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雙減政策實施的原因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雙減政策實施的原因

第1篇：雙減政策實施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原因影響對策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高，國際收支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也將相應地提升。近幾年我國原本就已存在的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現象出現了總體擴大化的趨勢。可以說，我國是當今世界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典型國家。

國際收支是一國居民在一定時期內與非居民之間的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往來所產生的全部經濟交易的貨幣記錄。持續順差是指在一定的單位時間里（通常按年度計算），貿易的雙方互相買賣各種貨物，互相進口與出口，甲方的出口金額持續大過乙方的出口金額，或甲方的進口金額持續少于乙方的進口金額，其中的差額，對甲方來說，就叫作貿易順差，反之，對乙方來說，就叫作貿易逆差。我們看到，我國國際收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除了1993年以外，經常項目始終保持順差并呈逐漸上升趨勢。而資本和金融賬戶除1998年因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而出現小額逆差外，其他年份也一直保持順差。根據國家外匯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由于貨物貿易順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經常項目實現順差1608.18億美元，同比增長134.23%，占我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上升為72%。2006年，經常項目實現順差2498.66億美元，同比增長55.37%，其中出口11444.99億美元，進口8946.3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66%和20.45%。我國的外匯儲備迅速增大，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達到8536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國；同年10月，我國外匯儲備一舉跨過萬億美元大關。2007年我國順差達到2622億美元，外匯儲備1.5898億美元。

那么，我國近幾年國際收支方面總體擴大化的持續順差現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對我國經濟有哪些影響，我們應該對此做出什么反應，采取怎樣的對策，本文將對這些問題做一個總結性的梳理和簡要性的回答，以便給讀者們一些啟示。

二、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原因

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存在，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從國際上看，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的緊密聯系，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了尋求更優化的資源配置，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產業和產品向國外的轉移。而我國為了適應國際形式的發展，日趨完善基礎設施和優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時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國具有廉價的勞動力成本，這些都使得我國逐漸成為國際制造產業轉移的一個主要目的地，連續數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時，全球過剩的流動性不斷地輸入我國。2001年以來，美聯儲開始實施了長打兩年多的低利率政策，與其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步，我國資本項目順差開始持續增長，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國際壓力也日益高漲。

從國內來看，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方面：1、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國際收支順差進一步擴大的重要基礎。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取得明顯效果，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初見成效，各項改革不斷深化，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提高。這些因素有利于增強企業出口競爭力，有利于改善外商投資環境，有利于增強國內外對人民幣匯率穩定的信心。2、結構性失衡。而造成這種結構性失衡的一個很大原因就是近年來國內儲蓄總量高于國內投資與消費而導致的內部失衡。這就意味著當前國內經濟存在著流動性過剩和資本投入不足共存的現象。過剩的生產就大量出口到國外，導致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 3、我國長期實施的出口鼓勵政策。借鑒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的原因，中國一直堅持著出口導向型的工業政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解決資金、外匯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我國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4、國內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不足。由于資本市場不發達，儲蓄也不能通過其他渠道轉化為國內投資。而鼓勵外資進入的各種優惠政策使得企業可以通過合資方式引入外部資金。外商將直接投資帶來的外匯簡單地賣給中國人民銀行，然后用換來的人民幣購買國內資本品，投資生產的產品進一步通過出口產生經常項目順差，從而產生了“雙順差”的格局。

轉貼于三、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基于以上對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原因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宏觀調控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可以說，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是宏觀調控的必然產物，它在客觀上對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和穩定物價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具體表現在：1、國際收支持續順差有利于我國經濟增長的實現；2、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為社會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3、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并不必然導致通貨膨脹；4、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直接導致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

持續順差對一國經濟而言是一把雙刃劍。長期的持續順差情況下，我們更要去注意它的負面影響：首先，持續順差會破壞國內總需求于總供給的均衡，使總需求迅速大于總供給，沖擊經濟的正常增長。這是因為持續順差在貿易上表現為大量商品出口，而大量的出口商品會直接減少國內社會產品供給，是國內需求相對增大;持續順差產生的儲備結余，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兌換壓力，各個持有者的兌換要求，會迫使本國金融當局增加本國貨幣投放，從而又創造出新的需求，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其次，持續順差在外匯市場上表現為有大量的外匯供應，這就增加了外匯對本國貨幣需求，導致外匯匯率下降，本幣匯率上升，從而提高了以外幣表示的出口產品的價格，降低了一本幣表示的進口產品的價格。這樣，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其國內商品和勞務市場將會被占領。第三，長期雙順差將加劇我國與相關貿易伙伴國尤其是歐美的貿易摩擦。短期內，持續的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導致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的摩擦愈演愈烈，成為貿易保護主義攻擊的重點目標，使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發展受到更大制約，貿易談判中需付出更多代價。第四，持續順差也將直接沖擊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外匯占款增量大于基礎貨幣增量的部分需要由中央銀行對沖掉。在國際收支雙順差仍將維持一段時間的情況下，對沖過多的流動性是中國貨幣政策，對中央銀行來說，造成了被動投放貨幣的的重要任務。“這樣巨大壓力，并通過貨幣乘數效應放大了市場貨幣供應量。長此以往，必將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并且，隨著整個金融體系統中外匯占款大幅增加和貨幣市場利率持續走低，貨幣調控的難度越來越大，使得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直接沖擊。”

四、國際收支調節的政策建議

我國目前的“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結構與其基本國情是極不相稱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較為理想的國際收支結構應是：貿易項目逆差，經常項目保持平衡，資本項目下的順差。而目前的國際收支失衡、巨額的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國家提出“調投資、促消費、減順差”的政策導向，運用各種手段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國過高的儲蓄率

貨幣政策的取向應當是貨幣供應收緊，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幣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實行降低投資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當前貨幣政策應當適度從緊，包括降低貨幣供應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應當繼續加息并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控制流動性。同時，人民幣匯率應該更加靈敏地反映市場供求變化，更加富有彈性。這些政策措施都將有助于糾正內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切實轉變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模式

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應轉向“以質取勝”，從根本上扭轉貿易的貧困化增長局面。為此，在繼續加強引進、消化和吸收先進技術的同時，政府要采取各種有效措施，鼓勵生產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自主品牌意識，實現由目前的貼牌加工為主向自由品牌生產、營銷為主的轉變；要積極推動一般貿易和其他形式貿易的發展，改變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中占主要比重的局面。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對外投資

積極探索多元化、多層次的外匯運用方式，通過各種渠道擴大對外投資。政府應進一步完善支持企業“走出去”的相關法律和政策，給予其適當的優惠政策和信貸支持，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擴大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的領域、途徑和方式，繼續發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鼓勵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開展境外加工貿易，帶動產品、服務和技術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開發國內短缺資源，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置換；健全對境外投資的服務體系，為實施“走出去”戰略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王蕊.關于我國國際收支的現狀及其對策.論文天下.

（2）王子先，張曉靜.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國際經驗及對策[J].中國金融，2007(10).

（3）蘇志炯.中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原因及對策分析.科技資訊.2008(21).

（4）張少華.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形成原因與化解之道[J].甘肅社會科學，2005(5).

（5）王躍平.淺議現階段我國經常項目持續順差的成因.宏觀資訊

（6）（8）邵亢邑.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成因、影響及對策研究..

（7）武健，方文.中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原因及影響.財政金融.1997(6).

（9）唐麗麗，趙雪梅.淺論中國國際收支失衡調節[J].當代經濟，2007(7).

第2篇：雙減政策實施的原因范文

一、進展情況

（一）建管并重，抓實主要污染物減排。按照《XX市“十一五”主要污染總量削減實施方案》要求，我市2010年主要污染物總量削減的目標為：so2控制在17741.5噸以內，比2005年削減20%；cod控制在2046.2噸以內，比2005年削減20%；可吸入顆粒物濃度年平均值達到0.10毫克/立方米，實現2010年市區大氣環境質量達到國家二級標準。

為實現減排目標，一方面，加快減排工程建設，我局在調查研究、考察論證的基礎上，制定實施了“2鐵、1焦、3水、6粉塵”共12項減排工程，即：裕華、龍鳳山2家鋼鐵企業燒結機脫硫工程；通寶焦化焦爐煤氣脫硫工程；污水處理廠改造工程及天煜、寶燁2家焦化企業廢水處理改造工程；文豐等6家鋼鐵企業粉塵治理工程。通過落實責任、強化調度、資金幫扶等措施，截至目前，各項減排工程進展順利：裕華、龍鳳山2家鋼鐵企業燒結機脫硫工程已完成，正在試運行。污水處理廠已完成設計，正在招標，預計6月底開工建設，11月底可完成；天煜、寶燁兩家焦化企業廢水處理改造工程已完成，并進行了驗收監測，預計6月底可通過驗收。6家企業粉塵治理工程中，文豐鋼鐵除塵器改造工程、頂峰熱電和云寧矸石電廠原料場地擋風抑塵墻工程已經完成；新金鋼鐵原料場地擋風抑塵墻工程一期已完成，二期預計6月底可完成；明芳、鑫匯兩家鋼鐵擋風抑塵墻工程正在施工，預計6月底可完成。

另一方面，強化對治理設施監管。認真開展治理設施運行管理年活動。把保障重點部位治理設施正常運行作為重中之重。制定了燒結機脫硫工程、污水處理廠專項檢查辦法，明確檢點，明確檢查時間，明確獎懲措施。把建設在線監測平臺作為保障治污設施運行的重要抓手，全額安排資金，協調有關力量，加快平臺建設。預計月底完成平臺建設，實現三級聯網并控。把落實責任作為保證治污設施運行的有力保障。所有執法人員對口分包一家企業，該企業的項目審批、污染治理、治理設施運行等全部納入管理范圍，并實行臺帳式管理。要求每周至少下企業兩天，對工作不力，敷衍塞責者年終取消一切評先資格。加強督導檢查。局再次創業領導小組定期不定期開展督查，發現問題，及時解決。由于措施得力，全市脫硫工程運行管理得到了規范，運行率、達標排放率明顯提高。

（二）多措并舉，大力改善環境質量。在大氣環境治理上，按照多措并舉、標本兼治的指導思想，加大投入、強化整治，收到了明顯成效。繼續深入實施“藍天工程”。對列入年度治理計劃的50家企業、143個治理項目，通過采取檢查督導等一系列措施，目前進展順利，43項已經完成，其他正在按計劃推進。開展了大氣質量攻堅活動。將城市規劃區及以外5公里范圍確定為環境保護重點監管區，對監管區內56的23家重點企業加強監管，實行環境質量強制達標；加強燃煤鍋爐整治，全市44家、50臺鍋爐目前已下達治理計劃；加強運輸散裝物料車輛和道路清掃，防止無組織揚塵污染；實施強制清潔生產審核，從源頭上節約資源、從生產的全過程削減污染。截止目前，我市主城區好于二級天數146天。

在水環境治理上，一方面加強了洺河流域綜合治理，嚴禁在洺河沿岸新建水污染的建設項目；強化沿岸現有企業治理尤其是洗選企業的治理；督促有關單位加快城市管網改造和建設，確保城市污水全部進入污水處理廠。繼續把落實選礦業年檢制度作為洗選企業管理的主要手段，全市124家選廠，109家通過年檢，責令15家停產整治。經過監測，我市洺河出境斷面水質好于入境水質，達到了XX市的要求。另一方面，強化飲用水源地綜合整治，牽頭組織水利、工商、旅游等部門對飲用水源地進行了一次大檢查。在此基礎上，按照國家標準在我市飲用水源地設置警示標志62套。按規定進行飲用水源地水質監測，飲用水源地水質達標率100%，保證全市人民喝上了干凈的水。

（三）嚴格執法，打擊各類環境違法行為。一是認真落實環保第一審批權。將總量控制作為項目審批的“總閘門”，從嚴落實《環境影響評價法》、“三同時”制度及國家有關產業政策，嚴格環評審批、驗收，強化污染源頭控制。今年以來，共審批項目42個，驗收7個，否絕突破環境容量、不符合環保和產業政策要求新建項目5個，環保“三同時”執行率大中型項目100%，小型項目98%以上。二是開展環保專項行動，實行嚴處。開展了鋼鐵行業、重點污染減排設施專項執法行動，共計出動執法車輛140輛（次），排查各類企業70家，立案查處企業環境違法行為22個，罰款50余萬元，有力打擊了各類環境違法行為。三是化解糾紛，維護群眾環境權益。建立了24小時接訪制度、協調辦案制度、案件督查制度、舉報回訪制度，今年以來，共接待群眾舉報和案件57起，已辦結57起，沒有發生一起越級集體上訪。由于工作得力，環保工作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和表揚。四是嚴厲打擊重污染小企業。結合鄉鎮和有關部門，在全面細致排查摸底重污染小企業的基礎上，嚴格按照“斷水斷電、拆除設備、清理場地”的標準，取締小選廠、小化工等違法企業80余家，有力遏制了重污染小企業的反彈勢頭。五是強化排污費征收，今年以來，認真總結以往排污費征收經驗，以減少污染物排放為目標，以提高征收比例為重點，以拓展征收范圍為切入點，以規范排污費征收管理為突破口，強化排污費征收。截至目前，共計征收排污費2200萬元。

（四）抓實基礎，為開展環保工作提供強大動力。一是充分發揮電視、報紙新聞輿論作用，對環境治理先進企業和落后企業予以表揚和曝光。二是加大環保宣傳力度，增強公眾的環境意識。在6.5世界環境日前夕，開展了環保街頭宣傳活動，發放宣傳材料2萬余張，在《武安報》開辟專欄宣傳環保法律法規，在新世紀大屏幕上反復播放環保專題片，受教育逾2萬人。三是大力開展綠色單位創建，上半年共有2家庭院、2家飯店、1個小區、3所學校、3個家庭被XX市命名為綠色單位。四是認真承辦人大建議、政協提案。我局共收到人大建議8件，政協提案9件。通過落實責任，認真辦理，所有人大議案、政協提案全部辦結，答復率、走訪率、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滿意率均為100%。

（五）轉變作風，為全市經濟建設助推添力。一是加強執法隊伍理論建設。牢固樹立抓好治污減排就是發展經濟的理念，加強政治理論教育和業務能力培訓，強化黨風廉政建設，進一步落實了政務公開制度，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努力打造一支團結奮進、業務精良、作風端正、紀律嚴明的環保鐵軍。二是執法隊伍作風建設。鼓勵干部職工在其位謀其政，干好自己一份事，敬業愛崗，為民服務。堅持機關不定期查崗、每周五學習制度；堅持請銷假制度。對遲到早退、無故離崗的，一經查實，從嚴處罰。三是強化機關制度建設。建立了科室工作月報制度。局工作每月有要點，每項有計劃，每月底有小結。形成安排、實施、小結、反饋的工作流程，促使機關工作科學化、規范化。特別是對再次創業，我們實行半月一調度，及時掌握工作進度，解決存在問題，提出下一步思路。

以簡化審批程序為根本，為全市再次創業助推添力。簡化辦事環節、縮短審批時限。按照能減就減盡量減的原則，將審批時間進一步縮短，其中：環境影響報告書由原來的60個工作日，縮短為10個工作日；環境影響報告表由原來的30個工作日，縮短為3個工作日；環境影響登記表由原來的15個工作日，縮短為1個工作日。我局13項行政許可和服務事項全部進駐大廳，“七公開”內容全部在XX市報公布。對來窗口辦理業主的采取“一次性”告知，材料齊全一次性辦結。

二、存在問題

盡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我們也清醒的認識到，環保形勢依然十分嚴峻，環保工作存在的問題很多。

一是減排的壓力仍然很大。盡管近年來我市的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但受歷史形成的產業和能源結構偏重等重要原因，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總量仍然偏大。隨著近期全市的經濟形勢的好轉，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也將隨之增加，既要削減存量，又要控制增量，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現反彈。

二是環境監管的難度加大。近年來，隨著各項減排工程的深入推進，污水處理廠、燒結機脫硫大部分已完成。但仍有部分企業治污設施不正常運行，甚至違法排污，一些已淘汰的鋼鐵、焦化、建材等落后產能、“三小企業”有可能死灰復燃，加大了我們監管的壓力。

三是我市產業結構偏重、城市布局不當的問題在近期內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國道穿城、污染企業圍城”的現狀極大制約著城區空氣質量的進一步改善，在全市“雙三十”縣市中，我市城區空氣質量長期處于中下游，直接影響省節能減排“雙三十”任務的全面完成。

四是環保執法力量相對不足。我市企業點多面廣，隨著全社會環保意識的增強，環保工作越來越多，本不寬裕的環保執法力量更為捉襟見肘，制約著環保工作的更好更快發展。

三、下半年工作謀劃

今年是“十一五”規劃的最后一年，也是完成“雙三十”節能減排任務的收官年、決勝年、交賬年。我們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突出重點環節，堅持綜合施治，構建長效機制，充分發揮環境保護在調整產業結構中重要作用，加快環境質量的改善。

（一）強力削減主要污染物排放。一是保障減排工程的正常運行。以開展“治理設施管理年”活動為契機，強化對治理設施運行的監管，特別是脫硫工程、污水處理廠運行的監管。嚴厲落實各項專項監管措施，健全完善治理設施管理臺帳，加大處罰力度，力促治理設施的穩定運行。二是完善管理減排。扎實推進在線監測平臺建設，力爭及早投入正常使用。充分發揮總量控制在減排工作中的調節和撬動作用，嚴格新增主要污染物建設項目的審批，不符合要求的建設項目堅決不批。三是落實結構減排。督促有關部門按照產業政策要求，督促淘汰全市鋼鐵、焦化、建材等行業的落后產能。

第3篇：雙減政策實施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結構調整[CD15]作者簡介：伍端翌(1986―)，男，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成都，610074 ）。研究方向：國際金融。

一、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的內外因素

自2007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速度開始加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不斷創下匯改以來的新高。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來源除不斷受到美歐日等經濟體聯合施壓的政治因素外，更主要在于內外經濟因素的推動。第一，我國持續的國際收支雙順差造成儲備資產過快增長，直接使外界產生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第二，我國國內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間接引發了外部經濟的不均衡。據世界銀行統計，2006年世界平均消費率為62%，發展中國家平均為58%，我國不到50%。［1］根據宏觀經濟雙缺口模型：儲蓄缺口（S-I）＝外匯缺口（X-M），當國內儲蓄>投資，即S-I>0 時，過剩的產能和積壓的產品只能轉向海外市場加以消化，會加大貿易順差，形成升值壓力。第三，我國長期奉行“出口至上”戰略，政府出于政績，企業出于生存而千方百計地擴大出口與招商引資，形成外向型經濟粗放增長的巨大慣性。第四，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如果一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由貿易品部門生產率增長所驅動，其結果要么是國內通貨膨脹，要么是本幣名義匯率升值。［2］唐旭，錢士春（2007）等人的研究結果均支持該效應在我國的顯著存在。［3］第五，2007年以來，美國金融市場因次貸危機等原因持續動蕩，經濟增速放緩，巨額貿易赤字有增無減。為防止經濟陷入衰退，美國施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利率下行加劇了美元貶值。美元資產吸引力的下降使不少資本開始撤離美國，重新尋找新的避風港。第六，我國于2001年加入WTO后，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加之國內勞動力資源豐富且成本低廉，基礎設施和法律環境日臻完善，因此日益成為國際制造業轉移和國際資本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

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追求的宏觀經濟目標不僅要實現內部均衡――物價穩定、充分就業、經濟增長，還要實現外部均衡，即國際收支平衡。為實現內外均衡的目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除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外，還有匯率政策。20世紀5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米德J.Meade提出“米德沖突”，認為單獨使用一種政策工具要同時達到內外均衡目標，其結果必然是使決策者面臨兩難的處境。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打破這種看法，指出只要恰當地搭配使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就可以同時實現內外均衡。他提出并經弗萊明修正形成了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為我們分析在不同的匯率制度和不同的資本流動條件下的政策搭配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的是，經典M-F模型多用在對發達國家的分析上，至于對發展中國家是否適用，其創始者蒙代爾先生也認為要謹慎。但筆者認為，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和資本項目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國的經濟環境將越來越符合模型的假設條件，分析結果是具有參考價值的。

Mundell-Fleming模型（以下簡稱M-F模型）由IS-LM模型推廣而來，它由三條曲線及其對應的三個方程構成，分別是：

1.IS曲線:SP（Y）＋T＋M（Y）＝I（r)+X+G，表示經濟的漏出因素等于注入因素，反映商品市場的均衡。式中Y代表本國國民收入，r代表本國利率；SP為私人部門儲蓄，M 表示進口，二者均是Y的增函數；I為投資，是利率的減函數；稅收（T）、政府支出（G）、出口（X）視為外生變量。

2.LM曲線：Ms=Md=L(r,Y)，Ms與Md分別代表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L是貨幣需求函數，貨幣交易需求是Y的增函數，投機需求是r的減函數。該曲線反映貨幣市場的均衡。

3.BP曲線：CA+K=X-M(Y)+K(r)=0,反映國際收支均衡。蒙代爾認為，外部均衡是經常項目、資本與金融項目總差額的平衡。M-F模型作為一種理論研究視角，所探討的是在純粹固定匯率制度或完全浮動匯率制下的政策組合，但現實中各國采用的匯率制度大多是介于這兩種極端模式之間。我國從匯改以來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事實上還是在努力維持匯率的穩定，匯率水平波動幅度有限（2007年5月18日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日波動區間擴大為0.5%）。為此，在分析問題時筆者選用固定匯率制度模式近似定位。另外，由于我國對資本項目實行較為嚴格的管制，國際資本流動對利率的敏感性較低，彈性較小。可以認為BP線比LM線更陡峭。［4］

M-F模型的作用在于：根據當前經濟運行情況，決策者可以搭配使用手中的政策工具― ― 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對這三條線進行移動，使之重新交于一點。該點對應充分就業下的國民收入，意味著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勞動力市場、國際收支重新達到均衡狀態。

三、基于M-F模型的現行政策搭配探討

從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逐漸走出通貨緊縮陰影，開始了新一輪的高速增長。宏觀經濟也呈現出新的特征，主要表現在：（1）GDP增長跨入9％區間且呈逐漸攀升之勢；（2）社會部分行業投資過旺，消費增長緩慢使銀行存貸差逐年擴大。大量閑置資金滯留于金融機構內部，有效資源得不到合理利用；（3）國際收支順差通過影響本國儲備資產量，形成外匯占款，貨幣供給量快速增長。根據2008年6月的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1 8088億美元（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也就6萬多億美元），占央行總資產的70%。過剩的流動性，集中在商品市場，引發通貨膨脹；集中在資產市場，會推高房地產、股市等資源類產品的價格，最終催生泡沫損害實體經濟。2008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8%，比上年提高5.3個百分點；原材料、燃料、動力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漲幅逐月攀升，分別上漲9 . 8%和6.9%；種子、仔豬、化肥、農藥和柴油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農產品生產價格同比上漲25.5%；此外，國際大宗商品繼續提價進一步加大了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 1］高企的通貨膨脹和快速增長的外匯儲備積累已成為宏觀經濟面臨的兩大難題。

從M-F模型出發，筆者認為，為重新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適宜在維持匯率漸進、有序、小幅升值的前提下，搭配使用緊縮的貨幣政策與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政策取向由長期擔負的經濟增長“發動機”功能向“穩定調節器”和“結構優化機”的功能適度轉變。

如果政策當局采用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如圖2所示，政府支出增加（或稅收減少），IS 曲線右移到IS1，與LM曲線交于點A。屆時，國民收入（Y）增加使進口增加，經常項目惡化；而資本項目反而因利率升高得到改善。由于假設我國資本流動對利率的敏感度低，資本項目的改善不足以補足經常項目的惡化，最終造成國際收支逆差（A點在BP線下方），本幣有貶值壓力。而搭配緊縮貨幣政策的執行需要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拋出外匯買本幣，相當于收縮貨幣供應量，LM曲線左移到LM1。如果政策力度恰好合適，IS、LM、BP三線會重新交于一點E。在新的均衡點，國民收入增加且利率水平上升。收入增長保證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整體利率上升有助于抑制經濟過熱。這里有兩點需要強調：第一，財政政策的擴張程度必須溫和，否則（例如移到IS2）會同緊縮的貨幣政策一起形成利率上升的合力。第二，利率上升在調控經濟過熱的同時也可能會加大人民幣升值預期。但是，在我國仍然維持資本項目相當管制的情況下，利率僅是引起匯率變動的因素之一。除投機資本外，外資流入更多是因為看好我國低廉的資源價格、穩定的政治經濟局勢、廣闊的市場空間和優惠的稅收政策。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國內外利差的不利因素可以通過其他措施的搭配加以緩解和彌補。我們應當抓住當前的主要矛盾，而不能本末倒置。

四、人民幣升值壓力下政策搭配的側重點與實施途徑

社會上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利弊一直爭執不下。不可否認，人民幣升值對于中國既是嚴峻的挑戰更是難得的機遇。對于不善于從內部主動進行轉變的中國來說，借助于升值的外力與硬約束環境，變壓力為動力，我們可以加快進行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調整與升級，轉換外貿增長方式，化解因順差過大引發升值的惡性循環，并著力推行以擴大內需為基點的經濟發展戰略。這是從源頭上緩解我國當前宏觀經濟突出問題的治本之道，也是運用政策工具搭配進行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

（一）從緊的貨幣政策應側重于總量調節和自身功能改善

克魯格曼（Krugman，1999）提出了“三元悖論”思想，指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不能同時實現固定匯率制、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三個目標，只能三者取二。［2 ］我國現在的發展趨勢是逐步由固定匯率制走向浮動匯率制、由資本管制向資本自由流動的方向平穩過渡，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匯率起伏和國際游資的頻繁沖擊。在現行結售匯體制下，基礎貨幣投放量不能完全由中央銀行主動控制，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削弱；而發達國家常用的三大工具，卻因我國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善、傳導媒介缺乏市場基礎而效率低下。因此，貨幣政策取向的當務之急是改進自身功能，提高政策調控實力，從總量上抑制經濟過熱。具體建議有：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強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工具的有機結合；靈活使用外匯掉期、貨幣互換等衍生金融工具；加快貨幣市場――特別是同業拆借和票據貼現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進程；改變現行的強制結匯制度；繼續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等。

（二）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應側重發揮結構引導與資源配置的優勢

2003年到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累計約17萬億元，比上一個五年計劃增加10萬億元，年均增長22.1%。2007年財政盈余占GDP的0.7%.在貨幣政策日益陷入被動的困境下，財政政策大有用武之地。我們應抓住財政增收的有利契機，靈活用好三大財政政策工具――稅收工具、支出工具和國債工具，從根本上解決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體制和結構問題。

1．稅收工具

財政收入上需要探索利用減稅機制，降低經濟主體的稅收負擔以提高其利潤水平和生產積極性。因此，應有效實施企業所得稅合并政策，并加快增值稅轉型的推廣。第一，“兩稅合并 ”將使國內企業總體所得稅水平由33％下降到25％，這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盈利空間，減輕因升值造成的勞動力、土地、原材料等生產要素提價和緊縮環境中利率上升而加重的融資成本。同時，“兩稅合并”對外資企業整體而言是增稅，這有利于從稅收、土地和融資方面減少對外資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變“招商引資”為“選商擇資”，多引進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外資企業，對屬于粗淺加工貿易和能耗高、資源占用多的外資盡量少引進甚至不引進，有助于擴大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實現我國從加工到制造再到創造的產業結構優化。［5］第二，與生產型增值稅不同，消費型增值稅征收時對所有房屋、基礎設施和設備等固定資產投資進項稅全額抵扣，既能消除重復征稅，體現稅收公平、中性原則，又能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升級，參與到比較優勢的動態轉移和高層次的國際分工中去。

2．支出工具

首先，穩中趨松的財政政策意味著政府支出的適度擴張，但增加的支出――通過政府消費、轉移支付、政府直接投資等方式實現――不應進入競爭性投資領域，而要更多地用于針對農村地區、經濟落后地區及城市弱勢群體等的公共服務支出。如前文所述，消費疲軟、內需不足是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深層次原因之一。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社會保障、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等領域的缺位使居民的預期消費支出（包括住房、養老、失業、醫療、保險、教育等項開支）增加。如何改善民生，縮小城鄉、地區、行業和階層間的收入差距，挖掘消費潛力，需要財政支出充分發揮引導功能。

其次，支出工具應與稅收工具（主要是出口退稅等）一道，共同推進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可以采取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甚至征收出口關稅的做法，減少能源、原材料和高能耗的一般工業品出口，并適當運用降低關稅、調節增值稅等激勵措施，進口一些可用于改善國內教育、醫療設備、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節能、安全生產、排污環保事業亟須的各種設備與技術，以及國內短缺的重要能源和資源產品。這樣不僅能直接減少貿易順差，而且為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增強了風險抵御能力。第二，可以直接安排財政專項資金用于支持企業研制新產品、新技術和進行技術改造，支持重點企業和重要行業科技投入，打造國際品牌，重在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提高國際競爭力。

3．國債工具

國債工具的地位特殊，它既屬財政政策，又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考慮充分發揮它在兩大政策中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在拓寬財政收入渠道的同時改善貨幣政策的執行效力。第一，財政可發行專項國債，募集資金以購買中央銀行富余的外匯儲備。這樣不僅可以直接減少外匯占款引起的基礎貨幣投放，回收居民手中的流動性，而且可以豐富央行持有的國債資產余額，改善其資產結構比例，提升沖銷操作空間。2007年8月財政部開始分批次發行15500 億元特別國債以購買外匯為中國投資公司注資，就是一次很好的嘗試。第二，設立專門的投資公司，財政參與國家外匯儲備的投資與管理，并結合使用財政支出工具，改善國際收支，分散投資風險。第三，大力發展短期國債市場。短期融資工具是央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重要載體，而現有債券的種類、期限和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需要。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可以加大短期國債的發行力度，既能改善央行票據日益捉襟見肘的尷尬處境，又能為財政省下一大筆利息支出，這對于貨幣政策效率的提高以及進一步發展債券市場都是大有裨益的。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人民銀行2007年第四季度、2008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2］保羅•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理論與政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

［3］唐旭,錢士春．相對勞動生產率變動對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影響分析［J］．金融研究, 2007(5).

第4篇：雙減政策實施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集體行動；可持續發展；環境公共服務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353(2011)09－0183－04

一、低碳經濟淵源及其模糊認識

按照維基百科的解釋，低碳經濟是低化石燃料經濟，是最小溫室氣體排放到生物圈的經濟，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經濟、環境友好與可持續發展

2003年英國時任首相布萊爾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一創建低碳經濟》(Our energy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經濟。美國學者萊斯特?R?布朗(1999)的《生態經濟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經濟的五大步驟》書中蘊藏著低碳經濟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續文明》一書明確提出：“減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溫。低碳經濟的系統觀點與行動，可追溯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2)、《京都協議書》(1997)。聯合國第35個(2008)環境日主題：“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號召全球聯合一致行動，改變高碳排放經濟，意味著低碳經濟成為全球共識。

雖然，白皮書沒有定義低碳經濟，但是對為什么和怎樣實施低碳經濟卻有詳實描述。遺憾的是，許多研究并沒有完全理解白皮書的精神：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對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大化石自然資源約束性開采耗用，并通過各國聯合一致的“減排”溫室氣體承諾(白皮書72次使用“減少”一詞)，以促進、倒逼(bottom－up)技術進步，或者與產業結構調整、消費方式改變一起實現可持續發展。事實是，一些研究人員沒有注意到低碳經濟“能源”背景或切入點，忽視能源與氣候、環境的關系而片面理解低碳經濟。白皮書使用“環境”、“可持續發展”超過50次，且設有環境專章，如，白皮書目的是通過“反省和強化我們更加廣泛的承諾，以實現可持續發展”(this white paper reflects，and will reinforce，our wide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低碳經濟把發展限定在環境承載力之內(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我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環境(The first challenge we face is environmental)等，并且認為：“直到現在，英國能源政策還沒有給予環境足夠關注”，白皮書希望政府以系統化政策確保：“能源、環境和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無獨有偶，溫總理2010、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把“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環境、可持續發展”看做并列的行動，報告多次將“能源與氣候”一起闡述。

低碳經濟是可分割的、有市場的三大化石資源和公共的、無市場的環境公共服務(接受二氧化碳排放及其轉化)的雙約束經濟，最終目的是限制人類對環境公共服務的加速、無序耗用，是可計量、可操作的可持續發展。它以數量化方式約束人類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對自身所處生物圈(環境)中的資源開采、耗用，即以碳排放為突破口，逆向約束人類的三大化石能源(可計量)開采、利用，倒逼技術進步，促進消費和產業結構轉向，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是資源和環境的雙約束，目的是可持續發展。此一思想，白皮書進行了詳細闡述，布萊爾認為：低碳經濟與能源可靠供給、環境保護、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有關，即環境中可分割、可市場的三大化石能源自然資源過度開采、耗用引起公共的、不可分割的環境公共服務、氣候和可持續發展問題，需要轉化為低碳經濟發展新模式。對可計量的可持續發展經濟――低碳經濟而言，就是不能離開三大化石能源開采、耗用約束及其溫室氣體排放約束。“能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密切關系，《巴西低碳經濟之路》中也有相似觀點和政策，《BP世界能源統計》(2009)更是直接強調：“氣候變化與能源息息相關”。

(二)遠離環境公共服務約束的混亂低碳經濟觀

低碳經濟作為廣泛社會性的前沿經濟理念，沒有公認的定義。方時嬌認為：“各種定義和解釋還不盡一致”。低碳經濟成了各說各話、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按需解釋，“隨時、全面”利用，低碳經濟的思想、實踐混亂不可避免，主要表現：(1)低碳經濟特定研究對象和淵源是什么?依據的一門學科必有其特殊研究對象之觀點，低碳經濟理論和實施對象、運行方式是什么?低碳經濟與現有經濟學科的區別、聯系在哪里?這是低碳經濟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查閱已有低碳經濟研究發現，它似乎與所有時髦、熱點研究和學科有關，其外延包括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生態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經濟等，而這些學科各有其研究對象。人們在解釋低碳經濟時，把它們混淆在一起，低碳經濟成了“超研究對象”的經濟科學的科學。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戲，方時嬌在同一文章中用“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經濟革命”和“低碳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可持續發展經濟”來解釋低碳經濟。就中文意義而言，“實質”、“本質”意義區別不大，但能源經濟絕不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因為能源經濟要回答的是能源大規模連續供應、有限替代和規模報酬先增后減三個問題，而依據布倫特蘭公認定義，可持續發展經濟是要解決資源、環境的代際分配問題。兩學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都成為低碳經濟的外延，或者是淵源。(2)低碳經濟與技術的因果倒置。莊貴陽認為，是“技術支持低碳經濟”。技術發展了，低碳經濟也就實現了，這是倒果為因。因為，包括能源技術在內的人類技術一直在進步，低碳經濟不需要人類共同、額外努力和元自然資源約束而自動“生成”，這完全不對，更與布萊爾白皮書的“更廣泛的必須努力”(A wider effort is also necessary和far more needs to be done)相悖，也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以明確主體及其承諾碳減排責任的原則相悖。事實上，《京都議定書》所要求的恰恰是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有更多碳減排約束。布萊爾說：“盡管有過去5年的進步，但是今日能源政策不能應對明天的挑戰。”布萊爾認為，實施低碳經濟將“賦予”英國機會(連續3次使用“opportu-nity”)，并痛下決心走低碳經濟的路子。第一個機會，低碳經濟提高資源效率：提高產出，并減少污染排放；第二個機會，低碳經濟引導英國開發、運用和出口尖端技術，創造新商業和工作；第三個機會，低碳經濟為英國

導航，變革傳統的資本更新循環周期。此外，從生活方式來說，低碳經濟也可以低技術兼容，白皮書要求房子絕緣、通風(insulated，draughty)等技術，不是高技術，又比如植樹造林(reforestation)、與采伐森林戰斗(flight 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經濟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術。(3)低碳經濟測度及其標準。有學者認為，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新經濟發展模式。這里以“低”作為低碳經濟的標準，有問題。原因與上述錯誤的技術因果倒置相似。實際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經濟的標準。統計證實，截止2009年，美國、日本等國單位GDP能耗不及20世紀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統計》(2009)顯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大化石能源消費出現了凈減少和相對減少(表1)。

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京都議定書》、布萊爾能源白皮書所要求的“絕對減少”標準。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環境公共服務承載力內的“低”，這個低是絕對的，不能妥協(compromise)。碳排放相對降低而總量，尤其是累積總量增加，人類不可持續發展，當今人類恰恰面臨的是此難題。對于低，一些學者還不自覺地滑向“無”，認為低碳經濟就是“無碳”經濟。無碳經濟，看上去很美，卻違背自然規律。碳循環是生物圈內基本循環之一，人類活動，尤其是人類過度開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產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過其承載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環引起不可持續發展。地球綠色植物主要活動，就是以二氧化碳進行光合作用。人類努力發展的生物質能源是高碳循環，因此，高碳循環和低碳經濟可以并行不悖。低碳經濟不在于碳的“無”和抽象的“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要求的化石能源約束性開采耗用及其碳排放。(4)低碳經濟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導致行為方式錯亂。具體為低碳經濟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不分，這一認識誤區導致低碳經濟的操作困難，實施主體模糊，行動的成本無認識。布萊爾說：英國占全球碳排放2％，單獨行動不會對氣候變化產生影響(Our own actions will have no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代替低碳經濟，低碳經濟成了無行為主體、遠離低碳經濟是“最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續發展初衷和實踐。在布萊爾看來，恰恰是資源與環境的雙約束的低碳經濟推動低碳社會及其高生活質量(a low carbon economy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從能源(資源)、環境公共服務和可持續發展的關系，不難推知，低碳經濟是“碳獲得、碳排放”的雙約束經濟。現有的無自然資源約束高碳排放經濟及其造成的氣候、環境問題，是私人產品擠占公共環境服務而引起不可持續發展。邏輯是：生物圈非約束三大化石能源開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及其累積――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阿倫尼烏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會引起溫度上升理論――溫度上升造成氣候問題引起環境公共服務不足，人類不可持續發展。新西蘭氣候變化部長戴維?帕克說：“作為新西蘭推動環境可持續性的一部分，我們做出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諾”。

二、低碳經濟確定主體與實施路徑

低碳經濟的對象有兩個，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競爭性、有市場的資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競爭性、難市場的整體性的環境公共服務。高碳經濟，從競爭性、可分割有市場的資源看，就是資源過度、非約束開采耗用；從公共性、不可分割、難市場的環境公共服務看，就是向環境塞進了過度的碳，環境公共服務功能喪失，經濟社會不可持續發展。

(一)實施低碳經濟的主體。低碳經濟涉及全球性溫室氣體排放的公共產品問題，需要確定主體及其現實成本才能提供該公共產品。持該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奧爾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 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 Hjalte等。因此，白皮書認為：低碳經濟是“政府的責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僅僅是市場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來實現。

(二)“斯密式間接公共產品”與“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獲得路徑。市場手段不等于低碳經濟形成。朱迪?麗絲(Judish Rees)認為：“很明顯，對全球有限的環境資源容量進行價格競爭時，發達的富國總能比相對不發達的國家出更高的價格”。戴利對環境無約束市場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沒”為比喻，他說：“即使一條船的負載是最佳分配的，隨著絕對負載量增加，它的水位線最終也會達負載線。超出負荷的最佳裝載的船也會沉沒――盡管它將以最佳的方式沉沒!環境宏觀經濟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設計出類似負載線標志的經濟標志――以防止經濟的絕對規模，即經濟負載，沉沒我們的生態方舟”。

斯密“看不見的手”經典地描述了傳統經濟主體間接提供非市場、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產品)。但是，他的公共產品，說到底還是私人產品，也因此，市場不可能完全解決公共產品難題，而且他的公共產品供給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強調主體，完全是經濟人在追求私利時“不自覺”的副產品。斯密說：“每個人都力圖利用好他的資本，使其產出能實現最大的價值。一般說來，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實際上增進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這樣做的時候，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實現另一種目標，這種目標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東西。通過追逐個人利益，他經常增進社會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會利益所能夠得到的那一種更好”。羅默稱其為：“成員無意識的集體打算來推進社會福利”。

低碳經濟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維持良好的環境公共服務，迄今為止，“斯密式間接公共產品”沒有完全解決公共產品供給問題，我們需要“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奧爾森說：“集團物品和非集團物品一樣，取得越多，總成本越高”，并且“個人通過經濟組織試圖獲得他們在市場中的活動而得到的同樣的東西”。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要求有確定主體及其明確行動：確定主體有真實的成本增加，或約束行為以獲得公共產品。因此，就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關系，奧爾森理論從私人產品(約束，即人類對資源，主要是能源的約束)的角度闡述公共產品供給，即公共產品必須由確定企業以真實成本、實際行動來提供。受搭便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獎懲實施成本等約束，將公共產品分割并以市場方式解決，即使可行也不經濟。因此，公共產品不能從理性、自利的個人那里得到任何資助。如何獲得公共產品呢?他提出三條件：(1)就邊際成本增加而言，取決于公共產品收益該物品成本之比，與集團收益個人收益之比的關系；(2)就行動約束而言，取決于產業集中度(單個企業市場份額)與該行業需求彈性的關系；(3)不同于集團利益的稅收、制度等外在約束。

我們僅分析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供給中的(2)就行動約束而言，取決于產業集中度(單個企業市場份額)與該行業需求彈性的關系，即低碳公共產品供給需要確定主體及其現實成本，《京都議定書》為實踐例證，即碳減排，或者環境公共服務的獲得需要付出現實成本，而且必須有確定主體，或者聯合主體的一定份額為基礎。

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簽署的《京都議定書》規定：2012年前，主要工業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礎上平均減少5，2％。經計算，這需要占199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個國家和地區核準之后才能生效。此前，雖有126個國家和地區批準了該議定書，但它們的排放總量離議定書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國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后，199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占世界總量17.4％的俄羅斯對議定書能否生效起著關鍵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后，達到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議定書》生效。

《京都議定書》一方面證明了奧爾森直接公共產品理論的正確；另一方面，就公共產品的公共屬性而言，必須是集體的一致行動，且要求集體成員單獨的份額占到一定比重，這需要透明化。

三、結束語

第5篇：雙減政策實施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國際收支；現狀；對策

國際收支是一國居民在一定時期內與非居民之間的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往來所產生的全部經濟交易的貨幣記錄。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主要由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決定，而經常賬戶的盈虧取決于一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金融賬戶則主要決定于金融市場的利率、風險、投資報酬率與其他非經濟因素的變動。從動態上講，國際收支活動描述了一種經濟現象，反映了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全部對外往來的貨幣收付活動。就靜態而言，國際收支描述了一國與其他國家之間貨幣收支的對比結果，把這種結果加以系統地記錄，就形成了國際收支平衡表。

我國國際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紀90年代，除個別年份外，呈現出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特別是21世紀以來，雙順差規模出現迅速擴大的趨勢。正是由于這種國際收支雙順差所引起的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導致了我國目前一段時間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對沖銀行體系過多的流動性。近兩年來，我國國際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國內外相關學者的關注。

一、近幾年我國國際收支的現狀

根據國家外匯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由于貨物貿易順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經常項目實現順差1608.18億美元，同比增長134.23%，占我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上升為72%，主要是因為貨物貿易順差大幅上升。根據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5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1342億美元，增長128%。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629.64億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對外投資增長較快，“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由順差轉為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占2004年中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逆差分別為49億美元、40億美元。在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的推動下，外匯儲備增長2089.4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了22.6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增加0.05億美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減少19億美元。2005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8189億美元。“凈誤差與遺漏”出現在借方，為168億美元，相當于國際收支口徑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的1.21%，在國際公認5%的合理范圍以內。2005年，我國的國際收支交易總規模2.42萬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7%，占GDP比重進一步上升到109%。國家外匯局在《國際收支報告》中指出，這表明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度進一步擴大，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更加緊密，對外經濟運行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增強。

2005年，國家繼續運用貨幣、財政等政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進一步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金融體系改革取得進展，整體穩健性增強。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積極發展外匯市場，放寬匯價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增強，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不斷擴大。

2006年，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對外開放邁上新的臺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匯率彈性提高。國際收支延續“雙順差”的格局，經常項目實現順差2498.66億美元，同比增長55.37%，其中出口11444.99億美元，進口8946.3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66%和20.45%。我國進出口的高速增長得益于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國際市場需求的不斷增長，使得我國對外出口貿易形勢大好。在進口方面，我國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進口需求穩步增長，使得我國進口持續快速發展。從整體數據來看，運輸是導致經常項目中的服務項目出現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億美元，支出343.69億美元，逆差133.54億美元，與2005年運輸逆差63.32億美元相比，同比擴大70.22億美元。

從2003年到2007年經濟保持增長較快、效益較好、運行較穩的基本態勢，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雙順差”的格局。國際收支順差式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在這幾年里，“雙順差”似乎已經成為我國國際收支的“慣例”。經常項目順差1629億美元，同比增長78%，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個百分點。調整、對部分產品加征出口關稅等政策執行前搶先出口，貨物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貨物貿易出口5472億美元，進口4115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28%和18%；順差1357億美元，增長70%。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2億美元，同比增長132%，較上年增長1.3倍，改變了2006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流入62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4%。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逐步實施，對外直接投資較快增長，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80億美元，增長21%。證券投資逆差4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44億美元。其中，我國對境外證券投資凈流出15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97億美元；我國從境外證券市場融資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投資流入10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53億美元。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80億美元，同比增長21%，其中，非金融部門對外直接投資78億美元，增長21%；對外直接投資撤資清算匯回6億美元，增長142%；凈流出74億美元，增長17%。“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特征使得我國外匯儲備進一步增長。截至2007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1332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億美元。持續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規模，有助于提升我國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并且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

二、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的原因

我國連續的、長期的、大幅度的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已明顯表現為經濟的外部失衡。這既有悖于傳統的國際收支結構理論，又是各國國際收支結構實踐中罕見的，其之所以能夠維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和國內特殊的管理體制與鼓勵政策，但其本身也潛伏著一定的風險，引發諸多矛盾和問題。這種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觀復雜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國際的原因，也有國內自身的原因。　從國際上來看，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的緊密聯系，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了尋求更優化的資源配置，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產業和產品向國外的轉移。而我國為了適應國際形式的發展，日趨完善基礎設施和優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時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國具有廉價的勞動力成本，這些都使得我國逐漸成為國際制造產業轉移的一個主要目的地，連續數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時由于我國國內金融市場比較不發達，國內企業往往借助境外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從而增加了資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也促進出口的增長，1992年以來境外資本流入中國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從國內來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國的持續大額順差。

（一）儲蓄率過高

我國經濟增長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儲蓄率過高。國內總儲蓄率在20世紀90年代平均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盡管投資率在此期間也有所增長，但儲蓄快于投資的增長，擴大了經常帳戶順差。當前的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無論與本國歷史平均相比還是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均處于高位。一般認為中國儲蓄率高主要是因為個人儲蓄欲望強烈，但

更主要的是企業和政府的儲蓄率高，企業高儲蓄率帶來的投資增長效益較低并可能導致產能過剩。此外，國內儲蓄轉化為投資渠道不暢，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導致企業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自有儲蓄。

（二）加工貿易仍占主導地位

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密集、技術含量低的產業和領域，以加工貿易出口為主，而加工貿易出口方式與貿易出口數量的增加呈明顯正相關的關系。深入分析我國貿易結構可以發現，一般貿易及其他貿易實際上處于逆差狀態，持續攀升的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無論是通過來料加工還是進料加工，最終產品一般銷往國外，在我國境內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構成順差。因此，加工貿易的規模越大，相應的順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對稱性的國際收支政策

長期以來，我國采取鼓勵出口和鼓勵外資流入的非對稱性國際收支政策。我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是多年的“獎出限出”的傳統思想和對外資不加選擇的“超國民待遇”等經濟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資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導致資本項目凈流入大于凈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資的大量涌入不僅拉動了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而且加大了外資企業在我國出口中不斷增長的比重。

三、促進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主要對策

（一）降低我國過高的儲蓄率

（二）進行進出口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核心競爭力

經常項目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進出口產業結構失衡，出口集中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產品缺乏核心技術競爭力，在國際上以低價量大為特點，企業利潤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傾銷訴訟。進口缺乏中國真正急需的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發達國家產業調整僅僅把我國作為制造業基地，真正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的研發都在發達國家國內。因此，我國現在必須調整進出口產業結構，限制高耗能高耗資源型出口；并把環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納入企業的出口成本；開發產品核心技術創造力，提高企業自主競爭力，實現在平穩出口量的基礎上利潤最大化。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對外投資

參考文獻：

1、王子先，張曉靜.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國際經驗及對策[J].中國金融，2007(10).

2、唐麗麗，趙雪梅.淺論中國國際收支失衡調節[J].當代經濟，2007(7).

第6篇：雙減政策實施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經常項目赤字；財政赤字；中東歐；財政

中圖分類號：F113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1.10.19 文章編號：1672-3309（2011）10-68-03

經常項目赤字與財政赤字是中東歐國家突出的經濟現象。受這一地區經濟增長模式、政府認識和政策的影響，“雙赤字”問題因而未能及時、有效的解決。在金融危機面前，經常項目赤字得到一定程度的自動糾正，但財政赤字問題更加突出，對經濟的負面作用更加明顯。總之，“雙赤字”問題帶給中東歐國家的教訓是深刻的，而這些問題的徹底解決需要中東歐國家調整未來的經濟發展政策和增長模式。

一、“雙赤字”問題的由來

（一）“雙赤字”產生的背景

20世紀90年代“東歐劇變”后，中東歐國家深受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根據“華盛頓共識”中有關財政緊縮、私有化、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原則實施經濟轉軌，即建立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經濟制度。同時，為實現“回歸歐洲”的目標，中東歐國家既要實現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和過渡，又要按照歐盟統一大市場的要求改革本國經濟制度，選擇了在政治、經濟全盤西化的基礎上實行以歐盟為依托，主要依靠外資實現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歐盟也推出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援助措施，引導中東歐國家靠攏或加入“歐洲大家庭”。

在此背景下，西歐經濟發達國家的資本通過直接投資、股權投資等多種形式進入中東歐地區；而中東歐國家樂于看到短期內經濟的快速增長，其市場開放力度不斷加大，對外資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相當多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和關鍵行業被外資企業控制。外國公司在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可以利用對外貿易、紅利匯出等手段將利潤和租金轉移到國外；同時，主宰了中東歐金融業的外國銀行，也為國外資本轉移創造了便利條件。在此情況下，中東歐地區吸引外資的數額連年升高，進入21世紀后更是成為跨國資本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二）“雙赤字”的嚴重程度

中東歐國家的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赤字問題由來已久。1995―2008年，從時間跨度上看，14年來中東歐國家連年出現財政和經常項目雙赤字；從赤字規模上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約為1.1%―4.3%，經常項目赤字占GDP的比重約為3.1%―10.7%；從具體國別上看，歷年雙赤字國家基本在11個以上，只有保加利亞、愛沙尼亞財政狀況以及斯洛文尼亞、波蘭經常項目狀況相對較好。從經濟轉軌開始，雙赤字現象一直是中東歐國家經濟增長的隱患。

（三）“雙赤字”的成因分析

受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中東歐國家連年出現財政赤字。首先，財政收入不穩定，政府缺乏有效的監管措施。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給予私營部門較多的稅收優惠，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并扶持本國企業的發展，這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財政實力。同時，受財政監管不到位等因素的影響，部分國家偷漏稅現象嚴重。其次，財政預算難以有效執行，財政支出逐年上升。一度高漲的經濟增長率使政府產生了盲目樂觀情緒，財政預算與支出規模偏離實際承受能力。再次，對外國資本的依賴加劇了財政收支失衡的程度。龐大的外債規模使政府財政收支捉襟見肘，而高負債使“赤字財政”政策呈現出常態化的被動選擇趨勢。最后，部分國家行政效率低下，橫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財政支出。

與此同時，主要受外幣信貸高漲，對外經貿結構失衡，國內需求旺盛導致商品貿易逆差的影響，大部分中東歐國家的經常項目處于赤字狀態。而在經常項目赤字中，商品貿易逆差的貢獻率很高，從中東歐地區整體來看，1995年以來基本在70%以上，個別年份高達150%以上。為保持國際收支平衡，這些國家的經常項目赤字主要依靠外國直接投資和國外借款等外資注入方式彌補，這又使得其對外資的依賴程度進一步提高，外債規模不斷上升。

實質上，中東歐國家的財政收支和對外貿易都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對國外資本依賴程度過高、主要出口市場相對單一、經濟基礎薄弱、產業分布和經濟結構不合理、本外幣配比失衡導致信貸結構失當、政治與經濟轉軌后對經濟管理和發展模式欠缺正確認知是“雙赤字”現象出現的深層次原因。但在世界經濟向好、外國投資熱情高漲、本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這一問題基本沒有引起政府的重視和警覺，而是將經濟增長速度作為解決一切問題、化解社會矛盾的主要途徑。

二、金融危機下“雙赤字”問題的表現

（一）財政赤字問題趨于惡化

財政收支狀況對本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性以及外國資本的吸引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金融危機爆發后，財政赤字問題加重，各國2009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較2008年更是進一步升高。從下圖可以看到，2009年波羅的海三國以及阿爾巴尼亞、土耳其、塞爾維亞等國財政赤字占當年GDP的比重較近年平均水平有了大幅攀升。

在經濟基礎薄弱，外資占據經濟主導地位的大環境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下兩方面原因使得中東歐國家的財政赤字問題凸顯：首先，由于稅收等財政收入銳減，各國財政均面臨沉重壓力。急劇膨脹的財政赤字不利于各國貨幣的穩定，也損害了外國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加劇外資抽逃或撤離的程度，給本國的經濟復蘇帶來消極影響；與此同時，財政支出有增無減，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和失業人數的增多，迫使政府財政支出和轉移支付進一步增加。在經濟下滑背景下，收入的減少、支出的增多以及連年的巨額赤字使中東歐國家的財政狀況更加脆弱。其次，對于有能力實施經濟刺激計劃的國家而言，積極的財政政策缺乏靈活性與長遠性。雖然用于經濟刺激計劃的絕對數額小于西歐經濟發達國家，但部分中東歐國家的財政擴張政策帶有更多的“隨意性”和“臨時性”，在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面前，無暇顧及財政收支失衡對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經濟“自動恢復”的作用。同時，行政干預還使得部分國家的政府公共債務激增，從歷史經驗看，高債務預期將增加政府的長期借貸成本和長期公共財政支出的風險。

目前，財政赤字對中東歐國家的負面作用日益加大。在金融危機全面擴散初期，實體經濟快速萎縮、貨幣貶值、金融市場不穩定等因素是中東歐國家經濟下滑、風險水平上升的主要外在表現；而在世界經濟初步回暖時期，財政收支狀況惡化則成為其經濟復蘇相對乏力、風險水平居高不下的主要體現。從外國投資者的視角看，財政赤字的大幅上升將嚴重影響一國財政穩定性，增大政府違約的可能，增加宏觀經濟動蕩、經濟增長速度降低的可能性，影響企業投資戰略的制定與實施。同時，財政赤字問題會使各國吸引外資的能力持續下降，外部融資難度上升，信用評級有可能被調低，這對于依靠外部資本實現經濟增長的中東歐國家而言十分不利。

許多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和區域性組織已就此問題發出了警告或表示了強烈關注。歐洲中央銀行多次表示，部分中東歐國家較高的財政赤字有可能引發債務危機。歐盟委員會已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等成員國必須在2013年前將財政預算赤字削減至3%以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09年11月發表的報告指出，中東歐地區波蘭、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亞等國的財政赤字已經超越警戒線，這些國家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減少赤字，盡快實現財政收支平衡。

（二）經常項目難言樂觀

商品貿易逆差是影響中東歐國家經常項目赤字規模的主要因素。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大部分中東歐國家商品出口額同比大幅下降。即使在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球經濟初顯回暖之勢后，大部分國家的出口情況仍沒有明顯好轉。目前，除波蘭、斯洛伐克、捷克等國外，克羅地亞、馬其頓、塞爾維亞等國的商品出口下降幅度依然較大。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中東歐國家外貿結構上的缺陷暴露無遺。首先，其主要出口目的地多為德國、法國等西歐經濟發達國家，尚未實現出口對象國的多元化。而西歐是遭受金融危機沖擊最嚴重的區域之一，西歐經濟發達國家國內消費需求的真正恢復需要較長時間。其次，其外部總需求較西歐國家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出口產品競爭力相對有限。當系統性風險顯著上升、外部環境突然改變時，這些國家對外貿易下滑的更加猛烈。

第7篇：雙減政策實施的原因范文

一、組織實施

（一）根據省、市政府部署，按照統一領導、統一部署、統一征遷、統一補償和分級負責、責任包干的要求，在縣委、縣政府的領導下，縣鐵路建設指揮部（以下簡稱縣指揮部）全面負責鐵路建設工程征地拆遷政策處理工作的組織、指導、協調、監督、管理工作。縣指揮部下設辦公室，主要負責縣指揮部日常工作和鐵路建設工程征地拆遷政策處理工作的組織實施。

（二）沿線鄉鎮（街道）對轄區征遷工作負總責，按照統一的標準和統一的時間，做好本轄區內的土地征占、青苗補償、墳墓遷移、房屋拆遷、協議簽訂、拆遷戶安置等工作；同時做好宣傳發動和群眾思想工作，及時協調處理好征遷、施工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維護社會治安，營造良好的建設施工環境。

（三）縣國土部門負責土地征收（用）和報批、落實臨時用地、組織復耕以及配合縣人勞社保部門和鄉鎮（街道）做好符合條件的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等工作。

（四）縣財政、建設、規劃、交通、人勞社保、農業、林業、水利、公安、民政、環保、供電、廣電、電信、移動、聯通等部門要根據各自職責做好征遷相關工作。鐵路建設工程項目公司（以下簡稱項目公司）和施工單位按照業主職責和有關規定，做好征遷、建設等相關工作。

二、征遷內容

（一）征地拆遷范圍

1、紅線內征地拆遷。原則上按鐵路建設工程項目初步設計批復意見和用地紅線規定執行（包括設計變更）。

2、紅線外征地拆遷。邊角地、夾心地、環境保護敏感建筑物的具體范圍，由項目公司和有關部門成立聯合調查組，共同核定，并按以下方式進行分類處理（如遇特殊情況由縣征遷部門與項目公司協調處理）。

（1）邊角地和夾心地。邊角地是指新建鐵路與既有鐵路、高等級公路、河流、其它屏障性建（構）筑物地界樁之間形成了合圍，而且無法耕種的小面積土地；夾心地是指新建鐵路與既有鐵路、高等級公路、河流、其它屏障性建（構）筑物地界樁之間形成的寬度小于米范圍內的長帶型可繼續耕種的土地。

（2）邊角地和夾心地上的房屋按拆遷處理。

（3）新建鐵路經過人口密集地段，距外軌中心線米以內的住宅、學校、醫院敬（養）老院等敏感建筑物，優先采取功能置換措施，無法置換的按拆遷處理。

3、新建鐵路從企業廠區穿過，其紅線內拆遷量超過廠區建筑總面積%或直接影響企業的主要生產功能，原則上應作整體拆遷處理。

（二）征地拆遷數量

1、用地數量。包括主線紅線內用地量、拆遷安置用地量和“三改”項目用地量等，納入項目用地同步報批。具體數量由縣國土部門會同縣指揮部、項目公司等成立聯合調查組，在勘測定界的基礎上，結合現場實際，對包括邊角地、夾心地、“三改”項目用地等進行共同查核，確定數量，分類統計，共同簽認。

2、房屋拆遷數量。由縣指揮部和項目公司成立聯合調查組，委托有資質的評估機構，結合現場實際對住房、農用房、企事業用房、學校用房等進行聯合調查丈量，確定數量，共同簽認；無法改變功能繼續使用而需拆遷的環境保護敏感建筑物，由縣指揮部與項目公司等聯合調查，確定數量。

3、地上地下建（構）筑物和地面附著物拆遷數量。必須拆除或遷建的地上地下建（構）筑物和地面附著物，包括水電、通訊、道路、橋梁、管線、市政、水利設施、河埠、機埠房、水井、水塔、曬谷場、樹木、綠化物、圍墻、廣告牌、墳墓、廟宇等。建（構）筑物由項目公司與縣征遷部門和權屬單位共同現場查核，確定數量，分類統計，共同簽認。地面附著物由項目公司與縣國土部門成立聯合調查組，現場核查，確定數量、類別，共同簽認。

三、土地征占

（一）鐵路建設工程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被征占土地的單位和個人應當服從國家建設需要，積極支持征地拆遷工作的實施。

（二）鐵路建設紅線內占用的集體土地、國有農用地，全部采取國家征收（用），征收（用）補償費用按政辦發〔〕號文件執行。

（三）對占用國有出讓土地的使用權收回，實行貨幣安置，貨幣安置補償按出讓合同結合市場價評估扣除已使用年限的形式確定。

（四）對占用工業園區土地的，除按國有出讓土地補償外需對其開發成本予以補償。

（五）“大三改”項目用地補償按本辦法確定的標準執行，其用地數量納入項目用地同步報批，報批費用由項目公司承擔；“小三改”項目用地實行只補不征，由項目公司按區片綜合價補償。

（六）邊角地按區片綜合價補償；夾心地實行只補不征，由項目公司按萬元/畝予以補償；環境保護敏感區和邊角地、夾心地上的房屋拆遷安置用地按區片綜合價補償。

（七）征占水域的，由項目公司向縣水利部門申請，經審核審批后方可使用。征占水域要補建，在無法補建時，由項目公司按照國家、省及縣政府有關政策評估后給予補償（包括費稅），協議由項目公司與相關單位或權益人簽訂。

（八）征占林地的，由項目公司向縣林業部門申請，經批準后方可使用。征占林地補償標準按國家、省及縣政府規定政策執行，協議由項目公司與相關單位或權益人簽訂。

（九）臨時設施用地按照節約集約用地和盡量少占耕地原則，由項目公司（或委托的指定施工單位）向縣國土部門申請，并制訂復墾方案和簽訂臨時用地協議（臨時用地協議由權屬單位與施工單位簽訂，縣指揮部、項目公司、縣國土部門鑒證；臨時用地時限原則上不超過2年），向縣國土部門繳納臨時用地復墾履約保證金（臨時用地復墾履約保證金按水田萬元/畝、其它地類萬元/畝繳納），經批準后方可使用。根據國家和省有關規定，工程臨時用地在施工結束后由項目公司負責復墾，恢復其原有的使用功能，并由縣國土部門會同縣指揮部、農業部門負責驗收。復墾驗收合格后，臨時用地復墾履約保證金退還繳納單位。已用于工程臨時用地的夾心地、邊角地，并已繳納了臨時用地相關費用，臨時用地租金與土地補償費兩者，按“就高原則”計取其一。

（十）對于工程建設期間，遇到坍塌、滑坡占用征地紅線外土地且無法恢復的，由施工單位按照只補不征原則和區片綜合價標準，對土地權屬單位予以補償。

（十一）各類苗木、附著物，由所有者在規定時間內遷移。其補償費（除大型苗圃和零星珍貴樹木）由縣國土部門與鄉鎮（街道）依據政辦發〔〕號文件精神，實行包干，并按照標準補償到戶。大型苗圃和零星珍貴樹木的補償費，由縣國土部門委托專業評估機構評估后補償。征收（用）土地方案公告后種植的樹木、苗木、農作物等不予補償。

（十二）墳墓遷移補償費：單穴元/座，雙穴/座，根據詳查實際數量補償。對征收范圍內需要遷移的墳墓，原則上要求安置在公墓內，并給予安置墓地的投資主體元/座補助。

（十三）養殖魚塘：主要指正規魚塘且深度超過米，淺于米酌情扣減補償費，養殖食用魚的—元/畝，含遷塘費、筑塘費；同時養殖珍珠的水塘，另外補償不超過元/畝的珍珠遷移費。

（十四）為確保被征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凡因紅線內土地、邊角地、紅線內的房屋拆遷安置用地、環境保護敏感區和邊角地及夾心地上的房屋拆遷安置用地等征用，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繳費標準中政府出資部分及參保人員的檔案保管費、管理服務費由項目公司承擔。

（十五）按國家和省有關文件規定，必須繳納的規費（稅）由項目公司負責繳納。

四、建（構）筑物拆遷

（一）鐵路建設征收范圍內集體土地上房屋和其它構筑物實行一次性拆遷、補償，按本辦法執行；國有土地上房屋和其它構筑物拆遷、補償按照現行政策處理。建（構）筑物拆遷原則上由被拆遷人自行組織，殘值歸其所有。

（二）被拆遷居民房屋的補償費以下列標準為基礎，按照房屋建筑的不同結構和新舊程度、裝修程度，經評估機構評估后，給予補償。

類別房屋結構補償標準

（單位：元/平方米）分類簡要

1框架結構房屋整體為全框架結構，內外墻粉刷，水電衛齊全，設施良好（外墻未粉刷的減元/平方米，內墻未粉刷的減元/平方米）。

2框混結構房屋建筑部分為鋼筋混凝土框架和磚混結構，內外墻粉刷，水電衛齊全，設施良好（外墻未粉刷的減元/平方米，內墻未粉刷的減元/平方米）。

3磚混一級房屋整體磚混結構，屋面現澆或預制板隔熱，內外墻粉刷，水電衛齊全，設施較好（外墻未粉刷的減元/平方米，內墻未粉刷的減元/平方米）。

4磚混二級房屋整體為磚混結構，屋面蓋瓦，內外墻粉刷，水電衛基本齊全，設施尚好（外墻未粉刷的減元/平方米，內墻未粉刷的減元/平方米）。

5磚木一級房屋整體為磚木結構，內外墻面粉刷較好，室內設施一般（外墻未粉刷的減元/平方米，內墻未粉刷的減元/平方米）。

6磚木二級房屋整體為磚木結構，內外墻面粉刷一般，室內設施較次（外墻未粉刷的減元/平方米，內墻未粉刷的減元/平方米）。

7泥木結構房屋墻體為泥墻，屋面蓋瓦。

8簡易建筑建筑結構簡單，室內較為簡陋（主要指披屋、柴房、豬欄、廁所等附屬用房）。

9氈棚屋面為油氈、茅草、石棉瓦等。

說明

1、樓層計算辦法：屬樓板分層，安全承重，層高米（含）以上，按一層計算；層高米（含）～米（不含）按不高于層計算；層高米（含）～米（不含）按不高于層計算；層高米（含）～（不含）米按不高于層計算，層高米以下不作樓層計算。

2、建筑年限在3年以內的不計算折舊；超過年的每年按%折舊，最高折舊率不超過%。

（三）被拆遷居民房屋內的裝修及設施通過評估予以補償。

（四）企業拆遷實行貨幣安置，其中：

1、對被拆遷企業的用地及地面附屬物，按市場價格評估實行貨幣安置。根據土地取得的不同方式，由房地產評估機構按市場比較法進行評估，如缺乏足夠的市場成交案例不能采用市場比較法時，可采用成本法等其它評估方法，評估結果由縣國土部門會同縣建設部門審核。

2、被拆遷企業生產設備，由被拆遷企業自行搬遷。機器設備搬遷補助及安裝調試、停產（業）損失及過渡費補助由受委托的具有資質的評估機構進行評估予以補償（補償設備范圍：必須是在生產線上正常使用的固定設備，廢棄設備以及運輸、裝卸設備等動產設備除外）；停產（業）損失及過渡費補助按月計算，支付4個月。

（五）畜禽養殖場所臨時建筑物及配套設施通過評估予以貨幣補償，其中臨時建筑物參照上述建筑補償標準評估補償。

（六）其它構筑物補償：

1、氨水池、水泥蓄水池：按砌體的立方計算，每立方米為元。

2、曬場：水泥曬場—元/平方米，三合土曬場元/平方米。

3、圍墻：磚砌元/平方米，石砌元/平方米，三合土元/平方米，地下基礎部分不另計。

4、水井：深井元/口，沉井元/口，手壓水井元/只。

5、糞缸：一擔缸元/只，二擔缸元/只，三擔缸元/只，千斤缸元/只，糞池元/只。

6、洗衣池：元/只。

7、蔬菜大棚：鋼架棚元/平方米，其它棚架（竹木等）5元/平方米。

（七）征收（用）土地方案公告后建造的建筑物、設施等不予補償。上述未涉及的建筑物與構筑物（不含機器設備）拆遷，按評估價或重置價給予一次性貨幣補償。

五、拆遷戶安置

（一）對因鐵路建設涉及集體土地上房屋拆遷的住宅統一實行遷建安置，拆遷戶的安置由各鄉鎮（街道）、村按有關建房規定和標準落實；安置用地按照縣國土、規劃部門核準的面積確定并置換；安置用地由縣國土部門統一征用，其安置用地征用和報批費用由項目公司支付，納入項目征地成本。安置戶安置標準按家庭實際在冊人口劃分為大、中、小三種戶型，其中人以上的大戶建筑占用耕地面積不超過平方米；人的中戶建筑占用耕地面積不超過平方米；人的小戶建筑占用耕地面積不超過平方米。

（二）拆遷戶搬家費補助（以戶為單位）人以下（含人）一次性補助元，人以上（含人）一次性補助元。拆遷戶安置過渡費，人以下（含人）一次性補助元；人以上（含人）一次性補助元。過渡用房由拆遷戶自行解決。

（三）拆遷安置點的基礎設施配套工程按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進行設計和建設，其費用列入項目拆遷安置成本。項目公司可以直接組織實施拆遷安置點基礎設施配套工程，也可按相關配套標準預算包干補助給鄉鎮（街道）或村組織實施建設。拆遷安置點勘測、設計、規劃等和新建安置房屋報批費用由項目公司承擔。對被拆遷人自行組織拆、建房屋過程實行人身意外傷害保險，其費用由項目公司承擔。

（四）鑒于鐵路建設拆遷工作時間緊、任務重、要求高的實際，對被拆遷人按時完成拆遷并及時交付使用的，實行一定數額拆遷獎勵。凡超過限期者不予獎勵，獎勵以戶為單位。具體包括：

1、被拆遷人按時完成其住宅房屋拆遷并及時交付使用的，按其住宅房屋建筑面積每平方米獎勵元；提前-天的，按其住宅房屋建筑面積每平方米加獎元；提前-天的，按其住宅房屋建筑面積每平方米加獎元；提前天及以上的，按其住宅房屋建筑面積每平方米加獎元。

2、被拆遷人按時完成其除住宅房屋外泥木結構（含）以上等級建筑物拆遷并及時交付使用的，按其拆遷建筑面積每平方米獎勵元。

3、被拆遷人按時完成其簡易建筑、氈棚等級建筑物拆遷并及時交付使用的，按其拆遷建筑面積每平方米獎勵5元。

六、桿（管）線遷移及其它

（一）鐵路建設涉及需要遷移的高壓鐵塔、高低壓電力桿、通訊桿（含光纜線）、廣播電視桿、自來水、燃氣管道等設施由各產權單位負責遷移，其遷移費由項目公司（或委托施工單位）與各產權單位協商確定，縣相關部門給予配合。桿（管）線遷移“三桿”遷移涉及到的用地和青苗補償標準按政辦發〔〕號文件精神執行。

（二）“三改”項目原則上應由項目公司予以修復或還建，確保完善設施的系統功能，對不能恢復或相關權屬單位認可不再恢復的“三改”項目設施，經評估機構評估給予經濟補償。因工程影響涉及新增設的排灌涵洞、渠道和道路等“小三改”項目，由項目公司或施工單位和所在的鄉鎮（街道）、行政村共同商定，并簽訂協議，項目公司或施工單位按協議改建。

（三）因工程施工損壞民房、毀壞山林、環境污染等，由項目公司督促施工單位負責按有關規定或經評估機構評估補償。

（四）施工車輛使用國、省、縣、鄉、村等道路（含橋梁），由項目施工單位直接與相關權屬單位或權益人協商確定并簽定協議繳納一定數額的道路損壞恢復保證金，其中：對于施工車輛使用縣道以上道路的，由施工單位與縣交通部門簽訂協議，縣指揮部、項目公司、鄉鎮（街道）鑒證；對于施工車輛使用鄉道及以下道路的，由施工單位與各鄉鎮（街道）簽訂協議，縣指揮部、項目公司鑒證。損壞道路由施工單位負責恢復，經驗收合格后退還保證金。

（五）鐵路建設工程涉及的文物保護、考察等費用由項目公司直接支付給相關單位。

（六）為確保項目建設順利推進，建立項目工作勞動競賽考核獎勵機制。其獎勵費用按照項目征地（包括臨時用地）、拆遷面積的一定額度標準計提控制，納入征遷成本。具體考核獎勵辦法由縣指揮部負責制定實施。

七、工作要求

（一）鑒于征遷工作政策性強、情況復雜、工作量大，工程建設涉及到的鄉鎮（街道）、部門要高度重視，加強領導，通力協作，確保按期保質完成征遷任務。縣指揮部與相關鄉鎮（街道）、部門簽訂征遷工作目標責任書，明確征遷任務、完成時間和補償標準。對按時完成征遷任務的予以表彰獎勵，對不能按時完成征遷任務的鄉鎮（街道）、部門進行通報批評。

（二）各有關鄉鎮（街道）、部門在征遷工作中要嚴肅紀律，規范操作。對征遷工作中出現惡性事件的、或嚴重拖延項目進度的、或有違法亂紀行為的，查明原因后嚴肅追究有關單位和責任人的責任。

（三）各項政策處理補償費用統一由縣指揮部按規定標準和實際征收數量核計，分期撥付，包干使用。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以任何形式截留、挪用、私分被征遷單位和農民的征遷補償款。

八、本辦法適用于在縣行政區域范圍內開工建設的鐵路建設工程項目的政策處理。

九、本辦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縣鐵路電氣化提速改造工程所有項目仍適用《縣鐵路電氣化提速改造工程征地拆遷政策規定》（政發〔〕號），在縣鐵路電氣化提速改造工程所有項目終結時，政發〔〕號文件廢止。

第8篇：雙減政策實施的原因范文

盼政府能“端”出更多“好菜品”

簡政放權要求政府把該放的權放掉，該管的事管好，既不能出現權力“截留”，也不能當“甩手掌柜”。如何在改革中實現“政之所為”與“民之所需”的有效對接，是“政之所思、民之所盼”。

首先，在放權“含金量”方面。上級取消下放的大批行政審批事項主要集中在社會管理方面，并且多數屬于“零辦理”或是業務量較少甚至常年不發生的“僵尸事項”，與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事項相對較少，實用性不夠突出（見表二）。在涉及投資、創業等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項目上取消下放的力度不夠、“干貨”還不多。已下放的涉及企業投資的事項，如造紙、焦炭、玻璃、銅冶煉、鐵合金、燒堿、電石等事項，多是高污染高能耗等沒有“生命力”的項目，限于當前環保壓力和產業政策，下放基層后基本處于“休眠狀態”。

其次，在部門服務理念方面。有些部門、單位改革的主動性、自覺性不高，主動服務的理念轉變不到位，存在利己主義和“官本位”思想，習慣“簽字審批”，這些都成為影響簡政放權的“中梗阻”。根據數據統計，2016年以來，全縣12345市民服務熱線共受理涉及行政效能問題的群眾訴求1546件。其中，與行政效能相關的服務質量、工作效率、工作作風等三個方面問題受理量分別為986件、554件、6件，占整個行政效能投訴案件的63.8%、35.8%、0.4%。

再次，在暢通“最后一公里”方面。隨著簡政放權持續推進，下放的審批事項不斷增加，但由于在相應審批流程、辦理要件、業務開展等方面配套政策和措施的滯后，基層對有關政策規定、標準規范把握不準，同時因相關的技術設備、工作人員等沒有及時到位，基層承接能力不足，導致下級落實時間較長，效果不明顯。

盼基層能“點”出更多“真滋味”

簡政放權方式的轉變，能有效提升動力，激發活力，挖掘潛力，但作為簡政放權“點菜”主體，基層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適應，對怎么點、點什么還存有一些思想困惑和認識誤區。

首先，存在“不能點”的制度困境。簡政放權本意是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但縣級在改革中缺乏自，對上級調整取消的事項只能被動地對應調整取消，上級下放的事項即使地方不涉及也需要進行承接，對多年未實施的“僵尸事項”更是無權凍結或處理。而一些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接地氣的事項，卻因法律法規修改完善的滯后無法下放基層實施。例如，“藥品零售經營許可證核發、變更、換發”，從實際操作來看更適合基層，但由于法律法規規定實施層級為設區的市級而無法下放縣區實施，縣里開藥店辦證、換證還要到市里，不但沒有“松綁”、“減負”，反倒增加了企業、群眾的運行成本。

其次，存在“不愿點”的思想困惑。當前，簡政放權嘗試建立“雙向清理、供需對接”機制，多次就基層希望下放或者取消的權力事項征求基層意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有些基層部門認為讓上級放權就是向上級要權，會給上級留下不良印象;也有些基層部門責任擔當意識不足，擔心上級放權就是“放責”，無形中會增加自身工作量，均不同程度存在“不愿點”的思想顧慮。例如，“從事城市生活垃圾經營性清掃、收集、運輸、處理服務審批”，當前實施層級在市級，經論證，完全可以將該事項的部分審批權下放縣區實施，但在多次征求意見中，均未征求到相關意見建議。

再次，存在“不會點”的客觀困難。受基層群眾自身文化水平相對較低、對政策機制缺乏了解等主觀條件限制，以及改革過程中信息不對稱、參與途徑有限等客觀因素制約，致使簡政放權過程中群眾參與度不高，形成一方面政府部門認為已取消和下放了大量的行政審批事項，另一方面基層群眾卻對改革成果的感受并不明顯的反差。

盼放管結合能“管”出更高“滿意度”

堅持放管結合是推進政府職能和方式從注重事前行政審批向事中事后監管轉變的重要舉措，如何改變政府“重審批、輕監管”的傳統思維，以更有效的“管”促進更積極的“放”，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首先，監管意識有待轉變。部門“重審批、輕監管”或“只想批不想管”的觀念依舊濃厚， “應急式”、“運動式”監管整治成為常態，標準化監管機制不健全。比如，在安全生產、道路交通、食品安全等民生領域，每年都會開展一系列“專項整治行動”，集中力量下猛藥，短期內確實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弊端也很明顯，“運動式”監管助長了違規者的僥幸和投機心理，治標不治本，總體處在碎片化狀態。

其次，監管方式有待改進。有些部門仍沿用傳統的“人海戰術”，在運用互聯網、大數據創新監管方面落實不到位，執法監管相應的配套措施也不健全，監管的規范性、系統性、公平性有待進一步提升。以推廣雙隨機抽查為例，目前推廣雙隨機抽查的信息平臺尚未開發，被檢查對象名錄庫、執法人員名錄庫還無法實現平臺錄入，很多單位還在采用抓鬮、乒乓球搖號等方式隨機確定檢查人員和檢查對象，信息化程度較低，很難做到全面公開，全程留痕。

再次，執法體制有待完善。行政執法是政府監管的重要手段，直接關系到事中事后監管的效能。目前，基層多頭執法、重復執法、執法力量分散等問題比較突出，影響了簡政放權成效和政府監管效能。部門聯合執法、綜合執法機制尚未建立，存在“信息孤島、協調不暢、合力不強”等問題。以我縣餐飲單位為例， “先照后證”政策實施后，新注冊的200多家餐飲單位約有20%的申請人在辦理營業執照后，并沒有到行業監管部門辦理公共場所衛生許可等相關手續，直接開始經營。而相關行業監管部門由于部門間信息不暢、監管力量不足等原因難以主動監管，市場主體也存在等待觀望心理，導致市場監管出現空檔。

盼優化服務能“優”出更多“獲得感”

優化服務是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的部署要求，也是檢驗群眾“獲得感”的試金石。目前，中介服務不規范、審批辦事難等問題對沖了改革紅利，蠶食了群眾“獲得感”。

首先，中介服務規范力度不夠。在上級清理規范的315項行政審批中介服務收費項目中，涉及基層的僅13項。清理規范的13項中，不再要求申請人提交材料的僅3項，其余10項均屬于放開原本必須委托中介提供服務的項目，改為可由申請人按要求自行編制。現實操作中，因涉及的技術要素專業性過強，企業群眾基本不具備自行編制的能力，若盲目編制未通過還會影響審批進程，為穩妥起見，絕大多數企業群眾仍委托有資質的中介編制，改革的實施效果不佳。企業群眾最期盼的是上級能夠取消專業性強、不具備自行編制能力的審批材料，直接改為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或由相關部門直接開展此項工作，從而杜絕上面放下權、下面托不起的現象，逐步實現“一切方便群眾，一切為了群眾”的便民服務模式，“激活”市場動力“引擎”。

其次，便利化程度仍不高。盡管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一再精簡審批要件和環節，但在涉及環評、投資、建設、創業、發改備案、規劃、土地、水保、水資源論證等方面需提交的材料仍偏多，支撐性附件多達十幾項，加之專家評審論證十分嚴格，一本報告書從編寫到報批往往需要3-6個月。再有就是審批平臺方面，在梳理省級以上自建平臺時發現，僅我縣就有34個審批系統，全部為省級及以上部門開發，涉及20個部門82項審批事項，目前這些審批系統尚未實現互聯互通，為申請人帶來諸多不便。

“善政必簡”。簡政放權改革面向的是基層，主體是廣大企業和群眾，簡到什么程度、放的力度如何，基層感受最深，也最有發言權。如何讓基層享受更多的改革成果，有更多的“獲得感”，防止簡政放權“上熱下冷，上下有溫差”，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加以推進。

一是從轉變觀念入手，引導部門由被動參與向主動作為轉變。簡政放權不是“剪指甲”，而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就是要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割自己的肉，其過程無疑是艱難的、痛苦的。但針對基層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必須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充分認識改革的重要性，從根本上打破利己主義思想和“審批迷戀”，用政府的減權限權、監管改革和服務優化，換來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的釋放。

二是從提高質量入手，推動放權由數量向質量轉變。簡政放權含金量考驗改革決心，要防止出現放權數字化傾向，多取消下放與企業經營、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含金量高的事項，把企業和基層急需的事項減下來、放到位，增強人民群眾的改革“獲得感”。要更加注重從“給群眾端菜”向“讓群眾點菜”轉變，建立權力“雙向清理、供需對接”機制，通過上下級之間雙向協商的方式，增強權力下放與承接的銜接度，實現精準定向放權。

三是從搭建平臺入手，實現由群眾跑腿向信息跑路轉變。加快推進省市縣網上政務服務大廳互聯互通，盡早實現省、市、縣三級行政審批事項網上辦理。加快公共服務信息共享和網上審批平臺建設，推動跨部門、跨區域、跨行業涉及公共服務事項的信息互通共享，促進辦事部門工作銜接，最大限度利企便民，打破“信息孤島”，確保群眾通過提交一套材料，一個窗口服務后拿到的是“成品”，而不是拿到“半成品”后再自行“加工”或“處理”。

第9篇：雙減政策實施的原因范文

自從3月5日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提將從5月1日起全面實施營改增，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這一熱詞刷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總理對這一改革的高度重視。

3個月內六提營改增總理如此“青睞”的改革是件啥大事？

這是兩會后總理談及營改增的時間軸：

―3月18日，總理主持召開今年兩會后的第一場國務院常務會議，其中一個議題就是部署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強調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3月24日，在海南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上，總理向海內外嘉賓闡述了全面推開營改增的重要意義，指出這一改革是結構性改革的重大舉措，不僅有利于統一稅制、消除重復征稅，更重要的是會有力促進服務業特別是研發等高端服務業的發展和制造業轉型升級。

―4月1日下午，全面推開營改增“倒計時”一個月之際，總理來到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考察并主持召開座談會。他對各部門工作提出明確要求。據悉，視察和座談會上，總理強調了不下10次營改增。

―4月11日，總理在國務院專題座談會上，和20個省（區、市）政府負責人當面談了全面實施營改增的問題。

如果加上今年1月22日總理在全面推開營改增、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座談會上強調，要以營改增作為加快財稅體制改革重頭戲，激發市場活力，調動兩個積極性，迄今三個月時間內，總理已經六提營改增改革，其重視程度非同一般。

總理如此重視的營改增是件怎樣的大事？經歷了怎樣的改革歷程？

營業稅和增值稅，是我國兩大主體稅種。營改增，顧名思義就是原來按照營業稅征收的部分行業，改為按增值稅征稅。營改增的最大特點是減少重復征稅，可以促使社會形成更好的良性循環，有利于減輕稅負。

我國2012年1月1日率先在上海實施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啟動營改增試點，當年9月1日至12月1日，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改增試點由上海市分4批次擴大至北京市、江蘇省、安徽省、福建省（含廈門市）、廣東省（含深圳市）、天津市、浙江省（含寧波市）、湖北省等8省（直轄市）。2013年8月1日起，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改增試點推向全國，同時將廣播影視服務業納入試點范圍；2014年1月1日起，鐵路運輸業和郵政業在全國范圍實施營改增試點；同年6月1日起，電信業也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營改增試點。至此，營改增試點覆蓋了交通運輸、郵政、電信以及研發技術、信息技術、文化創意等“3+7”個行業。

2016年5月1日起，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將正式納入營改增試點范圍。隨著營改增改革“收官”，作為地方第一大稅種的營業稅將在中國退出歷史舞臺。

本屆政府最大規模減稅行動總理要下一招怎樣的大棋？

作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最深刻的一次財稅改革，全面推開營改增是總理布局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大棋局”中具有盤活帶動效應的重要一子。

今年世界經濟仍面臨很多不確定因素，中國經濟也面臨下行壓力。要保持經濟穩中向好勢頭，積極的財政政策就要加力增效。今年我國赤字率增加到3%，擴張的空間主要用來減稅，而減稅的主要渠道就是營改增。

―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一把“利劍”。

此次營改增全面推開，實行行業范圍和抵扣范圍“雙擴”，涉及新增建筑、房地產、金融、生活服務4個行業約1100多萬戶納稅人。今年減稅的金額將超過5000億元，是本屆政府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減稅。正如總理4月1日考察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時所言，營改增是今年確保積極財政政策更加有效、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頭戲，這步棋下好了，實體經濟就會更好“活”起來。如總理最關心的就業問題，就在營改增中有所體現。營改增的減稅效果，對服務業明顯，對中小微企業也明顯，而這些正是就業最大的容納器。就業民生因而成為營改增改革效應最突出的領域。

―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強大“助推器”。

中國經濟要行穩致遠，必須激發自動力，培育新動能。從前期4年多的改革試點看，已經顯現出營改增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巨大撬動作用。

統計顯示，2012年開展營改增試點以來，截至2015年底，全國試點納稅人共計592萬戶，累計實現減稅6412億元。同時，營改增試點以來，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2年的45.5%逐年提高到2015年的50.5%，首次占據中國經濟“半壁江山”。可以想象，營改增改革紅利已有相當顯現，而未來則更可期。全面推開營改增的政策取向，更強調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研發等生產業發展，促進產業分工優化，拉長產業鏈，帶動制造業升級。可以說，營改增是創新驅動的“信號源”，也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強大“助推器”。

―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邁出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總理曾強調，營改增通過統一稅制，貫通服務業內部和二三產業之間抵扣鏈條，從制度上消除重復征稅，使稅收的中性作用得以充分發揮。這有利于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對完善我國財稅體制具有長遠意義。

營改增全面推開試點后，增值稅作為我國第一大稅種，所占稅收比例將進一步提高到42%。上世紀中葉，很多國家引入增值稅，推動了這些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和服務業發展，同時，也帶動了大量就業。“推進營改增是從大局著眼、細處入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舉措，不是營業稅和增值稅的簡單轉換，而是重大制度創新。”在總理看來，面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全面實施營改增是結構性改革和財稅體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舉措，具有一舉多得的政策效應。從當前看，會為更多企業減輕稅負；從長遠看，這項改革將利國利民。

以“工匠精神”打贏改革攻堅戰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總理重視營改增，還表現在對改革執行效果的關注。“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幾乎每次提到全面推開營改增，他都會強調決不能讓這一目標成為一句空話，更不能“囫圇吞棗”，而要精心操作。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曾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總理更是強調做好營改增的準備實施工作，也要有“工匠精神”。“我們的工作人員一定要有工匠精神，把事情辦扎實，辦精細。”4月1日考察當天，總理在財政部主持召開座談會時如是強調。

在這一部署下，從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中央部委，到基層財稅部門、上千萬試點納稅人，齊心協力打響全面推開營改增的攻堅戰。與前期改革試點相比，從今年3月5日總理宣布5月1日全面推開營改增起，留給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部門的準備時間不足兩個月。如此短的時間備戰這場涉及1100多萬戶納稅人、業態更復雜、社會關注度更高的改革，其難度之大實屬少見。

目前，國家稅務總局梳理了49大項、各地稅務機關梳理了63大項具體任務，并逐項明確時間表、路線圖、責任人和專項督查考評辦法。各地倒排工期縝密部署，截至4月下旬，各級稅務部門已完成既定工作任務近90%，稅制轉換的準備階段工作接近尾聲，確保5月1日順利開票，6月1日順利申報、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稅制轉換期間不發生影響安全穩定的問題。

改革進入關鍵時刻，除了周全考慮、精心設計，把準備工作做好做細，后續亟待破解的改革難題也開始推動。

4月11日，總理在國務院專題座談會上，和20個省（區、市）政府負責人當面談了全面實施營改增的問題。

雙減政策實施的原因精選(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