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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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
經濟矛盾未解決
過去有一種擔心就是加強環境保護會降低經濟增長的速度，但是中國2006年以來的實踐卻恰恰相反。在中央政府進一步加大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力度的情況下，2006年GDP增長速度達到11.1%，2007年上半年GDP增長速度進一步加快到11.5%。有關人士表示，2006年以來的實踐表明，雖然實現節能減排目標并非易事，但也是完全可能的。
大家的共識是，加大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力度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實際上，對于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措施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無論是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還是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張力軍，都有著高度的肯定。
也許是從環保部門轉到宏觀經濟管理部門，解振華對不計環境保護的發展所造成的后果有著清醒的認識：“由于中國人均能源資源少，環境污染已經嚴重超過環境負荷，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大背景下，節能減排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之一。”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張力軍則表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發展綱要提出了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的約束性指標，這是重大的舉措，是建設生態文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向人民做出的莊嚴承諾。“去年國家確定的節能4%和污染減排2%的目標沒有實現，加大了十一五后三年節能減排工作的難度。”盡管近幾年從中央到地方推動節能減排的工作力度進一步加大，但解振華也坦承，從今年上半年的情況看，節能減排面臨的壓力依然很大，經濟增長速度偏快，占全國工業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近70%的鋼鐵、有色、電力、石油石化、建材等六大行業增長了20.1%，同比加快了3.6個百分點。這種格局使得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資源，一些地方過度開發、不計代價發展的惡果也在不斷暴露。
“從經濟增長的態勢來看，兩高一資（高污染、高能耗和資源性）行業仍呈增長勢頭，結構性污染問題仍未緩解，從環保總局和批復項目的行業來看，電力、石化、鋼鐵、有色等重污染項目所占的比例仍然較大。從污染減排的現狀來看綜合措施還未到位，減排投資渠道不暢，各地淘汰落后產能進展不平衡。如果這些狀況不及時扭轉，不但實現今年節能減排的目標難度很大，而且將對實現十一五節能減排的總體目標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這是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張力軍的擔心所在。
減排目標能否實現
盡管要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形勢嚴峻，但官員和專家學者依然有足夠的信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循環經濟與環境評估預測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2006年，全國萬元GDP能耗比上一年下降了1.33%，這是自2003年以來單位GDP能耗首次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增幅減緩。今年上半年在GDP增長11.5%的情況下，萬元GDP能耗降低了2.78%；今年前三季度全國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了1.81%和0.28%，首次實現了兩個指標的雙下降。
對于如何把節能減排工作真正落到實處，解振華提出了幾條主要措施：一是加大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業過快增長；二是加大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實施的力度；三是加強重點領域節能和重點領域水污染防治，組織開展1000家耗能大戶企業節能行動，推動重點耗能企業開展能源審計、編制節能規劃；四是大力開展循環經濟試點工作；五是逐步完善有利于節能減排的政策機制；六是加快法制建設，加快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標準，節約能源法修訂稿已經審議通過，大體上明年二月循環經濟法有可能通過頒布。
作為環境主管部門，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張力軍表示，將配合國家發改委做好四區的劃點工作，也就是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禁止開發區這四個區域的劃定工作，以利于調整產業布局。同時將提高污染物排放標準，提高企業環評準入的門檻，進一步遏制高污染和高耗能企業發展的速度，控制污染物排放總量的增加。今后所有的新上項目必須在完成減排任務的基礎上再考慮。國家環保總局還將實行嚴格的減排目標考核制度，每半年公布一次各省、市、自治區的減排任務完成情況，接受社會和媒體的監督。
科技部副部長劉燕華則更多地從科學技術的角度進行了闡述：“節能減排固然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需要政策法規保駕護航，但節能減排工作要向縱深目標推進，關鍵需要科技創新做支撐。我國應把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依靠科技全面推進節能減排工作，要通過戰略政策研究為國家和地方制定節能減排相關政策措施提供科學依據。要為節能減排提供技術支撐，通過示范提供經濟、政策、管理相結合的有效模式，要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要通過發展科技服務業，提升傳統服務業發展的技術水平。”
“2006年以來的實踐表明，雖然實現節能減排目標并非易事，但也是完全可能的。中國經濟一定能夠走出一條高效益、低污染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全國政協人口資源與環境委員會主任陳邦柱的發言，從一個側面代表了有關部門的決心和行動。
六大措施跟進
今后一段時期內，將推出包括經濟制度安排、財政投入力度、重大工程選定、環保監察等六項措施，保障“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實現。
六項措施中，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業過快增長，進行結構調整，仍是首要辦法。
解振華表示，依法加快淘汰電力、鋼鐵、建材、電解鋁、煤炭等13個行業的落后生產能力。其中，包括要抓緊落實“十一五”期間關停小火電機組5000萬千瓦，煉鋼能力5500萬噸，水泥生產能力2.5億噸，造紙能力650萬噸的任務。將淘汰落實產能的任務進一步分解到相關的地區和企業。
第2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
作為世界主要貿易出口國之一，我國憑借廉價勞動力的相對優勢，以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特征占領全球出口市場，國內外匯儲備及貿易順差不斷上升，并引起發達國家及各國利益集團一致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面對發達國家的壓力和本著負責任的態度，中國于2005年7月21日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使人民幣匯率升值了2．1%。此后，人民幣受到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仍在不斷升值。鑒于出口貿易作為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亦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和業界的廣泛研究興趣。傳統國際經濟學主張匯率是影響一國出口的重要解釋變量，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貨幣貶值會提高本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從而增加其出口。例如，Junz和Rhomberg(1973)、Wilson和Takacs(1979)使用固定匯率時期數據，Bahmani－Oskooee和Kara(2003)使用浮動匯率數據，分別發現匯率貶值刺激發達國家出口貿易的增加。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固定匯率制度崩潰，匯率波動已成為常態，其帶來的匯率風險可能阻礙出口貿易的發展。探討匯率風險與出口貿易關系的理論與實證文獻，出現了或正或負不一致的結論。理論上，Ethier(1970)認為風險規避(risk－averse)的出口廠商，為防止匯率風險所造成的成本過高，或是根本不可能規避匯率風險所帶來的出口利潤不確定性風險，因此會降低出口。DeGrauwe(1988)則認為出口廠商面對匯率風險，為抵消潛在的出口利潤損失而可能增加出口。Broll和Eckwert(1999)則從出口選擇權的觀點出發，認為匯率波動風險增加可提高出口選擇權的價值，進而增加出口。實證方面，Pozo(1992)對英國的實證分析指出，匯率風險減少英國對美國的實際出口額;Arize(1995)發現美國、歐洲及G7工業國等國家出口顯現負的匯率風險效果;Weliwita等(1999)證實匯率風險負面沖擊發展中國家及欠發達國家的出口貿易。然而，Asseery和Peel(1991)的研究顯示，除了英國外，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及德國等國的匯率風險顯著正向影響出口貿易。Kroner和Lastraps(1993)發現匯率波動與法國、德國及日本的出口貿易存在正向關系，但對美國及英國的出口存在負向沖擊。國內也有不少相關研究成果。任永菊(2003)指出，我國進口中近82%的比例為經過加工后復出口，而人民幣升值不僅有利于我國的進口，也有利于復出口。韓螈(2007)基于脈沖響應函數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出口影響的分析，發現人民幣升值并沒有使出口減少。范金等(2004)計算得出我國的長期出口彈性為－0．86，人民幣升值使出口商品價格上升額幅度大于出口商品數量減少的幅度，從而增加出口總額。張軍和李君君(2010)基于中美貿易數據，發現匯率波動負向影響中國對美國的實際出口額。可見，對人民幣升值這一相同問題的分析，學者得出的結論不同。一般來說，不同的樣本期間、變量選擇及研究方法等均可能導致實證結果不同。而現有的國內外文獻均為從匯率變動的角度出發探討匯率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尚未有評估匯率變動及其風險對出口沖擊凈效果的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使用雙變量GARCH－M模型(Bollerslev，1990;Engle和Kroner，1995)，實證分析匯率變動及其波動風險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本文的研究方法、模型設定及目的，不同于現有的出口貿易實證文獻。例如，Abeysinghe和Yeok(1998)、Bahmani－Oskooee和Kara(2003)等采用協整分析，探討出口與匯率的長期關系，并利用誤差修正模型檢驗出口變動與匯率貶值間短期調整過程;Lee(1994)基于短期調整的觀點，建立納入協整及誤差修正項的VECGARCH模型。但這些研究忽略了匯率風險波動的影響，進而可能高估匯率貶值對出口的影響。Arize等(2000，2003)及張軍和李君君(2010)等均采用匯率的動態標準差代表匯率風險，這種做法可能存在邏輯不一致的問題，如使用標準差表示風險是基于同方差(homoskedasticity)假定，而事實上匯率風險可能存在異方差(heteroskedasticity)現象。本文使用GARCH模型匯率方差方程估計的隨時間變動匯率風險，考慮到異方差現象，從而可避免上述缺點。另外，Pozo(1992)、Weliwita等(1999)、Fang和Lai(2003)先利用單變量GARCH模型估計匯率風險，再代入出口均值方程以估計匯率風險效果。事實上，此兩階段(two－step)估計過程降低了模型估計效率，而本文雙變量GARCH－M模型同時估計隨時間變動的匯率風險及其對出口的影響，較具估計效率。最后，匯率及其風險對出口的沖擊可能存在當期與滯后效果，不同的經濟和金融環境、產業結構及出口企業反應行為等，可能造成不同的動態調整過程，本文設定自回歸滯后分布模型(ADL)出口方程，不同于Kroner和Las-trapes(1993)僅考慮匯率當期效果的GARCH－M模型，從而能充分反映匯率及其風險對出口的動態影響過程。
二、實證模型與數據說明
1．實證模型Rose和Yellen(1989)使用非結構簡化式(reducedform)模型實證考察匯率與進出口貿易間的關系，在此架構基礎上，我們對匯率風險效果加以考慮。設定實際出口(x)為國(境)外經濟景氣度(y)、實際有效匯率(q)及實際有效匯率風險(hq)的函數:x=f(y，q，hq)(1)實際出口為以本國貨幣表示的名義出口收益，以本國物價水平進行平減后的數值;與本國出口貿易相關的國(境)外經濟景氣度正向影響出口需求;名義匯率為以本國貨幣表示的外幣價格，實際有效匯率為本國主要貿易國實際匯率的出口加權平均值，匯率下降代表本國貨幣升值，出口商品在國(境)外市場的價格競爭力下降，出口貿易可能減少;匯率風險對出口的沖擊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根據不同的國家(地區)、金融環境以及產業結構等可能出現不同的反應。為刻畫匯率及其風險的動態效果以及消除序列相關問題，我們設定出口方程為自回歸滯后分布(ADL)模型:
2．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月度數據，檢驗匯率及其風險與出口的關系，進而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由于中國人民銀行于2005年7月對人民幣實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匯改制度，為保持樣本數據的一致性，本文樣本期間選取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66個觀察值。實際出口(x)為使用X－11方法進行季節調整后，以本國貨幣表示的名義出口經消費者價格指數平減后數值。實際有效匯率(q)根據潘紅宇(2007)由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數據計算得出。國(境)外經濟景氣度為選取美國、日本、韓國、德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荷蘭、俄羅斯、澳大利亞、英國等10個主要出口貿易國和香港、臺灣地區，以我國對其出口貿易額作為權數計算得出的工業生產指數(IP)加權平均值。所有變量均以2000年為基期。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數據來源于國際清算銀行(BIS)，其余數據來自于中國海關網、中國人民銀行以及國家統計局網站。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走勢曲線圖。從圖中可以看到，2007年7月匯改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化趨于穩定，從2008年起實際有效匯率呈現迅速上升趨勢，即人民幣快速升值并于2009年4月到達最高值，之后回落并又趨于穩定變化。而從2010年10月至今，人民幣再度升值，進入第二輪升值通道。圖2為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經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后我國實際出口額曲線圖。從圖中可以看到，我國外貿出口從2007年7月起一直保持平穩快速增長，而2008年10月起因受到美國金融風暴的影響，實際出口額呈現迅速下降的趨勢。而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減弱及歐美國家經濟復蘇，另外由于我國出口歐美國家的產品大多為低附加值的生活必需品，所以我國實際出口額而從2009年4月起再度呈現迅速增長趨勢并于2010年7月后趨于穩定。如僅從匯率和出口額變化走勢圖看，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事實上，通過相關系數，我們發現兩者并無顯著的相關關系，這再次驗證了本文的預期:兩者并無直接統計相關關系，而匯率主要經由匯率風險途徑影響出口額。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個有效的GARCH模型要求所有變量均為穩定的，我們對所有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表1給出了出口、國外經濟景氣度及實際有效匯率三個變量的ADF檢驗結果。檢驗結果顯示三個變量序列均為常數與時間趨勢明顯，根據AIC信息準則選取ADF回歸方程最佳滯后期數，并保證回歸殘差不存在自相關。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三個變量水平值均無法拒絕非平穩(nonstationary)的原假設，但一階差分項則均拒絕非平穩的原假設。這說明三個變量均為一階單整I(1)序列，其一階差分項滿足GARCH模型在設定、估計、檢驗及推論過程中的平穩性要求。正確的GARCH模型設定還需考慮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表2給出了出口、國外經濟景氣度與實際有效匯率三個變量的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根據檢驗結果，樣本期間內，出口等三個變量在5%顯著水平上存在兩個協整關系。在確定變量的單整及協整關系后，多變量GARCH－M模型設定上還須考慮變量的基本統計特征。表3給出了出口增長率Δlnxt和匯率變動率Δlnqt兩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其中，出口增長率的均值，或以標準差、極大值及極小值表示的增長波動率均大于匯率變動。在5%顯著水平上，其偏度、峰度系數及JB統計量顯示出口增長率服從正態分布;而匯率變動率的偏度接近于0，峰度值則顯著大于3，呈尖峰(lep-tokurtic)分布，JB統計量亦拒絕匯率變動服從正態分布的原假設。Ljung－BoxQ統計量用于檢驗變量的序列相關性，其中滯后期k的選擇可能影響檢驗結果，根據Tsay(2002)建議選取樣本數的自然對數作為最適滯后期數，本文研究樣本數為66，ln(66)=4．18，因此我們選取滯后期數為4。表3中Ljung－BoxQ統計量顯示出口增長率及匯率變動率均存在高階序列相關，因此本文使用自回歸過程AR(p)以刻畫出口及匯率變量的動態特征，而兩變量平方項自相關檢驗的Q統計量亦顯著，說明出口與匯率變量的方差可能不為固定值。為了檢驗這兩個序列是否存在隨時間變動且與其自身滯后值相關的方差，即自回歸條件異方差(ARCH)，我們再以ARCH－LM統計量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4。其中，Δlnxt的AR(3)過程及Δlnqt的AR(1)過程的Ljung－BoxQ統計量不顯著，說明使用自回歸過程可刻畫出口與匯率變量的自相關性，其殘差為白噪聲。另外，ARCH－LM統計量顯示Δlnqt存在自回歸條件異方差，而Δlnxt則不存在自回歸條件異方差現象。表5給出了單變量GARCH(1，1)模型以及剔除不顯著變量后的ARCH(1)模型估計出口與匯率波動過程的結果。Δlnxt與Δlnqt的均值方程分別服從AR(3)和AR(1)過程，其殘差及其平方項的Ljung－BoxQ統計量顯示，滯后4期后已不存在序列相關及異方差，對于出口與匯率變量自回歸過程的模型設定是正確的。
在簡化的ARCH(1)模型估計結果中，在5%顯著性水平上，Δlnqt方差方程式中兩個變量系數均顯著，顯示匯率波動的方差隨時間變動，其中γ0＞0、γ1=0．32＞0，方差過程為正、有限且穩定，且其殘差的水平值及平方項值的Ljung－BoxQ統計量至滯后4期均不顯著，即εq，t不再存在序列相關及條件方差。Δlnxt的GARCH(1，1)模型中方差方程估計量均不顯著，說明出口變動不存在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效應。此結果與表4中Δlnxt不顯著的LM統計量相一致。似然比統計量LR用以檢驗GARCH(1，1)過程中方差方程的AR項是否為零，較小的LR統計量顯示ARCH(1)模型已充分刻畫Δlnxt與Δlnqt的方差變化過程。最后，計算得出匯率變動ARCH(1)模型的方差hq，t的均值為2．44，標準差為1．50，變動區間為1．68至16．88。最后，我們根據式(6)至式(11)建立雙變量GARCH－M模型，聯立估計匯率及其隨時間變動的風險對出口的影響。以匯率風險波動，即匯率變量的方差作為出口均值方程中的解釋變量，該模型方程組的信息矩陣為分塊對角矩陣，因此聯立估計與兩階段估計相比更具效率(KronerandLastraps，1993)。因篇幅所限，表6給出剔除不顯著變量后的GARCH－M簡化模型估計系數及標準差。表6表明，該模型不存在自相關及條件方差，其中不顯著的似然比統計量LR(18)=22．59，表示在5%顯著性水平上，簡化模型與原始模型具有相同的解釋能力。匯率變動方差為正值且收斂(γ0＞0且1＞γ1＞0);風險變量hq，t平均值為2．46，標準差為1．52，變動區間為1．69至17．09，與表5中單變量GARCH模型估計結果相差不大。模型檢驗結果顯示雙變量GARCH－M模型設定正確，出口方程中的解釋變量，即國外經濟景氣度、匯率及匯率風險估計系數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多變量Ljung－Box統計量(Hosking，1980)聯合檢驗出口與匯率變動雙變量GARCH－M模型殘差在滯后4期后不存在序列相關，殘差平方項至滯后4期亦不顯著，證明模型不再存在條件方差。
模型估計結果顯示國外經濟景氣度系數均為正，即國外經濟景氣度增加出口收益且存在顯著的滯后效果，這與Arize等(2000)、Fang和Lai(2003)的研究結果一致。匯率升值在2個月內增加出口收益，在第7及第8個月后顯現顯著減少出口收益的負面效果，這可能是匯率升值對出口的沖擊存在滯后效果。由于貿易訂單簽訂和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周期，在半年后匯率升值效果對出口的負面影響才逐漸顯現，這與傳統理論預期及多數實證結果相同。我們計算出匯率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在－1．17%到1．09%之間，即雖然人民幣升值減少出口收益，但其效果其實不大，這與大家的直觀感覺并不一致。匯率風險系數在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滯后1期效果為－0．71，說明匯率風險造成預期出口利潤的不確定性，風險規避的出口廠商可能減少出口，這一結果與Arize(1996)相同。另外，匯率風險估計系數的顯著性可能受到匯率條件方差平均值的影響。本文雙變量GARCH－M模型估計的匯率條件方差平均值為2．46，出現負的匯率風險效果。若與國外經濟景氣度及匯率變動的滯后5期與滯后8期相關相比較，匯率風險僅存在2期滯后效果，我國出口廠商似乎能夠相當快速地調整匯率風險的沖擊。我們進一步分析匯率影響出口收益的規模。雙變量GARCH－M模型匯率風險hq，t的平均值為2．46，其他情況不變的情況下，匯率風險對出口收益的平均沖擊，一個月后為－1．75%，樣本期間內，匯率風險的最大、最小估計值分別為7．08和1．69，因此月平均沖擊效果在－2．83%至－1．19%之間。表7給出國外經濟景氣度、匯率變動及匯率風險三個變量沖擊出口收益的效應。就月平均效應來說，正的國外經濟景氣度沖擊效應小于負的匯率風險效應，匯率升值會減少出口收益，但效果并不明顯;無論是平均值，還是以正、負一個標準差構造的平均效應波動區間，相較于匯率及其風險，國外經濟景氣度都呈現較大的沖擊效應。與中國關系密切的出口貿易國(地區)的經濟增長波動對我國出口收益波動影響較大，并給我國經濟增長波動帶來負面效果。張軍和李君君(2010)亦認為國外經濟景氣強弱對我國實際出口的影響大于匯率變動;匯率風險沖擊出口平均收益并造成收益波動的負面效果明顯大于匯率變動減少出口的效果。從出口貿易的角度出發，穩定的外匯市場應比抑制人民幣升值政策更為重要。
四、結論與建議
傳統國際經濟學主張匯率是影響一國出口貿易的最主要因素，匯率升值減少出口。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固定匯率體系崩潰，匯率波動引發的不確定風險亦可能降低出口貿易。本文實證結果顯示，與我國出口貿易關系密切的國外經濟景氣度顯著正向影響出口收益，作為世界主要貿易國家之一，雖然國外經濟景氣度對我國出口的平均影響效果不大，但是國外經濟景氣度為影響出口收益的最主要因素。另外，匯率升值減少出口收益，但效果并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顯著。匯率風險作為出口方程中的重要解釋變量，顯著負面影響出口收益，然而出口廠商能夠快速調整，消除風險沖擊。根據實證結果，匯率貶值似乎并不是刺激出口的有效工具，一則匯率貶值本身對出口的影響效果有限，二則匯率變動所引發的匯率風險沖擊明顯大于匯率貶值效果。在人民幣持續升值的背景下，大量中小企業因難以抵御危機而紛紛破產，所以幫助出口企業尋找出口路徑是一項亟須解決的課題，也是實現外貿乃至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我們建議政府采用以下政策以緩解人民幣升值給我國外貿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
(1)尋找更多的潛在貿易伙伴國，拓展國際市場。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在浙江等沿海開放省份，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0%以上，而我國貿易輸出國對象主要為美歐、日本、加拿大等一些大國，在匯率變動和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主要貿易伙伴國經濟狀況的惡化會嚴重削弱我國的出口貿易，并會帶來我國經濟發展的較大波動。因此，相關政府部門應幫助企業“走出去”，開拓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市場，尋找更多潛在的貿易合作伙伴。同時鼓勵我國企業對海外投資，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也將具有對外直接投資(FDI)流向相對更加落后國家的基礎。FDI可以拓展我國產品在海外市場的銷售，同時也可以使經常項目順差形成的外匯儲備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第3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
[關鍵詞] 升值 貶值 新貨幣現象
一、“新貨幣現象”的產生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一次性上調2.1%以來，人民幣一直處在對外升值的通道中。2007年人民幣匯率全年上漲了6.4%,2008年1月2日至2008年4月24 日三個多月的時間內人民幣匯率升幅達4.3%。至2008年4月24 日，相對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的8.11元每美元,人民幣對美元累積升值了13.8％，為6.9890元每美元。
依據“一價定理”（law of one price），在經過匯率折算后，除去運輸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費用，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應當一致，這是由貨幣作為特殊商品的同質性和流動性所決定的。然而,在人民幣一路升值且有加快趨勢的狀況下,人民幣的對內卻在不斷貶值。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2007年全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CPI）上漲了近5％，2008年一季度CPI總體漲幅約為8.0%。按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5%的CPI 水平是一個顯著通脹的標志。這種人民幣對外升值和對內貶值并存，且兩者的差異呈不斷擴大趨勢的現象，已經成為一種“新貨幣現象”。
二、“新貨幣現象”的成因
目前人民幣對外升值加速的預期依然炙熱、對內通脹的壓力同樣絲毫未減，我國人民幣“內貶外升”的特征顯然與傳統宏觀經濟學理論不符,然而,經過分析發現，對外升值與對內貶值卻相互關聯。造成人民幣“內貶外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國際收支雙順差, 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外匯占款大幅攀升
在中國經濟強勢增長的背景下，近年來我國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順差持續增長，外匯儲備大幅度攀升。據國家外匯管理局資料，1999年我國外匯儲備為1546.75億元，而截至2008年3月底，我國的外匯儲備已增加到16821.77億美元。
一方面，從匯率決定理論的角度分析, 國際收支雙順差,以及巨額的外匯儲備，是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經濟原因，同時由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不斷提出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也使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加大, 促使了人民幣升值。
另一方面，巨額的外匯儲備帶來了巨額的外匯占款。外匯占款是指中央銀行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幣。外匯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礎貨幣量，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比較近年來我國M0、M1、M2的增速和GDP的增速，可以看到，不論何種貨幣供應口徑下，與實體經濟的需求相比，貨幣供應量都顯得偏高。當過量的貨幣追逐物品時，物價會上漲。引發國內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是貨幣供應量過大。
2.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所致
從二戰后到冷戰結束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由于工業化進程的懸殊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形成了高低相差懸殊的兩種生產要素價格體系。冷戰后，阻礙資本與貿易在全球范圍內流動的政治堤壩崩潰，由于生產要素價格懸殊，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開始向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轉移，以獲得在本國生產中所無法獲得的巨大利潤。當全球經濟體系趨于融合時，市場的力量必然會對這種極不正常的扭曲情況進行校正，其基本方向就是通過資本與貿易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發展中國家外部創造了一個不斷增長的巨大需求，不斷拉升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
人民幣的“內貶”是中國的貨幣對本國的商品和生產要素貶值，而“外升”則是外國貨幣在對中國貨幣貶值，也是外國的貨幣在以更大的幅度對中國的商品與生產要素貶值。因此不論是中國的物價上漲，還是中國的人民幣升值，從發達國家看，都是中國的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在提升，通脹率與匯率的變動方向也由此從以往的互逆變成了同向。
3.中國國內經濟運行中的體制性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倡導的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 這為我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和綜合國力的迅速上升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和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 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沒有做出很好的調整。目前, 經濟發展的動力仍然是“高投資”和“高出口”, 在西方發達國家,以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中對經濟發展起決定作用的最終消費在我國始終處在較弱的地位, 而由此引起的“高儲蓄”, 又促使了“高投資”和“高出口”。大量出口產生的順差使得人民幣一直處在對外升值狀態, 但由于我國匯率制度改革起步不久，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后的一段時間實際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度，匯率的調節靈活性較小，這時人民幣升值壓力無法通過調整匯價釋放，而升值預期產生的國際游資的大量進入，對內的通脹壓力就同步積累，壓抑的對外升值加劇了對內貶值。
三、對人民幣“新貨幣現象”的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人民幣的對外升值與對內貶值并存，已經成為近幾年我國貨幣領域的一種新現象。這一新貨幣現象對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產生很大的威脅, 同時也給我國的貨幣政策乃至宏觀調控帶來新的挑戰.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加速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努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新的貨幣現象主要是由經濟的外向性質以及派生的順差導致外匯流入形成的，政策的著重點應該在對外經濟方面。一方面，在目前有管理的匯率機制下，加快推進匯率制度改革，放寬人民幣匯率浮動期間，短期內適度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另一方面，應努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人民幣可以考慮逐步在周邊地區實現有條件的流通，將對人民幣的投機沖擊和升值預期逐步地分攤到周邊地區，用疏而不是堵的方式化解流動性過剩危機。
2.加快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型, 促進國內經濟均衡發展
如上文所述,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失衡,“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出口”必然促使對外經濟發展的失衡。經濟發展規律表明: 一國過分地強調以出口為導向, 必然加大該國對外的依存度, 長此下去,必然會不斷削弱本國的自主創新能力, 加劇本國產業結構的“洋化”, 這對中國這樣一個內需潛力很大的大國來說既是不相匹配也是不能持續的。所以我國應加快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型,減少對外出口的依賴, 提高國內國民的消費率, 優化本國產業產品結構，促使國內經濟的均衡發展。
參考文獻:
[1]貝多廣朱曉莉:試析人民幣對外升值與對內貶值并存[J].經濟研究,2007，(9)
[2余永定:全球經濟不平衡與中國的調整[J].中國金融,2005,(12)
[3]曹龍騏:人民幣升值過程中“新貨幣現象”剖析[J].深圳大學學報,2008,（1）
第4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
[尹中立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研究員
在中國的金融結構里，間接融資的主力機構是商業銀?行，直接融資的主要場所是證券市場(包括股市與債市)，自這兩個市場形成以來，一直是兩張皮，彼此之間的聯系不太緊密。但自2007年以來，銀行與股票市場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一個市場的變動會立即影響到另外一個市場。這二者之間的關系有可能成為互相促進的關系，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又可能成為互相制約的關系。從2009年的情況看，8月份之前二者是互相促進，而進入第三季度以后，銀行與股市開始出現相互制約。
銀行股的表現成為股市漲跌的風向標
在2005年之前的股票市場里，上市的銀行股只有深發展和招商銀行、浦發銀行三家，這三家銀行股占流動股的市值比例只有5％左右，商業銀行經營狀況對股票市場影響甚微。
2005年后三年間，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這三家國有控股的大銀行相繼加盟股票市場，其間還有南京銀行、北京銀行、寧波銀行、中信銀行、交通銀行、華夏銀行、民生銀行等登陸股票市場，使商業銀行板塊已經成為股票市場市值權重最大的板塊，占股票市值的30％以上，商業銀行的股價表現已經直接成為股票市場漲跌的風向標，沒有任何一個行業可以望其項背，因此，指數走勢在相當程度上要看銀行股的臉色。
那么，為什么2005年之前大多數商業銀行沒有上市，而2005年后迫切上市融資?其中有兩個重要原因，其一是商業銀行監管制度的變化，其二是我國銀行業改革的進程及國有銀行資產質量的限制。首先看看第一個因素。2001年之前，我國的商業銀行監管的主要指標是資產負債比例，商業銀行只要有新增的存款就可以放貸款，因此，決定商業銀行行為和業務規模的主要因素是吸收存款的多少，與資本多少沒有必然的關系，銀行上市與否并不影響其業務發展。例如，深發展是中國第一家上市銀行，也是深圳交易所的第一家上市公司，該行是1987年成立，而和該銀行同時成立的深圳的另外一家銀行是招商銀行，招商銀行于2001年才上市，比深發展上市整整晚了11年，但招商銀行的各項業務發展遠遠超過深發展，可見上市銀行并不存在明顯的優勢。但2001年之后，隨著我國加入WTO，商業銀行的監管制度發生重大變化，資本金管理成為商業銀行監管的重要手段，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成為直接影響其業務發展的指標，通過股票市場來籌集資本金成為商業銀行的迫切需要。
2005年前，影響商業銀行上市的第二個因素是國有銀行的改制進程。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一直較差，大型國有銀行在2001年啟動改革之前的不良率在30％左右，因此，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一直舉步維艱，更無法滿足上市的標準。
在新的制度背景下，商業銀行上市融資將是普遍的趨勢，數以百計的城市商業銀行及農村商業銀行將實現上市融資的計劃，銀行股在股票市場中的份額將會繼續增加，銀行股的走勢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將越來越大。這對機構投資者尤其是指數基金的影響越來越大。
從境外投資者的角度看，中國商業銀行創造的GDP只占6％左右，但上市的商業銀行的市值占H股總市值的50％，因此，銀行股成為中資股的代名詞，看好中國的經濟增長第一選擇就是投資中資銀行股。在2009年初，在全球經濟一片悲觀的情況下，中國經濟明確提出保8的目標，使國際資本將資產配置目標轉向中資銀行股。在國際資本的一致追逐下，香港上市的中資銀行股表現非常突出，工商銀行等股價開始接近2007年的最高位。而香港市場的表現又對A股市場的估值產生直接的影響。總之，銀行股已經成為左右A股市場及H股市場的最主要力量。
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速度直接左右股票市場漲跌
2009年上半年的股市行情主要是由信貸資金推起來的，沒有信貸油門的急劇擴張，我國股市不可能在全球獨領。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人民銀行從2008年11月份開始放棄對商業銀行的信貸額度管理。之后，出現信貸井噴：2008年11月份信貸增加4700多億元，2008年12月份信貸再增加7600億元，2009年E半年信貸增長7.37萬億元。
在信貸的擴張帶動下，我國貨幣供應量迅速增加，廣義貨幣供應量從2008年中的16％增加到2009年10月份的30％，廣義貨幣供應量超過名義GDP的增長速度達20多個百分點，創歷史最高紀錄，這正是股票市場分析家們一直對2009年的中國股票持樂觀看法的最重要依據。
當然，指數的大幅度上漲也離不開銀行股的貢獻，從6月初開始，銀行股集體發力，使股市從2700點開始加速上漲并輕松突破3000點關口。有意思的是，銀行股從6月初開始飆升，與之對應的是6月份信貸增長數量的創新高。當然，有很多人并不認為信貸資金進入了股市，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的證據能夠證明的確有大量的信貸資金進入了股票市場，但應該沒有人否認信貸增長速度對股市行情的影響。從8月初開始的股票價格的急轉直下，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公布的7月份的信貸數量大幅度減少(比6月份減少了八成)。而10月份的股市回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公布的9月份的信貸數據超預期。
銀行開始成為股市上漲的制約因素
從上述分析可見，股市與商業銀行之間可以相得益彰：商業銀行擴張信貸導致股市上漲，而股市繁榮可以給商業銀行補充巨額資本金，商業銀行有了源源不斷的資本金就可以繼續擴張信貸，如此循環往復。
但眼下卻出現了明顯的悖論：股市上漲受制于商業銀行的信貸增長，但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已經用到極限，要增加信貸就必須通過發行巨額股票的方式補充資本金，而巨額股票的發行又會增加股票市場的供給，使股市失血。招商銀行、浦發銀行、興業銀行等在8月份前后公布了融資計劃之后，股票跌幅都超過20％，其表現已經將此矛盾和悖論昭示給投資者。
為什么股市與商業銀行之間由互相促進變為互相掣肘?問題的關鍵在于銀監會收緊了商業銀行資本金的要求，這實際是商業銀行信貸政策轉向的開始，由8月份之前的積極擴張政策變為以防范風險為主的緊縮政策。盡管我國的貨幣政策基調沒有改變，但操作上已經出現明顯的“微調”。第一個信號是銀監會將次級債從商業銀行的資本中扣除。根據銀監會的新規定，由銀行之間持有的次級債券應該從商業銀行的附屬資本中扣除。目前此類債券數量大約有2000多億元，如果完全從銀行的附屬資本中扣除，意味著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能力受到很大沖擊。由于力度太大，市場出現強烈的反彈聲音，于是，采取“新老劃斷”(老的次級債按照老辦法計算，新增 的次級債按照新的辦法計算)的方式，即使按照“新老劃斷”，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也將受到嚴重制約。
“微調”的第二個信號是敦促商業銀行補充資本金。這就是最近市場傳言“將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提高的13％”的由來。盡管銀監會及時做出澄清，但通過股票市場補充資本金顯然不是憑空想象的“傳聞”。商業銀行要維持資產規模的增長，就必須維持資本的同比例增長，也就是說商業銀行需要不斷補充資本金。補充資本金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個途徑：一是讓利潤轉化為資本金，但當前商業銀行的信貸增長速度很快，通過利潤留存的方式無法滿足要求：二是發行債券，由于商業銀行需要的資本規模很大，一般采取向同行發行次級債券；三是發行股票。可見，在當下的情況下，股票市場對商業銀行來說意義非同小可，沒有股票市場源源不斷的資本補充，商業銀行即使有存款也發不了貸款。
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從財務上看最健康，這得益于2005年至2007年的股票大牛市，在此期間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相繼完成上市融資工作，募集了巨額資本，這是上次牛市最重要的歷史貢獻。截至2008年上半年，商業銀行的平均資本充足率超過10％，上市的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超過12％。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沒有2007年之前股票市場給我國商業銀行補充了巨額資本金，2008年11月份以來的信貸擴張就無法在不突破監管框架的情況下有效實施。
但經過2009年的信貸井噴，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已經大大下降，基本上都接近監管底線。如果2010年信貸繼續增加，就需要及時補充資本金，如果按照2009年的信貸規模計算，商業銀行扣除利潤留存外，至少需要補充5000億元的資本，如果按照市場預測的7萬億規模計算，也需要補充4000億元資本。當然，不是所有的資本補充都要通過股票市場，但股票市場一定是主要渠道。
銀行股的動輒數百億的融資會對股價產生較大沖擊。但如果股票市場不能實現商業的融資計劃，信貸擴張就會受到明顯制約，股市的上漲就會進一步受到影響。
盡管如此，筆者以為商業銀行應該立即采取行動到香港市場去融資，因為國際資本對中國經濟看好的基調還沒有變化，對中資銀行股的投資意愿還沒有出現大的變化，如果等到不良率開始出現上升，則國際資本對中資銀行股的態度會出現逆轉，中資銀行股將被棄之如敝履。
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構成人民幣升值主要壓力
[劉煜輝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研究員
當國內購買力無法消化而只能依靠出口來消化投資釋放的產能時，這種投資主導的經濟必然會走向依賴出口的經濟。因而，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已成為當下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主要來源。
很多人持有這樣的判斷，中國的貨幣當局因顧忌升值壓力而不敢加息；中國只有在美國加息后才會跟進，同樣是因為懼怕由此會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其實，這樣的分析邏輯是錯誤的。
如果你認為那些借道“經常項目”進入的熱錢是來套利人民幣升值的話，那就犯了金融市場的“幼稚病”。因為，現行人民幣名義匯率顯然不是個市場變量而是個政策變量。對沖基金基本上是這樣玩的：一邊在海外NDF(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市場開出足夠強的人民幣貼水，一邊又屯兵港股、港股期貨及國內的股市和樓市，以謀求由預期改變的自我實現所產生的資產價格泡沫。
但在筆者看來，“利差”絕非是影響人民幣升值的決定性因素，這只是跨境資金造勢的噱頭而已。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升值壓力來自國內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種變化并不是由制度創新或技術進步而是高投資全面提速帶來的結果。有理由相信，2009年中國的資本形成增速將超過30％，隨著資本勞動比進一步快速上升，在2007年和2008年曾出現減速勢頭的勞動生產率將重新向上。
我們說，自本世紀以來，人民幣累積的升值壓力大多源自于此。
“高投資必然高儲蓄”，這是一條基本的經濟規律。在中國，政府和企業的高儲蓄促成了高投資，高投資反過來又做高了政府和企業的儲蓄。于是，國內家庭所形成的購買力越來越消費不掉國內產能，這部分國內產能只能賣到國外去，就這樣變成了“順差”。所以，投資的經濟必然是走向出口的經濟。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從2001年的174億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億美元，所占GDP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
故此，投資主導的經濟，其實際匯率就會冒“虛火”，因為盯住美元，美元貶值就意味著名義有效匯率很可能也會跟隨出現貶值，并將顯現泡沫或是通脹的壓力。坦率地講，只要存在著虛火，人民幣有效匯率就根本無法穩定下來，即便我們改變現行匯率政策的規則――從盯美元重新回到盯住所謂的“一攬子貨幣”也枉然。
反過來講，中國真正進入“調結構”的實質進程，其實就是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壓力“反側自消”的一個過程。因為，資源要素價格改革暗示了廉價資源時代的結束，意味著資源配置的權利將由政府回歸市場。高儲蓄的下降，也意味著內需將可逐步填補因外需退出的缺口，“雙順差”將大幅收縮，中國經濟增長也將減速到一個正常水平。
所以，近年來筆者一直強調，人民幣匯率改革一定要結合國內的經濟結構調整，一方面，我們要好好總結2005年匯改以來一些經驗教訓；另一方面，一旦結構性改革嚴重缺位，如果直接啟動名義匯率的升值閥門，人民幣的漸進升值路徑，不就等于發出了“快快向中國搬錢”的動員令?果不其然，貿易順差、外資直投及熱錢“三股合流”，使中國的貨幣流動性滔滔不絕。當圍堵流動性的貨幣政策工具被用到極限時卻發現，問題依舊，甚至還“愈演愈烈”。
據此，筆者認為，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一定要超越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本身，因為人民幣匯率面臨的困境是我國投資與消費關系失衡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原因。由于國際收支失衡本質上是個內在的宏觀經濟總量問題，并不直接取決于貿易政策或產業競爭力，但最終要取決于國民儲蓄率和投資率，因為它們決定了資本的國際流動。因此，國民儲蓄率和投資率兩個變量幾乎不受貿易政策的影響，更不會受到其他國家貨幣升值或貶值的影響，儲蓄與投資的長期失衡最終是由一國經濟增長模式所決定的。
當然，如果你迷信國際貿易收支的“價格彈性或匯率彈性”，盡可采取“試錯法”一試，但在一個價格存在系統性扭曲的經濟體中，貨幣當局根本就不可能評估名義匯率到底要升值多少或升值多少才夠；只要資源依然是按行政的意志在配置，均衡匯率對這樣的經濟體意義并不大。
由上觀之，中國之所以會形成“雙順差”，不是因為出口多了，而是因為國內收入購買力的下降，導致出口部門扮演了增加就業的角色。如果短期內出口部門的人失業了，中國經濟就只剩下重化工了。沒有了就業，哪來收入，又何來消費呢?這些問題都值得思考。
此輪熱錢流動對我國金融威脅可能更大
[陸前進觀點]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副教授
目前全球經濟還沒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復蘇的基礎還不牢固，但是市場流動性充足，大量熱錢流向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國也是熱錢覬覦的對象。但筆者認為，這次和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熱錢的流入有所不同，對可能帶來的后果，須有足夠估計。
首先，熱錢流入面對的利率環境不同。兩年前中美利率變動方向相反，中國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和流動性過剩，央行收緊銀根，不斷提高利率；而美國由于次貸危機爆發，美聯儲不斷下調聯邦基金利率，中美利率形成倒掛，成為吸引熱錢的一個重要因素。當時，盡管央行加息能夠收縮經濟，遏制通貨膨脹，但加息會導致資本內流，人民幣會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而更大的升值預期會加劇投機資本的流入，央行又會面臨更大的干預壓力。而美國降息意味著美元走軟，人民幣升值壓力上升，中美背道而馳的貨幣政策，加重了我國調控成本和經濟過熱的風險，“熱錢”流入中國收益高，動力更強，央行調控的壓力進一步加大。而現在面臨的情況是，中美利率都處于較低水平，兩國都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利率并不是吸引投機資本的重要因素。
其次，國內經濟環境不同。兩年前我國經濟過熱，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主要是“雙防”，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從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那時我國的資產價格較高，通貨膨脹也有抬頭趨勢，央行為了控制資產價格上漲和物價水平的繼續上升，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調控經濟。而現在中國經濟正處于“保增長，防止通貨膨脹預期”的時期，政府一再表示，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因此利率上調的壓力較小，同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基本穩定，熱錢將難以獲得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國際熱錢更多看重的是中國經濟正呈現V型恢復，經濟形勢改善、國內投資風險小等因素。
其三，國際環境不同。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次貸危機僅局限于美國，其他國家還沒有受到直接影響，美元貶值主要是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而現在美元貶值主要是美國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高企所導致的。兩年前的熱錢主要流向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經濟恢復快，本幣升值的壓力較大；還因為這些國家資產價格的上漲趨勢。這次熱錢的流動，則體現了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恢復程度的不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遂成為游資向往的地方，導致該國貨幣升值壓力上升和資產價格上漲。
其四，全球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低成本的流動性。目前全球主要國家仍然保持刺激經濟政策，而在實體經濟仍然脆弱的情況下，過多的流動性在尋求新的獲利場所。從去年10月至今，有超過5000億港元資金流^香港地區，投機香港的樓市和股市，巴西、印尼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等也都成為熱錢襲擊的對象，這些熱錢也同樣威脅中國的金融安全。而兩年前熱錢的規模遠沒有現在這么大，全球還沒有完全陷入國際金融危機，還沒有實施刺激經濟的政策，沒有形成大量游資共同襲擊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現象。
其五，熱錢流出影響可能也不同。一旦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的基礎牢固，刺激經濟政策立馬就會退出，熱錢就會迅速流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資產價格可能會迅速下跌，銀行不良貸款也可能會迅速增加，這是我們必須嚴加防范的。同時，熱錢的流進和流出將加劇本國貨幣匯率或預期的變動，給金融市場造成很大沖擊。而兩年前的熱錢流動，由于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隨著各國采取刺激經濟措施，我國開始下調利率，資產價格也開始下跌，人民幣又停止升值，熱錢獲利有限，對宏觀經濟的不利影響相對較小。
由上述比較可以看出，這次我們面對的熱錢流入，對我們經濟和金融構成的威脅更大，因此，需要盡早關注和研究本輪熱錢流進和流出的特點，做好防范措施，采取應對政策，嚴防宏觀經濟的大起大落，以維護本國金融體系的安全和金融資產價格的穩定，全力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發展低碳經濟須進一步推進金融創新
[曾剛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
在人類經濟史中，重大技術創新的出現和經濟轉型的背后，總少不了金融因素的支持。低碳技術的開發以及低碳經濟的發展，自然也不會例外。從過去一段時間的實踐來看，已有很多金融機構開始涉足低碳技術開發領域，此外，排放權市場的發展，也為低碳技術的開發和應用提供了一定的激勵，并吸引相當多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參與其中。所有這些金融創新，在推動低碳經濟發展中，正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大致來說，圍繞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創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現有市場環境下對節能減排項目的資金支持；二是在排放權交易基礎上的各種金融創新。
從第一個方面看，在目前市場環境下，許多節能減排的項目和技術開發(如新能源等)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政策，并具有一定的市場盈利前景。金融機構愿意參與其中，提供資金支持。商業銀行以及一些公募和私募基金是目前該領域的主要參與者，也由此產生了“綠色貸款”和“社會責任基金”等概念。在推動低碳技術的發展方面，除了商業性金融機構外，非商業性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集團和許多非政府組織，也在為各種環境友好技術的開發提供著持續的資金支持。
第二個方面，與排放權交易的產生有關。排放權交易的基本思路，脫胎于《京都議定書》所設計的國際排放權交易(IET)、聯合實施機制(JI)以及清潔發展機制(CDM)三種市場機制。在這一整套市場體系下，通過對排放設定限額，并對超額排放實施懲罰的制度，排放權由此具有了一定的市場價值。在此基礎上。受約束的排放者，可以通過排放權的交易，來降低減排成本。這一機制，不僅能對受約束的排放者形成制約，還能為不受約束的排放者(如不承擔減排義務的國家)形成一定的減排激勵。
根據聯合實施機制和清潔發展機制的安排，其他國家企業通過采用清潔技術所實現的減排量，在經過特定機構認定后，可產生經核證的減排量(CERs)，并進入排放權市場交易。這樣一種市場設計，在不改變原有生產范圍和生產性質的情況下，使降低碳排放不再只是企業的一種社會責任，而變成了一個可以獲利的能力和資產。這為企業采用低排放生產技術提供了激勵，由此也催生了一系列的相關金融服務需求，吸引了相當多的金融機構加入。目前，包括排放權交易所、各類政府基金、投資銀行、PE投資者、商業銀行以及保險公司等在內的眾多金融機構，都是該領域的積極參與者，并大大推動了相關金融產品與服務的創新。到2008年底，全球排放權交易規模已經超過1200億美元，成為一個重要的大宗商品市場。
而在我國，節能減排、降低經濟增長的碳強度已成為未來戰略發展的方向。在各方的努力下，相關工作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在金融層面也出現了相當多的創新。一些金融機構開始明確提出節能減排的企業責任，同時積極參與到綠色環保項目的貸款和投資當中，取得了很好的社會和經濟效益。而此外，與排放權交易相關的金融創新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首先，一些城市紛紛建立了環境交易所，開始嘗試搭建排放權交易平臺，一方面為現有企業參與國際碳排放交易提供便利，并謀求議價權利；另一方面，也為建立本土排放權交易體系進行初期的嘗試。第二，相當多的投資銀行和PE投資機構在國內從事與清潔能源機制相關的融資和中介服務，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取得了極大的進展。2008年，產生自中國的CERs已占到全球的84％。第三，一些銀行開始嘗試推出與“綠色信貸”和排放權交易掛鉤的結構性產品，為個人參與相關投資提供了便利。
第5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
一、金融危機影響下的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現狀
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難”一直是近幾年整個社會關注的焦點和熱點。今年，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突出。來自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2007年高校畢業生總數達495萬，2008年高校畢業生總數達559萬。2009年全國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將達到610萬。2007年和2008年畢業的大學生中，仍分別有100萬人和150萬人尚未找到工作。去年，一場突如其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大量企業紛紛減員增效，原定用工計劃不斷縮水，新增就業崗位明顯減少，部分企業甚至放棄了每年例行的人才招聘計劃。因此，深入分析金融危機對高校畢業生就業帶來的影響，對于目前我們正確認識和科學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尤為重要。
從宏觀來看，金融危機加劇了我國總量就業矛盾，間接加劇了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近年來，在每年大量新增勞動力、失業群體再就業以及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背景下，宏觀就業供求矛盾日漸突出。經濟增長作為創造就業崗位的關鍵所在，為了有效促進就業，國家實施了積極的就業政策。強調實現經濟發展與擴大就業良性互動，但現實情況并不理想。
從微觀來看，金融危機導致企業紛紛減崗增效，直接導致了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企業作為勞動力市場上的微觀主體，其勞動力需求狀況直接影響著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當前，金融危機已影響到實體經濟。許多企業的經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必將減少對員工的需求，減招或不招高校畢業生，這對原本較為困難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更是雪上加霜。
二、金融危機背景下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的原因
1，產業結構失衡。當前，我國制造業、加工業飛速發展，但知識密集型產業仍處于低迷狀態：反映在勞動力需求上，則表現為“白領”型崗位需求不大，“藍領”型崗位需求旺盛，甚至出現農民工比大學生更加吃香的就業“怪圈”。目前崗位需求主要在第二產業，特別是加工制造業的中高級技術工人嚴重短缺。第三產業，如法律、金融保險、會計、廣告傳媒、管理、營銷等是高校畢業生就業的主要領域，但由于我國城市化水平低、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難以吸納大量的高校畢業生。
2，專業與社會脫節。近幾年的統計信息顯示，高職生就業率已開始超過本科生。特別是汽車、電子、計算機、維修等技術含量比較高的一線技術崗位，高職生經過短時間的適應就可以上手。高職生技術能力要比本科生動手實踐能力強，這與一些高校課程的設置有關。一些高校開展的課程理論性過強，過于深奧，而實際操作性、可行性卻很低，這與當前市場對技術人才的需求完全脫節。
3，就業觀念落后。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高校畢業生就業制度改革已進行了十多年，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時代已經到來，但冠于大學生頭上的“精英”及“天之驕子”的光環尚未褪去，畢業后就業時，仍有相當一部分學生的就業期望值過高，非大、中城市不留，非事業單位、國有企業不進。這種“精英心態”，已經明顯不適應大眾化時代的就業觀，其結果。則直接導致“無業可就”和“有業不就”的局面并存，使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隨著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我國的高等教育，從精英化向大眾化的轉換已成既定事實。大學生轉變擇業觀，不僅是社會的呼喚，也是我國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4，工作能力欠缺。客觀地說，高校大規模“擴招”使大學生人數增加了，但“質”和“量”并不是成正比的。當教育成了消費，教育成了投資，教育成了產業，一切由經濟利益起引導作用的時候，這必然伴隨著入學門檻的降低、精英教育向全民教育的轉變，也帶來上大學的費用一路上揚，學生的精力不會再集中于學業上，會被打工掙錢、尋找工作所分散，老師也不必再認真授業解惑，熱衷于教育“走穴”。教育水平因此而下降，學校品牌逐級遞減。高等教育從精英向全民過渡的初衷是好的，可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結果可能是培養出大批平庸的“人才”。這種情況下培養出來一部分畢業生專業面過窄，社會適應能力弱。
三、解決當前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的對策措施
1，繼續解放思想。就業，事關千家萬戶，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事關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民生之本、穩定之基。當前，破解就業難題，第一位的還是解放思想。高校畢業生應解放思想，轉變就業觀念，增強自立自強意識。正視現實，積極參與新形勢下的多元化就業，如自主創業。剛出大學校門的畢業生知識結構新，有想法，有膽量，不妨到基層、到西部大展身手，從而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實現自我人生價值。同時高校畢業生的求職心態也要做好相應的調整，目前的就業形勢，已經不能抱著“挑肥撿瘦”的想法，要多些務實，少些浮躁，合理調整就業期望值，結合自身特點，揚長避短，從而有的放矢地去尋找適合自己的就業單位。
2，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轉變發展方式，大力加強第三產業發展，這不僅可以大大增強經濟發展對就業增長的帶動能力，還可為高校畢業生開拓廣闊的就業領域。要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包括金融服務業、保險業、物流業、廣告傳媒、法律會計服務、咨詢服務等。要促進制造業與第三產業的融合，即制造業向產業設計、品牌營銷、銷售網絡建設、物流管理、售后服務等上下游延伸，使企業的價值鏈向高附加值的兩端延伸。建議國家制定專門的第三產業發展規劃，通過一系列配套政策支持第三產業的發展。同時，應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
3，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當前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國高等教育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表現。因此，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增強高校對市場的適應能力，是解決畢業生就業問題的根本所在。教育體制改革應包括：高校學科和專業結構的調整、高校培養目標和模式的改革、高等教育布局的調整等方面。同時，應當積極探索建立高校畢業生的人才儲備和培訓制度。由于產業結構的調整，一些學科或專業的畢業生在現實社會上一時還不適應，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他們的價值和社會對他們的長遠需求。解決這類問題的主要途徑，就是建立合理的人才儲備和培訓制度。這個制度應當是我國今后人事和勞動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目前，已有多所南京高校正積極推行這一措施。
第6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
【關鍵詞】地方債；發行前景；風險管理
地方債是地方政府為籌措財政收入或項目建設資金而發行的地方性政府債券，當地政府為地方債發行及償還的雙重主體。地方債所融資金通常用于交通、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等社會效益較高的地方公共設施的建設，并以當地政府未來的財政收入作為還本付息的擔保。地方債的發行在西方國家已有相對成熟的體系，但在我國還是新生事物，需對其發展及可能面臨的風險和問題做進一步分析。
一、我國地方債發展歷程
（一）地方融資平臺隱性舉債
在分稅制體系下，地方將75%的財權上交中央，地方自留25%，但地方政府需要承擔的職責卻未因此減少。集中在教育、醫療等公共領域的大量具體支出性項目與地方有限的財力沖突激烈，地方政府面臨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在許多重大公共建設項目上存在資金缺口。而在1994年出臺的《預算法》中，國家明確禁止地方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使得地方雖有資金困難，卻又無法通過發行地方債融資。以此為背景，各種政府背景的融資平臺紛紛成立。地方融資平臺多以公司及信托基金的形式出現，巧妙規避了《預算法》對地方發債的限制，成為地方開展公共性事業建設的重要融資途徑。截至2009年5月，全國各省、區、直轄市合計設立8221家投融資平臺公司，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38萬億元，同比增長70.4%，占一般貸款余額的20.4%。由于這些平臺融資規模過度膨脹，運作不夠規范；對融資平臺公司信貸管理缺失，地方政府違規或變相提供擔保；債務的權責利難以劃分等問題，存在巨大的風險。
（二）財政部發行地方債
2008年來，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大幅減少，而由于中央本級財政收入也受金融危機影響，因此中央向地方的轉移支付也出現困難。為擴大內需，解決地方財政缺口，使地方經濟在危機中平穩運行，國家自1994年來首次對地方債“開閘”。2009年，國務院同意由財政部地方發行2000億地方政府債券，列入省級預算管理。此次發債具有應對金融危機的“應急性”，采取過渡性發債方式，由財政部發行，即發債的主體仍是中央，地方支付發行費由財政部代辦并承擔還本付息責任，按期繳送本息，由財政部代為償還。財政部地方債雖能短期內解決地方財政緊缺問題，但此舉將使中央承擔地方政府的道德違約風險，加大中央的財政壓力，同時，對于資金流向、使用狀況，債務余額、還款計劃等都缺乏有效監管及制度約束。
（三）地方自行發債試點改革
經國務院批準，2011年在上海市、浙江省、廣東省和深圳市試點地方政府自行發債，同時，財政部下發了《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辦法》。試點在國務院批準的發債規模限額內自行組織發債，政府債券期限分為3年和5年，由財政部代辦還本付息，試點省市建立相應償債保障機制。此次試點是對地方政府由自行發債向自主發債過渡的嘗試，最終改革方向是使地方政府成為政府債券的發行、償債雙主體，即由地方政府直接發行債券，決定債務的規模、流向等，并直接對投資者還本付息。
二、推行地方債的前景及意義
自1994年來，我國已走過了禁止地方政府發債財政部地方債地方政府自行發債的軌跡。參照西方國家市政債券的成熟體系，及我國當前地方政府對融資的現實需求，地方債最終還將走向地方政府自主發債的道路。
目前我國推行的仍是地方政府自行發債模式，并不等同于地方自主發債。所謂地方自主發債，主要指發債“項目自立，規模自定，用途自選，償債自負”，即地方政府自主決定舉債規模及融資用途等主要方面，中央只對地方債體系進行監管。而從當前看來，中央規定了地方發債的規模額度及發債融資的使用項目，地方政府對此均沒有決定權，而償債方式更是由財政部代為還本付息，事實上是以中央信用在為地方債作擔保。因此，地方自行發債與自主發債存在很大差距。
上表為四省（市）試點在2011、2012年發行地方債的中標利率及同期銀行間固定利率國債收益率。根據債券發行的一般規則，風險大小與利率高低成正比。而在地方政府首次發行政府債券的2011年，各省（市）中標利率甚至低于同期國債利率，不難看出市場對地方債的熱捧，反映了市場對地方政府財政的信心，對新生地方債券風險較小的預測，另外也是對中央將放松銀根的預期。同時，此次作為試點的四個省（市）均為沿海發達城市，市場對其償債能力的預期更是高于一般地方債券，尤其此次試點發債仍然采用財政部代為還本付息的方式，因此，事實上與國債相似度極高，這也是此次地方債中標利率低于同期國債利率的重要因素。2012年，政府繼續擴大試點地方債發行規模，市場對地方債投資趨于理性，中標利率超過同期國債利率，但高于國債利率的點數仍然少于歷史經驗預期，可見市場對試點發行地方債的反應仍然良好，政府應加強監管和引導，并逐漸推進和擴大試點改革，探索地方政府自主發債的道路。
地方自主發債是大勢所趨，但在現行條件下，尚不具備自主發債的條件。應先穩步推進自行發債，解決自行發債中的問題，完善相關政策和監管體系，最終平穩實現自主發債。推進我國地方債發展意義重大，對于政府來說，地方債公開發行將為地方提供更高效、穩定的融資方式，拓寬地方融資渠道，并提高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度，減少隱性負債數量，降低相關部門對地方財政狀況的監管難度，同時也減輕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壓力。對金融市場而言，我國長期以來一直以國債為單一債券形式，并未形成完善的債券體系，而地方債的出現及規范，將豐富我國債券市場產品種類，同時，地方債的利率波動狀況可完善利率的傳導機制，更為有效的反映市場供求狀況，有利于貨幣政策的制定和金融市場的規范。
三、地方債風險及管理
（一）地方政府行政風險
多數地方政府存在公共性項目建設資金缺口，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可能通過行政手段違規或偽造舉債資格獲得資金，這加大了銀行等金融系統的流動性風險及相關企業的尋租可能。同時，由于任期限制，執政官員在本任期內舉借債務大部分將由下一屆政府進行償還，因此，為取得政績，官員往往不考慮政府實際償債能力，盲目舉債，過度建設現象嚴重。2010年，政府背景的云南省公路開發投資公司因無力償債而向債權銀行發出“違約通知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還本”。截至2010年上半年，該公司資產總額為1314億元，負債高達1015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77%，拉響了地方債風險的警報。作為一個經濟落后、汽車保有量較低的省份，“十一五”期間云南公路總里程已達20.67萬公里，位居全國第三，超過其“十一五”原計劃的一半。其背后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在財權緊縮的條件下，以債務獲投資、以投資獲發展的新時代“”。此外，根據我國對地方債的規定，所籌資金需用于中央財政投資地方項目的配套工程及民生工程，但地方政府違規使用現象嚴重。據國家審計署2012年對中央預算執行及其他財政收支審計查出問題的整改結果顯示，2010年度，地方政府性債務涉及的各類違規資金超過5000億元，351億元債務資金被投向資本市場、房地產和“兩高一剩”（高能耗、高污染、產能過剩）項目。
在現行官員政績考核制度下，行政風險難以化解，地方債無序發行及使用問題較為嚴重，但這種人為的風險事實上是可以通過制度手段加以控制的。中央可適度調整對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加大對違規舉借及使用地方債的懲罰力度，同時，完善地方政府財務公開制度，對債務來源、余額、項目建設情況等進行公示，并配合相應的監管體系，設立專門的地方債監管部門，規范地方債從舉借到償還的整個過程。
（二）地方政府償債風險
據國家審計署2011年對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的審計結果顯示，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性政府債務余額已達10萬億元人民幣，這一債務總額占2010年GDP的1/4，超過當年全國財政收入，且債務到期償還時間在2011年～2016年有數個集中償還高峰。隨著償債高峰的到來，部分地方政府將面臨流動性風險的巨大考驗。同時，地方財政收入主要依賴買賣土地所得的土地出讓金，2010年地方財政收入中土地出讓金比例高達76.6%，而隨著中央對房市的調控，地方政府獲得土地出讓金的收入大減，但新增債務卻有增無減，到2010年底，承諾用土地出讓收入作為償債來源的債務余額高達25473.51億元。雖然摩根大通報告稱，中國地方債風險仍在可控范圍內，但部分地方政府已陷入償債危機。2010年底，有78個市級和99個縣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于100%，分別占兩級政府總數的19.9%和3.56%。由于償債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過舉借新債償還舊債，截至2010年底，有22個市級政府和20個縣級政府的借新還舊率超過20%。
當前我國地方債數量大且來源廣，地方政府普遍存在過度舉債行為，管理困難。在擴大試點的過程中，應繼續加強對地方融資平臺的規范，逐步減少地方政府隱性負債，從而便于中央合理調控及監管地方發債規模，并建立健全地方風險預警系統，將發債規模控制在風險發生范圍內。同時，應加強地方政府償債能力。地方政府過度發債事實上是長期以來財權與事權不匹配造成的結果，在分稅制實施了近20年后，中央可對地方財權與事權進行合理調整，用一定的財權保障地方政府的事權，減輕地方政府對借債的依賴，增大其對負債的償還能力，與此同時，地方應成立公共地方債償還基金，建立地方債付本還息保障機制。通過將地方債額度限制在合理范圍，并增強地方政府償債的能力，雙管齊下，減少地方債償債風險。
（三）法律及監管失范風險
1994年《預算法》中指出“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除法規和國務院規定的以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該條例雖明確禁止了地方發債，但也暗含“例外情況“，自2009年來地方債的屢次開閘實際上都是對“例外情況”的演繹，并無專門的《地方債法》和相應的監管體系來保障其施行。同時，各級地方政府除通過地方融資平臺舉債外，違反法規直接舉債或通過違規擔保取得資金的行為一直存在，且舉債規模逐年增長。而客觀地看，地方政府發行債券實有必要，中央出于對地方財政缺口的考慮，實際上也默許了地方債的存在，因此，此時可考慮使地方債發行合法化，并配備完善的法律體系規范其發展。
在當前中國的政治體制下，地方政府往往存在“中央為地方債兜底”的想法，因此盲目舉債，而市場出于對政府財政的信心及行政壓力，大量認購。如果發債規模適度，監管有效，則有利于吸收地方或社會的閑置資本，進而促進地方建設和經濟發展，也有利于地方債發行工作的良性運轉；而與此相反，如果監管不力，發債規模過大，特別是嚴重超過了地方政府的償還能力，必將造成債權人恐慌，引發一定范圍內的社會問題，從而大大降低地方政府和地方財政的信用危局，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誘發國家整體的金融問題。從歐洲此次債務危機應使我們看到，地方政府因過度發債而違約造成地方財政或政府破產絕不是危言聳聽。我國也應以此為鑒，吸取經驗，迅速完善相關法律及監管體系，明確地方政府的償債責任，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隨著地方自行發債試點工作的深入，中央應對《預算法》進行適當修改，并著手《地方債法》的編纂和配套監管體系的推進，通過法規嚴格規范地方債的舉債條件、發債規模、使用方向，并建立完善的償還保障及監管體系，確保地方債發行工作良行運轉。
參 考 文 獻
[1]宗寬廣，周治富.我國地方政府債券發展的路徑與前景[J].金融前沿.2012：60～61
[2]王建新，潘文軒.構建地方債的風險防范與控制機制[J].中國財政.2009（16）：40～41
[3]盧曉峰.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及其防范對策[J].企業導報.2010（7）
第7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
作者簡介：萬宇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與區域經濟學。
通訊作者：蘇瑜，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學。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編號：10BJL034）。
（1.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2.河南省發改委，河南 鄭州 450001）
摘要 著眼于如何科學促進工業結構升級，發展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雙高、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優的“兩型”工業部門，首次將產業安全和隱含碳納入考量，分別從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技術密集度、產業安全、區域優勢6個方面選取了13項指標。在對所選指標進行相應說明后，應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湖北省工業結構調整評價體系。該評價體系對湖北省的24個工業部門進行了綜合評分及排序，分析結果顯示未來幾年湖北省應該大力發展三類產業：一是經濟效益好、社會關聯度大，但存在一定污染問題的產業；二是增長速度快、技術含量與外向度較高的產業；三是就業能力強，區域優勢明顯的產業。同時，三類產業的發展策略各有側重。文章最后依據各項指標對于湖北省幾個重點工業部門發展給出了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隱含碳；工業結構調整；主成分分析；產業安全
中圖分類號 F403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6-0164-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7
湖北省是我國的老工業基地，全省已經初步形成了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工業體系，在全國工業產業布局中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然而國際性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需求約束的強化，為湖北省在新的時期進一步推進工業化進程，帶動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和穩定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本文著眼于如何科學促進工業結構升級，發展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雙高，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優的“兩型”工業部門，首次將產業安全和隱含碳納入考量，構建了湖北省工業結構調整評價體系。該評價體系有利于區域實現節能降耗目標，為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依據和為區域工業結構調整政策的制定提供前瞻性指導。
1 隱含碳的投入產出分析
對隱含碳排放進行研究，并將其納入工業結構調整評價體系具有重要意義。目前，“三廢”等指標各級政府均有要求，也是企業治理的重點；而碳排放在國內沒有環境壓力，也沒有政策要求，所以碳排放能夠更加真實地反映各部門的環境問題。碳減排將成為資源環境的重要指標，是資源環境量化的發展方向。標明隱含碳排放，有利于提高各工業部門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優化能源結構，為區域實現節能降耗目標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依據。本文首先采用投入產出分析法計算湖北省分行業的隱含碳排放量（見表1）。
2 工業結構調整指標體系的構建
新時期工業結構的調整方向，必須有利于化解或緩解經濟運行和發展中的基本矛盾，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整體國際競爭力的增強。要明確不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必須有一些基本標準，如擴散效應基準、產業關聯效應基準、需求收入彈性基準、增長后勁基準、短缺替代彈性基準、瓶頸效應基準，就業功能、生產率上升率、技術密集度和可持續發展等基準。本研究分別從6個方面選取了13項指標，構建工業結構調整的指標體系（見表2）。
2.1 經濟效益基準
我們選取增加值規模和平均工資2個指標衡量工業部門的經濟效益。其中，增加值規模直接表示該部門的經濟總額占全省的比重，比重越大表明該產業目前在湖北省越重要，同時反映產業增長速度的快慢，增加值規模越大，說明該產業具備增長的經濟實力。而平均工資從福利角度反映行業部門效益，一般情況下，平均工資越高說明部門效益越好。
2.2 社會效益基準
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提高社會福利，社會效益是指產業發展對于個人經濟利益增長的影響，在這里主要通過部門對其他產業部門的關聯效應和就業能力進行衡量。
2.2.1 關聯度
產業關聯度是指產業與產業之間通過產品供需而形成的互相關聯的內在聯系。這種聯系主要表現在產品的供給與需求方面，也就是上游產業和下游產業之間的關系。我們利用投入產出表資料計算產業的影響力系數和產業感應度系數，加總得到關聯度。
某產業的影響力系數該產業在逆矩陣中的列系數均值/全部產業在逆矩陣中的列系數均值的平均。公式表
表1 湖北省各工業部門隱含碳排放量、綜合評價和各指標體系排序
Tab.1 The amount of embedded carbon，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ranking
of industrial departments in Hubei
注： X1，增加值規模；X2，平均工資；X3，關聯度；X4，就業密度；X5，單位產值能耗；X6，隱含碳；X7，勞動生產率；X8，研發密集度；X9，科技人員比例；X10，產品外向度；X11，投資外向度；X12，區位商；X13，增加值比重。
示為：
infj（i,j1,2,3,……n），（qij為里昂惕夫逆矩陣）
某產業的感應度系數該產業在逆矩陣中的行系數均值/全部產業在逆矩陣中的行系數均值的平均。公式表示為：
seni（i,j1,2,3,……n），（qij為里昂惕夫逆矩陣）
2.2.2 就業密度
“又快又好”的工業部門，必然要考慮其就業功能，這
表2 工業結構調整指標體系
Tab.2 Index system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是我國一直面臨的巨大就業壓力決定的。因此我們選取就業密度測量部門的就業能力，該指標為部門固定投資與部門從業人數的比率，反映一個就業崗位所對應的生產過程中實際投入的固定資產凈值，從而得到該部門創造一個就業機會所需要的資本量，恰當地表明生產過程中資本與勞動力的對比關系。［1］就業密度越低，表明創造一個崗位所需固定投資越少。
2.3 生態效益基準
合理的工業結構不能只謀求經濟效益，它必須承擔起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責任，把自身發展對生態環境的負面作用減少到最小。工業部門的可持續發展性，主要體現在資源消耗低和環境污染小兩個方面，我們分別采用單位產值能耗和隱含碳兩個指標進行測量。單位產值能耗指標直接標明單位產值所耗費的能源，具有容易計算、意義直接等優點，經常作為監測企業能耗的主要指標。將隱含碳納入生態效益指標有其獨特的特征，因為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人們會越來越關注溫室氣體排放，碳減排將成為資源環境的重要指標，是資源環境量化的發展方向。
2.4 技術密集度基準
勞動生產率指生產者的勞動效率，表明單位時間內勞動的生產效果或能力，是反映技術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研發密集度、科技人員比例則從資金和人員角度衡量行業對于技術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研發資金投入越多，研發人員相對數量越多，代表該行業的技術力量越雄厚，該行業產品的技術含量水平越高。
2.5 產業安全基準
我們分別從產品外向度和投資外向度衡量一個行業的產業安全。產品外向度指該行業出貨值占該行業總產出的比例；投資外向度指某行業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固定資產占行業固定資產比例［2］。如果某行業外向度越大，表明行業對外貿易繁榮，和世界經濟形勢聯系更為緊密，受世界市場和資金流影響更大，產業安全度相對較低。
2.6 區位優勢基準
區位商指標可以衡量本區域相對全國具有區位優勢的產業，可表示為：
區位商＝
區內增加值比重可以衡量某產業的規模和產業貢獻率，該指標越大，表明該產業在區域的主導性作用越大，可表示為：
區位增加值比重＝
根據以上指標體系的構建，以及中國2008年統計年鑒和湖北省2008年統計年鑒，計算出各產業部門對應的指標體系。其中指標X5，X6與X7分別表示就業密度、單位能耗與隱含碳排放，屬于成本型指標，該部門指標數值越小，標明該部門在這個方面評分越高，所以在該指標數據前加上負號把它們轉化為效益型指標，其它指標都屬于效益型指標，所以取正值。
3 工業結構調整指標體系的計算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湖北省工業各部門進行綜合評價。主成分分析法屬于客觀物權法，是研究如何用多個指標（因素）來描述研究單位的一種統計分析方法。它根據各指標間的相關關系或各項指標值的變異程度來確定權數，在將原始變量轉變為主成分的過程中，同時形成反映主成分和指標包含信息量的權數，計算綜合評價值，在指標權重的選擇上保證了客觀的反映樣本間的現實關系［3-4］ 。
3.1 原始指標數據的標準化
為消除各變量不同數量和量綱上的影響，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用Z-score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變換：
Zij（xij-xj）/Sj,（i1,2,……24 j1,2,……13）
式中，xj∑24i1xij/24,S2j∑24i1（xij-xj）/23
3.2 求指標數據的相關矩陣
相關系數矩陣可表示為R（rjk）p*p，其中相關系數rjk∑ni1x′ijx′ik（k1,2,……13），應用Eviews6.0軟件可以得到其相關系數矩陣。
3.3 求相關矩陣的特征根特征向量
應用Matlab7.0軟件，得到相關系數矩陣的特征根。同時，定義方差貢獻率Ajλj/∑13k1λk（k1,2,……13）。如表3所示。
3.4 確定主成分，并進行綜合評價
將標準化后的指標變量轉換為主成分，再對13個主成分進行加權求和，獲得最終評價值。然后我們對湖北省工業部門綜合評價和各指標體系進行排序，見表1。
4 評價體系分析
表1中的第14和第15列是綜合評價結果，得分前10名的工業部門依次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工業，化學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紡織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從整體來看，排名靠前的部門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屬于經濟效益高，產業關聯度較大，存在污染問題的部門，如交通運輸設備制造、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金屬冶煉及壓延工業；第二類是增長速度快，科技含量較高，外向度高的新興支柱產業，如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第三類是就業能力強，相對區位優勢明顯的傳統工業部門，如化工、紡織、食品制造業。
這三類產業應該是湖北省未來幾年內工業發展重點支持的產業。顯然，三類產業的發展側重點應有所不同。對于第一類產業大力支持的同時應該注重控制其污染問題，降低高碳能源使用比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對于第二類產業應該大力延伸產業鏈，擴大產業關聯效應，同時注重關注產業安全問題；對于第三類產業重點放在淘汰落后產能、實現生產集群化、銷售品牌化。另外評價體系里面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一類產業：低能耗低污染但是目前經濟效益不佳的產業。即廢品廢料、服裝皮革業、木材家具制造業。對于這些“綠色”工業部門，應該積極引導、給與政策上的支持和稅收優惠。
表1中的第1至第13列是湖北省工業部門各指標體系的一個排序，我們可以以此為依據來指導和調整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以下針對湖北省6個重點產業展開具體分析：
4.1 湖北省汽車制造業調整戰略
如表1所示，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在各項指標均名列前茅，經濟效益佳，社會關聯度大，能耗相對較小，技術密
表3 特征根和貢獻率
Tab.3 Latent roots and contribution rate
集度高，唯獨就業密度和隱含碳排放位次靠后，這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提供一個就業崗位的固定投資成本較大，就業創造能力有限，二是說明這個行業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污染問題，碳排放量非常大。第一個問題由行業特性決定，調整空間有限；第二個問題如何降低碳排放，可以通過加快新能源汽車研發生產和推進汽車工業綠色制造，創新汽車生產營銷模式等措施推進碳減排。
需要指出的是汽車制造業產品外向度很高，較高的外向度提升了產業技術水平，優化了企業競爭優勢。然而金融危機背景下，汽車消費大幅下降，貿易摩擦增多。2007年湖北省汽車總產量為72.57萬輛，產量占全國的8.2%，位于第4位，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積極開拓國內市場、創新融資方式、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方為應對之策。
4.2 湖北省電力產業調整戰略
電力產業在各項指標中的排序充分體現了該行業的特性，壟斷行業，利潤豐厚，職工福利優越。該行業明顯的區位優勢源于湖北省豐富的水利資源，湖北省可開發水能裝機容量3357萬kW，居全國第4位。該行業存在的問題是能耗太大，單位產值能耗達2.51萬t標煤/億元，每創造1億元GDP，需要消耗25 100 t標煤的能源，在所有工業部門中能耗最多。“十二五”期間，電力產業應著力增加技術投入，引進科技人才，推廣和支持發展新能源，大力發展核電、風力發電、太陽能利用、燃料乙醇、垃圾焚燒發電、沼氣、秸稈發電等新能源產業，降低產業能耗。
4.3 湖北省食品制造業調整戰略
雖然湖北省食品制造業近幾年發展迅速，增加值比重不斷加大。然而其發展現狀與湖北省農業大省的地位并不匹配。食品制造業的問題反映在我們的指標體系中，集中體現在產業的社會關聯度較小，產品外向度和投資外向度較低。產業鏈條短，同其它產業的關聯度小，造成食品工業輻射能力弱。食品工業的發展應該進一步做好產業規劃，培育新興特色優勢產業、打造名優品牌、不斷延伸產業鏈，開發下游產品，發展現代產業集群；積極實現產權多元化和分散化，大力推動公司制改革；鼓勵企業開展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聯合兼并重組，引入戰略投資、兼并重組、整體轉讓、股權置換、改制上市等多種措施。
4.4 湖北省鋼鐵產業調整戰略
鋼鐵產業是湖北省重要經濟支柱之一。2008年，湖北省鋼產量達1 991萬t、鐵產量達1 893萬t，鋼材產量達2 151萬t，分別列全國8、6、7位；湖北省鋼鐵行業完成增加值332.8億元，占湖北省工業增加值的8.76%。鋼鐵產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能耗高污染重，每創造1億元產值，耗能4 794 t標煤；隱含碳排放問題嚴重。
鋼鐵行業的調整可以從以下六方面著手：一是企業的發展要采用有利于節約能源、資源、運力的集約化工藝流程；二是要大力推廣高爐、轉爐、焦爐煤氣回收發電，有條件的大型企業要發展燃氣-蒸汽聯合循環發電，大型高爐要同步建設余壓發電裝置；三是回收利用熱能和化學能，全面推廣干熄焦、蓄熱式燃燒等技術；四是建立和完善污水處理和再生利用系統，實現水資源循環利用；五是加強企業煙塵、粉塵、廢渣等廢棄物的綜合利用，加快實施煙塵脫硫項目建設，減少二氧化硫排放量，努力實現廢棄物零排放；六是促進鋼鐵、石化與電力能源企業的跨行業、跨企業循環，全面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
4.5 湖北省石化產業調整戰略
石化工業是湖北省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2008年，石化產業完成主營業務收入1 600億元，工業增加值400億元，年均遞增28%和25%。實現利稅總額105億元，利潤35億元，占全省工業利潤的7%左右。產業規模居全國第14位（其中，化工產業居全國第12位），居全省工業第3位。觀察表1，作為重工業部門，污染和能耗問題同樣是首當其沖。要實現石化產業低碳化、低能耗發展，我們建議從以下兩方面展開調整：
第一，大力發展石化產業循環經濟。一是在石化產品結構調整中，以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為目標，降低單位產值污染物排放強度，發展節能、降耗、減污的高新術和清潔生產新工藝，二是在石化產品生產中創建生態工業園區，實現產品的上下游配套和綜合利用。三是提倡綠色消費觀，實現廢物資源的回收利用。
第二，用科技創新不斷調整化工產業。首先要繼續抓好企業技術中心的建設，企業要加大投人，開發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產品。二是支持建立產學研聯盟，加快共性技術、關鍵技術及新產品的研發。三是要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積極推廣應用先進適用的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設備，如新催化技術、新分離技術、聚合物改性技術、精細加工技術、節能和環保技術及生物技術等，改進現有的生產工藝，縮短生產流程，改變原料路線，以達到提高產品產量和質量，節能降耗，改善環境，增加出口，替代進口，提高效益的目的。
4.6 湖北省電子信息產業調整戰略
湖北省電子信息產業已經成為湖北省工業支柱產業。2008年電子信息產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占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8.4%。產業規模位于中部六省首位。是除了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三個規模大配套全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之外，我國中西部地區重要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已形成了以電子計算機產品制造業、軟件業、家電產品制造業、電子機電產品制造業、通信設備制造業與電子器件產品制造業為主，其他行業為輔的產業結構體系。從該產業在各個指標下的排名可以看出，該產業屬于社會關聯度高，低能耗低污染的高科技產業，產業輻射能力和就業創造能力強，屬于應該大力支持引導其發展的新興支柱產業。從指標體系來看，目前該產業增加值規模和區位商相對落后，說明該產業規模偏小，在全國不具有競爭力，行業布局結構沒有充分發揮集聚經濟效益，集群內企業之間內在聯系不強。產業結構調整應該遵循以下路線：加強產業基地建設，重點支持產業規模大、研發能力強的核心企業壯大，發揮產業的積聚優勢，實現集成式發展；擴大優勢產品規模和帶動能力，不斷延伸產業鏈，提高產品附加值，大力發展軟件業，把軟件業培育成產業內部第一支柱。突破性發展電子機電產品制造業、電子器件產品制造業，力爭以光纖光纜等光電子產業為核心，把電子機電產品制造業培育成在全世界范圍內具有優勢的行業。
5 結束語
產業結構的變動與經濟增長是有機統一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氣候危機背景下，經濟的復蘇僅僅仰仗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并非長遠之計。政府必須提高政策的前瞻性，改變基于化石燃料的經濟發展模式，促進低能耗、高端化產業的發展，推動結構性調整，推進經濟持續、協調、向高質量的縱深層次發展。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郭克莎.工業化新時期新興主導產業的選擇［J］.中國工業經濟，2003，（2）：5-14. ［Guo Kesha. On Newly Leading Industries in the New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J］.China Industrial Economy，2003，（2）：5-14.］
［2］龔曙明.湖南經濟外向度的測量與思考［J］.湖南社會科學，2004，（5）：80-82. ［Gong Shuming. Measurements and Thinking of Hunan Economic Outward ［J］. Hunan Social Sciences， 2004，（5）：80-82.］
［3］李艷雙，曾珍香，張閩，等.主成分分析法在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中的應用［J］ .河北工業大學學報，1999，（1）：94-97. ［ Li Yanshuang，Zeng Zhenxiang， Zhang Min，et al. Application of Primary Component Analysis in the Methods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or many Indexes ［J］.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1999，（1）：94-97.］
［4］羅志忠，張豐焰.主成分分析法在公路網節點重要度指標權重分析中的應用［J］.交通運輸系統工程與信息，2005，（6）：78-81. ［Luo Zhizhong; Zhang Fengyan. Application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in Calculating the Weights of the Indexes of the Highway Nodes’ Importance ［J］.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2005，（6）：78-81.］
The Measurement System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f
Hubei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 Carbon
WAN Yu-yan1 SU Yu2
（1.School of Economics，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Hubei 430074，China;
2.Henan Development & Reform Commission，Zhengzhou Henan 450001，China）
第8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
一、多能互補的必要性
數據顯示，我國60％左右農村人口仍然靠傳統的秸桿和薪材等解決能源問題。全國農村每年直接消耗的各種能源相當于5.6億噸標準煤，占全國總能耗的一半左右。發展新能源已成為改變農村能源使用結構，減少環境污染以及促進農村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手段。然而，農村新能源到底該向何發展，發展中要解決哪些問題?
農村新能源主要包括沼氣、太陽能、風力發電、微小水電、生物質能這幾個方面。現階段農村能源應該多種形式并存，不同的地區應根據自身的特點，確定適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重點。
在談到農村新能源利用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周宏春教授提出了“四位一體”和“五配套”的概念。“四位一體”，就是以太陽能為動力，以沼氣為紐帶，將種植業和養殖業結合起來，在全封閉條件下將沼氣池、豬禽舍、廁所和日光溫室等一體化。
“這樣既解決農村的能源供應，改善農民衛生和生活環境，又可以減少農作物和蔬菜生長中農藥化肥的使用量，提高食品品質和食品安全。”“五配套”模式，是建一個沼氣池、一個果園、一個暖圈、一個蓄水窖和一個看營房，實行人廁、沼氣、豬圈三結合的立體養殖和多種經營系統。
農村新能源代表著未來能源利用的方向，發展前景是很好的。但是，一些地區受技術水平制約，影響了農村新能源技術的推廣使用。此外，隨著農村養殖戶的減少，沼氣的替代能源問題也是需要考慮的。拿沼氣發展來說，要跳出為沼氣而建沼氣池的單純觀念，將推廣沼氣與養殖、種植相結合，打造“養殖一沼氣一種植”的模式，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達到“三沼(氣、渣、液)”綜合利用，增加農民收入的目標。
總之，農村能源的發展應堅持“因地制宜，多能互補，綜合利用，講求效益”。“特別是要重視發展生物質能技術及其產業。”農村能源行業協會會長朱明強調說。具體來說，就是大力發展以秸稈、稻草等這些原料豐富、取材容易的生物質能，以及清潔的太陽能、風能、微水電等可再生能源，同時通過改革爐具等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實現農村地區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華表示，未來我國將有序推進以秸稈為主要原料的生物質能源。為緩解資源能源約束，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環境，應對氣候變化，我國將大力推動農作物秸稈在農業領域的循環利用，積極發展以秸稈為原料的加工業，有序發展以秸稈為原料的生物質能源。
二、生物質產業和技術在各國的發展概況
生物質產業已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許多國家制定了促進生物質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并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用于研究開發和推廣應用。由于生物質能作為可再生能源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氣之后第四大能源，因此它在整個能源系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來，開發利用生物質能成為當前國內外廣泛關注的重大課題，既涉及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又關系到國家的能源安全。作為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大力開發新型可再生能源已經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因此開發利用生物質能這一課題，有利于中國開拓新能源，并且能夠緩解能源供需矛盾，也是解決“三農”問題，保證社會經濟持續性發展的重要任務。
生物質能的利用分為兩種：直接用作燃料的有農作物的秸稈、薪柴等；間接作為燃料的有農林廢棄物及藻類等，它們通過微生物作用生成沼氣，或采用熱解法制造液體和氣體燃料，也可制造生物炭。生物質能是世界上最為廣泛的可再生能源。據估計，每年地球上僅通過光合作用生成的生物質總量就達1440～1800億噸(干重)，其能量約相當于20世紀90年代初全世界總能耗的3～8倍。但是尚未被人們合理利用，多半直接當薪柴使用，效率低。影響生態環境。
現代生物質產業是利用農作物及其殘體、畜禽糞便、有機廢棄物等可再生或循環的有機物質為原料，通過TA性加工轉化生產化工產品、生物質燃料和生物能源以及生物質產品的一個格外引人關注的新興產業。生物質既是可再生能源，也能生產出上千種的化工產品，且因其主要成分為碳水化合物，在生產及使用過程中與環境友好、又勝石油能源一籌。
目前我國的秸稈產出量已超過7億噸，折合成標煤約為3.5億噸，相當于7個神東煤田，全部利用可以減排8.5億噸二氧化碳，相當于2007年全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8。隨著國家明確提出到2015年秸稈綜合利用率在80％的行動目標，我國秸稈資源化駛入快車道。以“秸稈能源”為代表的生物質能利用，在大力發展低碳經濟的背景下，進入人們的視野。
目前。世界上較為成熟、可規模化開發利用的生物質技術主要集中在發電、固化成型燃料、沼氣和液體燃料等方面。其中，生物質發電在發達國家已受到廣泛重視，2005年全世界生物質發電的裝機容量約達5000萬千瓦，主要集中在北歐和美國。
生物質固化成型燃料在發達國家通常用來替代煤、燃氣等作為民用燃料進行炊事、取暖，或用于區域供熱和發電等。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的生物質成型燃料產品已進入商業化階段，并相應開發了專用爐具；泰國、印度、越南、菲律賓等國也建成了一些生物質成型燃料生產廠，逐漸進入了規模化生產階段。
沼氣技術已經在有些國家普遍應用，歐洲和印度等地已建設了大量的戶用沼氣和大中型沼氣工程。截至到2003年底，德國的大中型沼氣工程總數已超過3000個，大多采用以畜禽糞便和秸稈為主要原料的厭氧消化工藝，機械化和自動化程度很高，生產出來的沼氣主要用于發電。
生物液體燃料已實現規模化生產和應用。2005年，全世界生物燃料乙醇的總產量約為3000萬噸，主要集中在巴西和美國；生物柴油總產量約220萬噸，主要集中在德國。巴西以甘蔗為原料生產燃料乙醇，2005年的消費量為1200萬噸，替代了當年汽油消費量的45％；美國主要利用耕地多、產量大的玉米為原料，同時積極發展纖維素制取燃料乙醇技術。歐盟對生物燃料也很重視。主要以大豆、油菜籽和回收的動植物廢油等為原料生產柴油，2005年原歐盟15個成員國年產量約200萬噸，占世界總產量的90％，其中德國年產量約為150萬噸。
三、中國生物質產業的發展情況
中國農業生物質資源主要有農作物秸稈、畜禽糞便、農產品加工業副產品和能源作物等，資源豐富，產業發展潛力巨大。農業生物質具有資源種類多，分布范圍廣的特點，可轉化為電力、燃氣和液體燃料等多種商品位能源。
一直致力于生物質能研究的中國農業大學石元春院士認為，以秸稈為原料的現代能源是一個新興產業。在當今發展清潔能源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大形勢下，秸稈迎來了 一個發展現代能源產業的重大機遇。
根據最新資料和有關專家預測，我國秸稈目前的用途是：還田15％，飼料16％，工業原料3％，薪柴50％和露地焚燒16％。也就是說，目前秸稈中的66％，約6_7億噸是用于能源的，具有替代2.4億噸標煤和減排5.8億噸二氧化碳的能力。
秸稈還田、秸稈飼料、工業原料和薪柴的利用屬于傳統產業提升，而以秸稈為原料的現代能源是一個新興產業。據了解，秸稈能源在歐洲發展已經有30多年，特別是北歐的丹麥和瑞典，秸稈發電和顆粒燃料的技術成熟度和商業化程度最高。
1、農作物秸稈
2004年我國小麥、玉米、稻谷、棉花、大豆、薯類、油料等主要農作物產量達4.69億噸，秸稈產量約為5.96億噸。預計到2020年我國主要作物的秸稈總量將達到8億噸左右。其中，約有50％左右農作物秸稈用作農村居民生活用能，由于采用傳統的燃燒方式，效率低下；我國以甘蔗渣及稻殼發電為應用方式的生物質燃燒發電已得到初步應用，總裝機容量達800兆瓦；固化成型燃料技術已初步形成了研究、開發和應用同步推進的良好勢頭；以秸稈過腹還田、粉碎還田和生產有機肥還田的技術已形成一定應用規模；以秸稈為主要原料生產生物質材料的技術研究已經起步。
目前我國秸稈能源化主要有直接作為農村生活燃料、秸稈氣化、壓塊替代煤炭燃料以及秸稈發電這幾個途徑。其中秸稈氣化、壓塊替代煤炭燃料和秸稈發電已經在不少地方進行了探索和推廣。
發展秸稈顆料燃料產業前景廣闊。中國現年消費煤炭26億噸，其中中小鍋爐用約10億噸，是溫室氣體排放大戶，如果采用秸稈顆粒燃料替代，減排效益不可低估。
在中國，截至2007年底，核準的生物質直燃發電項目約百個，裝機容量2500兆瓦，建成投交并網發電的項目總裝機容量400兆瓦以上。截至2008年底，中國國能生物質發電集團已有10個30兆瓦和7個12兆瓦的生物質電站正在運營，其中單縣電站裝機容量30兆瓦，年發電2.2億千瓦時，可替代8.7萬噸標煤的燃煤，減排18萬噸二氧化碳，農民年新增收入6000萬元和獲得1000多個工作崗位。秸稈直燃發電的技術和設備已經可以全部自主與國產。
秸稈能源產業還將為農民帶來增收的機會。以每噸秸稈農民可獲250至300元算，全國4億噸能源用秸稈就能獲得1000億至1200億元。計劃2012年達40億元。此外，農村的能源中，由煙熏火燎燒薪柴到燒顆粒燃料，能效可以提高2～3倍，能源消費質量也將顯著提高。
2、能源作物
能源作物指經專門種植，用以作為能源原料的草本和木本植物，如甜高粱、甘蔗、木薯以及油菜等。全國未利用土地總面積為24508.79萬公頃，其中有6020.56萬公頃土地資源可供能源作物的開發種植。另外，每年還有約900萬公頃不同類型的季節性農閑地，可以種植能源作物。
3、生物液體燃料
我國已建設了以陳化糧為原料生產燃料乙醇的示范工程，分別在6省市進行示范，燃料乙醇年生產能力已達102萬噸。在非糧食作物生產燃料乙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進展，已培育出適應鹽堿地種植的“醇甜系列”雜交甜高粱品種，并建成了產業化示范基地；培育并引進了多個優良木薯品種，平均畝產超過3噸；育成了一批能源甘蔗新品系和能、糖兼用型甘蔗品種，并篩選出了適合甘蔗清汁發酵的菌株和活性干酵母菌株。
此外，我國已對利用菜籽油、棉籽油、烏桕油、木油、茶油和地溝油等原料生產生物柴油的技術開展了研究，目前已有年產10萬噸生物柴油的生產能力。我國在雙低油菜與雜種優勢利用的結合上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在油菜、油葵等主要作物上已開發出高含油量品種，含油量高達51.6％；為了不與食用油和工業用油爭原料，還開發了利用麻瘋樹果實、黃連木籽等能源作物生產生物柴油的技術，初步具備了商業化發展的條件；在利用季節性農閑地種植油菜生產生物柴油方面具有很大潛力。
四、生物質產業在中國未來的前景
以生物質為原料生產綠色能源和環境友好產品是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已成為世界科技領域的前沿。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世界各國將會更加重視環境保護和全球氣候變化問題，通過制定新的能源發展戰略、法規和政策，進一步加快生物質產業的發展。
從目前生物質的資源狀況和技術發展水平看，今后發展的主要趨勢是發電、供熱、生產液體燃料和生物質材料等。最近20多年來，生物質技術發展很快，產業規模、經濟性和市場化程度逐年提高，預計在2010～2020年間，大多數生物質技術可形成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在2020年以后將會有更快的發展，并逐步成為主導產業。
生物質產業正成為朝陽產業。在中國發展生物質產業具有深遠的意義，不僅有利于解決資源、能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問題，更是解決好“三農問題”、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戰略舉措。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生物質產業的發展。已經研究制定了一系列促進生物質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
加強生物質技術研究與工程集成，在固化成型、燃燒、沼氣、燃料乙醇、生物質材料等方面的關鍵技術研究和裝備開發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創新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產品；推廣一批先進的生物質工程技術；建成一批生物質產業化示范工程；開展我國農業生物質資源現狀調查，初步查清我國生物質資源的擁有量和分布情況，建立生物質資源數據庫，促進我國農業生物質產業的形成與發展。
全面推進生物質工程科技創新，在生物質能源轉化和材料利用等方面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部分技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增強我國農業生物質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提高生物質能和產品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通過生物質利用解決農村生活燃料短缺問題；基本實現農業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促進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國家目標和市場需求為導向，針對我國生物質產業發展的關鍵環節，選擇秸稈綜合利用、農業有機廢棄物資源化和能源作物開發為切入點，通過技術研究、集成和重點突破，創新生物質工程技術，加快生物質科研成果轉化，促進生物質產業化進程，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提高國家能源保障能力、為全面實現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目標提供重要的科技和產業支撐。
我國政府及有關部門已連續在四個國家五年計劃將生物質能利用技術的研究與應用列為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開展了生物質能利用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如戶用沼氣池、節柴炕灶、薪炭林、大中型沼氣工程、生物質壓塊成型、氣化與氣化發電、生物質液體燃料等，取得了多項優秀成果。《可再生能源法》的和實施表明中國政府已在法律上明確了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質能在現代能源中的地位，并在政策上給予了巨大優惠支持，“農林生物質工程”也已經成為“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重大項目。
對國際上生物質產業發展趨勢和中國生物質產業發展現狀，以及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與薄弱環節，選擇秸稈綜合利用、農業有機廢棄物資源化和能源作物開發，增強我國農業生物質產業的競爭力，提高生物質能和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通過生物質利用解決農村生活燃料短缺問題，基本實現農業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促進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雖說生物質產業是世界發展和新興的朝陽產業。但其當前成本與價格尚難與石油基產品競爭。
利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農林生物質生產材料和石油化工產品是綠色化學的重要研究方向。
第9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及意義范文
關鍵詞：高校；離退休人員；大學生志愿者；新型養老模式；啟示借鑒
中圖分類號：C913.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0-0062-02
我國老齡化趨勢日益加劇，而傳統家庭養老功能卻漸趨弱化，養老服務提供面臨日益嚴峻的困難與壓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高校離退休人員養老工作已是整個老齡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014年11月26日全國離退休干部“雙先”表彰大會上指出，要切實解決好老同志的實際困難，讓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民政部提出在“十二五”期間逐步完善養老社會服務體系，其中養老服務志愿者組織成為其中重要途徑之一。而大學生志愿者作為我國青年志愿者的主力軍積極參與各種助老服務工作，有利于促進我國社會的和諧建設、推動我國老齡事業的發展創新。大學生志愿與高校離退休人員養老服務工作的結合是時代的現實需要，是探索離退休人員新型養老模式的有力補充、積極嘗試。
一、高校離退休人員現狀及高校離退休工作面臨的困難
（一）高校離退休人員現狀
本研究以福建中醫藥大學為例。該校離退休人員共312人，其中男性170人，女性142人。近年來，離退休人員呈現“一增一減”變化，即退休人員逐年增多，離休人員逐年減少；離退休人員年齡結構呈現“一高一低”變化，即離休人員平均年齡越來越高，退休人員平均年齡越來越低。高齡、空巢老人比例高，其中80歲以上高齡老人約占25.3%，空巢家庭約占46.8%。目前，大部分離退休人員還是選擇傳統的社會居家養老為主、單位養老為輔的養老方式。
（二） 高校離退休工作面臨的困難
1.空巢、高齡老人數量增多，為高校離退休工作帶來較大壓力
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結構轉型，我國家庭結構日趨走向小型化，子女與父母分開居住的越來越多，還有高校教職工子女通過教育和就業的途徑，紛紛流向大中城市和國外，導致空巢老人數量急劇增加。他們在健康護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要增加，且空巢老人由于長期缺乏來自子女的身心關懷和生活照顧，長期處于壓抑、悲觀的消極心境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問題。而大多數高校很少有針對離退休人員，尤其是針對空巢、高齡老人建立或培養的專業化服務隊伍，明顯不能滿足他們的特殊需要。
2.高校離退休工作人員不足及工作內容存在局限性
高校離退休人員數量每年都在增加，而離退休工作人員的數量卻未見增長，面對繁雜的工作和眾多訴求，不能進行針對和精細化服務，高校離退休工作質量和效率或多或少會有不足。而且，雖然高校自身建立了離退休工作處，但是由于高校的特殊性，這種工作機構自成體系，難免有一定的封閉性，不能通過有效調動社會資源來解決和補充高校離退休人員服務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缺陷。
二、大學生參與離退休人員服務工作的實踐探索與存在的問題
隨著離退休人員數量增多，福建中醫藥大學從2014年開始實行二級管理。由于剛試行，二級學院尚無專人負責離退休工作，一般由辦公室人員兼任。各二級學院為了更好地服務老同志，安排大學生志愿者與離退休人員采用結對幫扶的形式，將志愿者與離退休人員結對，與老同志聊天談心，給他們帶去精神慰藉，幫忙提重物、做衛生，陪伴上醫院，上門幫忙收材料和黨費等等；另外，學院在開展活動時邀請老同志參與，開展他們喜歡的娛樂活動等。這些都豐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通過對離退休人員及家屬的訪談，有90%以上對大學生志愿者的服務感到滿意；另一方面，受調查的志愿者85%以上樂意為老同志服務，他們認為在參與助老服務過程中，培育了他們尊老、敬老、愛老的傳統美德，也有利于積累社會經驗，畢業后能更快融入社會，而且很多離退休人員都是資深中醫教授、老干部、老前輩等，能從他們身上學到知識、經驗及優良的傳統美德。
由于二級管理剛實行不久，管理服務方式尚處于摸索階段，還存在很多不足之處。
（一）缺乏系統培訓
大學生的助老方面活動大多停留在表面，且健康護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各方面都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而大部分大學生志愿者只有一腔熱情并沒有接受過系統化、專業化培訓。
（二）服務效率不高
對于離校較遠、交通不便的離退休人員服務較少；另外，部分老人或子女對志愿者不夠信任，不愿意讓陌生人進入家中或接受其服務。
（三）服務體系單一
光靠二級學院學生的結對幫扶服務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加強與學校其他部門，如團委、學工處，還有與其他高校的溝通聯系，豐富活動形式，如學生社團、大學生志愿者服務及勤工助學等。
三、國內外先進志愿服務經驗的啟示與借鑒
美國大學生志愿服務起步較早、歷時較長，并創下了不少先例，取得了不少成就，留下了豐富的經驗，主要包括理念創新、宣傳招募、管理保障、評價激勵四大方面。還有，香港在1997年還沒有回歸中國之前就已經建立了完善的志愿者活動的制度和機構，且處于國際領先水平，其在志愿服務過程中形成“小政府，大社會”模式、非政府組織力量的推動、規范化管理、完善的志愿服務制度等經驗。這些國內外先進經驗都為我國大學生志愿者參與高校離退休人員服務工作創建新型養老模式提供了可以借鑒的啟示。
（一）加強宣傳力度，創新服務理念
現在很多高校志愿者活動大多依托團委開展團日活動，多利用“重陽節”等特定的節日到一些敬老院參加敬老服務工作，而對于校內高齡空巢離退休人員了解很少，學校職能部門（如離退處、團委、學工處、各學院）要加大這方面的宣傳力度，高齡空巢老人逐年增多，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而這些對于年輕人來說并不是困難的事，讓大學生把零碎的空閑時間利用起來做些有意義的事。另外，引入志愿者“自助”的價值觀念，實現“助他”與“助己”的價值契合，讓志愿者在服務他人的過程中，既能體驗到運用專業知識服務他人的奉獻快樂，又能提高自我綜合素質和專業實踐能力。通過開展志愿服務工作，加強尊老、敬老的傳統美德教育，不但可以使離退休老人得到幫助和關心，而且有利于對大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二）完善培訓體系，提供專業服務
培訓制度是幫助志愿者掌握基本服務技能和提高志愿者服務能力的佳徑。要根據老同志的不同需求對大學生進行針對性事前培訓；另外，要根據大學生志愿者個性特點的差異，因地制宜、因人而異采取不同的培訓方式和內容。一方面，進行專業培訓，針對醫療、護理、老年心理等方面對大學生志愿者進行培訓。福建中醫藥大學作為醫學院校，在這些方面具有優勢，可以讓相關專業背景如護理、中醫、針灸、推拿等專業的學生進行此方面系統培訓并提供相應醫療護理服務，讓具有心理學專業背景的學生為老同志提供心理咨詢等幫助。另一方面，進行經驗交流，讓這些具有專業背景及已經有豐富養老服務經驗的大學生志愿者進行經驗交流，定期召開養老服務經驗座談，相互學習。另外，盡可能以專業對口方式服務本專業離退休教師，使雙方有更多的共同語言，更好地滿足老同志的情感和歸屬需要。
（三）豐富活動形式，規范服務體系
高校中有離退休工作處、團委、學工處這些部門可以和各學院聯合起來，通過社團、大學生志愿者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養老服務；把大學生助老納入到高校勤工助學項目中；各學院學生黨支部與離退休黨支部搭建共建平臺，實行支部對接等等。通過形式多樣的助老服務，既培養了大學生敬老愛老的品德，有利于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建設，也有利于老同志發揮余熱。另外，離退休工作處作為離退休人員專門的職能部門要加強與學校其他部門、各學院溝通聯系、協力互助，搭建運行有效、管理有序的工作體系。完善信息化管理體系，讓志愿者了解老同志需求，也讓老同志獲取服務信息，并對志愿者活動進行評價。通過對離退休老同志、大學生志愿者實行雙向調研，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規范志愿服務體系。
（四）改進評價方式，建立激勵機制
建立服務評價和激勵機制，實現評價與激勵機制相結合。一是對服務隊伍人數進行評價，包括總人數、新增人數，專業背景人員數量等；二是對服務隊伍結構進行評價，即新加入與有豐富經驗的志愿者比例，有利于高校志愿者大學畢業后養老服務對象的合理交接；三是對服務質量的評價，既要包括服務老年人數、次數、拜訪量、活動開展次數等可量化方面的評價，又要包括接受服務的老同志對服務態度和服務效果等的評價。在評價基礎上建立多種形式的激勵方式：一是精神獎勵，如宣傳表彰等；二是政策性補償，如在入學、實習、就業時優先考慮；三是建立志愿服務時間儲蓄制度，以便在自己需要時，能從社會支取。
參考文獻：
[1] 明興建，王琪琪.高校開展學生志愿服務離退休老人的PEST分析[J].教育觀察：上半月，2016，（9）：22-23.
[2] 周傳發.高校養老模式現狀分析及思考[J].時代報告：學術版，2013，（3X）：38-39.
[3] 成衛衛.美國大學生志愿服務的經驗及其啟示[J].廣東青年職業學院學報，2015，（4）：53-57.
[4] 邵珠萍.香港地區志愿服務活動的經驗及啟示[J].現代交際：下半月，2016，（2）：150-151.
[5] 王立.大學生在高校家庭養老中發揮作用的探討[J].學理論，2009，（16）：239-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