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研究現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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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雙減政策研究現狀范文

關鍵詞：結構性減稅；理論；路徑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02016901

1結構性減稅現狀及必要性分析

1.1結構性減稅現狀

改革開放使得國經濟持續增長，經濟水平、綜合國力的顯著提高，已經基本形成了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經濟體系。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國經濟結構的相對不合理趨勢已經日益顯現。其主要有如下表現：產業結構不合理、國際收支順差與經濟狀況不匹配、城鄉經濟發展不協調、資源和環境問題比較突出等。財政實力的增強是綜合經濟實力提高的直接結果，特別是對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階段的我國來說，足夠的財政資金才能加強經濟建設，完善民生設施。但是，最近一段時間人們對于我國的稅收負擔日益關注，雖然從不同統計口徑來看我國稅負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在后經濟危機大背景下，結構性減稅成為決策層實施宏觀調控的手段。因此，我們急需深入思考如何才能將結構性減稅的改革落到實處。

1.2結構性減稅必要性分析

（1）目前，中國的稅收制度設計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其主要有如下表現在：上世紀末的分稅制改革肯定了“雙主體”的稅制結布局形式，但在實際操作中，流轉稅收入相對于稅收總收入的占比超過了2/3，而所得稅的比重卻不足20%，“兩課”實際上是“蹩腳的稅收”。（2）近年來財稅收入的快速增長滿足了實施結構性減稅的條件。2003中國的財政收入21715億元，2012年財政收入達到117210億元，2003年中國稅收總收入為20466億元，2012年為201200億元，這表明，稅收在最近幾年的增長，遠遠高于GDP增長。（3）當下的經濟放緩也提供結構性減稅的必要性。2011年以來，國際經濟低迷導致我國經濟不景氣，企業經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宏觀經濟增長速度降解至8%左右，而我國多數地區的財政收入仍然以超過10%的速度增長，這無疑是對實體經濟的摧殘。因此，實施結構性減稅的手段降低宏觀稅收負擔，是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釋放實體經濟活力的有效手段，它既是一個著眼于當前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的手段，也是從長遠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政策選擇。

2結構性減稅的理論研究與路徑選擇

2.1結構性減稅的理論研究

減稅的政策可以追溯到上世紀30年代末，當時有效需求不足，凱因斯提出，政府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理論，提出了在財政政策，減稅和政府支出作為財政政策的主體。凱因斯主張：國家干預收入分配，促成公平的收入增加，消費偏好；另一方面強化投資控制，以確保充足的投資需要。以此干預投資，提高社會的需求層次，以達到充分就業和增加社會資本存量。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滯脹”出現的西方國家，凱因斯的傳統理論一籌莫展，但供應學派的拉弗建議減稅來增加社會積蓄，投資和勞動力，從而增添社會總供給，最終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近80年的稅收改革的經驗，在西方國家，由于施行“寬稅基，低稅率，少扣除，嚴格管理”，其結果是刺激了內需，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稅收總額不一定減少，甚至有可能增加。

“結構性減稅”于2008年底召開的國家經濟工作部署會上首次提起的。2008年，為抵抗國際金融風暴的影響，國家推行“積極地財政政策和與之配套的貨幣政策”，“執行結構性減稅政策，優化財政收支布局”。國內關于結構性減稅的研究比較多，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探討：（1）關于結構性減稅的內涵。安體富（2009），結構性減稅的減稅是特別重要稅收政策，但不否認個別稅種，影響性較若稅種增稅，但總目標是減少對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刺激投資和消費。高培勇（2009）研究指出，結構性減稅的主體實質雖是減稅，但擁有特別意義。既不同于全面減稅，又不同于大規模減稅，還不同于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關于結構性減稅的功能。（2）關于結構性減稅的功能，李新元（2009）認為，結構性減稅是我國稅收制度完善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3）結構性減稅的政策建議。劉蔡霞（2012）認為，結構性減稅的政策應進一步加強，特別是低利潤稅的小企業，增加cAMP，資源稅，財產稅，消費稅，個人所得稅和其他稅改革應符合結構性減稅政策，從整體的收入和支出入手，管理部門加強征管，實行結構性減稅。但是總的來說，還沒有文獻將結構性減稅和我國具體征收管理制度相結合。

2.2路徑選擇

（1）營業稅和增值稅在整個稅制中的地位決定了“營改增”應選擇“漸進式”改革方案。

在當前的金融系統原理的基礎上，增值稅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具體是75%由中央國有，25%歸地方所有。全部的營業稅額則歸屬于地方。按照最新的稅制體系，增值稅的征收由國家稅務局負責，營業稅的征收則全部由地方稅務局負責征收管理。而增值稅和營業稅都毫無疑問的分別屬于國稅和地稅的主體稅種。2011年的國內增值稅收入242666400萬元，占總稅收收入的27%。2011年全年的營業稅稅額實現收入136786100萬元，占總稅收收入總額的比重為15.2%。2011年“國內增值稅+ 營業稅”占貨勞稅的比重為70.5%，當期增值稅（不含進口環節）和營業稅額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高達40%。因此，“營改增”是目前的兩個主要稅的改革，也涉及兩大利益主體即中央與地方；同時涉及兩大管理機構即國稅與地稅，所以“營改增”是一個十分艱難、復雜的重大課題，在“營改增”方案的選擇上必須慎之又慎。

（2）改革個人所得稅，旨在進一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繼而拉動居民消費。

由于目前促進消費的減稅政策主要是針對汽車和住房這些單項消費品的刺激和鼓勵，只能改變消費結構而并不能擴大消費支出，因此，要真正刺激消費支出，必須增加居

民可支配收入。從現實角度講，目前雖然個人所得稅在稅收收入的占比僅為7%左右，但作為直接稅，對居民的微觀實際收入卻有著直接的影響，理應成為改革內容。為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制度，既要提高工資薪金的費用扣除標準，還是要增加稅前扣除項目，逐步建立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稅分類。

（3）改革資源、環境稅制，加強經濟結構調整。

我國之所以迫切需要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生產方式，就是要突破資源和環境對經濟造成的兩大瓶頸，因此，資源、環境稅制必須納入改革議程。首先要改革現有的資源稅，將更多亟待保護的自然資源等納入征稅范圍，同時在成品油從價征稅的基礎上，逐步對其它稅目也采取從價征稅方式；其次將現有的排污費改征環境稅，增加稅目，對傳統能源的開發、利用給環境造成的影響以稅收方式進行補償，同時制定對新能源的開發、利用更為優惠的稅收政策；最后，盡快研究對一些產業的碳排放征稅，條件成熟時將其納入環境稅的征稅范圍。

（4）改革房地產稅制，旨在優化稅制結構。

改革現有的房地產稅制，開征保有環節的物業稅，既可以提高財產稅乃至直接稅的比重，并增強稅收調節貧富差距的職能，達到優化稅制結構的目標，又可建立穩定、可靠的地方稅體系，也可以解決很多在當前房地產市場存在的問題。目前，物業稅已經在幾個大城市“空轉”了多年，開征基礎也已有所準備，條件趨于成熟。具體實施上，可以先將“空轉”的城市變成試點，先對商業住宅和新購入的普通住宅開征，再逐步擴大到全國、全部物業。

3結論

結構性減稅政策反映了不同稅種、在不同時期的增加或者減少，但是，大口徑宏觀整體稅負下降，并維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這一稅負水平應與經濟發展和同等條件下其他國家的稅收負擔水平相一致，確保增強經濟活力與稅收競爭力，加強規范政府分配行為。通過這種措施，積極改革和完善相關的稅收制度，創建一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進一步增進進經濟社會的全面鞏固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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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雙減政策研究現狀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 貨幣供給 貨幣內生性 商業銀行績效

中圖分類號: F8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1)011-013-05

隨著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不斷加強，熱錢流入、FDI、國際貿易順差（通過出口預付和進口延期付款等）、外幣存款轉為人民幣存款等規模都會進一步擴大，使得央行沖銷操作的空間逐漸變小。如何審慎使用貨幣政策，以實現“外堵熱錢，內防通脹，把好流動性的總閘門”的目標，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基于翔實的資料，對貨幣政策的運行特點及正負效應進行理論疏導，對以數量調節為主要特點的對沖操作與利率等價格型工具的效應進行比較分析，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的背景和現實意義

近些年，中國貨幣供給內生化趨勢增強，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備受挑戰。在現行的結售匯和人民幣匯率制度下，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的不斷攀高使人民幣承受強大的升值壓力，為維護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漸進走勢，維持人民幣的穩定，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干預外匯市場，向市場投放大量的基礎貨幣，從而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下，創造了大量的流動性。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和結售匯體制下，大量國際收支順差表現為央行的外匯儲備增加，直接導致外匯占款迅速增長，從而造成基礎貨幣被動增長。為了控制國內貨幣供應量、抑制通貨膨脹，央行必須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方法沖銷這種由國際收支雙順差所引起的被動的貨幣供給變動。短期內，這對抑制國內貨幣供應以及通貨膨脹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這種被動“阻擊式”的做法在長期內的有效性和負面影響值得探討。

由于受外匯占款影響日益增大，基礎貨幣投放的內生性越來越明顯，嚴重影響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外匯占款的平均增長速度超過狹義貨幣供給量的增長速度，導致外匯沖銷干預指數多數時間大于國際上公認的0.5-1.5的經驗水平。我國外匯沖銷干預指數（外匯占款增長率/狹義貨幣供給增長率）大于正常值表明中央銀行所承受的外匯沖銷干預壓力相對較大。2009年外匯沖銷干預指數較小，是因為活期存款增長較快，導致M1超常增長，同時外匯占款增長放緩。在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應及時有效地采取增強外匯沖銷干預效力、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策略選擇。在金融危機后全球流動性快速增長的情況下，我國面臨的流動性輸入風險逐步增大，將使外匯占款渠道作為央行發放基礎貨幣主要渠道的地位更加突出，這無疑會進一步加劇國內流動性充裕的局面，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手段合理對沖過剩的流動性。

來自國際金融指標顯示：2010年以來新興經濟體對于流動性的管理，簡單地對沖效果越來越不盡如人意，因為流動性不僅取決于各國的貨幣政策，也取決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位勢差，發達國家在上游，新興經濟體在下游，洪水下來的時候，最先受淹的就是新興經濟體，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自主性受到嚴重削弱。中國的情況在新興經濟體中更具代表性。隨著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不斷加強，熱錢流入、FDI、國際貿易順差（通過出口預付、進口延期付款等）、外幣存款轉為人民幣存款等規模都會進一步擴大，央行會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要求、發行央行債券或兩者兼用，去“沖銷”這些額外的結余以遏抑貨幣增長，沖銷成本相當高昂。一方面，央行通過發行央票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沖銷操作需要付出利息成本，前者利息成本更大些，而且強制性也差，還將取決于金融機構的認購熱情；后者成本低，且具有強制性，這也是中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一路攀升至18.5%的高位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考慮到整個銀行體系的資產負債表，貨幣供應量大致等于外匯儲備和銀行信貸之和。如果外匯儲備上升，為維持貨幣供應量保持穩定，采取沖銷措施后，將壓縮銀行信貸，這會對實體經濟產生抑制作用，也不利于金融機構的長期發展。基于此，本文定位于準確理解對沖型貨幣政策的由來和運行特點及正負效應，借鑒內生貨幣理論的研究假設，對以數量調節為主要特點的對沖操作與利率等價格型工具的效應進行科學比較，這將有助于當前中央政府制定正確的金融應對政策組合，有助于指導未來長時期中，特別是為“十二五”期間貨幣政策的戰略調整方針的擬定和具體化實施，提供必要的科學依據和決策參考。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及發展動態分析

（一）國外研究

1.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是宏觀經濟學者和政策決策者關注的重要命題。自從Friedman 和Schwartz（1963）的經典著述肯定了貨幣數量對產出的影響，試圖用不同方法、從不同角度確定和刻畫貨幣對產出的影響的文獻就不斷涌現。諸多理論模型都顯示貨幣政策可以通過不同渠道，諸如非預期的貨幣沖擊、真實或名義粘性、菜單成本等來影響產出（Blanchard, 1990;lucas, 1976；Sarget,1996；Milton，2005）。然而，與Friedman和Schwartz（1963）有著同樣長的學術歷史、同樣崇高的學術地位的蒙代爾一弗萊明（Mundell-Flemming）模型則指出，長期來看，固定匯率經濟中的貨幣政策受制于匯率穩定目標，如果貨幣政策當局試圖令本國利率脫離外部利率，則會出現國際儲備帶動貨幣數量與本國利率同向變動的結果，從而使利率向初始值回歸，這種現象被稱為貨幣政策對外不獨立。這意味著本國利率不能針對國內經濟周期而自主調整，因而貨幣政策無效。

2.貨幣政策規則研究

貨幣政策規則（Monetary Policy Rules）研究的進展是近年來貨幣經濟學及貨幣政策分析的一個重要突破。Svensson（1999）認為貨幣政策規則是中央銀行按照一定計劃進行貨幣政策決策和操作的指導原則，即“預先設定的貨幣政策指南”，包括目標規則和工具規則。Mishkin（1999）通過比較匯率目標制、貨幣供應量目標制、通貨膨脹目標制和帶有隱含但不明確名義錨的貨幣政策的國際經驗，得出透明度和責任性在約束隨機性的貨幣政策方面十分重要的結論。Jensen（2002）在一個簡單的新凱恩斯主義模型的框架下比較名義收入目標制和通貨膨脹目標制，認為名義收入目標制可能更優，因為它通過引入慣性的政策反應，改善了通貨膨脹和產出的替代關系。Frisch和Staudinger（2003）分析和比較了通貨膨脹目標制和名義收入目標制，結果顯示，如果遇到需求沖擊，在彈性的通貨膨脹目標和名義收入目標制條件下，需求沖擊都會被貨幣政策完全抵消，如果遇到供給沖擊，兩種目標規則會產生不同的結果。Lai 和Chen等（2005）通過在一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比較名義收入目標制，認為作為名義錨，貨幣目標制優于名義收入目標制。

內生貨幣政策研究是新興的貨幣理論流派，該學派認為貨幣供給的數量由經濟主體的需要內生決定，中央銀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貨幣供應量。內生性貨幣供給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貨幣主義者詹姆斯.斯圖亞特，他指出一國流通只能吸取一定量的貨幣，經濟活動水平使貨幣供給量與之相適應，這一原理后來被亞當.斯密加以繼承，又被銀行學派加以發展。現代內生性貨幣論較為代表性的觀點包括：Kaldor（1982）的水平主義觀點和Howells（1995）、Palley（1996）、Wray（1990）、Arestis（1997）和Dow（1997）結構主義觀點，其中，Kaldor（1982）認為，雖然利率由中央銀行外生決定，中央銀行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上無限地供給貨幣，以滿足所有的貨幣需求，而貨幣需求又是名義收入的函數，因此其因果關系是名義收入決定了貨幣供給。Moore（1987）進一步發展了內生貨幣供給理論。他認為利率是中央銀行的外生政策變量，中央銀行確定的貸款利率直接決定商業銀行的短期貸款利率，并通過金融市場參與者對未來短期利率的預期和行為，決定著長期利率。中央銀行只能直接通過利率的變動，影響貨幣需求，進而影響貨幣供給。結構主義學者對水平主義的觀點進行了部分修正，他們認為中央銀行并不是完全被動地適應商業銀行對準備金的需求。雖然當商業銀行的貸款增加時準備金也必須增加，但中央銀行只滿足了一部分商業銀行的準備金需求，額外的準備金通常是在金融機構內部產生的，商業銀行的負債管理使基礎貨幣供給對利率形成了向上的壓力，在貨幣供給增加的同時，利率也會相應的上升。

（二）國內研究

1.貨幣供給屬性研究

在中國，研究貨幣供給屬性的學者比較多，主要的代表性觀點有：李春琪（2003）從“倒逼機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梁曉輝，黃玖立（2003）從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的角度，得出了我國貨幣供給并不是中央銀行可以控制的外生變量，而是由各個經濟主體相互作用內生決定的。黃達（1998）則主張貨幣供給內外共生論，他認為貨幣供給由私人行為、商業銀行行為以及中央銀行行為共同決定，因此貨幣供給具有內生和外生性。崔建軍（2005）從幣材、經濟體制、貨幣供給結構、貨幣供給機制等多個層面探討貨幣供給的性質。其研究結論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供給兼具內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內生變量又是外生變量。初桂娟（2007）從光的波粒二象性角度分析了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和外生性。

2.貨幣政策性研究

貨幣政策性研究是我國學者重點關注的內容，近期的代表性成果包括：中國銀行陳波（2009）認為，2010年的信貸投放，將重在結構，量只是外在表現形式。至于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落腳點，對外匯占款的對沖操作可能才是重中之重。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2010）指出中國應盡快回歸穩健貨幣政策，這樣就必須重新觀察對沖操作的長期效應和作用機制。張茉楠（2010）指出對沖型貨幣政策是手段，而增強貨幣政策自主性則是根本內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巴曙松（2010）則認為，人民幣與美元的利差已處于歷史高位，在流動性過剩情況下，中國大幅度加息，勢必吸引更多的流動性，因此數量型工具仍是目前中國貨幣政策調控的主要手段。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2010）指出，我國通脹壓力的根源在于經常賬戶順差過大。過大的順差造成貨幣升值的壓力，而為緩解升值壓力，央行被迫在市場上購匯，投放大量基礎貨幣。雖然進行了大規模對沖操作，但市場流動性仍非常充裕，引發通脹預期。因此，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和促平衡，才是應對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的關鍵。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011）認為，貨幣政策可分為五個檔次：從緊的、適度從緊的、穩健的、適度寬松的、寬松的。穩健是個中間狀態，它是經濟正常運行時期的一種貨幣政策。苑德軍（2011）則提出，央行“對沖”操作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后調控，即在巨額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已經形成后采取的調控措施，旨在弱化外部失衡的消極后果，對從根本上減少貿易順差，抑制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是力所不及的。貨幣政策以調控貨幣供應量為己任，作用范圍主要是貨幣信用領域，直接調控對象是商業銀行一類的金融機構，其主要影響金融微觀主體的金融行為，而巨額貿易順差生成于實體經濟部門，現有的緩解外部失衡的貨幣政策調控措施，對出口企業的行為并不能施加有效的影響。于是，從貨幣內生性考慮，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政策調控效果被打折扣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三）貨幣政策的發展動態分析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是對沖型貨幣政策作為一種有效的政策工具，在相當長時期內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我們發現對沖型貨幣政策也是一種缺乏主動性的被動調控。央行“對沖”操作時間的把握和“對沖”操作規模的確定，都以順差結匯的時間和數量為依據，這限制了央行政策調控的空間，使央行的政策操作處實際上處于被動應對的境地；對沖型貨幣政策同時還是一種成本較高且具有“互逆效應”的調控。作為央行“對沖”操作籌碼的央行票據的發行成本，每年都以百億元人民幣計。或許更令人憂慮的，是“對沖”本身具有的“互逆效應”，使“對沖”的客觀效果與政策調控者的預想反差很大，甚至可能出現南轅北轍的結果。比如，“對沖”規模的持續擴大，會導致貨幣市場利率上升，進而推高利率總水平，而在人民幣存在很強升值預期的情況下，又會刺激海外“熱錢”大量流入，引致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加劇外部失衡，從而使“對沖”效果與央行的調控初衷截然相反。

二是內生理論對長期貨幣制度局具有一定的模型解釋力。由于在貨幣循環的過程中，各金融主體之間進行貨幣交換的過程是相互的，各金融主體內部之間以及金融主體與外部環境之間會發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因而，在動態的國際金融環境中，中央銀行必須與其生存的內外環境相適應。如果僅僅認為貨幣供給是外生性，是純粹的外生變量，完全由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主觀地控制，那么，一個必然的結論就是中央銀行具有萬能性，這就否定了金融生態系統的內在規律性。因此，準確把握中長期貨幣供給的內生性質，才能正確認識中央銀行及貨幣政策的作用，這才是可取的科學發展觀態度，本文的現實意義與學術價值也正體現于此。

三、實證研究：貨幣供給的內生性與貨幣政策的異質性

自1998年以來，我國采取的一直是穩健的貨幣政策。但是，在經濟學教科書中，貨幣政策從來只有“積極的”、“消極的”和“相機抉擇”之分。從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實行的實際上是一種偏于積極的貨幣政策。考慮到近年來物價持續走低，通貨緊縮的壓力始終存在，因此，我國實施貨幣政策的力度也逐漸加大。

我們發現：近年來，在我國宏觀經濟保持持續向上情況下，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效果方面，存在明顯的不對稱性。事實上，這兩種現象都與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傾向的增強有關。我們認為，從貨幣供給內生性的角度來看，我國通貨緊縮的形成與以下幾方面的原因是分不開的：

第一，預期支出的上升。從1994年開始，我國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醫療保險制度、住房制度以及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使公眾對未來支出的預期陡然上升。在存在未來支出剛性的情況下，未來消費的貼現率就極小，甚至為負，公眾自然就會減少目前消費，增加儲蓄，用于未來消費。由于公眾儲蓄形式相對單一，仍然以銀行存款和手持現金為主。手持現金的增加，必然導致貨幣漏出率的上升；而銀行存款部分，由于商業銀行強調風險規避，又使得貸款增長率下降，這樣，存款貨幣創造的過程就被打斷，社會公眾與銀行體系都產生了使貨幣供給減小的因素（參見圖1）。

第二，預期收入的下降。近幾年來，由于我國企業制度改革和外部市場環境的變化，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居民收入增速下降，資本市場遭遇指數下滑，房地產市場未來走勢呈現出不確定態勢，部分農村地區居民收入還出現了絕對下降，這種情況使公眾預期收入下降。對一個理性的消費者來說，他不會置未來消費于不顧，而全力維持現在的高消費。換句話說，他必然會減少現在的消費來增加儲蓄，以滿足未來的消費。因此，眾多持理性預期的公眾，就勢必會增加銀行存款與現金形式持有的資產。

第三，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企業的經營狀況直接影響到商業銀行的放貸規模（參見圖2）。當前商業銀行在信貸管理中，加速強化資產風險防范意識，在不良資產清收的同時，對正常運作的企業也不斷壓縮信貸規模，造成企業經營難度加大，拖欠銀行貸款的可能性上升。

此外，外部經濟失衡也對貨幣政策關系傳導機制產生影響。隨著我國出口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快速增長，雙順差催生了巨大規模的外匯儲備。2006年2月底外匯儲備規模達到8536億美元，超過了日本，外匯儲備規模達到世界第一，之后逐年增長，雖然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但2010年的外匯儲備規模仍然突破了2.3萬億美元，規模龐大。與此相對應，自1995年以來，外匯占款與基礎貨幣的數量比逐年上升，1997年-2002年間一直穩定在40%左右，從2003年開始，外匯占款與基礎貨幣數額的比例達到50%以上，通過外匯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在貨幣投放總量中的主要地位日益明顯。為了減少外匯占款對基礎貨幣投放的影響，中央銀行只能采取在外匯市場的沖銷操作。結合我國具體經濟運行情況會發現，在現行的結售匯制度下，我國雙順差導致的外匯儲備催生大量外匯占款，而且這些外匯占款是中央銀行購匯導致的被動的基礎貨幣投放，外部經濟的失衡使得中央銀行部分地失去了對貨幣供給的控制力，從而一定程度上喪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參見圖1）。

考慮到目前我國仍處在一個經濟過渡時期，在日益加劇的全球化沖擊下，國內企業正面臨著國際先進生產力和管理水平的殘酷競爭，雖然長期來看我國企業的整體競爭力能夠得到提升，但是對企業短期經營而言，面臨的壓力無疑是相當大的。一個實際數據是上市公司的平均資產負債率水平由1998年底的43%上升到2010年10月的52.7%，這還是上市公司的情況，我們由此可以推斷，對于那些沒有上市只能依靠負債融資的企業而言，資產負債比率的上升應該更加顯著。在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顯然會受到限制。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下述結論：

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經濟主體決策獨立性的增強，我國的貨幣供給表現出日益增強的內生性。貨幣供給內生性本身對經濟發展并無害處，但它加大了宏觀經濟政策實施的難度，并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下降。

第二，貨幣供給內生性加大了貨幣政策實施的難度，并使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效果上表現出較為明顯的不對稱性。簡單地使用擴張或收縮的貨幣政策很難收到預期效果。

第三，在經濟結構多元化條件、經濟主體自我決策意識增強的情況下，貨幣供給內生性增強，單純地依靠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其作用的力度是有限的。因此，中央銀行在實行貨幣政策時，要結合考慮商業銀行、企業和居民的反應函數，不能僅僅依靠貨幣供應量的數據判斷特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是否實現。

我們認為，貨幣政策傳導不順暢，存在異質性的原因在于金融競爭格局和公眾預期的制約。為進一步擴大內需，除采取擴大基礎貨幣供應等具有擴張性特點的貨幣政策措施外，還要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為此，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充分發揮金融市場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疏通貨幣政策信號傳導到資本市場的途徑，引導公眾預期，改善貨幣政策傳導環境。國家應該致力于減少公眾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村地區蘊含的巨大市場潛力得以發揮出來。應該采取財政政策措施，遏止居民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其次，大力推進利率市場化，進一步發揮利率在貨幣政策信號間接傳導中的作用。同時要積極疏通對中小金融機構的再融資渠道。中央銀行可以以再貼現的形式擴大對中小金融機構的再融資，必要時也可給予中小金融機構以再貸款支持。同時，還要采取措施增強商業銀行的信用度，以更好地發揮中小金融機構在傳導貨幣政策信號方面的作用。

最后，迅速采取措施處理和消化銀行系統的不良資產，消除銀行系統的風險隱患。美國次貸危機啟示我們，非但不能減緩我國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業的金融創新決心和風險管理步伐，而且還應當繼續引導商業銀行正確處理風險防范和開展信貸業務的關系。要大力引導商業銀行改進內部經營管理，建立可靠的風險約束機制和利益激勵機制，同時要積極培養大量的全方位、高素質、復合型信貸人才，全面提高信貸項目評估和貸后的管理能力，深入挖掘可貸項目，要在擴大信貸投放、促進經濟健康增長中積極防范金融風險，而不是消極被動防范風險。

注：

本文的研究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項目批準號：10YJC790252，跨國公司地區總部與東道國城市發展）以及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項目（項目批準號：20080440352）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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