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的原因和影響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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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雙減政策的原因和影響范文
關鍵詞：碳排放；配額；面板數據模型；價格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3月16日
一、研究背景
碳排放配額交易價格是碳市場運行的基礎，合理的一個現貨價格對于繁榮碳交易市場、有效促進碳減排具有重要的意義。其價格運行機制的分析、為政府確定排放配額供給量、供給分配方式、分配時機等政策設計提供參考；也為減排企業與投資機構，提供了投資決策信息，有利于碳交易市場的活躍與發展；同時，也有利于決策者構建碳交易市場的風險預警機制，確保碳交易市場的平穩運行。
碳交易作為新的事物，且一直處于探索發展過程中，由于歐、美等國碳交易市場建設起步早，碳排放配額現貨價格波動比較頻繁。因此，學者們對歐美碳交易市場碳排放配額現貨交易價格與價格波動影響因素進行了大量的研究。Derek W.Bunn和Carlo Fezzi（2007）運用協整檢驗和向量誤差修正（VAR）模型，分析了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下，英國市場上的電、天然氣、碳價的每日現貨價格之間的相互關系。Rita Sousa等（2014）采用小波分析法，發現煤炭價格引導碳排放價格變動，碳排放價格引導電價變動，碳價波動與經濟發展一致。Alberola等（2008）等檢驗了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下試驗期（2005～2007）內二氧化碳排放權的現貨價格與工業生產部門之間的關系，通過分析部門生產指標和二氧化碳排放合規位置，指出EUA的價格變化不僅反映了能源價格、極端氣候事件，還反映了歐盟排放交易體系下的三大生產部門（冶煉、造紙、鋼鐵）的工業經濟生產活動。Mansanet Bataller等（2011）研究發現次貸危機對第二階段 EUA價格影響不顯著，但對EUA與二級市場CER的價差具有顯著影響。相關研究還包括Rita Sousa等（2014）、Atsalakis（2016）、Luis A等（2016）。我國學者對國外碳交易下現貨價格的影響因素也做了不少的研究，如魏一鳴等（2008）采用協整理論研究了EU ETS碳價格和能源價格之間的長期和短期互動關系，發現能源價格與第一階段碳期貨的關系較弱，與第二階段碳期貨價格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并指出能源價格變化是推動第二階段碳價格變化的重要原因。王雙英等（2011）運用面板數據分析了碳交易的量和碳交易的價格和石油價格的關系，發現石油價格和碳交易的量和價格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2011年，國家發改委決定把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和深圳等7個省市作為首批碳排放權交易試點。2013年6月，我國首個碳交易市場――深圳碳交易市場開始交易。隨后，上海、北京、廣州、天津、湖北等碳交易試點市場陸續開市。在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上宣布：“2017年中國開始實行全國碳交易市場”。因此，為了促進我國碳交易市場體系的平穩發展，應建立全國統一的碳交易市場體系。本文將以我國碳交易試點地區的配額交易價格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其價格運行影響因素，以使對我國碳交易市場的價格運行機制有更深入的認識。
二、碳交易現貨價格影響因素分析
影響碳排放配額現貨交易價格的因素與機理非常復雜，但總體來說，有供給與需求兩方面的因素。供給因素主要包括配額政策（配額數量、分配方式、跨期儲備制度等）、碳減排技術、碳稅政策、其他減排履約機制項目供給情況等。需求因素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水平、能源價格水平、金融市場以及氣候等。
（一）供給方面因素
1、配額政策因素。一級市場上的配額供給情況與供給方式將對二級市場上的交易價格高低與波動起著決定的作用。如政府當期發放的配額總量，當期核證減排量的供給、政府配額存儲池中的數量、配額的分配方式（免費、出售、混合）等因素，都將對二級市場交易價格的形成與波動產生顯著的影響。
2、碳減排技術因素。碳減排技術會影響企業的減排成本，當企業面臨比較高的減排成本時，可能就會選擇在碳排放交易市場中購買碳排放權；當企業減排技術成熟，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時，企業將減少碳交易市場碳排放權的購買，相應影響碳排放權的交易價格。
3、碳稅政策因素。碳稅政策作為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和促進節能減排的有效政策工具，其對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效果已在許多國家被實踐。碳稅政策的實施加大了排放企業的生產成本，勢必對排放企業的減排技術、產量有一定的影響，進而影響其排放量，并進一步影響對碳市場交易價格的影響。
4、其他減排履約機制項目供給情況?！毒┒甲h定書》包括了國際碳排放貿易（IET）、聯合履行機制（JI）、清潔發展機制（CDM）等減排機制，在JI與CDM機制下，減排項目的數量，開發減排項目的技術將對碳配額交易市場的供給關系產生一定影響，從而影響配額交易市場的交易價格。
（二）需求方面因素。影響碳排放權交易價格波動需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水平、能源價格水平、金融市場以及氣候因素等。
第2篇：雙減政策的原因和影響范文
一、決策部署落地落實情況
（一）加強制度建設。
1.堅持“實”字當頭，努力在“減”上求突破。大力推進關聯事項整合，實現并聯審批，對申請條件、申報方式、受理模式、審核程序、發證方式進行梳理細化，精簡材料、簡化環節、壓縮時限，推行“一件事”一體化辦理，實現“一件事一次性告知”。
2.堅持推動“好差評”制度治理全覆蓋，以群眾的滿意為目標。重點做好“好差評”，建立“服務好不好、群眾來評判”的監督考核體系，實現線上線下評議雙結合，企業群眾政府三主體考核，暢通企業群眾評價渠道，實現實名制、百分百差評整改落實。
（二）優化服務水平。
1.推進優質精準服務，真正做好優質“服務生”。深入企業走訪調研，主動送政策、送服務上門，依托12345市民服務熱線、“濟企通”服務企業云平臺訴求通道優化企業訴求快速響應機制，建立惠企政策歸口機制，統一為企業提供政策解讀等服務，暢通反饋渠道，堅持“服務至上、質量第一”的宗旨，積極為企業出謀劃策，建立重點企業區級層面申訴協調機制，打通服務企業“最后一公里”。
2.推進高效便利服務，真正當好金牌“店小二”。（1）建立健全權責清單與政務服務事項管理動態化銜接工作機制，持續梳理公布“馬上辦、網上辦、就近辦、一次辦”等各類事項清單。（2）推廣使用“泉城辦”APP，開展云核查。（3）充分發揮“企業簡易注銷一窗通”平臺作用，實現企業注銷業務“一站式”辦理。
3.推進標準化“一窗受理”服務，切實做好專業“受理員”。（1）進一步優化服務大廳窗口設置，推進無差別“一窗受理”。加強工作人員標準化服務培訓，組建專業服務隊伍。（2）規范建設基層便民服務站，實現街道和村（社區）全覆蓋。推動自助服務區及“秒批秒辦”系統向有條件的街道、社區延伸，實現自助服務終端應設盡設。
4.全力推進重點項目建設，有序開展雙招雙引工作。（1）加快推進產業項目落地，對省、市、區重點項目百分百跟蹤幫辦服務。今年轄區重點項目正在有序推進中，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期間，轄區內確定7個重點建設項目全部復工。（2）加強企業服務隊伍專業化建設，做好企業“五員”，推進雙招雙引有序發展。
（三）強化管理力度。
1.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健全公共信用信息系統。全面推行信用承諾制，將申請人履約情況記入信用記錄。建立誠信企業“信易貸”綠色通道，完善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機制，健全發起響應、信息推送、執行反饋協同工作機制。
2.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要圍繞政商關系，明確政商關系的“正面清單”，鼓勵推進政府工作人員對進一步優化街道營商環境、發揮自身優勢以商招商、加強溝通合作抱團發展等內容提出可行性建議和改進意見，營造“親商、愛商、重商、扶商”的濃厚氛圍。
二、存在的問題
（一）基層任務重，工作人員專業性不強。深化“一次辦好”改革，優化營商環境任務重，由于上級相關的政策要求密集出臺，對一些涉及到新理念、新事物的任務，短時間內難以充分吸收，導致任務落實創新性不足、特色性不強。同時，一定程度上還存在著外行監督內行的問題，對于涉及行政審批事項的問題，個別人員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簡化工作的高效落實。
（二）地方財政收入受疫情影響較大。分析重點納稅企業，除部分電商等行業實現增幅外，其他行業企業均受疫情影響較大。納稅重點企業陽光100房地產公司、銀座振興街購物中心、幸福連城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等均受疫情影響嚴重。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推進雙招雙引工作。下一步街道將在引進和培育方面“兩手抓”，保障現有企業存續及業務開展的同時積極發掘億元以上新增企業，做好企業落地工作，實現轄區經濟不斷向上發展。對于有人才需求的企業積極對上匯報、聯系，盡最大努力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二）強化綜合治稅工作。重點圍繞抓好固定、重點稅源以及重點項目建筑增值稅三個方面精準發力，確保完成全年財稅任務。下一步街道逐漸向稅收貢獻能力大的金融、高新技術產業等行業轉變；狠抓重點項目建設各環節稅源，為財稅收入的重要增長點。
第3篇：雙減政策的原因和影響范文
關鍵詞：保險，碳交易，資源，罰款超額累進制，技術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數
一、引言
本文的目的是通過提出新險種，即碳排放保險，來促進我們低碳經濟的發展。并且進一步完善我國環境責任保險制度，激勵企業改良生產條件不斷向集約型經濟發展，以及加強碳排放量超標的風險管理，提升該風險的管理水平，同時也能提高企業追求低碳經濟發展的意識。
二、碳排放保險的理論基礎以及參數設置
在以下模型中，將涉及到收益最大化情況下最佳碳排放量假設條件和碳排放量保險系數假設。
（一）收益最大化情況下最佳碳排放量假設條件如下：
⒈CDM合理定價且價格恒定
⒉CDM在國內以及國際上能夠無摩擦地自由交易
⒊企業不存在偷、逃稅現象
⒋在保險期間內，企業的規模和產量不變
（二）碳排放量保險系數假設：
⒈國家標準碳排放函數
我們規定，國家在未來的時間里，會逐漸限制企業的碳排放量。因此，我們設定了一個“國家標準碳排放函數”，企業每年的國家規定碳排放量逐年遞減。對于不同的產品生產企業，國家對其產品的允許碳排放量每年按照一定的減排量k進行減少（一定年限內），以促進企業改良生產技術，減少碳排放。假設：
At：企業在t年國家規定的排放量
A0：企業投保時，國家規定的碳排放量
AT：企業的國家目標排放量，即國家所規定的，在第T年必須達到的準許排放標準量
k：企業每年的平均標準減排量k=
因此，國家標準排放量遞減-時間函數表示為：At=A0-kt，k=
⒉罰款額實現超額累積制
對于超過國家年排放標準的企業，國家統一進行懲罰性罰款，罰款額（P）由基礎罰款（P）和超額排放累進罰款組成，對于超過國家標準的企業進行罰款額為（P），此后按照p=aX2+P進行累進的罰款，X=A-At為企業的超額排放量。即超排越多，每一單位罰款額增加越多。國家對于企業罰款收入，部分可以收歸國庫，部分可以對未超排企業進行鼓勵性轉移支付和對于購買碳保險企業進行適當補償。
⒊碳排放保險保費
碳排放保險保費額應根據國家標準規定的排放量，繳納一定量的費用。I=f1At，f1是單位保費， At為國家標準排放量。保費也可以按照企業自身預估碳排放額，隨企業自行購置投保額，此時單位保費為f2，其中f2＞f1，I=f2（At+X）=f2A，X為企業預估碳排放超排額。
⒋企業實際碳排放量： A
⒌免賠率：α
⒍單位保險金： θ
θ值由國家、地方政府以及保險公司根據地區差異共同設定，可以適當調整 θ值大小，促進落后地區的工業發展。
⒎保險金賠付額：
當A＞At，保險金賠付額B=（A-At）*（1-α）*θ=X*（1-α）*θ；當A≤At，保險金賠付額B=0
⒏企業投保激勵制度：
P1=d*p=d*（aX2+p），參數d即因為購置保險，國家進行的罰款減免系數，此系數0＜d＜1。此項制度是為了讓企業積極投保，基本上應保障投保企業的減免額大于基礎保費。
⒐若企業發生超額排放行為，即保險事故發生，則國家的實際罰款P2：
對于超過國家年排放標準的企業，國家統一進行懲罰性罰款，同時，對于已購置保險的企業，按照每單位超額排放量按照賠付率θ進行賠付。即企業實際罰款額為P2=P1-B=d*P-B=d*（aX2+p）-X*（1-α）*θ
⒑CDMs機制R1：
國家對于CMD的定價合理，在短期內，我們設定其價格不變，即單位CMD價格C元。當A≤At時，即企業未發生超額排行行為，企業能通過談交易市場獲利R1。R1=（At-A）*C
⒒保費返還額：R2
若企業未發生超額排放行為，即保險事故未發生，則對企業的部分保險費進行返還，返還額為R2。 碳保險年返還額應根據碳保險類型進行賠付，按國家標準規定的排放量，繳納一定量的費用的保險，按照R2=β1At返還，β1＜f1，β為返還比例。保費按照企業自身預估碳排放量和小于國家標準的排放額，即按返還率為 β2計算，其中β2＜f2，R2=β2At。最大保費返還額不得超過保險金額。
（三）技術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數：
運用EVIEWS軟件對中國各省1994年-2007年的工業廢氣排放量進行擬合，大中型工業企業產值以及大中型工業企業科技活動經費內部支出等三項數據（見附錄），得出技術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數。
由于大中型工業企業產值缺少1995、1996、1998年的數據，所以這里采用線性插值的方法進行彌補，將數據導入MATLAB，運用命令interp1（x，y，xi，‘linear’）進行插值，得出1995年、1996年、1998年工業數據是1108、1200.8、1373.5，單位億元。
下面是數據建模的過程：
從以上的散點圖可以看出，在經費較低的時候，廢氣排放量較高，而隨著經費的提高，廢棄排放量有了顯著的降低，尤其在經費為0～80這一段中，廢棄排放量下降了55%左右；而隨著經費的進一步增加，其邊際效應開始逐步體現，當經費從80增加到160時，廢棄排放量只有約25%的下降。根據經驗推測，應該使用logistic、指數、或者雙對數進行擬合，經過比較檢驗，可知采用雙對數函數進行擬合時的效果比較理想。以下對其主要過程進行詳述。
雙對數函數的形式如下：
lny=a+blnx
經過回歸處理可得到如下結果：
從以上結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方程和系數都是顯著的，但是從DW=0.745758可以看出此結果可能存在自相關，所以檢驗是否存在自相關，這里對殘差使用拉格朗日乘數檢驗，滯后階數從1到10進行循環，可發現該方程存在二階自相關，如下圖：
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0.02
εt=ρ1εt-1+ρ2εt-2+ν
使用EVIEWS進行估計，可得到如下結果：
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方程和系數都是顯著的，擬合度也很高。下面再對殘差進行自相關檢驗，結果如下：
以看出，已經明顯消除了自相關性。所以最終模型如下：
lny=2.185147-0.3590611lnx
得出該函數的經濟含義：經費每增加1%，廢氣就會減少0.36%。所以有必要讓企業進行技術革新，減少碳排放量，碳排放保險才有可行空間。
三、碳排放保險的模擬操作
由于現在大多企業采用粗放型生產方式，而未來發展趨于集約型，國家積極倡導企業產業優化，因此碳排放保險定義如下：積極促使企業改善技術和設施，減少碳排放。國家財政部應聯合保監會和銀監會設立碳排放基金，并通過財政支出對碳排放基金的成立進行注資，資金除了要保證補償賠付外，還要保證基金能在合理運營中抵御風險。
（一）未購買保險的企業可以分為兩類：
⒈CDM>國家標準：
對于未購買保險的企業，保險公司不承擔承保責任，不用進行賠付。但與此同時，國家對投保公司超過國家標準的碳排放量需要對罰款征收，按每單位碳排放量計算價格，對罰款額實現超額累積制度，即P=aX2+p。總收益為E1=-d*P=-d*（aX2+p）
⒉CDM 國家標準：
此情況即未引入碳排放保險的情況，企業只能對因為技術、機械設施革新原因使公司碳排放量少于國家標準的CDMs進行銷售，無其他收入?？偸找鏋?E2=R1=（At-A）*C
（二）購買保險的企業可以分為兩類：
⒈CDM>國家標準：
由于公司在超排前已經購置了碳排放保險，保險公司基于投保公司的保額進行賠付，將賠付款納入碳保險基金。同時，國家對投保公司超過國家標準的碳排放量進行罰款，按每單位碳排放量計算價格，對罰款額實現超額累積制度，即P1=d*p=d*（aX2+p），參數d即因為購置保險，國家進行的罰款減免系數，此系數0＜d＜1。此項制度是為了讓企業積極投保，基本上應保障投保企業的減免額大于基礎保費?？偸找鏋镋3=B-d*p=X*（1-α）*θ-[d（aX2+p）+f1At]
⒉CDM>國家標準：
保險公司不用對投保公司的進行賠付，實現盈利。投保公司不僅可以對因為技術、機械設施革新原因使公司碳排放量少于國家標準的CDMs進行銷售。同時，國家對投保公司低于國家標準的碳排放量進行補償，按每單位碳排放量計算補償額，此項支出來自于碳保險基金。總收益為E4=R=R2+R1=R2=β1At+（At-A）*C或者E′4=R=R2+R1=R2=β2At+（At-A）*C
由上述情況的分析可知，購買碳排放保險對企業在企業的排放超過國家標準的情況下有利，因此碳排放保險可行。
四、關于我國碳排放管理方面的建議
（一）改善各省區能源消費結構，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
針對各省區能源消費結構調整速度過慢，應當大力調整和優化各地區的能源消費結構，尤其是要大力開發和利用綠色能源與清潔能源，提高其在整個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具體而言，對湖北、重慶等省可以大力開發水電;西北地區則可以大力發展風電、太陽能光熱利用等項目;農村地區則注重生物質能的開發和高效利用。對于某些省區特有的能源資源稟賦，決定了其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因此應當促進煤炭消費相關的技術創新，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二）合理控制煤炭產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由于煤炭生產加工業對地區CO2 排放狀況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應該針對煤炭行業采用相應的減排措施。首先，應當合理控制煤炭產量，從源頭上減少CO2 的排放。例如，限制生產企業的規模、關閉生產效率低的小煤窯、淘汰高耗能的落后工藝、技術和設備等。第二，重視技術創新的作用，依托于技術創新來實現CO2 減排和經濟效益的雙贏。例如，對于煤炭生產中所產生的“廢棄物”進行加工和利用，從而減少廢物的排放，并通過重復利用為企業產生經濟利益。第三，對傳統的煤炭生產企業，可以通過政策鼓勵的方式引導其逐步加大對其他可再生能源或綠色能源的開發，一方面實現控制煤炭產量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夠為企業的長遠發展做好準備。
（三）加快各省區的產業結構調整。
我國不同省份經濟發展的異步性非常突出，因此需要針對各省的實際情況制定不同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具體而言，對處在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進程中的省份，應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以技術進步為目標，以提高技術水平和利用清潔能源為主; 對一些較發達的省區，應注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新能源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對以傳統的煤炭生產或高耗能的重工業為主要經濟命脈的省區，不僅要積極提高現有工藝的技術效率，而且要積極尋求其他清潔產業的發展途徑。
（四）制定并完善各省區CO2 減排工作的分析制度。
在制定各省區CO2 減排政策時，不能單從全國排放總量排名的分布來決定重視與否，而應當針對各省區特定的歷史狀況和發展趨勢決定政策的實施力度。具體而言，對于那些CO2 排放總量很低，但是惡化程度較快的省份，政府應該高度重視其CO2 減排工作。當然，前提條件是該政府必須要對本省區在全國的CO2 減排工作所處的位置和本省區的CO2 排放狀況有真實和及時的認識，而這就需要建立各個省區的CO2 排放核算和比較制度，同時需要一定的相關專業人才進行分析和指導。
（五）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碳交易機制。
中國碳強度目標是一種自愿性目標，和國際承諾沒有相關關系，不需要國際的MRV(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證)。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考慮未來國內碳市場與國際碳市場的關系，以及不同機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需要通過試點來解決。在歐洲，碳交易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其經驗對中國節能減排有著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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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雙減政策的原因和影響范文
中國的儲蓄率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是最高的，而且中國經濟尚處于發展中階段，投資仍應維持在一個與儲蓄率相匹配的水平，然而當前過高的實際利率已經難以促進投資。
由于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已經幾乎全部落實，加上存在經濟落入流動性陷阱的風險，未來繼續多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輔之以信貸激勵工具是更可能使用的選擇。另外，財政政策依舊應該改變目前的支出格局，加大投資，僅依靠居民消費來維持總需求并不利于長期的經濟增長，并且空間不大。
物價應當著眼總需求
針對學界與金融市場關于中國是否已經陷入通縮的大討論，央行副行長易綱指出，若僅以CPI來判定，中國還未出現通縮。話雖如此，然而長期存在通脹過低的情形，至少已經足以反映出中國經濟出現了問題――總需求不足。
CPI依然是目前最全面地反映居民生活成本變動的經濟指標，但是它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刻畫通貨膨脹形勢和總需求的指標。以美國為例，考慮到諸如糧食減產、石油供給波動等臨時性因素，而這兩項約占到CPI權重的25%，因此也就有了剔除食品與能源的核心CPI。再看中國，食品占CPI的權重在三分之一左右，但農產品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偏低，政府通過補貼收購儲備糧變相提高了農產品價格，非食品CPI同比漲幅2015年以來在1%附近波動。
其次，隨著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居民消費方式已經發生了從實體零售向網購的遷移。在觀察統計樣本的時候，就不能把網購價格排除在外。阿里巴巴下屬的阿里研究院制作的網購核心商品價格指數反映了網購主流商品和服務的一般價格波動。該指數年同比漲幅自2012年至今只有一個月為零，其余月份均為同比下降，最新公布的9月份數據為同比下降1.6%。
再者，中國雖然還處在發展中國家階段，食品支出在居民總支出當中的比例比發達經濟體高，但是按照恩格爾定律揭示的普遍規律，這一比例也是在遞減的。因此，物價也應當動態地反映經濟發展的變化，不能夸大食品在統計CPI過程中的權重。
另外，目前社會各界已經普遍認識到整個經濟體的債務負擔較重，但對利息負擔的估計卻仍有不足。其原因在于農業部門的負債率很低，大部分農戶甚至沒有負債，因此在用通脹計算負債者的真實利率的時候，給農產品和食品價格較小的權重是合適的。相反，用CPI估算的通脹實際上會低估高負債的工業生產部門承擔的真實利率，進而低估利息費用。
而PPI的降幅比較準確地反映出了工業生產領域的通縮現狀。這也與目前企業部門債務負擔最重、居民部門債務負擔最輕的宏觀現象相吻合。據此計算實際利率的話，按照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4.3%，真實利率已經達到10.2%。很顯然在這么高的利率環境中投資是一定會受到抑制的。
在10月23日央行公布“雙降”的解釋中，也提到了GDP平減指數負增長的現象。中國前三季度GDP平減指數為-0.3%;第三季度實際GDP為6.9%，相比之下名義GDP增速僅為6.2%，平減指數應當更低。GDP平減指數跌為負值反映出整個經濟很可能已經處在通縮當中，即便是CPI同比增速還是正數也難有說服力。
這里需要考慮金融市場的作用?？陀^上，金融泡沫是有推高通脹的作用的，這一點也被陷入低通脹困境的發達國家貨幣當局用來制造再通脹?？山鹑谂菽钠茰缫矔鄳卦斐扇ネ浀男Ч?。隨著中國股票和債券市場從2014年開始普漲，應當也對維持通脹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隨著金融泡沫的破滅，未來通脹水平有可能繼續下行。
影響未來通脹的另一因素食品價格受到農產品供需影響。但是2015年入秋以來，中國糧食主產區的玉米、小麥價格出現罕見的20%-30%的降幅。這一方面是由于國家糧庫售出結束后各地仍有很多糧食不能入庫，國家糧食局稱糧食存儲量之高“前所未有”;同時全球農產品價格下跌也導致了國內糧食進口量增加下跌，未來糧食市場進一步開放也是大勢所趨。
因此，隨著推高CPI的臨時性因素逐漸消褪，國際糧食價格對國內的沖擊也將越來越明顯地體現，那么更加不容樂觀的總需求狀況或將暴露出來。
低通脹因投資不足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儲蓄率和平減指數衡量的通脹率大體呈同向變動的關系。這其中的邏輯是儲蓄在過去基本上順利轉化為了投資，進而影響了總需求和通脹水平的周期性波動。
盡管政府有意調整過高的儲蓄率，但從2006年至今，中國仍維持著45%-50%的儲蓄率水平，目前僅略低于2008年的峰值，尚未出現儲蓄率趨勢性下降的苗頭。而且中國維持著較高的國際收支順差，過去幾年中國的儲蓄率雖然有所下降，但凈儲蓄額占全球凈儲蓄額的比例依然在上升，遠高于發達國家，支持投資活動的融資。
進一步看，中國的高儲蓄率主要體現在政府和企業，居民儲蓄率長期維持在大約20%，因此如果要靠消費提升總需求只能依賴于收入增長。然而企業盈利狀況持續惡化，低通脹不會帶來工資上漲的動力，很難想象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消費支出還會上升。
對比中美我們不難發現，無論發展中經濟體還是發達經濟體，至少在五年左右的時間跨度中考察，消費需求大體上仍呈現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投資才是影響經濟波動更主要的因素，美國投資貢獻了絕大部分GDP增長的波動。中國消費增速下行過程中，投資增速更明顯的放緩導致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被動提高。
因此，用儲蓄率下降和增長模式轉型來解釋中國目前的低投資和低通脹是不完備的，而不是說目前中國的低投資是理所當然的“新常態”。那么更可能的原因是目前儲蓄轉化為投資受阻，障礙就是真實利率過高。
三年多的低通脹狀態足以讓投資者形成長期預期，而且事實上中國的投資回報也在下降。這就導致了資本的邊際效益偏低，甚至不足以覆蓋利率，難以吸引新的投資。而在工業領域，通縮讓真實利率更高，相關企業在這樣的環境中會承受資本的損失甚至是破產。長此以往不利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并會嚴重打擊投資者信心。
財政防范兩個極端
凱恩斯告訴我們，投機信心或者信用狀況二者之一的弱化足以造成經濟崩潰，但是經濟復蘇卻需要二者同時兼備。寬松的貨幣政策旨在降低無風險利率，其作用機理在于刺激投機信心，卻對改善信用狀況無能為力。而在利率市場化之后，“雙降”甚至在降低無風險利率方面的效果也很有限，緊跟著降息之后公開市場回購利率下調的幅度只有10BP，商業銀行也紛紛上浮存款利率。
就貨幣政策而言，既然短期的政策利率已如同揮舞空中的繩子，那么未來更可能的是繼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財政政策實際上更為重要。從長期考量出發，需要政府以社會公眾的共同福利來計算資本品的邊際效益，并負擔起更大的責任來直接組織投資。
如果把范圍擴大得更廣一點，并結合目前中國部分領域固定資產投資偏高的實際情況，這種投資應當不限于實物資本，還可以擴大至對勞動力的投資，諸如教育、醫療、城市公共服務。
第5篇：雙減政策的原因和影響范文
關鍵詞：國際收支；現狀；對策
國際收支是一國居民在一定時期內與非居民之間的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往來所產生的全部經濟交易的貨幣記錄。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主要由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決定，而經常賬戶的盈虧取決于一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金融賬戶則主要決定于金融市場的利率、風險、投資報酬率與其他非經濟因素的變動。從動態上講，國際收支活動描述了一種經濟現象，反映了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全部對外往來的貨幣收付活動。就靜態而言，國際收支描述了一國與其他國家之間貨幣收支的對比結果，把這種結果加以系統地記錄，就形成了國際收支平衡表。
我國國際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紀90年代，除個別年份外，呈現出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特別是21世紀以來，雙順差規模出現迅速擴大的趨勢。正是由于這種國際收支雙順差所引起的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導致了我國目前一段時間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對沖銀行體系過多的流動性。近兩年來，我國國際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國內外相關學者的關注。
一、近幾年我國國際收支的現狀
根據國家外匯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由于貨物貿易順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經常項目實現順差1608.18億美元，同比增長134.23%，占我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上升為72%，主要是因為貨物貿易順差大幅上升。根據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5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1342億美元，增長128%。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629.64億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對外投資增長較快，“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由順差轉為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占2004年中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逆差分別為49億美元、40億美元。在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的推動下，外匯儲備增長2089.4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了22.6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增加0.05億美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減少19億美元。2005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8189億美元?！皟粽`差與遺漏”出現在借方，為168億美元，相當于國際收支口徑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的1.21%，在國際公認5%的合理范圍以內。2005年，我國的國際收支交易總規模2.42萬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7%，占gdp比重進一步上升到109%。國家外匯局在《國際收支報告》中指出，這表明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度進一步擴大，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更加緊密，對外經濟運行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增強。
2005年，國家繼續運用貨幣、財政等政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進一步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金融體系改革取得進展，整體穩健性增強。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積極發展外匯市場，放寬匯價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增強，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不斷擴大。
2006年，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對外開放邁上新的臺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匯率彈性提高。國際收支延續“雙順差”的格局，經常項目實現順差2498.66億美元，同比增長55.37%，其中出口11444.99億美元，進口8946.3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66%和20.45%。我國進出口的高速增長得益于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國際市場需求的不斷增長，使得我國對外出口貿易形勢大好。在進口方面，我國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進口需求穩步增長，使得我國進口持續快速發展。從整體數據來看，運輸是導致經常項目中的服務項目出現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億美元，支出343.69億美元，逆差133.54億美元，與2005年運輸逆差63.32億美元相比，同比擴大70.22億美元。
從2003年到2007年經濟保持增長較快、效益較好、運行較穩的基本態勢，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雙順差”的格局。國際收支順差式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在這幾年里，“雙順差”似乎已經成為我國國際收支的“慣例”。經常項目順差1629億美元，同比增長78%，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個百分點。調整、對部分產品加征出口關稅等政策執行前搶先出口，貨物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貨物貿易出口5472億美元，進口4115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28%和18%；順差1357億美元，增長70%。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2億美元，同比增長132%，較上年增長1.3倍，改變了2006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流入62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4%。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逐步實施，對外直接投資較快增長，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80億美元，增長21%。證券投資逆差4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44億美元。其中，我國對境外證券投資凈流出15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97億美元；我國從境外證券市場融資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投資流入10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53億美元。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80億美元，同比增長21%，其中，非金融部門對外直接投資78億美元，增長21%；對外直接投資撤資清算匯回6億美元，增長142%；凈流出74億美元，增長17%。“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特征使得我國外匯儲備進一步增長。截至2007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1332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億美元。持續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規模，有助于提升我國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并且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
二、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的原因
我國連續的、長期的、大幅度的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已明顯表現為經濟的外部失衡。這既有悖于傳統的國際收支結構理論，又是各國國際收支結構實踐中罕見的，其之所以能夠維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和國內特殊的管理體制與鼓勵政策，但其本身也潛伏著一定的風險，引發諸多矛盾和問題。這種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觀復雜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國際的原因，也有國內自身的原因。 從國際上來看，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的緊密聯系，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了尋求更優化的資源配置，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產業和產品向國外的轉移。而我國為了適應國際形式的發展，日趨完善基礎設施和優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時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國具有廉價的勞動力成本，這些都使得我國逐漸成為國際制造產業轉移的一個主要目的地，連續數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時由于我國國內金融市場比較
不發達，國內企業往往借助境外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從而增加了資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也促進出口的增長，1992年以來境外資本流入中國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從國內來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國的持續大額順差。
（一）儲蓄率過高
我國經濟增長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儲蓄率過高。國內總儲蓄率在20世紀90年代平均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盡管投資率在此期間也有所增長，但儲蓄快于投資的增長，擴大了經常帳戶順差。當前的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無論與本國歷史平均相比還是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均處于高位。一般認為中國儲蓄率高主要是因為個人儲蓄欲望強烈，但更主要的是企業和政府的儲蓄率高，企業高儲蓄率帶來的投資增長效益較低并可能導致產能過剩。此外，國內儲蓄轉化為投資渠道不暢，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導致企業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自有儲蓄。
（二）加工貿易仍占主導地位
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密集、技術含量低的產業和領域，以加工貿易出口為主，而加工貿易出口方式與貿易出口數量的增加呈明顯正相關的關系。深入分析我國貿易結構可以發現，一般貿易及其他貿易實際上處于逆差狀態，持續攀升的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無論是通過來料加工還是進料加工，最終產品一般銷往國外，在我國境內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構成順差。因此，加工貿易的規模越大，相應的順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對稱性的國際收支政策
長期以來，我國采取鼓勵出口和鼓勵外資流入的非對稱性國際收支政策。我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是多年的“獎出限出”的傳統思想和對外資不加選擇的“超國民待遇”等經濟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資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導致資本項目凈流入大于凈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資的大量涌入不僅拉動了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而且加大了外資企業在我國出口中不斷增長的比重。
三、促進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主要對策
我國目前的“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結構與其基本國情是極不相稱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較為理想的國際收支結構應是：貿易項目逆差，經常項目保持平衡，資本項目下的順差。而目前的國際收支失衡、巨額的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國家提出“調投資、促消費、減順差”的政策導向，運用各種手段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國過高的儲蓄率
貨幣政策的取向應當是貨幣供應收緊，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幣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實行降低投資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當前貨幣政策應當適度從緊，包括降低貨幣供應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應當繼續加息并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控制流動性。同時，人民幣匯率應該更加靈敏地反映市場供求變化，更加富有彈性。這些政策措施都將有助于糾正內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進行進出口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核心競爭力
經常項目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進出口產業結構失衡，出口集中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產品缺乏核心技術競爭力，在國際上以低價量大為特點，企業利潤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傾銷訴訟。進口缺乏中國真正急需的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發達國家產業調整僅僅把我國作為制造業基地，真正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的研發都在發達國家國內。因此，我國現在必須調整進出口產業結構，限制高耗能高耗資源型出口；并把環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納入企業的出口成本；開發產品核心技術創造力，提高企業自主競爭力，實現在平穩出口量的基礎上利潤最大化。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對外投資
積極探索多元化、多層次的外匯運用方式，通過各種渠道擴大對外投資。政府應進一步完善支持企業“走出去”的相關法律和政策，給予其適當的優惠政策和信貸支持，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擴大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的領域、途徑和方式，繼續發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鼓勵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開展境外加工貿易，帶動產品、服務和技術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開發國內短缺資源，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置換；健全對境外投資的服務體系，為實施“走出去”戰略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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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麗麗,趙雪梅.淺論中國國際收支失衡調節[j].當代經濟,2007(7).
第6篇：雙減政策的原因和影響范文
關鍵詞 碳排放；因素分解；廣義費雪指數；動態演進
中圖分類號 N9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11-0001-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01
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增長迅速，能源消耗不斷增加，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未有改變，化石燃料能源的消費造成約有90%左右的碳排放，導致碳排放總量不斷增長。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其作為約束性指標被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研究中國的CO2排放演化變化對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以避免走發達國家“污染在先治理在后”的發展道路，具有指導意義。
1 文獻綜述
國內外關于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研究已有不少成果。Wang等［1］采用對數均值迪氏分解法(LMDI)對我國1957-2000年的CO2排放進行了因素分解，結果表明代表技術因素的能源強度是減少碳排放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能源結構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經濟增長帶來碳排放的增加。Fan等［2］ 采用適應性加權迪氏分解法(AdapIive Weighting Divisia，以下簡稱AWD)分解了1980-2003年碳排放強度(carbon intensity)的影響因素，發現盡管中國的CO2排放總量在上升，但是碳排放強度在下降。徐國泉等［3］采用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指數分解法分析了1995-2004年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長，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結構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都呈倒“U”。馮相昭等［4］利用修改后的Kaya恒等式對1971-2005年中國的CO2排放進行了分解，結果表明
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是CO2排放增加的主要驅動因素。胡初枝等［5］通過對我國六部門能源消費數據使用簡單的碳排放公式計算得到的1990-2005年CO2排放量進行了簡均的因素分解，指出規模和能源強度是正負兩類最主要的因素，并且指出不同產業碳排放差異較大，產業結構的變化對碳排放減少有一定影響。國外也有很多有關碳排放的研究成果，Chris P. Tsokos, Yong Xu［6］通過建立一個CO2排放的微分方程系統，得到一個隨時間變量變化的累積函數，利用該系統預測了10、20和50年CO2排放構成因素的變化率。Knapp等［7］從Granger因果檢驗的角度，研究了全球CO2排放量和全球人口之間的因果關系，認為兩者之間不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但是全球人口是全球CO2排放量增長的原因。D. Diakoulaki等［8］采用簡化的Laspeyres模型，將希臘在1990-2002年之間均等的分為兩個碳排放時期，研究結果為希臘的碳排放增加的原因給出了解釋，并為完成碳減排的目標提出了建議。D. Diakoulaki, M. Mandarak［9］用簡化的Laspeyres模型，利用5個因素分解分析了歐洲14個國家的工業部門CO2的變化，發現大多數歐盟國家雖然已經做出相當大的努力，但沒有充分發揮減排貢獻。
由以上可見，當前對碳排放變動因素分解分析用的較多的是拉氏指數和D氏指數分解法，但它們各自都有其自身缺陷，費雪指數法則折衷這兩種指數方法，并能很好的克服它們的缺點，更好的消除了因素分解的殘差項，得到的結果更加精確。本文從碳排放現狀出發，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采用廣義費雪指數法對中國碳排放變動進行因素分解，分解分析能源結構，能源效率和經濟發展等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影響。最后一部分給出了主要結論并提出了相應的碳減排對策。本文用新方法分析研究中國碳排放變動演化情形，所得結果綜合了以往方法的結果，并獲得新的有意義結果。得到當前能源效率因素抑制作用逐漸增，強能源結構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的結論，這與以往的結果不同，首次擬合了各種影響因素的瞬時變化率特征，進一步反映出各影響因素的動態演進過程。
2 GFI模型評價
尋找二氧化碳減排途徑的前提，是準確分析和計量促使碳排放增加的原因何在。指數分解分析作為研究事物的變化特征及其作用機理的一種分析框架，近年來在社會經濟研究各方面中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目前，最常用的包括Laspeyres指數分解和Divisia指數分解等［10-12］。但是，當指數分解存在殘差項時，說明碳排放變動的部分不能為以上模型所解釋。拉氏指數法及絕大部分D氏指數都存在著這個缺陷。相對于拉氏指數和D氏指數法各自都有其自身缺陷，費雪指數法則能折衷這兩種指數方法，并能克服拉氏指數和D氏指數法的缺點。Ang、Lju和Hyun-Sik Chung［13］比較了廣義費雪指數(the Generalized Fisher Index)與其他五種常用的IDA方法，即：拉氏指數、帕氏指數、AMDI，算術平均D氏指數、LMDI Ⅰ(對數平均D氏指數法Ⅰ)、LMDI Ⅱ(對數平均D氏指數法Ⅱ)，并利用Fisher提出的因子互換檢驗、時間互換檢驗和比例檢驗；Balk提出的總量檢驗；Ang和Choi提出的零值穩健檢驗；Chung和Rhee提出的負值穩健檢驗對各種方法進行了上述檢驗，給出了檢驗結果，為選擇合理的因素分解方法提供了有力的依據。廣義費雪指數只在其中的總量檢驗中未通過，其他檢驗均通過，而其他方法均有兩個或更多的檢驗未通過，因此廣義費雪指數表現出優良的因素分解特性，綜合來看其是進行因素分解的最佳方法。
碳排放因素分解法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形式，即加法分解(Additive Decomposition)和乘積分解(Multiplicative Decomposition)，目前研究中多選用拉氏指數和D氏指數方法的加法分解，均存在一定缺陷，費雪指數法屬于乘積分解，模型更加復雜，而且對分解因素更加難以把握，本文克服了這些問題，首次將費雪指數法和碳排放公式很好的結合，很好的選擇了碳排放變動的影響因素，故而本文擬采用費雪指數法對中國碳排放變動進行因素分解，分解分析能源結構，能源效率和經濟發展等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影響，進一步擬合了各種影響因素的瞬時變化率特征，反映出各影響因素的動態演進過程。
3 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及演進分析
3.1 模型基礎
Ang等［13］提出的廣義費雪指數(GFI)方法，具體實現過程如下：設V為總量指標，其由n個分量X1，X2，…，Xn表示。i表示總量指標的次級分類，用于進行結構變化的分析，則有：V=∑iVi=∑iX1iX2i…Xni。定義N={1,2,…,n}，N的勢為n。 S為N的一個子集，勢為s′。定義函數V(S)=∑(∏l∈SXTl∏m∈N＼SX0m)，V()=∑(∏m∈NX0m)其中為空子集，上標表示時期0和時期T。根據“幾何平均”原理，將VT/V0分解為n個部分。每一要素X
3.2 數據處理及結果
采用的基礎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部分數據通過簡單計算和整理得到，值得說明的是GDP采用了以2000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計算，以剔除價格波動的影響。具體見表2。
在該模型中，X1代表能源結構因素，即i種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份額；X2代表能源效率因素，即單位GDP的能源消耗；X3代表經濟發展因素，即人均GDP。利用公式(4)(5)(6)，分別計算能源結構因素、能源效率因素和經濟發展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影響。結果見表3、表4和圖1。
表3及表4是中國碳排放變動的GFI因素分解結果。我們發現，經濟發展因素對碳排放變動的貢獻最多為12.125(占42.9%)，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的影響次之，分別為7927(占28.7%)和7.827（占28.4%）。
從圖1可以看出，中國人均碳排放總體在不斷增加，2000-2002年期間，中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緩慢，但是，2002年以后一直急速增長，年增長率超過10%。顯然，造成中國人均碳排放急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
增大。而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的因素是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但效果并不明顯。效率因素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倒“U”型，并且近幾年其抑制作用有增強趨勢，這也是最近幾年中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的趨勢有所減緩的主要原因。2001-2003年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的抑制貢獻率與經濟發展的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最小，而此時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在2001-2003年增長最緩慢，但隨后，由于能源效率的抑制貢獻率的減小和經濟發展的拉動貢獻率的增大，抑制貢獻率與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又不斷擴大，導致了中國人均碳排放呈指數增長。
3.3 影響因素演進分析
從本文以上研究，已經得到能源結構、能源效率、經濟發展這三個影響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貢獻率的大小，為了解決這些因素在未來具體如何演進，進一步反映出各影響因素的動態演講過程，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擬合方法，很好的反映碳排放影響因素瞬時變化規律和變化趨勢。過程如下：
首先擬合出能源結構因素的瞬時變化率，圖2表示能源結構因素DX1的變化率，縱坐標代表變化率（%），橫坐標代表時間（年）。
能源結構因素的瞬時率擬合方程為：
dDX1(t)dt=-0046 979 t4+37675 t3-1133 e+006 t2+1514 3e+009 t-7590 1e+011
若能源結構因素變化率D•x1(t)>0時，則表示能源結構隨時間的變化率為正，能源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越來越
圖2 能源結構因素的變化率特征
Fig.2 Rate of change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大。由圖2可見，2002年至2004年中國的能源結構因素瞬時率都是為正，而能源結構因素對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說明在這一段時期內能源結構因素發揮了逐漸增強的抑制作用。
若能源結構因素變化率D•x1(t)
類似可以得到能源效率因素和經濟發展因素的瞬時變化率，形成圖3和圖4。
能源效率因素的瞬時率擬合方程為：
dDX2(t)dt=0502 22 t3-3 0213 t2+6058 4e+006 t-4049 6e+009
若能源效率因素變化率D•x2(t)>0時，則表示能源效
率隨時間的變化率為正，能源效率對碳排放的影響越來越
大。由圖3可見，2002-2005年中國的能源效率因素瞬時率都為正，而能源效率因素對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說明這一時期能源效率抑制碳排放的作用逐年增強。
若能源效率因素變化率D•x2(t)0時，則表示經濟發展隨時間的變化率為正，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越來越大。
由圖4可見，2002年至2008年中國的能源效率因素瞬時率都是為正，而經濟發展因素對碳排放起促進作用，說明此段時期經濟發展不斷地促進碳排放增長，給碳減排帶來極大的壓力。
4 結果比較及特點
在關于碳排放因素分解方面的研究中，本文所得研究結果與以往研究結果有相近的地方，也有不同之處，以下給出了本文與其他人研究結果的比較及特點分析。
徐國泉、劉則淵、姜照華［3］采用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指數分解法分析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因素，得到2000年以來，人均碳排放增長率超過10%，2000年以后，抑制貢獻率與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長，這一結果與本文相似。但本文又進一步得到2001-2003年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的抑制貢獻率與經濟發展的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最小，而此時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在2001-2003年增長最緩慢，但隨后，由于能源效率的抑制貢獻率的減小和經濟發展的拉動貢獻率的增大，抑制貢獻率與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又不斷擴大，導致了中國人均碳排放呈指數增長，并且近幾年能源效率因素逐漸增強，這一系列的結論有別于前者的研究結果。
D. Diakoulaki等［8］采用簡化的Laspeyres模型，從人類活動、能源強度、混合燃料三個因素方面分解分析了希臘在1990-2002年之間的碳排放，得到人類活動因素引起CO2排放量增加32,242萬t（占到150%），能源強度因素占-35%，混合燃料因素占-15%，后兩個因素共減少CO2排放10 575萬t。本文得到經濟發展因素（即人類活動因素）對碳排放變動的貢獻最多12.125(占42.9%)，能源結構因素（結構效應因素）和能源效率因素（即能源強度因素）的影響次之，分別為7.927(占28.7%)和7.827（占28.4%）。說明經濟發展因素對中國和希臘都是正效應并占到主導位置，其它因素雖然起到負效應，但減排效果微弱。
Ming Zhang, Hailin Mu等［15］采用完全分解方法分析CO2強度，能源強度，結構變化和經濟活動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結果表明，經濟活動對CO2排放量變化起正效應作用（占196%）；1991-2006這段時期，能源強度下降對CO2排放減少影響較大（占到126%）；CO2強度和結構變化的影響相對較小。并得到中國CO2排放量在全球減排中作出重大貢獻。而本文認為2000-2008后這一段時期能源強度（能源效率）因素的抑制作用仍然不明顯，為7.827（占28.4%），但其抑制作用還在逐漸加強。
李艷梅、張雷、程曉凌［16］按照“共同產生、平均分擔”原則，構建了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選擇1985-2007年的數據，計量經濟總量增長、產業結構演進和碳排放強度變化所產生的碳減排效應，表明造成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經濟總量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而產生碳減排效應的因素惟有碳排放強度降低。該模型沒有很好的處理結構分解過程中的殘余項，而本文得到的是碳排放強度（即能源效率）因素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倒“U”型，并且近幾年其抑制作用有增強趨勢，這也是最近幾年中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的趨勢有所減緩的主要原因。
以上幾位學者的研究都沒有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并不一定引發碳排放的增加，經濟增長也會自發導致碳排放量的減少，我國碳排放政策的缺失，節能減排政策實施滯后是導致我國碳排放持續上升的又一重要因素。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經濟發展是我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的主導因素。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產出的增長是滿足國民生存與發展基本需求的必要條件，維持經濟系統運行帶來的能源消費是無法避免的，其導致的環境壓力上升也是在所難免。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在2002年后急劇增長，說明僅依賴能源效率的提高已難以抑制經濟發展引起的中國人均碳排放。因此，本文強調在未來的中長期發展規劃，我國碳減排的政策制定不能從控制經濟發展規模的方面采取主要措施，應該大力優化能源生產消費的結構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完善環境經濟政策和節能減排政策。
5 碳減排對策建議
為了達到2020年碳排放減排的目標及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做出貢獻，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幾點碳減排對策：
（1）環境調控政策和相關立法的完善。前文研究得到經濟增長并不會自發導致碳排放量的減少，經濟增長也并不一定引發碳排放的增加，控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碳排放，應建立實施技術標準、碳交易、碳排放的企業準入門檻、節能減排等政策措施降低碳排放量，完善相關的碳排放法律法規。
（2）改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由于受能源賦存條件以及經濟條件限制，我國很難盡快改變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格局。但是積極增加油氣進口，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逐步減少煤炭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增加石油、天然氣、水電、核電所占比重，中國的碳排放將得到很大的緩解。此外，在加強能源結構調整的同時，加速發展煤炭清潔利用技術，實現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減少碳排放。大力發展環保產業。
（3）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國內外很多專家學者的研究中都提到，碳減排的主要措施之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本文研究中也得到，能源效率對抑制碳排放的作用有加強趨勢，可見今后繼續依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的空間還很大。可通過更新設備、采用先進技術和工藝、加強能源管理等措施，提高一些高耗能行業的能源利用效率，充分挖掘高耗能工業部門的節能減排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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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Carbon Emissions Change in China
TIAN Li xin ZHANG Bei bei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China)
第7篇：雙減政策的原因和影響范文
截至2008年7月，全球其他國家持有美國國債總量已經達到26764億美元，較2007年7月的22010億美元上漲21.6％。
美國消費者長期以來透支其未來的收入，一直被認為是美國經濟貿易和財政“雙赤字”模式乃至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根源。關于這一課題的討論已有時日，但出人意料的是，這一失衡的經濟會以次貸為導火索，引發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金融風暴。
美國消費的透支，在房地產領域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這種透支，在前幾年的低利率松貨幣環境中，催生了房地產市場的超級繁榮，并由華爾街的精英們利用各種復雜得讓人難以理解的金融衍生工具，將泡沫營造得登峰造極。隨著銀根收緊，民眾貧乏的支付能力有如皇帝的新衣，根本無從掩飾房地產市場的極度透支。支柱既去，泡沫大廈隨即坍塌。
次貸危機的爆發，意味著東亞過度儲蓄、美國透支性消費的模式已難以維持。然而，在未來國際經濟和貨幣體系如何調整仍未有明確答案的情況下，美聯儲和各國央行如何共同應對這一危機，將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全球共震
在《財經》特約經濟學家謝國忠看來，雖然美國政府已針對金融市場出臺一系列援助措施，但美國現在仍亟需大量資金注入，以彌補其處理不良資產過程中的損失。事實上，無論救市成功與否，美國的“雙赤字”形勢還將進一步惡化，而美元獨霸全球貨幣體系的局面已然松動。
在此之前，美國的財政、貿易雙赤字局面已使全球經濟處于失衡狀態。一方面，美國消費透支，政府財政赤字也因減稅和軍備開支積重難返；另一方面，東亞等新興市場國家通過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所獲得外匯儲備增量卻又不得不流回美國。
這一局面正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被迫調整。在前香港證監會主席沈聯濤看來，目前全球貨幣體系因此可能面臨一次“大洗牌”，美國經濟形勢的惡化和歐元的崛起暗示了未來貨幣格局的趨勢。
“金價和油價的上漲實際上已經說明了市場這個信心的變化，當市場參與者對于美國的‘莊家’地位喪失信心，自然會出現這種轉移，歐元的出現給投資者提供了另一個選擇的機會?！鄙蚵摑f。
花旗集團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認為，雖然美國政府連續釋放堅持強美元政策的信號，但美國經濟的基本面因素決定了所謂的強美元政策只能是空中樓閣；無論是高速的經濟增長還是資產市場繁榮，目前看來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依靠不斷增加外部資本輸入而支持的增長模式是無法持續的。隨著美國經濟的增長，每年需要輸入的資本的規模不斷擴大。而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美元資本的意愿卻在不斷下降。
一方面，中國和許多其他東亞國家已經開始追求更加均衡的增長模式，刺激國內需求，減少外部賬戶盈余；另一方面，最近幾年美元貶值，各國持有美元資產的意愿也開始下降，并轉向持有更多的歐元、英鎊等資產。
不過，即使各國已經認識到投資美元資產，特別是國債資產可能存在的縮水風險，他們的選擇余地也并不大。
謝國忠稱，解決金融危機之道，需要全球的共同參與。這種全球協力的必要性在于，如果聽任美國一家獨撐困局，鑒于美國經濟令投資者疑慮的現狀，一旦美國國內各種債務之間的輾轉騰挪已再無回旋余地時，印發貨幣便成惟一的出路。而一旦這種情況出現，其他國家持有的美元資產將遭受重大損失，并導致全球范圍內不可預測的衰退。
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7月，全球其他國家持有美國國債總量已經達到26764億美元，較2007年7月的22010億美元上漲21.6％。這也是各國不得不配合美國步伐的重要原因，在一個密切聯系的世界金融市場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但是，受《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約束的歐洲國家，很難以財政刺激的方式來協助美國。在歐盟成立之初，就已經對各國的赤字率做出了嚴格的限制――政府年度財政赤字總額不得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國債總額不得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60％。
各國目前的配合政策，可能仍然僅限于央行通過常規工具向市場中注入流動性。
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可能比之前任何一個時刻都更加重要，一旦以公允價值計價的金融資產減計壓力降低，將給歐洲和美國脆弱的金融業爭取到消化“壞賬”的寶貴時間。美國7000億美元援救計劃由此顯得非常關鍵。
衰退之憂
金融市場的危機尚未見底，實體經濟的衰退卻已近在眼前。
二季度美國GDP一改頹勢，環比上漲3.3％，本來很令投資者鼓舞；但很多經濟學家卻仍悲觀地認為，這一數字不過是由凈出口和個人消費支出支撐起的“假象”。
個人消費支出增長，原因是返稅計劃的刺激；凈出口增長，則因為美元在二季度中出現相對弱勢。在消費項目中，近期無論是消費者未償信貸、個人消費支出，還是與消費具有較大關聯的耐用品和零售數據，均不見好轉跡象。隨著退稅計劃影響消失，經濟能否維持堅挺，前景不容樂觀。
與此同時，就業市場持續疲軟，失業率節節攀升，美國7月和8月兩個月的失業率分別上升至5.7％和6.1％。
摩根大通亞洲研究部門負責人大衛費爾南德斯（David Fernandez）認為，和前幾次經濟蕭條期相比，目前美國失業率的惡化程度雖然尚有不及，但失業率的不斷上行，將可能意味著更廣泛意義的負面打擊。
另一大不確定性在于，如果美國龐大的刺激計劃得以實施，美國必然再度面臨龐大的赤字困擾，美元下跌繼而油價再度飆升的一幕也許會再度重演。9月22日，在美元下跌和合約到期，空頭頭寸補回的影響下，紐約商業交易所（NYMEX）交易的10月交割原油期貨合約價格巨幅上揚25美元，創下近年以來的單日漲幅之最。
而在前期，原油價格最低探到接近90美元每桶的低位。正如黃金、原油一貫表現出來的趨勢一樣，相關因素的變動往往會出現聯動影響。財政刺激計劃可能要以通脹的風險作為代價。
渣打銀行美國經濟分析師大衛賽蒙斯（David Semmens）稱，近期美國經濟數據包括失業率，工業產出和零售數據均表現疲軟，夏季的大規模退稅計劃使得消費者支出沒有過于衰退；不過該退稅計劃的刺激已經逐漸弱化，下一輪的財政刺激計劃有可能推出，但其效果可能要等到2009年才能見分曉。
現在美國實體經濟各方面的指標都無法讓人樂觀：失業率高漲，工資增速回落，房價和資本市場萎靡不振，信貸進一步收緊。金融市場的動蕩必然令個人消費或企業支出更趨于謹慎。與此同時，經濟增長中一個重要的部門――出口，無論是對歐洲還是世界其他部分，在最近幾個月均有所回落。
謝國忠對美國經濟前景非常悲觀，認為2009年美國經濟增長將下滑大約2個百分點。
“財政刺激計劃可能有助于金融市場信心的恢復，但無法阻止實體經濟的衰退。”賽蒙斯認為，美聯儲仍可能在2009年初降息，而至6月可能會將聯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
不過，目前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美聯儲對通脹時刻保持警惕。經歷次貸危機中的緊急降息后，聯儲委員們似乎已開始對放松利率出現抵制情緒――哪怕是很小的讓步。
高盛全球經濟研究團隊在其近期報告中預測，美國GDP增長速度年內仍將停滯，而這種遲緩的增速可能要一直延續至2009年末。通脹則將逐步緩和，CPI回落速度可能要快于核心CPI的回落速度。雖然現在至年末美聯儲利率政策仍將保持中性，但在明年上半年，政策可能會向減息一端傾斜。
第8篇：雙減政策的原因和影響范文
受“三公消費”政策影響，高端白酒市場持續低迷，行業漸入寒冬。大勢如此，瀘州老窖（000568.sz）的未來不免令投資者心神不定，擔心其能否平穩過冬。
從瀘州老窖2013年中報來看，公司二季度似乎出現轉好跡象。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營收達到52.56億元，同比增長1.2%。其中，一季度實現收入30.84億元，同比下降3.38%；二季度實現收入21.72億元，同比增長8.55%。但進一步分析可發現，營收雖然增長，毛利卻在下降，尤其是高端產品，其銷售更是下滑驚人，幸好中低檔產品放量，才能有效彌補業績損失。
營收增長但毛利下降
盡管二季度營收同比出現正增長，但是，刨除當期預收款貢獻后的實際銷售額卻是在下降，只不過降幅有所收窄。
實際銷售額=營收-預收賬款的減少÷1.17，按此計算，2012年上半年，實際銷售額為50.48億元，2013年上半年，實際銷售額為44.90億元；2012年一季度實際銷售額為28.61億元，2013年一季度實際銷售額為23.75億元；2012年二季度實際銷售額為21.87億元，2013年二季度實際銷售額為21.15億元。
據此可知，2013年上半年，實際銷售額同比下降11%。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17%，二季度同比下降3.3%。可見，二季度實際銷售額降幅有收窄的跡象。
而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數據也呈現出同樣的勢頭。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扣非后凈利潤同比下降9.25%。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12.1%，二季度同比下降3.98%。
降幅收窄，確實是轉好的信號，但是，進一步分析又會發現，二季度的轉好跡象中又不無隱憂，這主要體現在毛利方面。
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毛利同比下降11.78%。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7.25%，二季度同比下降18.59%，同比下降幅度擴大?？梢?，瀘州老窖二季度出現增收利減的情形。
高檔酒營收毛利雙降
通過分別對瀘州老窖高檔酒（特曲及其以上產品）和中低檔酒（特曲以下產品）的深入分析，筆者發現了導致二季度增收利減的原因所在。
首先，中低檔酒的營收和毛利“齊飛”。
數據顯示，近幾年中低檔酒的營收和毛利同比均在穩步提高，盡管2013年一季度這兩項數據逆勢下降，但是，二季度出現企穩重回高增長的跡象。2013年上半年中低檔酒營收增長18.1%。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12.5%，二季度同比大幅增長57.58%；2013年上半年中低檔酒毛利增長5.4%。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44.3%，二季度同比大幅增長76.65%。
然而，高檔酒的數據走勢卻令人生寒。
數據顯示，近幾年，無論是一季度還是二季度，瀘州老窖高檔酒的毛利率同比都在穩步下降，而2013年一、二季度降幅加速；2013年二季度之前，高檔酒營收和毛利均在穩步增長，而二季度卻忽然下降，而且是大幅下降——2013年上半年，高檔酒營收下降8.4%（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長8.57%，二季度同比大幅下滑34.55%）；2013年上半年，高檔酒毛利下降15.7%（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長1%，二季度同比大幅下滑41%）。
筆者由此推算，高端的國窖1573二季度銷售下滑嚴重，降幅應該超過50%。
有一個數字對比非常說明問題：2012年5月21日，瀘州老窖停止了國窖1573的發貨，直到三四季度才陸續恢復發貨。也就是說，2012年二季度的營收中確認的國窖1573的營收只有不到兩個月時間，可見2013年二季度國窖1573的銷售萎縮相當嚴重。
上半年瀘州老窖消費稅大幅下降，這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表明瀘州老窖高端酒（特別是1573）銷量出現了大幅下滑。
2012年11月27日的瀘州老窖《關于2011年消費稅情況的澄清公告》中稱，2011年為銷售收入為42億元的高檔酒繳納了5.2億元的消費稅，相當于2011年年報中高檔酒營收（56.4億元）的近75%。據此推測，高檔酒中有部分的特曲酒并不在此納稅范圍內。由此也可以看出，2013年，國窖1573的銷售降幅一定相當嚴重。
筆者曾在《瀘州老窖內在價值估算》（刊發于《證券市場周刊》2013年第9期）一文中提出，限制“三公”消費使高端白酒需求出現了“永久缺口”，這應該是瀘州老窖高端酒二季度營收下滑的主要原因。而高端酒需求的這一“永久缺口”又導致了渠道去庫存化，這又加劇了國窖1573等高端酒營收的進一步下滑。
中低檔酒銷量大幅增長，高檔酒尤其是國窖1573的銷量大幅下滑，這正是導致瀘州老窖2013年第二季度增收利減的原因。
1573提價或加劇短期陣痛
瀘州老窖的銷售政策是先款后貨，這樣會產生大量的預收賬款。而預收賬款往往也被視為公司利潤調節的“蓄水池”，其充足與否，對公司的業績預期有著直接的影響。
數據顯示，近年來瀘州老窖預收款逐年上升，但是，2013年二季度出現異常，同比減少3億元，下降了12%?？磥恚涗N商預付貨款并不積極。此外，經銷商的動銷也看似并不順暢——在瀘州老窖逾20億元的預收款中，1-2年的預收款由年初的0.33億元暴增至6月底的6.25億元，這意味著部分經銷商打款雖然已經超過1年，卻仍未提貨。
在此局勢下，國窖1573仍然決意走奢侈品路線，實施“控量保價、逆市提價”戰略。7月份有媒體報道稱，近期瀘州老窖宣布將提高國窖1573的出廠價。此次國窖1573的漲價有兩類，其一是國窖1573高度酒出廠價每瓶上調了110元。與此同時，在市場終端價上，國窖1573高度酒從每瓶1389元漲至1589元，漲幅達14.4%，38度國窖則是從1179元/瓶漲至1339元/瓶。國窖1573高度酒的定價已超過貴州茅臺及五糧液的主打產品。瀘州老窖的董秘也證實公司已提高了國窖1573的出廠價格。
從長遠看，國窖1573提價是有益的，但短期勢必導致貴州茅臺及五糧液進一步擠占國窖1573的市場份額。
基于以上原因，筆者預計，國窖1573下半年銷量難有起色。
而高端酒銷售的下滑勢必拖累全年業績走低。公司2013年計劃實現銷售收入同比增長21.15%至140億元，截至上半年，只完成37.54%，下半年經營壓力較大。
但是，我們也同時看到，上半年，瀘州老窖產品出現結構化改變，高毛利產品銷售萎縮，低毛利產品銷售放量。而在這種產品銷售局面下，二季度利潤卻出現轉好跡象——在高檔酒毛利大幅下降41%的不利情況下，扣非后凈利潤卻只小幅下降了3.98%；中低檔酒營收、毛利率、毛利三項指標均出現大幅增長。中低檔酒營收首次超過高檔酒營收，而且是大幅超出34%，毛利同比大幅增長76.65%，大部分抵消了國窖1573大幅下降的負面影響。
此外，管理層正在積極市場開拓。4月，瀘州老窖開始和葡萄酒龍頭張裕商談合作銷售事宜，瀘州老窖白酒與張裕葡萄酒將互進對方專賣店；同月，瀘州老窖集團發起的瀘州老窖智同商貿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戰略目標是團購商貿化；6月，瀘州老窖與中國石化合作簽約，瀘州老窖系列酒品與中國石化易捷品牌展開的全面合作，瀘州老窖旗下多種產品正式進入2萬多家中石化易捷便利店進行銷售；7月至9月，在全國重要城市巡回舉辦“生命中的那壇酒”感恩中國行系列活動，各款高端大壇定制產品可在容器上體現個性化定制信息，形成獨一無二的限量大壇定制酒，滿足了客戶的個性化需求；9月，瀘州老窖與酒仙網正式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瀘州老窖將在最大的全品類酒水電商零售網站——酒仙網進行全品類布局……
第9篇：雙減政策的原因和影響范文
關鍵詞：國際收支順差；產業結構調整；貨幣政策
一、我國國際收支現狀
(一)外匯儲備余額持續增長
我國外匯儲備從1992年末的194.43億美元到2007年3月末的12020.31億美元，一直保持快速增長的趨勢；1995年以前外匯儲備余額在1000億元以下，1996年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達到1050.49億美元。尤其是自2002年以來，增長勢頭更猛，同比增長均在30％以上，2006年末超過10000億美元，達到10663.44億美元，已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一。我國外匯儲備近年來的持續快速增長是我國國際收支的一個顯著特點。
(二)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連年雙順差
在我國的國際收支結構中，不但經常項目賬戶連年出現巨額順差，而且，資本與金融項目賬戶也同時出現巨額順差，二者并稱為“雙順差”。貨物貿易差額和外國直接投資差額是造成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兩大主要來源。國際收支結構中的兩個主要支撐賬戶沒有形成互補和平衡的作用。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貨物差額及其占經常項目差額之比和直接投資差額及其占資本與金融賬戶差額之比都比較高，2005年，經常賬戶差額突破了1000億美元大關，達到了1608.2億美元。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連續出現“雙順差”盈余是我國國際收支的又一突出特點。
二、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成因分析
(一)經常項目下連年出現盈余是導致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日益加大的主要原因
經常項目是一國與外國進行實際資源經濟交易的賬面記錄，綜合地反映了一國的進出口狀況。我國從1994年以來一直保持著經常項目順差，其順差額也是連年走高，從1994年的76.6億美元一路攀升到2006年的2498.7億美元。我國的出口貿易額已經居世界第三，僅次于美國和德國。同時，在經常項目下，貨物貿易差額是一直主導我國經常項目順差的主要因素。巨額的貨物貿易盈余帶來了經常項目順差的不斷擴大。這一方面反映出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已有明顯的改善，出口競爭能力已有大幅度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充分說明我國內部經濟失衡的問題――高儲蓄帶來的內需不足，迫使出口猛增，使得經濟的增長越來越依賴外向型貿易，外貿依存度較高。這與我國長期實施的出口鼓勵政策是分不開的。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解決資金、外匯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我國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尤其是1994年人民幣匯率的并軌改革更有力地促進了出口貿易。1998年以后，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后出現的出口乏力、內需不足局面，國家調整了出口退稅率，同時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勵擴大出口和利用外資；2001年底，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5年初，紡織品配額被取消。這些有利于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的實施和體制環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國出口商品競爭優勢得以進一步發揮，出口高速增長。伴隨出口的高速增長，形成了大量的貿易順差盈余。
(二)資本和金融項目連續順差是加大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另一重要原因
近十幾年來，我國的資本項目除1998年外也一直是保持盈余狀態，與經常項目并稱為“雙順差”。在對資本賬戶實行較為嚴格管制的條件下。依然能積累大量的盈余，這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資的高居不下。自1994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均為順差，2005年直接投資差額已突破678，2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基本上保持著增長的態勢，自1995年到2000年直接投資差額及其占資本與金融賬戶差額之比一直呈現上升的趨勢，最高的2000年達到1952.1％，之后，稍有下降的趨勢。
由此可見，外商直接投資對加大資本和金融項目賬戶的順差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施的吸引外資的政策密不可分，我國為了彌補本國技術的不足，大量引進外資。而且，由于我國國企改革進展緩慢，于是引進戰略投資者和鼓勵收購與兼并成為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2005年，我國企業海外上市引入數百億美元，這就直接推動了資本與金融賬戶余額的走高。而大量的資本項目順差又將經常項目順差越推越高。
(三)國際產業結構的變化導致貿易順差的轉移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人口多，勞動力成本低，所以，加工貿易一直處于優勢狀態。再加上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產業結構的轉移，發達國家“把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了新型市場國家，而把一些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留在了本國”。其結果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對歐美市場的貿易順差加大。在這種國際生產力布局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中國以傳統的“加工貿易為主的外貿結構和以直接投資為主的利用外資的方式，使得中國處于制造業的終端，承擔了許多亞洲國家的轉移順差”。
而有資料表明：十多年來我國對歐、美市場貿易順差迅速增加的同時，亞洲幾個主要國家和經濟體對歐、美的貿易順差是成比例縮小的。即原來設在亞洲其他幾個國家和經濟體的加工出口產業，尤其是末端加工工序，已經被大量轉移到我國，這樣也就把他們對歐、美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我國。所以，十多年來我國商品進出口貿易的迅速增長和順差的持續擴大，與國際產業結構的調整、一部分加工出口產業以外商投資形式由其他亞洲國家和經濟體向我國轉移有著直接的關系。
(四)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導致消費需求不足
我國居民儲蓄率自1994年以來一直高于投資率。居民儲蓄存款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對預期支出和收入的不確定性，是預防性儲蓄動機導致的結果。就目前來說，我國城鎮居民有三大需求：子女教育的無彈性需求、住房需求和醫療需求。而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加之由教育體制改革、福利分房制度的改革等，加劇了居民未來貨幣需求的不確定因素。這些都給居民帶來較重的負擔。
據統計，目前我國80％以上的勞動者沒有基本養老保險，85％以上的城鄉居民沒有醫療保險。個人消費者必須面對養老、防病以及子女教育問題，因而造成消費者高儲蓄低消費的心態，使居民儲蓄率十幾年來一直居高不下，2004年就已上升到47％。近年來更是有增無減，由此帶來的是消費需求不足。而西方最發達的7個國家平均人均儲蓄率只有6.4％。同時，與高儲蓄率相伴的是儲蓄大于投資，資金配置效率低下、渠道不暢。這又造成大量出口貿易導致國際收支順差的加大。
三、過度國際收支順差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我國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一方面，大量的國際收支順差帶來的巨額外匯儲備提高了我國抵抗國際經濟風險的能力，有利于我國應對國際金融風險，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雙順差也有利于維護我國的國際信譽。在提高對外融資能力的同時，也表明我國具有良好的國際償債能力，提高了國際信譽，使我國在國際市場進行融資時，能夠容易以較低的成本取得各類貸款。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一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也是一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表現。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賬戶與資本與金融項目賬戶同時連續多年出現雙順差足以說明我國內外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長此以往，過度的國際收支順差的大量積累將會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
(一)過度的國際收支順差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構成了對我國經濟穩定運行的威脅
連年來持續擴大的國際收支順差。使人民幣處于不斷增大的升值壓力之下。同時，市場上形成的人民幣升值預期還會引發短期投機資本的大量流入，并且有可能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潛在因素。例如，目前我國股票市場的持續高位運行就與國際投機資金的大量流入有關。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海外套利資金持續流入境內，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股指的攀升，導致資本市場上資產價格泡沫的產生。因此，無論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的國際收支順差過度累積，還是投機性資本的肆意流動，都將會對我國宏觀經濟穩定帶來一定的威脅。
(二)大量積累的國際收支順差將直接沖擊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國際收支失衡所形成的大量順差給我國帶來了巨額的外匯儲備，而外匯儲備的增加又影響了我國貨幣供給量，成為貨幣供給的另一重要來源。外匯儲備對基礎貨幣產生的影響在于，外國資本流入本國以后，需要兌換成人民幣才能進行交易活動，從而直接擴大了我國的貨幣供給。同時，由于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度，一般的會員銀行在外匯持有頭寸上都有數量的限制，因此在國際收支出現順差時。中央銀行不得不大量收購外匯，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巴鈪R占款增量大于基礎貨幣增量的部分需要由中央銀行對沖掉。在國際收支雙順差仍將維持一段時間的情況下，對沖過多的流動性是中國貨幣政策的重要任務?！边@樣，對中央銀行來說，造成了被動投放貨幣的巨大壓力，并通過貨幣乘數效應放大了市場貨幣供應量。長此以往，必將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并且，隨著整個金融體系中外匯占款大幅增加和貨幣市場利率持續走低，貨幣調控的難度越來越大，使得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直接沖擊。
(三)高額外匯儲備面臨保值風險
在我國的外匯儲備中，60％左右的資產是美元。一方面，這種過于單一的外匯儲備結構使我國外匯儲備資產面臨貶值的風險。近年來美元開始了所謂的“戰略性貶值”，今后幾年中美元大幅貶值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我國長期積累的以美元為主的外匯資產縮水的風險較大。
另一方面，我國用廉價的勞動力成本、低價資源、高環境成本以加工貿易為主換回不斷增多的貿易順差，使外匯儲備連年增加，而又通過購買外國政府國債的形式大量回流到發達國家，對于發達國家平衡國際收支、繁榮金融市場、穩定本幣和匯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雖然美國已連續多次加息，但美國國庫券的回報率卻很低，上漲空間極其有限，機會成本增加，面臨收益下降風險，而且隨著外匯儲備規模的不斷擴大，巨額外匯資產管理也面臨著巨大的困難。
(四)巨額外匯儲備將引發通貨膨脹和投資膨脹
巨額外匯儲備在中央銀行的賬目表上對應的是外匯占款，而外匯占款是構成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組成部分。如，2005年基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大致占基礎貨幣總量的90％左右，盡管政府會采取“對沖”政策來吸收過多的貨幣，但基于金融工具短缺的限制，政府難以對沖過多的外匯占款。如果對沖量不足，基礎貨幣投放速度加快，這就會進一步構成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同時，基礎貨幣投放所導致的大量流動性，給銀行信貸擴張提供了資金條件，可能會引發信貸規模的膨脹和固定資產投資的高速增長。如，2006年1～5月份，我國投資貸款資金總額達到6760.6億元，同比增長24.1％，增幅同比提高10.4個百分點。通貨膨脹和投資膨脹風險的存在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五)國際收支順差余額的持續走高加劇了國際貿易摩擦
經常賬戶的順差來源于凈出口的增加，是我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迅速增加的結果，而出口的迅猛增長必然會加劇全球出口市場的競爭，對他國的出口構成威脅，很容易引起他國的攻擊和報復，日益增多的國際貿易摩擦也隨之而來。事實上。近年來，在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同時，美國一直是“雙赤字”(貿易赤字、財政赤字)。美國的對華逆差始于1983年，為3億美元；2003年為1240億美元，2005年激增到2016億美元，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逆差國。于是，這幾年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美國不斷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以緩解其巨大的貿易逆差，甚至還多次提出制裁中國的議案。2005年以來，紡織品貿易摩擦成為我國對外經貿的焦點。2005年5月13日，美國決定對來自我國的棉制針織襯衫、棉制褲子、棉及化纖制內衣采取“特?！毕拗?，規定這三類中國產品進人美國市場的數量當年最多只能增長7.5％。5月18日，美國對我國出口紡織品的設限品種增加到7個。而在此之前的4月25日，歐盟決定對中國9類紡織品進行特別限制調查，5月23日起，就是否對進口T恤和麻紗啟動“緊急特保”程序，與我國進行磋商。而歐元區國家對華貿易逆差的增長勢頭也一樣不容忽視，按照貿易逆差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衡量，歐元區國家的對華貿易逆差水平與美國相比幾乎不相上下。因此，歐洲國家與中國產生貿易摩擦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由此看來，過度的國際收支盈余的確會帶來很多潛在的貿易壁壘和貿易摩擦，使一個由經濟問題引發的矛盾升級演化成政治矛盾。
四、改善國際收支“雙順差”的政策取向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必須改善我國目前的國際收支狀況，改變國際收支“雙順差”局面。才能為我國經濟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為此，必須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改變人為推動的貿易順差格局
徹底改變傳統的粗放式外貿發展戰略，加快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促進出口產品結構的優化，從而實現向注重質量的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提高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放寬進口限制，利用目前巨大的國際收支順差盈余，加緊引進先進技術、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國內經濟發展緊缺的資源，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產業升級，這些都有利于我國減少經常
項目的順差額。
(二)改善內部經濟失衡狀況，優化產業結構，擴大內需，促進消費
國際收支順差從深層次上體現了我國內部經濟的失衡，是國內相對儲蓄過剩在對外經濟上的反映。應當綜合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宏觀調控手段，優化產業結構，改革投融資體制，更好地動員國內儲蓄，合理控制投資規模與投資方向，增加有效供給，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增加我國國民收入，解決我國經濟內需不足的問題。只有解決我國內部經濟失衡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際收支順差余額累加等對外經濟問題。
(三)放寬外匯管制，鼓勵企業對外投資，引導資金有序流出
全球經濟的發展依賴于國際資本的流動，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而我國形成巨額國際收支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外國對華投資與我國對外投資的極大不對稱。因此，我們應該適當放寬外匯管制，尤其是要改革強制性結售匯制度，放寬企業對外投資的用匯限制，鼓勵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到海外投資，制定并落實境外投資產業指導政策，完善境外投資的配套措施和國內協調機制，支持和引導有條件的企業進行跨國并購，努力發展境外加工貿易，轉移和降低資本賬戶的部分順差。
(四)深化人民幣匯率改革，實現更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沖突”理論，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制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三者之間不能共存，資本自由流動不可能永遠進行，作為大國也不能失去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所以匯率在更大范圍內的浮動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因此，適時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實行更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是我國目前的最佳選擇。通過逐步實現人民幣匯率的充分浮動，發揮其應有的調節貿易和資本合理有序流動的作用，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同時，為配合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還應加強對跨境資本尤其是短期資本流動管理，有效阻止國際游資的流入，減緩國際收支的大幅波動，為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創造更寬松的條件。
(五)健全利用外資和加工貿易的相關政策
進一步制定和完善引進外資的相關政策，嚴格限制低水平、高消耗、高污染的外資項目的進入。進一步規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嚴格執行國家對外商投資的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同時，也要進一步完善加工貿易產業的準人機制，擴大加工貿易禁止和限制類商品目錄，促進加工貿易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產業配套，鼓勵加工貿易企業更多地采用國產原料合相關配件，并鼓勵加工貿易向有條件的中西部地區轉移。
(六)進一步拓寬外匯儲備的使用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