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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雙向投資;投資績效指數;投資發展周期;投資流量;投資存量
1 問題的引出
世界經濟深度調整背景下,江蘇以往依靠低端生產要素參與國際分工,粗放、低效和利益流動不合理的發展模式難以適應國際資源爭控加劇、貿易摩擦日益頻繁、區域合作競爭升級的新局面,也無法從全球價值鏈中的“被俘獲”和“壓榨”地位中突圍,必須立即進行轉型升級。考慮到江蘇面臨生產成本上升、資源和環境約束加劇、發達國家貿易保護政策打壓、匯率和出口退稅政策變動等一系列嚴峻挑戰,需求及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受限,相關工作的重心應放在創新投資功能及投資自由化上。國際發展經驗表明,開放型經濟條件下的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應均衡發展。江蘇當下迫切需要將戰略性開發利用外部資源與合理開發有效利用國內資源相結合,從以往偏重出口和引進外資的單向開放向同時注重進出口和資本流出入的雙向開放進行轉變,最終實現內外融通的包容性增長,研究具有極強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2 發展現狀
2.1 投資存量現狀
從投資存量來看,截至2013年年末,江蘇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存量達3223.79億美元,占全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存量的23.03%,是全國第二大外資流入存量大省;同期江蘇省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111.63億美元,占全國非金融類外商直接投資流出量存量的2.1%,是全國第五大對外投資存量大省。2013年江蘇省對外投資存量與吸引外資存量之比為1:28.88,僅為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的5.5%;此外,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僅為1.17%,也大幅落后于同期全國平均水平。
2.2 投資流量現狀
2013年,江蘇省吸引外資流量及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分別占全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及流出量的28.29%及3.26%,是全國第一大外資流入省及第四大對外投資省。但從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流量比值關系來看,江蘇省雙向投資存在較嚴重的非協調發展問題。2013年,江蘇省對外投資與吸引外資的流量比值為1:11,處于沿海經濟發達省市的最低水平,同時也大幅落后于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3 實證檢驗
3.1 理論模型
根據鄧寧經典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IDP),伴隨著一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態變化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人均GDP最低,其凈對外投資為零或者負數;在第二階段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吸引外資增加但對外投資仍然為零或很少,凈對外投資為負數且其絕對值不斷擴大;在第三階段對外投資增長速度逐漸快于吸引外資增長速度,凈對外投資為負數但其絕對值不斷縮小;在第四階段對外投資超越吸引外資,該國成為凈對外投資國,凈對外投資為正數且其絕對值不斷擴大;在第五階段該國仍是凈對外投資國,凈對外投資仍為正數但其絕對值不斷縮小,對外投資的影響因素將不僅局限于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Dunning,1981; Dunning,1988;詳見圖1左圖)。鄧寧的IDP理論以投資流量為基礎,在實證檢驗中至少存在兩個技術性問題:第一,第一階段初期和第五階段末期凈對外投資均趨向于零,IDP理論尚沒有對這兩個階段做應有的區分;第二,一國凈對外投資的增加并不一定都是經濟發展因素造成的。當一國投資環境惡化時,其區位優勢下降,外資流入也會降低,在其對外投資不變時也能造成凈對外投資的增加。
為彌補以上不足,Dúran和úbeda于2001年提出以投資存量為基礎的新IDP理論框架。如圖1右圖所示,橫軸為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存量,縱軸為外商直接投資流出存量,45度角射線為經濟發展水平。當曲線沿橫軸水平向右移動時,代表其區位優勢增強,反之則為區位優勢下降;當曲線沿縱軸垂直上升時,代表本地企業競爭力上升,反之則為本地企業競爭力下降。一般而言,發展中經濟體的凈對外投資為負值,對應五階段論中的第一、二、三階段,處于圖形的左下角;發達經濟體的凈對外投資為正值,對應五階段論中的第四、五階段,處于圖形的右上角,這樣就能較好地把兩者區分開來。考慮到新框架的這一特性,研究將綜合運用這兩個理論模型對江蘇省雙向投資的發展階段進行研究,以期得出更科學的研究結論。
3.2 實證模型
對于具體投資發展周期的判定,鄧寧曾給出了以下檢驗模型(Dunning and Narula,1996):
NOI=α+β*PGDP+γ*PGDP2+ε (1)
公式(1)中,NOI為人均凈對外投資,即人均對外投資額減去人均吸引外資。PGDP為經濟發展水平,鄧寧在其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中使用的是人均GNP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而本文研究采用的是“單個國家”的人均GDP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研究,類似做法在國內外研究中也被證明具有可行性(苑生龍,2013;朱華,2012)。除此之外,還有學者提出以下實證模型(Buckley and Castro, 1998):
NOI=α+β*PGDP3+γ*PGDP5+ε (2)
為了方便起見,以下稱公式(1)為二次方程,而稱公式(2)為五次方程。鑒于國內已有不少學者結合運用二次方程和五次方程對我國的投資發展周期進行實證檢驗(姚永華等,2006;李輝,2007),本文也將結合這兩種方法對江蘇省的投資發展階段進行分析。有鑒于前文分析中流量數據與存量數據各自所包含的經濟學含義不盡相同,故需對二次方程和五次方程同時進行流量與存量的雙重檢驗。
3.3 數據來源
實證數據的起訖時間為1985-2013年。其中,江蘇省吸引外資的數據來自于《江蘇統計年鑒》,以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表示;江蘇省對外投資2003年以后的數據來自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以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表示,2003年以前的數據來自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以境外直接投資中方協議金額表示。由于實證檢驗中采用的均是人均量,所以以上兩組數據還需除以總人口數,本文中以年末常住人口與年初常住人口的平均數表示。最后,人均GDP的數值來自于《江蘇統計年鑒》,再除以各年的年平均匯率得到。
在進行實證檢驗前,還需要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本文采用的是包含截距項和趨勢項的ADF檢驗。根據檢驗結果,人均GDP、凈對外投資的存量及凈對外投資的流量的原始時間序列數據均不能通過單位根檢驗,即為非平穩的。但它們進行二階差分后均可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些變量都是二階差分平穩的,即為二階單整。根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的時間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進而分析他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3.4 結果分析
根據回歸結果,二次方程的擬合度普遍高于五次方程。二次方程與五次方程的F統計量均在1%水平下顯著,但五次方程的DW統計量均未超過0.5,表明其隨機擾動項可能存在一階自相關問題。(表2)
為了驗證可能存在的自相關問題,對二次方程及五次方程的隨機擾動項也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根據檢驗結果,二次方程的隨機擾動項均通過了單位根檢驗,而五次方程的隨機擾動項均未能通過了單位根檢驗,表明五次方程的隨機擾動項非平穩,所以不能用該模型進行計量分析。
最后,根據二次方程的回歸結果對比來看,流量模型與存量模型的回歸系數中均小于0,而均大于0,表明兩者均符合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的“U型”曲線特征。但從回歸系數的顯著程度、方程的擬合程度、F統計量及DW統計量等綜合因素考慮,本文最終選擇的是人均凈投資存量的二次方程,即:
NOI=226.7-0.58*PGDP+2.0E-05*PGDP2 (3)
令公式(3)的一階導為0,可以求得第二階段轉換為第三階段的拐點;再令公式(3)等于0,可以求得第三階段轉換為第四階段的臨界點。出于對比的考慮,下表列出了所有情況下的階段性拐點(詳見表4):
從計算結果來看,江蘇省雙向投資從第二階段轉換為第三階段的拐點(拐點1)為人均GDP14180美元,而從第三階段轉換為第四階段的拐點(拐點2)為人均GDP27961美元。依此為判斷標準,江蘇省2013年人均GDP為12047美元,尚處在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轉換的過程之中,即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的較低層次。此外,考慮到利用以上方法對投資發展周期進行判定可能會造成一定偏誤,具體判定時最好結合實際情況進行具體分析(高敏雪、李穎俊,2004)。因此,還需結合江蘇省凈對外投資的實際值與擬合值對其所處的發展階段做進一步分析。
從圖2來看,江蘇省凈對外投資從1985年開始出現負值,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江蘇投資軟環境的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加速流入造成的。2001年以后,即入世之后,江蘇凈對外投資負值的增速表現出較明顯的變緩趨勢。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入世后我國在利用外資方面由差別性待遇轉變為中性待遇,同時還實施了更為積極主動的對外投資政策,這造成了外資流入的速度相對變緩而對外投資的速度卻迅速增加,最終的凈對外投資雖然仍然還是負值,但已經開始出現減少的趨勢。綜合以上分析來看,確定江蘇省投資發展周期處于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轉換過程中是沒有問題的。
最后,結合江蘇省13個地級市2013年人均GDP的實際數值,可以具體判定各地級市所處的投資發展周期(如表5所示)。從各地級市的投資發展周期來看,蘇南五市均處于第三階段,這五市的凈對外投資雖然是負值但有逐漸縮小的趨勢,并有可能在江蘇省內率先步入第四階段而成為“凈對外投資市”,其區位優勢和競爭力會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其余八市均處于第二階段,其凈對外投資是負值且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若不能盡早越過拐點1進入第三階段,這八市的區位優勢會惡化,其競爭力下降的結果有可能造成區域經濟的“塌陷”。
4 政策建議
在對國內外及省內外雙向投資發展現狀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本文以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為基礎,采用1985年-2013年的具體數據對江蘇省的雙向投資進行了階段性檢驗,具體結論及主要建議如下:
第一, 江蘇省雙向投資存在較嚴重的非協調發展問題。其中,吸引外資績效指數顯著大于1而對外投資績效指數不足0.3,表明江蘇省吸收了相對其GDP規模而言較多的外商直接投資而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相對于其GDP規模而言又相對較少。這表明,江蘇省雙向投資今后工作的重點要從以往“積極被動型”吸引外資轉向“積極主動型”對外投資,經濟發展的模式要從外向型轉向內外融通一體化發展,資源配置方式要從國內配置轉向全球配置,從而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提供基礎。
第二,針對投資發展周期的實證研究表明,江蘇省凈對外投資的下行趨勢已出現震蕩筑底狀態,正處于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轉換過程中,“十三五”期間將是通過“U型谷底”進入第三階段的關鍵時期。江蘇省企業將更多地“走出去”,其區位優勢及競爭力將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這對于促進產業升級轉型及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均具有重要意義。政府應在政策層面予以大力支持和鼓勵,相關的配套機制建設如中介服務、人才吸引、信貸支持、營商環境等要逐步跟上,通過雙向投資技術溢出的水平、前向及后向關聯效應推動創新型經濟的發展。
第三,研究結果還表明,存量數據比流量數據在對江蘇省投資發展周期的階段性判定上更具有優勢,它不僅能更好地區分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一階段和第五階段,還能夠體現“單個國家”的區位優勢與競爭力,而不僅僅局限于對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因此,江蘇雙向投資協調發展應著重于通過制度創新帶動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及市場機制創新,使競爭壓力和創新動力通過產業鏈向上下游傳導。對內培育自身制度質量、優化營商環境,吸引外資進入服務業和高端產業,對外重視制度距離對對外投資產出效益的影響,避免陷入“制度陷阱”。
第四,由于在自然條件、經濟結構、發展水平及整體戰略等方面的不同,江蘇省各地級市的投資發展周期存在較大差異。蘇南五市已率先突破“U型谷底”進入第三階段,并有可能進一步率先進入第四階段而強化其區位優勢與競爭力。其他八市均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二階段,若該八市通過自身努力不能突破自身高度特殊化的限制,就需要中央及省級政府制定相應的差異化戰略以避免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使經濟發展的結果惠及全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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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14EYC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26120112011B11814);河海大學高層次人才引進專項基金(XZX/10B007-06)。
1. 由于漁船涉及到漁村漁民以及其他漁工的就業問題,而按農業部的計劃每年都有一定數量的減船指標,以及漁民轉產轉業,但在實際操作中難度很大,不易實施。
2. 許多以漁為生的傳統漁民的漁船和其他投資者的漁船,有很大一部分是功率較小的,這些漁船只適合在沿海作業。由于實行功率控制,他們難以增加功率指標來改造、改建漁船到遠海去生產,因而加重了近海、沿海的捕撈強度,嚴重破壞資源。這與雙控的目的背道而馳!
3. 由于“雙控”制度實施比較嚴格,功率往往精確到以1千瓦計,亦即超過1千瓦的功率增加都不能辦理相關的證件,這給船檢部門和船東造成很大的困擾。從柴油機設汁制造技術的角度看,柴油機都應有一定的功率富余儲備,因而柴油機標定的額定功率并非是一個絕對值!但對于“雙控”的要求就必須把這個不是絕對值的東西絕對化!從技術的角度看,嚴格考究功率多1千瓦或是少1千瓦是沒有什么實質意義的,只會增加工作上的復雜性,造成具體操作上的困難。
4. 一刀切控制主機功率不合理。對于拖網漁船來說,主機功率與捕撈強度存在一定的關聯性;而對于燈光誘魚圍網漁船,主機功率與捕撈強度沒多大的關聯性,其捕撈強度與誘魚燈具多少即發電機功率大小具有關聯性。因此說燈光誘魚圍網漁船控制主機功率成為不合理和無意義。對于其他非拖網漁船來說,控制主機功率也是沒多大實質意義的。
5. 由于沿海近海漁業資源的衰,退迫使部分較小功率的漁船,到超出其安全證書核定的作業區域去進行生產,存在人命財產安全事故隱患,隨時都可能發生安全事故。
從上面所反映的問題來看,控制主機功率實際上不能有效地控制捕撈漁獲量,不能有效地達到保護海洋漁業資源的目的。與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控制主機功率,倒不如把精力放在直接控制漁獲量上。控制漁獲量,實行捕撈限額制度,是保護海洋漁業資源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并且也是法律上的要求。
<<中華八民共和國漁業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國家根據捕撈量低于漁業資源增長量的原則,確定漁業資源的總可捕撈量,實行捕撈限額制度。
國務院漁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組織漁業資源的調查和評估,為實行捕撈限額制度提供科學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海、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其他管轄海域的捕撈限額總量由國務院漁業行政主管部門確定,報國務院批準后逐級分解下達;國家確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捕撈限額總量由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或者協商確定,逐級分解下達。捕撈限額總量的分配應當體現公平、公正的原則,分配辦法和分配結果必須向社會公開,并接受監督。
國務院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漁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加強對捕撈限額制度實施情況的監督檢查,對超過上級下達的捕撈限額指標的,應當在其次年捕撈限額指標中予以核減。
具體可以這樣操作:
1. 由農業部根據這幾年的海洋捕撈總量,結合有關政策確定一個數值,作為捕撈限額總量指標下達給沿海各省、市、自治區,再逐級分解到各個捕撈漁船。
2. 各捕撈漁船在指標限額內安排生產,用完限額指標后停止作業。若在最后一個航次超過了捕撈限額指標,超過部分在其次年的限額指標中核減。
3. 采取集中交易的方式,確定捕撈量,核銷指標。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走私行為發生。
4. 有關職能部門嚴格查處無證生產和無指標生產,確保捕撈限額制度的有效實施。
2011年4月6日,北京環境交易所總經理梅德文在第七屆CFO高峰論壇上表示,在低碳時代,企業必須實現低碳化,以較小的成本獲得更大收益。如何通過各種的工具、產品以及手段最小化管理風險,發現機會,提升碳資產價值,應該是碳資產管理的最終目的。
作為中國最大的環境權益交易平臺,北京環境交易所在2009年6月18日與全球最大碳交易所――歐洲的BlueNext交易所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實現了北京環境交易所掛牌cDM項目在BlueNext平臺上的同步。這為中國的碳交易賣家直接面向全球買家提供了一個高效的信息平臺。
強制減排是趨勢
近幾年來國際碳市場發展迅猛。交易量從1998年的1900萬噸增長到2009年的將近87億噸。2009年,全球碳市場交易額已經達到1440億美元。根據世界銀行預測,2012年后,全球碳交易市場有望超過石油市場,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科技部原副部長劉燕華稱,中國碳市場有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碳市場。
梅德文介紹說,從2005年到2012年,中國碳市場可能都會以清潔發展機制項目(CDM)減排量交易為主,但CDM只是單向雙邊場外交易活動,尚不能形成完整意義上的國內碳市場。而且整個2009年,中國CDM市場交易量只有13億美元,還不到全球碳市場的1%。接下來有可能發展的是國家自主減排行動,以及雙邊合作――NAMA,比如中日、中美、中歐等,這是一個新的產品項目。
CDM是《京都議定書》所引入的3個靈活履約機制之一,其核心是允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項目級的減排量低銷額度交易。國內CDM項目需要向發改委申請,并在聯合國注冊。盡管中國CDM項目總減排量占全球的37.25%,但注冊成功的CDM項目數量卻很少,落后于印度與巴西;同時,我國在CDM交易中的議價能力也比較低。
中國目前還存在自愿減排(VER)市場。很多企業基于企業社會責任、公共關系、投資獲利、管制預期等動機,自愿購買碳減排量,以抵消其自身生產經營活動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碳中和。自愿減排交易市場因此產生。
與CDM不同,VER不需要得到國家發改委的批準,也不需要在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注冊,只要能夠找到買家即可進行交易。因此VER交易省去了許多中間申請的環節,節約了大量時間一最快大約一到兩個月就可能完成交易。2010年6月5日,中國第一個自愿減排交易平臺在北京環境交易所成立。梅德文在平臺成立時表示:“我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推動“熊貓標準”(中國首個自愿減排標準)的發展、應用與完善,努力使其成為國家認可的自愿碳減排交易標準。2011年3月29日,方興地產(中國)有限公司(HK,0817)通過北京環境交易所成功購買16800噸“熊貓標準”自愿碳減排量,這是基于“熊貓標準”所開發的減排項目減排量的首筆交易。
梅德文認為,VER由于市場規模具有某種程度的局限性,只能夠起到促進中國碳市場能力建沒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國碳市場發展的一次“演習”。但就現狀來看,VER市場仍是中同碳市場發展的最佳切入點,可以為將來過渡到強制減排市場做準備。
除此之外,最新的政策動向是特定行業、特定區域(雙特)碳交易試點的提出,其本質就是局部總量控制下的碳市場。2012年1月1號起,歐盟將向中國航空公司強制收取航空排放費,這有可能倒逼促進中國行業減排機制的發展。
梅德文說:“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碳市場、碳金融,一定是在強制減排背景與金融背景下的碳市場;中國碳市場將會從CDM市場到VER市場,到雙特,再到NAMA,并最終走向碳金融市場。”
碳排查是關鍵
在低碳商業環境下,企業的碳交易需求已經開始浮現。同時,還催生了一大批碳資產管理服務部門、機構的建立。梅德文介紹說,所謂碳資產管理,比較容易理解的定義是指對《京都議定書》中所涵蓋的包涵二氧化碳在內的6種溫室氣體進行主動管理,如:碳監測、碳披露、碳減排、碳交易,以及在低碳時代規避風險、抓住機遇、提高企業競爭力等其他措施。這些行動的自愿或是強制屬性,將取決于企業所在的政策監管環境,其目的是獲取更大的經營及品牌價值。
碳資產管理一般包括碳檢測、治理與戰略、碳績效評估與披露等。梅德文將碳資產管理分為7個步驟:第一是準備工作,第二是摸底監測,第三是設定目標,第四是信息披露,第五是評估改進,第六是實施計劃,第七是碳交易。
做好人口計生工作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和提高人均占有率。印江自治縣耕地面積27.9萬畝,人均耕地僅0.64畝;控制人口數量可有效緩解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質。全面實施國家免費孕前優生健康檢查,扎實開展出生缺陷干預工作,降低出生缺陷風險,有利于加速城鎮化建設,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有利于提高家庭幸福指數。控制人口數量降低社會和家庭撫養成本,實施獎勵扶助和“三結合”幫扶,幫助計生家庭走上“少生快富”之路,將為印江自治縣實現“減貧摘帽”目標和2020年與全國、全省同步進入小康社會作出貢獻。
創新制度
消除人口壓力
創新“1+X”制度。近年來,印江自治縣創新實施成才、致富、保障、健康、法律援助等利益導向的“五大工程”,調動了全縣廣大群眾執行計劃生育的熱情。2012年以來,全縣新增農村獨生子女戶296戶、雙女絕育戶266戶;建立以民政、公安、衛生、教育、統計、人口計生等6個部門為主的人口信息共享通報制度。目前已交換信息9次,匯總3次,督促無措育齡群眾落實結扎84例、上環21例;開展行政執法“村村動”活動,對多年積累的2031戶違法生育對象進行全面摸底,對1024戶進行調查取證并下達征收決定。加強計生維穩排查工作,積極化解積案和各類矛盾糾紛,全年無惡性案件和群體性上訪事件。
建立鄉村干部“一崗雙責”制度。印江自治縣對鄉鎮聯系領導、包村干部、村干部、計生專干、人口組長的人口計生工作職責進行細化明確,嚴格落實責任追究。2012年全縣已開展月檢查9次,季考核3次,重點督查5次,對工作懈怠的干部落實責任追究368人次,扣罰效能工資4.79萬元;建立住院分娩、同步落實絕育手術制度;明確縣級衛生醫療機構住院分娩同步落實絕育手術。2012年縣級醫療機構共落實剖宮產263例,除21例因特殊原因外,同步落實絕育手術220例,占住院分娩數的90.91%;出臺計生技術服務人員獎勵辦法;明確縣、鄉技術骨干幫帶出能獨立完成結扎手術技術人員的,每帶1人獎勵5000元,學員獎勵3000元。
加強計生隊伍建設。近年來,印江自治縣增設縣人口計生執法大隊、縣人口計生信息中心、人口計生宣傳教育中心,增加人員編制36人并對工作業績突出的計生干部進行優先提拔。同時,提高計生干部報酬。新增224萬元提高村干部報酬,充分調動其工作積極性。其中,村支書、村主任從每月700元提至900元,計生專干從每月500元至800元,委員從每月500元提至720元,人口組長從每年360元提至480元。
三建議
推動全省人口計生工作
抓住符合政策生育率這個關鍵。強化孕情跟蹤管理,尤其是流出育婦的孕情跟蹤管理;強化社會撫養費征收力度,遏制政策外生育;強化節育措施的落實,避免政策外懷孕。
開欄語:
老蔡,蔡國聲也。在中國古玩界迷障和專家齊飛的今天,老蔡寄居一隅、潛心鉆研。以其專家的眼光、行家的經驗、坦誠的胸懷備受業界和古玩藝術品收藏愛好者推崇、尊敬。
專欄“老蔡過眼錄”便是由挑剔、銳敏的老蔡親自過手、過眼、過心的奇珍異寶,再由老蔡親自鑒識、品評、執筆的妙言美文。
開設“老蔡過眼錄”的目的在于挖掘藏品未來價值,盤點藏品文化內涵,增進藏家專家互動,注重提高讀者見識。
讓老蔡過眼是一幸事,品老蔡文章是一享受,那就讓老蔡一人勞神吧,把辛苦留給老蔡,把幸福留給讀者。
圖中這件雙狗玉雕,用手撫摸,玉質極為細膩、油潤,近端詳,色白中閃青,若鴨蛋中之蛋青,潤澤可愛,再敲之能發出金屬般清脆的聲音,在玉的背部用強烈的聚束光照之,能隱約看到玉質中有狀若棉絮的玉花。此新疆和聞之山流水白玉也,質佳難求。“山流水”白玉是在時間和材質上間于籽料玉和山料玉中的品種。山料玉礦或經雪崩、地震等因素,玉料落在天山雪水之中,經數十萬年水的沖刷、潤養,去粗取精,石棱蕩盡.留下的則是類似石卵狀的玉卵,大多有皮,質細而潤糯,謂之“籽料”,而山流水則是在時間上還未達到籽料標準的玉料,它已經是水坑玉材。只是形狀還未成玉卵,質地未及水坑細潤,糯,表皮還未見玉皮等,但比之山坑卻要優良多了。
該白玉雙狗件的造型溫馴可愛,堪稱人之寵物也。大狗昂首雙目凝視,似乎正等待著主人的吩咐和指令,小狗警覺地依偎在大狗(母狗)的身邊,具有極強的生活氣息。同時作者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將狗的骨架,肌肉等神態,刻劃得相當的細致,惟妙惟肖,出神入化,今年是丙戌狗年,可以“玉犬迎春”來作該玉雕的標題,體現了人與狗的親情,一派祥和的氣氛。
我們知道對于玉的鑒賞,分辨新玉、老玉應從玉質,玉工,玉沁(即玉的包漿)幾個方面來進行,故而該白玉雙狗擺件,應為新工。
玉器收藏并非一定要收古玉,新的名品,只要優質工好,同時題材有趣、寓義深刻,也可增值:玉擺件放在書房、客廳里,既體現了文化藝術,又可幫助鎮宅辟邪,招財進寶,空閑時把玩一番是最好的休息。玉器擺件、掛件或陳列于室,或隨身佩掛,無論男女老幼,掛于胸,佩于腰,系于手臂,裝飾愛美已成風尚,蔚成潮流,隨著時代的推移,民族的振興,國家的發展,民間玩玉,藏玉的人會越來越多。
【關鍵詞】循環農業;疊加效應;環保功能
循環農業是我國剛提出不久的一種農業生產模式,該模式著力于利用其互補性解決種植業與養殖業之間的循環利用,最大限度減少生產成本,同時減輕種植業和養殖業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從而達到兩種不同模式的農業形成互為促進、和諧發展的可持續發展方式。
1循環農業的發展基礎
當前我國農業生產模式可分為多種類別,主要分為種植與養殖兩大類別。在循環農業模式沒提出來之前,兩種生產模式互為交叉發展的結合性并不高,特別是在兩大模式的基礎階段,融合度偏低,造成農業生產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居高不下。循環農業,正是基于以上基礎提出與發展起來的。
2種植業與養殖業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2.1種植業基礎環節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種植業基礎環節,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1)剩余物品對環境的影響,如桔桿,每年通過回縮、修剪等遺留的枯枝枯葉;2)施用農藥化肥造成的大氣污染與土壤殘留;3)使用地膜等生產材料在土壤中長期殘留造成的污染;4)其他負面影響。
2.2養殖業基礎環節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養殖業基礎環節,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1)養殖排泄物在清理與堆放環節產生有害氣體對環境的影響;2)養殖過程中污水排放對自然水體的污染;3)養殖成品在流通環節對環境的影響;4)其他生產、生活殘留物品對環境的影響;5)其他負面影響。
3循環農業的疊加效應
3.1成本互減效應
3.1.1流通成本互減效應
種植業與養殖業之間,生產過程中的產物可互為利用。如養殖小區的產物---動物排泄物,經過大型沼氣池的發酵,可成為良好的肥料,可以就地使用,減少了物流費用。種養一體化的循環農業,如種植牧草,就地用于養殖業,一樣可減少物流成本。
3.1.2人力成本互減效應
大型沼氣池在生產沼氣的過程中,是集中所有動物排泄物進行封閉式發酵,省去了動物排泄物搬動、堆漚環節的人力成本,還有沼液以液體形式運送,以管道為運送方式還可以省去不少人力成本。
3.1.3肥料與農藥成本互減效應
種養循環,通過大型沼氣池等方式做為載體進行轉換,最終產物--沼液是優良的有機肥料,通過自產自用的方式供應可以大幅度減少購買有機肥成本。有機肥料充足施放會全面提高作物的抵抗力,從而達到減少農藥使用量的目的。根據海口辦內循環農業示范基地統計,種養循環,在種植環節可減少30%的肥料使用量。
3.2環境負面影響互消效應
1)通過循環生產方式,可以減輕養殖業基礎環節對環境的負面影響,通過大型沼氣池堆漚等方式對養殖業的排泄物進行發酵后用于種植業,可以減輕如下影響:①養殖排泄物在清理與堆放環節產生有害氣體對環境的影響;②養殖過程中污水排放對自然水體的污染;③其他生產、生活殘留物品對環境的影響。2)通過種養循環方式發展農業生產,在種植環節,通過減少30%的肥料使用量和減少農藥用量,與傳統的種植業相比,對環境的影響更小,更加有利于該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4循環農業的環保功能
近年來,我國現代農業建設加快推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農業保供給、保收入、保安全、保生態的壓力越來越大,農業發展已經到了必須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更加注重合理利用資源、更加注重保護生態環境、更加注重推進可持續發展的歷史新階段,發展循環農業意義重大、勢在必行。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現階段,我國農業產業布局不合理,生產主體小生產技能單一,廢棄物資源循環利用產業不健全,上下游產業聯系不緊密,資源利用率產出率低,特別是在現代農業發展過程中,只顧眼前利益而忽視長期利益,掠奪性開發農業資源,使農業增長的潛力逼近極限,資源環境壓力已成為我市農業產業持續健康發展的主要障礙。如果資源環境瓶頸約束長期得不到有效緩解,農業生態狀況長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一方面農業產業難于轉型升級,甚至會遭受毀滅性打擊;另一方面農業現代化難于實施,美麗鄉村難于建設,農民增收難于實現。現代循環農業是以生態、循環、優質、高效、持續為主要特征的農業,是農業發展的方向,是我國農業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同時更是保證我國農業環境的重要舉措。
5發展循環農業的措施
5.1推進現代生態循環農業試點創建工作
圍繞“一控兩減四基本”目標任務,按照“一項目標任務、一個推進方案、一套支撐政策”的工作思路,全面開展現代生態循環農業整建制推進工作,建設好現代生態循環農業示范區、提升建設生態循環示范主體,牢固樹立誰污染、誰治理和生產者是污染治理第一責任人的觀念,不斷增強生產者的社會責任感。同時擴大宣傳覆蓋面,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宣傳現代循環農業整建制推進工作和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重要意義,教育引導農民群眾轉變生產方式、生產觀念,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形成領導重視、社會支持、群眾參與的濃厚氛圍。
5.2加強畜禽養殖污染管理
嚴格畜禽養殖區域和污染物排放總量“雙控制”制度,嚴格控制養殖總量。嚴格遵守畜禽禁養區、限養區、宜養區規定,嚴格畜禽養殖場新建聯合審批制度。切實加強畜禽養殖場排泄物資源化利用,推進“上山入園”就地消納模式,“三沼”利用率100%。同時,將畜禽排泄物資源化利用、農作物秸桿綜合利用與農業投入品廢棄包裝物回收處置經費等列入政府財政扶持政策。
5.3控制種植業面源污染
推進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推廣應用測土配方試肥、病蟲害綠色防控技術,減少化肥、農藥使用量,推廣病蟲害統防統治。同時,積極推進秸桿綜合利用。制定切實可行的農作物秸桿綜合利用實施方案,積極推廣秸桿肥料化、飼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等綜合利用技術,實現秸桿資源化、商品化。總結和推廣秸桿還田利用等先進經驗和好的做法,各個地區要與森林防火機制相結合從源頭上堵絕秸桿焚燒。
5.4積極推進農業投入品廢棄包裝物回收處置工作
【關鍵詞】新供給經濟學 供給 需求 主流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2013年以來,面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挑戰,以及結構調整面臨的瓶頸制約,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提出了從供給側發力應對現實挑戰、破解瓶頸制約的一套認識和建議。“新供給”新在哪里?雖然已有的研究成果還屬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概要總結:一是新在其“破”,即對經濟學理論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基于反思的揚棄與突破;二是新在其的“立”,即結合中國的現實需要與國際經驗啟示提出的理論創新進展;三是新在成體系的思路設計與政策主張。
“新供給”研究中的“破”
第一,指明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知框架的不對稱性。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雖然各自強調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共同的失誤又的確不容回避,即他們都在理論框架里假設了供給環境,然后主要強調的只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都存在著忽視供給側的共同問題。最近幾十年有莫大影響的“華盛頓共識”,理論框架上是以“完全競爭”作為對經濟規律認知的假設條件,但是聯系實際的時候,并沒有有效地矯正還原,實際上拒絕了在供給側作深入分析,存在明顯不足。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前幾十年經濟實踐里,在應對滯脹的需要和壓力之下應運而生的供給學派是頗有建樹的,其政策創新貢獻在實際生活里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正面效應,但其理論系統性應該說還有明顯不足,他們的主張還是長于在“華盛頓共識”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場主體層面怎樣能夠激發供給的潛力和活力,但卻弱于結構分析、制度供給分析和政府作為分析方面的深化認識――因為美國不像中國這樣的經濟體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決“轉軌問題”與“結構問題”的客觀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難以提升對供給側的重視程度。相比于指標量值可通約、較易于建模的需求側,供給側的指標不可通約、千變萬化,問題更復雜、更具長期特征和“慢變量”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準,更不易建模,但這并不應成為經濟學理論可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不對稱的理由。
第二,直率批評經濟學主流教科書和代表性實踐之間存在的“言行不一”問題。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關鍵性的、足以影響全局的操作,首推他們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來實行的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這些在他們自己的教科書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據,但在運行中卻往往得到了特別的倚重與強調。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真正解決問題的一些關鍵點上,是“區別對待”的政府注資。美國調控當局一開始對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還是不救”之后,對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這樣的一個處理后又總結經驗,再后來對從“兩房”、花旗一直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別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注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并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如此重要的實踐,迄今還基本處于與其經典學術文獻、主流教科書相脫離的狀態。
第三,直陳政府產業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的薄弱和滯后。比如,在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產業政策”方面,盡管美國被人們推崇的經濟學文獻和理論界的代表人物均對此很少提及,但其實美國的實踐卻可圈可點,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奧巴馬國情咨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巖革命到3D打印機,到制造業重回美國,到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不是對應于教科書的認知范式,而是很明顯地對應于現實重大問題的導向,以從供給側發力為特色。不客氣地說,本應經世致用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在這一領域,其實是被實踐遠遠拋在后面的“不夠格”狀態。
“新供給”研究中的“立”
第一,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可認為是有效供給對于需求的回應和引導,供給能力響應體系及其機制在不同階段上的決定性特征形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需求在這方面的原生意義,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資源――但是在經濟學角度上,對于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方面的作用過去卻認識不足。我們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特征上的決定性視角,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具有基礎理論層面的普適性,也特別契合于在中國和類似的發展中國家怎樣完成轉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突出問題。在現實生活中,關鍵是在處理“生產產品滿足消費”的需求側問題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尤其是“制度供給怎樣優化”的問題。
第二,正視現實而加強經濟基本理論支點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比如“非完全競爭”,應作為深入研究的前提確立起來,因為這是資源配置的真實環境,牽涉大量的供給側問題。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雖帶有大量理論方面的啟示,但它畢竟可稱為一種1.0版的模型。現在討論問題,應放在“非完全競爭”這樣一個可以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境、涵蓋種種壟斷競爭等問題的基點上,來升級、擴展模型和洞悉現實。需求分析主要處理總量問題,指標是均質、單一、可通約的,但供給分析要復雜得多,處理結構問題、制度構造問題等,指標是非單一、不可通約的、更多牽涉到政府-市場核心問題這種基本關系,必然在模型擴展上帶來明顯的挑戰和非比尋常的難度,但這卻是經濟學創新與發展中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更多的中長期問題和“慢變量”問題,也必然成為供給側研究要處理好的難題。過去經濟學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話打發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調控中可自然解決結構問題”,我們認為有必要升級為在非完全競爭支點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變過程而需加入供給側能動因素作深入開掘的大文章。
第三,市場、政府、非營利組織應各有作為并力求合作,這也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在明確認同市場總體而言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有的放矢地來討論不同的主體――即市場和政府,還有“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志愿者、公益團體等),它們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可以和應該如何分工、合作、互動。在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領域,分工、合作、互動的選擇與特點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靈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強調“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類社會多樣化主體關系隨經濟發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趨勢。
第四,制度供給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分析,從而形成有機聯系的一個認知體系。即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在供給側應該打通,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和制度供給問題應該內洽于一個體系,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爐。在中國要解決充滿挑戰的現代化達標歷史任務,必須藉此強調以推動制度和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為側重點的供給側的發力與超常規的“追趕-趕超”長期過程。
當然,以上這些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管理”的認識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中已經相對充分,我們希望在供給這方面更豐富地、更有針對性地提高認識框架的對稱性。這樣的認識落到中國經濟學人所處的現實中間,必然合乎邏輯地特別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側入手推動新一輪“全面改革”時代的制度變革創新。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而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我們的研究意圖和可能貢獻,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調動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國迫在眉睫的“新一輪改革如何實質性推進”這一問題上,以求通過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給管理,跑贏危機因素的積累,破解中長期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瓶頸,從而使“中國夢”的實現路徑可以越走越寬、越走越順。
新供給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之下的“八雙”和面對“兩個一百年”歷史任務的“五并重”。
“八雙”的基本要點是:
第一,“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
第二,“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
第三,“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
第四,“雙擴”――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合,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于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投資規模(對于消費的提振當然是比較重要的,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視程度的明顯提高,但是對于投資這方面的進一步認識,我們認為也需要強調,所以放在“雙擴”概念之下來體現)。
第五,“雙轉”――盡快實施我國人口政策中城鎮體制內“一胎化”管制的轉變,和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
第六,“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需要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化實現形式。
第七,“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這方面的分析認識,需擴展到中國勢必要發展起來的第三部門,即志愿者組織、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組織、非盈利組織,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來越活躍的群體,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間發揮他們的潛力。
第八,“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和積極地、實質性地推進金融配套改革。
其中,“雙創”是發展的靈魂和先行者;“雙化”是發展的動力與升級過程的催化劑;“雙減”則代表著側重于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結構變化的制度基礎;“雙擴”是力求擴大供給方面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空間;“雙轉”是不失時機、與時俱進地在人口政策和國有資產配置體系兩大現實問題上順應供給結構與機制的優化需要,以支持打開新局;“雙進”是明確市場供給主體在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安排演進中的合理資本金構成與功能互補和共贏效應;“雙到位”是要在政府與市場這一核心問題上明確相關各方的合理定位;“雙配套”是對基礎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金融兩大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再加上行政體制,以大決心、大智慧推進新一輪勢在必行的制度變革與機制升級。
“五并重”的基本內容是:第一,“五年規劃”與“四十年規劃”并重,研究制訂基于全球視野的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第二,“法治經濟”與“文化經濟”并重,注重逐步打造國家“軟實力”;第三,“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并重,有效應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演變;第四,柔性參與TPP與獨立開展經濟合作區談判并重,主動參與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制訂;第五,高調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低調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并重。該思路設計的視野,是把中國順應世界潮流而尋求民族復興的時間軸設為百年、空間軸設為全球,來認識和把握綜合性的大格局、大戰略問題。
由破而立,由理論而實際,在分析中就特別需要注重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結合,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互動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力求客觀、中肯、視野開闊、思想開放。“新供給經濟學”決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面對挑戰有感而發,為不負時代而做出理應追求的創新。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宏觀調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實踐,有巨大的進步和頗多成績,但延續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和仿效發達國家的需求管理為主的思路,隨近年的矛盾積累與凸顯,已日益表現了其局限性。今后隨著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臺階、經濟下行中資源環境制約和收入分配等人際因素制約,已把可接受的運行狀態的“區間”收窄。再復制式地推出“四萬億2.0版”已不切實際,較高水平“供給管理”的有效運用,勢在必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要求,其后領導層更宣示了對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提升“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給這一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一招”和以創新驅動、結構優化解除供給抑制釋放增長潛能的系統工程。我們應站在前人肩膀上,以嚴謹的學術精神,秉持理論密切聯系并服務實際的創新原則,更好地追求經濟學經世濟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從供給側發力,在實踐中破解瓶頸,服務全局,把握未來。
(作者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導,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參考文獻】
關鍵詞:建筑節能建筑噪音能耗控制建筑綠化
Abstract: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noise control i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 universal attention all over the world at present, and the world developed countries, we still have quite a big gap. This paper tries to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alk about in hot summer and cold winter zone in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building energy saving and building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noise techniques, take this of building energy and construction of noise control to practice the operation produce positive realistic meaning and practical value.
Keywords: building energy conservation construction noise control building green energy consumption
中圖分類號:TE08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江蘇屬于夏熱冬冷地區,不論從冬季保溫還是夏季隔熱方面,建筑能耗構成主要是通過圍護結構(墻、屋頂、樓板、門和窗)的傳熱及空氣滲透。關于圍護結構的傳熱,與圍護結構的傳熱系數(K[W/m2•K])緊密相關,而解決空氣滲透在于增強建筑的密閉性,密閉主要是在門窗這一塊,門窗要有很好的氣密性。噪聲控制方面,主要考慮建筑圍護結構的隔聲,為使所設計建筑達到允許的噪聲標準,必須使圍護結構具有足夠的隔聲性能,以防止來自外界的噪聲干擾。同時,建筑的密閉性對建筑隔聲也有明顯的影響,墻體等圍護結構上的孔洞(例如門窗縫隙等)會使其隔聲性能明顯下降。同時,建筑綠化可起改善局部熱氣候;調節空氣濕度;降低城市噪聲污染;防止灰塵侵襲等作用。因此,在建筑設計中采取某些綜合考慮建筑節能與建筑噪聲控制的技術手段具有可行性及現實意義。
一、綜合考慮節能和隔聲的圍護結構
可綜合考慮節能和隔聲的圍護結構主要有外墻,外門、窗等,下面談談在這些圍護結構的構造和材料的選取上具體如何兼顧節能和隔聲。
1、外墻。現階段江蘇地區建筑外墻以240厚粘土空心磚為主,分層增加約20~60厚膨脹聚苯板或聚苯顆粒保溫砂漿等材料形成外墻保溫構造以滿足整個建筑節能設計要求。而磚墻本身面密度大,隔聲較好,240厚磚墻雙面抹灰的計權隔聲量達到54.5dB,完全能滿足建筑隔聲要求。但建筑外墻有提倡使用加氣混凝土砌塊的趨勢,這種材料雖導熱系數較低,約0.2~0.3,可很大程度上降低墻體傳熱系數。但其隔聲性能不如磚墻,200厚加氣混凝土墻雙面抹灰的計權隔聲量為44.5dB,這與其面密度有關(質量定律)。此時,若只采用200或240厚加氣混凝土砌塊外墻自保溫則可能在某些情況下難以達到隔聲要求,須采取增加其他材料或設空氣層等構造措施來提高隔聲量。在設計中應注意此類情況。
2、門窗
(1)外窗
一是窗墻比:不同朝向的窗墻比的大小對能耗有很大影響(由于外窗的傳熱系數一般來說比外墻小很多,影響護結構的綜合傳熱)。隨著窗墻面積比的增大,外窗的傳熱系數要求更小,以達到相近的節能效果。不同朝向、不同平均窗墻面積比的外窗傳熱系數KW/(m2.K)不同。同樣,窗墻比對護結構的綜合隔聲能力也是有很大影響的。窗戶的隔聲性能不好,如果窗戶的面積不大,隔聲性能與窗面積大、隔聲性能非常好的窗幾乎差不多。
二是窗體材料:節能方面,湖南地區窗框材料木、塑料、斷熱鋁合金優于鋼、鋁合金。但木、塑料非現代建筑所青睞,斷熱鋁合金由于造價較高,使得鋁合金成為應用最為廣泛的窗框材料,同時采用復合層玻璃(如中空玻璃窗)等方法提高窗的節能效果。
隔聲方面,鋁合金窗框與塑鋼窗框在1KHz以下,兩者隔聲量基本接近,但鋁合金窗框在中高頻隔聲性能優于塑鋼窗。而關于玻璃,實際應用中,往往使用復合層玻璃來替代,在玻璃+空氣層+玻璃的復合層中,單層玻璃的厚度宜控制在4~6mm,空氣層厚度約在10mm左右。經過對比,若節能設計時的采取相近的中空玻璃參數,可以取得節能和隔聲兩方面的效果。
三是雙層窗:雙層窗對節能和隔聲都有利,雙窗的間距受到建筑物外墻厚度的限制,可供采用的間距一般為10cm左右。實驗測量表明,雙窗間隔10cm的計權隔聲量為33dB。在雙窗間隔作吸聲處理后,其隔聲量達36dB。隔聲效果較好,而雙層普通玻璃窗的節能效果可見表3,而從造價來說,雙層窗的工程造價約為復合玻璃窗的50%。
(2)住宅外門及陽臺門
江蘇地區住宅外門及陽臺門在節能設計中可采用多功能戶門(具有保溫、隔聲、防盜等功能)及夾板門等。夾板門一般中間填充玻璃棉或礦棉等作為保溫材料,而玻璃棉或礦棉等同時也是吸聲材料,節能設計中應用較多的如:雙層金屬門板,中間填充15mm厚玻璃棉板,可考慮適當增加填充厚度來提高隔聲量。而門的密縫處理對于門的隔聲也有很大影響,在防止空氣滲透上也能起一定作用。
二、加強建筑綠化
1、節能方面,綠化可以調節溫度,尤其是降低夏季溫度,樹木枝葉形成濃蔭可以遮擋太陽輻射和地面、墻面和相鄰物的反射熱。經過測試,夏季林地及草坪的氣溫與普通場地氣溫比較,平均降溫值約為2.5~3℃。而西墻外有綠化的房間的室溫低于無綠化的房間約3℃,同時在11~16時段內的升溫速率有綠化房間也明顯優于無綠化房間。不同的建筑綠化布置方法對節能均能起到一定效果。如:臨街綠化,樓間綠化,樓旁綠化,建筑本體綠化等。
2、減噪方面,在噪聲源與建筑之間的大片草坪或是種植由高大樹木組成的足夠寬度且濃密的綠化帶,是減弱噪聲干擾的措施之一。一般來說,綠化對于低頻噪聲的隔聲能力優于高頻;混植林帶的隔聲能力優于純植林帶;而植物本身的吸聲能力,一般以葉面粗糙、面積大、樹冠濃密的為強。在建筑綠化布置方法上,臨街綠化對減噪的作用較大。在道路邊設置1.8~2.4m寬的灌木綠帶+6m寬的大喬木綠帶,其隔聲量可達8~10 dB。在節能與減噪方面均能產生效果和作用。
三、抓好推動建筑節能的幾個環節
(一)抓住建造環節
1、最大限度降低建筑基礎能耗水平。根據《GB 50189-2005 公共建筑節能設計標準》以及《民用建筑熱工設計規范GB50176-93》的規定,對建筑圍護結構的熱工性能應進行詳細的計算、比較和分析,合理確定建筑體形系數,選擇優化的建筑圍護結構,外墻、屋頂、門窗等的熱工性能(包括平均傳熱系數、熱惰性指標及氣密性要求)必須滿足國家最新頒布的節能標準。
2、按照《公共建筑節能設計標準》進行的建筑設計。在保證相同的室內環境參數條件下,與未采取節能措施前相比,全年采暖、通風、空氣調節和照明的總能耗應減少50%。
(二)抓住運行環節
要通過科學管理和應用適用的先進技術,使運行處于最佳狀態,切實降低建筑物在使用過程中的能源消耗;要嚴格執行建筑節能減排的法律制度和技術規范,建立建筑節能監管服務體系,實施建筑能耗統計、能源審計和公示等制度,落實建筑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制,嚴肅查處違法行為。
(三)抓住可再生能源應用技術的開發和推廣環節
通過科學開發和有效推廣可再生能源的工藝技術和先進設備,盡量減少建筑對一次性能源的依賴。在水資源的使用中,在建筑設計中,應結合當地水資源狀況和氣候特點,制定相應的節水、污水處理回收利用、雨水收集和回用方案,努力提高水循環利用率和用水效率,減少污水排放量。
1、水量平衡。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水資源,減少建筑污水的排放量,實現建筑用水的良性循環。
2、制定節水率、回用率目標。根據《水工業工程設計手冊一建筑和小區給水排水》規定的用水定額及參照相關設計規范中的規定,計算小區生活用水量、 污水排放量及雨水收集量,制定節水率和回用率目標.
3、節水措施。在物業管理中制定節水管理制度,在日常使用和管理中實行經濟目標責任做到防止跑、冒、滴、漏,以降低資源的損耗。
4、污水回收利用系統。經濟理地利用污水資源。對再生水行合理的規劃,使再生水資源發揮最大效益。回用水作為綠化車、地下水補給等。
5、合理設計給排水系統。通過給排水管道的合理設計,用洗衣服、洗菜的水沖洗廁所。同時采用新型衛生設施,比如節水龍頭、節水馬桶、節水浴缸等。
雨水:收集雨水用以一定范圍內補充用水,改善建筑屋頂和室外場地水收集系統,建立完善整套的集水、處理、儲存等設施。雨水處理后回用。限制或禁止使用市政供水進行澆灌 。
(四)抓住既有建筑的節能改造環節
1、采暖、空調系統。在設計采暖、空調系統時,應進行詳細準確的熱負荷計算,確定系統各設備裝機容量的大小:積極穩妥的采用各種先進的設備、技術措施,確保空調系統在最優化的狀態下運行,節約能源,減少污染;結合當地實際條件,選擇優化的采暖、空調系統方案利能源供應形式,比如,采用地源熱泵中央空調系統比傳統的冬季壁掛鍋爐鑄鐵暖氣片采暖,夏季分體壁掛式或窗式空調制冷節能40%一60%,比空氣源中央空調系統節能30%一50%,運行費用節省30%一50%。
2、熱水供應系統。應選用適宜的能源制備熱水;整個系統應采取保溫措施以減少輸送系統的能耗損失;應采用先進的控制調節措施。優化整個系統的運行。
3、家庭炊事系統。家庭炊事系統的設計應嚴格按照國家相應的標準進行,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進行最優化的設計。節約能源,減少對空氣環境造成的污染。
4、照明系統。在建筑規劃和單體設計中要充分考慮利用自然采光;合理設計照明點;采用高效節能的照明設備;要設計相應的照明節能控制措施。比如:采用太陽能光伏電源、節能燈及T15型直燈管,根據具體情況考慮設置具有光控、時控或人體感應等功能的智能照明控制裝置,采用SCB10型節能變壓器等,可直接體現節約電能的效果。 轉 貼于 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省略
(五)完善建筑節能減排的法律和政策的環節
認真貫徹落實《節約能源法》、 《可再生能源法》和《環境保護法》等法律,并抓緊制定《民用建筑節能條例》等配套法規,把建筑節能減排的制度保障工作作為首要任務認真抓好。同時,要與各有關部門配合,加強建筑節能減排重大政策的研究制定,建立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市場供求關系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健全激勵建筑節能減排的財稅政策, 抑制浪費和不合理消費。
(六)完善建筑節能減排的技術標準環節
加快工程建設節能減排技術標準的制定和修訂, 不斷擴大標準的覆蓋范圍。直接涉及能源資源節約、生態環境保護、建筑技術進步的內容將作為強制性條文。充分發揮節能減排標準的技術保障和引導約束作用。
(七)大力推進技術創新環節
組織推動重大技術研究攻關,不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組織實施水體污染與治理、北方地區供熱改造等節能減排重點示范項目和重大專項。在加強成熟、適用新技術的成果轉化和推廣應用的同時,充分挖掘本土化的建筑節能環保傳統技術和工藝。 比如鋼結構和綠色屋頂等就是很好的例子。
[關鍵詞]過渡期 碳交易 發展路徑
一、過度期的界定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越來越突出。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人們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過度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產生大量溫室氣體(GHG)。GHG大量排放導致的全球氣候變暖,是人類共同面臨的環境問題,單靠一個國家和地區是不可能解決的。國際間已經開始在這個方向上尋求解決途徑,從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到每年舉行的公約締約方大會,國際氣候談判已經推動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在政治、經濟、環境等多個層面向縱深發展。
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附件一所列締約方規定了有法律約束力的量化溫室氣體減排指標,即在2008到2012年的第一個減排期內,發達國家六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平均減少5.2%,其中歐盟國家減少8%,日本減少6%,俄羅斯維持在1990年排放水平。
2008-2012年是《京都議定書》規定的第一個減排期,無論2012年中國是否強制減排,這個時期對于中國都是碳交易市場制度構建與完善的難得的緩沖期。南京林業大學的付玉在《我國碳交易市場的建立》(2007年6月)中將2008-2012年這個階段作為中國碳交易市場成熟之前的過渡期來研究,初步討論了過渡期的一些政策安排與企業策略。本文采用這一說法,將2008-2012年作為一個過渡期,初步地研究過渡期內中國碳交易市場建立路徑。
二、中國碳交易市場現狀
為了幫助發達國家完成減排任務,降低減排成本,《京都議定書》規定了三種機制: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聯合履行機制(Joint Implementation, JI)和排放權貿易機制(Emission Trade, ET),其中CDM與發展中國家聯系最為緊密。 中國目前的碳交易主要局限于CDM碳交易領域。
從2005年中國開始CDM項目以來,數據顯示,截止到2008年2月,我國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獲得聯合國“核證減排量(CERs)”達3600多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居世界第一位,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但是在基于清潔發展機制的碳市場發展過程中,通過對數據的深入分析與研究,發現目前市場存在的很多問題。
第一,CDM項目結構嚴重不合理,沒有達到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目標。CDM Bazaar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的CERs絕大部分來自非二氧化碳、非甲烷氣體減排項目占項目總數的57%,大大高于印度的34%;而來自提高能源效率、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層氣項目的CERs相當少。實施非二氧化碳、非甲烷氣體減排項目只能帶來減排量上的收益,很難引入先進的技術,對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作用不明顯。CDM碳市場的急功近利行為阻礙了一些資金密集型、減排量較少的能效項目、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發展。
第二,從涉及的部門來看,目前的項目主要集中在大型企業。針對家庭終端用能、交通用能和建筑用能等對象的CDM項目,盡管其總體減排潛力巨大,但因為其活動高度分散,單項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減排量有限,在正規的CDM制度框架下項目交易費用較高,導致此類項目難以開發。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交易成本問題,目前平均一個CDM項目的前期費用都在10萬美元以上,CDM項目主要集中在城市或者較發達地區,而真正惠及貧窮地區的項目較少,對就業的促進也不是很大。
第三,從交易方式來看,按現行規定,發展中國家不能直接將配額出售到西方市場,這些企業賣出的減排額主要由一些國際碳基金和公司,或通過世界銀行等機構參與后才能進入國際市場,這些投資于“減排權”轉讓的公司或基金可以從中賺取利潤差價。我們沒有定價權。碳交易價格一直是由發達國家的中間商和購買減排份額的企業所主導。國際市場上碳排放交易價格一般在每噸17歐元左右,而國內的交易價格在8至10歐元左右。市場混亂,主體分散,議價能力弱,中國碳交易市場與國際市場相比差距不小。而建中國的碳交易市場平臺,整合各種資源與信息,形成合理價格,則被認為是一個更有利參與國際市場的途徑。因為,建立碳交易市場,不僅有利于減少買賣雙方尋找項目的搜尋成本和交易成本,還將增強中國在國際碳交易定價方面的話語權。
以上這些問題,實際上最根本之處就在于目前沒有一套合適的碳交易制度安排,碳排放權交易渠道比較單一,沒有通過市場去配置碳排放權。通過建立碳排放權的交易市場, 將有利于碳排放權交易的規模化發展, 同時也將促進碳排放配額的出讓方以更加低的處理成本和更成熟的污染處理技術來滿足市場的需求, 有利于環境容量資源使用的最大化。根據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的經驗, 在發展以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為代表的基于項目的碳排放權交易的同時,應積極準備成立基于配額交易的主體市場的建設, 利用市場化的手段配置環境容量資源的使用。
三、過渡期中國碳交易市場的發展路徑選擇--自愿減排交易市場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數據,到2020年左右,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到達頂峰。在2020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之前,做出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承諾是非常困難的。哥本哈根會議上,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和77國集團認為減排應該是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與現實義務,堅決反對發展中國家過早地強制減排。這就決定了要解決中國碳交易市場目前存在的問題,中國必須走自愿減排之路,力爭在2012年之前建立起自己的自愿減排碳交易市場體系,促使政府和企業積極參與碳排放市場中,逐步增強國際市場中中國的聲音,為以后中國減排期到來做好細致周到的準備。我國企業沒有強制減排的義務,所以類似歐盟的ETS體系很難建立,但是這卻有利于我國自愿減排市場的形成。
筆者認為要采取如下措施促進碳交易市場的形成與發展:
第一,建立全國統一的環境能源交易所。
全國范圍內交易市場的形成對于目前還處在啟蒙階段的碳交易最直接的意義是,提高中國作為賣方信息披露的能力,使得中國的賣方企業更多的了解國際市場的規則和國際買方。同時,也告訴國際買方中國的項目的位置和價值。從而降低交易雙發信息不對稱以及所帶來的成本。盡早建立國內統一的碳交易市場,為全面參與到全球市場做好準備,避免重蹈我國由于沒有石油期貨市場從而喪失國際石油定價權的覆轍。
第二,建立與完善與碳交易相適應的制度安排,保障交易的順利實施。
在《京都議定書》框架內,我國并沒有明確的減排義務。這意味著,國內企業在理論上并不需要通過購買排放權指標來補償自身的碳排放。在我國減排目標確定后,如何將數量極其龐大的所有企業囊括在一個統一的減排指標內,其操作難度不言而喻。此外,即便有部分企業愿意以自愿的方式形成某種意義上的“減排聯盟”,確定自愿的減排指標,并在此約束上進行排放額度的交易,但這其中誰來監督企業的實際減排效果,以及企業減排量的起始標準,還需要明確的制度安排。政府應盡快推動碳交易機制的設計,完善交易場所、交易平臺和交易產品等,理順政府、企業、金融機構的關系,并且針對未來碳交易形勢的發展,完善相關法律、制度、機制的安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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