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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之后有些失望。
前大半部分講述三毛的生活部分還可以，后面講三毛與一些個名人的交往，特別是跟老賈，不喜歡他那張大餅子臉，前些日了還把漢服穿錯了，就非常煩了，沒有再認真看下去。
把三毛跟蕭紅對比了一下子，覺著三毛比之蕭紅那是差得太遠了，無論是人生經歷與交往，還是作品，沒法在一個層次上相比較。
三毛寫女人生活的小情懷，小情趣，蕭紅寫的是人生社會大舞臺，三毛寫的東西會得到年輕人的熱捧，而蕭紅的作品會引發更多人的思考。
這只是我的一點想法，其實我對這兩位及其作品都沒有深入地研究過，只是在這里胡說八道地湊數字呢。
不過人說開卷有益嗎，最大的收獲在于以下幾點。
一、知道了三毛，臺灣人，真名叫陳平。知道了這個三毛跟那個《三毛流浪記》里的三毛不是一個三毛。過去一直以為三毛是因為寫了《三毛流浪記》才叫三毛的。那真是張冠李戴了。《三毛流浪記》是大漫畫家張樂平的作品，三毛曾拜訪過張樂平，他們之間有些交往。
二、了解了一些三毛的人生經歷，特別是跟西班牙小伙荷西的愛情故事。也就是《撒哈拉的故事》。覺著三毛是個很偏執的人，患過抑郁癥，從小就有自殺情結，追求完美愛情。她與荷西六年的愛情生活，是她創作的源泉。這六年就是她短暫一生的全部。
三、與王洛賓有一段短暫的情感經歷，但是以失敗告終。年齡差異是個問題。對生活的追求不同也是個問題。王洛賓挺后悔，三毛特失望。
四、三毛的生命定格在四十八歲。穿著睡衣，在醫院的衛生間，用絲襪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終于可以與她的荷西團聚了，沒能夠實現她的諾言，先父母而去。她這樣做很殘酷，對于父母親來說。可是她有這樣做的理由。不然的話她就不成為三毛了。
三毛：原名陳平，一位臺灣作家，父母是古典文學教師，受家庭影響，五歲時就開始閱讀《紅樓夢》。三毛的文字如其人，像一朵絢麗多姿卻又平淡無奇的云，潔白無暇而又飄逸靈秀。自由浪漫，坦率而又不失天真。自殺后，骨灰一半遺在了臺灣的日月潭，一半遺在了大陸西北的鳴沙山(敦煌)。日月潭可以浸透《溫柔的夜》，鳴沙山可以重溫《撒哈拉沙漠的故事》。生如夏花之燦爛，死如秋葉之靜美，大抵描繪的應該是她吧。
賈平凹：陜西、西安人，原名賈平娃。西安是六朝古都，厚重的文化積淀孕育、熏陶了他。善長寫長篇小說和散文，其《廢都》是對《紅樓夢》的一次成功模仿，同《紅樓夢》一個遭遇，一開始就被淪為禁書。散文：語言樸實、平和。小說：語言富有獨到的地域氣息，并有方言夾雜其間。其作品擺脫了那種浮躁、張揚、淺薄、晦澀、華麗的文風，整合并開創了一種現實感、趣味性、哲理性、深沉氣質的風格。寫小說難，難在有始難有終，高鄂對《紅樓夢》后期成員遭遇的安排非常合理。
張愛玲：一個不落俗套、身著紅袍的前衛女子，個性十足。《傾城之戀》、《沉屑香》、《半生緣》…。她的文字更具個性：環境描繪、意韻烘托、心理剖析、想象豐富，讀起來有如身臨其境之感，飽含了對愛情的透徹思悟。她仿佛在告戒后代的女子們如何識破男人們的詭計，不過男人和女人的分工不同，男人天生就是在給女人使壞，女人總是用她的好來原諒他的壞。女人談戀愛前應該讀讀張愛玲，失戀之后更應該讀讀張愛玲，做女人應該像張愛玲。
如果你對他們三位的情況比較了解，你會發現，三毛比較欣賞賈平凹的文章，賈平凹比較欣賞張愛玲的文章。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早年是上海藝術戲劇學院的院長(現已封筆終老，退出文化圈)。《借我一生》、《文化苦旅》、《霜冷長河》、《千年一嘆》、《山居筆記》，從他的作品名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何等大氣的作家，這里用作家來稱謂他是有問題的，準確地說他是一位藝術理論家，并對歷史有較深厚的研究。他的作品除《借我一生》以外，都與隨筆有些類同。余秋雨猶如一位歷經滄桑的老者在向我們講述國內、國外的歷史、文化史。
0后：韓寒、郭敬明、張悅然、春樹，韓寒曾獲得過《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的一等獎，一個另類的天才，精通語言的韻律，文字的巧妙組合與運用。其小說故事情節性差，所以語言上格外的努力，要求句句都出彩。這與其人生閱歷有關，畢竟年紀小。大家都知道魯迅、錢鐘書、李敖是我國三位泰斗級的語言大師。從他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錢鐘書和李敖的影子，他的《三重門》是對錢鐘書《圍城》的一次成功模仿，也就是《三重門》奠定了他在讀者心中的地位。但有點刻板，錢鐘書的詼諧幽默是流出來的，李敖的喜笑怒罵是溢出來的。韓寒出生在電玩時代，身上有太多的享樂因素。他并沒有把文學當成一種真誠的生活姿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不夠敬業，而是把文學當成一種品位的炫耀，一種實現自己飆車夢想的手段。其作品娛樂性較強，有意思的東西不一定有意義，有意義的東西往往沒意思，他應屬前者。
余光中第一次細細觀賞梵高，是在婚前，在范我存女士保存的一本梵高畫冊上，余光中第一眼見到那《向日葵》，便“深受震撼，像面對一場揮之不去卻又耐人久看的古魘”，“覺得那些擠在瓶里的花朵，輻射的金發，豐滿的橘面，挺拔的綠莖，襯在一片淡檸檬黃的背景上，強烈地象征了天真而充沛的生命，而那深深淺淺交交錯錯織成的黃色暖調，對疲勞而受傷的視神經，真是無比美妙的按摩”。梵高成了這對年輕戀人之間熱烈的話題。以后，翻譯《梵高傳》，更是他們一生攜手合作的開端，每天，余光中在無格的白紙上寫下譯文，從中國臺北寄給在中壢任教的范我存，由她謄清在有格的稿紙上再寄回，讓余光中送往報社，保證每日連載不斷。300多個日夜30多萬字的譯文，他們共同面對“紅頭瘋子”的苦難；他們也分享工作和愛情的甜蜜，余光中每每在白紙背面寫上自己的思念和情意，范我存寄回的稿件里當然也附帶有情書。所以，余光中會說，“在我們早年的回憶里，梵高其人其畫，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份。苦命的文生早已成為了我家共同的朋友。”
這里的“我家”原來是兩口之家，后來成了六口乃至十余口之家，可是，梵高一直、永遠是這家人共同的朋友，不，不僅僅是朋友，應該說是余家的“精神家人”。1990年，是梵高逝世百年，余光中、范我存和兩個女兒專程遠赴荷蘭，瞻仰梵高畫作；并到法國奧維爾梵高兄弟墓前憑吊；全家從荷蘭提回的梵高畫冊，重達好幾公斤。余光中寫道，“1990年對于我家，真是壯麗無比的梵高年。”
這次遠程的朝圣，猶如家庭的祭拜儀式。這種奠儀，不需香火和牲酒，而用性靈與詩文。主祭余光中在那一年，向梵高一連獻上了7篇詩文：以梵高畫作為主題的《星光夜》、《荷蘭吊橋》、《向日葵》3首詩歌；《破畫欲出的淋漓元氣》、《壯麗的祭典》、《莫驚醒金黃的鼾聲》、《梵高的向日葵》4篇總字數逾4萬的梵高專論。
余光中所譯《梵高傳》震撼了許多敏感而年青的心靈。該書在中國臺灣一印再印，總印數逾3萬冊，數以萬計的熱情讀者中，有些正是在《梵高傳》的感召下，成為出色的藝術家。比如，“云門舞集”的創始人林懷民，12歲就讀了余譯《梵高傳》；作家三毛（陳平）過世后，家人以她生前最喜愛的三本書陪葬，其中一本便是余譯《梵高傳》……
為了使更多青春的心靈能夠沐浴于梵高的光輝中，《梵高傳》出版20多年后，余光中在繁忙的創作和教學之余，認真修改《梵高傳》的譯稿，使其譯文更為精美流暢。在“新譯本譯者序”中，譯者自敘其譯事：“每頁修改的程度不一，少則七八處，多則二三十處，相信舊譯全文至少修改了1萬處。修改所耗時間，每頁少則15分鐘，多則往往半小時以上……新譯的過程約為1年；有時在家里動筆，有時在辦公室里，有時和我存開車去買菜，我甚至利用等她采購的一段時間，靠在汽車后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