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教育的弊端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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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私立教育的弊端范文
關鍵詞： 衡水市私立幼兒園 教師流失 原因分析 穩定對策
近年來，隨著學前教育改革的開展，在追求教育公平和諧發展過程中，私立幼兒教師流失現象在經濟發達地區有所緩解，但衡水市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現象有增無減。幼兒教師的流失可分為外部流失和內部流失兩種情況。外部流失是指幼兒教師在整個社會職業體系中各職業間的流動，即幼兒教師放棄原來的教師職業，脫離幼教工作，選擇其他職業；內部流失是指幼兒教師在教育機構內部的流動，即幼兒教師從一所幼兒園調到另一所幼兒園。［1］
一、衡水市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現狀
通過對衡水市大、中、小規模各6所私立幼兒園，共18所幼兒園的調查發現，衡水市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現象很普遍，大量私立幼兒園優秀年輕的教師向規模較大的私立幼兒園、公立幼兒園甚至大中城市流動，導致衡水市幼兒園教師資源嚴重不均衡，私立幼兒園教師隊伍不穩定，教師無序流動嚴重影響和制約私立幼兒園管理、教學及教育質量的發展。當前衡水市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一）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率逐年增加。
在被調查的18所私立幼兒園中，2007年幼兒教師流失率共計2.1%，2008年幼兒教師流失率約為6.5%， 2009年幼兒教師流失率約為10.8%，2010年幼兒教師流失率達到15.5%。據2011年不完全統計，截止到8月，已經約有10.9%的幼兒教師流失。從被調查的數據看，衡水市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率逐年升高，流失現象逐年嚴重。
（二）專業性幼兒教師較非專業性流失嚴重。
調查結果發現，流失的衡水市私立幼兒園教師中，所學專業為學前教育專業的流失比例占89.7%，非學前教育專業的流失教師中，所學專業為中文、音樂、美術等師范類專業的占7.9%，而其他非師范類專業的流失僅占2.4%。由此可見，衡水市私立幼兒園教師中學前教育本專業的較非專業的流失顯著。而比照18所被調查私立幼兒園的師資情況，由于專業性教師流失嚴重，專業性教師在師資結構中比例縮小，非專業性教師比例逐漸升高，為私立園的幼兒教師培訓與管理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三）中青年骨干幼兒教師流失頻繁。
被調查數據中，近五年18所私立幼兒園流失的60多名幼兒教師中，35歲以下流失的占85%，35歲至40歲流失的約占14.5%，僅有約0.5%的流失幼兒教師超過40歲。其中剛入職的私立幼兒教師流失約占總流失人數的58.3%，工作三年以上及擔任骨干教師的私立幼兒教師流失人數約占總流失人數的39.2%，其余約占2.5%。可見，衡水市私立幼兒園中青年骨干幼兒教師流失頻繁。
（四）私立幼兒園規模越小，幼兒教師流失越多。
調查顯示，被調查的18所私立幼兒園中，6所較小規模的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率占64.3%，6所規模居中的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率約占21.6%，6所規模較大的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率約占14.1%。衡水市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情況與幼兒園規模有一定相關，即規模越小，幼兒教師流失越多，相反，規模越大，越有助于穩定幼兒教師隊伍。
二、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的原因分析
我們在獲取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數據的基礎上，結合深入衡水市私立幼兒園與其管理者、幼兒教師的深度訪談，梳理總結衡水市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的原因。
（一）個人因素。
從衡水市私立幼兒園流失教師的個人因素分析看，首先，與個人職業興趣有關。部分流失的幼兒教師對幼師專業、幼教職業并沒有太大興趣。尤其是本專業流失的幼師，之所以選擇學前教育專業是因為就學分數低，學習要求難度低，等等。其次，職業信念較低，職業承諾欠缺。這與其職前教育有關，衡水市私立幼兒教師主要來自衡水、石家莊、保定、滄州等地區的幼兒中等師范院校、部分大中專院校，少數本科類院校，其中以幼兒中等師范類院校為主。傳統的幼師院校在學前教育專業人才培養中，由于重點強調幼師“彈、唱、舞、美、講”等應用性技能而忽視了對其職業價值觀的正確引導，忽視其入職后的適應性培養，導致新入職幼兒教師特別是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現象顯著。最后，個人職業倦怠較嚴重。在與私立幼兒園教師深度訪談中，我們發現絕大部分教師帶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在私立幼兒園中超負荷工作。私立幼兒園管理過于要求“關注園所效益”、“注重幼兒安全”、“追求特色教學”、更高效的“服務家長”等，使私立幼兒園教師增加了很多職業重負；私立幼兒園教師在每日高付出與低收入待遇之間的矛盾，在個人追求專業發展與園所現實提供發展環境之間的矛盾中，逐漸產生職業倦怠，進而選擇離職。
（二）職業因素。
衡水市私立幼兒園教師流失除了個人因素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即與私立幼兒園教師的職業因素有關，其根源在于學前教師教育體制及私立幼兒園管理體制不夠完善，私立園幼兒園教師專業化程度不高。一方面，總體看，學前教師教育體制存在弊端。學前教師教育體制的不完善體現在人才培養類型與規格、職前培養與繼續教育模式等方面，學前教育理論與實踐脫節使得培養出來的學前專業人才素質結構不完整，特別在職前、初入職及職業高原期等關鍵時期缺乏對幼兒教師職業生涯的規劃與指導，由此導致幼兒教師各個工作期的不適應，工作壓力劇增，進而選擇離職。另一方面，私立幼兒園管理體制存在不足。雖然國家近年來注重學前教育，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嚴格執行幼兒教師資格標準，切實加強幼兒教師培養培訓，提高幼兒教師隊伍整體素質，依法落實幼兒教師地位和待遇等。”關于私立幼兒園的開辦等頒布《民辦教育促進法》，但是對民辦私立園教師招聘、教師地位和待遇等問題并沒有相關法律依據，致使私立幼兒園的幼兒教師入職門檻低，在職工作缺乏專業發展意識與動力。
（三）園所因素。
對于幼兒園而言，衡水市私立幼兒園也對幼兒教師流失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衡水市屬于河北省地級市，城鄉經濟發展以軟實力項目為主，經濟欠發達。衡水市私立幼兒園與大中城市的私立幼兒園、衡水市公立幼兒園等相比，在幼兒教師的經濟社會地位和待遇，園所規模和園所文化，園所管理制度，以及為幼兒教師提供的專業發展的機會和平臺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
園所發展對幼兒教師的發展與成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在中國社會結構變遷過程中，社會階層重新分化與整合引起人們價值觀的重組與變化。對教師群體而言，經濟轉型期多元價值觀并存的現實對教師職業價值觀的影響突出表現為教師價值取向出現二重性：教師在追求社會價值時，開始重視個體價值的定向；在為教育事業奉獻的同時，比過去更重視創造個人財富。［2］立足“經商者”的視角，一切向“錢”看的經營管理勢必會制約在園幼兒教師工作的積極性。而唯有“以兒童為中心，服務兒童、家長與社會”，并輔之以一定的經濟地位待遇，才能從根本上堅定私立幼兒園教師對幼教職業的信念。
三、穩定私立幼兒園教師隊伍的對策
（一）增強對私立幼兒園教師的扶植力度。
首先，落實提高私立幼兒園教師的地位與待遇。積極制定并貫徹相關法律，明確保障幼兒教師特別是私立幼兒園教師經濟及法律地位與權益。重視解決私立幼兒園教師工資及福利待遇的解決。不僅僅停留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的文本中，還要結合相關法律與河北省衡水市私立幼兒園實際，制定河北省衡水市私立幼兒園管理制度與監管制度，切實保障私立幼兒園教師的合法權益。
其次，為私立幼兒園教師提供晉升機會。立足河北省衡水市，建立健全并嚴格執行衡水市私立幼兒園教師準入制度、聘任制度等，全面落實衡水市公私立幼兒園教師職稱評定、繼續教育及專業發展的權利，確保其發展權。
（二）建立公私立幼兒園共同體，促進區域學前教育均衡發展。
在衡水市公私幼兒園中組建衡水市公私立幼兒園區域共同體，共享優質資源，通過衡水市學前教育論壇、衡水市公私立幼兒教師優質課評比、公私立幼兒園環境創設與玩教具評比、衡水市幼兒教師沙龍等活動提高現有資源利用率，增進衡水市公私立幼兒園的交流，為衡水市優質學前教育提供新的發展機遇。
（三）完善私立幼兒園內部管理制度，促進幼兒教師流動規范化。
穩定的師資隊伍是私立幼兒園存在與發展的前提與基礎，而高效的管理制度是保障人員穩定的重要因素。衡水市私立幼兒園在管理過程中，應倡導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好的園長是園所成功的一半，私立幼兒園園長應以身作則，激發和增強幼兒教師專業成長的內在動力，將園所專業發展要求自覺內化為自我專業成長的內部動力，以有助于幼兒教師個人及園所發展。應為幼兒教師進一步在職發展提供機會，幫助其確立不同階段職業發展目標，鼓勵幼兒教師將個人發展與幼兒園園所發展目標相結合，在幼兒教師實現自我價值同時，能與幼兒園組織目標實現達成共識。
幼兒教師流失問題是制約學前教育教學質量提高的重要因素，隨著《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逐步落實，有關穩定幼兒教師隊伍，提升幼兒教師專業化的研究會受到更廣泛關注，并得到深入發展。
參考文獻：
［1］母遠珍.幼兒教師流失的社會學分析［J］.教育導刊，2006，（11）：7.
第2篇：私立教育的弊端范文
一、積極發展民辦高等教育,滿足高等教育的個人需求和社會需求
我國民辦高等教育是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而逐步壯大的。民辦高校創辦之初,對于這種不同于公辦高校的教育組織,無論實踐、理論還是政策上,都存在著質疑甚至反對的聲音。其時,一方面是大批高考落榜生無學可上,另一方面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民間財富的增長,許多民間有識之士敏感地捕捉到其中的教育機遇和商機,開始興學辦校。由于長期以來形成的思想禁錮和教育制度阻礙著高等教育新的供需調節形式,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之路迂回曲折。
早在1990年,針對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思想困惑和設想,柯佑祥專門撰文呼吁:無論從高等教育的外部需求還是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需求來看,無論從高等教育發展史還是從現實出發,興建和發展民辦高校都是很有必要且非常有益的[5];公辦高校與民辦高校并行發展有利于實現高等教育的最優化,民辦高校通過靈活的自主辦學機制為社會培養合格的專門人才,可以避免公辦高校辦學的諸多弊端。
通過國際比較和現實分析,陳敏明確提出,發展民辦高等教育有以下積極作用:(1)有利于更好地滿足社會和個人對高等教育的需求。(2)有利于推進高等教育布局結構調整和管理體制改革。[6]她建議,可以將發展民辦高等教育與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結合起來考慮,讓部分已有較好辦學條件和辦學水平、社會需求量大的專業的部屬單科高校,由政府和社會力量聯合辦學,逐步轉變為以學生繳納全部培養費用和社會集資為主、國家撥款為輔的民辦高等學校,即走公辦和民辦混合型發展的道路。
無論從我國高等教育數字背后的隱憂,還是從知識經濟對我國高等教育提出的嚴峻挑戰,都凸顯出加快發展民辦高等教育的迫切性。別敦榮指出,必須像發展國民經濟那樣,最大限度地發展多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形成百舸爭流的高等教育繁榮局面。[7]事實和研究表明,民辦高等教育在解決重大社會經濟矛盾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緩解社會經濟發展對多樣化高層次人才需求越來越多而現有公辦高校的培養能力不能滿足需要的矛盾;二是緩解高等教育投入不足與政府財力負擔不起的矛盾;
三是解決廣大社會青年要求接受高等教育而公辦高校不能滿足需要的矛盾。
憑借多年深入研究國內外私立(民辦)高等教育的經驗,柯佑祥非常重視對民辦高等教育地位的分析。他提出,在《民辦教育促進法》頒布實施之前,我國民辦高等教育被看作公立高等教育的補充,起拾遺補缺的作用。在這一時期,民辦高等學校經受了巨大的困難,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從而阻礙了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第一,社會歧視和不公正對待民辦高等學校,侵權行為經常發生。第二,民辦高等教育發展中的辦學質量問題。第三,民辦高等教育的經費問題。第四,民辦高等教育的盈利性與公益性的矛盾沖突。第五,民辦高等教育的管理問題。[8]要解決如此眾多的問題,必須明確民辦高等教育是我國高等教育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新的增長點,是我國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新生力量;不斷提高民辦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使民辦高等教育走入社會的中心;利用經濟、法律手段貫徹“十六字方針”,建立高效、科學,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民辦高等教育管理體制。進入21世紀后,我國民辦高等教育在規模擴張的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對此,我們及時地作出了回應,客觀地進行了分析和總結:各地經濟、文化和公立高等教育發展的不平衡和地區政策差異,導致了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非均衡發展。[9]我國民辦高等教育應充分發揮區域優勢,建立有效的質量保障系統,實現民辦高等教育成本的合理分擔,以促進民辦高校的持續發展。該研究成果被大量引用,成為民辦高等教育研究領域高頻次引證文獻之一。
針對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問題,我們還專門組織力量,在《高等教育研究》上以筆談、專談等形式進行有關理論探討、政策分析,掀起了民辦高等教育研究的熱潮。
二、創新體制機制,建設高水平民辦大學
民辦高校與公辦高校最重要的區別,在于民辦高校在辦學體制、內部管理體制、投資體制等方面的多元化及其靈活的市場運作機制。新的體制和機制既是民辦高校的優勢,為我國民辦高校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這種新的體制和機制的不完善,也導致了民辦高校發展存在障礙,影響了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進程,及其辦學水平、辦學層次的進一步提升。特別是民辦高校在20世紀80至90年代的粗放式規模效益型發展模式,進入21世紀以后,在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等方面面臨著發展的新問題。如何轉變觀念,持續創業,創新體制機制,是建設高水平民辦大學的迫切要求。別敦榮、張應強先后從不同層面關注到這一重要的研究課題,并發表了有關學術論文。
相對于公辦高校而言,別敦榮認為,民辦高校的最大優勢在于民辦機制。但是,許多民辦高校并沒有充分利用自身的這一優勢,卻在不知不覺中走入封閉辦學的窠臼。其主要表現是:過分看重政府的政策支持及其他實際的資助,而忽視了開拓市場、發掘社會資源、走社會化發展之路;過于依靠家庭親緣關系維持學校的辦學秩序,而忽視了社會化管理機制對學校發展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致使學校成為家族的勢力范圍,喪失了社會性,發展舉步維艱;過于重視辦學的短期經濟效益,缺乏長遠規劃。[10]
別敦榮提出,建立全面開放的辦學體系是民辦高校走出困境,走向繁榮的根本保證,是不斷提高辦學水平和辦學質量的前提條件。首先,民辦高校要有開放的辦學理念。只要是有利于學校教育事業發展的,就盡最大努力去做;只要是社會需要的,就盡可能去滿足。第二,民辦高校應當建立開放性的社會辦學投資保障機制。第三,民辦高校應當建立靈敏的市場反應機制,自己去了解社會的需求,并從中作出自己的選擇和判斷。第四,民辦高校應當建立社會化用人機制,敢于在用人制度上大膽探索,使學校的教育質量和教育水平建立在自己的人才基礎之上。第五,民辦高校應當建立社會化的現代管理機制和社會化的決策機制,制定相應的決策原則、規范與程序,并確保決策機制發揮應有的功能。
對于民辦高等教育前20年來的發展,張應強作出了中肯的評價: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經過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已成為國家高等教育系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民辦高校發展的數量與規模均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民辦高校整體辦學實力不強,社會認可度不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比較弱,繁榮背后潛藏著深層危機,面臨著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的公辦高等教育系統的全方位競爭與挑戰。民辦高等教育要得到進一步發展,取決于民辦高等教育如何進行體制和制度創新,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11]
為此,張應強主張,應制定相關法律,促進、保障與規范民辦高等教育。立法的宗旨應該是“促進和保障”,即在促進民辦高等教育整體發展的同時,促進民辦高等教育系統盡快產生名牌高校,增強辦學和競爭實力;保障民辦高校的合法地位和權益,保障政府和社會對民辦高校的管理、評估與監督;促進和保障民辦高等教育進行制度和體制創新,探索新的辦學模式,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把民辦高校做大做強,用提高競爭實力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在盡可能爭取積極的政策環境的同時,練好內功更為關鍵。采用多種形式,利用市場機制促進民辦高等教育走集團化發展道路,以增強辦學實力和競爭實力,擴大社會影響,提高社會聲譽,改變社會形象。
建設高水平民辦大學,既是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民辦高校辦學者的夢想。在經歷了規模擴張階段的發展以后,如何提高民辦高校的辦學質量,建成一批優秀的重點民辦高校,滿足人們對優質民辦高等教育的需求,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應該說,我院學者從理論上呼應了時代對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要求。
三、優化資源配置,提高民辦高校辦學的綜合效益和競爭力
民辦高校主要依賴市場配置資源,遵循效率優先的市場運作規則獲得生源、財力、師資等。其突出表現是:大量設置和發展熱門專業,追求辦學的低成本高效益,在財力資源的安排上重點投向短平快的辦學項目;為節約經費開支,大量聘用公辦高校的兼職教師或低成本的人力資源,滿負荷使用專職教師,機構的設置、人員和設備設施的配備也是力求精簡,能省則省等等。在民辦高校發展的初創時期,這種控制辦學成本的資源配置模式有利于民辦高校快速積累辦學財富,為民辦高校的持續發展奠定物質基礎。但是,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系統的迅速擴張,高等教育的供給能力急劇擴大,高等教育生源增加緩慢甚至有可能下降,高等教育的生源競爭日趨激烈,生源競爭作為一種傳導源也加劇了高等教育教師資源、財力資源等的競爭,對于民辦高校的發展秩序、資源配置原則、方式、結構、發展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合理競爭,遵循效率、公平、充足、質量的原則配置辦學資源,實現民辦高等教育的供需均衡,是壯大民辦高等教育實力、促進民辦高等教育與公辦高等教育共同發展的現實選擇。
1.民辦高等教育盈利問題
民辦高等教育盈利既是一個復雜的理論課題,也是重大的現實問題和急待解決的政策難題,涉及高等教育產業與民辦高等教育盈利、非盈利組織視角下的民辦高等教育盈利、民辦高等教育的成本與效益、民辦高校經營狀況、國外私立高等教育經營、民辦高校的管理和經營、民辦高校產權、民辦高等教育盈利的思想和政策等問題。為此,柯佑祥呼吁要全面正確認識對民辦高等教育盈利問題,主張民辦高等教育適度盈利,辦學者可以獲得合理回報。[12]
2.民辦高等教育的供需調節和市場競爭
對于民辦高等教育的供需調節,我們力圖尋找其不同于公立高校的特征。在考察了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成就之后,我們發現,經過了20世紀90年代的旺盛需求期,民辦高等教育開始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其原因,主要在于市場機制在發揮作用———學費和收益率的調節作用,突出表現為接受民辦高等教育者的個人收益率偏低。我國在校生規模較大、辦學水平較高的民辦高校,主要是通過在民辦高校內部的競爭逐漸發展壯大的,與我國一流大學的發展歷程完全不同。而且,我國優質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還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優質民辦高等教育總量不足,滿足不了日趨擴大的個人需求和社會需求。其次,優質民辦高等教育具有區域性,主要集中在西安、廣東、浙江、江西、北京地區。第三,學校類型和結構單一,缺乏旗艦型的民辦高校。即使是現在辦得比較好的民辦高校,也基本上是一些以人才培養為主的教學型機構,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的職能有待進一步加強,品牌民辦高校還未完全形成,國際化的程度不高。第四,財力資源保障不充分。經費來源渠道過于單一,過分依賴學費影響到個人的教育收益率,不利于獲得優質生源。第五,軟投入不足,影響到優質民辦高校的持續競爭力。[13]
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由于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的變化,民辦高等教育競爭的范圍逐漸擴大,競爭的程度不斷加劇,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惡性競爭、過度競爭現象,嚴重影響了民辦高等教育正常的市場秩序,也削弱了民辦高等教育的整體競爭力。柯佑祥認為,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過度競爭主要是由于外在環境因素造成的。我國目前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不利于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不利于民辦高校競爭優勢的形成,主要表現是有關高等教育發展的“游戲規則”不公平、不合理。根據現有規則,一方面,有些高等教育領域,如研究生教育、高校科學研究等,民辦高校是無法進入的;另一方面,公立高等學校對民辦高等教育市場過度進入,如職業培訓等。與此同時,民辦高校投資回報的限制、產權流轉的不順暢等,使得進入民辦高等教育領域的投資辦學者退出成本較高,致使民辦高校競爭加劇。鑒于過度競爭的危害和局限性,柯佑祥呼吁,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必須履行自己的公共責任。一方面,通過公共財政加強對民辦高校所從事的高等教育這一公益性活動的支持,適當分擔民辦高等教育的成本;另一方面,對高等教育市場進行有效的經濟性規制,建立開放的、公平的、成本較低的高等教育準入和退出制度,建立規范的民辦高校產權流轉制度和靈活的學費制度,減少進入和流動的資源限制,建立民辦高校預警機制,降低民辦高校經營風險,通過有效競爭,增強民辦高校的競爭優勢。對民辦高校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政府有責任給予指導,以市場的方法在發展中規范。與此同時,民辦高校自身也應嚴格遵守市場規律,遵循教學教育規律,做到依法辦學。[14]
3.民辦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充足性
民辦高校資源配置的充足性,主要體現為民辦高校在資源的要素配置上的充足程度。柯佑祥指出,我國民辦高校資源配置嚴重不足,對民辦高校辦學質量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如何提高資源配置的充足程度呢?柯佑祥建議,其一,必須建立民辦高校資源配置的多元混合機制。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財富的多元化,要求民辦高校改變資源配置渠道過于單一的弊端,由個人、財富集團、公共財政、民辦高校自身共同配置民辦高校資源,實行計劃、市場、第三部門共同作用的優化的多元混合機制。其二,增注核心資源,優化資源配置結構。作為民辦高校的投資者和辦學者,要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為中心,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縮減一般業務資源開支,加大對專職教師隊伍建設、圖書資料、教學設施設備、教學改革等核心業務的投入,以可持續發展的眼光經營學校。其三,根據需要調整質量成本標準,充分發揮核心教師資源的巨大功用。[15]
4.民辦高等教育產權
產權是民辦高校投資辦學者最為關注的元素之一,民辦高校產權有哪些特征,產權是否明晰、權屬是否合理、產權效益是否顯著等,直接影響到投資辦學者興校辦學的積極性和產權功能的發揮。我院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民辦高校產權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究。
柯佑祥認為,民辦高校產權比較復雜,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具有雙重屬性,民辦高校“公權”與“私權”兼備,具有事業法人和類似企業法人的雙重身份。民辦高校產權的第二個重要特征是,不同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等形成的產權結構多元化,民辦高校產權主體多元化。第三,民辦高校是一種特殊的產權組織,其資源的配置依照一定的產權制度安排進行。從產權效率的視角看,辦學經營權對于民辦高校比對公立高校的作用更重要、更直接、更迫切。
相對來說,民辦高校產權要素中占有權主體、使用權主體是比較明確的(雖然并不完整),是最具活力的產權要素。民辦高校的辦學經營者、內部管理者行使占有權和使用權,在辦學中具有較大的自和靈活性,促使民辦高校自主通過調整專業設置、精簡機構和人員以及降低成本等,形成自身的辦學特色。按照實際運作情況,民辦高校產權存在的問題不僅是產權的不明晰,更主要的是產權的不合理分割,產權要素重組的不對稱,部分產權要素主體虛置。[16]
從教育服務的準公共品和私人品屬性出發,別敦榮、郭冬生認為,民辦高校產權具有公益性和非公性。我國民辦高校的產權主要包括四種表現形態:國有民辦高校,公有民辦高校,民有民辦高校,私立高校。歸納起來,我國民辦(私立)高校按照產權性質,大致可以劃分為公有性民辦高校和私有性民辦高校兩類。部分民辦高校兼具公有性和私有性雙重性質,但其公有性財產和私有性財產應當而且能夠分別核算。
我國不同性質的民辦高校,其產權和運作則存在界限不明、原則不分、規章制度依據不足等問題,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規范。首先,應當明確民辦高校財產的所有權性質。公有性民辦高校的財產屬于社會公有資產,私有性民辦高校的財產屬于私人或私法人所有。對公有性民辦高校,可以采取類似于對待國立高校的辦法來規范其產權的運作,而對私有性民辦高校,則可以采用類似于對待企業法人的辦法來調節其產權的運作。其次,加強民辦高校的產權管理和資產審核。第三,規范民辦高校的分配制度。應堅持公眾利益優先、兼顧投資人利益的原則,通過建立和完善相應的制度來維護公眾的利益。第四,嚴格制定和審核民辦高校的辦學資格。[17]
民辦高等教育盈利、供給與需求、市場競爭、產權等都屬于民辦高等教育領域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直接影響到民辦高校的經濟基礎和生存能力,是研究的難點,也是極富挑戰性的問題。我院學者們迎難而上,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解析和探索,希冀解決有關的理論迷惑和發展難題。
四、利用名校辦民校,完善民辦高等教育體系
獨立學院作為一種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辦學形式與系統,自創辦伊始,就一直備受爭議。為了解決有關獨立學院發展的理論和實踐上的困惑,我院學者們背負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學術使命感,立足獨立學院發展的實踐和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實際,從組織發展、制度、學科建設等層面客觀、深入地進行探索和思考,產出了一批極具影響力的有關獨立學院的研究成果。
馮向東為了在獨立學院問題上正本清源,以“獨立學院‘獨立’之辨”為題,從獨立學院從何而來、獨立學院何以得名、獨立學院何以獨立、獨立學院何時能獨立四個方面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分析。他認為,中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需求是“二級學院”問世的機遇,各方利益的匯聚創造了“二級學院”,尤其是公辦高校、地方(省級)政府、社會投資者、考生家庭,這四方的積極性匯聚到一起,就創造了“二級學院”,換言之,“二級學院”能夠在矛盾中滿足各方的利益,使各方的收益均大于成本。馮向東指出,公辦高校是否屬于獨立學院的舉辦者,在理論和實踐上存在沖突,從法律上確認獨立學院擁有自己的法人財產,是獨立學院能夠獨立的經濟基礎,在現階段,獨立學院還是一種處在發展中的尚未定型的學校,因此存在著一個獨立學院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辦學主體轉換問題。獨立學院何時能真正獨立,取決于下述條件何時具備:獨立學院渡過了辦學資金的“瓶頸”制約期,獨立學院獲得了學士學位授予權,民辦高等教育的立法比較完備,公辦大學的退出機制趨于成熟。他強調,正是因為中國的民辦高等教育發展不足、不快,才要扶植獨立學院這種依托公辦高校的民辦教育機構,使其成為民辦教育中的一支生力軍。在民辦教育立法尚不完備的環境下,如果獨立學院離開其所依托的公辦高校,原有的優勢會迅速失去,而民營的活力卻姍姍來遲,這將使獨立學院陷于困境之中。[18]
針對獨立學院新一輪的發展,馮向東特別要求,必須依靠強有力的制度支撐。其中,法人財產權是獨立學院獨立辦學最基本的制度保障,應依法既保護獨立學院舉辦者的投資積極性和合法權益,又保護獨立學院自身的利益。消除獨立學院發展面臨的體制,首先要解決民辦高校與公辦高校辦學中事實上的不平等問題;其次,幫助獨立學院擺脫在計劃體制與市場機制的“夾縫”中生存的困境;第三,建立完善的骨干教師從公辦高校向獨立學院流動的機制和制度。政府作為高等教育制度的供給者,在這場制度變遷中握有主動權。[19]
在獨立學院的辦學體制和制度確定之后,學科專業建設就是決定的因素。在這一重要的研究領域,劉獻君提出了許多新的想法和建議。他發現,獨立學院創建初期,學科專業基本上是“帶土移植”,從申辦高校直接移植過來。[20]移植時主要考慮三個因素:一是能支撐當時招生的人數,滿足擴大規模的需要;二是辦學條件要求不太高,辦學成本比較低;三是好招生,好就業,首選熱門專業。
憑借自己在大學多年主抓學科建設的豐富經驗,結合獨立學院的實際,劉獻君在分析學科建設內涵及其功能的基礎上,果敢地提出,隨著獨立學院的發展,其學科專業建設必須堅持人才市場需求導向、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原則,“去土留根”,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學科專業體系,為學生服務,讓學生滿意。為此,獨立學院在規劃學科專業建設時,應該充分了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它是學科專業建設的前提;完善專業結構,這是學科專業建設的基礎;著力課程建設,這是學科專業建設的核心;加強師資隊伍建設,這是學科專業建設的關鍵;完善實驗實訓基地建設,這是學科專業建設的依托。這些觀點進一步明確了獨立學院學科建設的重要性和發展思路。
五、比較、研究國外私立高等教育,借鑒經驗,揭示規律
日本、菲律賓等國是私立高等教育較為發達的國家,這些國家私立院校發展的歷程、曾經產生的問題、政策等有許多正為中國民辦高等學校所遇見,私立院校在歷史上所處的教育地位和社會地位與當今中國民辦高校非常相似。政府如何調整有關政策,調動民間發展私立高等教育的積極性,滿足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需求,引導私立院校利用市場機制提高自身的競爭實力;在私立高等教育發展中,有關國家存在哪些經驗、教訓等等,這些問題的回答對于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參考價值。
出于這一目的,柯佑祥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專門對菲律賓、日本等國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行分析、比較,發表了大量有關國家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學術論文。
柯佑祥認為,日本現代意義上的私立高等教育產生于明治維新時期。在明治前期,私立高等教育自由發展,但是日本向現代化教育制度的過渡是在國家強權的主導下進行的,學校教育是以國立為主體實施的,私立學校只不過是彌補國立學校之不足,所以,當時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即專門學校并沒有得到明治政府的承認。明治后期,國立、私立高等教育雙重結構形成。帝國大學處在金字塔的頂端,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私立專門學校則位于金字塔的底部,地位很低。直到大正和昭和前期,私立大學的地位才得到法律的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頒布實施《教育基本法》,首次承認私立高校的公共性質,其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但是,日本政府的經費資助偏向國立、公立大學,一直保持到20世紀70年代為止。20世紀60年代,在日本政府放任自流政策的作用下,私立高等教育急劇膨脹起來,私立院校的規模兩極分化,辦學質量受到挑戰。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政府依法實施對私立高校的資助。
在研究中,柯佑祥發現,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經歷了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最終才形成了這種公立(包括國立)、私立高等教育各得其所的體系。他從中概括總結了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教訓:首先,制定合理的教育政策是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關鍵。二戰前日本私立高校尤其是私立大學受政府的限制比受生存環境經濟條件、社會地位的限制要大得多。戰后,日本政府采取開放的、功利主義的政策,尊重私立高校的獨立自主性及公共性,充分調動了私人辦學的積極性,提高了私立高校在整個高等教育中的比重。其次,依法治教是維護私立高校權益、地位的主要手段和根本保障。第三,依靠社會支持是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基礎,學費辦學,校外捐贈、捐款等不可或缺。第四,“面向學生”,“面向市場”,適應社會需要,主動調節辦學形式和專業設置,是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的內部動力或機制。[21]
私立高等教育在菲律賓的高等教育系統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菲律賓私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與其有關私立高等教育政策的支持和調控密切相關。柯佑祥將菲律賓政府的私立高等教育政策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一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私立高教的不干預政策———放任自流;二是70年代的私立高教政策———控制、不資助,嚴格控制私立高校規模,以提高私立高教的質量,例如,施行認可制度;三是80年代的私立高教政策———適當資助。鑒于私立高等教育的巨大作用,菲律賓政府在1982年的《教育法》中公開承認,資助私立教育是合法的,決定將“公費資助私立高校”作為重要的事情來處理。柯佑祥認為,在市場導向和政府政策影響下,菲律賓私立高等教育形成了以下較為明顯的特征:學校類型多樣化———教會院校和世俗的私立院校,盈利性和非盈利性院校等;學校規模兩極分化;以滿足市場需求為主,大量開設商業管理、法律、人文、醫護等學科專業,培養各種專門人才。[22]
第3篇：私立教育的弊端范文
關鍵詞：幼兒教育；小學化；原因；對策研究
幼兒教育小學化現象在我國的幼兒教育體系中是普遍存在的，這種現象的發生充分說明了我國教育體系出現的漏洞，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應試教育根深蒂固、幼兒園辦學宗旨不明朗、幼兒教師教學素質不達標以及家長對幼兒教育產生的誤區是最主要的原因。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的持續發生，我國教育體系應該對幼兒教育的規范化提上具體議事日程，保證兒童的健康快樂成長。
一、推行素質教育，打破應試教育弊端影響
應試教育對我國教育體制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社會上對人們的認識形成了錯誤的誘導，使得人們認為只有教會孩子更多的漢字、參加舞蹈比賽或者算數比賽獲得較好的成績以及會背誦兒歌，會講故事的幼兒園才是好的幼兒園，導致現在一些家長都爭先恐后地向這種幼兒園看齊，甚至有些家長擠破頭非要讓自己的孩子在這種幼兒園學習。這種錯誤的社會風氣的形成歸根結底還是人們對應試教育體制的放不下，最終將幼兒教育引導到錯誤的道路上。為了轉變這種現象，國家和社會應該重視素質教育，在升學考試或者教學質量評估中將學生的德、智、體、美、勞等方面的技能進行綜合評估，正確引導社會的價值觀，讓孩子受幼兒時期應受的教育。
二、規范幼兒教師隊伍，提高幼教整體素質
長期以來，國家在普及義務教育的同時忽視了對幼兒教育的重視，使得一些私立幼兒園在沒有制度監管的情況下如雨后春筍般迅速建立起來，這些私立幼兒園聘請一些不具有幼兒教師資格的社會人員來作為幼兒教師進行幼兒的教育工作。這些幼兒教師對幼兒教育不具備系統科學的認知能力，更不具備教育指導學生健康成長的能力，更有些教師覺得孩子們先進行小學化的學習是為升入小學打基礎。還有些教師為了能夠得到家長和校領導的認可，生硬地教孩子語文、算數。為了改變師資力量在幼兒教育中的嚴重缺乏現象，國家將幼師的培養作為教師培養中一項艱巨而重點的任務進行，為幼兒教育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推行素質教育，還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
幼兒教育小學化的現象是一種病態的幼兒教育現象，應該引起社會和學校的高度重視，并且積極采取措施加以遏制。
第4篇：私立教育的弊端范文
關鍵詞：均衡化 義務教育 擇校 教育公平
一、明確義務教育均衡化的內涵與追求
（一）義務教育均衡化的內涵
工業化發展的需要客觀上要求高效率的人才培養模式，為提高辦學效率，我國采取了對一些地區重點傾斜的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教育的價值和政府的教育職能相違背的。教育是一種公共產品，公共性強調的是教育具有消費或使用上的非競爭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舉辦義務教育，理應向所有納稅人提供同等的教育，而不是根據公民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提供不同等級的教育。學校之間教育質量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這與歷史發展以及學校本體努力有關，教育均衡化就是要努力縮小這一差距，加強對薄弱地區，薄弱校的財政支持力度。然而對重點校的傾斜政策卻是人為地拉大了地區間教育質量的差距，在“效率優先”的前提下，這一政策當然無需過多苛責，但是在教育公平的范疇內，它是違背義務教育的根本目標的。
（二）義務教育均衡化之公立與私立的界限
當前各種補習班、“奧校熱”、“考證熱”已成為基礎教育階段兒童的一個噩夢，然而卻又無可奈何，趨而從之。雖被國家令行禁止，但是作為獲取優質教育資源的“敲門磚”，各種“考證熱”、“擇校熱”之風仍屢禁不止、愈演愈烈。義務教育呼喚均衡化發展主要是對公立學校提出的基本要求。這里所談的公立教育是與私立教育有著嚴格界限的。公立教育旨在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它不具有競爭、篩選、淘汰的功能。私立教育僅僅是教育多樣性和選擇性的一個體現，旨在滿足不同人群多樣化的教育需求。學生可以在政府提供的公立學校中享受的基本的合格的教育，如果有更高的教育需求，可以在教育市場上，在多樣化的私立教育機構、補習學校中去滿足。私立教育多樣化是體現著教育內容，教育特色上，譬如各種特長的專業發展訓練，而不是建立在社會成員經濟地位的差距上提供的有等級層次的教育。
二、優質教育與教育公平
（一）“重點校”制度與“擇校熱”
在教育投入不足，工業化飛速發展人才短缺以及優質教育資源配置不均的情況下，我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實行了重點學校制度，在教育經費、生源、師資等各方面向重點學校傾斜，形成了一些學校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局面，這一教育領域中的“馬太效應”又引發了日益嚴重的“擇校熱”，不斷高漲的擇校費問題成為為教育界所詬病，家長學生和社會怨聲載道的原因。
（二）優質教育背后的反教育性
教育，成人之學也。教育的價值除了讓優秀的人才向更高層次提升之外，她還有一個根本的使命，那就是讓那些成長欠佳的兒童得到更充分的發展，達到或超過優秀。同樣，衡量一所學校教育質量的優劣，不應該看它有多少高分狀元，有多少獎勵表彰，而是看它是否讓那些所謂的后進生成長為杰出的人才，讓迷茫的少年堅定了夢想。
（三）叩問教育公平與效率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效率優先”在短期內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通過財政傾斜扶持，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兼顧公平”。效率成了實現公平的基礎，因為只有高效率才有可能實現高水平的社會公平，可謂效率決定公平的發生；然而公平才是效率實現的保證，所謂“低效率不是由于公平造成的，而是由于不公平造成的”。當今的擇校現象能否成為解決教育中公平和效率問題的一個可行途徑，是頗值得我們思考論證和實踐檢驗的一個難題。
三、義務教育均衡化發展的內在訴求
（一）比較視域下實施義務教育均衡化之必然選擇
義務教育呼喚均衡發展是教育發展過程的一個必然現象，它是世界性的一個問題，只是處在不同的發展節點而已。這里通過比較日本和韓國教育均衡化實施的經驗，借以思考我國當今的教育改革。針對義務教育學校間差距以及日趨激烈的升學競爭問題，日本通過實行統一的辦學基準，對公立學校的老師、校長采取定期更換的措施，改革公立學校入學選拔方式，促進考試機會“復數化”，提倡推薦入學；而韓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就推行了“教育平均化”政策，撤銷一批“名門中學”，對一些薄弱學校曾加教育資金投入，以縮小學校之間的差異；日本和韓國針對應試教育的弊端采取強有力的措施解決中小學教育“畸形化”問題，保證了教育公平。從國外實踐的成果來看，在合理有效地管理體制保證的基礎上，均衡配置教育資源，教育引入市場運作機制，也許會成為解決當今教育公平問題的一條可為之徑。
第5篇：私立教育的弊端范文
作者簡介：胡成功，長江大學大學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碩士生導師。（湖北荊州/434023）
*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中國后大眾化時期高等教育多樣化模式研究”（FFB090566）的成果之一。
摘 要：在“后大眾階段”，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作為基本保障條件的高等教育資源變得更為稀缺，各國因為國情的差異而在分配上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美國：大眾化承擔機構——公立高校教育資源有基本保障；日本：大眾化承擔機構——私立高校教育資源缺乏保障。兩國都通過新的辦學力量的參與，進一步推進了高等教育的發展。我國即將跨入“后大眾階段”，高等教育必須實行多元籌資，并多方給力，切好高教資源這塊蛋糕。
關鍵詞：高等教育；后大眾階段；資源分配；經費；師資
美、日作為最早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國家，率先成為“后大眾階段”的先行者，兩國在高等教育發展路徑上做出的探索、積累的經驗是多方面的，本文擬對兩國“后大眾階段”的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作初步的探討。
一、相關背景
日本廣島大學有本章教授在考察日本20世紀90年代高等教育發展過程時發現，傳統適齡青年入學增長出現停滯，而非傳統的成人學生入學增長迅速并多次進入高校接受繼續教育，這是馬丁·特羅所列舉的大眾化階段和普及化階段特征所不能涵蓋的。于是，他將特羅所說的大眾化階段的“后期”與普及化階段的“初期”，稱之為“后大眾”（post-massification）階段。他還進一步認為，“大眾化高等教育”通過“后大眾”這個階段的過渡之后，有可能轉變為“終身學習階段”，而非傳統大學適齡青年的普及教育階段。[1]
1998年，特羅在《從大眾高等教育走向普及》一文中，對普及化階段的內涵作了新的闡釋：普及高等教育的關鍵之處不是入學而是參與；這種教育多半不在傳統的大學或學院里進行，而是通過遠程教育的方式接受繼續教育；學位和學分不再是大多數學生追求的目的，而是為了保持和提升在就業市場中的職位，或者是為了自我消遣。其形態接近于“學習社會”。[2]至此，來自美、日的國別觀察與國際視野下的理性思考相互補充、呼應和提升，在認識上達成一致。
2005年，特羅撰文指出，當高等教育系統開始快速向普及入學發展時，它必須再次創造新的高等教育形態。他認為，普及階段新的高等教育形態（或特征）主要包括九個方面的內容：對入學機會的態度；高等教育的功能；課程與教學形式；學生生涯；機構、特性與邊界；權力和決策中心；學術標準；入學和選拔；學術管理形式。[3] “如果要適應這種需求，就要拆除制度化了的教育與其以外的人生經歷之間的障礙。” ① 但也并不是要將原有系統推倒重來，因為，從精英到大眾或從大眾向普及的發展并不意味著前一類型一定會消失或轉型。相反，系統在朝著承擔更加廣闊和多樣化的功能的下一個類型演化時，在有些高校中每種類型都存在，或者說每種類型都存在于其他類型中。系統中最新的高校往往具備下一類型的特征。事實表明，在大眾系統中，精英機構完全可以存活并愈加繁榮，精英職能也將繼續在大眾院校中起作用；同樣，隨著國家朝普及高等教育發展，精英和大眾院校也會繼續保留。[4]換言之，“后大眾階段”，應在保留并繼續發揮原有類型作用的同時，適時發展新的類型。
美國面向普及化的高等教育體系是由私立大學、州立大學、社區學院三種類型、三個層次的高等教育機構，分別對應精英、大眾和普及三種“理想型”而構成；日本經過調整和完善，也形成了由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和短期大學、高等專科學校、專修學校構成的三層結構。隨著后大眾階段的發展變化，作為基本保障條件的高等教育資源變得更為稀缺，各國因為國情的差異而在分配上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到 2020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40%。而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省市早已超過這一比例，我國整體跨入“后大眾階段”也為期不遠。因而，有必要對美、日高等教育資源分配進行研究，為我國“后大眾階段”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借鑒。
二、美、日“后大眾階段”高等教育資源分配 這里，主要從基礎資源——經費和核心資源與教師兩方面進行考察。
1.美國：大眾化承擔機構——公立高校教育資源有基本保障
（1）經費
美國高等教育經費來源具有多元化特點，主要由聯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投入，學生所交的學費，大學通過銷售和服務而得到的收益，捐贈收益及其他共同構成。由于高等學校的歸屬和特點不同，經費來源的渠道及其所占份額，存在顯著的差別，這主要表現在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差別上。美國公立高等學校的經費來源一半以上依賴政府的財政性撥款。聯邦政府投入的高等教育經費一般占整個高等教育收入的12%左右，州政府通常提供本州公立高等學校的40-60%的經費[5]，地方政府也給所辦高校撥款，但所占比例不大。由于有三級政府撥款，公立高校的學費通常比較低。私立高校得到的政府撥款一般只有公立高校的1/3多一點，因而學費比較高。
進入“后大眾階段”，情況有所變化。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出現了長達數十年的以高失業、高通脹和低增長為特征的“滯脹”現象，廣大高校不僅要應對持續的通貨膨脹，還要面對政府撥款增長緩慢甚至減少的窘境。據統計，1975—1976年度，聯邦政府提供的經費占本年度經費總額的18%，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占61%；1994—1995年度，聯邦政府占11%，州政府占36%，地方政府占4%。[6]上調學費是必然的選擇，但初期學費增長比較平緩，20世紀80年代后期迅速上揚，到1994年，公立高校學費的漲幅也達到了與私立高校同樣的水平，是1965年規定收費額298美元的十倍[7]，其增長幅度超過了通貨膨脹率[8]。有研究者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講，大眾化標志著美國高等教育的‘公有化’，后大眾化則標志著‘私有化’。”[9]
（2）教師
為了節省開支和充實教師隊伍，美國公立高校采取了靈活的聘任制度。一是減少終身雇傭資格，增加臨時雇傭資格。在兩年制社區學院，大多采用3-5年期的合同聘任制。二是減少專職教師，增加兼職教師的比例。1970 -1991年，兼職教師所占百分比幾乎翻了一倍。[10]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兼職教師的增長趨于平穩，且新增部分基本為專任兼職人員，這表明兼職人員的質量是有保證的。
美國高校生師比之低居世界前列。高校全體學生與全體教師的比例從1976年的5.4 ∶ 1下降到2005年的5.0 ∶ 1，專任專職的生師比從9.8 ∶ 1降到了7.3 ∶ 1。在美國，公立和私立高校生師比有較大差異，雖然二者都呈下降的趨勢，但私立高校更低。公立高校的生師（專職）比1976年為10.5 ∶ 1，1993年為8.8 ∶ 1，2005年為7.9 ∶ 1；私立高校的生師（專職）比1976年為8.8 ∶ 1，1993年為6.4 ∶ 1，2005年為6.1 ∶ 1。在公立高校中，兩年制社區學院的生師比要明顯高于四年制大學。[11]
2.日本：大眾化承擔機構——私立高校教育資源缺乏保障
（1）經費
在日本，通常國立高等學校的經費由國家負擔，公立高等學校的經費由地方政府財政負擔，私立高等學校的經費由學校法人負擔。20世紀60年代，日本私立高校數量迅速增多，規模不斷擴大，但經費嚴重短缺。1976年，日本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對占高等教育人口近3/4的私立院校的財政援助，其額度占經常性經費的23.2%，1980年達到29.5%，[12] 此后則呈下降趨勢。政府的資助只是緩解了私立高校的經營危機，但仍有大部分經費需要自行籌措，而且在“后大眾階段”，學生構成的多樣性和就學形態的多樣化，使辦學成本進一步提高。因此，日本私立高校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就一直通過提高學費來維持學校的正常運營。
進入20世紀90年代，日本推行了推進資金來源的多元化、將競爭機制引入資金分配過程的改革。對于前者，國立大學采取了加速提高學費、引進企業或財團等民間資金、開展專利轉讓等方式，私立大學則被鼓勵引進外部資金或開辟自己的事業收入渠道。關于后者，文部省提供的科學研究費必須通過競爭才能獲得，只有少部分流向私立高校，而且幾乎與教育、設施設備的充實等毫無關系；文部省給私立大學的資助經費也不是一律平等，而是采取有重點分配額度的策略。上述舉措進一步加劇了高校之間為獲得資金而展開的競爭。
（2）教師
日本高校在師資管理上長期實行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這樣可以確保教師的社會、經濟地位，有利于隊伍穩定和教師充分發揮才能，但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為了興利除弊，各高校采取了相應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嚴格控制教師正式編制。確定編制的重要依據是不同層次、類型、規模高校的生師比。以1980年至1990年這一時段為例，國立高校的生師比總體在8.5 ∶ 1至9.6 ∶ 1之間；公立高校的生師比總體在8.8 ∶ 1至9.9 ∶ 1之間；私立高校的生師比總體在27.9 ∶ 1至24.6 ∶ 1之間。[13]可見，教師在日本的大眾高等教育系統中是稀缺的資源，學生難以得到應有的指導。
日本各高校為了保證教學、科研工作的順利開展，一般并不隨著學校規模的擴張而擴大教師編制，而是增加在職教師工作量，或大量聘請兼職教師。一般來說，國立、公立高校專任教師的比重較大，私立高校兼職教師比重較大。據統計，1987年，日本國立高校中兼職教師占全體教師的31.4%，私立高校中占47.9%。[14]由于私立大學里聘任一名兼職教師，支付的工資僅是專職教師的1/3，因此兼職教師在私立高校中呈增長趨勢。例如，日本關西學院專職教師369人，而兼職教師776人，兼職教師是專職教師的兩倍。[15]
三、美、日“后大眾階段”高等教育資源分配比較 伯頓·克拉克認為，如果有多方面力量來建立高等教育，那么，更有可能出現多樣化的高等教育系統。[16]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狀況是變化不定的，這種變化既受外部制度環境的影響，也為高等教育發展的內部變革需求所左右；不僅“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會發揮作用，不同發展主體自身的約束條件也會導致不同的分配特點，并在發展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選擇與進程。
1.辦學力量的消長變化
早期，美國高等教育是私立高校一統天下，州立大學的創建，標志著政府開始介入高等教育。19世紀末，美國高等教育迅速發展，毛入學率從1890年的3%躍升至1940年的16%，1970年，這個比例上升到50%。[17]與之相伴，美國三級政府躍升為辦學的主導力量，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占高教經費的比例由1909-1910學年的35.6%上升至1975-1976學年的79%。[18]但在“后大眾階段”，美國政府投資銳減，學生學費大幅上漲。美國高等教育辦學力量的消長變化為：民間為主——政府為主——個人分擔。
日本具有“學在官府”的傳統，早期的大學幾乎都由中央政府設立。1918年《大學令》頒布后，各學校財團法人也可設立私立大學和院校，但得不到政府的財政支持。在后來的大眾化進程中，私立高等教育異軍突起，迅猛發展，不僅學生數在全國總學生數中占到了3/4以上，非官方的經費收入與政府對公、私立高校撥款和補助款的比例由1971年的1.04 ∶ 1上升至1990年的2.3 ∶ 1。[19]盡管如此，私立高校的辦學經費還是捉襟見肘，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政府開始對私立院校提供財政援助，到目前為止，其比例大約維持在經常支出的10%左右。[20]日本高等教育辦學力量的消長變化為：政府為主——民間為主——政府分擔。
在“后大眾階段”，大學被要求接收具有多樣化的學力、學習要求和工作經歷的學生，以及以他們為對象的、開放的、有彈性的教育結構。它比起過去整齊劃一的標準化的教育，需要更高的成本。同時，這一階段出現的新的非傳統型學生和學習者階層，在各方面（包括學習成本的負擔能力）都可能是有著種種不利條件的人群，因此，對于接收他們的高等教育機構來說，在多數情況下，其成本要超出傳統型的學生。在這種情況下，高等教育規模越大，應追加的投入越多。因此，任何國家的政府、團體與個人都無法單獨承擔該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的重任，而必須由依靠社會某些力量辦學向依靠整個社會力量共同辦學的方向發展。只是由于一國的歷史與起點不同，具體路徑會有所差異。
此外，日本大眾化教育機構投資主體多元程度遠不如美國，除去學費收入和政府資助，其他來源的收入很少。
2.資源分配的公平與效率
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前者是指總體教育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類型、層次的高校，后者是指在高等教育資源分配既定的條件下，同一類型、層次的高校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
從宏觀層次看，在“后大眾階段”，美國三級政府給承擔大眾化和普及化任務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統提供了得以維持運營的財政撥款，各州政府“向全體州民開放并且保障了用低費用進行學習的機會”[21]。1965 -1966、1975 -1976、1994 -1995三個學年，學費收入分別只占公立高校總收入的14%、16%、18%。[22]與此相反，日本的私立高校只從政府那里得到占經常性經費百分之十多一點的經費資助，基本財產和設施設備全靠“自己的資金”來解決，而“自己的資金”幾乎都是學生繳納的學雜費。美國公立高校和日本私立高校的學生都是接受大眾性、普及性的教育，前者的學費不足私立大學平均水平的1/4，而后者的學費卻是國立/公立高校平均水平的1.5倍。[23]可以認為，在宏觀層次上，美國的效率與公平達到了某種程度的統一；日本則以犧牲公平為代價，獲得了較高的效率。
不論國內還是國外，教育在傳統上均被視為公共物品。199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的《21世紀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動世界宣言》中的第十四條為“高等教育這一項公共服務的資金問題”，其中指出，“高等教育需要國家和私營部門的資金，但國家的資金是主要的”。公共物品的非競爭性和排他性決定了市場不能成為其有效的提供主體。可見，日本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方式本身就存在缺陷。事實上，“日本由財政支出的高等教育經費占GNP的比重僅為歐美國家的二分之一左右”[24]。如果換一個角度看，日本的特別之處也在這里，其GNP水平遠低于美國，而毛入學率卻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從微觀層次看，盡管美國高等教育資源比較豐富，但規模的持續擴張還是讓大眾性教育機構感到了巨大壓力。于是，學校采取聘請兼職教師、提高生師比、減少新開課程、開設暑期課程、擴大班級規模等措施節省開支。由于高等教育資源嚴重不足，日本私立高校在加強經營、降低成本上下足了功夫。一是大量開辦實用性的文科專業，利用大教室上大課；二是聘請兼職教師，提高生師比；三是為非傳統學生開設夜間課程和短期課程，既增加生源也提高設施設備利用效率；四是適應新的升學需求，在增設各種學部、學科之外，增設其他各種學校，不斷謀求多種經營。顯然，兩國都實行效率優先的原則，也因此增加了教育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促進了教育公平；但是，對于廣大在校學生來說，他們的權益缺乏保障，享受不到應有的服務，這又是有損于公平的。美國的情況明顯要好一些，至少我們通過生師比可以看到，美國公立高校生師比只有日本私立高校的三分之一多一點，學生可以占有更多的資源，得到更充分的指導。
四、對我國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觀察與思考 2003年，特羅在與鄔大光對話時，曾不無困惑地說：“我不知道中國為什么會對15%的入學率如此感興趣，并列出了達到這個目標的時間表。這也許是由于一種思維模式，或者是中國有其自己的特殊情況。”如今，斯人已去，我們已列出達到40%的時間表。圍繞目標，我們將如何配置資源？
第一，高校辦學經費二重變奏。1997年，我國實行高校收費制度改革，學生上大學由不交學費改為繳納約占教育成本25%的學費。1999年擴招后，高校學費持續攀升，學費在高校收入來源中的比例由1999年的17.4%，躍升到2006年的30.73%；而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則由1999年的62.07%，下降到2006年的42.60%。[25]而美國在與當前我國大眾化發展水平大致相當的1950年左右（以1949-1950年度為例），其公立高校經費收入的69%為政府撥款，25%為學費；在跨入后大眾化門檻之際（1965-1966），政府撥款占77%，學費占14%；直到基本走過后大眾階段（1994-1995），政府撥款也沒有低于50%，學費也沒有超過20%。[26]
應該說，我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一直在增長，根據《中國教育事業統計年鑒》數據，2003―2007年高等學校財政性經費投入年增長率分別為11.4%、15.2%、11.8%、15.4%、26.5%。由于我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和令人瞠目的發展速度，即使到2020年全社會教育總投入達到GDP的7%[27]（美國和韓國目前均為7.5%），也恐難以滿足后大眾化階段巨大的投入需求。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高等教育為國家提供高級專門人才，國家是最大的受益者。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有一種觀點認為，“教育投資的首要受益者是個人，而非集體”[28]（羅伯特·吉姆斯基的研究則表明，在后大眾化階段，公眾對大學教育“付出的越來越多，而得到的回報越來越少”）。當然，可以籠統地說，國家和個人都是受益者，都應分擔經費，但在老百姓普遍還不富裕的情況下支付難以承受的高額學費是不現實的，因此，應在二者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或“最佳區間”。
第二，多元籌資需要多方給力。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教育經費來源分為兩大部分：一是由納稅人（企業和公民個人）納稅形成的公共財政經費；二是由社會、企業捐資投資、學生繳納學費和學校服務性收入所形成的多渠道教育投入。我國在推進大眾化的過程中，高校經費來源狀況可以概括為：政府投入降幅太大，家庭投入增長過快，社會投入比例偏低，高校營運收入不高。這種多元籌資多方不給力的局面必須改變。首先，政府必須發揮主渠道作用。多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不僅長期低于美國、日本，甚至低于印度和古巴。[29]故來自經合組織的有關評估報告認為，中國“高等教育乃至整個教育應該在政府的財政預算中占更大的份額”[30]。我們不必以美國為標尺，但政府必須盡其所能。其次，大力開拓非財政性渠道。當前，我國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格局已經形成，社會各個層面蘊藏著巨大的資源，其中不乏很多組織、團體及個人有投資高等教育的意向，我們應從“后大眾”的視角重新認識《民辦教育促進法》，大力動員社會資源，加快發展民辦高等教育。從美、日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的構成比例來看，我國高校在吸納社會投資、捐贈、為社會服務等籌資渠道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但需要三方面形成合力，一是國家要有政策和立法，二是社會的支持、配合，三是學校用心去做。第三點很重要，從1965年到1975年，美國公立高校社會捐贈收入一直沒有突破8%，但90年代初政府撥款銳減后，1994-1995年度，猛增到31%。[31]
第三，切好高教資源這塊蛋糕。美國精英教育學費高昂，大眾教育和普及教育學費低廉；日本精英教育學費不高，大眾教育和普及教育學費不菲。我國目前的情況更像日本。部屬重點大學收費標準一般為5000元左右，高職高專也在5000元左右，獨立學院則高達10000-15000元。民辦高校不僅可以按培養成本收費，還允許有適當的盈余。這是一種通過高等教育成本分擔而獲得的公平，如果說這種“公平”在現階段還有一定合理性的話，那么，到“后大眾階段”，就沒有多少適切性可言。天野郁夫指出：“如果不努力為教育費（包括機會費用）負擔能力低的階層擴大升學和學習的機會，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就將難以實現。高等教育系統的開放化無論多么發達（盡管確切地說還不充分），如果不降低接受高等教育所需的成本，那么，‘普及化的對接’和‘普及化的參與’都將無法實現。”[32]
在“后大眾階段”，我國政府應提高對承擔大眾化和普及化任務的兩類高等教育機構的撥款標準，直至向全體民眾提供可承受費用的學習的機會，從而使人們的關心“轉向要讓大多數的學生做好在高度產業社會生存的必要準備”，“讓受教育者能夠適應這種急劇變化的社會”。②精英教育由于大眾化的發展才彰顯其重要性，如果國家無視大眾化的存在而繼續加大對精英部分的財政投入，遲早會受到廣泛的反對和抵制。精英教育機構應減少對政府撥款的依賴，開辟“補充性財源”。一方面，適當提高收費標準，精英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稀缺資源，且人才培養成本高，畢業生成本收益率可觀；另一方面，利用自身聲望和實力，吸納各類社會資金，并通過專利轉讓等方式打開財源。
在廣大地方高校，教育資源狀況普遍不盡人意。2009年，普通高校生師比為17.33 ∶ 1[33]，看似維持在教育部規定的辦學合格線（18 ∶ 1）之內，但不少學校在計算方法上做了技術處理，且不說高職高專、獨立學院，即使一些省屬本科院校的生師比也高于這一比例。此外，教育設施設備、教學經費投入、圖書文獻、互聯網、實習實訓基地建設等情況都不樂觀。這既有資源短缺的原因，也有學校內部在資源分配管理上的原因。總體來說，用于教職工的多，用于學生的少；用于日常辦學活動的多，用于人才培養的少。這些都對教育質量和辦學質量有直接的影響。進入“后大眾階段”，非傳統型的學生將明顯增多，如果根據針對性、個性化的培養需要，提供多種多樣的教育項目，其成本往往還會高于傳統型的學生。因此，地方高校在爭取更多的教育資源的同時，還要與時俱進地改進資源分配與管理方式，讓有限的資源產生更大的教育效益。
馬丁·特羅認為，中國高等教育“擴張獲得政府的全力支持，其政府在任何地方集中資源而不必周詳地考慮公眾情緒或學術團體的觀點”[34]。這一說法不無偏頗，但如果政府調控能力強而又謀劃得當，舉措科學合理，效率與公平兼顧，也可能是我國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的優勢所在；反之，則會事與愿違。
美、日“后大眾階段”高等教育的就學形態③、體系結構，是兩個與資源分配緊密相關的問題，限于篇幅，將另文探討。
注釋：
①②出自馬丁·特羅《高學歷社會的大學》，天野郁夫、喜多村和之編譯，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出版；轉引自天野郁夫《日本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之路》，《大學教育科學》2009年第4期。
③就學形態是指求學者的入學形式和在學狀態，包括這樣一些內涵：在后大眾階段，求學者在什么年齡段、以何種身份進入高校學習；入學后學習狀態是連續的還是斷續的，是在規定的修業年限內畢業還是將在校學習期限延長，等等。就學形態的變化是“后大眾階段”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而引起的系統性質變化的重要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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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私立教育的弊端范文
“計劃外招生”是學校創收的主要途徑之一。
自80年代后期開始，幾乎所有的名牌大學法學院（系）都紛紛降低入學標準，競相增加招生人數，全然不顧招生人數是否超過了學校師資、圖書、校舍所能承受的最大極限。
如今，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分為“計劃內招生”和“計劃外招生”。“計劃內招生”人數仍然由國家教委控制，國家按照學校“計劃內招生”人數撥給教育經費：“計劃外招生”人數由學校自行決定，收入歸學校所有。因此，學校增加“計劃外招生”人數的沖動極其強烈。一般來說，重點高校的“計劃外招生”規模要大大超過一般高校，熱門學科的“計劃外招生”規模要大大超過冷門學科，法學在近幾年恰巧正是熱門學科之一。
自從“計劃外招生”的閘門打開之后，入學標準、學制和學習業績各不相同的學生可以得到完全相同的學位證書，以致無法按照學位證書對畢業生進行可靠評價。同一學位證書掩蓋了以下實質性的差異：
（1）本科生分成公費生、自費生和委托培養生三類，但都得參加全國統一的大學入學考試。
公費生屬于“計劃內招生”。公費生的入學考試最低分數線不僅必須達到所在地區（省、自治區、直轄市）統一規定的當年最低錄取分數線，而且要達到他所申請的大學在當地招生的最低分數線，后者高于前者多少，取決于大學的等級（如：是否國家教委認定的“重點大學”）和申請該大學的考生人數，但決不可以低于前者。
自費生和委托培養生屬于“計劃外招生”。前者由自己支付學費，后者由“所在單位”支付學費。自費生和委托培養生的入學考試最低分數線也需要達到所在地區（省、自治區、直轄市）統一規定的當年最低錄取分數線，但可以大大低于他所申請的大學在當地招生的最低分數線，具體標準由招生學校定奪。最近幾年的一般情況是，“計劃外招生”的錄取分數要低于“計劃內招生”30-50分。一個按照“計劃內招生”標準只能進入一般大學的學生，可以通過“計劃外招生”而進入重點大學。當然，通過“計劃外招生”進入重點大學的學生不僅要有能力支付較高的學費，而且要有能力“說服”學校派出的招生官員從眾多的申請人中挑選自己，因為，申請“計劃外招生”的人通常要大大超過學校錄取的人數，而如何挑選是沒有確定標準的。
自費生、委托培養生每年的學費是3000-8000元不等，公費生每年的學費是600-1000元不等。公費生每月有50元左右的糧油補貼，享受免費的醫療保健，自費生和委托培養生則沒有這樣的待遇。公費生的戶口遷入學校的“集體戶口”，自費生和委托培養生的戶口仍然在原籍，因此，公費生畢業后在學校所在地選擇職業的可能性要超過自費生和委托培養生。
在有些法學院（系），自費生和委托培養生的人數達到公費生的兩倍（例如：政法大學93級國際經濟法系本科生）。
法學本科的學制大約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四年制項目；二是兩年制的雙學位項目，雙學位學生在攻讀其他學位的同時，攻讀法學學士學位，最終取得兩個本科學位；三是專科升本科項目，即讀完三年制大專（無學位之大學項目）之后，再經過一次入學考試，合格者繼續學習一年到兩年，取得法學學士學位。
2研究生也分為“計劃內招生”和“計劃外招生”。
“計劃內招生”又分為兩年半到三年的碩士學位項目和一年半到兩年的研究生班項目，前者在畢業的同時取得碩士學位，后者在畢業離校后完成碩士論文，但能否取得碩士學位，取決于學校當局是否愿意安排他們的碩士論文答辯。
“計劃內招生”的研究生學歷得到國家認可，國家統一規定的工資級別和職務晉升年限與學歷相聯系，證明學歷的文件是畢業證書，而不是學位證書。“計劃外招生”的研究生不能得到畢業證書，但是有可能得到碩士學位證書，學位證書與工資級別、職務晉升沒有必然聯系。
沒有一所大學公布過“計劃外招生”的人數。對北京市幾所重點大學法科研究所招生情況進行非正式調查之后，作者的印象是，在1994-1995學年，研究生的“計劃外招生”超過“計劃內招生”人數5倍左右。
通過以下途徑，以較低考試分數、甚至不必經過考試就可以參加研究生項目：
a由學生本人或供職單位支付較高學費的“自費研究生”和“委托培養”（亦稱“定向培養”）研究生，這些學生參加“計劃內招生”的入學考試，但是考試成績低于“計劃內招生”。
b學制一年半到兩年的“同步進修生”。此類學生也屬于“計劃外招生”，學費由本人或供職單位支付，他們既不必是法學本科畢業，也不必參加“計劃內招生”的入學考試。入學之后，他們一面攻讀碩士學位課程，一面補考本科課程。他們在畢業后完成學位論文，但是獲準參加論文答辯的可能性較小。
c學制一年半到兩年的、函授性質的“校外研究生班”。這些學生的錄取標準與“同步進修生”相同，但是他們不必入學，而是在校外某一地點集中上課；一門課60-80課時的課程，通常由1-2名教師在一周內突擊講授完畢。
d學制一年半到兩年的、函授性質的“海外研究生班”。這些學生通常是香港、澳門和臺灣的律師、商人，只要參加象征性的入學考試，就可以被錄取。然后，學校不定期地派出教師到香港、澳門進行短期講授，學生只是在聽課期間暫時脫離工作一周左右，經過若干次簡單的考試之后，他們大多能夠得到碩士學位，當然他們也得用硬通貨支付數額較高的學費。
e在學校注冊的海外學生和國際學生。這些學生參加單獨安排的入學考試，然后，入校攻讀碩士學位。一般說來，只要已經取得本科學歷而漢語尚可應付的，都可以被錄取。
除此之外，自1995年起，又增加了一種新的法學研究生項目，叫做“法律碩士研究生”。招生對象主要是非法律本科畢業的在職官員、律師，學制2年。申請者經過專門為該項目設置的考試而入學。設計這一項目的官員聲稱：這是模仿美國的J.D.項目。
與本科招生相比，研究生招生中的舞弊現象要嚴重得多。本科招生是全國統一考試，考生所在地規定有統一的最低錄取分數線，舞弊或多或少受到限制。計劃內招收的研究生入學考試科目有5門，其中外語和政治是全國統一考試，專業考試由各校自行組織；計劃外招收的研究生入學考試和錄取標準均由各校自行定奪，同一學校、同一專業、同一年級的入學考試五花八門、舞弊現象更容易發生、更難得到控制。
大學辦企業是另一條創收途徑。
到1993年上半年為止，北京市海淀區47所院校在海淀區工商局管轄范圍內注冊的企業就多達605家，其中：北大100家，清華110家。 除了少數例外，動用本來就不足的教育經費進行風險投資，非但沒有使學校擺脫財務困難，相反，各種原因導致的經營虧損或不斷追加投資，加劇了教育經費的短缺。
教育經費不足常常成為放任違規行為的理由。然而，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教育經費不足，則或多或少地妨礙人們關注那些更為嚴重的問題。例如：效率低下和教育經費濫用決不是增加教育經費可以解決的問題。每個學校都有疊床架屋的行政機構和眾多的行政人員，而行政機構的數量與行政管理的效率總是成反比例。人們不得不為了一件事而奔走于眾多的機構，由此而產生的不便常常使人們放棄許多本來想做的事。行政機構減少工作的藝術就是使簡單的事務復雜化，從而阻嚇人們向之求助。這樣的局面使人不得不產生疑問：本來已經不足的教育經費，究竟有多少被真正用于教育？創收給教育本身帶來多少利益，這些利益是否足以補償學校為之付出的代價？創收究竟是高校擺脫困境的途徑，還是讓高校更深地陷入困境？
然而，創收已經被證實的作用是：多標準招生和追求短期利益的大學教育商業化，既損害了學校聲譽和優秀學生的利益，也造成了教育資源的極大浪費；教育質量隨著“創收”活動的升級而一步步下降，挽回局面比造成損失需要長得多的時間。
（六）結論和建議
大學法學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不改變整個高等教育，法學教育難以單獨改善。然而，中國公立大學的改革遠比國有企業困難得多，后者面臨私有企業、合資企業強大的競爭壓力，不改革則無法生存；前者至今未有競爭對手，仍可高枕無憂。清一色的公立大學不僅導致學術機構官僚化、資源巨大浪費和教育水平的普遍下降，而且使這些問題日趨嚴重。本文無意就如何解決問題提供系統建議，因為，只有在政策判斷確定之后推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案，才有現實意義。本文以下建議，只是想表明一種基本思路：推動高等院校之間的競爭，應當是改革方案追求的效果，政府管理教育的措施應當是鼓勵競爭，而不是相反。
競爭所產生的優勝劣汰機制是法學教育走出困境的最為經濟、最為簡捷的途徑。優勝劣汰機制依賴于充分的信息披露，因為，優劣差別只能在比較中顯示，沒有信息則無從比較。建立一個透明度較高的法學教育評價系統是成本較低而又具有可行性的選擇之一。
法學教育的評價標準似應綜合考慮以下因素：（1）本科生（包括大專生）的平均高考成績和錄取率；（2）研究生來源的多樣性和錄取標準的一致性；（3）教師人數、學歷和人均授課時數；（4）教師與學生比例；（5）教師的教學方法和學術成就；（6）試題和評分標準的合理性、考試的公正性、學生的淘汰率；（7）圖書館藏書數量和借閱的方便程度；（8）法院、律師所、政府機關等用人機構對畢業生的評價；（9）學校管理費用在學校預算和開支中所占的比重，學校行政機構辦公用房與教學用房的比例；（10）本校師生對學校管理的評價。
當然，以一定的標準對法學院（系）進行公開評價，涉及信息的披露、信息可靠性審查、信息的綜合分析，這一切都無法脫離法學院（系）之間的溝通。
為此目的，那些承認最低行業標準法學院（系）應當建立一個協會，從而區別于不受最低行業標準約束的院系。最低行業標準似可包括：（1）本科生的最低錄取分數線；（2）學士、碩士項目的最短年限；（3）教師的最低學歷；（4）必修課程最少學時數。
公立法學院與現有教育體制合為一體，其問題的癥結，在于教育體制，其問題的解決，牽動教育體制，因此，公立法學院能否擺脫困境，受制于教育體制本身的改革。如果允許存在一種和現有教育體制較為疏遠的教育機構（就像80年代初允許建立較少受到固有經濟體制約束的經濟特區一樣），也許能夠摸索出改革教育體制本身的方案。因此，建立私立法學院，至少值得一試。私立法學院能否避免公立法學院的弊端、能否較為合理地利用教育資源、能否盡快提高中國法學教育的水平？組建私立法學院是否比改革公立法學院更為經濟？政府對私立法學院較為寬松的控制，能否在私立法學院內部形成一種優于公立法學院的機制？諸如此類的問題，只有等待試驗結果才能得出結論。但是，這一試驗不需要政府進行資金投入，只需要政府給予設立許可、提供學校持續存在所必需的法律保障，而試驗的結果則對公立法學院和整個教育體制的改革具有參考價值。
在中國組建私立法學院已經不再是“天方夜譚”：
（1）根據稅法，企業在年度應納稅所得額3%之內、個人在應納稅所得額30%之內的公益性捐贈，均可從計稅所得額中扣除，這就使私立大學具有潛在的資金來源。
（2）1995年，國家教委頒布了《中外合作辦學暫行規定》， 外國大學、基金會、公司、個人與“中國具有法人資格的教育機構和其他社會組織”合建大學正式合法化，盡管在此之前全國已有70多個“中外合作”的教育機構。
（3）法學教育已經恢復18年之久，對于優秀的中、青年教師來說，產生學術成果所必需的知識積累和方法訓練過程已經完成。在今后的10年之內，中國法學界將會出現一批學術水平較高的專門人才和學術價值較高的研究成果。因此，這是法學教育機構吸收優秀人才而又能夠盡快受益的時機。
隨著住宅市場的出現、食品計劃供應制度的取消，大學教師對“單位”的依賴越來越小，戶口管制對人員流動的限制作用被大大削弱，這又為私立大學在全國范圍內招募優秀人才掃除了障礙。
（4）如今，對教育的社會評價并不完全取決于教育機構是否可以頒發政府認可的學歷證書。如果教育機構本身有良好的聲譽，即使其學歷證明尚未政府認可，仍然可以生存。隨著教育的社會評價能夠代替單一的政府認可，私立法學院將有足夠的生存空間。
第7篇：私立教育的弊端范文
關鍵詞：幼兒教育；信任危機；策略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競爭力也不斷增強。家長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送進幼兒園進行教育。但是在實際的幼兒教學中出現了諸多問題，其中包括系教學信任危機。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幼兒教育健康持續的發展。與此同時，這種現狀現狀也讓家長增加了沉重的心理負擔。
1幼兒教育信任危機的現狀
1.1教育方式上產生了信任危機
從目前發展情況來看，中國90%以上的幼兒園都屬于私立幼兒園，因而幼兒教育在方式方法上存在著諸多弊端。與此同時，對幼兒教育方法的選擇，也引起了家長的疑慮。這些私立幼兒園在教學質量上處于薄弱地位，教師素質整體相對較低。因而在教學過程中對教學方法的使用缺乏科學性，綜合性，從而使教學發展不能適應幼兒的成長需求。當然這種教學模式也不利于教學水平的提高。從而使幼兒教育在教學方式上具有信任危機。
1.2幼兒教育在安全方面存在危機
現在，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加上大部分孩子都是獨生子女，因此家長對孩子的成長非常重視。但是，隨著新聞媒體的不斷增多，幼兒校車教育安全問題頻頻出現。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家長的恐慌，以至于對幼兒教育產生了信任危機。
1.3教育信任危機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
幼兒教育作為孩子成長路上的啟蒙教育，在孩子未來人生成長道路上發揮著基礎性作用。與此同時，幼兒教育階段是幼兒形成學習習慣和思維方式的關鍵時期。但是從目前發展情況來看，許多幼兒并沒有受到公平的教育，由于家庭經濟發展情況或者是城鄉發展差距，導致幼兒教育中在教學中出現了教育公平失衡的現象，從而使幼兒不能接受到良好的幼兒教育，阻礙了幼兒的健康成長，為幼兒成長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因而解決幼兒教育信任危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需要相關部門引起高度重視。
2幼兒教育出現信任危機的原因
2.1家庭的原因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對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多，與此同時社會競爭力也在不斷加大。家長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過早地讓孩子去接受教育，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盲目性從眾性。不能結合孩子的成長規律去進行教育。這種模式不但沒有對孩子的成長起到幫助作用，恰恰相反卻會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有可能對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的影響。因而家長要結合孩子成長的客觀規律，正確的對待幼兒教育，從而讓孩子在合適的時間段去接受教育，促使孩子健康成長。
2.2教育機構在發展過程中缺乏完善性
近年來，幼兒教育不斷被社會關注。與此同時，許多幼兒教育機構為了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繼而幼兒教育機構不斷增多，而這種發展模式對原有的教育機構在辦學中產生了一定的沖擊。許多私人幼兒教育機構為了提高自己的市場競爭力，在市場經濟中占據有利地位，把以盈利為目第的理念作為教育機構辦學的出發點。這種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教學水平的不斷下降，并且私人幼兒教育機構在辦學過程中存在著教師師資力量不足，素質不高等現象，從而與幼兒教學目標相悖而馳。這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教育幼兒教育信任危機。
2.3政府機關監管不力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深化改革，市場經濟主體逐年增加。但是從目前發展情況來看，政府在市場經濟監管方面卻出現了諸多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幼兒教育的健康發展。由于監管力度不夠時，許多經濟主體在市場競爭中出現違規辦學的現象，但是政府沒有在第一時間給予制止。從而為私立幼兒園教育不合格不達標埋下了隱患，但是政府并沒有在第一時間予以制止，監管智能不到位，從而引發了幼兒教育信任危機。
3幼兒教育信任危機的解決措施
3.1家長要轉變思想觀念
幼兒教育要想更好的發展，需要家長轉變思想觀念，家長不能盲目的讓幼兒過早地接受教育，應該結合幼兒的身心發展，再來做出讓幼兒接受教育這一決定。這就要求家長思想觀念要不斷更新，與時俱進，從而作出科學合理的抉擇。
3.2幼兒教育在教學中方式方法要不斷完善
在幼兒教學過程中，幼兒老師要充分尊重幼兒的自然成長規律，并且結合幼兒的性格特點開展教學工作。這就要求幼兒教育機構要根據孩子的成長情況，制定科學合理的教學方案。但是在以往的教學中，人們對幼兒教育認識不足，從而導致幼兒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信任危機，因而學校相關領導要重視這一問題，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對幼兒不再進行單純的知識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孩子的啟蒙教育，從而幫助孩子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為孩子健康成長大寫堅實的基礎。當然科學合理的教學方式有利于激發孩子學習的主動性，激發學習興趣，從而幫助學生樹立良好的學習習慣，為將來升學打下基礎。
3.3政府要提高監管力度，
幼兒教育信任危機的解決，離不開政府的監管作用。從目前發展情況來看，幼兒教育要解決信任危機，需要政府加大政府對幼兒教育機構的監管力度，與此同時也要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力度。這就要求政府對于偏遠地區的教學進行財政投入，從而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區域發展差距，從而促進幼兒教育質量不斷提高。要加大對私人教育機構的監管力度，從而使幼兒教育在教學中合理合法化，消除信任危機，繼而促使幼兒教育健康持續的發展。
結語：
幼兒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信任危機，需要家庭、學校、政府聯合起來，家長要轉變思想觀念，學校要更新教學方式，政府要加大監管力度，從而消除信任危機，繼而促使幼兒教育健康持續的發展。
作者：楊冬冬
參考文獻：
第8篇：私立教育的弊端范文
目前民辦中小學師資來源的幾個方面:一是招聘退休教師和校長。這部分人年齡偏高,精力欠佳,難以勝任當前的教學重任,但有豐富的教學、管理經驗,能為教育事業繼續發揮力量,所占比例最大。二是從公立學校辭職的教師中引進,這是私立學校以高薪和優厚待遇“吸引”過來的骨干教師。這部分人教學能力強,精力充沛,是民辦中小學師資隊伍中的骨干力量,但也是極易被別的民辦中小學“挖”走的人才。三是剛畢業或畢業不久即來應聘者。他們有熱情、有理想,思想新、也肯干,然而經驗不足。這些教師心目中都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瀟灑觀念。但這部分人多半以民辦學校作為“跳板”,一有機會就遠走高飛,往往工作投入力度不足。以上原因促使民辦教師隊伍不穩定也就成了必然。故社會上流傳說“私立學校的學生天天變(指人數),私立學校的教師月月變。”
師資隊伍的結構、教師流動大直接導致了師資隊伍缺少凝聚力。調查顯示,民辦學校的教師普遍缺乏凝聚力,表現為各自為戰,缺少交流等不利于教育教學的現象。具體地講是因為:
民辦學校的教師多為“名師”,這些教師的獨立教學能力強,但缺乏整體上的協作意識。
民辦學校的教師來自五湖四海,且變動頻繁,彼此交往不多,相互間難以建立融洽的人際關系,加之來民辦學校任教的部分教師受利益驅動,真正專心教研的意識不強。
民辦學校的學生質量大多不如公辦學校的生源質量好,這會使教師上課“有力無處使”,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一部分教師的積極性。
民辦學校的激烈的競爭壓力,促使同一學科教師之間的競爭加劇,有的學校會在學期結束時,因為同年級之間的教學成績的差距,辭退個別教師,使教師沒有安全的保證,致使教師之間本來就很松散的關系,變得更加緊張。
二、相關對策
改善民辦中小學教師的來源,需要多方面的措施。
1.認真貫徹與執行《民辦教育促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預示著我國民辦教育步入了一個依法辦學、依法管理、健康發展的新階段。民辦中小學教育發展過程中的許多問題將會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首先應從實際出發,認真貫徹落實《民辦教育促進法》精神,制定民辦中小學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將民辦中小學教育納入依法辦學、依法管理的法制化軌道。其次,應理順管理體制,建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明確政府和辦學者各方的職責、權利和義務,做到統籌管理,分類指導。把民辦學校歸口成人教育或計劃、法規處室管理的狀況應該改變,這種管理體制是導致“只批不管”的一個重要原因。民辦中小學應與公辦中小學一同歸入有關業務處室管理,這樣民辦學校教師在住房、保險、資格的認定、職稱的評審、業務的培訓、進修、評優、教研等方面都有了保障,問題就迎刃而解,才能保證民辦學校教師隊伍的穩定與提高。
2.建立統一的教師人才市場
利用市場機制配置教師資源,是民辦學校進入市場的前提,否則很難說民辦學校真正進入了市場,很難說市場在民辦學校發展中發揮了最大效率。當前,不少地區,師資沒有徹底進入市場流動,大學生不能直接分配進入民辦學校;公辦學校到民辦學校工作存在種種障礙。盡管民辦學校之間,形成了有限的相對封閉的師資市場,但由于與大市場不相通,教師人才市場極為不健全。很明顯,教師人才市場的種種制度性分割,阻礙了市場作用的正常發揮。
教師資源配置市場化的實質是把教師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遵循價值規律,合理配置教師資源。民辦學校教師隊伍老齡化、兼職多、流動性強等問題的存在,歸根到底是現代人才管理制度的弊端所致。長期以來,教師由國家“統購統銷”,缺乏開放的教師人才市場,公辦、民辦學校的關系尚未理順,難以形成兩種教育體制之間的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機制,阻礙了教師在公辦、民辦學校之間的合理流動。即使在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傳統體制下國家指令性計劃配置方式所導致的強制性、非流動性和非競爭性的缺點仍然存在。因此,打破民辦與公辦學校教師流動的壁壘,疏通教師在不同學校之間流動的渠道,建立統一的師資市場,就顯得非常重要。
3.健全教師社會保障體系
第9篇：私立教育的弊端范文
一、學前教育小學化傾向的危害
學前教育小學化的危害比較隱蔽，往往不容易被人發現，但從教育規律來看，這種危害是潛在或隱性的。
（一）小學化傾向不利于幼兒的身體發育
幼兒正處于發育期，全身的肌肉發育還不完善，骨骼還比較稚嫩。過早小學化，容易給身體造成不良影響。比如讓幼兒書寫生字，幼兒手臂肌肉群還沒有很好的控制能力，久而久之，幼兒長期低頭書寫造成視力下降，身體頸椎變形，為幼兒今后發展埋下禍根。
（二）讓幼兒產生厭學心理
幼兒有自身的一套教育規律和措施，過早介入小學的教學內容，幼兒面對有難度的問題不能解決。而且教師還不厭其煩去教，去強迫記憶，會使幼兒不喜歡課堂，就會討厭課程，進而產生厭惡上學的情緒。這種負面影響會影響幼兒一生的發展。即便幼兒有一些收獲，但從今后的長遠來看也是得不償失。
（三）讓幼兒產生不良的心理
學前教育小學化，讓幼兒過早接受不適合他們心理發展水平的教育，影響極壞，而且容易產生不良心理。幼兒心理發展不成熟，還不具備系統的學習能力，此時的幼兒是用“動”來感知和接觸這個社會的，讓他們在玩中學，樂中學，在游戲中學到一些知識，但這些知識不是小學數學或者語文知識，應該是綱要中規定的那些知識，比如行為習慣，身體協調能力、感知系統的培養等等。研究表明，幼兒過早進行學前教育，扼殺了幼兒玩的天性，極易導致心理發展畸形。
二、學前教育小學化的成因
（一）當前中國的教育體制與教育模式的影響
幼兒教育是我國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來備受社會和家長的重視，在當下教育體制與考試模式的影響下，中小學“片面追求升學率”的現象延伸到幼兒園，社會上的一些培訓機構在利益的驅使下拋出“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理論，蠱惑一些家長紛紛就范，而且逐漸形成市場，成為時尚。究其原因，還是考試制度中以分數論英雄、定成敗的價值觀影響，給幼兒的身心造成不良影響。
（二）家長的教育觀的影響
在社會考試制度下，一考定終身依然決定著幼兒的命運，誰也不敢含糊和懈怠。社會競爭的激烈使得家長越來越重視教育，尤其是學前教育。在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影響下，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風氣越來越重。于是，家長不惜血本，給孩子買一些小學學習的教輔材料進行輔導，更有甚者，有的家長利用周六或周日讓自己的孩子上輔導班，美其名曰是對孩子的未來著想。其實這些做法是違背教育規律的，從長遠看，弊大于利。
（三）學校教育觀被裹挾，不能自我把持
學前教育中，應以游戲化的形式組織教學，在教學中應該嚴格按照國家規定的《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來進行教學。但在實際教學中，教師受當下不良教育思潮的影響也在慢慢實施小學教育，讓學前教育小學化堂而皇之地成為了現實。究其原因還是受家長的影響，好多家長紛紛要求幼兒園開設小學課程，如果不開設，大有不讓孩子上幼兒園或者轉園的舉動。無論教師如何解釋，家長就是不聽，甚至拿出一些其他地方的例子做說明，這些例子中多為被媒體吹捧的較好的幼兒園，而且當做先進典型在推廣。幼兒園和教師迫于家長的壓力不得已而為之。這種被家長不良教育觀裹挾后不得已做法，也是違背了教育規律，這種外行領導內行的做法讓教師失去了自我的價值判斷，讓教師失去教育的權利與自由。
三、解決學前教育小學化傾向的對策
明晰了學前教育小學化的危害及成因，我們應該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以便盡快解決，還幼兒正常的教育。
（一）社會要加大管理力度，提高幼兒教育的正確認識
面對當前學前教育小學化的嚴重傾向，社會要集合力量進行宣傳報道，讓全社會形成正確的幼兒教育觀，明確幼兒辦學意義和宗旨。通過科學的制度建設、評估考核、督導等各種形式規范辦園行為，糾正當前不良現象。鑒于當前私立幼
園教育小學化形勢嚴峻，教育行政部門也要規范私立幼兒園的辦學行為，讓這些所謂優質園的辦學得到進一步規范，讓全社會認識到學前教育小學化的弊端，形成“學前教育小學化”人人喊批的局面，讓其無藏身之處。
（二）轉變家長學前教育的觀念，嚴格按照國家幼教法規施教
要解決小學化傾向，家長這一關非常重要。由于社會競爭的激烈以及用人單位考核標準還是以分數論英雄的情況下，家長對孩子進行教育是一種必然的需求，都想讓孩子盡早學到更多的知識，這樣就無形助長了學前教育小學化的傾向。在社會監督下，辦園單位也要利用家園互動的形式，對國家幼兒教育的政策進行宣傳和講解，真正認識幼兒教學的意義和特點，樹立正確的幼兒教育觀。幼兒園要擺事實，把一些學前教育小學化失敗的例子通過講座或看視頻資料等形式進行宣傳和講解，真正從思想認識到位，這樣才能徹底清除家長的認識誤區，樹立正確的教育觀。
（三）規范教師的教學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