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看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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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看法范文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3億未成年人口簡單。因此，考察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研究，它會使我們能更準確地把握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于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更低。人們對目前總和生育率的水平眾說紛紜，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會有所變化，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以往未被廣泛認識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里將運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老年人口的更替規模和更替率進行分析。（4）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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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老齡化 養老保險基金 監管

老齡化問題是這兩年世界所關注的話題，它不僅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問題，更是影響到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世界銀行估計我國人口老齡化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高峰。養老保險和人口變化規律密切相關，由此我們看到我國養老保險任務之艱巨，同時也看到世界各國都不容忽視的養老問題。養老保險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錢。隨著老齡化問題的到來，對與養老保險基金的需求量將會大量增加。在保證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礎上，必需加強對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這也是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齡化的含義

人口老齡化兩個方面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人口總體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過 18%，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達13.5%，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達到嚴重階段。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齡結構由年輕型向成年型、老年型過渡，全球性的老齡化已以發生著。

二、老齡化問題對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挑戰

中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整個21世紀，這兩方面壓力將始終交織在一起，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峻的挑戰。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給養老金事業帶來沉重的壓力。它對各國社會和政府而言都是一個挑戰可見，在社會已經呈現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加強對社保基金的有效監管，有著其深刻的社會動因，也是維護社會穩定及其和諧發展的內在要求。如何防止養老保險基金的流失問題，則是來自于老齡化的首要挑戰。

三、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及存在的問題

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是指有關部門依法對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和運營實施的監督和管理。主要應從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組織體系及法制建設兩個方面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運行監管現狀做出評價。

1．監管組織體系

現行的基本養老保險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層制養老保險組織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實質是由政府行政部門將基金的管理運營權交由各級全民事業單位（如養老保險經辦中心等），進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資運營。這就存在著“政資不分”、“執監不分”等問題。另外，政府職能部門的強制使得作為初始委托人的公眾沒有選擇機制和退出機制，基金管理不公開，不透明，削弱了公眾行使監督的激勵。

所以，改革現有的養老基金管理模式，對人實施有效的監督，以保證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為我們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設

養老保險基金監管涉及各方利益，為了保障基金監管有章可循，國家高度重視相關法律法規的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基本建立了涵蓋各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主要有《保險法》、《信托法》、《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社會保險基金監督舉報工作管理辦法》、《社會保險基金行政監督辦法》、《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信息產業部、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國家稅務總局、國家郵政局關于加強社會保障基金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財政部和勞動保障部公布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管理暫行辦法》，明確了全國社保基金進入資本市場的原則、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標志著我國養老金投資管理體制進入市場化運作的軌道，同時也給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和管理從法律上提供了保障。

問題在于，我國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社會保障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仍然沒有一部關于社會保障的統一的法典，或者是針對某一問題較為全面的法律規章。

四、加強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改革建議

針對于我國目前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狀況。我們有必要加強改革。保護好老百姓的保命錢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老齡化社會。

1．建立分權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獨立、高效、統一的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和管理委員會。監管委員會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以及企事業單位代表共同組成，實行委員會制。監管委員會按城市設立地方監管辦事處（類似于人民銀行、證監會和保監會的管理體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專業性養老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由省級社保部門成立）。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行政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是養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證，應建立獨立于政府的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運營社會統籌賬戶基金。第三，個人賬戶基金交給個人賬戶基金管理委員承擔，會遴選合適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據與各省個人賬戶基金管理委員會簽訂的契約對個人賬戶基金進行多元化投資，以實現養老社會保險基金收益最大化。

2．完善監督手段。其主要內容包括：（1）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將基金管理公司置于社會公眾和監督機構的雙重監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公司違法、違規操作，損害所有人利益。（2）增設外部保管人。外部保管人原則對于限制風險是非常必要的。在足夠的保管安排下，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養老基金，以此限制騙取和盜竊基金資產的機會。（3）加強外部審計。在法律和制度環境下，外部審計提供一個精確的、獨立的評估，向監管人報告有關基金的任何問題，而且成為監管的重要工具。（4）施行基金管理成本限制。成本限制在拉美和中歐國家基金管理監督制度中廣泛使用，費用水平通過一般的謹慎要求和法律進行監管，可以控制將成本轉移到未被監管的項目上。減少由于涉及到眾多基金公司利益挪用基金的風險。

3．調整國家在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管理中的職能。一是立法職能，負責制定確保養老金系統健康順利運行的法律法規。二是對養老金事務的動作實施監督，確保養老保險的經辦管理規范化。三是接受有關個人和機構就養老金事務提起的申訴、舉報、批評、建議，調解有關養老金事務的糾紛，受理有關養老金事務的訴訟。

第3篇：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看法范文

10月31日凌晨，象征性的全球第70億名成員之一的嬰兒在菲律賓降生。此刻，人類的心情似乎頗為復雜，一方面全球每年新增的人口高達7500萬，資源分配困難重重；另一方面，歐洲人口每年減少約90萬，日本人口也已經連續2年減少，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可能就此放緩。

人口太多還是太少

總和生育率，通俗說，就是婦女從最初進入生育期開始生育，直到退出生育期，在這個完整的35年內，按照既定的生育模式，平均每個婦女能夠生育多少孩子。如果每個育齡婦女在此期間平均只生一個，總和生育率即為1，以此類推。

理論上，如果一個社會長期處于人口數目不變的狀態，總和生育率簡單說應該是2，且新生兒性別比基本是1:1。因為只有當母親生育了一男一女，孩子才能抵消父母一代死亡帶來的人口減少。

可現實是，考慮到新生兒成活率、性別比，或者有人不愿生孩子，有的人只生一個，并且孩子無法全部成人并繁育后代，總和生育率的實際數字需要達到2.2~2.3才能維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如今，世界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2.5，而中國更是已經從上世紀50年代的6，下降到1.4。

以總和生育率1，新生兒性別比1:1來計算，800位男性和800位育齡婦女將生育400個男孩、400個女孩，400個女孩未來又將生育200個男孩、200個女孩，此時，三代人口總和為2800人，而當第一代人死亡后，第四代由200個女孩生育的200個孩子作為補充，總人口數量也銳減為1400人。

因此，如果從現在起中國維持總和生育率1.4不變，千年之后，人口數量有可能不斷減少至0。

不過，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段成榮表示，短期內這種趨勢并不會出現。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于2，但是總人口已經繼續增長20年了，今后二三十年還會繼續增加。”他解釋說，“這是因為人口增長有慣性，之前出生人口多，這些人逐漸進入生育年齡， 盡管平均生育人數減少了，一定時期內總量還是在增加。當然，一旦過了人口增長慣性期，人口就會進入逐漸減少的階段。”

人們究竟應該憂心如何應對接下來50年內新增的二三十億人口，還是警惕更久遠的未來人類可能會消失？段成榮認為，純粹的數字計算無法代替百年、千年之后人類的真實發展狀況，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

應對老齡化多是紙上談兵

與人類也許面臨消失的境遇相比，眼下焦點在于不斷下降的生育率致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也已經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

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日本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經超過了20%，中國也達到了8%。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梁中堂告訴記者，目前，我國每年退出勞動年齡的人口將近2000萬，而達到20歲開始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約有1800萬~1900萬。此外，即使在勞動人口內部，四五十歲較高年齡層的人口也占到了1/3。

老齡化除了對醫療、福利、養老金等社會保障提出了挑戰，由于高齡勞動力接受新技術速度慢，勞動轉換很慢，會造成這部分人口的失業。同時，高齡勞動力不愿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給年輕人造成很大的就業競爭壓力。

例如，日本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加速了老齡化進程，10年之間老齡化從13%上升到17%。而它在1990年的失業率為2.1%，2001年失業率上升到5.6%。同時青年失業率持續上升，2003年日本15歲到24歲年齡組的平均失業率高達13.2%。

不過，在段成榮看來，老齡化是由于壽命的延長，尤其是醫療進步、公共衛生事業發展，例如飲用水衛生、克服營養不良、克服傳染病和寄生蟲疾病，以及降低母嬰死亡率的結果。他認為，老齡化只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不能一味將其定義為問題。

梁中堂也表示，盡管許多歐洲國家、俄羅斯、韓國都在鼓勵生育，試圖緩解老齡化的趨勢，但是成效并不明顯。

“現代人不愿意承擔過多責任和壓力，犧牲自由，不需要靠孩子成就未來，生育的意愿很難回升。”他告訴記者，生育率隨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逐步下降，事實證明是一種歷史規律。

因此，防止老齡化幾乎已經回天乏術，當前的重點在于如何應對由此帶來的養老保障問題，以及保持經濟增長。但梁中堂坦言，世界范圍內還未能找到良策，中國更是紙上談兵多于實際行動。

人口與資源不是矛與盾

人口與發展的關系，在學界一直存在爭論，有人認為人口增長對于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另一部分人的看法則正好相反。事實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并非非黑即白。日本、新加坡、以色列的人口密度大大超過中國，資源遠沒有中國充足，但卻比中國富裕，環境問題遠沒有中國突出。同時，人口少于中國，資源豐富的欠發達地區也大量存在。

所以，發展的問題并不是人口多少的問題，而是國家制度、科技發展、國民素質的問題。資源終究會越來越匱乏，但只要科技進步，總歸可以找到代替它們的方法。

第4篇：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看法范文

論文摘要: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設可以彌補計劃生育政策在規避養老風險上存在的缺陷與不足，進一步促進生育觀念的轉變。為適應傳統家庭養老功能弱化、養老方式社會化轉變的必然趨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老年社會保障體系:重點解決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問題;進一步況固和完善城市養老保障制度;擴大社會救助事業和福利事業;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實施“以房養老”。

我國自上個世紀}o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對子女質量的追求開始代替對子女數量的追求，對男孩的偏好有所減弱等都是很好的體現。然而，在個別地區，生育觀念的轉變并不盡如人意，依然存在性別選擇或生育水平較高的現象，計劃生育政策雖然在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方面成效顯著，但在規避個人的養老風險上存在缺陷和不足，這也是男性偏好和多子女的傳統生育觀繼續維系的重要原因。因為計劃生育政策采取國家行政命令的形式，帶有強制色彩，人們只有被動地接受，到年老時風險比較大。在沒有社會養老保障的情況下，特別是在農村，男性偏好和多子女的現象屢見不鮮。要切實轉變人們的男孩偏好及多子女的生育觀念，必須從免除老年人的后顧之憂入手。通過建立養老保障制度來促進生育觀念轉變，以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是十分必要的。與計劃生育制度相比，養老保障制度作為國家實行的對人們的收入進行再分配的一種經濟手段，人們可以主動參與，并帶有自愿色彩，能起到減少老年風險、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消除社會矛盾和減少摩擦的作用，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一、生育觀念形成的社會背景與轉變條件

(一)生育觀念的內容

生育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同時兼有三個特征，即數量、時間和性別(顧寶昌，1992)。生育觀念是人們對于生育問題的看法、態度和傾向，直接支配和制約著人們的生育行為。生育觀念通常由生育意愿與生育動機兩部分構成:其中生育意愿描述人們對生育子女數量、性別、生育時間等的主觀選擇偏好;生育動機則描述人們產生特定生育意愿的目的或原因。生育觀念是可變的，一般會隨著自身所處的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化或作出相應的調整。生育觀念是個人、家庭實現收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的理性反映，對生育行為的影響具有決定性意義。

(二)我國的傳統生育觀念及其社會經濟背景

我國的傳統生育觀念是與農業社會商品經濟不發達和落后的生產力水平的經濟社會結構相聯系的。這些傳統生育觀念在社會生活中主要表現為:(1)早婚早育。人們鼓勵早婚早育是為家庭盡快增加勞動力，以便增加收人;(2)密育。密育是多子多福思想觀念的體現，因為人丁興旺、社會系統廣泛會提高家庭和家族的社會地位;(3)男性偏好。同農耕活動中男子是家庭生產的主要勞動力和收人來源相關。傳統農業經濟本身決定了男性勞動力是國家、家族和家庭最主要的財富(伶新，2000) ，是父母晚年生活的保障;(4)重數量，輕質量。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時代，死亡率高，多子女不僅是家庭收人的保障，也能起到減少風險的作用。我國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由于適應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現代生活變化的要求，總體上講是有利于家庭收益最大化目標的實現的。然而，在另一方面，獨生子女等制度安排也使家庭養老功能削弱，風險增大，能否實現老有所養的擔憂普遍存在，可以看出部分地區養兒防老和為解決后顧之憂而生育者占多數。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家庭之外的養老風險化解機制來彌補計劃生育的不足。

二、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社會養老保障是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相聯系的，是相對于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而存在的先進養老模式。過去，在養老問題上人們更注重家庭而忽略社會，認為生育子女的目的，就是防老養老。面對我國人口持續增長的態勢和人口老齡化的提前到來，建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已成為時代的必然選擇，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人口結構的變化。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養老問題將日益突出。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持續上升，2000年已達7.0% ， 2003年達到7.5%，2005年是7.7%，表明我國已經成為人口老齡化國家，且老齡化有不斷增強和加速的趨勢。因此，解決養老問題對社會安全和諧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家庭結構的變化。獨生子女政策實行二十多年后，在許多城市家庭中開始形成“四位老人、一對年輕夫婦以及一個未成年小孩”這樣一種代際人口結構模式。1982年，我國家庭平均規模(人/戶)是4.43人，1998年減少為3.63人，2005年底開展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為3.13人。家庭人口和勞動力的減少，意味著家庭人均收人減少，贍養老人能力降低。而現代社會青年人婚后大多選擇離開父母單獨居住;另外，老年人的觀念也有很大變化，老年人獨立意識增強，只要條件允許，他們也不愿與子女同住，不愿意依附年輕人來養老。這必然導致家庭物質供養、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嚴重缺乏，依靠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難以實現養老目標。

再次，社會化的大生產。工業革命和社會化大生產的推進，使得家庭不再是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其經濟功能和生活保障能力削弱。靠工資為生的勞動者在各種經濟風險加大的情況下，也無力單獨承擔贍養老人的重擔。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和人口遷移流動加快，激烈的市場競爭弱化了家庭成員之間的經濟聯系，分離型家庭增加，如勞務輸出地的農村即存在大批留守老人，增大了老人的生活風險。

養老保障是影響人們生育觀念的最根本的原因(劉書鶴，2001)。一旦生兒育女的家庭養老價值為社會養老保障所取代，人們養兒防老的動機也就失去了根基，進而促成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不久前，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就十分明確的提出，“發展社會保障事業，是轉變群眾生育觀念的根本性措施”。由此可見，建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對促進人們生育觀念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三、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對生育觀念轉變的影響分析

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對生育觀念轉變的影響，具體到兩個方面即對生育意愿和生育動機的影響表現為:

(一)對生育意愿的影響

生育意愿是人們關于生育行為的態度和看法。包括對生育數量的看法，即生育幾個子女為理想子女數;對子女性別的看法，即希望生育什么性別的子女;對生育時間的選擇，即在什么時間生育和生育子女的時間間隔。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對生育意愿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生育數量的影響—獨生子女或少子女。在沒有社會養老保障之前，人們通過多生子女來滿足老年生活有保障的預期。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使人們獲得了新的認識，即沒有必要通過多育來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子女多甚至會成為生活的負累，降低生活質量。從而免除了人們養老的后顧之憂。即便是沒有子女的家庭，通過社會的力量也能為老年生活提供物質供給和精神幫助。在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的現代社會中，社會養老保障無疑是少子女家庭和獨生子女家庭應對養老問題的重要選擇，這種選擇又會對后代的生育觀念產生影響。

第二，對生育子女性別的影響—生男生女都一樣。長期以來，男尊女卑，重男輕女是社會的普遍觀念。人們通過養兒來防老，有了兒子就有了生活的保障。因此，出現了男孩偏好的現象，影響了人口的出生性別比，造成性別比失調等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要改變這種狀況，可以通過健全養老保障制度來緩解，比如興辦福利性質的養老院，推廣養老保險等，使人們逐漸摒棄養兒防老的觀念，樹立生男生女都一樣，女兒也是傳后人的觀念。隨著養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出生性別比失調的現象將逐漸消失。

第三，對生育時間選擇的影響—晚育。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過去人們早育的主要目的是想給家庭早點增加勞動力，以積累財富，為老年生活提供充足的經濟基礎。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使人們傾向于晚育，就會有更多的時間來關注自我的發展，積累人力資本，進一步提升生活質量。對于女性來說尤為重要，婦女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來完善自我，在身體和心理發展成熟的條件下生育更加有利于下一代的成長。

第四，對生育質量的影響—優生優育。在生產力不發達和沒有任何保障的條件下，為了生存和繁衍，人們必然要早育、多育，重數量輕質量。而現代社會提高人的素質成為人口再生產過程中的重要內容，人們尤其注重優生優育優教，以培養健康和高素質的人才，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二)對生育動機的影響

生育動機是人們產生特定生育意愿的目的和原因，即為什么要生育子女。過去，生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繁衍后代，養兒防老，家庭養老是主要的養老模式。所謂家庭養老，即以家庭為單位，由家庭成員主要是子女或孫子女贍養年老家庭成員的養老方式。養老內容主要是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三個方面。現代社會養老問題逐步社會化，社會養老有利于彌補家庭養老的不足，促進個人發展、減少依附性，有利于個人、家庭規避風險，實現老有所養。社會養老影響生育觀念的轉變，使生育子女的物質效用減小，轉變為對精神生活的追求。

(三)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經濟社會意義

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一方面豐富了生育觀念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也促進了生育觀念建設穩步發展。其經濟社會意義主要體現在:

第一，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更新生育觀念，降低生育水平。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健全，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計劃生育戶的實際困難，有利于人們對當前計劃生育政策的貫徹與執行，促進我國生育水平進一步降低，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

第二，有利于鞏固和發展新型生育觀念。在養老保障制度的影響下，人們的婚姻觀念、家庭觀念、道德觀念都將發生轉變，晚婚晚育、生男生女都一樣、少生優生、尊老敬老等觀念在生活中將進一步增強，并融入人們的生育行為中。

第三，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設能起到與計劃生育政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使人口政策系統化、科學化。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彌補了計劃生育政策的不足，大大降低了老齡階段的經濟風險，使家庭一胎及少生優生政策的貫徹阻力大大減小，使人口政策相互銜接和有機配套，從根本上轉變了生育觀念。

四、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對策建議

為適應傳統家庭養老功能弱化、養老方式社會化轉變的必然趨勢，借鑒國際上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成功經驗，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一)重點解決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建設問題

受“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影響，我國城鄉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存在巨大的差距。相對城市而言，我國農村的養老保障制度幾乎還是空白，目前僅處于試點階段。國家有關部門的最新統計顯示，全國抽樣調查的10084個農村60歲以上老人樣本中，不享受養老保險的占96.9%.，享受養老保險的只占1.5%。農村老齡人口約9001)萬人，目前生活主要依靠子女供養。2004年全國農村從業人員4.78億人，參加了農村養老保險的只有0.54億人，參保率僅11.9%。而且現有的農村養老金額度標準嚴重偏低，起不到養老保障的作用。我國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關鍵在農村。只有健全了農村的養老保障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摒棄傳統的“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從而掃除農村計劃生育的最大思想障礙，有效控制農村人口的過快增長，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要建立、健全農村地區的養老保障制度，促進養老模式由家庭養老模式為主向綜合養老模式轉化。所謂的綜合養老模式，就是根據農村地區的實際情況，政府和相關組織建立健全農村養老保障制度，鼓勵農民開展家庭養老、社區養老、社會養老等多形式的農村養老模式，逐步建立以個人儲蓄積累養老保險為主，國家、集體給以必要支持的社會保險和家庭保障相結合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

(二)進一步鞏固和完善城市養老保障制度

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將農民工等流動人口納人保障范圍，提高待遇水平;多方籌集養老保險基金，并保證基金的保值增值，加強基金監管;鼓勵老年人再就業，對退休后仍具備一定勞動能力的人應鼓勵其再就業，以增加退休后的收入，提高生活質量;加強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職能，增強服務意識。

(三)擴大社會救助事業和福利事業

城鎮普遍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確保低收人人群的基本收入;要合理確定低保的標準和范圍;積極發展社會養老福利機構，尤其是發展對貧弱人群的福利服務，動員社會力量參與;鼓勵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

(四)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實施“以房養老”

第5篇：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看法范文

楊成鋼（西南財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國經濟增長能夠“消化”新增人口，應該全面放開“二胎”政策

為什么要調整？用人口指標說話

一是四川人口出現負增長。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以下簡稱“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以下簡稱“五普”），全國常住人口增長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現負增長，2010年人口總量較2000年減少193.08萬人。

二是四川婦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數據顯示，四川婦女總和生育率遠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樣調查顯示，除甘孜、阿壩、涼山“三州”地區之外，四川省婦女總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區，其也只有1.72，遠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來越少。“六普”數據顯示，四川省0～14歲兒童人口比重為16.97%，比“五普”下降5.6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未來四川勞動力人口會減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來越多。“六普”數據顯示，四川省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為10.95%，比“五普”上升3.2個百分點。國際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7%就是老齡社會，全省老齡化已經來臨，獨生子女負擔加重。

五是城鎮化加快發展改變居民的生育觀點。“六普”數據顯示，全國城鎮化率為50%，四川38.7%，雖然四川城鎮化水平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近幾年四川城鎮化的發展速度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發展趨勢加快。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城市人口比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持有“晚婚、晚育、少生、優生”觀念的人數增加，直接影響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會進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還有2個特別顯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萬獨生子女戶，占全國1/3；二是“失獨戶”四川占全國比重最高。這些人口指標顯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調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調整。

為什么能調整？處于有利時機

全國人民的呼聲很強烈。對于放開“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不管是廣大干部，還是一般群眾，都有比較強烈的意愿，學術界也基本達成共識，生育調整已有輿論氛圍。

我國經濟增長還會持續，能夠“消化”新增人口。從總體上說，現階段我國經濟狀況良好，未來保持較快增長是有保證的。經濟增長一方面有勞動力資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夠承受人口增加帶來的負擔。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的轉型期。在經濟社會的轉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開，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個，因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轉化為生育行為有一個滯后期。因此，很多人不會馬上選擇生第二胎，這種滯后對政策效應有一個緩沖期，新增人口在我們的承受期之內。

總體來看，現階段生育政策調整處于有利時期。

兩個誤區需避免

第一個誤區：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為

大樣本調查顯示，87%的夫婦生育意愿是2個，而且最好兒女雙全，一男一女。很多媒體據此得出放開二胎總人口就會翻番的結論，于是，他們反對放開二胎。放開二胎總人口就會翻番，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為。

第二個誤區：人口增長降低了資源、環境的承載力

資源、環境的承載力需聯系經濟增長來思考。真正影響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是經濟增長速度、規模、方式。過快的城市化規模，不適度的經濟增長節奏和不恰當的發展方式才是造成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們既要找到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在增強資源、環境承載力方面積極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四川放開二胎生育的時機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國家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四川作為一個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來，四川的總和生育率從過去的4.0以上下降到現在（全省抽樣調查的）1.6左右，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個還要低。30多年來全省共計少生了4000多萬人口，為全國計劃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根據四川省當前的人口形勢，應該及時放開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長期少子老齡化使目前人口結構性問題十分突出。一般來講，一個國家如果總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實現正常的人口代際更替。四川的生育率遠遠低于2.1。被撫養的少兒人口減少，老齡人口增加：目前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4%，65歲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社會負擔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紅利不可能持續下去，未來會缺乏有活力的創新型人才。過去多年，四川大量勞動力到外地打工，為全國經濟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貢獻，但是人口紅利不可能持續下去，因為少兒人口越來越少了。四川勞動力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老化，15～30歲人口在下降，45～65歲人口比例在上升，這樣的人口內部結構，其創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勞動力年齡結構中45～65歲人口的比例會高達48%，勞動力都是些中老年人，會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勞動力，特別是高端的年輕創新型人才，這樣更不利于四川經濟發展。

原因三：緩解四川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個人口結構會達到最老化。退一步講，即使現在放開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緩解，因此，現階段必須及時調整二胎政策，時間不等人，在我看來，現在調整已經遲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調整生育政策，如果當時調整，四川也許會早一點緩解人口結構帶來的各種問題。

原因四：不會出現社會不穩定。放開后，短期內生育率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但是從長期看，人口數量不會有太大的波動，更不會出現社會不穩定。

原因五：獨生子女問題多。獨生子女責任重、壓力大；獨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對整個社會影響大；失獨家庭不能再生育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大；獨生子女增多對征兵和國防建設也有一定影響。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鄉不平等，應逐步統一。當年城市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非常嚴格，城鎮企事業單位職工若生第二胎，會開除公職和黨籍，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實際上為計劃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農村生育政策條件相對寬松。城鄉生育權利不平等，應該逐步統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該有回報。當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積極響應，做出的成績有目共睹，為全國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2008年四川發生大地震，傷亡慘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兒女。我覺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現在是該回報他們的時候了。

如果放開二胎政策，建議分兩步走：第一步：分步實施，平穩過渡。雙獨家庭早已放開，現在應該考慮放開單獨家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有殘疾兒童的家庭、再婚夫婦家庭。第二步：完全放開城鄉育齡婦女的二胎生育。

借這個平臺我再次呼吁：四川放開二胎生育的時機早已成熟，希望盡快調整相關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人口學碩士生導師）：

放開“單獨”二胎，協調人口數量控制和結構優化的矛盾

人口年齡結構出現嚴重失調抑制物質資料的再生產

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來看，實行人口計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協調人口再生產與物質資料再生產的關系，通過人口的數量控制和結構優化有機結合的綜合措施，使兩個“再生產”的關系處于一個合理、科學的均衡區間。

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由于我國人口發展政策發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無節制生育，使人口增長超過了物質資料再生產增長的能力，帶來以高出生率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問題。

上世紀70年代后，我國開始執行嚴格的以數量控制為主要特征的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億多人，使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人口紅利”時期。

但是，當我國人口數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達到一定程度后，又產生了新的不協調問題，即人口年齡結構出現嚴重失調的發展態勢，人口的深度老齡化反過來會降低積累率，抑制物質資料的再生產，使經濟發展進入以老齡化為特征的“人口陷阱”狀況。目前人們考慮采取適度提高出生率以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樣在于協調兩個“再生產”。

科學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能夠增加資源的人口承載力

人口數量控制的另一個目的在于協調人口與自然資源承載能力的關系。目前不少人擔心人口數量控制放松，會導致土地等資源難以承載過多的人口。但是我們不難看出，我國過去在制定計劃生育政策所依據的人口承載力的理論是設定在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經濟社會體系，尤其是基于我國耕地、糧食等資源的生產能力來確定的所謂“最佳人口規模”和“人口數量極限”。然而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建立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糧食生產能力等資源約束不再是人口數量控制目標的基本判定標準。日本、韓國、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國，卻能夠養活那么多人，并且順利成為世界上的高收入國家。所以，現在再看我國實行的以數量控制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國際環境下是正確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反映人口承載能力的科學依據越來越顯得不足。因為科學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都能夠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增加資源的人口承載力。

人口再生產具有長周期的特征，調整生育政策才能夠滿足2030年后勞動力要素的需求

相對物質資料的再生產過程，人口再生產具有長周期的特征。一個國家只有通過“未雨綢繆”行動和高瞻遠矚的超前決策，才能夠免除人口結構失調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與挑戰。目前，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已經長達30多年后，在人口結構已經進入全面轉型階段，在普遍實行“雙獨”二胎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實行“單獨”二胎的政策，明顯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國在2020年前仍處于“人口紅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適度增長可擴大居民消費與就業的規模，從而拉動經濟穩定增長。

第6篇：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看法范文

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字顯示，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到1.3億，占總人口的10.41％其中65歲以上人口達到8811萬，占總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齡結構的標準，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的老年人口還將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預計到2015年60歲以上的人口將超過兩億，約占總人口的14％。隨著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會家庭的環境對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諸因素的影響老年人犯罪在社會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數量也有增長的趨勢。據統計，某地監獄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員1998年占到在押犯總數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總數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總數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長應當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本文就是從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點、原因以及如何預防老年人犯罪即預防老年人犯罪的對策等問題談幾點粗淺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謂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體結構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學規律和周圍環境的制約與機體生長成熟這一序列同步，隨著時間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轉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環境不同，個人自身的生長條件和天生機體發育的差異，判斷老年人的標準也有所不同，根據人的生理機能心理狀態和角色作用，可分別從生理年齡、心理年齡、社會年齡來衡量。1982年在聯合國“老齡問題世界大會”上將老年年齡的界限定義為60歲。我國若以退休年齡為界限的話，則男性60歲以上，女性55歲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老年人是指60周歲以上的公民。把我國老年人的起點年齡定為60周歲以60周歲為標準便于正確的估量老年人口變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更適合我國現有的國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來說，指60歲以上的人所實施的犯罪。這是一種以年齡為標準對老年人犯罪下的定義。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區分為廣義和狹義的兩種。廣義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實施的犯罪行為；狹義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體、心理、社會生活等方面處于老年化的過程中而引發的犯罪行為。前者著眼于行為主體，后者著眼于行為特征。狹義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圍較小，它把老年人實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過程而引發的犯罪行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點

老年人犯罪與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處在于，老年人犯罪沒有因為年齡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為年齡的增加而減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現象、特點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們注意。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老年人犯罪表現為不同的特點：

（一）從犯罪主體上看，老年人犯罪多為孤寡老人，文化層次偏低。隨著社會的發展，子女成家后大都與老人分居兩處，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獨寂寞，單調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從而滋生犯罪。而且這些老年人多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較低。

（二）從老年人犯罪的類型上看，男性多屬猥褻、、誘騙、放火、盜竊、侵占、窩贓、偽造、詐騙等，女性犯罪則以擾亂社會治安為主。

（三）從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較少。進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著運動障礙，這些決定了老年人所實施的搶劫、殺人等暴力型犯罪較少，他們往往采取教唆、誘騙、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隱蔽性和間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從老年人犯罪的對象上看，多為弱勢群體。人進入老年以后，生理機能開始出現明顯的衰老變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對象直接指向沒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較弱的兒童、婦女、殘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幾個可以明顯歸類的特點，還有一些特點，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較多，農村老年人犯罪較多。近年來還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際關系網，為家人或他人謀求非法利益，這一點也值得我們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與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類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觀原因外，還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從幾個方面闡述并具體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體原因：

(一)進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體機能和心理技能都面臨明顯下降趨勢。在身體機能上進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許多器官和組織有相當程度的萎縮現象，如聽力下降，視力減退。控制自己的行為的能力減弱、反應變得遲鈍。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從心理機能上來看，此時老年人心理上容易產生孤獨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變得敏感多疑。加上身體機能出現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對事物的認識出現了問題，從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觀念，總懷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發生防御性的犯罪行為。有些老年人情緒不穩定以自我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緒方面出現重要變化，產生情緒回歸現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時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變得像兒童一樣任性固執沖動。有時變得自私起來，整天怨天尤人、固執己見、缺乏寬容。這些心理傾向是由于他們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們往往會感到自己身體衰弱精力不濟，不能恰當地解決遇到的糾紛，很容易因為小事而激起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出現攻擊性的言語和行為，造成人際關系緊張，有可能導致攻擊性的違法犯罪行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體和心理的特殊變化常常會出現對社會生活的不適應；

1．對離休，退休的不適應。對于大部分老年人來說，工作是他們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個家庭的經濟來源。在工作當中可以全面的展現自我，體現自我價值，并得到他人和社會的尊重，從中得到快樂與幸福感。對于退休的老年人來說，他們從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來，覺得自己的生活沒有了重心，生活從此變得沒有意義，個人價值也無從體現，于是變得消極頹廢，此時最容易卷入違法犯罪的活動中。

2．對生活貧困的不適應，對一些老年人來說若有退休金來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話則出現有關財產犯罪的可能較小。但對于另外一些老年人來說，本身并沒有很多的積蓄，一旦退休經濟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開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錢來保證及時治病。對于農村老年人來說，由于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經濟狀況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發生贍養糾紛，當無人贍養又無經濟收入時他們可能會進行多種財產犯罪活動，用來解決經濟問題。

（三）與家庭成員的相處情況也會影響老年人的犯罪行為

1．與子女的關系影響犯罪行為。當老年人退休離休后，老年人的工資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樣豐厚，他們的地位權利也不如以前，給家庭帶來的種種好處也不復存在，這樣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漸動搖，以前家長形象逐漸減弱。對農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體機能的衰退，各種機能的下降，勞動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輕時撐起整個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養較差，缺乏道德觀念，尊老養老意識淡薄的子女，看到這些情況很有可能以惡劣的態度對待養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時老年人本身心理機能發生微妙變化，本身又會覺得自己為家辛苦操勞了一輩子做出了許多的努力，而當自己體弱多病身體不佳，正需要兒女照顧的時候卻遭到如此冷漠的態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產生絕望輕生無用等情緒，于是心理上便出現了報復心理，“我過不好你們也甭想過好”。尤其是那些老年喪偶身邊無人陪伴，當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沒有人可以安撫；當心中郁悶時沒有人來傾聽；當遇到生病時，沒有人來照顧。長期的內心壓抑情緒一旦爆發，往往會造成嚴重的后果，出現犯罪行為是很正常的。

2．與配偶的關系不睦造成犯罪

當老年人退休后沒有工作來充實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對新生活也會出現不適應，使老年人變得敏感多疑，情緒不穩，以自我為中心。這些心理上的變化都可能影響夫妻之間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動往往無緣無故大發脾氣，把夫妻間往年的爛事抖出，互相揭對方缺點，引起雙方的不滿，各不相讓往往會造成夫妻間的矛盾沖突演化為犯罪行為。

（四）由于惡習不改造成犯罪

少數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為惡習很深，積重難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進宮的老年犯鄭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詐脅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慣犯王某采用利誘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電視，給錢等手段對鄰居家的小女孩進行猥褻。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國，尤其農村地區，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對較低，他們在為人處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經驗和當地的風俗習慣，對于法律知識非常陌生，法律意識淺薄，也就無從遵法守法了。當前我國正在加大普法宣傳，但往往會忽略對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農村老人。因此，他們的法律意識相對淡薄，很容易違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們往往認為老年人人生經驗豐富，辨別是非能力強，因此人們在關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認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視了對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當今多元化發展的社會，不免對包括老年人在內的成員的思想價值觀造成影響。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識，勢必使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惡，美丑觀念的混淆，比較容易主動或被動鼓勵參與或組織如封建迷信，黃賭毒等丑惡行為活動，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從老年人的身體機能和心理機能，對社會的不適應，與家庭成員的關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對老人犯罪原因進行的分析，但這些分析在理論發展中還不完善，還沒形成系統性和全面性。因此，當我們對老年人犯罪原因進行分析時要運用發展的觀點，進行全面的系統的分析研究。

四、預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對策

（一）建立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相結合的物質生活保障體系。目前，我們必須大力發展經濟，加強社會養老制度建設，實行國家，社會，家庭，個人公平負擔的原則。發展養老事業要學習借鑒外國成功的經驗，完善社區保障制度，解決老年人的社區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問題。加強老年社區服務設施建設，可以采取政府投資興建，社會各界捐助贊助等多種形式興建，如在社區加強老年醫護，生活服務，文化體育等硬件設施，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和服務軟件建設。形成完善的老服務體系，使老年人的物質生活，醫療保健，文化娛樂

切實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鄉老年人的醫療保障制度。必須調整現有的醫療政策，完善醫療保險制度。尤其要保證破產企業，困難企業的退休人員看病交得起費用。建立健全老年的醫療救助制度，對城鄉沒有被納入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以及雖納入但無法獲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難的老人給予醫療救濟，國家實力貧困救濟醫院，專門救濟生活貧困人口，特別是老人。各個地方要經常組織醫療隊伍下鄉送醫活動，

幫助貧困老人渡過難關。

（三）重點救助貧困，生活艱辛的特困老年群體。各級政府應當從實際出發，建立健全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貧困老人實行特別政策給予特別關愛。對貧困地區，國家給予適當的資金支持，使貧困地區的貧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過建立救助貧困老年專用基金，有個政府老年工作機構負責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級政府應創建條件，逐漸把有子女卻無贍養能力的貧困老年人納入鄉鎮五保供養范圍。建立城鄉對口醫療支援制度，定期為貧困地區的老年人防病治病。發動社會力量實施有針對性的特別救助等等。

（四）依靠發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體，生活，精神質量。發展老年教育事業，針對老年的教育特點和規律，應從豐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開展豐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學健身活動，使他們在學習，健身中得到快樂和知識。必須以滿足老年的實際需要為目標，解決老年人全體普遍關心的熱心和難點問題，爭強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可以積極安排他們參加各種力所能及的活動，充實精神生活，讓有益的活動填補他們離開勞動崗位后產生的思想空虛，這樣可以避免發生違法犯法的現象。要加強對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會加強普法教育時一定要注意對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學法，知法，守法，不斷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識和道德水準，爭強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觀念。另外，不能忽視家庭是預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線，不能因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對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顧和情感上的慰藉，應當繼承和弘揚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強與老人的交流，關注他們的精神生活，減輕他們的失落感，讓他們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維護老年人的權益擺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國1996年10月1日起實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我們要貫徹執行《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納入法制化、制度化軌道。依法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尤其要慎重對待，妥善處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對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審判，須根據老年人的犯罪特點，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節和危害的結果綜合考慮，在法定量刑幅度內盡量從輕判處。刑種選擇，刑期裁量，必須堅持以下原則：對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盡量以不判為主；對于判刑可輕可重的，盡量以輕判為主；對于可關押可不關押的，以不關押為主。在審判程序和審判策略上，盡量照顧老年人身心特點，注意說服教育；審理用語規范化，保護老年人的自尊。區分具體案情，正確使用緩刑和暫予監外執行。老年人犯罪，除難以改造的累犯和慣犯外，一般其社會危害性較小，加上老年體衰，再犯可能性也較小，除個別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緩刑。對于身體有嚴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醫條件的，人民法院在判決時，可做出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對于確有悔改表現，不再危害社會的，在減刑、假釋條件上給予適當放寬，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的基本條件就可減刑，假釋。我們以要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保護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對老年人犯罪也要打擊，通過打擊使那些在犯罪邊緣的老人能懸崖勒馬起到教育和震懾作用，從而起到預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幫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獄人員比起其他年齡的罪犯相對較少，但隨著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趨勢。由于老年人年老體弱獨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會關系來往少，這種情況下老年罪犯會變得心灰意冷對生活失去了興趣，這會增加對他們改造的難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點，改造機關應采取比較寬容的態度，盡量少分配繁重的勞動任務。在做好獄內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時還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獄安置工作，防止刑滿釋放或者假釋后因生活無著，走投無路而再次犯罪。為此，家庭、居民委員會、民政部門和社會福利部門，應及時解決刑滿釋放或假釋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問題。各地老齡工作機構和民政部門應協調好工作，在安置上給予適當關注，落實生活保障措施，預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預防老年犯罪的對策與措施的，但我們還要注意以下一些問題：

1．我們要在現實條件下來談論某種預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預防成效而忽略了現實的可能性。如：在建設各種老年服務基礎設施時，應考慮本地的經濟條件和承受能力。

2．對老年人犯罪應該綜合治理，充分發揮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會的多方面的積極作用。

3．我們應以發展的觀點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對策。隨著社會的發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點也會出現某些變化，我們的對策也應隨之變化。

我們要把老齡工作視為社會主義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全社會都重視起來，努力創造一個適合人口老齡化的社會條件與環境，激發老年人為社會服務的意愿，引導老年人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充實他們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這樣老年人問題就可以得到圓滿的解決的。另外，筆者認為在全國人口高齡化已到來之際，和現代社會小家庭日益增多的沖擊下，對于老年人犯罪問題的加強研究，應列為犯罪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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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齡化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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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平.關愛老人就是關愛自己[N].法制日報,2003(5)

郭金亮丁桂枝.論我國當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J].求索,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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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玉波.人格與社會心理因素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J].北京大學學報,2000,9,5(71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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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革李纓.老年人犯罪的英法問題芻議[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報,2003,12(12)

第7篇：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老年人；老齡化；犯罪特點；法制教育；犯罪對策

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字顯示，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到1.3億，占總人口的10.41％其中65歲以上人口達到8811萬，占總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齡結構的標準，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的老年人口還將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預計到2015年60歲以上的人口將超過兩億，約占總人口的14％。隨著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會家庭的環境對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諸因素的影響老年人犯罪在社會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數量也有增長的趨勢。據統計，某地監獄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員1998年占到在押犯總數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總數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總數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長應當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本文就是從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點、原因以及如何預防老年人犯罪即預防老年人犯罪的對策等問題談幾點粗淺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謂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體結構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學規律和周圍環境的制約與機體生長成熟這一序列同步，隨著時間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轉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環境不同，個人自身的生長條件和天生機體發育的差異，判斷老年人的標準也有所不同，根據人的生理機能心理狀態和角色作用，可分別從生理年齡、心理年齡、社會年齡來衡量。1982年在聯合國“老齡問題世界大會”上將老年年齡的界限定義為60歲。我國若以退休年齡為界限的話，則男性60歲以上，女性55歲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老年人是指60周歲以上的公民。把我國老年人的起點年齡定為60周歲以60周歲為標準便于正確的估量老年人口變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更適合我國現有的國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來說，指60歲以上的人所實施的犯罪。這是一種以年齡為標準對老年人犯罪下的定義。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區分為廣義和狹義的兩種。廣義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實施的犯罪行為；狹義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體、心理、社會生活等方面處于老年化的過程中而引發的犯罪行為。前者著眼于行為主體，后者著眼于行為特征。狹義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圍較小，它把老年人實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過程而引發的犯罪行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點

老年人犯罪與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處在于，老年人犯罪沒有因為年齡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為年齡的增加而減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現象、特點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們注意。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老年人犯罪表現為不同的特點：

（一）從犯罪主體上看，老年人犯罪多為孤寡老人，文化層次偏低。隨著社會的發展，子女成家后大都與老人分居兩處，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獨寂寞，單調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從而滋生犯罪。而且這些老年人多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較低。

（二）從老年人犯罪的類型上看，男性多屬猥褻、、誘騙、放火、盜竊、侵占、窩贓、偽造、詐騙等，女性犯罪則以擾亂社會治安為主。

（三）從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較少。進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著運動障礙，這些決定了老年人所實施的搶劫、殺人等暴力型犯罪較少，他們往往采取教唆、誘騙、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隱蔽性和間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從老年人犯罪的對象上看，多為弱勢群體。人進入老年以后，生理機能開始出現明顯的衰老變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對象直接指向沒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較弱的兒童、婦女、殘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幾個可以明顯歸類的特點，還有一些特點，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較多，農村老年人犯罪較多。近年來還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際關系網，為家人或他人謀求非法利益，這一點也值得我們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與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類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觀原因外，還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從幾個方面闡述并具體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體原因：

(一)進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體機能和心理技能都面臨明顯下降趨勢。在身體機能上進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許多器官和組織有相當程度的萎縮現象，如聽力下降，視力減退。控制自己的行為的能力減弱、反應變得遲鈍。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從心理機能上來看，此時老年人心理上容易產生孤獨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變得敏感多疑。加上身體機能出現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對事物的認識出現了問題，從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觀念，總懷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發生防御性的犯罪行為。有些老年人情緒不穩定以自我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緒方面出現重要變化，產生情緒回歸現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時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變得像兒童一樣任性固執沖動。有時變得自私起來，整天怨天尤人、固執己見、缺乏寬容。這些心理傾向是由于他們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們往往會感到自己身體衰弱精力不濟，不能恰當地解決遇到的糾紛，很容易因為小事而激起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出現攻擊性的言語和行為，造成人際關系緊張，有可能導致攻擊性的違法犯罪行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體和心理的特殊變化常常會出現對社會生活的不適應；

1．對離休，退休的不適應。對于大部分老年人來說，工作是他們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個家庭的經濟來源。在工作當中可以全面的展現自我，體現自我價值，并得到他人和社會的尊重，從中得到快樂與幸福感。對于退休的老年人來說，他們從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來，覺得自己的生活沒有了重心，生活從此變得沒有意義，個人價值也無從體現，于是變得消極頹廢，此時最容易卷入違法犯罪的活動中。

2．對生活貧困的不適應，對一些老年人來說若有退休金來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話則出現有關財產犯罪的可能較小。但對于另外一些老年人來說，本身并沒有很多的積蓄，一旦退休經濟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開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錢來保證及時治病。對于農村老年人來說，由于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經濟狀況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發生贍養糾紛，當無人贍養又無經濟收入時他們可能會進行多種財產犯罪活動，用來解決經濟問題。

（三）與家庭成員的相處情況也會影響老年人的犯罪行為

1．與子女的關系影響犯罪行為。當老年人退休離休后，老年人的工資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樣豐厚，他們的地位權利也不如以前，給家庭帶來的種種好處也不復存在，這樣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漸動搖，以前家長形象逐漸減弱。對農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體機能的衰退，各種機能的下降，勞動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輕時撐起整個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養較差，缺乏道德觀念，尊老養老意識淡薄的子女，看到這些情況很有可能以惡劣的態度對待養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時老年人本身心理機能發生微妙變化，本身又會覺得自己為家辛苦操勞了一輩子做出了許多的努力，而當自己體弱多病身體不佳，正需要兒女照顧的時候卻遭到如此冷漠的態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產生絕望輕生無用等情緒，于是心理上便出現了報復心理，“我過不好你們也甭想過好”。尤其是那些老年喪偶身邊無人陪伴，當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沒有人可以安撫；當心中郁悶時沒有人來傾聽；當遇到生病時，沒有人來照顧。長期的內心壓抑情緒一旦爆發，往往會造成嚴重的后果，出現犯罪行為是很正常的。

2．與配偶的關系不睦造成犯罪

當老年人退休后沒有工作來充實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對新生活也會出現不適應，使老年人變得敏感多疑，情緒不穩，以自我為中心。這些心理上的變化都可能影響夫妻之間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動往往無緣無故大發脾氣，把夫妻間往年的爛事抖出，互相揭對方缺點，引起雙方的不滿，各不相讓往往會造成夫妻間的矛盾沖突演化為犯罪行為。

（四）由于惡習不改造成犯罪

少數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為惡習很深，積重難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進宮的老年犯鄭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詐脅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慣犯王某采用利誘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電視，給錢等手段對鄰居家的小女孩進行猥褻。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國，尤其農村地區，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對較低，他們在為人處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經驗和當地的風俗習慣，對于法律知識非常陌生，法律意識淺薄，也就無從遵法守法了。當前我國正在加大普法宣傳，但往往會忽略對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農村老人。因此，他們的法律意識相對淡薄，很容易違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們往往認為老年人人生經驗豐富，辨別是非能力強，因此人們在關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認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視了對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當今多元化發展的社會，不免對包括老年人在內的成員的思想價值觀造成影響。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識，勢必使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惡，美丑觀念的混淆，比較容易主動或被動鼓勵參與或組織如封建迷信，黃賭毒等丑惡行為活動，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從老年人的身體機能和心理機能，對社會的不適應，與家庭成員的關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對老人犯罪原因進行的分析，但這些分析在理論發展中還不完善，還沒形成系統性和全面性。因此，當我們對老年人犯罪原因進行分析時要運用發展的觀點，進行全面的系統的分析研究。

四、預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對策

（一）建立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相結合的物質生活保障體系。目前，我們必須大力發展經濟，加強社會養老制度建設，實行國家，社會，家庭，個人公平負擔的原則。發展養老事業要學習借鑒外國成功的經驗，完善社區保障制度，解決老年人的社區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問題。加強老年社區服務設施建設，可以采取政府投資興建，社會各界捐助贊助等多種形式興建，如在社區加強老年醫護，生活服務，文化體育等硬件設施，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和服務軟件建設。形成完善的老服務體系，使老年人的物質生活，醫療保健，文化娛樂切實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鄉老年人的醫療保障制度。必須調整現有的醫療政策，完善醫療保險制度。尤其要保證破產企業，困難企業的退休人員看病交得起費用。建立健全老年的醫療救助制度，對城鄉沒有被納入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以及雖納入但無法獲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難的老人給予醫療救濟，國家實力貧困救濟醫院，專門救濟生活貧困人口，特別是老人。各個地方要經常組織醫療隊伍下鄉送醫活動，幫助貧困老人渡過難關。

（三）重點救助貧困，生活艱辛的特困老年群體。各級政府應當從實際出發，建立健全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貧困老人實行特別政策給予特別關愛。對貧困地區，國家給予適當的資金支持，使貧困地區的貧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過建立救助貧困老年專用基金，有個政府老年工作機構負責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級政府應創建條件，逐漸把有子女卻無贍養能力的貧困老年人納入鄉鎮五保供養范圍。建立城鄉對口醫療支援制度，定期為貧困地區的老年人防病治病。發動社會力量實施有針對性的特別救助等等。

（四）依靠發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體，生活，精神質量。發展老年教育事業，針對老年的教育特點和規律，應從豐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開展豐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學健身活動，使他們在學習，健身中得到快樂和知識。必須以滿足老年的實際需要為目標，解決老年人全體普遍關心的熱心和難點問題，爭強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可以積極安排他們參加各種力所能及的活動，充實精神生活，讓有益的活動填補他們離開勞動崗位后產生的思想空虛，這樣可以避免發生違法犯法的現象。要加強對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會加強普法教育時一定要注意對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學法，知法，守法，不斷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識和道德水準，爭強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觀念。另外，不能忽視家庭是預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線，不能因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對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顧和情感上的慰藉，應當繼承和弘揚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強與老人的交流，關注他們的精神生活，減輕他們的失落感，讓他們幸福安度晚年。

第8篇：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收入分配人口紅利就業

一、經濟增長彈性分析

探究過去的經濟增長原因，對尋求經濟持續增長的道路有著至關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國內外都有很多討論和看法，但并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本文用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

生產函數為

Y=F（K，L，R，Z，J）=KαLβRηZδJξ…（1）

其中Y、K、L、R、Z、J分別代表國內總產出、資本形成、勞動投入、人力資本、制度因素和結構變量。其中分別用1978年不變價GDP表示總產出、用1978年不變價資本形成和勞動就業人數表示資本和勞動投入，高等教育畢業生數代表人力資本、用進出口額占GDP的百分比表示制度因素、用第一產業產出份額表示結構因素。在方程（1）兩邊取對數得：

Ln（y）=αln（K）+βln（L）+ηln（R）+δln（Z）+ξln（J）+ε…（2）

用來自06中國統計年鑒1985年到2005年的數據建立回歸模型。用eviews軟件得出回歸方程為：

Log(gdp)=4.710331+0.337295Log(L)+0.281533Log(K)+0.200589Log(R)-0.772137Log(J)+0.246181Log(Z)

R-squared=0.99752%Prob(F-statistic)=0.000000

各回歸系數統計量相當顯著，擬合度也比較高。因為是涉及到多變量的線性回歸，擔心是否存在非平穩性問題。我們發現雖單個時間序列存在非平穩型問題，且都是一階平整數列，但通過對回歸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統計量顯著，即拒絕是非平穩序列的假設，說明這幾個變量符合協整關系。故可以充分相信回歸系數的統計量及其顯著程度。

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1）彈性系數中勞動投入對產出的影響最為敏感，其中勞動力每增加1%，總產出增加33%。這與勞動力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現實是一致的。因為中國一直是一個人口大國，加上90年代實行的計劃生育使得人口年齡結構提前轉變，有研究發現，中國正享受最高的“人口紅利“，16-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高達70%。并且這種比例在2013年將達到最高值。可見如果正確的利于”人口紅利“優勢，中國可望實現高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2）是資本投入，其中資本每增加1%，產出增加28%。可見資本作為生產的第二要素，也能從很大程度上帶動經濟增長。當然，如果作為資本比較稀缺的國家，如果要素價格沒有被扭曲，那么要素成本比較高的情況下，即便產出對資本的彈性很強，利用成本收益分析，這種投入也并不一定可取。（3）人力資本對產出的增長貢獻也不容忽視，人力資本每增加1%，帶動經濟增長20%。近年來，我國對人力資本的投入也在逐漸的增加，尤其時對高等教育的培養投入有大幅度的提高。未來長久的經濟的增長還得靠人力資本來維持。要素總是有它的限度，即便對于中國這種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很大程度上也要基于有利的人口結構。隨著經濟的日趨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只會增加，而隨著人口老齡化的來臨，這種需求只有依靠不斷增長的人力資本才能維持。（4）另外結構因素也相當重要，可以看出第一產業的產出份額越小，那么越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從國際實例來看，發達國家以及諸多的發展中國家，其第三產業的產出份額都很小。而中國的這種比例雖然有下降的趨勢，但在發展中國家中依然是最高的。而有專家研究發現正是由于第一產業中轉移了大量勞動力，才使得中國的經濟有顯著的發展。但盡管如此，我國因為戶籍制度的制約，城鄉之間形成勞動力市場的二元機制，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城市依舊有一定的障礙，故進一步改善戶籍管理制度，消除以戶口識別身份的現象。消除勞動力流動障礙，是政府應極力采取的措施。

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分析

以上分析了，各因素對產出的敏感性問題，為了進一步從理論上判斷我國經濟增長的原因，需要計算得出投資、消費、政府支出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率，利用1978-2005年相關數據得出，結果如下：

以貢獻率為例：

從各要素對產出的貢獻率來看，消費對產出的貢獻率從1978到20世紀末期，一直保持比較穩定的形勢，同時也作為最大的貢獻份額出現著。但到了20末到至今，資本投資的貢獻率顯著上升，而消費急劇下降，導致最終資本的貢獻率遠遠大于消費，2003年達到最大，相差38.2%。這種格局的出現，當然有其歷史和人為雙重原因。

首先，20世紀末，國際上經歷了最大的金融危機，使得大部分國家經濟產生動蕩，中國經濟雖沒有大幅度的波動，但同樣引起政府相關部門的重視以及國民的不安。加上國內正處于經濟轉軌和體制變遷的最初階段，大量工人下崗，沒有收入來源。而社會保障體制、金融市場還嘗不健全，居民的對未來的不確定因素增加，所以消費自然有明顯下降趨勢。

其次，政府從20世紀末以來，以大力發展經濟為主要目標，國際金融危機的存在、以及國內儲蓄率的上升使得政府持續采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使得利率持續下降，即資本的價格被人為地扭曲。私人資本投資加上政府投資都有了一個前所未所的上漲，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取締了消費，作為第一貢獻率或者說推動力出現。

投資增長的趨勢在這幾年雖然有所改變，但一直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生產力及主要因素存在。

三、存在的社會問題及解決途徑

但是中國經濟在增長的同時，也存在諸多的問題，比如農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拉大，農村以及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經濟增長的同時失業率的上升等。而這些問題又是關系到國際民生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大問題。

追究其原因大概可以總結如下：中國的消費和投資嚴重失衡，消費很低、投資過快，中國消費占GDP比重下降到50%以下，這種比例即便在發展中國家也是比較少見的，消費的下降最終原因還要歸因于人們收入水平的下降和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增加。一方面，隨著我國從計劃到市場機制的進一步轉變，勞動力越來越多的依靠市場來配置。原國有企業冗余勞動力被推入市場，而這部分人多數是教育水平比較低，同時年齡比較大的老員工，所以這部分人的自然失業率也是最高的。另外新生勞動力也一時間適應不了勞動市場對人才的需求，同時廉價資本對勞動力的排擠作用，導致失業壓力增大。另一方面，社會保障體制的不完善，養老、醫療、基本生活沒有得到保障，居民對未來的不確定增加，自然會使得消費率很低；其次，這種消費與投資的失衡，導致了收入多數被資本所有者獲得，而資本所有者只占少數，所以導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短短五年的時間，勞動收入在GDP中占的比例從40%下降到25%。這些問題的存在是與我國發展以“和諧社會”為目標的意愿背道而馳的。這樣的增長方式并不符合公平與效率的目的。要達到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考慮：

首先，一個社會如果分配機制是公平的，那么分配結果也會帶來社會的更加安定和諧，而這正是經濟發展的最好環境。其次，不同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是不一樣的，如果有一項政策旨在增加占多數的中低階層的收入，那么就會減少貧富差異同時增加居民消費。這樣對中國的國內需求的擴大就會產生巨大的效應。

再次，社會的競爭力來自于比較優勢，通過采用最大化的就業政策使得勞動成為主要的收入來源，而不是把資本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中國現階段的資源比較優勢就資源勞動力豐富，而資本相對稀缺、技術層次較低，如果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就會具有競爭力，效率與公平問題才能統一。

所以從根本上來說，我國經濟的增長是在資本價格被人為扭曲，失去了其作為資源稀缺性信號的情況下，過度使用的結果。這樣的增長在資本稀缺的中國其成本是巨大的，也是不可持續的。但是這樣一種現象的形成畢竟有它的特定歷史原因，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需要具備一定的歷史條件。

四、實現經濟方式轉變的歷史性和緊迫性

實現這樣一個轉變，有其特定的條件，需要經濟達到一定的發展階段，并通過對可持續增長的壓力提出轉變增長方式的要求。

首先，要求經濟體制實現從計劃配置資源到主要依靠市場配置的轉變。因為通過市場來調節，企業的生存靠產品的競爭力來獲得的條件下，生產者才能注重提高效率，依靠技術進步，選擇符合資源稟賦比較優勢的生產要素，節約相對稀缺的生產要素，增長才可能更有效率。

其次，要求政府實現經濟職能的轉變。如果政府仍然發揮著生產組織者或者投資者的職能，就不可避免地要干預生產要素價格的形成。

再次，實現轉變歸根結底也是特定發展階段的要求。當某種投入要素仍然具有比較優勢，雖然預見到未來的不可持續性，要求生產者改變依靠其他要素或生產率的提高來進行生產，往往具有很大的難度，這時，一種鼓勵創新并對創新風險給于補償的機制，是十分有必要的。

我國要及時的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這種轉變關系到中國經濟是否能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關系到中國是否能實現奔小康的宏偉前途的關鍵。據調查統計我過現今的人口年齡組合已經達到了最優化的程度，勞動力人口16-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70%，老人和小孩相對占比較低的比例，所以社會的負擔很輕。而這些大量的勞動力如果不得到充分的利用必定造成社會經濟的不穩定和資源的嚴重浪費。從而導致消費過低、人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經濟水平下降等等一系列問題。21世紀民生的問題最重要，而老百姓中生活保障問題無疑是最基本的民生問題，而這一問題又只能依靠對勞動力資源的合理充分利用，增加勞動力收入份額才能解決。所以政府應該極力維護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因素，盡量避免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因素，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減少對要素價格的干預，價格才能反映出資源的稀缺程度，這樣市場才能合理配置資源，使我國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得到充分的發揮，那么未來經濟的可持續才有可能。

當然在這樣一個轉變的過程中，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也是值得關注的。我國現有的豐富勞動力也是得益于良性的人口勞動年齡組合。有專家估計在未來20年內這種優勢還有可能得到持續。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來臨，勞動力將會出現結構性短缺，儲蓄率也有下降的可能性。然而，現今我國人力資本的發展也并沒有表現出異常的領先。由于政府投入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受教育階段之間和人群之間的不平衡，中國的教育發展表現出嚴重的不平等。這種狀況造成發展機會的差異，一部分人群甚至因受教育和醫療服務獲得等方面的困難，成為脆弱群體，陷入社會邊緣化狀態。造成這種不可持續因素的存在，是由于我國經濟增長主要是建立在物質投入的基礎上，而較少依靠生產率的提高。

第9篇：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看法范文

關鍵字：人力資源西部地區反思出路

面對中國版圖，我國西部地區廣大的土地便映入眼簾，這片土地物產豐富，自然資源豐饒。西部地區是我國人口比較稀疏的地區，經濟不發達，社會生產力處于一個相當低的水平，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力資源開發存在一系列問題。西部人力資源開發是西部經濟振興的關鍵因素，如何解決人力資源開發過程中的問題是當今西部經濟發展極其緊迫的問題。我國是一個人力資源大國，也是一個人力資源開發力度較晚的國家。

人力資源開發已經成為世界許多國家尤其是一些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國家關心的熱點。人力資源開發最早出現在國外,國外人力資源開發活動由于開始的比較早,因此比我國成熟,研究國外的人才開發戰略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對于我們西部人力資源開發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國外人才戰略

1、人力資源開發的特點與現狀

人力資源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作為生產要素投入到社會經濟活動中，并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或精神財富的勞動人口，也是衡量當地經濟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人力資源是把人力當作一種財富的價值觀，人力資源開發旨在全面提高人的素質，充分發揮人的潛能，從而有效的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人力資源不同于人力資本（HumanCapital）。人力資源包括社會的、人文的、個人的因素，具體的表現在人口的特征與結構，民族的文化程度與健康狀況，勞動者的工藝技術水平以及整個公民群體的工作熱情，奮發向上的精神。人力資本是也被稱為人力資源，表現為知識、技能、體力價值的總和。

1970年，麥迪遜（Maddison）研究了1950～1965年的22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狀況，在考慮了勞動者年齡構成、勞動者素質的基礎上，認為“有效的”勞動供給(包括就業增長、勞動者素質的變化、勞動者年齡構成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35%。1972年，納德里（Nadiri）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進一步證實了人力資源投入對經濟增長的顯著貢獻。

2、人才與城市經濟

一個城市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人才的積聚。沒有人才這股新鮮的血液維系經濟的發展，城市經濟便會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失去發展的活力。對人力資源的開發有利于推動現代城市經濟增長的模式的轉變。經濟增長的模式一般有兩種，一種是粗放型增長方式，一種是集約型增長方式。對于以往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我們不能質疑給國家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這種增長方式是以大量的消耗資源來換取的。在當今社會資源越來越稀缺的現實下，再依靠這種增長方式，經濟會漸漸的失去發展的潛力。現階段尋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已經成為各個國家的共識。人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最活躍的成分，重視提高人的素質、技能，是重視人才的培養，才能拉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重視人力資源開發，是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型的重要途徑。一個城市真正重視培養人才引進人才，經濟才會騰飛！

3、人才資源的放射性開發

人力資源的開發在國外體現的是一種放射性的狀態。以美國為例，為了使專門人才的培養工作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美國在加強高等教育、辦學的針對性和實用性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美國許多科學技術學院的專業完全是根據當地的工業、商業、服務業的實際需要確定的。設置哪些專業和開設哪些課程，事先要多次調查，反復征詢有關企業單位的意見，然后進行評價，再報地方委員會批準，如發現勞動力市場某類技術人員過剩，即報教育委員會批準，停止招生。這種根據社會需要設置課程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鑒；以短期的高等教育的形式大力開展在職人員的繼續教育。在美國傳統大學的同一專業內設有多種培養目標和教學計劃，并按行政區域設社區學校及初級學院，現有的社區學院與工商企業掛鉤，共同開設成人教育課程。美國不僅重視本國人才的培養，也注重挖掘外國高級知識精英。美國對外國高級的知識分子的也是相當優厚的，優先獲取“綠卡”的優惠。

4、人才的培養與國家現代化發展

人才培養是人力資源開發活動的重要內容，通過我們的調查，西方的發達國家，在人力資源開發方面的研究開始的比較早，具有豐富的經驗，比較重視對人力資源的開發。縱觀世界各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不外乎兩種：一種是自然資源依賴型，一種是人力資源依賴型。一般的現代化國家基本上都是采用人力資源依賴型經濟增長方式。人才的培養是這些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源泉。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現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高科技發展的帶動，哪個國家掌握先進的技術，哪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就越高，高科技是以人才為后盾的，國家重視人力資源開發為國家源源不斷的輸送高科技人才，形成了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

二、西部地區：人力資源開發的軟肋

眾所周知，目前我國東部與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正在擴大。雖然西部也保持了連年的經濟增長，但是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遠遠高于西部。要縮小西部與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實現經濟的平衡發展，這就要求西部必須以高于東部的速度發展，縮小二者之間的差距。那么西部要以怎樣的增長動力才能保持高于東部的增長水平？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的競爭主要是科技的競爭，科技的競爭必須以人才為后盾，最后歸根結底是人力資源的開發及其潛能的充分發揮。因此，西部地區是否擁有足夠數里的高素質人才是推動該地區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1999年上半年，中央做出了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戰略，這為西部特色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就西部大開發而言，它是中國21世紀發展戰略的重要部分。而發展西部的人力資源開發事業是重中之重！西部人力資源開發對于現在來將還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事業。

1、西部人力資源現狀

西部地區土地面積約540萬平方公里，占全國陸地國土面積的60％，總人口約2.85億，占全國人口的23％。豐富的資源、遼闊的土地、優越的自然條件本應是經濟發展得天獨厚的優勢。但西部地區卻是全國最貧困、落后的地區，貧困人口占全國貧困人口的45.7％，各專業科技人員也僅為全國的15.5％。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局面，與西部地區的人力資源得不到充分開發和利用密切相關。分析我國西部地區人力資源的現狀，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大

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西部地區普查登記總人口為35531萬人，其中勞動年齡人口為25990.10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73.37%，占全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為27.12%。

（2）勞動年齡人口出現老化的趨勢

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看，我國西部地區勞動年齡人口45-49歲組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從1990年的7.35%，上升到10.82%，上升了3.47個百分點，45-64歲組占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從1990年的23.35%上升到30.13%，增加了6.78個百分點。表明我國西部地區勞動力人口趨于老化，在一定程度上將加速西部地區人口老齡化進展，人口的老齡化對社會的貢獻會越來越少，同時對社會、政府的壓力會越來越大，這對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3）受教育水平相對較低

由于國家政策對西部的傾斜，重視科教事業的普及，西部地區勞動年齡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總體說來，比1990年有大幅度提高。文盲半文盲人口比1990年下降一半，受過高等以上教育的勞動年齡人口上升。但是，西部地區勞動年齡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從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看，西部地區200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7.03年，比1990年有較大提高，已達到初中水平，說明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實施已見成果，但是尚低于7.63年的全國平均水平；除陜西外西部地區各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西部地區的經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較好地區，集聚了大量的勞動年齡人口，而幅員遼闊的邊疆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由于自然條件差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對人才的吸引力不高。特別是中國戶籍政策的進一步放寬，農村勞動力向外流動和遷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經濟社會發展較好地區的人口和勞動力的集聚；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與這些地區的差距將越來越拉大。

（4）人才流失

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很多，主要可以從西部企業和員工個人角度來分析。就西部企業的組織職能而言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可能是組織結構本身存在缺陷，主要表現為機構臃腫、管理層次復雜、管理力度不當。就領導職能而言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可能是領導者能力不足，主要表現為計劃能力、控制能力、協調能力、溝通能力、創新能力不足，也可能是領導者風格、個性原因導致，主要表現為任人唯親、墨守成規、集權控制等。就計劃職能而言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可能是目標設定不當、目標管理失效、工作與人員不匹配等；就協調、控制職能而言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可能是權責不清、溝通不足、獎懲失當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問題突出，主要表現為用人機制僵化、招聘人才不當、員工培訓不足、激勵制度缺乏力度、薪酬不合理、考核不力、人際關系失調等。就員工個人而言，造成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個人目標不同、職業生涯階段不同、主導需求差異、個性及價值觀差異、晉升渠道限制等。西部地區在人才流失的眾多原因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當地的經濟環境，信息的溝通條件差。

2、西部人力資源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勞動力人口過剩，勞動力素質低下，進而導致就業不充分。人口普查資料顯示，、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貴州省、云南省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為5.72年、4.41年、4.87年、4.15年、4.14年，而同期全國平均數為5.52年，尤其是少數民族聚居區，文盲、半文盲比例遠遠高于漢族地區。據衛生部2000年統計資料，農村地區新生兒死亡率為25.8‰,嬰兒死亡率為37.0‰,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為45.7‰，分別大大高于城市地區的9.5‰,11.8‰,13.8‰和29.3/10萬的水平。另據世界銀行考察報告，1993年中國農村最貧困的1/4人口只花費了衛生總費用的5%。大量的傳染病和寄生蟲的疾病負擔集中于貧困和偏遠地區。在處于或低于貧困線的家庭兒童中，大約有一半人患有輕度的營養不良。高達90%的貧困兒童感染慢性蠕蟲病。這些都制約著西部地區人力資源的質量制約著經濟的發展。我國東部地區成功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社會經濟的增長依靠勞動力的高素質（身體素質和技術水平）來提高生產效率，運用知識，科學的管理方法。而西部的教育和衛生事業的落后，直接制約了本地的人力資源開發，導致高文盲率。嚴重制約本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制約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又導致經濟發展的緩慢，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

三、改革開放下中國人力資源的反思和考慮

1、人才流動與人才資本的優越性

人才流動是人力資源開發的必然的反映，只有正確的引導人才的流動才能真正的起到人力資源開發的目的。人才流動是調節人力資源不均的一種有效的方式，人才的流動能夠帶動新技術的傳播，新管理經營理念的普及。“沒有一個公司嫌人才多，但是也沒有一個公司不浪費人才”，人才流動也是一種很好的防止人才浪費的方法！

2、東部發達地區開發人力資源的優勢和影響性

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更具有得天獨厚的進行人力資源開發的條件。一方面東部地區經濟發達，教育水平高，生產效率高，生活條件優越。東部人均教育經費明顯高于其他兩個地區，其差額分別為176元（與中部比）和191元（與西部比），分別超過中部和西部84.6%和99.0%。另一方面東部地區交通方便，與國外聯系緊密，一些先進的知識，東部地區近水樓臺先得月，高度發達的經濟也使起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更輕而易舉。所有在東部地區開發人力資源是具有很大的優越性的。

東部地區具有開發人力資源的優越條件，同時東部也在為西部培訓具有高級知識型人才，利用自身的優勢，為西部把好人力資源觀，不定時的加強同西部地區的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交流，用自己的開發方法對西部進行深遠的影響，帶動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

3、西部人力資源的出路

（1）人口數量龐大，自然增長率高。人口數量與自然增長率的高低是影響勞動力資源豐裕程度的因素，但并不能認為：人口越多、自然增長率越快，對地區經濟發展越有利。地區人力資源的優勢依賴于勞動力的質量與利用效率。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地區靠人口數量來致富，而只能是“越生越窮”！中國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有比較嚴格的制度措施來保證計劃生育措施的實行。應采用經濟、法律、行政手段來最大限度的控制人口數量。對農村人口政策的貫徹執行，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應該下大力氣來監督、管理、落實。要重視計劃生育懲罰措施的合理性和適當性。并考慮好農村無子女老人的撫養問題，建立比較完善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城鎮政府要加大宣傳力度，認真貫徹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讓當地人民樹立正確的生育觀，科學的人口觀。

（2）人力資源素質低下。人力資源素質資源素質低下有眾多的原因。改變這種現狀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首先加大對農村地區教育投資，宣傳科教興國戰略，實行義務教育。對于已經存在的文盲半文盲，在工作之余開設一些免費的輔導班，夜校。在生產過程中提高勞動力的科學技術水平。采用較為強硬的措施，保證西部地區每個人都有機會受到基礎性的教育，盡快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落實免費義務教育的措施，真正讓西部地區的人力資源得到好的基礎性教育，不至于沒有錢而退學；進一步強化職業技能教育，達到職業基礎性教育的實用性，優質化，正規性。職業技能教育的發展應該以市場為方向，增加市場強手的職業培訓力度；強化就業后的繼續教育，不斷提高工人的技能水平！

（3）人口與勞動力的城鄉結構不平衡。一般來說，人力資源城鄉結構的變動以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為主要流向，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與經濟發達的地區轉移，是生產要素與人力資源重新組合和優化配置的表現。但統計資料顯示：在東部地區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比重大大下降的同時，西部地區仍然保持極高的農村人口與農業勞動力比重。嚴格控制勞動力的流動，在一些資源條件優越交通環境優越的城鎮大力發展小型的鄉鎮企業，實行就近安置就業。

（4）勞動力就業機會少，隱蔽性失業率高。政府應該大力的引進外商投資，為外來的客戶提供優越的投資環境，同時實行特殊的稅收政策，并且對一些高科技企業進行專項的資金扶植！國家要加大對西部工業發展的投資，在政策上予于優惠！對傳統的企業實行專門的養護政策，實行適當的政府保護政策。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把農村的城鎮化、工業化最為解決勞動力及就業機會少的突破口。在政策上給與鄉鎮企業已支持，發展當地的特色產業，發展優勢產業，增強剩余人力資源的流動，大規模的增加人力資源的流動，通過流動性提高人力資源的就業機會，增加勞務輸出的力度，運營國內的資本促進人力資源的優質開發。

4、人才資源的開發與中國的世界影響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方面積累了許多經驗，同時也存在著一些不足，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世界影響力會大幅度的提升，在日后的時間里中國國內的人力資源開發和管理還需要朝以下方面努力：

1、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高度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合理使用人才。

2、完善自己對人才的激勵方式。

3、豐富現有的人才激勵手段。

4、實現激勵體系的多維化發展。

5、完善用人機制。

6、推動人才管理上水平。

7、能者上。

8、不能者下。

9、改革現有企事業用人事部門的工作方式。

10、大力開展職業培訓。

11、提高人力資源的素質。

四、綜述

西部人力資源開發關系到西部經濟發展，正確認識人力資源開發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尋找合適的解決辦法是西部開發成敗的關鍵！總之，西部人力資源開發是西部經濟發展的重點和難點，面對嚴峻的人力資源狀況和各種復雜的社會經濟及人文環境西部人力資源開發還要有憂患意識，全局意識。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時機不斷深化人力資源開發，實現西部地區經濟的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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