法。比如對學生進行摸底考試，了解學生的知識水平，從而在實際教學中合理安排中職學生能夠接受和理解的教學內容，可以大膽刪減學生不易掌握的教學內容，并循序漸進增加知識難度，直到完成教學要求。對于少數學生跟不上教學進度的情況，教師應保持足夠的耐心，集中進行輔導，保證每一位學生都能夠很好地學習物理知識。

（3）聯系實際，提高物理教學的實效性。中職物理這門學科與其他學科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它的實踐性很強。鑒于此，中職物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讓學生將課本中的知識與生活實際聯系起來。這樣，不僅能夠讓學生充分地掌握課本內的知識，還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比如，物理學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兩個學生分別穿黑白兩色衣服站在太陽底下，著黑色衣服的學生就比著白色衣服的學生要感到熱。教師可以當堂安排學生做這個實驗，也可以要求學生在生活中自己完成這個實驗，好奇心的驅使會讓學生想要弄明白這其中的原理，求知欲大大增強。此外，教師可以鼓勵學生多留意生活中的物理現象，多看一些科普類節目或者書籍，這樣，也可以大大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中職物理對于中職學生而言，是一門很重要的學科。然而如何解決中職學生對物理這門學科的嚴重抵觸情緒，值得中職物理教師深思。中職學生一般較為敏感、叛逆、單純、稚氣，中職教師要把握學生的心理特點，有針對性地革新教學方法，不斷改善中職物理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1]戴建剛.從心理特點入手 抓好中職物理教學[J].職業技術，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