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實施的背景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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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雙減政策實施的背景范文
關鍵詞：轉產轉業 漁民 政策建議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在陸地資源被大規模開發利用的今天，資源、環境、人口之間矛盾逐步激化，而海洋以其豐富的資源和開發潛力向我們展示了廣闊的前景，成為我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地。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的近海捕撈強度不斷增加，海洋資源不斷衰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沿海人民的生活和穩定，尤其是中日、中韓和中越北部灣協定的相繼實施，使本來就十分嚴峻的局面雪上加霜。
為此，我國政府從維護海洋資源的可持續角度出發，同時借鑒國外先進的漁業管理經驗與政策，我國漁業行政管理部門于2001年開始實行沿海捕撈漁民的轉產轉業政策，至今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1.沿海漁民轉產轉業的政策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漁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自1990年以來，水產品總產量已連續10多年居世界首位，是名副其實的世界漁業大國，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造船和捕魚技術的不斷成熟，捕撈強度的加大使得海洋資源枯竭。現在一艘普通的鋼質漁輪的生產水平相當于三艘中小型帆船，而勞動力的使用數量卻比帆船節約了30%。
進入20世紀以后，工業化不斷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如火如荼，大量沿海灘涂被占用，港口建設，海上漏油事件的頻發，城市生活污水和工業污水的大量排放對魚類的生活環境造成破壞性影響，海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魚類的繁殖能力下降，加劇了漁業資源的衰退。
特別是隨著《中日漁業協定》、《中韓漁業協定》和《中越北部灣漁業協定》的簽署和相繼生效，我國傳統的漁場面積被壓縮，大批漁船被迫撤出，據統計，中日、中韓漁業協定生效，我國東部各省（市）約有2.5萬艘漁船從日韓的對馬、濟州、大小黑山島等傳統作業漁場撤出，據浙江省統計，僅中韓漁業協定就有超過一萬余艘漁船轉產，約3萬捕撈勞動力下崗待業，波及近10萬漁民的生活問題。
鑒于此，從2002年以來，國家陸續出臺了扶持漁民轉產轉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報廢漁船補助，轉產轉業項目補助，轉產轉業漁民技能培訓補貼等。
2.政策實施的困難
政策對于社會經濟的作用具有統領的作用，所以對于漁業雙轉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發展漁業經濟。盡管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努力對漁民實行轉產轉業，希望漁民提高收入、漁業走出困難， 然而實際效果與預期相差甚遠， 而且又有新的問題出現， 如漁民轉產后返流捕撈現象普遍；又如漁民退出捕撈而非漁勞力進入捕撈有逐年增加之勢， 削弱雙轉成果；尤其是近幾年隨著海洋開發的推進，臨港產業得到快速發展， 大量海域被征用、填沒等， 對傳統的沿岸漁業生產造成極大沖擊， 漁民失業或潛在失業增加， 漁民權益保障問題日益凸顯。[1]通過實地考察與分析，我們發現影響雙轉政策實施的因素主要有：
2.1雙轉政策涉及的漁民規模大且素質不高
雖然隨著捕撈強度和漁業資源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烈，讓大部分漁船和漁民從捕撈大軍中退出是歷史潮流，但是我國的轉產轉業政策是由于中日、中韓協定而被迫集體退出捕撈業的，我們把這種稱為突發性轉產，而發達國家是在市場機制下，受利益的驅動而進行的常規性轉產。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漁民轉產問題來得比較突然，突如其來的協定使我們措手不及，大量待轉漁民使得我們不得不盡快制定政策，也使得雙轉工作一時難以開展。
從2002年起，我國對沿海漁民實行轉產轉業政策，力爭5年內減船3萬艘，約30萬漁民實現轉產轉業，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此外，漁民相對來說，接受的教育比較少，文化素質不高，缺乏轉業的職業技術，造成就業困難，漁區漁民的社會養老保險體制滯后等等也給雙轉工作帶來許多困難。
2.2漁民轉產轉業的沉淀成本過高，政府扶持資金少
經濟學知識告訴我們所謂沉淀成本是指即使廠商不再進行生產也不能收回的成本。[2]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假定所有的固定成本都是沉淀成本。那么對于一個人是否要進入或退出某種行業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當沉淀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時，他就可以持續生產；另一種是當沉淀成本小于平均可變成本時，他就會選擇退出這一行業。
實際上確切的說當廠商的收益在平均可變成本與平均成本之間時，即使會出現一些損失，他也會繼續生產，因為如果停止生產，他就蒙受更大的損失。
對于漁民來說，漁船是漁民的基本生產資料，也就是投入生產的固定成本，根據政治經濟學知識我們得知固定成本是通過工人的勞動一部分一部分的轉移到新產品中去的，再通過出售從而得到彌補，也就是回收成本，它不能一次性收回。對于漁船這樣的高價值產品更是這樣，動輒幾十、上百萬，回收周期更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另外，漁船的專用性很強，幾乎不能用作別的用途，因此，它的二手市場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所以，淘汰舊漁船和轉產轉業對漁民來說成本比較高，難以承受。漁船越大，投資成本就越高。擁有大漁船的漁民一般靠借款，加上利息成本，退出捕撈業經濟損失很大，雖然從國家到地方各級政府都給一定補助，但是政府的資金補助對于已經債臺高筑的漁民仍是杯水車薪。
2.3政策宣傳不到位，完善政策實施的手段
任何一項政策要想達到良好的政策實施效果，除了科學的制定政策目標，進行可行性的政策分析，監督政策實施的過程外，還要有良好的政策宣傳手段。漁例如一些基層的工作人員對工作并不負責，僅僅下發給各漁村干部，也不深入漁民做思想工作，使得政策流于形式，漁民們也只知道有此政策，對其內容卻知之甚少，甚至曲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對此，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加以說明，希望能提高政策的實施效果：
①宣傳教育
沿海漁民轉產轉業政策是新的歷史時期，我國漁業結構調整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是一項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的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在具體的落實過程中，要通過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先進的媒體傳播技術加強對漁民的宣傳教育，使他們深刻認識到現在的形式。理解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這樣才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取得他們對政策的擁護；
②強制手段
執法機關作為國家的強制機關要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尤其是在利益的誘惑下要分清是非，對于一些年老失修的漁船和無證船舶要堅決的查處，依法辦理，同時也要加強自身的思想素質，杜絕尋租行為，認真履行國家的相關政策方針；
③利益誘導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來的今天，雙轉政策的實施除了國家要進行干預與指導外，更要利用好市場的調節作用。國家在促進漁民轉產轉業的時候要配置以其他的輔助措施，引導漁民自己退出海洋捕撈業，例如建立漁民的社會保障體制，加強就業指導，對轉產轉業的漁民給以生活部貼等等；同時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利用市場機制，促進競爭，優勝劣汰，使漁民自主擇業，自己選擇退出方式，從而促進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2.4雙轉政策的補助對象不明確
國家實施漁民轉產轉業政策的對象是漁民，所以對于漁民這個概念我們必須首先明確。雖然任何公民，商業機構以及外國人和公司都可以在我國從事漁業捕撈，但我國的漁民轉產轉業政策的對象應該是傳統意義上漁民。
根據我自己的理解我認為所謂的專業漁民是世代生活在漁村且一直以捕魚為生的才是漁民，至于原“非專業漁民”的人員成為漁民家庭的成員（入贅女婿等）而下海捕魚的，這些可以由當地漁民協會視具體情況， 制定出符合本地實際的漁民入會條件來確定。[3]另外，對于“船老大”和“漁工”也要區別對待，都要顧及，例如在漁船報廢項目上，根據農業部和財政部的文件規定，漁船報廢專項補助的對象是漁船的所有人，即該船的股東，而沒有考慮在漁船上的雇工，可見，現行的漁船報廢補助政策僅僅注重漁船的產權，卻忽視了漁民的漁業權。[4]
3.完善我國漁民轉產轉業的政策建議
任何一項政策從它的提出、實施到產出，都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我們要正視其中的不足之處，隨著時間的發展來不斷修改、完善它。
3.1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制定科學的總體規劃和實施辦法
漁民作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和農民還不一樣，農民還有土地可耕種，而漁民只能依靠海洋生活，沒有任何的生活保障，更何況在漁業資源日漸衰竭的今天，漁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我們必須從全局的高度予以重視。同時，在具體實施的過程當中，要根據沿海各地的具體情況的不同，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忽視現實的因素，做到分類指導，合理布局，做到減船、轉產轉業、保護恢復資源并重。
3.2加大對轉產轉業漁民的政策扶持力度
①要落實轉產轉業的各項補助資金，例如對漁船的報廢拆解的補助，對漁業稅費減免的資金
②加強對漁民培訓補助政策。通過農業部漁民轉產轉業培訓專項資金及地方培訓補助政策的實施，幫助受訓漁民掌握一技之長和提高就業能力
③實行漁民稅費減免政策。在沿海各地取締違規涉魚收費，在辦證、納稅方便，給予優惠和減免；四是對從事海水養殖的漁民給予技術指導和支持。
3.3積極發展旅游業和休閑漁業
現代漁業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面對海洋資源的衰竭，必須調整漁業發展經濟結構，大力發展二、三產業，培植龍頭企業，開發具有高附加值的海產品，同時加大濱海資源的開發，促進漁民的增收、轉型，從傳統的以打漁為生的漁民變成真正的“上班族”，這樣才能更好的吸納更多的轉業漁民，促進可持續發展。
3.4完善法律制度，創造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
進一步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漁業船舶報廢暫行規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堅決依法辦案，處理“三無”和“三證不齊”漁船，同時針對我國漁業資源的特點，進行漁業權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建立一項符合我國漁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漁業權制度。
3.5落實漁業權保障漁民權益，建立漁民養老保險制度
目前我國在城市已經有了醫療、養老、就業等保險制度，農村也已經開始著手建立養老保險制度，而漁業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的工作，漁民，特別是老年漁民，病殘漁民等弱勢群體還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建立漁民養老保險制度已成為廣大漁民最迫切的要求。只有漁民的醫療衛生、就業、養老等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漁民轉產轉業政策才會得到根本的落實。
參考文獻：
[1]劉舜斌.制度、國情、政策與漁業問題[J].海洋漁業.
[2][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 卡爾·E·沃爾什.經濟學（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M].1996：161
[3]劉舜斌.漁業權研究II[J].中國漁業經濟，2009，1（27）.
[4]韓立民.漁業經濟前沿問題探索.海洋出版社[M].2007：143.
第2篇：雙減政策實施的背景范文
總結我市年環保工作成果，為貫徹落實全省環保工作會議精神。安排布置今年任務，市政府召開這次會議。剛才，市政府懲辦獎勵了環保工作先進單位、先進個人；與各縣區政府簽訂了目標責任書；俊文同志作了工作演講，就我市環保工作進行了全面總結安排安排，完全贊同，請大家認真抓好落實。下面，再強調三點意見。
一、進一步提高認識
一）從宏觀環境看。
國內有兩大新聞最吸引人的眼球。一是南方的風沙，近期。為10年來最強，一直刮到日韓、臺灣，臺灣有媒體訕笑說：聞到故鄉泥土的芳香”二是西南大旱，連續200多天無雨，正全軍全民動員抗旱。究其原因，環境遭破壞，自然在報仇。
丹麥舉行的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去年底。各國吵成一團，美國授意國際能源機構(IEA發表統計，說中國已經在導致地球變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上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今年2月3日，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出“總動員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總理在政府工作演講》中談到去年節能領域的政策方針：打好節能減排攻堅戰和持久戰”并具體提出“今年要新增8000萬噸標準煤的節能能力”中央給予的信號是繼續高度重視節能、環保工作。這也是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集中體現，最重要的民生工程”
二）從我市情況看。
經濟發展最快的一年，2009年。也是環保事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工作主動性明顯增強。全市環保戰線的廣大干部職工，服務發展的意識日益強烈，環評審批效率切實提高，全年審批了323個建設項目，爭取各類環保資金2274萬元，為全市經濟發展注入了新活力。減排工作效果顯著。市GDP增長12.7%背景下，化學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2排放量卻實現了連續三年“雙下降”超額完成省政府下達的減排任務，尤其是二氧化硫（SO2排放量提前一年達到十一五”控制目標。處置突發事件反應迅速。妥善處置了兩起跨省非法傾倒危險化學品的惡性事件，有力地維護了社會穩定。此，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懲處的先進單位和個人表示熱烈祝賀，向奮戰在環保戰線上的同志們表示親切的問候和誠摯的感謝！
污染物發生量不斷增加，但是當前我市環境維護工作存在問題還比較突出。一是減排壓力日益加大。隨著我市的大發展、大建設。將加重我市環境負荷。二是水污染依然較為嚴重。盡管已投入大量資金對宋湯河、渦河進行了綜合整治，沿岸景觀得到改善，但大多數坑塘沒有治理，渦河兩岸排污口還沒實施污水管網截流，生活污水直排渦河，嚴重污染我市水體，市民對此意見很大，這也不符合創建園林鄉村、文明鄉村的要求。三是環境平安隱患極大。渦河、惠濟河、小紅河等河流入境前匯集了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工業污水，水質終年處于劣五類，近年來，因河南污水下泄引發我市多起跨區域水污染事故，同時，市一些企業環境維護意識不強，污染物超標排放的問題仍沒有得到完全解決，如三星化工噪音問題、瑞福祥食品有限公司污染問題。四是城鎮生活污染和農村環境問題日益凸顯。農村鄉鎮垃圾污染、規模化畜禽養殖業污染、農藥化肥的不科學使用造成的面源污染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垃圾焚燒試點工作的推進力度需要進一步加強。各級各部門要把環境維護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打造藍天碧水，建設美好家園，提高幸福水平。
二、突出工作重點
一）嚴把項目準入關。要正確處置環保與發展的關系。降低項目環評門檻。發改、經委、環保等各級相關部門要站在戰略的高度，上下聯動，密切配合，嚴把環保準入門檻，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重蹈“先污染、后治理”邊污染、邊治理”覆轍，堅決防止外地污染企業轉移到市，從源頭上遏制新的污染源，切實做到經濟建設與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實現近期發展與久遠發展相統一，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相統一。要認真貫徹執行《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重點抓好“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行業、重點流域區域開發規劃的環評，根據區域資源承載力和生態環境容量，對重點產業布局、發展規模、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等進行評估，提出優化調整建議，促進產業發展與資源環境維護相協調。對經濟效益好、環境污染少的好項目，要開設綠色通道，確保項目順利上馬；對高耗能、高排放以及產能過剩行業的項目，要從嚴把關；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明令淘汰、禁止建設的項目，堅決不批，以免貽害地方、貽害子孫。
二）加強環境綜合整治。一是抓好鄉村環境治理。建設、環保、安監、人社、技術監督、城管執法等有關部門。協同配合，盡快組織實施以控制城區煙塵污染、燃煤及粉塵污染、機動車尾氣排放等為重點的藍天工程”實施以飲用水源保護、污染治理和城區坑塘綜合整治為重點的碧水工程”綜合整治渦河、宋湯河、丁家坑等城區河流、坑塘，確保地表水環境質量達到水環境功能區劃要求；要加快城區道路改造步伐，加強鄉村道路的美化綠化，加強各居民小區的環境管理和綜合整治，努力改善人居環境和生活質量。二是加強農村環境維護。今年，國家拿出25億，省里拿出3.2億，實施“以獎促治”進一步擴大農村環境整治規模。各地要充分利用這項政策，積極組織開展項目申報，爭取更多的國家和省資金支持，解決農村更大范圍的環境問題。要大力實施農村清潔工程，總結和推廣垃圾焚燒試點經驗，所有中心鎮、建制鎮、擴權鎮今年要完成垃圾焚燒試點工作，逐步配套建設生活垃圾收集、轉運設施，爭取用3年左右時間，全市所有鄉鎮基本建成比較完善的垃圾收集、轉運和處置體系。同時，各地要強化規模化畜禽養殖業的環境監管，劃定禁養區，優化養殖業布局，力爭今年年底前全市規模化畜禽養殖場實現達標排放；結合新農村建設，逐步開展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積極探索建立農村環境衛生管理體制與環境污染治理長效機制，促進農村環境質量不時改善。
三）加強飲用水源保護。水是生命之源。人均占有量缺乏全國的1/4不到全省的一半，水資源匱乏已成為制約我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瓶頸。正在積極做規劃，爭取實施引水入亳工程。各級水務、建設、衛生、環保等部門要進一步強化飲用水源維護區分級管理，加大對飲用水源地周邊污染源的查處力度，確保飲用水源安全。繼續抓好淮河流域枯水期間的限產減排工作，加強水污染事故的預防和治理工作，切實保證人民群眾的飲用水平安。市環保局要從支持地方經濟發展、改善區域水環境質量動身，工業污染防治、污水處置設施建設、區域環境綜合治理等方面，及早謀劃和儲備項目，爭取列入“十二五”水污染防治規劃，獲得國家和省更多的支持。
三、確保實現目標
實施“十一五”環保規劃的決戰之年，去年。污染減排和淮河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實施這兩項硬任務，必需全部完成。各級政府務必高度重視，將實現“十一五”減排目標作為硬骨頭來啃，確保完成任務。
一）抓組織領導。做好環保工作。建立黨委統一領導、政府統籌實施、部門密切配合，一級抓一級，逐級抓落實的領導機制和工作格局，把環境維護目標納入目標管理責任制，不時完善環保目標考核制度。剛才，市政府與各縣區政府簽訂了今年減排目標責任書。希望回去后，盡快將目標任務分解落實到具體項目，明確到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加強督促檢查，盯緊抓牢，務求主動。要加強調度，對于不能按期建成的減排項目，要及時調整，確保不影響減排進度。市環保局等職能部門要加強對各市減排項目的督促檢查，每月對各縣區減排進度進行調度分析，及時向市政府演講。
二）抓資金投入。積極引導污染治理向社會化、市場化、專業化發展。運營主體社會化，運行管理市場化”新格局，加快污染防治進度。逐步提高財政支出的比重，把重大污染治理和生態建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要積極爭取國債資金和銀行貸款，加快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和重點污染項目治理。重點推進全市醫療廢物、垃圾處置場、污水處置廠等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依照“誰投資、誰受益”原則，積極吸引外資和社會資金參與治污設施的社會化運營。要突出抓好四個污水處置廠的管網建設和提標升級，積極爭取國家項目，加快鄉村污水管網和截污工程建設，提高運行負荷率，確保鄉村污水處置率65%以上，最大限度地發揮減排效益。
三）抓執法監督。環保部門作為全市環境維護的綜合管理和執法部門。不辱使命，進一步加大監督和執法力度，及時查處環境違法行為。對污染物排放不達標的單位，要責令限期整改；限期整改不到位的要停產治理。對建設項目未批先建的要強制停止建設；對偷排偷放、擅自閑置治理設施的企業和單位，要從嚴從重處置；對造成嚴重污染事故的單位，要依法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第3篇：雙減政策實施的背景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集體行動；可持續發展；環境公共服務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353(2011)09－0183－04
一、低碳經濟淵源及其模糊認識
按照維基百科的解釋，低碳經濟是低化石燃料經濟，是最小溫室氣體排放到生物圈的經濟，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經濟、環境友好與可持續發展
2003年英國時任首相布萊爾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一創建低碳經濟》(Our energy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經濟。美國學者萊斯特?R?布朗(1999)的《生態經濟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經濟的五大步驟》書中蘊藏著低碳經濟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續文明》一書明確提出：“減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溫。低碳經濟的系統觀點與行動，可追溯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2)、《京都協議書》(1997)。聯合國第35個(2008)環境日主題：“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號召全球聯合一致行動，改變高碳排放經濟，意味著低碳經濟成為全球共識。
雖然，白皮書沒有定義低碳經濟，但是對為什么和怎樣實施低碳經濟卻有詳實描述。遺憾的是，許多研究并沒有完全理解白皮書的精神：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對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大化石自然資源約束性開采耗用，并通過各國聯合一致的“減排”溫室氣體承諾(白皮書72次使用“減少”一詞)，以促進、倒逼(bottom－up)技術進步，或者與產業結構調整、消費方式改變一起實現可持續發展。事實是，一些研究人員沒有注意到低碳經濟“能源”背景或切入點，忽視能源與氣候、環境的關系而片面理解低碳經濟。白皮書使用“環境”、“可持續發展”超過50次，且設有環境專章，如，白皮書目的是通過“反省和強化我們更加廣泛的承諾，以實現可持續發展”(this white paper reflects，and will reinforce，our wide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低碳經濟把發展限定在環境承載力之內(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我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環境(The first challenge we face is environmental)等，并且認為：“直到現在，英國能源政策還沒有給予環境足夠關注”，白皮書希望政府以系統化政策確保：“能源、環境和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無獨有偶，溫總理2010、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把“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環境、可持續發展”看做并列的行動，報告多次將“能源與氣候”一起闡述。
低碳經濟是可分割的、有市場的三大化石資源和公共的、無市場的環境公共服務(接受二氧化碳排放及其轉化)的雙約束經濟，最終目的是限制人類對環境公共服務的加速、無序耗用，是可計量、可操作的可持續發展。它以數量化方式約束人類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對自身所處生物圈(環境)中的資源開采、耗用，即以碳排放為突破口，逆向約束人類的三大化石能源(可計量)開采、利用，倒逼技術進步，促進消費和產業結構轉向，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是資源和環境的雙約束，目的是可持續發展。此一思想，白皮書進行了詳細闡述，布萊爾認為：低碳經濟與能源可靠供給、環境保護、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有關，即環境中可分割、可市場的三大化石能源自然資源過度開采、耗用引起公共的、不可分割的環境公共服務、氣候和可持續發展問題，需要轉化為低碳經濟發展新模式。對可計量的可持續發展經濟――低碳經濟而言，就是不能離開三大化石能源開采、耗用約束及其溫室氣體排放約束。“能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密切關系，《巴西低碳經濟之路》中也有相似觀點和政策，《BP世界能源統計》(2009)更是直接強調：“氣候變化與能源息息相關”。
(二)遠離環境公共服務約束的混亂低碳經濟觀
低碳經濟作為廣泛社會性的前沿經濟理念，沒有公認的定義。方時嬌認為：“各種定義和解釋還不盡一致”。低碳經濟成了各說各話、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按需解釋，“隨時、全面”利用，低碳經濟的思想、實踐混亂不可避免，主要表現：(1)低碳經濟特定研究對象和淵源是什么?依據的一門學科必有其特殊研究對象之觀點，低碳經濟理論和實施對象、運行方式是什么?低碳經濟與現有經濟學科的區別、聯系在哪里?這是低碳經濟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查閱已有低碳經濟研究發現，它似乎與所有時髦、熱點研究和學科有關，其外延包括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生態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經濟等，而這些學科各有其研究對象。人們在解釋低碳經濟時，把它們混淆在一起，低碳經濟成了“超研究對象”的經濟科學的科學。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戲，方時嬌在同一文章中用“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經濟革命”和“低碳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可持續發展經濟”來解釋低碳經濟。就中文意義而言，“實質”、“本質”意義區別不大，但能源經濟絕不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因為能源經濟要回答的是能源大規模連續供應、有限替代和規模報酬先增后減三個問題，而依據布倫特蘭公認定義，可持續發展經濟是要解決資源、環境的代際分配問題。兩學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都成為低碳經濟的外延，或者是淵源。(2)低碳經濟與技術的因果倒置。莊貴陽認為，是“技術支持低碳經濟”。技術發展了，低碳經濟也就實現了，這是倒果為因。因為，包括能源技術在內的人類技術一直在進步，低碳經濟不需要人類共同、額外努力和元自然資源約束而自動“生成”，這完全不對，更與布萊爾白皮書的“更廣泛的必須努力”(A wider effort is also necessary和far more needs to be done)相悖，也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以明確主體及其承諾碳減排責任的原則相悖。事實上，《京都議定書》所要求的恰恰是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有更多碳減排約束。布萊爾說：“盡管有過去5年的進步，但是今日能源政策不能應對明天的挑戰。”布萊爾認為，實施低碳經濟將“賦予”英國機會(連續3次使用“opportu-nity”)，并痛下決心走低碳經濟的路子。第一個機會，低碳經濟提高資源效率：提高產出，并減少污染排放；第二個機會，低碳經濟引導英國開發、運用和出口尖端技術，創造新商業和工作；第三個機會，低碳經濟為英國
導航，變革傳統的資本更新循環周期。此外，從生活方式來說，低碳經濟也可以低技術兼容，白皮書要求房子絕緣、通風(insulated，draughty)等技術，不是高技術，又比如植樹造林(reforestation)、與采伐森林戰斗(flight 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經濟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術。(3)低碳經濟測度及其標準。有學者認為，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新經濟發展模式。這里以“低”作為低碳經濟的標準，有問題。原因與上述錯誤的技術因果倒置相似。實際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經濟的標準。統計證實，截止2009年，美國、日本等國單位GDP能耗不及20世紀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統計》(2009)顯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大化石能源消費出現了凈減少和相對減少(表1)。
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京都議定書》、布萊爾能源白皮書所要求的“絕對減少”標準。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環境公共服務承載力內的“低”，這個低是絕對的，不能妥協(compromise)。碳排放相對降低而總量，尤其是累積總量增加，人類不可持續發展，當今人類恰恰面臨的是此難題。對于低，一些學者還不自覺地滑向“無”，認為低碳經濟就是“無碳”經濟。無碳經濟，看上去很美，卻違背自然規律。碳循環是生物圈內基本循環之一，人類活動，尤其是人類過度開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產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過其承載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環引起不可持續發展。地球綠色植物主要活動，就是以二氧化碳進行光合作用。人類努力發展的生物質能源是高碳循環，因此，高碳循環和低碳經濟可以并行不悖。低碳經濟不在于碳的“無”和抽象的“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要求的化石能源約束性開采耗用及其碳排放。(4)低碳經濟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導致行為方式錯亂。具體為低碳經濟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不分，這一認識誤區導致低碳經濟的操作困難，實施主體模糊，行動的成本無認識。布萊爾說：英國占全球碳排放2％，單獨行動不會對氣候變化產生影響(Our own actions will have no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代替低碳經濟，低碳經濟成了無行為主體、遠離低碳經濟是“最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續發展初衷和實踐。在布萊爾看來，恰恰是資源與環境的雙約束的低碳經濟推動低碳社會及其高生活質量(a low carbon economy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從能源(資源)、環境公共服務和可持續發展的關系，不難推知，低碳經濟是“碳獲得、碳排放”的雙約束經濟。現有的無自然資源約束高碳排放經濟及其造成的氣候、環境問題，是私人產品擠占公共環境服務而引起不可持續發展。邏輯是：生物圈非約束三大化石能源開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及其累積――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阿倫尼烏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會引起溫度上升理論――溫度上升造成氣候問題引起環境公共服務不足，人類不可持續發展。新西蘭氣候變化部長戴維?帕克說：“作為新西蘭推動環境可持續性的一部分，我們做出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諾”。
二、低碳經濟確定主體與實施路徑
低碳經濟的對象有兩個，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競爭性、有市場的資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競爭性、難市場的整體性的環境公共服務。高碳經濟，從競爭性、可分割有市場的資源看，就是資源過度、非約束開采耗用；從公共性、不可分割、難市場的環境公共服務看，就是向環境塞進了過度的碳，環境公共服務功能喪失，經濟社會不可持續發展。
(一)實施低碳經濟的主體。低碳經濟涉及全球性溫室氣體排放的公共產品問題，需要確定主體及其現實成本才能提供該公共產品。持該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奧爾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 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 Hjalte等。因此，白皮書認為：低碳經濟是“政府的責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僅僅是市場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來實現。
(二)“斯密式間接公共產品”與“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獲得路徑。市場手段不等于低碳經濟形成。朱迪?麗絲(Judish Rees)認為：“很明顯，對全球有限的環境資源容量進行價格競爭時，發達的富國總能比相對不發達的國家出更高的價格”。戴利對環境無約束市場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沒”為比喻，他說：“即使一條船的負載是最佳分配的，隨著絕對負載量增加，它的水位線最終也會達負載線。超出負荷的最佳裝載的船也會沉沒――盡管它將以最佳的方式沉沒!環境宏觀經濟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設計出類似負載線標志的經濟標志――以防止經濟的絕對規模，即經濟負載，沉沒我們的生態方舟”。
斯密“看不見的手”經典地描述了傳統經濟主體間接提供非市場、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產品)。但是，他的公共產品，說到底還是私人產品，也因此，市場不可能完全解決公共產品難題，而且他的公共產品供給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強調主體，完全是經濟人在追求私利時“不自覺”的副產品。斯密說：“每個人都力圖利用好他的資本，使其產出能實現最大的價值。一般說來，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實際上增進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這樣做的時候，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實現另一種目標，這種目標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東西。通過追逐個人利益，他經常增進社會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會利益所能夠得到的那一種更好”。羅默稱其為：“成員無意識的集體打算來推進社會福利”。
低碳經濟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維持良好的環境公共服務，迄今為止，“斯密式間接公共產品”沒有完全解決公共產品供給問題，我們需要“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奧爾森說：“集團物品和非集團物品一樣，取得越多，總成本越高”，并且“個人通過經濟組織試圖獲得他們在市場中的活動而得到的同樣的東西”。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要求有確定主體及其明確行動：確定主體有真實的成本增加，或約束行為以獲得公共產品。因此，就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關系，奧爾森理論從私人產品(約束，即人類對資源，主要是能源的約束)的角度闡述公共產品供給，即公共產品必須由確定企業以真實成本、實際行動來提供。受搭便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獎懲實施成本等約束，將公共產品分割并以市場方式解決，即使可行也不經濟。因此，公共產品不能從理性、自利的個人那里得到任何資助。如何獲得公共產品呢?他提出三條件：(1)就邊際成本增加而言，取決于公共產品收益該物品成本之比，與集團收益個人收益之比的關系；(2)就行動約束而言，取決于產業集中度(單個企業市場份額)與該行業需求彈性的關系；(3)不同于集團利益的稅收、制度等外在約束。
我們僅分析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供給中的(2)就行動約束而言，取決于產業集中度(單個企業市場份額)與該行業需求彈性的關系，即低碳公共產品供給需要確定主體及其現實成本，《京都議定書》為實踐例證，即碳減排，或者環境公共服務的獲得需要付出現實成本，而且必須有確定主體，或者聯合主體的一定份額為基礎。
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簽署的《京都議定書》規定：2012年前，主要工業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礎上平均減少5，2％。經計算，這需要占199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個國家和地區核準之后才能生效。此前，雖有126個國家和地區批準了該議定書，但它們的排放總量離議定書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國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后，199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占世界總量17.4％的俄羅斯對議定書能否生效起著關鍵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后，達到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議定書》生效。
《京都議定書》一方面證明了奧爾森直接公共產品理論的正確；另一方面，就公共產品的公共屬性而言，必須是集體的一致行動，且要求集體成員單獨的份額占到一定比重，這需要透明化。
三、結束語
第4篇：雙減政策實施的背景范文
內容摘要：2011年一季度我國進口值創歷史新高，越過4000億美元大關，受此影響，第一季度我國累計出現10.2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這是我國6年來首次季度貿易逆差。本文從貿易政策、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人民幣幣值、貿易伙伴國出口制裁、本國物價及通貨膨脹水平、勞動力成本等方面綜合分析此次貿易逆差的成因，并指出現階段適度的貿易逆差有利于中國經濟實現平穩、健康發展。
關鍵詞：貿易逆差 進口 出口 人民幣升值 經濟發展
我國對外貿易的現狀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除個別年份外，我國國際收支均呈現出持續的“雙順差”格局。2001年以后，“雙順差”呈現出大幅增長態勢，當年經常項目順差為174億美元，資本項目順差為348億美元，到2010年兩項余額分別增至3054億美元和2260億美元。與此同時，外匯儲備由2122億美元激增至28473億美元。“雙順差”和巨額的外匯儲備對我國維持宏觀經濟穩定、高速增長構成了潛在威脅。一方面因美元持續貶值造成了儲備資產嚴重縮水，另一方面，加劇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同時，“獎出限入”的外貿政策造成了國內生產資料供給不足，極大的限制了民族工業的發展，阻礙了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高度的出口依存度使得我國經濟發展受他國因素影響較大，不利于實現國民經濟長期平穩發展。
2011年一季度，我國對外貿易出現了6年以來的首度逆差，達10.2億美元。此次逆差的出現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彰顯政府意欲調整長期貿易收支失衡格局的決心，有助于減少同貿易伙伴國家間的摩擦，有利于抑制國內當前的高通脹趨勢，同時表明進出口并重，穩定出口，努力擴大進口的政策正在得到落實。
貿易逆差的成因分析
（一）貿易政策
在歐美等主要貿易伙伴國受金融危機影響進口需求大幅下降等外部因素與大量出口高耗能、高污染初級產品導致的環境污染、國內生產資料供給短缺日益嚴重、人民幣升值壓力日臻增大等內部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過去獎出限入的外貿政策已不適合當前的經濟發展形勢，我國已逐步將促經濟增長的途徑從加大出口轉向擴大內需上來。商業部部長陳德銘在兩會期間的新聞會上明確指出2011年外貿總的指導政策是“穩出口、擴進口、減順差。”在此政策方針的指引下，我國加快了自貿區戰略的實施進程，加大了諸如下調進口關稅、簡化進口申請程序等提高進口增速的措施。而2011年第一季度出現的貿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政府外貿政策方針的轉變及配套措施的施行。
（二）人民幣幣值進入升值軌道
近年來，在我國外匯儲備持續增長、美元不斷貶值以及西方各國頻繁施加壓力等因素的作用下，人民幣已進入升值軌道。自2010年6月19日人民幣重新與美元脫鉤以來，人民幣對美元近10個月內累計升值達4.39%，4月29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升破6.5，創匯改以來新高。人民幣持續升值必將對我國對外貿易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由于目前我國出口產品仍以科技含量低、附加價值低的初級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源消耗大的二次加工型產品為主，平均利潤空間僅為3%―5%，且主要出口品替代性較高。因人民幣升值的客觀因素所引發的出口產品普遍價格上漲，必將使我國在國際市場上失去原有的價格優勢，隨著人民幣的不斷升值進程，我國加工貿易類型產品出口將面臨巨大挑戰，國際市場占有率和產品附加值將會下滑。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使得人民幣的國際購買力進一步增強，將大幅削減購買外國產品、海外旅游等方面的支出費用，對進口起到了正向推動作用。在出口大幅削減和進口持續增長的雙重作用下，我國必將實現對外貿易由順差向逆差的轉變。
（三）勞動力成本提高
在國際勞工標準全面普及、推廣，勞工標準資格認證日趨嚴格及主要生產加工出口制成品的東南沿海等地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等因素的影響下，勞動力成本上升趨勢將不可扭轉。考慮到我國出口結構中占比較大的加工貿易處于產業鏈的最低端，利潤僅為5%左右，因此，勞動力成本即使小幅提升，也會對我國出口企業盈利水平造成嚴重影響，最終打破目前我國制造業的經濟模式。近年來，浙江地區最低工資水平上升了60%，珠三角地區也有高達30%到50%的升幅。由于短期內企業無法通過技術革新“消化掉”因工人工資水平提高而導致的產品成本上漲的原因，產成品價格將隨之增加。在中國“漲薪潮”的大趨勢背景下，印度、越南等其他亞洲國家相比之下勞動力更為廉價，近年來，不僅大量的低附加值制成品的出口訂單由我國轉向了印度、越南等地，有些外商甚至將工廠從我國遷至上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
（四）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從我國進口產品的結構上看，主要以原材料和半成品為主，由于石油、鐵礦石等原材料在國際市場中壟斷性較強且生產過程中需求彈性較低，加之我國因國內供給不足、需求旺盛造成的替代性較小等原因，進口商在國際市場上通常處于弱勢地位，幾乎沒有任何議價能力， 2011年以來，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國際市場價格不斷創出新高，而我國對其進口則呈現出“量價齊升”的態勢。隨著大宗商品進口價格的不斷上漲，其對我國對外貿易逆差的貢獻度將進一步增強。
（五）國際貿易摩擦加劇
持續、巨大的對外貿易順差使我國與貿易伙伴國之間摩擦不斷。2009年，共有22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發起了116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調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額126億美元。另從占比份額看，我國遭受的反傾銷占全球40％左右，反補貼更是達到全球的75％。考慮到歐美等國為振興制造業、降低失業率，緩解國內政治矛盾，必然會制定實施各種措施促進出口增長，并對我國實施更為嚴厲的出口制裁措施，使得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大幅增加出口企業的成本及風險性。
貿易逆差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
（一） 有效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人民幣操縱匯率的說法不攻自破
由于我國長期在國際貿易中處于“雙順差”的地位，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國內外匯市場供過于求的局面加劇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此外，為挽救日益萎縮的制造業、降低失業率，歐美等主要貿易伙伴國多次向中國發起政治責難，指責其涉嫌操縱匯率，施加壓力迫使人民幣升值。目前，人民幣已進入升值軌道，隨著其升值幅度的加大，其導致的國際熱錢流入、出口額削減、出口企業破產倒閉、失業率增加、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外匯儲備縮水等問題日益凸顯，不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阻礙了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而適當的對外貿易逆差，有助于減緩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人民幣升值大趨勢不變的背景下，將有利于維持一個較為平穩的升值過程，避免因人民幣升值過快而對整個經濟體系造成強烈沖擊。
（二） 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尋求進出口平衡
“雙順差”反映了我國正逐步融入金融全球化的格局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中具有較高的國際競爭力，此外資本和金融項目上的持續順差證明了我國吸引外資能力逐步加強。但是，巨額的貿易順差使我國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加劇了人民幣升值和國內通脹壓力。同時，由于對順差貢獻度較大的多為初級產成品，不僅附加價值低、環境污染大而且會造成國內生產資料供給短缺。此外過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將不利于振興發展民族產業，不利于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目標。而適度的對外貿易逆差將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減輕因以美元為主的外匯貶值而使我國蒙受的損失程度，降低我國經濟發展的對外依存度，避免受他國經濟波動的影響，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三） 有利于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金融危機后，我國加大力度轉變過去主要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以擴大內需、促進消費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一方面，從國際大環境上看，國際經濟形勢動蕩、戰亂頻發、出口制裁更加嚴厲，不確定因素增多，過大的出口依存度將對我國經濟穩定造成巨大威脅。另一方面，從內部因素上看，擴大內需引導居民消費，在出口增速減緩，投資環境不佳的情況下，對拉動我國中長期經濟增長、增強抵御風險能力、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維持社會穩定將起到決定性意義。
（四） 減少貿易糾紛，降低與貿易伙伴國之間的貿易摩擦
適度的對外貿易逆差將減小我國與歐美等主要出口伙伴國之間的貿易摩擦，扭轉出口企業因主要進口國采用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壁壘而引致的出口成本增加、持續經營困難的狀況。目前，歐美等國經濟由于金融危機遭受重創，急需保持較高出口額以削減財政赤字及降低失業率，因此，預期未來幾年，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制裁力度將更為嚴厲，而貿易逆差將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貿易摩擦的升級。
（五） 縮減外匯儲備，維持其合理的積累水平
截至2011年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首次突破3萬億美元大關，增至30477億美元，同比增幅達24.4%。我國不僅外匯儲備的存量巨大，而且近年來由于對外貿易順差持續增長，其增速一直保持較高的水平，從2009年6月份外匯儲備首次突破2萬億美元到如今超越3萬億美元僅經歷了不到兩年的時間。
巨額的外匯儲備，造成了央行基礎貨幣大量被動投放的局面，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而我國貨幣市場規模有限，央行通過發行央票回籠貨幣的對沖操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外匯儲備量遠遠超過了維持匯率穩定所需的最優數量，從而造成了資源的低效率利用。央行行長周小川曾明確指出，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突破需要的合理水平，外匯積累過多導致了市場流動性過剩，增加了人民銀行對沖工作的壓力。此外，金融危機導致的美元不斷走弱的現狀使得以美元資產為主要幣種結構和投資渠道的我國外匯儲備縮水嚴重。因此，2011年第一季度出現的貿易逆差對減少外匯儲備，使其保持在合理水平等方面是一個積極的信號。此外，我國應保持多元化的外匯儲備，依據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及與我國外貿相關度選擇儲備貨幣的資產形式、安排其期限結構，同時加強對外匯資產的監管力度。為使企業規避外匯風險，允許其保有一定額度的現匯。目前，我國超額的外匯儲備，除投資于金融領域外，可考慮增持石油、有色金屬等戰略性儲備、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及專業人才、扶持實力雄厚的企業積極開展跨國并購和對外投資。在減緩外匯儲備增長速度的同時，加強對外匯儲備的監管及利用，維持中國經濟平穩快速的發展。
結論
國際收支趨于一個動態平衡是比較理想的狀態，在我國對外貿易長期處于“雙順差”的背景下，適度的國際收支逆差有助于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保持外匯儲備合理水平，減少貿易摩擦，振興民族工業。在我國國際收支長期處于巨額“雙順差”的大背景下，2011年第一季度出現的10.2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在改善我國國際收支狀況、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等方面顯示出了積極的信號，但考慮到春節長假等季節因素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歐美等國處于后金融危機現狀等外部原因，此次出現的貿易逆差能否真正扭轉我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的失衡局面，使貿易平衡格局逐步向好，仍需時間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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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雙減政策實施的背景范文
因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為盡快走出危機，各國在擴大出口、增加就業的同時，不斷出臺各種貿易保護措施。據統計，從2008年11月至2013年5月，全球共實施了3334項貿易保護措施，其中，僅2012年7月到2013年5月就實施了904項。特別是在2012年第四季度和2013年第一季度，全球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分別為127項和125項，是2012年第二季度（26個）的5倍左右。
手段――
國家援助和政府采購措施取代傳統關稅和非關稅壁壘
為盡快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發達國家普遍實施了“再工業化”政策，以解決國內實體經濟空洞化、出口減少、就業不足等問題。各國政府鼓勵本國企業將工廠搬回國內，避免在海外投資，投資保護主義風險隨之增加。同時，很多國家實行了“產業政策”，包括進口替代政策，要求外資進行技術轉移，以及對特定行業進行金融支持等措施。如法國將電動汽車可享受的環保獎金最高額由5000歐元提高至7000歐元，政府承諾在大型城市設立電動汽車充電柱，混合動力還被納入汽車和電動汽車政府采購計劃。整個歐盟地區也有意采取類似措施，目的是爭奪電動汽車的全球市場。自2008年11月至今，國家援助措施和政府采購已經占全部貿易保護措施的26%，成為最重要的保護手段之一。而以往貿易保護措施中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關稅和非關稅措施，目前所占的比重已經不足1/5。
影響――
以光伏產業為代表
以光伏電池為例，就新興產業而言，發達國家對華的貿易摩擦始于危機后。2009年8月，德國兩家大型太陽能公司向德國政府和歐盟委員會提出對中國生產的太陽能電池反傾銷調查申請；9月，德國光伏產業聯盟準備收集中國企業證據，向歐盟提起反傾銷立案調查。2012年10月，美國商務部先后公布了對華光伏產品的反傾銷和反補貼仲裁稅率（對中國涉案企業征收18.32%-249.96%的反傾銷稅，14.78%-15.97%的反補貼稅）。
美國的“雙反”案件一方面產生了顯著的“貿易破壞和貿易轉移效應”，使得我國對美國光伏產品及組件的出口驟降、市場份額銳減；另一方面也產生了顯著的“能力破壞效應”，使得我國國內的部分生產商處于停產狀態或退出市場。根據全球光伏網的一份統計報告顯示，美國“雙反”導致2012年二季度中國對美洲市場出口量大幅下降，跌幅達到22.3%；按照出口額計算的美國市場份額也從一季度的23.3%跌落到了二季度的7.3%。2012年，光伏行業生產鏈的重要環節（硅棒、硅片、電池片和組件）生產商的數量從901家銳減至704家，其中組件生產商從原有的624家銳減至454家。此外，還有180家生產鏈內生產商進入臨時停產狀態。
在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過程中，江蘇省的光伏產業抓住了機遇，走在了全國的前列。江蘇省光伏產業的規模和出口都是全國之最，產量約占全國的70%，超過90%的產品銷往歐美等海外市場。然而，發達國家對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圍堵對江蘇省光伏產業產生較大影響。據統計，2012年1-4月，江蘇省太陽能電池出口價值總額29.4億美元，同比下降39.2%。以無錫尚德為例，2011年公司毛利潤出現了金融危機后的首次負增長，毛利率也不及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僅有8.07%，也是自2005年上市以來的最低點。2011年，公司的凈利潤率和營業利潤率雙雙為負；其中，凈利潤率從2010年的9%跌至2011年的-27%，營業利潤率從2010年的7%跌至2011年的-17%。2012年情況繼續惡化，公司市值已經由上市之初的49.22億美元跌至1.94億美元。
目標――
信息、生物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稀缺資源成為被保護主體
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等新興產業被視為帶動世界經濟走出低迷的重要引擎，各主要經濟體都將新興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企圖依靠資金和技術優勢，占領未來產業發展制高點。因此，保護主義開始向新興產業蔓延。
2011年11月，美國正式對進口中國的太陽能電池發起“雙反”調查，緊接著又對原產于中國的晶體硅光伏電池和應用級風電塔等中國清潔能源產品發起“雙反”調查。2012年法國成立11個委員會對國內的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等一些核心產業進行監督，以在“必要”時干預國外企業的并購。貿易保護正在向戰略性新興產業擴展。
由于稀缺資源被廣泛運用于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達國家格外重視控制這一戰略性資源。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由于技術水平較低，大量出口資源型產品，長期粗放式經營和大量出口，導致許多豐裕型資源變得極為緊缺，有些甚至需要進口才能滿足國內需求。于是，發展中國家開始通過出口限制等貿易保護手段來保護本國資源，稀缺資源領域的貿易摩擦逐漸顯現。
借口――
發達國家常以全球治理為借口，打壓發展中國家出口競爭力
氣候變化、低碳經濟、糧食和食品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等問題，是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直接關乎人類生存，也是涉及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成為全球新的治理機制建設過程中的重大議題。很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常常以全球治理為借口，行貿易保護之實。一些發達國家憑借環保技術優勢，以節能減排為口號，提出低碳經濟、綠色經濟等概念，碳關稅、碳標簽、碳認證等“三碳”問題便應運而生。
2009年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授權美國政府今后對因拒絕減排而獲得競爭優勢的國家的出口產品征收碳關稅。法國國民議會（議會下院）和參議院也于2009年10月和11月先后投票，通過了在法國國內征收碳稅的議案。
一旦征收碳關稅，發達國家可能利用現有的國內標準來計算進口產品的碳排放量，這將使發展中國家出口的高碳產品面臨被征收高碳關稅的風險，打壓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競爭力。碳標簽一旦成為國際出口商品的通行證，將會有效地阻止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出口。碳認證一旦在發達國家廣泛推行，其國內消費者將會傾向于購買地理位置更近的本國產品，這將降低進口產品的市場份額，為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回歸創造良好的環境。因此，“低碳”不僅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新形式，同時也是發達國家經濟霸權的一種新形式。
原因――
與全球經貿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等多重因素密切相關
貿易保護的抬頭勢必對世界經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包括減少貿易機會、增加失業人口、減緩世界經濟復蘇的步伐等。目前貿易保護措施的影響依然難以量化，因為很多都涉及許可證或監管規則層面的改變，不像征收反傾銷、反補貼稅等容易計量。世貿組織估計，2008年10月以后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可能對世界貿易產生了3%的抑制作用。
貿易保護的抬頭是金融危機的必然產物，同時，也與全球經貿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新興經濟體崛起）、全球經濟結構進行深度調整（國際分工格局改變），全球經濟再平衡（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以及全球治理（氣候變化等）密切相關。因此，即使全球經濟從金融危機的陰霾中徹底走出，貿易保護的抬頭趨勢也不會很快消退，仍然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新貿易理論認為，政府的戰略性政策能夠永久地影響貿易格局，使一國的福利水平優于自由貿易條件下的福利水平。正如半導體產業的技術發展曾經是電子革命的核心一樣，新能源產業是低碳經濟的核心產業之一。一國如果喪失了在該領域的有效競爭能力，就會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受制于能源約束，進而喪失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一個潛在產業的發展需要成功的創新，而創新所需的研究基礎和動力需要市場的支持。盡管國際和國內市場都能夠提供這樣的科研和需求支持，但是相對于國際市場，國內市場更加直接和可靠。因此，在新能源產業發展的初期，歐美等國相繼采取貿易保護措施來為本國市場進入設置限制，旨在為本國創造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優勢。2010年10月15日，美國對我國清潔能源政策措施發起301調查，拉開了中美新能源貿易摩擦的序幕。2011年11月到2012年1月的。3個月間，美國先后對原產于我國的晶體硅光伏電池和應用級風電塔發起雙反調查。2012年6月，歐盟委員會公告，對我國的光伏電池發起反傾銷調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報告也都表明，2012年下半年開始全球新興產業領域的貿易摩擦逐步加劇。
趨勢――
向新興市場蔓延
光伏產業只是我國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備受國際貿易保護“重點關照”的一個縮影。據介紹，近兩年來，歐美等對我國貿易救濟措施已經呈現出明顯由低向高趨勢，即從傳統鋼管、農產品等轉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時配備其他輔助措施，來勢洶洶。
從商務部公布的信息看，目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遭受貿易摩擦最集中的是通信產業和清潔能源兩大領域，且案件規模大、措施嚴。如在通信領域，歐盟先后對從我國出口的集裝箱檢測設備大型掃描儀和數據卡發起貿易救濟調查；而在新能源領域，美國先后啟動對華清潔能源301調查、對我國晶硅光伏電池產品和風塔進行“雙反”調查等，其中僅最后一項就涉及產品金額30億美元，是2010年以來美國對華高科技產品發起的最大貿易救濟案之一。
同時，歐美的貿易保護措施日益系統化、制度化。為能夠順利發起貿易調查，美國今年啟動了跨部門的貿易稽查中心，“統一行動”應對“不公平貿易行為”，矛頭直指中國。據介紹，美國眾議院通過《1930年關稅法》修訂案，掃清了美國對中國和越南等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的法律障礙，政策重心之一就是我國的高新產業。
從涉案區域看，目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遭遇貿易摩擦的主要區域集中于歐美地區。但不少專家認為，高新技術產業貿易摩擦向新興市場蔓延的風險在增大。歐美的貿易調查有很強的示范性作用，易被其他國家和地區“跟風”。商務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張向晨說，據了解，繼歐盟對我國通信產業發起反傾銷等調查后，印度也在密切關注，并多次傳出將發起調查的信息。
第6篇：雙減政策實施的背景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金融支持；綠色信貸
中圖分類號： F832.7
一、國內外低碳經濟
低碳經濟是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社會經濟和諧發展的一種新的經濟增長發展模式。目前，歐、美、日等國家已將發展低碳經濟作為減緩氣候危機及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的重要措施。英國于2003年首先提出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目標，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個以國家立法形式促進實現《京都議定書》，以遏制溫室效應對經濟環境及社會生活的破壞作用的國家；2005年美國就已經通過了《能源政策法》，后又通過一系列如清潔能源、低碳經濟等方面的法案；2007年歐盟各國達成“歐盟戰略能源技術研究安排”； 2008年日本通過技術改進、制度安排及生活方式的轉變等方式實現向低碳經濟轉型，其重要計劃是確立日本到2050年實現如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減少60%至80%的遠期目標。
中國對積極參與減緩全球氣候及環境問題一直高度重視，積極提出并通過一系列政策，如1998年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及2002年的《京都議定書》， 2007年作為發展中國家第一個提出的國家層面的政策文件《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2009年底在歌本哈根（Copenhagen）世界氣候大會上中國政府做出重要承諾，即實現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40%到45%。部分省市已開展有關低碳經濟發展的試驗和實踐。2008年吉林省吉林市獲得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批準，在低碳經濟前景、投資、政策、制度等方面確立了吉林市全面發展低碳經濟的方向，繪制了有關《吉林市低碳經濟路線圖》，成為中國第一個推動低碳概念的“低碳經濟示范區”。同年上海探索低碳經濟發展新模式也推進 “低碳經濟實踐區”建設。 2010年在低碳生態城市建設、低碳技術研發及應用等方面發揮示范及帶動效應的深圳市獲批成為我國首個“國家低碳生態示范市”。廣東省則啟動“國家低碳省”試點工作，以促進經濟轉型、節能減排及推動低碳經濟發展。2013年深圳開啟碳交易市場。
以上低碳經濟發展的實驗和實踐說明，發展低碳經濟將成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促進節能減排、降低碳排放、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戰略選擇。
二、地方低碳經濟發展及金融支持實踐
作為國務院批準的第二批“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試點市”和全國循環經濟 “雙試點”城市——銅陵市，因銅立市，屬資源型城市，但目前正面臨著銅礦資源匱乏、產業結構亟待轉型和升級，所以發展低碳經濟是銅陵市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手段，是助推新興產業和謀劃未來重要戰略發展的動力，也是保持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選擇。2009年作為入選第六批中國金融生態城市的銅陵市，其低碳經濟發展取決于碳金融的支持。
（一）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指標定量分析
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可通過國際上應用最廣泛的Kaya公式來進行具體分解并進行定量分析。Kaya公式最初是1989年由日本學者茅陽一（Kaya Yoichi）教授提出的碳排放估算模型，該模型將碳排放與人口數量、經濟發展、能源結構、技術等變量聯系起來，主要估算能源消費產生的碳排放量。計算公式如下：
C=（C/E）×（E/GDP）×（GDP/P）×P
式中：C為碳排放量； E為能源消費量；GDP/P為人均GDP；E/GDP為能源強度，即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C/E為單位能源碳排放量，即碳排放系數；P為人口。
通過上述模型，可以結合GDP等相關數據，對未來某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碳排放量進行計量和測算，從數量上表明其碳排放情況和未來低碳經濟發展目標。以銅陵市為例，2011年實現的地區生產總值達到579.4億元，單位生產總值能源消耗則為1.042噸標煤/萬元。碳排放系數根據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推薦值為0.67、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IEEJ）確定的參考值為0.68、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的參考值為0.69，綜合以上參考值，相關碳排放系數取平均值可為0.68。以上數據帶入公式計算可得銅陵市2011年碳排放量為409.752萬噸，單位GDP碳排放量0.707噸/萬元（見表1）。
基于模型測算的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相關指標來看， “十一五”以來，銅陵市通過開展環境友好型社會及生態城市建設，堅決淘汰關閉了一批不符合產業政策、廢氣排放、粉塵污染較嚴重的落后產能，實施了有色一冶鼓風爐關閉，鋼鐵廠、焦化廠搬遷，關停80%以上的小水泥廠，關閉發電小機組等一系列加快淘汰落后產能、“三高”產能；另外，通過強化節能預警調控和監察，實行重點用能企業能效對標，實施新亞星干熄焦等重大節能技術改造，推動企業實施污染減排提標改造工程，推動污水處理廠正常運行、重點排污企業達標排放等有效措施，使得廢氣污染源得以有效控制，實現了省政府下達的二氧化硫、碳排放削減量年度目標，單位GDP碳排放從2005年超全國平均水平的1.958噸/萬元下降到2011年的0.707噸/萬元，城市大氣環境質量進一步得到改善，低碳經濟發展示范效應逐步顯現。
（二）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實踐與挑戰
從銅陵市實際情況來看，金融助推低碳經濟發展的優勢已逐步顯現。銅陵市已有銀行類金融機構10多家、有色集團財務公司1家、擔保機構10多家以及20多家小額信貸公司，多元化的金融組織架構已初步形成。同時，以存貸款余額及上市公司流通股市值考查的金融機構信貸投放、存貸比、金融相關率等金融指標在安徽省居于前列，經濟金融化水平不斷提高（見表2）。
從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指標和金融支持指標綜合來看，金融支持對低碳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正向作用，以碳強度和金融相關率指標為例，2005-2011年，銅陵市金融相關率 （FIR）由1.85上升至2.24，從長期看，基本呈逐漸走高態勢，而同期單位GDP排放指標則呈現逐年走低趨勢，尤其是2008年以來，伴隨FIR快速走高，單位GDP排放指標也有加快降低的趨勢（見圖1）。以上表明，金融資源在整個社會經濟資源配置、低碳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持續增強，金融支持與創新是低碳經濟產業發展的助推器，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應進一步發揮金融支持的驅動作用。
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增長模式而言，在低碳技術研發、進行節能減排工程改造和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中需要較大的資金投入，低碳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完整的投融資體系支撐，但目前這一完整體系尚未形成。因受傳統資源型城市的固化影響，銅陵市信貸投放、股市融資等金融資源仍集中于高能耗、高排放行業，對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支持不足；另外，由于低碳經濟收益的長期性與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盈利性目標仍存在沖突，從而使得金融機構對低碳經濟的認知度不高、金融機構參與低碳經濟的積極性不足；最后，金融產品創新不足、資本市場階段性滯后、低碳經濟發展資金短缺等制約因素仍與現階段向低碳經濟轉型存在一定差距。
以上表明，銅陵市必須進一步明確以低碳經濟、循環經濟作為發展重點，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增加融資規模，調整信貸結構，提高投資效率，推動產業轉型和優化升級，堅定走低碳經濟新型工業化道路。
三、銅陵市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金融支持與創新路徑
從國際經驗來看，低碳經濟轉型的關鍵在于通過技術進步、產業升級、自主創新，淘汰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高的低端“三高”產能，促進經濟由 “粗放”到 “精細”，由“高耗低效”到“低耗高效”，由“高碳”向“低碳”轉型。同時，應加快建立全方位的創新型金融組織體系，有效增加銀行低碳信貸投入，加大低碳資本市場融資，多渠道創新產品和服務，為低碳經濟發展提供有效金融支持和動力。
（一）制定低碳經濟發展相關規劃，明確金融支持目標
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的增長模式，在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等方面與循環經濟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銅陵市作為國家第一批循環經濟 “雙試點”城市，已率先在省內出臺了有關發展循環經濟的“十二五”專項規劃、“十二五”節能專項規劃、銅陵市低碳經濟試點實施方案、關于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意見等規劃方案。為進一步明確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目標、主要任務、重點項目、重大示范工程以及保障措施，發改委等有關部門應盡快研究制定低碳經濟發展“十二五”專項規劃，圍繞低碳經濟總體規劃，進一步制定有關新能源產業、節能環保產業等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的專項規劃，明確低碳產業定位和布局，提出低碳產業和低碳技術創新應用等方面的統計和考核指標，將低碳經濟保障措施及金融支持納入金融規劃和相關支持保障計劃，明確低碳經濟發展金融支持目標和任務，引導金融機構積極參與，推動低碳經濟健康發展。
（二）加大“綠色信貸”投放力度
銅陵市低碳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而作為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自身，支持低碳經濟發展，也為其帶來更多的產品和業務機會。為此，銅陵市政府、人民銀行、銀監會等有關部門應當制定綠色經濟扶持政策，建立激勵機制，加大考核力度，促使信貸資金向低碳產業聚集。而商業銀行總行等金融機構未來有必要借鑒和遵循赤道原則，主動接納赤道原則并演變為赤道銀行，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則應加快完善低碳經濟綠色信貸體系，將低碳經濟項目和企業作為未來信貸支持的重點，加大對低碳經濟的綠色信貸投放力度，擴大低碳經濟貸款規模，在貸款條件等方面給予低碳產業以優惠，創新低碳經濟金融產品及服務，增加對中小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相關行業及產品的融資及服務支持力度，助推中小企業，促進低碳經濟發展。
（三）推進低碳“資本市場”融資力度
銅陵市已有的6家上市公司多集中在有色、化工行業，且2007年6月以來已無新的公司上市融資，以上表明資本市場在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中的支持力度仍有待加強。為此，推進低碳“資本市場”融資力度，政府及證券監管等有關部門可嘗試為低碳節能減排企業建立公開發行和上市的“綠色通道”，優先支持低碳企業在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融資，簡化審批程序，優先支持符合低碳發展標準的企業和節能低碳建設項目發行“低碳債券”、中期票據和短期融資券，積極支持金融機構發行“低碳金融債券”，加大對節能減排、低碳企業和項目的資金投入。另外，還可以將能耗、污染和排放量標準作為公司上市、股票及債券發行中必須達到的強制性指標之一，從而建立對已上市公司和擬上市公司低碳減排的硬約束機制。
（四）開拓低碳經濟民間金融及其他外部資金
民間金融一直以來被視為正規金融的一種有效補充，民間金融的規范化發展將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重要途徑和手段，特別是在沿海城市，如浙江溫州等地區，民間金融更是成為了很多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礎。據央行有關報告推算，中國民間融資規模超3萬億元，占貸款總額的比例超過6%。為滿足低碳經濟發展中的資金需求，應當開拓民間金融參與低碳經濟融資與發展的渠道及有效機制，通過完善相關法制環境、建立跟蹤監測體系、開展風險教育等手段，扶持和規范民間金融公開有序進入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建立低碳經濟多層次、多渠道融資與發展路徑。同時，地方政府部門也應通過地方性的政策傾斜、稅收優惠及公益宣傳等必要措施，引導民間金融及其他包括風險投資、外資等外部資金進入本地區低碳企業和項目，為低碳經濟快速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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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雙減政策實施的背景范文
【關鍵詞】CDM 批準 注冊 簽發 碳交易市場
CDM，是“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的簡稱，即清潔發展機制，是由1997年簽署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所創造的一種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運行機制。CDM具體是指議定書的附件1國家（工業發達國家）通過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附件1國家通過從發展中國家購買經核證的排放消減量（CERs）以履行《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減排義務。“CDM是一種雙贏機制，它幫助發達國家實現其部分溫室氣體減排義務，同時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
自《京都議定書》2005年2月16日生效后，我國CDM項目在政府的大力倡導、宣傳以及利潤的驅使作用下開始迅速發展，四個多月后，我國第一個CDM項目――內蒙古輝騰錫勒風電場項目在清潔發展執行理事會（EB）注冊成功，這也是我國開發的第一例CDM項目。到目前為止，輝騰錫勒風電場項目已經產生了9.3億歐元的經濟效益。
就目前中國CDM現狀的研究情況來看，近幾年，特別是2009年之后的更新研究分析較少，為此，本文將對2005年初到2011年末我國在CDM項目上的具體情況進行一個分析歸納。
一 中國CDM項目具體情況
1．中國CDM項目批準情況
我國CDM主管部門是國家發改委，CDM項目業主在完成可行性研究報告、環評批復、當地政府備案、項目設計文件（PDD）等文件并確定碳指標國際購買商后，要首先提請國家發改委批準。
截至2011年12月28日，我國獲得發改委批準的CDM項目已達3560個。
就前3421個發改委批準的項目來看，如表1所示，首先，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居于絕對主導地位，其項目數占發改委批準項目總數的72.97%，年估計減排量3.11×108 tCO2e，約占批準項目年總減排量的53%；其次，節能和提高能效項目和甲烷回收利用項目也占了較大的比重，分別占國家發改委批準項目總數的15.84%和6.81%，年估計減排量依次為0.85×108 tCO2e和0.6×108 tCO2e，分別占批準項目年總減排量的14.56%和10.3%。
“以上統計結果正好反映了2005 年10 月12 日生效的我國《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運行管理辦法》第四條的規定，即在中國開展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重點領域是以提高能源效率、開發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層氣為主”。
2．中國CDM項目注冊情況
項目獲得國內批準后，需要請作為獨立第三方的經聯合國批準的審定機構DOE（Designated Operational Entity）的簡稱)對項目進行審定，之后提交聯合國申請注冊。經聯合國CDM執行理事會對項目資料的詳細審核、網上公示并批準后，項目可正式注冊成為CDM項目。
截至2011年12月28日，中國有1740個CDM項目在EB成功注冊，占發改委批準項目總數的48.88%，估期年減排量為3.55×108 tCO2e。
就前1717個我國在EB成功注冊的CDM項目來看，如表2所示，首先，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我國注冊項目總數的81.08%，估計年減排量占注冊項目年總減排量的49.29%，這在一定程度上與項目規模的大小有關；
其次，節能和提高能效及甲烷回收利用項目合計占我國注冊項目總數的14.39%，估計年減排量占注冊項目年總減排量的19.06%，項目數和估計減排量各自所占比例相差不大；
最后，雖然HFC―23分解項目數所占比例較小，但估計年減排量所占比例較大，這與其GWP（Global Warming Potential的簡稱，即全球變暖的潛勢）較大有直接的關系。
3．中國CDM項目簽況
項目注冊成功后，需要按PDD中的設計及方法學的要求執行項目，并對項目運行結果進行詳細監測、統計，出具項目運行監測報告。聘請第二家DOE對項目運行及監測結果進行核實，DOE核實后對項目出具核查核證報告，并向聯合國CDM執行理事會申請簽發CERs。聯合國CDM執行理事會對項目運行、監測結果進行審核后，批準簽發。截至2011年12月29日，中國已有663個CDM 項目的減排量獲得簽發，合計簽發減排總量達4.78×108 tCO2e。
首先，就前605個獲得簽發的的CDM項目來看，如表3所示，首先，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簽發項目總數的77.51%，但還是由于規模的因素，簽發年減排量僅占簽發年總減排量的32.28%。
其次，節能和提高能效及甲烷回收利用項目合計占我國簽發項目總數的14.55%，估計年減排量占簽發項目年總減排量的16.15%，項目數和估計減排量各自所占比例也相差不大。
最后，HFC―23分解項目有11個項目成功注冊，且全部簽發，除了GWP較大因素外，加上我國HFC―23分解項目開展較早，目前HFC―23分解項目數的減排量占年總減排量的31.94%，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例相當。
二 CDM背景下對我國碳交易市場的展望
在《京都議定書》確定的三種碳交易市場機制中，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只能通過參與CDM項目與附件1中的發達國家在國際合作中進行碳交易。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參與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廣度，但中國碳交易市場仍然發展迅速。CDM項目正在為中國帶來更可觀的經濟效益和社會環境效益。同時，CDM項目的實施為中國企業引入了先進的理念和技術，增強了企業的競爭能力，為國內企業逐步做大做強、走向國際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此外，在國際碳交易蓬勃發展的大環境中，中國的碳交易市場必然也會借勢快速成型與發展，規范化的碳交易平臺有望形成。
但是，《京都議定書》將在2012年到期，隨著后京都議定書時代的到來，中國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碳資源供給國，除了機遇，在通過CDM項目參與全球碳交易市場的過程中也將面臨著各種挑戰。
1．CDM項目存在的問題
（1）項目減排類型單一：新能源與再生能源主導。無論是批準、注冊還是獲得簽發的CDM項目，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占比都超過了其他項目。但是，隨著新能源技術的普及，該類項目注冊會愈發困難。如果我國不能積極開發其他類型項目以求多元化、高技術的減排方式，CDM項目將逐步喪失原有功能，不利于我國碳交易的進一步發展。
（2）項目模式單一：單邊項目占比很小。截至2012年1月9日，我國成功注冊的1771個CDM項目中，單邊項目僅為51個，所占比例為2.9%，大量外資參與到我國CDM項目開發中來。這雖然有助于緩解我國資金短缺壓力，激活國內碳融資渠道，但我們不能一味地依靠外資。此外，雙邊以及多也合作的最根本目的是引進先進技術而非資金。但在我國開發的多邊項目中，技術含量大多較低，沒有利用好多邊項目的優勢。
（3）注冊以及簽發率。我國發改委批準的3560個項目中，注冊成功的有1740個，而簽發的只有663個。注冊成功率為48.88%。簽發率則更低，僅為18.62%。究其原因，一方面是CDM項目本身從申請到簽發需要較長時間；另一方面，我國CDM項目本身質量也存在問題，企業或者機構急于獲得資金及收益，在項目選擇及開發設計等環節并沒體現出CDM項目的宗旨，也沒有積極主動地去了解CDM的國際新規則、新變化，致使注冊以及簽發成功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為了使中國在后京都議定書時代的國際碳交易市場上掌握更多主動權，可以從以下三方面探索，幫助中國更廣泛地參與國際碳交易活動。
2．碳交易市場發展方向
（1）加強CDM項目開發與創新。首先，CDM項目應該把重點放在先進技術的引進而不是資金上。此外，項目還應實現從能源型主導向多元化轉變，以提高項目注冊和簽發的比率；其次，要改變項目嚴重依賴外資的現狀，多進行單邊項目開發建設，加強我國金融機構對CDM項目扶持力度，降低企業經濟風險；再次，有關機構應加強對CDM方法學的研究，使更多項目能夠進入CDM開發；最后，加強CDM咨詢服務等中介行業的整合力度，提高宣傳力度，推動我國碳交易工作穩步發展。
（2）大力發展自愿減排交易市場。在我國正式碳排放標準出臺前，發展自愿交易市場是活躍國內碳交易市場的有效手段，自愿減排市場能夠有效克服CDM市場的缺陷。隨著我國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企業等對自愿減排的需求必定會逐步增加，相關政策制定機構應該對自愿減排交易市場進行詳細的界定和規范，使企業通過科學的碳排放管理，實現可持續發展之路。
（3）拓寬碳融資渠道。碳交易的發展離不開碳金融的支持，但就目前來看，我國還沒有充分挖掘所有可行的碳融資渠道，資金來源大部分局限于CDM項目。我國應該積極利用單、雙和多邊方式為節能減排項目融資。除了國際合作外，應該積極開發國內碳金融產品。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應該與碳交易市場積極配合，增加綠色信貸，統一標準，使我國的碳融資渠道呈現多元化趨勢。
總之，以CDM項目為起點，我國碳交易市場還處于起步階段，存在巨大發展潛力。只要勇于創新、不斷探索、汲取國外先進經驗、積極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中國作為碳資源擁有量最多的國家，碳交易市場的發展必定會創造巨大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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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雙減政策實施的背景范文
在歐洲，經常可以聽到一句笑話：“瑞典這個國家會在7月關閉。”每年這個季節，這里的社會好像進入停頓狀態。大多數人關上辦公室的門，去森林或海濱度假。按規定，當地人_年可以享受5周的帶薪休假，因此，瑞典人大多選擇天氣最好的7月。
如最近國內媒體報道，瑞典人的收入差距小，住房上力求保證人人有房。此外，瑞典還有全免費的教育和近乎免費的醫~fo如果因病無法工作，還能獲得至少75％的工資……感覺上，瑞典的社會形態真的很接近社會主義。
從經濟數據來說，在20世紀，瑞典經濟表現不凡。生活質量等綜合指標―直在世界前八名之內。1992年人均GNP27010美元，居世界第三位。1993年人均GNP24740美元，與美國并列為世界第五名。
如果把瑞典居民按收入分為五類。最低的一類居民占13．2％，最高的一類占36．9％，這種均等化程度讓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非常羨慕。有一個更為具體的數據是，瑞典年薪最高的前lO位企業家平均稅后年薪只高于普通工人工資的14倍左右。瑞典的經濟學家稱，20世紀瑞典經濟是“混合經濟”模型：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生活，實施強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在競爭與壟斷中尋找妥協的道路；工會的力量特別強大，解雇一名員工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但是，自本世紀以來，北歐和西歐國家普遍陷入同樣的困境：人口老齡化，社保開支不堪重負，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沒有新的工作機會等等。一位歐洲知名的宏觀經濟學家曾與筆者聊天，他說，如果一個工人因為中歐貿易戰而買不到一雙中國造的球鞋，他頂多發個牢騷，或者不買了或者改買當地產但是更貴的球鞋。但是，如果讓他們失去飯碗，那他們的反應就要激烈得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量的企業轉向東歐、東亞，北歐和西歐的就業機會減5,-o現在的瑞典首相賴因費爾特(Fredrik Reinfeldt)去年在競選中就說，瑞典自從1950年起，就幾乎沒有產生新的私人企業工作崗位了。30％的瑞典人是在政府機關工作，小生意因勞工規則而受到不少的限制。因此，失業率的高企將給社會帶來眾多的麻煩。
而且，麥肯錫全球研究所之前所做的調查顯示，瑞典的真正失業率不是官方所說的6％，而是16％。原因就是官方并沒有把生病的人、正在受訓的人、早期退休的人或是那些因為沒有工作只好在學校念書的學生計算在內。按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算法，瑞典有超過100萬人沒有工作。因此，英國《經濟學人》的文章說，瑞典在“粉飾”其失業率方面的水平可謂世界冠軍級水平。
以現在的經濟數據來測算，瑞典經濟上的黃金時代已不再是現在時。1970年，瑞典在經合組織中富裕程度排名第四。但是，到1998年，瑞典在經合組織中的排名已經下降到第16位。現在的名次還在下降中。因此，2006年9月17日揭曉的瑞典大選中以溫和聯合黨為主的反對黨，也就是所謂的中右聯盟擊敗了中左聯盟。當時英國的《商業周刊》以《瑞典向右轉》為題來報道本次瑞典大選結果。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取得MBA學位的賴因費爾特18歲就加入“萬年在野黨”――溫和黨青年團。1991年他當選為瑞典國會議員，專門從事改善瑞典經濟的工作。他擔任首相后，就開始對雇主減稅，鼓勵他們雇用長期失業的年輕人，并計劃賣出政府在通訊和航空公司的股份。他還計劃減少一般失業人群的社會福利，實行更具彈性的就業合同，增強雇主解聘員工的權利。
回顧一下法國新任總統薩科奇的經濟主張吧：減征4％的稅收以及社會保障費用；增加勞動合同的彈性，雇主在解聘員工方面獲得更大的便利性；豁免對超時工作以及社會保險費用的征稅。
對比一下，這兩人的計劃是何其相似!
再比較一下德國當家人默克爾，她的政策幾乎與英國的撒切爾、美國的里根相似，就是放松管制，實行經濟自由化。例如2006年6月，默克爾推行一項新的醫療改革，這種改革將導致醫保的繳費上升。
第9篇：雙減政策實施的背景范文
近期，山東省圍繞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重點確定了“10+1”項目，其中“1”就是推進“放管服”改革，打造事項最少、效率最高、服務最優的“三最”環境，為重大工程提供支撐和保障。淄博市“三最”城市建設起步早、改革力度大、創新舉措實，依托深度優化營商環境，在助推新舊動能轉換方面積累了經驗。國務院先后兩次通報表揚淄博市“三最”城市建設經驗，國家發改委等五部委也對淄博老工業城市全面優化營商環境經驗予以肯定。為更好地融入泛濟青煙綜合試驗區，淄博市將以“三最”城市建設為總抓手，充分發揮在“放管服”改革中的制度優勢、技術優勢、管理優勢，通過持續深入抓好機制創新，使淄博成為全國、全省新舊動能轉換改革試驗田，以營商環境的最“優”、“雙創”環境的最“活”，為新舊動能轉換提供服務保障。
一、主要做法
近年來，淄博市始終把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工作作為加快老工業城市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綜合施策，強力推進。特別是2015年以來，市委、市政府審時度勢、高標定位，提出了在省內打造“行政審批事項最少、行政服務效能最高、行政收費最低”的“三最”城市目標，主要領導親自抓，并連續兩年將其作為全市“十個新突破”的重點之一，實行每月調度、考核、排名、通螅各項工作精準持續發力。
（一）“減”字當頭，大力推進“三最”城市建設。2015年，淄博產業結構轉型步入關鍵期，轉型陣痛持續蔓延，經濟增速連續排名靠后，在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持續推進“放管服”改革新節點，市委、市政府勇于創新突破，敢于擔當挑戰，提出了打造“三最”城市的任務目標，對標全省各市，在削減行政審批事項、提升行政服務效能、壓減審批收費方面進行橫向比較，最大程度地精簡壓縮，制定了《淄博市“三最”城市指標體系》。截至目前，審批事項由300余項精簡為124項；平均審批時限由12.75天壓縮到3.61天；審批收費由47項縮減為17項。用審批權力的削減、服務效能的提高換取了全市營商環境軟實力的大幅提升。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市市場主體總量達到34.5萬戶，同比增長16.8%，較商事制度改革初期的14.5萬戶，增幅達到72.4%。去年，全市重點項目完成投資224億元，全市地區生產總值和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分別比上年增長7.7%、9.2%，經濟社會保持穩中向好發展態勢。
（二）創新服務，切實增強企業群眾“獲得感”。改革的縱深推進，倒逼政府部門改變固有觀念，創新管理體制，為新動能的培育發展營造最優的發展環境。淄博市在全省較早實施行政審批“兩集中、兩到位”改革，以此為基礎全面提升政務服務規范化管理。一是大力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打造橫向聯接市直部門、縱向聯接區縣的全市政務服務“一張網”。通過精簡審批要件，優化流程、壓縮時限、網上審批系統升級等，最大限度滿足“最多跑一次”的技術和制度條件，截至目前，市級“最多跑一次”行政許可事項比例達到93.7%，區縣平均78.07%。同時，在全市開展省市縣鎮村政務服務體系“五級聯動”改革，推進政務服務向基層延伸。二是創新實施投資項目聯合審批和市、區縣遠程視頻聯審，通過視頻聯審，審批時限由過去的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壓減到最少17個工作日即可辦結，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513個項目涉及投資1048.31億元的視頻聯審，該項工作在國務院第三次大督查中得到通報表揚。三是探索實施區域化評估評審，對產業發展方向明確的功能園區，提前完成規劃環評、震評、水土保持等評估評審報告，變“單體評價”為“總體把關”，實現成果共享，截至目前，全市占地174畝的17個功能園區均實施了區域化評估評審，累計吸引投資項目130余個，項目平均節約評估成本超過70%，節約時限超過80%。去年省政府在淄博市試點基礎上以正式文件在全省推廣。
（三）強化監管，建立協同聯動監管機制。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方向必然是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破除困擾新經濟領域的審批障礙，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切實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對市場運行的事中事后監管上來。淄博市先后出臺了《行政審批批后監督檢查暫行辦法》和《加強行政審批事中事后監管的意見》。全面推行“雙隨即一公開”監管，去年全市開展隨機抽查6772次，隨機抽查對象總數5.1萬個，有效規范了市場主體經營行為。積極推進全市公共信用信息平臺建設，嚴格規范經營異常名錄管理制度，依法對0.9萬戶企業、6.3萬戶個體工商戶、4.4萬名失信個人進行了公示，形成了強大的信用監管威懾力，營造了良好的市場秩序。
（四）“零成本”創業，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創業創新是引領新動能發展的第一動力，經濟發展的動能轉換最終要體現在技術進步和生產力提升上。2016年，淄博市著力實施“零成本”創業工程，積極構建起政策引導、平臺搭建、機制保障“三位一體”的工作機制，依靠創業創新激發市場活力。出臺《淄博市鼓勵“零成本創業”進一步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若干政策意見》，著力打造信息、指導、培訓、融資、孵化五大平臺。在啟動資金、住房補貼、貸款擔保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對頂尖、高端、高層次人才帶項目、帶技術在淄博創（領）辦新企業進行創業的，分別給予500萬元、300萬元、100萬元的項目啟動資金；向創業者提供3年免費使用的創業場所、“零租金”住房或3年租房補貼；對頂尖、高端、高層次人才和大學生創（領）辦科技型小微企業的擔保貸款，由市、區縣政府所屬的政策性擔保機構分別提供最高1000萬元、800萬元、500萬元和100萬元的擔保支持；對入駐各類創業載體的大學生，每年選擇200個優秀創業項目，給予每個5萬元的資金扶持。截至去年，全市創建創業孵化示范基地（園區）13家，其中省級示范7家、市級示范6家，總面積達42.5萬平方米，入駐企業3000余家，新增貸款15.4億元，扶持創業5774戶。
二、經驗啟示
從當前情況看，制約新動能發展和傳統動能改造提升的瓶頸，有技術創新不足的問題，也有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方面的問題。深度優化營商環境，打造“三最”城市是重塑政府與市場關系，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舉措，也是淄博市委、市政府適應老工業城市轉型升級、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的一項重要舉措，更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題中之義。經過全市上下共同努力，淄博“三最”城市的品牌已經叫響，完全可以作為全省優化營商環境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的樣本。總結淄博“三最”城市建設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一是優化營商環境打造“三最”城市符合新舊動能轉換規律。新動能具有技術更迭快、業態多元化、產業融合化、組織網絡化、發展個性化、要素成果分享化等新特征，現有的一些經濟領域的制度、政策和管理規則已難以適應新動能蓬勃發展的需要，甚至在部分領域成為阻礙新動能發展的束縛因素，迫切需要加快制度創新步伐。從了解情況看，很多新興領域發展最需要的不是扶持，而是“松綁”，需要在服務和監管兩個方面推進新一輪改革。培育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動能主要依靠力量是企業，淄博持續減少審批事項、提高審批效能目的就是要為企業“松綁”，注重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活力，著力形成生產要素聚集的洼地效應，讓更多的市場主體流向淄博。
二是優化營商環境打造“三最”城市符合發展新動能趨勢的要求。面對新舊動能轉換課題，許多地區紛紛圍繞培育壯大新動能制定方案意見。主要做法就是兩條：一方面是明確新幽芊⒄怪氐悖推動相關領域加快突破；另一方面就是著力營造有利于新動能發展的制度環境，而且第二方面的措施越來越多。因為面對新舊動能轉換初期，誰能通過制度創新來適應技術創新的發展，誰就能適應的好，誰就能贏得主動。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通過“放管服”改革，通過優化營商環境，增強發展新動能的內生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要素生產率，釋放新動能的發展空間，促進舊動能的改造提升。淄博在“三最”城市建設中，進一步借助制度性的結構性的減稅降費，在審批時限上進一步壓縮，審批上更加方便，時間上更加便利，也就能有效降低企業制度易成本。
三是優化營商環境打造“三最”城市是政府職能轉變的迫切需要。過去審批式、選擇式的產業管理方式已經難以適應新動能培育發展的需要，迫切需要進行調整，要按照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要求，圍繞產業邁向中高端、培育壯大新動能、加快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等目標，加快推進管理方式、理念、目標等的全方位轉型。“三最”城市建設突出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理念，大幅減少事前行政審批、健全事中事后監管，變管理為服務，進一步提升行政審批、法規調整、標準規范等方面政府服務的科學性、靈活性和針對性，為新動能的培育壯大、傳統動能改造提升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府服務。
三、有關建議
（一）盡快實現“互聯網+政務服務”大數據資源庫共享共用
目前，在公共數據共享方面，各部門電子政務基礎設施條塊割裂，網絡互聯互通不暢，業務系統缺乏協同，數據開發利用滯后，難以有效共享，特別是電子文件、電子證照、電子簽名、電子檔案在中的法律效力不明確，嚴重制約了網上辦事的深度和廣度。目前，浙江、江蘇在推進省政務服務平臺建設方面，依托阿里巴巴技術支持，在推進互聯網+政務方面取得不錯效果。浙江省出臺全國首個省級公共數據和電子政務管理辦法，在法律層面進一步規范大數據應用。建議國家、省出臺大數據相關管理辦法，破解上述難題，充分利用政務服務網功能，推進整合各部門系統電子政務基礎設施、數據資源、業務系統，進一步實現讓數據多跑路，讓企業群眾少跑腿，切實降低制度易成本。
（二）推進新動能領域權責下移
中央對“放管服”改革提出要求，要圍繞重點領域、關鍵環節繼續加大放權力度，“全鏈條”取消或下放。要結合全面創新改革試驗等工作，將新動能領域的權責同步下移，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先行先試，積極探索改革的試錯容錯機制。建議以新舊動能轉換先行區為契機，將一些由國家、省實施的權限下放到先行區，給先行區更大的市場主體準入空間。在經濟建設、養老、醫療等以及其他新動能領域爭取國家、省更大放權力度，在項目立項、土地使用、安全生產等領域享受更多的省級審批權限，激發新動能領域市場主體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