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趨勢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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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老齡化趨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消費結構 灰色關聯分析 預測
目前我國已經邁進了人口老齡化的國家，不同年齡人口的消費能力、消費偏好和消費習慣不同，老年人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變化，對所需商品和服務同其他年齡段人口不同。隨著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老年人需求的擴大和層次的提高，因此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消費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將越來越大。我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發生變化，這一變化，會對我國消費結構產生重大影響。
文獻綜述
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緊密相關。作為特殊群體的老年人口，他們的消費結構、消費能力和消費習慣與其他年齡段人口有明顯的不同。西方人口學家針對人口老齡化與消費結構關系的研究文獻非常少，而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也不多，還沒有深入的研究。包玉香等（2012）用計量方法對人口老齡化對山東省消費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到人口老齡化對城鎮居民人均消費的影響程度大于其對農村居民人均消費的影響程度；馬曉君（2004）指出老年人因自身的特點而進行與其他年齡消費主體不同的消費活動，隨著老年人這一年齡段的消費主體占消費主體的比重不斷增加，將不斷擴大對消費結構的影響。晁思達（2012）對人口老齡化對我國消費結構的影響進行了理論探討，從不同的方面對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并提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對策。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改進的灰色關聯分析模型，對中國人口老齡化人數和消費結構進行灰色關聯分析。
模型構建
（一）改進的灰色關聯分析模型
本文選用改進的灰色關聯度模型，其基本思想是：按照因素的時間序列曲線的平均相對變化勢態的接近程度來計算因素間的關聯度，該模型具有接近性、對稱性、唯一性、可比性和無量綱化后的保序性，其優點是能夠反映出序列間的正、負相關關系，為具有負相關關系的序列提供了一條新的解決途徑。改進后的灰色關聯度模型比較客觀、實用，計算結果能夠較真實地反映序列的發展態勢的接近程度。
設參考序列為X0=（x0（1）， x0（2）K x0（n）），比較序列為X1=（x1（1）， x1（2）K x1（n）），X2=（x2（1）， x2（2）K x2（n））…Xm=（xm（1）， xm（2）K xm（n））。
改進的灰色關聯分析的計算步驟為：
第一步：求各序列的初值像。
Xi′=Xi /Xi（1）=（xi′（1）， xi′（2）…xi′（n））， （i=0，1，2…m）。
第二步：求差序列及序列均值。
Δx0（k）=x0（k）-x0（k-1）， （k=2，3…n）
Δxi =xi（k）-xi（k-1）， （i=1，2…m； k=2，3…n）
，，（k=2，3…n；i=1，2…m）。
第三步：確定兩極最大差與最小差。
最大值：max（|Δx0（k）/x0（k）|， |Δxi（k）/xi（k）|）， （i=1，2…m），
最小值：min（|Δx0（k）/x0（k）|， |Δxi（k）/xi（k）|）， （i=1，2…m）。
第四步：求改進的灰色關聯系數。
其中，
因X0（k）、Xi（k）皆為1-時距的序列。若不是1-時距序列，灰色關聯系數有變動。
第五步：改進的灰色斜率關聯度。
當-1≤ξi
（二）GM（1，1）預測模型
設有變量X （0）={X （0）（i）， i=1，2…m}為某一預測對象的非負單調原始數據列，為建立灰色預測模型：首先對X （0）進行一次累加生成一次累加序列：
X （1）={X （1）（k）， k=1，2…m}，
對X （1）可建立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
dX （1）/dt+aZ（1）=u即：X （0）（k）+aZ（1）（k）=u
最終得到的預測函數為：
數據來源及結果分析
（一）數據來源及灰色關聯分析結果
本文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6-2012）。本文以人口老齡化人數作為參考序列，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娛樂、醫療保健、其他商品及服務作為比較序列，根據模型計算關聯度如表1所示。由表1的結果，關聯度由大到小的排序為：食品>其他商品及服務>文教娛樂>交通通信>衣著>醫療保健>居住>家庭設備用品。
從表1的結果看出，與老年人關聯最緊密的消費是食品，隨著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得到改善，對基本生活消費-食品的需求，不論是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都需要不斷改善；其次是其他商品與服務的需要，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加，對年輕時不太關心的服務性勞務和其他的消費品，這時卻會傾注更多的關心和注意；老年人的消費結構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注重生活質量，而且老年人有更多的閑暇時間來享受文化教育及娛樂帶來的感受；由于中國的傳統觀念，子女的住房通常是由家長來購買，在他們老年的時候，可能對這方面就不太關心；位于最后一位是家庭設備用品，更多的是由子女來購買，可能老年人在年輕的時候，對家庭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和時間，老年后他們更有重視享受生活帶來的快樂，而不是把注意力傾注在家庭的日常雜物上。
（二）人口老齡化人數及消費結構支出的預測函數及預測值
根據公式得到從X 0（K+1）到X 8（K+1）的預測函數如下：
X 0（K+1）=269184.58×（exp（0.02876k）） -261675.08；
X 1（K+1）=15870.17×（exp（0.085886k）） -14098.18；
X 2 （K+1）=3184.05×（exp（0.10065k））
-2704.87；
X 3 （K+1）=1629.37×（exp（0.12481k））
-1345.61；
X 4 （K+1）=1798.25×（exp（0.10707k））
-1534.89；
X 5 （K+1）=1157.50×（exp（0.147356k））
-974.28；
X 6 （K+1）=4671.71×（exp（0.094674k））
-4340.16；
X 7 （K+1）=5002.77×（exp（0.079939k））
-4892.66；
X 8 （K+1）=1218.31×（exp（0.096944k））
-1103.39，經過檢驗精度都在優良以上。
應用以上的預測函數，可以得到2012-2016年中國人口老齡化人數及消費結構支出預測值，結果如表2所示。
（三）預測值的灰色關聯分析結果
選取人口數作為參考序列，類消費作為比較序列，然后帶入改進的灰色關聯分析模型，得到關聯度，結果如表3。
從表3的結果看，老年人未來的消費結構關聯度與以往有了很大的變化，醫療保健、食品、其他商品及服務位于前三位，而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娛樂位于末位。關聯度排序為：醫療衛生>食品>其他商品及服務>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娛樂。對比表1的結果，發現醫療衛生從第六位躍升至第一位，說明隨著年齡的增加，物質生活的改善，老年人對于健康的認識和對健康的意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和年輕人相比，老年人的身體更易患各種疾病，更需要醫療保健的支持；文教娛樂、交通通信從第三、四位下降到第八、七位，老年人在老年的時期對這兩方面的需要減少；從結果來看，食品仍然位于前列，說明基本消費仍然是老年人比較重要的一部分，今后一段時期內精神文明層面的消費從意識上和行動上，仍是偏向重視物質消費。
結論及建議
本文應用改進的灰色關聯分析模型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及消費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關聯分析，得到的消費灰色關聯度排序：食品>其他商品及服務>文教娛樂>交通通信>衣著>醫療保健>居住>家庭設備用品。為了預測未來老年人和消費結構的關系，利用灰色GM（1，1）預測模型對2012-2016年的老年人口數和消費結構支出進行了預測，再次運用改進的灰色關聯分析模型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關聯分析，得到：醫療衛生>食品>其他商品及服務>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娛樂，對比關聯結果可以看出，老年人從基本消費的物質消費轉向理性消費。
伴隨著老年人數的增加，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必然會導致消費結構的變化。根據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老年消費市場現狀，適應老年人對不同消費品的需要，提高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質量，要引導老年人轉變消費結構，轉向更加合理的消費結構模式，不斷完善老年人的消費結構。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完善老年醫療保障制度，發展醫療行業。根據上面分析得到的結果，未來幾年和老年人關聯最密切的是醫療保健，因此對老年醫療保障制度的完善非常有必要。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影響最大也是最直接的便是提高了醫療保健的支出比重。我國傳統的醫療服務行業是以治療及預防傳染性疾病和多發病為主，保障的對象主要是嬰幼兒和成年人，并且老年人的發病率比年輕人要高很多，當前慢性病對老年人健康產生主要威脅，老齡人對長期保健服務和預防醫療的需求呈現增加狀態，醫療服務行業的結構需要向這方面轉變，因此社會醫療服務行業的重心必然向老年群體轉移，有必要擴大老年醫療服務項目，并納入基本醫療保險支付范圍。
第二，發展符合中國實際的“銀發”市場。老年人的消費水平和年輕人有一定的差異，并且隨著老年人消費需求的增長，以滿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養老服務設施、日常生活用品和社區服務、娛樂業的新型產業，稱為“銀發產業”。要大力發展“銀發”市場就是要對老年人迫切需要的生產和服務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例如，為了老年人使用的方便性，可以設計一些專門為老年人使用的消費品。政府要出臺各項惠老政策，必須要貫徹執行；在公共財力的投入中要逐漸增加對老年人投入的比重；并要以老年人的需求為主導，使為老年人的服務工作和服務專業化的水平逐步得到提高；要切實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使更多老年人的生活得到不斷的豐富。
1.包玉香，李子君.人口老齡化對山東省消費的影響研究[J].消費經濟，2012（1）
2.馬曉君，中國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初探[J].遼寧經濟，2004
3.晁思達，論人口老齡化對我國消費結構的影響[J].中國證券期貨，2012（5）
4.鄧聚龍.灰色系統的基本方法[M].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87
5.孫玉剛，黨耀國.灰色斜率關聯度的改進模型[J].統計與決策，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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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熊必俊.人口老齡化與可持續發展[M].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
第2篇：人口老齡化趨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惡性腫瘤 發病率 預防
中圖分類號：R73-3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5-0515（2012）2-374-03
惡性腫瘤是上海市居民死亡原因之一，占全死因構成的31%，自1962年以來一直僅次于循環系統疾病居第二位。向化鎮是崇明縣18個鄉鎮之一，位于崇明島東部，與上海長江大橋相鄰，十個行政村、一個居委，常住人口3.2萬，人口密度相對較大，腫瘤粗發病率呈上升趨勢。為進一步查明向化鎮惡性腫瘤現患特點，我們通過對2002-2008年向化社區腫瘤新發病例隨訪數據分析,了解社區腫瘤發病的基本特征,為有效開展腫瘤防治工作提供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來源于《上海市惡性腫瘤登記報告系統》，由全市所有二級以上醫療機構進行病例報告，崇明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匯總后由向化鎮醫生進行入戶核實隨訪，并且與《上海市死因登記報告系統》進行核對，每年進行數據清洗。
1.2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統計指標計算方法如下：①粗發病率：新發病例數除以相應的人口數發病，統計時間為2002年至2008年，單位是10萬分之一；② 標化發病率：為消除年齡構成不同對粗發病率的影響，使用年齡標化的發病率進行比較，率的標化以世界衛生組織標準人口進行標化。③APC：年度變化百分比，發病（死亡）率的時間趨勢分析中采用對數刻度，來表達相對變化的程度。用y表示率的自然對數，即y=ln（r），以y為因變量，x為自變量（年份或年份段的組中值），配合下述線性模型y=α+βx+ε，式中α為常數項，β為回歸系數，ε為隨機誤差項。從回歸系數β可以估計APC，并用百分數表示APC=100*(eβ-1)。④用Poisson分布分析比較男女發病率，用SAS軟件進行數據匯總分析。
2 結果
2.1 腫瘤發病情況
2002-2008年度崇明縣向化鎮共登記報告惡性腫瘤（包括中樞神經系統良性腫瘤）701例，惡性腫瘤發病粗率為314.71/10萬，去除人口變動和人口老齡化的原因，標化發病率為157.61/10萬。0-64歲發生惡性腫瘤的累積危險性為9.94%，0-74歲發生惡性腫瘤的累積危險性為17.76%。與2002年相比，2008年總發病率上升了0.90%，總標化發病率上升了0.86%（見表1）。
表1 2002-2008年崇明縣向化鎮腫瘤發病情況
2.2 性別分布
報告的701腫瘤新發病例中，其中男性395例，占56.35%，女性306例，占43.65%，男女性別比為1.29：1。Poisson分布比較男女發病率 (P
表2 2002-2008年崇明縣向化鎮發病性別分布
2.3 年齡特征
分析不同年齡組發病率變化情況，發現45歲以后隨著年齡的增長，發病率開始大幅度上升，男性高于女性，80歲組達高峰。男、女性惡性腫瘤發病率分別達到2177.07 / 10 萬和765.39 /10 萬。而且男女間惡性腫瘤發病率的差異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明顯增大。見圖1。
2.4 發病順位
七年間惡性腫瘤發生率前5 位的依次為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結腸癌，占全部惡性腫瘤的60.06%。其中肺癌發病率62.85/10萬、構成比為19.97%居首。其次為肝癌：發病率50.73/10萬、構成比為16.12%。胃癌：發病率36.81/10萬、構成比為11.7%；乳腺癌：發病率22.45/10萬、構成比為7.13%；結腸癌：發病率16.16/10萬、構成比為5.14%。
2.5 惡性腫瘤的發病趨勢分析
我們對2002-2008年崇明縣向化鎮全部惡性腫瘤（包括中樞神經系統良性腫瘤）的發病率進行趨勢分析（表3）。
表3 2002-2008年向化鎮全部惡性腫瘤發病情況趨勢分析
從表3男性數據分析：APC為6.581％(P>0.05)，顯示七年間男性癌癥粗發病率趨勢平穩；APC為5.921％(P>0.05)，顯示七年間男性癌標化發病率癥發病趨勢平穩。女性數據分析：APC達11.923％(P
3 討論
文中顯示向化鎮2002―2008年惡性腫瘤粗發病率、標化發病率呈上升趨勢，男性發病趨勢平穩，而女性發病呈上升趨勢，提示本鎮居民人口老齡化（特別是女性）致癌癥發病率呈持續增長。而導致癌癥發病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齡化，其他危險因素可能變化不大，或有升、有降，在所有癌癥相關危險因素中，女性的總體暴露及其受危害程度可能高于男性[1]。肺、肝癌、胃癌、乳腺癌、結腸癌是危害本鎮居民健康最主要的惡性腫瘤，其中肺癌和肝癌居前兩位。向化鎮惡性腫瘤的發病順位與徐匯區居民惡性腫瘤的發病順位[2]有所不同，向化鎮居民的肝癌發病排名第二，提示崇明肝癌的發生可能與當地的生活習慣有關[3]。本文結果還顯示，男性腫瘤發病率高于女性，這可能與男性的不良生活方式較女性多有關，如吸煙[4]、酗酒；從年齡分布看發病率隨年齡的增加而上升；肺癌是向化鎮居民惡性腫瘤發病首位，提示腫瘤防治的重點人群為中老年男性[5]，應大力開展社區腫瘤防治知識普及、宣傳及健康教育。
今后要重視開展社區惡性腫瘤的三級預防工作。一是完善社區惡性腫瘤登記，腫瘤登記是掌握某一地區惡性腫瘤發病率及其變化規律的唯一手段[6], 從而為衛生行政部門制訂腫瘤防治計劃和開展腫瘤防治研究提供科學依據。二是制定各種惡性腫瘤健康教育促進計劃，在居民中大力開展“防癌抗癌”健康教育，把腫瘤一級預防工作放在改變居民的行為生活方式上，控制吸煙、飲酒和提倡合理的飲食結構。從而增強社區人群防癌意識，自覺遵循健康的行為方式，積極參與腫瘤篩查和普查活動，以常見腫瘤為目標，開展“四癌”早發現等二級預防項目。三是加強社區全科醫師社區腫瘤知識培訓，運用早期發現腫瘤的有效措施，早期發現、早期診斷。四是建立惡性腫瘤防治網絡系統，腫瘤條線醫師通過網絡系統了解患者在社區康復的情況并給予指導，提高社區腫瘤防治的工作質量和效率。
（本文承蒙上海市崇明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唐明、陳伯鈴的審閱和指教，謹此致謝。）
參考文獻
[1] 鄭 瑩,吳春曉等.上海市區1973至2005年癌癥的發病趨勢.診斷學理論與實踐.2009,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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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顧秀英,胡一河.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03:9-11.
第3篇：人口老齡化趨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老齡化社會；社會養老保險；養老服務公司；商業保險；跨越式發展
中國于1999年邁入老齡化社會。人口老齡化給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等領域帶來了深刻影響，龐大的老年群體的養老、醫療、社會服務等方面需求壓力也越來越大。商業保險公司有責任承擔起老齡事業發展的重任，在解決養老問題方面發揮自身的優勢，把幫助政府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與實現公司跨越式發展結合起來。
一、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及由此帶來的養老問題
(一)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及發展趨勢
根據國家統計局《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調查數據推算，2005年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30 756萬人。其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10045萬人，占總人口的 7.69%。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個百分點。
2006年，全國老齡辦首次的有關人口老齡化的研究報告認為，21世紀的中國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社會。到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人，老齡化水平將達到 17.17%；到2023年，老年人口數量將增加到2.7億人，與0-14歲少兒人口數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人，老齡化水平推進到30%以上；到2051年，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將達到峰值4.37億人，約為少兒人口數量的2倍。
根據國際慣例，一個國家65歲以上人口的比重達到7%，即為老齡化社會。目前，我國人口結構從年輕型轉變為老年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
(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問題
中國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的發展趨勢，已經給養老、代際關系處理等方面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影響到代際和諧和家庭和諧，成為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不可忽視的現實問題。
老齡化社會問題，直接帶來的是養老問題，涉及到老年人口由誰來贍養(支付養老金)和如何來贍養(養老服務)兩個方面的問題，其實質是如何對待老年人的問題。
傳統型社會，老年人的養老問題絕大多數是由家庭解決的。但是，與老齡化社會發生同步變化的是，現代家庭的規模也在逐漸縮小，在家庭中老年人占多數，四個老人，一對夫婦一個孩子，形成了“4—2—1”結構。因此，家庭養老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同時，老年人由于自身經濟收入的減少、工作與身體狀況的變化，導致中國現階段老年人的生活現狀不容樂觀。在城市，老年人除了退休金之外，基本沒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在農村，老年人不但沒有養老金，甚至還要勞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基本沒有“退休”的可能。還有一個較為明顯的社會問題，不少老年人還要程度不同地負擔其失業子女甚至是第三代的生活費用。
在老齡化社會問題中，還存在著對老年人的歧視問題。有的年輕人由于缺乏道德觀念，法律意識淡漠，不但不盡贍養義務，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權益。從全國來看，老年人由于孤獨、饑寒、疾病、受虐導致的自殺現象時有發生。 2004年3月“預防長者自殺”亞太地區會議在香港召開，會議資料顯示，根據保守估計，我國每年有25萬人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其中55歲以上的人占了20%，特別是農村老年人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代際和諧和家庭和諧中的極不和諧音，成為老齡化社會中又一個棘手的問題。
老齡化社會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影響著中國社會發展的總體質量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而且可能影響到中國的社會穩定，養老問題的妥善解決勢在必行。
(三)解決養老問題的途徑
離開代代相傳與積累，人類社會不可能發展進步。因此，公正對待老年人，激勵青年人更好地為社會進步服務，妥善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成為社會文明進步的必然要求。全社會都應該公正對待老年人，正視并科學解決這一問題，要保證老年人與其他社會成員一樣，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社會有責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準不低于當時社會生活的平均水準，并不斷提高。
公正對待老年人，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有效解決養老問題，即要解決養老金的來源(經濟問題)與提供養老服務兩個方面的問題。現實情況下，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無非有兩種，一種是傳統的家庭贍養方式，一種是通過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方式。
由于家庭贍養能力和社會道德等因素的影響，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正在受到沖擊。同時，隨著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家庭的贍養功能也將不斷退化。我們的理想是，一方面，老年人得到良好的社會保障；另一方面，年輕人又不至于因此而承受過重的負擔。因此，在養老問題上，社會被期望承擔的責任與義務越來越大。但是，與期望相比，與經濟發展幅度相比，中國的社會保障事業表現出一種嚴重滯后的情形。目前，中國共有各類老年社會福利機構養老床位 120.5萬張，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僅有8.6張，與發達國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養老床位數50至70張的水平相差甚遠。其它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許多為老服務也都存在發展緩慢的問題，不能滿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長的需求。
我國是在經濟欠發達的情況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如此低的經濟發展水平，要承受如此高程度的人口老齡化，決定了我國不能象西方國家那樣由政府包辦社會養老福利事業。這就需要開辟出一條養老職能社會化的道路，以緩解政府財政壓力。
從未來發展趨勢分析，老年人特別是高齡老人對養老金和養老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解決老齡化帶來的養老問題，必須建立起系統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養老職能將更多地依賴于社會，依賴于社會各方面養老服務項目的開展。
(四)現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與社會經濟發展要求不相適應
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經歷了“企業 社會”、“企業保險”和“社會保險”三個階段，在保險方式上從“社會統籌”到“統賬結合”，保險范圍也在不斷拓寬、完善，在穩定社會和保障生活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但是，現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卻存在著與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嚴峻問題，主要表現在資金短缺，導致支出遠大于收入的矛盾日益加劇。
分析主要原因，一是存在著歷史欠賬，新制度實施前已經退休的“老人”需要相當數量的養老金支出；二是在就業壓力下，一部分勞動者提早退休；三是人均壽命普遍延長；四是企業拖欠基本養老保險費；五是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面狹窄等等。因此，具有條件享受社會保障的老年人所需要的養老金不斷增加，而政府和社會在社會保險支出方面無法實現同比例擴大，二者之間形成矛盾體。截止到2004年底，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已達7400億元，且每年以1 000多億元的規模在擴大。直接的后果是離退休老人不能按時領取養老金，最終將制約養老社會保險制度的縱深推進與健康發展。
二、商業保險公司具有解決養老問題的優勢條件
我國黨和政府一貫關心老年人的生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國家和社會應當采取措施，健全老年社會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參與社會發展的條件，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
解決養老問題，關鍵是要集中社會各方面的力量，以積極的姿態和得力的措施去應對，要讓老年人在社會主義和諧大家庭中感受到幸福，使我國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創造出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和諧社會。商業保險公司有責任、有能力在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國家政策積極鼓勵和倡導商業保險公司在解決養老問題中發揮作用
2006年6月16日，國務院下發23號文件《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提出，作為金融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商業保險，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發揮著“經濟補償、資金融通和社會管理”功能。加快保險業改革發展有利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的保障需求。該文件明確指出，我國正處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時期，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保障需求不斷增強。加快保險業改革發展，鼓勵和引導人民群眾參加商業養老、健康等保險，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全社會保障水平，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實現社會穩定與和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此意義上，國家政策積極鼓勵和倡導商業保險公司在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中發揮作用，要求保險業積極拓寬服務領域，不斷提高服務水平。這是保險業服務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也是商業保險公司應盡的一種社會責任。商業保險公司必須立足于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充分發揮保險的經濟“助推器”和社會“穩定器”作用，著力解決保險業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適應的矛盾，在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中體現出獨特的作用。
(二)國家積極支持加快養老服務業發展
養老服務業是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顧和護理服務，滿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的服務行業。一個社會養老服務業發展的程度如何，直接決定著老年人生活品質的高低，從客觀上反映了這個社會的文明進步程度。在2006年由全國老齡委辦公室等部門聯合制定的《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意見》中，對于妥善處理人口老齡化問題，關心老年人的需求，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提出了明確要求，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充分認識發展養老服務業的重要意義，采取有效措施，推動養老服務業加快發展。
在我國養老服務業徹底向社會資本開放的背景下，商業保險公司可以發揮自身的資金優勢，加快向養老服務業滲透的步伐，促進養老服務業發展，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顧和護理服務，滿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
(三)保險業的社會管理功能應該包含養老服務內容
一直以來，中國保險業在“經濟補償”與“資金融通”方面發揮的作用十分顯著，但在參與“社會管理”方面的功能需要不斷完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保險業，面對的是保險業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適應這一主要矛盾。解決這一主要矛盾，要求保險業要緊緊圍繞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戰略目標，為不同層次、不同職業、不同地區人民群眾服務，積極發展社會和人民急需的農業保險、養老保險、健康保險和責任保險。這些要求，找準了保險業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結合點，既明確了保險業服務和諧社會建設的有效途徑，也為保險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更是保險業延伸服務，實現服務功能完善的必然要求。
鑒于人口老齡化和家庭小型化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家庭開始把商業保險作為解決養老和健康保障的重要手段。社會對于保險的需求，是保險業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決定了保險業的發展空間必將不斷拓寬。保險業應該也必須站在服務經濟社會全局的高度謀劃工作，針對養老方面的保險需求，提供多樣化的服務。
目前，在解決養老問題上，保險業擁有自己的產品，但是解決的也僅僅是養老金的問題，對于養老的服務問題還沒有真正觸及。在現今和未來社會，依靠子女提供養老服務的可能性日益減少，而原有的養老機制也在巨大的養老服務需求面前顯得力不從心。因此，成立商業養老保險服務公司不失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又一可行選擇。
三、搶抓機遇，在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中實現商業保險跨越式發展
(一)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與實現商業保險跨越式發展中國統一
目前，黨和國家對于保險業的發展越來越重視，對于保險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作用的期望越來越高。國務院相繼召開會議進行專項研究并下發《若干意見》，系統闡述了保險業為什么要發展、為誰發展、發展一個什么樣的保險業和怎樣發展的問題。從宏觀層面上，政策扶持、政府推動的保險業發展模式將逐漸形成，為保險業的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應該講，保險業已經進入到又一個充滿希望的“黃金時期”。
在保險業加快改革發展的戰略機遇面前，商業保險公司要主動抓搶機遇，鞏固好業已取得的改革發展成果，進一步發揮應有的作用，不斷提高社會地位，在服務的廣度、深度和質量上取得重大突破，使發展的空間得到極大拓展。解決人口老齡化社會帶來的養老問題，恰好符合這一發展思路。
在我國人口結構向老年型轉軌時，老年人口增長引發的對其衣、食、住、行、醫療、精神消費等方面的需求，使老年消費在社會總體消費中的比例持續上升，將影響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投資結構的變化，促使老齡產業的興起，給經濟發展帶來新的生機，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據了解，目前我國 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1.43億，占總人口的11%；預計 2020年將達到2.4億人，占當時總人口的16%左右，養老服務業已成為公認的“朝陽產業”。
按照人生成長特點來講，60歲以上的老年人，應該是一生財富積累最豐厚的時期，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應該有能力支付養老金。商業保險公司向養老服務領域拓展，可以促進商業保險公司在相關領域的發展，有利于“又快又好發展、做大做強做優”目標的實現。對于龐大的老年人口來說，能夠得到更加全面、周到、完善的保險服務。對于投資者來說，意味著更多的盈利機會和盈利空間。對于公司員工來說，既拓寬了施展才華的空間，也有利于實現自身價值。
實現商業保險的跨越式發展，就必須突破常規思維，以超常規的措施來保證和促成。在全社會都在為解決人口老齡化社會問題而積極努力的情況下，搶抓機遇，加快向養老服務領域拓寬，是商業保險公司實現自身跨越式發展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商業保險公司具備向養老服務領域滲透，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基本條件
經過多年的發展，商業保險公司積極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治理結構不斷完善，風險管控能力不斷增強，改革釋放的活力正在成為公司跨越式發展的強大動力。與此同時，商業保險公司在市場地位、服務網絡、財務實力、人才隊伍和品牌建設等方面形成自身獨特的競爭優勢。在具備諸多優勢的情況下，商業保險公司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就必須積極滿足市場需求，重點發展內含價值高的業務，在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不斷進行內部資源的整合轉型。要確保商業保險已形成的競爭優勢長期保持下去，并在公司內部形成協同效應，提高公司向客戶提供差異化和完善服務的能力。通過保險資金運用和資本運作進入養老服務領域，在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商業保險公司一定能夠抓住機遇，實現自身的跨越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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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商業保險籌建養老保險服務公司的設想
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讓老年人享受舒適安全、高質量的社區服務，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也是國家對養老事業提出的新要求。未來五年，中國政府將采取“以居家養老為基礎，以社會服務為依托，以機構養老為補充”的養老模式。
商業保險有其自身獨特的優勢，應該積極參與養老服務事業，建議采取參股、收購、策略聯盟等多種形式，籌建養老保險服務公司，在保險產業鏈條中增加老年服務產業，這也符合商業保險公司跨越式發展的要求。
在養老保險服務公司的定位上，要突出養老和敬老的主題，充分考慮到老年人的特點，以滿足、改善和豐富老年人對物質生活與精神文化生活的特殊需要為出發點，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務。要在衣食住行、醫療保健、學習教育、健身娛樂、心理疏導、法律咨詢、生活援助、參與社會等方方面面集中體現“為老服務”的宗旨。
養老保險服務公司的資金來源，可以有四個方面。一是爭取國家相關的專項老年人社會保險基金；二是公司運用自有資金；三是有養老服務需求并有能力支付服務費用群眾的消費資金；四是吸納社會上有愛心人土的捐款資金。同時，還可以針對農村與城市老年人的不同特點，采取相應的資金籌集方式。如，對于農村老年人，可以將其個人使用與經營的責任田轉讓給土地經營組織，形成責任田養老資金，發揮“責任田”的養老保障作用。對于城市貧困老人，可以將其擁有的房產作價入股到養老服務機構，以此作為養老資金的來源(此觀點來自于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研究員田雪原)。
在養老保險服務公司興辦產業的選擇上，可以采取興建適宜老年人集中居住、生活學習、娛樂、健身的老年公寓、養老院、敬老院，開展老年護理服務，為老年人創造良好的養老環境和條件；可以投資興辦以老年人為對象的老年生活照顧、家政服務、心理咨詢、康復服務、緊急救援等業務，向居住在社區(村鎮)家庭的老年人提供養老服務，為他們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可以與有關企業合作，開發、生產老年人特殊用品，促進老年用品市場發展，滿足老年人的多方面需求。
在養老保險服務公司具體運作模式上，積極爭取政府基礎設施配套費減免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以集中辟建高標準的老年社區為著眼點，投資參與社會養老公益建設。老年社區建成后，可以采取會員制租住、產權發售及公寓式整體出租等多種方式。對于有一定經濟承受能力、有較高養老需求的老年人，可以有償提供公寓式養老服務；對于具有較高消費水準的老年人，尤其是以“侯鳥式”異地養老的特殊人群，可以為其提供購買產權、短期租住、長期預租等多種選擇，建立鄉村度假屋，滿足其階段性自由靈活入住的需求。只要這些新型養老項目配套設施完善、經營理念先進、服務功能健全，能夠較好地滿足不同層次的社會老人的養老需求，市場供求將相當大，必將給商業保險公司帶來新的利潤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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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人口老齡化趨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養老基金;長壽風險;死亡率;長壽債券
中圖分類號:F84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31(2010)11-0041-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11.10
一、人口老齡化及其發展趨勢
人口老齡化有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的含義。所謂靜態含義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動態含義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國際上通常認為,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1]。
世界人口年齡分布正發生深刻的變化,即年齡分布因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而逐步轉向人口老齡化。預期壽命在近幾十年中快速增加,并且這一趨勢還將持續。歐洲1955年出生的男嬰的預期壽命為62.9歲,而今已達到70.5歲,女嬰則由67.9歲增至78.8歲。發展中國家的預期壽命增幅更大,例如中國上海的平均預期壽命的年增幅約為3.24個月,男性預期壽命已由1978年的70.69歲增至2009年的79.42歲,女性壽命已74.78歲增至84.06歲。由此人口結構也出現老齡化,如1950年的歐洲,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8%,預計在2050年時將達到28%,其中8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由1950年的1%上升至2050年的10%,亞洲和北美也有同樣的趨勢①。
二、長壽風險的內涵與影響
當前人口老齡化在諸多社會領域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挑戰,如養老金因退休高峰而遭受巨大考驗,醫療系統不堪重負,退休人口由積累財富轉向消費時可能引致的資產價格下行等等。人口老齡化的推進也是長壽風險不斷累積的過程,本文主要關注伴隨人口老齡化而出現的長壽風險特質及其管理方法。
長壽風險對個人而言,是指壽命延長使個人面臨未來支付增加而遭受的保障不足或無力支付的風險;對養老保障型產品提供機構而言是指壽命延長使未來給付年限和給付額度增加,導致負債大于資產的風險。
個人應對獲得養老保障并化解長壽風險的渠道主要包括,政府的基本養老保險、壽險公司、企業年金、私人養老基金、住房逆抵押貸款以及風險自留等。
政府的基本養老保險系統遭受長壽風險沖擊主要表現為收支缺口擴大和財政補貼壓力持續增加,導致養老金制度的財政維持能力遭受質疑。當前國內個人賬戶資金計算使用的期限遠低于實際壽命,超過計算年限后,隨后年份的支付將再次并入統籌,政府養老統籌已面臨長壽風險和人口結構改變的雙重壓力,其財務可持續性明顯弱化。而今社會養老保險的多支柱改革推進呈現出公共養老金和私營養老金在收入替代率方面的此消彼長,即社會養老保險系統提供的退休收入比例下降,私營產品提供的比例增加,加之稅收激勵也推動了私營產品需求增加。
商業性養老保障型產品通過年金化為個人轉移長壽風險,當前年金化仍以固定的死亡率作為精算假設進行定價,并未涉及到未來死亡率改善的可能性,于是壽命延長可能會造成年金商品費率被低估,進而引發養老保障型產品提供機構的財務問題,勢必會對其經營形成不利影響。
由于長壽風險轉移市場的缺失或發展遲緩,養老保障型產品提供機構等在為個人提供長壽風險管理的同時,自身陷入了長壽風險管理困境。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壽險公司、企業年金等商業性養老保障計劃試圖通過以下方法實施長壽風險管理:一是涉獵不同的產品、不同國家或不同社會經濟群體,實施長壽風險的多元化或自然對沖;二是與再保險公司簽訂再保險協議,將部分或全部長壽風險的轉移給再保險公司;三是有可能批量轉售退休金計劃未來支付等等。但從已有的長壽風險再保險協議和退休金出售交易存量看,系統性長壽風險集中滯留于保險系統內,保險公司接受長壽風險轉入的意愿不高,且因死亡險和年金產品分由不同機構銷售,自然對沖機制難以發揮作用[2]。于是養老保障型產品設計出現了DC計劃逐步取代DB計劃、產品定價升高等趨勢。這主要是因為死亡率實際調查數據和生命表提供數據的差異顯著,而生命表是各養老保障性產品設計與定價的依據,機構面臨的長壽風險難以從定價中得到彌補。于是在長壽風險轉移可能性很低的條件下,養老保障型產品定價過高、DB計劃萎縮、DC計劃年金化率低,長壽風險由個人自留將難以避免。
人口老齡化趨勢的推進使得機構難以將長壽風險視為正常的商業風險,并予以承擔。因而隨著長壽風險的增加,研究各類養老保障型產品的長壽風險轉移與風險對沖成為學界和業界關注的焦點。
三、現有長壽風險管理方法的比較分析
當前機構管理長壽風險的方法基本包括四大類:一是機構自留長壽風險,即機構將長壽風險視為正常商業風險,并予以承擔。二是在現有的制度中尋求解決方案,如長壽風險的多元化或自然對沖,即在產品組合中涉及定期保險和年金業務組合;與再保險公司簽訂再保險協議,將部分或全部長壽風險轉移給再保險公司;機構將其未來支付批量出售給保險公司;小型的退休金計劃還可為每位退休成員購買年金等,這樣的套期保值策略將一并轉移所有系統與非系統的長壽風險,除非轉移長壽風險過程中使用的是定期遞延年金。三是改變產品設計,如年金提供商提供參與式年金,將部分長壽風險轉移給仍幸存的投保人,即年金合約中的死亡率時時調整,采用實際發生的死亡率,而非購買時的預測死亡率。四是基于創新型產品設計將長壽風險轉移到資本市場,如長壽風險相關資產的證券化,或使用死亡率指數和長壽指數相關的證券與衍生品管理長壽風險,具體包括長壽債券、年金期貨、年金期權、死亡率互換以及死亡率遠期等[3]。
除壽命延長因素外,導致養老基金潛在負債大于資產的風險顯著增加的因素還有投資收益率的變化。無論是從金融市場的實際投資回報率變化趨勢分析,還是從贍養比、勞動生產率等因素判斷,金融市場難以產生大規模持續回報。從資產角度分析,養老基金資產增值幅度有限;從負債角度分析,養老基金負債因未來支付年限以不確定性的方式延長,導致潛在負債快速增加。因而當前管理養老基金潛在負債大于資產的風險,需從長壽風險的對沖管理角度展開。雖然對沖長壽風險的現有方法為數不少,但由于死亡險和年金產品分別由不同機構銷售,自然對沖機制不僅難以發揮作用,而且不易操控。同時,已發生的零星交易觀察,再保險公司并不熱衷于對長壽風險進行分保。小型的退休金計劃購買年金以處置長壽風險的方法并不適用于大規模的年金,這只是轉移問題而非解決問題。改變養老產品設計,比如設置遞減支付、定期年金或采用DC計劃,本質上都是要求個人自留長壽風險,屬于長壽風險管理的低效表現,并不符合老人的養老需求。所以,各類養老保障型產品的提供機構仍在尋求更為有效的長壽風險管理方式。
在養老基金規模龐大且風險管理創新迅速的發達金融市場,從資本市場風險轉移功能角度考慮設計與開發金融衍生工具以實施長壽風險管理的探索正在持續展開。雖然適用于交易所內交易的標準化合約開發還有很多障礙有待突破,但基于長壽風險管理的場外市場合約已有交易。
四、Swiss Re死亡率證券和EIB/BNP長壽債券的啟示
借助瑞士再保險公司(Swiss Re)的死亡率證券和歐洲投資銀行和法國巴黎銀行(EIB/BNP)設計的長壽債券的剖析,本文將探討基于創新型產品的長壽風險對沖管理。
(一)Swiss Re死亡率證券
2003年12月瑞士再保險公司發行了為期三年的死亡率債券,以便于減少瑞士再保險公司所可能面臨的死亡率嚴重惡化的風險。Swiss Re死亡率債券發行總額為4億美元,每季付息一次,計息方式為三月期的美元LIBOR加上135個基點。該債券體現死亡率風險的設計為根據死亡率指數變化調整償付的本金額度,也就是未預料的死亡率增加將導致償付本金額度的減少。死亡率債券中跟蹤的死亡率指數是在采集美、英、法、意和瑞士五國數據的基礎上編制而成的。
在Swiss Re死亡率債券的三年有效期內,若實際死亡率指數未超過2002年基準指數的1.3倍,投資者可獲得全額本金償付;若處于基準指數1.3與1.5倍之間,則實際死亡率每增加0.01,本金償付額減少5%;若超過基準指數的1.5倍,投資者的本金將全部損失[4]。
死亡率債券由特設機構發行,特設機構以債券發行獲取的本金,購買價值4億美元的高信用等級債券,同時借助于利率互換交易將債券利息轉變為基于LIBOR的現金流。特設機構每季支付一次利息,債券到期時根據實際死亡率指數調整本金償付額度。特設機構的存在既可使得瑞士再保險公司將該業務表外化,還可控制信用風險,增強投資者信心。
瑞士再保險公司的盈利與死亡率負相關,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生命與健康再保險公司,瑞士再保險公司正積極尋找交易對手以實現長壽風險的轉移,否則大量積存的長壽風險需要保有規模龐大的資本金以滿足監管當局的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同時通過管理長壽風險,瑞士再保險公司還可維持較高的信用評級。死亡率債券的發行為瑞士再保險公司提供了極端死亡率風險的防護措施,有助于瑞士再保險卸載其可能面臨的極端死亡率變化。
作為瑞士再保險公司的交易對手,債券投資者將在未發生極端死亡率事件的條件下,可得到更高的投資回報。死亡率債券等同于死亡率指數的范圍看漲期權,瑞士再保險公司是期權買方,債券投資者是期權賣方。
Swiss Re死亡率證券是為應對突發重大災難而設計的,債券有效期與長壽風險管理要求相差太遠,而且指數編制與養老基金的受益人結構差距過大,即使該債券被用于短期長壽風險的套期保值策略,也會引發明顯的基差風險。
(二)EIB/BNP長壽債券
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原計劃在2004年11月面向養老基金業推出長壽債券,這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長壽風險證券化嘗試。EIB/BNP長壽債券發行總額為5.4億英鎊,有效期為25年,是支付浮動利息的年金債券,其創新設計在于利息支付與幸存者指數掛鉤,該指數計算基于英格蘭和威爾士2002年65歲男性的實際死亡率,最初的利息支付額設定為0.5億英鎊。EIB/BNP長壽債券被歐洲投資銀行(EIB)評定為AAA級信用等級并發售,由Partner Re再保險公司承保長壽風險相關的超額損失。EIB/BNP長壽債券實質上包括三個部分,一是由歐洲投資銀行發行的浮動利息年金債券,以歐元為計價單位;二是歐洲投資銀行與法國巴黎銀行之間的貨幣互換,歐洲投資銀行支付浮動利率的歐元現金流,獲得固定利率的英鎊現金流;三是歐洲投資銀行與partner Re再保險公司之間的死亡率互換[5]。
EIB/BNP長壽債券設計的可取之處包括:債券現金流的設計有助于養老基金對其長壽風險曝露實施套期保值,尤其是為特定參考人群提供長達25年的年金化支付時。幸存者指數依據國家統計部門的原始死亡率而編制,易獲取的可信數據增加了市場透明度,可提升投資者信心。
EIB/BNP長壽債券并未成功發行,總結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長壽債券的有效期還不足夠的長,該債券并不能成為養老基金的有效風險對沖方式,這妨礙了養老基金的投資意愿。二是資本要求高而風險降低的少,這使其成為占用資本金較多的一種風險管理工具。三是模型和參數的不確定性較高,使投資者和發行人缺乏充足的信心。即使長壽債券能夠提供完全風險對沖,其所隱含的不確定性將使得合理定價成為不可能。四是潛在的套期保值者認為基差風險相對于債券定價而言過高。長壽債券的特定人群與多數年金和養老基金的受益人結構差異顯著,如年齡階段或性別因素,隱含的基差風險大。又如當年金受益人經歷更快的死亡率改善(比定價的基礎―全民指數),基差風險顯著增加。基差風險增加的可能性原因還包括長壽債券特定的年金支付水平,在實現養老金計劃存在支付提高的可能性(如基于通貨膨脹率調整的年金化支付)。五是長壽風險所依賴的指數是中心死亡比率,這意味著幸存者指數將低估幸存人群的真實比例。
雖然EIB/BNP長壽債券還有待進一步完善,但其中包含的長達25年的債券有效期、在場外市場實施死亡率互換、死亡率指數或幸存指數編制等都為長壽風險的資本市場管理工具與市場發展提供了借鑒。
另從以上兩個債券的設計可看出,通過資本市場實施長壽風險管理還有很多障礙,如死亡率指數編制。有效的死亡率指數需消除具體投資組合和人群的個體差異,同時確保依然保留不能有效分散的長壽風險。就地域和社會人口統計因素而言,指數覆蓋面應盡可能廣泛,同時還需盡可能地接近參考它的投資組合,把基差風險(basis risk)降到最低。只有這樣,該指數才能成為公平交易和風險轉移的理想市場基準,并實現長壽風險的市場最低價格確立[6]。
五、總結
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和長壽風險的日益累積,導致社會養老保險的多支柱改革和養老需要滿足對年金等商業性養老機構的倚重。與此同時,長壽風險管理方式的滯后使得年金、養老基金等機構遭遇了長壽風險自留、監管資本要求提高等系列問題,這又抑制了商業性養老保險型產品市場的拓展。故而從長壽風險管理方式上實現突破,將有助于整個社會養老保障系統的優化。從已發生的交易看,可從以下方面加快長壽風險轉移與對沖的實現。
一是鑒于政府已經由養老保障的第一支柱承擔了可觀的長壽風險,不宜再通過長壽債券發行負擔更多的長壽風險,政府統計部門可提供死亡率原始數據,還可基于公開數據編制死亡率指數或長壽指數,作為長壽風險對沖管理市場發展的基準。
二是隨著長壽風險的累積,市場需要大量的有效期超長的債券以便構造套期保值投資組合,尤其是遞延年金需要期限長達50年甚至更長的債券以滿足其年金費收取和年金化支付期間的現金流管理需要,而通過國債提供超長期債券是較為可行的。
三是長壽風險對沖管理市場需要在場內市場交易的標準化合約和在場外市場交易的非標準化合約相互匹配。場內市場可針對系統性的長壽風險設計標準化合約,由于合約的最終使用者類型多,各種信息、預期會迅速反映到市場競爭中,同時場內市場交易還具有流動性、交易機制設計等方面的優勢,如死亡率指數或長壽指數交易。而場外市場非標準化合約可為投資者度身設計以對沖其非系統性的長壽風險,降低基差風險,如長壽債券、死亡率互換等。
基于指數型長壽風險衍生品、已有的利率和通貨膨脹率衍生品和投資組合策略,養老保障型產品提供機構可有效地調整投資風險和回報率,更注重純粹風險的管理,將成本控制在一個合理水平上,還可使得產品設計更加個性化、低成本,推進市場細分,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使得每個風險群體都能得到更為精確的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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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人口老齡化趨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獨生子女 養老 體系創新
一、城市獨生子女養老現狀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而在推行計劃生育的過程中，在城市的推行尤為嚴格，城市青年們為響應政府晚婚晚育，計劃生育的政策，大都生育一個孩子，成為早期一代獨生子女家庭"到了現在，這些獨生子女家庭中已有相當多的父母已經開始進入到老齡化階段，然而受我國的基本國情和傳統習俗的影響，我們的養老形式將是是以家庭養老為主要方式"所以，家庭養老已成為這一代己經長大成人的獨生子女身上的沉重的負擔，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
1、獨生子女家庭基本情況
家庭類型是家庭的一個重要特征，根據家庭基本構成要素的不同可以把家庭劃分為：（1）單身家庭，指家庭中只有一個人；（2）夫妻家庭，指家庭中只有夫妻二人；（3）核心家庭，指一對夫婦與未婚的子女在一起組成的家庭；（4）單親家庭，指只有父親或只有母親與未婚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5）主干家庭，指老一代（包括無配偶的老人）與已婚子女及其孩子（或無孩）一起生活的家庭；（6）聯合家庭，指同一代中有兩對及兩對以上夫妻（包括其中有缺損）在一起生活的家庭；（7）隔代家庭，指只有祖輩和孫輩組成的家庭.另外，還有少數特殊類型的家庭，獨生子女家庭的結構相對而言比較簡單，根據獨生子女父母的居住狀況可以劃分為獨身家庭、夫妻家庭、核心家庭、單親家庭。主干家庭，隔代家庭本次調查中核心家庭最多，占總體的半數以上，其次是主干家庭。
2、城市獨生子女家庭的特點
在獨生子女家庭中，親子關系往往重于夫妻關系，家庭生活的重心往往注重的是獨生子女的成長。孩子生活和需要成為父母交流的主要話題"孩子成人離家后的中年空巢家庭又常常與女性生理上的/更年期。男性心理上的中年危機。以及社會現實中的下崗。失業或提前退休等變故交織在一起形成多種影響。獨生子女離家，父母還要為其求學就業結婚提供經濟支持，這批中年人所受的中小學教育不正規，大部分人沒有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經濟收入普遍不高，缺乏自我調節和溝通的知識和辦法，對父母來說經濟負擔有增無減"由于超負荷，身體和心理健康風險也隨之增加。
二、對獨生子女家庭提出的建議
1、獨生子女父母方面
在目前的新形勢下，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會面臨很大的困難，因此獨生子女父母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加強老年人自養的意識。其一，獨生子女父母應當加強老年危機意識，他們一方面可以趁自己年輕有豐厚經濟收入時拿出一部分購買商業保險或存在銀行中，以防止年老后可能出現的經濟危機。
2、獨生子女方面
第一，獨生子女要繼承和發揚我國的傳統倫理道德，強化自己的養老意識敬老、尊老、愛老、思想在我國已經傳承了幾千年，現在的年輕人，尤其是獨生子女更應該繼承并發揚這種優良的傳統，解除父母的后顧之憂。第二，獨生子女盡量選擇與父母就近居住。目前造成獨生子女父母空巢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子女們與父母的居住地相隔較遠，而居住地較遠就會導致子女沒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照顧老人，造成老人日常生活的困難以及精神上的空虛，因此，獨生子女應盡量選擇與父母就近居住，從而能在父母養老過程中提供更多的支持
三、對政府養老服務建設提出的建議
1、積極促進養老保障制度改革
現行的養老保障制度中還存在著很大的不足和漏洞，尤其是獨生子女家庭越來越多的今天，沒有專門針對獨生子女父母所設立的養老保障制度，政府在這方面應當加大研究力度，減輕獨生子女父母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負擔！擴大養老保障制度的實際覆蓋面積，提高現有養老金水平。
2、設立獨生子女父母專項基金，解決獨生子女父母面臨的問題
不同居住方式下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需求是不同的，政府應當設立獨生子女父母養老專項基金，對經濟條件不好的獨具老人進行經濟補貼，對子女不在身邊照顧而又無力承擔家政服務中心照顧費用的老人提供緊急援助。另外，對獨居老人提供更多的優惠政策，盡量減少生活中的不便。
3、拓展獨生子女父母社會參與的途徑，提高其社會參與度
在社會活動的問題上，政府應當大力發展老年文體娛樂事業，多組織老年文體活動，積極鼓勵并引導老年人更多的參與社會活動，減少老年人因一個人生活而產生的寂寞感，提高老年人精神生活的質量。在老年人再就業問題上，政府應當大力拓展老年人在就業途徑，在老年人就業與中青年人就業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掃清老年人再就業的障礙。
4、加強針對獨生子女家庭的法律建設
目前在獨生子女家庭中，子女贍養老年人還只是靠親情和倫理道德在維系，并沒有將獨生子女贍養老人納入到法制體系當中，因此政府應當加強對這方面問題的認識，對獨生子女贍養老人要有明確的法律條文和制度規定，特別是針對獨居老人子女贍養老人的法律依據，在法律上解決獨生子女父母養老的后顧之憂。
5、大力發展養老產業和老年服務業
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老年人的需求會越來越多，因此國家應當積極鼓勵。引導老年服務業和養老產業的發展，對發展老年服務業和養老產業的單位采取稅收優惠措施，提高人們發展老年產業的積極性，另外幫助單位培訓專業管理人員和服務人員，提高老年產業工作人員的專業技能和素質，大力支持社會資源投資老年產業，提高老年產業的社會化程度。
6、制定政策解決獨生子女家庭空巢
獨生子女家庭面臨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空巢問題，在這方面，政府應當加大宣傳力度，鼓勵獨生子女與老人就近居住。政府可以考慮增加子女與老年人就近居住家庭購買住房的優惠條件，對就近居住家庭的子女和老人提供一定數額的住房，醫療以及養老補貼，從物質上刺激子女選擇與父母就近居住。
7、加強傳統思想宣傳，塑造良好的社會價值觀
除了在物質上、經濟上以及法律上的努力外，政府還需要在思想上對獨生子女加以引導，加強贍養老人思想的宣傳力度，在全社會重新樹立敬老、尊老、愛老觀念，弘揚傳統孝道觀，在全社會范圍內塑造良好的養老意識。
四、對城市老年服務體系的完善提出的具體建議
1、加強老年服務體系社會化建設，大力引進社會資金
社區和養老機構不能只依靠政府投資和自身創收來維持自身的經濟運作，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社會知名度，大力引進社會資本，加快自身的社會化建設，讓閑散的社會資金集中到一起為養老事業做出一定的貢獻"
2、加強人才引進與培養
在社區和養老機構增加的基礎上，增加在人才引進和培養上的投入。在商品社會中較高的工資待遇才有可能引進高水平的人才，所以投入資金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推進養老服務事業人才的引進。
3、提高服務管理水平，增加服務內容
社區和養老機構在關注老年人生活和身體健康的同時還要更多的關注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多鼓勵老年人走出家門，參與到社會活動中去，同時還要多組織老年文體娛樂活動，在組織活動室要充分調動老年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讓他們成為整個活動的主角，較少老年人的寂寞感。
4、建立養老服務網絡，加強體系內部與體系之間的交流
現代社會是一個網絡化的社會，各個社區和機構應當把養老事業也納入到網絡中，真正的形成一個體系，各種養老經驗和養老人才在這個體系中達到真正無障礙的交流，使城市老年服務體系在獨生子女父母養老過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城市獨生子女父母養老社會支持問題研究》，山東社會科學， 2008（9）.
2、《城市失業女性心理狀態對再就業的影響研究》，山東省人口和計劃生育論文
集 ，2008（7）.
第6篇：人口老齡化趨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十二五”；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展望。
農村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卻又是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一個滯后的最薄弱的環節，被看做是深化社會保障改革中最難解決的熱點問題。十七大提出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的目標。而隨著國家《社會保險法》的實施，中國“十二五”時期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發展將步入快車道。盡管，在新形勢下“，新農保”有國家的保駕護航，但它的圓滿實現，還面臨著諸多障礙。
一、當前中國“新農保”實施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農村傳統的養老保障制度是 1956 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到改革開放期間，在集體經濟的背景下形成的養老保障制度的統稱。為解決農民養老問題，中國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這是農村養老保障開始向社會化方向邁進的標志。近三十年來，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基本歷程大致經過探索、試點、制度化、分類推進、改革創新等階段。2009 年 8 月 18 日，全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9 月 1 日，國務院頒發了《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簡稱“新農保”方案），這標志著中國在消除二元體制、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和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大步。
“新農保”按照“保基本、廣覆蓋、有彈性、可持續”的原則，探索建立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相結合的三方籌資新制度，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與家庭養老、土地保障、社會救助等其他社會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保障農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新農保”方案實施以來的數據顯示，從2009年開始試點，截至2010年底，全國已有27個省、自治區的838個縣和4個直轄市納入國家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參保人數達到1.03 億，其中，約有 2 863 萬 60 歲及以上農村老年人享受由國家財政提供的基礎養老金，制度覆蓋面達到 24%[1]。但是“，新農保”在試點推進過程中，也還存在一些缺陷。
1.新農保全面鋪開有很大難度。首先，新農保支付標準低，嚴重影響農民參保的積極性。按照現行的物價水平，55元很難起到養老保障的作用。如果按照一人一年交 100 元，國家補貼 30 元，交足十五年以后，個人賬戶積累額 1 950 元，按照現行個人賬戶養老金的月計發標準為個人賬戶全部儲存額除以 139，每個月領取 14 塊錢，即使按照最高檔次每年交 500 元，十五年后每月也只能領取 57 元，加上國家基礎養老金55 元，最多每月也只能領取 112 元，實際的養老保障功能難以真正發揮。這對于參保意識不強的農民來說，其積極性更低。其次，新農保的設計偏重于農村留守人員，忽視了失地農民和農民工兩大群體，使得制度的有效覆蓋面進一步降低。
2.財政投入總量不足。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核心問題是資金籌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資金籌集制度安排是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關鍵。 由于“新農保”在資金籌集上對地方政府間的職責沒有明確界定，可持續性籌資存在風險，最大的難點是集體補助能否落實。一是對于集體經濟薄弱的地區，集體補助的壓力難免轉嫁于農民，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大部分地區農村集體經濟沒有財力進行“新農保”補助。二是地方財政補貼也存在隱患，對于財政情況不好的地區，財政補貼壓力顯而易見。三是由于公共衛生、醫療技術的改進和個人健康意識的提高，未來農民死亡率將降低，壽命增加，政府是新農保的主要出資人和最終擔保人，其所承擔的聚合性長壽風險加大。目前，中國財政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領域存在缺位現象，財政投入總量不足的問題。
3.統籌層次較低，基金保值增值困難。“新農保”是以縣級為單位開始試點，統籌層次也局限在縣級。由于統籌層次較低，各地的繳費標準、待遇計發和基金運營也不同，就會出現各地制度多樣化和碎片化趨勢，同時基金保值增值也受到制約。具體表現在：（1）統籌層次過低，就無法進行資金調配使用，導致各地負擔苦樂不均。（2）統籌層次過低，還會導致基金規模小、增值渠道不暢、管理機構過多、監管成本較大等問題。基金管理好壞與否直接關系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能否持續健康發展。當前，由于近年來社會大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利率水平持續走低，基金的保值增值面臨很大的壓力。
4.可能出現對農村居民間收入差距的“逆向”調節問題。盡管，“新農保”在制度設計上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但也有可能出現對農村居民間收入差距的“逆向”調節問題。原因是，“新農保”設計的繳費標準是100 元、200 元、300 元、400 元、500 元[2]
。農民本身可以根據自己的收入水平進行選擇，同時允許地方增設繳費標準，可以向上增設，也可以向下增設，對選擇較高檔次標準繳費的，可給予適當鼓勵，具體標準和辦法由省（區、市）人民政府確定。但是，只有富裕的農村居民才可能選擇較高檔次標準繳費，這樣就會出現農村部分富裕的居民繳費越多，地方政府補貼也越多，最后得到的養老金也越多，從而進一步拉大了農村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
二、實現“十二五”時期“新農保”事業愿景的對策。
提高農村養老保障水平，是應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社會發展、實現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建立健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除了要考慮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外，還要考慮農村社會分層、文化、倫理、權益意識的覺醒等因素。隨著農村銀色浪潮、家庭結構小型化、核心化等因素進一步導致家庭養老功能弱化，把家庭養老、土地保障與社會養老三者結合起來，是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解決農民養老問題的一種理性選擇。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 2010 年 11 月 1日零時，全國內地人口總數為 13.4 億。其中 60 歲及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 13.26%，總數 1.79 億，65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 8.87%，絕對數接近 1.2 億，老齡化進程加速，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快于城鎮[3]。“十二五”時期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人口老齡化形勢更加嚴峻，呈現出老齡化、高齡化、空巢化加速發展的三個新特征。然而，中國是在未富先老、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的國情下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與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相伴隨，與城鄉差異、區域差異、收入差異擴大相重疊，與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相交織，給應對人口老齡化、做好養老保障工作增加了新難度。為此，本研究提出六項解決對策：
1.合理界定地方政府間的籌資責任，解決資金難題。資金短缺成為農村養老保險的瓶頸，應該多種形式解決資金難題。從過去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運行實踐看，中國地方各級財政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籌資分擔比例一般是4∶3∶3，即省級財政負擔40%，地市級財政負擔30%，縣級財政負擔 30%。這種支出責任劃分，在財政狀況較好的地區問題不大，但在貧困地區，不少縣級財政還是“吃飯財政”，要這些貧困縣拿出配套資金來實施“新農保”難度較大。為使“新農保”順利實施，應根據中國現行各級政府財政收入安排和支出責任安排的定位，地方各級財政的分擔比例應為5∶3∶2，即省級財政負擔50%，地市級財政負擔30%，縣級財政負擔 20%。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確定上述分擔比例是比較恰當的，也是切實可行的。各級地方財政可根據自身的財力情況，對農民養老保險補助標準進行調整。對一些還處于“吃飯財政”的地方，省級政府還應加大對這些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保障這些地區的“新農保”順利實施[4]。
2.健全法律法規。中國目前處于經濟上的重大變革時期，變化中的經濟所決定的上層建筑也具有不穩定性，農民對政府出臺養老保險信任度不高，對國家政策的頻繁性變化不知何去何從，這就要求國家對于農村養老有一部穩定性的法律，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農民們都會積極主動投保。同時，農村養老保障作為一種社會保障制度，既是公民和政府雙方的權利，同時也是雙方的義務，要以《社會保險法》的頒布實施為契機，盡快建立相應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法規，使農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得以規范化。盡快出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務實操作的法律法規及制度。以法律形式明確諸如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應遵守的原則、主要內容、管理體制、資金來源、支付標準、基金的運營情況、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監督及相關部門的責任等。各地根據當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的順利進行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保護。
3.加大宣傳力度，強化農民轉變養老觀念。改變傳統觀念是養老保障社會化的基礎。廣泛深入地宣傳是引導和促成這種意識轉變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要解決部分農村居民的“短視行為”。由于“新農保”提倡政府主導和農民自愿相結合，引導農村居民參保，不強行實施，這就可能還會出現部分農村居民由于個人的“短視行為”，只顧現在消費，不管將來保障而不愿意參保。如何解決農村居民的“短視行為”，是“新農保”面臨的一個難題。政府要加大輿論宣傳力度，借助各種新聞媒介加強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宣傳，且把引導社會公眾向社會化養老傾斜。向農民宣傳養老保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讓他們認識到養老保險既可以保障自己老年的生活，也可以減少子女將來的負擔，從而使廣大農民從傳統的家庭保障意識向現代保障轉變，使農民真正認識并體會到養老保險與他們的切身生活息息相關，從而提高廣大農民群眾參與社會保障的積極性與自覺性。要想使所有農民都能理解、支持和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就必須認真做好扎實細致的宣傳普及工作，引導農民轉變思想，由“要我保險”向“我要保險”轉變[5]。
4.提高統籌層次，實現基金保值增值。統籌層次越高，風險越分散，養老越有保障。“新農保”從一開始實施就應該提高統籌層次，而且現階段實行省級統籌為好。“新農保”在省級范圍內實行統一制度、統一標準、統一征收和統一管理，防止出現“碎片化”現象。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是以保障農民年老后基本生活需要為目的而建立的基金，是農民未來生活的保障金。如何確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是一個難題。目前，國際上社保基金投資的去向有四種：債券、股票、不動產和實業投資。多數國家的投資集中在前三項。投資股票雖然收益高，但風險也高。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全球股市出現系統性風險，國內 A股也難以獨善其身。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的安全性應該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收益性。我們一方面可以引入商業性機構，讓其競爭來獲得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與運作工作。在商業性機構對養老保險運作的過程中，政府要通過專門的管理部門對養老保險基金及其運作狀況進行監督。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國家政策和社會宣傳，不斷的增加政策性收入，獲取捐贈和贊助收入以及其他各種非經營性收入來輔助養老基金增值。此外，在基金營運過程中還要注意合理安排投資結構，在不影響基金總體安全的前提下，將少部分資金投資于股票、房地產等行業，這部分投資風險雖大但收益率高，增值作用非常明顯。
5.加強民主管理和監督，提高養老基金管理、監督和營運，提高資金管理水平。農村養老保障金應當實行收支分離方式，由公民個人、村委會及政府部門共同監督，面對社會公開，允許農村集體或個人的上訪查尋和校對。在監督上，鄉村精英應發揮著巨大作用。各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應切實履行職責，制定完善新農保各項業務管理規章制度，規范業務流程，建立健全內控制度和基金稽核制度，對基金的存儲、籌集、上解、預算、劃撥、發放進行實時監控和定期檢查，并定期披露新農保基金籌集和支付信息，做到公開透明；加強社會監督，嚴禁擠占挪用，確保基金安全。財政部門要充分發揮監督職能，加強新農保資金的收入、支出、結余的監督，加強對新農保資金的財政專戶管理，確保專款專用。監察、審計部門按各自職責實施監督。試點地區新農保經辦機構和村民委員會，每年在行政村范圍內對村內參保人繳費和待遇領取資格進行公示，接受群眾監督。
6.因地制宜地發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農保應充分尊重地區差異，以地域差異為劃分標準分類推進養老保險的實現。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一項社會性和政策性很強的公益事業，要在政府的領導下，積極穩步、有計劃、有步驟地組織實施。從發展趨勢分析，依靠農民自身及農村集體的資金積累是發展社會養老保障事業的基本途徑。但由于中國農村經濟地區之間、農戶之間的嚴重不平衡，必然導致各地區之間的農村養老模式、保障水平不一，切忌養老水平和籌資標準搞“一刀切”。欠發達的農村地區應積極建立適合自身程度的基礎養老保障體系以對付農民的老齡風險；經濟較發達的農村地區，應該再根據各地區的農民人均收入水平、物價指數、生活消費指數等指標加權計算出相應的繳費層次，所有推行農村養老保險的地區對應與自身發展相適應的層次確定保險費率，收取保險費。因此，在制定農村養老保障政策時，要根據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和不平衡性等，立足于農村實際，區別對待，合理制定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養老保障目標、標準等，穩步、適度發展。
三、結語。
綜上所述，新農保實現農村養老社會化是系統工程，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努力。除了上述對策之外，還要注意解決新農保與其他保障制度銜接不暢問題。眾所周知，為保障新農保的暢快實現，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僅有政策是不夠的，還要盡力減少管理漏洞，盡量避免出現管理真空，防止出現銜接不當引發不穩定因素，保證制度的整體性和長期發展的統一性，防止新農保碎片化。最后，一支有效而清廉的新農保隊伍是完成農村養老社會化是系統工程的生力軍。為此，要加大對農保專業干部隊伍建設和管理的力度，提高農保專干綜合素質，以適應新型農保工作的要求，最終實現“十二五”時期“新農保”的事業愿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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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務院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EB/OL].
[3]馬建堂解讀中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EB/OL].人民網，
第7篇：人口老齡化趨勢分析范文
收稿日期：20160405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13
基金項目：安徽大學農村改革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2014年度公開招標課題（ADNY201415）
作者簡介：馬芒（1957-），男，安徽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人口經濟學。
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廣泛實施以來，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迅速下降。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已經從1987年的23.33‰、16.61‰降至2013年的12.08‰和4.92‰，人口增長速度和人口規模得到迅速控制，提前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向現代型的轉變。然而，在該政策執行30多年后，中國人口結構失衡問題逐步顯現，2010年“六普”數據顯示出生性別比高達117.95，且持續偏高態勢明顯；由于出生人口銳減，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3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升至9.7%，年輕人口虧損加重，人口的結構性矛盾已經嚴重威脅著國家的人口安全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強制“一孩化”政策帶來的人口后果引發了社會各界對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思考，王金營等認為需放寬二胎政策，嚴格控制三胎[1]；翟振武認為應當審慎、分階段、分步驟、分區域逐步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不能踩急剎車[2]。基于我國的人口發展現實和學者的理論觀點，國家將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作為國家政策改革的重中之重，2013年、2015年相繼通過“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的調整方案，并逐步執行。
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必然會改變未來人口的發展趨勢，由于目前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時間不長，學者們主要通過人口預測對生育政策調整的人口效應進行分析。孟令國等采用人口-發展-環境模型（PDE）在“六普”數據的基礎上對我國2015-2050年人口結構變化趨勢進行了預測[3]；阮雅婕借助AnyLogic7.0、SPSS等軟件構建系統動力學模型進行仿真實驗，對“單獨二孩”和“完全放開”兩種政策下我國的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變化進行預測[4]；翟振武等利用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通過推算2012年獨生子女規模對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后果進行了分析[5]；易富賢等利用隊列組元方法對人口政策調整后中國2015-2080年的人口形勢進行了展望[6]；喬曉春利用“六普”數據和國家衛計委的生育意愿抽查數據，采用隊列分要素方法以及PADISINT人口預測軟件進行未來人口預測[7]；袁磊等通過設定總和生育率（TFR）在1.1～2.1的6個方案來預測我國未來勞動力供給情況[8]。不難發現，人口預測研究已經較為成熟，涵蓋的人口預測方法主要有數學模型方法、數據統計推算方法和人口學方法，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和借鑒。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實施時間較短，多數研究基本還只關注到“單獨二孩”生育政策實施對人口結構的影響，且部分研究在利用模型進行人口預測時設定的參數并不完備，或設定的生育率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生育政策調整的變化，估計結果的準確性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全國層面的人口預測居多，而關于生育政策調整對農村人口結構影響的研究則是寥寥無幾，也就沒有將人口遷移、人口城鎮化等因素引入人口預測模型當中。
已有研究的不足給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間，本文設定三種計劃生育政策調整方案，依據隊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建立農村人口預測模型，并測算出不同方案下的生育、死亡、遷移等參數，以對2014-2035年農村人口結構發展形勢進行預測。“單獨二孩”“全面二孩”的調整政策是計劃生育政策不斷完善的重要步驟，在政策調整初期進行農村人口結構的初步預測，既能對政策實施效果進行初步評估，為未來繼續完善生育政策提供理論指導，也能為農村地區做好教育、醫療、養老等各方面的準備提供一個參考，以規避未來人口結構變動帶來的風險，保證生育政策調整后農村地區的和諧穩定及可持續發展。
一、生育政策調整方案
鑒于國家在2014年和2016年開始執行“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本文的預測區間設定為2014―2035年，時間范圍具有一定的政策敏感性，且因政策調整而新增加的“二孩”到2035年會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也能夠反映生育政策調整的人口結構效應。
生育政策的調整實質就是生育率的調整，本文將政策調整與婦女生育水平的波動聯系起來，以確定生育政策調整后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發展狀態。根據2000年的“五普”數據、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數據以及2010年的“六普”數據，2000年、2005年、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22、1.33和1.18，農村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43、1.64和1.44，農村的總和生育率要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0.2～0.3個百分點。國家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在2007年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指出全國總和生育率應該保持在1.8左右。翟振武認為受“單獨二孩”政策的影響，我國總和生育率可能會回升到1.8，但不會超過2.0，且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帶來的婦女時期生育水平的波動也只是暫時的，在數年內將會回落穩定，維持在1.8左右[8]。此外，由于我國人口總量基數較大，受資源、環境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在人口數量達到峰值前完全放開生育限制使生育率超過2.1的更替水平是不可行的，因此，生育政策調整后，全國的總和生育率會維持在1.8左右，而農村則為2.0～2.1。
結合近年來國家計劃生育政策變動的實際，設定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三種方案及各方案下的總和生育率走勢。由于本文以2010年數據為基期數據，2010-2013年的生育政策及總和生育率保持2010年的不變，2014-2035年的生育政策實行三種方案，總和生育率也依據生育政策調整而發生變動，具體設定如下：
方案一：假設在預測期內，保持2010年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不變，繼續維持低生育水平。由此，可以假定2010-2035年間生育率的變化幅度較小，并且遠低于更替水平，可以設定2035年農村的總和生育率為1.60。設定方案一主要考慮到目前政策調整的時間較短，可以作為參照方案來反映政策調整后農村未來的人口發展變化。
方案二：若在2014年實行“單獨二孩”政策，在2020年全面放開二孩。生育率分為3個區間，2010-2013年維持方案一的生育率不變，2014-2020年農村總和生育率會有所提升，而2020-2035年后進一步升高，并逐步穩定。從而可以設定農村的總和生育率在2020年上升至1.8，全面放開二孩后，逐步提升到2035年的2.0，并穩定。
方案三：若在2014年實行“單獨二孩”政策，在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即當前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調整方案。2010-2013保持“一孩政策”生育率不變，2014-2015保持“單獨二孩”生育率一致，2016年以后總和生育率迅速提升，農村總和生育率在2020年會逐步達到2.0，并在2035年達到2.1的更替水平。
由此，得到三種方案下農村總和生育率在2014-2035年的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
三、模型參數設定
（一）生育模式
生育模式為15～49歲各年齡組婦女的生育率。本文假設在預測期內生育系數即15～49歲各年齡組育齡婦女生育率占總和生育率的比例是穩定的，因此，總和生育率的變化所引起的各年齡組育齡婦女生育率的變動趨勢是相同的。生育系數的具體公式可以表示為：
gi，t=bi，t TFRt i∈[15，49]（9）
將（9）式變形，則有：bi，t=gi，t×TFRt i∈[15，49]（10）
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資料中15～49歲各年齡的育齡婦女生育率為基準，根據（9）式測算出生育系數，進而根據已設定的總和生育率變動趨勢和（10）式來估算出2014-2035年農村15～49歲育齡婦女的生育率。
（二）出生性別比
與我國有相似歷史文化背景的韓國，在19世紀60年代初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80年代中后期出生性別比開始超出107，1990年達到最高，為116.5。隨后，在1996年韓國政府取消了控制人口數量的生育政策并鼓勵生育，但出生性別比仍然經過較長時間的治理，在2007年才逐步恢復平衡，韓國用了27年的時間讓出生性別比從最高恢復到正常，降低10個比值左右[9]。根據經驗事實可以發現，即使全面放開二孩，甚至完全放開生育，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也無法很快消除，恢復性別結構平衡的關鍵在于綜合治理。
據此，本文設定在2035年，方案一的出生性別比達到107，方案二的出生性別比為108，方案三則為109。而根據2000、2005、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或抽查數據，全國出生性別比分別為117.79、118.88、117.96，農村為119.30、121.20、119.09，出生性別比下降速度較緩，尤其是農村地區，并且按照出生性別比的發展趨勢，農村出生性別比要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2個比值左右。據此，設定在2035年方案一、二、三中的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分別為109、109.5、110，中間年份按逐步下降趨勢進行線性插值（見表1）。
（三）死亡參數
1.平均預期壽命。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中1歲一組的分性別分年齡人口數和死亡人口數，編制出2010年農村人口完全生命表，得到農村地區0歲人口的預期壽命為75.84歲，其中男性人口預期壽命73.18歲，女性人口預期壽命78.50歲。以此為基礎，結合聯合國期望壽命增加值預測方案，對我國農村地區分性別0歲預期壽命的變動趨勢進行推測，但由于其給出的是每5年的增長值，其他年份的預期壽命則通過線性內插法獲得（見表2）。由于人口預期壽命與計劃生政策調整的聯系甚微，最終假設三種生育政策方案的平均預期壽命一致。
2.死亡模式。未來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會逐步提升，但不同年齡人口的死亡水平肯定不同，其變化趨勢或下降程度也不相同，這就形成了一個地區的人口死亡模式。人口學家通過大量的人口數據發現相鄰年齡組的死亡概率之間以及不同人口的同一年齡組的死亡概率之間存在著規律的聯系，據此編制出模型生命表，主要包括聯合國模型生命表、科爾和德曼區域模型生命表、萊德曼模型生命表等，而我國比較適用于聯合國模型生命表中的一般模式。本文根據聯合國模型生命表一般模式中各年齡性別死亡概率與預期壽命之間的經驗關系，測算出上述相應預期壽命下的年齡性別死亡概率，一般來講，人口平均預期壽命越高，則其各年齡的死亡概率會隨之下降。
（四）遷移參數
1.遷移水平。陳彥光研究認為中國的城鎮化發展過程呈“S”型曲線，可以運用Logistic模型對城鎮化的發展趨勢進行探索[1]。為此，本文基于《中國統計年鑒》的2000-2013年城鎮化數據，利用Logistic模型預測未來中國城鎮化的發展趨勢。Logistic模型的表達式為：
U=A1+ea?b?t （11）
式（11）中，U表示城鎮化水平；A表示城鎮化發展極限值；a表示積分常數；b表示增長參數；t表示時間。為便于確定模型回歸參數，令a=lnA?c，b=lnd，其中c為模型回歸結果中的常數，d為系數。
則有：U=A1+A?c?elnd?t （12）
本文參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城鎮化-前景戰略與政策（2010）》的預測數據，設定中國城鎮化水平的極限值A為80%。借助SPSS軟件中的Logistic曲線估計方法，進行參數c和d的估計以及未來人口城鎮化水平的預測。模型估計結果為：
U=801+222.4?eln0.933?t （13）
據此，可計算得2014-2035年城鎮化率變化趨勢，見表3。
2.遷移模式。城鎮化過程中農村向城鎮轉移人口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會直接影響農村人口的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也會對農村的人口生育水平帶來一定的影響，從而在對農村人口的預測時需要對城鎮化過程中的城鎮化模式即分性別、年齡的人口遷移率進行測算。
本文以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分城鄉、分性別、分年齡的人口數據為基礎，參照王金營提出的“鄉-城”人口轉移率的概念和計算方法[11]對分性別“鄉-城”轉移人口年齡別轉移率進行了測算，結果如圖2所示。鑒于預測時間較短，本文假定各年齡組鄉城遷移人數占鄉城遷移總數的比例是相對穩定的，因此在預測期內保持2010年的分性別年齡別鄉城人口轉移率不變。
四、人口預測結果及分析
（一）人口總量預測結果分析
不論是“單獨二孩”還是“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調整，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婦女二孩生育能力的累積釋放，從而增加出生人口數量和人口總量。根據上述預測模型和參數值，可以測算出三種方案下2014-2035年農村出生人口變化趨勢，如圖3所示。
結果顯示：在預測期內，方案一中農村的出生人口規模會持續下降，而方案二、方案三的出生人口數會出現階段性增加，然后平緩下降。在2021年，三種方案的出生人口數出現最大差值，分別為658.89萬人、790.40萬人和879.22萬人，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要比政策不變多出生220.33萬人。但是由于育齡婦女人數的下降和農村居民生育意愿的變化，2016年“全面二孩”的實施并不會帶來農村出生人口的持續高速增長，在2021年達到生育峰值后，預測期內農村的出生人口規模開始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因此不會給農村地區造成人口壓力，且出生人口增加的人口效果是長期的，能使人口發展更加符合人口發展自身的規律，有利于農村人口結構的長期均衡。
出生人口規模的變化必然會導致人口總量的變化，在維持2010年嚴格計劃生育政策不變的方案一中，農村人口總量在2027年達到最高值，為67 384.97萬人，之后便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在2035年為66 913.06萬人。而生育政策調整后，農村人口總量在預測期內均呈現出平穩增長的態勢，且因生育政策調整時間和幅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方案二的預測結果顯示，農村人口總量在2035年將增至69 304.49萬人，方案三中2035年的農村人口總量為70 371.10萬人，比方案二多1 066.61萬人（見表4）。可見，生育政策的調整能夠在預測期內扭轉嚴格計劃生育政策下農村人口日益衰減的趨勢，促進農村人口總量的增加。
（二）人口結構演變趨勢分析
方案一中，農村0～14歲的少年兒童比重從2014年降至2035年的13.54%，變化率為-4.53%，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則迅速上升，2035年達到24.08%，變化率為-12.26%，人口結構的老齡化態勢嚴重，且進程加快。方案二中，2014-2035年0～14歲少年兒童人口比重的變化幅度稍小，變化率為-2.08%，2035年為15.99%，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則上升至23.24%，變化率為-11.42%，人口的老齡化進程有所緩解，但依舊嚴重。方案三中，2014-2035年0～14歲少兒人口比重的變化率為-1.02%，2035年為17.05%，下降幅度最小，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22.89%，變化率為-11.07%，人口結構較方案一、二又有了較為明顯的改善（見表5）。
第8篇：人口老齡化趨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 財務績效 案例研究
一、新和成、華潤三九承擔社會責任解讀
新和成公布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從對股東和債權權益保護、對職工權益保護、對供應商、客戶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公共關系和社會公益事業五個方面分類敘述了企業社會責任承擔類別。華潤三九社會責任報告則從股東和債權人權益保護、職工權益保護、供應商與客戶權益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公共關系與公益事業這六個方面來敘述。
通過分析社會責任報告可知，兩者在社會責任承擔方面都非常全面，但新和成更側重于員工的社會責任保護方面，華潤三九更側重于公共關系與公益事業。兩家企業均未在失業員工的安置方面考慮。在計劃性方面，華潤三九優于新和成，但在實際行動力方面新和成卻顯得更加有力。新和成的社會責任承擔方面每一年都有較大進步，而華潤僅在社會公益方面有所加強。2011年度，華潤三九社會責任報告更是一反常態表得非常空泛，無法顯示更具體的社會責任承擔情況，不免讓人懷疑其社會責任承擔的行動力。
二、我國醫藥行業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分析
（一）影響因素。
首先，從影響藥品消費的三大因素——人口、收入、醫療體制出發進行探討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仍然處于人口老齡化的進程中，醫療保健等在消費結構中的比例將保持持續上升。中國全民醫保正在實施，政府投入對居民醫療保健消費也將形成長期支撐。其次，中國醫藥企業幾乎全部以仿制為主，和其他多數制造業一樣，產品大多處于低端，產能過剩，缺乏核心技術。目前改變外資單獨定價的呼聲漸高，從長期發展看，最具有成長為行業中優勢企業的潛力。
（二）社會責任績效評價指標分析。
本文選取如下與社會責任相關的財務指標作為對新和成、華潤三九這兩家企業分別對各利益相關者履行社會責任的定量評價。
從對投資者的責任來看，新和成與華潤三九的利息保障倍數在2007-2009年都較高，2009年以前華潤三九均高于新和成，但在2010年，新和成穩步提升的同時華潤三九跌幅較大。在兩家企業首次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的年份2008年中，兩家企業在各項指標都有了較大的提升。在對員工的責任來看，新和成的員工薪酬福利率在2008-2009下降的原因為員工薪酬增幅小于公司凈利率增幅，而華潤三九2010年看似有所提升卻是因為凈利潤的下降導致應付職工薪酬所占比例上升。對供應商的權益保護方面，兩個企業都保持在較穩定的水平上，而新和成的周轉率還穩中有升，說明其良好的償債能力。在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方面，新和成的銷售收入增長率在2009年轉正為負，且2007-2010波動較大。華潤三九在2010年度也變為負數。在對社區與環境的權利保護方面，兩家企業均有所涉及，但卻未在社會責任報告中披露出每年具體的數字，對我們的分析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根據僅有的幾個數據，我們也能看出新和成與華潤三九在環境與社區保護方面能算得上是行業頂尖。
綜上，雖然新和成與華潤三九資產規模相當，兩者在社會責任履行方面都非常全面，但新和成在細節與全面性上更優于華潤三九，企業社會責任承擔情況新和成強于華潤三九。
（三）履行社會責任后財務趨勢分析。
查看兩家企業2007-2010的年度財務報告，可以明顯看出，新和成的營業收入總是在華潤三九水平之下的，在2009年行業遇到經濟不景氣、下游消費行業增速放緩的情況下，華潤三九的短期抗壓能力高于新和成，但新和成卻顯示了其獨有的恢復能力。在利潤方面，新和成僅在2007年時低于華潤三九，但從2008年度開始新和成便全面超過華潤三九，即便在2009年銷售收入下降的情況下也高于華潤三九，見表5。可見，在凈利潤方面，新和成比華潤三九實現得更好。
三、結論和局限
本例中社會責任承擔方面浙江新和成在2008年開始優于華潤三九，兩者主營業務成本與營業外支出波動幅度均較小，可見企業凈利潤減少并不是因為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引起。新和成的凈利潤由2007年低于華潤三九，到2008-2010年持續領先華潤三九，可以看出浙江新和成與華潤三九的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
結合本文的案例以及以往學者的實證研究，我們可以看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正相關關系。
參考文獻：
第9篇：人口老齡化趨勢分析范文
關鍵詞：甲、乙類傳染病；趨勢分析；防制對策
中圖分類號：R51
文獻標志碼：A
為了解上海市松江區傳染病發病趨勢和流行特征，為今后制定傳染病防病對策提供相關依據，我們對1953―2008年松江區甲、乙類傳染病疫情資料進行了分析，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疫情資料來源于松江區1953―2008年歷年傳染病疫情報表及疫情資料匯編。人口資料來源于松江區公安局人口統計資料。
1.2 疾病分類
限于資料的可得性和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對甲、乙類傳染病的劃分依據2004年12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根據傳播途徑，將傳染病分為呼吸道傳染病、腸道傳染病、蟲媒及自然疫源性傳染病、性傳播疾病；甲類傳染病中的鼠疫無病例歷史記載，霍亂只有20世紀80年代后有疫情數據記載；急性病毒性肝炎(簡稱急性肝炎)由于早期未分型，本資料全部歸屬腸道傳染病；性病、肺結核從1990年開始按乙類傳染病進行報告。
1.3 分析方法
將1953―2008年的疫情數據按不同年代分為6個時段，運用描述性流行病學方法，利用EXCEL 2000軟件對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傳染病流行強度趨勢
1953―2008年松江區報告甲、乙類傳染病共22種計277 753例，死亡病例共13種計1502例，年平均發病率為1049.59/10萬，年平均死亡率為5.68/10萬，傳染病平均發病率和死亡率總體呈遞減趨勢。50、60年代疫情位居歷史高位，其中60年代為最高峰值；70年代后疫情大幅下降，2000―2008年為歷史最低值，與60年代峰值相比，平均發病率下降89.94％，死亡率下降91.07％；70年代環比降幅最大，平均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下降58.21％和70.97％(表1)。限于數據的可得性，以1978年各年齡組人口數為標準人口數，對2005―2008年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進行標化。標化發病率、死亡率的動態趨勢與實際發病率、死亡率的動態趨勢表現一致(表2)。
2.2 不同傳播途徑傳染病趨勢
50、60年代呼吸道、蟲媒及自然疫源性傳染病平均發病率和死亡率居歷史高位。呼吸道傳染病疫情70年代后急劇下降，90年代肺結核開始報告，疫情有回升趨勢。若剔除肺結核，90年代呼吸道傳染病平均發病率為5.64/10萬，2000―2008年為7.59/10萬，其最低值與峰值相比，下降99.26％。蟲媒及自然疫源性傳染病自90年代以來維持高度散發水平，其平均發病率最低值與峰值相比，下降99.97％。腸道傳染病70年代明顯上升，平均發病率和死亡率高于疫情已大幅下降的呼吸道和蟲媒及自然疫源性傳染病，80年代后疫情開始呈下降趨勢，2000―2008年平均發病率歷史最低值與70年代峰值相比，下降88.62％。90年代起實施性傳播疾病報告，其后疫情呈顯著上升趨勢，2000―2008年平均發病率與90年代相比，上升58.39％(表3)，報告病種有淋病和梅毒，艾滋病為報告死亡病種。
2.3 傳染病譜和順位
各時段的傳染病譜和順位都有不同。1953―1969年瘧疾、麻疹、白喉、百日咳、流腦、乙腦等急性呼吸道和蟲媒傳染病發病猖獗，是危害我區人民身體健康的主要傳染病；70年代后，急性呼吸道和蟲媒傳染病得到有效控制.而急性肝炎、菌痢、傷寒副傷寒等腸道傳染病發病上升，成為當時區域優勢病種；進入90年代后，淋病、梅毒、肺結核疫情呈顯著上升，新傳染病(艾滋病、HIV感染者)突破零報告且有發展之勢；流腦、乙腦、出血熱的發病率雖得到有效控制，但死亡率仍位居各時段前5位，表現出其較高的病死水平(表4)。
2.4 主要傳染病趨勢分析
2.4.1 計劃免疫相關疾病 白喉、流腦、百日咳、乙腦、麻疹、脊髓灰質炎在50、60年代流行嚴重。隨著免疫預防工作的深入開展，自80年代后白喉無新發病例和死亡報告；自2000年后百日咳無新發病例報告，70年代以來無死亡報告；脊髓灰質炎自90年代后無新發病例報告，80年代以來無死亡報告；流腦在60年代高峰期平均發病率為145.54/10萬，2000年后降至0.11/10萬，下降了99.92％，其死亡率從60年代的5.79/10萬降至2000年后的0.02/10萬；麻疹在50年代高峰期平均發病率為558.10/10萬，80年代后疫情得到控制，但2000年后平均發病率呈現回升趨勢，90年代以來無死亡報告；乙腦雖不是區域優勢病種，但其死亡率在1953―1999年均居傳染病死亡前5位，2000年后無死亡病例報告(表5)。
2.4.2 蟲媒及自然疫源性相關疾病 瘧疾平均發病率在50、60年代位居一、二順位。60年代高峰期平均發病率為1259.54/10萬，70年代疫情大幅下降，2000年以來維持歷史最低水平的0.22/10萬，70年代以來無死亡報告；出血熱平均發病率在70、80年代處于歷史高位，90年代后疫情持續下降，2000年以來僅有散發病例發生(表5)。
2.4.3 急性肝炎 急性肝炎疫情在50年代只有1958年和1959年有報告記載。自70年代以來一直為我區高發傳染病之一，70年代為流行高峰期，平均發病率為542.91/10萬，死亡率為2.14/10萬。2000年以來疫情保持歷史最低水平，平均發病率為66.41/10萬，死亡率為0.35/10萬。最低值與峰值比較，平均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下降了87.77％和83.64％，降幅小于呼吸道和蟲媒傳染病(表5)。
2.4.4 痢疾 菌痢的平均發病率位居各時段傳染病前5位，除2000年后疫情出現明顯下降外，其余時段均表現出其較高的發病水平。2000年以來未發生死亡報告。阿米巴痢疾60年代平均發病率的高峰值為50.43/10萬，70年代后疫情大幅下降，2000年后平均發病率降至
0.06/10萬。死亡病例除60年代有報告外，其他年份均無死亡報告(表5)。
2.4.5 傷寒副傷寒 和菌痢疫情相似，50―80年代傷寒副傷寒疫情呈現高位波動態勢，90年代后疫情下降明顯，2000年后維持歷史低發病水平。80年代以來無死亡報告(表5)。
2.4.6 霍亂 只有1989、1994、1995和1999年有病例報告記載，其中1994年報告病例數84例，其他年份均為個位散發病例，無死亡報告(表5)。
2.4.7 淋病、梅毒 疫情均呈上升趨勢。淋病2000年以來平均發病率位居各傳染病首位，梅毒疫情2000年后上升明顯，平均發病率是90年代的16.31倍(表5)。
2.4.8 肺結核 肺結核的平均發病率自90年代以來位居傳染病前5位，死亡率在90年代位居死亡順位第二，2000年后位居第一(表5)。
3 討論
從本文分析可知，50多年來松江區傳染病疫情表現為以下特征：①傳染病平均發病率和死亡率總體呈遞減趨勢，與有關文獻報道一致。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漏報率檢查結果顯示，我區各級醫療機構的疫情報告工作不斷加強，自90年代以來漏報率穩定在1％以下，表明傳染病發病率、死亡率的下降是可信的，它真實地反映了我區傳染病防治工作的成就。2005―2008年的標化發病率和標化死亡率結果表明，實際死亡率普遍高于標化死亡率。間接反映出人口老齡化進程對死亡率的影響。標化發病率、死亡率的動態趨勢與實際發病率、死亡率的動態趨勢表現一致，也說明用實際發病率和死亡率能夠合理地反映50多年來我區傳染病的發病和死亡趨勢。②傳染病譜發生變化。50、60年代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和蟲媒及自然疫源性傳染病占主導地位；70年代后轉變為腸道傳染病占主導地位；90年代后性傳播疾病和肺結核疫情明顯上升，尤其是2000年后，淋病、梅毒、肺結核成為區域高發病種，疾病譜變化與上海市其他區的報告基本一致；流腦、乙腦、出血熱的發病率雖得到有效控制，但死亡率仍位居各時段前5位，表現出其較高的病死水平。③甲類傳染病、免疫規劃相關傳染病、蟲媒及自然疫源性傳染病得到有效控制或消除，一些多發傳染病得到基本控制。如脊髓灰質炎、白喉、百日咳、血吸蟲病、瘧疾、流行性出血熱基本消滅或區域性消滅；霍亂、麻疹、流腦、乙腦等得到有效控制；病毒性肝炎、痢疾、猩紅熱、傷寒副傷寒等傳染病得到基本控制。
綜觀歷史，我區傳染病防治工作已取得顯著成效，但現階段傳染病依然威脅著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疫情動態又表現出新的特點：①在我區，性傳播疾病、肺結核和病毒性肝炎近幾年發病率居高不下。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每年均有新發和死亡病例，且其傳播途徑也由以前在高危人群中以吸毒、經血感染傳播為主轉變為主要通過性接觸在一般人群中傳播。②一些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和腸道傳染病聚集性突發事件在學校、幼托機構和工廠企業中時有發生。③隨著松江區經濟的快速發展，流動人口數量迅速擴張，流動人口傳染病的防治問題也日益突出。由于其流動性較大，居住環境較差，衛生知識較缺乏，免疫接種有空白，給傳染病的防制工作帶來一定困難，其傳染病發病也會對本區居民健康造成不良影響。④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上海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而帶來的跨地區、跨國界傳染病的輸入，也會使我區出現新發或罕見、少見傳染病病人。如近幾年報告的登革熱、流腦、乙腦、瘧疾等疾病，大多為境外輸入或省外傳人性病例。⑤隨著社會發展，民眾對傳染病高度關注，對傳染病防治工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重大傳染病的發生可影響到區域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環境的穩定，面對目前嚴峻的防病形勢，我們應與時俱進，制定和完善傳染病防制對策，加強防病工作基礎建設，提高疾病預防和監測水平。①加強醫務人員專業知識和技能培訓，提高對傳染病的鑒別和診斷水平，做到對傳染源的早發現、早隔離和早治療。②深化疫情監測體系，完善傳染病預警預測工作。不但重視來自醫療機構的傳統癥狀監測信息，還要重視收集和分析來自社會媒體、實驗室結果、兄弟單位及周邊省市等渠道的相關信息，為發現新傳染病或警示傳染病疫情提供更多途徑。③從疾控中心和各級醫療機構的人員建設、制度建立、工作協調、質量考核、物資儲備、信息化建設等方面著手，夯實基礎預防工作，建立良好的工作平臺。提升傳染病防制水平，以有效應對各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④開展重點、多發傳染病危險因素及防病機制調研，尋找積極有效的防控策略和措施，把危害我區人民身體健康的優勢傳染病控制在最低水平。⑤通過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使民眾加強對傳染病的自覺防范意識，促進人群健康行為的養成。使其他相關部門能夠承擔起各自責任，形成全社會積極支持和參與傳染病防病工作的局面。⑥重視來自民眾的公共衛生問題呼聲，積極開展有針對性的防病工作。⑦經過實踐證明，免疫規劃工作在傳染病防制中具有舉足輕重，事半功倍的作用，是消滅和控制傳染病的最有效途徑。在今后的工作中，還需進一步深化和擴大計劃免疫工作，讓更多的群體能夠接種相關傳染病疫苗，建立良好的人群免疫屏障，減少傳染病的發生和傳播。
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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