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減少的解決措施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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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解決措施范文

關鍵詞：生物多樣性原因可持續利用保護對策

引言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基礎，也是當今國際社會環境和發展的研究熱點問題之一。中國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家之一，它有的生物物種數量約占全球的十分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地區。但是由于自然、人為及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國的生物多樣性正遭受著嚴重的損失和破壞，保護生物多樣性已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本文旨在通過對這些原因的分析，提出建設性意見，以資探討。

1.生物多樣性概述

1.1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含義

1992年6月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各國簽署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二條對生物多樣性作如下解釋：

所有來源的形形生物體，這些來源除其他外包括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及其所構成的生態綜合體。

1994年我國政府制訂并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對生物多樣性作如下概念：

所謂生物多樣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構成的綜合體。

但上述對生物多樣性的概念缺乏全面性、準確性和簡練性，故本文將生物多樣性定義為反映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境和所包含的組成部分的綜合體。

生物多樣性包含三層含義，即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三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遺傳多樣性是指某個物種內個體的變異性；物種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生命有機體的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是指生物圈內生境、生態群落和生態過程的多樣性以及生態系統內生境差異、生態過程變化的多樣性。三者之中生態系統多樣性是基礎，而物種多樣性是關鍵，遺傳多樣性含有的潛在價值最大。

1.2生物多樣性的意義

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每個層次生物多樣性的都有著重要的實用價值和意義。物種的多樣性為人類提供了大量野生和養殖的植物、魚類及動物產品；遺傳多樣性則對培育新品種、改良老品種有著重要的作用，如人們可利用一些農作物的原始種群、野生親遠種和地方品種培育高產、優質和抗病的作物。在生態系統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生態系統的調節能力，維持生態平衡。因此生物多樣性不僅能為人類提供豐富的自然資源，滿足人類社會對食品、藥物、能源、工業原料、旅游、娛樂、科學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維持生態系統的功能、調節氣候、保持土壤肥力、凈化空氣和水，從而支持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和其它活動。此外生物多樣性直接影響著中國的文化多樣性.

1.3我國生物多樣性現狀

我國在1987年公布的《中國珍稀瀕危保護植物名錄》第一期中，公布的瀕危種類有121種，受威脅的158種，稀有的110種，共計389種，其中一類保護植物8種、二類的157種、三類的22種。另據中國紅皮書的估計顯示，超過1/10即500多種脊椎動物物種和15%~20%即400~500種高等植物已經受到威脅。而我國對境內的物種及其數量尚無確切的統計數字，尤其對瀕危物種的調查尚不全面。出現的問題是有些國家未列入瀕危物種名錄的物種面臨生存威脅，有的甚至瀕臨滅絕，而另一些則由于人為的保護、繁育、利用而使種群數量有所增減，因而有必要調整其保護級別或劃出、劃入保護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藥用動植物，如黃草，急待保護。

此外，近年來野生生物貿易已經對中國的生物多樣性產生了較大影響。由于糧食、中醫藥、服裝等對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動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劇增長，對幾種瀕危動植物物種以及一些沒有列入國家保護名單之內的動植物物種數量已經構成威脅。如：藏羚羊。

2.生物多樣性損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既有自然發生的，也有因自然發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類活動（特別是近兩個世紀以來）無疑是生物多樣性的損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則是引起損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2.1自然原因

一是物種本身的生物學特性。其一是物種的形成與滅絕是一種自然過程，化石記錄表明，多數物種的限定壽命平均為100~1000萬年。其二是物種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或變異性、適應性比較差，在環境發生較大變化時難以適應，因此而面臨滅絕的危險。如大熊貓，其瀕危的原因除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以外，與其本身食性狹窄、生殖能力低等身體特征有關。二是環境突變（天災），如地震、水災、火災、暴風雪、干旱等自然災害。

2.2人為原因

由于人類對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同時又過多的重視經濟發展，而對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淡薄，從而導致生境破壞時有發生；對生物資源開發過度，有些甚至是掠奪式的開發；環境污染嚴重；對外來物種入侵問題重視不夠以及制度的不健全，這些都是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的主要原因。

2.2.1生境的喪失、片斷化、退化

棲息地破壞和片段化已成為我國一些獸類數量減少、分布區縮小和瀕臨滅絕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國生境被破壞的兩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減少直接威脅到從苔蘚、地衣到高等物種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導致森林火災的一個主要原因，中國在過去25年內因森林火災共損失了860萬公頃的森林。以農業和建設為目的的占用森林、濕地和草原則是生境破壞的另一個原因。據估計，中國目前農田的1/3本來是處女林，這一問題在中國熱帶地區尤為嚴重。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沿海濕地的一半左右已經發生改變,高原湖泊周圍的濕地也損失嚴重。另外，1950~1980年間中國湖泊面積減少1/10。

生境的片斷化是指一個面積大而連續的生境被分割成兩個或更多小塊殘片并逐漸縮小的過程。多種人類活動都可能導致生境的片斷化。如鐵路、公路、水溝、電話網絡、農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動的分隔物，和自然保護區內修筑公路等人為設施。特別是由于這些人為設施的建立，使得動物的活動受到限制，從而影響其覓食、遷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種子的散布也會受到影響。因而引起動植物種群數量下降并引起局部滅絕。同時由于生境的片斷化，陽光、溫度、濕度及風的變化，也會導致一些物種瀕危、甚至滅絕。另外生境的片斷化有助于外來物種的入侵，進而威脅到原由物種的生存。

生境退化則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經濟發展、過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場退化嚴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機能衰退，從而對其生存構成威脅。

草原的退化。

2.2.2掠奪式的過度開發

許多生物資源對人類具有直接的經濟價值。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業化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人類對之的需求隨之迅速上升，其結果導致對這些資源的過度開發并使生物多樣性下降。

而當商業市場對某種野生生物資源有較大需求，通常會導致對該種生物的過度開發。典型的實例是人類對海洋鯨類的獵捕活動與鯨類數量的消長之間的關系。我國許多藥用植物，如人參、天麻、砂仁、七葉一枝花、黃草、羅漢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經很有限了，如果仍不加限制必然導致滅絕。其中偷獵、濫挖走私野生動物行為對生物的多樣性威脅最嚴重。

2.2.3環境污染

2.2.3.1水體污染

水體污染能夠對水生生物（特別是魚類）生命周期的任何發展階段，產生亞致死或致死作用，影響他們的捕食、尋食和繁殖。其中亞致死的水體污染對水體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更為突出、普遍、久遠。在這種環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長緩慢或者死于環境脅迫有關的疾病。而水體富營養化能使水體生物多樣性顯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2.2.3.2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會使當地植被退化，甚至變成不毛之地，同時土壤動物也會變的稀少甚至絕跡，其生物多樣性比未受污染區顯著下降。如礦區、尾礦堆積地一、礦區廢棄地以及垃圾填埋廢棄地都少有樹木生長。

2.2.3.3空氣污染

人類排放到大氣中的各種有毒有害物質均能對生物體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失，并對生態系統構成危害。經各種途徑進入空氣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殺死生物。來自冶煉廠廢氣中的有毒金屬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所引發的溫室效應等造成的生物多樣性損害、減少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關注和重視，特別是溫室效應引起的全球變暖和酸雨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2.2.4外來物種入侵

外來物種入侵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了很大威脅。其入侵方式有三種：一是由于農林牧漁業生產，城市公園和綠化、景觀美化、觀賞等目的的有意引進或改進，如在滇池泛濫的水葫蘆、轉基因生物；二是隨貿易運輸旅游等活動傳入的物種，即無意引進，如因船舶壓倉水、土等帶來得新物種；三是靠自身傳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傳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區危害深廣的紫莖澤蘭、飛機草。在全球瀕危物種植物名錄中，大約有35%~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來物種入侵引起的。2002年來自南美洲亞馬遜河的食人魚又名食人鯧在我國掀起軒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達到一定規模時，可能會大量屠殺其他魚類，給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帶來危機，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2.3制度原因

雖然我國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績，但由于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樣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損失。主要表現在：雖然國家已把環境保護的成效納入政績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納入工作計劃；對生物多樣性有影響的重要部門（如農業、林業、漁業、科研機構等）對此重視夠，缺少相關具體實施細則、行動及專業人員。自然保護區是保護物種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國已建立數目眾多的保護區，但相對與國土總面積而言是不夠的，而且部分保護區管理混亂、土地權屬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雖已實施《自然保護區條例》多年，但畢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階較低，調整面窄，處罰力度不夠，故需要進行新的立法以保護自然保護區、物種及其生境。而在外來生物入侵問題上，雖有一些法規涉及，如《進出境動物檢疫法》但沒有專門法規對此做相應調整，法律漏洞較大。

此外，由于經濟發展；新的城鎮、水壩、水庫、礦區的開發、建設；旅游活動以及國際合作不充分也會對生物多樣性構成威脅。

3.保護對策

保護生物樣多性不僅需要加快治理環境污染，把保護工作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更重要的是在生態系統水平上采取保護措施，傳統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自然保護，通過排除或減少人為干擾來保護生態脆弱區，在一般情況下，確是保護某些物種或生態系統的有效途徑。但存在許多問題，需要加以完善，有必要通過立法的途徑解決，主要是對自然保護區進行立法。鑒于外來物種對生物樣多性的影響日益嚴重，而我國卻沒有專門立法保護措施，故建議建立外來物種管理法規體系。而且隨著人口和用地的不斷增長，被動的保護已很難真正達到保護的目的，為此提出可持續利用生物資源。同時生物多樣性對全人類都有著深遠的意義，需要各國政府和人民的積極參與，故特別強調國際合作和加強國民教育。

3.1建立、完善自然保護區和制定《自然保護區立法》

自然保護區是具有保護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雙重性質，并且是一定的空間范圍的區域。在我國指對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珍惜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的天然集中分布區和具有特殊意義的自然遺跡等保護對象所在地的陸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劃出一定面積予以特殊保護和管理的區域。

據《世界資源》1997年的統計，全世界已建立較大面積的保護區1.04萬個多，其無論在保有物種、遺傳、生態系統的多樣性還是在保護物種生境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各國也意識到，由于缺法相關法律保護，自然保護區建設、管理混亂，保護區內開發與保護矛盾突出，亂砍、濫挖偷獵行為時有不斷，造成一些自然保護區破壞嚴重。

因此，許多國家對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進行了專門立法。如，英國《國家公園和鄉土利用法》，日本的《自然公園法〉澳大利亞的國家公園與野生生物保護法》加拿大的《國家公園法》，韓國的《自然公園法》等。另外，一些國家制定了自然保護區或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綜合性法律，并將自然保護區納入其中。例如，日本的《自然保全法》、新西蘭的《自然保護法》、韓國的《自然環境保護法》等。這些法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上取得很大成效。

所以無論是按國際通行做法還是從我國國情出發，都有必要抓緊制定一部《自然保護區法》，對由于自然保護區的保護、建設、管理、開發和利用而產生和存在的社會關系進行調整。建議在原有法規中法律制度：如審批制度、分級分區制度、管理制度、檢查應急制度的基礎上，修改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如分類性保護和管理制度、監督管理體制、投入保障制度，借鑒國外相關先進經驗，創設新的法律制度，如功能區劃制度和社會影響評價制度。

3.2防止外來物種和建立外來物種管理法規體系

外來物種入侵不僅對當地生物構成威脅，同時對經濟和人體健康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一些國家對此進行了立法。如美國先后頒布或制修訂了《野生動物保護法》、《外來物種預防和執行法》、《國家入侵生物法》、《外來有害生物預防和控制法》、《聯邦有害雜草法》等；新西蘭《生物安全法》等。

我國雖有一些法律法規涉及外來物種管理，如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1988）農業和林業局分別建立了水生和陸生野生動物引進審批制度；《野生植物保護條例》（1996）、《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動物防疫法》和《植物檢疫條例》。但是目前尚無針對外來物種入侵的專門法規。《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涉及到外來入侵物種物種，但未制定專門針對外來物種入侵的行動計劃，所以中國急待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以確保生態安全和保護本國生物多樣性。如設立引種許可證制度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建立外來物種入侵預警機制。

另外，對外來物種進行普查和有計劃清除，也很有必要。

3.3在保護中持續利用生物資源

雖然全世界已建立眾多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等多形式保護方法方式，但相對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護的生物多樣性是有限的。因此人們認識到，有效和長期可信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方法是持續利用生物資源。指對生物資源的利用應以使生物多樣性在所有層次上得以保護、再生和發展。對保護而言，沒有合理利用也就沒有保護。利用自然保護和發展旅游業就是一例。不但有經濟效益，實際上也是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從而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這本身就是社會效益的體現，也是自然保護的價值體現。

另外建議對生物多樣性有影響的重要部門（如農業、林業、漁業、科研機構）制定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并將其納入他們的生產計劃中，鼓勵生物的資源利用方式的多樣化。包括根據當地資源的實際情況實施傳統的農業和林業措施；推進科研與教育；采取必要的辦法使保護區免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和進行遷地保護。

3.4國家合作與行動

在生物多樣性問題上，世界各國的共識是生物多樣性問題不是局部的、地區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問題。聯合國有關組織、世界科學界和各國政府部門認為國際合作是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國政府應積極的參與國際合作加入協定，聯合打擊跨國非法貿易與捕獵。加強科研協作，但要注意與產權問題。

我國已加入的公約協定有《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國際捕鯨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熱帶木材協定》、《關于保護特別水禽的重要濕地公約》等等，為了更好的保護我國生物多樣性，應積極的開展國際合作，并制定相關的實施計劃與細則，在必要的情況下制定相關行政法規或法律。

3.5加強環保教育

從整體和局部看，國民素質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生態環境及生物多樣性的好壞，大量資料表明，凡是受環保教育程度越低的國家和地區，通常生態環境破壞頻率越高、程度越深、問題也越多。而對生物多樣性的可持續發展這一社會問題來說，除發展外，更多的應加強民眾教育，廣泛、通俗、持之以恒地開展與環境相關的文化教育、法律宣傳，培育本地化的親生態人口。特別值得重視和提倡的是利用當地文化、習俗、傳統、信仰、宗教和習慣中的環保意識和思想，如民族地區的龍山、鳳水，進行宣傳教育。另建議在中小學中專門開設環境課程或在自然、化學、生物、地理及中進行環保教育，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課外活動。

此外，加快對全國生物多樣性的清查；根據實際情況變更動植物保護級別；恢復破壞的生態系統；及對一些重點珍稀瀕危物種進行人工繁育和擴群工作，也很有必要。總之，一個物種的消亡往往不是單個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多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工作是一件綜合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參與，不僅需要政府，更需要民眾；不僅需要單個學科，更需要多學科；不僅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而是全球的共同參與與合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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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韓德培主編環境保護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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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國外來物種黑名單科學生活2004（3）

第2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解決措施范文

【關鍵詞】：桉樹；可持續經營；人工林；解決問題

在桉樹人工林的探索中，不斷的進行深入的研究，促進我國的可持續化發展的水平，我國在桉樹人工林中的問題需要我們認真的對待，通過不斷的實踐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我國的南方地區，桉樹由于形狀具有特色，能夠適應干旱的氣候并且生長的速度非常迅速而成為人工林種植中的主要種植的植物。

1桉樹人工林的現狀

隨著我國的可持續化發展的步伐正逐漸的向前邁進，桉樹人工林種植的面積日益的擴大，我國的海南，福建以及廣東廣西等地區都出現了大面積的桉樹人工林種植，然而由于桉樹人工林種植中不能進行有效的管理和科學的規劃，導致桉樹人工林的現階段的發展情況不是很樂觀，這些情況的存在非常嚴重的影響了我國桉樹人工林的有效的發展和經營，阻礙了可持續發展計劃的進行。

2桉樹人工林種植的中存在的問題

2.1桉樹人工林種植結構單一

由于桉樹速生輪伐期短的特點，許多的地區盲目的進行桉樹的種植，這樣就導致這個地區的人工林種植種類單一，大部分都是桉樹的人工林。但是這樣單一的N植并不能讓桉樹快速的發展。發展迅速的桉樹人工林種植，讓當地的區域的生態環境非常的不穩定，生態環境的不穩定直接造成了桉樹人工林不能有效的適應當地氣候的變化，而且桉樹本身的系統抵抗性逐漸的減弱，不利于桉樹的發展。據有關的資料顯示，在桉樹人工林的種植中，有些區域的桉樹人工林在大面積種植之后，由于生態環境的失衡，導致桉樹被數以億計的紅螞蟻啃食，造成桉樹人工林非常嚴重的損失。所以，桉樹人工林的種植中，應正確的認識到生態環境中動植物互相制衡的關系，在進行經濟發展的環節中，切忌盲目的擴大桉樹人工林的種植，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的改善桉樹人工林的種植中出現的問題，讓桉樹人工林的種植逐漸的實現優化，保證當地桉樹人工林種植中的生態系統相對平衡，能夠有效的減少損失，增加當地的經濟的發展。

2.2大面積的桉樹人工林種植損害了生物多樣性的發展

由于大面積的種植桉樹，發展人工林以促進當地的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是由于桉樹的大量種植，導致許多的本地的植物和動物相繼消失，大面積桉樹人工林的種植，過度的追求經濟的增長，不注重生態環境的影響，導致當地的生物多樣性逐漸的減少，嚴重的阻礙了當地的可持續發展的水平。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對環境的危害非常的大，大面積的桉樹種植，逐漸的讓當地的生物多樣性銳減，這樣的生物多樣性的減少會讓當地土壤肥力和全區域的水質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眾所周知，生物多樣性在保證水質，調節氣候以及促進自然界的生態平衡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桉樹人工林的大面積種植破壞了生物的多樣性，這樣的問題如果一直得不到改善，生物多樣性逐漸的減少的情況一直持續，會為當地的發展帶來不可挽回的災難。例如，中國的南方某地，大量的引進了一種叫做“水葫蘆”的植物，本意是作為觀賞并且能夠作為飼料，但是在當地的水域種植之后，水葫蘆進行了非常瘋狂的成長，逐漸的開始迅速的覆蓋了非常大的區域，并且當地沒有進行有效的管理措施，導致當地的物種逐漸的消亡[1]。雖然大面積的桉樹種植短期內帶來的生物物種多樣性的危害并不明顯，但是，卻不可以忽視這樣的問題的存在，在對待大面積的桉樹種植的方法上，應該進行多方面的考慮，不應該只注重經濟效益，還應該從多方面思考人類的生存問題。

2.3不能進行科學的發展，過度的消耗土地資源

過于快速的經濟發展，讓桉樹人工林的消耗程度逐漸的加大，人們為了追求更大的經濟效益，完全不能從可持續化的發展角度進行思考，在可持續化的發展中，許多人對于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都非常的模糊[2]，許多人片面的認為可持續發展只要種植桉樹就可以，而完全不考慮土地的承載能力，這樣，桉樹過快的成長和種植，土地沒有有效的進行科學的管理，逐漸的導致土地的肥力下降，嚴重的影響桉樹人工林的發展，逐漸的制約當地的可持續經濟的發展。桉樹作為外來物種被引進到中國，目的是為了促進中國的可持續經濟的發展，但是作為外來的植物，桉樹的快速生長以及大面積的種植，導致當地的水資源和土地的資源逐漸的被破壞，并且非常的嚴重，據有關的調查顯示，在二十一世紀到來的前十年，中國的某地區引進了桉樹，并大范圍的進行種植，桉樹在這個地區快速的生長，逐漸的讓這個地區成為桉樹的種植的第一大省份，桉樹還有另外的別稱，就是綠色沙漠，桉樹過度的抽取土壤的肥力來保證自身的快速生長，這樣導致當地的土地資源逐漸的被消耗，這樣的做法不利于我國進行可持續化經濟的發展，反而會逐漸的消耗我國的土地資源，阻礙我國的可持續化的進程[3]。3解決桉樹人工林種植中的問題的具體措施

3.1全面的進行思考，改變經營的理念

為了促進我國的可持續化的經濟發展的進程，在充分的研究桉樹人工林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之后，應主動的進行思考，運用有效的措施解決桉樹人工林種植中出現的問題，促進我國的可持續化發展。在桉樹人工林的種植中，首先應該進行全面的多角度的思考，改變過去經濟發展中片面的思想，在種植桉樹人工林的環節中，第一，應該考慮事物的雙面性，不應該盲目的進行桉樹人工林的大面積種植，應該改變傳統的經營理念[4]，在充分的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也不能忽視環境帶給我們的影響，在種植桉樹的過程中，應該事先進行良好的規劃，在能夠不危害當地物種多樣性的條件下進行桉樹人工林的種植，這樣既能夠保證桉樹人工林發揮良好額效果，又能夠保護當地的生物物種多樣性，能夠有效的保證當地的生態處在行對平衡中，當地的生物物種多樣性不被破壞，就能夠有效的調節當地的水土等資源，確保當地的經濟與生態的良好發展。

3.2政府應主動進行引導，合理的進行人工林種植

在桉樹人工林的種植中，政府應該發揮指導的作用，有效的幫助人民建立正確的桉樹人工林發展的模式，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化發展水平。政府可以借助報紙，電視等媒體對群眾進行科學的指導，并把桉樹人工林種植不當帶來的危害向大家進行普及，保證民眾中的思想是積極而正面的[5]，在不斷的工作中保證民眾會積極的進行桉樹人工林的種植，但同時也保證民眾能夠正確的認識到桉樹人工林種植不當帶來的影響，促進民眾進行合理科學的人工林種植。

3.3對桉樹人工林種植的土地進行科學的培育

大面積的桉樹人工林種植如果管理不當，會導致綠色沙漠的形成，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桉樹人工林的種植中，要確保土地土壤的肥力，避免對土地進行掠奪式的開發，有效的增加土壤的肥力，在保證土地的土壤肥力的前提下，進行合理的桉樹人工林的種植[6]，保證桉樹人工林的科學的規劃，促進當地生態系統的良性發展，充分的保持土壤中的水分和有機物，讓桉樹人工林能夠在不危害當地生態環境的情況下，進行桉樹人工林的可持續經營，促進當地經濟的可持續化的發展。

3.4建立桉樹人工林發展的體系，保證生態平衡

在桉樹人工林的種植和發展的過程中，過度的開發會導致當地出現嚴重的水土流失以及生態失衡的現象，所以，為了能夠更好的進行發展，應該建立健全的管理體制，運用有效的方法，對桉樹人工林種植進行科學的管理，保證當地的生態平衡以及水土保持的過程中，進行合理的桉樹人工林種植，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效的解決桉樹人工林種植中出現諸多的問題，促進桉樹人工林的可持續的發展。

結語

總而言之，桉樹作為外來物種，在進行大面積種植中，需要進行科學合理的規劃，保證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水平，只有正確的處理環境和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在桉樹人工林種植的過程中，應該進行科學的管理，理性的進行開發使用，保C生態環境平衡的情況下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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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解決措施范文

關鍵詞：建筑設計；景觀生態；生態補償

建筑設計的景觀生態補償是城市化進程中積極的人工干預措施，也即設計建筑時，最大限度的降低城市生態系統因建筑在建造及使用全過程中受到的破壞程度。運用便捷的景觀設計手段，從而更好的增強建筑及其壞境所起到的緩沖和補償的生態機能。正處于快速城市化階段的國內城市發展趨勢，要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容納盡可能多的人口和社會經濟活動，就需要將城市生態化推進，并修復與重建健康的城市，運用新興的科學理論方法進行城市景觀生態補償是其關鍵手段之一。城市化進程使原有自然土地人工化，增加了城市景觀中的人工要素，減少了自然要素，這是造成城市生態問題的主要因素之一。城市景觀的核心要素即是建筑，在設計建筑中對城市景觀進行格局、綠化、生物多樣性以及美學等生態補償，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市生態架構，從而有效的加強城市景觀自然組成因素的生態機能，改善城市生態質量，更好的建設可持續發展的人居環境。

一、修復并補償景觀格局

國內大多數城市的景觀格局，基于不斷強化的城市化進程，或多或少的存在著功能缺損或架構不合理等問題。具有全面性、決定性的景觀格局作用，城市生態建設的關鍵在于修復并補償城市景觀格局。在城市化前提下，利用景觀生態學等科學手段，積極干擾城市景觀，可引導城市景觀積極演進。整體城市景觀格局、綠化系統的平面與空間布局、水系與地形等要素的相互關系等，都會對物種及其棲息地造成嚴重的影響。各異的地理、氣候及環境條件，城市均有與之相對應的不同理想景觀格局。受各種因素的影響，這種演變過程總是曲折反復的。不斷修復并補償城市景觀，是城市景觀格局優化的主要目的，改善城市生態系統運行效率，把城市生態建設納入城市基礎設施網絡，通過保護、修復和重建景觀要素，促進城市健康、有序的發展。在設計建筑中對城市景觀生態格局的修復并補償，確定正確的尺度觀念是其關鍵因素之一，利用不同的等級尺度分析、優化與補償城市景觀格局。

1、修復并培育關鍵性景觀組分

針對大多數城市景觀的主要影響性因素，不可忽視干擾性的人為活動因素，同時，也是個大城市各種重點生物喪失棲息地以及城市景觀退化功能的重要因素，對此，需加強景觀保護的理念，實施有效的自然景觀保護措施。站在城市景觀的角度講，其多數景觀格局中普遍存在著一些關鍵性要素，它們對城市生態健康與完整的維持保護至關重要，其生態功能難以用人為的技術手段解決，也是城市景觀中不可或缺的空間模式，這些關鍵因素包含一些較大面積的原生自然斑塊、戰略點、斑塊之間的連通廊道等。它們在城市化過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將致使城市景觀整體的上臺功能衰退。站在生物角度講，它們對城市景觀各要素都具有利用的本能，但城市景觀中的這些關鍵要素對生物生存演替則具有關鍵性影響，若設計建筑能積極引導生物，讓其能占領這些組分并形成一定的勢力圈，則可最有效地利用景觀從而重建較為安全的城市生態系統。

與此同時，通過恢復并培育城市重要景觀組分的具體實施，可有效完善城市景觀架構、重建生物棲息地、改善城市小氣候、提升城市景觀的生態功能。當前，國內城市現有許多原生生態系統絕大部分已被破壞，為使城市走向正確的生態景觀演變之路，需適當的對城市中的原生態自然景觀進行有效的恢復，或采取恰當的原有生境的模擬重建。

2、破碎化的斑塊減少

造成逐步破碎化的城市景觀原因，主要有三大方面：原始生境消失、生境斑塊縮小及生境斑塊孤立化，它使景觀要素被分割成眾多小斑塊，對景觀架構和功能都產生不利影響。要減少斑塊破碎化，需從建設生態廊道、做好總平面規劃和單體設計等多方面入手。與此同時，建筑及其環境中，人與自然相互作用影響，分別占據不同的時空，這種相互作用對于城市生態系統而言，既可能是積極干擾，也會帶來不利因素的影響。通過設計建筑對人行為進行引導，正確使用建筑的時間與空間，就能趨利避害，取得人與自然的相對和諧。

二、補償綠化系統

城市化一般不可避免地增加非生物要素，設計建筑可通過增加綠化面積，進一步優化綠化系統的生態功能，平衡其生物與非生物的比例，提高綠化的生態效率來進行有效補償。對此，主要有：首先，設計城市中綠化系統的演進需與城市化協同，把握綠化與其它景觀要素的關系，既相互限制又相互激發；其次，要區別對待城市植物群落棲息地，引入適宜的自然群落結構機制，自我維持與更新，并產生較大的自然生產力，以協調城市開發與生態保護的多種關系。

三、節約并補償水資源

在建筑全過程中對城市水資源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不透水地面面積的大量增加；污水、廢水的產生；地表植被減少致使城市水資源涵養量縮減。建筑設計主要通過水的循環利用、雨水搜集、中水生態處理回用等方法來保護、節約和涵養水資源，進行生態補償。

四、補償生物多樣性

城市生物多樣性是城市居民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需要，是維持城市生態系統平衡的基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和生態環境的惡化，城市生物多樣性在最近幾年急劇下降。設計建筑對城市生物多樣化的補償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通過建筑設計為生物提高棲息地。另一方面是提高建筑環境綠化整體的棲息地功能。

建筑及其環境可提高面積巨大的屋面和不同標高的臺地空間，這些空間不易受到城市人為干擾的影響，通過屋面的生態化建設，結合建筑庭院和城市綠化系統建設，形成適宜于城市物種生存的棲息地，形成城市的空中庭院物種，可適宜于不同城市物種的遷移與定居。

五、補償景觀視覺

當前的建筑設計中，城市景觀中建筑等人工要素占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對此，需進行詳細的視覺補償設計才能更好的實現生態補償指標。在生態補償過程中，適當的添加較多的植物物種，盡情施展較好的群落生態功能，并展示生態美，拉近人與地間的距離，關護環境。同時，通過重新彰顯自然，將自然元素及自然過程的顯露和引導，來更好的喚醒人們對自然的關懷，讓人們感受到自在的大自然內在景美的架構，有利于將使用者的生態意識進一步提升。

第4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解決措施范文

關鍵詞：生物入侵；防治對策

外來入侵物種是指從自然分布區通過有意或無意的人為活動而被引入、在當地的自然或半自然生態系統中形成了自我再生能力、給當地的生態系統或景觀造成明顯的損害或影響的物種。

這些入侵物種瘋長成災，侵入草場、林地和荒地，很快形成單種優勢群落，導致原有植物群落的衰退。外來入侵種在當地定植、擴展并產生一定影響的過程或現象稱為生物入侵。它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影響人類健康、農業潛力、生態系統平衡、生物多樣性保護，并且隨著全球性貿易的發展、對外開放、全球變化以及土地使用模式的改變會愈發嚴重。

1.外來生物入侵現狀

據統計，美國每年因生物入侵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1500億美元，印度每年的損失為1300億美元，南非為800億美元。這些外來生物的入侵給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和社會經濟造成巨大危害，僅對我國農林業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每年就高達574億元。而生物入侵的危害又是多方面的。

我國一直是深受外來有害生物危害的國家。棉花枯黃萎病20世紀40年代初從美國入侵我國，現已發生266.67萬hm2，每年至少損失皮棉10萬t。近20年來，隨著國際交往的不斷增加，已難以準確回答到底有多少外來物種傳入我國，有多少已建立種群并帶來危害。我國對外來入侵種類的調查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依據文獻資料對農田、牧場、水域等生境的植物進行了初步統計，發現至少有58種外來植物對我國農林業帶來了危害。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外來人侵動植物危害日益猖獗，我國加緊了防治工作。對外來害蟲松材線蟲、濕地松粉蚧、美國白蛾、稻水象甲和美洲斑潛蠅以及外來有害植物水花生、水葫蘆、脈草和紫莖澤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但由于目前國家針對外來人侵種沒有制訂具體的預防、控制和管理條例，各地在防治這些入侵物種時缺乏必要的技術指導和統一協調，雖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資金，但有的防效并不理想。已傳人的入侵物種繼續擴散危害，新的危險性入侵物種不斷出現并構成潛在威脅。

1.1生物入侵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

生物入侵倍受各國政府關注的首要原因是它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光肩星天牛是原產于亞洲的極具破壞性的林木蛀干害蟲．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該種害蟲隨木質包裝材料進入美國．到1998年8月，它已在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紐約、華盛頓等14個州的倉庫中校發現，在芝加哥、紐約等地的野外也發現了該物種．光肩星天牛在美國沒有已知天敵，會對美國遍地種植的楓樹和果樹造成危害．如果它在美國得以長期繁衍，造成的經濟損失將高達1380億美元。僅美國每年因外來種入侵造成的經濟損失就近1370億美元．

1．2生物入侵造成嚴重的生態破壞和生物污染

大部分外來物種成功入侵后大爆發，生長難以控制，造成嚴重的生物污染，對生態系統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比如，原產南美洲的水葫蘆現已遍布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的河湖水塘，瘋長成災，嚴重破壞水生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導致大量水生動植物的死亡。更可怕的是許多入侵物種，在新的環境中可能出現基因突變，造成嚴重的生物污染。

1．3生物入侵直接威脅到人類的健康與安全

如1991年美洲爆發的霍亂，很可能是由于外來船只受到污染的水傾倒在秘魯港所引起的。這次霍亂使100多萬人受到感染，約1萬人死亡；脈草、三裂葉脈草現已分布在我國東北、華北、華東和華中的15個省市，它的花粉就是引起人類花粉過敏的主要病原物；“瘋牛病”最早于1986年在英國發現。科學家推測，可能是病牛或病羊的尸體被加工成了動物飼料，從而引起疾病大規模傳播。1996年3月，英國政府正式承認瘋牛病有可能傳染給人。

1．4生物入侵導致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化學污染引起的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引起了各國科學家的重視，但最近幾年生物入侵對多樣性的影響又成為一個主要的問題。入侵物種破壞了復雜的生態系統，降低了生物多樣性，使瀕危動植物受到侵害，外來物種中的動植物與本地種雜交，改變了當地的遺傳多樣性與完整性。參加第五屆生物多樣化公約締約國大會的專家們警告說，外來物種給生物多樣化造成的破壞，其嚴重程度僅次于生物生存環境的縮小和喪失。比如，原產中美洲的紫莖澤蘭已遍布我國西南大部分地區，原有植物群落迅速衰退、消失。另外，生物入侵導致生態災害頻繁爆發，對農林業造成嚴重損害。近年來，松材線蟲、濕地松粉階、美國白蛾等森林入侵害蟲嚴重發生與危害的面積，每年達150萬hm2；稻水象甲、非洲大蝸牛、美洲斑潛蠅等農業入侵害蟲每年超過140萬hm2；脈草、飛機草、水葫蘆、大米草等肆意蔓延，對本地生物多樣性和農業生產造成了巨大威脅，已經到了難以控制的局面。

2生物入侵危害產生的原因

2．1盲目引種

并不是所有的物種遷移或引入都會產生危害，而且許多新品種的引入確實解決了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例如：1859-1900年間，澳大利亞筆尾松鼠被引入新西蘭，就成為了新西蘭毛皮業的財富之源；然而，大多數的引種在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卻給人類帶來了更大的災難。例如，20世紀50年代我國引入水葫蘆，主要是為豬提供飼料的。隨著飼料工業的發展和生豬喂養方式的改變，再采用含水量高、食用成分少的水葫蘆飼料，其投入與產出已經不成正比，于是昔日人人爭搶的水葫蘆，如今便異化成了避之不及的環境公害。專家認為盲目引種是造成生物入侵的最主要的原因。

2．2海洋業

一是海洋垃圾：隨廢棄的塑料和其他人造垃圾漂浮的海洋生物每天都在向南極洲和一些熱帶島嶼進犯，并對當地的物種造成威脅。據海洋生物學家表示，軟體動物、蛀船蟲、珊瑚蟲這些寄居類動物如今正附著在漂浮的垃圾上漂進新的地區，對那些地區的物種造成危害，并開始改變那里脆弱的生態系統。海洋生物學家巴恩斯表示，能使海水結冰的溫度可能是阻擋外來物種入侵南極洲的主要屏障，而如果全球氣候變暖削弱了阻擋外來生物的天然海水屏障，情況就將更加嚴重。二是海洋壓艙水的排放：20世紀初，壓艙水代替了固體壓艙物，這無意中為水生生物在世界范圍內的散布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輪船變成了一個滿載各種微型生物的“水族箱”，它們在世界范圍內輸送貨物時，不斷地運輸和儲存這些水生生物。由于一些尚不清楚的原因，越來越多的與壓艙水直接相關的異地種侵入事件在20世紀的最近幾十年里時有發生。

2．3旅游業

很多的物種入侵是由于旅游者的攜帶而引起的，游客從全球各地帶來各種的物種，其中就包括有異地的植物、動物、微生物。這些物種被游客有意無意地留在當地的生存環境中，對當地的生物入侵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2．4國際貿易

最近10余年來，隨著全球貿易額的不斷增加、國際運輸的集裝箱化和車船飛機的速度加快及大型化，促進了鮮活植物產品貿易，也最大程度地增加了有害生物存活的可能性，從而提高了有害生物在國際間傳播入侵的機會。例如美國白娥入侵亞洲，就是由于在二戰后，日本木材奇缺，美國原木大量傾銷日本，美國白蛾也就由此進入亞洲，進入中國；松材線蟲傳人中國、光肩星天牛(ALB)傳人美國等都是由于國際貿易而引起的。同時種苗產業國際化與國際交流頻繁更加快了病蟲的入侵與擴散。3防治生物入侵的技術措施

3．1清除

當某一物種初到新地時，試圖全面根除是可能的。這種手段雖然極端，但已經被南非的很多國家采用了。例如世界范圍內的鼠害，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有80多個島嶼已經清除了老鼠。但大多數情況下，試圖清除是行不通的。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建立了有效的早期預告系統來報告入侵物種的到來，很少有相應的專門小組執行有效的根除計劃。而且，沒有一個國家建立了完整的數據系統來確定是否新引進了某一物種，并且這一物種是否有侵略性。然而，我們都知道，只有在發現及時，立即采用有效手段和全面參與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根除入侵物種。所以這種措施在實施時有很大的局限性。

3．2防治對策

3．2.1實行全面檢疫，阻止外來種的偶然入侵

檢疫是為防止危險性有害生物傳出或傳人某個國家或地區所采取的預防性措施．14世紀中葉，歐洲的威尼斯共和國為阻止黑死病、霍亂、黃熱病等疫病傳人本國，對要求人境的外來船舶和人員采取了進港前一律在錨地停滯、隔離40d的防范措施，后來逐漸運用到阻止動植物外來種傳播方面，出現了動植物檢疫．1994年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最終達成的(實施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協議)，已成為一部國際檢疫法。1999年在昆明舉辦世界園藝博覽會期間，我國共檢疫國內外參展植物763批次、683140株，草坪165279m2，肥料8100kg，木包裝7件．截獲有害生物162批次，發現有害生物160多種，并進行了及時的處置。

3.2.2采取全面的生態評估和監測，防范引進品種的入侵

美國夏威夷為了消滅害蟲，從非洲南部引進了一種玫瑰色蝸牛，誰知55年后，它競將15—20種土生土長的蝸牛伙伴消滅得干干凈凈。為了改善牧草的營養結構，美國西部引進了纖維含量較高的胡枝于，結果它瘋狂地繁殖、蔓延，致使原本能養活9萬頭奶牛的牧場寸草不生，最后被荒棄不用。在中國的海南、廣西和云南南部大面積種植的巴西橡膠林，種植面積最大時達到1億株，40多萬公頃。大面積的天然林被毀，代之以巴西橡膠占絕對優勢、土壤板結、物種多樣性匠乏的生態系統。

所以這些出于良好愿望導致的災難性后果提示人們，在進行人為引種前必須認真作好全面的生態評估，并進行引種后的跟蹤監測。

3．2．1化學防治

對外來物種的化學防治(包括誘餌、驅趕劑和毒藥)通常被認為不可取，因為眾所周知的廣譜殺蟲劑對環境和人類健康的影響。但據美國國會透露，有一些新型化學殺蟲劑只對某一種或幾種害蟲起作用，不會影響人類健康。但是，這些化學殺蟲劑非常貴，而且需要反復使用，易使害蟲產生抗藥性。所以化學防治也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才有效可取。

3．2．2機械防治

機械防治有些時候是可行的。例如，在佛羅里達，手工除蝸牛就是根除非洲大蝸牛時使用的方法。然而，大多數外來物種無法用機械防治(如小昆蟲和地穴動物)，而且，機械設備的成本很高，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可想象。

第5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解決措施范文

關鍵詞：水利工程；生態環境；環境監測；保護措施

中圖分類號：B8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4）5-0147-02

我國水利水電工程的建設不僅在防洪、發電、灌溉、航運等方面對社會經濟發展貢獻巨大，而且在促進資源合理利用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搞好水利水電工程對于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有重要意義。中國是一個經濟迅速崛起的國家，目前正面臨著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的雙重任務。但是隨著建設投入的不斷加大，過多的水利工程建設項目會對生態環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水利工程建設的過程中，它往往破壞大量的生態環境導致生態環境失衡。因此，在流域的開發，水利工程的規劃、設計、施工、調度及水庫運行中，應充分考慮生態與環境的要求，使工程在造福人類的同時，對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降至最低。衡量一個水利工程的成敗不僅要看它的工程技術解決的如何合理，還要看它在建設中對環境的影響是否有具體的、完善的解決措施。加強水利水電工程施工期和運行期的生態環境監測和管理，在生態保護方面探索出符合我國國情的方法和技術是至關重要的，工程建設與環境保護同時并重，才能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有機地統一起來。重視環境保護工作，落實措施，狠抓管理，才能實現工程建設、生態環境及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1 水利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評估

1.1 正面效益

水利工程在防洪、灌溉、供水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不僅有著巨大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同時也有著巨大的環境效益，有效減輕和防止了生態環境災難的發生。水利工程能有效的控制河流洪水的主要要來源，減少因防洪、分洪產生的生態環境問題。某些水利工程能改善局部小氣候和生態環境，改變當地環境和景觀。通過庫區綜合的開發計劃，能夠改善水生環境和促進漁業、栽培業，改善當地人民的生活條件。成功例子可在葛洲壩、丹江口、東江庫區發現。

1.2 負面影響

水利工程的環境影響區域一般可分為庫區、大壩施工區、壩下游區。庫區的環境影響主要源于水庫淹沒和移民安置、水庫水文情勢的變化，受影響最大和最為重要的通常是生物多樣性、水質、水溫、環境地質、景觀、人群健康、土壤侵蝕、土地利用、社會經濟等因子。而在河流上建壩，阻斷了天然河道，導致河流態發生變化，進而引發整條河流上下游和河口的水文特征發生改變，這是修壩帶來的最大生態問題。水庫蓄水后，隨著水面的擴大，蒸發量的增加，水汽就會增多等等，容易發生水污染。一些水利工程建設造成河流形態的均一化和不連續化，造成河流形態多樣性的降低，進而使生物群落的多樣性降低。需要強調的是，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地河流上修建水利工程影響是不同的，要對具體的河流進行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影響的性質有利有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有短期和長期的，在水利水電工程的環境影響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則可以通過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減免。流域和區域原來的生態系統平衡被打破后，需要經過一定時間才能達到新的平衡狀態。因此，制訂水利工程的生態環境監測和保護計劃是水利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

2 水利工程環境監測中應重視的問題

為了掌握水庫建庫后流域生態系統的時空變化，對水利工程興建前后庫區及

大壩下游地區的生態環境實行全過程系統的跟蹤監測，預測不良趨勢并及時警報，發現問題并提出減免不利影響的措施，及時為水庫影響區域生態環境建設與管理提供科學依據等，建立水利工程生態環境監測系統都是十分必要的，具有重要意義。

環境監測系統是一個具有多因子、多層次監測功能的統一管理系統，應統一領導、統一規劃，并分期實施，以保障監測系統高效率正常開展監測工作。水利工程涉及因素眾多，相關關系復雜。監測規劃應以庫區為重點，兼顧下游及河口地區，實現以較少的監測站點獲取較完整的有代表性的生態與環境監測資料。水利工程生態與環境監測系統是一個跨學科、跨部門、跨地區的系統工程，根據監測需要，應將現有機構優化組合，以獲得最大效益。此外，設置的監測系統、監測站點應具有代表性，監測系統運作形式靈活，系統分級合理，具有較現實的可操作性等。環境監測對象主要包括對水質、水文、局部氣候、山地災害、水生物、陸生動植物、人群健康、大壩區域環境、農業生態環境等內容。監測的具體項目、位置、頻率，應根據影響預測結果實際確定，按影響范圍、程度、性質確定重點監測項目和一般監測項目。

3 水利工程施工過程中的環境保護措施

對黃河小浪底工程環境保護實踐情況進行分析，在水利工程施工過程中的環境影響主要集中在水質、固體廢棄物、大氣污染、噪聲、生態環境、水土流失、文物保護等方面，同時，它們也是生態環境監測的重點對象。

3.1 空氣污染

開挖產生的粉塵采用濕法作業減少降塵，爆破粉塵一般采用濕法作業、爆破前后灑水減少降塵。灑水設備可以購買也可以租用，但要進行經濟比較。施工區設置鍋爐的，煙氣排放應滿足有關規定和要求。施工現場及溶洞群內以改進施工方法為主，采用濕鉆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粉塵污染，同時，對現場施工人員加強勞動保護。粉體物料要盡量采用管道輸送，并對輸送管道采取防泄漏措施。

3.2 水質污染

砂石料加工廢水需進行沉淀處理，達標后才能排放，并將廢水回用至生產加工，提高水資源利用率。基坑廢水在沉降處理過程中，應加強水質監測，延長靜置時間。混凝土拌合廢水可在廢水排放量相對集中的施工點，設置沉淀凈化池，將pH值值調至中性，出水通過水質監測，達標后才能排放。含油廢水應集中修配保養場，經沉淀、除油處理，含量小于5 mg/L時，排入附近荒地。營地必須設置生活污水收集池，污水經過化糞池發酵殺菌后由地下管網輸送到無危害水域，有條件的可輸送到當地污水處理廠。

3.3 固體廢棄物

固體廢棄物由于其來源和種類多樣性和復雜性，對它的處理方法應根據各自的特性和組成進行優化選擇。對于有毒有害廢物應盡量通過焚燒或化學處理方法轉化為無害后再處。對一般廢物的填埋處置必須保持周圍環境的一致性，廢物頂部必須覆蓋植被、保持長期穩定，能防止風化侵蝕、洪水和揚塵。

3.4 水土流失

水利工程施工過程中對水土流失的預防，應從設計、施工過程甚至工程竣工后都給予充分的重視，設計時應盡量使挖填方平衡，提高土、砂、石料的利用率，減少廢渣量等。施工中應盡量減少對地貌及植被的破壞，工程竣工后應搞好護坡造林和種草。根據工程情況采取必要的開挖面防護措施，取土場、棄渣場防護措施，以及臨時工程防護措施等。

3.5 生態保護

水利工程要盡最大可能保護和恢復河流形態的多樣性，而保持河流的蜿蜒性是保護河流形態多樣性的重點之一。同時，保持河流斷面形狀的多樣性，尊重河流原有的自然斷面形態。除此之外，河道防護工程的岸坡要采用有利植物生長的透水材料，水利工程設計應為植物生長和動物棲息創造條件。開展生態監測和管理，對工程建設中形成的次生裸地要及時復土、還林。加強庫區生物群落調查，處理好生物多樣性與安全防疫的關系。

3.6 噪聲防護

合理安排施工計劃，避免在同一集中地點集中使用大量機動設備，施工單位應首選符合噪聲排放標準的施工機械，采用低噪聲設備和工藝。對敏感目標，可采取可采取限制施工時段、設置隔聲屏障等工程措施。對高噪聲作業場施工人員，應加強勞動保護，可配發耳塞、耳罩或頭盔等防噪工具。

3.7 文物保護

建立文物保護評價制度，健全文物保護相關法律法規，依照《文物保護法》的規定，按照“既有利于文物保護，又有利于基本建設”的原則，力爭民生工程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達到“雙贏”。構建前期工作協調機制，搜索建立“基本建設文物保護經費基金”，使“文物保護先行”制度化、具體化。建立實施與驗收協調機制，優化、處理好文物保護與投資計劃的關系。還要注重后期管理，強化文物適度利用和展示。以三峽工程為例，國家建立了三峽博物館，延伸了水電文化內涵，豐富了物質載體，挖掘了文化資源的經濟潛力。

3.8 環境監測

根據水利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的特點，建立一個以人類生態環境為中心，以庫區為重點，延及庫區下游與河口相關地區所組成的跨地區、跨部門、多學科、多層次的監測網絡。建立一套完整的監測指標體系，完整的監測管理體系，保證水利工程生態與環境監測網的正常運行。對所有大規模項目都需要在運行階段進行定期監測，監測對象包括大氣、水、噪聲、土壤及自然生態的其他要素，優先污染物優先監測，要全面規劃、合理安排。

4 結 語

水利水電工程的興建和運用，對周圍環境必然產生各種有利或不利的影響，同時也會對區域生態與環境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把加強環境管理與監測作為水利工程的一項重要工作，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研究提出生態保護要求及采取的對策和措施等，使水資源的開發、利用、保護、配置與生態環境相互協調，促進經濟、社會、環境協調與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解新芳.黃河小浪底工程環境保護實踐[M].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0.

第6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解決措施范文

關鍵詞：生態園林城市 城市建設 城市新形象 四川資陽

資陽地處四川盆地中部，是四川唯一同時連接成渝“雙核”的區域性中心城市。這里四季分明，終年碧翠，春早夏長秋短冬暖。文化旅游資源和人文古跡極為豐富。為增強城市核心競爭力，進而推動城市生態文明建設，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建立和完善城市綠地系統。根據環境生態學原理，對資陽進行規劃、建設和管理，減少城市的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噪聲污染等，通過上述措施改善資陽人民的生存環境、提高生活質量。工業化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問題要求建設生態園林城市，用以確保生態平衡。通過建立健全城市綠地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社會的和諧發展。

1 建設生態園林城市的意義和特點

1.1 建設生態園林城市的意義 建設生態園林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制約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建設生態園林城市是全社會共同期待的事業。生態園林對于城市的發展極為重要，它是建設現代化城市的重要標志，對于優化城市環境、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以及促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對于一個城市來說，生態園林對于改善人居環境，營造優美、清潔的生存空間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大力發展和建設城市的園林與綠地，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美化城市環境，完善城市綠地系統建設。

根據生態學原理建立生態城市，在這個城市中社會、經濟與自然協調發展，充分利用物質、能量和信息，人們在這種生態良性循環的環境中生活、工作和學習。將生態學的原理與園林景觀藝術進行有機結合，在一個空間環境中合理配置喬、灌、草以及藤本植物，使植物種群協調發展，并且層次鮮明、季相色彩適宜，將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三者進行融合，進而營造一個協調穩定、景觀優美的生存環境，豐富人們物質和精神生活。

1.2 生態園林城市的特點 與傳統城市相比，生態園林城市具有觀賞、美化環境等園林特點，同時兼具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公共性與共享性、協調性和變化性、無界性與一體性以及綜合性和完備性等生態學特點，生態園林城市在整個生態系統中融合了自然美、藝術美和社會美。

在功能方面，生態園林城市一方面在調節小氣候、維持碳氧平衡、衰減噪聲，美化市容，提供游憩的空間方面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提高經濟收入和增加就業機會。生態園林城市是一個人造的生態系統，作為生態城市，具有生態城市的功能，體現著生態城市的特點。在一個地區范圍內，同時，生態園林城市又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因此，現代化的生態園林城市體現了生態文明、物質文明，以及城市精神文明，是發展城市園林綠化的最高形式。

以生態學為基礎，融合景觀學、景觀生態學、植物生態學，以及城市生態系統等理論知識，構建城市生態園林。在風景園林和城市綠地影響的范圍內，通過研究各生態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按照生物多樣性原理構建城市生物群落，使人工構建的城市生態園林系統更加穩定，確保城市生態平衡。構建生態園林城市的宗旨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謀求可持續發展，解決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自然有限供給之間的矛盾，保證社會經濟與人民生活同步穩定提升。

2 建設生態園林城市的要求和應堅持的原則

對于生態城市來說，在滿足人居環境的前提下，然后去追求優美的生態環境和高效的投資創業環境。在這樣的城市中，任何產業的發展都不能以生態平衡的破壞為代價，企業日常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合理與優化，不斷提高原材料與能源的利用率，善待自然、保護環境成為社會公民的自覺行為準則；在城市生態園林中，到處是綠蔭草地、青山綠水，人的行為與大自然相互融合共同發展。建設生態園林城市要不斷滿足人對自然的需求，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

通過營造優美的生態環境，進而構建生態城市，借助園林綠化進一步改善生態環境，依據生態理論，對生態園林城市進行規劃和建設，以生物多樣性為基礎，樹立師法自然與生態化相結合和“以植物造景為主”的園林設計思想，充分考慮各類植物間平面距離、立體結構（喬木、灌木、花草）與輪廓的變化、構筑城鄉融合的城市生態網絡系統、合理布局城市園林綠地，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型、生物多樣性、適地適樹，因地制宜、藝術性、美學等原則，是把城市園林向更高層次提升的比不可少的。

3 關于資陽城市生態建設的幾點思考

3.1 城市園林建設和城市園林設計都是城市文明不斷發展的結果 在建設生態城市的過程中，園林綠化對于調節氣候、減少噪音、防風固沙、保持生物多樣性發揮著重要作用。對于任何城市來說，園林綠化就是形象工程，它代表一種生產力，它就是美麗城市的代名詞，其中公園綠地就像一顆璀璨的明珠，它使城市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和凝聚力，符合人民群眾的現實生活，具有很強的實用性，能夠彰顯城市綠化的功能。近年來，圍繞打造生態園林城市的總體目標資陽市加大城市綠化建設的力度，生態城市建設全面啟動，突出抓好九曲河兩岸城市綜合整治工程，發揮九曲河在資陽市建設生態城市的獨特優勢，時隔兩年，如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生態優勢逐漸顯現，所以我們要將后續工作做到位，做好植物調整、更新和補植工作，不斷豐富植物群落，實施綠地保護，提高文化品位，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還有老城區的三賢公園、世紀廣場的重新規劃建設以及沱東新區字庫山公園的景觀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市民文化、游憩、娛樂的需要，營造了市民生存發展的綠色空間，它們的景觀形象已經得到市民和外地游客的稱贊。

3.2 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的政策和措施 生態園林是園林發展的總趨勢，建設生態園林需要我們借助現代化的科學手段，從生態學、行為學、環境保護學的角度對城市環境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研究與分析，逐步實現在城市中建設園林到城市融于園林的過渡。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建設生態園林城市是理性的選擇，在生態園林城市中，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并且協調發展。建設生態園林城市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必須以人為本，營造良好的人居環境，實現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我們要逐步提高城市生態功能性，抓公共綠地建設，建設人文景觀，弘揚歷史文化。世紀廣場、三賢公園、字庫山公園、九曲河沿河生態建設等城市園林綠化建設工程，將園林綠化與歷史文化傳統緊密結合，讓市民在休閑之余，體會能源城豐厚的文化底蘊。通過采取各種措施確保園林綠化成果，進一步改善城市生態環境：一是加強宣傳；二是開展各種活動來保護綠化成果；三是建立和完善保護城市綠化和環境的規章制度，對人們的不良行為進行約束，營造愛護環境和保護綠地的良好氛圍；四是建設綠化執法隊伍，認真執行園林綠化的相關法律法規。

3.3 目前建設生態園林不可忽視的問題 我國的城市在生態園林建設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問題，對于新興的資陽市城市園林的建設也不例外，主要表現在：①城市綠地面積嚴重匱乏，結構布局不合理；②公共綠地分布不均勻、公共綠地建設滯后；③植物種類單調，缺乏豐富的生物多樣性；④建設缺乏科學的指導；⑤沒有完善的政策、體制、機制保障，保障確保機構進行行之有效的配合。這些缺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市的特點，導致城市園林綠化的生態效益進一步弱化。

建設生態園林關系到市民的人居環境，這是全社會備受矚目的公益事業。通過調動社會力量早日完成這個目標，建立和完善相關的法規、規章制度，在強化環境管理的前提下，加大宣傳的力度，鞏固和強化市民的環保意識，將生態園林與城市發展落實到市民的行為活動中。在規劃過程中，考慮園林綠地景觀的生態效應要從綠地的立體結構和平面格局等角度出發，進而發揮其最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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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解決措施范文

關鍵詞：棉花（Gossypium hirsutum L.）；連作；土壤微生物；土壤酶

中圖分類號：S562；S344.4；S1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3）24-5962-04

連作是指在同一地塊上連續兩茬以上種植同一種作物或同一科作物；作物連作以后，即使在正常的栽培管理措施下，也會使植株長勢變弱，產量和品質下降，這種現象被稱為連作障礙[1]。連作問題在農業生產中普遍存在， 可引起土壤質量下降、作物減產以及病蟲害危害加劇等連作障礙的發生，在中國棉花（Gossypium hirsutum L.）主產區，連作現象非常普遍，隨著連作年限的延長，許多棉田發生棉花死苗、病蟲害頻繁發生、生長不良、早衰、產量下降等連作障礙現象。國內外研究表明，連作障礙是由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其本質是土壤根際微生態系統失調或惡化[2-5]。本研究就棉花連作對土壤理化性狀、土壤微生物數量、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土壤酶的影響進行了綜述，以及對緩解連作障礙的途徑進行了探討。

1 連作對土壤理化性狀的影響

土壤基礎肥力是棉花高產的重要保障，棉區棉花面積擴大，倒茬困難而長期連作，導致土壤肥力下降。范君華等[6]研究發現南疆干旱區連作棉田中土壤鹽分和養分狀況表現為：總鹽、K、Na、速效鉀減少，而有機質、全氮、速效氮、速效磷、有效錳呈增加趨勢，有效鐵、有效銅、有效鋅的變化沒有規律。劉建國等[7]利用棉花長期連作定點微區試驗，研究不同連作年限棉田土壤物理、化學性狀的動態變化。結果表明，隨著連作年限的增加，棉田土壤容重下降，連作5、10、15和20年土壤有機質含量分別比種植1年的增加10.56%、18.09%、37.34%和55.64%，土壤含鹽量呈上升趨勢，隨著連作年限的增加，土壤堿解氮含量增加，土壤速效鉀含量呈下降的趨勢，有效磷含量在連作5年時達到最大值，隨后下降，連作10、15和20年之間的變化幅度較小。韓春麗等[8]對新疆綠洲地區不同連作棉田土壤中9種礦質元素含量和棉田養分收支量等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棉田土壤中微量元素和大量元素均有一定程度的貧化趨勢，長期連作導致土壤中Mo的消耗最為嚴重，說明棉花對Mo的吸收能力最強，因此，提出棉花長期單一種植，應重點補充Mo、Zn和Cu微量元素肥料，酌情補充Mg、K等大量元素肥料。棉田Ca、Na含量較新疆土壤背景低，預示棉田土壤在向脫鹽堿方向發展，但兩元素在秸稈中的比例較高。因此，棉花長期連作農田應注意防止耕作層土壤向次生鹽堿化方向發展。劉瑜等[9]以長期連作棉田為研究對象，對5～15年連作棉田土壤理化性質和生物學性狀進行測定，結果表明，棉花長期連作對土壤肥力性狀影響顯著，表層土壤（0～20 cm）肥力明顯高于亞表層（20～40 cm）。

2 連作對土壤微生物的影響

2.1 連作對土壤微生物數量的影響

在中國棉花主產區，連作現象非常普遍，隨著連作年限的延長，許多棉田發生棉花死苗、病蟲害頻繁發生、生長不良、早衰、產量下降等連作障礙現象，眾多研究表明連作障礙的發生與根際微生態失衡有關[10，11]。根系分泌物中的自毒物質、酚酸類物質的化感效應導致土壤根際微生態系統失調或惡化[12]，病原微生物富集，土傳病害加重[13，14]，作物減產，土壤質量下降[15]。同時連作也降低了微生物多樣性水平，造成細菌型土壤向真菌型土壤轉化，最終表現為連作障礙。顧美英等[16]對棉花多年連作的土壤微生態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隨著連作年限的延長，細菌數量和生理菌群有先增加后減少的趨勢，真菌數量總體上呈現增加的趨勢，這說明連作對微生態的影響在持續積累。連作最直接的負面影響是導致微生物多樣性趨向單一，使病原微生物增多，特別是土傳病害加重，作物的抗病性下降[17]。王汝賢等[18]通過對抗枯萎病品種連作田微生物數量變化的研究表明，隨著棉花抗病品種連作年限的增加，土壤中棉花枯萎菌、尖孢鐮刀菌的數量及細菌類群均減少，而真菌、放線菌和線蟲的總數量以及對棉花枯萎菌有抵制作用的放線菌、細菌的數量逐漸增加。認為棉花抗病品種連作田土壤中棉枯萎菌數量的減少，是土壤致病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棉枯萎菌數量減少則主要是棉花抗病品種在長期連作下根系分泌物中的抑菌物質對病菌抑制的結果。

2.2 連作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

土壤微生物是棉田土壤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成分，對土壤肥力的演變、植物有效養分的持續供給、有害生物的綜合防治及土壤修復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和組成的多樣性不僅作為評價土壤環境和土壤肥力變化的靈敏生物指標，而且對于提高土壤生態系統的穩定性與和諧性，增強對土壤微生態環境惡化的緩沖能力至關重要。國內外的研究表明，連作、輪作等栽培方式，對土壤微生物的群落多樣性和功能產生顯著影響，進而影響土壤質量和生產力[19]。婁陽洋等[20]對棉花連作與稻、棉輪作土壤細菌群落結構差異進行了DGGE分析，發現稻棉輪作群落結構變異較明顯，在稻、棉輪作的棉田土壤的蕾期出現了特殊種類，并占優勢地位。顧美英等[21]以南北疆不同連作年限棉花根際土壤為研究對象，研究了連作對棉花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樣性的影響，結果表明，不同連作年限棉花根際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和功能多樣性差異顯著，荒地土壤微生物活性較低，連作年限較短時，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平均顏色變化率（AWCD）和Shannon指數較高，長期連作則呈下降趨勢。因此棉花長期連作使棉花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樣性降低，發生連作障礙，進而導致棉花產量降低。

3 連作對土壤酶的影響

土壤酶活性與土壤質量以及土壤生物數量和生物多樣性相互聯系，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壤生物學肥力質量變化[22]。顧美英等[16]研究表明，脲酶和蛋白酶活性隨連作年限增加表現為先增加后減少趨勢，蔗糖酶、多酚氧化酶和過氧化氫酶活性與連作年限關系不明顯。張偉等[23]通過棉花連作定點微區試驗研究了棉花長期連作和活性炭處理后棉田土壤酶活性的變化。結果表明，棉花連作影響土壤酶活性的變化，隨著棉花連作年限的增加棉田土壤脲酶、蔗糖酶和過氧化氫酶活性降低，多酚氧化酶活性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趨勢。朱新萍等[24]采用田間采樣及室內測試的方法，研究了新疆棉區不同連作年限棉田的4種主要土壤酶活性特征及其與土壤肥力的關系。結果表明，棉田連作對過氧化氫酶的影響不明顯，與荒地比較，脲酶和堿性磷酸酶在耕作后均有所增加，到5～7年普遍達到最大值，之后有所下降；蔗糖酶則到3～5年達到最大值，之后有所下降；土壤過氧化氫酶與pH、土壤有機質、全氮、全磷、速效氮和速效磷含量呈正相關，脲酶與全氮和堿解氮呈顯著和極顯著正相關。

4 緩解連作障礙的有效途徑

4.1 選擇抗病品種，合理輪作

目前還沒有一種非常有效緩解棉花連作障礙的途徑，根據連作帶來的問題采取預防為主的措施。選擇高抗炭疽病、立枯病、根腐病、枯萎病和黃萎病的品種。在播種前曬種、進行種子包衣可以有效預防炭疽病、根腐病、黃萎病等。采用棉花與兩萎病非寄主植物輪作、水旱輪作防病效果顯著。從土壤養分保持的角度分析，作物輪作能使土壤進行自然演替，可維持土壤肥力并改善土壤結構，減少土壤侵蝕過程[25]。

4.2 合理施肥和田間管理

土壤養分限制是造成連作障礙的重要因子之一[26]，同時作物連作易引起養分虧缺或比例失衡而導致營養障礙[27，28]。提倡農家肥與氮、磷、鉀化肥合理配施能夠有效緩解棉花連作障礙。生產中應適期早播，及時預防病蟲草害，適時化控、打頂，從而提高連作棉田子棉產量和經濟效益。

4.3 秸稈還田

作物秸稈富含多種養分和生理活性物質，實行秸稈還田能改善土壤物理性狀、補充土壤養分、提高土壤的生物有效性，從而增加作物產量[29-34]。但是棉花長期連作的負面效應與棉花秸稈還田正面效應同時存在[35]。李彥斌等[36]研究了秸稈不同還田量及不同腐解時間對后茬棉花抗氧化物酶活性和光合生理特性的影響，發現棉花秸稈腐解產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棉花種子的萌發，延長了種子出苗時間，影響棉花植株生長；并且隨著腐解時間的延長和秸稈還田數量的增加，棉花單葉凈光合速率、氣孔導度等光合參數降低，說明秸稈還田保持在一定量時表現為正效應，再增加秸稈還田量，秸稈腐解產生的化學物質具有一定的自毒效應，會對連作棉花種子萌發、抗氧化物酶活性和光合生理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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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解決措施范文

關鍵詞：低碳農業；節能減排。

1、低碳農業的含義與特點。

“低碳”是近期最熱的詞之一。但現在人們一談到低碳經濟，講工業的多，講城市的多，講農業的少，講鄉村的少。事實上，聯合國糧農組織新近指出，耕地釋放出大量的溫室氣體，超過全球人為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30%,相當于150億噸的二氧化碳。同時，聯合國糧農組織估計，生態農業系統可以抵消掉80%的因農業導致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無需生產工業化肥，每年可為世界節省1%的石油能源，不再把這些化肥用在土地上還能降低30%的農業排放。所以，低碳經濟在農業上大有可為。

低碳農業就是生物多樣性農業。農業的發展經歷了刀耕火種農業階段、傳統農業階段和工業化農業階段。工業化農業過程對生物多樣性構成威脅：農田開墾和連片種植引起自然植被減少，以及自然物種和天敵的減少；農藥的使用破壞了物種多樣性；化肥造成了環境污染，進而也引起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品種選育過程的遺傳背景單一化及其大面積推廣，造成了對其他品種的排斥？？如果用碳經濟的概念衡量，這種農業可以說是一種“高碳農業”。改變高碳農業的方法就是發展生物多樣性農業。生物多樣性農業由于可以避免使用農藥、化肥等，某種意義上正屬于低碳農業。

低碳農業是指以減少大氣溫室氣體含量為目標，以減少碳排放、增加碳匯和適應變化技術為手段，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土壤有機質、做好病蟲害防治、發展農村可再生能源等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方式轉變，實現高效率、低能耗、低排放、高碳匯的農業。低碳農業首先是一種理念，是農業轉變發展方式的一個發展方向，它更注重整體農業能耗和碳排放的降低。不僅要像生態農業那樣提倡少用化肥農藥、進行高效的農業生產，而且在農業能源消耗越來越多，種植、運輸、加工等過程中，電力、石油和煤氣等能源的使用都在增加的情況下，還要更注重整體農業能耗和排放的降低。但這是不是就意味著低碳農業只是一個離我們比較遙遠空洞的概念呢？絕對不是。最簡易、最有效的例子就是植樹造林。據科學測定，1hm2茂密的森林，一般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005kg,放出氧氣735kg,可供975人1天的需要。1hm2玉米地產出的秸稈就可以壓制出7.5t秸稈炭，1.3t秸稈即可滿足1戶農民全年的取暖做飯。

低碳農業具備五大特點。一是低耗性。低碳農業體系是科學地安排不同生物在系統內部的循環利用或再利用，最大限度地利用農業環境條件，以盡可能少的投入得到更多更好的產品。二是持續性。低碳農業的轉型，不僅意味著農業經濟形態的轉變，更意味著一場深刻的農業革命，它涉及農業資源與環境保護，農業生產技術轉型、食品安全、國民健康、城鄉關系，以及農村發展、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等多方面的問題。低碳農業并不意味著產出劇烈下降，生產停滯不前，而是要求農業可持續發展。三是高優性。低碳農業是生產綠色產品的過程，既要收獲優質產品，又要保護生態環境，實現生產生態雙安全。四是協調性。低碳農業運作與發展涉及多領域，尤其是生產與生態的協調。資源與環境是農業生產的自然基礎，資源貧乏、環境保護、生態建設等現實困惑都要求人們必須發展低碳農業。低碳農業的本質是生態農業經濟，建立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有利于緩解資源貧乏的壓力；而通過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和強化生態建設來提高農業生態環境質量，更是保障農業生產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前提。五是系統性。發展低碳農業，要有統籌的思維，即要考慮如何從技術、制度、管理等方面避免農業生產對環境的破壞作用，提高農業生態環境質量，實現農用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保障食品安全和人們健康，這無疑是發展低碳農業、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

2、發展低碳農業的意義。

2.1發展低碳農業，有利于踐行科學發展觀。

發展是硬道理。農業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科學發展。建設低碳農業與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本質一致，是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科學發展觀所蘊涵的關于發展的科學思想和解決發展問題的根本方法，又為我國低碳農業發展提供了方法論指導，拓寬了低碳農業發展的思路，提高了低碳農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促進了農民的增收和生活質量的改善，推動了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

2.2發展低碳農業，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

發展低碳農業是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減輕農業資源與環境壓力、解決面源污染的一場革命，是我國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最佳途徑。在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以及與國際市場接軌的進程中，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農產品的安全性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要從粗放經營到集約化生產、從大量使用農藥到生產源頭和全過程控制污染、從農業有機廢棄物亂堆亂放到無廢物、從難以為繼到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大力推進低碳農業。通過發展低碳農業，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農業經濟的碳強度，促進我國經濟結構和農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2.3發展低碳農業，有利于實現農業跨越式發展。

我國農業科技水平參差不齊，研發和創新能力有限，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也是我國由高碳農業向低碳農業轉型的最大挑戰。近年來，我國新農村建設步伐加快，鄉村清潔工程穩步推進，再生資源開發利用產業呈快速增加之勢，如果加大投入，大力發展低碳農業，就可實現農業跨越式發展。

2.4發展低碳農業，有利于農業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

發展低碳農業，可以避免對自然資源掠奪式經營和濫用，對農業的可更新資源注意增殖，對不更新資源注意保護和利用，使自然資源能得到持續的利用，促進生態良性循環，為農業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2.5發展低碳農業，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的綜合效益。

低碳農業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土地利用率、土地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從而大大提高經濟效益。低碳農業又能充分合理地利用、保護和增殖自然資源，加速物質循環和能量轉化，有顯著的生態效益。它能為社會創造數量多、質量好的多種多樣的農產品，滿足人們對農產品不斷增長的需求。因此低碳農業的發展，必將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

3、推動低碳農業發展的思路。

發展低碳農業，最終實現低碳生活，任重道遠。因此，要大力推進低碳農業的發展，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3.1制定相關政策。

要建立和完善相關政策，形成低碳農業發展的長效機制。一是制定法律法規。十多年來，中國相繼出臺了《基本農田保護條例》，修訂了《土地管理法》等一系列有關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的發展，我國的農業生態環境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為此，可以借鑒美國做法，結合中國實際，有針對性地出臺法律法規，盡快制定并完善農業投入品對生態環境影響等相關標準，加強農產品標準的制定，控制過量的化學品的投入引起的食品安全和環境安全的問題，規范低碳農業發展。二是建立財政支持政策。對農村購買太陽能灶給予適當的財政補貼。同時，大力扶持鄉鎮低碳生產企業，在稅收上予以優惠，幫助企業提高產量、質量和科技含量。三是完善投融資體系。推進農村集約化經營，全力打造低碳、可持續的現代化大農業。

3.2依靠科技支撐。

加快農村低碳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力度，一是要提升糧食核心產區的低碳農業基礎建設。加大整合力度，重點建設現代設施農業示范園區、生態畜牧業、糧食（葉菜）功能區等項目，為加快現代農業發展打好基礎。

二是要加強培育適應低碳環境的優良品種。要大力推動農作制度創新，推廣一批穩糧高效、農牧循環、水旱輪作等發展模式。三是要大幅度地減少化肥和農藥使用量，減輕農業發展中的碳含量。如用糞肥、堆肥或有機肥替代化肥，通過秸稈還田增加土壤養分等。四是對農產品進行深度加工。借科技之力，將各類農產品加工后的副產品及有機廢棄物化害為利，變廢為寶，進行系列開發、深度加工。如將原本是負擔的廢菌包，一經科技“魔術之手”，轉身變為吃香的有機肥，進而又延伸出一條新的產業鏈。如此，既降低了生產成本，又具有顯著的生態效應。既節約了能源資源，又解決了對生態環境的污染，有效地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發展了優質高效低耗低碳的農業經濟。

3.3注重資源節約。

大力發展資源節約型農業。一是發展節水農業。目前，我國農業年用水量約為4000億噸，占全國總用水量的68%,是最大的用水戶。其中灌溉用水量為3600億～3800億噸，占農業用水量的90%以上。據水利部農水司測算，全國灌溉水利用系數僅為0.46,即從水源到田間，約有一半以上的灌溉水因滲漏、蒸發和管理不善等原因沒有被作物直接利用。灌溉后農田水的利用效率也很低，每噸水生產的糧食約1kg,僅為發達國家的一半。因此，要以實用技術與先進設施的集成推廣，大力發展節水型農業，采取有效的工程措施，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改革灌溉制度，調整種植結構，推行抗旱耕作。農作物布局要以水資源的分配為依據，提高用水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積極發展砼防滲渠道和管道輸水，可以減少和避免水的滲漏與蒸發；改造落后的機電排灌設施，推廣水稻節水灌溉技術和農作物噴灌、微噴灌、滴灌等技術，可以較大程度地提高水資源的利用率。二是發展節投農業。其實質是有害投入品減量。

實施有效替代化肥、農藥、農用薄膜的使用。這是工業革命成果在農業上的應用，對農業的增產作用顯著，但其負面作用也不可忽視，既有可能帶來農產品的殘毒，又有可能帶來農業面源污染和土壤退化，影響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為此，要在以往成功研發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化肥、農藥、農用薄膜的減量與替代的配套技術，如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用生物農藥、生物治蟲替代化學農藥，用可降解農膜替代不可降解農膜。要集成推廣測土配方與精準施肥技術，集成推廣生物農藥與綜合防治技術，使之用得少、用得好，少殘留、少污染，真正實現肥藥的合理利用，以求達到豐產治污雙贏的目的。三是發展節地農業。其核心是實施優化與合理的立體種養，構建循環利用體系。立體種植、養殖旨在充分利用土地、陽光、空氣、水，可以拓展生物生長空間，增加農產品產量，提高產出效益。在南方的江海沖積平原，常見的有農作物合理間種、套種的立體種植模式，如：桑田秋冬套種蔬菜、桑田夾種玉米的農桑結合；苗木合理夾種的花卉林木結合；稻魚共生、菱蟹共生、藕鱉共生、藕鱔共生的農漁結合；以及水網地區的林草漁牧結合等。

這些地區已經積累了一田多用與一地共用的豐富經驗。因此，我們要進一步探討多因素共生的生態系統內物質循環利用合理途徑與能量轉變效率，并據此建立標準化生產規程，配套相應的設施，實現傳統農業向標準農業的產業化轉變與跨越，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3.4實施清潔工程。

大力發展環境友好型農業，一是實施清潔能源。要利用農村豐富的資源發展清潔能源，推進集約化養殖場大中型沼氣工程，推進人畜分離養殖小區的沼氣集中供氣工程建設。努力提高農村清潔能源利用率，目前農村主要有：風力發電、秸稈發電、秸稈氣化、沼氣、太陽能利用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各地積極實施“一池（沼氣池）三改（改廁、改廚、改圈）”生態富民工程，既凈化了環境又獲取了能源，還增加了收益，深受農民群眾的普遍好評。二是實施清潔生產。優化農村能源結構推進農業清潔生產，要推廣節肥節藥技術，進一步調整優化用肥結構，提倡增施有機肥，提高肥料利用率；推廣應用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新品種，淘汰“跑、冒、滴、漏”的生產器械，推廣低容量噴霧技術，減少農藥用量。要在現代農業的大框架之中，依照規模化、標準化、綠色化、高優化的要求，因地制宜地規劃與建設“三品”基地。“三品”即指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這三種農產品因其品質好、無農藥殘留或微農藥殘留，深受消費者歡迎。為此，各地要在過去成功與探索的基礎上，大力推廣“三品”基地的規范化與標準化建設，使農產品的安全性能大幅度提高，以求實現糧食安全、食品安全與生態安全的綜合目標。三是實施清潔家園。要科學規劃，建設鄉村，配套基礎設施，優化景觀布局；實現統一處置生活垃圾，有效轉化廢棄資源，使之成為宜居勝地，綠色家園，靚麗景觀。

3.5建設鄉村新鎮。

一是推行以低碳農業發展為理念的鄉村新集鎮規劃。以低碳農業的理念進行鄉村新集鎮的規劃、改造和建筑設計，搞好鄉村新集鎮居住、公共服務和商業設施的合理配置。完成低碳農業理念指導下的現有鄉村新集鎮公交系統，建成融入城市交通主干線的快捷公共交通網絡。

二是大力推進生態鄉村新集鎮建設。大力植樹造林，重視培育林地，特別是營造生物質能源林，在吸碳排污、改善生態的同時，創造更多的社會效益。以最大限度保護藍天碧水為目標，加快清潔能源替代項目建設，大力推進鄉村新集鎮污水達標排放，加快綠化步伐。

三是積極推行建筑節能。加強節能管理，把建筑節能監管工作納入工程基本建設管理程序。鼓勵新建居住建筑應用太陽能熱水系統，擴大太陽能、地熱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加快節能改造，研究政策措施，打稈焚燒或丟在公路邊、河流中，造成二次污染。二是養殖廢棄物排放污染。部分養殖場畜禽排泄物沒有經過處理就進入耕地、河流，網箱養殖、河蚌投飼等引起河道淤積、水體富營養化等現象隨處可見。三是農村生活污染相當突出。人們日常生活所產生的污染對農村環境造成的影響已越來越嚴重。全市農村中約有20%的人糞尿未經處理直接排放，約有80%的生活垃圾隨意倒在山地、路邊、江河，而絕大部分生活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污染物分解、耗能產品大量投入和秸稈資源的不合理處理都會導致碳排量增加。

3、發展低碳農業的對策。

3.1加強宣傳引導，營造發展低碳農業的良好氛圍。

把低碳經濟與現代農業發展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各種方式和途徑，廣泛開展低碳農業宣傳，提高農業生產主體——農民群眾的低碳意識，努力使發展低碳農業成為自發行為。要把低碳農業基本知識，納入農民培訓的重要內容，促進低碳農業知識的普及和應用。

3.2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低碳農業發展的政策措施。

制定低碳農業發展的鼓勵政策，堅持把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有機結合起來，按照綜合利用優先，資源化、無害化和減量化的原則，加大對低碳農業的投入，建立健全低碳農業投入保障機制。政府盡早對農業低碳經濟發展做出專門規劃，制定切實可行的補貼、稅收等優惠政策，比如對秸稈還田、養殖廢物處理、設施防控病蟲和新肥料使用等技術推廣的補助和扶持，充分調動各級抓好低碳農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3.3加速提高農民素質，增強低碳農業發展原動力。

科技是促進農業產業優化升級的重要支撐，也是實現農民增收的原動力。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計提高農民素質。一是要大力開展職業培訓，提高農民生產技能。結合農業主導產業建設實踐和農民的切實需要，以服務農業和農民為宗旨，辦好各類培訓班，擴大培訓數量，提高培訓質量。積極組織科技服務下鄉活動，及時幫助農民解決生產經營中遇到的一些實際困難。二是建立健全科技推廣服務體系，采取多種形式向廣大農民傳授新技術、新品種、新工藝有關知識。通過提高農民素質增強低碳農業發展的原動力。

3.4加快實施清潔工程，促進低碳農業全面發展。

首先是以控制農業面源污染為重點，綜合組裝配套推廣農業清潔技術；其次是以控制農村生活污染為重點，建立廢棄物收集處理、生活污水凈化設施與物業管理制度；最后是以優化農民居住條件為重點，實施生態庭院建設。

參考文獻：

[1]趙文晉，李都峰，王憲恩。低碳農業的發展思路[J].環境保護，2010,（12）：38-39.

第9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解決措施范文

內容提要: 科學技術是理性的產物，是知識的表現，是文化的成果，它打著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種正當的旗號去行使它的權力，所以科學技術對整個社會的嚴重后果有其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這是社會學家對科學技術的文化認識。如果我們把科學技術發展與人類社會變遷作一個歷史性的規律總結，其實科學技術的每一次突出的進步都深刻地體現了經濟的烙印，當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帶來的社會財富和經濟成果不能繼續滿足社會總需求時，新的科技革命應運而生，它的使命將會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并最終成果社會經濟運行和財富增量的核動力。

近年來，現代生物技術的出現和發展，逐漸成為推動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術的產業化也開始對人類社會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然而，同其他科學技術成果一樣，現代生物技術也是一柄雙刃劍，它一方面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向人們展示出解決人類面臨的許多難題（如糧食問題、人口問題、能源問題、健康問題和環境問題）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漸暴露出一些負面效應，如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現代生物技術產品使用者的知情權問題、隱私權問題、基因歧視問題以及是否侵犯人類尊嚴問題等。在過去的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浪潮中，科學技術的社會經濟價值已經為廣大公眾所充分認知，給人類的社會結構、人類的生活和行為方式等帶來了舉足輕重的變化，但是科學技術的“反身性”和“吊詭性”特征也深刻地為廣大公眾所體會，機器、工廠、產品和市場將我們引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風險社會”之中。代表著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現代生物技術亦不例外，其風險化程度將風險的范疇從人類社會延伸至自然，甚至整個生態系統，因為現代生物技術就是以生物作為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標的。因此，現代生物技術的出現將包括人在內的所有生物視為必要的價值“目標”，但同時不可避免地將其演繹為一種生動的“工具”。

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從風險社會理論出發，認為現代化的反身性必須在發身性的規律內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規范。風險社會的現代化要根據其反身性的屬性對原有的個體化特征進行適當修飾和糾正，賦予其在當前社會狀態新的歷史內涵。這種修正的過程同樣需要借助規則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實現，通過法律的指令性、規范性、預防性等功能將個體化為核心的傳統現代型過渡到集體化和社會化為核心的全新現代性，強調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保障，通過法律的規范體系預防風險，救濟和彌補風險損失。如果將生物科技所帶來的諸多風險視為現代社會反身性的一種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則是必要的和緊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將立法的利益目標設定在社會公共利益視角之上，認為生物技術本身社會公益性決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會公益性，無論是轉基因生物安全，還是生物多樣性保護，抑或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價值觀指導下，以法律規范的形式揚生物科技之長，避其之短。

如果將法律視為一種市場產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種適應市場的市場供給行為，其經濟學基礎在于人們對于法律產品的市場需求。公共選擇理論認為，風險社會的風險多元化和風險強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會需求，從而導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生物安全法應運而生。

自18世紀法國大革命以來盛行的建構論理性主義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們將法學同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密切的聯系起來，吸取充分的理論營養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價值、原則、規則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設為基礎創設了整個制度”，創造了法律本身。建構論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識的國家立法為主導，強調對國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價值、立法宗旨；立法決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雖然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反建構論理性主義者將法律與立法作出了明確區分，通過對自生自發秩序與組織秩序的界分闡釋“社會秩序規則二元觀”為基礎的法律理論，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給予立法創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風險社會的立法訴求

（一）現代化的反身性

關于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沖突與協調是20世紀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論題。與“現代性終結”相抗衡的“第二現代性”或稱之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討在德國學者U Beck的《風險社會》后變得更加引人注目。他從兩個角度對現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說明：一是“以財富和風險生產為例討論反身現代化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混雜”；二是“工業社會中蘊含的現代性和反現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內在矛盾”。Beck認為傳統的現代化和工業社會的現代化是有區別的，一種是古典的現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紀反對封建社會、建立工業社會中發展起來的，而另一種是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業社會之中發展的。在工業社會之中，存在著現代性和反現代性之間的沖突，因此工業社會不是一個徹底的現代性社會，而是一個現代的封建社會。在這種半工業半封建社會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傳統的遺物，而是工業社會的產品和基礎。

工業化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主要起因于工業化過程中個體化崇尚取向，主張個體理性的張揚，強調自我為中心的權利建構。這種個體化的進程主要體現為三種維度：（1）解放維度，即“從歷史地規定的、在統治和支持的傳統語境意義上的社會形式與義務中脫離”；（2）去魅維度，即“與實踐知識、信仰和指導規則相關的傳統安全感的喪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維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種新形式的社會義務”。在傳統的工業社會中，社會不平等模式是階級模式，即存在著權利的平等，每個市民社會成員作為個人都平等地擁有并享受著某些權利，這些權利的私有化屬性最終成就了工業化社會發展的快速化和社會變遷。但同時這些私有化權利以其自身擁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漸掩蓋著實質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會主要體現在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體現為對不平等社會經濟現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當前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市場失靈現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個體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從而使得諸多經濟不平等現象在沒有進一步法律規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環。個體化促使新的社會形成不同的結構和變遷，使階級的社會認同的區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會不平等并沒有消失，而是在社會風險的個體化趨勢中重新定義；不同的群體和團體依據特定的利害關系問題和情境，建立或解散臨時的聯盟；而社會的長久沖突將體現在先賦的特征之上，如種族、膚色、性別、民族、年齡、同性戀、身體殘疾等。

個體化趨勢沒有使得社會的不平等得到實質緩解，相反崇尚個體權益和理性的現代化社會結構和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加深這種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從而造成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甚至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不均衡，從而加速了風險社會的產生。

（二）風險社會與全球化

風險社會概念和理論的提出仍然歸功于烏爾里希 貝克的《風險社會》，并隨著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國瘋牛病事件的爆發而成為西方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熱點。該理論認為工業文明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風險社會理論本身作為一社會變遷理論，但與傳統不同的是，風險社會挑戰既有工業社會的認知、發展基礎與典范，并企圖從此種就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衍生的災難風險、自危急性建構社會自我翻轉、變遷的功能。

（1）風險的界定。風險是風險社會的基本范疇，對風險的理解構成了風險社會理論的基石。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指出，“風險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或者換句話說:在自然和傳統失去它們的無限效力并依賴于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風險概念表明人們創造了一種文明，以便使自己的決定將會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后果具備可預見性，從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過有意采取的預防性行動以及相應的制度化的措施戰勝種種(發展帶來的)副作用。”貝克對風險概念作了8點總結:①風險既不等于毀滅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對現實的一種虛擬;②風險指充滿危險的未來，與事實相對，成為影響當前行為的一個參數;③風險既是對事實也是對價值的陳述，它是二者在數字化道德中的結合;④風險可以看作是人為不確定因素中的控制與缺乏控制;⑤風險是在認識(再認識)中領會到的知識與無知;⑥風險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與本土同時重組。⑦風險是指知識、潛在沖擊和癥狀之間的差異;⑧一個人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兩重性。

風險與工業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統一與連接，互為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工業社會中個體化浪潮促使以個體權益為中心的社會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發展，并以此為基礎不斷推進和張揚個人理性在社會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時正因為工業化社會對個體理性和權益的推崇，從而導致了工業化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如企業的排污行為等。以個體利益促進為導向的工業社會市場經濟逐漸形成了自身的規則體系和秩序范圍，體現為建立以契約自由、所有權絕對、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并主導當今乃至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社會經濟秩序構建。這就是所謂“現代性”的表現。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出現很多諸如經濟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尋租、外部性、環境污染、生物技術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實質上對社會公共利益構成重大危害的行為和秩序內容。按照貝克對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的理解，這種在工業社會高度發展時期出現的實質不平等現象就是現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現代化在內容層次和范圍層次上更加突出，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2）風險結構——個體化到全球化。根源于個體化浪潮的反身現代性和風險，其初級表現形式為個體的風險。因為個體化使原有的各種社會關系變得松散和不穩定，個人失去了家庭、鄰里、朋友、伙伴網絡的支持。勞動市場之中流動性加強，締結永久性社會紐帶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競爭加劇社會群體內部的個人孤獨感，而現代居住方式使個人面對的是陌生人的世界。這種個體的孤獨感、社會紐帶關系的不確定性也隨之體現在經濟領域，體現在個人對財富的追逐和占有。人們從對財富的追逐轉向更多地對無所不在的危險和災難的逃避。在風險剛剛出現時，作為潛在的編輯效應而得到合法性。但隨后風險不再是隱性的，更變成一個全球的問題，成了社會關注和科學調查的主體。在全球化進程中，各種環境污染和各種大的災害問題在風險分配中也跨越國界、跨越階級，造成風險無處不在，人們將無法避免。如發生于20世紀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斷產生和發現的食品安全、SARS、東南亞海嘯事件、禽流感、瘋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賓泥石流等等無不印證著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風險化的時代。

如果從風險結構的維度來認識全球化風險，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①從文化的視角解讀全球化風險，主要包含社會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自然風險，其中社會政治風險還應當包括法律風險，經濟風險主要集中在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風險而言，包括對自然和社會所構成的生態威脅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負作用和負面效應所釀成的風險。瑪麗 道格拉斯和威爾德韋斯在其《風險與文化》一書中將社會結構的變革和變遷分別歸結為三種風險文化所釀成的結果，即傾向于把社會政治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等級制度主義文化、傾向于把經濟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市場個人主義文化和傾向于把自然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社會群落之邊緣文化。他們認定正式這三種文化風險類型導致了社會結構走向混亂不堪的無組織狀態。②如果我們歸納綜合風險社會幾個關鍵性結構因素，大概可以從另外三個方面對風險結構予以認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會與生態破壞；個人主義化以及全球化危機。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獨立、偶連性發生的，而是在工業資本主義與現代化過程中，傾向進步開發主義、擴張主義、個體主義及市場自由主義等的發展結果。首先高科技發展的本質原先就是使知識/社會的分化越趨復雜性，知識的分工越來越細密，知識專業的藩籬之墻愈來愈高，更不利于知識的整合；而科技帶動社會分化的領域與速度也日益復雜迅速，往往無奈地打破人們（性別、族群）社會分工認知的基礎和行動的認同范疇。更甚的是，當此種演化乃以工業—科技主義為優先，整個演化所產生的風險結構變成了專家暴力統治意義下的復雜性危機，在專業復雜性與社會功能復雜分化背后，明顯的隱藏著“老大哥”統治的機制，從“知識就是權力”到“權力就是知識”，老大哥夾著工業進步、經濟發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將工業—科技進步強行等同于社會進步或純化為現代文明的開展，事實上是將社會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時基因科技業和核能科技同時并列為高科技對生態造成破壞風險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農作物為例，其在未通過數年嚴格的田間試驗及管制時，若任意釋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態災難是目前科學所無法估量和補救的。高科技風險已逾越了傳統科技的控制范疇，其具有不可計算、不可控制和損害無法復原補償性的內涵。特別是，以目前全球政經發展的趨勢，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態風險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主權國家內的，而是透過自由貿易、買賣、境外移轉、生態擴散（諸如汞污染、核廢料、臭氧層破壞等），對生態的威脅已成為全球化的風險。

二、生物技術風險及其解決之道

（一） 生物技術風險

生物技術的發展使人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設計、并定向改造某種生物，這種人為改造的生物可以對原來生物的性狀、代謝乃至生命過程產生變革性影響，從而產生新的生物。現代生物技術產業是高新技術產業，對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生物技術在農業、醫藥、食品、環保、輕工等部門會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業原有技術和工藝的趨勢，生物技術產業可能成為21世紀的支柱產業之一，有人甚至還認為“基因世紀”即將到來。如，在美國1996年時70%的轉基因Bt棉花不再噴灑殺蟲劑，產量提高70%，每公頃節約140—180美元；美國原來每年約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萬hm2）受棉鈴蟲危害，喪失金額達到10億美元，但種植基因Bt玉米后，產量提高9%，而經濟效益1996年是190萬美元，1997年達到1900萬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術還對解決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的糧食、食品供給提供強大的支持。不少人認為基因工程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將是解決21世紀不斷增加人口對糧食需求的唯一途徑。轉基因技術不僅能提高糧食或作物的產量，并可提高其品質。全球每年由于維生素A缺乏導致50萬人失明，100萬兒童死亡，這類事件多數是發生在以稻米為主食的發展中國家人口中，特別是非洲。2001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術盡管充滿爭議，但該項技術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突破性技術，在承認需要面對基因改良技術所帶來的環境和健康等方面風險的同時，仍要注意到這一技術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營養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獨特潛力，這些作物能夠大幅度減少目前仍困擾著全球8億人口的營養不良現象。①就我國而言，目前，我國生物技術已廣泛用于農業、醫藥、環保、輕化工等重要領域，為生物技術創新和產業化奠定了良好基礎。生物技術與產業已經開始從跟蹤仿制到自主創新的轉變；從實驗室探索到產業化的轉變；從單項技術突破到整體協調發展的轉變。

然而，生物技術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樣，在功用和價值上存在兩面性，有人將其稱之為“雙刃劍”。它在帶給人類巨大利益的同時，也會帶來其他負面影響。生物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最終在不同技術的轉化和連接之上制作或改變一種產品，這種產品既可能與人類自身利益和基因資源休戚相關，也可能與人類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資源（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資源等）緊密相連，它的效應既可能是積極的，其目的在于實現人類及其財產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極的，其危害在于破壞和威脅合理的生態規律或倫理綱常等。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經濟趨勢基金會總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重大技術革新的引入給自然界帶來良性后果”。學者認為，當代生物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的大量應用，對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包括糧、棉、油、畜禽、水產養殖等）、醫藥衛生、社會倫理都會產生很大影響。目前，對生物技術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問題，特別是對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環境）、投放（入市場）和排放轉基因有機物或轉基因生物可能產生的環境風險和安全問題，已經引起許多國家的關注和學術界爭論。③從當前對生物技術安全的研究和觀察來看，其安全隱患主要體現在：

1、生態系統安全風險：生物技術的發展在不斷帶來社會經濟貢獻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并威脅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生態系統安全，就是指從整個生態系統平衡、穩定的角度出發來判斷生物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主要體現在農田生態系統安全、自然生態系統安全兩個方面。生態系統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非生物（如溫度、濕度、土壤、各種有機物和無機物等等）之間，通過不斷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個生態學功能單位。④按照貝塔朗菲對系統的認識，系統決不是以數的簡單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規定性，它的整體性表現為時間維度上和空間維度上的內在穩定性、適應性、自我調整和內外環境的組織化。任何對系統本身的外在干預，都有可能破壞系統的穩定性和自我調整性。因此，生物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就是通過對生物體內控制其特定性狀的基因作為外源基因按照人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過程，轉入到另一種生物體內并使之表達。所以這種非自然的人為干預和創制行為是對生物本身內在環境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的一種干預，那么這種干預本身可能貴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它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或縮短自然生成的過程，也會在原有的生態系統內創制一種全新的物種，也可能造成物種與物種之間的相互影響等，所有這些都將有可能破壞整個系統的內部運行規律，其內在的穩定性將會遭到侵襲，從而改變甚至消滅一個已有的生態系統。

從當前生物技術發展來看，已經造成的農田生系統安全風險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殺蟲劑的使用、產生新的農田雜草、轉基因植物自身變為雜草、產生新的病毒、產生新的農作物害蟲、對非目標生物的傷害等；對自然生態安全造成的風險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種子的傳播、干擾侵入到新的棲息地、喪失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對非目標生物的傷害、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營養循環和地球化學過程的改變、初級生產力的改變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環境風險：如果我們將生態系統視為超越于環境的宏觀范疇，那么現代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就顯得更加具體和客觀，主要包括自然資源破壞風險和環境質量降低的風險。以轉基因生物技術為例，人們將基因食物的負面性視為一種基因污染，這種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廠化學副產品，不管有毒、無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將以基因強制移植為特征的轉基因技術稱為“擾亂自然和萬物自身的運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為。

現代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主要體現在三個不同的階段：首先是生物技術研究階段；在此進程中一切科學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結果都處在不確定狀態，其對研究對象生物的選取、實驗室的安全裝置、以及實驗制劑等各方面均存在隨意性，尤其在實驗室研究階段，實驗室的環境安全措施顯得尤為重要，從而保障實驗生物、實驗環境、實驗排污控制等方面的無害處理。其次是生物試驗階段。所謂生物試驗，就是將生物實驗的結果置放于實際環境中予以檢驗和考察，以確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實際功用的活動。任何不恰當或不合理的生物試驗都將給當地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破壞，需要就試驗地的選擇、試驗地生態環境的影響評價、試驗方法，以及試驗廢物等進行詳細的研究與判斷。第三是生物產業化階段。產業化發展是生物技術發展的價值終極表現，歷經研究和試驗階段的生物技術的環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產品的產業化發展會在更為普遍和廣泛的層面上影響自然環境安全。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不僅僅停留在傳統的自然資源的物理表現形式上，生物技術發展的另外一個表現就是將人類對于自然資源的認知延伸至微觀單元載體之上，即遺傳資源。所謂遺傳資源，是指來自植物、動物、微生物或其他來源的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任何含有遺傳功能單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科學價值和美學價值。遺傳材料中所記載的遺傳信息構成遺傳資源的價值核心。生物多樣性以遺傳多樣性為核心基礎，遺傳資源的有效保護構成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必要組成部分。現代生物技術在自然資源風險的預防與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態的自然資源的法律保護，又包括微觀形態的遺傳資源的法律保護，避免生物技術的應用造成遺傳資源的破壞、流失或不當變異。

3、人類健康安全風險：轉基因技術及其他生物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為人類解決糧食、疾病、能源和環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帶來充滿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帶來潛在的健康安全風險。一方面，生物技術對生態系統本身可能造成的潛在危害，諸如農作物產生新的變異、產生的病毒、動植物產品成分發生重大變化等都將給人類的食品安全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尤其重要的是這新的變異或病毒的潛在危害是很難在生物技術研發階段就能夠發現或預期的，有的即使能夠得到準確預期，但能否通過現有技術條件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人類也是屬于整個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系統的任何變化和變遷都在外在生存環境上影響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生物技術的擴大會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多大程度的影響是很難預期的，因此人類健康安全的風險在生物技術發展的初級階段就已經顯現，并為人所擔憂。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組為生物技術生產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國市場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國 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學家Arpad Pusztai就鄭重警告人們關注那些未被充分證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廣的轉基因食品（GMF），因為他們可能有潛在風險；美國得克薩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內部拉斯加州一塊約一英畝的田地里種植藥要用胰島素轉基因玉米，在收獲中漏掉三株轉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種植普通大豆時，結果使100萬斗大豆受到要用轉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會秩序和倫理風險：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不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過程，也同時實現了將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術、器官再造技術，人體和動物之間的基因交換技術等。當代社會出現的人體器官移植、器官捐贈、買賣、代孕等現象已經將人體的一部分作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設計、生產、銷售、儲藏和買賣，則將人本身（而不是人體的一部分）作為物或商品，這有可能引起新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嚴等新的倫理道德問題，嚴重的會造成新的社會倫理奉獻、經濟風險和社會動蕩。②生物技術的廣泛應用不斷地證明了人類主觀能動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強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從社會秩序、社會倫理等角度重新審視生物技術的負面影響。

所有這些安全風險都必須在技術上、制度構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從而揚長避短，發揮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應。

此外，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國相互間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趨勢展開，隨而引起的外來物種入侵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生物安全的重大問題之一。據統計，目前全世界有3億以上的人在處于旅游的過程當中，每天有200萬人在越過國際邊界，每年有50億噸以上的船運貨物越過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約有3000至10000個水生生物物種隨全世界船舶壓艙水在移動，并被排放到異地，這些都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創造了條件，④并同時由于物種相互間的排斥和侵襲造成觸目驚心的經濟損失。在外來物種入侵以外，我們還應當從迅猛經濟發展的激情中醒悟過來，要充分重視由于人為活動范圍的擴張而導致的物種滅絕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現實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對象。

（二）生物技術風險的安全立法

風險社會理論一改傳統社會理論對科技至上主義、理性至上主義以及現代性的崇尚和張揚，給繁榮的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認識提供了一個逆向思維模式，給我們對生物科技發展的負面性和不確定性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維范式，為我們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其重要意義在于：（1）風險社會理論為進一步廣泛討論生態危機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風險社會的概念雖然還不太成熟，它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與工業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傳統思想意識，培養了人們的反思和自省意識，從而，使人類進入了一個反思的時代。通過對現代性反思至少使人們意識到科學必須理性地發展。（2）風險社會理論增加了人們的風險意識，將生態危機與科技發展帶來的風險突現出來。然而，它對未來風險的描述有些夸張傾向，既不可能被計算也不可能被預知，這樣會使人們陷入一種無奈的憂慮，滋生悲觀主義情緒。雖然貝克本人宣稱他不是悲觀主義者，但他的思想仍會使一部分人在風險面前顯得焦慮不堪。為此，威爾金森專門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風險與憂慮的關系問題，寫出《風險社會中的憂慮》一書。（3）風險社會理論在制度層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風險社會中，舊工業社會體系已經過時，民族國家已經無力應對威脅整個人類的現代風險，這必然要求并引發社會結構深層的變化和政府制度的變革與角色的轉換。在全球風險社會里，建立全球風險防范體系，最終以承擔風險的基本單元為基礎形成全球公民社會，這是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實現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型、如何實現生態民主與保持社會正義都還是擺在人類面前的難題。總之，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貢獻就是讓我們利用其關于風險、災害和社會思想的分析重建現代性理論。

現代化社會風險根源于個體化和全球化趨勢中的反身現代性，主要體現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飾更大范圍內的不平等，以法律規定的合法形式賦予現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無法預測并徹底解決合法性項下的公平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障；（2）個體化趨勢增加了個體的孤獨感和社會裙帶關系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個體生命、健康、安全和經濟利益的不確定性；（3）利益個體化和經濟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為長久的穩定的利益實現機制和公平機制，不能保證人和自然的和諧共生，不能確保生物科學技術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現代化的這種反身性必須在反身性的規律內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從規則秩序的視角來看，現代社會的現代性標準在于通過法律規則和規范的形式將這種個體化特征確定下來，主要體現為意思自治、契約自由和所有權絕對。但隨著工業化社會的不斷推進，以個體化特征為核心的現代性呈現出明顯地反身化取向，將人類社會導入風險社會的新型社會類型。當然不能決斷現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錯誤或者是否正當，但是風險社會的現代化含義和內容中必然要賦予現代化以全新的意義和內涵，即風險社會的現代化要根據其反身性的屬性對原有的個體化特征進行適當修飾和糾正，賦予其在當前社會狀態下新的歷史內涵。這種修正的過程同樣需要借助規則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實現，通過法律的指令性、規范性、預防性等功能將個體化為核心的傳統現代性過渡到集體化和社會化為核心的全新現代性，強調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保障，通過法律的規范體系預防風險，救濟和彌補風險損失。這也是現代化的反身性所隱含的必然要義。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會公益探究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革命的時代，相較于物理領域的科技革命，此種革命展現出一種全新的、或許還是極不尋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無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由生物技術引發的生物安全問題是當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風險之一，是工業化社會個體化進程發展的高級表現，在彰顯科技至上主義色彩的同時隱藏著不可預知的潛在風險。風險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一方面追求個體理性和科學技術的無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過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規范體系達到對社會秩序的調整和規制。反身性的過程就是對現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過程。生物技術高度發展是現代化進程的顯著成果，但同時生物安全的擔憂和風險又凸顯了現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據上文對現代反身性立法訴求的論述，生物技術的風險回避就必須在法制目標上通過立法徑路予以完善。

對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傳統的、構成工業社會之規范基礎的、以個體利益為內核民商事法律規范。雖然這種傳統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體系成就了工業社會快速發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屬性也給現代社會秩序構成極大的風險，所以對現代化進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須在法律制度構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確立上有別于傳統的民商事法律，而轉向對集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維護。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須建立在對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謂公共利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國社會法學創始人羅科斯 龐德將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但他對公共利益的理解帶有明顯地政治國家色彩，即將公共利益視為涉及政治組織社會的生活并以政府名義提出的主張、要求和愿望；而社會利益則是“即以文明社會中社會生活的名義提出的使每個人都能獲得保障的主張或要求”。傳統功利主義法學家杰里米 邊沁認為“公共利益是構成共同體眾多成員的利益的總和”，“社會公共利益只是一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日本有學者將公共利益理解為“包括產業利益在內的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或指保護經濟上的弱者。”我國學者孫國華先生認為，按主體的不同，利益可分為個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為人類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階級利益、集體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將公益性描述為“是一種利益所屬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種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獨享性，一種利益本位的社會性而非個人性”。

鑒于社會公益欠缺統一的理解和認識，在不同的語境和背景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對公益之“公共”的內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別，是眾多私人之集合體還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利益探討？人們似乎自然而然地認為，公共利益在某種利益上講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總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來的問題，似乎又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當前對社會公益的不同見解主要仍可歸因于思維的視角和切入點各異，即從不同的語境和研究背景下對社會公益的認識程度會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更為主要地集中在對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與國家利益相關聯；在經濟法語境下研究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會指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樣包含國家的利益，因為它是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邏輯基礎上建構的法律秩度體系；對于環境法來說，特別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應當走出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性利益范疇，而轉向以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為基準，人類利益關懷以及生態利益的實現和保護，所以這是更為寬泛范疇內的公益性釋解。鑒于此，生物安全的社會公益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體性和普遍性。從公益性的利益范圍維度來考察，生物安全主體中所關注的是社會成員集體利益、人類利益以及生態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疇；（2）利益主體的廣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須跳出傳統以國家為界限的社會成員集合利益的藩籬，轉而充分關注個人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的利益，包括人類、國家以及生態系統（包括生物）等。狹隘的社會觀可能會使得我們對公共利益主體的理解囿于傳統的社會理論觀，但是正如學者在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為社會關系時指出的那樣，“社會是人化的自然與自然化的人的綜合體，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從這點來看，利益主體同樣也可以從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聯延伸至人與自然的利益關系，以及對整個生態利益的關愛。而且在生態倫理學中，生態利益是一個高于人類利益的上位概念，因為我們無法將人類與生態系統完全分割開來，否則將不存在實質性的人類利益，抑或社會成員的集合利益和個體利益。

1、 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轉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現代生物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特別是轉基因生物活體釋放到環境中以及進行跨國轉移，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潛在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1）轉基因生物的重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種的界限，進而打亂了生物進化的歷程；（2）改變了生物的多樣性和群落結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可能會遭到破壞；（3）轉基因生物回歸自然界后，會不會使種植區周圍生物受到危害，會不會影響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4）重組微生物對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產生的中間物或最終產物，有的又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組DNA進入水體、土壤后，將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們會不會與細菌雜交，出現對人類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現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萬年；（6）轉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對人體有害蛋白或過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過蜜蜂采集進入蜂蜜中，最后再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轉基因生物的潛在風險首先突出地體現在通過對轉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轉變或修飾而對生物內部組成結構、生物特性、生物機能等諸多方面產生的根本性演變，進而影響該生物所賴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態環境，將其新產生的某種基因特性釋放到他原有的生態環境中去，構成對原生態環境的沖擊和影響，并在時間的長度上修飾和更改原有的生態系統，從而使得原有生態系統中的各自然生態要素的生存環境和能量交換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最終對人的生存健康產生重大的、不可預見的重大影響。由此可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風險的基礎上衍生和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強調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風險性的充分認識基礎上展開對其公益性的影響研究和對策研究，具體探討生物安全公共影響的深度、廣度，以及針對轉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風險的防范對策、制度構建、規范設定性的研究。

從目前來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對轉基因生物的生態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兩個方面。所謂生態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對任何以生態為單位的安全所構成風險的對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現為對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為核心的風險防范研究，從而確保生態環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安全”不是一個非常狹隘的概念詮釋，而是包括人類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內的，有關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種群的安全、生態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發展給人類健康所帶來的潛在威脅的對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類個體的生命健康、人類生活群體的健康安全、人類社會的健康安全，以及人類社會代際之間的平衡與安全。

2、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樣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也是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與資源。作為自然資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資源就是生物多樣性，或者簡稱為生物資源，也像任何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一樣，具有它自身的特征價值，主要體現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區域性、可變性和計量的困難性。所謂有限性是指生物資源是有邊界條件的，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能無限地供給；所謂稀缺性是指由于人類活動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資源本身的邊界條件和有限性決定的資源稀缺性；所謂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資源及其以生物多樣性為骨架和主干組成的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用途幾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資源搭配和能量循環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謂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資源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繁衍性、自我恢復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顯地邊界特性，因此受到資源有限性的約束，人類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均不能超過資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謂區域性，是指生物資源和生物物種的分布帶有明顯的區域和地理位置特點，根據區域的水熱條件、氣候因素等，表現出突出的地帶性和區域性，在地理區域的共軛性與相似性的基礎上，又明顯地表現出區域分異規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顯著表征為異化現象；所謂可變性是指生物多樣性及其相應的生態系統在開放的不平衡條件下不斷地同外界交換物質與轉移能量，在不斷耗散的前提條件與進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組織的耗散結構，在相對的臨界平衡狀態或混沌狀態下不斷地推陳出新，辯證地前進，其結果可能表現為生物資源的再生、恢復、擴張、萎縮、衰減、退化或消失等；所謂計量的困難性是指生物資源的公共產品屬性、不確定性、條件參數的可變性決定了對其量化的困難性特征。

對生物多樣性的法律保護，其社會公共利益屬性重點體現在對人類社會共同體優良生存環境的保護和對生態系統保持平衡兩個方面：（1）生物多樣性是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基礎，人類的生命維持資源、生活資源、健康資源、財富資源等均來自生態環境，其多樣性決定了人類需求的多樣性，任何多樣性的喪失最終構成對人類生存的威脅；（2）生物多樣性是維持生態系統平衡和創造優良生存環境需求的基本要素；從局部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多樣性有利于涵養水源、鞏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蝕和退化等；從全局看，它有利于維持地球表層的水循環和調節全球氣候變化，有利于維持生物與生物之間的能量循環和守恒，從而確保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性。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發展和質量保持將從根本上有利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共利益屬性在很大程度決定了，當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或削弱構成對社會公共利益危害時，法律的規制和救濟是非常必要的，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生物多樣性立法供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 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的社會共益性

相對于一個生態系統而言，外來物種入侵是由原來天然存在的區域性生態系統中并沒有某個物種存在，該物種借助于人類活動、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徑和因素越過不能逾越的空間障礙而進入新的生存環境和生態系統之中，從而給新的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響。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外來物種入侵現象主要是通過自然的傳播、人類攜帶、有意引進等多種方式進行，其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即生態系統危害和人類健康危害，共同構成了對環境法學上“公共利益”的威脅與挑戰。

在生態系統方面，外來物種入侵給其他物種造成廣泛沖擊，入侵物種通過適應性進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競爭中奪取必要的營養和生存空間，創建了自身的競爭優勢，造成本地其他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這種競爭一般稱之為“似然競爭”（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據生態位的競爭和威脅本土物種生存；另外入侵物種還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過向外釋放一些化學物質，影響、抑制或刺激臨近植物的生長與發育，從而對生物多樣性構成極大威脅；此外，入侵物種還會在物種遺傳方面造成物種侵蝕，是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喪失，出現某些物種的瀕危和滅絕。就中國而言，我們國家遭受的外來物種入侵威脅主要體現在：（1）生物多樣性喪失；（2）破壞景觀生態的自然性與完整性；（3）競爭并占本地物種生態為，使本地物種失去生存空間；（4）危害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②

在人類健康方面，外來物種入侵在給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同時，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安全。從生態學的視角來看，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一個物種和要素，與其他物種之間長期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系統環境，但外來物種的入侵給其他生物物種構成危害的同時，同樣也威脅到人類物種的健康與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遺傳多樣性的喪失直接給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環境構成極大影響；另一方面外來物種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類的生活領地和居住范圍，最近報道的紅蟻等外來物種已經嚴重侵害到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有的外來物種已經將原來居民的勞作產所侵占殆盡；第三，最為嚴重的是，外來物種群侵害會造成人類的疾病，使原來深藏于自然生態環境中幽秘之處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報復或侵襲人類，如“第Ⅳ級病毒”，特別是1976年在扎伊爾、蘇丹等地出現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惡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疾病種類也很多，如擬桿菌署和絲桿菌屬感染；炭疽；鼠疫、沙門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過對轉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樣性和外來物種入侵防護的公益性探討來看，其共同的目標都在于對生態系統安全、人類的生存健康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與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間增添了對生態利益、生態安全、生態正義等價值觀的考慮，豐富了公共利益的內涵，從而為生態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增加了更多的理論積淀，也為其價值目標的確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尋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需求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有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另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廠商（供給者），在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選民、利益集團（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員（供給者）。在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帶來最大滿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場上，人們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給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會的上層建筑中，同樣也存在著市場，以市場的秉性和模式運行。作為維護社會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當然也可以設定為像市場一樣的運行模式和理論，存在著供給和需求的變換統一。任何一種法律都依存于供求雙方的交換才得以成為法律產品，因為它也具有社會有用性和使用價值，但同時由于法律的公共屬性，決定其在市場產品屬性上有別于經濟學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現公共產品的特點。除此以外，法律市場在主體和效率方面與一般的經濟市場存在明顯的差別和特性，法律市場的供給者主要為國家，其消費需求者體現為廣大民眾，法律市場的立法產品、執法產品、司法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供給者都是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因此享有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壟斷權；正是因為國家機關對法律市場的壟斷才造就了法律市場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場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變其與經濟市場在運行模式和構成要素上的統一性，即當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滿足社會穩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證廣大民眾的多數需求時，亦不能有效滿足國家機關的統治意愿和利益時，法律的需求應然而生，國家為了繼續穩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和統治利益，保障社會整體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彌補法律供給之不足，通過立法等法律供給措施滿足社會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給中，法律生產要素資源的稀缺性，是制約供給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給能力的大小取決于法律生產要素的狀況和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及資源配置狀況兩個方面，其中法律技術、法律工作者素質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都會擴大法律的供給能力。

（一）供給需求理論的法律延伸

經濟學中的供給與需求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市場的運作原理，通過供給與需求的力量互補和相互作用，產生均衡的價格和均衡的數量，從而達成市場均衡。市場均衡發生在供給和需求力量達到平衡的價格和數量的點上。任何市場的非均衡態都決定了供給和需求的重新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給，或減少需求。供給和需求的博弈永遠處在均衡的此消彼長過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給的非均衡決定了相應供給的增加。

在非經濟的法律市場中，同樣存在著供給需求的均衡解。當法律的供給成一定的穩定態勢時，即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較為穩定的狀態下，法律市場的均衡將主要取決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決定了法律供給和法律市場的發展狀況。但法律需求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和約束。

第一、 法律市場均衡與法律需求。所謂的法律市場，實際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場要素和運行規律所擬制出來的以法律作為交易客體和核心的市場環境和市場秩序。法律市場的基本構成及其變換趨勢同樣依賴于市場主體雙方的博弈，以及由此產生的價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給者之間因法律的供給和需求所產生的類市場環境。按照市場運行規律來看，相對穩定的市場在供給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場的均衡態就要求市場主體雙方在供給和需求上的相對均衡，任何一方發生變化，都會形成供給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從而引發市場波動，通過供給增加或需求削減的方式再次達到均衡。就法律市場而言，國家或政府作為法律供給方，應當及時對市場的法律需求狀態作出評估和回應，從而滿足法律市場的要求，達到法律供給需求狀態的均衡。法律的市場供給主要取決于法律制度約束、法律價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質技術等要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現行憲法的規范范圍內，根據當前市場的守法成本和違法成本的差別比較，以及立法、執法和司法技術等相關因素，決定是否在現行法律體系范圍內增加或修訂法律，從而更大程度地滿足法律市場的需求。其中法律的價格因素客觀地體現為擬供給法律的效用范圍，如果其效用范圍廣，需求者的權益內容和范圍會基于該法律的供給得到更大程度的確認或保護，從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圍大于違法的潛在收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供給就成為必要。

第二、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與法律需求。所謂需求，主要有兩個方面構成，一是需求主體對某種客體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該主體具有購買產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產生同樣具有一般需求的內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體現為市場主體對國家機關法律活動的支付能力，執法、司法機關對立法活動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強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法律市場主體對自身權益、集體權益的認知程度，認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決定了相應法律供給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說，法律市場主體，特別是法律需求者對自身和集體權益保護的認識程度愈深，其相應的法律意識愈強，對能夠更大范圍內保障其權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給市場應運而生，從而相應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措施成為法律市場的必然。

第三、法律價值與法律需求。

人們對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價值（秩序、自由、正義、效率），而法律的供給，僅僅是確立并實現法律的價值的過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給法律的價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過提供法律，通過提供立法、執法、司法活動來間接滿足人們的終極需求。法律的這種工具屬性，表明了國家機關僅能供給中間產品——法律，而不能供給最終產品——正義、效率等法律的價值和社會目標。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探究立法的價值，就在于通過法律供給能否在法律的運作過程中實現對法律需求的滿足，確認、維護或保障應當保障的權益，防范或者遏制權益侵害、受損風險的產生。也就是說，立法的供給必須能夠明確確定擬供給法律的價值目標和立法宗旨，從價值目標上可以歸順法律供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場利益與法律需求。市場運作的機理在于交易雙方或供給雙方的利益交換或互補，法律需求的產生必然歸因于某種潛在利益的驅動，期望通過法律供給達到確認、維護和保障權益的目標。鑒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其供給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和意愿。當某一種利益目標變成大多數人的利益指向，相應保護改種權益的法律規范的需求就應運而生，這種法律需求會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場均衡，從而引發了法律市場的非均衡態，非均衡態向均衡態的發展就依靠保障該群體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給與以相對應，從而最終實現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邏輯

法律需求屬于制度需求的范疇，是一種將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設計，雖然其供求邏輯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下可以被解釋為一種供給和需求的邏輯發展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不僅是一種非市場需求，而且是一種非物質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體對某種“潛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種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無法實現和獲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發于主體對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從當前的法律結構體系和制度體系來看，該種利益期盼是無法予以滿足的。

上述的制度經濟學的立法闡釋，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說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邏輯：

（1）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廣泛。一般來說，法律需求的主體就是法律需要保護的利益主體，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場主體，也可能是國家政府，也可能是社會公眾。生物技術的發展所產生的轉基因安全風險、生物多樣喪失風險以及外來物種入侵風險等統一構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風險體系和利益保護對象。在上述風險和利益保護的釋解當中，基于對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類世代延續的利益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主要體現為一般公眾；基于對整體社會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又將體現為國家及其政府；基于對生態系統安全利益訴求的視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體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體觀念，轉而確認并保護動植物，乃至生態系統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實現的規范體系中得以體現，其潛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現實法律制度所建構的利益體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為“潛在利益”的存在，構成了法律制度體系發展的牽動力，形成一個相對穩定，但又不斷地在“需求-供給”中發展的運動模式。

從生物安全本身來看，安全的主體范圍非常明確，一切可以歸屬為生物學中的生物范疇的主體都應當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體現，并由特定的“潛在利益”與之相對應。根據生物安全法律主體的廣泛性，需要通過法律保護的“潛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眾的生命健康利益，國家政府的安全與穩定利益，一切生物體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間均衡利益，以及生態系統本身的安全利益。

（3） 現實法律制度安排和規范體系尚無法滿足上述“潛在利益”。建立在傳統法律理論體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難對生物安全利益提供應有的風險防范機制和保護機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所帶來的風險只是在20世紀末期才真正被人們發現和認識，科技的兩面性和吊詭性只有在科學技術知識較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廣大公眾所知曉。科技發展所隱含的生物安全問題、生命健康問題、生態倫理問題等作為一種潛在的或現實的社會問題時，其重要性和緊迫性才真正上升為多數人的社會風險意識。風險是一個與利益相比對的概念，它意味著主體的某類利益正在或將要被侵蝕或剝奪，當一種風險演化為一種群體性、社會性的風險意識時，相關的風險防范措施必須在整體上予以采納或建構。法律作為一種規則和規范體系，預設人們的行為模式和行為結果，從而在制度層面上提供了一個可知悉、可預見、可防范、可制裁的規范模式，從而加快了主體的立法訴求，也推動了權力機關的立法供給。其次，現有的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對人類自身利益的確認和保護之上，法律主體的范圍也很難突破對自然人或法律擬制主體的傳統認知，相應地法律的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也很難突破傳統之囿。然而，就生態系統而言，彰顯人類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現代化正是成就當前生物乃至生態系統風險的主要因素，現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證了至高無上的人類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視性，也從風險的角度提出了將人類利益與生物利益、生態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規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規范體系和法律制度建設來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包括人類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態利益）仍然任重道遠。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業文明，特別是以生物技術發展為代表的人類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不確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學技術本身隱含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必須在原有的法律秩序體系框架內重新建立并發展生物安全法律體系和由此產生的秩序體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分析認為，生物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在于，生物安全的社會公共性強烈呼喚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將人類安全利益與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態安全利益聯系起來，從而將人類的發展與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相互聯結，在利益層面確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如果我們將法律規范體系和制度體系的確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給的辯證統一，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體系的均衡給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設定了經濟學意義上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