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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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生物多樣性原因可持續利用保護對策
引言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基礎，也是當今國際社會環境和發展的研究熱點問題之一。中國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家之一，它有的生物物種數量約占全球的十分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地區。但是由于自然、人為及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國的生物多樣性正遭受著嚴重的損失和破壞，保護生物多樣性已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本文旨在通過對這些原因的分析，提出建設性意見，以資探討。
1.生物多樣性概述
1.1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含義
1992年6月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各國簽署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二條對生物多樣性作如下解釋：
所有來源的形形生物體，這些來源除其他外包括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及其所構成的生態綜合體。
1994年我國政府制訂并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對生物多樣性作如下概念：
所謂生物多樣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構成的綜合體。
但上述對生物多樣性的概念缺乏全面性、準確性和簡練性，故本文將生物多樣性定義為反映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境和所包含的組成部分的綜合體。
生物多樣性包含三層含義，即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三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遺傳多樣性是指某個物種內個體的變異性；物種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生命有機體的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是指生物圈內生境、生態群落和生態過程的多樣性以及生態系統內生境差異、生態過程變化的多樣性。三者之中生態系統多樣性是基礎，而物種多樣性是關鍵，遺傳多樣性含有的潛在價值最大。
1.2生物多樣性的意義
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每個層次生物多樣性的都有著重要的實用價值和意義。物種的多樣性為人類提供了大量野生和養殖的植物、魚類及動物產品；遺傳多樣性則對培育新品種、改良老品種有著重要的作用，如人們可利用一些農作物的原始種群、野生親遠種和地方品種培育高產、優質和抗病的作物。在生態系統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生態系統的調節能力，維持生態平衡。因此生物多樣性不僅能為人類提供豐富的自然資源，滿足人類社會對食品、藥物、能源、工業原料、旅游、娛樂、科學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維持生態系統的功能、調節氣候、保持土壤肥力、凈化空氣和水，從而支持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和其它活動。此外生物多樣性直接影響著中國的文化多樣性.
1.3我國生物多樣性現狀
我國在1987年公布的《中國珍稀瀕危保護植物名錄》第一期中，公布的瀕危種類有121種，受威脅的158種，稀有的110種，共計389種，其中一類保護植物8種、二類的157種、三類的22種。另據中國紅皮書的估計顯示，超過1/10即500多種脊椎動物物種和15%~20%即400~500種高等植物已經受到威脅。而我國對境內的物種及其數量尚無確切的統計數字，尤其對瀕危物種的調查尚不全面。出現的問題是有些國家未列入瀕危物種名錄的物種面臨生存威脅，有的甚至瀕臨滅絕，而另一些則由于人為的保護、繁育、利用而使種群數量有所增減，因而有必要調整其保護級別或劃出、劃入保護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藥用動植物，如黃草，急待保護。
此外，近年來野生生物貿易已經對中國的生物多樣性產生了較大影響。由于糧食、中醫藥、服裝等對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動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劇增長，對幾種瀕危動植物物種以及一些沒有列入國家保護名單之內的動植物物種數量已經構成威脅。如：藏羚羊。
2.生物多樣性損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既有自然發生的，也有因自然發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類活動（特別是近兩個世紀以來）無疑是生物多樣性的損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則是引起損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2.1自然原因
一是物種本身的生物學特性。其一是物種的形成與滅絕是一種自然過程，化石記錄表明，多數物種的限定壽命平均為100~1000萬年。其二是物種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或變異性、適應性比較差，在環境發生較大變化時難以適應，因此而面臨滅絕的危險。如大熊貓，其瀕危的原因除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以外，與其本身食性狹窄、生殖能力低等身體特征有關。二是環境突變（天災），如地震、水災、火災、暴風雪、干旱等自然災害。
2.2人為原因
由于人類對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同時又過多的重視經濟發展，而對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淡薄，從而導致生境破壞時有發生；對生物資源開發過度，有些甚至是掠奪式的開發；環境污染嚴重；對外來物種入侵問題重視不夠以及制度的不健全，這些都是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的主要原因。
2.2.1生境的喪失、片斷化、退化
棲息地破壞和片段化已成為我國一些獸類數量減少、分布區縮小和瀕臨滅絕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國生境被破壞的兩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減少直接威脅到從苔蘚、地衣到高等物種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導致森林火災的一個主要原因，中國在過去25年內因森林火災共損失了860萬公頃的森林。以農業和建設為目的的占用森林、濕地和草原則是生境破壞的另一個原因。據估計，中國目前農田的1/3本來是處女林，這一問題在中國熱帶地區尤為嚴重。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沿海濕地的一半左右已經發生改變,高原湖泊周圍的濕地也損失嚴重。另外，1950~1980年間中國湖泊面積減少1/10。
生境的片斷化是指一個面積大而連續的生境被分割成兩個或更多小塊殘片并逐漸縮小的過程。多種人類活動都可能導致生境的片斷化。如鐵路、公路、水溝、電話網絡、農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動的分隔物，和自然保護區內修筑公路等人為設施。特別是由于這些人為設施的建立，使得動物的活動受到限制，從而影響其覓食、遷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種子的散布也會受到影響。因而引起動植物種群數量下降并引起局部滅絕。同時由于生境的片斷化，陽光、溫度、濕度及風的變化，也會導致一些物種瀕危、甚至滅絕。另外生境的片斷化有助于外來物種的入侵，進而威脅到原由物種的生存。
生境退化則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經濟發展、過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場退化嚴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機能衰退，從而對其生存構成威脅。
草原的退化。
2.2.2掠奪式的過度開發
許多生物資源對人類具有直接的經濟價值。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業化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人類對之的需求隨之迅速上升，其結果導致對這些資源的過度開發并使生物多樣性下降。
而當商業市場對某種野生生物資源有較大需求，通常會導致對該種生物的過度開發。典型的實例是人類對海洋鯨類的獵捕活動與鯨類數量的消長之間的關系。我國許多藥用植物，如人參、天麻、砂仁、七葉一枝花、黃草、羅漢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經很有限了，如果仍不加限制必然導致滅絕。其中偷獵、濫挖走私野生動物行為對生物的多樣性威脅最嚴重。
2.2.3環境污染
2.2.3.1水體污染
水體污染能夠對水生生物（特別是魚類）生命周期的任何發展階段，產生亞致死或致死作用，影響他們的捕食、尋食和繁殖。其中亞致死的水體污染對水體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更為突出、普遍、久遠。在這種環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長緩慢或者死于環境脅迫有關的疾病。而水體富營養化能使水體生物多樣性顯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2.2.3.2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會使當地植被退化，甚至變成不毛之地，同時土壤動物也會變的稀少甚至絕跡，其生物多樣性比未受污染區顯著下降。如礦區、尾礦堆積地一、礦區廢棄地以及垃圾填埋廢棄地都少有樹木生長。
2.2.3.3空氣污染
人類排放到大氣中的各種有毒有害物質均能對生物體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失，并對生態系統構成危害。經各種途徑進入空氣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殺死生物。來自冶煉廠廢氣中的有毒金屬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所引發的溫室效應等造成的生物多樣性損害、減少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關注和重視，特別是溫室效應引起的全球變暖和酸雨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2.2.4外來物種入侵
外來物種入侵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了很大威脅。其入侵方式有三種：一是由于農林牧漁業生產，城市公園和綠化、景觀美化、觀賞等目的的有意引進或改進，如在滇池泛濫的水葫蘆、轉基因生物；二是隨貿易運輸旅游等活動傳入的物種，即無意引進，如因船舶壓倉水、土等帶來得新物種；三是靠自身傳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傳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區危害深廣的紫莖澤蘭、飛機草。在全球瀕危物種植物名錄中，大約有35%~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來物種入侵引起的。2002年來自南美洲亞馬遜河的食人魚又名食人鯧在我國掀起軒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達到一定規模時，可能會大量屠殺其他魚類，給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帶來危機，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2.3制度原因
雖然我國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績，但由于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樣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損失。主要表現在：雖然國家已把環境保護的成效納入政績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納入工作計劃；對生物多樣性有影響的重要部門（如農業、林業、漁業、科研機構等）對此重視夠，缺少相關具體實施細則、行動及專業人員。自然保護區是保護物種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國已建立數目眾多的保護區，但相對與國土總面積而言是不夠的，而且部分保護區管理混亂、土地權屬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雖已實施《自然保護區條例》多年，但畢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階較低，調整面窄，處罰力度不夠，故需要進行新的立法以保護自然保護區、物種及其生境。而在外來生物入侵問題上，雖有一些法規涉及，如《進出境動物檢疫法》但沒有專門法規對此做相應調整，法律漏洞較大。
此外，由于經濟發展；新的城鎮、水壩、水庫、礦區的開發、建設；旅游活動以及國際合作不充分也會對生物多樣性構成威脅。
3.保護對策
保護生物樣多性不僅需要加快治理環境污染，把保護工作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更重要的是在生態系統水平上采取保護措施，傳統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自然保護，通過排除或減少人為干擾來保護生態脆弱區，在一般情況下，確是保護某些物種或生態系統的有效途徑。但存在許多問題，需要加以完善，有必要通過立法的途徑解決，主要是對自然保護區進行立法。鑒于外來物種對生物樣多性的影響日益嚴重，而我國卻沒有專門立法保護措施，故建議建立外來物種管理法規體系。而且隨著人口和用地的不斷增長，被動的保護已很難真正達到保護的目的，為此提出可持續利用生物資源。同時生物多樣性對全人類都有著深遠的意義，需要各國政府和人民的積極參與，故特別強調國際合作和加強國民教育。
3.1建立、完善自然保護區和制定《自然保護區立法》
自然保護區是具有保護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雙重性質，并且是一定的空間范圍的區域。在我國指對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珍惜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的天然集中分布區和具有特殊意義的自然遺跡等保護對象所在地的陸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劃出一定面積予以特殊保護和管理的區域。
據《世界資源》1997年的統計，全世界已建立較大面積的保護區1.04萬個多，其無論在保有物種、遺傳、生態系統的多樣性還是在保護物種生境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各國也意識到，由于缺法相關法律保護，自然保護區建設、管理混亂，保護區內開發與保護矛盾突出，亂砍、濫挖偷獵行為時有不斷，造成一些自然保護區破壞嚴重。
因此，許多國家對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進行了專門立法。如，英國《國家公園和鄉土利用法》，日本的《自然公園法〉澳大利亞的國家公園與野生生物保護法》加拿大的《國家公園法》，韓國的《自然公園法》等。另外，一些國家制定了自然保護區或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綜合性法律，并將自然保護區納入其中。例如，日本的《自然保全法》、新西蘭的《自然保護法》、韓國的《自然環境保護法》等。這些法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上取得很大成效。
所以無論是按國際通行做法還是從我國國情出發，都有必要抓緊制定一部《自然保護區法》，對由于自然保護區的保護、建設、管理、開發和利用而產生和存在的社會關系進行調整。建議在原有法規中法律制度：如審批制度、分級分區制度、管理制度、檢查應急制度的基礎上，修改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如分類性保護和管理制度、監督管理體制、投入保障制度，借鑒國外相關先進經驗，創設新的法律制度，如功能區劃制度和社會影響評價制度。
3.2防止外來物種和建立外來物種管理法規體系
外來物種入侵不僅對當地生物構成威脅，同時對經濟和人體健康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一些國家對此進行了立法。如美國先后頒布或制修訂了《野生動物保護法》、《外來物種預防和執行法》、《國家入侵生物法》、《外來有害生物預防和控制法》、《聯邦有害雜草法》等；新西蘭《生物安全法》等。
我國雖有一些法律法規涉及外來物種管理，如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1988）農業和林業局分別建立了水生和陸生野生動物引進審批制度；《野生植物保護條例》（1996）、《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動物防疫法》和《植物檢疫條例》。但是目前尚無針對外來物種入侵的專門法規。《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涉及到外來入侵物種物種，但未制定專門針對外來物種入侵的行動計劃，所以中國急待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以確保生態安全和保護本國生物多樣性。如設立引種許可證制度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建立外來物種入侵預警機制。
另外，對外來物種進行普查和有計劃清除，也很有必要。
3.3在保護中持續利用生物資源
雖然全世界已建立眾多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等多形式保護方法方式，但相對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護的生物多樣性是有限的。因此人們認識到，有效和長期可信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方法是持續利用生物資源。指對生物資源的利用應以使生物多樣性在所有層次上得以保護、再生和發展。對保護而言，沒有合理利用也就沒有保護。利用自然保護和發展旅游業就是一例。不但有經濟效益，實際上也是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從而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這本身就是社會效益的體現，也是自然保護的價值體現。
另外建議對生物多樣性有影響的重要部門（如農業、林業、漁業、科研機構）制定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并將其納入他們的生產計劃中，鼓勵生物的資源利用方式的多樣化。包括根據當地資源的實際情況實施傳統的農業和林業措施；推進科研與教育；采取必要的辦法使保護區免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和進行遷地保護。
3.4國家合作與行動
在生物多樣性問題上，世界各國的共識是生物多樣性問題不是局部的、地區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問題。聯合國有關組織、世界科學界和各國政府部門認為國際合作是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國政府應積極的參與國際合作加入協定，聯合打擊跨國非法貿易與捕獵。加強科研協作，但要注意與產權問題。
我國已加入的公約協定有《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國際捕鯨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熱帶木材協定》、《關于保護特別水禽的重要濕地公約》等等，為了更好的保護我國生物多樣性，應積極的開展國際合作，并制定相關的實施計劃與細則，在必要的情況下制定相關行政法規或法律。
3.5加強環保教育
從整體和局部看，國民素質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生態環境及生物多樣性的好壞，大量資料表明，凡是受環保教育程度越低的國家和地區，通常生態環境破壞頻率越高、程度越深、問題也越多。而對生物多樣性的可持續發展這一社會問題來說，除發展外，更多的應加強民眾教育，廣泛、通俗、持之以恒地開展與環境相關的文化教育、法律宣傳，培育本地化的親生態人口。特別值得重視和提倡的是利用當地文化、習俗、傳統、信仰、宗教和習慣中的環保意識和思想，如民族地區的龍山、鳳水，進行宣傳教育。另建議在中小學中專門開設環境課程或在自然、化學、生物、地理及中進行環保教育，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課外活動。
此外，加快對全國生物多樣性的清查；根據實際情況變更動植物保護級別；恢復破壞的生態系統；及對一些重點珍稀瀕危物種進行人工繁育和擴群工作，也很有必要。總之，一個物種的消亡往往不是單個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多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工作是一件綜合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參與，不僅需要政府，更需要民眾；不僅需要單個學科，更需要多學科；不僅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而是全球的共同參與與合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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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景觀設計；植物生態學原理；生態學
中圖分類號：X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29-0222-01
1.生態學
生態學（Ecology）最早是由德國生物學家ErnstHaeckel于1869年定義的概念：生態學是研究生物有機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由此，生態學最基本的任務就是研究、認識生物與其環境所形成的結構以及這種結構所表現出的功能關系的規律。生態學基本形成于19世紀60年代。它是生物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生態學是一門以研究生物與其賴以生存的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為主要任務的學科。任何生物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同種個體之間有互助有競爭；植物、動物、微生物之間也存在復雜的相生相克關系。人類為滿足自身的需要，不斷改造環境，環境反過來又影響人類。隨著人類活動范圍的擴大與多樣化，人類與環境的關系問題越來越突出。因此近代生態學研究的范圍，除生物個體、種群和生物群落外，已擴大到包括人類會在內的多種類型生態系統的復合系統。人類面臨的人口、資源。環境等幾大問題都是生態學的研究內容。
2.景觀設計
景觀設計是景觀設計學的一個專業研究方向。而景觀設計學（landscape architecture）是關于景觀的分析、規劃布局、設計、改造、管理、保護和恢復的科學和藝術。景觀設計學是一門建立在廣泛的自然科學和人文與藝術學科基礎上的應用學科。尤其強調土地的設計，即：通過對有關土地及一切人類戶外空間的問題進行科學理性的分析，設計問題的解決方案和解決途徑，并監理設計的實現。根據解決問題的性質、內容和尺度的不同，景觀設計學包含兩個專業方向，即景觀規劃（landscape planning）和景觀設計（landscape design），前者是指在較大尺度范圍內，基于對自然和人文過程的認識，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過程，具體說是為某些使用目的安排最合適的地方和在特定地方安排最恰當的土地利用而對這個特定地方的設計就是景觀設計。（這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景觀設計）
由此可看出生態學是景觀設計學重要的學科基礎，生態學學科發展為景觀規劃和設計提供了與生態學知識相結合的途徑。在2O世紀后期，麥克哈格在其著作《設計結合自然》中提出了應當在設計中注重生態學的研究，并建立具有生態觀念的價值體系，在這一領域也為生態環境作出了杰出貢獻。而生態學的出現給出的生態功能研究、空間結構分析以及控制和管理的方法給予景觀設計師許多鼓勵和幫助，以科學的方式來分析景觀，為景觀設計與生態學的有效連接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可靠的方法。即我們的景觀設計要生態，故為景觀生態設計。
3.植物生態學
植物是城市綠地建設的主要材料，植物群落營建是城市綠地建設的主要內容。充分了解植物的生活習性及其在群落中的地位，是營建結構合理、可持續發展良好的植物群落的基礎。
（1）植物群落及其與環境的關系
每個植物群落都由一定的植物種群組成，這些種群共同適應于它們所處的立地環境，同時，它們內部的相互關系也達到協調和平衡。在構建植物群落時，需要參考地帶性植物群落的種類組成，選擇彼此能共存的物種作為建設材料，避免因物種相互不適應而造成群落的不穩定。一定的環境形成一定的生物群落，反過來，生物群落對其生境也產生較大影響。根據這一點，在選擇植物時，要考慮群落內部環境的變化：在群落形成初期，上層選擇陽性的喬木樹種，下層選擇耐蔭的植物。
（2）生態位與種間關系
生態位是指物種在生物群落或生態系統中的地位和角色。物種所占據的生態位的大小與它對環境資源的利用程度成正比。當兩個物種的生態位發生重疊時，表示它們共同利用某種資源，它們之間的關系為競爭關系。對于一般的綠地來說，應盡量選擇生態位不重疊或重疊少的植物布置在一起，避免種問出現競爭，使每種植物都能得到充足的資源。在向人們展示競爭的生態現象時，可以有意將兩種或多種生態位重疊的植物布置在一起，向人們展示競爭的生態現象。物種間除競爭關系外還存在捕食、寄生、偏利共生和互利共生等關系。充分利用植物之間的這些關系進行群落建設，可以達到減少資源投入的目的，同時，這些生態現象也可以通過綠地展示出來。
（3）群落的空間結構
群落在垂直方向上具有分層現象，這是由于植物根據不同的生活型，在空問上垂直排列的結果，這種排列與光的利用有密切關系。群落的成層結構顯著提高了植物利用環境資源的能力，因此，在進行綠地建設時，要根據當地的環境條件，盡量構建層次豐富的植物群落。另外，藤本植物、附生植物等層問植物也是植物群落不可缺少的組成要素，對于豐富垂直景觀起著積極作用。除垂直結構外，群落還具有水平結構，即群落的鑲嵌性，它是由于群落內部環境因子的不均勻性造成的，比如地形的變化，土壤肥力的差異以及人與動物的影響等。城市綠地受人類活動影響較大，易造成小環境的分化，在群落內又形成小群落。小群落的出現不僅增加了綠地景觀的變化，還能調節局部的小氣候。根據植物群落的這個特點，可以適當為小群落的形成創造條件，以保護群落受干擾后自然更新的產物。
（4）群落的季相變化
植物群落的外貌隨著氣候的季節替而發生變化，這就是季相變化。溫帶地區四季分明，群落的季相變化十分顯著。群落的季相變化是綠地的觀賞要素之一。春季觀新葉觀春花；夏季觀繁茂濃綠的樹冠；秋季觀累累碩果和五彩的秋葉；冬季則觀枝葉落盡后豐富的枝干。季相變化使人們充分感受到大自然之美，以及植物不斷延續的蓬勃生命力。利用季相變化營造多樣的綠地景觀，可減少建筑、小品等人工景觀的數量，增強景觀的動感，增添觀賞的樂趣。在觀賞要求高的生態綠地中，盡量選擇季相變化明顯、色彩豐富的植物，通過合理搭配，做到四季有景可觀而又四季景觀各有特色。
第3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建設；綠地；景觀
中圖分類號：X3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997-0668（2008）100052-02
現階段我國對于綠地的規劃和建設缺乏從系統的、生態的角度進行綜合考慮，過于突出綠化對城市的裝飾美化作用，片面追求視覺景觀效果，例如利用大面積的草坪或花卉組成圖案效果；綠地建設初期，園林植物間多是協作關系，對生存環境的競爭并不劇烈，但隨著園林植物的不斷生長，它們之間的矛盾關系就比較突出了。很多綠地初建成時效果不錯，但數年后弊端就凸顯出來。因此，我們要從生態的長遠的角度出發，建設一套因地制宜，多層次的城市生態綠地系統。
1. 完整現代城市綠地系統規劃
包括大地綠化子系統規劃，城市綠化子系統規劃，庭院、陽臺、屋頂小環境綠化子系統規劃3個層次。
1．1大地景觀規劃就是把大地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當作資源
從生態、經濟、社會和審美價值出發,進行環境敏感性分析和綠地系統規劃最大限度保存典型生態系統和珍稀瀕危物種繁衍地,保護生物多樣性,保存自然景觀和遺產資源,最合理使用土地。
1．2城市綠地系統按形態可分為"斑"、"面"、"線"、"點"4 類。
斑: 指超過015km2 的自然綠地或城市公園。面: 指面積在3～50hm2 的綠化林(地) 。線: 指超過1km 長, 寬度小于150m 的線型綠化林(地)。點:指3hm2 以下的綠化林(地)。城市綠地系統由大到小系統完整性及子系統內部點、線、面結合的有機合理性,必將促使城市生態環境的最大改善。
1．3庭院、陽臺、屋頂小環境綠化子系統規劃
此系統雖說面積較小，但具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不容忽視。是城市綠化在垂直方向的微觀建設，其主觀可塑性強，一般綠地的種植與配置大多數以家庭為單位，根據主人自身的審美意象與喜愛偏好來布置綠化景觀。
2. 多層次的城市生態綠地系統規劃
2．1 生物的生態適宜性
生物由于經過長期的與環境的協同進化，產生了對光、熱、溫、水、土等環境方面的依賴性，其生長發育也對環境產生了要求，如果生態環境發生變化，生物就不能很好地生長。
根據生態適宜性原理，植物生長應適宜于其獨特的地理、氣候環境，本土植物不僅生命力強、生長茂盛，賦有地方特色，而且養護、管理費用也相對較低，
所以在城市綠地系統規劃中，宜大量、有效地栽種本土植物，片面追求"名貴"品種得不償失，也破壞了原地的自然環境，我們在為城市綠地配種植物時，要先調查當地的自然生態條件，如土壤性質、光照特性、溫度等，根據生態環境因子來選擇適當的生物種類，使得生物種類與環境生態條件相適宜。例如一些植 物只能在酸性土壤中才能生長，而另一些則喜愛堿性環境。水生植物只有在水中才能發育良好，沙漠植物就不會懼怕干旱。因此栽種植物必須考慮其生態適宜性，讓植物生長在最適宜的環境里。
2．2綠地群落
綠地群落的生長是一個有序漸進的系統發育和功能完善的過程。應盡量選用與當地氣候、土壤相適應的物種，優先按本地原生生態群落、次生生態群落的要求進行合理的群落組配，利用綠地凋落和綠肥等土壤適應物，進行再循環和再利用，形成群落自肥的良性循環機制，加強生態系統自身的平衡、維護和更新的能力，逐漸恢復可種養的原生生物和自然生物鏈。
2．3物種的多樣性及其生物多樣性
在城市綠地建設中，還應注意保護物種的多樣性，生物多樣性，專家這樣定義："生命有機體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態綜合體的多樣化和變異性"。保護和建立自然、半自然棲息地也是生態綠地實現自然保護的重要途徑。城市以及周圍地區存在的一些年代久遠、具有多樣化的生物與環境的自然棲息地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態價值，對維護城市生態健康和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應盡量保留自然特征的河流廊道、城市的濕地、林地、草地等自然生態系統和自然的地形、地貌，在 一定程度上還原原始地表下的墊面，改善土質，使其適于生物群落的生長與繁殖。
物種多樣性是促進城市綠地自然化的基礎，也是提高綠地生態功能的前提。城市中即使達到很高的綠地率，但是如果采用單一的植物種類和過于人工化的綠化方式，其綠地系統的綜合系統的綜合生態服務功能并不很強。
多樣性高的生態系統可充分利用時間、空間和資源，更有效地利用環境資源，可維持長期的生產力和穩定性，并為環境提高服務。
因此，生態綠地應恢復和重建物種多樣性，擴大生境通道。在構建城市綠地系統時，要充分利用城市空間，盡量擴展綠化面積，點、線、面相結合，水平綠化與垂直綠化相結合，全面綠化與重點綠化并舉，通過城市綠地、綠帶、綠契的規劃布局及橋梁、道路、涵洞和屋頂、陽臺、外墻面綠化設計，建立網絡化、立 體化的綠化系統，強調城市綠地的連通性。
以草坪為主形成的綠地系統，不僅需要投入許多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修整和保護，還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資源進行澆灌，這對于像我國這樣水資源匱乏的國家來說是不相宜的。
綠地景觀以創造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為主要目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無限制地增加投入。任何一個城市的人力、物力、財力和土地都是有限的，在節 約成本、方便管理的基礎上，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為改善城市環境、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環境質量服務。例如，多選用壽命長，生長速度中 等、耐粗放管理、耐修剪的植物，以減少資金投入和管理費用。
第4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主動適應被動適應自然選擇社會選擇可持續發展
從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至今，由于對進化論的理解不深，因而出現了2種極端現象：一是生物進化中的自然主義傾向，即忽視社會選擇的巨大作用，僅僅將生物進化歸結為自然選擇作用的結果；二是絕對的人類中心主義傾向，過分夸大社會選擇的作用，而低估了自然選擇在生物進化中的作用。
目前，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和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使我們必須把大尺度上的生物進化和小尺度上的人類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才能把生物多樣性保護落實到人類的生產生活實踐活動中，保證人類的各種行為不偏離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使人類走上真正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因此，筆者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探索生物的進化和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旨在為生物進化大背景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奠定基礎。
1生物進化與生物的適應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闡明了生命是進化的產物，現代的生物是在長期進化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給神創論以巨大打擊，使生物學擺脫了神學的羈絆…。達爾文認為由于隨機變異的產生和自然選擇的作用，適應的變異被保留了下來，而不適應的變異則被淘汰。因此，自然選擇的過程，就是生存斗爭及適者生存的過程，適應是生物進化的最終結果。
進化論及進化生物學的研究發現多細胞生物起源于單細胞生物，結構復雜的生命體總是源于結構簡單的生命體。據此，部分學者認為進化就是指事物由低級到高級的變化發展過程。生物的進化就是生物體由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的前進發展過程，其中存在著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方向性，這和達爾文對生物進化這一基本問題的理解是相背的，這是人類中心說的判定標準在生物進化論中的體現。即使現代的進化觀也并未認為“進化就是革命性的進步”，而把“進化”定義為“進化是生物適應性的改變和生物群體多樣性的變化”，和達爾文的進化理論一致，在進化理論中堅持了徹底的唯物主義，是達爾文整個進化理論體系和現代進化觀的奠基石。
適應是生物進化的最終結果。生物的進化是生物物種的趨異化過程，是生物的隨機變異和自然選擇的過程。自然選擇是對隨機的多種變異的選擇，大自然為選擇者，而隨機的各種變異成為被選擇的對象，被大自然最終所選擇的那種變異就得以保存下來，而同一物種中的其他變異就被淘汰，得以保存的變異就是適應大自然的。可見，生物物種產生的各種變異，無論是變異的程度上、方向上，還是變異范圍的大小、數目的多少上，都是隨機的、不定向的，但又是客觀存在的。而大自然的選擇相對于物種的變異來看，卻是有一定方向的。自然選擇的方向性和物種變異的隨機性，客觀上就決定了生物對自然的適應是一種被動的過程，生物體在結構、功能上對自然的適應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生物對自然的適應性總是滯后于自然對生物物種的選擇性，也就是說，生物物種對環境的適應是相對的、暫時的、有條件的，而不適應才是絕對的、永恒的。這就從根本上澄清了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和現代進化論所基于的客觀事實，在進化論中堅持了徹底的唯物主義，劃清了進化論和神創論的界限。
2自然選擇與社會選擇
生存斗爭及適者生存的過程就是自然選擇的過程。除此之外，還有另外1種選擇——社會選擇也與生物的進化密切相關。伴隨著人類社會工業文明的開始，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的日新月異，市場經濟和資源環境私有制的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加上當代生物工程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對生物界的改造力度越來越大，表現在一些物種逐漸消失；一些物種數量急劇減少，成為瀕危物種；一些物種地理分布區域大幅度縮小；一些物種生活習性及部分性狀發生改變；不時有新品種出現等現象，表明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對生物物種的演化具有不可低估的選擇作用，這種選擇稱為社會選擇。社會選擇是人類主動適應自然環境的表現和手段，是人類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更好地適應自然的一種必然。從本質上說，人類的農業生產、工業生產和科學實踐活動等都是人類自主選擇的結果，無論是農業生產還是工業生產以及科學實踐活動等人類行為的發生發展和演化等各個方面都屬于社會選擇的范疇。
事實證明，現在人類社會選擇的力量的確是越來越強大，無論是對自然的改造力還是對自然的破壞力都超過了人類發展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但是，人類、人類社會本身以及社會選擇等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都是在自然選擇的基礎上發揮效能的。在一定程度上，社會選擇是人類社會對自然選擇作用的一種應答和反映，可以看作是生物與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一個典型。但社會選擇一經發生后，便有其獨立作用的一面，可以和自然選擇作用一道共同作用于生物的進化過程。
自然選擇和社會選擇的辯證關系表現在：一方面，當二者一致時，社會選擇對自然選擇起到了促進和加速的正向作用，使自然選擇的力度、范圍、時效得以加強，而自然選擇使社會選擇的目標得以快速實現，二者互相促進，共同加速生物物種的演化。另一方面，當二者不一致時，有3種情況：①當自然選擇的力量大于社會選擇時，生物物種的演化由自然選擇所控制，社會選擇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自然選擇成為了社會選擇的阻力。這種現象在人類的動植物新品種的選育過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②當二者力量近于相等時，自然選擇和社會選擇都在自己一定的范圍內作用，社會選擇的目標停留在研究成果階段，無法有效推廣和應用，而自然選擇也以其自身的作用規律對生物進行著選擇。③當自然選擇的力量小于社會選擇時，社會選擇的結果在自然界中得以快速體現，自然所固有的一些平衡體系被打破，自然選擇的方向被改變，社會選擇在一定時空范圍內控制著生物的演化。
2種選擇的相互作用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從人類社會誕生起，2種選擇過程都直接或間接地貫穿在每一個具體的物種的演化過程當中。但是，社會選擇的對象、原始材料和最終歸宿都統一在自然界當中，社會選擇無論多么強大。都必須以自然選擇為基礎。因此，正確的做法是在尊重自然和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社會選擇對生物和環境的再創造作用，同時利用社會選擇來抑制或從根本上扭轉對人類或自然界(如物種多樣性及生態環境等)都不利的自然選擇，或減緩各種對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的平衡具有毀滅性打擊的自然災害等，降低災害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力，保護生物的多樣性。
3社會選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可持續發展本質上是人類的一種社會性選擇，是一種非常理智的自主性選擇，同時也是人類主動適應不斷變化的自然環境的一種機制，是一種實現長期自我演化的策略和手段。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使人類的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農業以及現代科學實踐活動等各個方面的發展都有了正確的方向，把人類的社會選擇和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主動適應都有機地統一在可持續發展這個大框架下，使人類的社會選擇和主動適應終于走上了“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道路，從而實現了人類在自己的演化歷史上第一次按自己所設計的演化模式去謀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本質上轉化為人類的社會選擇和大自然的自然選擇二者間的關系問題，但這種相互關系無論是從時間、空間維度還是二者間力量強弱的對比情況來看，都是不對稱的。從生物進化的時空尺度上來看，人類必須充分發揮自己所特有的主動適應力來確保社會選擇在最大時空尺度上與大自然的自然選擇相適應，人類才可能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以實現長期的自主演化。
從純生物學的觀點來看，自然和自然選擇都不會支持人類在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內發展水平的全方位提高，因為這意味著人類作為一個生物學種群，將占有越來越多的物質和能量，因而會剝奪其他物種生存和演化的機會，這與生物界的演化趨勢相背離。因此，在生物進化的大背景下，人類要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還需要全人類長期的艱苦努力，還必須同時處理好進化、適應和選擇等重大問題，只有這樣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才能落到實處。
綜上所述，生物的進化、適應和大自然的選擇以及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都統一在生命的演化過程中。進化是生物適應自然的結果，適應是選擇的結果，而選擇是自然界所固有的屬性。換句話說，進化、適應和選擇都是自然界所固有的運動規律在生物物種演化過程中的體現，是物種演化過程中3個最重要的環節。人類的社會選擇和可持續發展必須以此為前提，才能正確地發揮作用，為人類造福。
第5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生態恢復；生態景觀開發；生態設計
【中圖分類號】TU63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3954（2011）02-0090-02
城市與其周邊的自然環境，因城市化和城市擴張而改變面貌，最顯著的問題包括：城市周邊的面貌改變，自然環境消失；林地、草地面積減少，土地硬底化，不透水面積增加，對城市水循環改變；城市的生物相趨于單純化，城市周邊的林地、草地、水塘等多種形態因城市化而改變和消失，直接影響到城市生物相和生態平衡。
一、生態恢復的意義
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近20年，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人類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加速了文明發展的進程。于此同時，人類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強度影響環境，損害和改變自然生態系統，使全球生命支持系統的持續性受到嚴重的威協。這主要體現在人們在尋求發展經濟和開發自然資源的同時，采取短視行為，忽視了生態系統的支持能力。一方面對有限的自然資源進行掠奪性的開采，另一方面又將生產過程的副產品(污染物)大量排放到自然環境中，使許多原本健康或一些本來就十分脆弱的生態系統急劇退化和受損，其中包括江河湖海污染嚴重、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森林面積減少、植被破壞、生物多樣性喪失等等一系列生態災難(ecological disaster)，致使自然生態系統的健康或完整性(integrity)受到越來越大的損害。
自然的恢復的意義在于：恢復和重建被損害的系統，使達到或接近它受干擾前的生態環境狀況。自然的恢復可以采用兩種途徑：恢復生態設計和生態景觀開發。
恢復生態設計遵從生態設計哲學，對已退化的地區，如城市廢棄地、拋荒地進行生態恢復。在這個環境質量日益惡化的世界，我們必須維持自然的過程。
生態景觀開發以自然生態為本，是指將生態過程與建立地形和鄉土植物群落結合，模仿相同的自然系統，模仿原生的植物群落、自然地形和生態質量。
二、生態景觀開發：自然化的植物群落
傳統景觀設計遵循以人為中心的建筑美學觀，采用工程開發的方式，忽視自然發生的水文、生物和其他景觀模式和過程。特別的是，草坪成為植物配置的主體。雨水被迅速收集引導到最近的溝渠或路邊地下排水系統，常采用外來引進的不常用植物品種來表達所謂的“自然”，而外來引進品種常經不住自然考驗的，或需要大量的資金維護。
注重景觀或地區的生態的設計只有經濟上強制命令時才被實施。植物被作為某個設計人員的藝術表現，而不是為這個生態社區的居民服務。
鄉土樹種比非鄉土樹種更適應當地的環境條件。雖然許多種類大范圍出現，但因為土壤、高差、降雨和其他相關因素不同，每個景點在群落和生態系統中的種類也是不同的。在景觀設計與規劃中，移植的區域鄉土樹種群落來表達。除了使用群落植被外，適應環境條件，尊重和運用生態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個方面是水循環。雖然傳統方法可以用雨水管和河道疏浚有效地快速將暴雨疏散，但正確的生態恢復設計方法是利用自然水文學模式的預防措施，采用生態暴雨利用技術，這種方法包括利用分散的池塘、沼澤地，溝渠滲透，或其他增進自然水循環的方法，增加自然水循環的機會。
設計鄉土植物群落有益于不同層次的生物多樣性。在景點層次，移植群落為植物種類之間的自然聯系提供機會，這在傳統設計中是不可能的，因為典型的根莖草排除了競爭，經常割草和使用殺蟲劑，以及有限的各種普通莊稼種植，依賴于機械和化學制品的投入，形成人工化的群落。
同樣，在傳統設計中一些植物種類的生長機會也被當作雜草除去。在景觀層次，自然景觀提供更豐富多變的群落類型。在草地、道路和房屋的栽培景觀內鑲嵌恢復和移植系統，在景觀中補充自然（即便非原始的）系統。
規劃設計應考慮生態過程的動態性和區域場所層次的特定性，在組織這些層次時考慮結構、功能和變化。通過景觀和景點植被、水文狀況和野生動植物表達組成這些過程的基礎以及效果。影響景觀生態的首要的文化過程包括經濟、美學和污染。
一些關鍵的概念形成生態規劃和設計的基礎。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生態開發不能帶著能夠“重建（rebuilt）”的觀念，來驗證罕見的和危險的自然系統的破壞。當這些敏感地區遭到開發的威脅時，保存這些地區是唯一的合乎道德規范的行為。此外應減緩或限制對敏感系統的開發沖擊。這意味承認景觀并盡可能的努力避免或緩和不利的環境影響，這包括保護土壤免受侵蝕，尊重水文學模式，并且一開始種植良性植物，不至于侵略和破壞周圍自然系統。城郊土地利用模式，應當認識和允許動物在廊道中的自然移動模式，通過保留和創造生態綠道和其他自然聯系。保存和恢復自然多樣性的價值，與自然群落大小、形狀和斑塊之間的連接相關。在觀念上，大的、連續的斑塊和異質的棲息地比單一的同質的棲息地維持更多的種類。
生態開發要求人們在實施中，認識時間因素在系統運作過程中的作用。通常在一定的時間段內自然系統的運作與人類系統是不同的。一個森林系統的根本的結構和功能超出人理解的能力，但我們確實知道它們的外形和氣味，什么樹長在哪兒以及它們的特征是什么。如果我們注意技術手段以及留意其復雜性，我們能夠更改現存的景觀特征，最后達到按自然的規律，成功地重建“自然”系統。
三、重建自然系統：恢復生態設計
在生態開發中應優先考慮再生資源利用，以及優先考慮廢棄地的再生恢復。恢復生態設計益處還包括一些最小規模的生物學過程。對干擾的反應能力和返回到生態平衡的能力主要與生態系統中個體的遺傳貢獻有關。正是傳統景觀中的遺傳單一性導致植物易受侵襲，遺傳性增加生態系統恢復的彈性。這意味著倘若屬于當地因子部分的植物匯聚，通過使用150米半徑范圍內的植物來保持生態類型，雖然這樣做不能確保保存。很難知道長滿植物的標準苗圃的基因來源。
恢復主要在于使用自然鄉土群落的品質和特征，作為景觀規劃和設計的模型。這些群落是植物連綿區的抽象的組合。然而為了研究、理解、描述和模仿這些系統，必須對此歸類。以群落為基礎的方法注重于植物組合，因為它們形成了固定的景觀自然結構，為其他陸地生命形式直接或間接地利用。優勢種群是要考慮的最重要的群落要素，因為他們創造的結構為其他群落所共享。優勢種群是支配性的因為他們比其他種類利用更多的群落資源。生境的濕度狀況、朝向、土壤結構、養分標準以及其他因素，影響何種種類將成為優勢樹種。這些種群出現的群落反映了局部或區域整體的環境的條件，并反映氣候上的、土壤的和養分的變化狀況。群落存在的狀況的理解有助于生態恢復項目的成功。
自然生態過程所體現的生態效益在傳統景觀設計是不可能發生的。在水文學，生物學和美學上的受益也是大量的，并常常與傳統景觀設計效果相反。恢復生態設計的根本是種植群落模式。這個群落基于的方法與傳統設計方法不同在于，典型群落的主要植物適應于景點的環境強制，并自然地趨向分組。植被的強調是自然產生的，或者是景點的功能產品同人的使用是關聯的。相反，傳統景觀設計用植物材料的視覺特征來達到某個藝術效果或表達一個設計概念。
“自然的”這個詞由于存在的情況不同而有多種定義，如國家公園是“自然的”；而鬧市區的停車場是“非自然的”。自然的可以被視作或多或少地遠離人的影響一個過程、位置或系統，并且自然甚至可以科學地定量。建議三個集中系統特性的“自然的指數”（indices of naturalness）：
（一）無人的情況下系統的變化程度；
（二）保持現有系統狀況需要的栽培數量；
（三）在一定范圍內當前鄉土樹種補充與預先安排整套種類的比較。
人的影響對保持生物多樣性非常重要。多種的景觀往往導致區域層次的更加多樣化。不管自然的過程如何進行，無不與人的作用有關，地表水返回地下水位速度與未被改變的生境相同嗎？養分在系統內循環嗎？
人們喜愛“自然”景觀，超過人設計的景觀。盡管審美反應受觀察者的文化、職業、種族、年齡和家庭環境影響。“自然的”景觀，比恢復（restored）或自然景觀（依賴群落恢復），達到視覺品質效果，如復雜和神秘往往更容易實現，因為人直接影響在生態過程和植物結構中。
自然化(Naturalistic)景觀的其他好處是增加對鄉土植物的重視和喜愛。如果自然化更頻繁使用，并加強人類對自然景觀的影響，普通大眾可能會丟棄主宰當代景觀的高爾夫球場式美學觀，轉而更喜愛自然，更多感受我們居住的城市和鄉村的地方性。
自然化景觀開發比傳統設計提供更大變化潛力的棲息地。一個更多樣化的野生動植物群落，主要是因為野生動植物要求生存的植物更豐富和多樣化，即使最簡單的野花草地比一片草坪在結構上和植物學上要更復雜，將適合于更多的動物種類。恢復景觀為食物鏈中所有的營養級提供基本的棲息地。野生動植物是健康的生態系統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植入和恢復必須考慮棲息地的目標。自然化和修復生境的最明顯努力是減少割草和化學制品的應用。正如前面論證的，維護這些非自然化的人工景觀為燃料、設備和勞力付出的費用不是小數目。一個經過適當設計的本地野花草地比草坪需要較少的維護費用。例如，維持自然化景觀需要的技術（如按規定燃燒，極個別地方使用除草劑，等）比坐在割草機里需要的技術要高，但就自然資源消費和勞力而言則少的多。
對于恢復生態設計，需要了解一些微妙的概念差別。“經過設計了的草坪景觀”這實質上是沒有人的高爾夫球場。雖然一些公園式景觀有稍微多的結構和差異，在自然的景觀之上獨具特色地包含自然和一些不自然的植物的自然組合，常常在這些地方并不會出“恢復的”景觀。
舉一個例子說明恢復生態設計的不同，如大型建筑的庭院中種植的森林樹種，其實是人工作用的結果。一個自然的種植綠化，群落級的活動被強迫保持整齊，沒有養分和保養，植物群落不可能耐久。雖然維護管理上不象傳統設計那樣強烈，但如此對植物隔離是非自然的。在一個用來處理城市化地區雨水的人工沼澤，可以恢復生態過程，如減緩水流或建立棲息地，但非自然因素如堰和管道系統是功能系統的關鍵部分，沒有它們系統不可能工作。通常，植物群落恢復只有在較大的空間才有可能。如，自然森林系統工作的時間和空間尺度與景觀交叉，并在區域內承擔真正的“重建”。恢復重建不可能在小范圍出現，因為大部分自然系統依靠各個級別物質和能源的移動，從遺傳級到生態系統級。在區域級基因庫、材料和營養流等的聯系，是生態恢復的關鍵。
生態設計提供一個可供選擇的植被系統，不僅要考慮美的愉悅，而且反映文化對生態的影響，實現生態多樣性。生態設計可以幫助人們從長期的環境和經濟中獲利。恢復生態和本土景觀美化可以減輕傳統設計對環境的不利影響。
第6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節約型園林生態設計原理實施策略
中圖分類號：S6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當前全世界都在致力于研究節能、環保型技術以緩解日益加劇的資源問題、環境問題，我國也把“加快節約型社會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作為未來工作的重點。節約型園林綠地建設作為建設節約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前園林綠化行業貫徹科學發展觀和創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關鍵載體。而要真正實現節約型園林綠化，需要從生態設計原理及實施策略等幾個方面入手，轉換傳統觀念，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構建節約型園林綠化的技術支撐體系。其中，生態設計原理及實施策略是建設過程中實施最早也是最關鍵的技術環節。
一、節約型園林的生態設計原理
1、地方性——設計應根植于其本身所在的地方
（1）尊重傳統文化和鄉土知識
當地人對環境的認識和理解是多年場所生活經驗的有機衍生和積淀。一個適宜于場所的生態設計應是一個尊重當地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的設計, 必須首先考慮當地人給予設計的啟示。
（2）適應場所自然過程
生態設計中, 新的設計形式仍然應以場所的自然過程為依據。設計的過程就是將這些帶有場所特征的自然因素結合在設計之中, 從而維護場所的自然平衡, 同時也是維護設計物本身的健康。
（3） 當地材料
鄉土植物和建材的使用, 是生態化設計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鄉土物種不但最適宜于在當地生長、管理和維護成本最少,還因為鄉土物種的消失已成為當代最主要的環境問題之一。所以保護和利用鄉土物種也是時代對景觀設計師的倫理要求。而當地建材的使用不僅可以節省初始成本與運輸費用,更重要的是可以展現當地的特色與風貌, 使人們對園林景觀產生認同感、家園感與歸屬感。
2、保護與節約自然資源
（1）保護(pro teet)
將不可再生資源作為自然遺產, 不在萬不得已,不予以使用。在大規模的景觀建設過程中, 特殊自然景觀元素或生態系統的保護尤顯重要。
（2）減量( R eduee)
這也是節約最狹義的定義。.盡可能減少包括能源、土地、水以及生物資源的使用, 提高使用效率。設計中如果合理地利用自然的過程, 如光、風、水等,則可以大大減少能源的使用。新技術的采用往往可以數以倍計地減少能源和資源的消耗。如何用有限的土地來建立滿足多種生態服務功能的城市綠地系統是更深意義上的“減量”概念。
（3）再利用(R eu se )
利用廢棄的土地以及原有材料, 包括植被、土壤、磚石等服務于新的功能, 可以大大節約資源和能源的耗費。
（4）循環與再生(R eeyele)
在自然系統中, 物質和能量流動是一個由“源一消費中心一匯”構成的、頭尾相接的閉合循環流, 因此, 大自然沒有廢物。基于這一概念, 萊爾等人提出了再生設計理論( R e 一genera tive D esign ) , 即用“源一消費中心一匯”循環系統取代目前的線性流, 形成一個再生系統(R egenera tive system ) , 使前一流程中的匯, 變成下一流程中的源。
3、讓自然做功
這一設計原理強調人與自然過程的共生與合作關系, 通過與生命所遵循的過程和格局的合作, 我們可以顯著減少設計的生態影響
（1）自然界沒有廢物
自然界沒有廢物。每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 都有一個完善的食物鏈和營養級。秋天的枯枝落葉是春天新生命生長的營養。在城市綠地的維護管理中, 變廢物為營養物質, 如返還枝葉、收集雨水補充地下水等就是這一原理的最直接應用。�
（2）自然的自組織和能動性
自然是具有自組織或自我設計能力的。自然系統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遠遠超出人為的設計能力, 與其過多的人為設計, 不如開啟自然的自組織或自我設計過程;自然是具有能動性的, 幾千年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對待自然的力量, 應因勢利導而不是絕對的控制。大自然的自我愈合能力和自凈能力, 維持了生物界的平衡與和諧。生態設計意味著充分利用自然系統的能動作用。
（3）邊緣效應
在兩個或多個不同的生態系統或景觀元素的邊緣帶有更活躍的能流和物流, 具有豐富的物種和更高的生產力。邊緣帶能為人類提供最多的生態服務, 這種效應是設計和管理的基礎。與自然合作的生態設計需充分利用生態系統之間的邊緣效應, 來創造豐富的景觀。
（4）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維持了生態系統的健康和高效, 它是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基礎。與自然相合作的城市綠地設計應尊重和維護其豐富多樣性, 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根本是保持和維護鄉土生物與生境的多樣性。針對這一問題, 生態設計應在三個層面上進行,即:保持有效數量的鄉土動植物種群;保護各種類型、多種演潛階段的生態系統;尊重各種生態過程和干擾。
二、節約型園林的生態實施策略
1、合理利用城市土地資源
在地少人多的中國, 土地資源的緊缺使城市綠地系統建設不可能完全通過增加綠地面積來實現城市生態、環境品質的改善。面對有限的綠地面積, 就要通過科學的規劃來構建一個結構更加合理、功能更加高效的園林綠地系統, 以達到節約土地資源的目的。
2、合理選擇植物資源, 優化植物配置
植物資源是形成園林綠地生態效益的最直接保證, 鄉土植物應該是發揮綠地生態功能的核心物種群。對于節約型園林綠化設計來說, 從植物品種的選擇到群落結構的設計, 都應該充分借鑒和模擬鄉土優勢群落結構特征, 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鄉土植物資源以及選擇抗逆性強的植物品種來優化園林植物的配置。
3、利用循環再利用理論, 節約自然資源
所謂循環再利用理論, 是指以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與能量轉換理論為基礎, 構建園林綠化由生產者到消費者最后到分解者的完整生物鏈。循環再利用理論所倡導的是一種建立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基礎上的應用模式, 它要求把人類活動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的模式, 組織成一個“資源- 產品- 再生資源”的物質反復循環流程, 在園林綠化的整個生產和消費過程中不產生或只產生很少的廢棄物。在生態設計理論中通常遵循“3R”原則, 即“減少(Reduce) ”、“再利用(Reuse) ”、“循環(Recycle) ”, 這些設計原則在節約型園林綠地規劃設計中同樣適用。節約型園林綠地的設計, 就是要減少這些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 減少污染的排放, 減少人為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干擾等。例如, 在園林綠地的景觀設計中, 充分利用場地地貌特征和植被現狀, 保留原場地一切可以利用的景觀資源, 有機地進行改造, 既突出景觀的地方性特征, 又節約大量的建設資金; 同時,場地豎向設計遵循的“減少大的地形改造”、“土方就地平衡”等原則, 都是減少人為干擾、減少經濟投入、節約資源的有效手段。除此之外, “循環再利用”是節約型園林綠化另一個節約資源的措施, 主要包括廢棄物景觀再利用、垃圾的基質化處理、雨水的收集與再利用等。
4、設計管理粗放型景觀, 節約維護成本
景觀管理和工程建設階段相比, 具有長期性、周期性等特點。很多精致的景觀工程背后, 伴隨的是長期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 例如, 大面積草坪、噴泉水池、人工整形修剪的植物模紋的大量應用, 均需要定期的修剪、除草等精細的維護工作。園林綠地景觀設計應該充分考慮項目的經濟性、可持續性, 既要考慮建設項目前期資金投入的節約控制, 還要考慮到后續管理程序, 盡量設計管理粗放型景觀, 應該在工程建設的最初階段就被明確, 通過規劃設計全盤控制。
中國作為世界上歷史悠久的園林古國，在現代化的城市建設中，應吸收古典園林設計中的優秀部分，在不同的城市園林綠地，從園林的六要素出發，因地制宜，選擇經濟合理的方案。“節約型、生態型”城市園林的構建是一個系統工程，設計是一個方面，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的規劃以及建設后的保護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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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莊桂玲.淺議泉州居住小區植物生態設計[J]. 林業勘察設計. 2010(01)
第7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定義范文
內容提要:科學技術是理性的產物，是知識的表現，是文化的成果，它打著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種正當的旗號去行使它的權力，所以科學技術對整個社會的嚴重后果有其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這是社會學家對科學技術的文化認識。如果我們把科學技術發展與人類社會變遷作一個歷史性的規律總結，其實科學技術的每一次突出的進步都深刻地體現了經濟的烙印，當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帶來的社會財富和經濟成果不能繼續滿足社會總需求時，新的科技革命應運而生，它的使命將會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并最終成果社會經濟運行和財富增量的核動力。近年來，現代生物技術的出現和發展，逐漸成為推動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術的產業化也開始對人類社會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然而，同其他科學技術成果一樣，現代生物技術也是一柄雙刃劍，它一方面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向人們展示出解決人類面臨的許多難題（如糧食問題、人口問題、能源問題、健康問題和環境問題）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漸暴露出一些負面效應，如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現代生物技術產品使用者的知情權問題、隱私權問題、基因歧視問題以及是否侵犯人類尊嚴問題等。在過去的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浪潮中，科學技術的社會經濟價值已經為廣大公眾所充分認知，給人類的社會結構、人類的生活和行為方式等帶來了舉足輕重的變化，但是科學技術的“反身性”和“吊詭性”特征也深刻地為廣大公眾所體會，機器、工廠、產品和市場將我們引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風險社會”之中。代表著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現代生物技術亦不例外，其風險化程度將風險的范疇從人類社會延伸至自然，甚至整個生態系統，因為現代生物技術就是以生物作為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標的。因此，現代生物技術的出現將包括人在內的所有生物視為必要的價值“目標”，但同時不可避免地將其演繹為一種生動的“工具”。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從風險社會理論出發，認為現代化的反身性必須在發身性的規律內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規范。風險社會的現代化要根據其反身性的屬性對原有的個體化特征進行適當修飾和糾正，賦予其在當前社會狀態新的歷史內涵。這種修正的過程同樣需要借助規則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實現，通過法律的指令性、規范性、預防性等功能將個體化為核心的傳統現代型過渡到集體化和社會化為核心的全新現代性，強調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保障，通過法律的規范體系預防風險，救濟和彌補風險損失。如果將生物科技所帶來的諸多風險視為現代社會反身性的一種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則是必要的和緊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將立法的利益目標設定在社會公共利益視角之上，認為生物技術本身社會公益性決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會公益性，無論是轉基因生物安全，還是生物多樣性保護，抑或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價值觀指導下，以法律規范的形式揚生物科技之長，避其之短。如果將法律視為一種市場產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種適應市場的市場供給行為，其經濟學基礎在于人們對于法律產品的市場需求。公共選擇理論認為，風險社會的風險多元化和風險強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會需求，從而導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生物安全法應運而生。
自18世紀法國大革命以來盛行的建構論理性主義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們將法學同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密切的聯系起來，吸取充分的理論營養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價值、原則、規則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設為基礎創設了整個制度”，創造了法律本身。建構論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識的國家立法為主導，強調對國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價值、立法宗旨；立法決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雖然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反建構論理性主義者將法律與立法作出了明確區分，通過對自生自發秩序與組織秩序的界分闡釋“社會秩序規則二元觀”為基礎的法律理論，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給予立法創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風險社會的立法訴求
（一）現代化的反身性
關于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沖突與協調是20世紀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論題。與“現代性終結”相抗衡的“第二現代性”或稱之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討在德國學者UBeck的《風險社會》后變得更加引人注目。他從兩個角度對現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說明：一是“以財富和風險生產為例討論反身現代化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混雜”；二是“工業社會中蘊含的現代性和反現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內在矛盾”。Beck認為傳統的現代化和工業社會的現代化是有區別的，一種是古典的現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紀反對封建社會、建立工業社會中發展起來的，而另一種是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業社會之中發展的。在工業社會之中，存在著現代性和反現代性之間的沖突，因此工業社會不是一個徹底的現代性社會，而是一個現代的封建社會。在這種半工業半封建社會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傳統的遺物，而是工業社會的產品和基礎。
工業化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主要起因于工業化過程中個體化崇尚取向，主張個體理性的張揚，強調自我為中心的權利建構。這種個體化的進程主要體現為三種維度：（1）解放維度，即“從歷史地規定的、在統治和支持的傳統語境意義上的社會形式與義務中脫離”；（2）去魅維度，即“與實踐知識、信仰和指導規則相關的傳統安全感的喪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維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種新形式的社會義務”。在傳統的工業社會中，社會不平等模式是階級模式，即存在著權利的平等，每個市民社會成員作為個人都平等地擁有并享受著某些權利，這些權利的私有化屬性最終成就了工業化社會發展的快速化和社會變遷。但同時這些私有化權利以其自身擁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漸掩蓋著實質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會主要體現在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體現為對不平等社會經濟現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當前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市場失靈現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個體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從而使得諸多經濟不平等現象在沒有進一步法律規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環。個體化促使新的社會形成不同的結構和變遷，使階級的社會認同的區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會不平等并沒有消失，而是在社會風險的個體化趨勢中重新定義；不同的群體和團體依據特定的利害關系問題和情境，建立或解散臨時的聯盟；而社會的長久沖突將體現在先賦的特征之上，如種族、膚色、性別、民族、年齡、同性戀、身體殘疾等。
個體化趨勢沒有使得社會的不平等得到實質緩解，相反崇尚個體權益和理性的現代化社會結構和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加深這種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從而造成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甚至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不均衡，從而加速了風險社會的產生。
（二）風險社會與全球化
風險社會概念和理論的提出仍然歸功于烏爾里希貝克的《風險社會》，并隨著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國瘋牛病事件的爆發而成為西方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熱點。該理論認為工業文明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風險社會理論本身作為一社會變遷理論，但與傳統不同的是，風險社會挑戰既有工業社會的認知、發展基礎與典范，并企圖從此種就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衍生的災難風險、自危急性建構社會自我翻轉、變遷的功能。
（1）風險的界定。風險是風險社會的基本范疇,對風險的理解構成了風險社會理論的基石。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指出，“風險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或者換句話說:在自然和傳統失去它們的無限效力并依賴于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風險概念表明人們創造了一種文明,以便使自己的決定將會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后果具備可預見性,從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過有意采取的預防性行動以及相應的制度化的措施戰勝種種(發展帶來的)副作用。”貝克對風險概念作了8點總結:①風險既不等于毀滅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對現實的一種虛擬;②風險指充滿危險的未來,與事實相對,成為影響當前行為的一個參數;③風險既是對事實也是對價值的陳述,它是二者在數字化道德中的結合;④風險可以看作是人為不確定因素中的控制與缺乏控制;⑤風險是在認識(再認識)中領會到的知識與無知;⑥風險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與本土同時重組。⑦風險是指知識、潛在沖擊和癥狀之間的差異;⑧一個人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兩重性。
風險與工業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統一與連接，互為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工業社會中個體化浪潮促使以個體權益為中心的社會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發展，并以此為基礎不斷推進和張揚個人理性在社會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時正因為工業化社會對個體理性和權益的推崇，從而導致了工業化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如企業的排污行為等。以個體利益促進為導向的工業社會市場經濟逐漸形成了自身的規則體系和秩序范圍，體現為建立以契約自由、所有權絕對、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并主導當今乃至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社會經濟秩序構建。這就是所謂“現代性”的表現。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出現很多諸如經濟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尋租、外部性、環境污染、生物技術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實質上對社會公共利益構成重大危害的行為和秩序內容。按照貝克對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的理解，這種在工業社會高度發展時期出現的實質不平等現象就是現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現代化在內容層次和范圍層次上更加突出，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2）風險結構——個體化到全球化。根源于個體化浪潮的反身現代性和風險，其初級表現形式為個體的風險。因為個體化使原有的各種社會關系變得松散和不穩定，個人失去了家庭、鄰里、朋友、伙伴網絡的支持。勞動市場之中流動性加強，締結永久性社會紐帶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競爭加劇社會群體內部的個人孤獨感，而現代居住方式使個人面對的是陌生人的世界。這種個體的孤獨感、社會紐帶關系的不確定性也隨之體現在經濟領域，體現在個人對財富的追逐和占有。人們從對財富的追逐轉向更多地對無所不在的危險和災難的逃避。在風險剛剛出現時，作為潛在的編輯效應而得到合法性。但隨后風險不再是隱性的，更變成一個全球的問題，成了社會關注和科學調查的主體。在全球化進程中，各種環境污染和各種大的災害問題在風險分配中也跨越國界、跨越階級，造成風險無處不在，人們將無法避免。如發生于20世紀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斷產生和發現的食品安全、SARS、東南亞海嘯事件、禽流感、瘋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賓泥石流等等無不印證著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風險化的時代。
如果從風險結構的維度來認識全球化風險，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①從文化的視角解讀全球化風險，主要包含社會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自然風險，其中社會政治風險還應當包括法律風險，經濟風險主要集中在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風險而言，包括對自然和社會所構成的生態威脅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負作用和負面效應所釀成的風險。瑪麗道格拉斯和威爾德韋斯在其《風險與文化》一書中將社會結構的變革和變遷分別歸結為三種風險文化所釀成的結果，即傾向于把社會政治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等級制度主義文化、傾向于把經濟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市場個人主義文化和傾向于把自然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社會群落之邊緣文化。他們認定正式這三種文化風險類型導致了社會結構走向混亂不堪的無組織狀態。②如果我們歸納綜合風險社會幾個關鍵性結構因素，大概可以從另外三個方面對風險結構予以認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會與生態破壞；個人主義化以及全球化危機。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獨立、偶連性發生的，而是在工業資本主義與現代化過程中，傾向進步開發主義、擴張主義、個體主義及市場自由主義等的發展結果。首先高科技發展的本質原先就是使知識/社會的分化越趨復雜性，知識的分工越來越細密，知識專業的藩籬之墻愈來愈高，更不利于知識的整合；而科技帶動社會分化的領域與速度也日益復雜迅速，往往無奈地打破人們（性別、族群）社會分工認知的基礎和行動的認同范疇。更甚的是，當此種演化乃以工業—科技主義為優先，整個演化所產生的風險結構變成了專家暴力統治意義下的復雜性危機，在專業復雜性與社會功能復雜分化背后，明顯的隱藏著“老大哥”統治的機制，從“知識就是權力”到“權力就是知識”,老大哥夾著工業進步、經濟發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將工業—科技進步強行等同于社會進步或純化為現代文明的開展，事實上是將社會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時基因科技業和核能科技同時并列為高科技對生態造成破壞風險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農作物為例，其在未通過數年嚴格的田間試驗及管制時，若任意釋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態災難是目前科學所無法估量和補救的。高科技風險已逾越了傳統科技的控制范疇，其具有不可計算、不可控制和損害無法復原補償性的內涵。特別是，以目前全球政經發展的趨勢，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態風險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國家內的，而是透過自由貿易、買賣、境外移轉、生態擴散（諸如汞污染、核廢料、臭氧層破壞等），對生態的威脅已成為全球化的風險。
二、生物技術風險及其解決之道
（一）生物技術風險
生物技術的發展使人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設計、并定向改造某種生物，這種人為改造的生物可以對原來生物的性狀、代謝乃至生命過程產生變革性影響，從而產生新的生物。現代生物技術產業是高新技術產業，對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生物技術在農業、醫藥、食品、環保、輕工等部門會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業原有技術和工藝的趨勢，生物技術產業可能成為21世紀的支柱產業之一，有人甚至還認為“基因世紀”即將到來。如，在美國1996年時70%的轉基因Bt棉花不再噴灑殺蟲劑，產量提高70%，每公頃節約140—180美元；美國原來每年約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萬hm2）受棉鈴蟲危害，喪失金額達到10億美元，但種植基因Bt玉米后，產量提高9%，而經濟效益1996年是190萬美元，1997年達到1900萬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術還對解決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的糧食、食品供給提供強大的支持。不少人認為基因工程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將是解決21世紀不斷增加人口對糧食需求的唯一途徑。轉基因技術不僅能提高糧食或作物的產量，并可提高其品質。全球每年由于維生素A缺乏導致50萬人失明，100萬兒童死亡，這類事件多數是發生在以稻米為主食的發展中國家人口中，特別是非洲。2001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術盡管充滿爭議，但該項技術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突破性技術，在承認需要面對基因改良技術所帶來的環境和健康等方面風險的同時，仍要注意到這一技術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營養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獨特潛力，這些作物能夠大幅度減少目前仍困擾著全球8億人口的營養不良現象。①就我國而言，目前，我國生物技術已廣泛用于農業、醫藥、環保、輕化工等重要領域，為生物技術創新和產業化奠定了良好基礎。生物技術與產業已經開始從跟蹤仿制到自主創新的轉變；從實驗室探索到產業化的轉變；從單項技術突破到整體協調發展的轉變。
然而，生物技術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樣，在功用和價值上存在兩面性，有人將其稱之為“雙刃劍”。它在帶給人類巨大利益的同時，也會帶來其他負面影響。生物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最終在不同技術的轉化和連接之上制作或改變一種產品，這種產品既可能與人類自身利益和基因資源休戚相關，也可能與人類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資源（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資源等）緊密相連，它的效應既可能是積極的，其目的在于實現人類及其財產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極的，其危害在于破壞和威脅合理的生態規律或倫理綱常等。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經濟趨勢基金會總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重大技術革新的引入給自然界帶來良性后果”。學者認為，當代生物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的大量應用，對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包括糧、棉、油、畜禽、水產養殖等）、醫藥衛生、社會倫理都會產生很大影響。目前，對生物技術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問題，特別是對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環境）、投放（入市場）和排放轉基因有機物或轉基因生物可能產生的環境風險和安全問題，已經引起許多國家的關注和學術界爭論。③從當前對生物技術安全的研究和觀察來看，其安全隱患主要體現在：
1、生態系統安全風險：生物技術的發展在不斷帶來社會經濟貢獻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并威脅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生態系統安全，就是指從整個生態系統平衡、穩定的角度出發來判斷生物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主要體現在農田生態系統安全、自然生態系統安全兩個方面。生態系統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非生物（如溫度、濕度、土壤、各種有機物和無機物等等）之間，通過不斷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個生態學功能單位。④按照貝塔朗菲對系統的認識，系統決不是以數的簡單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規定性，它的整體性表現為時間維度上和空間維度上的內在穩定性、適應性、自我調整和內外環境的組織化。任何對系統本身的外在干預，都有可能破壞系統的穩定性和自我調整性。因此，生物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就是通過對生物體內控制其特定性狀的基因作為外源基因按照人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過程，轉入到另一種生物體內并使之表達。所以這種非自然的人為干預和創制行為是對生物本身內在環境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的一種干預，那么這種干預本身可能貴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它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或縮短自然生成的過程，也會在原有的生態系統內創制一種全新的物種，也可能造成物種與物種之間的相互影響等，所有這些都將有可能破壞整個系統的內部運行規律，其內在的穩定性將會遭到侵襲，從而改變甚至消滅一個已有的生態系統。
從當前生物技術發展來看，已經造成的農田生系統安全風險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殺蟲劑的使用、產生新的農田雜草、轉基因植物自身變為雜草、產生新的病毒、產生新的農作物害蟲、對非目標生物的傷害等；對自然生態安全造成的風險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種子的傳播、干擾侵入到新的棲息地、喪失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對非目標生物的傷害、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營養循環和地球化學過程的改變、初級生產力的改變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環境風險：如果我們將生態系統視為超越于環境的宏觀范疇，那么現代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就顯得更加具體和客觀，主要包括自然資源破壞風險和環境質量降低的風險。以轉基因生物技術為例，人們將基因食物的負面性視為一種基因污染，這種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廠化學副產品，不管有毒、無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將以基因強制移植為特征的轉基因技術稱為“擾亂自然和萬物自身的運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為。
現代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主要體現在三個不同的階段：首先是生物技術研究階段；在此進程中一切科學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結果都處在不確定狀態，其對研究對象生物的選取、實驗室的安全裝置、以及實驗制劑等各方面均存在隨意性，尤其在實驗室研究階段，實驗室的環境安全措施顯得尤為重要，從而保障實驗生物、實驗環境、實驗排污控制等方面的無害處理。其次是生物試驗階段。所謂生物試驗，就是將生物實驗的結果置放于實際環境中予以檢驗和考察，以確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實際功用的活動。任何不恰當或不合理的生物試驗都將給當地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破壞，需要就試驗地的選擇、試驗地生態環境的影響評價、試驗方法，以及試驗廢物等進行詳細的研究與判斷。第三是生物產業化階段。產業化發展是生物技術發展的價值終極表現，歷經研究和試驗階段的生物技術的環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產品的產業化發展會在更為普遍和廣泛的層面上影響自然環境安全。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不僅僅停留在傳統的自然資源的物理表現形式上，生物技術發展的另外一個表現就是將人類對于自然資源的認知延伸至微觀單元載體之上，即遺傳資源。所謂遺傳資源，是指來自植物、動物、微生物或其他來源的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任何含有遺傳功能單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科學價值和美學價值。遺傳材料中所記載的遺傳信息構成遺傳資源的價值核心。生物多樣性以遺傳多樣性為核心基礎，遺傳資源的有效保護構成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必要組成部分。現代生物技術在自然資源風險的預防與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態的自然資源的法律保護，又包括微觀形態的遺傳資源的法律保護，避免生物技術的應用造成遺傳資源的破壞、流失或不當變異。
3、人類健康安全風險：轉基因技術及其他生物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為人類解決糧食、疾病、能源和環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帶來充滿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帶來潛在的健康安全風險。一方面，生物技術對生態系統本身可能造成的潛在危害，諸如農作物產生新的變異、產生的病毒、動植物產品成分發生重大變化等都將給人類的食品安全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尤其重要的是這新的變異或病毒的潛在危害是很難在生物技術研發階段就能夠發現或預期的，有的即使能夠得到準確預期，但能否通過現有技術條件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人類也是屬于整個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系統的任何變化和變遷都在外在生存環境上影響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生物技術的擴大會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多大程度的影響是很難預期的，因此人類健康安全的風險在生物技術發展的初級階段就已經顯現，并為人所擔憂。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組為生物技術生產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國市場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國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學家ArpadPusztai就鄭重警告人們關注那些未被充分證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廣的轉基因食品（GMF），因為他們可能有潛在風險；美國得克薩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內部拉斯加州一塊約一英畝的田地里種植藥要用胰島素轉基因玉米，在收獲中漏掉三株轉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種植普通大豆時，結果使100萬斗大豆受到要用轉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會秩序和倫理風險：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不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過程，也同時實現了將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術、器官再造技術，人體和動物之間的基因交換技術等。當代社會出現的人體器官移植、器官捐贈、買賣、代孕等現象已經將人體的一部分作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設計、生產、銷售、儲藏和買賣，則將人本身（而不是人體的一部分）作為物或商品，這有可能引起新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嚴等新的倫理道德問題，嚴重的會造成新的社會倫理奉獻、經濟風險和社會動蕩。②生物技術的廣泛應用不斷地證明了人類主觀能動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強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從社會秩序、社會倫理等角度重新審視生物技術的負面影響。
所有這些安全風險都必須在技術上、制度構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從而揚長避短，發揮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應。
此外，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國相互間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趨勢展開，隨而引起的外來物種入侵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生物安全的重大問題之一。據統計，目前全世界有3億以上的人在處于旅游的過程當中，每天有200萬人在越過國際邊界，每年有50億噸以上的船運貨物越過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約有3000至10000個水生生物物種隨全世界船舶壓艙水在移動，并被排放到異地，這些都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創造了條件，④并同時由于物種相互間的排斥和侵襲造成觸目驚心的經濟損失。在外來物種入侵以外，我們還應當從迅猛經濟發展的激情中醒悟過來，要充分重視由于人為活動范圍的擴張而導致的物種滅絕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現實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對象。
（二）生物技術風險的安全立法
風險社會理論一改傳統社會理論對科技至上主義、理性至上主義以及現代性的崇尚和張揚，給繁榮的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認識提供了一個逆向思維模式，給我們對生物科技發展的負面性和不確定性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維范式，為我們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其重要意義在于：（1）風險社會理論為進一步廣泛討論生態危機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風險社會的概念雖然還不太成熟，它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與工業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傳統思想意識,培養了人們的反思和自省意識,從而,使人類進入了一個反思的時代。通過對現代性反思至少使人們意識到科學必須理性地發展。（2）風險社會理論增加了人們的風險意識,將生態危機與科技發展帶來的風險突現出來。然而,它對未來風險的描述有些夸張傾向,既不可能被計算也不可能被預知,這樣會使人們陷入一種無奈的憂慮,滋生悲觀主義情緒。雖然貝克本人宣稱他不是悲觀主義者,但他的思想仍會使一部分人在風險面前顯得焦慮不堪。為此,威爾金森專門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風險與憂慮的關系問題,寫出《風險社會中的憂慮》一書。（3）風險社會理論在制度層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風險社會中,舊工業社會體系已經過時,民族國家已經無力應對威脅整個人類的現代風險,這必然要求并引發社會結構深層的變化和政府制度的變革與角色的轉換。在全球風險社會里,建立全球風險防范體系,最終以承擔風險的基本單元為基礎形成全球公民社會,這是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實現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型、如何實現生態民主與保持社會正義都還是擺在人類面前的難題。總之,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貢獻就是讓我們利用其關于風險、災害和社會思想的分析重建現代性理論。
現代化社會風險根源于個體化和全球化趨勢中的反身現代性，主要體現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飾更大范圍內的不平等，以法律規定的合法形式賦予現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無法預測并徹底解決合法性項下的公平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障；（2）個體化趨勢增加了個體的孤獨感和社會裙帶關系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個體生命、健康、安全和經濟利益的不確定性；（3）利益個體化和經濟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為長久的穩定的利益實現機制和公平機制，不能保證人和自然的和諧共生，不能確保生物科學技術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現代化的這種反身性必須在反身性的規律內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從規則秩序的視角來看，現代社會的現代性標準在于通過法律規則和規范的形式將這種個體化特征確定下來，主要體現為意思自治、契約自由和所有權絕對。但隨著工業化社會的不斷推進，以個體化特征為核心的現代性呈現出明顯地反身化取向，將人類社會導入風險社會的新型社會類型。當然不能決斷現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錯誤或者是否正當，但是風險社會的現代化含義和內容中必然要賦予現代化以全新的意義和內涵，即風險社會的現代化要根據其反身性的屬性對原有的個體化特征進行適當修飾和糾正，賦予其在當前社會狀態下新的歷史內涵。這種修正的過程同樣需要借助規則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實現，通過法律的指令性、規范性、預防性等功能將個體化為核心的傳統現代性過渡到集體化和社會化為核心的全新現代性，強調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保障，通過法律的規范體系預防風險，救濟和彌補風險損失。這也是現代化的反身性所隱含的必然要義。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會公益探究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革命的時代，相較于物理領域的科技革命，此種革命展現出一種全新的、或許還是極不尋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無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由生物技術引發的生物安全問題是當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風險之一，是工業化社會個體化進程發展的高級表現，在彰顯科技至上主義色彩的同時隱藏著不可預知的潛在風險。風險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一方面追求個體理性和科學技術的無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過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規范體系達到對社會秩序的調整和規制。反身性的過程就是對現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過程。生物技術高度發展是現代化進程的顯著成果，但同時生物安全的擔憂和風險又凸顯了現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據上文對現代反身性立法訴求的論述，生物技術的風險回避就必須在法制目標上通過立法徑路予以完善。
對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傳統的、構成工業社會之規范基礎的、以個體利益為內核民商事法律規范。雖然這種傳統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體系成就了工業社會快速發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屬性也給現代社會秩序構成極大的風險，所以對現代化進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須在法律制度構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確立上有別于傳統的民商事法律，而轉向對集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維護。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須建立在對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謂公共利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國社會法學創始人羅科斯龐德將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但他對公共利益的理解帶有明顯地政治國家色彩，即將公共利益視為涉及政治組織社會的生活并以政府名義提出的主張、要求和愿望；而社會利益則是“即以文明社會中社會生活的名義提出的使每個人都能獲得保障的主張或要求”。傳統功利主義法學家杰里米邊沁認為“公共利益是構成共同體眾多成員的利益的總和”，“社會公共利益只是一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日本有學者將公共利益理解為“包括產業利益在內的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或指保護經濟上的弱者。”我國學者孫國華先生認為，按主體的不同，利益可分為個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為人類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階級利益、集體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將公益性描述為“是一種利益所屬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種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獨享性，一種利益本位的社會性而非個人性”。鑒于社會公益欠缺統一的理解和認識，在不同的語境和背景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對公益之“公共”的內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別，是眾多私人之集合體還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利益探討？人們似乎自然而然地認為，公共利益在某種利益上講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總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來的問題，似乎又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當前對社會公益的不同見解主要仍可歸因于思維的視角和切入點各異，即從不同的語境和研究背景下對社會公益的認識程度會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更為主要地集中在對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與國家利益相關聯；在經濟法語境下研究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會指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樣包含國家的利益，因為它是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邏輯基礎上建構的法律秩度體系；對于環境法來說，特別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應當走出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性利益范疇，而轉向以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為基準，人類利益關懷以及生態利益的實現和保護，所以這是更為寬泛范疇內的公益性釋解。鑒于此，生物安全的社會公益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體性和普遍性。從公益性的利益范圍維度來考察，生物安全主體中所關注的是社會成員集體利益、人類利益以及生態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疇；（2）利益主體的廣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須跳出傳統以國家為界限的社會成員集合利益的藩籬，轉而充分關注個人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的利益，包括人類、國家以及生態系統（包括生物）等。狹隘的社會觀可能會使得我們對公共利益主體的理解囿于傳統的社會理論觀，但是正如學者在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為社會關系時指出的那樣，“社會是人化的自然與自然化的人的綜合體，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從這點來看，利益主體同樣也可以從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聯延伸至人與自然的利益關系，以及對整個生態利益的關愛。而且在生態倫理學中，生態利益是一個高于人類利益的上位概念，因為我們無法將人類與生態系統完全分割開來，否則將不存在實質性的人類利益，抑或社會成員的集合利益和個體利益。
1、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轉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現代生物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特別是轉基因生物活體釋放到環境中以及進行跨國轉移，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潛在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1）轉基因生物的重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種的界限，進而打亂了生物進化的歷程；（2）改變了生物的多樣性和群落結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可能會遭到破壞；（3）轉基因生物回歸自然界后，會不會使種植區周圍生物受到危害，會不會影響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4）重組微生物對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產生的中間物或最終產物，有的又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組DNA進入水體、土壤后，將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們會不會與細菌雜交，出現對人類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現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萬年；（6）轉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對人體有害蛋白或過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過蜜蜂采集進入蜂蜜中，最后再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轉基因生物的潛在風險首先突出地體現在通過對轉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轉變或修飾而對生物內部組成結構、生物特性、生物機能等諸多方面產生的根本性演變，進而影響該生物所賴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態環境，將其新產生的某種基因特性釋放到他原有的生態環境中去，構成對原生態環境的沖擊和影響，并在時間的長度上修飾和更改原有的生態系統，從而使得原有生態系統中的各自然生態要素的生存環境和能量交換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最終對人的生存健康產生重大的、不可預見的重大影響。由此可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風險的基礎上衍生和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強調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風險性的充分認識基礎上展開對其公益性的影響研究和對策研究，具體探討生物安全公共影響的深度、廣度，以及針對轉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風險的防范對策、制度構建、規范設定性的研究。
從目前來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對轉基因生物的生態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兩個方面。所謂生態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對任何以生態為單位的安全所構成風險的對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現為對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為核心的風險防范研究，從而確保生態環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安全”不是一個非常狹隘的概念詮釋，而是包括人類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內的，有關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種群的安全、生態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發展給人類健康所帶來的潛在威脅的對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類個體的生命健康、人類生活群體的健康安全、人類社會的健康安全，以及人類社會代際之間的平衡與安全。
2、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樣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也是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與資源。作為自然資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資源就是生物多樣性，或者簡稱為生物資源，也像任何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一樣，具有它自身的特征價值，主要體現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區域性、可變性和計量的困難性。所謂有限性是指生物資源是有邊界條件的，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能無限地供給；所謂稀缺性是指由于人類活動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資源本身的邊界條件和有限性決定的資源稀缺性；所謂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資源及其以生物多樣性為骨架和主干組成的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用途幾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資源搭配和能量循環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謂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資源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繁衍性、自我恢復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顯地邊界特性，因此受到資源有限性的約束，人類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均不能超過資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謂區域性，是指生物資源和生物物種的分布帶有明顯的區域和地理位置特點，根據區域的水熱條件、氣候因素等，表現出突出的地帶性和區域性，在地理區域的共軛性與相似性的基礎上，又明顯地表現出區域分異規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顯著表征為異化現象；所謂可變性是指生物多樣性及其相應的生態系統在開放的不平衡條件下不斷地同外界交換物質與轉移能量，在不斷耗散的前提條件與進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組織的耗散結構，在相對的臨界平衡狀態或混沌狀態下不斷地推陳出新，辯證地前進，其結果可能表現為生物資源的再生、恢復、擴張、萎縮、衰減、退化或消失等；所謂計量的困難性是指生物資源的公共產品屬性、不確定性、條件參數的可變性決定了對其量化的困難性特征。
對生物多樣性的法律保護，其社會公共利益屬性重點體現在對人類社會共同體優良生存環境的保護和對生態系統保持平衡兩個方面：（1）生物多樣性是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基礎，人類的生命維持資源、生活資源、健康資源、財富資源等均來自生態環境，其多樣性決定了人類需求的多樣性，任何多樣性的喪失最終構成對人類生存的威脅；（2）生物多樣性是維持生態系統平衡和創造優良生存環境需求的基本要素；從局部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多樣性有利于涵養水源、鞏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蝕和退化等；從全局看，它有利于維持地球表層的水循環和調節全球氣候變化，有利于維持生物與生物之間的能量循環和守恒，從而確保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性。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發展和質量保持將從根本上有利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共利益屬性在很大程度決定了，當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或削弱構成對社會公共利益危害時，法律的規制和救濟是非常必要的，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生物多樣性立法供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的社會共益性
相對于一個生態系統而言，外來物種入侵是由原來天然存在的區域性生態系統中并沒有某個物種存在，該物種借助于人類活動、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徑和因素越過不能逾越的空間障礙而進入新的生存環境和生態系統之中，從而給新的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響。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外來物種入侵現象主要是通過自然的傳播、人類攜帶、有意引進等多種方式進行，其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即生態系統危害和人類健康危害，共同構成了對環境法學上“公共利益”的威脅與挑戰。
在生態系統方面，外來物種入侵給其他物種造成廣泛沖擊，入侵物種通過適應性進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競爭中奪取必要的營養和生存空間，創建了自身的競爭優勢，造成本地其他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這種競爭一般稱之為“似然競爭”（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據生態位的競爭和威脅本土物種生存；另外入侵物種還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過向外釋放一些化學物質，影響、抑制或刺激臨近植物的生長與發育，從而對生物多樣性構成極大威脅；此外，入侵物種還會在物種遺傳方面造成物種侵蝕，是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喪失，出現某些物種的瀕危和滅絕。就中國而言，我們國家遭受的外來物種入侵威脅主要體現在：（1）生物多樣性喪失；（2）破壞景觀生態的自然性與完整性；（3）競爭并占本地物種生態為，使本地物種失去生存空間；（4）危害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②
在人類健康方面，外來物種入侵在給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同時，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安全。從生態學的視角來看，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一個物種和要素，與其他物種之間長期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系統環境，但外來物種的入侵給其他生物物種構成危害的同時，同樣也威脅到人類物種的健康與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遺傳多樣性的喪失直接給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環境構成極大影響；另一方面外來物種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類的生活領地和居住范圍，最近報道的紅蟻等外來物種已經嚴重侵害到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有的外來物種已經將原來居民的勞作產所侵占殆盡；第三，最為嚴重的是，外來物種群侵害會造成人類的疾病，使原來深藏于自然生態環境中幽秘之處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報復或侵襲人類，如“第Ⅳ級病毒”，特別是1976年在扎伊爾、蘇丹等地出現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惡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疾病種類也很多，如擬桿菌署和絲桿菌屬感染；炭疽；鼠疫、沙門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過對轉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樣性和外來物種入侵防護的公益性探討來看，其共同的目標都在于對生態系統安全、人類的生存健康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與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間增添了對生態利益、生態安全、生態正義等價值觀的考慮，豐富了公共利益的內涵，從而為生態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增加了更多的理論積淀，也為其價值目標的確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尋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需求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有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另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廠商（供給者），在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選民、利益集團（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員（供給者）。在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帶來最大滿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場上，人們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給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會的上層建筑中，同樣也存在著市場，以市場的秉性和模式運行。作為維護社會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當然也可以設定為像市場一樣的運行模式和理論，存在著供給和需求的變換統一。任何一種法律都依存于供求雙方的交換才得以成為法律產品，因為它也具有社會有用性和使用價值，但同時由于法律的公共屬性，決定其在市場產品屬性上有別于經濟學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現公共產品的特點。除此以外，法律市場在主體和效率方面與一般的經濟市場存在明顯的差別和特性，法律市場的供給者主要為國家，其消費需求者體現為廣大民眾，法律市場的立法產品、執法產品、司法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供給者都是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因此享有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壟斷權；正是因為國家機關對法律市場的壟斷才造就了法律市場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場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變其與經濟市場在運行模式和構成要素上的統一性，即當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滿足社會穩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證廣大民眾的多數需求時，亦不能有效滿足國家機關的統治意愿和利益時，法律的需求應然而生，國家為了繼續穩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和統治利益，保障社會整體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彌補法律供給之不足，通過立法等法律供給措施滿足社會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給中，法律生產要素資源的稀缺性，是制約供給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給能力的大小取決于法律生產要素的狀況和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及資源配置狀況兩個方面，其中法律技術、法律工作者素質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都會擴大法律的供給能力。
（一）供給需求理論的法律延伸
經濟學中的供給與需求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市場的運作原理，通過供給與需求的力量互補和相互作用，產生均衡的價格和均衡的數量，從而達成市場均衡。市場均衡發生在供給和需求力量達到平衡的價格和數量的點上。任何市場的非均衡態都決定了供給和需求的重新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給，或減少需求。供給和需求的博弈永遠處在均衡的此消彼長過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給的非均衡決定了相應供給的增加。
在非經濟的法律市場中，同樣存在著供給需求的均衡解。當法律的供給成一定的穩定態勢時，即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較為穩定的狀態下，法律市場的均衡將主要取決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決定了法律供給和法律市場的發展狀況。但法律需求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和約束。
第
一、法律市場均衡與法律需求。所謂的法律市場，實際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場要素和運行規律所擬制出來的以法律作為交易客體和核心的市場環境和市場秩序。法律市場的基本構成及其變換趨勢同樣依賴于市場主體雙方的博弈，以及由此產生的價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給者之間因法律的供給和需求所產生的類市場環境。按照市場運行規律來看，相對穩定的市場在供給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場的均衡態就要求市場主體雙方在供給和需求上的相對均衡，任何一方發生變化，都會形成供給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從而引發市場波動，通過供給增加或需求削減的方式再次達到均衡。就法律市場而言，國家或政府作為法律供給方，應當及時對市場的法律需求狀態作出評估和回應，從而滿足法律市場的要求，達到法律供給需求狀態的均衡。法律的市場供給主要取決于法律制度約束、法律價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質技術等要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現行憲法的規范范圍內，根據當前市場的守法成本和違法成本的差別比較，以及立法、執法和司法技術等相關因素，決定是否在現行法律體系范圍內增加或修訂法律，從而更大程度地滿足法律市場的需求。其中法律的價格因素客觀地體現為擬供給法律的效用范圍，如果其效用范圍廣，需求者的權益內容和范圍會基于該法律的供給得到更大程度的確認或保護，從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圍大于違法的潛在收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供給就成為必要。
第
二、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與法律需求。所謂需求，主要有兩個方面構成，一是需求主體對某種客體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該主體具有購買產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產生同樣具有一般需求的內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體現為市場主體對國家機關法律活動的支付能力，執法、司法機關對立法活動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強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法律市場主體對自身權益、集體權益的認知程度，認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決定了相應法律供給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說，法律市場主體，特別是法律需求者對自身和集體權益保護的認識程度愈深，其相應的法律意識愈強，對能夠更大范圍內保障其權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給市場應運而生，從而相應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措施成為法律市場的必然。
第
三、法律價值與法律需求。
人們對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價值（秩序、自由、正義、效率），而法律的供給，僅僅是確立并實現法律的價值的過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給法律的價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過提供法律，通過提供立法、執法、司法活動來間接滿足人們的終極需求。法律的這種工具屬性，表明了國家機關僅能供給中間產品——法律，而不能供給最終產品——正義、效率等法律的價值和社會目標。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探究立法的價值，就在于通過法律供給能否在法律的運作過程中實現對法律需求的滿足，確認、維護或保障應當保障的權益，防范或者遏制權益侵害、受損風險的產生。也就是說，立法的供給必須能夠明確確定擬供給法律的價值目標和立法宗旨，從價值目標上可以歸順法律供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
四、法律市場利益與法律需求。市場運作的機理在于交易雙方或供給雙方的利益交換或互補，法律需求的產生必然歸因于某種潛在利益的驅動，期望通過法律供給達到確認、維護和保障權益的目標。鑒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其供給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和意愿。當某一種利益目標變成大多數人的利益指向，相應保護改種權益的法律規范的需求就應運而生，這種法律需求會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場均衡，從而引發了法律市場的非均衡態，非均衡態向均衡態的發展就依靠保障該群體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給與以相對應，從而最終實現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邏輯
法律需求屬于制度需求的范疇，是一種將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設計，雖然其供求邏輯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下可以被解釋為一種供給和需求的邏輯發展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不僅是一種非市場需求，而且是一種非物質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體對某種“潛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種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無法實現和獲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發于主體對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從當前的法律結構體系和制度體系來看，該種利益期盼是無法予以滿足的。
上述的制度經濟學的立法闡釋，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說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邏輯：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廣泛。一般來說，法律需求的主體就是法律需要保護的利益主體，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場主體，也可能是國家政府，也可能是社會公眾。生物技術的發展所產生的轉基因安全風險、生物多樣喪失風險以及外來物種入侵風險等統一構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風險體系和利益保護對象。在上述風險和利益保護的釋解當中，基于對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類世代延續的利益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主要體現為一般公眾；基于對整體社會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又將體現為國家及其政府；基于對生態系統安全利益訴求的視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體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體觀念，轉而確認并保護動植物，乃至生態系統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實現的規范體系中得以體現，其潛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現實法律制度所建構的利益體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為“潛在利益”的存在，構成了法律制度體系發展的牽動力，形成一個相對穩定，但又不斷地在“需求-供給”中發展的運動模式。
從生物安全本身來看，安全的主體范圍非常明確，一切可以歸屬為生物學中的生物范疇的主體都應當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體現，并由特定的“潛在利益”與之相對應。根據生物安全法律主體的廣泛性，需要通過法律保護的“潛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眾的生命健康利益，國家政府的安全與穩定利益，一切生物體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間均衡利益，以及生態系統本身的安全利益。
（3）現實法律制度安排和規范體系尚無法滿足上述“潛在利益”。建立在傳統法律理論體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難對生物安全利益提供應有的風險防范機制和保護機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所帶來的風險只是在20世紀末期才真正被人們發現和認識，科技的兩面性和吊詭性只有在科學技術知識較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廣大公眾所知曉。科技發展所隱含的生物安全問題、生命健康問題、生態倫理問題等作為一種潛在的或現實的社會問題時，其重要性和緊迫性才真正上升為多數人的社會風險意識。風險是一個與利益相比對的概念，它意味著主體的某類利益正在或將要被侵蝕或剝奪，當一種風險演化為一種群體性、社會性的風險意識時，相關的風險防范措施必須在整體上予以采納或建構。法律作為一種規則和規范體系，預設人們的行為模式和行為結果，從而在制度層面上提供了一個可知悉、可預見、可防范、可制裁的規范模式，從而加快了主體的立法訴求，也推動了權力機關的立法供給。其次，現有的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對人類自身利益的確認和保護之上，法律主體的范圍也很難突破對自然人或法律擬制主體的傳統認知，相應地法律的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也很難突破傳統之囿。然而，就生態系統而言，彰顯人類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現代化正是成就當前生物乃至生態系統風險的主要因素，現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證了至高無上的人類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視性，也從風險的角度提出了將人類利益與生物利益、生態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規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規范體系和法律制度建設來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包括人類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態利益）仍然任重道遠。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業文明，特別是以生物技術發展為代表的人類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不確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學技術本身隱含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必須在原有的法律秩序體系框架內重新建立并發展生物安全法律體系和由此產生的秩序體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分析認為，生物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在于，生物安全的社會公共性強烈呼喚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將人類安全利益與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態安全利益聯系起來，從而將人類的發展與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相互聯結，在利益層面確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如果我們將法律規范體系和制度體系的確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給的辯證統一，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體系的均衡給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設定了經濟學意義上的理論基礎。
第8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生態環境；監測；環境治理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in th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osi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a brand new concep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ecology guarantee and technical support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of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tasks and featur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dex system, ecological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method, ecological trend prediction were introduced, combined with China's ecological monitoring work proposed future work some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for colleagues reference
Key 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environment management
中圖分類號：TK01+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前言
環境監測是隨著環境污染的形成而產生，并隨著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而發展的。作為環境保護工作的基礎，環境監測既是環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環境決策的重要依據。目前， 環境問題不僅包含排放污染物引起的健康問題，而且包括自然環境的保護、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問題。這促使人們重新審查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用新的思路和方法了解和解決環境問題。本質上看，環境保護是以減少或避免生態系統的破壞為終極目標。對環境監測， 目前單純的理化指標和生物指標監測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生態環境監測則可彌補傳統環境監測的不足。整體來說，生態環境監測是生態保護的前提，是生態管理的基礎，是生態法律法規的依據，所以，生態環境監測不容忽視，要抓好每一項工作措施。
一、生態環境監測概述
1.1 生態監測，又稱生態環境監測，目前的定義不很一致。有學者提出“生態監測就是運用可比的方法，在時間和空間上對特定區域范圍內生態系統或生態系統組合體的類型、結構和功能及其組合要素等進行系統地測定和觀察的過程，監測的結果則用于評價和預測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為合理利用資源、改善生態環境和自然保護提供決策依據，這一定義似乎從方法原理、目的、手段、意義等方面作了較全面的闡述。
1.2 生態環境監測是環境監測的拓寬，除了新的理論、技術和方法外，生態環境監測的理論和實踐必是生態監測得以發展和完善的基本保證，并且生態環境監測是采用生態學的各種方法和手段，從不同尺度上對各類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時空格局的度量，主要通過監測生態系統條件、條件變化、對環境壓力的反映及其趨勢而獲得。
1.3 眾所周知，環境監測是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基礎和技術支撐，是環境管理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環境監測信息是否準確，分析的結論是否客觀，將直接影響到環境決策的正誤， 而環境監測數據、信息是監測工作最重要的成果，是分析判斷環境問題最基本的前提，獲取真實有效的監測數據和信息是環境監測的直接目的。重視監測全過程質量保證和質量控制的工作氛圍，將環境監測質量管理工作抓緊抓實。
二、生態環境監測的現狀分析
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因此，全球要面對以工業污染和生態環境破壞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環境問題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復雜的局面。30多年來我國的環境問題呈現出局部好轉、整體惡化的局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環境污染非常嚴重
在我國環境監測中，對自然生態環境破壞和惡化的監測與環境污染監測相比，仍處于落后狀況。我國的環境污染主要有大氣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目前，雖然我國局部地區的污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治理，但總體上看，污染程度依然居高不下，而隨著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每年以 10％的速率增長。不少城市由于垃圾得不到及時處理而受到“垃圾包圍城市”的困擾。與此同時，由于農業生產造成的水源污染及土壤污染、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和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等等，使得我國農村的污染問題也越來越突出。
2.2 水土流失嚴重
我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水蝕、風蝕、凍融侵蝕廣泛分布， 局部地區存在滑坡、泥石流等重力侵蝕。隨著城市化和工礦業的發展，地表擾動、 植被破壞等進一步加劇了水土流失。根據全國第二次水土流失調查， 20 世紀 90 年代末全國水土流失總面積達到 356 萬平方公里，目前水土流失已經成為我國的頭號環境問題，給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帶來嚴重危害。
2.3 生物多樣性受到嚴重破壞
由于人口的急劇增加和對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加之環境污染等原因， 我國的生物多樣性遭受的損失也非常嚴重。目前大約有 200個物種已經滅絕， 估計約有 5000 種植物處于瀕危狀態， 約占我國高等植物總數的 20％，有 398 種脊椎動物處在瀕危狀態， 約占我國脊椎動物總數的 7.7％左右。
三、環境監測問題的解決方案
3.1把環境監測做為工作重點
環境監測站承擔的環境質量例行監測和為環境管理服務的污染源監督性監測、 建設項目竣工驗收監測、 污染物減排監測等任務十分繁重， 在保證任務完成的同時， 要十分重視監測的質量保證。在環境監測工作的各個環節從監測方案制定、 環境監測布點、 現場采樣、 樣品制備、 分析測試、 數據評價和綜合報告、 數據傳輸等全過程均應實施質量管理。
3.2建立健全環境監測工作體系
環境監測的質量管理說到底就是監測質量體系文件的建立、持續改進和嚴格施行。 建立健全質量管理體系， 按照質量體系要求全方位、 全程序、 全過程、 全要素的開展質量管理和質量控制工作，實現環境監測的規范運行， 持續提高環境監測質量。
3.3加強監測基礎能力建設
大力加強環境應急監測能力建設,搞好環境監測能力建設項目的儲備,以項目實施帶動能力建設,提升環境監測技術設備水平。推進監測裝備和技術體系的現代化,構筑先進的環境監測技術體系,實現環境監測由“粗放型”向“精準型”的轉變。要加強對環境監測儀器的研究,加快監測儀器的國產化,做好儀器設備選型,制定科學的裝備配置計劃,選擇適合實際工作的儀器裝備。
3.4加強環境監測網絡建設
要進一步優化網絡結構,建立起既符合我國國情又能與國際環境監測接軌的環境質量監測網絡體系,增強環境監測的整體實力。要在科學優化的基礎上建立并完善全國環境監測網、生態環境監測網,沿海地區近岸海域環境監測網,長江、淮河等各大流域環境監測網,區域應急環境監測中心網, 全球環境監測系統(GEMS)中國網等,形成以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為龍頭的全國環境監測專業技術中心體系,為全國以及區域和流域的環境管理提供有針對性的、多種形式的監測報告,在有條件的地區逐步開展環境質量預測預報工作。
四、結論
總之，環境問題是當今國際社會的普遍問題，環境污染這一問題在我國尤為突出，因此環境監測工作人員任務非常艱巨。只有加強環境監測，才能有效遏制影響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生活環境，進而促進經濟社會永續發展。由此可見，加強環境監測已經是勢在必行、極其重要。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資源、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單純從理化、生物指標監測來了解環境質量已不能滿足要求，生態監測是環境監測發展的必然趨勢，它必將被廣大環境監測工作者逐步認識和掌握。 從國內已有工作來看，許多現代化的技術和手段， 還沒有在生態監測中發揮作用。多數工作尚屬研究性質，環境監測意義尚的常規生態監測工作尚在起步和醞釀中，急待開發和實施。 目前，特別需要一套操作性強的指標體系和方法，并且對各種生態類型監測的技術路線和要求有一個統一的規劃，以便大范圍普遍開展生態監測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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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定義范文
法國：可持續教育納入教師培訓
2014年3月，法國首都巴黎遭受了嚴重的霧霾襲擊，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再次成為法國人關注的焦點，而教育是法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環節之一。
早在1977年，法國教育部就發表公告，擬定在普通學校開展環境教育，并著手相關教學內容和輔助設施的開發。2004年，環境教育改為“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在3年內確定了這項教育的基本原則，并完成各學區的動員工作。2007年至2010年，成為其第二個普及階段，主要工作是在各級各類教育大綱中加入可持續發展的主題，建立可持續發展學區委員會，并與地方機構合作制定了學區可持續發展教育計劃。2011年至2013年，為其第三個普及階段，主要從3個維度繼續深入工作，即將可持續發展內容納入教學大綱，增加學校等教育機構組織可持續發展教育活動，將可持續發展教育內容納入教師等學校人員的培訓。同時深入工作有3條思路，即加強治理和督導、擴大合作伙伴和更好地傳播信息。
法國政府對于可持續發展主題的定義，包括滿足今天所有人的需求（食品、健康、住房、教育、人口等），為明天發展共享世界公共資源（大氣與氣候、水循環等），資源的管理（能源與礦產、植物資源等），理解生物多樣性（理解空間和環境的系統關系、生態系統作用等），為人類發展而工作（可持續土地開發、交通管理等），負責地生產和消費（農業與可持續發展、可持續旅游、垃圾處理等）。這些主題被巧妙地融入學生整個教育階段的多種課程（歷史、自然科學、政治、設計與經濟等），以期通過這些課程讓學生更好地認識周圍的世界和未來的發展趨勢，從而在個人和集體生活中，具有可持續發展的視角，能夠邏輯推理并做出理智的決定。
根據規定，法國不同年級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融入不同課程的目標和主題，如初三物理和化學課的教學大綱中有一項內容是物質的不同特性，內容涉及我們是否可以毫無風險地點燃包裝材料，這就可以與回收材料對于生物和環境的影響相結合。高二年級歷史課大綱有一項內容是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起因，學生需要知道啟蒙思想的產生以及美國、英國革命等對法國革命的影響，同時還要看到舊體制在當時帶來的壓力，這個知識點則可以與人與自然的關系相結合。
參與主體的多元性是法國實施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最大的特點。以教學資源的開發為例，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開發了許多與自然科學相關的影片用于教學和日常學習，法國國家發展研究院則提供了許多有關生物多樣性的資料，當然最重要的機構之一是法國教育部，法國教育部通過開設專門的資源網站，開發或收集了許多有關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多媒體視頻、問答題、圖片、閱讀材料供教師、學生和家長使用，同時對教師如何使用這些資料或通過技術工具將這些資料開發成課件進行指導。在法國教育部官網上幾乎可以找到所有參與或開展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的機構及國際組織的鏈接。
韓國：體驗式環境教育進校園
近日，一部《來自星星的你》紅遍中國大江南北。相信眾多“韓粉”們除了對韓劇中的靚女帥男留下深刻印象外，也一定留意到了韓國干凈整潔的街道、人們進行垃圾分類等諸多自然環境保護的細節。這些都得益于韓國自然環境保護教育的廣泛有效開展，包括中小學在內的教育機構都開展了自然環境保護教育。
環境教育由來已久 韓國學校的環境教育最早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之前。1989年，韓國創立了由全國幼兒園、中小學以及社會教育機構、環境教育研究機構等相關人員參與的“韓國環境教育學會”，并于1990年召開了“韓國的環境教育學術會議”，使得對于環境教育的議論和見解從個人層面上升到了學術和相關機構團體層面上，并使學校教育教學一線的教師和教育管理人員以及研究人員緊密聯系起來，由此掀開了韓國學校環境教育新的篇章。以此為契機，1991年韓國教育開發院專門增設了下屬機構――“學校環境教育研究部”，每年召開兩次學校環境教育相關國際研討會，并且實施了“幼兒園及中小學學生和教師對于環境教育的認識調查”和《關于強化學校環境教育的實施方案》專題研究和政策研究。然而，和全面展開的環境教育相比，由于缺乏相應的前期廣泛宣傳，環境教育氛圍不足，各種教材并未及時發放到全國幼兒園和中小學等教育機構，再加上缺少專門的環境教育專業師資力量和教育時間，韓國教育部1992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當時開展的環境教育大多流于形式、缺少實效性。目前，隨著第七次課程改革方案的逐漸推行，韓國教育開發院聯手政府以及大學研究機構，對于“幼兒園及中小學環境教育”相關的項目開發以及環境教育教師的在職培訓提高，不斷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
課程內容體系化和多樣化 在經歷了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后，韓國中小學環境保護教育如今已成為“體系健全、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一個有機整體。學校環境教育部分涵蓋了幼兒園、小學、初中和高中、大學的各個階段，采用在正規教育課程中開設環境教育選修科目的形式開展實施。韓國各級各類學校開設的環境教育課程經歷了諸多改變，各個階段的教育課程也略有側重。韓國幼兒園及中小學環境教育內容廣泛分布在“生活、社會、自然、道德、勞動實踐”等科目中，在這些科目中，環境教育尤其在以“社會”和“自然”兩門科目中出現的頻次較高。其中，“社會”科目中主要從國土開發使用和保護層面上，以資源、人口、環境以及由于產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等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和相關處理應對措施等為主線展開。韓國小學階段的環境教育包括和環境保護相關的知識信息以及認識、技能、價值和態度、行動時間等方面。學校開設的自然環境教育課程的內容構成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環境保護的概念認知方面，把環境分為了自然環境和人工環境兩個方面，其中自然環境主要包括江河湖海以及山川、沼澤、濕地、森林等自然界環境，而人工環境則是除了自然環境之外的環境空間；二是自然環境保護相關內容，涉及生物多樣性保護、濕地保護、有害廢棄物的國際間流動和有效處理、瀕臨滅絕的鳥類保護、人口問題、糧食安全問題以及合理利用和開發、可持續性的農業及農村開發等議題；三是環境污染的相關教育，內容涉及環境保護教育的各個方面，并也隨著年級的增高逐漸由淺入深，由易到難。
環境教育在問題中發展 盡管環境教育的重要性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然而到了學校教育教學一線，卻存在諸多的現實問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環境教育的開設比例在不斷降低，根據韓國環境部2012年調查數據顯示，全國有5.5%的中學和21.7%的高中開設了“環境”科目，并且呈現出逐年減少的趨勢。環境教育開展遇到的諸多困難中，除了學校教育現場的關心不足之外，還有課外體育活動被語文、數學、外語等科目不斷擠壓，再加上長期以來學校教育存在的應試教育為主的教育教學風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