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對養老的影響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二胎政策對養老的影響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二胎政策對養老的影響范文
摘要：隨著國家經濟、人口和文化等總體因素發展，受到出生率不斷下滑、勞動力數量收縮、人口老齡化等多重挑戰，“二胎”政策全面開放，這就對居民家庭、社會環境發展等產生了一系列深遠影響。
關鍵詞：二胎政策；人類行為；社會環境；文化
在“計劃生育”的一孩時代，人們已經習慣了獨生子女的家庭結構、社區生活、社會環境等并形成了較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為表現方式。而近年來獨生子女向“單獨二孩”漸變，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開放的進階定型，猶如興奮劑般注入到普通民眾的生活、行為和社會環境中，也改變和影響著人們現有的生活狀態和社會角色。
一、影響家庭成員行為方式
家庭是社會生活基本單位，具有相當的穩定性、持久性和連續性。在實施“計劃生育”前，我國處于經濟發展初期，各項生產建設、經濟發展、社會構建等相對滯后，在傳統觀念和落后生產制等條件制約下，全國人口特別是農村地區出現井噴式的爆發增長，對生存發展和物質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國家總體發展能承載的數量，普通群眾生活不斷接受來自日常飲食、勞動就業、上學教育等嚴峻挑戰，人口基數大、底子薄、經濟基礎弱，是困擾著每戶家庭形成和發展的關鍵要則。在一孩政策開啟后，我國家庭成員角色逐漸演變為倒三角的結構，羅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認為，家庭作為一個群體擔當著組織家庭成員分工合作、生產、消費、養育子女、贍養老人等各項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從一對夫妻結婚建立家庭生養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長大就業（家庭成長期）、子女獨立和事業發展到巔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K老而使家庭消滅（家庭衰老期）。[1]在本階段的家庭中，較為顯著的特點是兒童青少年成長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減少而帶來的角色孤獨感，個體成長教育出現溺愛等帶來的行為偏差，角色中心論引發的個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較低和集體思維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員過多地將注意力、關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統教育出現缺失，層次偏低，也成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獨老人（目前失獨家庭過百萬）”、“獨居老人”等名詞和現象出現最直接的主體原因。但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也進一步推動了國家人口（勞動力）宏觀管控、老齡化趨勢管控等措施的發展，家庭生活方式、人們行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漸成“常模”。伴隨著制度、經濟、科技、文化、教育、醫療、和生活條件的逐步提升優化，家庭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確保，可以極大滿足日常行為活動的所有需求，這個時期最大的關注點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長期，對其他時期則是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會環境。
在經歷多年“計劃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輕夫妻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個孩子后，會產生如下問題：一是減少和降低了原先對于只有一個孩子的壓力和負擔，分散父母等直系親屬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問題的出現；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結構，總體布局和結構更加趨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時，更能促進家庭教育、勞動就業和成長所需的資源實現增長。在今后較長時間內，人們的家庭觀念、行為表現方式和互動模式等都會逐步變化，家庭教育成長、居家養老、家庭關系、勞動就業都在漸變，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選擇，今后家庭總體發展的關注點轉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兩個時期處于持續均衡的狀態。在家庭服務需求方面，則更多側重在孩子的優勢化培育、親子關系疏導等，且較之前會呈現普遍性、一般性，對于家庭教育、社區教育、學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會得到較大緩解和實質提高。具體來說，就是家庭綜合投入增加、成長和教育方式出現可比性、社區資源投入增加、社會正向影響增加、居民歸屬感增加，每對家庭夫婦承擔和付出的力量成雙倍增加，家庭總體關系不協調現象幾率減少，從而家庭外在行為表現有所改變，在原有家庭思維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統模式下不斷得到修正和改善。
二、影響人們文化行為方式
第2篇：二胎政策對養老的影響范文
終于，全面放開了二胎政策！
如同一鍋沸騰的油滴入了水，于是“滋啦……”一聲，油花飛濺，濺到人的手背上，燙出一串燎泡，濺到墻壁上，留下一個難以擦拭的油點，“噼里啪啦”的聲響不絕于耳。
“就我同學，生了二胎”，“我們單位那個小領導也生了二胎”，“今天午飯時，我同事說明年這個時候一定抱上二寶”……二胎，二胎，二胎！爸媽這些帶有明顯試探的話一波又一波地撞擊著耳膜。干脆裝聾作啞，屏蔽“二胎”這兩個字，直到有一天，“璐璐，我們談點很重要的事吧！”什么事？！我頓時如同被電擊――我在學校干了什么？我在淘寶上敗家被媽媽發現了？不會啊，我最近啥都沒干啊，我又咋了，我的天哪！“不會……”“你說我們家要不要生二胎？”媽媽的話打斷了我的思緒。“我是無所謂的，關鍵是你爸一直想再要一個孩子，我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見。” “男孩還是女孩？”我的臉上快掛不住了。爸媽交換了下眼神道：“不是重男輕女啦，只是想再要一個，男孩女孩都好。”“那正好，我也是，不論男女，他（她）一出來，我就掐死他（她）！”，房門被我“咣”地一下摔上，我把自己扔到被窩里。
我為什么不接受二胎？因為我怕爭。試想一下，一個和你流著相同血液的生物，他與你有著相同的父母，相似的長相，相似的性格，但他卻比你享受著更好的待遇，因為你現在是大孩子了。你要去包容他，但你又討厭他；你要學會愛他，但你也同樣需要別人的愛；你要在別人面前因為他成為一個大人，但不可置否的是你還是個孩子；你努力地想去恨他，但你無能為力地只能愛他……
所以你要轉移怨恨，你不能恨父母，他沒有錯；你不能恨你的弟弟或妹妹，他們也沒有錯；至于旁人，他們和這事都沒關系吧；所以最后，你只能恨自己。你開始厭棄你現在的樣子，你心里想“我要變得更強，變得他們都無法無視我，讓他們需要我，我要永遠超過我的弟弟或妹妹。”可是從一開始，你又何嘗是錯的呢？
每個人的內心都是一個世界，每一個世界的中心都有一頭呼喚著愛的野獸，這頭野獸有潔癖，一種對來自父母愛的潔癖，它決不同意與他人分享父母的愛，即使是丟掉，也決不分享。
“你為什么要害怕生二胎呢？爸媽即使生了弟弟或妹妹還是會一樣愛你。”我相信這句話是所有父母拿來澆滅長子怒火的緩沖劑。
我不信。我的同學中不乏家中有二胎的。有一次，我和同學一起坐地鐵，“你等一下”，她突然說，“我給我媽打個電話”，她掏出手機，“媽，你來接我嗎？下雨了，不想一個人走……哦……那好吧。”“怎么樣？你媽媽來接你不？”“……她去接我弟弟……”“……”
弟弟或妹妹還小，你的父母必須去更關心他（她），沒什么啊，人之常情，保護那個更弱小的，恐怕連動物都如此。所以，還是一樣的愛嗎？父母的愛的容量也只有那么大，一部分給他們的父母，一部分給伴侶，一部分給孩子，一部分給工作。如今，又平白無故地來了這么個小家伙，既然無法拓展愛，那么就只能從你這里拿走一部分。你無力反抗，只能默默地自己填上這個缺口。
有人說，更甚至你的父母也會說“獨生子女多可憐啊，一個人，太孤單了……”我不需要無聊時有血緣關系的玩伴，我不需要別人幫我分擔給父母養老的責任。為什么很多人想要哥哥或姐姐而不是弟弟或妹妹，這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嗎？！沒有人不會去把自己與自己最像的、最親近的、同時在某一層面來說又是最大的威脅來對比；沒有人不會去想是不是父母不滿意自己，所以要一個新的孩子來滿足自己的期望？
我錯了嗎？我不夠好嗎？他們不愛我了嗎？
我不敢問，我沒法兒問，我不去問了吧。
于是，自我懷疑，自我嫌棄，自我厭惡……
總有人覺得我們孤獨，事實不然，我們也更不需要別人的同情。
如果生了二胎，那么家里就要買房，房價像發了瘋一樣地漲，再買房，父母工作的擔子將越來越重，明明都快到享福的年紀了，為什么還要像年輕時那樣從頭再來？！如果生了二胎，那么我的成績也會受到影響吧！……
你們生二胎，不就是想多一個人養你們老嗎？你們不就是怕我不養你們嗎？我會嗎？我需要人幫嗎？我不會變得更強嗎？這些話，好像很難言之于口。一切的質問、擔心與怒火在媽媽偷偷問我為什么不愿意要弟弟或妹妹時全部化成一句“我不喜歡小孩”的囁嚅。
終于，父母還是決定尊重我的意見，不要二胎。
可能我會在別人家的兩個孩子互相幫助、共同成長時，偶爾地羨慕，但自己還是不需要了吧，畢竟我膽小，我不敢去體會這份幸福中交織的苦澀。
昨天學校似乎開了一個很重要的會議，周末只補課半天，中午便早早地放學了。下午大約一點鐘，我回到小區時遇到一個女孩，她孤獨地坐在馬路牙子上練笛子，我駐足洗耳恭聽。
樸樹的《白樺林》。
樸樹是比我大約大個八九歲的人們的偶像吧，眼前這個女孩，看上去也就初中，她居然會喜歡樸樹。
“真好聽！”我開始贊嘆，“我也特別喜歡《白樺林》，可我不怎么會樂器，唉，這么冷的天，你怎么在這兒練習？”
“謝謝。”，她笑得不怎么自然，“……弟弟還小，他在家里睡覺，我怕吵了他……”
“呵呵……”我的臉上也掛著不自然的笑，“沒事啦，他很快就會長大，很快就好了。”
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時間的流駛會讓她的弟弟長大，時間的流駛會帶走“不好”嗎？
樸樹是個矛盾體，他一邊斥責著娛樂圈的虛偽，一邊又以娛樂圈為生。他是個孤獨的反叛者，他一邊與這個世界抵抗著，又有與這個世界握手言和的意圖。
第3篇：二胎政策對養老的影響范文
老年保障之所以令人關注，是因為養老不僅僅影響當下的老人，而且還影響到今后幾代人的退休生活。所以中國近來實施了一系列政策，以期刺激經濟，來保障老年人的養老。比如實行比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著同樣的目的。與此同時，新公布的二孩政策旨在減輕緩解老齡化問題，以及對社會保障的壓力。但這些政策是否能夠奏效，還是一個問題。
1990年-2009年，中國老年人的儲蓄率由零上升至35%。這種高速攀升使人瞠目結舌，因為國際經驗表明老年人通常不會有這么高的儲蓄率。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美國。相比中國老年人的儲蓄率，美國老年人的儲蓄率在同一時期幾乎下降了20%。
這是老年人應對老年保障不確定的一個手段，其信號是，家庭和國家養老都不可靠，最終只能依靠自己。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而言，我認為老年保障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但對于退休和即將退休的人員來說，中國獨特的發展途徑會讓他們的晚年生活比較艱難。首先，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了代際之間的扶持，并且越來越少的年輕人要負責贍養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這種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結構不可持續。其次，社會保障不是退休之后收入的可靠來源，老少比升高使得現行的統收統支賬戶也不可持續。第三，過去20年來，醫療費用翻了4倍，這對老年生活來說意味著成本劇烈上升，但與此同時養老的收入卻沒有同步提高。最后，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的一個負面結果是產生了隔代相傳的收入不均，不僅收入在老年人群體里分布不均，而且這種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會代際固化。如此一來，在一個沒有對老年人提供保障的社會里，老年人自己積聚財富的動力變得非常強烈，這也是在過去十幾年間中國老年人的儲蓄率高速攀升的原因。
現在，老年人中的貧困現象十分普遍。部分原因是傳統家庭保險形式的逐步消亡，特別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嚴格的計劃生育“一胎制”政策，使得老年人無法通過多生子女來分散養老成本。過去，退休之后生活來源約有一半來自于兒女， 而對接近退休的城市人口（45歲-60歲）的調查顯示，大多數人預期其大部分收入將來自兒女。根據城市戶口調查，有五個到六個孩子的父母約有70%的收入來自于兒女。但是，只有一個至兩個孩子的父母，只有10%的收入是從兒女那里得到的。子女越多的家庭，父母可以依靠兒女獲得住宿的現象越多。在城市里嚴格執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意味著兒女不再是老年人可靠的收入來源。
與此同時，養老金制度也不可靠。特別是在農村地區，社會保障制度只覆蓋了少數人，大部分人依舊在養老體系之外。在全國范圍內，中國城市和農村全部勞動力中只有31%的人員有資格享受某種形式的公共保障。農村中只有11%的人口擁有某種形式的社會保障。還有許多人名義上有一個社保賬戶，但實際并沒有錢。
事實上中國的老年人可能所存無幾，無法保證他們的未來購買力，而即將退休的這一代人恐怕也有同樣的思想準備。因此，他們的應對措施是積聚更多的財力。但是在銀行存款得不到較高的實際回報的情況下，同時又缺少其他相對“安全”的資產，中國消費者手上的儲蓄除了投入于跌宕起伏的股市和房市外，別無其他投資出路。與此同時，通脹預期在上升，老人們的錢會更不值錢，因此保護他們的購買力變得更加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旨在促進消費的政策，不管是通過寬松的貨幣環境還是直接的財政政策，都不可能見效。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老年人高儲蓄低購買力，是中國社會中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導致的。而中國社會的深層次結構又被重要的政策選擇和持續的社會常態所塑造。
比如老年人預期壽命增加同樣帶來重要影響。在這一時期，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從1985年的68.9歲上升到2010年的75.2歲。但與此同時，醫療費用在這些年里翻了4倍。1995年-2002年，65歲以上人的醫療自費支出上漲了22%。可以說是為了防老，使出了渾身解數。但毫無疑問，自付醫療費用的上漲，極大增加了養老的成本。這對老年人本來就弱的購買力而言，實在是雪上加霜。
另外，代際不均等現象也很突出。2000年參加工作的人的收入現值，是1970年參加工作的人的7倍。更大程度的不均等增加了價格的壓力，進一步侵蝕了老年人的購買力。
因此，社會保障的改革迫在眉睫。但由于社會老齡化，加上經濟增長前景不明朗，盡管政府制定了一個2020年達到全民覆蓋的目標，但充實社會保障制度的做法是有爭議的。核心的問題是如果政府要全面覆蓋養老，養老的錢從哪里來。圍繞“國企分紅”充入養老金以及關于養老金入市投資等，都沒有共識。最近宣布的二孩政策， 部分原因也是為了舒緩社會保障所面臨的壓力。但放松獨生子女政策，鼓勵生育的政策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的增加出生率的目標，存在疑問。
第一，以多生子女為養老的傳統手段，與當下增強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是格格不入的。正是由于加強社會保障而使家庭失去了多生孩子的動力，減少了需要孩子的數量。第二，生育率政策的時效性可能會比想象得長。到目前為止，“全面生育二胎”政策還沒有正式落實，而要等到各個地方政府出臺實施細則，更是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第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富裕，生育率將下降。這主要是因為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增加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提高所致。所以，放松生育率的政策對于養老金規劃的改革來說，不一定是可靠的緩沖。
第4篇：二胎政策對養老的影響范文
1980年出生的王蕊目前在一家外企工作，每月的稅后收入為1.5萬元，年末另有5萬元左右的年終獎金。妻子豆豆，29歲，事業單位的行政人員，稅后年收入7萬元左右。雙方均有社保及公司購買的企業補充醫療險。
目前育有一個2歲大的兒子，由男方的父母帶著。和許多“80后”小家庭一樣，王蕊夫婦和父母一起居住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套三居室中。目前支出方面，這個小家庭每月的基本支出在3500元左右，其中，一家五口人的生活伙食費在2000左右，娛樂及購物費用為1500元。此外，王蕊夫婦過年一般會給雙方父母各2萬元的紅包。
家庭資產方面，目前夫妻兩人擁有3萬元的1年期定期存款，1萬元的活期存款，市值10萬元的股票資金及市值10萬元的基金投資。由于王蕊在2010年剛結婚時就頗為看好上海的房產市場，因此除自住房外，夫妻兩人還有一套兩室一廳的投資房，每月還貸3000元，租金收入為5000元。自住房與投資房的市值分別為380萬元、300萬元，投資房貸款尚欠30萬元。
王蕊平時就很注重家庭理財，除了3個月的流動資金外，基本上不會把錢放在銀行。他最近看見小區旁邊的銀行網點在銷售幾款理財型保險產品，大堂經理告訴她：“這幾款產品，不但能很好地抵御通脹，而且還有保障功能。”
理財需求
雖說從家庭資產角度來說，兩人的經濟狀況稱得上比較寬裕，但考慮兒子未來的教育培養，需要花費不小的費用。比如明年兒子就得上幼兒園了，可能得增加一筆不小的開支。雙方家庭的父母今后的贍養也得靠夫妻兩人承擔，因此兩人也擔心提上日程的二胎計劃，是否會影響整個家庭的生活品質。如果要生育第二個孩子，妻子的收入可能會受到一部分影響。
另外，如果第二個孩子出生，為照顧到兩個孩子今后的出行，王蕊還想為家里添置一輛10萬元左右的代步車。他不知道，以現在的家庭財務狀況，是否能實現這些目標？尤其是除了投資，孩子教育費用基金和養老的盤算外，是否也該同時在保險上做一些規劃？像小區旁邊銷售的理財型保險，他是否可以考慮買幾份？
“給王先生提兩點建議：一是充分提升資金利用度，提前進行子女教育金儲備。二是合理增加商業保險，有效提高家庭抗風險能力。”
李松AFP金融理財師，2008年7月加入中國光大銀行北京分行，現任光大銀行私人銀行（北京）中心財富顧問，從事理財工作6年。
具體理財規劃建議
備用金規劃
王先生當前有緊急備用金4萬元，按照家庭每月開支6500元計算，則緊急備用金倍數為6，能夠滿足家庭3～6個月的生活支出。為了提高資金投資收益，建議王先生將定期存款改為貨幣基金。因為貨幣基金年化投資收益率一般在3%至4%，普遍高于定期存款，而且資金靈活性比較強，一般在提交贖回申請T+0或T+2個工作日后，本息便能到賬。
教育規劃
關于生育二胎，王先生需要重點考慮的是2歲的兒子及未來的第二個孩子養育費用和教育費用。按照通貨膨脹率3%計算，在上海地區，現年2歲的兒子，上中等幼兒園的話，每年費用大概需2萬元，3年共需要6.18萬元；9年義務教育按照每年1萬元計算，共需要10.16萬元；3年高中教育每年1萬元，共需要3.09萬元；4年大學教育每年2.5萬元，共需要10.46萬元。因此，未來19年的寶寶教育費用總需求約為30萬元；未來第二胎寶寶，前2年撫養費大概在4萬元，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費用同第一個孩子費用應該相差不多，在30萬元左右。因此，粗略計算，兩個孩子共需教育撫養費約70萬元。
采用每月基金定投的方式，假設平均年化收益率為6%，每月定投1645元，便能在連續投資19年后，獲得70萬元資金。
購車規劃
為了讓家人出行方便，王先生想為家里添置一輛10萬元左右的代步車。考慮到王先生家庭資產負債率較低，僅為4. 26%，因此建議王先生可以增加負債金額，到銀行申請個人汽車消費貸款。車貸一般需要30%首付，即3萬元，王先生家庭每月結余13500元，因此攢足首付相對輕松；貸款額度是車價的70%，即7萬元，貸款期限為5年，貸款利率為8.16%，采用等額本息還款方式，每月需要還款1425元。
保險規劃
王先生夫婦是家庭的經濟支柱，需要供養一家8口，償還房貸車貸，準備教育經費，家庭負擔較重。建議王先生夫婦在現有社保和企業補充醫療保險的基礎上，增加定期壽險和重疾險，以充分保障家庭抗風險能力。一般定期壽險和重疾險總額度=家庭負擔+個人年收入的10倍，個人年度保費一般建議額度為個人年收入的10%，即王先生夫婦商業保險保額397萬元，夫妻年度保費3.6萬元，平均每月3000元。
投資調整
按照上述規劃，王先生家庭每月可以結余7430元，加上現有的10萬元股票和10萬元基金，構成流動性資產，將這部分資金和投資收益作為老人贍養資金。建議王先生對現有投資進行適當調整，降低一次性股票和基金的投資總量，改為銀行理財產品+定期定額投資。
“王蕊一家目前還沒有保險的規劃，暴露了很大的風險敞口。建議王蕊夫婦為自己購買適當的養老年金，附加健康險和意外險。”
佟欣平安人壽高級理財規劃師
客戶理財需求分析
①子女教育金的專項規劃
②雙方父母的贍養
③生二胎的計劃
④添置一輛10萬元左右的代步車綜合
理財建議
客戶正處于家庭成長期，這個階段雖然有很多財務目標等待實施，但也恰恰是家庭責任最重的時期，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壓力，讓一家之主的家庭支柱在各個方面都不能有半點的閃失。所以，此階段先要完成的重中之重是家庭財務安全的規劃。
建議夫妻雙方各買50萬元保額的重大疾病保險，同時王蕊家庭責任身故保障200萬元，豆豆家庭責任身故保障100萬元，此項保障每年繳保費3萬年（約每個月2 5 0 0元），繳費期2 0年。如未發生風險，6 0歲時，可轉換成退休金，領取約80萬元。此種方法可用一筆儲蓄，照顧人生不同的兩個階段的重點需求。
基礎子女教育金的專項儲備，利用商業保險強制儲蓄的功能，確保專款專用；利用其分紅的特點，抵御通貨膨脹；利用其豁免的功能，確保一旦過程中大人發生風險，孩子教育萬無一失。此項儲蓄每年需3萬元（約每個月2500元），繳費期15年，到期可領取約80萬元左右，用作孩子基礎教育金的儲備。
就投資而言，客戶目前的配置相對單一，短期銀行儲蓄無法保值，股票和基金受市場影響又很大，因此建議補充中段的理財產品。具體方法是每月可拿出1萬元，購買三五年期理財產品，以長時間在保證安全的基礎上獲得穩定收益，（置車計劃也可從此處支出）。同時，每月還可拿出5000元，加上銀行的短期1萬元，用作以月為單位的短期理財產品的購買，可以在保證資金高度靈活性的前提下，獲得比活期更高的收益。以此作為家庭應急責任準備金和要二胎的準備金。
上述理財建議中涉及到的產品有“平安鑫祥分紅型產品”附加重大疾病、“平安鑫利分紅型產品”、“世紀天使分紅型產品”、平安銀行“平安財富--日添利現金管理”類人民幣理財產品。
“王蕊一家目前還沒有保險的規劃，暴露了很大的風險敞口。建議王蕊夫婦為自己購買適當的養老年金，附加健康險和意外險。”
華泰保險理財顧問
王蕊的家庭保險規劃建議
王蕊一家目前還沒有保險的規劃，這暴露了很大的風險敞口。建議王蕊夫婦根據自己未來退休生活的打算，為自己購買適當的養老年金，附加健康險和意外險。
根據子女教育計劃，給孩子買上相應的教育年金，同樣附加健康和意外保障。這樣可以兼顧理財和保障，一舉兩得，作為附加險的健康和意外保險也可以讓保費便宜一些，同時年金保險也有萬能和分紅兩種類別可選擇。
以王蕊家庭來說，如果車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在經濟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建議先為未來必要的資金做好理財規劃。隨著家庭收入的增長，買車和養車在不遠的將來不會是件難事。
第5篇：二胎政策對養老的影響范文
在老齡問題及應對方面，發達國家走在世界前列。自1850年法國最早進入老齡社會以來，歐美發達國家早在上世紀50年代前后就陸續進入老齡社會。2015年，發達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經達到23.5%，預計本世紀中葉，將普遍超過三分之一，日本、德國、意大利等國老齡化程度更高，將達到40%左右。比較而言，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程度更深，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應對舉措更為健全，經驗更為珍貴。
一些國家面臨的老齡化挑戰
一是人口規模萎縮危及國家安全能力。發達國家生育率下降已形成普遍趨勢，將出現勞動年齡人口和總人口共同下降的局面。目前，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正在縮減。到2030年，除美國外，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都將出現停滯或縮減的態勢。同時，越來越多國家的總人口也將開始下降。除非移民或出生率激增，否則，到本世紀末，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的總人口將會減半。目前，俄羅斯平均每位育齡婦女只生1.1個子女，使得俄羅斯民族正面臨著“無人為繼”的生存危機。適度規模的人口是國家安全的基石，也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人口規模萎縮趨勢將威脅和破壞發達國家維持安全的能力，甚至民族的存續。
二是勞動力老化和提前退休重疊，勞動力面臨長期短缺。人口老齡化還意味著勞動力老化。根據聯合國的統計與預測，1980年，西歐和日本的年齡中位數分別為34.5歲和32.6歲，到2030年，假設生育率不變的話，這兩個地區和國家的年齡中位數將分別飆升到45.6歲和51.6歲。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將有超過一半的成年人年齡大于正式退休年齡。此外，當前幾乎在所有國家都存在提前退休趨勢。這兩方面的趨勢共同推動勞動力供給日益降低，勞動力長期短缺現象逐步凸現。
三是實體經濟增長潛力下降，速度放緩。一方面，全社會用于養老的經濟支出加大，增加宏觀經濟運行負擔，對經濟增長形成外生性影響。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還通過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給經濟增長帶來內生性影響。這兩方面因素共同導致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潛力的下降。歐盟的預測顯示，在當前老齡化趨勢繼續延續且政策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歐盟25國的平均GDP年度增長率將從2007―2020年的2.4%降至2030―2050年的1.2%。
四是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難以維系，公共財政負擔沉重。人口老齡化導致養老金、健康保健、護理費用大幅增加。歐洲委員會預測，公共養老金制度的財務可持續性與人口老齡化程度高度相關，預期壽命每提高1歲，公共養老金支出占GDP的比例上升0.5%。近年來，英國養老金已經占到公共支出的40%、GDP的10%，每年養老金缺口達570億英鎊。與此同時，與老年人密切相關的醫療費用和長期照護費用支出也必然增加。以日本為例，1980年到1990年醫療費用增長的1/4是人口老齡化導致的，2000年到2005年，日本老年人長期照護保險支出上升了92%，使日本政府公共財政負擔沉重。
五是老年群體成為發達國家重要的政治壓力群體。在發達國家，老年人往往比其他年齡組的人在政治參與方面更為活躍，他們投票率普遍較高，關心公共事務，關注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福利制度和公共政策，甚至為了提升政治影響力而成立專門的政黨。例如，德國灰黨、烏克蘭養老金領取人黨、俄羅斯養老金領取人政黨等，已經成為影響國家政治進程的重要壓力群體，也成為選舉制國家各大政黨爭取的重要政治力量。
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緩解財政支出壓力。針對人口老齡化給養老和醫療保障帶來的挑戰，發達國家普遍加大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力度。在養老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過適度降低養老金待遇水平、延長繳費年限、加強待遇與繳費之間的精算聯系、發展職業年金等手段，降低公共養老金支付壓力，增強制度的可持續性。在醫療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過加強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開發治療老年疾病的低成本醫療技術和藥物、擴大醫療保險基金籌資渠道、提高個人付費比例、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發展補充醫療保險、嚴格控制醫療服務提供成本等措施，緩解政府和社會醫療保險的財政壓力。英國、荷蘭、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都鼓勵發展職業年金和私人養老金，為老年人提供多支柱的養老保障，有效分擔了公共養老金支付壓力。德國、日本、荷蘭、以色列等國家，建立了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有效解決了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失能老年人護理費用激增、醫療保險支付難以為繼的問題。
二、改革退休制度，逐步延遲退休年齡。面對人口老齡化的沖擊，發達國家普遍改革退休制度，適當提高退休年齡，提出“壽命更長，工作更長”的思想。如美國從2002年開始，對不同出生隊列的人采用不同的調整方式，把退休年齡逐步由65歲延長到67歲。英國計劃先將女性退休年齡用10年時間逐步延長到65歲。德國計劃把退休年齡從65歲升至67歲。
除提高退休年齡外，一些國家還采取措施鼓勵人們延后領取養老金。一是獎懲并舉。比如，德國現在規定，如果提前領取養老金，每提前1年減少3.6%的養老金給付，如果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再領取，每年增加6%的養老金給付。二是增高提前領取養老金的門檻。比如，意大利原來規定只要繳納37年保費，到54―56歲就可以領取養老金，現在則改為需要繳納40年保費，最早到57歲才可以領取養老金。
三、重視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生產率。經濟持續增長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根本保障。為此，必須重視人力資本投資，加大教育、培訓和研發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許多發達國家都非常重視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和終身教育，希望借此提升人力資本。歐洲設立的2010年就業指導目標規定，要使85%的年輕人完成高等職業教育，25―64歲人群終身學習的參與率要達到12.5%以上。日本頒布了《促進終身學習的相關法》，為個人終身學習提供便利和激勵。同時，一些國家還非常重視研發費用的投入。瑞典和芬蘭在歐盟國家中研發投入最高，占到GDP的3.5%左右，德國研發投入占GDP的2.5%。這些國家，在老齡化程度較重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了較高的經濟發展活力和競爭力。
四、制定扶持政策，強化家庭養老功能。面對失能老年人口照料服務需求快速增長、機構照料服務成本增高、政府負擔日益沉重的現實，發達國家大多倡導老年人回歸家庭，實行居家養老，并給予居家老年人的照料者各種支持。美國、德國、日本為家庭照料者提供喘息服務，減輕他們的壓力，給他們休息調整的機會，并對照料提供者開展相關知識和技能培訓。此外，還包括在經濟上予以支持，給予照料提供者稅費優惠和現金補貼。比如，韓國政府對與老年人同住的子女實行遺產稅和收入稅部分減免的措施，并提供家庭津貼，使家庭照料老年人這一傳統得到較好保持。在日本，子女照顧70歲以上低收入老人，可享受減稅優惠等。德國在2012年實施了《家庭護理休假法》，該法規定，被護理老人的家屬可以享受護理休假，確保能夠安心護理親人。家屬可以獲得的護理假期最長為2年。
五、鼓勵生育，緩解人口過度老齡化。發達國家認識到，生育率下降和預期壽命延長是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為此，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許多發達國家開始努力提升其生育率水平，力求從根本上改善人口年齡結構，防止人口過度老齡化。各國實行的政策包括：一是采取彈性工作制、實行帶薪產假，減輕女性在工作與家務間的沖突。比如，韓國政府規定，子女不滿6歲時，女性可以有1年時間在家養育子女，每月可領取40萬―50萬韓元的底薪，并保留職位等。日本職業婦女如果在家照顧幼兒，則有“留職有薪”方案，婦女可領工作時40%的薪水在家專心育兒。在法國，孕婦一共有16周產假，至少有2周可以在生育前使用，剩下的14周生育前后都可使用，休產假的政府員工拿100%工資。父親可以有11天的陪產假，休假期間工資照拿。二是通過提供生育津貼、稅收優惠等減輕家庭養育孩子的經濟負擔。如西班牙政府規定，勞動婦女所生的子女在3歲之前每個月都可以享受政府給予的100歐元補助。如果這個家庭生育第二胎，對于第二胎子女給予每年3000歐元補助。第三胎子女將獲得每年6000歐元補助。 三是給予生育多子女家庭名譽獎勵。如，2008年5月，俄羅斯向多生育的婦女授予“父母榮譽勛章”。四是對生育子女家庭提供諸如免費或低費的托兒服務、保姆訓練等服務。瑞典規定，幼兒園收費與家長的收入掛鉤，瑞典父母只需支付不多于每月總收入的3%的托育費。
發達國家雖然在鼓勵生育方面開出了種種優惠，但總體收效甚微，生育率水平依然持續低迷，人口老齡化程度仍不斷提升。比如，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 生育率從1990年的1.57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1.32。
六、吸引國際移民，補充勞動力資源。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許多國家采取了吸納國際移民的政策，特別是吸引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存量高的素質型人才。比如，美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主要接收技術型、技能型、商務型和學生移民。國際移民對發達國家起到了“一石數鳥”的經濟社會效果，既補充了勞動力資源、緩解了人口老齡化、增加人力資本存量，也增添了其人口增長活力、節省了人力資本培育投入。但也帶來了文化、族裔、、收入差距、社會融入等方面的社會矛盾和沖突。比如，2016年2月，在德國“抵制西方伊斯蘭的愛國歐洲人”組織和歐洲其他反伊斯蘭化組織的共同發動下，歐洲10余國同時爆發反伊斯蘭反移民游行示威。
第6篇：二胎政策對養老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獨生子女；養老；困境
一、我國城市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問題
（一）經濟供養問題突出
城市老年人的消費，不僅包括衣食住行的基本費用，還有參與社會活動、滿足自身興趣愛好、購買服務和支付醫療等消費，尤其是醫療費用占老年人消費的很大一部分。退休金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經濟來源，且他們的經濟積累有限，單純靠退休金和養老保險來擔負醫療費用是很難的，與此同時，獨生子女進入工作崗位不久，經濟實力有限，生活成本較高，獨生子女不僅不能給父母提供幫助，反而從父母那里獲取經濟資源。獨生子女對子代的巨額投入上更是進一步擠占了他們父母的經濟資源。因此一旦遇到較多的醫療費用時，就會面臨困境。
（二）缺乏精神慰藉和溝通
首先，獨生子女父母只有一個孩子，且獨生子女追求自己的生活，因此更多情況下他們獨自在家，會經常感到孤獨，這不利于他們的身心健康。其次老年人的自我精神調節能力不強，尤其是當自己退休之后，角色的迅速轉變讓他們心情低落、無所適從。隨著年齡的增大，老年人的身體狀況也日益下降，身體的疾病使他們的精神低沉，同時因為給伴侶或子女帶來負擔而造成內心愧疚。尤其是老年喪偶或者老年喪子給他們以致命性的打擊，讓他們一蹶不振，甚至會產生精神疾病。而獨生子女又必須面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瑣碎和壓力，不能顧及老人。
（三）生活缺乏應有的照料
獨生子女父母隨著年齡的增大，他們的身體狀況逐漸下降，有的甚至缺乏自理能力，這就要求有人能夠照顧他們。而基本的柴米油鹽等生活資料是需要子女為其準備的，但是很多子女因為忙于工作和生活，不能夠及時的為他們補充生活資料。有的老年人因為疾病的困擾不能自理，但是子女又無法在身邊進行照顧，因此他們的生活難以正常的維持。
（四）傳統養老觀念不能適應新的形勢
對于青年人來說，大部分青年人出生于80年以后，他們的思想雖然并不守舊，但是也沒有順應時代的潮流。他們中有一部分人過分追求西方文化，宣揚個人利益最大化和以自我為中心等，他們認為贍養老人與他們無關，缺乏責任意識。還有一部分人雖然繼承了我國傳統文化，但是保守固執，不能夠順應新的潮流。他們礙于中國傳統的面子文化，雖然他們不能提供舒適的環境供父母養老，但依舊會把父母留在自己身邊照顧。對于老年人來說，他們從小到大接受傳統的教育方式，“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在他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們對機構養老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這就是他們為什么不選擇養老機構的原因。
（五）機構養老和社區養老的不完善
由于我國目前的養老結構鏈條不完整，國家不夠重視，因此一部分有較好設備的養老機構費用昂貴，而相對便宜的養老機構條件設施和環境又比較惡劣。社區養老目前雖然提出的一些新的范式，但是還不夠完善，且缺乏專業服務人員，讓一些老年人即使想去機構和社區養老，但是可供他們選擇的余地并不大。
二、造成城市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制度政策原因
計劃生育政策。自1979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后，我國的人口壓力減輕了很多，但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也帶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其中比較嚴重的就是養老問題。該政策使得城市家庭都只有一個孩子，沒有了我國傳統養老的基礎，每個獨生子女在供養父母的同時還要撫養下一代，雙重的壓力使得獨生子女沒有多余的精力去照顧老人，這是造成我國城市家庭獨生子女養老問題的最初的原因。各地政府結合實際情況制訂了相關方面的地方性法律、法規，對城市獨生子女父母進行獎勵和補貼，這雖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緩解養老的經濟問題，但是由于該政策的覆蓋面小、銜接性弱、獎勵額度低和獎勵的形式單一問題，因此無法起到實質性作用。同時由于每個省份的經濟情況不同，因此省與省之間的獎勵補助也不同，即便在同一城市，由于工作性質的差異也會導致獎勵和補助的不同。除此之外，該政策沒有涵蓋到無工作的獨生子女父母，這就會產生社會不公平。
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我國目前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由三個主體共同承擔，分別是國家、單位和個人，堅持社會統籌與家庭個人賬戶相結合原則。社會部分由國家承擔和企業承擔，個人部分由企業、個人按一定比例共同承擔。但是在我國，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繳納的水平相對較低，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為員工繳納養老保險的，現階段社會上還有很多的企業沒有為員工繳納養老保險，即便這樣，因為就業的嚴重性，依舊有很多人去為這樣的企業工作，養老保險制度在保障大多數老年人生活上雖然發揮重要作用，但對那些社保體系之外的老年人缺乏保障。
醫療保險制度。由于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在很多方面都沒有經驗，尤其是醫療方面。我們之前一直忽視了醫保制度直至發生非典。非典事件促進了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完善，但是非典至今也只有短短十年的時間，而建立一個完善的醫療保險制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國目前的醫療保障制度存在很大不足，例如覆蓋率不高、報銷比例低、保險涉及范圍窄等。很多在私企工作的人都沒有醫療保險，且因為報銷比例低，因此只是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父母的經濟負擔，并不能有效的解決。報銷缺乏靈活性是現行醫療制度的一個不足。
（二）社會原因
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不健全。由于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起步晚，且之前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導致我國目前社會保障體系資金嚴重不足、有失公平與效率、權利與義務不對等、缺乏有效的管理等。較低的養老保障水平和較窄的養老覆蓋面不能滿足接下來的養老需求。
養老資源缺乏。（1）經濟資源不足。我國養老事業獲得資金的渠道少，主要靠國家，其次是社會和家庭。僅從社會的角度進行分析，經濟資源往往是指我國為養老而建立的一系列設施，包括醫療器械、健身娛樂、文化休閑及生活設施等。就目前形勢來看，我國的基礎養老配套設施和養老機構的數量和質量都很難滿足老年人的需要，遠遠跟不上老齡化的發展速度。（2）缺乏專業的服務人員。養老機構如果只有資金和硬件的支持是遠遠不夠的，專業的社工服務人員是重點。而當前的絕大部分服務人員是沒有經過專業培訓的，他們缺乏必要的專業社區養老知識及養老專職技能，他們不能夠了解老人的需求和想法，往往會和老人產生不可避免的一些摩擦。（3）民間企業缺乏熱情。雖然各個地方政府的扶持養老政策不同，但都有一個通病，就是政府對民辦養老產業的優惠政策不多。雖然我們倡導人文關懷，但是企業的最終目的是盈利，這就導致了民間企業對養老產業缺乏熱情。而養老問題的解決除了要靠國家的投入以外，更多的需要靠廣大的民間企業。（4）老年產品科技含量低。由于老年人的狀況特殊，需要適用于他們的生活產品。但是，由于在這方面的研究較少，因此專門針對老年人開發的生活產品科技含量較低。
（三）家庭支持原因
生活照料方面。由于老年人身體原因，需要子女為其經常購置日常物品，有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是不能夠大量儲存，但卻必須經常購買。除此之外，還要經常為他們洗衣做飯、清潔衛生、就醫看病、照料病患等。這些生活的一點一滴都靠獨生子女夫婦來完成，由于現在獨生子女夫妻雙方要贍養四位老人，還要顧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這就避免不了會對老年人照顧不周。
精神交流方面。首先由于一個獨生子女家庭要供養多個老人，因此不可能很細致的顧及到每一個人，而老年人將他們養老的期望都寄托在獨生子女身上，因此不免會有失落感。其次，獨生子女因為求學、工作、婚姻等多種因素，長時間與老人不在一起，因此溝通交流的機會較少。隨著生活節奏的變快，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也變少了，退休后的老人與外界的交往逐漸減少，這會使老年人的精神狀態變得消沉。因此城市獨生子女在贍養老人時不可以僅僅局限在他們的物質上，精神上也要足夠重視，這就要求他們在日常的生活中，要多多的與父母進行談心，使父母在心靈上得到一定的安慰，同時了解父母的內心世界。可是，由于獨生子女從小就受到父母的照顧，他們中的一些人群存在對自己的照顧能力差，并且認為他人照顧自己理所應當，更不要提及照顧父母了，因此讓他們回報父母變得困難。
人口流動方面。人口流動帶來的另外一個結果是空巢家庭的增加。隨著社會的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就業壓力迫使人們從一個城市流向另外一個城市，再加上人們對北上廣等大城市的盲目追崇，他們會去別的城市工作、生活或定居，高的生活成本使他們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居住，這就導致了他們與父母不僅不能夠生活在一起，而且見面的機會也很少，無法照顧老人成了一個現實的問題。而且一旦父母遇到突況，他們也不能及時的趕到。
（四）文化原因
傳統養老基礎。我國傳統的“土地養老”決定了我國的養老基礎。在我國傳統的小農經濟中，農民能且只能靠土地生活，土地的質量與數量決定了他們的生活質量，家庭的經濟來源主要靠土地的收成，因此土地是最基本的要素，更是養老的基礎。而依靠土地獲得經濟收入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的投入，因此我國自古以來每個家庭都有好幾個孩子，一般情況下，勞動力和家庭的經濟實力成正比。比較多的兄弟姐妹減輕了他們各自養老的負擔，同時讓父母的養老更有所可依，奠定了我國的養老基礎。而現如今計劃生育之后，每個城市家庭普遍只有一個孩子，沒有兄弟姐妹幫他們分擔，這就抽掉了我國家庭養老的基礎。
傳統家庭養老觀念。“養兒防老”的觀念讓老年人認為居家養老是最合適的養老方式，局限了城市獨生子女的父母的思想，讓他們不愿意去養老機構養老，更愿意選擇在家里與子女一起生活。
三、結語
城市獨生子女父母面臨的家庭養老風險，以及目前所面臨的困境，主要體現在對城市獨生子女、父母、社會和政府的影響。對于獨生子女來說，沒有兄弟姐妹讓獨生子女在父母養老上受到雙重壓力；對父母來說，由于缺少子女的關照，因此不利于其身體和精神的發展；對于社會來說，增加了社會的養老負擔的同時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同樣，政府為了解決養老的困境，必須加大社保和基礎設施的建設。因此，基于目前城市獨生子女家庭養老的現狀和困境，從政策、社會、文化三個方面提出對策。這些對策中重點強調了社區養老，社區養老是應對我國老齡化的最理想方式，家庭養老加社區養老是利國利民的養老方式。集中養老只是用于應對暫時無法解決的問題而采取的策略；附屬社區托養老人是家庭養老面向社區乃至國家養老的一種好的過渡方法。同時，住房養老也是補充現在養老不足的一個重要方法。
雖然我國的養老問題不能短時間內解決，但是，隨著我國單獨二胎政策的提出和實施，我們相信，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問題只是現階段的，今后會緩解這種養老問題，相信我國未來城市獨生子女父母會老有所依。
參考文獻
[1] 趙正宏，張軍.對安全人性化需求規律的研究[J].中國安全科學學報，2004（9）.
[2] 馬月.我國城市第一代獨生子女家庭父母養老問題研究[D].安徽大學，2012.
[3] 楊書章，郭震威.中國獨生子女現狀及其對未來人口發展的影響[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0（04）.
[4] Diamondback. &Stiglitz， J.E.1977.Monopolo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3）：297.
第7篇：二胎政策對養老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房地產市場；剛性需求；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2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0-0068-02
引言
在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同時，人口老齡化趨勢也更加明顯。2006年全國老齡辦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指出，21世紀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中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不僅是數量增多的問題，還存在一系列因為數量增多和老年人口自身變化引起的其他問題，其中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不容忽視（王國軍、劉水杏，2004）。如果把房產看做生活必需品，房地產需求則是剛性的。不同年齡人口對于房地產的需求不同，住房需求的主體集中在青年人口，特別是25—35歲的即將成立家庭的新婚夫婦（趙君麗，2002）。而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現象日益凸顯，青年人口比重下降，房地產剛性需求也會因此受到影響。本文將討論人口老齡化對房地產剛性需求產生的影響。
一、文獻回顧
（一）購房需求層次觀
學者們普遍的看法認為，購房需求分為兩個層次，一是住房剛性需求，主要是25—35歲人群，這類人群購房是為了滿足基本居住的需要，其需求彈性小，不容易受到市場價格影響；二是住房投機需求，即彈性需求，主要是35—45歲人群，他們具備一定的購買能力，購房是為了投資或者改善住房的需要，一般為二次購房，其需求彈性大，容易受到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從2011年中國指數研究院的調查數據可得知：購房年齡主要集中在20—39歲，占總數的75.0%，見圖1。
（二）誤區及剖析
近年來，隨著房地產市場的不斷發展，房價不斷攀升，特別是近10年以來。房價的不斷高企，使得專家學者都紛紛研究和預測房價的未來走勢，他們普遍認為，在人民幣匯率不斷上升和國際的大好前景下，基于中國城市化進程和中國目前人口基數大的條件下，房地產需求將會持續上升，導致房價將會高居不下。在縱觀許多專家學者關于未來房地產市場的需求走向的相關看法之后，我們歸納出以下的3種看法。
1.家庭小型化引致住宅剛性需求增加
有專家認為，隨著中國未來家庭住戶趨向小型化，而家庭的小型化意味著家庭結構的簡單化，在總人口增加的情況下，戶數增多，特別是單人戶、2人戶、3人戶的增加，從而引起住宅需求總量與結構的變動。未來的城市家庭將是以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兩口之家的老年“空巢”家庭、新婚無子女家庭和單身住戶為主體，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未來城市住宅需求單位將趨于小型化，兩室一廳和一室一廳的需求量將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住戶總數的增多，將導致住宅需求總量的增加（趙君麗，2002）。
2.人口總數增多帶來房地產需求的上升
有學者認為，從把房子看做生活的必需品來說，房地產需要是剛性的，人口的多少可以體現房地產需求的一般趨勢，在人均居住面積不變的情況下，人口的增加和聚集必然會增大對住房總量的需求（謝琛、袁建華，2010）。在中國人口基數大，未來人口數量必定是增長的前提下，即使人口老齡帶來青年人口數量下降，但人口增加必然使得房地產市場需求的持續上漲。
3.人口老齡化增加住宅需求
還有一部分專家認為，老人出于養老的需求，與子女一起居住會存在著諸多的不便。如兩代人生活習慣、思想觀念的差異，作息時間不同，處理問題意見不一，再加上日常起居不便，住在一起時間短尚能忍受，時間一長難免出現矛盾。由于這兩個方面的作用，未來對住宅的需求會進一步上升（李曉娥，2005）。
學界與社會的觀點大多數認為，中國人多，所以房地產市場需求大。但是以上的觀點存在一定的誤區，第一種觀點認為，即使未來家庭小型化會引起房屋需要的套數增多，但是忽視了未來以剛需為主要住房需求的青年人口數量的減少，兩者巨大的差異可能無法彌補房地產市場需求的缺口。第二種觀點認為，人口總數增多就會帶來房地產需求的上升，并沒有考慮到購房者年齡結構變化對房地產需求的影響。第三種觀點認為，老年人所帶來的需求會讓房地產市場上升，而實際上青年人住房的剛需才是房地產市場的主力，所以青年人口下降會帶來房地產市場需求的下降，而不是上升。
二、人口老齡化對房地產市場剛性需求影響
（一）定量分析
在此，借用馬忠東、呂智浩、葉孔嘉（2010）的《勞動參與率與勞動力增長》中的預測數據。在考慮生育政策的適度轉變包括允許獨生子生育二胎，從2025年開始，總和生育率（總和生育率：指假設婦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度過育齡期，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孩子數）調整至2，其后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各個年齡階層人口未來的勞動力人口數量變化，以下為未來各年齡勞動力人口分年齡組預測結果2。
從圖2中可以直觀看出，2010—2050年間，隨著人口老齡化時代的到來，老齡人口逐漸增多，相應地，25—34、35—44歲兩個年齡段人口總體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這意味著我國在未來40年間，由于這兩個年齡段人口數量的下降導致的房地產市場需求的下降是必不可免的。
（二）定性分析
以上，筆者已經從定量的角度分析了20—39歲年齡階段的人口變化對住房有剛性需求的影響，用數據說明了人口老齡化將會使得20—39歲人群規模減小，從而引起房地產剛需的下降。從定性的角度深度分析20—39歲人群的如何從人口規模減少的其他方面引起房地產市場剛需下降，概況而言，主要有兩點原因：（1）人口老齡化降低社會購買力，引起房地產市場的有效需求降低；（2）人口老齡化影響社會消費使得住房需求降低。此外，筆者認為，房地產市場的剛需的下降，在人口老齡化拐點出現前后將會抵消其他影響因素，成為必然趨勢。
1.人口老齡化降低社會購買力引起房地產市場的剛性需求降低
老齡人口的增多使得社會撫養率（撫養比率：這個社會沒有工作能力的人的比例上升）（哈繼銘，2007），減少人均可支配收入，“擠出”住房開支從而削弱房地產有效需求。首先，住房的剛需必然隨著剛需人口的減少而減少。在人口老齡化對房地產市場剛性需求影響的定量分析中，我們看到，20—39歲人口對于住房剛需是呈正相關，也就是說，在青年人口下降的情況下，住房的剛需是會因此而下降。其次，撫養比率的增加降低家庭可支配收入，沉重的養老負擔將會推遲或者甚至減少住房開支。根據生命周期理論，人進入老年以后，勞動力逐漸喪失，創造社會財富的能力逐漸變弱，其養老費用，除了依靠自己的積蓄外，社會和家庭也需要承擔。從目前的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來看，“四、二、一”的家庭將會占據大多數，不少子女婚后會與父母同居一室。可見，家庭供養老人的壓力十分巨大。
綜上所述，人口老齡化不僅使得社會財富向老齡人口流動，侵占了更多的社會資源，而且日益加重的撫養負擔擠占了家庭可支配的收入，使得住房購買力整體下降。
2.人口老齡化必然使得人口結構發生質的改變，從而使得社會消費結構發生同向的變化
隨著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增加，從養老的開支來看，養老可以把養老的費用內部化，由家庭內部成員提供養老服務，而社會化養老需要家庭提供養老費用，這將擴大家庭消費中服務占消費結構的比重（馬曉君，2004）。
當社會中老年人口不斷增多時，一方面，老年人會為自己儲存一部分資金，以預防疾病醫療需要大量開支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另一方面，子女也會為減輕父母醫療費用等壓力而進行資金上的儲蓄與安排，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儲蓄水平，降低社會人均消費率的增長。儲蓄水平的提高對于必然會擠占住房開支，從而對住房剛需造成負面的影響。實證研究表明，20—23歲、36—40歲年齡段人口對于房地產需求影響較大（謝琛、袁建華，2010），而20—23歲尚不完全具備買房的能力，多是在親朋好友以及父母的幫助下得以滿足住房需求，而人口老齡化使得這部分人口數量降低，直接減少剛性需求，而住房的剛需一旦滿足后，受供養壓力的影響，人均可支配收入降低，在較長時間里不會有改善性住房需求。
房地產市場的剛需的下降，在人口老齡化拐點出現左右將會抵消其他影響因素，成為必然趨勢。2025年左右，小戶型家庭的增加以及城市化人口增長所引起的住房需求的增長將會被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老齡人口的增多抵消，從而最終使得房地產市場剛需降低。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人口老齡化問題切實地影響了我國的人口總量與人口結構，對房地產市場的剛性需求影響巨大而且深遠。同時，老齡化問題也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因此老齡化問題對房地產市場產生長遠影響的這一趨勢難以扭轉。基于這個問題的嚴峻性，我國政府亟需審視我國的人口政策，同時防范房地產市場未來可能面臨的危機與挑戰也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 哈繼銘.人口結構與城市化推動房地產發展[J].中國房地信息，2007，（7）.
[2] 李曉娥.人口老齡化與房地產業的發展探微[J].中國人口科學，2005，（S1）.
[3] 馬曉君.中國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初探[J].遼寧經濟，2010，（6）
[4] 馬忠東，呂智浩，葉孔嘉.勞動參與率與勞動力增長：1982—2050年[J].中國人口科學，2010，（1）.
[5] 王國軍，劉水杏.房地產業對相關產業的帶動效應研究[J].經濟研究，2004，（8）.
第8篇：二胎政策對養老的影響范文
一、控制人口增長的重要性
中國人口增長問題有它的歷史性和現實性。就歷史而言傳統的“養兒防老、人丁興旺”等舊觀念已經有幾千年了，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導致了中國人口從解放前的三、四億人，增長到現在的13億，就人類自身產污量計算，廢水排放量增加約500億噸，國家提出的污染減排指標化學需氧量增加了2000萬噸左右，不言而喻人類對排污的“貢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然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通過計劃生育人口猛增趨勢才基本得到控制。但同發達國家相比，從歷史的角度看，近一百年以來他們的人口增長是很慢的，人口是最少的。他們的生存環境之所以好，除重視生態環保外，人口少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如澳洲、加拿大等國家，人口數量只有某的2/3，但土地面積確是某的100倍左右。就現實而言，我調查了大足三個鄉鎮，也走訪了老家十幾戶農村家庭，發現控制人口增長的工作出現反彈現象。農村很多家庭，自己都40歲左右了，兒子都快結婚，還生了二胎或三胎，一問都說：“只要繳點罰款就可以了”。從鎮里了解的情況看，計生辦主要忙于收罰款。一個鎮一年要收三、四百萬的罰款。同時很多商人、老板、明星、名人都在超生。窺一斑而知全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老子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如果再不把人口反彈現象治理在萌芽狀態，長此以往，人類生存的空間，會越來越小，環境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二、控制人口增長的幾點體會：
（一）既然人口增長的問題是幾十年、上百年逐漸形成的，因此它又是歷史的。歷史性決定了它是有慣性的，這個慣性是一個物理上的要求，你要去改變它，除你要有足夠大的力量外，還需要一定的時間，還須要逐步改進現有的以“罰款抵超生”的做法。從政策上、制度設計上多管齊下形成一個良好的工作氛圍。
（二）加大農村教育投入，提高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豐富農村的文化生活，也很重要。素質提高了，傳統的觀念才能逐漸改變。
（三）從政策制度設計上，鼓勵獨生、優生
1、改革計劃生育罰款的用途，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超生所收罰款，不應沖抵財政支出，而應建立獨生子女檔案，讓罰款惠及到獨生子女家庭，用于發展生產，用于他們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方面，破除養兒防老的思想，消除他們老了后的各種后顧之憂。決不能超生在這一代，罰款消費在這一屆，好處留在這一屆，矛盾、問題留給下一屆。如美國的住房每月都要上稅，實際上就是從制度上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規避了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讓金后，給后面政府帶來的壓力。
2、公共財政的陽光也應向獨生子女傾斜。要從制度上建立起讓獨生子女在讀書、就業、醫保、養老保險等各個方面享受到比超生子女更多的優惠政策。
第9篇：二胎政策對養老的影響范文
一、當地回族婦女生育觀
1．當地絕大多數回族婦女普遍認同的生育觀
平安縣古城鄉總門村所有村民均信仰伊斯蘭教，該村已婚人口占人口總數的60%，已婚育齡婦女共有171人。根據抽樣調查：84戶人家中有三個孩子的占68%;有兩個的占15%；有四個的占5%。據筆者調查，她們有著自己獨特的生育觀：(1)孩子中定要有男孩，超生的目的是為了要一個男孩；(2)子女是父母的支柱；(3)最理想的孩子數量為3人；(4)增加勞動力；(5) 提高婦女家庭地位；(6)節育只針對女性; (7)女人跟孩子是一體的。
2 . 不同年齡和文化程度育齡婦女的生育觀
1950―1970年出生的育齡婦女認為：自己婚后不懂得避孕，生得孩子太多，但是子女多好，尤其是兒子，可是也不能沒有女兒，否則就沒有親戚。1980―1990年出生者認為當時計劃生育政策執行的很嚴格，如若頭胎生男孩，她們就較為輕松；若是女孩則壓力很大，這種壓力除家庭以外更多的來自社會習俗。1996年后出生的的育齡婦女認為，如果政策允許都生兩胎的話，相信很多人生了兩個孩子以后就會主動采取節育措施。當然最好的是一男一女。現在不敢超生因為政策比較嚴，而且她們深受都市女性的生育觀影響，好好教育一兩個孩子，遠勝家里有五六個男孩。
二、當地生育觀形成原因分析
1 . 地理生態環境的影響
總門村是古城回族鄉較為典型的回族村莊，其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正南是北村，以東是沙卡（藏族和漢族混居），沙卡村和北村接壤處是南村（藏族、漢族和少數土族混居），該村回族村民與周圍幾個村莊的各少數民族相處十分融洽。
由于伊斯蘭教禁止與非穆斯林聯姻，導致該村聯姻局限在本村或附近各回族村莊。以前該村交通相對比較閉塞，村民經濟生活非常落后，因而在生育行為和觀念上，她們更注重于立足本村社區所需要。男孩子的降生，是一個家庭發展和延續的象征，是承擔農耕經濟的重要角色。經濟的封閉影射為思想的封閉，村子里的莊戶、人口、耕地等都是以一般人相熟知的基線為其極限。該村莊主要以農耕經濟為主，男人為主要勞動者，村內自給經營發展緩慢，再加上以全體居民信仰伊斯蘭教，很少有流動人員，且村落自身的成員流動性不大，這為她們生育文化的形成創造了必然的條件。村落中每個人都渴望過幸福生活，當然幸福的尺度因人而異，但村落中形成的村民之間的趨同性，又使該村落生育文化成為可能。每個家庭甚至家族都希望兒孫滿堂，而且子孫能夠在村子里有一定的地位，都想過最富裕的生活、享受最受人尊敬的地位、成為最令人羨慕的家庭。在傳統家庭中認為子女越多，其經濟、社會地位也就越高。
2．傳統文化及的影響
有些人曾偏頗地理解為穆斯林婦女的社會地位很低，我認為很不正確。《圣訓說》艾布賽爾德的傳述中曾記載：穆圣說：“誰有兩三個女兒成姐妹，而能善待之，敬畏真主，誰必進樂園。”伊本阿巴斯的傳述中也記載，穆圣說：“有女兒而不活埋，而不嫌棄，而不重男輕女者，真主必使其進樂園。”可見伊斯蘭教并不是重男輕女的。
伊斯蘭教提倡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男人和女人享有同等的權利和地位。母親的地位很高，女人最特殊的工作是做母親。“天堂就在母親的足下”，母親是每個人的啟蒙導師和最精心的保育員。感化人性的大功業是慈母之心，人性始于母愛，沒有母愛就沒有人性。母親懷孕生產，新生命出生后，須經長年撫養和教育，主要是母親的貼心責任，父親在外勞苦尋找生活資源，不如母親與兒女親近。生育行為被作為女性神圣的使命和義務，該村全民信仰伊斯蘭教，該村育齡婦女一般婚后一年內必須生育，若婚后兩年內沒有生育則會受到村里人的“關注”。且《圣訓說》中提及穆圣曾提倡：“不要避孕，生育有定，乃人生，避之無道”，提倡女性生育行為的合理性，所以該村100%的已婚婦女對做母親的權利都很重視且根深蒂固。她們認為這是人之常情，是女性婚姻成功與否的標準。所以現代都市女性很前衛的“獨身”、“為事業放棄做母親”，她們是不會趨同的，她們的生育目的很明確。
3．農村經濟的影響
該村是典型的自然村落經濟，村民主要是從事農業勞動即“靠天吃飯”，處于“男耕女織”的狀態。在一個家庭中勞力的多少與家庭的富裕程度成正比，多子多福成為人人追求的目標。而且農村勞作過程96%是由手工完成的，對勞力尤其是對男勞力的需要仍然是農民要生孩子（特別是男孩）的一個強烈動因。該村婦女說到：“懷孕第一胎很受關注，自己精神壓力很大，如果是男孩就可以心里踏實了，如果是女孩將馬上準備第二胎的生養。”在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的落后自然村落，“養兒防老”是村民們一致認可的永不改變的規律。她們很認可兒子在她們生活歷程中的重要性，一是精神；二是無條件地贍養老人。她們有句俗語即“有兒子的是墳頭上的好看”，因為穆斯林婦女不能上墳，這一行為過程必須通過兒子來完成。“女兒是親戚，兒子是本”。兒子需無條件贍養老人和娶妻生子，但對女兒沒有這種要求。她們期望兒媳能照顧自己，而兒子則為她們提供生活來源，這與該村的經濟有很大關系。（古城鄉副鄉長郭廷杰說:“在農村建立健全保障制度可以改變農民的生育觀念，如養老、醫療、低保等，很多養兒防老的思想就能被打破，盼望生兒子的念頭就會松動。”古城鄉計生站站長還建議能否在農村建立養老中心，讓那些老人徹底打消“無兒養老”的后顧之憂。）
4．生育行為的社區、家庭影響
一般情況下，農村很多婦女在生育行為上，不是遵從自己理性的判斷和需求，更多的是受農村社區和家庭的影響。村中有一位名叫團力海的回族女子采取了節育措施，已經有了一個三個月大的男孩，她認為一個孩子就夠了，但是家里老人還是期望她四年后再生一個，至于生與不生，不是她能決定的。
有些2000年左右結婚的婦女，即使是完成了高中教育，可她結婚后還是在一年之內會完成生育行為。有位2003年結婚的婦女說：“上學的時候，心里羨慕那些城市的婦女，先不要孩子，要孩子也是一個。”但想歸想，想和做總是存在著差別的。她們雖然比60、70年代的育齡婦女又有進步的意識，如在生育時選擇醫院，或積極采取節育措施，但其生育的最終行為仍然不是屬于她們個人，而是整個社會。如發現懷孕后，孩子的繼續孕育與否完全由丈夫決定，一般都會要，這跟伊斯蘭教中禁止殺嬰有關系。村子里流傳這樣一句話：一只羊嘴巴下有一把草，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勒孜給”（真主賜予人們的運氣與福份）。
在她們看來孕育對自身則是義不容辭的責任，而孕后流產或終止妊娠過程她們則毫無權力。在生育決策權上，丈夫的決策權完全高于妻子，而且若采取措施而言，采取節育措施的全是女性。若未婚先孕，孩子則是不合法的，是不干凈的，甚至受到別人的唾棄。因為沒有“尼卡亥”的“婚姻”僅僅是姘居，而不是夫妻生活，所以這樣的孩子不能生下來。
5．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
計劃生育工作的有效開展，無疑在中國取得降低生育率的成就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計劃生育對農村婦女生育率的轉變確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20多年來，我國農村婦女避孕節育率呈明顯的上升態勢，且生育知識開始慢慢普及。目前雖然多數農村婦女認為生育兩孩而且兒女雙全最理想，但通過計劃生育部門的努力，大多數育齡夫婦能顧大局，識大體，調整生育行為，促使生育模式漸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但落后閉塞地區的農村婦女生育觀的轉型的確還需要有發展的農村經濟作基礎，否則將會很困難。農村與城市計劃生育是同步的，但在農村，生男孩則是農民家庭生存與發展的基本保障。隨著改革開放，農民生存狀況得到重大改善，尤其該村農民工的出現，使傳統的生育觀念不斷被沖擊，多子女的生育觀不適合她們新的經濟狀況。
作為生育主體機能的婦女，如何構建科學的生育觀，除了計劃生育外，也應提供農村婦女展示自我價值的平臺。國家計生委正在推動計劃生育“三結合”，即計劃生育工作與發展農村經濟，幫助農民勤勞致富奔小康，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相結合，這將會給廣大農村婦女創造更多參加生產勞動和就業的機會，從而促進婦女生育觀念的轉變。但此過程任重而道遠，因為大多數自然村落的回族婦女，仍因襲傳統的生育周期模式：很少有受教育的機會，早婚、多育、生育期長、生育撫養子女的歷程艱辛，繁瑣的勞務、育兒負擔和家庭經濟活動，使農村婦女常年忙于應付，身心俱疲。農村少數民族婦女身體素質、文化素質的改善，還應受到各部門的關注。
參考書目：
（1）李銀河，《生育與村落文化》，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7;
（2），《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5月第一版；
（3）陳克禮譯《圣訓經》；
（4）《古蘭經》婦女篇；
（5）阿立?蔣敬博士編譯《穆斯林婦女叢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