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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出臺后家長們喜憂參半,既有緩解壓力之感,又有莫名的不安。家長的擔憂聚焦于幾個問題:減少學科類校外培訓,會不會造成階層固化?市場需求仍在,會不會造成“私教”盛行?“雙減”會不會造成孩子“放羊”?“雙減”后,什么樣的孩子會脫穎而出......
想弄明白這些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分析“雙減”政策的底層邏輯:針對學科教育,要把學科教育回歸學校教育的主陣地,減輕家庭負擔。
由此可見,“雙減”政策將進一步推動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回歸各自的角色。“雙減”政策出臺前,家庭與學校出現同質化趨勢。學校像考場,家里還是像考場。
受市場宣傳的影響,家長們大都別無選擇又極其負責地將孩子送進培訓班或在家給孩子布置額外作業。當校外輔導被政策性叫停,家長們失去了方向。停下來,分析一下政策,找到家長可以嘗試的角度。
家長要怎樣
把時間還給孩子呢?
文件第二項第5條規定:“分類明確作業總量。學校要確保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家庭書面作業,可在校內適當安排鞏固練習;小學三至六年級書面作業平均完成時間不超過60分鐘,初中書面作業平均完成時間不超過90分鐘。”
第三項第9條規定:“保證課后服務時間。學校要充分利用資源優勢,有效實施各種課后育人活動,在校內滿足學生多樣化學習需求。引導學生自愿參加課后服務。課后服務結束時間原則上不早于當地正常下班時間;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學校應提供延時托管服務;初中學校工作日晚上可開設自習班。學校可統籌安排教師實行‘彈性上下班制’。”
根據這兩條可以推斷:孩子的作業和在校完成作業的時間都會有所調整,那么回家后的自由時間肯定增多,取消校外培訓會進一步增加空余時間。那么家長要怎么做,才把時間給孩子呢?
一是密切家校聯系。積極參加家長會、家長學校,主動與教師溝通,了解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狀況,制訂有針對性的家校聯動教育方案,構建和諧家校關系。
二是更新育兒觀念。了解孩子的身心成長規律,提升自身育人素質和能力,理性規劃孩子未來發展方向,不盲目送孩子參加校外培訓。
三是融洽家庭氛圍。細心關注孩子思想情緒變化,傾聽孩子心聲,做孩子的朋友,形成良好溝通互動模式,幫助孩子排憂解難。
四是要指導學生合理用好在家時間。督促孩子按時就寢,確保充足睡眠。適度安排家務勞動,加強體育鍛煉,開展親子閱讀等。加強孩子網絡行為監管,及時發現、制止。
五是不妨將重心轉移到培養孩子習慣上來。習慣的養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日積月累、水滴石穿,這個過程離不開外力的推動,經歷從被動到主動、從他律到自律的過程。閱讀的習慣能有效促進思維的發展;運動的習慣能有效促進注意力和專注力的提高;勞動的習慣能幫助孩子確立正確價值觀、責任感,提升獨立能力;參與家庭生活的習慣有助于孩子公民意識的培養;興趣愛好的習慣有助于塑造培養健全人格,全面發展,建立自信,積極健康。好習慣成就好未來,孩子就更容易獲得成就感和幸福感,內驅力也會更足。
哪些學習習慣很重要
這里列表供大家參考
沒了校外輔導
怎么辦?
文件第四項第14條規定:“規范培訓服務行為。建立培訓內容備案與監督制度,制定出臺校外培訓機構培訓材料管理辦法。嚴禁超標超前培訓,嚴禁非學科類培訓機構從事學科類培訓,嚴禁提供境外教育課程。”
家長對這條規定會本能的出現緊張。沒了輔導,考試怎么辦?
此時,家長不妨問自己三個問題:
1.孩子通過校外輔導獲得了穩定而持久的分數增長嗎?2.分數的提高等同于學業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嗎?3.孩子在接受輔導后,學習習慣和方法有積極、長效的變化嗎?
想清楚這三個問題,就可以客觀地評估校外培訓對自己孩子的價值。真正的教育,不在于校外培訓機構,而是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的雙結合。好的成績,不是靠刷題刷出來的,教育肥沃的土壤,還包括家庭和睦、自我驅動等。
再看文件第五項第18條“深化高中招生改革......堅持以學定考,進一步提升中考命題質量,防止偏題、怪題、超過課程標準的難題。逐步提高優質普通高中招生指標分配到區域內初中的比例......”
這里有兩個重要信息:命題趨勢和招生指標分配。
先看命題。防止偏題、怪題、超標題,那什么題最重要?當然是課堂上老師講解的題。這就形成了一個系統:課堂--作業--考試--評價。再看招生。文件強調了普通高中招生指標分配到區域內初中的比例,其本質是突出了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均衡趨勢。
家長還應對戶籍所在區域的公辦學校有所關注和了解。學校的辦學理念、師資情況、校園文化、課程建設、學生活動等一系列因素都會對孩子起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針對這一變化
家長可以怎么辦呢
這里列表供家長參考
此外,教育部積極推進課后服務工作,不斷健全完善課后服務有關管理制度和保障機制,家長應予以積極配合。學校開展課后服務,可以有效解決家長接送難、孩子沒地方去的問題;可以充分利用課后時間,提供豐富多彩的服務內容,為學生提供學習和發展空間;還有助于更好地滿足學生個性化發展需求,促進學生全面健康成長。
隨著教育均衡化、區域化的發展,學校間也會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我們常和家長強調:孩子的身上有家長的影子。
家長改變,孩子改變。
“雙減”政策后,家長角色回歸。
關鍵詞:低碳經濟 投融資體系 政策建議
一、引言
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簡單說來就是一切旨在為低碳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和服務的投融資活動。低碳經濟投融資,既寓于傳統金融之中,又彰顯于傳統金融之外。在金融創新的基礎上,將傳統金融“低碳”化,是這一融資模式的特色。
低碳經濟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流。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的研究。對國內外學者的觀點進行綜述對完善我國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二、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研究
目前學者對低碳經濟投融資問題的研究集中體現在投融資主體意識與低碳經濟發展理念的不適應,投融資工具單一與低碳經濟資金需求的不適應,傳統投融資市場與低碳經濟發展平臺的不適應,現有投融資政策與低碳經濟發展所需保障的不適應等方面,認為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建設需要發展和健全銀行和資本市場雙主導投融資體系,完善投融資工具和產品種類,加強財政政策支持等方面。
Dr. Germán Aroca(2003)從智利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的優勢,以及CDM項目可以給智利帶來利潤的角度,分析目前智利在利用CDM項目進行融資過程中的不足。Helen Luckge, Sonja Peterson(2008)通過對大量的資料進行分析,介紹了歐盟國家在履行《京都議定書》減排承諾過程中,歐盟政府與企業在利用CDM靈活履約機制中所面臨的選擇。Cathrine Hagem(2009)分析比較了發展中國家通過CDM機制獲得技術創新與不通過該機制,而是通過自行研發獲得技術創新的優勢與劣勢,認為通過CDM機制獲得的先進技術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低碳技術的研發與創新。
通過對國內學者近幾年的研究進行總結,如閻慶民(2010)、吳英姿(2010) 、翁清云,劉麗巍(2010)、喻翔宇(2010)、張偉偉,汪陳(2012)、聶佩進,王萌(2012)等,總體來看,中國學者對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的研究呈現如下特點:①對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泛化、表面性研究多,系統、實質性的研究很少;②對低碳經濟單一投融資工具、CDM機制研究多,綜合投融資體系研究很少;③靜態低碳經濟投融資工具研究多,動態投融資體系研究很少,沒有融入時間維度和發展周期等動態因素;④對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的積極方面研究多,風險預警、防范方面研究少。本文結合低碳經濟不同發展階段的投融資資金需求,投融資主體特點,不同風險、資本投入回報率的投融資工具,綜合、動態地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突出投融資體系的整體性、實踐性,以期為專家、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后續深入研究提供借鑒。
三、完善我國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的政策建議
1.立法形成低碳發展長效機制
加快低碳經濟規劃立法進程,強化法律力度促進產業轉型,促進金融立法進程激發市場活力,完善科技立法構建低碳科研機制,加強消費立法引導低碳消費模式
2.推行強制減排制度完善碳交易市場
強制減排制度是形成碳交易市場的基礎。在自愿減排和市場經濟的作用下不可能形成碳交易市場,只有在國家碳排放總量的控制才能有成本和價格,才能通過最低的成本減少CO2的排放,形成市場交易。
3.財稅政策引導資本流向
可以通過財政投入保障低碳企業發展,通過財政補貼促進低碳企業進步,通過轉移支付支持落后地區發展低碳,通過政府采購引導低碳產品消費,通過稅收政策鼓勵企業低碳發展。
參考文獻:
[1]Dr. Germán Aroca. CDM Projects in Chile[J]. LAMNET-NEWS, 2003,04.
[2]Niels Anger. Christoph Bohringer, Ulf Moslener.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e Role of Investment Barriers and Regulations. http://. 2008.
[3]Cathrine Hage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ttp://webmeets. com/ERE/WC3/Prog/getpdf.asp?pid=543&pdf=/files/papers/ERE/WC3/543/EAERE.Hagem.2.pdf, 2009.
[4]張偉偉,汪陳.低碳經濟發展的投融資體系建設研究[J].經濟縱橫,2012,06
[5]喻翔宇.我國低碳經濟投融資的困惑與思路[J].求索,2010,07
[6]吳英姿.低碳金融體系的構建研究[J].重慶與世界,2010,12
[7]翁清云,劉麗巍.我國商業銀行碳金融實踐的現狀評價與發展對策[J].金融論壇征文增刊,2010
[8]聶佩進,王萌.我國構建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的框架設計[J].科技創業月刊,2012,09
公司這次深化勞動人事制度改革,符合上級的有關要求,體現了公司發展的客觀需要,必然對推動公司健康、和諧、快速發展產生積極而又深遠的影響。公司黨委對這次改革非常重視,認真執行《深化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指導意見》,經過充分醞釀、慎重研究、上下結合后,將實施方案報管理局黨委審批后組織實施。這次改革,涉及面比較廣,調整幅度比較大,機關科室由個減少到個,三科級單位由個減少到個,個四級單位全部撤消。管理人員壓減了,科級干部職數壓減了。可以說是公司內部的一次重大調整,關系到公司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根據公司黨委研究的意見,我著重強調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深化勞動人事制度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則
在局黨委全委(擴大)會議上,管理局黨委指出,今年是“思想作風建設年”和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實質性推進年。“雙壓三減”作為今年工作的重頭戲和硬任務,管理局黨委相繼出臺了整體思路和實施意見。按照上級下達的任務和目標,公司黨委和公司通過“雙壓三減”和調整公司內部結構,逐步建立起科學合理的組織結構、激勵與約束并舉的薪酬分配體系和精干高效的管理隊伍。在方案的制定和具體運作中,公司黨委遵循“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基本議事規則,并將方案提交職工代表團長聯席會議審議通過,體現了民主,符合了群眾意愿。總的來說,具體把握以下四個原則。
一是有利于公司長遠發展,推動公司決策和發展思路落實的原則。公司發展是硬道理,惟有發展職工群眾利益才有保障。公司新一屆領導班子調整到位后,確定今年“”的發展目標,實施“”的管理思路,向職工群眾做出“三項承諾”,努力辦好“五件實事”,認真謀劃制訂公司發展長遠規劃,相繼推出了一系列新思路和新舉措。這些好的決策和思路,必須要有最優化的組織、系統、人員和流程來實施,這是發展的客觀要求,更是發展的基本要素。實施“雙壓三減”,不僅是完成上級下達的指令計劃,更是企業流程再造、突出核心業務的起點。機關科室的壓減、四級管理的撤消、后勤服務職能的整合,不是“減減得負”,而是“以減求和”;不是職能的弱化,而是業務的集成;不是舍棄輔業,而是強化主營業務。通過組織、系統、人員和流程不間斷的優化調整,保證政令暢通、信息共享、流程簡化、執行有力、人員精干,將十分利于公司的長遠發展。
二是扁平化管理、精干高效的原則。《深化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指導意見》指出:在橫向上加強專業化協作,合理設置管理機構;在縱向上強化組織運行,減少管理層次;按照滿負荷工作要求,進一步精減機構和管理人員,建設精干高效的管理隊伍。同志在局黨委全委(擴大)會議上強調,要把油田各級領導班子建成“負責任、有能力、簡而精、大作為”的班子,全力打造堪當重任、精于治企、善駕市場、忠誠奉獻的現代企業領導層。上級的這些要求,為我們這次“雙壓三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論指導、政策依據和操作方法。我們這次改革,主要有五種形式:一是機關科室合并,相同、相近業務整合,強調“一崗多能、一專多技”的培養鍛煉方向,促使機關管理人員成為復合型、能力型人才。二是撤消四級管理,三級直接管理到基層,突出核心業務和主營業務的管理職能,更有利于信息化建設在基層的深入推進。富有生產、技術經驗的管理人員,可以充分發揮特長,在一線生產、小型儀推廣中大顯身手。三是后,勤服務部門整合。生活后勤、物料配送、環衛綠化集于一體,強化了為一線單位和內部用戶的服務職能。四是撤站設科,引入現代物流技術,形成快捷高效的配送網絡,全面提高物資供應系統保障服務功能。五是壓縮科級干部和管理人員,通過調整、交流、離職等措施,使干部隊伍、管理人員在調整交流后展現出新的生機和活力。根據這五種主要形式的改革目的、具體要求、注意事項等內容,公司黨委逐個分析,區別對待,反復研究,力爭形成高效、協調、規范的管理體制和組織體系。
三是釋放活力、激勵人才、優勝劣汰的原則。流程再造是動態的,隨著市場和形勢的變化而調整。我們通過“雙壓三減”,目的是增強管理人員、干部隊伍的危機意識和責任意識,人人滿負荷工作、隊隊釋放活力,激勵各類人才脫穎而出。能者上、庸者下,干部沒有“鐵飯碗”、管理人員不會穩坐“鐵交椅”,誰能勝任工作就讓誰干,形成“選人有條件、上崗有職責、競爭有規則、考核有標準、獎懲有依據”的用人制度體系。內部工資制度改革,收入向一線單位、專業技術人才、管理人才、關鍵人才傾斜,收入與貢獻、崗位緊密聯系在一起,逐步建立符合市場勞動力價位的工資體系。強化問責制度的落實,加大責任追究力度,領導干部和管理者有權必有責,有責必究、有過必罰將成為一個新的慣例。經過公司黨委調查發現,在公司干部隊伍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八種不負責”的類型:一是久拖不決型;二是見事就躲型;三是答應不辦型;四是偷奸取巧型;五是欺上瞞下型;六是推過攬功型;七是見好才辦型;八是嫉賢妒能型。有的干部屬于欺上瞞下型,利用職務崗位之便,投機取巧,損公肥私,最后走向犯罪道路。有的干部屬于久拖不決型,在重要發展時期,坐等觀望,延誤戰機;有的干部屬于嫉賢妒能型,讓你干干不好,讓別人又有意見,分管的事不主動去干。今后,對不負責、不作為的領導干部和管理者,公司黨委要亮黃牌警示;屢教不改的,要給紅牌罰下,要使從嚴治黨、從嚴治政得到真正貫徹落實。
四是穩妥實施、確保穩定的原則。改革就是利益的調整,神經的觸動。公司黨委實施的這次“雙壓三減”,是嚴格按照上級黨委的有關要求進行操作實施的。公司黨委在改革前,進行了自我摸底和上下結合,公司分管領導和部門到其他單位調研后,按照管理局規定的指標制訂了實施方案,公司領導辦公會、黨委常委會形成了有關決定,經職工代表團長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最后報管理局黨委審批。對一些敏感問題,公司領導反復討論,在堅持原則、顧全大局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協調各種利益、處理各種關系、安置各類人員。這樣做,既貫徹落實了上級關于加強思想作風建設和“雙壓三減”的具體要求,又充分考慮了本單位的實際情況;既體現了事業發展對各級管理隊伍的整體需求,又注重了個人的素質和能力培養;既堅持原則穩步推進改革,又友情操作保證隊伍穩定。
二、提高管理效能,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管理隊伍
“雙壓三減”帶來的影響,決不只是形式上的減人、減官、減機構,而是對各級管理層、管理人員提出了新的挑戰。精減管理人員、壓扁管理層次、減少管理費用,并不意味著工作數量的減少、工作質量的下降、管理職能的削弱。相反的是,對各級管理層、管理人員的要求表現為“四個更加”,即管理職責更加強化了,管理任務更加繁重了,管理能力更加復合了,管理技術更加標準了。每一個管理人員要遵循“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規范管理”的基本思想,深刻理解其內涵,做一個懂管理、會管理、善于管理的人才。
(一)崗位重塑,提高復合能力。每個管理崗位,作為企業管理鏈條的基本一環,其重塑十分重要。機關科室整合、四級管理層撤消、科級干部壓減,這一系列新的變化,對今后管理崗位的能力和要求更高。從哲學思想來講,“減”不是少、而是精,以一當百,以少勝多。要通過“減”鍛造出一支精干的管理隊伍,從機關到三科級單位,每個管理人員必須要扎扎實實提高復合能力,“精一門、通兩門、懂三門”,憑實力坐穩位子,靠業績鞏固地位,用技能贏得競爭。要掌握新的崗位技能,管理職能的合并要求崗位技能必須不斷更新整合,“一招鮮”已經落后于新形勢的要求,崗位人員要相互學習、交叉鍛煉、取長補斷,創建學習型團隊。如行政干部要熟悉黨務政工,學會從政治看經濟、從經濟看技術的本領。黨群干部要掌握企業主要生產經營業務,學會圍繞經濟中心做好政治工作的本領。機關干部要學習基層、了解基層,學會帶好隊伍做好群眾工作的本領。基層干部要勤學理論、勤于思考,學會轉活腦筋、駕馭復雜局面的本領。專業技術干部要朝高層次人才方向發展,學會掌握新技術、開辟新領域的本領。崗位重塑,給公司每個人帶來一次挑戰自我、完善自我的契機,大家要好好珍惜和把握。這里明確表態,公司不會養一個閑人,每個崗位都要發揮出最大效能。
(二)流程再造,提升驅動力。管理得當的企業,在日常的管理過程中,就會適時對流程進行修正、調適,這種動態的流程再造,是一個成熟企業的顯著特征。國有企業大多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并發展起來的,原來的生意模式主要是通過完成上級指令性計劃、依靠上級政策得以生存,缺陷有四:一是收入渠道單一,顧客忠誠度不高。通過市場競價承攬任務獲得收入的渠道不暢,經驗不足。二是缺乏產業集群競爭優勢,運營成本高。三是管理水平低下,流程不暢,沒有形成價值鏈,缺乏競爭力。主要表現為流程繁復,環節眾多,效率不高,難以突出核心能力,難以形成競爭優勢。四是服務能力缺失。為此,我們要通過流程再造解決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痼疾,不斷推動公司的發展。公司的流程再造要朝六個方向展開:一是面向市場和用戶需求,技術領先,快速反應,優質高效,實現生產組織流程再造。二是精簡管理機構,壓縮管理人員,提高管理效率,撤改合并,職能整合,業務重組,實現組織人事流程再造。三是加強信息化建設步伐,搞好資料的深化應用研究,從信息管理走向知識管理、從信息資源開發走向知識資源共享、由客戶機服務器結構走向結構,實現信息應用流程再造。四是提高各級機關效能,每個崗位作為工作價值鏈的一環,既對上游負責,又對下游負責,實現管理流程再造。五是綜合服務、車輛運輸和物資配送模擬市場化運作,優化服務手段,提高服務質量,實現服務流程再造。六是打造適應市場化的項目運行機制,合理劃分市場布局,拿到有效益的市場項目,理順市場經營和管理的關系,實現市場經營流程再造。
(三)建章立制,完善制度體系。思想建設確立方向,組織建設奠定基礎,作風建設塑造形象,所有這一切,都必須以健全的制度和完善的體系作為支撐和保證,制度建設是公司長遠發展的重點和大計。我們的目標是建立起一整套新的便利、管用、有約束力的制度體系,整合以往制度有效可用的部分,有針對性地解決部分制度“內容陳舊、覆蓋不全、執行不力、程序缺失”的問題。如公司黨委組織制訂的穩定工作問責制、廉政建設問責制,既填補了公司制度的空白,又強化了穩定工作、廉政建設的領導責任意識;組織制訂的領導干部調查研究制度、聯系群眾制度等,既歸總了以往領導干部聯系群眾的各種形式,又新增了領導干部聯系群眾的新途徑、新要求。這些制度的建立,符合上級的要求,更結合了公司的實際,真正落實了中央提出的“為民、務實、清廉”和管理局黨委提出的“負責任、大作為”的要求。當前,我們要重點搞好黨務、政務和保持黨員先進性長效機制三個制度體系的建設,按照體系完整、內容統一、規范一致、簡便可行的原則,有計劃地分步實施。有關領導和部門要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工作節奏,保質保量地完成制度建設任務。
(四)規范管理,增強執行力。“管理隨意性、執行不到位”,是公司各級管理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部分同志頭腦里根本沒有規范意識,更談不上運用管理思想和管理技術。從管理上看,我們與世界同行業存在較大差距,管理人員素質、管理文化、管理技術等落后于時代的要求。規范管理,是我們急需做好的一門“功課”。基層領導同志的管理,不僅是帶好隊伍、打好硬仗,更重要的是在管理中逐步融入技術的含量、人文的和諧和文化的底蘊,凝聚起全員的智慧和力量,學學“海爾是海”的管理境界,提高自身的管理素質。機關同志的管理,要著眼于“學習型、服務型、干事型、創新型、廉潔型”的五個方面要求,搞好條條管理、綜合管理,為公司發展當高參,在管理上永不停步。對公司已有的制度和體系,我們一定要增強執行力,抓好基層建設體系、質量管理體系和體系的執行,做到凡事有人負責、凡事有人監督、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據可查,形成“用制度規,范從政行為、按程序辦事、靠制度管人”的工作機制。
三、加強干部隊伍思想和作風建設,推動公司健康、持續、和諧的發展
思想作風建設年活動,是年初局黨委提出的一項貫穿全年的主題活動。最近,局黨委連續下發了《關于開展“負責任”大討論活動的通知》和《思想作風建設年活動下半年運行計劃》。下半年,公司各級黨政組織要加大工作力度,把思想作風建設年活動進一步推向深入。結合實施“雙壓三減”后新形勢、新局面,我對干部隊伍建設強調四個方面。
(一)要講政治、顧大局,迎接新考驗,體現先進性。雙壓三減,直接帶來公司人員、機構、組織的調整,這是公司快速發展中的非常時期。越是在這特殊的階段,各級領導干部要自覺接受公司黨委的考驗,越要體現黨員的先進性,遵守組織紀律,體現一個黨員干部應有政治品質和黨性修養。要講政治,無條件地服從公司黨委的決定,無論是崗位變動,還是機構調整,領導干部要在思想上、行動上與公司黨委保持高度一致,自覺服從組織安排。要顧大局,善于從全局的高度來觀察和處理問題,主動地把本單位本部門工作放到公司發展的全局中去謀劃、去推進,絕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要有高度責任感,以對公司負責、對單位負責、對職工負責的態度,擔負起公司改革發展穩定的歷史重任。在新的崗位上要大膽負責任,努力提升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有強烈事業心,具備“把事業視為生命”的崇高思想境界,把全部心思、全部熱情、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傾注到推動公司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的具體實踐中。公司提出的“”中心思路和今年生產經營目標,做出的“三項承諾”,從時間上看,只剩下五個月了,時間不等人,目標不能變,這是擺在我們面前最現實的嚴峻考驗。各級領導干部要再認識、再動員、再落實,在工作上要恪盡職守,在精神上要永不懈怠,在行動上要真抓實干,向全年目標發起沖刺。
(二)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推動公司快速發展。我在月日晨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下半年的任務更艱巨、更具體,嚴肅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把握“三個主要觀點、抓好八項重點工作”。“雙壓三減”方案實施后,促使“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規范管理”的工作思路進一步深化,工作要求進一步提高,各級領導干部在思想觀念上必須要有新的適應。觀念決定思路,思路決定出路。思想觀念的問題,看似是務虛的東西,但起決定性、方向性、原則性的作用。完成下半年工作,各級領導干部首先要重點解決好思想觀念上“八破除、八強化、實現八突破”的問題。一是破除保守思想,強化發展意識,在加快發展上求突破。二是破除等靠思想,強化責任意識,在負責任、大作為上求突破。三是破除僵化思想,強化創新意識,在管理創新上求突破。四是破除小進則滿思想,強化市場意識,在開拓大市場上求突破。五是破除功利思想,強化全局意識,在服務大局、提高機關效能上求突破。六是破除懶惰思想,強化執行意識,在主動開拓、打開工作局面上求突破。七是破除散漫思想,強化文明意識,在培育企業文化、造就過硬隊伍上求突破。八是破除經驗思想,強化規范意識,在“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規范管理”上求突破。各級領導班子、領導干部對照上述八個方面的要求,認真自我檢查,找出差距,迎頭趕上。生產經營步伐沒有踏上正點的,要問一問自己是否按照公司黨委的要求抓發展、促創收。管理不規范、制度不落實、工作無活力的,要問一問自己是否增強了創新意識和規范意識。工作中“軟、拖、浮、懶、虛”的,問問自己是否強化了責任意識和執行意識。帶隊伍出這樣或那樣問題、職工有怨言的,要問一問自己是否強化了群眾意識和服務意識。思想觀念端正了,我們干好工作就有了扎實的基礎。
(三)要深化改革,穩妥推進,進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目前國企改革已進入新的“攻堅階段”。從改革內容看,比較容易的改革相當一部分已經完成,現在面臨的主要是一些涉及面寬、觸及利益層次深、風險較大的改革。從改革動力看,隨著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差異的顯現,職工群眾對待改革的態度更加理性。從改革要求看,改革已從主要是利益調整轉向利益調整和利益增進并重,從利益傾斜轉向利益兼顧。下半年,與雙壓三減配套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深化完善分配制度改革。這次改革是某年內部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完善,涉及到一系列的配套改革,系統性更強,市場化程度更深,難度更大。公司各級黨政組織要高度重視,周密組織,妥善處理好各項配套改革之間的平衡關系,妥善處理好各類人員之間的利益關系。各級黨領導干部要積極支持與之相適應的配套改革,以良好的形象和作為影響群眾、推動改革。特別是要緊跟改革進程,切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引導,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為重點,突出強化形勢任務教育,引導干部職工樹立“以作為贏地位、憑業績定價值、靠競爭比發展”的新觀念。要善于協調,妥善處理好各種利益關系,既要堅持政策的原則性,又要增強工作的靈活性,還要注意對象的差異性,逐級落實責任,工作重心下移,有針對性地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以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情”的感染力、“理”的說服力和“行”的號召力,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戰斗力,保障各項改革的順利進行。
關鍵詞:轉產轉業 漁民 政策建議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在陸地資源被大規模開發利用的今天,資源、環境、人口之間矛盾逐步激化,而海洋以其豐富的資源和開發潛力向我們展示了廣闊的前景,成為我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地。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的近海捕撈強度不斷增加,海洋資源不斷衰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沿海人民的生活和穩定,尤其是中日、中韓和中越北部灣協定的相繼實施,使本來就十分嚴峻的局面雪上加霜。
為此,我國政府從維護海洋資源的可持續角度出發,同時借鑒國外先進的漁業管理經驗與政策,我國漁業行政管理部門于2001年開始實行沿海捕撈漁民的轉產轉業政策,至今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1.沿海漁民轉產轉業的政策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漁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自1990年以來,水產品總產量已連續10多年居世界首位,是名副其實的世界漁業大國,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造船和捕魚技術的不斷成熟,捕撈強度的加大使得海洋資源枯竭。現在一艘普通的鋼質漁輪的生產水平相當于三艘中小型帆船,而勞動力的使用數量卻比帆船節約了30%。
進入20世紀以后,工業化不斷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如火如荼,大量沿海灘涂被占用,港口建設,海上漏油事件的頻發,城市生活污水和工業污水的大量排放對魚類的生活環境造成破壞性影響,海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魚類的繁殖能力下降,加劇了漁業資源的衰退。
特別是隨著《中日漁業協定》、《中韓漁業協定》和《中越北部灣漁業協定》的簽署和相繼生效,我國傳統的漁場面積被壓縮,大批漁船被迫撤出,據統計,中日、中韓漁業協定生效,我國東部各省(市)約有2.5萬艘漁船從日韓的對馬、濟州、大小黑山島等傳統作業漁場撤出,據浙江省統計,僅中韓漁業協定就有超過一萬余艘漁船轉產,約3萬捕撈勞動力下崗待業,波及近10萬漁民的生活問題。
鑒于此,從2002年以來,國家陸續出臺了扶持漁民轉產轉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報廢漁船補助,轉產轉業項目補助,轉產轉業漁民技能培訓補貼等。
2.政策實施的困難
政策對于社會經濟的作用具有統領的作用,所以對于漁業雙轉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發展漁業經濟。盡管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努力對漁民實行轉產轉業,希望漁民提高收入、漁業走出困難, 然而實際效果與預期相差甚遠, 而且又有新的問題出現, 如漁民轉產后返流捕撈現象普遍;又如漁民退出捕撈而非漁勞力進入捕撈有逐年增加之勢, 削弱雙轉成果;尤其是近幾年隨著海洋開發的推進,臨港產業得到快速發展, 大量海域被征用、填沒等, 對傳統的沿岸漁業生產造成極大沖擊, 漁民失業或潛在失業增加, 漁民權益保障問題日益凸顯。[1]通過實地考察與分析,我們發現影響雙轉政策實施的因素主要有:
2.1雙轉政策涉及的漁民規模大且素質不高
雖然隨著捕撈強度和漁業資源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烈,讓大部分漁船和漁民從捕撈大軍中退出是歷史潮流,但是我國的轉產轉業政策是由于中日、中韓協定而被迫集體退出捕撈業的,我們把這種稱為突發性轉產,而發達國家是在市場機制下,受利益的驅動而進行的常規性轉產。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漁民轉產問題來得比較突然,突如其來的協定使我們措手不及,大量待轉漁民使得我們不得不盡快制定政策,也使得雙轉工作一時難以開展。
從2002年起,我國對沿海漁民實行轉產轉業政策,力爭5年內減船3萬艘,約30萬漁民實現轉產轉業,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此外,漁民相對來說,接受的教育比較少,文化素質不高,缺乏轉業的職業技術,造成就業困難,漁區漁民的社會養老保險體制滯后等等也給雙轉工作帶來許多困難。
2.2漁民轉產轉業的沉淀成本過高,政府扶持資金少
經濟學知識告訴我們所謂沉淀成本是指即使廠商不再進行生產也不能收回的成本。[2]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假定所有的固定成本都是沉淀成本。那么對于一個人是否要進入或退出某種行業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當沉淀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時,他就可以持續生產;另一種是當沉淀成本小于平均可變成本時,他就會選擇退出這一行業。
實際上確切的說當廠商的收益在平均可變成本與平均成本之間時,即使會出現一些損失,他也會繼續生產,因為如果停止生產,他就蒙受更大的損失。
對于漁民來說,漁船是漁民的基本生產資料,也就是投入生產的固定成本,根據政治經濟學知識我們得知固定成本是通過工人的勞動一部分一部分的轉移到新產品中去的,再通過出售從而得到彌補,也就是回收成本,它不能一次性收回。對于漁船這樣的高價值產品更是這樣,動輒幾十、上百萬,回收周期更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另外,漁船的專用性很強,幾乎不能用作別的用途,因此,它的二手市場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所以,淘汰舊漁船和轉產轉業對漁民來說成本比較高,難以承受。漁船越大,投資成本就越高。擁有大漁船的漁民一般靠借款,加上利息成本,退出捕撈業經濟損失很大,雖然從國家到地方各級政府都給一定補助,但是政府的資金補助對于已經債臺高筑的漁民仍是杯水車薪。
2.3政策宣傳不到位,完善政策實施的手段
任何一項政策要想達到良好的政策實施效果,除了科學的制定政策目標,進行可行性的政策分析,監督政策實施的過程外,還要有良好的政策宣傳手段。漁例如一些基層的工作人員對工作并不負責,僅僅下發給各漁村干部,也不深入漁民做思想工作,使得政策流于形式,漁民們也只知道有此政策,對其內容卻知之甚少,甚至曲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對此,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加以說明,希望能提高政策的實施效果:
①宣傳教育
沿海漁民轉產轉業政策是新的歷史時期,我國漁業結構調整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是一項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的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在具體的落實過程中,要通過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先進的媒體傳播技術加強對漁民的宣傳教育,使他們深刻認識到現在的形式。理解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這樣才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取得他們對政策的擁護;
②強制手段
執法機關作為國家的強制機關要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尤其是在利益的誘惑下要分清是非,對于一些年老失修的漁船和無證船舶要堅決的查處,依法辦理,同時也要加強自身的思想素質,杜絕尋租行為,認真履行國家的相關政策方針;
③利益誘導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來的今天,雙轉政策的實施除了國家要進行干預與指導外,更要利用好市場的調節作用。國家在促進漁民轉產轉業的時候要配置以其他的輔助措施,引導漁民自己退出海洋捕撈業,例如建立漁民的社會保障體制,加強就業指導,對轉產轉業的漁民給以生活部貼等等;同時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利用市場機制,促進競爭,優勝劣汰,使漁民自主擇業,自己選擇退出方式,從而促進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2.4雙轉政策的補助對象不明確
國家實施漁民轉產轉業政策的對象是漁民,所以對于漁民這個概念我們必須首先明確。雖然任何公民,商業機構以及外國人和公司都可以在我國從事漁業捕撈,但我國的漁民轉產轉業政策的對象應該是傳統意義上漁民。
根據我自己的理解我認為所謂的專業漁民是世代生活在漁村且一直以捕魚為生的才是漁民,至于原“非專業漁民”的人員成為漁民家庭的成員(入贅女婿等)而下海捕魚的,這些可以由當地漁民協會視具體情況, 制定出符合本地實際的漁民入會條件來確定。[3]另外,對于“船老大”和“漁工”也要區別對待,都要顧及,例如在漁船報廢項目上,根據農業部和財政部的文件規定,漁船報廢專項補助的對象是漁船的所有人,即該船的股東,而沒有考慮在漁船上的雇工,可見,現行的漁船報廢補助政策僅僅注重漁船的產權,卻忽視了漁民的漁業權。[4]
3.完善我國漁民轉產轉業的政策建議
任何一項政策從它的提出、實施到產出,都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我們要正視其中的不足之處,隨著時間的發展來不斷修改、完善它。
3.1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制定科學的總體規劃和實施辦法
漁民作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和農民還不一樣,農民還有土地可耕種,而漁民只能依靠海洋生活,沒有任何的生活保障,更何況在漁業資源日漸衰竭的今天,漁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我們必須從全局的高度予以重視。同時,在具體實施的過程當中,要根據沿海各地的具體情況的不同,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忽視現實的因素,做到分類指導,合理布局,做到減船、轉產轉業、保護恢復資源并重。
3.2加大對轉產轉業漁民的政策扶持力度
①要落實轉產轉業的各項補助資金,例如對漁船的報廢拆解的補助,對漁業稅費減免的資金
②加強對漁民培訓補助政策。通過農業部漁民轉產轉業培訓專項資金及地方培訓補助政策的實施,幫助受訓漁民掌握一技之長和提高就業能力
③實行漁民稅費減免政策。在沿海各地取締違規涉魚收費,在辦證、納稅方便,給予優惠和減免;四是對從事海水養殖的漁民給予技術指導和支持。
3.3積極發展旅游業和休閑漁業
現代漁業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面對海洋資源的衰竭,必須調整漁業發展經濟結構,大力發展二、三產業,培植龍頭企業,開發具有高附加值的海產品,同時加大濱海資源的開發,促進漁民的增收、轉型,從傳統的以打漁為生的漁民變成真正的“上班族”,這樣才能更好的吸納更多的轉業漁民,促進可持續發展。
3.4完善法律制度,創造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
進一步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漁業船舶報廢暫行規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堅決依法辦案,處理“三無”和“三證不齊”漁船,同時針對我國漁業資源的特點,進行漁業權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建立一項符合我國漁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漁業權制度。
3.5落實漁業權保障漁民權益,建立漁民養老保險制度
目前我國在城市已經有了醫療、養老、就業等保險制度,農村也已經開始著手建立養老保險制度,而漁業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的工作,漁民,特別是老年漁民,病殘漁民等弱勢群體還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建立漁民養老保險制度已成為廣大漁民最迫切的要求。只有漁民的醫療衛生、就業、養老等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漁民轉產轉業政策才會得到根本的落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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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的多空形勢來看,空頭主導大市的局面還沒有改變,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雖然市場已經處在嚴重超跌的狀態,但市場仍然受制于空頭趨勢。趨勢的力量是可怕的,趨勢的改變是需要更大的力量,但靠市場本身很顯然是沒有這樣的能力。目前市場基本上是存量資金在運作,隨著市場的不斷下跌,基金的贖回和大量中小投資人銷戶的出現,整體市場保證金狀況是不增反減,同時新股發行有增無減,因此,靠市場存量資金扭轉市場趨勢,顯然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從連續下調存準到連續降息,流動性環境不斷改善,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這在6月新增信貸數據方面也得到了佐證。所以,其實并不缺錢,缺的是信心。我們說過市場處在信心危機的階段,這是市場進入到調整后期的重要特征。滬深300的市盈率已經跌到10倍,但仍然沒有對場外資金產生吸引力,這說明市場本身肯定在哪方面出了問題,這需要股市管理層認真反思。
不僅A股,海外中國概念股也被大肆做空,納斯達克指數和納斯達克中國指數形成明顯背離走勢。這說明信心危機的擴散不僅僅危害到A股市場,而且涉及到整個中國概念股。信心危機產生的核心因素并非是經濟,而是中國股市“重融資、輕回報”的歷史痼疾,加上并不合理的大小非制度和畸形的投資者結構,進而導致了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和穩定性均處于異常脆弱的狀態,典型的表現就是牛短熊長、大幅動蕩。反觀仍處在危機中的歐美股市,市場表現則顯得正常的多,希臘、西班牙問題初步緩解后,近期歐美股市的反彈勢頭相當迅猛,表現突出的德國股市連創年內新高。
化解信心危機的核心辦法是讓市場有賺錢效應,漲才是硬道理,說教是沒用的,上漲可以解決很多問題。資本是逐利的,也是買漲不買跌的。我們注意到,6月房市出現價量齊增的局面,說明沒有去處的民間資金,在股市找不到獲利機會,從而再度轉向被譽為“泡沫馬上破裂的樓市”。現在民間資金的兩個主要流向是銀行理財產品和樓市,這兩塊的資金量均是數萬億的級別,只要有少部分資金轉向股市,均有可能在股市當中掀起波瀾,但問題是股市如何才能吸引資金進場,答案絕不是下跌,恰恰相反,是上漲!
巴菲特只有一個,中國投資者中左側交易的長線投資者寥寥無幾,這并不是簡簡單單的投資者素質問題,這是中國股市“牛短熊長、大幅動蕩”的特性所決定的,因此,號召投資人做巴菲特,理念上一定沒錯,但實際上確是一個美好的愿望。所以,政策必須沖在最前面,先用強力政策使股市扭轉頹勢,才能有越來越多的資金加盟市場。在這樣的邏輯之下,一定是先有政策,后有上漲,再有增量資金。就拿市盈率最低的銀行股為例,說低估沒有用,只有匯金大幅增持才有說服力,才能扭轉局面,否則,面對疲弱的銀行股,分析師的解讀恐怕是“戴維斯雙殺”。我們必須相信,只有上漲才是解決信心危機的良藥。
面對這樣的市場局面,政策面一定要有所作為,對此,我們有一定的預期,這是延續反彈甚至扭轉趨勢的主要動力。目前可預期的積極政策不少,除了我們說的本月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之外,年中經濟工作會議穩增長政策以及積極的股市扶持政策等,因此,近期政策面值得重點關注,不僅是貨幣政策,其他政策也存在超預期的可能性,而這些對宏觀經濟和股市,均存在產生的必要性。近期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連續對股市和經濟發表看法,雖然只停留在說教層面,但不難體會出政策導向的預期。
本周上證指數再度考驗2132點,最低只有六個點,應該說現在看2132必破的比例進一步上升。我們在上期報告重點指出,2132點不容易跌破,但考慮到目前多空雙方的不可調和之矛盾,從博弈角度考慮,我們甚至認為跌破比不跌破要好。原因在于,2132點只是個年度低點的符號,并是什么密集成交區之類的技術支撐位,一個沒有技術支撐意義的“人氣點位”,導致市場多空嚴重的多空分歧,對于整個行情是不利的,既然看2132點必破的是多數派,2132破了又怎樣?破了反而有助于化解多空分歧,對未來行情是有利的。如果沒有政策的扶持或者說政策力度不夠大的情況出現,也許先破后立反而是理想的結果。
指數不可能永遠上漲,也不可能永遠下跌,股市沒有永遠的多方,也沒有永遠的空方。雖然現在做空也能賺錢,但股市出現危局,對空方也是一種傷害,信心危機的后果是系統性的,它將危及所有市場參與者。因此,股市中的多空雙方都是互相依存的,統稱為二級市場投資者,雖然立場不同,但應該互相尊重,成熟市場比我們要強,所以人家的市場比我們穩定。
最后說一下業績面,近期中報預警的公司確實對市場產生了較大的沖擊,周一的“跌停潮”中,預減股票首當其沖。目前,共有1415家公司公布了中期業績預告,其中有177家為"預增",占比僅有12.5%,創歷史新低。已經有中小板、創業板1002 家公司按照深交所的要求披露了2012 年中期業績預告,占全部中小板、創業板公司總數的98%。按中值增速測算,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半年盈利同比下降7%和2%,中小板盈利增速較一季度有所回升,創業板則繼續下滑。
我們注意到本周上證指數的表現明顯強于深成指、中小板指和創業板指,與前幾周存在較大反差。除地產股板塊的動蕩因素之外,中報業績因素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中小板、創業板中報預告已經告一段落,由于低于市場預期,本周一出現風險的集中釋放。而主板的業績業績預告尚未結束,加上在業績穩定上,主板要好于創業板和中小板。深成指因為權重地產股的影響,走勢落后于上證指數,綜合來看,本欄繼續提醒各位要當心突發業績預減所形成的短期風險,已業績預告的股票,風險要小得多。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市場處在嚴重超跌的狀態,目前超跌反彈的動力仍有進一步發揮的空間。如果單靠市場自身的力量,結果只能是超跌反彈后等待先破后立,而先破后立可能是最理想的結果,這種結果并不能脫離反彈的性質,只可能是較高級別的反彈而已。扭轉市場下跌趨勢的力量將來自于政策,目前多方在2132點上方的抵抗,就是政策預期在起作用。本欄對于未來政策超預期持肯定態度,而且不排除大幅超預期的可能,年中經濟工作會議的基調值得重點體會,消息面也需要重點留意。
一、決策部署落地落實情況
(一)加強制度建設。
1.堅持“實”字當頭,努力在“減”上求突破。大力推進關聯事項整合,實現并聯審批,對申請條件、申報方式、受理模式、審核程序、發證方式進行梳理細化,精簡材料、簡化環節、壓縮時限,推行“一件事”一體化辦理,實現“一件事一次性告知”。
2.堅持推動“好差評”制度治理全覆蓋,以群眾的滿意為目標。重點做好“好差評”,建立“服務好不好、群眾來評判”的監督考核體系,實現線上線下評議雙結合,企業群眾政府三主體考核,暢通企業群眾評價渠道,實現實名制、百分百差評整改落實。
(二)優化服務水平。
1.推進優質精準服務,真正做好優質“服務生”。深入企業走訪調研,主動送政策、送服務上門,依托12345市民服務熱線、“濟企通”服務企業云平臺訴求通道優化企業訴求快速響應機制,建立惠企政策歸口機制,統一為企業提供政策解讀等服務,暢通反饋渠道,堅持“服務至上、質量第一”的宗旨,積極為企業出謀劃策,建立重點企業區級層面申訴協調機制,打通服務企業“最后一公里”。
2.推進高效便利服務,真正當好金牌“店小二”。(1)建立健全權責清單與政務服務事項管理動態化銜接工作機制,持續梳理公布“馬上辦、網上辦、就近辦、一次辦”等各類事項清單。(2)推廣使用“泉城辦”APP,開展云核查。(3)充分發揮“企業簡易注銷一窗通”平臺作用,實現企業注銷業務“一站式”辦理。
3.推進標準化“一窗受理”服務,切實做好專業“受理員”。(1)進一步優化服務大廳窗口設置,推進無差別“一窗受理”。加強工作人員標準化服務培訓,組建專業服務隊伍。(2)規范建設基層便民服務站,實現街道和村(社區)全覆蓋。推動自助服務區及“秒批秒辦”系統向有條件的街道、社區延伸,實現自助服務終端應設盡設。
4.全力推進重點項目建設,有序開展雙招雙引工作。(1)加快推進產業項目落地,對省、市、區重點項目百分百跟蹤幫辦服務。今年轄區重點項目正在有序推進中,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期間,轄區內確定7個重點建設項目全部復工。(2)加強企業服務隊伍專業化建設,做好企業“五員”,推進雙招雙引有序發展。
(三)強化管理力度。
1.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健全公共信用信息系統。全面推行信用承諾制,將申請人履約情況記入信用記錄。建立誠信企業“信易貸”綠色通道,完善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機制,健全發起響應、信息推送、執行反饋協同工作機制。
2.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要圍繞政商關系,明確政商關系的“正面清單”,鼓勵推進政府工作人員對進一步優化街道營商環境、發揮自身優勢以商招商、加強溝通合作抱團發展等內容提出可行性建議和改進意見,營造“親商、愛商、重商、扶商”的濃厚氛圍。
二、存在的問題
(一)基層任務重,工作人員專業性不強。深化“一次辦好”改革,優化營商環境任務重,由于上級相關的政策要求密集出臺,對一些涉及到新理念、新事物的任務,短時間內難以充分吸收,導致任務落實創新性不足、特色性不強。同時,一定程度上還存在著外行監督內行的問題,對于涉及行政審批事項的問題,個別人員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簡化工作的高效落實。
(二)地方財政收入受疫情影響較大。分析重點納稅企業,除部分電商等行業實現增幅外,其他行業企業均受疫情影響較大。納稅重點企業陽光100房地產公司、銀座振興街購物中心、幸福連城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等均受疫情影響嚴重。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推進雙招雙引工作。下一步街道將在引進和培育方面“兩手抓”,保障現有企業存續及業務開展的同時積極發掘億元以上新增企業,做好企業落地工作,實現轄區經濟不斷向上發展。對于有人才需求的企業積極對上匯報、聯系,盡最大努力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二)強化綜合治稅工作。重點圍繞抓好固定、重點稅源以及重點項目建筑增值稅三個方面精準發力,確保完成全年財稅任務。下一步街道逐漸向稅收貢獻能力大的金融、高新技術產業等行業轉變;狠抓重點項目建設各環節稅源,為財稅收入的重要增長點。
把握潮流才能贏得未來
當今世界,信息技術革命日新月異,互聯網已經融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方式以及治理方式。
“把握潮流才能贏得未來,”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何毅亭在論壇開幕式講話中指出,“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大變革,我們不但應該主動適應它,而且必須勇于站在這個潮流之上主動駕馭它,為實現‘中國夢’提供新的動力和支撐。”
國家行政學院信息技術部主任丁文鋒認為,信息化是當代現代化的核心樞紐和平臺,應該給信息化、信息社會、信息文明一個應用的認識和定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遵循信息化的規律,把握信息化的機遇,贏取信息化的紅利。
工信部電子信息產品司副司長安筱鵬在主題發言時說,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叫做“萬物互聯”的時代,要看看有哪些新的產品,新的業態,以及有什么新的戰略。因為“新的智能產品的到來,將會帶來新的業態,需要新的戰略應對”。
與會專家學者普遍表示出對“互聯網+”及信息經濟的極大興趣與關注。他們認為,在新的浪潮之下,一定要轉變思維方式,積極應對,乘勢而上,彎道超車,走在信息經濟的前列。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梁春曉在發言中表示,中國之所以能在互聯網領域實現一種跨越式的發展,從更大范圍來看,可能是互聯網帶來的很多新因素開始爆發出來發揮作用,“比如移動互聯網,比如云計算、比如說大數據,這些東西共同構成對未來影響很大的因素。”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認為,這一輪的“互聯網+”信息經濟浪潮和機遇以及中央提出的創業和創新的“雙創”,非常重要,是思想的解放。
互聯網無處不在,應用無所不及
“互聯網+”是一個聚合概念,“+”什么,“+”在哪兒,“+”完后等于什么?與會專家學者進行了熱烈探討。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互聯網有可能造成七個“無所不在”――無所不在的網絡,無所不在的計算,無所不在的軟件,無所不在的數據,無所不在的知識及其便捷獲取的方式,無所不在的創新,無處不在的“互聯網+”。
江西省副省長朱虹在講話中提出了實施以“互聯網+”為核心內容的三大具體措施:一是要強化頂層設計,把“互聯網+”行動計劃具體落實到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和政策措施上,促進發展轉型升級;二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雙引擎”;三是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從地方政府層面探索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途徑。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東側重實踐,以局部談整體,介紹了“電商扶貧”的相關情況。汪向東認為,“互聯網+”給精準扶貧提供了新的模式,給貧困地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帶來了新的可能,讓這些貧困地區“一開始就可以突破本地市場的局限,一開始就可以對接到廣義大市場”。
甘肅省隴南市委書記孫雪濤介紹了隴南利用互聯網加快發展的具體情況,尤其是通過發展電子商務解決賣難的問題。“我們一個大學生村官賣一只雞,賣到了160塊錢一只,現在互聯網用戶需求跟你的價錢問題不大,跟你的特色有很大關系。”孫雪濤說。
梁春曉認為,“互聯網+”很重要,但是把互聯網“+”在什么地方更重要。十年前,把互聯網“+”在旁邊,當成一個工具;五六年前,把互聯網“+”在前面,當成一個渠道;而我們真正應該做的,是把互聯網“+”在下面,推動未來整個商業和經濟活動整個基礎設施的全面變革。“僅僅是工具化的看待互聯網,乃至渠道化的看待互聯網,這是對互聯網價值的一種極大的漠視。”梁春曉表示。
國家信息中心研究部主任張新紅則認為,“互聯網+”最好是加在血液里,加到細胞里。
中央黨校報刊社總編輯鐘國興在論壇閉幕講話中表示,我們談的“互聯網+”,需要各個層次、各個方面的主題來做,政府、企業、學校、媒體包括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要加的事情,小的加法變成整個社會的加法,就能實現一種不斷的升級。
如何應對“最好時代”的
風險與挑戰
經過20多年一層一層的發展,互聯網迎來了“最好的時代”。“互聯網+”概念的提出,從技術、經營、倫理、社會治理、文化等各個方面,為各行各業、各色人群提供了很多機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把握好這個機遇?
“未必。”汪向東給潑了一盆冷水,“這個里面還是有風險,還是有可能走彎路。”他認為,能不能抓住“互聯網+”的機遇,取決于政策安排是否符合互聯網規律,制度創新是否合適。梁春曉也表示,中國正處于從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加速演變的百年一遇的歷史轉折點,必須樹立正確的“互聯網+”時空觀,不能把新的創新安到老的框架里去。
阿里巴巴集團總裁金建杭在主題演講別指出,“互聯網‘+’什么都可以,但是絕對不能‘+’傳統思維,絕對不能‘+’既得利益。”權力機關千萬不要給那些“互聯網+”的企業設置百米欄,不能自縛手腳。他提供了一個政策方面的“3+2”建議――3就是3張清單,權力清單、負面清單、責任清單,“+”就是“互聯網+”,2就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呼吁給年輕人一個機會,給未來一個夢想。
汪玉凱認為,“互聯網+”的本質是一種新的經濟創新模式,政府要為“互聯網+”行動計劃提供良好政策環境。他列舉了制訂“互聯網+”政策扶持、加快對傳統產業的整體改造、善用法治思維引導“互聯網+”健康發展等五件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滕泰在《新供給主義宣言》中提出,“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宏觀政策主張。賈康等在《新供給:經濟學的中國創新》中將其思路表述為“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主要政策主張概括為以“雙創雙化雙減”等展開的“八雙五并重”,強調以供給側發力破解中國發展中的矛盾凸顯與瓶頸以對接現代化“中國夢”。這些構成了中國版“新供給”學說的亮點,其主要理論基礎層面的研究成果則體現在已形成的一系列論文和公開出版物。
“新供給”學說提出的背景在于世界金融危機提出了對于經濟學以往成果作系統性反思的必要性,同時中國經過30余年的高速增長,過去的快速發展難度加大,面臨減速壓力而勢必轉入“新常態”。面對未來的挑戰,在經濟理論和政策領域,急需以理論創新來支持和保證正確的改革發展路徑。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
作為“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提出者,滕泰認為是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交替誤導了中國。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必須階段性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才能維持經濟增長和就業,而貨幣主義則堅信一切通脹歸根到底都是貨幣原因造成的。在兩種思想的交替指導下,在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長后,中國經濟似乎走進了一個死循環―每當經濟增速有所下滑,決策部門往往會選擇凱恩斯主義,加大投資、放松信貸,拼命刺激“踩油門”;每當通脹有所抬頭,決策部門又會高舉貨幣主義的大旗,通過減少投資、緊縮信貸的方式拼命緊縮“踩剎車”。在“踩油門”和“踩剎車”的交替中,中國經濟越來越顛簸、經濟周期也越來越短,投資猛增、貨幣超發、產能過剩與壟斷加劇、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倒閉潮輪番上演。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錯誤的根源在于他們都是只看到硬幣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幣的另一面―供給。
事實上,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源自中國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進程、資本和資源的持續投入、技術的進步和制度的改進。問題是,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每一輪所謂通脹都只不過是“食品通脹”,而食品通脹的根源在于糧食、蔬菜和豬肉的周期性供給波動。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一個理想的經濟運行機制,也可以作為新供給主義的短期經濟管理目標,然而實現這個短期目標的辦法既不是刺激總需求,也不是計劃經濟手段或傳統產業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五大財富源泉
滕泰介紹,“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自2012年底提出以來先后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伴隨著《新供給主義宣言》一同被提出的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一貫主張的經濟長期潛在增長率取決于五大財富源泉,解除供給抑制,也必須從這五大財富源泉出發。
財富源泉之一是人口和勞動力。“雖然學界對中國人口紅利尚存爭論,但農村還有‘相對剩余勞動力’和‘相對人口紅利’。”滕泰說。目前中國農村人均GDP與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說一個農業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對經濟的貢獻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勞動力供給抑制,比如短期適當放松戶籍制度、促進人口自由流動,長期適當調整人口政策,中國的相對人口紅利就會進一步得到充分釋放。
財富源泉之二是土地以及附著在土地上的資源。如果中國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轉,農業就將一直停留在小農經濟階段,而小農經濟產出效率顯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轉并適當集中,農業生產效率就會大幅提高。礦山也是一樣,如果煤礦、石油等資源是壟斷的,礦產交易市場發育不完善,其開采就會比較粗放,資源利用效率就不會高。應該說中國的資源和土地供給抑制還比較嚴重,未來產權優化和釋放資源供給還有很大空間。
財富源泉之三是資本。中國是全世界資本最多的國家,我們有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民、企業加上政府的儲蓄有100多萬億人民幣。然而,作為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利率水平卻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國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國利率高,中小企業私募債利率高達14%-15%,民間借貸成本更高。為什么在全球資本最多的國家出現了最嚴重的資本短缺和最貴的資本價格?原因就在于資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開一下,逐步把中小企業資金成本從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業會煥發出生機勃勃的生命力?
財富源泉之四是技術和創新。中國還沒有形成創新型的科教體制。高中、大學培養的都是知識型人才,很多國有科研機構白白耗費了大量財政資源卻缺少真正有市場價值的創新技術。不僅強化市場導向和創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創新體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業研發、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層面解除技術和創新抑制,中國也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財富源泉之五是制度本身。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宏觀的社會分工效率和微觀的企業生產效率,而社會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帶來財富的增長。
但是,作為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提出者,滕泰說:“在整個2014年,我幾乎沒有發表關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方面的文章。當初《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宣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幾乎都是在批判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對學術領域乃至政府都產生了影響,以至于很多人認為進行需求管理似乎是錯誤的,在我看來這是過猶不及。其實供給側的改革是利在長遠,挖掘經濟長期增長潛力,但是不能有失偏頗,當需求不足的時候,也需振興,所以在2014年當我意識到這個問題后,就沒有再去反復批判需求了。不僅如此,在2014年‘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重點實際上已經悄然轉變,轉向降低融資成本、推動減稅降費、利用股市擴大內需。做出這樣變化的原因在于,我認為中國的貨幣政策在2013年出現了失誤,可以說2013年的‘錢荒’是造成2014年經濟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們轉換角度,提出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這也是新供給主義,因為如果融資成本太高,會影響供給,降低融資成本、降低稅費才能提高有效供給。”
認真觀察經濟數據不難發現,十以來,中國經濟在“三期疊加”壓力下不斷下行,特別是在去年三、四季度表現尤為明顯,滕泰直言:“有人把經濟下行的原因歸結為經濟體制、經濟結構的問題,可是在我看來,2013年錯誤的貨幣緊縮政策以來的實體經濟嚴重資本供給短缺以及被顯著抬高的融資成本才是主要原因。所以在2014年5月,我們從這個角度提出了新供給主義的三大穩增長主張,很快就變成了過去一年來經濟的主要脈絡。”
這穩增長的三大主張分別是,在經濟融資成本畸高的背景下,應首先旗幟鮮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目標:不能讓錢最多的國家錢最貴,而應該讓資金價格真實地反映中國儲蓄和信貸需求的關系,讓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主要作用。
其次,減稅是降低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凈利潤率來刺激企業家擴大有效供給,或通過降低家庭稅負、提高居民消費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費,是市場化的、可持續的穩增長方式;而擴大政府財政投資穩增長,則負面作用越來越大。因此,建議逐步用減稅替代政府投資。
另外,新供給主義雖然更強調通過減稅、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來擴大有效供給,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場化手段減少需求抑制的措施。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實體經濟,早有國際慣例可尋。
對于外界提出的目前“出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背離現象”的疑惑,滕泰表示,不能把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對立起來。“要拋棄虛擬經濟的概念,我們現在談的金融和資本市場同實體經濟是相輔相成、渾然一體,而不是截然對立的,資金進入股市就是進入實體經濟。上市公司把進入股市的資金用于其他投資,資金就進入了實體經濟。股市上漲,老百姓賺錢后刺激了其消費行為,消費經濟由此轉好。再比如一家企業通過IPO市值10億元,股市上漲后其市值升值至20億元,通過銀行抵押獲得更多貸款,再用于投資。所以股市上漲影響消費、投資好轉,經濟也會相應受到影響轉好。股市可能領先于經濟也可能落后于經濟,這些都是正常現象。2015年中國經濟如果出現意外觸底回穩,主要的動力將來自于股市。”
最后,滕泰透露,他近期醞釀的新作視角為從新供給到新需求,他強調,這與之前提出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完全不矛盾,而是更加完善。“長期增長的源泉在于供給側,即五大財富源泉再加上放松管制和消除壟斷,這要一直堅持,但是供給側的改革利在長遠,進度沒有期望快,而且可能會遭遇較大的阻力,然而中國經濟從2014年到現在陷入了局部經濟衰退和全面通貨緊縮的邊緣,還面臨著局部金融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要應對短期經濟下滑,既要繼續堅持新供給主義的改革政策,同時還要采取新需求理論來迅速振興中國經濟,借助股市振興經濟就算其中一個。”滕泰說。
尋求持續增長
上世紀8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些學者已在討論“供給管理”,其討論往往側重于總供給變化機制中更多樣化的政府行為,并特別注重在轉軌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框架下產業政策優化,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宏觀調控創新。
賈康、徐林、姚余棟、黃劍輝等學者在2013年第一期《財政研究》發表的論文《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可稱為新供給研究群體的一份把理論創新與改革主張體系化聯結的代表作。其后,賈康任院長的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又陸續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們指出,近幾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隨之而來的矛盾也逐漸凸顯,使漸進改革路徑以來的制度供給的劣勢有所暴露。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面臨的減速壓力,從內部因素看,高速增長是后發經濟體在特定追趕時期的一種增長形態,隨著與前沿國家技術差距和其他相關要素、機制差別的縮小,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規律性地向成熟經濟體的水平收斂,并且這一過程將跨較長時期。從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盡管美國、歐洲、日本等經濟體采取了以寬松貨幣政策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局部及個別時段出現一些積極信號,但總體形勢依然復雜嚴峻。
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必須適應中長期經濟模式的轉變和社會轉型,并學會在更具廣泛性、與國內消費和服務業聯系更大、對出口和投資依賴程度較小的增長模式中操作。然而,現實情況是,傳統意義上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已經難以適應中國經濟步入新的發展階段后的總體要求。
財政政策受“三元悖論”式的約束是個永恒命題,即減稅、增支和控制負債三項要求不能同時滿足。特別是歷經了上一次以4萬億元政府投資為代表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后,中國財政刺激的安全空間已經明顯收窄。
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宏觀稅負總體水平尚屬合理,但考慮各種制約因素和居民實際社會保障情況,進一步提升稅負總水平并不可行。與此同時,未來中國財政支出將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養老金體系、醫療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積累的大規模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已經成了一定程度的隱性財政負擔。因此,中國公共財政負擔總體而言會逐漸加重,預留財政空間和保持財政可持續性是重要的目標,需要有關部門未雨綢繆。
新背景下,雖然逆周期性質的總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尋求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增長的供給政策,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新供給經濟學”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理論框架上實現了對傳統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破”。
首先,指出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在理論框架里假設了供給環境,其后主要強調的只是需求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都存在著忽視供給端、供給側的共同問題。相比于需求側,供給側的問題更復雜、更具長期特征和“慢變量”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準,但這并不應成為經濟學理論可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的不對稱的理由。
其次,指出經濟學主流教科書和代表性實踐之間存在“言行不一”的問題。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首推他們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來實行的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真正解決問題的一些關鍵點上,是教科書從來沒有認識和分析過的“區別對待”的政府注資,美國調控當局一開始對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還是不救”之后,對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這樣的一個處理后又總結經驗,再后來對從“兩房”、花旗一直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別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注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并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
第三,指出政府產業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的薄弱和滯后。比如,在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產業政策”方面,從上世紀80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奧巴馬國情咨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巖革命到3D打印機,到制造業重回美國,到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是很明顯地對應于現實重大問題的導向,以從供給端發力為特色。
其后,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群體有自己的“立”。
第一,特別強調的是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這樣一個金融危機刺激之下的始發命題需要更加鮮明地作為當代學人“理論聯系實際”的必要環節和創新取向。在基礎理論層面強調:應以創新意識明確指出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可認為是有效供給對于需求的回應和引導,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上的決定性特征形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需求在這方面的原生意義,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資源―但是在經濟學角度上,對于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方面的作用過去卻認識不足。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特征上的決定性這樣一個視角,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具有從基礎理論層面發生而來的普適性,也特別契合于在中國和類似的發展中國家怎樣完成轉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突出問題。回應和解決這個視角上的問題,其實也包括那些發達經濟體怎樣在經歷世界經濟危機沖擊后更好地把理論服務于現實需要。在現實生活中,關鍵是在處理“生產產品滿足消費”的需求側問題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尤其是“制度供給怎么樣”的問題。這種把需求與供給緊密聯系起來的研究,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正在日益凸顯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強調正視現實而加強經濟基本理論支點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比如“非完全競爭”,應作為深入研究的前提確立起來,因為這是資源配置的真實環境,牽涉大量的供給側問題。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雖帶有大量理論方面的啟示,但它畢竟可稱為一種1.0版的模型。現在討論問題,應放在非完全競爭這樣一個可以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境、涵蓋種種壟斷競爭問題的基點上,來升級、擴展模型和洞悉現實。需求分析主要處理總量問題,指標是均質、單一、可通約的,但供給分析要復雜得多,處理結構問題、制度構造問題等,指標是非單一、不可通約的、更多牽涉到政府―市場核心問題這種基本關系,必然在模型擴展上帶來明顯的挑戰和非比尋常的難度,但這卻是經濟學創新與發展中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更多的中長期問題和“慢變量”問題,也必然成為供給側研究要處理好的難題。過去經濟學研究可以用一句話打發掉的“‘一般均衡’中或‘反周期’調控中自然解決結構問題”,認為有必要升級為在非完全競爭支點上的一系列有待深入開掘的大文章。
第三,認為市場、政府、非營利組織應各有作為,這也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在明確認同市場總體而言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有的放矢地來討論不同的主體―最主要是市場和政府,還有“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志愿者、公益團體等),它們在優化資源配置里面可以和應該如何分工、合作、互動。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領域,分工、合作、互動的選擇與特點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靈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強調“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類社會多樣化主體關系隨經濟發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趨勢。
第四,特別強調了制度供給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側分析而形成有機聯系的一個認知體系,即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在供給端應該打通,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和制度供給問題應該內洽于一個體系,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爐。通過這樣的“立”來回應轉軌經濟和中國現實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他們在理論的建樹和理論聯系實際的認知中,必須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在中國要解決充滿挑戰的現代化達標歷史任務,必須藉此強調以推動制度和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為側重點的供給端的發力。
當然,以上這些并不意味著研究中就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管理”的認識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中已經相對充分,希望在供給這方面更豐富地、更有針對性地提高認識框架的對稱性。這樣的認識落到中國經濟學人所處的現實中間,必然合乎邏輯地特別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端入手推動新一輪制度變革創新。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而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研究者的意圖和可能貢獻,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調動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國迫在眉睫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新一輪改革如何實質性推進”這一問題上,以求通過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給管理,跑贏危機因素的積累,破解中長期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瓶頸,從而使“中國夢”的實現路徑可以越走越寬、越走越順。
“八雙、五并重”的基本主張
“新供給經濟學”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之下的“八雙”和面對“兩個一百年”歷史任務的“五并重”。
“八雙”的基本要點是“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雙擴”,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合,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于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投資規模;“雙轉”,盡快實施我國人口政策中放開城鎮體制內“一胎化”管制的轉變,和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需要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化實現形式;“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針對這一點,賈康強調:“在這方面的分析認識需擴展到中國勢必要發展起來的第三部門,即志愿者組織、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組織、非盈利組織,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來越活躍的群體,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間發揮他們的潛力。我們非常看重國際上已經高度重視的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尋求共贏,應該是最基本的認識視角。”“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積極地、實質性地推進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慮中,“雙創”是發展的靈魂和先行者;“雙化”是發展的動力與升級過程的催化劑;“雙減”則代表著側重于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結構變化的制度基礎;“雙擴”是力求擴大供給方面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空間;“雙轉”是不失時機、與時俱進地在人口政策和國有資產配置體系兩大現實問題上順應供給結構與機制的優化需要,以支持打開新局;“雙進”是明確市場供給主體在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安排演進中的合理資本金構成與功能互補和共贏效應;“雙到位”是要在政府與市場這一核心問題上明確相關各方的合理定位;“雙配套”是對基礎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金融兩大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再加上行政體制,以大決心、大智慧推進新一輪勢在必行的制度變革與機制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