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理學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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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心理學概念范文

1. 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路徑

研究對象的清晰并形成嚴格的理論界定是某一研究領域發展為學科的必然要求，且在形成過程中遵守著學科發展的邏輯規律。目前,在尋求學科研究對象的研究方法上缺少成熟的研究范式,通過文獻資料法選擇了三條研究路徑對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的研究對象進行了探討：一是對已有的關于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觀點進行闡釋；二是對體育社會心理學主要專著類文獻、學術會議文獻的相關研究主題內容進行歸類分析;三是對母學科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梳理借鑒。在三條研究路徑的基礎上依據帕森斯的社會學理論、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運用歸納演繹法,通過邏輯分析指出了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和內容的邏輯框架,界定出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這一基本問題。

1.1研究路徑一：已有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觀點分析

國際關于體育社會心理學的表述如下：SophiaJowett在《《SocialPsychologyinSport》(2007年）一書中做了如下描述:以社會心理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運動中的關系,教練領導能力與群體動力、動機氣氛、運動中重要的社會認知過程，以及運動環境中的運動員3。在AAASP網站上指出：體育社會心理學是研究在運動與鍛煉情境中個體和群體的互動過程及其理論,探求關于運動參與者、教練、團體以及觀眾的社會心理因素。

英國Essex大學心理系開設的The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HealthandSport的課程中說明如下：提供了深度的社會心理學方法來理解運動、鍛煉與健康等行為，包含了兩個顯著的領域：SocialPsychologyofSport領域是運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對運動行為、成就動機、焦慮與喚醒、人格、群體凝聚力、社會助長、侵犯、內部動機以及心理技能訓練進行研究；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andHealth領域是集中在社會心理學研究怎樣為提高或維持經常的運動參與者的健康利益方面，以及鍛煉堅持性的社會認知過程和途徑（自尊、自我效能理論、自我決策理論、成就目標理論、階段變化模式、鍛煉中的社會的及同輩群體壓力），鍛煉與心理健康、飲食失調與鍛煉成癮、動機調查、鍛煉與青少年健康。

美國Texas大學教育學院的SocialPsychologyofSportandPhysicalActivity的課程中做如下描述：是社會心理學的理論結構在運動中的應用，重點強調教練員在面對個體運動員和團隊時心理上的交互作用過程，包括自我效能與自信、歸因理論、成就動機與目標設置、自我表象問題、喚醒與注意、失常表現、社會抑制與社會促進、群體動力與凝聚力、青少年運動、反饋與學習、運動中的侵犯行為、應激與耗竭、運動損傷、鍛煉堅持性的社會心理因素。

美國伊利諾斯大學課程中對SocialPsychologyofSport做如下描述：主要探索那些影響運動行為與成績的社會心理變量,重點是在個體運動生涯中社會對個體社會影響方面，包括成就動機、競爭、焦慮、攻擊、個性等。

綜觀國外的關于體育社會心理學的描述，有如下特征：在解釋上從課程的角度出發，主要說明了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并沒有嚴格的研究對象的理論界定。盡管如此,對于課程的描述中必然隱含著學科研究對象。普遍認為該學科是依據社會心理學理論與方法來研究體育中的心理與行為過程;在具體問題層面上來解釋該學科的概念，多數是從課程的角度出發,并沒有運用嚴謹的語言來指出學科研究對象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在ESSEX大學的課程描述中，把該研究領域分為了運動心理學領域和鍛煉與健康領域，從兩個不同領域來分別指出該學科研究的具體問題，但是學科研究對象并不能僅僅依靠研究內容的羅列來界定，顯然無法明確學科的結構性要素。

1.2研究路徑二——體育社會心理學重要研究文獻的主題分析

查閱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內外所出版的比較有影響力的體育社會心理學的專著類文獻；同時，追溯了國際運動心理學大會歷次會議中有關社會心理學方面的研究主題。對研究主題的分析、歸類、提煉是明確研究對象的另一重要途徑。對如上研究文獻主題進行分類分析,發現主要是從幾個方向進行研究：

體育中的個體社會心理方面:體育與人的社會化、運動與人格、歸因、人際關系、社會動機、道德發展、侵犯行為等。

體育中群體方面研究:運動團體（凝聚力、構成、動力、團隊氣氛）、觀眾團體、運動與不同年齡或性別群體、領導行為，以及在群體中經常發生的一些社會心理效應，如社會促進與抑制等。

在2001年國際運動心理學大會上出現了“文化與體育運動”這樣一個研究主題。這一主題出現說明了體育中社會心理學研究有了新關注視角。

以上三個方面的分類總結涵蓋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主題。但是已有研究主題同其母系學科社會心理學研究相比是比較狹窄的，據此，選擇了第三條路徑——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分析,再次進行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研究對象問題的探討。

1.3研究路徑三——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觀點的梳理

當前社會心理學分為三個不同方向，一是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Soci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簡稱SSP),二是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簡稱PSP)。三是新近發展起來的文化人類學角度的社會心理學（Cross-CulturalSocialPsychology,簡稱CCSP)。

SSP方向主要集中在社會情境對人的影響上,還有社會現象在心理上的解釋，以及社會群體、社會行為的研究。研究的著力點在社會情境和社會現象等對心理的影響，包括社會文化、社會制度等。多是從社會群體、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社會規范、社會文化等方面入手來理解人類行為。PSP方向的觀點普遍認為，社會心理學是研究社會活動中人的心理現象，多數從心理出發來探求人們行為的原因和結果，其中個體、群體以及個體、群體間的相互作用發生心理現象和行為都是研究的內容。這個方向上的研究觀點認為社會心理學要從個體心理和個體人格結構中找到對人類行為的解釋，從個體心理入手來理解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及種種復雜難解的社會現象。CCSP是新近發展起來的，它主要是自20世紀20年代以后在上述社會學和心理學兩大傳統的影響下形成的。從文化人類學家半個多世紀的研究來看，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是從文化因素入手探索有關人類行為的解釋的。

三個方向上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觀點，呈現以下特征:首先,都指出要研究人的社會行為。長期以來社會心理學家有關學科對象的爭論焦點是在怎樣研究社會行為上。心理學家強調個人、團體,社會學家強調社會因素，文化人類學家則強調文化因素。其次，人的行為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研究行為的時候通常要解釋行為的心理活動過程。社會心理學研究是具有普遍意義的行為，它要研究的是群體共同表現出來的一些行為背后所蘊含的心理規律。

2 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討論一三條路徑研究的分析整合

“一種理論是一種思想工具，用于向一種大量復雜的現實中引入秩序”。為了剖析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構成,本文參照了以下兩個學術界較為有影響力的理論觀點。

帕森斯的理論認為社會由各個系統構成，不同社會科學分別以其中的一個系統為研究對象。例如心理學研究個性系統、人類學研究文化系統、社會學研究社會系統。這種宏觀的學科研究對象的解釋為分析學科結構性要素提供了一個較為明確的理論基礎。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中指出了著名的三方互惠決定論。他深入分析研究了人的認知因素及其與行為、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并給出了一個三方面的因果模型（圖1)。

    同時,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拉爾夫?林頓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書中寫道“迄今為止，個人、社會、文化都是分別從各個領域進行探討的。心理學研究個人，社會學研究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文化。但是，個人、社會、文化緊密聯系而不可分割,彼此之間的互動也是持續不斷的。任何脫離其他兩項，而單項地進行研究，都會行不通的。”體育社會心理學正是試圖從這樣的三個方向來理解體育中人的思想和行為。

依據以上兩個基本理論,根據三條分析路徑的研究——對于體育社會心理學家關于研究對象觀點的剖析；對國內外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內容進行歸納性的回顧和梳理；對其母系學科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重新探討，運用歸納演繹指出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具有三個層次：它是在體育這一領域中從個體的社會心理層次、群體行為層次、社會文化層次來研究人的心理和行為的活動規律的科學（圖1)。

3 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三個層次的界定過程分析3.1三個層次之間的概念和關系分析

個體社會心理是指個體在與社會交互作用中發生的內部心理活動過程和現象。包括個體的社會認知、歸因、人際關系等。個體社會心理是群體行為發生的基礎。當某一種個體心理所引發的個體行為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時候，在外顯的層次上就表現出群體性的行為，就成為了一種社會行為。個體的社會心理必然要經過群體行為的實踐過程在社行為的實踐得以存在。而在AlbertBandura的《思想和行動的社會基礎——社會認知論》這本富于影響力的著作中，早已對此做過深刻的分析,證明了認知過程在心理活動過程中的基礎性地位和對行為的決定性影響，所以把個體社會心理的研究作為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第一個層次。

群體行為是指具有多數個體表現出來的普遍性社會行為,例如體育鍛煉行為、偶像崇拜行為、時尚行為、輿論行為等。關于群體,在鄭杭生主編的《社會學概論新修》（第三版）中指出“社會群體既是人們生存與生活的基本單位,又是社會的結構要素之一，它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發揮著重要的橋梁作用。”36在本文中關于群體的理解是相對比較廣義的，它不僅僅指那些有組織的，例如家庭、學校、軍隊等，也包含著那些沒有組織的,但是有著某種共性行為特征的人的共同體,例如不同年齡構成的群體、性別群體、犯罪群體等。在本研究中群體既包括了個各種不同的運動員、觀眾、健身人群，也包括了在體育中具有共性行為的群體，即包括了以各種不同標準劃分出來的群體。

關于文化，著名社會學家AnthonyGiddens認為：“社會學家提到文化關心的是人類社會那些通過學習而非遺傳獲得的方面。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會成員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發生。他們形成了社會中的個體賴以生活的基本環境。”37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的共同定義是‘‘文化是人類群體或社會的共享成果，這些共有產物不僅僅包括價值觀、語言、知識,而且包括物質對象”38。從AnthonyGiddens和DavidPopenoe的理論中關于文化的概念可以看出文化的產生必須要經歷成員共享、交流、合作，也就是說必須要經歷一個群體行為的過程,是人類群體的共享成果。所以群體行為是社會文化產生的必要條件。沒有群體行為作為個體心理和社會文化之間的銜接,社會文化不可能產生。一是社會文化是構成社會的不可或缺的結構性要素之一。文化使社會有了系統的行為規范，文化塑造了社會的人。二是在社會對人的影響因素中，除了人際之間、群體對人的影響，文化是對人的行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是研究人的社會心理和行為必須要關注的。

3.2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界定

根據從理論上的演繹——對于體育社會心理學家關于研究對象觀點的剖析；又根據對體育社會心理學已有研究主題內容的歸納闡述對國內外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內容進行的歸納性回顧和梳理，參照對其母系學科——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重新探討。以帕森斯、班杜拉兩人的理論觀點為理論基礎,指出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包含以下幾個層次:體育中個體的社會心理層次（個體社會化，社會角色，社會認知，人際關系,態度，歸因等）；體育中群體行為層次（團體研究：團體構成、特征、凝聚力、領導行為，競爭與合作：社會促進社會惰化,侵犯與利他行為，從眾與獨立行為，規范行為和失范行為，信任行為等）；體育中社會文化層次（民族、宗教、道德、政治、經濟、法律、輿論、習俗等）。

4.結論與建議

一門學科研究對象的探討可以采用如下基本研究范式，一是已有的學科研究內容主題的歸類分析，二是已有的關于學科研究對象的觀點分析，三是較成熟的相關母系學科研究對象的分析，四是對前三項研究加以歸納演繹并尋求一定的理論基礎,得出發展中新學科的研究對象,這樣一個研究范式為研究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提供了明確的研究范式。

第2篇：社會心理學概念范文

一、社會心理學發展的整合趨向

從社會心理學誕生之日起，以羅斯為代表的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和以麥獨孤為代表的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后來又出現了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等。社會心理學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點。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試圖從個人的人格結構中求得對人類社會行為的解釋，強調個體變量的重要性；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通過社會地位、社會角色、社會化等“塑造嬉體”的因素來研究人們的社會互動，并進而達到對人類行為本質的解釋，強調社會呀群體變量的重要性；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是從因素入手探索有關人類行為的解釋，強調文化變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會、文化是緊密聯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間的互動是持續不斷的。要充分準確地描繪人的社會行為，單一的研究取向是難以實現的，必須建立一種綜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從本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開始，欲圖將社會心理學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體實施，盡管許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學科間的聯姻卻未能獲得預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論爭再度興起，當理智戰勝了感情之后，開始邁上了整合之路。更為重要的是，近幾年學科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為實現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現實的基礎。

從國內外社會心理學多種研究取向的整合發展和現狀啟示中，我們認為，社會行為心理學是關于社會、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塑的造的綜合應用社會科學，是從心理層面上對于人類社會行為的流行性反應的總體把握。從學科性質上講，它既不是心理學的分支，也不是社會學的分支，而是在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文化人類學、行為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等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基礎上形成的一門獨立的事合社會心理學。它是在社會學、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等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一門具有邊緣性質的獨立學科。正如南京大學周曉虹博士所言：“我們只有從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以至生物學的多維視野出發，才能獲得對人類社會行煌完整解釋”。從社會心理學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邊緣學科，是母體學科在解釋人類行為及春與社會、文化、人格的關系時彼此接近、相互滲透的結果。從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和理論體系來看，它雖然是在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學科的附屬物，又不是多種學科的簡單的拼湊和混合，而是多種學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學科所不具備的全新的性質和特點。因此，社會心理學應獨立地著力于社會行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夏學鑾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會心理學，其研究對象分為三層次或三個單元：第一層次為宏觀層次，又叫社會主體單元，其基本概念是社會、文化和人格，認為社會行為是這三個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S）＝f（S.C.P）；第二層次為中觀層閃，又叫個人主體單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認為個人行為是這三個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I)＝f(S.R.S)；第三個層次為微觀層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態度，又叫行為主體單元，認為任何作為社會行動的行為都是這三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A)＝f(O.M.A)。夏學鑾教授“三層次九因素”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關系，在水平層次上的任何一個主體單元的行為都必須考慮行動的三個參照系數的綜合作用。總之，它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從“三層次九因素整合說”中可以盾出，社會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社會行為的內在心理律的整合及個體作用、群體互動、社會影響的整合是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關節點。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是人類社會性質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社會心理是社會行為的內在過程，而社會行為則是社會心理的外在表現。社會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會行為流行性反應的內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規律的研究；社會行為整合研究是指現實生活中人們直接關注的流行性心理反應的外在行為特征研究。社會心理的維度是我們所熟知的，而社會行為的維度則往往有所忽視。目前，社會心理研究所有社會學化和社會行為研究有心理學化的整合趨勢。社會行為心理學既要探計內在的社會心理學過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會行為規律，以避免行為主義忽視行為內在心理過程，而認知論學派忽視心理過程外顯行為的偏向。

二、社會行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點

中國社會近10年來，社會心理學進入重建與復興階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各界對社會心理學知識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實際研究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個相當混亂的時期”因為社會生活是豐富多彩的，社會行為也是千姿百態的，對社會行的總體把握不僅涉及到對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對其各種存在樣態及方式的把握，面對五光十色的多種多樣的社會行為，應該從哪里入手呢？最適宜的入手處或生長點哪里?

一些社會科學工作者發現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社會生活中存在大量社會流行的社會行為心理問題，并認為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行為科學的研究能夠為這些總是提供依據和答案，因而開始了社會行為心理與現實社會問題結合上的研究。一般來說，具體的社會生活實踐和現實生活的信息資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點或理論的生長點。就此而言，當代中國的社會行為心理研究的最適宜的切入點只能是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的熱點問題。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問題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反映，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問題也是社會行為的心理的重點問題，這些行為關系到社會主義改革的進程和前途。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同時也是社會行為心理的難點和焦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銳的社會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銳的社會焦點問題，解決起來也往往難度不小。社會聚群行為是種種社會行為心理的起始點和矛焦點，也是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整合研究的著力點。

社會心理學是對社會生活和處于熱烈社會生活聚焦點上的人們所思所慮、所作所為的本質的思考，社會心理學一開始就是為解決與現實生活有關的社會心理問題的迫切需要而產生的，以后的每一步發展都直接從社會生活的急需中獲得了無限的動力。顯然，這門學科具有很強的應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試驗”中士氣與生產效率的提出，是為了解決當時工業生產之急需；30年代輿論、流言、種族和價值沖突等主題，是為適應世界經濟的蕭條和社會的動蕩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態度、民族性格等主題，是應第二次世界大戰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會相對穩定和平發展，許多具有明顯應用性的分支學科相繼出現，既繁榮了社會心理學本身，又使它在社會生活需要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僅在歐美國家，而且在日本、俄羅斯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社會心理學這門應用科學的社會職能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都越來越大。有人統計，這10多年中《全國新書目》上刊有社會心理學方面的書有數百種，其中90％以上都與應用于社會生活有關。并且社會心理學應用成果相當大的一部分已經或正在轉化為直接的社會生產力。

三、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著力點

大量的有關研究表明，社會互動是人的社會行為的主要表現形式。人們在對稱性和非對稱性的社會互動中，形成種種群眾行為、大眾行為、集群行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為規范所指導的、自發的、無組織的、無結構的群體行為方式。也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聚群行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聚群行為的內在心理律對社會發展和人們社會行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積極的社會聚群與人們積極的社會觀念和社會行為之間正相關，而消極的社會聚群（矛偏行為）與人們社會觀念的偏頗和社會行為的偏離也有正相關。特別是當代中國青年有一種比西方更重視同輩凝聚的矛群意識，在這種社會心理環境下，社會變革過程中的社會熱點問題，往往在聚群面對面的互動中會越聚越熱，熱到一定程度就會將問題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會施放出來。由此看來，聚群和赤心理的發展存在著兩種可能性，既可能成為社會變革的推動力，也可能成為社會變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濟私在生生的聚群行為心理入手，探尋研究社會行為心理現象和規律，是整合社會心理學具有生命力的著力點。

布魯姆（H. G. 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體分為四種：集群、大眾、公眾和社會運動團體。后來，布羅溫（R. W. Rrumer0又把集群分為兩種：暴眾和聽眾。這種分類依照無組織群體的有機程度和無組織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地全劃分的，有利于人們對無序群體的理解和把握，對聚群行為的研究有一定參考價值。

大眾與聚群有聯系也有區別。這兩類群體都是一種無組織群體的集合現象。在大眾傳媒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生活中，以大眾面貌出現的無組織群體將越來越多，越來越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越來越影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視的群體現象。它們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人數和接觸方式上。大眾是散布在廣大社會范圍內、接觸大眾傳播媒體為數眾多的一群人，大眾對社會生活的了解接觸是間接的，是通過大眾媒體發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視野所及、耳聞所達的一群人，相互之間的接觸是直接的，通過感官和軀體感知群體中的人與事。大眾和聚群都是無組織群體，具有自發性、散漫性、情緒性、無責任性等。

國外將聚群行為稱為collective benhavior，也就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大眾集合現象。原蘇聯社會心理學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稱為“非集體行為”（或譯為“集體外行為”），而我國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文獻上，一般譯為“集體行為”。中國人民大學沙蓮香教授稱為在公共場合或社會活動中出現的集群現象。蘭州大學曹孟勤教授等認為，譯為集體行為不妥，稱為“群體行為”失之過寬，沒有限制，稱為“非集體行為”也不妥，因“集體外行為”并非個體行為。因此，人道我這種偶然聚在一起無組織的一群人的行為為集群行為。我們認為“聚群行為”這個概念更能全面地動態地表達無組織的、自發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為特征。

社會心理學認為，趨群性是人類的本性之一，人類行為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趨向于合群。社會生產方式越發達，生活方式越先進，各類人員的趨群意識和結群傾向就越強烈。面對社會的巨大變革和發展，社會聚群現象 普遍存在的、經常發生的，發生的原因、情況和結果也是多種多樣的。這種隨意性、自發的、無拘無束的聚群現象無所不在。它的啟動原因之一是出于人們最基本的交換信息需要。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學價值是減少對周圍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及時調整自身的行為以適應變化了的環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尋找到共鳴點，并力圖補充缺陷，達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補。不僅如此，而且聚群行為心理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聚群已由過去的單一性發展到多學科廣泛交叉，層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趨復雜。因此，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優化整合聚群心理與聚群行為發生、發展的過程特征和規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聚群行為的內在心理律，探求對積極聚群行為的鼓勵、強化，以及尋求對偏離聚群行為的預測、預防和調控的有效途徑和方法，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正如著名科學家錢學森1986年10月3日給沙蓮香教授的信中所強調的：“在現代科學技術九大部門之一的行為科學部門中，社會心理是一門重要學科。而行為乘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為的內在條件和依據，聚群行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現。一般情況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動機，聚群動機驅使聚群行為。“因為一切行為的基礎和根據都是心理現象的規律，同樣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現都構成某種行為”。人的行為無一不是由動機所引導、維持和導向，而動機又是以人的需要為基礎的。一個人的行為是這樣發生的，一個聚群集合行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動的支配下發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為的內中動力，聚群行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現。可見，個人行為與聚群行為都是一種動機性的心理行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識到這種需要和動機，而簡單的幼稚認同就應聲而起，被動地或奇特地介入進去了。

四、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交互點

社會行為心理學主要研究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社會行為與社會聚群行為活動等三大領域。當代社會行為心理學是研究社會行為的內在體驗和外在表現發展變化過程及其規律的整合科學。整合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三大層面的內容，即社會環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間相互作用的宏觀社會文化行為心理整翕支；社會認知、社會情感、社會意志、社會態度之間相互作用的中觀社會行為心理整合層；親和行為、互動行為、聚群行為、規范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的微觀社會聚群行為心理整合層；這三大層面內容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整合構成了當代社會行為心理研究的有機整體，力圖發揮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三者的“雜交”優勢，克服不足，建立共性與個性、世界化與本土化相統一的社會心理學。

在個人與社會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所關注的社會文化與亞文化因素的影響，文化心理的積淀，對社會成員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會行為產生的影響，以及人格與角色待社會和赤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社會環境與文化心理的建構。

在個人與個人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所關心的個人之間的相互認知、情感、意志、態度等怎樣在社會認同層面，人際關系層面，人際溝通層面相互作用產生的角色地位與社會行為，以及后者在何種程度上影響前者。

在群體與個人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關注從群體到個體又從個體到群體的影響過程，在群體合作、競爭、沖突、調適等對稱性社會互動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對稱性社會互動中，如何影響人們的親和行為和規范行為，以及人個行為又如何作用于群體行為。

在各體與群體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主要研究社會與社會、群體與群體、文化與文化之間，在聚群行為、群眾行為、大眾行為、偏離行為、規范行為相互作用過程中，如何鼓勵強化規范行為心理和優化整合聚群行為心理，為適應跨世紀社會的現代化而加快人的行為素質的現代化而努力。

第3篇：社會心理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蘇珊?凱瑟；服裝社會心理學；時尚；文化

檢 索：.cn

中圖分類號：J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832（2016）07-0082-03

On Susan Kaiser’s Transformation of Clothing Culture Study：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to Fash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SHI Ya-juan（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Susan Kaiser， as American contemporary clothing psychologist， professor of clothing culture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her thought of studying clothing culture goes through a great change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1997） to Fashion and Culture Studies（2012），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study to fashion culture study， from dualism thinking or the traditional binary research to pluralism thinking， from context study to intersectionality. In the process of comparative study，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us to see the 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clothing culture study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with pluralism and the intersectionality between time and space.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is trend will help us have a clear 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ident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shion culture.

Key words ：Susan Kaiser；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fashion； culture

Internet ：.cn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著名服裝心理學、文化研究學者蘇珊?凱瑟在2012年出版了《時尚與文化研究》（Fashion and Culture Studies）一書，該書成為她自1997年出版《服裝社會心理學》（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修訂版，第一版出版于1985年）一書后又一本服裝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該書從文化研究的視角，以民族、種族、階級、性別、性取向、身體等不同主題為線索，援用女性主義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論，通過大量有關時尚的跨文化研究案例，認為文化研究有賴于時尚來證明其變化性和持續性、研查身份與差異、能動性與結構、生產與消費，并探討了時尚與種族、民族、階級、性別、性取向、身體等概念之間交叉互動的方式與途徑。通過對兩本書進行整體性比較，不難發現這兩本書在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一脈相承的地方，也有明顯的不同，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相對于《服裝社會心理學》，《時尚與文化研究》中的服飾文化研究思想發生了明顯轉變。這種轉變可以簡單總結為，從服裝社會心理學到服裝文化學、從二元論到多元論思想、從語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從情境中的符號互動到時空交叉）。

一、從服裝社會心理學研究到服裝文化研究

總體來說，蘇珊?凱瑟的《服裝社會心理學》是一種以社會心理學為研究基礎和出發點，以人們的著裝行為為研究對象和核心內容的綜合性研究，該書主要運用社會心理學中有關情境的理論探討著裝和外觀的社會文化意義、功能及其影響。社會心理學是一種交叉學科，受到來自心理學和社會學兩個學科的影響，但是無論普通心理學還是社會學都無法代替社會心理學。社會學主要研究宏觀社會因素對心理和行為的影響，普通心理學則主要研究個體差異、個體背景和特點導致的行為，而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是具體社會情境對于心理和行為的影響，這是社會心理學不同于其他心理學科最重要的一點。《服裝社會心理學》一書基本上就是圍繞人們著裝的各種“情境”問題展開論述的，如本書副標題“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觀”所示。理解了這一副標題也就抓住了全書的研究理路和理論基礎，即從情境的角度分析外觀和著裝行為的社會文化意義、功能及其影響。在論述過程中，該書先是對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觀進行概述，主張從符號互動觀論、認知觀點和文化觀點出發研究服裝在各種情境中的社會意義，從而使服裝情境的研究從簡單的個體生理認知擴大到團體、社會、歷史和文化層面。

除了對心理學情境論的運用，該書還援用了社會心理學中的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也稱象征互動論）和身份理論，對管理個體外觀和團體外觀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進行分析闡述，尤其是人們如何利用外觀管理來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利用外觀來與族群或團體中的其他人產生互動等方面的問題。符號互動論是典型的社會學研究理論。該理論源于芝加哥學派的米德（Mead），他首先提出了“符號互動”這個理論概念，認為人們對事物的行為基于人們賦予這些事物的意義，這些意義來自于社會互動，并在解釋的過程中不斷加以修正。隨后符號互動論學者對這一理論觀點繼續補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學者是布魯默（Blumer）。布魯默認為，人類對事物（包括其他個體）的行為基于人們對這些事物及個體意義的認識。事物的意義來自于個體與他人的社會互動。各種意義在闡釋過程中得以把握和更正，個體也在這一過程中處理他/她所遇到的各種事物。此外，按照布魯默的理論，個體之間的互動也基于一種自發，這種行為也基于行動者歸因于各種社會客體和/或符號的主體意義。所以，個體行動者會以他們在各自相關情境中歸因于各種客體和符號的意義為基礎來調節自己的行為。① 蘇珊?凱瑟在《服裝社會心理學》一書中將這些社會心理學符號互動理論運用到對人類著裝動機和著裝行為的分析理解之中，探討了外觀在各種情境（如歷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

身份理論是除情境論、符號互動論之外社會心理學重要的理論論述，也是蘇珊?凱瑟在《服裝社會心理學》和《時尚與文化研究》這兩本書中重要的理論支柱和研究內容，作者在這兩本書中無論是從何種情境（歷史情境、文化情境、團體/個人情境等）研究出發，其最終的落腳點都離不開各種情境下人的著裝心理、動機和行為對個體或者團體身份的建構、塑造及其影響。因此理解身份理論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論觀點對于把握該書體現的服飾文化思想也具有重要意義。身份理論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詳細說明附加于各種身份之上的意義如何通過互動進行商討和管理。身份理論家尤其關注各種身份如何彼此相關（鑒于它們被帶入到各種情境中的可能性、它們對個體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以及各種身份如何與角色表演（或行為）、情感（各種感情）、身心健康（如壓力、焦慮和抑郁）、自我概念（如自尊、自我效能及本真性）和社會結構聯系在一起。②在《服裝社會心理學》第三章“服裝、外觀與社會角色的性別結構”中，作者就從情境觀的視角入手，著重探討了在日常的兩性關系中，各種社會情境對重新構造兩性關系和定義的意義，認為人們普遍認同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意義，會隨著社會、歷史及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變動。③

二、從二元論思想到多元論思想

隨著蘇珊?凱瑟從服裝社會心理學到服裝文化研究的學科轉移，研究方法和學術思想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從二元論思想到多元論思想的轉變。《服裝社會心理學》一書中，蘇珊?凱瑟對于多種情境下人們進行外觀管理進行的論述中，二元論思維模式顯而易見。以第三章“服裝、外觀和性別角色的社會意義”為例，該章論述了外觀管理對男女兩性性別角色社會建構的影響和作用，首先她從歷史的角度闡釋了不同時代男女社會地位、經濟地位的差異造成的性別角色和外觀管理方面的差異，繼而指出，根據傳統觀念下對男女兩性性別角色進行的人為二分法（積極對消極），并以此來探討外觀與性別角色的社會意義。

然而，在《時尚文化研究》一書中，多元論的思考及論述模式取代了這種明顯的二元論思想。首先，該書在文化學者杜蓋（Du Gay）1997年提出的“文化循環”的基礎上，提出了“風格-時尚-裝扮”循環，并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分析了文化在服裝生產、銷售、調節、消費、身份建構等各個環節之間的流動。這一理論建構打破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從而充分體現了時尚與文化之間的多元互動特征。

作者在該書的第一章指出，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過于簡化差異，限制了從多角度多層面對關聯因素和交叉因素進行分析④2。因此，作者希望“借用時尚研究和女性主義文化研究中思考時尚的方法、概念、比喻和模式。其目的在于向簡單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線性（直線型）思維和本質主義（注定性、固定性、有限性）思考時尚的方法提出挑戰。”④2與此同時，她認為，研究時尚是一種并列關系的行為，而非非此即彼的取舍行為。時尚的成長壯大靠的是矛盾（相互沖突的真知灼見）和含混（彼此沖突的情感）、知識與情感的比肩而立。將時尚和女性主義文化研究理論結合起來有助于中斷、模糊和超越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女性主義理論家所一貫詬病的二元對立關系之一就是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的對立。原因在于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限制了人們從更寬泛的意義上來思考性別問題，并使與權力相關的等級制度永久化，使男性優先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存在。④2由此， 在該書第六、七、八章中，作者援用后現代女性主義理論（feminist theory）、同性戀理論（queer theory）和跨性別理論（transgender theory）尋求解構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之間、同性戀與異性戀之間的二元對立，并借此批判了社會性別甚至生理性別中的二元論思想，強調多元論和差異性，進而論述風格-時尚-裝扮對于性別身份塑造的社會及文化意義。

該書第六章對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二元對立關系的解構體現了蘇珊?凱瑟的多元論思想。這一章的題目《性別時尚，塑造性別：超越二元對立》就是對這種解構思想的最好明示。作者認為，在當代語境下，每一個概念的構成都是二元對立的，即男性與女性、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異性戀與同性戀。然而，社會性別不是孤立的，它所處的概念系統中包括生理性別（sex）、社會性別（gender）以及性取向（sexuality）。將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完全對立起來是不恰當的。女性主義生物學家安妮?福斯塔托-斯特林（Annex Fausto-Sterling）指出，將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簡單的進行二元對立是對其兩者之間復雜聯系的簡化與模糊。生理性別也在文化進程中有所體現，且在不同領域中需要對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放在一起進行綜合研究，另外在性取向等研究中都不能將兩者簡單地對立起來。在大的文化情境中，無論是對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理論研究還是實踐研究，兩者的關系都不應該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特別是將其與風格-時尚-裝扮聯系起來的時候，更要以多元的視角進行全面思考。對于異性戀與同性戀之間的二元對立，蘇珊?凱瑟則更多的援用同性戀理論和跨性別理論，用跨性別者（transgender）、變性人（transsexual）、雙性人（bisexual）等各種性別模式及其變裝（cross-dress）、異裝（transvestism）、換裝（drag）等著裝風格闡釋了異性戀和同性戀二元對立之間的模糊性、不穩定性及其可解構性。她認為，同女性主義理論和酷兒理論一樣，風格-時尚-裝扮分別向社會性別和生理性別的分類方法提出挑戰，并使其失去穩定性。從視覺或其他方面來看，風格-時尚-裝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社會性別和生理性別積極參與到社會地位的建構過程之中；無論是社會性別還是生理性別都不能作為完整的生物本質，因為二者中任何一方的話語表述都會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改變。簡而言之，蘇珊?凱瑟希望利用風格-時尚-裝扮這一文化循環搭建一座橋梁，彌合個體的心靈、身體和身份之間的距離，從而進一步突破本質主義、二元對立和線性思維架構的束縛，朝著多元文化方向發展。

三、從情境中的符號互動到交叉性研究

前面提到，對《服裝社會心理學》一書從符號互動論、認知論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討了外觀在各種情境（如歷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會文化意義。對于“情境”問題的研究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出發點。但是，在《時尚與文化研究》一書中，這種情境論已經完全讓位于交叉性研究，尤其是對時間和空間的交叉性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論和女性主義社會學理論密切相關，同時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1989年金波麗?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首次為這一理論命名。交叉性理論旨在研究各種生物、社會和文化類屬，如性別、種族、階級、性取向、等級制度以及其他身份互動的核心內容，這些內容存在于多個層面、且常常具有同時性，有助于系統的非正義和社會不平等。該理論認為，社會中各種典型的和壓迫有關的概念，如種族主義、男性至上主義、同性戀恐懼癥、變性歧視以及基于信念的偏執狂都不能獨立存在發生作用。反過來，這些壓迫形式相互交織，形成一個能夠表達多重歧視方式、具有“交叉結構”的壓迫系統。⑤不過也有一些學者從更大的范圍來定義交叉性理論，認為該理論是一種“種族、階級、性別等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并常常導致出現各種形式的不利之處。”⑥此外，壓迫的各種文化形式不僅彼此相關，而且被捆綁在一起，受到社會交叉系統的影響和牽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種族、性別、階級、能力和族群。因此，理解了交叉性理論的社會背景和主要理論訴求，也就不難理解《文化與時尚研究》一書中關于時尚與民族、種族、階級、性別、性取向、身體等問題的交叉、互動及重疊關系的研究，那么脫離了情境論的研究方法，蘇珊?凱瑟在書中又是如何闡述這一復雜的交叉互動關系呢？

在《時尚與文化研究》的第一章，作者就指出，時尚是一個牽涉多重視角和方法的復雜過程。時尚既非事物也非某物之本質。時尚是一種在渾濁但仍有希望之未來水域中商討、探索和駕馭的社會過程。隨著身體在時間和空間中運動，時尚得以實現自身。時間和空間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其活動背景：識別并表現自我身份的過程碰巧與識別并表現自我時空的過程相吻合。其結果證明這一識別并表現自我身份和自我時空的過程是一種在多重含混和矛盾因素中商討應對的持續挑戰。與此同時，時尚永遠處于未完成狀態，穿越各種疆域。它持續挑戰著每個人對自我身份的視覺和物理認知，以及這一自我認知與他者認知之間如何相關聯。④1

關于時尚與文化的關系問題，蘇珊?凱瑟認為，時尚和文化一樣，既是一種社會過程也是一種物質實踐。時尚和文化都是不斷變化的過程，又具有持續性。這種同時性過程非常復雜、甚至相互矛盾。或然的（非此即彼）思維方式（如：改變或延續）不足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時尚與文化的運作方式。反過來，思考時尚與文化之間的關系需要一種并列的思維方式（如：改變并且延續）。既然時尚和文化同時在經歷改變和延續這一持續不斷的過程，也許時尚可以被理解為“延續中的改變”（change within continuity），而文化則展示了強調“改變中的延續”（continuity within change）的各種實踐行為。每一個概念都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種清晰把握這一同時性的途徑：各種不同的觀念或過程如何共存且保持動態交往的關系。④2

四、結論

蘇珊?凱瑟服飾文化研究思想的轉變是與時下整個學術研究的總體發展趨勢相一致的，文化研究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理論和視角，發端于20世紀早期的法蘭克福學派，到現在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積累了豐富的研究經驗和寶貴的理論思想，成為當今許多人文學科都有借鑒和研究的內容，蘇珊?凱瑟將服裝心理學中的情境論、符號互動論、身份理論、交叉互動論等內容引用到時尚文化研究中來，使我們對服飾文化及其影響下人類著裝心理和身份建構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認知。

注釋：

①Shibutani， Tamotsu. "Blumer’s Contributions to Twentieth-Century Soci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11.[J]Special Issue on Herbert Blumer’s Legacy. Spring 1988. p. 23C31.

②John D. DeLamater， Amanda Eyre Ward，Springer.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M].2nd Ed. 2013. p.31

③ [美]蘇珊?凱瑟.服裝社會心理學[M].李宏偉，譯.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1998：65.

④Susan B. Kaiser.Fashion and Cultural Studies.[M] Berg Publishers， 2012.

第4篇：社會心理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原版教材；雙語教學；社會心理學；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15-0203-02

雙語教學是指采用兩種語言作為媒介開展教學活動，其目的之一是通過引用外文原版教材，促進教學內容的現代化；二是促進具有國際競爭力、掌握國際動態的高素質專業人才隊伍的培養。教材是教學內容的載體，優秀教材的選用既是開展雙語教學的首要任務，也是關系到雙語教學效果的重要環節。原版教材由于內容更新快、知識呈現形式豐富生動、語言地道等原因逐漸成為雙語教學教材建設的首選。

我國高校心理學教育開展較晚，但是心理學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卻日益彰顯，因此培養高素質的專業心理學人才已成為心理學專業的重要教育目標。但是由于我國國內心理學研究水平及研究成果等方面的不足，高校心理學專業課程的教材中多是反映國外研究成果的內容，社會心理學更是如此。相對于國內傳統教材更新速度較慢、說教性強等特點，選用原版教材開展雙語教學活動將有助于開闊學生眼界，了解心理學發展的前沿動態，掌握地道的英語表達方式等。因此，我們選取社會心理學作為試點開展原版教材的雙語教學，并通過近幾年的實踐教學摸索出一定經驗。

一、教材選擇

教材既是教學內容的載體，也是課堂教學的直接依據，高質量教材的選擇更是關系到雙語教學過程能否順利完成的必要條件之一[1]。我校社會心理學開課所選用的英文原版教材《Social Psychology》由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David G.Myers主編，在美國有700多所大學或學院的心理學系都采用這本書作為社會心理學課程的主講教材。這本教材已成為美國心理學教科書同類教材的一個標尺，其基礎研究與實踐應用完美結合的風格是其精華所在。同時，它豐富多彩的插圖和插話以及崇尚實證、言而有據的表達風格使其成為同類教材的佼佼者。

David G.Myers開篇以單獨的一章介紹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隨后的部分則圍繞社會心理學的定義展開，分成第一至第四編（共16章）。為便于閱讀，每一章由3～4節組成。每一章以預覽開始，以概要結束，便于學生掌握章節的結構及核心概念。同時，教材內容呈現形式靈活多樣，采用了大量的插圖、觀點聚焦、圖表等形式，對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學習主動性起到了較好的促進作用。該書2008年新版中500多處新的引用和舉例則關注到了社會心理學研究領域的最新研究動態，從而有助于專業學生了解本專業的發展動向，發現自身的學習興趣點，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聚焦專欄和聯系社會等內容則重點關注當前發生的事件和社會心理學之間的關系，探討了社會心理學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些結構的設置，為教師的課堂教學提供了豐富的教學內容，對開闊學生視野、促進創造性思維能力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2]。

二、師資隊伍

使用原版教材開展雙語教學是對授課教師教學能力的極大挑戰。它要求教師不僅要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掌握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動態，更要具備一定的英語聽力水平和較強的口語表達能力。雙語教學的教案準備、相關輔助資料收集和授課計劃的安排都要求授課教師投入相當的精力，具備較強的專業素養。由于原版教材在內容安排、案例介紹和知識點的組織等方面與國內教材存在極大差異，這就要求授課教師也要及時轉變思路，改變既往生搬硬套的刻板的授課方式，積極采用靈活多樣的課堂教學手段，幫助學生理解相關知識。除此之外，要想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授課教師之間更應該開展積極有效的教學活動，例如相互聽課、集體備課等，從而取長補短，交流經驗，以促進專業教學水平的提高。

目前，我校社會心理學的授課教師皆為具有碩士或碩士以上學歷的青年教師擔任。年輕教師的特點是精力充沛，思想靈活，接受能力較強，因此在授課過程中能較好地接受新知識、新方法，能夠做到教學相長，既鍛煉了自身，提高了專業素質，也做到了與學生的較好溝通，提高了教學效果。

三、教學內容與教學手段

國外教材的普遍特點是知識難度不高，但內容豐富，表現形式多樣，并且善于通過豐富的實際案例引用、觀點聚集等形式闡述、論證理論。我們所選用的David G.Myers的《Social Psychology》書中多達幾千處的研究成果引用既體現了作者開闊的視野、豐富的專業知識，更帶給學生耳目一新的感覺，具有較強的時代感，激發了學生的閱讀興趣。原版教材的內容呈現形式多樣，涵蓋了豐富的插圖、說明性圖表及插入性專欄等內容，與國內系統化、條理性的知識介紹方式有較大差別。因此，在課堂授課過程中，教師可以有意識地利用這些表現形式，開展多樣的課堂討論、小組辯論等互動活動，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能力，改善教學效果。在社會心理學的試點授課過程中，無論是課堂上的集體討論、小組討論，還是安排學生的課后討論、資料查閱及完成論文，絕大多數學生都表現出了較強的學習積極性及對本門專業課程學習的強烈興趣，尤其對英文教材中出現的較多案例介紹，均表現出強烈的閱讀興趣。由此，通過本次課程學習，極大地調動了專業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與主動性，增強了專業學習的信心。同時大學專業課程的學習與中學階段的學習方式有很大不同，需要學生自主學習，課后學習的內容非常多，而英文原版教材豐富翔實的案例，對開闊學生視野、增強學習主動性具有較好的促進作用。

教學手段與方法是教學過程中的重要環節，與教學質量、教學效果密切相關。原版教材的雙語教學因其與傳統教學模式差異較大，對教師與學生雙方都要求較高，因而更宜采取靈活有效的教學手段與方法，促進雙語教學教學效果的提高。原版教材的內容表達方式、內容結構具有形式多樣、例證豐富的特點，因此在課程授課過程中教師可以通過多媒體課件、CAI課件等載體，將圖像、文字、聲音等結合起來，活躍課題氣氛；把學生之間的主題討論與教師對難點的講解釋疑相結合，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與掌握[3]。同時，還可以通過引導學生對重點內容進行出聲朗讀并翻譯、用英語進行討論、發言等形式，提高學生的英語表達能力，促進學生的英語思維方式的發展[4]。目前，社會心理學的雙語教學采用中英文兼顧的形式，在課堂授課的初期，考慮到學生的學習習慣及接受能力，教師在知識的講解過程中比較多地注意講解內容的安排、課題的進度安排，及時開展有效的教學互動，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較好地完成了教學計劃。隨著教學的深入，學生對新教材的接受能力也在逐漸增強，教師適時地增加難度，學生參與內容逐漸增多，并且在理論教學的同時，在社會心理授課過程中加入實驗內容，劃分小組后通過學生自主選題、自主設計、自主實施和教師總體把關等過程，使全體學生都積極地參與到實驗研究中來，既鍛煉了學生的實踐能力，更提高了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較好地改善了教學效果。

四、課程考核方式

隨著現代高校教育對素質教育重視程度的提高，百分制閉卷考試的一站式考試模式也正逐漸被口試、半開卷式及綜合性考試模式所取代。雙語教學形式的靈活多樣也決定了考試形式可以采取更客觀、更有效的考核形式。

由于原版英文教材內容的設置形式與國內傳統教材的差異較大，對學生的綜合能力的要求更高，因此在考核過程中應把學生平時的表現納入最終的考試成績中，根據不同階段的教學要求，通過開展課堂提問、專題討論、小論文書寫和主題報告等多種形式的教學活動，對學生的多種表現予以效果評定記錄。學期結束，結合最后的筆試成績，綜合形成學生的期末成績。并且，在教學過程中通過對學生課堂回答問題、課后作業完成的情況與質量的評定，不僅有利于教師及時獲取教學信息與教學效果反饋，并根據反饋信息及時調整授課方式、提高教學水平，更有利于學生及時總結，加深印象，鞏固知識掌握。綜合性的考核評定方式更客觀、更公開，對避免學生形成死讀書、讀死書的刻板學習模式，保護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起到積極的作用[1]。

在試點教學過程中，《Social Psychology》學期結束的考核方式就采用了綜合評定的方式，既兼顧了學生在平時課堂回答問題、討論時的表現，又把學生完成的論文、實驗設計及實施等方面的成績納入到最后總評成績中，最后，匯總期末考試試卷成績，形成學生本學科的最后成績。

五、存在問題

雙語教學活動的開展需要學校、教師與學生多方面的配合與努力，相關教學活動的開展更需要學校各方面政策的傾斜與支持。優秀原版教材的選用與有效利用更是對師資隊伍、學生學習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通過近幾年的社會心理學的試點教學，在收獲的同時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例如教師的教學水平、對原版教材內容的理解等方面。其中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外文教材內容所涉及的案例、準則與我國實際國情及標準、準則之間的差異。二是學生英語水平存在一定差異，因此對原版教材的雙語授課內容、授課形式等方面的接受能力也就出現一定差異。

總之，原版教材的雙語教學目前雖然仍然處于起步階段，但隨著我國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斷發展，它必對我國高校人才培養模式形成較大影響，成為現代化專業人才培養的有效手段之一。

參考文獻：

[1]陰洪杰，張帆.高等學校雙語課程教學質量評價體系研究[J].教育教學論壇，2013，（12）.

[2]梁文艷.雙語教學中使用原版教材開展教學的探索[J].高教探索，2007，（6）.

[3]李香玲.普通心理學雙語教學的探索與思考[J].中國電力教育，2009，（5）.

[4]馮晨昱，李桂山.高校雙語教學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教育探索，2008，（11）.

第5篇：社會心理學概念范文

一、社會心態的內涵

弄清楚社會心態的內涵是開展社會心態研究的重要基礎和關鍵。我國學界對“社會心態”這一詞的使用，或是在約定成俗的意義上使用；或是在不同的學科意義上使用；還有的則是根據自己對社會心態的主觀理解來使用，這就使得社會心態在廣泛被使用的同時，其涵義卻含混不清。

社會心理學研究者從社會心態的心理結構角度闡釋了社會心態概念。楊宜音認為“社會心態是指在一段時間內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社會類別中的社會共識、社會情緒和感受，以及社會價值取向” 〔1 〕 。馬廣海在此內涵的基礎上更加強調社會心態的社會條件和動態性，并在社會心態心理結構中增加了行為意向這一維度，他認為“社會心態是與特定的社會運行狀況或重大的社會變遷過程相聯系的，在一定時期內廣泛存在于各類社會群體內的情緒、情感、社會認知、行為意向和價值取向的總和。” 〔2 〕目前，在社會心理學學界基本認同上述觀點，認為社會心態是在一段時間內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中的社會認知、社會情緒、行為意向以及社會價值取向。

社會學研究者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對社會心態內涵的界定更加關注社會心態對社會成員的影響和作用。如王俊秀認為“社會心態是在一定時期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影響下形成的，社會中多數成員表現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點和行為模式，并成為影響每個個體成員行為的模板” 〔3 〕。

哲學研究則從社會意識狀態的角度去界定社會心態的內涵，如程家明認為“社會心態是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相互滲透、有機組合而成的狀態結構，是以整體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會成員之中、內化為社會主體的精神結構的心智狀態” 〔4 〕 。李靜認為“社會心態本質上屬于低水平的、不系統、不定型的、自發的社會意識”。 〔5 〕

從上述幾個學科對社會心態內涵的界定來看，無論哪個學科都認為社會心態是群體性的、受社會存在影響的、由多種成份構成的社會成員的主觀狀態。但這種主觀狀態涉及哪些方面，有哪些表現，不同的學科間存在著分歧。如社會心理學從知情意行的角度出發認為社會心態包括社會共識、社會情緒和感受、社會價值取向和行動傾向，而哲學家則認為社會心態是心智狀態，是一種低水平的社會意識。其實不同學科間不存在本質分歧。只是各自界定內涵的角度不同而已，哲學是從宏觀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關系的角度進行界定，社會學則從群體或個體微觀角度進行界定。綜合各學科對社會心態的描述，我們認為社會心態就是在一定時期社會環境和文化影響下形成的，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中普遍的、一致的、對社會個體產生影響的社會共識、社會情緒、社會價值取向和行為意向。

二、社會心態的內在結構

社會心態的內在結構直接決定了社會心態的具體研究內容，也直接決定了社會心態的評價體系，許多學者都對此問題進行了探討，形成了二維、三維、四維等不同結構觀。

第6篇：社會心理學概念范文

情境主義與美德倫理學的爭論

情境主義首先對美德倫理學發出了挑戰，而在整個交鋒中充斥著心理學的實驗證據和倫理學的哲學思考之間的對立。在情境主義看來，美德倫理學錯誤使用的那個心理學概念就是“特質”。所謂特質，就是一種表現出跨情境和跨時間穩定性的個體差異變量。這表明具有某種特質的人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應當會表現出行為上的一致性。而美德無疑是特質這一概念的杰出代表。因為美德概念同樣意在表明它才是先于道德行為而存在的，抑或說它是可以決定道德行為的。情境主義者認為，實際上特質這個概念就是虛幻的，而特質概念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則是因為：第一，我們通常高估了內部傾向對行為的作用；第二，我們通常低估了外部情境對行為的作用。情境主義者作如此論斷的證據皆為心理學的實證研究結果。首先，情境主義以李•羅斯（LeeRoss）基本歸因錯誤（fundamentalattributionerror）的研究來說明我們通常會高估行為的內部原因。羅斯發現，傾向于將行為的原因歸因于內部，而不是外在情境，這是人類的固有傾向⑦。這一效應在西方心理學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共識。人們因為基本歸因錯誤便建立起直覺上的內部原因，即特質。而實際上，心理學研究也發現，人們一旦具有了某種信念（如相信行為的原因大多是由于特質），他就會傾向于去證實它，尋找其佐證，而對與之相抵觸的證據偏見性地給予不對等的關注，證實偏向（conforma－tionbias）也是一種普遍化的人類固有傾向⑧。即使一個人懷有對自己消極的看法，他都不會首先傾向于關注那些能夠提升自己的積極信息，而還是去尋求那些能夠確診自己自我概念的消極信息⑨。

同時，除了傾向于證實自己的信念，人們甚至會相信自己的信念為大多數人所共有，表現出一種虛假一致性偏向（Falseconsensusbias）。心理學研究證明，通常情況下，人們會高估其他人和自己持有同一信念的比例⑩。因此這些人類認知上的偏向，導致我們將只存在于直覺上的特質作為了一種具有實在性的心理學概念。其次，情境主義使用各種社會心理學的實驗作為論據證明外在情境對于人類行為的巨大影響。這些實驗皆表明，對情境的操縱能夠影響道德行為的結果瑏瑡。譬如，在強情境中，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yMilgram）作為權威要求人們對一個做錯了題目的女學生進行電擊懲罰，電擊的強度依次增大，而女學生的表情與叫喊變得越來越慘，在實驗者的不斷要求之下，雖然大多數人清楚地知道多少伏的電壓是人所不能承受的，但在強大的情境下，他們大多選擇了服從并對女學生施加了足以使之喪命的電壓瑏瑢。又如，在弱情境中，艾森（AliceIsen）和勒溫（PaulaLevin）發現的“1毛錢效應”（thedimeeffect）現象。她們在城市商業區附近的一個電話亭開展了這項現場研究。每一位進入電話亭的人在打電話之前都會等待前一個人打完，而前面這個人是研究者假扮的，研究者打完電話從退幣口取出零錢然后離開電話亭。這時進入電話亭的人會隨機地面臨兩種情境之一，一種是退幣口還留有1毛錢，另一種退幣口沒有錢。另一位研究者隔著玻璃在外面觀察打電話的人的情況，只要在退幣口有錢的情況下，這一毛錢被發現了，那么他就會被算作有效數據。等他們打完電話后，研究者馬上走出去在他們前面故意將一堆文件掉落在地上。結果發現，得到了1毛錢的人有近9成的人會幫忙整理其文件；而沒有得到1毛錢的人僅有1人提供了幫助瑏瑣。這些實驗的共同點都表現在，無論是強大的情境改變還是微小的情境變化，人們之后的道德行為皆會隨之變化。情境主義通過心理學的實驗研究結果推理出美德概念實際上并不具有實在性。其邏輯是，如果行為通常是由特質或者是美德決定的，那么系統觀察的結果就應該發現普遍的行為一致性；而系統觀察并未發現普遍的行為一致性；則，行為通常不是由特質或者美德決定的瑏瑤。對于第二個前提來說，美德倫理學家基本認可，但也存在一些質疑。譬如仔細分析社會心理學的實驗結果，在各種實驗中雖然大多數人都受到了情境的影響，但是實際上仍然有少數人沒有受到情境的影響而改變其行為，情境主義拿著統計上的大多數并對少數視而不見將之概括為普遍化的結論來抵制美德，這在邏輯上是以偏概全并且是推不出其系統觀察并未發現普遍的行為一致性這一結論的瑏瑥。雖然有質疑，但對情境主義邏輯第二個前提的反駁還并不是那么主要。美德倫理學家的主要回應來自于對第一個前提的反駁。在這里，情境主義其實先預設了外顯的可觀察行為作為美德是否存在的一個前提，而美德倫理學家的主要攻擊點皆在于此。具體來說，斯旺頓（ChristineSwanton）認為，以在心理學實驗結果上得出的行為缺乏跨情境一致性來反駁美德，實際上沒有真正理解倫理學的美德概念，美德除了被動反應于行為，更應該包含道德情感和道德動機瑏瑦。

同時，朱莉婭•安娜斯（JuliaAnnas）強調，亞里士多德式的美德概念也并不僅僅是類似情境主義式的被動反應，美德還應該包含實踐推理的主動過程，她強調美德的理性特征瑏瑧。而無論是情感還是理性似乎在情境主義所認為的美德上并無體現。實際上，體現在實驗中的大多數人受到情境壓力而改變道德行為，少數人卻抵抗了情境壓力而得到了行為一致性這也與倫理學的美德觀并無二致，因為倫理學家也認為有美德者只占少數，而實驗反而證明了這一點瑏瑨。韋伯（JonathanWebber）則認為，特質就是一種以特定強度對特定刺激以特定方式來進行特定反應的長期傾向性，心理學實驗的結果也反映出了一種人們對抗情境的傾向性，這也是特質的一種瑏瑩。情境主義者接著給出了回應，這一回應中試圖調和的傾向明顯，而且特別針對了美德倫理學對其有關美德概念理解的批評。情境主義者此時后退了一步，暫時放棄特質概念，認為即使像美德倫理學家所說，美德不僅僅是特質，還包含著理性，那么這一理性也是由情境所決定的瑐瑠。情境主義認為，美德倫理學所謂的實踐推理，也就是心理學所研究的推理過程，而人類推理過程實際上同樣受制于情境。心理學對人類決策的研究發現，即使是只改變一點問題提問的方式，人們便會改變其解決問題的方法。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發現，當呈現給人們一個問題：某疾病的發作將導致600人死亡，現有兩種方案可供選擇，采用A方案則200人將生還；采用B方案則有1／3的機會600人將生還，而有2／3的機會無人將生還。此時，大多數的人選擇了A方案。而若改變問法：采用A方案400人將死去；采用B方案則有1／3的機會無人死去，而有2／3的機會600人將死去。實際上兩種問法一模一樣，只是改了一下說法，但此時大多數的人卻選擇了B方案。這說明情境的改變也影響到了人們的推理瑐瑡。同樣，情境主義者認為，不同情境之中人類經驗和技能的遷移困難也突出了情境的巨大作用瑐瑢。再者，心理學中常用的啟動效應（primingeffect）也體現了情境對思維活動的決定性影響，譬如呈現了長城之后人們會更多地進行整體論思維，而在觀看了白宮之后則會更傾向于分析型思維瑐瑣。情境主義同樣認為，如果用美德倫理學的邏輯，美德本來存在于少數人之中，那么美德理論在美德教育上的意義便顯得微不足道。事實上心理學家早已發現，人格因素與基因的相關大概在0．4－0．5之間，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相關，說明人格始終有一部分生而決定，那么美德教育的意義和作用都將需要重新考慮。

對爭論的心理學審視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情境主義和美德倫理學雙方爭執的焦點最終都變成了對心理學或者是心理學概念的討論。實際上我們可以說，情境主義的主要武器便是心理學的實證研究，而美德倫理學的主要回應方式則是一種哲學辯護。應該說，很多地方由于雙方思維方式和擅長領域的不同，使得雙方并沒有站在同一個平臺上進行對話。可以很明顯地發現，情境主義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都與實驗社會心理學并無二致，而美德倫理學則仍然是傳統的哲學方式。二者一方強調自下而上的數據驅動的研究，一方強調純粹的邏輯和哲學思辨，這勢必使雙方無法達成一致。兩方對結論歸納方式的理解上也并不相同。情境主義和實驗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多采用統計方法，試圖以最簡單的數字來代表普遍的人類行為，而這一統計計算過程必然損失掉大量數據信息，其統計推論若使用不慎便常常會犯下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美德倫理學顯然是看到了這一點，而情境主義似乎都并未將此當作一回事，也未對此批評進行回應。運用統計方法的科學研究者從來沒有考慮過這樣的問題，他們似乎將重復研究的結果一致性作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而心理學研究不同于物理化學等純粹自然科學研究，由于實驗對象通常涉及社會中的人，其干擾變量相對而言會更多，偶未被重復的結果實則可能是由于其他的干擾變量所致。因此用某一未被重復的結果來說明情境主義的推理并不正確，這在美德倫理學家看來是邏輯正確的，而在情境主義看來則可能并無大礙。因此，美德倫理學家意圖反駁情境主義的疑問，還應該從心理學入手，用心理學的證據來反駁情境主義方能使其信服。

舉例來說，情境主義認為正是基本歸因錯誤導致了美德倫理家對美德這一內部特質的高估。而實際上，情境主義此時卻沒有完全引用基本歸因錯誤的心理學研究。基本歸因錯誤還至少決定于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事件的結果，其完整形式應該是，當作了一件壞事時，人們傾向于將之歸因于外，而當作了一件好事時，人們傾向于將之歸因于內，這是一種自我服務偏見（Self－servingbias）瑐瑤。第二個方面是文化，基本歸因錯誤的結果是在西方個體主義文化下研究得到的結果，而在東方集體主義文化下，人們傾向于更多地歸因于外瑐瑥。若美德倫理學進行如此辯護，則應更能為情境主義所接受。實際上情境主義對美德倫理學挑戰的重點在于對特質這個概念的批判。而這場爭論實則并不新鮮，它與心理學中曾經發生的“人—情境之爭”（Person－SituationDebate）如出一轍。巧合的是，與美德倫理學的發展一樣，人格心理學同樣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中道衰落，而這次衰落的原因并非主要因為行為主義忽視心理因素，造成人格概念成為了無源之水，而在于社會心理學對情境的強調，使得人格的影響變得微弱。這其實與情境主義倫理學與美德倫理學的對峙在實質上是一樣的。在心理學的早期階段，人格心理學處于整個心理學甚至社會科學的核心地位瑐瑦。無論是文學、歷史還是藝術、美學都沉浸在弗洛伊德等人構建的人格系統中，在20世紀上半葉，我們能夠很輕松地尋找到人格心理學的痕跡。當然這種狀況也與文化有關，如心理學家彭麥克（MichaelHarrisBond）所說，心理學若出生在東方世界，也許最初引人關注的便應該是社會心理學。但經過多年的積淀，人格心理學并沒有越來越讓人信服，反而走向了沒落，地位逐漸被社會心理學所取代。

當時幾乎所有人格心理學家都相信或者曾經相信人格特質就是堅如磐石般不可改變的。直到沃爾特•米歇爾（WalterMischel）1968年著述了《人格評鑒》（PersonalityandAssessment）一書，主流人格心理學家賴以生存的特質舞臺甚至在霎那間接近崩塌瑐瑧。此書雖冠以“人格”之名，但卻行質疑“人格”之實。米歇爾對人格特質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這本書也挑起了人格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的論戰。米歇爾的主要質疑集中于四點：第一，特質在預測行為上效用很低，其與行為的相關系數不超過0．3或者是0．4；第二，特質的穩定性只是語義相似性而并不是跨時間進行觀察研究的結果，即人格的穩定性只存在于旁觀者的直覺中，實際并不存在；第三，如果特質真有穩定性，那么這穩定性也應該歸因于情境而非人格；第四，個體行為并非是跨情境一致的瑐瑨。情境主義對美德倫理學的批評與米歇爾和社會心理學家對特質的批評幾乎一樣，可以說是米歇爾等人啟發了情境主義的挑戰。面對這樣的質疑，人格心理學家也進行了一些回應。首先，他們認為相關0．3并不小，雖然0．3只能解釋行為9％的變異，但是0．3卻意味著當隨機概率為50％的時候，特質對行為的預測力能達到65％，而這并不是特別小瑐瑩。其次，人格心理學家們用統計換算將旁觀者效應實驗以及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等經典社會心理學中的統計量換算成相關系數，發現情境與行為的相關也僅僅只在0．4左右，比特質大不了多少瑑瑠。第三，人格特質的穩定性并非只有一種，不同的特質在不同的穩定性上表現出不同的程度。如有可能某人的外向性跟自己原來相比確實提高了，但是由于整個人群的外向性都在提高，所以他的外向性程度在整個人群里的等級順序仍然保持穩定。面對同樣的挑戰，人格心理學家的回應比美德倫理學更加具有心理學意味，他們甚至以強有力的證據表明情境所謂的強大影響力在數學上和特質差別不大。雖然更讓人信服，但是人格心理學家當時的回答也和美德倫理學家一樣充滿著迫不得已的痕跡。他們甚至還從理論上辯駁了社會心理學家，認為特質、情境與行為的相關都不應該單獨考慮，特質與情境的交互作用才是真實生活中的情況。具有某種特質的人他并不僅僅是被動地對情境作出反應，他們也會主動選擇情境甚至是改造情境。這就像一個內向的人他不僅在和別人談話時沉默寡言，他也會主動選擇能夠獨處的環境甚至將自己的環境打造得不易于人際交往。但是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證數據上，人格心理學都只是證明了反對者對情境影響的看法過于夸大，他們并沒有解決特質是否確實存在這一問題。美德倫理學同樣面臨著這一問題，他們被動地對情境主義的批評做出回應，但是證明情境主義的主張站不住腳與證明美德的實在性是兩個問題。或者說只有證明了美德的實在性，美德倫理學才能真正站到這場爭鋒的制高點上。

爭論如何解決？

情境主義與美德倫理學的爭執至今沒有結果，而“人—情境之爭”早已落下帷幕。作為同樣性質的爭論，倫理學中的這場爭論與心理學中曾經的爭論在爭論的核心上并沒有區別。雖然學科并不相同，研究者們的思維和研究方式也并不相同，但是倫理學中的情境主義者用了和幾十年前社會心理學家同樣的論點、邏輯甚至是論據。這提示我們倫理學中情境主義與美德倫理學爭執的解決之道可能和心理學中“人—情境之爭”的結果基本相同。在米歇爾提出疑議之后，雖然人格心理學家給出了有力的反駁，但社會心理學家對特質的質疑之聲從未停止。心理學中的“人—情境之爭”的真正結束是來自不同取向的人格特質研究的令人驚奇的達成了共識。詞匯學取向的心理學家劉易斯•戈登伯格（LewisGoldberg）運用因素分析基于語言學上的假設，得到了人格特質的大五模型（BigFiveModel）瑑瑡；而理論取向的心理學家羅伯特•麥克雷（RobertMcCrae）和保羅•科斯塔（PualCos－taJr．）用問卷方法，同樣建構出了人格特質的五因素模型（FiveFactorModel）瑑瑢；與此同時，原型取向的心理學家奧利弗•約翰（OliverJohn）用專家評定方法也得出了同樣的五個人格特質瑑瑣。為了方便記憶與追求形式上的美感，這五個因素被命名為“人格的海洋”（OCEAN），即：外向性（extraver－sion）、隨和性（agreeableness）、盡責性（conscien－tiousness）、神經質（neuroticism）和開放性（open－ness）。正是這些實證研究使特質的實在性不再遭受懷疑，人格特質論也重新變得重要起來。美德倫理學有著諸多的倫理學思想，但卻從未將之放到實證研究中去檢驗。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已然存在一份美德清單，但這份德目表從未得到數據的證實。或許這不符合倫理學家的思維，但為了駁斥對自己的攻擊，美德倫理學家保持開放的態度去接受一些實驗研究的經驗成果作為自己的論據才是真正與情境主義站在了同一個立場上在對話。美德倫理學的思辨性辯護或許能批駁情境主義的正確性，但并不能夠捍衛美德的實在性。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仍然應該遵循心理學的原則，用心理學的方法來進行一些實證考察。

用心理學的方法來考察諸如倫理道德這樣的哲學問題并不是不可能，實驗哲學（ExperimentalPhi－losophy）作為一種哲學上的新思潮或者說新的運動已然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瑑瑤。同樣，實驗倫理學（ExperimentalEthics）也正在西方學術界悄然興起，它與哲學有關，因為它解釋的是哲學中有關倫理學的問題；但它又與哲學和倫理學不同，因為它試圖用心理學實驗的方法來回答這些問題瑑瑥。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對意識、道德甚至自由意志等哲學問題的思考和回答是人們認識世界的重要任務和方式，是人們豐富的心理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每個人在回答諸如“美德是什么？”這樣的大問題時不需要經過特殊的訓練，這在普通人看來都是普通常識的問題瑑瑦。而這些常識問題在心理學家和倫理學家看來卻不應是常識，它會為倫理學問題的解決提供新的思路。因此，面對情境主義的挑戰，美德倫理學家應該在哲學辯護的同時，重視心理學的實證研究。若以實證的方式得出令情境主義無可辯駁的數據結果，那么具有典型心理學思維方式的情境主義觀點便可不攻自破。這一點，心理學家甚至做出過某些嘗試，如克里斯托佛•彼得森（ChristopherPeter－son）和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在研究了眾多哲學著作和倫理書籍后，找出了千百年來人類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六種跨文化的美德：即智慧與知識、勇氣、仁慈、正義、節制和超越；對于如何達到這六種美德，彼得森和塞利格曼認為得找到適合自己的特征性強項（characterstrengths），知道自己的強項在哪，并在生活中加強它們，我們就能獲得美德。塞利格曼認為，特征性強項就是一種心理特征，而且能帶來積極的結果。為了幫助人們了解自己的強項所在，彼得森等人編制了強項調查問卷（VIAStrengthSurvey）。6種美德對應著24種特征性強項，而每個強項在優勢調查問卷中有10道項目。實際上，這只是一種開拓性的研究，彼得森和塞利格曼的這6種美德也并非是基于數據得來。我們仍然需要一種自下而上且由數據驅動的研究結果，再整合美德倫理學家的理論探討，以此來結束這場爭論。在“人—情境之爭”結束后，當初扛起反人格大旗的米歇爾自己卻成為了一名人格心理學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人格理論瑑瑧。這一趨勢應該也反映在當今的情境主義者中，有學者已在情境主義和美德倫理學之中試圖調和，提出了一種基于社會期許的美德理論，這一理論遵循了情境主義的原則，放棄了特質的概念，強調社會情境的作用，同時也重構了美德的概念，使美德倫理學家易于接受瑑瑨。當然，對特質這一概念的理解同樣值得情境主義者思考，特質并不總是應當看成一個存在于人格中的行為反應器，它的存在同樣可以通過認知、情感等心理過程得以表現瑑瑩。

從心理學的視角來看，美德特別是道德人格研究已然形成了多種基本范式，最主要的是道德榜樣研究，即研究道德榜樣所具有的人格特征；以及道德原型研究，即人們認為一個具有美德的人他有哪些人格上的特征。一方面對情境的注意的反駁需要我們像“大五”人格研究者那樣從理論和數據上都得到一個穩定的人格結構。即，首先，從理論探討和問卷編制上得到一個穩定的美德結構模型，而這個模型又能被基于詞匯學假設的因素分析方法所驗證。其次，這個模型必須具有一定的跨文化穩定性，亦即這個模型所包含的維度是穩定的，但是不同文化對不同維度的強調卻可以是不同的。道德問題和文化密切相關，文化相對主義甚至存在于不少人的樸素信念中，因此，美德的結構也理應具有一定的跨文化穩定性。第三，用一種原型的方式，這個美德模型理應能被重復，也就是說人們在其民眾心理學（folkpsychology）水平上，也認可這一模型的存在。第四，比較道德榜樣與普通人，應該發現他們在這一模型各個維度上的顯著差異。另一方面，美德倫理學也必須看到情境主義在實證上所具有的問題。比如，首先情境是否真的對道德行為的影響比美德要大？可以使用元分析以及比較效應值的方法直接比較情境與美德的作用。

第7篇：社會心理學概念范文

自我評價(Self?-Evaluation)個體對自己的思想、愿望、行為和個性特點的判斷和評價。這種評價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自我評價是自己行為的主要調節器。自我評價較高的人往往具有較高的抱負水平，可以取得較高的成就。積極的自我評價有助于保持身心健康，有助于適應新環境，有助于擺脫孤獨。

L.E韋爾斯和G。馬威爾在1976年出版的《自我評價：概念與測量》一書指出，人們通常根據兩個主要標準進行自我評價：(1)對自己的能力或效能的感受;(2)對自己的德行或價值的感受。一般情況下，這兩個標準是通過反映評價、社會比較、自我歸因和角色扮演等具體評價手段來實現的。

反映評價的理論基礎是C。H。庫利的“鏡像自我”和G。H。米德的符號相互作用論。反映評價強調自我概念的基本社會特性，例如自我概念的形成反映了處于我們的環境中的他人、尤其是重要的他人的評價和知覺。反映評價過程是社會心理學中關于不端行為“標簽論”的基礎，也是社會心理學中自我實現過程的基礎。

社會比較是指個體通過他人的比較來評價自己的能力和德行。接近的群體和接近的成員可以作為參照組和參照個體，最有可能被用作這些比較的參照系，尤其是在競賽情況下，諸如運動比賽或課堂活動等更是如此。

自我歸因是指根據對自己行為的直接觀察而作出有關自身的推論的傾向。D。J。貝姆的“自我知覺理論”認為，個體是以觀察自己外顯得為的基本上進行推論來確定他們正在感受和思考的東西的。

第8篇：社會心理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同輩群體；教育；學生；青少年

教育社會心理學作為一門應用學科出現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它作為社會心理學的一個新的分支，把社會心理學滲透到教育中，其研究重視教育心理學中的社會因素。研究者把學校和課堂看作是一個“微型社會”，用社會學原理分析、解釋、預測學生在學校學習生活中的行為方式和心理特點，從而能更加有效地對學生進行教育。從社會學角度看，同輩群體是一個由地位、年齡、興趣、愛好、價值觀等大體相同或相近的人組成的關系親密的非正式群體。在眾多同輩體中，青少年受同輩群體的依賴最明顯。這是因為在青少年同輩中，每個個體不僅有共同的心理感受和需求，而且有相近的愛好、興趣和共同的行為傾向，彼此之間相互容易認同，最能達到或造成相互轉化與感染。這樣的非正式群體普遍地存在于班級、學校等正式群體中；并且當班級、學校這些正式群體成員之間存在構成同輩群體的條件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其為同輩群體。由于青少年同輩群體在其存在的特定環境中對學校教育，包括智育和德育教育，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作用。因此，我們研究以學校、課堂作為微型社會中的同輩群體對學校教育。

一、學生同輩群體的建立及其特點

學校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的向學生傳授知識、技能、價值標準、社會規范的專門機構，是青少年成長和社會化的主要環境，學校學習時期的社會化稱作預期社會化，是指個體在學校里進行的社會化，學習將要承擔的社會角色，為進入社會做各種準備。許多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論述過同輩群體對青少年個體社會化的影響。同輩群體是一個獨特的、極其重要的社會化因素，尤其是對于青少年來說，同輩群體的影響日趨重要，甚至在某些方面遠遠超過父母和家庭其他成員的影響。學生同輩群體的建立往往體現為如下特點：

1、青春期身心發展：同一個年級、班級中的學生處于同一個年齡段，智力和心理機制水平大體相當。特別是進入青春期的學生，在身體和心理上都會發生急劇的變化，他們自我意識增強，有了“成人感”，要求獨立行事和擺脫成年人的控制和支配；他們情感日益豐富，渴求友誼和理解，但發展了的自我意識迫使他們羞于向家長傾心交談。這些致使他們處于各種矛盾與沖突之中，是心理上的“斷乳”和動蕩時期，但是他們在學校的日常學習生活中，在與同齡人的接觸交談中，卻能獲得認同感與內心的滿足，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同輩群體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活動天地和適合他們心理適應及發展的小環境。

2、性格、觀點相似：性格相似的學生之間，由于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彌補，因而容易建立起較為牢固的友誼。他們可以互相傾吐不愿向成年人暴露的思想、看法、情感，有共同的語言。如果自己的觀點被同伴接受或認可，就會產生積極的情感體驗，而使得相互間的相處變的愉快滿意，同輩群體中友誼的橋梁也因此建立起來。

3、家庭背景相同或相似：學生的家庭背景(包括父母的文化程度、從事職業、經濟條件等)對學生同輩群體的建立有著直接的影響。學生往往會選擇家庭背景相同或相似的同輩組成互動圈。這是因為在兒童入學以前，主要是與家人交往，家庭是兒童社會化的起點，不同的家庭類型對他們的教養方式也不同。家庭背景相同或相似的學生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能夠互相認同，比較容易形成互動。

4、距離效應：鄰近座位的同學交流頻繁，比較容易建立友誼。作為班級微型社會中的座位的排列，為最初互不相識的學生成員提供了特定的互動空間，學生相互間有了交流思想、交流感情的機會，容易使相互間的距離拉近，而與同伴結下深厚的友誼，建立同輩群體。無論這一空間的確定是隨機的還是事先既定的，借助于它，學生成員之間的互相接納、互相滲透開始成為可能。即使座位排列在一段時間后重新加以調整，增加了選擇的成分，學生的互動還可能受原先座位的影響，遵循先前的互動模式。

同輩群體中的友情是青少年時期最重要的情感依托和人際關系。在同輩群體中，青少年學生們可以意識到團體精神和同伴式的互幫互助，這不僅僅有助于他們脫離成人的管束而自立，而且會使他們心情舒暢、情緒穩定。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同輩群體中所采用的規范和標準比父母師長的規定對他們有更大的作用，他們更需要得到同齡人的承認和贊許，而能得到同齡人的尊重和愛戴對他們自尊心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教師作為學校生活的主要組織者，應該認識到同輩群體由于其自身的特點而廣泛地存在于青少年學生群體中，并在學校、課堂這個微型社會中，對學生的社會化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教師在學校教育活動中，要主動地調動同輩群體發揮積極的作用，引導其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而要避免由于教學、教育方法上的失誤而抑制了學生同輩群體的正常良性發展。

二、同輩群體成員間的人際關系對學習效果的影響

很多教育社會心理學家研究集體對同輩群體成員的學習成績的影響結果表明，在課堂里經常出現同輩群體之間的對抗和沖突時，全班學生的學習成績普遍下降；而如果在同輩群體中，成員情感是互相支持、互相關心的，成員間便互相具有吸引力，學生成績便普遍上升。一位專門研究同輩群體的心理學家史穆克對課堂同輩群體的集體動力學做過分析研究，他根據學生的自尊、態度和學業成績的變量關系所取得的大量數據總結指出，學生的學業成績跟他們的自尊和自重存在著正相關。也就是說，在一個學習集體里，同輩人之間友好的或是敵視的態度對學生有很大的影響。從友好的、互相關懷的同輩人那里得到支持的學生比被同輩人排斥的學生在學習上更能夠發揮潛力。

在學習集體中，學生之間的友誼是一步步建立起來的。由于經常接近，常使學生結成朋友。在課堂里，學生坐在一起，由于接近開始交往，后來，他們感到在班上的地位和安全都沒有任何威脅時，便有了進一步的來往。以后，他們發現在態度、價值觀和興趣上有了共同之處，便增強了友誼并自愿在課外一起活動。同學間的互相滿意的反應又加強了每個學生的自我價值觀，并促使他們互相尊重，珍視友誼。

以上分析不難得出：教師應善于引導學生自尊、自重與尊重他人，并且注意言行不應挫傷學生的自尊和自信心。有些教師堅持認為他們的工作只是“教學”，毫不關心跟學生之間的關系如何，絲毫沒有認識到關注學生同輩群體對集體中的學生學習效果的意義。學生正確的自我評價和對人的尊重在同輩群體中產生的影響越深，則他們的學業成績便越好。這有些馬太效應的意味在其中。由此可見，有意或無意地挫傷學生的自尊和自信心的做法，所造成的惡劣影響是極為深遠的。如果一個學生從同輩人那里得到的是沮喪的、消極的反饋，而他每天要花上好幾個小時在一個心理上受到很大威脅和十分不愉快的集體里生活，那么，焦慮和不安往往會削弱他的自尊、自重和自信心，會大大減弱他為取得良好的學業成績所做的努力，甚至放棄學習。沒有同輩群體的支持，不僅會使他在學習上掉隊，道德品質也會向不良方向發展。如果教師能夠認識到青少年同輩群體的這些特點，并能很好的在課堂教學中加以引導，對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會有很大幫助。三、同輩群體亞文化對青少年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影響

隨著對同輩群體力量的依賴以及與同輩群體的利害關系的發展，學生遵從集體壓力的傾向日趨明顯。這種遵從可能表現在諸如音樂興趣、風尚和愛好等一些惹人注目的行為方面，甚至青少年從事某件事的理由就是“其他人也都這么干的”。他們的種種見解、信念、喜愛與厭惡一般都由集體決定。

同輩群體以他們共有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建立自己獨特的亞文化群。由于同輩群體是由年齡相近、志趣相投、關系融洽、地位平等的人組成的非正式群體，它能滿足青少年的游戲、友誼、安全、自尊、認同等多方面的需要，因而同輩群體成了青少年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形成的重要影響源。青少年熱衷于參加同輩群體活動，并忠于同輩群體。可以說，他們從對父母的忠誠轉移到對同輩群體準則的忠誠，這遠非是由一種盲目的遵從變為另一種盲目的遵從。由于同輩群體為青少年提供了一種新的價值觀念與準則來源，并提供了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來行事的體驗，因此同輩群體在降低父母的價值并促使青少年不再依賴父母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青少年在頻繁的同輩群體交往中相互刺激，情緒相互感染和強化，被群體認同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往往在群體內迅速、廣泛地流傳開來。青少年個體在群體中按同輩群體共有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去思想和行動，以爭取同輩群體的認同，這樣往往形成青少年同輩群體亞文化。

由于同輩群體是在志趣相投和其它條件相似或相輔的基礎上形成的，因此青少年同輩群體亞文化性質上有好有壞。其中青少年同輩群體中積極的價值觀念，行為傾向與家庭、學校、社會的教育目的大體一致，置身其中的青少年個體的心理較為正常、合理。例如，一些好學上進的中學生結合成的同輩群體其成員話題大多是學習、成績、報考什么樣的大學。這種價值上的認同既促進他們在學習上的競爭，又可相互啟發，堅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相反，一些染有不良習氣的同輩群體，奉行人生一世吃喝玩樂信念。沾有惡習的青少年盡管會受到家長、老師等的指責，但由于在這些群體中獲得了精神支柱，并相互感染，結果越陷越深。某些教師和家長不正確地對待青少年同輩群體交往，采取簡單粗暴地取締或干涉手段，引起青少年的“逆反”，達不到應有的教育目的，給教育帶來負面影響。

青少年同輩群體的亞文化是一種特殊形態的文化，有自己所欣賞、模仿和崇拜的英雄或偶像，有自己特殊的旨趣、衣著、儀表和語言，以及特有的行為方式、交往方式、價值觀和行為規范。青少年亞文化總是處處強調自己與成年人文化的差別，因而時裝、發型、語言、音樂都有可能成為青少年自我認同的一種標志。青少年亞文化的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與社會主流文化的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不一致，或矛盾和沖突時，如果處理或引導不當，就有可能出現化現象。

目前我國正處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在社會轉型期產生了許多新的價值觀念，但主流社會文化可能尚未對它們作出相應的反應和調整，這些價值觀念沖擊著校園，這勢必會削弱學校等正規教育機構在青少年思想道德、價值觀念建設方面的作用，從而也使青少年亞文化有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因此，要正視青少年亞文化的存在和影響，對其予以引導并施加影響。學校教育可以通過結合課堂教學和課外活動，利用電視、電影、書刊、教科書等渠道廣泛宣傳社會主流文化，并擴大其在青少年中的影響，同時學校、教師要正視并尊重青少年的愿望和要求，結合他們的特點予以指點，使青少年同輩群體亞文化在健康、正確的軌道上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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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邵瑞珍.學與教的心理學[M].華東師大出版社，1990.

第9篇：社會心理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 態度改變理論；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效性；提高路徑

實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大學生正確態度的形成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的主要目的，是產生實效性的表現。態度改變理論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其相關研究成果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具有很好的借鑒價值。論文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借鑒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嘗試從態度改變理論的視角闡明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有效方法和途徑。

一、態度改變理論基本內容闡釋

態度改變理論就是人們在不斷研究態度問題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套系統的改變個體態度的理論體系。對態度改變理論的研究，涌現出了一批著名的學者如霍夫蘭德、費斯汀格、海德、凱爾曼等，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態度影響、改變及改變的過程進行分析，概括起來態度改變理論主要有三種經典性的解釋。

1、學習理論

學習理論是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霍夫蘭德于1953年提出。學習理論認為，態度和其他通過學習的事情一樣，是一種習慣，適用于其他學習形式的規律也同樣適用于態度形成的過程。學習理論認為信息學習對態度的改變非常重要。如果一個人獲得某種信息，改變便會隨之而來。1959年，霍夫蘭德在其信息傳遞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態度改變的說服模型。該模型從說服者、說服信息、說服對象、說服情景四個方面分析了可能引起主體態度改變，以及改變達到的結果。

2、認知失調理論

認知失調理論是美國心理學家費斯汀格于1957年提出。認知失調理論的基本思想是人在心理上有保持態度體系平衡的需要，如果平衡打破，就會產生改變不平衡狀態的心理壓力。認知失調理論從主體認知協調程度出發，引入了認知要素、認知能力和認知水平等因素，并且認為態度反映人的認知能力和認知水平，而這又同認知要素的相互關系相關。因此，認知失調理論認為，要改變主體的態度，必須改變、強調和增加某些認知要素的重要性，從而改變原有的認知要素結構，形成新的認知要素上的協調，促成態度向我們所希望的方向發展。

3、平衡理論

平衡理論是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海德和紐卡姆分別于1958年提出，這兩個理論并無本質的不同，都是從認知角度研究態度改變的。平衡理論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人際關系對人的態度影響上，認為個人對事物的態度，是受其他人對該事物態度的影響的，而個人對其他人的態度又影響他對該事物的態度。和認知失調理論的不同在于平衡理論更側重于研究他人對相關對象的態度及對主體態度的影響，因此，平衡理論又被成為人際關系理論。

二、態度改變理論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關系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承擔著對大學生進行系統的理論教育的任務，是大學生的必修課，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是幫助大學生堅定理想信念，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要途徑。思想政治理論課根本任務是觸及教育對象心理的高層次——意識，以便強化教育對象的正確態度、鞏固教育對象的正確觀念，影響教育對象的消極態度和改變教育對象的錯誤觀念，最終達到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效性的目的。

社會心理學的態度改變理論是以態度及態度形成和改變的影響因素、影響過程為研究對象，找出主體態度改變的規律，促成主體態度在有目的、有意識的引導下朝著引導者需要的方向改變。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際上就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計劃的引導教育對象，使之改變不正確的態度、形成正確的態度以及在正確態度的前提下形成某種信念的過程，因此，態度改變的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過程是一致的，可以說態度改變理論為我們重新認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三、運用態度改變理論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效性

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效性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改變大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消極態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要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成為大學生喜聞樂見的課程，必須采取多種形式與途徑，尤其要結合社會心理學中關于態度改變的方法，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點：

1、有針對性地組織和傳遞教育信息，使思想政治理論課內容易于被學生接受

按照態度改變理論，信息溝通是態度轉變過程中的重要方面。態度改變的過程，實際上是教育者通過教育內容作用于教育對象，從而引起受教育者態度改變的過程。因此，在進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過程中，教師選擇的教學內容要增強其說理性，只有論據齊全、論證合理、觀點無懈可擊才能夠讓學生信服，使之改變原有不正確的思維方式和知識，從而達到態度改變的目的。教育內容還要增強新穎性，“新穎”包含有“更好”、“更有趣”等含義的心理暗示，能夠引起學生極大的興趣。教育內容尤其要關注學生實際，關注學生實際既要從學生關心的問題出發，了解和解決學生心中的迷惑，又要結合大學生學習上、生活上和思想上的實際，這樣才有利于學生從自身感受出發來理解和接受教育內容，從而促成教育對象態度的改變。

2、采用雙方面互動式的教學方法，使思想政治理論課溝通渠道多樣化

按照態度改變的理論，信息在傳播的過程中的呈現和組織方式也是影響勸說效果的重要因素。社會心理學對勸導者傳遞信息的論據做了區分，把“勸說者只敘述能夠證明自己的主張或者是贊同自己的主張的各種看法和論據，而對自己不利的證據一律不談，或者是一味強調與自己對立一方的種種缺陷、漏洞和不足之處”稱為單方面論據傳遞。把“勸導者既談有利于自己的論據，也對與自己對立的一方的觀點主張加以介紹，然后通過比較表達自己所主張的觀點是正確的”稱為雙方面論據傳遞。單、雙方面論據傳遞并沒有絕對的優劣，引起態度改變的效果如何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般情況下，對象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雙方面論據傳遞越有效。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教育對象是大學生，受教育程度比較高，因此在溝通說服過程中采用雙面論述方式對說服對象的態度改變會有比較好的效果。尤其是面臨多元化的價值觀的沖擊，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宣傳我國主流價值觀的同時，還要對非主流的多元價值觀作辯證分析，這樣才有利于提高說服對象辨別是非和抵御不良觀念影響的能力。

3、提高教育者的素質，樹立思想政治理論課溝通源的權威性

按照態度改變理論，傳播者自身所具備的素質常常對勸說宣傳有著極大的影響。學習理論的代表霍夫蘭德通過多組實驗證明：勸導者的權威性與勸導效果成正比，人們較易相信專家和權威，具有權威的說服者比不具有權威的說服者更能引起說服對象的態度改變。在某種程度上說，轉變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態度，關鍵在于教師，因為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實際充當了信息源的角色。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來說，一是要具備扎實的理論功底和文化修養，努力成為專業領域的權威，并以自己的學識、專業、能力等引起學生的尊敬，從而相信教師的權威，表示愿意聽從。二是培養高尚的道德人格，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人格魅力。人格魅力是非權力的影響力，不僅是指教育者的外貌、 風度和氣質等，還包括內在修養和品格。教育者整潔大方的外表、端正得體的舉止、和藹可親的態度、積極健康的情感、高尚的人格都會使學生產生敬佩、信服的心理感受，從而易于心悅誠服。三是增強教育者的可信度，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能夠取得學生的信任，不僅要有健全的道德人格，還要求教師對自己所傳授的內容要真心接受。如果教師對自己所講的內容存在懷疑，就達不到對學生的說服效果。另外教育者對教育對象要進行無意識引導，一般來說，無意識的引導要比有意識的勸說效果要好，學生總是認為教育者的無意識的內容是最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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