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背后的原因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雙減政策背后的原因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雙減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
如何在原有的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上謀求較高的投資水平，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起飛所需解決的首要問題。FDI通過彌補“雙缺口”(Dual―Gap)直接促進了東道國的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可以講，雙缺口模型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吸引外資大規模流入的重要理論依據。事實也是，資本的流人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王小魯和樊綱在2000年的實證研究表明，在1980―1997年總共18年間，我國國內儲蓄減國內投資的實際缺口有13年出現正值，其中最高的1997年名義缺口為2745億元，實際缺口為898.5億元，占GDP的3.01％。一方面是國內儲蓄的過剩，另一方面又是國外資本的流入。這種絕無僅有的現象向經濟學界提出了挑戰。本文試圖就這個問題給出一個解釋，并從中引伸出一定的政策含義。
二、 改革時期的FDI與國內儲蓄變動分析
自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FDI迅速增長，增速達到兩位數。1983年，中國實際利用FDI為9.16億美元，1992年突破100億美元，1996年又突破400億美元，之后雖然有波動，但一直維持在400億美元以上。加入WTO以后，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持續增長，2002年首次突破500億美元大關，成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國家。2004年又突破600億美元大關，2006年外商直接投資額達到695億美元，2007年又增長到747億美元。
我們不能否認, 中國引進FDI可以彌補國內的儲蓄不足, 增加就業崗位, 引入先進的技術、管理、規則和國際市場等等。然而, 無論引進外資有多少好處, 彌補國內儲蓄不足始終構成其最基本的因素。
從1952年以來，中國貸款大于存款成為常態。這種狀況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實際狀態,也符合發展經濟學的經典范式。作為發展中國家,資源短缺( 儲蓄缺口) 是我們的主要矛盾, 因此,引進國外資源( 相應地出現貿易赤字) 是我國謀求快速發展的重要途徑。
但是,從1978年開始的近30 年經濟轉型中, 這個最基本的因素卻是在變化著的。1978- 2004 年間的中國存款-貸款格局大致經歷了兩個趨勢相反的階段。1978- 1994 年為第一階段。此間, 儲蓄不足是中國經濟的常態。引進FDI是中國謀求快速發展的重要途徑。1994- 2007 年為第二階段。此間,存貸款差額轉為存差，且存差的規模巨大，這成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常態。相應地, 資本外流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長期現象。簡言之, 如果從存款-貸款的對比關系來分析引進FDI, 其合理性已經基本喪失。也就是說, 如果國內存在使儲蓄資源轉化為投資的有效的金融體制, 引進FDI 的合理性就會喪失, 但現實并非如此。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我國銀行體系存差大量增加，國內儲蓄難以轉化為有效投資；另一方面，FDI大量流入，這是一對尖銳的矛盾，但現實是兩者并存。有學者將20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的由過剩國內儲蓄(內資)和在此條件下依然大規模進入的國外儲蓄(外資)所表現的那些資金稱為“迷失的資金”。
三、 國內儲蓄過剩與外資大量進入并存的成因分析
如果說1994年之前FDI的涌入填補了國內投資資金的不足，那么，1994年之后國內銀行體系存差的大量增加則說明在國內儲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外資仍然大量流入，并在中國獲得大量利潤。為什么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迷失的資金”這個謎團呢？
對這一金融謎團, 國內學者的解釋大都認為，這是由于國內儲蓄不能有效地轉化為投資, 形成了儲蓄過剩和資金不足并存的矛盾。但是，國內儲蓄不能有效地轉化為投資的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與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個大背景的關系是什么呢？本文試圖探究背后的原因，給出一個邏輯自洽、符合事實的解釋。
1、漸進式改革過程中，內生的金融控制導致國內儲蓄無法有效的轉化為投資
肇始於1978年的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是在經濟增長與社會主義的雙重約束下進行的。這是一次偉大的制度變遷。它要求通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在穩定中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經濟體制的根本變革。這樣的目標和難度內在的要求一個強政府。一段時期內這個政府擁有強大的動員和分配資源的能力，而實現這種能力的手段有二：一是財政，二是金融。在1978年后，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都是下降的。這說明國家通過財政手段控制經濟是不可行的。即當政府財政能力虛弱，強政府不可能以“強”財政來支持體制內系統本身運轉，迫使國家采用金融控制來支撐舊的體制。這是由于經濟轉型的約束和目標而內生的國家金融控制。
政府意識到“強”國家金融控制有利于儲蓄動員和租金創造, 提升國家金融能力, 因此, 政府就會想方設法來集中和控制這些儲蓄和租金, 進一步做出一些維護和擴展這種制度的具體安排。一旦做出以后,這些具體的制度安排又會由于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而自我強化。這些具體安排包括壟斷性的國有銀行體制, 早期限制金融投機需求及資產替代選擇而不發展證券市場, 1992 年后發展證券市場又主要服務于國有企業。政府通過控制國有銀行為主、控制證券市場為輔, 來動員儲蓄并集中金融資源。這樣, 中國在國家財政能力迅速下降的同時, 迅速實施了強金融控制, 主要依托金融營業網點的行政化分布, 重建了收集民間財富的能力, 為實現儲蓄動員及集中金融資源奠定了良好的體制基礎。
內生的國家金融控制對體制內企業提供了持續的金融支持。從銀行來看,中國金融機構絕大部分的短期貸款都貸給了國有企業, 國有銀行對國有經濟的貸款比重長期以來平均高達85%以上, 而中長期貸款貸給國有企業的比率不會比短期貸款的低。而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是內生國家金融控制在20世紀90年代的邏輯延伸。此外，國家對體制內企業還進行金融補貼。據世界銀行1996年統計, 中國在1985年至1994年間, 以低利率信貸和未歸還本金形式統計的金融補貼占GDP 比例平均為1.72%, 1992 年曾達到3.6%。因而，我國的改革在體制內企業產出沒有大幅度下降的同時，更多地體現為“體制外增長”。
內生的國家金融控制還是以計劃的邏輯在分配資金，根本無法保障資源的有效配置。這種制度安排由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進一步得到強化，金融領域本身難以擺脫舊體制的影響。同時,體制內企業改革的復雜性與遲緩惡化了我國金融發展，反過來迫使國家遲遲無法進行全面系統的金融改革，促進金融發展來有效配置資源。中國漸進改革的成功是以金融改革的滯后與巨大的金融風險的積累為代價的。
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中, 都假定社會中的儲蓄能夠自動轉換為投資。實際上, 在現實生活中, 這種假定是不符合實際的。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是加速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但是, 由于內生的國家金融控制導致了金融體制的缺陷或相對低效率的國內金融體系, 這造成在中國不僅缺乏促成儲蓄有效轉化為投資的健全、完善、發達的證券市場, 而且缺乏儲蓄有效轉化為投資的發達金融機構和豐富的金融工具, 導致中國國內儲蓄資源的閑置。
2、 地方政府在引資方面進行惡性競爭，扭曲了中國對外資的實際需求
另一方面，內生金融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在體制內獲得資源的格局短期無法打破，國內金融體系不能滿足其投資和增長沖動，地方政府只好更多地從境外獲得支持本地GDP增長的融資來源。
而在分稅制和以GDP作為政績考察主要指標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不恰當地成為以本地GDP增長為目標的市場投資主體。政府邊界的模糊導致了投資沖動的無限釋放。通過吸引外資并使之本幣化,地方政府就可以從國內相對固定的資源總量中占有和使用更大的份額。吸引外資越多,地方經濟實際利用的資源就越多,經濟增長就越快,地方政府的政績也越突出。地方政府經濟活動的軟預算約束和目標短期化特征激發了其不計成本吸引外資的強烈沖動。
引資之風刮得最為熾熱的長三角，地方政府甩賣式的競爭達到了非常慘烈的程度。蘇州是中國吸引外資最為成功并將這個戰略發揮到極至的榜樣，為此，蘇州獲得了一系列的贊譽和政治上的獎勵，但蘇州為此付出的代價卻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蘇省政府的內部刊物披露，蘇州的土地開發成本為每畝20萬元，但為了引進外資，卻將地價壓至每畝15萬元。惡性競爭的驅使下，周邊的吳江、寧波、杭州地區只好將地價壓到每畝5萬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處相鄰，號稱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這種殺價競爭。在上海郊區，每畝土地的價格壓至5-6 萬元。如此，就出現了GDP不斷增長，但招商用地價格不斷下滑的怪現象。在蘇州昆山，每畝工業用地的價格從01年的9.5萬元降到02年的8萬元，再降到 03年的6萬元。
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采取的都是組合性的引資策略，意味不僅在土地上讓利，還要在財政，甚至金融上補貼。同樣是長三角地區，零地價、送廠房、政府指定銀行配套貸款（比例為1：1甚至 1：2）、五免十減半等政策傾銷已經成為這個地區常見的引資組合，有人形象地將此稱之為政府的割肉比賽。當然，政府本身是無肉可割的，這些所謂肉其實都是本國人民的福利。這種扭曲的引資政策直接增加了引入外資的成本,降低了外資的利用效益。外資企業由于“超國民待遇”而獲得較高的報酬，扭曲了中國對外資的實際需求，在當前國內資金過剩的情況下，還進一步誘使外資大規模進入。
經濟轉型過程中內生的國家金融控制導致了金融體制的缺陷，即儲蓄向投資轉化機制處于“低效運行”狀態，實際上是讓渡了利益給外資。
由此可見，漸進式改革內生的金融控制和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爭” 使得一方面FDI大量流入中國，而另一方面國內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每年都有大幅增加。
四、 結論及其政策含義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是在經濟增長與社會主義的雙重約束下進行的。在政府不可能以財政來支持體制內系統本身運轉時，迫使內生的國家金融控制來支撐舊體制。同時體制內企業改革的復雜性反過來迫使國家遲遲無法進行全面系統的金融改革，使儲蓄向投資轉化機制處于低效運行狀態。而且，內生金融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國內金融體系不能滿足其投資和增長沖動，地方政府只好更多地從吸收FDI來支持本地GDP增長的融資來源。這扭曲了中國對外資的實際需求，在當前國內資金過剩的情況下，還進一步誘使外資大規模進入。
因此，我們要重視漸進式改革中FDI、國內儲蓄和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著手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政策的思考：
第一，要重視從儲蓄角度來觀察失衡問題，提高國內資金的使用效率，努力促成國內儲蓄向有效投資的轉化。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本國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為提高國內儲蓄的利用效率，要穩步推進國有銀行改革；加快發展多層次的金融市場和直接融資；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減少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國內融資和對外借貸等方面受到的限制，培育高效的市場投資主體。一旦我國金融發展有序和健康，內外資的矛盾也就會迎刃而解。
第2篇：雙減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
歷史上這種現象很常見，當大跌真的形成時，人們總是會給予市場更低的定位，這是很正常心理反應。市場就是宏觀經濟的寫照，總是由繁榮――衰退――蕭條――復蘇四個階段所組成。從8月份以后，我們看到了宏觀數據已經顯現出局部蕭條，正在開始慢慢地影響市場，從而讓市場從令人充滿期待向徹底悲觀轉變。可以不客氣地說，這個市場正在成為“絞肉機”。而這一切的緣由，均是因社會現金流緊缺，導致的“戴維斯雙殺”。6月初我們提“戴維斯雙殺”時，還有很多人認為不可能，但現在已經一步步走向現實。
今年市場的波動本質，就是與社會資金供應量有關。利率的雙軌制，令民間利率大幅抬高，全社會的資金到底有多少都撲入了這個吸金洞無人可知。但用很正常的邏輯判斷，當實業所產生的利潤，無法支付民間借貸利息成本時，最后的崩盤是必然的結果。而這樣的事，可能僅僅是因為區區幾百萬的追討引發的崩盤。廈門融典37億的崩盤，其實就是一個700萬的債主，召集了十數人討債，引發了一個37億的盤子全線崩潰。
現在許多這樣的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涉及的面越來越廣，如多米諾骨牌效應似地在東南沿海一些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出現。其背后所體現的就是，實業所生產的利潤，已經遠遠不足以支付資金的成本。而大多數銀行頭寸都幾乎放光，即使是高息攬儲，也無濟于事。此時民間借貸已經出現巨大風險，證券市場的風險同樣也沒有排除，房市的風險更是僅僅初露。這種情況下，以我個人的感覺反倒是待在大的銀行里風險更小。而我們從現實中所看到的，卻是仍然有大量的存款在向外流，證券市場如果沒機會，向外流的只能是高息的民間借貸市場。跑了那么多老板，難道還不能讓你有所驚醒？我估計今年“十一”長假將會有更多的外出度假不歸老板的消息見報，而今年春節將會有很多人不敢在家過年。
尤其令我們關注的是，本屆政府與下屆政府處于交接期，中華文化決定了幾乎沒有人會去主動承擔上一屆所遺留的問題。所以，我們對信貸的基本判斷是，至明年年初前，信貸政策只會維持現狀，不會有任何寬松的轉變。比較糟糕的是，去年末與今年初發出的地產信托，大約到期密集時段就是在明年春節前后。所以，我們仍然可以認為，資金最緊張的時候還沒來。基于這樣的判斷，我們認為原來預期四季度市場可能見一個重要節點的推測，可能要作相應的后移。
市場跌到如今，再作一次全面的復盤，市場的景象讓我覺得很吃驚。大量的個股形態惡化，顯現出一幅多頭預期失敗之后的搶跑踩踏。尤其是近段時間一批強勢股的補跌，徹底擊潰了多頭信心，人們似乎正在進行著擠兌，更可怕的是下方幾乎無接盤，除非是愿意以極低的價格在低位搏得抄底者的歡心。
我們從平均股價指數波動可以看出，權重股們的價格重心不斷壓低之后，已經達到一個相對的弱平衡區。而平均指數的持續走低，意味著市場全行業的個股普遍下調，資金的遷徙狀態，從原本由權重股流出向普通股遷徙，轉為進入全線溢出的狀態。這表明當前的下跌，已經不僅僅是板塊之間的交互波動問題，而是多頭全面地潰退。
讓人感到泄氣的是，平均價格指數的波動狀態表明，未來市場的平均價格可能向11.5元附近移動。如果是這樣，粗略算一下市場平均下行空間還得有12.6%。而從我們了解到的情況是，目前主流的公募基金，倉位大多都降到了70%以上，更有一些比較敏銳的公募，實際的倉位已經降到了60%附近。也就是說，持有大盤藍籌股的主流機構與做市值管理的陽光私募，基本已經減不動倉了，處于一種被動防守的狀態。換句話講，未來藍籌股下行的空間將會比較小，它們會處于一種相對的弱平衡狀態。假如是這樣的話，那么，為平均價格指數提供負波動的群體，必然是一批無前景以及無業績支撐的題材股，這里面前期的涉礦題材股將會是最易遭市場拋棄的品種。
更讓我們感到不安的是，有一批做盤機構，它們的資金來源本身就是融資資金，這些機構的特征是與上市公司做“勾兌”以及用2005年之前的做莊思維。本身融入的資金就有一定的成本，當社會資金仍然不那么緊缺時，一切都相安無事，大家都按合同約定在融資期限以后再作結算。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溫州民間借貸的事鬧得兇，原來資金融出方半途變卦，寧可違約也要在短期之內拿到錢救急。所以，我們就會看到一些本來還仍然堅挺的股票，突然就莫明其妙地出現了砸盤。這種事歷史上都出現過，有些數十億企業在危機來臨時，可能因區區數百萬的債務，在一個預想不到的小概率事件上，令其龐大的資產瞬間化為烏有。本質的原因并不在企業本身主業經營，而在于它將資金杠桿用到了極致。
對于市場的總體看法，至今我仍然沒有改變。但就各指數目前的狀態，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原來我們認為唯一一個6月下旬低點上行有可能成為推動的指數創業板指數，也因再創新低而將這種假設給了。關于這點需要說明的是，此前的假設于操作上并無矛盾，本著預期只是預期的原則，在假設6月23日低點上行為上行推動的同時，完成了一輪上行行情的操作，而至8月30日下行之后，我們提出這個位置的楔型完成之后，以樂觀的預期后面至少是一個擴張平臺C。無論A是不是回避風險，所有的二－C都是要回避風險的。既然8月30日之后該方向是減倉的，就不應該在C段下行是否結束沒得到確認前，介入該方向的操作。況且下行段未見日線級別背離，不能確認假設中的C結束，也不應該有任何沖動的想法。而今再創新低，表明此前的假設結構已經被，如果以僵化的思維看待前面的假設結構，必然是不可能得到好的結果。
第3篇：雙減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
利率調整是發達市場經濟體貨幣政策中最經常使用、也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
2001年1月以來，美聯儲連續13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最低降到1%，創下45年來的最低點。2004年上半年，主要指標顯示美國經濟開始進入穩定復蘇階段，為了抑制未來通貨膨脹上升趨勢，保證美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2004年6月30日開始美聯儲連續3次小幅提高基準利率，標志美國開始進入新一輪升息周期。
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2004年9月9日決定再次把基本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從4.5%提高到4.75%，以遏制經濟增長較快出現的日益高漲的借貸水平和防止出現通貨膨脹。這已經是英國央行2003年7月將基本利率降低到3.5%之后的第五次提息。英國經濟出現全面的改善，特別是近年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的英國制造業出現強勁增長。雖然英國消費物價指數的升幅仍控制在政府設定的2%目標之內，但從中期來看存在通貨膨脹壓力。預計英國央行的基本利率有可能繼續上升。
當然，各發達經濟體的情況不盡相同。
歐洲央行一向以控制通貨膨脹不超過2%的目標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但是，近年來歐元區CPI卻很少有低于2%的時候。2004年以來，歐元區經濟出現了一定程度復蘇，減輕了歐洲央行的降息壓力。歐洲中央銀行目前仍然維持現行2.0%的再融資基準利率水平不變。但是，由于一年多來石油和其他原材料價格上漲和歐元堅挺，提高了歐元區的通脹水平，而且預計這一趨勢仍將持續，因此，如果歐元區經濟進一步復蘇，歐洲央行將會轉而考慮結束降息周期。
日本銀行將繼續維持極低短期利率（隔夜拆借利率0.001%）和增加流動性供應的寬松貨幣政策。日本銀行認為，采取這一立場是鑒于克服通貨緊縮依然是日本銀行面臨的首要課題。為此，貨幣政策委員會決定繼續增加商業銀行流動性，將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結算賬戶上的余額上限調高（從32萬億日元提高到35萬億日元）。目前寬松的貨幣政策將繼續實行。
各國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將決定利率走勢。本輪世界經濟復蘇有一定程度的脆弱性，一些不利因素可能使復蘇的持續性面臨潛在風險，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各國央行的利率政策。
美國“雙高”赤字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隱患
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潛在威脅是美國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和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赤字。由于布什上臺以來推行大規模減稅計劃和增加軍費開支，2003財年財政赤字激增到3740億美元，2004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將達4750億美元，占GDP的比重上升到超過4%，相當于世界儲蓄總額的6%。
財政赤字將會減少儲蓄和抑制投資，它不利于美國經濟的長期發展。美國財政收入在短短的幾年中由黑變紅表明，美國財政狀況出現了自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惡化。由于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特殊和重要地位，美國的長期“雙高”赤字并未給經濟帶來太大的麻煩，而且其大規模的進口對世界經濟發展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也正因為如此，如果長期積累起來的風險在商品、市場和資金的某一鏈條的斷裂上釋放出來，其影響也將是巨大的。
“雙赤字”帶給美國的將是經濟復蘇放緩以及政策風險積聚，這不僅給世界經濟增長蒙上了陰影，也給國際市場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因素。美國經濟這個火車頭現在越來越多地依靠從世界其他國家借來的資源所推動，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高達5%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有人甚至認為，美國的經濟繁榮是建立在“借來的資金和借來的時間”基礎上的。所以，美國經濟能否持續穩定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如中國、東南亞、日本和歐洲各國）的中央銀行是否愿意繼續通過購買美國資產（如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等）的方式借錢給美國人花。由于美國與其他國家這種相互依賴的關系可能很難長期維持下去，一旦美國與其他國家這種資金互動鏈斷裂，必將給世界經濟帶來災難。
高失業率和結構調整不到位是持續發展的瓶頸
美國勞工部公布2004年9月份美國僅新增就業9.6萬人，大大低于此前預計的15萬人。美國媒體普遍評論這是顯示美國就業市場狀態疲軟的又一標志。雖然從2003年8月份以來美國已經新增就業約200萬人，但是由于布什上臺后凈失業人數最高時達到280萬人，因此到目前為止的近4年里美國的凈失業人數仍高達80萬人左右。
在執政后連續推出兩個刺激經濟增長的減稅計劃之后，布什在2003年初推出第三個減稅計劃。計劃到2004年年底平均每月新增就業30萬人左右，每年新增就業300萬人。然而從目前的結果來看，這一預計與實際情況相差實在太遠。
世界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長時間快速增長中積累了各種結構性矛盾，但近幾年在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下，世界經濟并沒有進行深度調整。與美國相比，歐元區、日本結構改革步伐更為緩慢，經濟體制僵化、結構改革推進艱難成為歐元區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制約因素。不良債權和通貨緊縮依然是束縛日本經濟增長的兩大問題。企業債務沉重、盈利下滑，投資難以擴大阻礙歐元區經濟快速復蘇。盡管當前世界經濟出現明顯復蘇勢頭，但是由于結構調整尚未到位，復蘇的基礎仍不穩固。
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將恢復增長
20世紀90年代，國外直接投資（FDI）顯著增長。從90年代初的2000億美元，達到2000年創紀錄的1.4萬億美元，FDI流量的增長率超過了任何其他世界經濟主要綜合指標。FDI已經超過貿易，成為組織國際化生產和服務國際市場的重要方式，并有力促進了世界經濟增長。但是，進入21世紀，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連續3年下跌，2003年降到只有5600億美元。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額減少，2003年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較上年銳減25%，僅為3670億美元，其中流入美國僅為300億美元，為1992年以來最低水平。只有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出現了復蘇，其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同比增長了9%，共計達1720億美元。
世界經濟回暖的背后是國際資本流動出現恢復性增長。按照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4年世界投資報告》的數字，2004年上半年全球跨國并購比2003年同期增長3%。隨著跨國并購活動的恢復以及經濟增長的加速，全球投資流量將在2004年重新開始增長，預示著全球FDI流動將開始新一輪繁榮。
多邊貿易談判受阻經濟區域集團化趨勢加強
世貿組織2001年11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決定啟動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即所謂“多哈回合”。幾年來，“多哈回合”進展緩慢，農業、非農產品的市場準入等重要議題的談判都未能按期完成，農業問題更成為各方爭執的焦點。圍繞著農業改革和出口補貼等焦點問題，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分歧嚴重。
2004年8月1日，“多哈回合”談判出現一絲曙光，“多哈回合”框架協議在日內瓦達成。“多哈回合”框架協議包括農業、非農產品、服務貿易、發展問題和貿易便利化5方面內容，框架協議的達成標志著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終于取得重要階段性進展。但是，由于該框架僅僅明確了今后談判的一些指導原則和基本內容，許多棘手的、分歧較大的總是被擱置。隨著談判的深入，這些問題以及深層次矛盾仍將顯現出來，因此，下一階段談判的任務將更為艱巨。
相對于WTO的多邊談判來說，區域合作與雙邊自由貿易由于決策過程中的有效性和對象選擇的靈活性強，開始加速發展。雖然WTO的多邊貿易體制不會因坎昆會議失敗而瓦解，但由此引發的反應將延緩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并可能促使全球化與區域化的關系發生變化：從以往的并行和相互促進轉向相互替代。僅2004年以來，美國和新加坡、智利、中美洲四國之間紛紛簽署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日本正與新加坡、墨西哥、東盟進行積極談判。新加坡除了和美日密切合作接洽外，還和中國、澳大利亞積極接觸，以盡快達成雙邊合作協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下的“早期收獲”方案也已經正式實施。另一方面，就業低迷使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貿易摩擦有增無減。
國際市場產品價格處于高位通貨膨脹壓力顯現
自1997年，以美元計算的國際市場非能源類產品價格持續下跌。2003年以來，隨著世界經濟的緩慢復蘇和世界貿易開始恢復增長，國際市場非能源產品價格也擺脫了近年來持續低迷的狀態，呈現迅速上升趨勢。未來一段時期，伴隨著世界經濟、貿易繼續較快增長，國際市場產品價格將很難出現逆轉。
第4篇：雙減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
一引進外資的背景、過程和狀況
七十年代末開始，中國將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建設。由于建設資金和技術引進所需的外匯極度短缺，政府提出在保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引進外資彌補國內資金的不足，增強出口能力，增加國家的外匯收入[2]；同時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補充。這一政策與六十年代末流行于西方國家的關于引進外資的“雙缺口模型”恰相吻合。這一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由于儲蓄不足和貿易逆差，必須通過引進外資來解決投資和國際收支平衡。
為確保引進外資，中國制定了諸多優惠政策，例如對外商作為投資進口的設備減免關稅、對三資企業所得稅實行免二減三，以及提供人員和技術支持等。同時，為防止外資對國內企業構成沖擊、保持對外資的控制，中國又頒布和行政法規，限制獨資企業，堅持中方在合資企業里的控股地位，外資企業產品應達到較高的出口比例等。這些政策措施首先吸引了大批從事加工貿易的勞動密集型的港澳臺資本，迅速擴大了國內的就業和國民收入，改善了中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緩解了西方國家對華投資以內銷為主而產生的外匯平衡壓力。1992年以前，港澳臺資本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70％左右。
來自西方的外商直接投資中，美日兩國占到約20％，產品銷售以中國國內市場為主，以彌補國內短缺。中方堅持在這類合資企業中的控股地位，力圖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日資在西方國家的對華投資中比重最大，投資的領域最廣，但日資企業限制技術轉讓的意圖十分明顯。美資企業由于技術創新能力強，技術轉讓相對積極。為了引進先進技術，1992年中國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為此修改了《合資企業法》，允許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長。在中美市場準入談判中，中國承諾將大幅度降低關稅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中國市場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場準入條件的放寬，激發了外商投資中國的熱潮，1992－1997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金額增長了3倍多。這段時期為抑制通貨膨脹，中國實行了財政和貨幣的緊縮政策，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進入，對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見表1）。
但在過去的20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生產能力的增長遠遠超過最終需求的增長，造成全社會生產能力大量閑置和產品的嚴重過剩。1997年10月以來，中國經濟開始受到通貨緊縮的困擾，幾乎與此同時爆發的東南亞危機更加劇了中國經濟的困境。1998和1999年來自港澳臺和日本的投資加速下滑，美國和歐盟（歐盟1998年除外）的投資乘勢擴張。但是受危機滯后的作用，1999年外商來華投資比1998下降了11.3％。為阻止經濟下滑，中國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國內投資增加較快，因而外商直接投資占社會總投資比重降至1998年的13.11％和1999年的10.47％。由于社會投資和消費增長乏力，出口因貿易依存度較高深受外部環境的容易大起大落，政府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但在宏觀決策機制和投資體制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政府投資的效率十分低下，勢必削弱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因此，加入世貿、進一步擴大引資規模，以推動改革（國有部門和官僚體制）開放（保持經濟增長）的深入，似乎是唯一的途徑和邏輯依據。
二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及產業投向
按照國際法中的“屬地管轄權”原則，外商投資企業必須登記注冊為東道國的企業法人，接受東道國的行政和法律管轄。一般來說，東道國為了改善產業結構、促進工業布局的合理化，都努力將外資引導到經濟落后的地區或部門。東道國的民族企業因其經營環境深受當地資源條件、生產要素投入、技術水平和消費需求結構的影響，經營目標往往與政府的經濟發展目標趨向一致；而外商投資企業不會自覺服從東道國政府的產業指導和宏觀調控，它執行的是母公司的全球戰略，以實現母公司市場控制和全球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因此經常與東道國的引資意圖南轅北轍。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少發展中國家在開放市場之前，都長期推行過進口替代政策，運用政府力量和市場保護扶持了一批產業關聯度高的支柱產業，如中國的汽車工業和工業。這些產業往往集中了國內一流的設備和人才，占有的市場份額高，有穩定的利潤以支持擴大再生產，在不具備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之前，并不輕易允許外商直接投資大規模介入。而對這類企業背后的廣闊市場，外商往往抱有極大的投資興趣和熱情[3]。
在“趨利”動機的推動下，外商往往優先選擇在、通訊等基礎設施條件好、靠近消費市場和投資收益高的地區進行投資。自1978年以來，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是“先東后西”，讓沿海等基礎條件好的地區享有各種優惠政策，迅速實現經濟增長，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于是東部地區吸引了絕大部分的外來投資。政府寄希望于財富效應的西移，最終促進全國經濟的均衡發展。但地區差距的縮小絕非自動可以實現，中國在經濟發展上的地區差距，從1983年以來呈現不斷擴大之勢，90年代以后，這一差距更表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到1997年，東西部地區無論在人均GDP，還是在人類發展指標上的差距都相當巨大，中國最發達地區和最不發達地區相比，幾乎相當于西方工業化國家和最貧窮國家之間的差距。這種差距的擴大更促使外商投資企業將資金投向收入水平高、消費能力強的東部發達地區（見表2），而基礎條件差、資金嚴重匱乏的西部地區無力改善投資環境，更加難以吸引外資，經濟發展的步伐也就愈加遲緩，從而形成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差上的“馬太效應”。這一巨大的地區差已經并將繼續制約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
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產業投向上，結構失衡問題比較突出。截至1999年，在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中，工業占到59.56％，房地產公用事業投資占24.44％，而農林牧漁業僅占1.76％，交通運輸及科研、技術服務業合計僅為2.75％。在重點投資的第二產業中，加工工業的數量又占了較大比重。這類企業大多是港澳臺的中小資本，在各種優惠政策的刺激下大量使用國內廉價的土地、勞動力、能源和原材料，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國內能源、原材料供應的緊張。而且，相當一批企業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一帶從事原料藥、化工和塑膠制品的生產，對環境的污染十分嚴重。但這類中小型加工企業主要是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較少參與爭奪國內市場。日資企業和少量歐美資本、以及1992年后大舉進入中國的美國、西歐跨國公司，主要是瞄準了中國國內市場。它們大量投資中國機電、日用化工、輕紡等高利潤的傳統行業，產品銷售額占全國同行業的比重增長迅猛，占領了很大的國內市場，一些外資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已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例如，早在1996年電子及通訊設備類的外資企業銷售收入，已占到全行業的62.3％。
1999年外商直接投資首次出現下降，除了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相應于國內的消費結構變化，原先集中在制造業和第三產業的外來投資已接近增長極限，中國利用外資的結構將面臨較大的調整。由于中國制造業的開放程度已經較高，加之1997年以來通貨緊縮的影響，外資對制造業的投資出現下降趨勢，但與高技術相關的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可能有較大的增長，這與外商直接投資的股權結構越來越傾向獨資、以及放棄對其技術轉讓要求和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有著直接的關系。金融、電信等服務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將會隨著市場準入程度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的
1.進出口和國際收支
外商投資多數從事加工貿易，擁有現成的海外市場營銷，加上中國對其實行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如：所得稅上的優惠、可以保留現匯帳戶、在從事加工貿易時增值稅可以自動抵免，而毋須像一般貿易那樣對出口環節增值稅實現“先征后退”等，這都極大地刺激了外資企業進出口的增長。1996年國有企業一般貿易出口因退稅滯后出現下降時，外資企業的出口則增長了31.2％，確保了全年出口總額的增長。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占全國進出口的比重從1986年的4.04％上升到1992年的26.43％和1999年的50.78％。其中出口占全國出口的比重上升到45.47％，進口比重則高達51.83％。
外資企業的進出口增加了中國貿易總量，改進了中國出口商品的結構，全國制成品出口比例由1978年的不到5％增長至的85％以上。1991－1999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中，制成品平均達到90.67％，中國出口商品的整體結構得到優化。但是，外資企業的進出口大多屬加工貿易，1999年外資企業加工貿易額占其全部進出口的近70％。“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與中國國內產業關聯度低，中國除了從中獲得少量的工繳費收入，國內產業得不到帶動，因此加工貿易遠不如一般貿易對中國經濟的意義重大。另外，這類外資企業大多為港澳臺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享受關稅、所得稅和土地使用等優惠，與同類的國內企業相比，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特別是在紡織品等進口國設限的主動配額分配上，由于其出口銷路廣，對國內非外資類企業的出口配額擠占嚴重。
1992—1993年因投資過旺、總需求急劇膨脹，進口增長迅猛，出現外貿逆差，中國外匯儲備僅維持在200億美元左右。鼓勵出口，增加國家外匯收入成為當時的重要經濟任務。從1991年以來，國家陸續擴大了出口退稅覆蓋的商品范圍，并逐步提高出口退稅率，將出口創匯額列入對各級政府和國有出口企業的業績考核。1994年，實行匯率并軌和人民幣貶值，同時執行嚴格的結售匯制度，將企業的外匯所得和結余以自動結匯的方式向國有商業銀行集中。國家財政貨幣的緊縮政策也有效地抑制了進口，其結果是，除了1993年外，中國自1992年以來，出口每年以幾乎兩倍于GDP的速度增長。貿易順差從1994年起開始連年增長，即便是在出口環境十分嚴峻的1998年，仍實現了0.5％的出口增長和436億美元的順差。同期，外資每年的流入額也位居世界前列，資本項目順差不斷擴大，出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現象[4]。出口收匯和以現匯形式流入的外資，均通過銀行結匯渠道進入國家外匯儲備，使中國的外匯儲備迅速增長。
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增加國家外匯儲備，同時也帶來風險，這就是利潤匯出對國際收支平衡產生的潛在壓力，亦即每年新增外資和原有外資企業的再投資所產生的匯出利潤不斷增長，使經常項目的順差收窄，甚至轉為逆差，從而使國家的國際收支情況惡化。經濟學家卡萊斯基1966年曾作出模型[5]，對此進行（見表3），他假定某國每年需100單位的外商直接投資，投資的利潤率為15％，其中10％匯出境外，另5％用作再投資。那么，6年后總投資必須翻一番，才能緩解利潤匯出不斷增長的壓力，維持100單位的凈外商直接投資量。
從中國引進外資的實際情況看，今后繼續保持兩位數的引資增率是很難做到的。若今后幾年引資總額不變，九年后，凈投資量將為負數。繼續用卡萊斯基模型顯示如表5。
表5顯示，到第8年末，當年流入的外資僅能抵補利潤的匯出，而到了第9年末，利潤匯出已超過外資流入。利潤匯出是在歷年外資累積和當年新增外資的基礎上形成的，一般來說，必然保持不斷上升的趨勢。當若干年后利潤匯出額超過貿易順差額時，經常項目將產生逆差。如果外資流入凈額再低于每年償付外債本金額，中國的外匯儲備將會下降。
從九十年代中國的國際收支來看，由于外資企業投資收益的支出越來越大，部分抵銷了貿易順差的增量，故經常項目的增加量很小。1999年，中國貿易順差大幅度減少，實際引進外資也開始回落，投資收益支出則繼續上升，經常項目順差降至156.7億美元，而當年償還外債本息達309.9億美元；考慮到資本外逃的因素，中國雖然繼續保持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但外匯儲備僅增加了97億美元。因此，在中國加入世貿后進口激增、出口因部分國內企業破產及放棄對外資企業的出口比例和外匯平衡要求而增長放慢，以及外資大量涌入的情況下，經常項目轉為逆差很可能會成為現實，那時只能用資本項目的順差、甚至外匯儲備來加以彌補。
2.宏觀調控
1992年中國經濟因投資擴張過度，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93－1998年，國家實施財政和貨幣的緊縮政策，嚴格控制貨幣發行量和信貸規模，為實現“軟著陸”進行宏觀調控。經濟增速開始回落，但由于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迅猛，GDP仍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率。
當時來華的外商直接投資中絕大多數是合資、合作經營企業，必須解決中方的人民幣資金配套才能形成實際生產能力，因此加大了國內貨幣供給的壓力。而外資企業的人民幣資金要求在熱衷于引進外資的各地政府的支持下，是得到優先保證的。這樣國內企業就面臨兩種選擇：或坐視它們的信貸份額被擠占掉，或繞開國家控制，變相突破信貸規模，例如，一些國內企業千方百計地引進國外資金，然后將外匯賣給當地政府，以取得人民幣。但無此特殊途徑的企業只好望洋興嘆，包括一些潛質不錯的企業，從而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
這段時期國家采取“適度從緊”的經濟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外資流入和出口增長有利于“軟著陸”的實現，但外資大量流入使外匯相對于人民幣供過于求，導致名義匯率不斷下跌，而1992—1996年間物價指數的高企，使實際匯率進一步下跌，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國際幣種升值近50％。加上出口退稅的放慢，嚴重削弱了非外資類企業的出口競爭力，使得以一般貿易為主的國有企業出口十分困難，導致1996年出口暴跌，全國出口增長在外資企業出口增長率仍高達31.2％的情況下大幅回落至1.5％。
然而國家外匯儲備卻凈增了42.7％，即314億美元。原因在于為抑制人民幣持續升值，在國有銀行對新增外資和出口結匯的同時，央行又大量購入外匯、拋售人民幣，使外匯儲備的規模超常增長。在結售匯制度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必然引起外匯占款量的相應增加，造成1994年基礎貨幣和廣義貨幣（M2）的供給分別增長了34.4％和29.47％，使得當年通貨膨脹進一步發展，達到21.7％的高位，中央政府抑制通脹的努力被抵銷殆盡。
1993以來，連年收購巨額外匯導致了大量的貨幣投放。1997年，基礎貨幣發行的增加額中87％源于“外匯占款”的增加；在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以往40年里“外匯占款”項目的比重從未超過5％，而到1997年時，這一比重卻一下躍升至40％[6]。為保證“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1995年中央銀行面對進一步上升的外匯占款，被迫采取“對沖”方式，削減或回收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以穩定信貸總規模，這就造成企業資金的普遍緊張；同時國家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進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改變了以往地方政府隨意干涉銀行信貸的局面，實行業務和人事的垂直管理體制，使國有商業銀行真正受到商業目標的約束。國內房地產等經濟泡沫的崩潰，迫使商業銀行開始規避壞帳風險。國內投資受到貨幣緊縮和銀行“惜貸”的雙重遏制而日漸萎縮，加上國內消費需求增長放緩，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降。
結售匯制度使得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形式，而用大量的外匯占款換取的國家外匯儲備，往往用于持有國外低息政府債券；過高的外匯儲備必然抑制國內投資，國內投資不振則又不得不以更高的代價引進外資。一旦外資流入的速度下降，政府又將轉向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從而為通貨膨脹的再起埋下隱患。因此，過高的外匯儲備所帶來的機會成本相當高昂。中央政府于1997年7月規定有外貿經營權的國有企業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的現匯收入，居民個人因公、因私出境可以向商業銀行按當日牌價購買一定數量的外匯。這些措施是央行以商業銀行零售業務的方式“再對沖”外匯占款，以降低過高外匯儲備對經濟發展帶來的代價。
3.對中國產業成長的影響：市場控制和產業控制問題
(1)市場控制：從整體來看，中國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引進了相對于中國技術水平而言比較先進的技術，這些技術主要分布在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上。在外商投資企業的競爭壓力和示范作用下，中國國內企業的管理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部分行業、例如家用電器行業，通過合資引進先進技術后縮小了與西方國家的技術差距。
但以市場控制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的發展既有帶動和示范的一面，又對其自身和國內產業的成長構成抑制。表現在：國有企業因機制障礙越來越難以適應競爭加劇的形勢，國有部門的萎縮引起城市市場的相對蕭條，最終又限制了外資的發展。這是一種“雙輸”的格局，說明如果引進外資的綜合結果是壓制了國內企業的成長，對東道國和外商直接投資均不利。當然，受到傷害最大的還是東道國自身，國內產業蕭條的長期后果只能由自己消化解決，外商直接投資通過“轉移價格”等方式早已收回全部投資，盡可移情別戀。
生產的過程是價值增值的過程，全球化生產是價值增值在國家間的分配。不同產品的價值增值，因產品本身的技術差異和加工深度而異；而同一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的增值，則因各個生產環節的要素要求（特別是技術投入）和加工條件不同而形成差異。世界各國在要素稟賦上的差異，為實現跨國生產奠定了條件。技術依附于生產設備，、通訊業的大發展，以及跨國公司對生產營銷高度的計劃性和內部組織的嚴密性，使跨國生產成為可能。跨國公司通過控制產品的開發和設備、零部件的生產，掌握了加工增值鏈中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處于國際分工的最低層，僅享有極低的生產附加值比例。
此外，設備、零部件作為實物投入的外商直接投資的一部分又被作為進口，列入東道國海關統計，往往使人產生東道國大量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的錯覺。外商投資者慣用的手法是“高進低出”，向中國輸出高作價的二流設備和后續供應的零部件，在設備投入運行形成生產能力后，以低價（轉移價格）將有價格競爭力的出口產品納入其全球營銷網絡，暗中轉移利潤，逃避國家稅收，同時用內銷產品的高價彌補外銷的利潤損失。這就部分說明了為什么外商投資企業生產率普遍高于國內其他類型企業，但對國家稅收的貢獻卻遠遠低于其工業產出的比重。外方按其投資比例又享有分配企業凈利潤的權利，投資收益的一部分則以利潤匯出的形式從中國的經常項目中流出。因此，外商投資企業“高進低出”的做法相當于從東道國進一步榨取了部分附加值。
根據宋泓和柴瑜的研究，近20年來，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降低了中國工業結構的整體效益。外商直接投資大多只是將其生產過程最終的組裝工序移至中國，因此對中國產業的前后關聯度低，對當地價值增值的貢獻也就不大。外商投資企業趨之若鶩的工業部門是投資量較少、價值增值率和利稅率較低的下游加工行業，如、運輸工具業、電器業以及服裝、皮革、塑料、金屬制品、食品制造、飲料、文體用具等；而竭力回避的是投資量較大、價值增值率和利稅率較高，屬于中國工業中瓶頸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礎工業部門。這樣，外商投資企業基本上是處于與國內企業相競爭的“替代”狀態，而非分工合作的“互補”狀態，因此降低了中國工業的整體資源配置效率[7]。而通過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稅收優惠的方式，將外資企業的邊際生產力強拉至國際市場資本利息率之上，卻造成中國對外資的不真實需求。一方面使得外資毋需使用先進技術即可加強市場競爭力，從而削弱了外資采用先進技術的動力；另一方面，促使內資外逃，變換成“外資”身份流回國內，享受稅收優惠。其結果不利于國內產業的發展，降低了經濟整體效率，有損于中國的經濟利益[8]。
在這一“替代性”競爭中，外商直接投資中的西方跨國公司在資金、技術和營銷管理上表現出極大的競爭優勢。首先，他們專門找行業內的知名企業談合作，爭取控股，然后展開對中國合資方企業的品牌收購。許多歷經數十年辛苦經營創下的國內品牌，紛紛被外資企業的品牌所取代，隨之外資品牌通過原國產品牌的信譽和渠道不費吹灰之力大舉進入了中國市場。有些國內企業甚至主動出賣自己的品牌，將全部市場拱手讓與外資。
這種后果的出現，既有在對外開放中經驗不足的一面，例如忽視無形資產的重要性，也有民族自卑心理作祟、崇洋媚外的原因。在中國企業尋求合資的過程中，國有資產由于腐敗等諸多原因流失十分嚴重，這更強化了外資對企業的實際控制。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控股趨勢的增強，外資在中國部分行業中的壟斷地位開始形成，比如，外資在橡膠、啤酒、洗滌用品、制藥等行業已完全取得壟斷地位。在一些大型合資項目中，外方利用中方在資金上的短缺，通過不斷追加投資取得了控股地位。
外資控制力的加強源于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在中國擴大外商投資自由化的進程中，內外資企業的競爭實力過分懸殊。中國的企業和國有銀行體制改革十分緩慢，后者尤其帶有濃厚的官商色彩，不是商業化改革前不負責任的“亂貸”，就是改革后缺乏有效的風險控制機制下的過度謹慎的“惜貸”，銀企之間形不成相互支持的合力，而西方大銀行則普遍追隨跨國公司到處擴張，例如摩托羅拉公司將生產基地設在天津，它的后盾－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隨即向中國中央銀行申請在天津成立分行，在當地為其提供融資和貿易結算等服務。
（2）技術控制與產業控制：1992年中國實施“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后，外商直接投資中的外資控股和獨資企業數目迅速上升。美歐跨國公司對華投資速度明顯加快，實際投資額占到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20％以上，獨資和控股經營已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在一些新興工業領域，外商獨資的比例越來越高，超過一億美元的大型投資項目數量增加較多。[9]這說明在傳統領域的產業競爭外，外商直接投資力圖通過大規模投資取得在新興產業和高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這種依靠巨額資金、技術投入形成的競爭優勢必然導致市場壟斷，對中國民族工業構成難以克服的進入障礙。外商直接投資已在中國部分行業實現了市場控制，究竟會不會出現外資通過產業控制實現對中國經濟的控制，關鍵在于國內企業和中方居控股地位的合資企業中能否實現從技術依賴到自主開發的飛躍。
中國恰恰在這方面存在十分突出的問題。中國對外開放和引進外資是在行政分權的改革背景下展開的，行政分權打亂了原計劃經濟條件下部門間的聯系，使資源配置的主要權力從中央轉移到了地方，造成地方實力膨脹和市場的分割，形成改革中的“諸侯經濟”。追求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與地方官員顯示政績的實際利益相結合，刺激了“投資饑渴癥”以及與此相關的、對國外技術的盲目重復引進和經濟的粗放式增長，造成嚴重的政府行為和企業行為的短期化。
在中國以合資方式引進的技術中，屬于硬件技術的成套設備的進口占了絕大部分，技術許可和技術咨詢服務等軟件技術引進的合同數量和金額很小，所占比例均不超過20％，反映出中國企業普遍存在技術依賴心理。這就難免被掌握著核心技術的跨國公司利用，將合資企業改造成它們最終產品的裝配線。而且，引資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預下進行，政府和企業行為的短期化在引資中就表現為“重表面而輕實質”，對技術引進有余而消化、吸收嚴重不足，后者的資金投入只有前者的大約三分之一（日本與韓國的情況正好反過來，用于消化吸收的資金三倍于引進的資金）。引進外資的目標日益模糊，甚至引資本身就是目的，從而形成為開放而開放、為引資而引資的局面。這種心態指導下的引進外資不可能從國家全局利益出發，對引資工作進行認真的運籌和有效的指導，提高引資的效率，推動民族工業的技術進步。
就總體而言，中國不少企業未能通過合資消化、吸收先進技術，逐步形成自主研制開發能力。造成這一狀況的外因是，外資方采取的一系列技術保護措施與上述國內因素相互作用，遏制了中國產業技術的進步和實現技術超越的潛力。首先，由于技術是重要的無形資產，跨國公司為保持競爭力，往往將技術通過內部市場轉讓給其子公司，對轉讓的技術、尤其是核心技術采取嚴格的保密措施。被轉讓技術的先進性與跨國公司占子公司股權的比例呈正相關，就是說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合資企業中取得控股地位以后，才會真正轉讓先進技術；在跨國公司不具有股權優勢時，往往僅轉讓二三流技術，這樣不僅得以延長其產品生命周期和技術專利期，適應了引資國對適宜技術的需求，又通過技術壟斷和品牌控制等掌握著對企業的實際支配權。
例如，在中國的汽車合資企業中，上海大眾、北京切諾基和廣州標致均系中方控股，中方也確曾希望通過合資提高自身的研制開發能力，但在合資企業內部的管理分工上，外方掌握著最關鍵的技術和營銷，而且外方的技術經理拒絕配備中方副手（如上海大眾），中方則分管人事、法律等事項，根本無緣接觸到技術的內核，在這樣的技術控制和管理體制下，合資企業很難避免淪為跨國公司裝配廠的命運。
跨國公司向其全球的子公司轉移技術，是出于加強其全球競爭力的戰略考慮，并無意于向東道國的相同產業“外溢”技術，甚至在轉讓技術的同時，還附以限制再轉讓等合同條款，令東道國實現產業技術進步和促進產業聯動的愿望落空。
其次，技術開發基本上在跨國公司的母公司或其部分重要的區域中心進行，而且是在跨國公司內部嚴格的技術保密制度下開展的，技術的開發和轉讓完全服從于母公司的全球戰略。在華的絕大部分跨國公司的子公司并不設立研究開發部門，個別設立的也是出于子公司所在市場的特殊需要，例如，微軟（中國）有限公司設立開發部門的目的，是便利其就近挖掘人才從事中文漢字系統的研究，與中國其他的民族企業爭奪市場和人才。不僅母公司緊緊控制著技術的開發和轉讓，在子公司內部還竭力弱化中方原有的技術開發部門，將其職能從“研究與開發”（R＆D）削弱為“技術支持”（Technical Support），即解決現場技術問題。
開發與技術支持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層次，前者從事核心技術的基礎性研究和產品的更新換代，例如汽車的發動機、底盤和外形設計等；而后者主要從事排除生產線的臨時故障，以維持生產的正常運轉。這種弱化使合資中的中方逐步喪失獨立設計開發的能力，在技術開發上完全依賴于外方。在中德合資的上海大眾汽車公司，中方與德方合作近20年仍未形成自己獨立的研制開發能力，遂只好尋求新的合作伙伴，與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合作生產新型汽車。
第三，在華跨國公司嚴格控制核心技術，能與中方共享的大多是一般操作技術（如設備使用技術）和組織技術（如工藝流程、銷售的組織），合資中的中方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的最后裝配工作，既掌握不了核心技術，更與技術開發無涉。即便是在外商獨資，也輕易不允許員工接近核心技術，甚至對中國員工采取了比在其母國更嚴厲的防范措施。例如占據中國無線尋呼機60％以上市場、生產基地設在天津的美國摩托羅拉公司，其產品的核心部分（集成電路板）和主要部件來自母公司和其他海外生產基地，中方只負責完成最后的裝配。近幾年，摩托羅拉終于許可天津的一家軍工企業為其生產無線尋呼機上的鏈條，作為其生產供應鏈中微不足道的一員。
第四，在缺乏股權控制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在保持技術優勢的基礎上，從市場預期（由此控制生產規模）、品牌和知識產權到生產、質量體系的審核認證對企業進行實際控制。與港澳臺投資的“兩頭在外”的企業不同，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是占領中國市場，而不是幫助中國擴大出口，進入國際市場。而開放初期中國外匯短缺，因此普遍要求產品出口。但外方靠對生產標準的控制和對所供零部件的高作價，使產品的技術缺口和高成本無法支持出口，上海大眾和北京吉普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且中方國產化的努力受到生產規模和質量不穩定（包括難以緊隨外方產品更新對零部件同步更新的技術要求）以及外方把持對中方部分零部件的質量認證的制約，令國產化的成本、難度加大，替代能力被削弱，從而使國產化始終滯后于跨國公司產品更新換代的周期，產品因而也只能主要面向國內市場。跨國公司從零部件供應就足以攫取比正常分紅高得多的收益，同時控制投資額，故意使生產規模遠遠達不到合理水平，這既能延滯國產化進程，迫使合資企業遠離國際競爭水平，又能利用中國政府對國內市場的保護，確保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甚至同時與國內多家行業內企業合資，用相同手法占據國內市場，實現寡頭壟斷。
綜上所述：一方面，跨國公司為保持技術領先地位，一般不轉讓最先進技術。除非在東道國取得絕對控股權，并且市場需求和競爭迫切要求子公司立即采用最先進技術，以奪取先行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跨國公司轉讓的多為落后于發達國家的非高的、勞動密集的二三流“適宜性”技術，并通過在中國申請專利保護，延長其產品生命周期。跨國公司對核心技術采取嚴格的保密措施，防止技術在中國相關企業或行業間擴散，培植未來的競爭者，同時削弱中方原有的研究與開發部門，使中方無力實施技術趕超，不斷保持對外方的技術依賴。
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生產實行縱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協作，根據其全球戰略在世界范圍內統一調配產品價值鏈的地區分布，并形成相應的一整套生產質量體系。這樣其在華子公司與中國產業的前后關聯度低，不利于中國各產業的均衡。尤其是當跨國公司在華子公司在競爭中擊敗了同一產業中的中國民族企業時，這些民族企業的上下游關聯產業亦同樣遭受打擊。
由上可見，無論從中國在開放初期提出的引進外資作為主義的必要補充，到1992年提出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中國，并未取得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促進中國產業技術進步的顯著成效。事實證明：無論有無控股權，外資方均能夠有效地保持對合資企業實際上的控制。跨國公司生產經營的全球化更無助于和中國關聯產業的聯動，從而使中國經濟在對外資的技術依賴上越陷越深，陷入“落后－引進－再落后－再引進”的怪圈，走上依附型發展道路。很顯然，依附式發展將使處于國際分工的底層、獲取價值增值最少的中國，永遠也無法成為世界一流的強國。
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發展出自己獨立自主的研究與開發體系是開放政策成功的標志，是國家真正具有國際競爭能力，躋身于世界經濟強國的基礎。與相鄰的日本、韓國相比，中國在改革開放二十年來，通過外商直接投資方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嘗試并不成功。這涉及到長期以來中國對“開放”認識上的一個“悖論”：落后是由于封閉，只有開放才能實現經濟的增長和繁榮。的確，迄今為止世界上鮮有在封閉的環境下實現經濟成功的例子。但是，開放政策并不必然導致經濟增長，二者之間不存在顯著相關（Francisco Rodriguez ＆ Dani Rodrik，2000）。對一國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是該國所實施的發展戰略，開放政策是支持發展戰略的，即開放政策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必要而非充分條件。 既然開放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國又是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那么在開放過程中的“利益博弈”上，就不僅要竭力避免單方面被外方所控制或利用，而且要努力避免在“雙贏”中的“相對收益”（Relative Gain）上成為受損方。因為僅僅是雙贏，假若中方在收益分配上比例過小，中國在國際競爭中仍將處于下風，與發達國家產業實力上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甚至可能威脅到國家安全等重大利益。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的航空。
中國航空工業的案例：首先，航空航天技術是適用于軍民兩用的最尖端的技術，西方國家向來對這方面的技術轉讓實行十分嚴厲的出口管制，甚至成立跨國機構，如“巴黎統籌委員會”協調西方盟國對于東方國家的高技術出口管制，對于民用飛機的生產制造技術是絕不會轉讓給中國的。其次，由于須投入巨額的研究與開發費用，沒有政府足夠的財政補貼，和政府支持下形成的、足以保證達到生產盈虧平衡點的市場需求，民機的發展必然夭折。空中客車就是在歐洲四國政府持續了20多年的財政支持下成長起來的，而中國在七十年代末，已初步具備了生產干線飛機（運10）的技術，卻出于對國外技術的崇拜和技術轉讓的奢望，不但終止了自主開發，甚至不愿意采購國產機；更糟糕的是，八十年代航空工業實行“軍轉民”，國防定單削減，資源被大量轉向低技術的家電等多種耐用消費品的生產，造成從事高技術開發的科研人才大量流失。這一轉向與發達國家航空業實行“軍民合一、強強聯合、國家扶持”競爭戰略的發展潮流完全相悖，不僅使中國制造生產大型干線飛機的機遇從此喪失，拉大了本已縮小的中國與世界航空業的差距，而且使相關的軍事裝備工業在急劇惡化的國際安全形勢面前處境尷尬。第三，與外資合作生產整機（麥道－82）實則是完成在中國最后的組裝，合作過程中美方對技術和生產的控制，與中國汽車工業合資過程中的情況如出一轍。麥道飛機的生產虧損累累，中方難以為繼。其后中國航空工業又遭受了空中客車毀約（合作生產支線飛機）的打擊，從此只能生產波音公司轉包的部件，如飛機艙門和垂直尾翼，中國得到的轉包量僅及日本的1％，韓國大宇航空公司一家轉包量的1/6。日韓尚且無力問津整機生產，中國更是遙不可及。
值得我們借鑒的是，日本、韓國從二戰后的落后國家迅速躋身于世界發達國家的行列，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政府支持下培植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自主發展，最終實現經濟崛起。日本的策略是竭力保護并促進本國產業的發展，通過激勵企業積極參加國際競爭，來抵銷保護所產生的惰性，以趕超世界強國的精神使企業始終保持不斷創新的動力，投資的自由化必須在國內企業成長起來以后才準予實行。日本奉行技術“拿來主義”，是世界軟件技術引進大國，其引進方式十分、高效。規定同類技術只能引進一家，由有意引進該技術的日本企業參加投標，最后由政府權衡投標方的總體實力，來確定最有潛力者作為引進主體，同時投入數倍于引進技術的資金，精心組織實施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改進和創新，從而迅速發展起了自主研究與開發體系，實現了技術超越，成為世界經濟強國。
在國家扶持方面，中國對民族工業、甚至像航空工業這樣重要戰略產業的扶持非常不到位。表面看是官僚機構的短視、低效和麻木不仁，實則反映出中國缺乏有遠見的、堅定的國家產業發展及競爭戰略、具體的政策指導和相關的制度支持，其結果是中國各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在過去的近20年中，與主導新一輪全球工商業革命和技術革命的西方跨國公司相比，差距驚人地擴大了[10]。
因此，對于吸引外資應具體，分別對待，而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引進外資多多益善。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度”應當把握在國內企業承受國際競爭的能力上。因此必須下大力氣扶植關聯度高的尚處弱勢的支柱產業和新興產業，確立中國經濟成長的堅實基礎。在全球化，在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的同時，還有經濟技術實力不對等導致的相對收益上的差異、和因此決定的國家實力上的強弱變化以及國家權力上的競爭和沖突。
四結論
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根本目的是促進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壯大，是為了更加自信地實行經濟開放，參加國際競爭，實現國家富強。這就要求國家在發展戰略、產業方針和制度保障上相互協調，彼此促進，為民族工業的成長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然而，由于急功近利的“發展主義”指導思想的，吸引外資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在國內儲蓄節節攀升、銀行存貸差不斷擴大，以及貿易保持長期順差的情況下，仍竭盡全力引進外資，不僅從“雙缺口模型”中找不到支持，而且也沒有達到通過參加國際分工、引進外資獲取國際先進技術，從而增強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目的。在弊端叢生的體制障礙抑制下，國內投資極度低效，投資、消費增長乏力，極大地制約著國內經濟發展的潛力。在維持經濟持續增長的政治考慮、和解決眼前面臨的諸多困難的巨大現實壓力下，大幅度開放市場，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維持中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通過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與國際慣例接軌也成為以外力倒逼國內改革的一種政治策略。不在于倒逼策略本身，而在于這一策略是建立在國內民族工業尚未具備相當實力基礎上的過高期望，招致發達國家乘機大大提高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門檻，把國際競爭和嚴重削弱中國經濟主權的相關規則全面帶入國內市場，使中國在加入全球化的利益和代價上產生嚴重失衡，并使期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國民族工業，在全面“接軌”后的激烈的競爭環境下，有全軍覆沒的危險[11]。而這種“倒逼”如果沒有本國產業實力的強有力支持，必將使中國對全球化主導者的經濟、乃至政治依賴不斷加深，從而喪失改革的自主權和主動權，中國的經濟就有重蹈拉美國家的覆轍，被西方跨國公司控制的危險。
主要：
王小強：“航空向何處去”，《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5期。
周濟生：“高處不勝寒，Y10升空20周年祭”，打印稿，2000年4月。
吳法成：“中國汽車工業應如何利用外資”，《中國外資》1997年第1期。
胡春力：“外資主導下的垂直分工：東南亞危機的深層原因”，《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3期。
Dani Rodrik:“Can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Substitute for a Development Strategy?” June 2000，見哈佛大學Rodrik的個人網頁。
Dani Rodrik: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Next Century”， February 2000，見哈佛大學Rodrik的個人網頁。
Dani Rodrik，with Francisco Rodriguez: “Trade Policy and Global Economy—— A Sk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newly revised， May 2000.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growth，見哈佛大學Rodrik的個人網頁。
注釋：
[1]經合組織最新，新華社2000年10月9日（chian.org.cn）。
[2]1976—80年中國外匯儲備分別為美元5.81億、9.52億、1.67億、8.40億和－12.96億（見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資料）。
[3]但外資并無意于促進中國的產業聯動，而是通過垂直分工體系為跨國公司獲取最大的價值增值，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可見本文第三部分之（3）。
[4]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同時出現“雙順差”或“雙逆差”的情況是很少見的。外資的大量流入增加了外匯供給和本幣升值的壓力，從而產生貿易逆差，經常項目的赤字即由資本項目的順差來彌補。但九十年代以來，大量外資的涌入不僅使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項目順差大幅度提高，還增加了中國的進出口總額。考慮到外商直接投資中的設備進口被計入海關統計（列入經常項目中的“借方”，而在資本項目上記錄為“貸方”－長期資本流入），而實際上毋須為此支付外匯，1998年以前的外商投資企業總體為逆差的情況有所夸大，1998年和1999年外商投資企業實現了貿易順差。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增加了中國的外匯儲備，使其從1992年的194.4億美元迅速增加至2000年的1656億美元
[5]崔之元：《擴大內需是一場深刻的革命》，1999年。見崔之元個人網頁。
[6]楊帆：“人民幣匯率研究”，打印稿。
[7]宋泓、柴瑜：“三資企業對中國工業效益的實證研究”，《研究》1998年第1期。
[8]左大培：“外資企業稅收優惠的非效率性”，《經濟研究》2000年第5期。
第5篇：雙減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
（渤海大學管理學院，遼寧 錦州 121000）
摘 要：我國正處于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并連續成為外資吸引總數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后，我們應當能夠清楚地認識到給我們帶來的種種不利。本文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進行簡要說明，并對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表現和成因進行分析，最終提出提高企業社會責任的對策，希望能為相關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借鑒。
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對策
中圖分類號：C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5）05-0227-03
收稿日期：2015-02-09
作者簡介：陳丹（1991-），女，蒙古族，遼寧阜新人，渤海大學管理學院會計系。研究方向：財務管理。
市場秩序的無條理，資源得不到有效利用，都大大阻礙了我國企業的發展，加上企業的競爭存在著不科學性，企業為了自身的生存，對其社會責任置之不理。企業社會責任的提出，要求企業在追求自身經濟效益的同時，還應當在保護環境、維護員工利益等方面給予關注。企業應當具有長遠的發展目光，在市場中樹立起良好的形象，增強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對企業今后的發展大有裨益。
一、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概念及表現
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是處于不斷的變化中的，過去的企業社會責任僅僅局限在為股東最大限度的賺取經濟利潤，為社會提供需要的物品。但是，現在的企業社會責任不僅為股東賺取利潤，還要對自然環境進行保護，要確保企業能夠為社會做出一定的貢獻，更好地保障相關者的利益。“企業社會責任”是由斯坦福研究所于1963年提出的新概念，米切爾、布萊爾等學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對有關利益負有一定的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確立擴寬了傳統的模式，摒棄了“股東至上”的治理結構，從多個角度對企業主體的作用進行論述，對利益相關者的相關治理工作起到了強有力的推進作用。
相關學者把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定義為企業除了需要相關的責任和義務外，未承擔環保、就業、慈善等責任。有的人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缺失是企業追求自身利益過程中無法真正承擔起的相應的社會責任及義務。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企業偷稅漏稅嚴重
1981年以來，每年我國稅務部門都會開展稅收大檢查，但是一些偷稅漏稅現象時有發生，而且有增無減。如今“誠信納稅”與“依法納稅”并未滲入到每個企業，部分企業納稅人通過各種不正當手段偷稅漏稅。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集體企業、國營企業都存在不同程度偷稅漏稅行為。企業偷稅漏稅行為不僅減少了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且還擾亂了稅收改革法令的順利進行，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
2.企業環保責任缺失
在工業文明發展歷程中，企業在創造物質文明的同時，卻削弱了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社會發展過程中，企業是最主要的經濟主體，騎在提供服務或生產產品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副產品，如廢水、廢氣、廢渣等，不僅造成環境污染，而且對人體產生了較大危害。傳統企業追求的唯一目標是利益最大化，他們甚至采用了“高投人、高污染、高消耗”的生產方式，只注重經濟增長，而忽視了環境的承受能力，從而導致了溫室效應、水污染、大氣污染、水土流失嚴重、臭氧層被破壞、土地沙漠化以及資源銳減等一系列問題。可以說，生態環境的破壞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3.企業就業責任缺失
在聯合國制定和頒發的全球契約十項原則中，企業勞工原則包括：企業界應切實承認集體談判權和支持結社自由；切實廢除童工現象；消除一切形式的強制勞動；消除職業和就業方面的歧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快速增長，隨之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導致社區勞動力供大于求。就業趨勢呈現出“就業難”和“招工難”的現象。有40%的新增就業屬于靈活就業人員，穩定就業依然面臨巨大困難。可是，在嚴重的就業形勢下，大部分企業仍然存在就業責任缺失現象，甚至違背了聯合國制定和頒發的全球契約十項原則。
4.企業慈善責任缺失
企業慈善責任主要是指企業從同情、憐憫或宗教信仰等角度來為社會提供資金、實物或實際援助等行為。上述行為屬于企業的自愿行為。但是由于企業慈善意識薄弱、我國慈善體制尚不完善以及慈善事業缺少驅動力等原因，導致我國企業慈善責任缺失現象非常嚴重。雖然一些企業慈善意識逐步提升，并且有更多的企業參與到慈善活動之中，但是大量企業善款遲遲無法準時到帳，導致無法順利開展。雖然有些企業在慈善捐贈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并未形成制度化、規范化、系統化的運作機制。此外，有些企業的慈善活動往往是被動的。
二、當前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表現
1.對企業社會責任存在錯誤表現
對企業社會責任這個問題上，不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都存在錯誤的表現。
首先，錯誤地認為企業沒有必要履行社會義務，因此出現了企業逃避相關責任的現象，盡量躲避稅收等費用，對社會就業問題考慮不到位，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不重視對環境的保護，還有的企業唯利是圖，為顧客提供質量不過關的產品，利用虛假的信息迷惑顧客。 其次，認為政府強迫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這種說法是不全面的。如果企業是以追求利益為根本，那么企業就不會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政府只能通過一些強制的手段。企業的社會責任分為法律范圍內的責任和道德范圍內的責任。法律范圍內的責任是指利用國家法律的強制力規定企業必須履行的責任。道德范圍內的責任是指企業的社會行為要在道德允許的范圍內，不受到政府的限制，但是企業要依靠自身的自覺性。再次，錯誤的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與政府的關系不大，是企業自身的事情。在國外，明確規定，政府也要和企業一樣承擔起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和政府的社會責任不是分離的，而是包含的關系。政府的社會責任主要是在企業剛剛進入經濟市場的過程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等沒有清晰的認識，政府要承擔起宣傳的工作，在社會中培養起企業社會責任意識。
2.企業生產對環境造成很大的破壞
據數據統計，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污染排放量是發達國家的十幾倍，對我國的環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壞。松花江水污染問題給周圍眾多居民的飲水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嚴重破壞了松花江的生態環境。究其根本是由于吉化公司雙苯廠的管理出現的漏洞。這次事故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當下，很多發達國家將一些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我國，雖然對我國的經濟起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卻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一些規模不大的企業為了自身的利益，缺乏長遠的目光，對環境造成破壞，為后期的治理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
3.我國職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
很多企業對社會責任沒有清楚地認識，沒有認識到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作用。只有很少的企業能夠自覺履行自身的義務。一些門檻較低的企業比如采煤業、紡織業等，由于這些企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提供服務，我國擁有數量巨大的靠出賣勞動力為主的民工，這就可能造成企業出現違反勞動法的一些做法，超時超額工作，很多職工的薪資待遇不及國家規定的最低標準。在工作時，企業沒有與職工簽訂合同，沒有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和社會保障。而且一些企業存在使用童工的現象。在利益的驅使下，企業會降低其在初期的投資金額，盲目追求眼下的經濟利益，這就可能導致企業難以在市場上立足，在市場上缺乏優勢，對企業未來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盈利是企業經營的目的。企業社會責任不是毫無作用的，而是能夠降低企業經營風險，是一項重要的投資。國內很多企業之所以瞬間倒閉，在很大程度上就證明了這一點。事實表明，企業缺乏社會責任給企業帶來的經濟損失要比企業短期內躲避企業社會責任所獲得利潤要高很多。
三、當前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成因分析
1.市場經濟發展不健全
我國的經濟市場逐步從公有制轉變為多種所有制共存的局面。市場機制發展不健全，這就造成各個企業在社會中承擔的責任是不一樣的，一些國有企業承擔較多的責任，在市場中能夠肩負起應盡的責任，履行應盡的義務，但是其余企業在履行義務的過程中存在躲避現象。企業為了增強自身的行業競爭力，就會選擇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可能會對職工的權益造成一定的侵害。
2.對企業的違規處罰力度不夠
一些企業雖然違反了國家的有關規定，但是由于執法力度不嚴，一些企業認為自身的行為不會引起利益相關者的反抗活動，不履行自身的義務，希望即使這樣做，企業的經營也不會受到影響。有一部分企業會通過壓榨職工的工資來增加企業的利潤。企業對公共產品的意識不足，對公益事業參與的積極性不高。企業作為經濟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決定了我國經濟的發展方向。所以企業只有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并且履行企業本身的義務，才能促進我國經濟的穩步向前。企業存在的認識上的誤區，對環境、顧客、勞動者等沒有盡到相應的責任，這無形中會增加政府的壓力，很難被社會認可，其產品很難在市場上立足，這就加速了企業的滅亡。企業即便是違反了規定，但是懲罰的力度不夠，對企業難以起到警示的作用，違法成本低，導致企業會想方設法的贏取利潤。由于違法帶來的收益要比違規的成本大很多，對那些守法的企業造成一定的沖擊，導致社會上有絕大部分的企業放棄社會責任，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
3.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力不足
雖然我國的法律已經明確規定了企業社會責任，但是執法力度還不夠，企業一些逃避社會責任的現象時有發生。《勞動法》中雖然明確規定了職工的最低工資水平，并應當保證職工的工作環境達到相應的標準。國家對違法《勞動法》的一些行為沒有提出具體、有效的懲罰辦法，法律的約束效力明顯不足。我國的媒體在宣傳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到位，沒有發揮社會輿論對企業的正面作用，沒有利用好社會輿論的引導作用，對企業的某些行為產生約束。總之，媒體沒有充分發揮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督和制約作用。
4.企業內部缺乏有效監督和約束機制
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企業的所有制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絕大多數企業的經濟形式變為非公有制經濟，企業職工的主體地位正在逐漸被剝奪，職工和管理人員的差距越來越大，職工的權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在我國，大量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職工維權意識嚴重不足，當自身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會向有關部門反映，在社會中處于不利地位。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股東的社會責任意識也較弱，目光僅停留在如何最大限度的獲取經濟利潤，而不是監督企業肩負起承擔社會責任。
四、提高企業社會責任的對策思考
1.發揮政府的引導協調作用
政府應當對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進行積極引導，從而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政府應當從長遠角度出發，在確保增加出口量的時候，還要保證環境和社會的和諧發展。要建立可持續發展評估體系，提升產品的質量，加強對環境的管理，并逐步縮小與國企的差距。政府建立起貿易組織、行業協會可以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并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指明方向，幫助企業樹立起社會責任的意識。
2.企業應當認清企業社會責任的意義
事實說明，企業的經濟效益的提升離不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企業必須充分認識到社會責任在企業經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將社會責任作為企業持續發展的保障。從長遠角度來看，企業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加強對環境的保護，注重利益相關者的權益，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引進人才，通過社會輿論的力量來規范自身的行為，進而加強對內部的管理工作，為企業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3.企業加強對環境、資源的保護
將對環境、資源的保護列入企業生產經營的范圍中，不僅可以保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而且可以更好地增加利潤。資源和環境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直接關乎到子孫后代的發展，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點。在未來的工作中，應當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打下良好的基礎，并加強對資源的管理，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4.企業應當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
那些依靠剝削工人，從而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的企業是很難在社會中立足的。企業在追求經濟利潤的同時，應當實行積極鼓勵的政策，鼓勵職工為企業創造出更大的利潤。這樣做，企業不僅履行了社會責任，維護了社會的穩定，而且無形中增加了自身的競爭力，有利于企業能夠永久性的維持創新。因此，要想保證企業能夠長期獲利、長期發展，就要對職工予以足夠的關心，并保證職工的合法權益。
現在，很多大型企業開始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其發展也逐漸步入正軌。企業社會責任對我國是一個新的名詞，在理論方面和實踐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足之處。在未來的工作中，企業和政府應當努力走出誤區，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加以改正，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企業社會責任在我國經濟市場中的良好發展，才能確保企業在社會中具有競爭優勢，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站穩腳跟。
參考文獻：
[1]易開剛.群體性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深層透視——基于責任博弈失衡的視角[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2,10(10):16-17.
[2]鄧澤宏.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問題的政治社會學思考[J].當代經濟,2012,11(11):12-13.
[3]周梁.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問題分析——基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解讀[J].改革與戰略,2012,15(11):32-33.
[4]宋清海.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原因和對策研究[J].商場現代化,2013,19(6):39-40.
[5]田彥芬.當代中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及對策研究[D].濟南:河北師范大學,2014.
第6篇：雙減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 綠色GDP；核算；低碳；產業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 F20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12-008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2.017
綠色GDP是為公眾熟知的詞匯，其含義是指在核算GDP的同時考慮環境資源損耗，把環境資源 的變化狀況加到原有GDP核算體系中去，加強環境與經濟的聯帶關系［1］。通過綠色 GDP核算，可以更為準確地反映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真實情況，為國家發展規劃、污染控制 和環境保護治理提供科學政策建議。
一般的公眾可能不完全了解它的確切含義，但這一詞匯的普及程度遠大于許多科技詞匯 。然而在現實中，綠色GDP并沒有被應用到國家的國民經濟核算中。我國在2006年首次 了《 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這一研 究的本意是綜合推進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環境保護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改進，但報告的公 布卻備受爭議，由于綠色GDP數據過于敏感，一些參與試點的省份也相繼退出。目前，我國 已經暫停綠色GDP的核算工作。但有一個事實，即無論怎樣的爭議都抹不去綠色GDP在公眾中 業已形成的認識。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凝聚全球力量以獲得新發展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低碳經 濟成為了人們的共識。其根本宗旨是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產業轉型、 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化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 境保護雙贏。2010年8月，國家發改委已確定在5省8市開展低碳產業建設試點工作。實際上 ，低碳經濟的基本內涵和實踐內容是循環經濟發展的應有之意。從國家發展規劃的角度，循 環經濟規劃已成為國家規劃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并將在“十二五”規劃體系建設中發揮 著重要作用。低碳經濟的相關內容可以納入到已經規劃的循環經濟發展實踐中。 另外，如何衡量發展成效也成為與之相伴的課題。結合我國首份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 ，本文認為，在低碳經濟背景下綠色GDP核算仍然是最值得關注的核算工具。 本文將論述綠色GDP的思想理念，并進行案例核算研 究，希望藉此推動綠色GDP未來的應有發展。
1 綠色GDP概述
為把經濟發展建立在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有效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之上，各國 學者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將現行以GDP為核心指標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變為以綠色GDP為核心 指標的國民經濟核算新體系。
1993年聯合國統計機構出版的《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手冊》（The System of Integrat 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簡稱SEEA）中，首次提出生態國內產出（En vironment Domestic Products，簡稱EDP）。綠色GDP是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核算的 基礎上考慮到外部因素和自然資源的一種新的GDP核算，它是指從GDP中扣除自然資源耗減價 值與環境污染損失價值后的剩余的國內生產總值。這一價值被國外統計學者稱為可持續發展 的國內生產總值（Sustainable 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SGDP，我國統計學者則將 其稱為綠色GDP［2］。
1.1 綜合環境經濟核算體系（SEEA）
計量GDP，首先要建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同樣， 要想獲得綠色GDP，也離不開 綜合環境經濟核算體系（SEEA）的建立［1］。 SEEA在兩個方面對SNA進行了擴展：一是在SNA總框架的基礎上增加一列內容，即列出未包括 在經濟資產中的自然資源和生態 環境，將SNA的資產范圍擴展為包括全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二是在“國內生產凈值”項 后增加了“非生產自然資產的使用”和“非生產自然資產的其他累計”兩項內容。 其中“非生產自然資產的使用”包括屬于經濟資產的非生產自然資產的耗減和不屬于經濟資 產的其他非生產自 然資產的降級。“非生產自然資產的其他累計”則反映了非生產自然 資產的存量變化，是不屬于經濟資產的其他非生產自然資產向經濟資產的轉移［3］。
經過從SNA到SEEA的擴展，在新的框架中，從表1的第1列和第8行的平衡關系中可以得出 綠色 GDP 的計算方法：
綠色國內生產凈值=（總產出-中間投入-固定資產損耗）-生產中使用的非生產自然資產
=國內生產凈值-生產中使用的非生產自然資產
（1）可以看出了綠色國內生產凈值的計算方法，也就是從國內生產凈值中扣除生產中使用的 非生產自然資產，即資源環境成本。如上所述，由表第6行可知，生產中使用的非生產自然 資產包括非生產經濟資產耗減和非生產自然資產降級兩項內容。這種方法是按生產法計算的 EDP，與當前我國按照生產法核算GDP的思路一致。
從上式還可看出，綠色GDP是與NDP相對應，而不是與GDP相對應。但本研究參考《中國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的做法，即考慮到在實際應用方面，GDP遠比NDP更為普及 ，因此采用綠色GDP與GDP相對應的總值概念，不采用凈值的概念，也就是綠色GDP=GDP -資 源消耗成本-環境損失。
1.2 綠色GD核算難點
綠色GDP核算的關 鍵就是對資源環境成本的估算。然而，目前開展綠色GDP核算還存在很大的難度和相當 的復雜性：①缺乏基礎統計數據，尤其我國對資源和環境 自然資產轉為經濟資產 自然資產減少 8.綠色國內生產凈值 綠色國內生產凈值 凈出口 最終消費 資本形成凈額 非生產經濟資產凈耗減 自然資產降級與減少 9.持有損益持有損益 持有損益
10.資產物量其他變化其他變化 其他變化
11.期末資產存量期末存量 期末存量的存量與流量的統計基本還是空白， 基礎數據嚴重缺乏，目前的統計技術還不能為經濟活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提 供準確的、全面 的量化評估。 ②資源環境與經濟活動之間的影響關系并不是一一對應的，經濟活動對資源環境的 影響具有復雜的時空性。 ③資源和環境的估價困難， 資源環境還沒有明確的市場交易行為、交易價格， 有 的即使有市場價格，也并不能真實反映其實際價值；環境降級，尤其是對人民健康帶來的危 害更是難以估價。從而，對其成本估算往往采用虛擬的間接方法，且常附帶很多假設條件。 ④統計方法還不成熟，目前還沒有一個國際社會公認的、成熟的、操作性很強的核 算方法，有些方法只能在實踐中比較、選擇，這樣也就帶來不同國家之間數據可能存在不可 比的問題。
基于上述問題， 各國并非全部依照SEEA架構編制完整的賬表進行綠色GDP測算，而是選擇對其經濟較有影響 力的資源、環境主題進行試編，依各國國情及資料情況加以調整。 盡管各種核算不盡相同，但各種核算的根本原則是一致的，即 都認為綠色GDP就是要考慮環境因素， 它們都強 調了綠色GDP是在原有GDP的基礎之上 依據環境因素進行 調整［4］。
2 綠色GDP核算簡化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綠色GDP的核算涉及復雜，在實際操作中往往進行一些簡化，其基本思路可以從兩個方 面開展：一是計算經濟社會活動的負面成本，二是計算經濟社會活 動的正面成果［5］。
2.1 自然資源耗減的核算
自然資源是指土地、礦產、原始森林與水資源等。
各種資源損耗累加（Cr）=水資源耗用價值+森林采伐價值+能源消耗價值+礦產損耗價值
（2）在核算資源耗減價值沖減GDP價值時，資源耗減價值原則上不應包括土地資源利用的價 值，非農業如工業、交通、商業、政府機構、學校等占用的土地，在我國固定資產建設投資 中的土地征用費是計入形成固定資產的投資，故在建設投資所形成的固定資產價值中均包括 土地征用價值，而計入GDP價值中的折舊價值己包括了土地資源的使用價值。
對于自然資源的耗減，SEEA提出了推薦意見，建議應用“市場定價法”。可再生資源與 不可再生資源都可以按照耗用資源的全部或部分經濟租確定其價值。其定價技術包括“凈回 報現值法”，“凈價格法”以及“使用者成本法”。
2.2 環境質量降級的核算
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損失，從生物鏈的觀點來看，它具有連續的負面效應。
各種環境降級累加（Ce）=環境治理成本+環境污染事件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
（ 3）對于環境質量的降級，定價方法很多，看法也不一致。SEEA 明確建議應用“維護成本 法”。維護成本，也即虛擬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現行的治理技術 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治理成本法核算虛擬治理成本的思路是：假設所有污染物都 得到治理，則當年的環境退化不會發生，從數值上看，虛擬治理成本是環境退化價值的一種 下限核算。
2.3 再生產品價值的核算
綠色GDP核算中應引入良性循環概念，對資源的循環利用、廢棄物的再生化等因素（Uw ），要給予考慮，列入產出增加價值，且對其結果進行倍增放大處理，以減輕環境資源的壓 力。
2.4 總量調整
在SEEA中，將“綠色GDP”定義為經環境調整的國內生產總值。
按照SEEA的觀點，自然資產的使用如同固定資產的折舊，因此考慮環境影響的環境成本 調整合乎邏輯地放到國內生產凈值上，即是與NDP相對應。如上文已述，本文中的計算不扣 減固定資產折舊，本文中定義：
經環境調整的系統生產總值EP
＝P-Cr-Ce+Uw
=系統總產值-自然資源耗減-環境質量降級+廢棄物綜合利用（4）
3 案例研究
3.1 產業生態系統簡述
生態產業園是進行循環經濟的有效載體，也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有力支撐。九發生態產業 園隸屬山東九發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于1998年成立并上市。其食用菌生產因其工廠化、立 體化、規模化、標準化和產業化模式，成為全國食用菌行業的龍頭；雙孢蘑菇系列產品先后 獲得國家“綠色食品”標志和美國FDA認可，曾是亞洲地區最大的食用菌科研、生產、加工 和出口基地［6］。
九發生態產業園，歷經多年發展形成了以食用菌生產、加工為核心形成產業鏈網 ，按照功能和作用不同，可劃分為能源系統、物質綜合利用系統、水系統等三大子系統（見圖 1）。是一個比較完善的以種植業、養殖業和加工業相結合的產業共生生態系統。
3.2 指標計算
對于環境質量降級，采用污染損失法。環境質量降級是指環境污染所帶來的各種損害， 如對農產品產量、人體健康、生態服務功能等的損害。這些損害需采用一定的定價技術，進 行污染經濟損失評估。與治理成本法相比，基于環境損害的估價方法（污染損失法）更具合 理性，更能體現污染造成的環境退化成本。
對于系統內產生并在系統內綜合利用的廢棄物，采用廢棄物交換的價格（見表2）。
（2）實物量核算。 根據園區中各分公司的投入產出數據，經過核算結果表明，在自然資源耗減方 面，2004 年九發生態產業園，使用煤炭36474.5t，其中復合肥分公司和胡蘿卜基地使用的電力按照 每度電標煤耗360g及九發熱電 廠燃煤的基低位發 熱量折算成九發產業園區的總體的煤
（4）綠色產值核算。通過上文對生態產業園區生產總值，自然資源耗減、環境質量降級、廢棄物綜合利用的實物量和價值量的測算，依據方程（4）可以進行生態產業系統綠色產值核算。
3.3 結果分析
（1）綠色產值對總產值消減額度較大。 通過上述可知，自然資源耗減損失的價值為2548.0萬元，扣減指數為14.57％；環境 質 量降級損失的價值為160.2萬元，扣減指數為0.92％；前兩項合計環境價值損失為2708.2 萬 元，合計扣減指數為15.49％。廢棄物綜合利用的增加價值為150.4萬元，增加指數為0.86％ 。三者綜合環境損耗價值為2557.8萬元，扣減指數為14.63％，也就是有14.63％的產值被 消 減了，如果按照目前國家計劃的GDP的增長速度，幾乎等同于經濟倒退兩年。
就因素影響來講，自然資源耗減的影響程度最大，環境質量降級的影響程度次之，廢棄 物綜合利用則有正面的影響。環境質量降級的負面影響幾乎可以被廢棄物綜合利用的正面影 響所抵消，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廢棄物的綜合利用。
根據《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2004年全國行業合計GDP為159878億 元 ，虛擬治理成本為2874.4億元，GDP污染扣減指數為1.8%，本系統的污染扣減指數為0 .92％ ，低于國家0.88％，表明研究系統在污染物治理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2）自然資源耗減所占比重高。 國家綠色GDP核算嘗試，只考慮了環境質量降級，得出的結果是經環境污染調整的GDP， 扣減數值為1.8％，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國家核算的2004年綠色GDP并沒有考慮自然資源 耗減，而這極有可能會對國家GDP帶來較大的扣減。通過本研究系統的計算，發現自然資源 耗減損失的價值占到總產值的14.57％，是環境質量降級損失價值額的15.9倍，無論是對企 業經營者，還是國家官員，這都將是難以接受的。本系統中自然資源耗減損失價值額不可避 免地存在不準確，但這一結果，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國家綠色GDP2004核算的結果還未 接近真實的綠色GDP。4 討 論
4.1 綠色GDP對傳統經濟核算的認識沖擊強烈
認真考察綠色GDP的核算理念，會帶來對傳統GDP的深刻思考。傳統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未能真實體現自然資源本身的經濟價值，沒有反映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對經濟活動的作用和 影響，沒有包括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沒有計算不可再生資源消耗所產生的社會轉變附 加成本。可以認為，傳統的GDP難以準確、真實反映國家和地區國民財富及國民福利的增長 情況，使人們往往只看到社會經濟的表面繁榮，隱藏了社會經濟繁榮背后對自然資源和環境 的破壞與耗竭。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無論是國家、企業，還是公民都習慣了經濟以接近甚至超過兩位 數的速度增長，突然轉變GDP統計思路核算出綠色GDP，得到的結論是過去一年的高速發展被 悉數扣減，這無疑對傳統GDP的認識造成強烈沖擊。必須指出的是，這也正是當時綠色GDP核 算試點省份退出的重要原因。
4.2 綠色GDP核算方法有待完善
要推行國民經濟綠色GDP核算，首先要有科學、完善的核算方法。但當前國際上 還 沒有 一套公認的“綠色GDP”核算模式，也還沒有一個國家就全部資源耗減成本和全部環境損失 代價計算出完整的綠色GDP。其中，主要的困難在于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損失代價很難準確 計算。針對這一問題，已有學者對綠色GDP核算進行了研究與改進，比如在分析環境經濟綜 合核算體系框架以及有關綠色GDP的各種界定與內涵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SEEA中有關綠 色GDP的標準核算框架，并對方法加以改進［4,7］；采用歸一法克服核算中的虛擬性 和主觀性等。綠色GDP核算涉及內容廣泛，相關條目完全核算清楚還有一個較長的過程［8］。
在方法的完善獲得認可后，更為重要的是實踐應用。今后，如何將綠色GDP納入到我國 已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構建全國統一的數據統計渠道，并使其具有法律效應是推動綠色GD P核算真正的難點所在。
4.3 綠色GDP是檢驗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的核算手段
我國目前采用生產法進行的國民生產總值核算，其突出缺點在于對資源的開采，對環境 污染的治理費用都計入GDP中。這種方法核算的GDP總量，不能體現循環經濟建設，低碳發展 的本意。綠色GDP的提出，使資源、環境成本核算凸顯出來，通過環境成本核算，統一進行 資源消耗成本和環境污染損失評估，并把評估結果以貨幣化的形式進行表示出來，把環境成 本納入國民經濟核算中，能夠較為全面地體現資源、環境的發展價值。因此，綠色GDP是循 環經濟、低碳經濟的有效核算手段。盡管綠色GDP核算處于暫停狀況，但從長遠來看，它的 基本理念和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有益補充，應引起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體系的繼續關注， 并使其發揮出促進自然資源與環境可持續利用及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作用。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雷明. 綠色投入產出核算――理論與應用［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 00.［Lei Ming. Green Inputoutput Accounting:Theory and Applications［M］. Bei 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March,2000.］
［2］王艷春，張惠茹.天津市綠色GDP核算研究［D］. 天津：河北工業大學，2006.［Wang
Yanchun,Zhang Huiru. Research on green GDP Accounting of Tianjin ［D］. Tianjin: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cember,2006.］［3］張樹林，立靜江.綠色GDP核算體系改革趨勢［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Z hang Shulin， Li Jingjiang. Trend of Green GDP Accounting System Reform［M］. Be ijing：China Statistics Press，January,2001］
［4］陳修蘭，劉錦雯. 綠色GDP核算方法研究―以山西省綠色GDP核算的應用為例［D］. 太 原：山西大學， 2007.［Chen Xiulan，Liu Jinwen. The Study of Green GDP Accounting
Method:Takeing the Application in Shanxi ProvineeGreen GDP Accounts as Example ［D］. Taiyuan：Shanxi University，June,2007.］
［5］廖園園.我國綠色GDP核算指標相關研究現狀述評［J］. 西安文理學院學報，2005,8(1 ):81-84. ［Liao Yuanyuan. Current Study of Accounting Index of Green GDP ［J］.
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Arts & Science,2005,8(1):81-84.］［6］九發股份（山東九發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省略/Compa ny/j iufa.aspx，2010.［Jiufa Share(Edible Fungus Co., Ltd. Shandong Jiufa).省略/Company/jiufa.aspx，2010.］
［7］賈小愛，趙振倫. 綠色GDP核算的理論與實證研究［D］. 大連：東北財經大學, 2007. ［Jia Xiaoai，Zhao Zhenlu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Green GDP Account ing［D］. Dalian：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November,2007］［8］辛曉十. 綠色GDP核算的新思路［J］. 生態經濟, 2006,(7) :86-87.［Xin Xiao shi. New Idea of Checking the Green GDP［J］. Ecological Economy, 2006,(7) :86- 87. ］
Green GDP Accounting: Furthe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in the Context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PENG Tao1 WU Wenliang2
（1.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 chnology, Beijing 100045, China；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 y,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Green GDP is a wellknown phrase to the public, but China suspended the pilo t work after first publishing the accounting report in 2006, because the gross d omest ic production was deducted greatly in the accounting results and a number of rel ated
disputes were raised. However, green GDP accounting can make the resource and en vi ronmental cost prominent，and make people more aware of the true state of the na 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lowcarbon economy, whosemain aim is to respond climate change, has been advocated vigorously， but it should be included in circular economy planning at t he national level. In this context, the purpose of readvocating green GDP accoun ting i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how to correctly assess the nat 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concept of green GDP, an alyzed the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SEEA) framew ork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green GDP accounting. It constructed a syste matic GDP accounting equation which is adjusted by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d eple 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environmental quality degradation accounti ng and recycled products accounting. On this basis, a case s tudy was carriedout, taking ecoindustrial park that is the carrier of lowcar bon economy as a n
ex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amount of reduction of the total outp ut value is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ollowed by the environmenta l quality degradation; whil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aste has a pos itive effect. So, green GDP accounting enables the system development results tobe reunderstood.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green GDP is a useful supp l ement for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and that its acco unting method s should be improved continuously, and should draw the constant concern from the
第7篇：雙減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
述職報告是指各級各類機關工作人員，一般為業務部門陳述以主要業績業務為主，少有職能和管理部門陳述。下面就讓小編帶你去看看公司廚師個人工作述職報告范文5篇，希望能幫助到大家!
公司廚師個人述職報告1伴隨著公司六周歲生日之際，20____年也即將過去。這一年對我們東路基來說是非比尋常的一年，公司從起步慢慢變得成熟，正逐步壯大。不僅迎來了我們的新店“到家”。同時也是整個公司廚房全年營業收入及利潤指標完成得較為理想的一年。
20____年已近尾聲，迎接我們的是新年，新氣象。值此辭舊迎新之際，我們有必要對我們的工作做一個總結，反省，對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要正確分析并及時改正，當然好的工作經驗要保持和延展，同時也要對明年的工作有所展望，有一個初步規劃。以利于揚長避短，奮發進取，在新一年里努力再創佳績。下面我從在這一年里取得的成績以及所做的努力，存在的不足和下一年改進計劃這幾點來講。
一、全年廚房營業數據情況說明
在20____年前11個月中三店廚房營業額達5975292元，同比09年增加1627296元，增幅37.43%。
其中義龍店營業額2295206元，同比增加329898元，增長率為16。79%。
南沙店營業額1497802元，同比增加378902元，增長率33.86%。
南昌店由于09年廚房改造的影響較大。20____年營業額2182284元，同比增加918496元，增長率達72.68。
毛利率方面：義龍店年均60.74%，同比增長0.45%
南沙店年均突破60點達60.65%，同比增長1.76%
南昌店有所下滑才達到56.54%，同比增長-6.05%。需要在下一年里及時作出調整。
在這一年中我們的成績總的來說還是優秀的，優秀的背后是大家共同努力付出和公司正確決策共同取得的成果。
二、我們所做的努力
科學決策，齊心協力是我們今年取得成績的重要原因。根據公司的要求，年初我以及三店廚師長即制定了全年工作計劃，提出了指導各項工作開展的總體工作思路，總體思路決定著科學決策，指導著全年各項工作的開展。有目的有計劃工作思路才會清晰，工作處理起來也就有條不紊。
1、出品方面：堅持公司理念，做市民廚房。
依然重視選用本土食材制作海南風味傳統菜肴，所用果蔬、肉類多為農村綠色食材，還專門找人配送無公害有機蔬菜以保證產品品質。在保持我們拳頭產品如文昌雞、溫泉鵝、豬腳煲、魚煲等不變的情況下適當推出新菜并根據時令創制季節性產品，如在冬春季出風味小火鍋，義龍的龍鳳煲。夏季推的雜魚煲、金銀煲、白蘿卜煲等。根據市場需要南昌店推出了海南粉、義龍店新出的產品有海白豆角、菠菜煲，南沙店新推的有羊腳白蘿卜煲、鮑汁鵝爪、鵝翅等都取得不錯效果，得到顧客認同也帶來營業額的提升。而且出品質量得到很好控制，產品投訴明顯下降。
產品結構調整。原來我們產品種類相當多。很多產品流程復雜，銷量少，如以前賣的魚香肉絲、水煮肉片等。毛利低而且銷量不大的產品像燒鴨、燒鵝等。經過對比篩選后產品得以精簡，只留下三十多個主打產品，蔬菜也隨季節變化搭配。這樣就省去很多備貨的麻煩、同時由于餐前提前定量備好貨也使得出品更加標準化、出品時間方面得到提高。
對出品毛利的把握。在這方面義龍店做得很好。全年每個月營業額與毛利均達到公司規定標準，在原材料的選用、保管、量化方面都做得很到位。南沙店和去年相比增長了1.76個點，漲幅比較大。南昌店也能做到優化控制。各廚師長還經常走訪市場了解原料行價，及時與供貨商反饋。在10月份遭遇罕水災菜價上漲的情況下更加注意對原料選用和保管利用，注意增加對批發菜的運用，齊心協力度過難關。雖然今年以來，物價在不斷上漲，在這種情況下各店也做出相應對策，一方面加強自身管理。杜絕原料的不正常使用，找方法進行控制。另一方面在不損公司與顧客的條件下經過考察對部分產品進行價格調整，對于我們的舉動顧客并沒出現不滿情況。此外，在今年11月份以來我們還制定出了每日原料申購單與盤點表，讓每天進的貨和銷賣的產品如實反映在表單上，做到每日盤點，明確每天的原料使用情況，這能夠起到杜絕浪費、貨物積壓的作用，讓我們的毛利精確到天上來。
我們還建立了出品估清、急推供應制度。為了限度降底估清品種及點錯單的情況，把時間長的產品及時銷賣出去，協調各分部門做好出品供應工作，要求各廚師長做好每天早、午、晚市檢查出品供應估清情況，對當市估清的品種及需要急推的產品設專薄記錄，交樓面負責人分配到各服務人員身上。這樣讓服務人員也參與其中明確目的，工作效率得到提高，原料浪費減少。
2、重視食品衛生與食品安全，抓好安全防火工作。
在年初發生的“地溝油”等一系列食品衛生問題曝光后，我們及時采取措施，把我們用的油、醬料等般上展臺陳列在顧客眼前讓他們用餐無后顧之憂，取得的效果也不錯。在南昌店蒸雜炸油起火以及蒸飯沒關煤氣事件發生后，我們對此相當重視，把責任人做開除處理引以為戒。并加大消防檢查力度，增加廚房滅火栓，并且在會議中不斷強調安全問題。對于存在的安全隱患及時排除。
3、廚房設施設備調整。
這塊在南昌店變動比較大，在二樓新建了凍庫，起到的作用很大。由于南昌中廚和早茶產品比較多，原料多難以儲存，冰箱冰柜壓力很大。在價上我們現在是四家店很多產品需要集中采購再配送，這對我們原料的儲存保管是個很大的考驗，在凍庫建好后這些問題都得到很好解決。另外還新進了洗碗機，把洗碗間、餐具假和熱水器移到外面，原洗碗處改做水臺，菜架搬進廚房，改變了一些工作流程，工作效率也得到一定提高。廚房內更換了大的煲仔爐，解決在飯市高峰期鐵板類煲仔類菜肴加熱問題。對中廚和早茶的蒸爐也作了調整做到節約能源提高效率，物盡其用。還對中廚、早茶部分餐具進行更換，讓我們的出品更加完美。
4、團隊建設。
在這一年中我們廚?a href='//xuexila.com/yangsheng/kesou/' target='_blank'>咳嗽畢嘍員冉銜榷ǎ憊ち鞫 4蟆⒅兇ㄑ誄孔髡急壤倉鸞ピ齟螅一掛艘慌際蹌芰Ρ冉蝦玫氖Ω擔咳嗽閉逅刂實玫教岣擼菜得髁宋頤竊憊ざ怨鏡娜峽桑銜謖庋姆瘴Ю錒ぷ髂芴逑腫約旱募壑怠M痹詮糾砟睢疤嶸暈搖⒊械T鶉巍幣約襖鈄芴岢齙摹叭蟾倭臁⑽逑钚形莢頡敝敢攣頤親⒅丶憂慷栽憊さ乃枷搿⑺刂?a href='//xuexila.com/news/jiaoyu/' target='_blank'>教育引導。經常對員工進行培訓，組織參加了公司的多次培訓課，加強其學習能力。在四月份組織幾位廚師長開展菜品、原料及五常管理專題講座也取得很好的效果。、我們還制定完善了一系列規章制度，獎勤罰懶。實施績效考核。像我們義龍店全年每月都有獎金領，兄弟們收入增加了，工作熱情也大大提高。
還有就是經常帶領師傅到外面和同行進行技術交流。組織了四位廚師長在年初參加的海南菜大賽，他們也各展所長，紛紛奪金摘銀。提高了我們領導班子的含金量，增加了其自身以及公司的知名度。另外南昌店吳鐘棟、林方獲參加的快餐事業部的創新菜比賽也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此外各廚房堅持班前會的召開，讓許多工作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得到當面解決。公司精神及領導的工作安排得以及時傳達。這一做法對我們和諧后廚團隊的建設有很大益處，需要長期堅持下去。
一人多崗，培養多面技術能手。在廚房人員不增反減且營業額不斷提高的情況下通過組織師傅、小弟的傳、幫、帶讓各人員具備多崗位操作能力，能夠隨時聽從調遣，讓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5、五常法的跟進與鞏固。
通過一年多來在各廚房實施“五常”這一先進管理方法以來，廚房整體面貌得到很大改善。以前臟、亂、雜的廚房變得整潔規范。這一方法實施以后不僅工作環境得到改變，工作效率得到提高，而且帶來更多實際效益。比如出品標準化了，毛利得到提高，物品規范化了浪費得到減少，個人操作規范了員工養成良好習慣能正確使用各種設備，水、電、氣等物耗也得以降低。
6、經過半年多緊張的籌備我們東路基第四個孩子“到家”在今年9月份誕生了。
它突破一直來我們茶餐廳的經營模式，以一種全新的理念、新的思路立足海口餐飲市場，開業幾個月來成績也很不錯，很受消費者青睞。說明了我們的思路是正確的，對當前餐飲市場潮流的把握沒有錯。但也由于是一種新的嘗試，我們畢竟缺乏一定的經驗，在經營管理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問題，我們將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斷總結、不斷積累經驗教訓，高起點就應有高標準，嚴格要求我們的工作，力求讓我們的到家在來年取得更好的業績。
三、我們存在的不足之處
1、對產品的把握不足。
2、對市場不夠敏感。
3、下面員工思想意識不強、執行力度不夠，需加強引導。
四、20____年工作計劃
1、工作重心放在新店上，嚴格規范產品，保證質量。
注意尋找好的原材料補充我們的出品。
2、到家廚房5S需要加強，其它三店也必須鞏固好，長期堅持。
3、做好節假日的產品促銷及產品的更新換代工作。
4、用好盤點表，讓南沙、義龍毛利穩中有升的同時努力把南昌的毛利提高一個點。
5、加強對員工的培訓，多組織一些專題講座、課程。
讓整體素質再提升一步。
6、在產品標準化方面多下工夫。
20____年是忙碌而充實的一年、回顧這一年來工作的點滴，深知自己的使命感，我還有許多的工作要去做。我們公司經過5年的基礎打造已有了扎實的根基現在迎來快速發展的時期，每個人都應做好充分準備，緊跟公司步伐一起前進。在即將到來的20____年我將竭盡所能和公司共進退。
公司廚師個人述職報告2大家好!首先，我預祝大家新年快樂、工作順利!回首過去的一年，在各位領導的指導下，在廣大同事的支持下，作為一名廚師長，我始終堅持以身作則，高標準、嚴要求，團結和帶領廣大食堂員工，為顧客提供了精美的菜肴和優質的服務;為實現食堂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現將一年來的具體工作總結如下：
一、經營方面
我在各位領導的指導下集思廣益、制定較合理的經營計劃。如：根據顧客的消費心理，我們推出一些綠色食品和野生食品;根據季節性原料供應特點，我們推出一些特價菜。等等。
二、管理方面
以人為本，我結合員工實際情況加強素質教育，每天都對員工進行有針對性的廚藝培訓，并經常激勵他們把工作看作是自己的事業。經過努力，員工整體素質得以提高，如注重儀表、遵守廚房規章制度等;有些員工甚至還開始自己琢磨新菜譜。現在，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和諧、優質、高效、創新的團隊。
三、質量方面
菜肴質量是食堂得以生存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作為廚師長，我嚴把質量關。我們對每道菜都制作了一個投料標準及制作程序單，做菜時嚴格按照標準執行，確保每道菜的色、香、味穩定;我們還認真聽取前廳員工意見及賓客反饋，總結每日出品問題，并在每日例會中及時改進不足;我們還經常更新菜譜，動腦筋、想辦法、變花樣，確保回頭客每次都可以嘗到新口味。
四、衛生方面
嚴格執行《食品衛生安全法》，認真抓好食品衛生安全工作，把好食品加工的各個環節。按規定，每個員工都必須對各自的衛生區負責，同時，由我進行不定期檢查;其次，規定食品原料必須分類存放，分別處理，廚房用具也必須存放在固定位置;另外，廚房、保鮮柜、冷凍箱等原料存放地也進行定期的溫度和濕度測量。我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確保食品衛生安全，防止顧客食物中毒，造成不必要的后果。
五、成本方面
在保證菜肴質量的情況下，降低成本，讓利顧客，始終是我們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作為廚師長，我也總結出一些降低成本的新方法。如：掌握庫存狀況，堅決執行“先進先出”原則，把存貨時間較長的原料盡快銷售出去;研制無成本菜品，把主菜的剩余原料做成托式菜品，以降低成本;還讓每位員工都知道自己所用原料的單價，每日估算所用原料的價值，這樣就把成本控制落實到每個員工身上，使所有廚房員工都關心成本，從而達到效益化。
綜上所述，在本年度，通過團隊的共同努力，我們在廚房經營管理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在菜品創新、菜肴質量、成本控制、員工素質提高等方面都取得相當高的成績。當然，我們也還存在不足，比如，受甲流和金融危機的影響，消費者就餐的品味與檔次下降，這使我們的年收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面對不可抗力，我們需研制更加物美價廉的佳肴來招攬顧客，程度的增加年收入，從而達到轉危為機的良好效果。從這個事件上，我也深感我肩負工作的挑戰性與創新性。今后，我一定會帶領我的團隊不斷接受挑戰、勇于創新，烹飪更精美的菜肴。
公司廚師個人述職報告3承蒙領導信任，我任職餐飲總廚已近兩年。信任是一種壓力，作為餐廳廚師長我身感責任重大，我嚴格管理我的廚房團隊以保證各項工作落實到實處，保證在客人滿意的前提下使成本控制達到預期目標。在餐飲業日益激烈的競爭中，我們的出品盡力做到有獨到之處，在確保傳統菜式優質保量基礎上，不斷更新，使餐飲做出了一定特色，同時不斷集思廣義，制定較好的出品經營計劃，為飯店創造出了較高的效益。
在領導的正確指導下，各位同事給予了我支持，自己經過艱辛的努力，較好的完成了____年工作。下面將____年的工作就以下5個方面向領導及各位同事做一個匯報。
一、中餐營業收入及成本率。
____年總計營業收入18.329851。完成指標1660萬的110%，出品成本率37.8%達到了飯店制定的成本率的指標。____年營業收入是1650萬。成本率是40%。成本率____比____下降2。2%，由成本控制多創利潤403200。
二、經營方面。集思廣義，在經理指導下制定了較合理的經營計劃。
1、根據季節原料供應特點，推出了3月野菜美食月，如刺嫩芽、山芹菜、鮮紅蘑。
4月份推出開河魚如蟲蟲魚、河刀、島子魚等。綠色食品是當今世界的消費趨勢，而野生食品一向是餐飲界的精品。以上兩個美食月迎和了食客追求綠色，返樸歸真的消費心理。
2、5月份經典粵菜回顧，提高了粵菜出品水平。
3、8月份推出了以正宗川菜為主的20多道新菜，如川爽牛肉、讒嘴蛙、可可山藥。
增加了賣點。
4、9.6—9.8圓滿接待新東北電器新聞會，公司領導對菜品比較認可。
9月下旬推出的特價大閘蟹、茴香豆，平價黃酒，“又到一年品蟹時，邀君共享脂膏香”。增加了餐飲文化氣息。中秋月餅銷售，中廚員工群策群力，共計銷售461盒，遠遠超過去年的288盒。
5、11月初考察了莊河，寬殿、桓仁、長春、西豐、錦州等地，挖掘了東北特色原料及特色菜式。
11.15東北土菜節推出以來，受到客人好評。如炭燒鴿子、莊河大骨雞、山胡蘿卜、蔥燒鮮鹿筋、新民血腸等成為客人喜歡的菜品，增加了人氣。達到了淡季不淡的效果。
通過每月的這些經營措施，在經理的領導下，使中餐營業額超額完成飯店定的指標。達到指標的110%。
三、出品質量及創新。
1、所有出品都制作了一個投料標準及制作程序單，把每道菜式定口味、投料標準、盛器，以使菜品口味及質量穩定。
2、認真聽取前廳員工意見及賓客反饋，總結每日出品問題，每日例會及時改進出品的不足。
如客人反應主菜牌菜式較少，針對賓客意見推出了如、讒嘴蛙、香辣茶樹菇28、香辣風干牛58、漁家巧合盤。客人反應長白山雙珍盤子有手印，小炒菜品應適當加上圍邊等意見，我們都認真改進。
3、有關菜品創新：
A、每個主位每一個月研究兩道新菜(包括燒味、涼菜、炒鍋、面點)，新菜品香辣茶樹菇、蔥燒鮮鹿筋、巴蜀牛肉、讒嘴蛙等菜品就是這樣研制出來的。
B、每月考察市場原料供應情況推出新菜式。如活黃花魚。
C、參加同行比賽、交流、學習新菜式如：風味牛筋，手撕牛肉脆鱗鱸魚、酸辣烏魚蛋羹等菜品。
D、去外地考察餐飲市場引進新菜品。如撈汁三寶。
E、請同行朋友來培訓新菜如可可山藥。
4、婚宴菜品控制了出品速度，改變了去年盲目求快的心理，杜絕了熱菜出品上桌已涼的情況，婚宴出品質量有了明顯提高。
有的客人吃過參加過婚禮后又定婚宴。
四、成本控制方面：繼續嚴格深入實行五常法，打造數字化管理模式。
1s：清潔檢查(常清潔)。清理，是在清潔工作的同時進行檢查。每個人都有自己負責的衛生區，如占板在做保鮮柜衛生時，就會檢查里面的東西是否變質，保鮮柜溫度是否正常。
2s：分開處理(常組織)是先分開后處理的意思。分開是先將要的和不要的東西分開;過期的和未過期的分開;好的和壞的分開;常用的和不常用的分開等等。再考慮如何處理，如：食品原料急銷、出套餐。牛柳是什麼時候腌制的，貼上標簽，標明日期。以保證先進先出，避免原料變質、浪費
3s：定量定置(常整頓)：在冷庫內、保鮮柜內有那些原料?每種數量多少?這些原料都必須有固定位置。所有用具也是如此。所有的物品都有自己的'家。
如：有關占板、水臺：胡羅卜、土豆等沒清洗或表面有泥土的放在貨架最下層，菜心、芥蘭等放在上層。海鮮和其他動物性原料裝入保鮮合、注明生產日期放入保鮮柜。每個保鮮柜和冷庫都貼一張表，是里面的原料存放平面圖，并注明負責人的姓名。
4s：立法守法(常規范)無規矩不成方圓，訂守規則，告示全員，使大家有規可守。
5s：保持維護(常自律)訓練與紀律，是要達到保持和維護的目的。培訓既可以增加個人知識，也可以提高員工的能力。每天早10：30例會下午16：40例會晚8：30培訓。
根據五常法結合本店情況制定如下措施以控制成本：
1、月1020月底考察市場，調整進貨價格。
2、1020月底考核各部員工對自己所用原料價格及出成率掌握情況。
促使每位員工都要樹立成本概念。
3、研制脫式菜品(無成本菜品)，將主菜的剩余原料做成托式菜品。
如蘿卜牛腩，沙窩三文魚頭等，以降低成本。
4、研制造型菜式。
如金絲大蝦。
5、營業過程中，嚴格執行投料標準，參考每日沽清單，了解庫存情況，堅決執行先進先出政策，把存放時間較長的原料盡快銷售出去。
6、數字化管理。
每位員工都知道自己所用原料單價，每日出庫由頭荷寫出所出原料總價值，每日直撥分部驗收，各自統計原料價值。每日的810日報單，讓各部(如涼菜、粵菜、燒味、本地菜)統計營業額，這樣做到每人心中有數據概念，成本控制在就落實到每位員工從而使所有廚房員工都關心成本。
7、周三清理冷庫、保鮮庫，寫出各部原料儲存數量及急需推銷品種，將依據情況安排較大型宴會菜式。
五、管理方面。
1、每日例會認真聽取人事質檢意見(如員工胡須長工作帽亂扔)，我結合廚房員工實際情況加強素質培訓，每天對廚房員工進行針對性培訓，員工在儀容儀表、遵守紀律、按時上下班等方面都有顯著提高。
2、組織廚房內部質量提高小組，成員有劉宗賀、鄭印民、李廷波、余化、李春武。
每天營業前檢查衛生及員工儀容儀表。
3、經常激勵員工積極上進，把工作看成自己的事業。
部分員工入行時間短，敬業精神差，但經過這些培訓大家意識到做好工作就是發展的基礎，共興金都的同時，自己各方面能力也將同時提高，從而增強了他們的責任心。如廚房規定10：00上班，有些員工為高質量完成自己的工作8：00就來到崗位。這樣員工積極性被調動起來，組成一個優質、高效、團結、和諧的團隊。
總上所述，____年通過廚房團隊共同的努力，在廚房管理方面取得一些效果。在菜品創新、出品質量穩定、成本控制、員工素質提高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績，但我們更清醒認識到以后的工作將更具挑戰。
____年設想：在____年成功的五常法及數字化管理方面繼續加強。這對成本控制及傳統菜品質量保證將起到很大的作用。
____年將改進自己的思路更加務實地工作，要去考察新的菜品，加快出品的創新以贏得更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____年每月計劃有的不是特別實際，____年一定多考慮計劃的實用性。
隨著周邊酒樓和飯店的增加，____年的餐飲競爭將更加炙熱化，但在領導和各位同時的支持與幫助下，我相信我們的團隊將充滿信心得走向一個收獲的20____。
最后送領導和各位同事各三千萬，不是MONEY而是：千萬要快樂、千萬要健康、千萬要平安。
公司廚師個人述職報告4一、經營：我在各位的下集思廣益、制定較的經營計劃。如：顧客的消費生理，推出綠色彩食品以及野生食品;季節性原料供應獨特的地方，推出特價菜。等等。
二、辦理：以人為本，我員工情況素質教誨，每天都對員工有性的廚藝培訓，并經常激勵把工作看作是的事業。努力，員工整體素質得以，如注重儀表、篤守廚房規章軌制等;有些員工甚至還開始琢磨新菜譜。現在，了、優質、高效、創新的團隊。
三、質量：菜肴質量是食堂得以生存發展的焦點競爭力。廚師長，我嚴把質量關。對每道菜都制作了投料標準及制作程序單，做菜時標準，每道菜的色、香、味穩定;還前廳員工意見及賓客反饋，總結每日出品問題，并在每日例會中改進;還經常更新菜譜，動腦筋、想辦法、變花樣，回頭客每次都可以嘗到新口味。
4、衛生：《食品衛生安全法》，抓好食品衛生安全工作，把好食品加工的各個環節。
按規定，每個員工都對各自的衛生區，，由我不查抄;，規定食品原料分類存放，分別，廚房器具也存固定位置;，廚房、保鮮柜、冷凍箱等原料存放地也的溫度以及濕潤程度測量。一切可以的氣力，食品衛生安全，防止顧客食物中毒，不須要的后果。
五、成本：在菜肴質量的情況下，降低成本，讓利顧客，是追求的。廚師長，我也總結出降低成本的新方法。如：庫存狀態，堅決"先進先出"原則，把存貨較長的原料盡快銷售出去;研究制造無成本菜品，把主菜的剩余原料做成托式菜品，以降低成本;還讓每位員工都知道所用原料的單價，每日估算所用原料的價值，就把成本控制到每個員工身上，使所有廚房員工都成本，從而效益最大化。
公司廚師個人述職報告5我是餐飲部廚師長王友。伴著圣誕節的喜慶和元旦的氣息即將到來，20____年的鐘聲即將敲響。首先，我預祝大家新年快樂、工作順利!回首20____年，在各位領導的指導下，在同事們的支持下，作為一名廚師長，我始終堅持以身作則，工作在生產第一線，對每位員工高要求，對他們各方面嚴格管理，小到每周的例會，大到每月多次的傳授廚藝和灌輸當今餐飲的諸多新元素及餐飲知識，有了我和大家的辛苦付出，才有了今天我們能為，來我們園區用餐的賓客提供精美的菜肴和優質的服務，現將一年來的具體工作總結如下，
一、食品安全方面
食品安全是廚房工作的頭等大事，為把好食品加工的各個環節，保證安全生產。我給廚房里每位員工劃分了衛生責任區，要求他們對各自的衛生區、食品原料、存放容器等負責，并由我和食品檢驗員進行不定期檢查。
其次，加強食品原料的分類管理督導工作。對食品原材料的進出使用;將廚房用具在固定位置分類管理，并粘貼膠條加以定位;對廚房、保鮮柜、冷凍箱等原料存放地定期清理、定期溫度和濕度測量。
第三，在細菌滋生活躍季節，邀請餐飲部食品檢驗員定期給廚房員工進行培訓，從試紙的使用到和各種消毒的標準方法，從標準化洗手到食品安全知識的普及等，使大家對食品安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提高了食品安全全員參與的意識。
二、經營方面
我在各位領導的指導下、制定較合理的經營計劃。如：根據季節性原料供應特點，推出一些特價菜和創新菜，例如針對市場所有原料價格都在上漲，但是菜品的銷售價格還要保持原來的價格，所以我們精心研發，利用普通的原料做出色、香、味、意、型的低價位菜品。
三、管理方面
我結合員工實際情況加強素質教育，每月再忙也要抽出時間有針對性的廚藝培訓，并經常激勵他們在日常工作中多看多學多記，以便以后在重要的工作崗位上發揮大家的潛力。經過努力，員工整體素質得以提高，如注重儀表、遵守廚房規章制度等，現在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和諧、優質、高效、創新的團隊。曾經有些員工不理解我們嚴格的管理，記得曾經有位員工餐廚工來找我，說我們也就是給員工做餐，土豆絲有必要切那么好嗎，當時我很明確的告訴他很有必要，并且給他講其中的道理，首先從自身來說你嚴格要求自己打好刀工的基本功，史自己將來在廚藝上才能有更大的發展。現在回想這嚴格要求沒有白費，讓我們到現在看到的的是一支良好的廚師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