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氣對環境的影響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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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尾氣對環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利他行為；組織認同；企業績效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0-0022-03

一、研究設計與數據收集

（一）問卷基本結構

本文力圖研究集群下小微企業利他關系在對其績效的影響，并引入變量“組織認同”分析其在利他行為對企業績效影響中的中介作用。問卷量表的設計由問卷的理論構思與目的、問卷格式、問卷項目的語句和問卷用語四個部分組成。

（二）數據收集與統計描述

1.數據收集

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獲取數據。于2014年12月份開始正式發放問卷，調研的總體為集群下的小微企業。選取哈爾濱曼哈頓商廈、大世界商城等小微企業為藍本。為從源頭上保證數據的質量，本研究嚴格控制企業樣本、問卷填寫者以及發放渠道，最大限度排除外部因素的不利影響。本問卷采取問卷發放和網絡發放兩種方式，還通過銀行發放問卷，所獲取的數據具有較好的可靠性和代表性。一共發出了150份問卷，回收問卷106份，回收率為70.6%。

2.樣本描述

本研究結合已有的相關研究，將從企業經營類型、是否參加過行業組織對106份有效問卷進行描述性統計。

統計結果：利他行為、企業績效、組織認同最小值統計量均為1，最大值統計量均為5。利他行為均值位于2.98―4.73，企業績效均值位于3.18―3.71，組織認同均值位于2.61―3.67；利他行為、企業績效、峰度偏度均小于0，符合要求成正態分布。

二、信效度分析與假設檢驗

（一）信效度分析

1.組織認同信效度分析

通過SPSS21.0對收集問卷數據進行組織認同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轉軸法-最大變異法）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檢測結果。第一次探索因子中sig.

通過SPSS21.0對收集數據進行組織認同信度分析，最終得到如表1所示的檢驗結果，組織認同量表中4個題項（OI1、OI2、OI6、OI11）內部一致性系數 Cronbach's Alpha=0.752，所有題項值

2.企業績效信效度分析

通過SPSS21.0對收集問卷數據進行企業績效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轉軸法-最大變異法）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檢測結果。第一次探索因子中sig.

通過SPSS21.0對收集數據進行組織認同信度分析，最終得到如表1所示的檢驗結果。組織認同量表中4個題項（BP2、BP3、BP4、BP6）內部一致性系數 Cronbach's Alpha=0.725，所有題項值

3.利他行為信效度分析

通過SPSS21.0對收集問卷數據進行組織認同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轉軸法-最大變異法）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檢測結果。第一次探索因子中sig.

通過SPSS21.0對收集數據進行組織認同信度分析，最終得到如表1所示的檢驗結果。組織認同量表中5個題項（AR1，AR2，AR4，AR7，AR7，AR8，AR9）內部一致性系數 Cronbach's Alpha=0.824，所有題項值

（二）利他行為對企業績效關系驗證

為了驗證利他行為對企業績效的關系，即假設H1成立，本節以利他行為（AR）因變量、企業績效（BP）為觀測變量，通過結構方程模型的方法來進行檢驗，整個檢驗過程在 Amos21.0 和SPSS21.0 中完成。在 Amos21.0 中，模型運行的結果匯整成表2和圖1。

模擬適配度表（表2）顯示，0

0.079

（三）組織認同與利他行為、企業績效關系驗證

為了驗證利他行為對企業績效的關系，即假設H2、H3成立，本節以利他行為（AR）因變量、企業績效（BP）為觀測變量，加入中介變量組織認同（OI）通過結構方程模型的方法來進行檢驗，試圖驗證組織認同與利他行為和企業績效的關系。整個檢驗過程在 Amos21.0 和SPSS21.0 中完成。在 Amos21.0 中，模型運行的結果匯整成表3和圖2。

模擬適配度表（即表2）顯示，0

0.079

又如圖2所示，OI到AR的路徑系數為0.83，OI到BP的路徑系數為0.82顯著，在概率為99%的情況下，模型擬合程度良好，關系顯著。因此，接受H2，H3假設，利他行為對組織認同有正向影響；組織認同對企業績效有正向影響。

（四）中介作用的假設檢驗與分析

檢驗中介變量的傳統做法可總結為：假設1因變量到觀測變量關系顯著；假設2中介變量到因變量關系顯著；假設3中介變量到觀測變量關系顯著；如果假設4加入中介變量后，因變量到觀測變量的路徑系數減少，則中介變量是部分中介作用，如果加入中介變量后，路徑系數不發生改變，則中介變量是完全中介作用。

本文為了檢驗組織認同在利他行為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關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即假設4將根據檢驗中介變量的新方法步驟進行參數估計，以企業績效為觀測變量、利他行為為（AR）為因變量、組織認同（OI）為中介變量，構建結構方程模型，通過 Amos21.0運行得到變量間的參數估計結果。初始模型運行后得到表3和 圖3的匯整結果。

如模擬適配度表（3.4）顯示，0

=0.075

比較圖2和圖3可以發現，加入中介變量前AR到BP的路徑系數為0.81，加入中介變量OI后AR到BP的路徑系數降為0.59，且路徑系數均顯著，因此組織認同作為中介變量是部分中介作用。

三、研究結論與管理啟示

第2篇：尾氣對環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國企改革；國企工人；社會地位；買斷工人

[中圖分類號]F2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3）44-0048-03

1從買斷到返崗：問題的提出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國有企業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歷經長達十多年的改革，改革在提高企業效率的同時，也有相當數量的國企職工成為了下崗職工。 作為中國最大的國有企業之一，大慶油田于2000年實施了“買斷工齡”政策（政府文件中統一把“買斷”稱為“有償解除勞動合同”）。在大慶油田實施這項政策后，將近4.5萬的油田職工離開了原有的工作崗位。然而從2005年起至今，大慶石油管理局已累計有將近3.8萬名“買斷”職工實現返崗再就業。這一過程從企業的角度來說又被稱為“返聘”，即職工可以回到原企業工作或者得到企業重新分配的工作職位，并與企業重新簽訂一份勞動合同。84%的下崗職工重新返崗，這個現象耐人尋味。需要關注的問題是，返崗職工社會地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是什么原因使3.8萬名“買斷”職工實現返崗再就業，是個人因素還是社會因素？這種現象具不具有普遍意義？本文通過對大慶油田部分返崗工人的訪談，重點分析了國企職工返崗前后社會地位變化及影響因素。

2從貶損到復原：“買斷”職工的地位變化

2.1“買斷”職工的地位貶損情況

已有的研究表明，改革開放后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的下降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作為工人階級中弱勢群體的“買斷”職工更是面臨著較大的困境[1]。訪談資料再次證明了這個事實。

2.1.1職業地位的貶損

對“買斷”職工個人來說，“買斷”帶給他們最大的變化就是職業地位的變遷。“買斷”職工在與企業徹底解除了勞動關系后從“企業人”成為“社會人”，這直接影響了“買斷”職工個人的職業發展。首先是職業收入下降，“買斷”職工在“買斷”后失去任何來自企業方面的收入，所有的社會福利、保障也不再由企業提供，需要自己支付醫療保險、養老保險。這對“買斷”職工來說是非常大的損失，直接導致其經濟地位嚴重受損。其次是職業滿意度降低。作為為油田工作幾十年的“買斷”職工來說，“買斷”后除了經濟地位上的貶損以外還體會到了工人整體地位的下降，以及個人心理上與企業的疏離。從調查中，筆者了解到“買斷”工人普遍不再認為工人仍然處在主人翁地位，并且認為國企改制是工人地位變動的一個分水嶺。此外，“買斷”職工自身再就業過程中遇到的障礙也使他們與在職職工相比職業地位上差距拉大，作為一個工人的自豪感大大降低[2]。

2.1.2社會關系的斷裂

“買斷”對職工社會關系的整合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買斷”職工的業緣關系隨著“買斷”這項政策的實施逐漸被割裂。首先，同事之間的社會關系日漸淡薄。由于原單位這個聯結紐帶的作用不再直接發生作用，同事之間明顯失去了單位作為共同話題的聯結，“買斷”工人逐漸與單位職工疏遠。受訪者普遍的感受就是，“和原來單位一下子就沒有任何聯系了，原來單位人干啥呢也不知道了，聯系也沒原來那么多，朋友圈也小了。”其次，社會交往頻率降低。社會交往常常是伴隨著各項社會活動進行，而各項社會活動的開展又難免涉及經濟開銷，因此“買斷”職工收入增長緩慢甚至經濟拮據的狀況會對他們的社會交往造成重要的影響。當“買斷”職工的收入不足以承擔額外的社會交往支出時，他們就可能傾向于減少交往的頻率。另外，也有部分“買斷”職工在“買斷”后有受到城市文化排斥的自卑心理產生，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買斷”職工固有的社會關系數量減少，維持在一個有限的社會交往范圍內。

2.1.3社會福利的貶損

職工在“買斷”后，將不再享有企業的福利保障，“有償解除勞動合同人員與企業解除了勞動合同，終止了勞動關系，不存在由原單位支付解除勞動合同后的各項保險問題”，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需由個人支付，這是對“買斷”職工來說社會福利上最大的貶損。對于“買斷”職工這一弱勢群體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都經濟拮據、再就業率低，很難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繳納保險金。因此，對“買斷”職工來說，“買斷”工齡不僅意味著“失業”，更意味著“失去保障”。

2.2“買斷”職工的地位復原情況

“買斷”職工的社會地位在返崗后有明顯的回升，甚至可以說與原來的待遇相比相差無幾。這與我國普遍存在的工人社會地位下降的現象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對“買斷”職工地位的復原情況進行深入了解。

2.2.1經濟收入的提高

對于“買斷”職工來說，經濟收入無疑是他們最為關心的重點，也是關系到他們社會地位的最主要因素。“買斷”職工在返崗后收入基本可以達到“買斷”前的基本工資水平，即1000元左右，當然這個工資水平也因崗位而異，受訪者中在返崗后基本工資從800元到2000元不等，所有受訪者也均有每月200～400元不等的獎金收入。但是與在職職工相比，他們損失了年終兌現獎。所以，“買斷”職工的經濟收入與“買斷”前相比是相對減少的。但在接受訪談的“買斷”職工里，大部分都認為重新工作獲得穩定收入是件好事。

2.2.2社會關系的重續

在社會交往方面，“買斷”職工在重新返崗之后，一部分回到原企業就業的員工，其以往的同事、朋友圈的作用又開始發揮作用，業緣的作用并未隨著工作的變動而減弱，社區內部“買斷”職工的互動頻率仍然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感情的緊密程度也沒有大的變化；而另一部分重新調換崗位的職工，雖然需要重新建立新的朋友圈，但是仍然可以擴大其社會交往，形成雖是有限、固定的但也是較為穩定的范圍。

2.2.3社會福利的完善

“買斷”職工社會福利方面的完善和提升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社會保障及子女就業。 在社會保障方面，重新就業的“買斷”職工按規定在新就業單位屬地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對于大齡、再就業確實存在困難的職工，企業將為他們繳納從“買斷工齡”年份后10年的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企業應交部分；此外，企業還為自己繳納養老保險的職工提供了一些優惠政策，例如選擇固定標準（92776元、1634元）一次性繳費至法定退休年齡的尚未再就業人員，允許兩年不繳納基本保險費，也不計算繳費年限，退休時減扣養老金待遇；選擇固定標準分年繳納的和選擇以大慶油田職工平均工資作基數繳納的尚未再就業人員，允許2003年、2004年兩年不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也不計算繳費年限，退休時不扣減基本養老金待遇等[3]。可見，在對油田職工的社會保障方面，企業并沒有完全拋棄“買斷”職工，充分保障職工的基本醫療和養老。

在油田職工子女就業方面。優先安排大慶油田職工子女就業是計劃經濟時期油田職工的最大社會福利。但在“買斷”初期，“買斷”職工子女不再享受這項優惠政策，這也因此一度成為一些的導火索。2002年以后大慶油田管理局規定職工子女無論是在職職工還是“買斷”職工都可以參加內部招工，優先在油田內部進行分配工作（除特殊油田不需要的專業）。

通過調查可知，“買斷”職工隨著“買斷”后返崗，其社會地位經歷了一個從貶損到復原的過程，“買斷”職工在“買斷”后經歷了職業地位、社會關系以及社會福利上的貶損；而在返崗后，從經濟收入、社會關系以及社會保障方面都有了較大的提升和完善。這對促進社會和諧、保障國企下崗職工權益和地位有著積極的意義，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值得分析的是其背后的影響機制。

3從技術環境到制度環境：“買斷”職工地位變遷的作用機制

3.1一個分析框架：新制度學派

新制度學派是研究組織現象和組織行為的重要學派，主要觀點是人們必須從組織環境的角度去研究、認識組織行為和解釋組織現象。其代表人物邁耶將組織環境區分為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企業的技術環境要求組織有效率，即按最大化原則組織生產；而制度環境是指一個組織所處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會規范、觀念制度等為人們“廣為接受”的社會事實[4]。新制度學派強調組織環境對組織行為的重要影響，尤其強調制度、觀念力量等制度環境對組織行為的更為深遠廣泛的影響。也就是說一個組織不僅要滿足技術上、生產效率上的要求，更要遵守外界公認、贊許的形式或做法以保障組織今后的發展。

從技術的層面講，企業的技術環境要求組織有效率，即按最大化原則組織生產，而制度環境又要求企業在進行經濟活動過程中遵守那些被廣為接受的社會事實。本文研究的“買斷”職工社會地位變遷的社會現象，從技術需要的角度講，企業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減員增效而實施“買斷”政策，企業的改組改制、大量職工下崗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技術環境的要求；但大量“買斷”職工重新返崗這一現象又與企業的效率原則相沖突，那么“買斷”職工實現返崗又是何種因素發揮了作用呢？

按照新制度學派的觀點，企業重新返聘職工的行為與制度環境有著非常大的聯系，根據調查可以得出，“買斷”職工得以返崗的根本原因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根深蒂固的單位體制；在社會觀念上的依賴心理和“買斷”職工較為落后的社會發展觀念也是原因之一；“買斷”職工與企業之間都互有期待，企業需要維護職工穩定，職工需要企業保障自身利益。通過總結這三點原因，可以看出“買斷”職工實現返崗是制度環境起著決定的作用。

3.2單位體制下企業和政府的共同選擇

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制作為一種社會管理模式在中國的社會發展歷史上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個人與單位的緊密聯系，個人的一切福利都依賴于單位，個人的衣食住行、社會福利及子女教育都附著在“單位”這一基層組織里[5]。大慶油田在1984年提出政企分開以前，一直都是政企合一的領導體制。1965年10月，國家財政部和石油工業部聯合下發通知，把大慶作為特區，實行政企一體化，經費由石油企業負擔，稅收如數上繳黑龍江省，特區不搞城市建設，礦區建設由石油企業統一安排[6]。由此，大慶建立起一個一體化的城市和企業合一的石油單位。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分配機制是由單位壟斷的。一方面，個人的社會身份和地位都與“單位”的利益息息相關，因此計劃經濟制度的力量不允許個人與單位脫離聯系，國家也需要通過“單位”這一基層社會組織來掌握與社會人員的聯系；另一方面，從個人角度來說，個人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也依附于單位的發展，如果失去單位，會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中造成與其他社會成員較大的區隔和落差，同時也容易失去社會交往的共同基礎。

大慶油田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政企分開，但大慶油田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改革開放前是發育最完善的，現在影響也最為深遠，改革阻力重重，難以實現徹底轉變，因此油田長期以來一直處在“雙軌制”發展形勢下，即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時期，依然是中國最大的國企，依然是一個有著根深蒂固的單位制度的企業組織。而且大慶屬于資源型城市，產業發展單一，在過去石油產業占到了整個城市產業發展的90%以上。因此大量“買斷”職工下崗后，政府試圖彌補企業分離出的社會職能，接收了這部分富余人員，通過各種各樣的就業政策對“買斷”職工進行扶持；但是一方面由于城市產業單一，“買斷”職工可供就業的機會較少；另一方面由于油田的效益越來越好，政府也試圖讓企業承擔責任，安置“買斷”職工，重新把“買斷”職工交給企業進行安置。企業與政府之間特殊的關系決定了企業和政府在安置“買斷”職工過程中的立場，也使政府和企業之間趨向于尋找一種較為平衡的狀態。

3.3落后的發展觀念及職工的路徑依賴

長期的計劃發展以及油田職工普遍教育程度較低使職工對國企改革、市場經濟等概念沒有充分的認識，面對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無法有一個清晰的認知，造成一種心理上的迷失。在這種心理迷失下，以往的制度慣習在指引他們的行為選擇上成為主導因素，他們選擇了更為傳統的行為方式，從他們熟悉的行為方式入手，因此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等靠要”心態開始逐漸顯現。

由于長期相對穩定、安逸的工作環境以及“終身制”的就業特點，國企職工普遍學歷較低、工作內容單一，自身的工作技能與社會其他行業的需求又產生脫節，再加上年齡等無法改變的條件限制等因素存在，“買斷”職工不得不依靠企業解決自己生活的問題。同時還有身為國企職工優越性和維持面子的自尊心在支撐，因此對于 “買斷”職工來說，他們更傾向于這樣的一種行為方式：在求穩的心態下被動等待。比如有被訪者談到，“買斷以后精神和物質都有影響，生活質量下降，所以還是得回原企業。” “單位原來就是什么都管，大家都生活在單位里，基本上除了家就是單位，也沒有什么其他活動的地方。時間一長，什么問題都依賴單位解決，自己也解決不了啊。工資啊、福利啊、包括分房都是單位給包辦，在大慶地區實際就是，一直都是企業管，企業可以說特別全能，時間長了人們就在心理上開始依賴單位”。

3.4“買斷”職工對企業的社會期待

“買斷”職工相對于企業來說是一個弱勢群體，因此保障“買斷”職工的利益必須通過完善的制度設計。

首先，對“買斷”職工來說，“買斷”職工在企業中工作生活了這么多年，自然而然地會對組織產生一種期待。“買斷”職工往往是從第一份工作開始就為大慶油田的企業服務，他們已經熟悉并適應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職工個人的經濟收入、社會福利及保障、家庭住房甚至子女教育都依賴企業的提供。由于對過去制度安排的深深依賴，“買斷”工齡的下崗職工在這種習慣性心理的促使下，還是會做出習慣性的選擇。對比過去的工作狀態與生活方式，心理上的茫然無措以及種種條件限制，迫使他們還是會選擇習慣性的保守態度——不去進行自主就業。

其次，從企業的角度來說，企業的發展現狀使得企業對員工自身也有一些期待，與員工形成互相依賴的局面。由于制度差異性的長期存在，職工的制度依賴同時也無形中迫使企業進行制度轉型，同時企業也必須承擔照顧油田職工的責任。牢牢植根于“買斷”職工內心的制度依賴已經讓他們除了企業之外別無選擇，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這樣的制度依賴也會無形中給企業一些壓力，促進組織進行制度的變遷，產生制度變遷的動力，而企業的制度變遷也需要成本和承擔風險，因此為了解決“買斷”職工的生活問題，也是為了企業能夠更穩定、快速地運轉，企業開始了重組改革后的返聘，大批“買斷”職工逐漸開始回到了工作崗位。

一個完善的制度從設計到實施是一個制度設計者與制度受動者互動的實踐過程。所以，要保證保障“買斷”職工切身利益的制度在實踐中順利進行，就必須保證“買斷”職工對企業制度有一個清晰的認知，并且應該在二者之間進行良性互動，才有可能保障制度運行的績效[7]。由此可見，制度對“買斷”職工的重要性導致職工對企業也具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期待。

4研究結論

“買斷”作為國企職工生命歷程中的重大事件，給職工個人和家庭都帶來了重要影響。

（1）“買斷”職工在返崗后實現了經濟收入的提高、社會關系的重續、社會福利的完善，相比“買斷”前社會地位貶損的情況有了顯著的回升甚至是復原。

（2）這一現象得以實現與企業的制度安排密不可分，企業的這一行為與其所處的組織環境有關，特別是制度環境因素。返崗職工社會地位得以回升甚至是復原這一特殊的社會現象是發生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之下的。制度環境對“買斷”職工地位復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大慶油田濃厚的計劃經濟體制氛圍是企業最重要的制度背景；在社會觀念方面“買斷”職工的社會發展觀念普遍落后并且具有深深的制度依賴；在企業行為上則體現在職工與企業各自的社會期待。其中根本原因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制這種社會管理模式多年來對國企職工行為和思維模式的影響，使“買斷”職工普遍對企業有較強的心理依賴。因此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滿足社會期待，企業就需要進行政策上的改進和推動。

（3）盡管“買斷”職工社會地位有一定的回升，但這并不是一個資源型城市發展的長久之計，也不利于國企改革的推進以及已有成果的鞏固，因此也不能成為國企改革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周長城.國有企業中職工的社會地位與層化——某有限公司的個案研究[J].社會科學研究，1999（2）.

[2]謝桂華.市場轉型與下崗工人[J].社會學研究，2006（1）.

[3]關于石油石化集團所屬企業有償解除勞動合同人員屬地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問題的復函（勞社部函〔2002〕139號）.

[4]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M].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3.

[5]李漢林.變遷中的中國單位制度回顧中的思考[J].社會，2008（3）.

第3篇：尾氣對環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 麻醉；體重指數；體溫

[中圖分類號] R61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7）04（a）-0083-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body mass index （BMI） on the body temperature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Methods 100 patients in Surgical Department，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scheduled to undergo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with no premedication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from March 2014 to May 2016.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according to BMI， group Ⅰ （n=25）： BMI

[Key words] Anesthesia； Body mass index； Body temperature

人體的中心體溫是由位于下丘腦前區的溫度調節系統控制的，保證每日體溫變化幅度不超過0.2℃偏差。若溫度調節系統失調，則會導致機體新陳代謝紊亂甚至死亡[1-2]。既往研究表明，輕度體溫降低會使術中及術后患者并發心臟疾病及外科傷口感染概率增大3倍，延長住院時間20%，顯著增加術中血液流失及輸血事件[3-7]。臨床實踐中，導致術中及術后患者體溫降低的因素除了物的影響外，還有術中患者血管舒張情況、手術操作室的低溫環境、低溫液體處理外科手術區域的污漬、靜脈注射冷的液體及輸血等[8]。但鮮有關于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對于術中患者體溫影響的報道。為此，本研究將探討BMI對行擇期腹腔鏡膽囊切除術圍術期患者體溫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3月～2016年5月內蒙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以下簡稱“我院”）手術科室100例術前無用藥史的行擇期腹腔鏡膽囊切除術圍術期患者為研究對象。其中，男41例，女59例；年齡為27～52歲，平均（40.37±9.67）歲；美國麻醉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評分范圍為0.92～1.86分，平均（1.43±0.51）分。所有患者手術均于9∶00～13∶00完成，手術時間為59～86 min，平均（71.84±15.13）min。納入標準：①有癥狀或者無癥狀但有合并癥以及容易引起膽囊癌變的膽囊疾病；②知情且同意接受擇期腹腔鏡腹部手術患者；③術前1個月內無服用影響體溫調節的藥物（β-受體阻滯劑、鈣通道阻滯劑等）記錄；④有完整的身高、體重記錄。排除標準：①伴有嚴重心肺功能不全而無法耐受麻醉、氣腹和手術者；②伴凝血功能障礙者；③出現嚴重并發癥的急性膽囊炎或者伴急性重癥膽管炎或急性膽石性胰腺炎者；④嚴重肝硬化伴門靜脈高壓者；⑤中、后期妊娠者；⑥伴有腹腔感染、腹膜炎者以及上腹部手術史者；⑦伴有糖尿病、甲狀腺功能紊亂疾病、帕金森疾病者；⑧手術時間短于60 min或者長于180 min的患者。實驗所有內容經我院倫理道德委員會批準實施。

1.2 實驗分組

依據公式：BMI=體重（kg）/身高（m）2，計算受試者BMI。依據計算結果，將100例患者分為四組，即組Ⅰ（n=25）：BMI

1.3 麻醉方法及考察指標

手術采用的麻醉方式為常規麻醉。麻醉誘導采用2 mg/kg丙泊酚與0.6 mg/kg羅庫溴銨，麻醉維持采用2%七氟烷+50%O2及瑞芬太尼灌輸。于潮氣量末CO2值介于35～40 mmHg（1 mmHg=0.133 kPa）時實施氣管插管。采用0.05 mg/kg新斯的明與0.01 mg/kg硫酸阿托品逆轉神經肌肉阻滯。手術結束時，停止七氟烷灌輸，給予純氧吸入。從誘導麻醉開始，每間隔5 min對患者進行圍術期心跳，平均動脈壓，鼓膜、胸部、手臂、1/2內側前臂內表面、中指遠端指骨腹側、大腿、小腿溫度測定。同時記錄血管收縮時間以及引起中心體溫升高時的血管收縮溫度閾值。手術結束時，采用常規方法對麻醉患者進行喚醒。

平均皮膚溫度（mean skin temperature，MST）=0.3（T胸+T臂）+0.2（T大腿+T小腿）；平均體溫（mean body temperature，MBT）=0.64T腋下+0.36 MST；血管收縮溫度閾值=T前臂+T手指[9-10]。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組間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各組一般臨床資料比較

各組患者在年齡、性e、手術持續時間、ASA評分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2.2 各組患者不同時間點鼓膜溫度變化情況

與組Ⅰ患者的鼓膜溫度相比，組Ⅱ患者在誘導麻醉后5、10、15、20、45、55、60 min時增高，組Ⅲ患者在誘導麻醉后5、10、15、20、40、45、50、55、60 min時增高，組Ⅳ患者在誘導麻醉后5、10、15、20、25、30、45、50、55、60 min時增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見表2。

2.3 各組患者不同時間點MST及MBT變化情況

各組患者不同時間點的MST及MBT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見表3～4。

2.4 各組患者出現血管收縮溫度閾值的時間變化情況

與組Ⅰ患者比較，組Ⅲ及組Ⅳ患者出現血管收縮時間更晚，且閾值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5。

3 討論

術中麻醉是一種通過影響體溫調節系統而降低體溫的操作[11]。全身麻醉期間，誘導麻醉及麻醉開始后的1 h，中心體溫迅速降低1～1.5℃，隨后，體溫降低表現為緩慢的、線性的降低過程，直到進入平臺期，中心體溫保持不變[12]。若術中麻醉期間出現低體溫，則不僅影響凝血功能，增加心血管事件發生的風險，而且能抑制免疫功能引起術后感染，延長患者住院時間[13]。Moola等[14]研究報道圍術期低體溫發生率為50%～90%。Yi等[15]對北京地區實施全麻患者大樣本調查發現，低體溫發生率約40%。為此，深入分析術中麻醉期影響體溫波動的危險因素顯得尤為重要。本研究通過探討術中麻醉過程中BMI對患者體溫調節影響的結果表明，與BMI較低的患者相比，較高BMI患者的鼓膜溫度較高，發生血管收縮的時間退后且血管收縮溫度閾值增大。Fernandes等[16]通過對兩組行腹部外科手術的不同BMI患者（BMI 30.0～34.9 kg/m2比BMI 18.5～24.9 kg/m2）對比研究發現，較高BMI患者術中能夠較好維持體溫恒定，顯著降低術中體溫降低事件發生概率。Kurz等[17]依據體脂肪率（body fat percentage，BFP）將40例行擇期結腸手術患者分組為三組（10%～24%組、25%～35%組、36%～50%組），結果提示，隨著BFP及表面積的增大，患者在術中出現體溫降低的事件概率顯著降低。而在另外一項關于BFP>25%與BFP

本研究結果未發現各組患者MST及MBT的變化差異。可能原因為BMI較高患者患者腹部較多的脂肪組織阻礙熱量散失從而發揮維持體溫正常的作用。Savastano等[20]曾對13例BMI為18～25 kg/m2的患者開展BMI與區域性體溫相關性研究，結果表明，BMI較高患者具有較低的腹部皮膚溫度及較高的手指溫度，且BMI較高患者與區域性體溫在休息及應激時具有相關性，但未發現不同BMI患者間的中心體溫差異。這可能與較多的脂肪組織能夠重新引起皮膚血流進行有效分流，從而有利于保持皮膚表面溫度恒定有關[21-22]。

綜上所述，在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鏡檢查手術的BMI較高患者，具有較好的維持中心溫度恒定的效果。這與麻醉相關的不良反應事件中，BMI較高患者具有緩解麻醉對體溫調節不良作用的特點一致。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樣本量偏少，后續將擴大樣本量繼續研究。

[參考文獻]

[1] Blatteis CM. Age-dependent changes in temperature regulation-a mini review [J]. Gerontology，2012，58（4）：289-295.

[2] Werner J. System properties，feedback control and effector coordination of human temperature regulation [J]. Eur J Appl Physiol，2010，109（1）：13-25.

[3] Zhang XW，Xie JF，Chen JX，et al. The effect of mild induced hypothermia on outcomes of patients after cardiac arrest：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J]. Crit Care，2015，19（1）：417.

[4] Baucom RB，Phillips SE，Ehrenfeld JM，et al. Association of Perioperative Hypothermia During Colectomy With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J]. JAMA Surg，2015，150（6）：570-575.

[5] Youn YA，Kim JH，Yum SK，et al. The hospital outcomes compared between the early and late hypothermia-treated groups in neonates [J]. J Matern Fetal Neonatal Med，2016，29（14）：2288-2292.

[6] Tedesco NS，Korpi FP，Pazdernik VK，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othermia and blood loss inpatients undergoing open lumbar spine surgery [J]. J Am Osteopath Assoc，2014，114（11）：828-838.

[7] Lee BR，Song JW，Kwak YL，et al. The influence of hypothermia on transfusion requirement in patients who received clopidogrel in proximity to off-pump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J]. Yonsei Med J，2014 ，55（1）：224-231.

[8] Wiewel MA，Harmon MB，van Vught LA，et al. Risk factors，host response and outcome of hypothermic sepsis [J]. Crit Care，2016，20（1）：328.

[9] Sessler DI. Skin-temperature gradients are a validated measure of fingertip perfusion [J]. Eur J Appl Physiol，2003，89（3-4）：40-402.

[10] zer AB，Yildiz Altun A，Erhan L，et al. The effect of body mass index on perioperative thermoregulation [J]. Ther Clin Risk Manag，2016，12（12）：1717-1720.

[11] w寧.不同麻醉方法在輸尿管中下段結石輸尿管鏡碎石術中麻醉效果的對照研究[J].中國醫藥導報，2012，9（26）：87-88，92.

[12] 周慧，齊爽，李亮，等.術中低體溫對術后恢復期的影響[J].中國實驗診斷學，2015，19（8）：1433-1435.

[13] 謝言虎，陳旭，吳運香，等.術中低體溫危險因素分析[J].臨床麻醉學雜志，2016，32（9）：925-927.

[14] Moola S，Lockwood C.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i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or prevention of hypothermia within theperioperative environment [J]. Int J Evid Based Healthc，2011，9（4）：337-345.

[15] Yi J，Xiang Z，Deng X，et al. Incidence of Inadvertent Intraoperative Hypothermia and Its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General Anesthesia in Beijing： A Prospective Regional Survey [J]. PLoS One，2015，10（9）：e0136136.

[16] Fernandes LA，Braz LG，Koga FA，et al. Comparison of peri-operative core temperature in obese and non-obese patients[J]. Anaesthesia，2012，67（12）：1364-1369.

[17] Kurz A，Sessler DI，Narzt E，et al. Morphometric influences on intraoperative core temperature changes [J]. Anesth Analg，1995，80（3）： 562-567.

[18] Kasai T，Hirose M，Matsukawa T，et al. The vasoconstriction threshold is increased in obese patients during general anaesthesia [J]. Acta Anaesthesiol Scand，2003，47（5）：588-592.

[19] De Graaf AA，Freidig A，van Ommen B. Human thermoregulation and obesity [J]. FASEB J，2009，23（Suppl 1）：596-602.

[20] Savastano DM，Gorbach AM，Eden HS，et al. Adiposity and human regional body temperature [J]. Am J Clin Nutr，2009，90（5）：1124-1131.

[21] Boutet C，Kassir R. Sleeve gastrectomy and roux-en-Y gastric bypass lead to comparable changes in body composition after adjustment for initial body mass index [J]. Obes Surg，2016，26（8）：1932-1933.

第4篇：尾氣對環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不孕癥；宮腔鏡；腹腔鏡；心理護理；滿意程度

女性不孕癥是婦科常見病之一，此疾病極大影響夫妻關系，甚至整個家庭。這個患者群體有著不同的文化程度、家庭背景、社會文化背景和對社會輿論壓力不同的心理承受能力，以致護理人員在與之溝通過程中需采用不同的心理護理模式。良好的溝通既可以促進和諧與親密，也可以化解矛盾和沖突。近年來，為能更高效的配合手術，減少術后并發癥，我院手術室實行了術前訪視、術后隨訪制。手術室護理人員不但在術中實行心理護理，而且將術前、術后的心理疏導貫徹于整個圍手術期。通過近兩年的實踐和完善，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2014年1月～12月在我院行宮腹腔鏡探查術的不孕癥患者216例（原發不孕89例，繼發不孕127例），為進行圍手術心理護理的108例設為對照組，年齡20～40歲，平均28.5歲，進行圍手術心理護理的108例為觀察組，年齡21～38歲，平均28.7歲；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之間的差異不具備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手術時間選在月經干凈后3～7d，月經周期的28～30d。術前，術中，術后對患者心理護理，離院前對護理服務滿意程度進行問卷調查，具體如下。

1.2.1護理措施

1.2.1.1一般護理 ①術前護理：查看術前常規檢查，排除禁忌證；②術中護理：核對患者和手術方式，建立上肢靜脈通路。氣腹時，氣腹機壓力調節為13mmHg，流量5L/min，CO2氣體不宜注入過快，防止腹腔高壓對患者造成傷害。腹腔鏡手術完畢，連接宮腔鏡各導線，在腹腔鏡監視下，做宮腔鏡檢查。③術后護理：（1）去枕平臥，防止頭痛，頭偏向一側，避免嘔吐物誤吸、休克。酌情給予吸氧，嚴密觀察生命體征；⑵腹腔鏡術后疼痛較輕，一般不需要特殊處理，無法忍受的，可適當給予一些鎮痛劑；⑶鼓勵盡早下床活動，預防靜脈血栓形成、促進腸蠕動恢復及切口愈合；④出院指導：保持切口清潔干燥，1w內不能洗澡，以免造成感染。

1.2.1.2心理護理 術前心理減壓：手術前1d到病房探望患者，了解患者的精神及心理狀態，從而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首先，訪視人員仔細閱讀病歷及化驗單，掌握患者信息。其次，做自我介紹，然后介紹手術室環境，手術過程，及相關注意事項，可能發生的問題及醫護對策；向患者說明手術創傷小、痛苦小、恢復快等優點，詳細講解宮腔鏡、腹腔鏡手術的可靠性及臨床開展情況，使患者知曉醫護人員嫻熟的醫療操作技術和嚴謹的工作作風，安定患者情緒[1]。最后根據簡要溝通，護理人員判斷訪視效果并記錄。

患者入院后，護理人員核對病歷及患者姓名，安慰患者消除緊張情緒，告知心理因素會對手術的順利進行及術后康復有重要影響。通過合理引導，讓患者心情愉快地接受手術。

術后心理疏導：護理人員要教育家屬尊重、關心、體貼、安慰患者，要樹立信心，尤其是患者愛人，不要流露出悲觀失望情緒，正確面對各種結果。

出院指導：腹腔鏡手術后，通常需留院觀察2～3d。出院后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勞逸結合，心情愉快，進行適當的室外活動及體育鍛煉，以促進恢復。責任護士擬定好復診時間，囑患者按時復診。

1.2.2評分方法及標準 采用本院自行設計的護理質量患者滿意程度調查問卷作為調查記錄。調查問卷分為訪視后患者對護士介紹情況的了解程度，包括手術知識、術前及進入手術室的注意事項、開始時間和手術過程、耗時了解、麻醉和處置中可能發生的不適、套管針穿刺、手術室環境及術后注意事項的了解，患者滿意程度調查，包括術前術中情緒穩定程度、護理人員操作是否規范熟練、手術室環境及舒適度，共十項合計100分。計分根據護理人員與患者講解交流中反映的信息點，程度高低進行評分，根據本院的評價標準高于80分視為滿意，低于80分為不滿意。

1.3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采用SPSS13.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取P

2 結果

216例患者的護理質量滿意程度調查結果比較見表1。對照組滿意度為78.7%；觀察組對護理質量滿意度為98.1%。統計學檢驗，兩組之間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

3 討論

調查顯示，在已婚夫婦中10%～20%患有不孕不育。由于不能生育，婦女和家庭都有著沉重的心理負擔，并承受著極大的社會輿論壓力[2]。腹腔鏡手術現已成為最直觀、最有效、最確切的診斷和治療不孕癥的方法。腹腔鏡手術主要是發揮了損傷小、出血少、對盆腔干擾少、痛苦小、恢復快、住院時間短、腹部切口美觀優勢，不易發生切口感染等并發癥[3]。

患者來院治療后，護理人員應勸導患者只有愉悅的心情才可以增加懷孕成功率。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減輕患者的心理壓力。圍手術期的訪視可以讓患者了解手術室環境、手術過程及注意事項，也能使患者及家屬更好地配合手術及護理的整個過程。通過護理人員量體裁衣的心理干預，使患者情緒穩定，增強對手術成功的信心，手術順利進行，縮短麻醉時間，還減少了術后并發癥的生[4]。通過本研究結果證實，心理護理可以增加患者對手術的滿意度。

綜上，不孕癥患者經宮腹腔鏡治療，大多可取得滿意手術效果。而圍手術期細致的心理護理會使患者的滿意度進一步提高，有利于病情恢復。護理人員需要給患者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通過一定的技巧和方式與患者及家屬建立良好的溝通關系，讓患者和家屬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圍手術期患者的心理護理不僅需要護士具備堅實的理論基礎及較高的文化素養，還要掌握心理、教育、倫理、哲學和美學等諸多方面的知識。這樣，成功的護理使醫患雙方既不易產生糾紛，又提高了患者的滿意度，減少術后心理相關并發癥。

參考文獻：

[1]董桂琴.婦科微創手術圍手術期護理研究進展[J].中國實用護理雜志，2011，27（z2）：111.

[2]蔣依伶，李科珍.不孕癥女性患者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分析[J].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15，23（4）：15-17.

第5篇：尾氣對環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 首發精神分裂癥；控制源；健康行為訓練；潘氏量表；生活滿意度指數

【摘要】 目的 探討控制源和健康行為訓練對首發精神分裂癥患者恢復期的影響。 方法 將92例首發精神分裂癥恢復期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各46例，均給予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研究組在此基礎上聯合控制源和健康行為訓練，觀察隨訪2 a。于出院時、出院后6 mo末、1 a末、2 a末采用潘氏量表、內控性有勢力的他人及機遇量表、社會功能缺陷篩選量表、自編健康行為量表、生活滿意度指數A量表評定臨床療效、內控水平、健康行為及生活滿意度等。 結果 隨訪2 a末，研究組內控水平、健康行為、服藥依從性、生活滿意度均顯著高于對照組（P

【關鍵詞】 首發精神分裂癥；控制源；健康行為訓練；潘氏量表；生活滿意度指數

Effects of control source and health behavior training on the convalescence of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c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ontrol source and health behavior training on the convalescence of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c. Methods 92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cs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two groups( each n=46) given antipsychotics. Research group combined with control source and health behavior training， and followed up for two years. Assessments were conducted for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nternalcontrol level， health behavior and life satisfaction wi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the Internality， Powerful others and Chance Scale(IPCS)， the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the Selfmade Health Behavior Scale(SHBS) and the Life Satisfaction Index A(LSIA) at discharge and the ends of the 6th ，12th and 24th month after discharge. Results At the end of 24th month of followup，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t internalcontrol level， health behavior， compliance， life satisfaction (P

【Keywords】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control source; health behavior training; the PANSS; the LSI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病因尚未完全闡明的精神病，具有易復發、社會功能明顯受損、病程多遷延等特點。在臨床治療中，急性期仍以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為主，輔以心理治療；在恢復期積極開展心理治療和心理護理是改善患者社會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1，2］。為此，作者對恢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了控制源和健康行為訓練觀察，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對象 選取2002年1月～12月在我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為研究對象。 入組標準：（1）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3］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2）首次發病，經住院治療后病情處于恢復期，精神癥狀基本消失，潘氏量表［4］（PANSS）評分＜60分；（3）服用利培酮治療，且無嚴重不良反應；（4）初中以上文化程度；（5）排除心、肝、腎等嚴重軀體疾病及酒精和藥物濫用者。共入組92例，按入院先后順序隨機分為兩組各46例。研究組男24例，女22例；年齡18 a～48 a，平均（26.34±9.56） a；病程1 mo～1 a，平均（0.32±0.28） a；文化程度：初中15例，高中19例，大專以上12例，PANSS總分（46.21±10.46）分。對照組男25例，女21例；年齡19 a～50 a，平均（27.42±8.34） a；病程1 mo～1 a，平均（0.34±0.31） a；文化程度：初中14例，高中20例，大專以上12例，PANSS總分（45.61±10.26）分。兩組上述一般資料比較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

1.2 方法

1.2.1 控制源和健康行為訓練 （1）控制源干預：①通過講道理、擺事實、舉事例，使個體認識某一事件的結果是由自己決定的，要想改變也必須通過自己完成。②要求患者每天做1～2件有意義的事，并記錄下來，定期分析自己努力的程度。通過上述干預可增強患者的自信心和內控性。（2）健康行為干預：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提高患者對精神分裂癥相關知識的了解，通過健康教育手段完成。二是增強其回歸社會后的適應能力。本研究中對患者主要進行相關疾病知識介紹、飲食、運動、情緒調節和人際交往5個方面的訓練。研究組于入組第2 w起實施控制源和健康行為訓練，30 min～40 min?1次?w-1，直到出院，出院后1次?mo-1。對照組患者僅接受常規的健康咨詢干預。兩組患者出院后隨訪2 a。

1.2.2 評定工具 （1）采用PANSS評定臨床療效及復況，PANSS得分增加＞25%或陽性量表中某一項評分≥4分，即定為復發。（2）采用內控性、有勢力的他人及機遇量表（IPCS）［4］評定控制源。（3）采用社會功能缺陷篩選量表（SDSS）［5］評定社會功能狀況。（4）采用自編健康行為量表評定行為改變狀況，內容包括精神分裂癥相關疾病知識、飲食、運動、情緒調節和人際交往5個方面。記分方法為：了解精神分裂癥的癥狀、治療和預防記3分，大部分了解記2分，部分了解記1分，不了解記0分；沒有特殊情況均能規律飲食記3分，大部分時間規律飲食記2分，大部分時間不規律飲食記1分，不規律飲食記0分；主動活動（包括工作）或人際交往記2分，被動活動或人際交往記1分，不活動或人際交往記0分；情緒穩定記3分，大部分時候能控制情緒記2分，偶爾發脾氣記1分，大部分時候發脾氣記0分；總分0～14分，總分越高，采用的健康行為越多。（5）采用主動、被動、拒絕服藥三種態度例數統計治療依從性。（6）采用生活滿意度指數A（LSIA）量表［4］評定生活滿意度情況。分別于出院時、出院后6 mo末、1 a末、2 a末隨訪，由經過專門培訓的精神科醫生和護士進行療效評定。

1.2.3 統計方法 所有數據應用SPSS.10.0統計軟件包處理，并進行t檢驗，χ2檢驗。

2 結果

2.1 兩組各時期控制源水平、健康行為、生活滿意度和社會功能狀況評定結果比較，見表1。

表1 兩組控制源、健康行為、生活滿意度和社會功能缺陷評定（略）

注：表中t值、P值為隨訪2a末與出院時組內比較結果；兩組間各量表評分比較的t值分別為：t內=7.78，t他=3.78，t機=2.58，t健=6.07，t滿=4.19，t社=8.11，均P＜0.01

表1顯示，研究組患者的生活滿意度、內控性和健康行為隨著訓練時間的延長而增加，社會功能缺陷越來越少，隨訪2 a末與出院時比較差異均有極顯著性（P

2.2 兩組PANSS評定結果比較，見表2。

表2顯示，出院時兩組PANSS總分、陽性及陰性癥狀分差異均無顯著性（P＞0.05）。隨訪2 a末，研究組PANSS總分、陽性癥狀分與對照組比較均有顯著性差異（P＜0.05），陰性癥狀分有極顯著性差異（P＜0.01）。提示控制源和健康行為訓練能顯著改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精神癥狀，尤其對陰性癥狀改善更為顯著。

表2 兩組PANSS總分評分（略）

注：陽性量表（SAPS），陰性量表（SANS）

2.3 兩組患者服藥依從性比較，見表3。

表3顯示，出院及隨訪6 mo末研究組比對照組主動服藥的人數稍高，但兩組之間差異無顯著性（P＞0.05）；隨訪1 a末及2 a末研究組主動服藥的人數顯著高于對照組（P＜0.01）。提示隨著控制源和健康行為訓練時間的延長，可顯著改善患者服藥的依從性。

表3 兩組患者服藥依從性比較（略）

注：兩組間比較，*P＞0.05，**P＜0.01

2.4 兩組患者2 a內復發率 研究組8例復發（17.39%），對照組22例復發（47.83%），兩組間比較有極顯著性差異（χ2=8.36，P＜0.01）。

3 討論

首次發病住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在恢復期對疾病的認識具有以下特點［6］：（1）精神醫學知識了解少，對疾病認識模糊；（2）對未來信心不足，患者出院后怕被別人諷刺、嘲笑而抬不起頭；（3）對如何預防復發、如何控制不良情緒等缺乏長期堅持治療的認識。精神分裂癥患者上述的特點是導致其病情復發的重要原因。控制源是指個體對某一結果是取決于自己的行為（內控）還是取決于自己控制之外的力量（他控）的一種知覺與因果信念；根據控制源理論，越是相信某一結果取決于自己的行為的個體，越積極努力，從而使目標易于達成，生活當然更令人滿意，而精神分裂癥患者多自信心不足，缺乏內控性。健康行為是指有利于個體心身健康的行為；Bandura［8］指出，即使個體認識到結果是由自己決定的（內控性），但是如果缺乏相應的知識和能力，仍會放棄行動。所以要想改變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認知行為，還必須提供他們必要的、提高心身健康的知識和應對能力（健康行為訓練）。

本研究顯示，通過對46例恢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為期2 a的控制源和健康行為訓練，隨訪2 a末，研究組患者的內控水平與健康行為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極顯著性（t內=7.78，t健=6.07，P＜0.01）；復發率、社會功能缺陷、PANSS總分及陽性、陰性癥狀因子分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服藥依從性、生活滿意度均顯著高于對照組（P＜0.01）。

綜上所述，控制源和健康行為訓練能及時為患者介紹精神疾病相關知識，激發患者對生活的興趣，以及自尊、自信、自強心理狀態，能有效提高患者的自信心，改善其社會適應能力和生活滿意度，預防病情復發，促進患者早日回歸社會。

參考文獻

［1］ 項玉濤，李文詠，翁永振，等.行為治療對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精神癥狀的影響［J］.中國康復理論與實踐，2002，8（11）：682

［2］ 李瑩，賈金鼎，張明松.家庭心理干預對首發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家庭環境和復發率的影響［J］.中國臨床康復，2004，8（21）：1484

［3］ 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中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標準［M］.第3版.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75～78

［4］ 汪向東，王希林，馬弘.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出版，1999：77，267，332

［5］ 張明園.精神科評定量表手冊［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162

第6篇：尾氣對環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白內障；圍手術期；健康教育路徑；焦慮

【文章編號】1004-7484（2014）07-4687-02

白內障以手術治療為主，患者圍手術期焦慮情緒較為普遍，焦慮對手術效果和術后康復會產生不利影響[1]。健康教育路徑是目前健康教育領域研究的熱點，因其具有標準化、精細化、程序化的特點，已被證實是一種有效的健康教育方式[2]。筆者通過對圍手術期白內障患者實施健康教育路徑，減輕了患者的焦慮水平，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在我科就診的白內障手術患者108例，按臨床住院先后順序編號隨機分成兩組，對照組54例，其中男25例，女29例，年齡50～79歲，平均（65.33±11.00）歲；干預組54例，男23例，女31例，年齡49～78歲，平均（64.50±10.50）歲。納入標準：（1）符合白內障診斷標準[1]；（2）行白內障超聲乳化摘除+人工晶體植入術；（3）無其它嚴重急慢性疾病；（4）知情同意，自愿參加。兩組患者性別、年齡、手術方法、麻醉方式等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對照組：實施常規健康宣教。對患者進行白內障健康知識宣教，告知患者術前及術后注意事項，并隨時回答患者提出的問題等。

干預組：實施健康教育路徑。術前：（1）主要講解手術的目的、麻醉方式、手術的簡單過程及注意事項；（2） 告知患者術中應保持平衡的手術姿勢；（3）教會患者練習眼球向各方向轉動，以配合手術；（4）術前焦慮評估。手術當天：（1）告知患者術中勿咳嗽或大聲說笑；（2）滴眼藥時勿給眼球施加壓力；（3）術后勿揉壓眼球；（4）術后勿低頭取物，勿用力大便。術后：（1）教會患者正確點眼液的方法；（2）保持情緒穩定，避免因術后視力增加而過于激動；（3）以健康教育處方和講座的形式給患者做出院指導，主要包括術眼清潔方式、飲食、用藥、自我保健及復診指導。

1.3 評價指標 采用SAS焦慮自評量表（SA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 [3]分別在入院時、術前1d晚上、出院前1d晚上對患者進行評估。該量表共20題，每題1-4分，SAS總分為各題得分相加乘以1.25。分數越高，認為焦慮程度越重。該量表是分析患者主觀焦慮程度的臨床工具，信度較高[3]。

1.4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13.0統計軟件，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P

3 討論

目前，白內障超聲乳化摘除+人工晶體植入術是治療白內障的主要術式，療效可靠[4]。研究認為，手術會加重患者的焦慮程度[5]，而焦慮會影響患者的食欲和休息，對手術本身和術后康復產生不利影響[6]。因此，通過對白內障患者開展有效的健康教育，減輕其焦慮情緒，對保證手術成功和術后康復意義重大。

從表1可以看出，所有患者干預前的焦慮程度均處于較高水平，且兩組比較無統計學差異（P>0.05）；而干預后，不論是術前1d還是出院前1d，干預組的焦慮程度與對照組相比均顯著下降（P

本研究將健康教育路徑應用于干預組患者的護理中，針對白內障手術患者所處的不同階段制定較具體的宣教內容，通過耐心的講解，減輕了患者的心理負擔，使其身心達到最佳狀態，積極配合手術和治療。本研究制定了大量的重要細節提示，如告知患者術前保持情緒穩定，術中勿大聲說笑或咳嗽，術后勿揉壓眼球及用力大便等，保證了手術的順利進行和術后康復，改善了患者對疾病的不當認知，提高了其應對疾病的能力，因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總之，健康教育路徑可顯著減輕白內障圍手術期患者的焦慮水平。健康教育路徑具有精細化、標準化、程序化的特點，是一種有效的健康教育管理模式，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 梁品琪，盧宇玲. 臨床路徑在老年性白內障患者健康教育中的應用[J]. 醫學理論與實踐，2012， 25（11）：1387- 1388.

[2] 程正平. 健康教育路徑在中西醫結合治療突發性耳聾中的應用[J].中國臨床護理，2013， 5（2）：144- 145.

[3] 梁寶勇.醫學心理學導論[M].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298.

[4] 韓 奎. 心理護理干預對白內障患者術前焦慮的影響[J].齊魯護理雜志，2012，18（20）： 105- 106.

第7篇：尾氣對環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環境 起飛著陸 安全

人類進入航空時代已經超過了100年，一百多年來，航空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涉及方方面面。如今，中國民航的年客運吞吐量已經超過了4億人次以上，幾乎是總人口的1/3。在軍事領域，空中力量在現代戰爭中的主導作用日益顯現。如今，民用航空已經成為僅次于火車的第二大安全工具。但由行的高空高速的特點，一旦發生故障和事故損失往往是比較慘重，這也是航空在人們心目中留下的難易抹去的一種陰影。從1990年的廈門劫機空難，到2010年的伊春空難，我國共發生重大民用航空事故14起，其中起飛著陸階段發生的事故就多達9起，占總事故的64%。從世界民用航空多年的事故統計看，起飛著陸階段的事故所占的比例大致在60～75%之間。

一、環境因素對起飛著陸的影響

（一）能見度對起飛著陸的影響

2010年8月24日晚一架從哈爾濱起飛的河南航空有限公司的B-3130（EMB-190）飛機，在降落伊春機場的下滑過程中，也是由于能見度較低的原因，飛機墜毀于機場跑道前580米左右的土坡上，造成多名旅客死亡，這是我國民航近6年發生的唯一一起重大飛行事故。現代飛機盡管配備了高科技的精密著陸指引系統，但著陸最終還是要在目視機場的條件下完成，因此，天氣條件對起飛著陸至關重要。低能見度條件下發生事故的原因主要有兩種，一是飛行員在近進過程中在未發現跑道的情況下，已經與地面障礙物相撞或因為操縱失誤丟失狀態使飛機墜毀；另一種情況是飛行員通過指引系統最終飛到了跑道上空，但由于偏差較大在著陸時發生撞擊、偏出或沖出跑道。低能見度條件下發生事故的技術原因一是天氣太差，二是飛行員的工作負荷過高。要避免此類事故的發生氣象條件的掌握是關鍵，而飛行員的技術水平也是至關重要的，大量的訓練可以提高飛行員的操縱精度，也可以提高飛行員對高負荷任務的抗壓力。

（二）風對起飛著陸的影響

風對起飛著陸的影響主要有3個方面，一是順風和逆風對起飛滑跑距離的影響，二是側風對起飛著陸方向的影響，三是風切邊對飛機狀態的影響。著陸時飛行員更喜歡逆風，因為順風不僅影響到飛機著陸后的滑跑減速，也會影響飛機下滑著陸，在順風太大時甚至有可能造成飛機著陸平飄距離太遠，而無法在著陸區域接地。側風對著陸的影響最大。在飛機的氣動設計上要求飛機具有較好的橫航向操縱性和安定性，要求飛機對側風不能太敏感。側風著陸對飛行員的駕駛技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風切變對起飛著陸的影響

人們對于風切變的認識也是近幾十年才逐步豐富完善的，早期一些風切邊引起的著陸飛行事故往往被定性為人為操縱錯誤。沿飛行航向的風切變，可能引起飛機升力的變化從而影響飛機軌跡，飛機軌跡的變化又影響到飛機的迎角，這一系列的變化如果嚴重就會導致飛機的失速，在起飛著陸階段由于高度較低、速度較小，一旦發生失速飛行員很難處置。當然橫向的風切變也會對飛機的動態產生影響，2002年7月13日，在殲十飛機試飛中，就曾發生過由于橫側風切變引起的橫航向人機耦合震蕩，在高度2米的情況下導致飛機坡度震蕩達到18度，由行員的正確處置才化險為夷。

二、起飛著陸中的危機處置

第8篇：尾氣對環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 神經刺激器； 膝關節鏡手術； 腰叢聯合坐骨神經阻滯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ombined lumbar plexus and sciatic nerve block by use of ropivacaine under nerve stimulator on patients with knee arthroscope operation.Method： 700 patients with knee arthroscopic operation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B，350 cases in each group. Group A was treated with combined lumbar plexus and sciatic nerve block under nerve stimulator，group B was took combined spinal and epidural anesthesia，patients’ physiological function， maintenance of anesthesia time and postoperative sensory recovery time， motor recovery time and postoperative first micturition time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Result：Compared the physiological index of two groups，the MAP and HR of group A were lower than the group B，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Nerve stimulator； Knee arthroscopic operation； Combined lumbar plexus and sciatic nerve block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NO.4 People’s Hospital of Hengshui，Hengshui 053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25.003

膝關節鏡手術的傳統麻醉方法采用腰硬聯合阻滯，隨著神經刺激定位儀的問世，在神經定位儀下行腰叢聯合坐骨神經阻滯的方法，由于其操作方便，對患者生理功能影響輕微，在臨床實踐中得到普遍應用[1]。羅哌卡因因其長效性和不良反應少，麻醉禁忌證及并發癥相對較少等優點，對老年患有心血管疾患或低血容量的患者更為適合。因此，對維持循環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已經成為用于神經阻滯的常用局麻藥[2]。由于羅哌卡因為長效酰胺類局麻藥，對心臟和神經毒性均較低，所以常被用于周圍神經阻滯。羅哌卡因復合阿片類藥物有神經阻滯的效果，但各種研究報道的說法還不統一。此次研究旨在觀察和分析神經刺激定位下采用羅哌卡因行腰叢聯合坐骨神經阻滯對膝關節鏡手術患者的影響，并與傳統的麻醉方法腰硬聯合阻滯作對比，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此次研究選了本院從2013年

11月-2014年11月700例行膝關節鏡手術患者，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A組和B組，每組各350例患者。A組中男170例，女180例，年齡55～77歲，平均（66.8±5.4）歲；B組男173例，女177例，年齡55～77歲，平均（65.4±7.0）歲。在本次研究中，所有患者均已知曉并簽署名知情同意書，本研究已經通過本院倫理委員會許可。納入標準：在腰叢聯合坐骨神經阻滯下行膝關節鏡手術的患者。排除標準：包括患者存在嚴重的臟器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礙、穿刺部位感染、局麻藥過敏史、吸毒或近期使用阿片類藥物者。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兩組均在手術操作前認真記錄每位患者的基本身體情況，包括：身高、體重、建立靜脈輸液通路，并且在神經阻滯過程中及術中持續監測心電圖、無創血壓和脈搏血氧飽和度以及呼吸頻率等。術前常規禁食水，術前30 min肌肉注射地西泮10 mg，皮下注射阿托品0.5 mg，進入手術室馬上建立外周靜脈通路，快速靜滴復方乳酸鈉500 mL，常規監測RR、HR、SpO2、HP和ECG等生命體征。（1）B組患者采用腰硬聯合阻滯，患者側臥位，屈髖屈膝，患側向上，穿刺點在L2～3或L3～4椎間隙，回抽無血確定穿刺成功后，在蛛網膜下腔以0.1 mL/s的速度緩慢推入0.5%羅哌卡因3 mL，然后向頭側插入硬膜外導管3 cm左右，妥善固定導管，使麻醉平面控制在平臥位T8以下，手術開始后，根據麻醉作用消退情況，適當追加局麻藥。（2）A組先行腰叢阻滯（Chayan法），皮膚常規消毒，患者取側臥屈膝位，患肢向上，兩側髂脊最高點連線與棘突交點為L4所在位置，以距離L4旁5 cm為穿刺點，神經刺激器pns（Stimup lex HNS ll，B/BRAUN公司，德國）的正極與患者的患側大腿皮膚相連，負極與刺激針相（Stimyp lexA 100MM B/BRAUN，公司，德國）連接，刺激頻率設為2 Hz，電流強度設為1.0 mA，后減至0.3 mA并維持受刺激肌群輕微運動反應，先以1%的利多卡因局麻后，將針頭與皮膚垂直刺入觸及L4橫突，觸到骨質后將針頭向頭端或尾端進針1.5 cm左右，若患者出現電擊抽搐感表明觸及腰叢神經，緩慢推入0.5%羅哌卡因，總量25～30 mL。坐骨神經阻滯法：同上，穿刺點位于髂后上棘與股骨大轉子連線中點的垂線上。穿刺部位常規消毒和局麻后，將刺激針（德國貝朗）垂直刺入，誘出腓腸肌的電擊抽搐感后，如上方法調節刺激器，緩慢注入0.5%羅哌卡因，總量25～30 mL。

1.3 觀察指標 用針刺法確定麻醉平面，記錄麻醉前（T0），麻醉后5 min（T5）、10 min（T10）、20 min（T20）、30 min（T30），手術結束時的RR、HR、SpO2、HP以及麻醉起效時間（T1）、麻醉后感覺恢復時間（T2）、運動恢復時間（T3）、術后首次排尿時間（T4）。

1.4 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 13.0統計軟件分析，計量資量以（x±s）表示，組內比較采用重復測量設計的方差分析，組間比較采用成組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 字2檢驗，以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生理功能監測 兩組患者術中生理指標比較，A組患者的MAP、HR低于B組，兩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2.2 兩組患者的麻醉起效時間、術后感覺恢復時間、運動恢復時間、術后首次排尿時間比較 A組患者的麻醉起效時間、術后感覺恢復時間、運動恢復時間、術后首次排尿時間均短于B組，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老年患者全身各系統退行性變，呼吸/循環系統合并癥多，自主神經系統調控能力差，對手術麻醉耐受力差，膝關節鏡手術常選擇硬膜外麻醉，鎮痛完善，但交感神經被節段性阻滯，副交感神經相對興奮對患者血流動力學干擾較大而腰叢坐骨神經阻滯避免了全麻和椎管內麻醉對老年人心肺功能的影響，血流動力學穩定，術后不良反應少，對于危重患者和高齡患者其優越性更突出[3-6]。骨質增生、骨質破壞、骨關節結核等是老年人常見骨疾病，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膝關節鏡的發展給骨疾病的治療帶來了很大的便利。傳統的腰麻聯合硬膜外阻滯麻醉的效果確切，鎮痛顯著，能夠滿足長時間手術要求，但是由于其風險較大，麻醉平面不易控制，術后不良反應如頭痛較多見，且麻醉阻滯腰骶神經范圍不如腰叢聯合坐骨神經阻滯范圍大，對患者生理功能影響較大等缺點，故現在臨床上多采用腰叢聯合坐骨神經聯合阻滯麻醉[7-9]。下肢的支配神經主要為腰叢和骶叢，腰叢主要由T12，L1～4前支構成，其阻滯效果確切；骶叢主要分支為坐骨神經而且其位于體表，操作簡單安全，麻醉效果良好，神經刺激定位器的發明和使用使此種方法定位準確，神經損傷程度小，可明顯降低術后并發癥如腹膜后血腫、局麻藥中毒等的發生率，可以達到起效快，阻滯完全，對患者生理指標影響小的效果，特別是對年齡大者更宜應用此方法[10-12]。本研究結果顯示兩組患者術中生理指標比較，A組患者術中的MAP、HR均低于B組，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羅哌卡因因其療效長、毒性小，尤其是對于合并有心腦血管疾病的老年患者其安全性高等特點，現在已經作為神經定位阻滯下腰叢合并坐骨神經阻滯首選局麻藥。目前多采用0.5%的羅哌卡因，也有人采用0.75%的羅哌卡因，筆者采用的是0.5%濃度的羅哌卡因，旨在增加麻醉的安全性[13-15]。

此次研究表明神經刺激器定位下行羅哌卡因腰叢聯合坐骨神經阻滯，麻醉效果確切，阻滯完全，術后并發癥少，特別適合年齡較大且伴心腦血管功能障礙、手術時間相對較長的患者，值得在膝關節鏡手術麻醉中推廣。

參考文獻

[1]楊麗華，徐玉燦，董鐵立，等.超聲引導下腰叢-坐骨神經阻滯在老年患者膝關節鏡手術中的應用[J].實用醫學雜志，2011，27（15）：2760-2762.

[2]章蔚，方才，謝言虎，等.神經刺激器輔助下腰叢聯合坐骨神經阻滯與腰硬聯合麻醉在膝關節鏡手術麻醉的效果比較[J].安徽醫學，2011，32（7）：918-921.

[3]田兵，崔永康，張選強，等.右美托咪定輔助腰叢聯合坐骨神經阻滯在膝關節鏡手術中的應用研究[J].中國醫師進修雜志，2013，36（35）：26-29.

[4]劉方，羅丁，黎筆熙，等.神經阻滯聯合序貫鎮痛用于膝關節鏡圍手術期鎮痛的效果[J].中國醫師進修雜志，2012，35（3）：6-8.

[5]張輝，駱勇剛，戢勇，等.膝關節鏡引導下微創治療脛骨平臺骨折的臨床研究[J].中國醫學創新，2010，7（32）：10-12.

[6]章蔚，疏樹華，方才，等.神經刺激器輔助下腰叢聯合坐骨神經阻滯在老年患者下肢手術中的應用[J].安徽醫學，2011，32（12）：2006-2009.

[7] Ozen M，Inan N，Turner F，et al.Clinical study of lumbar plexus-sciatic nerve block using peripheral nerve stimulator in the single lower extremity surgery in elderly patients[J].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Research，2013，11（5）：5-7.

[8]孟秀榮.神經刺激儀引導肌間溝復合腋路臂叢神經阻滯用于上肢手術[J].臨床麻醉學雜志，2011，27（6）：607.

[9]楊川.三種定位方法行臂叢神經阻滯的效果比較[J].臨床麻醉學雜志，2012，28（2）：160-162.

[10]楊麗華，徐玉燦，董鐵立，等.超聲引導下腰叢-坐骨神經阻滯在老年患者膝關節鏡手術中的應用[J].實用醫學雜志，2011，27（15）：2760-2762.

[11]王利祥，楊明乾，劉會長.超聲引導下腰叢坐骨神經阻滯與腰硬聯合麻醉在膝關節鏡手術的效果比較[J].實用臨床醫藥雜志，2012，16（23）：164-165.

[12]田玉科，梅偉，張毅，等.下肢手術患者超聲引導腰叢-坐骨神經聯合阻滯的效果[J].中華麻醉學雜志，2010，30（1）：119-120.

[13]彭建光，沈惠良，曹光磊.連續股神經阻滯聯合坐骨神經阻滯鎮痛在膝關節置換術后康復訓練中的應用初探[J].中國現代醫學雜志，2013，23（31）：67-69.

[14]王懷江，張大志，李世忠.連續股神經阻滯鎮痛與靜脈鎮痛在全膝置換術后鎮痛效果的比較[J].中華醫學雜志，2010，90（33）：2360-2362.

第9篇：尾氣對環境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標準通道；微通道；經皮腎鏡取石術；腎功能不全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cent effect of standard channel and microchannel 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 on the ren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renal insufficincy. Methods： A total of 66 patients with renal insufficiency treated with 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 （PCNL）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February 2014 and Febr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qually， with one group given standard channel and the other with microchannel. The blood creatinine，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renal function improvement and number of patients who were stabile or deteriorated 3， 7 and 10 days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o analyze there effect on patients’ renal function. Results： The level of blood creatinine in the group given standard channel 3d， 7d， 10d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micro one，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7d and 10d after in the forme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latter，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KeyWords： Standard Channel； Micro Channel； 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 Renal Insufficiency

腎結石[1，2]是臨床常見的結石性疾病，其發病率約為1%～5%，嚴重影響患者的正常生活質量。患者一旦診斷為腎結石應及時手術處理結石，保護患者的殘余腎功能。目前臨床上常采用經皮腎鏡取石術[3]治療腎結石，其中經皮腎鏡取石術又分為標準通道與微通道兩種常用術式，但是經皮腎鏡取石術對腎功能不全患者術后腎功能的影響尚未有明確定論。為了分析標準通道與微通道兩種經皮腎鏡取石手術方案對腎功能不全患者的近期影響，本文分析了66例分別采用標準通道與微通道經皮腎鏡取石術患者術后相關指標，旨在為臨床應用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在我院行經皮腎鏡取石術且腎功能不全患者共66例，根據手術所選通道不同分為采用標準通道組與微通道組，每組各33例。標準通道組患者男21例，女12例，平均年齡（56.8±12.2）歲，結石平均直徑（5.4±2.1）cm，平均血肌酐水平（234.3±13.4）umol/L； 微通道組患者男20例，女13例，平均年齡（57.1±12.4）歲，結石平均直徑（5.5±2.2）cm，平均血肌酐水平（234.6±13.7）umol/L。兩組患者的年齡、性別、結石大小及血肌酐指標等無顯著性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術前均進行常規檢查，采用硬膜外麻醉后患者取俯臥位，在超聲引導下進行穿刺。標準通道組患者采用兩步擴張法[4]建立標準通道進行手術，利用氣壓彈道與超聲碎石系統對患者的結石進行碎石與清石處理。微通道組患者在穿刺成功后退出針芯后置入導絲，并利用擴張器進行擴張，留置工作鞘后置入輸尿管鏡后利用氣壓彈道進行碎石及清石處理。

1.3 觀察指標

記錄兩組患者術后3、7、10天的血肌酐、腎小球濾過率等指標，統計兩組患者術后腎功能好轉率，評估兩種手術方案對腎功能不全患者術后腎功能的近期影響，規定好轉率=（改善例數+穩定例數）/總例數×100%，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7.0統計學分析軟件進行相關數據處理，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F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1 術后腎功能指標比較

標準通道組患者術后3d、7d、10d的血肌酐水平均明顯低于微通道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表1 兩組患者術后腎功能指標比較 （x±s）

2.2 兩組患者腎功能好轉情況比較

標準通道組患者術后腎功能好轉率為96.97%，微通道組為87.88%，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表2 兩組患者腎功能好轉情況比較 [n，（%）]

3 討論

傳統腎結石的治療方法是采用開放式手術治療，雖然該手術具有清除結石徹底，治療效果可靠等特點，但是手術創傷較大，術后并發癥較多，不易于患者早期恢復，尤其是不利于腎功能不全患者的腎功能恢復[5，6]。近年來，隨著微創技術的不斷發展，采用創傷少、并發癥少、術后恢復快的經皮腎鏡取石術逐漸成為治療腎結石的主要方法之一。目前，臨床上常用的經皮腎鏡取石術分為標準通道與微通道兩種手術方案，無論哪種手術方案均會對患者尤其是腎功能不全患者的腎功能產生影響。相關研究表明，經皮腎鏡取石術對患者腎功能的影響主要是在手術通道建立過程中產生的。標準通道經皮腎鏡取石術的工作通道較大，便于術中徹底清除結石，同時可縮短手術時間，降低術后并發癥發生率。微通道經皮腎鏡取石術無需多次擴張，所建立的工作通道小，依靠輸尿管鏡進行碎石與清石，但是該手術操作時間長，取石率低且術后并發癥發生率較高。

王銳等[7]通過研究經皮腎鏡取石術認為微通道手術采用高壓腎盂灌注，對患者的腎臟功能影響較大，采用無管化低于輸注可降低對腎臟影響。王曉慶[8]等研究經皮腎鏡取石術后出血風險問題，提出微通道取石術患者術后血肌酐水平顯著升高，說明微通道取石術對腎臟損傷明顯。本組研究結果表明標準通道組患者術后3d、7d、10d的血肌酐水平明顯低于微通道組，且術后7d、10d患者的腎小球濾過率明顯高于微通道組，患者腎功能好轉率顯著高于微通道組。標準通道組患者血肌酐水平低于微通道組患者，表明標準通道組患者術后腎功能恢復較好，研究結果證實標準通道經皮腎鏡取石術對腎功能不全患者術后腎功能影響較小，由于微通道組患者采用高壓灌注沖洗結石，對患者腎功能影響較大，因此患者術后腎功能近期影響顯著。

綜上所述，采用標準通道經皮腎鏡取石術對腎功能不全患者的近期影響明顯小于微通道經皮腎鏡取石術，為腎功能不全患者腎結石的較為理想的治療方案。術中保護腎臟功能是兩種手術的重要環節，可根據患者病情需要合理選擇手術類型。

參考文獻：

[1]李炯明，劉建和，陳戩，等.微通道經皮腎鏡取石術治療上尿路結石的療效及安全性評價（附4533例報告）[J].臨床泌尿外科雜志，2011，26（3）：174-176.

[2]張樹棟，肖春雷，馬潞林，等.腎上盞入路經皮腎鏡取石術的療效與安全性探討[J].中華泌尿外科雜志，2011，32（1）：20-23.

[3]曾曉春，崔維奇，王茜，等.B超引導下微創經皮腎鏡取石術[J].首都醫科大學學報，2011，32（1）：139-141.

[4]杜泉，劉燕妮，徐曉峰，等.經皮腎鏡取石術治療腎結石后復發的因素分析與干預[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14，23（36）：4021-4023.

[5]莊劍秋，郎根強，鄧曉俊，等.微創經皮腎鏡取石術與標準通道經皮腎鏡取石術的臨床效果分析[J].現代泌尿外科雜志，2011，16（6）：539-541.

[6]曾國華，鐘文，陳文忠，等.微創經皮腎鏡取石術治療孤立腎結石的療效分析[J].中華泌尿外科雜志，2011，32（1）：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