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的利弊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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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雙減政策的利弊分析范文

關鍵詞：全球經濟失衡 外匯儲備 人民幣升值

2011年2月18日至19日，二十國集團（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法國巴黎舉行，“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被列為會議的首要議題之一。自2005年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失衡”進行概括以來，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就備受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2008年經濟危機以后，關注程度更是有增無減。本文在簡要綜述了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后，重點從與利弊兩方面探討在當前新形勢下，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試圖讓人們對全球經濟失衡有更客觀和理性的認識。

當前關于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國內外專家學者各抒己見，并沒有達成共識。目前共有如下幾種主流觀點：世界主要經濟體內部經濟結構的失衡、全球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美中之間不平衡的貿易政策、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南北經濟失衡以及人民幣匯率被低估。

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

對失衡原因的探索有助于我們認識全球經濟失衡，而全面了解當前全球經濟失衡對我國的影響，更利于我國采取正確的調整對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 Rodrigo de Rato（2005）認為，全球經濟失衡會對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破壞。然而，目前對失衡的調整也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外部風險。其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如下：

（一）外匯儲備問題

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截至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累計為2.85萬億美元（見圖1）。面對巨額的外匯儲備，由于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的不完善，大量的外匯儲備只是用于債權投資，收益率較低，造成了大量資源的浪費；加之當前為應對經濟危機和復蘇國內經濟，發達國家大多實行低利率政策，外匯資產的收益就更低，外匯儲備的增值保值越來越困難；再者，巨額的儲備使我國貨幣錯配問題越來越嚴重，細微的匯率變動都將導致我國巨大的外匯貶值損失。

（二）增加國內流動性并加重通貨膨脹

在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下，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使央行被動投放大量基礎貨幣，造成國內流動性泛濫，引起物價上漲。 2011年2月26日，易綱在第24次CMRC朗潤預測報告會上表示，到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累計為2.85萬億美元，中國央行拋出了近20萬億元人民幣來對沖。2010年M2余額為72.6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9.7%；M1余額為26.7萬億元，增長21.2%；流通中現金（M0）余額為4.5萬億元，增長16.7%。易綱認為“貿易順差過大是通脹的源頭”。面對通脹的壓力（見圖2），央行理應更加收緊貨幣政策，但過緊的貨幣政策可能導致經濟發展速度的驟降，也使央行的貨幣政策陷入兩難。

（三）經濟結構和資源保障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結合自己的資源優勢，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并在我國的經濟崛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初步計算，2010年人均GDP4383.74美元，中國經濟實現了較大發展。但這種戰略已經不能適應我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形勢。在多年的發展中，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和資源保障壓力增大等問題越來越突出。一方面，在以往我國為鼓勵出口賺外匯，更多地支持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使國內資源更多地流向對外部門，結果導致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擠占了內向型經濟的發展空間，經濟發展對出口的依賴較大，國內經濟結構失衡。當外部市場下滑時，國內經濟便受到較大影響，經濟發展的風險也逐步增大。再者，我國目前經濟總體發展水平較低，處于國際分工的低端位置，出口的產品耗費了我國大量資源，2010年全年能源消費總量32.5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5.9%，其中原油消費量增長12.9%、天然氣消費量增長18.2%。主要原材料消費中，鋼材消費量7.7億噸，增長12.4%；精煉銅消費量792萬噸，增長5.1%；電解鋁消費量1526萬噸，增長6.0%。使我國的資源保障壓力不斷增大。

（四）貿易摩擦

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使我國出口有所下滑，但每年仍有巨額的外貿順差，2008、2009、2010年三年的外貿順差分別為2981億美元、1957億美元和1831億美元。中國對美的大量貿易順差，使貿易摩擦也越來越多。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9年，中國出口產品共遭受116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金額約127億美元。2010年全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共發起58起調查，其中有19起調查被訴方涉及中國企業，占調查總數的1/3。部分美國政客和經濟學家將美國從中國進口制造品視為其巨額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誘發了美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自美國2010年10月啟動對中國的清潔能源有關政策和措施301調查以來，我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從深度和廣度上都發生了變化，已經從過去的反傾銷、反補貼、特保等方面，向產業政策等更高層次轉變。

（五）人民幣升值壓力

自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后，在美國的高壓下，日元大幅升值，使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得到了暫時的緩和。現在，在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上，除不斷制造貿易摩擦外，美國最希望的就是簽署第二個 “ 廣場協議”即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因而隨著全球失衡的加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越來越大。2011年2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分別重提人民幣匯率法案，以圖實現人民幣的快速升值，人民幣匯率問題逐漸政治化。我國提出的主動性、漸進性和可控性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實施的難度不斷加大。

（六）熱錢涌入

快速增加的巨額外匯儲備和不斷增加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加了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刺激大量熱錢流入中國。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顯示：2010年“熱錢”凈流入355億美元，占外匯儲備增量的7.6%，占當年GDP的0.6%，并且在過去十年中，“熱錢”年均流入中國近250億美元，占同期外儲增量的9%。2003年至2010年，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強化，“熱錢”合計凈流入近3000億美元。雖然流入的數額與我國的外匯儲備和GDP相比并不大，但熱錢的涌入特別是集中涌入個別行業，仍然增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和宏觀政策調控的難度。

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經濟的正面效應

雖然全球經濟失衡對世界、對中國經濟都有重大不利影響，已經到了必須要調整的地步，但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其對我國也有一定的正面效應。

為應對將來可能的國際收支逆差轉變作準備。據王宇（2006）所述，經濟失衡是在國際分工中，中國等國家與美國比較優勢實現的不同步，才造成“貿易失衡”或“經常項目不平衡”。因此經濟失衡是臨時的，可以隨著美國比較優勢產業未來的出口增長而得到彌補。相反，中國大量的外貿順差未來可能轉變為貿易逆差。另外，隨著中國老齡化的到來、人口紅利的喪失，以及各項制度的健全所引起的居民消費的上升，中國不再可能保持現在的儲蓄率，根據國民經濟恒等式，中國的順差便可能減小并可能出現逆差。雖然這兩種轉變是漫長的，但中國需要有所準備。

為進口和對外投資提供了基礎。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需要大量進口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和戰略能源物資，為我國的工業化提供新動力和基礎。再者，要實現真正的中國崛起，我國也必須加大對外投資，在世界范圍內獲得更好的經濟發展優勢。無論是進口還是“走出去”，龐大的外匯儲備必然為其提供堅實的基礎。

就業問題。2010年，我國出口總額15779.3億美元，其中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7403.3億美元，加工貿易的比重近50%，而加工貿易的背后是約60萬條生產線及附帶的3億勞動大軍，2010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全年農民工總量為24223萬人（見圖3）。在當前城鎮仍有大量失業人員、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的形勢下，保持適當規模的出口對我國的就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增長。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發展是第一要務。龐大的人口規模、就業、環境污染以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等社會問題越來越突出，這些問題都需要中國在發展中解決。雖然經濟發展對出口的依賴較大，加大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風險，但鑒于國內消費短期內難有突破性的增長，投資已經產能過剩，經濟轉型難以短期到位等現實情況，擴大出口和保持一定貿易順差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仍然難以替代。據統計局初步測算，2010年GDP為397983億元，比上年增長10.3%；凈出口扭轉了2009年對經濟增長的負拉動趨勢，拉動GDP增長0.8個百分點。

增強對外匯市場的干預能力和經濟風險的抵抗能力。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在牙買加體系中，匯率頻繁波動，加上國際巨量投機資本的沖擊，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風險越來越大。為促進貿易和投資的平穩發展以及國民經濟的穩定，我國需要頻繁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匯率的大體穩定，而大量的外匯儲備是其必備的基礎。

為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提供了基礎。近年來，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人民幣在我國周邊國家和港澳地區的使用越來越廣泛，人民幣逐漸實現周邊化，國際化進程在逐步加快。 在實現國際化的進程中，為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兌換要求，要求一國政府必須要有充足的國際儲備尤其是外匯儲備。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結論

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來講是把“雙刃劍”，有弊也有利。面對全球經濟失衡，中國有責任和義務也有必要，為失衡的調整做出貢獻。但近來，美國和一些國際組織越來越強調外部世界對失衡的影響。毫無疑問, 強調外部世界的目的還是要其他國家更多地分擔失衡調整的風險。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應該正確判斷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失衡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其對我國的影響，對全球經濟失衡有更加客觀和理性的認識，以選擇恰當的調整戰略與調整途徑。

參考文獻：

1.解佳轉.全球經濟失衡背景下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分析[J].知識經濟，2010（14）

第2篇：雙減政策的利弊分析范文

上世紀整個80年代，外匯短缺和資本短缺一直困擾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如從1978年到1989年的12年間，有10年是貿易逆差；實際利用外資中的60％左右是對外借債，每年實際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不到50億美元；外匯儲備余額(除1990年外)一直低于100億美元，1986年僅為20億美元。在長期存在對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及零部件的強烈進口需求，對資本充滿“需求饑餓”而外匯供給和資本累積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我們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和限制進口、優惠外資和管制資本流動的差別性措施，以緩解長期制約經濟發展的兩大瓶頸。從實踐效果來看，取得了較好的業績。從1992年開始，尤其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改革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持續保持了順差(除1993年以外)，2005年的貿易順差達到創記錄的1018．8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尤其是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不斷攀登新臺階，在1992年達到110億美元，1993年為275億美元，1994年為338億美元，1996年為417億美元，2002年為527億美元，2004年為606億美元。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55萬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超過6000億美元。外匯儲備余額，1994至1997年增加了1187億美元，年均增加300億美元；2001至2003年增加2376億美元，年均增加792億美元；2004和2005年則分別增加2067和2089億美元；2006年外匯儲備余額預計將達1萬億美元。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外貿、引資、外匯儲備以及GDP的大國。

我國在經濟增長和對外開放取得顯赫實績的同時，下一步的發展也遇到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一是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經濟大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FDl)增長拉動，不斷加劇了國際上的貿易利益沖突，也帶來經濟和產業安全問題。二是長期使用鼓勵出口和優惠外資的促進措施雖然大大緩解了外匯和資本缺口，但也存在著另一種資源錯配、價格扭曲和福利凈流出等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調整觀念。如以前認為國內能夠生產、有資源或市場優勢，就不需要進口的觀念需要改變，能源和重要資源的進口、生態環境的進口、技術的進口就十分重要；以前不同程度存在著鼓勵擴大出口、不鼓勵增加進口，僅就貿易談做大做強的傾向和片面性，一些地方存在競相優惠外資、不優惠扶持內資，擴大而不是縮小內外資差別待遇和不公平競爭的與國內發展不協調、不配套現象，都需要改變。三是國際收支長期雙順差會導致實際資源凈輸出和發展受制于人的困境。四是缺少對內開放的配合尤其是民營經濟的積極參與致使開放帶來的技術外溢、結構升級和主體成長低于改革預期。

對此，建立在一切為了出口的基礎上的外向型經濟模式需要轉變，應當轉向體制和機制上公平非歧視的開放型經濟模式，這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開放型經濟不同于傳統的“一切為了出口”的外向型經濟體系，也不同于以前的對外開放政策，開放型經濟體制首先包括對國內和國外企業都公平對待和非歧視性的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其次包括有全球視野和大國責任的開放的宏觀調控體系；再次是包括積極參與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并貫通國際市場與國內統一大市場之間聯系的開放型經濟體系；第四是包括承接國際制造業和服務業轉移的全球綜合運作能力，同時對世界開放市場的誠意；最后是包括內需為本、外需為輔、以我為主、差異競爭的大國開放戰略。在“十一五”規劃《綱要》所提出的各項發展目標中，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是外貿經濟領域的一個重要發展目標。這意味著下一步的發展應在繼續保持出口持續增長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進口，提高國際資源能源、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和高端服務對國內發展的注入和支撐；在繼續保持FDI持續增長的基礎上加快實現“本地化”和擴大對外投資，提高企業的全球化綜合運作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在繼續保持中國經濟整體保障能力持續上升的基礎上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和結構，提高中國經濟抵御風險的能力和體制調整的靈活性；在繼續保持外需持續增長的基礎上，提高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的增長，構建一個以市場經濟和法治為基礎的比較完善和規范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機制。

二、“兩稅合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差異

1994年第五次稅制改革，奠定了我國當前稅收體制的基礎。在所得稅方面，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外國公司和其他經濟組織適用于《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法》。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聯營企業、股份制企業、以及有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組織，適用于國務院頒布的《企業所得稅條例》。總的來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差異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外商投資企業的實際稅率明顯低于內資企業。從稅率來看，這兩套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相同，均為33％。但外資企業基本稅率為30％，另3％為地方稅。但大部分地區對外資企業不征地方所得稅(據統計，只有不到1／4的地區征地方所得稅)。在特定區域和產業，對外資企業有所減免，分別按照24％、20％、15％和10％征收，而內資微利企業則只有27％、18％兩檔優惠，內外資企業之間存在明顯差異。

(2)對外資企業稅基規定的范圍更加靈活。與內資企業相比，外資企業稅前扣除項目規定更靈活，標準也更低。工資、捐贈等全部列支予以稅前抵扣。

(3)對外資企業的減免稅優惠較多。稅收優惠政策方面，兩套稅法稅收優惠規定的相同之處在于，均允許企業實行年度虧損結轉。但在減免稅方面，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享受到的優惠政策比內資企業多得多。內資企業享受兩項稅收優惠政策，而外資企業在地區、產業項目、行業、再投資、間接投資等方面享受相應的稅收減免。如外國投資者用利潤進行再投資，可退還已繳所得稅40％的稅款。

內外資差別的企業所得稅制度是外資享受“超國民待遇”的核心內容。據財政部門估算，外資企業實際所得稅負平均為11％，國內企業為22％，國有大中型企業為30％左右①。據估計，如果外資企業的所得稅征收水平達到國內一般企業的水平，2005年的財政將增收約1000億元。

隨著國內外經濟大環境的變化，以及中央提出的發展經濟根本思路的變化，必須對該所得稅體制進行重要調整②。

但是，也有觀點認為，中國目前相對勞動力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價格大幅提高、人民幣升值降低出口競爭力，因此，在沒有相對穩定的、可靠的替代政策的情況下，應該保持以往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預期的稅制改革中，利益可能受損的外資企業對“兩稅合一”持反對態度，他們通過各種渠道影響政策，希望現行對外資的優惠稅制維

持不變③。

我們認為，實施“兩稅合一”完全必要，只要掌握政策力度、完善配套措施，現階段我國完全具備推行“兩稅合一”改革的條件。

2、“兩稅合一”的必要性

(1)在制度層面上，兩稅合一標志著我國在建設公平非歧視的開放型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法治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方面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外資企業各種“超國民待遇”向國民待遇的回歸，應該成為此一階段市場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

(2)“兩稅合一”改革消除了對內資企業的人為歧視，有利于扭轉內外資企業競爭中，內資企業不利的競爭地位，有利于逐步消除外資或“假外資”企業的尋租套利行為，有利于各種部門、地方性優惠或歧視性政策的下一步規范與整合，有利于遏制目前外資對我國某些重要行業的全行業并購勢頭。

(3)該項改革將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集中于跨國公司產業鏈中低技術環節、主要從事簡單加工工序的中小外資企業，往往依賴于政府提供的各種優惠政策而生存。這類外資企業所占用國內優質要素，與其對我國經濟的貢獻不成比例。“兩稅合一”改革將壓縮這類外資企業在國內的發展空間，緩解外資經濟領域資源錯配、價格扭曲的局面。

(4)這項改革不僅將為內資企業研發投入規模的擴大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培育提供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而且如果改革采取降低內資企業所得稅的方案，企業留存利潤的增加可望更多地轉化為研發投入。

3、“兩稅合一”的可行性

對“兩稅合一”的最大疑慮，是擔心政策調整會影響我國的投資環境、影響政策的連續性從而降低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實際上，這種擔心是多余的。

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外資企業來華投資的動機已逐步從成本驅動為主向市場驅動為主的方向轉變，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在吸引外資過程中的作用已經明顯減弱。從我國投資環境來看，影響外資最重要的因素是國內穩定的宏觀經濟形勢、逐步放松的經濟管制和政府干預、以及經濟增長潛力。“兩稅合一”雖然在短期內可能會損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從長期看，該項改革實際是對我國投資法制環境的一種規范，實際上有利于保護外資企業的國民待遇。從政策連續性來看，統一稅制是世界各國市場經濟體制和激勵機制走向規范和公平非歧視的通行做法，美國等發達國家經常通過稅收制度的變化調節國內經濟。因此，該項改革并不說明我國投資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最后，關于“兩稅合一”問題，有關部門已在公開場合進行過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多數外資企業一直高度關注相關改革動向，并根據對未來的預期做出適應性調整計劃。因此，“兩稅合一”對外資的實際影響必定將小于一般的預期。

財政收入可能的減收問題也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在“兩稅合一”初期可能會影響所得稅收人，但從長期看，改革將有利于涵養稅源，也有利于我國真正走向“寬稅基、低稅率”的可持續的財稅發展道路。

三、“兩稅合一”可能帶來的利弊影響

1、對宏觀經濟影響的分析

本著“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大力推進“兩稅合一”的改革，符合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建議》的要求。隨著入世過渡期的結束，企業要求統一稅制、公平稅負、實現公平競爭的呼聲也日趨強烈。應盡快通過統一稅率、統一稅基、統一規范優惠政策，使得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實際征收在一個水平上。在此，我們考慮三種不同的“兩稅合一”方案，通過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判斷這些方案對宏觀經濟的影響④。

(1)如果調整的方案是一個折中方案：即，部分取消外資企業所享受的優惠稅收制度安排，同時給予內資企業某些類似外資的稅收優惠，從而最終的調整結果，使得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實際征收水平同時達到24％。則根據CGE模型的測算，同未調整情況相比，調整后的第一年：GDP將提高0．05％，居民消費提高0．18％，投資增長0．5％，進出口分別增長0．11％和0．13％，企業所得稅收人減少10％，財政收入減少0．95％，公共消費減少1．11％。調整后的第五年：GDP將提高0．05％，居民消費提高0．21％，投資增長0．53％， 進出口分別增長0．13％和0．15％，財政收入減少1．19％，公共消費減少1．25％。

(2)如果調整的方案“就低不就高”：即，維持外資企業目前享有的稅收優惠制度安排不變，同時將相關政策給予內資企業，最終使得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實際征收水平同時達到15％左右的水平。則與未調整的情況相比，在調整后的第一年：GDP將提高0．07％，居民消費提高0．23％，投資提高0．62％，進出口均增長0．17％，企業所得稅收入減少17％，財政收入減少1．17％，公共消費減少1．48％。調整后的第五年：GDP將提高0．07％，居民消費提高0．28％，投資增長0．66％，進出口均增長0．19％，財政收入減少1．40％，公共消費減少1．50％。

(3)如果調整的方案“就高不就低”：即，完全取消外資企業目前享有的稅收優惠安排，同時內資企業的所得稅政策不變，最終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實際征收水平同時達到30％的水平。則與未調整的情況相比，在調整后的第一年：GDP將減少0．02％，居民消費將減少0．05％，投資減少0．05％，進出口將分別減少0．06％和0．04％。調整后的第五年：GDP將減少0．02％，居民消費下降0．05％，投資減少0．13％，進出口將分別減少0．06％和0．03％。

從國際經驗看，多數國家的企業所得稅率在 20％至25％之間。如果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征收水平統一到15％的水平，雖然各類企業都不會對此有異議，但此項政策短期內對財政收入的影響過大，總的財政收入將下降1％以上。而如果將征收水平統一到30％的水平，則可能引起外資企業的強烈反彈。因此，第一種折中方案，即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實際征收水平統一到24％，可能更為可行。

2、對外資經濟影響的分析

稅收優惠政策在吸引外資的過程中，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如前所述，隨著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以及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安排的調整，該項政策的越來越不構成外商選擇投資地點的決策因素。所著時間的推移，我國執行該項政策的成本越來越高，這類“稅制支出”(Tax Expenditure)越來越喪失其必要性。

目前，除我國外，亞洲國家中只有印度、越南兩個國家實行內外資差別稅制，而這兩個國家都不會對我國的制造業直接投資流人構成重要影響。具體可作以下分析。

(1)是否影響我國的直接投資流人規模。現有大量定量研究表明，外資進入中國主要是著眼于中國龐大且快速增長的國內市場規模、成本低廉且供應充足的勞動力、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穩定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在以上這些因素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僅僅外資所得稅政策變化，不會對我國每年的直接投資流人造成值得關注的影響。此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十一五”規劃指出，必須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這就要求我們要進一步鼓勵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內需、內資等內生型增長因素的發展，如果“兩稅合一”造成外資流入量的某種程度的下降，也只是周期性或暫時性因素影響的結果。從長期看，“兩稅合一”所帶來的中國投資環境改善，將引致我國直接投資流入規模上一個新的臺階。

(2)是否會引起外資存量的變化。我們估計該政策不會引起外資存量的減少，大規模撤資現象不可能發生。對此，我們分三類企業進行分析。

其一，對于大型跨國公司來說，在華投資是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國內投資布點的沉沒成本巨大，不會因為企業所得稅制度的適度調整而撤資。

其二，即使是對那些嚴重依賴于稅收優惠政策的一些中小外資企業，也難以因為所得稅率安排的變化而重新選擇投資地點。因為這些中小外資企業在投資初期很少有利潤，企業所得稅不是影響這些企業經營的主要問題。當進入贏利期后，投資環境改善的收益大于所得稅負的成本，“兩稅合一”不會成為他們退出我國市場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考慮到我國周邊國家所得稅率均高于我國(越南除外，為 17．5％)，他們能重新選擇投資地點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其三，根據資本金來源來確定差別稅率的制度，在實踐中激勵企業“改頭換面”，因此那些原來屬于內資、出境之后以外資身份回到在國內投資的“假外資企業”則可能因為該項政策變動調整注冊登記。此類行為可能導致登記的外資存量下降，但不會對經濟產生實質性影響。

(3)是否會對大型跨國公司盈利狀況造成重大影響。近年來，大型跨國公司日益成為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主流。根據最新的統計，2005年在全球 500家最大跨國公司中，已有近450家投資中國。跨國公司通過內部貿易、轉移價格實現利潤轉移，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而利潤轉移直接涉及所得稅稅基的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跨國公司的實際稅負水平是監管者與納稅方博弈的結果。稅制改革僅從制度層面明確了納稅人的責任，具體還有待于新的監管手段、監管辦法去落實。

此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在沒有稅收饒讓制度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并不能享受到我國所給予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利益。目前我國與我國簽訂稅收協定的80多個國家中，大多數都未實行稅收饒讓安排。我們向外資少收的稅，又被跨國公司母國所征收。因此，我國調整涉外稅收優惠制度，實際較多涉及的是稅收收入在投資者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分配問題，而對企業實際稅負的影響不大。

(4)是否會影響到中小外資企業的生存。如果外資所得稅實際稅負提高10個百分點，無疑會對一些中小外資企業造成重要影響。按照具體政策調整的方式不同，對中小企業的影響也有所不同。如果“三減兩免半”等減稅期政策取消，那些鉆政策空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反復注冊、反復享受優惠政策的個別外資企業可能將無法生存。個別企業避稅的動機加大，可能更多地依賴于其他不良途徑回避所得稅的征收。

四、“兩稅合一”的改革應考慮配套措施及過渡期安排

目前，對“兩稅合一”改革反應最為強烈的，是一些在國內投資的國際大型跨國公司。這些企業組織起來，通過各種渠道對相關政策施加影響。如前所述，“兩稅合一”實際是對我國市場競爭環境的一種規范，跨國公司應該是公平市場環境的擁護者，他們不能在享受高度市場準入、國民待遇的同時，妨礙我國對內外資企業實施公平待遇政策改革的進程。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此前所做出的涉外稅收政策調整之所以沒有對外資經濟的發展造成嚴重影響，其原因在于在實施稅收制度改革的同時，出臺了諸多配套措施⑤。目前，人民幣存在升值預期、國內生產要素價格有上升壓力，這些確實對外資企業的經營環境和盈利狀況造成了一些影響。因此，可以考慮在出臺“兩稅合一”改革方案的同時，推出一些配套的改革措施降低所得稅改革的影響。

(1)“兩稅合一”的改革應與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換相配合。在著重考慮稅制的透明、簡單、公正的同時，兼顧企業總體稅收承擔水平不發

生大的變化。與稅務結轉、加速折舊的有關的規定，應成為新所得稅制度的重點。

(2)稅制改革應有利于監管成本的降低。新稅制可以首先廢除無效的稅收優惠鼓勵措施，更多地著眼于從監管層面消除現行稅法中的各種與扣除成本有關的虛報現象。

(3)考慮出臺過渡期安排。不同企業應區別對待，對于經營三年以上的外資企業應按照新稅則征管，個別困難企業可做個案處理；對已經簽訂合同，正在建設實施中的企業考慮過渡期安排，使它們能夠正常開工營業。

(4)與產業政策與區域發展政策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應同時給予內外資企業。

總之，“兩稅合一”改革屬于一種機制性改革。隨著利益格局的形成和固化，這類改革越往后推，改革的難度越大。目前，包括內外有別的所得稅、出口退稅在內的各種鼓勵外資、出口經濟活動的經濟政策，已經在宏觀經濟層面上產生了不良后果。資本項目經常項目的雙順差，通過外匯儲備、外匯占款的形式對貨幣政策執行造成嚴重影響。因此，必須從宏觀調控的高度看待“兩稅合一”問題。這項改革所涉及的法律層面問題遠遠少于一般的估計。從具體稅收監管實施細節、征管辦法入手，稅收征管當局有能力在現有《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條例》框架不變的情況下推進實質意義上的改革。

注釋：

①參見2004年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改革高層論壇”上的講話。

②社會各界要求“兩稅合一”的呼聲很高。2005年兩會期間，民建中央就提出了《關于盡快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度的提案》。

③早在2004年1月初，微軟、摩托羅拉等54家在華跨國公司曾聯合上書國務院法制辦、財政部、商務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等部門，要求新的企業所得稅法能夠就現有的優惠政策給予外商投資企業5-10年的過渡期，并且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在新企業所得稅法中給出一個“合理的、具有競爭力”的企業所得稅率。

④采用的CGE模型的基礎數據集是社會核算矩陣(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SAM以2002年投入―產出表為基礎，結合了經濟循環賬戶、資金流量表等統計數據。為了進行模擬我們將所有產業部分的中間消耗、增加值、所得稅等變量，按照一定標準劃分為內資與外資兩種類型。在基準情況中，內資與外資的所得稅率是根據所得稅額與利潤額計算而得；在模擬情況中，我們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率根據模擬方案的設計進行外生給定，比如在“折中方案”中，我們將內、外資企業的所得稅率均設定為24％；這樣稅率調整的影響就表現為各個宏觀變量在模擬情況的值，相對于基準情況變動的百分比。

第3篇：雙減政策的利弊分析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次貸危機資本市場對策

一、前言

由美國次貸危機逐漸發展成影響全球的金融危機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2007年8月至今席卷了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美國金融風波愈演愈烈,不僅演變成金融危機,而且正向全面的信貸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發展,其未來趨勢和可能的后果值得高度關注。為了汲取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和積極有效地應對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本文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通過分析美國金融危機的原因以及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影響，提出保護我國資本市場的相應對策。

二、美國金融危機的起因

美國的金融危機源于美國房貸次級債危機。美國房貸次級債是美國金融界前些年曾經大力推薦的金融創新產品。所謂金融創新產品,主要是指各類金融公司超越傳統的商業金融業務范圍或傳統的借貸條件限制,為投資者或消費者提供的新型金融產品。它包括零首付房貸,零首付車貸,透支信用卡,房貸次級債以及其它名目眾多的金融投資理財產品。就其設計理念來說,這些新型金融產品,可以為投資者提供更便捷、更安全、更有效的投資渠道,可以為不同類型的消費者提供更適合、更合算、更充分的信貸服務。因此,這些新型金融產品的問世,自然受到了美國許多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歡迎,也引起了不少國外投資者的興趣。美國的房貸次級債是美國金融界為了促進美國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和把自己的業務做大,向購房者提供的幾乎沒有任何約束條件的、因而存在還債高風險的購房信貸。房貸次級債市場的繁榮,不僅為有關銀行、而且也為美國房地產開放商、美國房貸次級債市場玩家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此外,它也帶來某種社會效益。它破例幫助了美國的許多低收入家庭實現了擁有自己的住房的夢想,緩和了社會矛盾,提升了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然而，房貸次級債市場的繁榮,不僅不能長期掩蓋其風險,而且會把其局部性的風險演化升級為嚴重的系統性風險。當購房者不能按期支付房貸的本息即所謂斷供現象不斷發生、達到一定數值的時候,房貸次級債所蘊藏的風險就會立即顯現出來。

隨著其風險的進一步顯現,就引起了有關投資者對自己持有的房貸次級債進行恐慌性拋售,房地產泡沫破滅導致次貸危機爆發。由于心理恐慌和信用缺失的傳導,次貸危機開始向全面信貸危機演變。2008年10月初美聯儲宣稱信貸危機惡化,主要表現在:一是信貸大幅萎縮。第二季度,家庭和金融業借款僅增長1.3%和6.6%,低于近10年兩位數的增速。二是企業短期融資困難。商業票據市場規模從2007年夏天的2.2萬億美元萎縮到1.6萬億美元。三是貸款和債券價格急跌,企業融資成本劇增。9月投資級債券價格下跌7%,垃圾債券跌幅創20年紀錄。四是商業銀行大量卷入。截至6月底,列入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有問題名單”的銀行數高達117家。至此,由次貸問題開始,經過整個金融鏈條的不斷擴散和升級,實際上已經形成了美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危機。

隨著華爾街五大投行中兩家破產、一家被接管、兩家改制,美國金融風波愈演愈烈,并波及全球,英國、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一些金融機構相繼出現債務危機,2008年10月6日,美國金融危機引發全球股市“黑色星期一”,美國股市三大股指狂瀉不已,道指跌破萬點大關,德國、法國、俄羅斯、中國等世界主要股市紛紛出現巨幅下挫,俄羅斯股市跌幅超過2位數。發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又進一步蔓延為世界金融危機。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金融中心同時也是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美國的金融創新產品的市場是對一個對全世界開放的市場,具有巨大吸引力。美國發生了金融危機,不僅給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金融界帶來程度不同、但總量巨大的直接投資損失,而且給這些國家的金融界帶來了不同程度的社會信任危機。這兩個方面的相互激蕩,推動著美國的金融危機向全世界蔓延。

三、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影響

盡管由于資本市場的封閉,中國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要遠遠小于OECD和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但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在歐美發達經濟體普遍衰退、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很難獨善其身。從目前情況看,中國面臨的經濟形勢比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更加嚴峻,一方面,美金融危機向全球實體經濟擴散,各國均受其害,中國經濟面臨改革開放30年來最嚴峻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調整正處在關鍵時刻,國際金融動蕩帶來的風險又要關注。目前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一）對外金融投資蒙受了一定的損失

首先,雷曼等美金融機構破產將使我國金融業持有的美金融資產遭受直接損失。截至2008年9月20日,已有7家中資銀行披露持有雷曼債券或有對雷曼的貸款,涉及雷曼的債券和貸款總額約為7.2164億美元。但從已公布的情況看,中資金融機構與雷曼相關的風險敞口占其總資產的比重較小,對其資產質量影響不大,風險在可控制的范圍內。其次,受雷曼破產影響,國內首只QDII基金———華安基金旗下的“華安國際配置”保本責任人正是雷曼兄弟國際公司,因此,該基金可能面臨清盤。

（二）可能誘發我國股市、房市動蕩

目前美國次貸危機有演化為金融危機的可能,國際金融市場正面臨持續的動蕩和全面的風險重估,從而可能對我國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帶來傳染性風險。從國際金融動蕩向國內股市和房市的傳染途徑上看,主要有市場心理和資金兩個渠道。一方面,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重估可能影響國內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和心理預期,引發我國股市和房市的風險重估。另一方面,盡管2008年年初以來,我國股票市場持續下跌,股市的泡沫風險已經基本釋放。但在國際金融動蕩的影響下,國內脆弱的投資者信心還可能受到打擊,而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收緊也可能導致股市中的“熱錢”抽逃,股市可能出現過度下跌。股市過度調整不僅減弱了部分居民的實際購買力,股市財富效應喪失也將壓制消費,由于“中國的中產階級幾乎在股市中被一網打盡”,股市調整的財富“負效應”將前所未有地顯現,以中產階級為消費主體的幾乎所有新的消費熱點必將隨之降溫。與股市已經完成深幅調整相比,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才剛剛開始,泡沫風險尚未得到釋放,如果美國房價下跌和次貸危機深化影響到國內居民的購房預期,前期進入我國房市的“熱錢”也獲利回流,則房地產價格泡沫可能會加速破裂,對我國金融平穩運行造成較大沖擊。近日,由于身陷次貸危機,雷曼宣布轉讓其擁有的上海福海商廈股權。AIG、摩根士丹利、高盛等也在掛牌銷售其在上海的物業,籌資救急。外資機構在華投資房地產多被視為房地產市場的風向標,如果越來越多的海外機構投資者、外資企業等為了彌補總部損失而大舉出售在華資產,把資金調回母國,則我國房地產市場可能出現“硬著陸”風險。

（三）我國證券市場受到一定沖擊

不可忽視的是，金融危機在短期內對中國證券市場產生了巨大壓力，投資者信心受到嚴重打擊，股票市場劇烈動蕩。2008年A股市場總體下行。上證指數從2007年底的5261點跌至2008年底的1820.81點，跌幅達到65.39%。此間，2008年10月28日，上證指數曾探底到1625點的年度最低點。

盡管短期內金融危機對國內股市產生了重大沖擊，但是多位專家仍認為我國資本市場將穩健發展，這一結論的主要依據在于中國經濟將會保持長期平穩增長。我國的經濟增長是由工業化、城鎮化所推動的。工業化剛剛進入中期階段，完成工業化還需要很長的路需要走，而城鎮化才是初級階段，按照世界指標來計算，還有相當的距離。另外，我國的國際化進程才剛剛開始，經濟危機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因此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的增長還有相當長的時間。

（四）美減息將使美元進一步貶值,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

美國金融市場動蕩,嚴重打擊投資和消費信心,美國經濟受財政刺激剛呈現出的增長勢頭被全面破壞,未來美國經濟將繼續疲弱走勢,經濟下滑風險加大。為穩定經濟和金融局勢,美聯儲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的預期增加,從而打擊美元匯價。如果美元持續貶值,相應會造成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人民幣升值會導致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優勢減小,而從美國進口到我國商品的價格競爭力就會相對增強,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我國的出口增長將放緩,而進口增長會加速,總體效果是減少我國的凈出口,減少我國的總需求,這樣會對價格上漲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時,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即美元成為避難貨幣后,導致美元走強,周邊貨幣和歐元大幅貶值,將導致我國實際有效匯率大幅升值,打擊我國出口競爭力。近日歐元跌勢已明顯加劇,10月21日歐元對美元跌至1.3051,創下了20個月的新低,英鎊對美元更是創下五年新低1.6653。

（五）“熱錢”流出的可能性增大,投機需求減少

本輪全國的房地產熱有相當部分是由“熱錢”流入引起的,尤其對北京、上海、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來說更是如此。次貸危機新風暴將使世界許多經濟體出現流動性不足,需要大量資金回流“救市”,客觀上增大了國內“熱錢”流出的可能性。另外,從趨勢來看,人民幣不再單邊大幅升值,“熱錢”流向也因此發生改變。大量“熱錢”一旦撤離,再加上貿易順差減少,國內流動性也會從“過剩”變為“不足”,導致投機需求大大減少。9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19056億美元,同比增長32.92%。1—9月國家外匯儲備增加3773億美元,同比多增100億美元。9月份外匯儲備增加214億美元,同比少增36億美元。從外匯儲備的當月增加和外貿順差的差值看,近期人民幣波段性貶值導致企業的結匯意愿明顯減弱,這又反過來減緩了人民幣的重估壓力。同時,9月份加劇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西方金融市場流動性不足。根據外匯儲備減去外貿順差及FDI的數值的經典“熱錢”計算公式,可以觀測到最近一段時間國際熱錢的流向在悄然改變,即熱錢出現“逆轉”跡象,從中國本土向海外轉移。

四、中國資本市場應對美國金融危機對策

（一）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2009年,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內外需緊縮雙碰頭,為化解這一難題,建議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實行“貨幣保增長、財政保穩定”的政策組合。

1.積極財政政策

通過減少稅費降低企業和居民負擔,增加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的積極性;按照國際通行做法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幫助其開發新產品、開拓新市場,減輕生存壓力、渡過難關;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和相關稅制改革,以支持企業技術設備的更新改造;全面清理服務業不合理的稅費政策,促進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業加快發展和升級;加快城市化進程和新農村建設,盡快啟動一批見效快、社會效益好的公共建設工程,以迅速彌補短期最終需求的不足,為經濟發展提供可持續的動力。

2.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適度放松貨幣供應,靈活微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取消信貸額度管理,重點加強對信貸結構的引導。貨幣政策的著力點應轉變到保增長、保就業上,既要化解熱錢流入和流動性過剩壓力,更要高度重視全球信貸緊縮和通貨緊縮向國內傳遞的可能性。

（二）加強資本流動的監管

一方面要防止資金的大規模撤出，對于黑市外匯交易和地下錢莊等資金流通的地下渠道進行打擊，另一方面要防止外部資金為了尋求避風港躲進中國，這也是金融風險集聚的重要途徑。目前看，對于海外房地產投資基金在中國的抄底行為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不能讓他們輕易投資于國內的房地產項目，尤其是不能讓他們低價收購房地產項目。否則等到他們獲利撤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將要遭受真正的沖擊，而且還會卷走我們巨額的房地產利潤。所以可以對國內遇到困難的房地產開發商設置一些獨特的金融工具，既幫助他們度過難關也可以讓一些國內投資基金、保險公司等分享一些房地產開發利潤。

（三)在維穩基礎上審慎推進創新

在金融危機肆虐之下，我國資本市場將維穩擺在突出位置，并通過創新改革加強資本市場制度建設。今年以來，鋼材期貨上市，早秈稻期貨交易獲批，創業板管理暫行辦法出臺，氯乙烯期貨上市穩步推進，發行制度改革呼之欲出……一系列市場創新步伐明顯加快。通過創新促進發展。因為沒有創新，市場就沒有發展的基礎和動力。資本市場發展為經濟服務，就需要一定的市場規模，尤其是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只有通過創新才能促進市場的深度和廣度發展。資本市場創新需要進一步健全市場功能。創新從廣義來講是包括各個方面的創新，包括品種和工具，也包括服務，我們現在市場功能非常單一或者說非常欠缺，只有通過我們的創新，市場功能才會進一步健全，市場功能健全以后，市場才會有吸引力。資本市場創新能夠提高市場的競爭力。我們現在談競爭已經不是談我們在境內市場的競爭力，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國際競爭。中國加入WTO以后，金融市場開放的步伐非常快，資本市場也在不斷地推進開放的步伐。從這個意義上講，將來市場的競爭力不是關起門來說自己的競爭力，而是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如果你不創新，市場競爭力就沒有辦法提高。目前全球資本市場競爭異常激烈，跨國的兼并、收購，包括交易所之間的競爭都非常激烈，實際上是大家都想控制資本市場的資源，不僅包括上市公司資源，也包括投資人的資源等，實際上比的就是競爭力和影響力。只有通過創新才能提高競爭力，才能使中國內地資本市場在全球資本市場的競爭中不斷提升話語權和影響力。

（四)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事務,推動世界經濟協調機制建設

從最新形勢看,世界經濟發生硬著陸導致全球性經濟危機和衰退的風險顯著上升。短期內的關鍵是,如何加強國際經濟金融協調和各國的有效應對。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積極參與當前的全球經濟金融事務,既是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和安全的需要,更是提升我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空前機遇。為此,必須加快研究制定我國參與全球經濟金融協調的行動方案和立場。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推動美國等發達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二是與各國一道致力于推動全球重大結構性問題的解決;三是積極推動加快改革現有國際經濟金融協調機制,防范全球金融風險的擴散和傳遞;四是積極推動新一輪多邊談判,抵制貿易投資保護主義;五是在全面權衡利弊前提下有選擇地參與全球救市行動,在姿態上可以積極一點,但行動上要十分慎重,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不承擔超過我國實力的責任,看準了關鍵時候才出手。

（五）防范國際金融傳遞性風險,努力維護金融穩定

全球金融風暴從多層面向我國金融體系的傳遞性風險,使我國維護金融穩定的任務更加艱巨。為此,必須把維護金融穩定放在2009年經濟工作的重要位置。一方面,要正視我國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在保持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前提下,穩健推進金融改革開放的進程,合理提高金融國際化水平,以主動化解自身逐步累積的壓力和風險;另一方面,更應加強金融監管,增強金融政策的預見性,及時化解外部金融沖擊和傳染。一是穩定房地產市場,防范房市“硬著陸”帶來的金融風險;二是穩定資本市場,積極防范全球金融風暴的傳染性風險引起我國證券股票市場的過度調整;三是適時調整金融政策導向,防止信貸緊縮和信心風險的進一步上升,切實加強對金融體系安全性、流動性監管,及時實施應急預案;四是密切關注國際貨幣匯率的變化態勢,努力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改變單邊升值預期,防范過度升值對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帶來的打擊和風險,迫不得已時還必須適時改革現行匯率制度、調整一攬子貨幣的權重,穩定人民幣匯率,以更好地控制國際金融風險的傳遞。

（六）堅持嚴格監管與持續監管的原則

1.加強監管機構間的合作，減少部門風險

盡管我們實行分業經營與分業管理，但在實踐中，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間的混業經營已在某些領域有所發展，金融業務間的相互滲透與融合也初見端倪，對市場的監管會出現監管過度、監管不足或監管空缺等多種情況，在沒有集中統一的綜合監管機構，而市場風險又時時存在交叉擴散的情況下，特別需要建立各監管部門間的信息共享與溝通協調機制，以集各監管部門的監管資源與優勢，共同應對風險隱患。

2.加強市場基礎制度建設，消除產生金融風險的制度根源

基礎制度的健全完善是防范市場風險的根本，當前市場監管的重點應集中于解決好股權分置改革的后續問題；改革發行監管制度，為注冊制度的實施創造條件；進一步加強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規范與完善；規范證券投資基金行為等。通過市場制度的改進與完善，逐步形成具有投資價值和以市場投資為主的資本市場。

3.穩步有序地推進資本市場國際化進程

由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動蕩將對現有國際金融格局、金融體系、金融組織等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與沖擊。在國際金融市場發展情勢不明朗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審慎推進國際化進程，寧穩勿快。嚴格審核評估擬設立合資基金管理公司與合資證券公司的外方資產財務狀況與經營管理能力；嚴格審核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資質，繼續實行嚴格的投資額度限制，防止外資對資本市場的沖擊；鼓勵國內規范經營，具有相當競爭實力，有較強投資管理能力與較豐富投資管理經驗的合格境內投資者進行一定的海外業務嘗試與拓展。通過以上有進有退，松緊結合的市場監管，在盡可能阻斷國際金融風險向我國資本市場蔓延的同時，積極創造條件，推進國內企業、金融機構的海外購并重組，提高中國資本市場的整體競爭力。

（七）完善外貿外資政策

當前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內外需關系。控制經濟下行風險,應對外部沖擊,必須要啟動和擴大內需。但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事實說明,中短期內擴大內需難以迅速填補外需缺口,而且外需下滑短期內還會加劇內需回落,加大經濟下行風險。因此,擴大內需不是不要外需。當前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在大力擴大內需,重點是消費需求的同時,也要大力化解出口面臨的壓力,竭力防止出口過快下滑,減少損失。為此,必須盡快統一思想認識,改變“減順差”導向下形成的認識和政策慣性,迅速出臺一攬子應對當前全球金融危機形勢下的外貿外資政策:一是完善出口退稅政策,除了少數例外產品之外,盡快恢復按法定稅率退稅;二是取消對加工貿易的限制,全面優化加工貿易的監管環境;三是全面評估和合理調整近年來各部門出臺的涉及限制出口的政策措施,改善政府公共服務,大力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加強大通關建設,降低行政成本;四是盡快出臺支持出口企業開拓新市場、開發新產品的扶持政策特別是加大財政資金支持力度;五是盡快加大政策性出口信貸和信用保險的力度,幫助出口企業緩解外匯風險和融資困難;六是穩定利用外資政策,及時出臺新的鼓勵外資導向性政策,允許外資從國內貸款用于資本金投資,穩定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和采購的信心。

五、結束語

由次貸危機導致的世界金融危機讓國內市場受到一定沖擊，不能因為資本市場有風險而喪失信心，美國市場的金融產品高度復雜，近年來泛濫，而中國資本市場仍處于“新興加轉軌”的初級階段，金融產品發展尚處早期，國民經濟對于資本市場提供的服務還有巨大的需求。因此，不能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的危機而停止發展的步伐，否則將使錯失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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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雙減政策的利弊分析范文

關鍵詞：人才聚集 隱性知識 共享機制

中圖分類號：F06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3-016-05

一、引言

人們發現，有效的知識共享能夠把分散于不同個體頭腦中的零散知識轉化為一個強大而富有活力的集體智慧，能夠提高知識創新和知識增值的效能。顯性知識共享可以依賴于工具去實現，而隱性知識共享最有效的途徑是而對而的交流。隱性知識在經歷了社會化、外在化、組合和內化四個階段后，實現了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之間隱性知識的共享，并由此產生新的隱性知識，其進階狀態是螺旋式上升的。

國外對隱性知識管理的研究開展較早，大概可以分為三類：(1)對企業隱性知識的共享：Stenmark認為企業內部隱性知識的共享不一定非要通過顯性化才能實現，通過構建基于個人興趣的文檔來描述個人的隱性知識，進而應用信息系統促進其交流和傳播，同樣可以實現隱性知識的共享；Tboreas提出了一種用講故事的方式實現并促進隱性知識在企業內部共享的方法，并進行了實地驗證。(2)隱性知識轉化模式：Nonaka提出了著名的知識創造轉換模式，即SECI模型，把知識轉換描述為：從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知識社會化過程；從隱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知識外化過程；從顯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知識綜合過程：從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知識內化過程。DavenPort和Prusak(1998)提出知識共享的意義就是將知識進行傳遞和吸收，Senge指出知識共享不僅包括知識的傳遞，還包括幫助對方學習知識的意愿和行動：Nancy(2000)提出共享就是將知識分給他人，讓別人通過學習而知曉與別人共有相互學習的知識，最后形成組織知識。(3)隱性知識共享的意愿和動機：Hendfiks根據雙因素激勵理論提出知識工作者進行高水平知識共享的動機來自激勵因素而非保健因素：Hayek指出實際上每個人都擁有一些他人沒有的獨特信息，這些信息的共用可以帶來好處，但只有當他愿意合作時，知識的使用才能成為可能。

國內隱性知識共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1)對知識特性的隱性共享的方法、模型、機制的研究。李偉、衛民堂等通過對隱性知識的分類，提出了兩主體間偽隱性知識轉移的語言調制模型以及兩主體間真隱性知識轉移的聯結學習模型。畢小青等人以知識人的能力維度為出發點，以個人能力維度與知識維度的匹配度為核心，建立了以知識資源與個人能力相匹配的知識共享模型，完成知識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實現了知識資源的價值最大化。王娟茹等在隱性知識共享模型與機制研究中對隱性知識的四種類型進行了分析，探討了隱性知識共享ITEI模型，并提出了隱性知識共享的組織機制、溝通機制、團隊運作機制三種機制：南旭光研究了隱性知識轉移和溢出的交流機制，區分了知識轉移和溢出模式，提出了個體間、組織間、區域之間三個層面的知識流轉。(2)對隱性知識共享中存在的障礙、問題的研究。嚴浩仁分析了企業內部知識共享的各種障礙，提出了構建和完善企業知識共享的內容與途徑。李江等人通過研究隱性知識對情景管理的依賴性，探時了情景管理米克服組織內隱性知識共享存在的諸多障礙，提出了情境隱性知識管理方法研究，為組織隱性知識的共享創造良好的條件和機會。劉希宋蹦隱性知識的特性為出發點分析了利技成果中隱性知識轉化的障礙因素進而提出轉化的路徑及策略。(3)對組織內部環境與隱性知識共享關系的研究。張淑華考察分析了組織氛圍的不同維度能夠在一定水平上預測隱性知識的不同因子的共享程度。閏舉綱通過對組織文化變革中組織文化類型的演變與隱性知識轉移的關系進行了分析，闡述了有利于隱性知識轉移的相互信任的企業文化模型。(4)對隱性知識共享的效率進行的研究。宋建元從隱性知識的可編碼化，知識擁有者的傳授能力等分析了個體和群體的隱性知識共享的效率。

雖然上述文獻對隱性知識共享的研究成果豐富且出發角度不同，但與科技型人才聚集相關的研究卻略顯不足，難以推動在一定條件下隱性知識的挖掘和共享。基于此，本文在論述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隱性知識特點的基礎上，分析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隱性知識共享機制，探討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下提高隱性知識共享對科技發展的促進作用，旨在極大地發揮人才聚集效應的信息共享效應，為區域社會經濟建設服務。

二、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隱性知識的特點及共享意義

(一)隱性知識的定義及特征

1.隱性知識的界定。1950年，波蘭尼(Polanyi)在《個人知識》和《隱性方面》中對隱性知識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和分析。他認為，在一個人所知道的、所意會的及與他所要表達的東西之間存在著隱含的未編碼的知識――隱性知識。這種知識來源于個體對外部客觀世界的感知與判斷，人們感知到的事物能被明確地認識，但是人們不能完全清晰地表達出來。他認為隱性知識來源于個體對外部世界的判斷和感知，是源于經驗的。日本學者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認為：“隱性知識是高度個人化的知識，有其自身的特殊含義，因此很難規范化也不易傳遞給他人。”他認為隱性知識不僅隱含在個人經驗中，同時也涉及個人信念、世界觀、價值體系等因素。此外，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斯滕博格(Robe J Sternberg)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論述隱性知識與人類思維及心理過程的關系。根據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界定，那些屬于較難編碼的訣竅類知識，不易用文字或語言表達或傳播，通常附著于個人或組織，只能通過實踐與社會互動關系而取得并加以利用的知識屬于隱性知識。

2.隱性知識的特征。(1)難以轉化性。隱性知識是存在于個人頭腦中的，它的主要載體是個人，它不能通過語言、文字、圖標或符號明確表述，不能通過正規的形式進行傳遞，很難進行明確表述與邏輯說明，是人類非語言智力活動的成果，只能通過人們的身體感官或者直覺、領悟獲得，難以轉化成顯性知識。(2)難以交流性。隱性知識是人才個體獨具的經驗、技能、思維，是依托特定情境存在的，難以用語言文字、數字公式來表達，難以學習交流，不同年齡不同學習背景的成員擁有的隱性知識差別很大，隱性知識的獲取需要在潛移默化中進行。(3)難以規范性。隱性知識深深植根于個體的言行及思想中，很難用正式語言傳達且專屬個人，表現形式既隱約又不拘一格，具有難以統一標準，難以規范的特點，是高度個人化、難以規范的知識，它存儲在個人腦海里，不容易被表達和傳播，就像是一個人的某種能力，是個人技巧、經驗的總結或某種智力的結果，難以傳遞給別人，只能靠感悟和領會來獲得。(4)一定程度的競爭性。

實現隱性知識的共享與交流，是一個理想狀態，是所有學者的心愿，但它卻與人類的行為準則以及“人是自利的”本性相抵觸。雖然無私奉獻是我們所提倡的高尚品德，但在實際的人際交往中，人們都會計算自己的付出與回報，當然回報不僅有有形的物質利益，也包括無形的精神感受，如聲望、名譽等。美國社會學家覆曼斯認為人際關系在本質上都是交換關系，社會交換過程中普遍存在一種公正性期待，也就是當交換雙方對于自已付出和回報的比例感到滿意時，交換才能進行下去。隱性知識擁有者由于擔心將自己掌握的知識貢獻出來會使自己失去競爭優勢。(5)加速增長性。隱性知識必須在個人知識顯性化或多數人共享的情況下才能快速增長。部分隱性知識經過挖掘、編碼后可以顯性化，使之利于表達、溝通、交流、分享，才可能使知識創造價值。在適當的激勵措施下，個體所具有的知識和經驗可加速增加，隨著知識的逐步被獲取和吸收，可提供的知識基礎本身也在增大，于是知識基礎按不確定的比例不斷增多，個人所擁有的隱性知識最終加速增長。

(二)科技型人才聚集下的隱性知識界定

科技型人才不僅是隱性知識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創造體，更是隱性知識的擁有者、傳播者和吸收者。這些隱性知識的創造和傳播與人才流動有密切關系。科技型人才在流動的過程中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形成科技型人才聚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主體都是具有豐富知識的高水平教授、專家、學者或具有一定知識水平且已具備一定技能的高級工程師等等，擁有其它個人和組織無法比擬的政策支持、資源和環境優勢等。科技型人才聚集下的隱性知識是指存在于科技型人才和科技型人才聚集組織中難以規范化、難以言明和模仿、不易交流與共享、不易被復制或竊取、尚未編碼和難以顯性化的各種內隱知識，同時還包括通過流動與共享等方式從外部獲得的隱性知識。

(三)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隱性知識特征

1.潛減性與共享性。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隱性知識是極其高度個人化和難以規范化的各種內隱知識，它包括那些正式、非正式的，難以表達的技能、技巧、經驗和方法等。這些難以轉化的隱性知識主要根植于科技型人才或利技型人才聚集組織的行動與經驗中，無法直接通過語言、文字、圖像等形式來表達，也很難被別人模仿，只能通過緊密合作將隱性知識融合于文獻信息提供的顯性知識服務中得以觀察和體會，通過實踐和直接交流而獲得。

2.增值性與壟斷性。隱性知識通過學習和共享后創造出的價值遠遠大于它隱藏干個人或群體時所創造的價值。當有限的資源被不同的行為主體擁有的時候，資源的相互交換就成了資源組合的先決條件。不同的主體擁有的知識和經驗不同，交換隱性知識時會產生不同的知識組合而創造出新的知識，在很多時候都會產生l+l>2的效果。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隱性知識是經驗性的知識，是個體在長期實踐過程中經過非常艱苦的努力得來的知識。實現隱性知識的共享與交流是一個理想狀態，是所有學者的心愿，但它卻與人類的行為準則以及“人是自利的”本性相抵觸。它的一個最鮮明的特點是其價值體現于科技型人才自身，掌握這些關鍵性的隱性知識、技能和經驗等就能獲得某種特殊利益，而通過交流或傳播給別人則會喪失競爭優勢，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隱性知識的壟斷性就會被打破，而由隱性知識帶來的超額利益以及個人的精神榮譽也會隨之消失。

3.覆蓋性與專業性。科技型人才聚集中人才的密集性和學科的多樣性使得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隱性知識具有覆蓋而廣的特點。專業性是指科技型人才通過長期的高校教育或訓練掌握了已經證實的認識科學或高深的知識，具有一定的基礎理論并從事具體的科研工作。由于隱性知識的高度個人化和受環境約束等特性，具有程度深，承載量大，涉及專業性強等特點。

4.層次性與交互性。科技型人才聚集是不同年齡的科技型人才聚集，他們的學習環境、接受的教育背景、地域文化、個人生活環境等都不相同，掌握的隱性知識類型、方向、程度不同，具有層次性；他們來自不同專業或相關專業，學科間相互聯系越來越多，相互交叉滲透階段越來越深，具有交互性。科技型人才聚集隱性知識的共享不僅僅是一種知識的簡單交融，他們對隱性知識的理解更加嚴謹、深刻，并且他們之間的交流、碰撞和融合會產生新的隱性知識，增加隱性知識的含量和提升其層次級別。

5.穩定性與動態性。科技型人才隱性知識的穩定性是指科技型人才面對新知識時，用來同化新知識的原有知識是否已經牢固掌握，是對原有知識的鞏固程度。穩定性越強，越有助于知識共享。科技型人才隱性知識的動態性是指科技型人才知識的獲得是蘊含在生活、學習、研究的過程中，在創新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知識，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具有動態性。科技型人才隱性知識的共享不僅僅是原有知識基礎上新知識的同化，更是一個知識創新的動態過程，這就要求科技型人才不斷根據自己的經歷和對知識的掌握，通過科學研究產生新知識，獲得新知識，從而更好地促進知識創新和隱性知識共享。

科技型人才聚集下的隱性知識所具有的上述特殊特性，影響著隱性知識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交流和共享。隱性知識的特點體現的越明顯越復雜，共享就越難以實現。

(四)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隱性知識共享的意義

知識不同于一般物品，它不會在使用和交換中被消耗，反而通過共享能夠擴大知識范圍。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知識擁有者可以形成兩種截然相反的氛圍：一種是在強競爭環境下，各個成員相互比拼，互相“保守”著自己的知識，個人的知識增長全憑實踐的積累及個人的反思；另一種是形成一種良好的交流氛圍，在這種氛圍里，每位知識擁有者都把自己的經驗、困惑拿出來與他人分享，自己走的彎路可以提醒其他成員繞過，自己的困惑可以依靠集體的智慧解決。科技型人才聚集中大家都把自己掌握的隱性知識通過恰當的方法表達使之顯性從而供大家學習參考，促使大家共同進步，同時也可以把這些寶貴的實踐經驗和隱性知識傳遞給更多的人推動科研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科研成果來自于每一位科技型人才的努力，科研水平的高低更是科技型人才團結的集中體現。基于此，科技型人才的隱性知識交流、提高、共享是很有必要的，提升科技型人才間隱性知識共享的意愿，實現隱性知識的交流與共享對科技型人才的科研水平提升有很重要的意義。

三、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隱性知識共享機制

(一)概念模型

科技型人才可能是來自不同專業，或者來自同一專業的不同方向。在科技型人才隱性知識共享的過程中，每位科技型人才都同時扮演知識提供者與知識接受者的角色，以往的研究表明，知識提供者的共享意愿和知識接受者的吸收能力十分重要，但知識提供者的表達能力同樣重要。知識提供者如果能用合適的方法清晰的表達自己具備的隱性知識將大大提高隱性知識共享的效度。

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下，由于不同的科技型人才具有不同的學科專業背景，各自所傾向的理解系統和思維模式也有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給隱性知識共享造成了困擾。筆者認為電子化的交流和面對面的交流有效

結合更能發揮作用。

科技型人才隱性知識共享與各自的背景知識相關，科技型人才往往樂于請教自己的社會關系和知識網絡來獲取相關的背景知識。社會關系和知識網絡為科技型人才提供與課題相關的背景知識，幫助其理解相關的其他專業知識。如果說社會關系知識網絡屬于更廣的環境的話，那么聚集中是否存在促進隱性知識共享的氛圍也是隱性知識能否高效共享的一個關鍵。這一點與聚集人才組織是否重視隱性知識探討、共享與有無激勵措施有關。人們基本不會主動的將自己的經驗進行總結和公開，這些特殊的知識經驗一方面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是缺乏共享意識或者不具備表達能力，所以即使是被詢問，不一定能得到預期的答案，應該有主動推進隱性知識共享的措施來改善這個問題。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隱性知識共享機制模型。如圖1所示。在該模型中，科技型人才的隱性知識通過不同的交流方式在個體之間進行共享，關系資本表示科技型人才問的聯系程度。知識提供者與知識接受者并不能絕對區分，每個人可以同時承擔提供者與接受者兩個角色，共享意愿和知識表達吸收能力是每個人具有的兩個因素，而社會網絡作為外部因素影響著成員隱性知識量。學習習慣和團隊氛圍屬于宏觀因素，大范圍影響著科技型人才隱性知識的共享意愿和吸收能力。

(二)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隱性知識共享機制研究

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隱性知識的共享是通過一定的機制實現的，有正式共享(展開討論會等)與非正式共享(如人與人隨意交談等)模式，隱性知識通過何種方式共享嚴重影響著隱性知識共享的有效實現。由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隱性知識的特點將隱性知識共享機制分為組織機制、管理機制、行為機制、文化機制、激勵機制。

1.組織機制。由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隱性知識的內涵我們可以看出，有一個良好的組織環境對于促進隱性知識共享有若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從組織共享氛圍和關系資本兩方面來研究組織機制對科技型人才隱性知識共享的促進作用。(1)共享氛圍。Sveihy和Simons認為，建立一個對知識共享持有積極態度的共享氛圍非常重要，它為隊伍提供行為標準或規則，是影響知識共享的重要因素，強調知識共享的主要障礙是抵制知識共享的內部氛圍，而合作和信任影響知識共享意愿和行為：Goh也認為，團隊氛圍為知識共享提供一個彼此信任和值得信賴的環境，一個積極的自發的自覺自愿的氛圍，對知識共享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而良好的團隊氛圍的形成，領導方式及行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Banik等(1998)認為，領導可以創造良好的團隊氛圍，使得團隊成員彼此間開放性和信任度提高。良好的團隊氛圍不僅為團隊成員問提供了“軟”環境，也為團隊成員間的協調與合作創造了條件，從而有效的促進知識共享。當領導重視隱性知識實施隱性知識共享時，各成員會較愿意進行知識共享。組織領導越是推動有用知識在群體問共享，群體在解決復雜問題時，就會通過知識共享產生最佳知識流量，從而提高工作效率。知識共享要求領導者必須是學習者和教導者，而不是命令和控制者。組織領導與下屬的關系和關心支持會促進科技型人才之間的信任，激發科技型人才知識共享的熱情，創造良好的知識共享氛圍。此外，組織制度和文化也會為共享氛圍提前設定基調，而組織內部的激勵措施和主動推進措施更加使群體氛圍朝有利于知識共享的方向發展。(2)關系資本。關系資本指項目各成員間的信任、互惠和聯系強度的水平。創造一個知識共享的環境依賴于積極的個人和團隊關系、團隊內的尊重、相互信任和互惠。在沒有正式控制和協調機制的環境中，信任是打破成員間地域和組織距離的動力。過去的研究表明虛擬團隊中存在非人格化的，或者說是制度化的信任，這種信任不是出于情感聯系、知識或過去交往的歷史。“快速信任”(swifllrus)可以解釋臨時團隊如何達到高水平的信任，即使成員不享有任何過去的聯系而且不一定能指望有任何進一步的關系。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沒有足夠的時間通過人際交往的方式培養信任，科技型人才往往在他們原有的組織環境、工作實踐或角色的基礎上接受信任的期望。信任的積極期望激勵個體主動參與剛隊，加強個體問值得信賴的關系，進而促進隱性知識共享。

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由于個體成員的不可替代性，每個個體在充當知識提供者的同時很可能也扮演知識接受者的角色，個體問分享知識不但不會使自己在組織中的地位下降，相反很可能會得到同伴的尊重。在隱性知識共享的過程中，個體之問的強聯系能培養相對較強的知識表達和吸收能力，會增加成員問的共有知識和共同理解，這樣就減少了相關背景知識的解釋，增強了個體對彼此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理解機制的把握，從而使相應的隱喻或模型以及表達出來的零散、片面的知識更加有針對性和易于理解，尤其是分享復雜隱性知識時，往往涉及較多的背景知以，這時共有的理解系統格外重要。

2.管理機制。管理機制的原意是指系統的結構及其運行機理。在本文將管理機制理解為利技型人才聚集中決定采用什么樣的形式進行隱性知識共享，本文主要研究交流方式對隱性知識共享的作用。科技型人才的交流力試大概有兩種：電子化交流與面對而交流，兩種交流方式各有利弊。隨著計算機技術的迅速發展，電子化交流能夠克服時間和空間上的障礙，實現科技型人才聚集知識共享的時效性。而且，明晰化的顯性知識經常通過電子化的方式在人才間傳播和共享，達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對于隱性知識和復雜知識來說，一般是通過師徒制、干中學、情境故事等方法進行分享，這些需要人才聚集在一起，通過一段時間的面對面交流和溝通，才能實現隱性知識的有效共享，真正解決問題。Dixon指出，即便是分享已經處理好的明晰知識，電子化手段也只能起到80％的作用，剩下的20％依舊需要面對而的人際交流。

3.行為機制。行為是受思想支配而表現出來的外表活動。行為機制是人們為適應環境而采用的一些方法或手段。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隱性知識共享的前提下，行為機制則理解為科技型人才為學習他人的隱性知識主動積極地想要去分享別人的隱性知識或自己具有的表達和吸收能力，即共享意愿和表達吸收能力。(1)共享意愿。在科技型人才聚集的情況下，在有信息需求的情況下，隱性知識接受者的共享意愿是十分強烈的。隱性知識共享意愿的強弱直接關系到隱性知識共享的數量和質量，共享意愿越弱，越不愿意把知識與人分享，就會有越多的隱性知識沉淀下來。在人才聚集的情況下，擁有大量的專業知識往往意味著自已有某種權力和專業權威，而共享這些知識則會使知識擁有者擔心失去自身的獨特價值，影響自己在專業圈內失去競爭優勢，所以大部分個體可能并不樂意主動分享這類知識。在人才聚集中，由于聚集的條件就是依據他們擁有不同層次或相關專業的學習知識，可以說每個個體都有著其他個體無法復制的隱性知識，因此身份和地位問題可能并不是造成共享意愿不強的主要原因。Szulanski研究發現，當知識擁有者缺乏激勵或誘因時，往往不會主動分享知識。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環境下，本文所涉及

的科技型人才聚集下科技型人才可能還會缺乏共享意識。所以，假如聚集的條件下存在利于隱性知識共享的氛圍，比如有主動推進知識的措施，如福特公司的“最佳經驗復制”系統科技型人才的共享意愿應該會得到改善。(2)知識表達與吸收能力。知識存在于人的頭腦中，有形知識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是無形的難以言喻的。Grant認為知識本身具有獨享性，必須有公開的意愿和能力，才能使知識共享有效運作。對于聚集的科技型人才來說，在主觀上具備了共享意愿還遠遠不夠，還必須擁有相應的知識表達能力，才能將需要共享的知識傳授給知識需要者。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每位人才都來自不同的老師不同的學校甚至不同的專業，各自擁有不同的理解機制，這就要求知識提供者不僅要將自己的隱性知識表達為顯性知識的能力，還要求知識提供者能以知識接受者容易理解和吸收的方式對顯性知識進行解釋。否則他們各自擁有的知識也難以得到有效利用。同時，知識接受者的吸收能力決定利技型人才聚集下隱性知識共享的效果。知識吸收者能力可以使知識接受者易于成功吸收、消化與應用新的知識。知識接受者如果缺乏必要的吸收能力，單純的依靠知識提供者的表達是無法達到知識共享目的。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知識接受者的吸收能力受到社會網絡和學科復雜性的影響。一方面，知識接受者對新知識的吸收需要借助與之有關的背景知識，在背景知識與新知識之間建立聯結，以利用新知識，而以往的研究表明，科技型人才傾向于求助自己的社會網絡和知識社區來解決這一問題。另一方面，來自不同環境的個體包含不同的思維模式和解釋機制，聚集中的人才學科背景越復雜，知識接受者理解新知識時所付出的努力就越大，進而不利于隱性知漢的有效共享。

4.文化機制。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隱性知識的特點決定了科技型人才的文化機制對隱性知識共享的作用。一個科技型人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不僅決定著他理解、駕馭知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有豐厚的知識才能給其他成員帶來廣播的知識渲染。結合以往對科技型人才的研究，本文從利技型人才特有的知識特性和科技型人才的知識存量來說明對隱性知識共享的重要性。(1)科技型人才擁有的知識特性。利技型人才是人才資源的優秀群體，受文化教育較多，知識相對淵博，受教育文化和社會閱歷的不同影響，個體之間所擁有的隱性知識也不同，他們思想活躍，在解決問題中常常能提出新的想法和見解，容易點燃創新的火花，創造出新知識。他們擁有較高的技能和豐富的知識，但是他們擁有的知識受時間、技術的制約，具有一定的時效性。他們擁有的大量有價值的隱性知識無法用形象的公式、圖片表達出來。(2)知識存量。別于臨時聚集的利技型人才而言，良好的學習習慣會促進知識共享。McGrath的時間、交流、績效(TIP)理論指出，一個沒有歷史的團隊，在技術和環境都很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解決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時，必須具備一些可以借鑒模式以避免績效的不利影響。組織擁有“先前的相關知識”是組織提高吸收外部知識能力的重要條件。這種知識就是本研究中指的學習習慣和背景知識，電可以理解為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知識存量，也就是科技型人才長期的學習工作中積累的顯性的文件資料和隱性的經驗技巧。

5.激勵機制。知識本身的外部性可以使隱性知識低成本共享，因此將知識大范圍的共享，實現知識的效益，提高人才聚集的競爭力。但是隱性知識擁有者為了回避風險，增強競爭的籌碼，就會對所用有的知識有意識“壟斷”，這就與共享形成了沖突。為了解決這一沖突就必須設計出一套好的知識管理激勵系統，使知識擁有者樂于共享知識、創新知識和應用知識。因此，設計以知識貢獻為基礎的激勵機制也是很有必要的。

物質利益是人們一切活動的根本目的所在，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是協調和處理人際關系的基礎，也構成激勵的基礎。然而任何獎懲制度上的不完善或不合理，都將導致組織中個體的滿意度降低、知識分享積極性降低等現象。制定一系列的獎勵機制，支持研究者從事知識創新工作，為其提供足夠的資源，如知識網絡平臺或是專家的指導等。這不僅僅是金錢的激勵，而是更復雜的激勵方式，它隱含了個體對組織所作的知識貢獻，包括實際的成績和積極影響，同時也包括他們對團隊的“知識貢獻度”。

在物質獎勵的基礎上，特別是知識型人才對較低層次、物質方面的需求得到滿足后，他們就要追求社交、自尊、自我等實現等精神方面的需要。此時，金錢等物質手段的激勵作用往往小于精神激勵的作用。因此，建立一個全面的精神激勵機制對促進隱性知識共享也是會有一定作用的。例如：榮譽激勵、成就激勵、競爭激勵、興趣激勵、溝通激勵、參與激勵等方式。每一種激勵方式都像是一個網眼，只有各種方式一起運行才會構成一張激勵之網。

綜上，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隱性知識共享的機制研究如圖2所示：

四、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隱性知識高效共享的策略

隱性知識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有效共享是影響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產生與科技型人才和隱性知識創新的重要因素，為了更大程度地分享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隱性知識，提出以下建議：

(一)引進高層次科技型人才，增強科技型人才的聚集力度

科技型人才是隱性知識共享的主體之一，而科學家與工程師是科技型人才中的核心骨干，要加大力度的引進高層次科學家與工程師，增加科技型人才的聚集力度。科技型人才聚集群體中，科學家與工程師所占比重越高，領導核心作用就越明顯，他們擁有更多更廣的知識量，能解決隱性知識共享的源頭問題，并且他們具有較高的素質和文化素養，使得科技型人才之間的交流相對順暢，相互之間的沖突也較容易化解，從而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各種效應如知識共享效應體現的就越明顯，越有利于隱性知識的高效共享。

(二)增加科技資金投入，提升科技型人才的競爭力

科技資金投入的總量和科技投入強度是實現隱性知識共享的關鍵因素，對其產生起著較大的影響作用。研發經費投入力度越強，科技人才研發經費越充足，則科技人才工作的熱情就越大，創新能力就越強，越容易實現自身的理想和價值，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隱性知識轉移越容易實現。科技資金投入不足影響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隱性知識的轉移。因此，應該盡快加大科技資金投入，不斷規范和加強科技經費的投入，尤其是政府應明確界定地方財政支出的職能和范圍，財力向科技投入傾斜，增強科研支出的投入力度，調動和激發科技型人才的創新才能，發揮科技型人才的聰明才智，進而實現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隱性知識的轉移。

(三)構建有利于隱性知識共享的組織結構

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組織結構對于隱性知識共享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決定著隱性知識共享的成敗，所以要保障隱性知識共享的順利進行，就必須建立一種有利于隱性知識共享的利技型人才聚集的組織結構。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組織結構是一種垂直的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這種組織結構等級森嚴，層次繁多，信息流動不暢，隱性知識共享困難，已不能適應隱性知識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共享迫切需

要，需要建立一種新型的扁平式的組織結構。這種新型的組織結構由傳統的“垂直層級型”結構變為“水平鏈接型”結構，凝縮了隱性知識共享的時間和空間，弱化了等級關系，為科技型人才營造了一種平等、民主與靈活的交流環境，它的管理層次較少，中間層“梗阻”現象消失，上下溝通渠道暢通，信息傳遞速度快，便于科技型人才而對而地交流和隱性知識自由流動；另外組織扁平化可以減少隱性知識在共享過程中的失真，增加科技型人才上下級間的直接聯系，減少決策和行動之間的時間延遲。在知識和信息快速產生、快速傳遞的今天，必須減少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組織問管理層人員的數量，促使組織結構實現扁平化，以保證隱性知識在其內部快速、準確的共享。

(四)創建有利于隱性知識共享的組織文化

1.構建學習型組織。由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特點可知科技型人才聚集組織是學習型的組織，其本質特征是“善于不斷學習”，其含義有四點：終身學習；全員學習；全過程學習；保持學習能力。在這種組織中，學習隱性知識轉移和提高科技型人才將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一項重要職能和目標，科技型人才聚集組織會開展經常性的培訓以及團隊學習活動。在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組織中，科技型人才的學習已經內化為自身的日常行為，溶入到科技型人才的“共同愿景”之中。

2.相互信任的組織文化。科技型人才聚集組織中的科技型人才大多有獨立主見，術業有專攻。“尊重隱性知識，轉移隱性知識”的組織文化為隱性知識轉移機制的創建提供了豐厚的土壤。這種組織文化的內容有：相互信任，這是隱性知識轉移的基礎；開放式交流，每個科技型人才都要為組織的知識庫作出貢獻；學習，科技型人才將學習作為一項終生任務和一種生活方式，有義務汲取最多最好的知識；共享，每個科技型人才有義務推進組織知識庫的良好運行，以傳播、獲取、創造和應用新的隱性知識為樂事，并不認為共享隱性知識會危及自身利益。

(五)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推進隱性知識有效共享

隨著科技型人才地位的提升及其經濟狀況的改善，更為持續而有效的獎勵，應當與科技型人才的工作成就和個人成長相聯系，重在滿足科技型人才的社會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要讓科技型人才在隱性知識共享的活動中，體會到與他人合作、交流對自己在人際關系、工作實踐中的好處，從而實現科技型人才之間的隱性知識共享行為由外在制度的要求轉變為內心的需要，使之自覺自愿參與隱性知識共享活動。但是制定激勵機制的過程中也應注意以下原則：(1)合理回報原則，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組織應為隱性知識的提供者創造寬松的獎勵措施，一方面要對其在新隱性知識研發過程中的付出絕對給予補償，另一方面又要按隱性知識對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組織的貢獻大小給予獎勵性報酬，這種報酬既可以是物質的如獎金，也可以是精神的如隱性知識署名制。總之應使科技型人才貢獻隱性知識的回報大于囤積隱性知識的回報。(2)信用原則，要激勵科技型人才愿意提供自己所擁有的隱性知識，必須要有組織的信用體系做保證，即互惠是組織文化的一部分，科技型人才貢獻出來的隱性知識不會被他人盜用或濫用。信用體系的建立應注意，信用必須是有形的，讓科技型人才看到因共享隱性知識而獲得榮譽。(3)與業績評估聯系的原則，將隱性知識共享作為正規化業績考核的一部分，讓利技型人才感受到正在被關注并贊賞他們積極的隱性知識共享的習慣。

五、結論與不足

科技型人才聚集中隱性知識共享得到的結論：要有一個良好的組織，構建和諧的互相學習氛圍；科技型人才要有積極的隱性知識共享意愿和進取的學習態度。這就要求我們在以后的學習過程中努力運用已掌握的知識，積極運用知識管理、知識創新，對隱性知識進行獲取、加工、挖掘、吸收、轉化、提煉、升華為顯性知識，盡量使隱性知識顯性化；通過相應的制度設計和激勵措施對個體施加影響，使之具有知識分享的意愿，提高隱性知識分享效率。

本文從理論上分析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下隱性知識分享的機制和高效分享策略，對于利用實證研究和定量方法去分析如何改善或控制關鍵性影響因素，提高科技型人才隱性知識共享的主動性和共享效率，還期待于我們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分享、掌握和積累更多的隱性知識。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