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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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育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河南??；中考；數學；統(tǒng)計與概率

新課下近幾年的中考數學試題中，出現把幾何、統(tǒng)計、概率和代數等方面知識結合運用試題，尤其在中考數學試題中，統(tǒng)計和概率題目多，占的比例較大，因此，需要加強學生對于統(tǒng)計和概率的掌握，學生需要充分理解概率本質，并掌握統(tǒng)計數據基本的處理方法。

一、中考試題中的統(tǒng)計分析

中考試題中的統(tǒng)計部分，主要對相關問題的數據收集、整理及表示進行研究，通過計算及分析數據，發(fā)現本質規(guī)律，進而做出正確合理判斷，幫助解決實際問題[1]。

統(tǒng)計意識的考查，在2009年的數學試題中，其中選擇題的第3題，相關適合普查的選擇，能夠很好地反映出學生的統(tǒng)計意識。學生需要對普查的成本、難度及可行性進行綜合考慮。抽樣調查和普查屬于初中統(tǒng)計相關學習的主要內容，學生需要掌握具體情況下的合理數據收集的方式，數據收集的樣本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屬于抽樣調查成功的關鍵，學生需要有良好相關統(tǒng)計意識。

統(tǒng)計圖的考查，初中數學中的各類統(tǒng)計圖形的學習，能夠更加直觀的反映數據的全貌，進行數據的描述和呈現，進而能夠對圖形數據隱含的信息及規(guī)律進行分析，為最后的決策提供數據依據。不僅能夠考查學生從統(tǒng)計圖形中獲取相應需要信息能力，而且能夠考查學生對圖形數據的分析和決策能力。并且還加強學生對統(tǒng)計圖的認識和培養(yǎng)學生使用統(tǒng)計圖形的學習習慣。

例如，在河南省2009年的數學中考試題中，選擇第3題，題目中提供了立定跳遠中六名學生的成績，根據數據進行眾數與極差的計算。題目的解決，需要根據相關眾數和極差的定義，眾數指數據中次數出現最多的數，極差指數據內最大和最小數據差。學生需要具有扎實的數學基本功和計算能力，相關題目的失分率較低，能夠分析出學生對基礎概念的掌握較好。

二、中考試題中的概率分析

概率計算的考查，在2008年河南省數學考試中的第19題，如圖3。

利用4張不透明且數字不同的卡片，進行隨機抽取分析，兩次抽取數字是正數的概率，并進行列表，如表1。

由表1中能夠分析得出，情況共16種，且每種的概率一樣，其中兩次正數卡片4次，能夠得出相應概率。

學生在概率相關列表中，表格的形式不清晰且不規(guī)范，容易出現遺漏或是重復情況。對于中考數學中概率的考查，主要需要對不可能事件、隨機事件和必然事件的概念進行充分理解掌握[2]。

三、中考數學試題中統(tǒng)計和概率的綜合考查

在2011年，河南省中考數學第18題中，隨機調查了某市的5000名司機中的一些司機，并依據相關信息制作統(tǒng)計表[3]。試題中相關問題，涉及統(tǒng)計和概率，屬于綜合性的試題。

題目中涉及社會安全及和諧，引導教師和學生加強對于社會動態(tài)的關注，加強師生對于請勿酒駕的重視。試題中突出原始統(tǒng)計數據描述、分析和收集的過程，強化學生對于數據信息的統(tǒng)計重要性，并且和社會實際相結合，有很好的效度、可信度和推廣性。試題的綜合程度比較大，對學生的統(tǒng)計圖標的使用分析和計算能力進行考查，并且試題第三個問題還涉及到概率計算，考查統(tǒng)計和概率綜合分析和計算能力。學生需要有較強的識圖能力，和相關概率涵義及計算的能力，才能夠較好地解決問題。

綜上所述，對近五年河南省中考數學中，相關統(tǒng)計和概率的歸類和分析，能夠得出，初中學生在需要加強自身的分析能力。在學習統(tǒng)計和概率方面知識時，只需要通過對基礎知識、思想和方法的熟練應用，就能夠很好地處理中考數學中的統(tǒng)計和概率相關試題，期望對初中師生關于統(tǒng)計和概率的學習具有引導作用。

參考文獻：

第2篇：生育率的概念范文

生育意愿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長期以來,“多子多福”的傳統(tǒng)生育文化影響著我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導致農村的多生行為,“多孩”成為家庭的普遍選擇。然而在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fā)展以及人口流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傳統(tǒng)“多子多?！鄙^念遭受巨大的挑戰(zhàn)。以工業(yè)化、市場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侵蝕傳統(tǒng)的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強勢的計劃生育政策從制度上嚴格約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選擇的空間;大規(guī)模的“鄉(xiāng)城”人口流動對農村多孩生育觀念帶來巨大的沖擊,傳統(tǒng)生育文化的影響在不斷弱化,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經由多生、早生,轉變?yōu)樽栽干偕?、晚?從重視孩子數量逐漸轉為重視孩子的質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數量”的變化是這種轉變的直接體現。2006-2007年,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11],在無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數為1.45,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遠。以現行的1.5個子女作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斷標準①,江蘇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農村家庭對孩子數量的選擇空間極為有限。相關學者估算,我國農村地區(qū)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體上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選擇空間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與孩子數量之間進行的艱難抉擇。從政策生育水平來看,農村政策生育水平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轉變增長勢能消退后,負增長的人口政策將累積人口負增長慣性。

近年來,受城市發(fā)展的推動以及人口流動阻力的減小等因素的影響,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西方學者在研究生育率轉變過程中,就提出現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轉變的基本決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方面[14]。而針對我國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觀點、生育文化對常年居住于城市的農村青壯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城市化顯著減緩了我國人口的增加[15],有過外出流動經歷的農村婦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沒有外出經歷的農村婦女[16]。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將推動農村生育模式轉變。從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狀態(tài)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與實際生育水平存在差異。事實上,由于經濟、政策、流動等條件的限制,人口的實際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生育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農村地區(qū)低。不過近年來,農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斷下降,因而城鄉(xiāng)生育水平正逐漸趨同。“六普”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44,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鄉(xiāng)生育水平的趨同態(tài)勢較為明顯。這也表明,農村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不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許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許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無法克服因生育帶來的巨大成本而放棄生育,進而造成實際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現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實際生育水平的梯級遞減特征。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也顯示,擁有二孩生育權的婦女中,沒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過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個孩子比例不足4%。放棄二胎現象表明,在農村地區(qū),一胎化已有內化為個人自覺生育選擇的趨勢。這種自覺的超低的實際生育水平已經在人口內部累積起巨大的人口負增長慣性,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在這種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下,農村地區(qū)實際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積巨大的負增長慣性。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農村地區(qū)0歲組人口規(guī)模由2000年的934萬人減少至2010年的841萬人,年均減少近10萬人。如果按照這一變動趨勢,2022年,農村地區(qū)0歲組人口將不足400萬人;由于出生人口的減少,農村少兒人口(0-14歲)規(guī)模由2001年的2.06億人減少至2010年的1.17億人(圖1),減少0.89億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處于“少子化”狀態(tài),并處于“嚴重少子化”①的邊緣。這種長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實際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內部累積了巨大的負增長的慣性,農村人口未來將遭遇負增長已成定局。同時,少兒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動整個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化(圖2、圖3)。假設以2010年農村各年齡人口規(guī)模為基礎,0歲組人口規(guī)模以2000-2010年間變化趨勢為準,并假設年齡死亡率不變,2030年,農村人口年齡金字塔將如圖5所示。金字塔圖表明,2030年,中國農村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達到15.7%和26.3%,屬嚴重的“少子老齡化”狀態(tài)。

二、農村人口勞動力虧損

城鄉(xiāng)二元體制下,我國缺乏明確且有效的城鄉(xiāng)均衡發(fā)展的政策和途徑。相反,國家政策長期傾斜于城市的發(fā)展。我國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節(jié)節(jié)攀升,而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種地不賺錢成為一種普遍狀態(tài)(參見表1),我國城鄉(xiāng)發(fā)展差距越來越大。失衡的城鄉(xiāng)發(fā)展,也帶來了城市社會對農民身份的偏見與歧視,農民對自己的身份也容易產生較強的自卑感,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厭離農業(yè),“跳出農門”、“遷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強烈。由于推拉合力產生了城鄉(xiāng)之間巨大的勞動力遷移勢能,農村勞動力轉移順勢而出。

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完善、勞動力市場尚不完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很難形成有序、合理的城鄉(xiāng)勞動力流動。這種失靈的勞動力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與沖動性,并造成農村人口虧損。據我國農民工調查監(jiān)測報告顯示,2011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58%(參見圖6)。其中,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59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6.4%。相關學者研究也顯示,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tài)已經結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①已經出現[19]。據估計,2006-2010年間,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guī)模在0.3~1.8億人之間(參見表2)。而2011年我國農民工監(jiān)測報告顯示,2008年起,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億人以上,其規(guī)模均超出學者們所推算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guī)模,即農村勞動力凈剩余規(guī)模由正轉為負,出現城市、農村爭奪勞動力現象。近年來東部發(fā)達省區(qū)出現的“民工荒”、農民工工資上升等現象則是對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直接佐證。2006年,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②調查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2011年6月,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發(fā)現,河北、山西、湖南、內蒙古等其他省(區(qū))的情況,大致情況類似,本來是農業(yè)大省的中部廣大農村地區(qū),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將越來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勵加快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yè)問題;另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為城鎮(zhèn)的發(fā)展提供了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資金流。國家 統(tǒng)計局統(tǒng)計數據顯示,每年農民工為城鎮(zhèn)發(fā)展帶回的資金流高達數千億元。農民工外出務工帶回的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鎮(zhèn)尤其是中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發(fā)展資金不足的狀態(tài)。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區(qū),尤其是貧困地區(qū)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熱情。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弱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中間障礙,甚至鼓勵有能力的勞動力出國打工。這種單向的政策鼓勵導致能進城的都進了城,農村真正全職的“種養(yǎng)”勞動力幾乎沒有,這也成了一種普遍狀態(tài)。這種“只推不拉”的單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農村凋敝的步伐。

能夠保障村莊安全、發(fā)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輕人口的缺乏,農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經出現③。這樣的景象絕非個別,甚至在鄉(xiāng)土中國不斷蔓延。據《中國統(tǒng)計摘要2010》的統(tǒng)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yè)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國土資源部調查發(fā)現,我國每年撂荒耕地達到3000萬畝,10年則達到3億畝,數量驚人。由于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并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種了單季稻③。種糧農民不足的問題已經出現,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qū)的勞動力將后繼無人①。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們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現在卻出現了“供給缺口”。即便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穩(wěn)定,我國也將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6]?！傲铡苯y(tǒng)計數據表明,我國僅有海南、新疆、貴州、廣西四省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間,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遼寧、黑龍江、吉林六省市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1,已進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雖然我國生育率長期存在二元城鄉(xiāng)結構差異,但生育率相/:請記住我站域名/對偏高的農村地區(qū)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這是發(fā)人深省的事實。同時,“六普”數據顯示,我國城市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0.882,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438,比世界發(fā)達國家水平還要低0.262②,反彈乏力,這也是造成勞動力后備資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吨袊擎?zhèn)失業(yè)報告》③稱,未來我國農村從事農業(yè)的年輕一代(16-25歲)勞動力,其在農村戶籍勞動力中的比重已不足兩成。造成農村人口無法維系“無限供給”的狀態(tài),并出現勞動力“供給缺口”。

人口城鎮(zhèn)化一方面通過轉移農村過剩人口,推動現代經濟發(fā)展,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城鎮(zhèn)化吸走的農村人口不一定是過剩勞動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勞動力和精英勞動力。因為遷移行為是具有選擇性的,那些處于青壯年時期的人口以及擁有較高學歷的人口更有可能選擇遷移。這樣過度而且具有選擇性特征的人口轉移所帶來的就不是“人口適度”和“人口紅利”,而是農村“人口虧損”和“人口負債”。這也告訴我們,人口城鄉(xiāng)、區(qū)域間的合理分布,是實現城鄉(xiāng)、區(qū)域均衡發(fā)展的必要條件之一。農村無農民不穩(wěn),無農民不旺,農村勞動力轉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發(fā)展,也要推進農村的進步,這是社會發(fā)展的客觀需求。長期以來,城市與農村發(fā)展密不可分。沒有穩(wěn)定的農村,城市將很難實現持續(xù)發(fā)展。沒有興旺的農村,城市將很難有持續(xù)的繁榮。沒有新的農民人口補給進來,農業(yè)發(fā)展將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將因為沒有興旺的農業(yè)、農村作為后盾而失去發(fā)展的基礎,這也是當前“無農不穩(wěn)”的新含義。

第3篇：生育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計劃生育的再生產效應；文化資本；人口轉變

一、計劃生育再造與文化資本

“文化資本”是布迪厄為了論述其實踐理論所提出的一個概念，是其對“場域”和“慣習”研究的繼續(xù)。按照布迪厄后來的總結和概括，文化資本可以具體化、客觀化、體制化三種狀態(tài)存在，分別體現為精神和身體的持久“性情”、文化商品及區(qū)分文化資本高低并為之提供庇護的原始資產三種形式。

具體化的文化資本被認為是一種身體、精神上的持久的“性情”，蘊涵于布迪厄所強調的“慣習”之中。家庭文化環(huán)境對具體化的文化資本影響較大，且這種影響更多地體現在對一個人的青少年時期的影響。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下，更多地出現了獨生子女。在這一點上，對于文化資本傳遞的影響是巨大的。獨生子女被更多地被父母關注，他們和父母的互動更顯著，接受父母精神方面的影響，這樣更有利于獲得父母的文化資本。特別地，作為獨生女，她們往往得到更多的疼愛的同時，也被期許了更多的希望，她們或許被要求要像男孩一樣努力奮斗，這也促進了她們文化資本的積累。即使在農村，由于“一胎半”的政策的實行，生育間隔的拉長使得作為頭胎的女孩也會在一定時期受到較多的關注。

客觀化文化資本體現在特定的文化物品之中，如書籍、詞典、機器等。這類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聯系較為密切，因為要獲取這些客觀化的文化資本是需要付出一定的經濟成本的，所以在這一點上，計劃生育政策對其影響更為明顯。一方面，在相同的條件下，撫養(yǎng)孩子的數量減少必然會致使直接成本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懷孕次數和撫養(yǎng)時間的減少，母親由于懷孕和撫養(yǎng)孩子的機會成本就相應地減少。這樣在相同的條件下，孩子成本的減少會相應地增加家庭的發(fā)展型消費和享受型消費，增加家庭的文化物品，如書籍和計算機的購買。

制度化形態(tài)的文化資本，體現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上，通過制度渠道等級差異得以合法化的文化技能、文化知識、文化素養(yǎng)等，如正式的教育文憑、資格證書等。制度化的文化資本主要體現在受教育水平上。顯然，在有無計劃生育作用下，子女從父母那里接受到的文化資本是不同的。有研究發(fā)現，除非一個家庭的條件足夠好，家庭會把教育發(fā)展的機會優(yōu)先分配給男性而非女性。這種家庭的教育選擇策略在計劃生育政策下被明顯地弱化了。首先，根據上文的分析，由于生產型消費的減少，使得家庭更愿意對孩子的教育進行投入。更為重要的是，較少的孩子數量，使得家庭在選擇對誰進行教育投入的余地上減少。

二、文化資本與生育決策

作為積累性和持續(xù)性的“性情”，具體化文化資本根植于一個人的價值觀中。在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人的眼中，生育行為已不再是“隨性”或“自發(fā)”的，而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決策過程，是一種理性的行為。由于青少年時期生活經歷所形成的價值觀的影響，持續(xù)性的“性情”會導致一種“少生、優(yōu)生”的偏好?！霸趧訖C與行動的關系鏈中，偏好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它既是個人的價值動機和利己動機的相互作用的結果，又是決定個人作出行動方式選擇和導致行動結果的直接條件?！庇捎谠谇嗌倌陼r期得到父母的較多關注和文化資本的傳遞，所以，當在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的一代進行生育決策的時候，他們會傾向于讓他們的孩子也能夠得到更多的關注和文化資本的傳遞。

客觀化文化資本的增多對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在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中，避孕工具的使用對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是決定性的。相關書籍和計算機的普及，使得人們的避孕知識增加，獲得避孕工具的能力大大加強。與客觀化文化資本所對應的文化生活的豐富多彩，一方面減少了人們性生活的頻率；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孩子對于心理撫慰和滿足的效用，人們更愿意投入到更加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而不是把時間都花在撫養(yǎng)孩子上。此外，電視和計算機的普及使得人們更易接受“社會養(yǎng)老”等新的理念，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孩子的效用。

根據人口普查數據，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從1964年的2.68年提高到2010年的8.25年，人口預期教育年限從1982年的6.13年增加到2005年的12.3年，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從1982年的7.74年上升到9.5年。受教育年限的增長帶來了人力資本的增加，導致婦女進行生育的機會成本大大增加，抑制了人們的生育需求。另外，由于文化資本的傳遞性，教育級別較高的人傾向于讓他們的子女保持他們較高的教育水平，必然會增加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投入預期，從而促進他們的生育選擇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

三、結論與討論

借助對計劃生育政策、文化資本與生育率下降三者關系的分析，本文探討了計劃生育政策在新時期作用機制復雜化的傾向。通過研究，我們發(fā)現在進入市場轉型期特別是新世紀以來計劃生育政策已經不再是依靠單一的行政指令來發(fā)揮作用，而是通過它的再生產效應影響人們的生育決策，進而維持我國的低生育率。我國的低生育率穩(wěn)定機制正在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

作為一項探索性的研究，本文展示了文化資本在計劃政策作用機制復雜化傾向中的解釋力。但是，單單是一個文化資本的變量是不足以說明復雜的計劃生育再生產效應的。如果想要更加深刻地了解計劃深遠的再生產效應，仍需要更加細致、深入、大范圍的思考、調查和分析。

參考文獻

[1] 布爾迪厄，皮埃爾，包亞明譯.布爾迪厄訪談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蔡昉.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第4篇：生育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人口結構狀況 人口紅利 人口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C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06-0116-04

一、引言

30多年的人口生育政策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制造了中國奇跡，據有關調查報告顯示：最近30年來，我國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價勞動力大軍，創(chuàng)造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跡，勞動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6.8%。隨著不斷降低的生育率，不斷加速的老齡化，我國人口結構正在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人口中的老少人口關系已經發(fā)生了徹底的逆轉，坐享人口紅利的時代在不久的將來將一去不復返，我國傳統(tǒng)的經濟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文化習俗等都將伴隨人口結構轉變發(fā)生劇烈沖擊，將會面臨巨大的社會經濟問題。在我們享受“人口紅利”豐厚回報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今后可能面對的人口“負債”，我國必須及時調整人口生育政策，通過提高生育率來緩解我國人口結構變化。

二、人口紅利的內涵

人口紅利的概念是由國外經濟學家在研究東亞經濟奇跡時首先提出的。1998年，聯合國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現狀（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紅利一詞，使人口紅利這一概念逐漸為學界認同和使用。美國學者大衛(wèi)·布魯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等在研究人口轉變對東亞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時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禮物或紅利。此后，David E Bloom等明確提出人口轉變將產生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給絕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經濟快速發(fā)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機會窗口 。

國內學者如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研究中指出了“人口紅利”期人口年齡結構的一般特征，即“中間大，兩頭小”，少兒撫養(yǎng)比與老年撫養(yǎng)比都比較低，有利于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社會負擔相對較輕的經濟發(fā)展的“黃金時期”，即“人口紅利”或“人口機會窗口”。同時，陳友華等學者指出，“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是交替出現的，“人口紅利”只是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機遇期 。

“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機會窗口”，其實質意義落腳于人口的負擔系數，也稱撫養(yǎng)系數、撫養(yǎng)比，即人口總體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它表明，從整個社會來看，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負擔多少非勞動年齡人口。一般研究中，將50%的人口負擔系數作為“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的分界線。 。即人口負擔系數小于或等于50%稱為人口機會窗口期，也可稱為人口紅利期。人口負擔系數即是社會總撫養(yǎng)比，計算公式如下：

少兒人口指0-14歲的人口，老年人口和勞動人口有兩種算法：

一是按我國現在執(zhí)行的退休制度， 15-59歲為勞動年齡，則勞動人口為15-59歲的人口，老年人口為60歲及以上人口；二是若退休延至65歲的話，15-64歲為勞動年齡，則勞動人口為15-64歲的人口，老年人口為65歲及以上人口。按勞動年齡的兩種算法可以算出兩種撫養(yǎng)比，即社會總撫養(yǎng)比（一）和社會總撫養(yǎng)比（二）。

三、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狀況和人口紅利分析

1.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狀況

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狀況變化可以分為四個階段：高速增長期，1949～1970年；快速放緩期，1971～1978年；平穩(wěn)波動期，1979～1990年；穩(wěn)步放緩期，1991～2010年。

1.1高速增長期。建國初期，在“人多力量大”、“偉大母親”和“多生多光榮”等鼓勵多生多育口號的號召下，我國人口出現高速增長，從1949年的54167萬人增至1970年的82992萬人，年均增加人口數2620萬人，年均增長20.526‰。雖然這個階段死亡率由于醫(yī)療衛(wèi)生等社會保障的不斷提高而迅速下降，但由于超高的出生率帶動了我國人口的高自然增長率。

1.2快速放緩期。70年代初，我國人口專家預測：未來我國人口將暴增，我國將承受巨大的人口壓力。在這種背景下我國開始提倡“只生一個好”，我國人口出生率開始快速下降，從1970年的33.4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8.25‰，年均回落1.898個千分點；雖然死亡率這個階段趨于平穩(wěn)，但隨著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我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也隨之迅速下降，從1970年的25.8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2.00‰，年均回落1.7288個千分點。

1.3平穩(wěn)波動期。1978年計劃生育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以后，我國更加堅定不移地執(zhí)行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迅速下降，死亡率趨于穩(wěn)定，但由于執(zhí)行計劃生育政策前我國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經進入生育年齡，所以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呈現平穩(wěn)波動狀態(tài)。

1.4穩(wěn)步放緩期。從1991年起，我國出生率開始呈穩(wěn)步下降態(tài)勢；人口死亡率在1991～2003年間繼續(xù)維持穩(wěn)定，但從2004年開始隨著我國老年人口比重不斷提高而逐步回升；人口自然增長率隨著出生率的穩(wěn)步回落和死亡率的回升呈逐年穩(wěn)步下降。

2.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紅利狀況

隨著實行計劃生育前我國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1949～1978年間）逐漸進入勞動年齡，我國勞動人口數不斷增加，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斷提高；隨著我國計生政策的不斷深化，我國的育齡婦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我國的少兒人口數也隨之迅速減少，少兒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呈迅速下降；隨著醫(yī)療衛(wèi)生等社會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人口的預期壽命也不斷提高，老年人口數隨之不斷增加，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呈穩(wěn)步提高。在勞動人口數不斷增加和少兒人口數迅速減少的雙重作用下，我國的少兒撫養(yǎng)比迅速下降，雖然我國老年撫養(yǎng)比也隨著老年人口比重的穩(wěn)步提高而不斷提高，但抵不過我國少兒撫養(yǎng)比的迅速下降，故我國社會總撫養(yǎng)比還是隨著少兒撫養(yǎng)比的迅速下降也呈迅速下降趨勢。

2.1若退休年齡延至65歲來算（即國際慣用算法，也是我國六普以前的算法）。從表2可以看出：在1953年，我國社會總撫養(yǎng)比高達68.61%，其中少兒撫養(yǎng)比高達61.17%；到1964年，隨著少兒撫養(yǎng)比的迅速提高，我國社會總撫養(yǎng)比也隨之迅速提高，高達79.37%；到1982年，我國實施計劃生育后少兒撫養(yǎng)比的迅速回落，我國社會總撫養(yǎng)比也隨之迅速回落，為62.60%；之后隨著少兒撫養(yǎng)比的穩(wěn)步回落，我國社會總撫養(yǎng)比也隨之穩(wěn)步回落，到1990年已經降為49.83%，剛好低于50%的臨界值；到2010年六普時，我國社會總撫養(yǎng)已降為34.28%，遠遠低于50%的臨界值。以上分析說明：若按退休年齡延至65歲來算，1990年我國已經處于人口紅利期，到2010年我國已經處于人口紅利的高峰期。

2.2若以我國現有的退休制度來算（2010年六普起新的算法）。勞動年齡按15～59歲來算，從表3可以看出：2000年五普時，我國少兒撫養(yǎng)比為34.36%，老年撫養(yǎng)比為15.70%，社會總撫養(yǎng)比為50.05%，比值剛好等于50%。2010年，我國少兒撫養(yǎng)比為23.70%，比五普時下降10.66個百分點；老年撫養(yǎng)比為19.02%，比五普時提高了3.32個百分點；社會總撫養(yǎng)比為42.72%，比五普時下降7.33個百分點，社會總撫養(yǎng)比為42.72%，比50%的臨界值低7.28個百分點。以上分析說明：若按我國現有的退休制度來算，則2000年我國剛進入人口紅利期，隨著少兒撫養(yǎng)比的迅速下降，社會總撫養(yǎng)比也隨之下降，到2010年我國已經處于人口紅利的高峰期。

四、未來我國人口紅利的預測

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讓我國現階段獲得巨大的“人口紅利”，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快速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紅利”的對立面是“負債”，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和不斷降低的出生率催生了我國“人口紅利”的耗盡，以下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我國建國后歷年1%人口抽樣數據對我國未來的“人口紅利”進行預測。

1.2011～2035年我國人口狀況的預測

1.1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的測算。從圖1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國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呈有序波動，波動較為平穩(wěn)，在2000～2010年10年間，我國人口的出生率從2000年的14.03‰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11.90‰，年均下降0.213個千分點；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00年的7.58‰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4.79‰，年均下降0.279個千分點。根據2000～201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的波動情況，我們可以推測2011～2035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也將延續(xù)2000～2010年的波動規(guī)律，從而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國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從推算出的2011～2035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情況表（表1）可以看出：到2028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將降為負數，即我國人口總量開始停止增長（見表1）。

1.2人口總量及每年出生人口的推算。從表1中2011-2035年的自然增長率和出生率及2010年六普時我國人口總量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國的人口總量和每年出生人口數（見表2）。

2. 2011～2035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推算

2.1 0～64歲人口死亡率的預測

從表1可以看出：從1978～2005年27年間，我國死亡率波動較為平穩(wěn)，基本保持在6.50‰左右波動，但從2005年開始呈逐年上升態(tài)勢，主要是由于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引起的，從表2可以看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1953年的4.41%緩慢提升到1990年的5.57%，而后迅速提升至2000年的7.10%，到2010年已經高達8.92%，按照聯合國的定義， 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社會。

所以可以推斷2005～2010年我國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是由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斷提高引起的，而0～64歲人口的死亡率仍然較為穩(wěn)定，從而可以假設2011～2035年我國0～64歲人口的死亡率將保持2010年六普的水平。

2.2 0～64歲人口數的推算

2.2.1第一步根據2010年六普時我國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死亡率可以推算出0-64歲分年齡的人口存活率，推算公式為：

2.2.2第二步根據表5中的每年出生人口數、2010年六普時我國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數和第一步推算出的0～64歲分年齡的人口存活率來推算2011～2035年我國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數。

如2011年推算公式為：

3. 2011～2035年我國人口紅利的推算及預測

根據以上推算出的2011-2035年的人口總量、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數、60歲及以上人口數和65歲及以上人口數來推算出2011-2035年我國人口年齡構成和撫養(yǎng)比（一）和人口年齡構成和撫養(yǎng)比（二），按我國現有的退休制度，我國社會總撫養(yǎng)比從2011年開始逐年上升，到2017年將達到50.16%，社會總撫養(yǎng)比即人口負擔系數開始大于50%，這將預示著對我國經濟發(fā)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口紅利即將在2017年消失。隨后逐年繼續(xù)提升，到2035年，社會總撫養(yǎng)比將高達79.01%，其中老年撫養(yǎng)比將高達57.52%，到時我國將肩負著沉重的老年撫養(yǎng)負擔。

若我國把退休年齡延至65歲的話，則我國社會總撫養(yǎng)比從2011年開始逐年上升，到2032年將達到50.82%，社會總撫養(yǎng)比即人口負擔系數開始大于50%，這將預示著我國經濟發(fā)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口紅利也將在2032年消退。隨后每年以2個以上百分點的速度提升，到2035年，社會總撫養(yǎng)比也將高達57.24%，老年撫養(yǎng)比將高達38.36%，我國的人口紅利也將很快耗盡。

五、計生政策調整迫在眉捷

30多年來我國堅定不移地執(zhí)行計劃生育國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國嚴峻的人口暴增形勢，也給我國的經濟發(fā)展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隨著人口紅利的即將消失、超低的生育率和不斷加速的老齡化，我國的人口結構已經從擁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年輕型人口類型逐漸轉向老齡化結構，再加上現有的計生政策給我國帶來了男女比例失調、貧富差距加大和獨生子女家庭面臨諸多社會問題等，我國的計生政策已經到了必須及時調整的時候，必須通過提高生育率來緩解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

1.我國現行的計生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5條規(guī)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計劃相適應。”《憲法》49條規(guī)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同時《婚姻法》也規(guī)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生育政策：推行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下列特殊情況之一者，由夫妻雙方共同申請，經縣級（含縣級市、區(qū)，下同）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審批，可按人口計劃及間隔期規(guī)定安排再生育一個子女：

1.1經市（不含縣級市）以上病殘兒醫(yī)學鑒定組織鑒定，獨生子女患非遺傳性殘疾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

1.2再婚夫妻，一方生育過一個子女，另一方未生育過的；或再婚前雙方各生育過一個子女，離婚時依法判決或離婚協議確定子女隨前配偶，新組合家庭無子女的；

1.3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經縣級以上醫(yī)療保健機構鑒定患不孕癥，依法收養(yǎng)一個子女后又懷孕的；

1.4獨生子與獨生女結婚的；

1.5夫妻中一方在礦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崗位作業(yè)連續(xù)五年以上，現仍從事該項工作的；

1.6夫妻雙方均屬農業(yè)人口，第一個子女是女孩的。

2.計生政策調整必要性和緊迫性

2.1人口總量已經得到有效控制。據2011～2035年我國人口總量測算：2011～2035年，我國人口總量基本上能控制在14億內，并將在2028年停止增長，隨后將逐年下降。

2.2超低的生育率。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育齡婦女生育率為1.18，遠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學上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為2.1，意味著下一代人口相對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

2.3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60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3.32%，65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為8.92%。隨后將逐年提高，根據推算：到2035年，我國60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高達32.13%，65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將高達24.40%。按照聯合國的定義，60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10%，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社會。

2.4人口紅利即將消退。以我國現行的勞動制度，即以15～59歲為勞動年齡來算，我國人口紅利將在2017年消失；若把退休年齡延至到65歲的話，則我國人口紅利也將在2032年消失。而我國的大部分行業(yè)還是處于勞動密集型，距現代化還有一段很長的路。依靠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消退經驗在東亞國家特別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驗證。據有關數據顯示：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總撫養(yǎng)比穩(wěn)定在45%左右，這種均勢一直持續(xù)到199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是日本的輝煌時期。但從1990年代開始，隨著年輕勞動人口比重的不斷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斷提高，老年撫養(yǎng)比開始不斷攀升，成為日本經濟步入長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2.5現有的計生政策已經漸漸不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一是男女比例日漸失調：現有的計生政策讓我國傳統(tǒng)的觀念承受巨大考驗，養(yǎng)兒防老的傳統(tǒng)觀念催生了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流產，讓我國新生兒的性別比例日漸失調（見表3），將給今后社會發(fā)展帶來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二是貧富差距加大：現有的計生政策讓獨生子女擁有較大的財產繼承，而農村的二胎特別是越窮越生的子女長大后面臨與獨生子女較大的經濟差距，產生尖銳的社會矛盾。三是獨生子女家庭面臨著一些社會問題：部分獨生子女從小嬌生慣養(yǎng)、溺愛，以至于長大后對挫折的承受能力較差，又將肩負沉重的養(yǎng)老負擔；隨著新一代獨生子女進入婚育年齡，男婚女嫁、傳宗接代和姓氏傳承等中國傳統(tǒng)觀念嚴重困惑著獨生子女家庭，也造成了一些社會問題；失獨家庭在經歷了“老來喪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了再生育能力，只能獨自承擔養(yǎng)老壓力和精神空虛，帶來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有些機構已做了樣本統(tǒng)計：目前中國15歲至30歲的獨生子女總人數約有1.9億人，這一年齡段的年死亡率為萬分之四，因此每年約產生7.6萬個失獨家庭，按此統(tǒng)計，目前中國的失獨家庭至少已超百萬。

2.6生育需要一個周期。人口結構的變化有其規(guī)律，從出生人口變成勞動人口至少需要15年，不能等人口紅利已經消退了再來調整計生政策。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fā)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生孩子是一個周期，并不像中國缺少糧食就可以從國外進口一樣，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并不是通過國際勞工就能解決的?！蔽覈丝谏呤菚r候進行必要的調整了，必須及時通過提高生育率來緩解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

六、計生政策調整的幾點建議

1.首先建議馬上放開單獨家庭的二胎政策

婚姻不象買賣商品那么簡單，無法也不能提前設定條件，所以雙獨家庭比重相當低，其實更多的是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婚姻家庭。雖然我國已經放開了雙獨家庭的二胎政策，杜絕了“四二一”家庭的出現，但我們不能忽視了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婚姻家庭，他們面臨的社會問題也不容小視：獨生子女方家庭父母的養(yǎng)老問題、中國人傳統(tǒng)的姓氏傳承和回誰家過年過節(jié)等問題嚴重困擾著單獨婚姻家庭。建議馬上放開一方為獨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盡可能緩解現有獨生子女家庭面臨的諸多社會問題。

2.其次建議有條件地放開其他家庭的二胎政策

到2017年，放開雙方都不是獨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但要適當加大生育間隔期，以緩解由此帶來的人口增長。選擇在我國人口紅利開始發(fā)生轉折時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又適當地加大生育間隔期，有利于進一步緩解我國即將到來的人口結構變化，也不會帶來人口總量的劇增。因為全面的二胎政策基本上接近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對人口總量不會太大影響。

3.再次建議全國實行統(tǒng)一的計生政策

對現有的計生政策進行微調，采取不分地域、不分戶籍在全國實行統(tǒng)一的計生政策，既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長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總體素質和加快推進城鄉(xiāng)一體化進程。因為從1978年計劃生育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以來，其實真正全面實行嚴格一胎化政策的只有城市戶籍人口，而我國城市戶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很小，2010年六普時僅為29.14%，而占總人口比重高達70.86%的大部分人口實行二胎化甚至更多胎，甚至越窮越生，最后影響孩子的戶籍上報和教育，很多失學兒童特別是失學女童大都出于多胎生育家庭。而且當前我國大部分農村除戶籍以外其他幾乎與城市沒什么區(qū)別，實施城鄉(xiāng)無差別的人口計生政策更有利于加快城鄉(xiāng)一體化進程。

4.最后建議嚴格執(zhí)行和落實婚育政策

相關部門應制定嚴密的措施，確保婚育政策落實到位，不但能有效地把我國的人口總量控制在預期范圍內，還能夠彰顯公平。當前的婚育政策很多基層落實不到位，還存在較嚴重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據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15-64歲的育齡婦女中：存活子女數達3個及以上的占了13.39%，其中存活子女數為3個的占了9.43%，存活子女數為4個的占了2.91%，存活子女數達5個及以上的占了1.05%；在2009.11.1–2010.10.31間一年內有生育的育齡婦女中：按生育孩次算，其中生育第三孩及以上的占了6.55%，按育齡婦女年齡分，其中15-19歲的育齡婦女占了2.35%。

參考文獻

[1]王穎，佟健，蔣正華.人口紅利、經濟增長與人口政策[J].人口研究，2010，34（5）：28-34.

第5篇：生育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就業(yè)質量；人口低生育率；產能過剩；土地城鎮(zhèn)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1

1就業(yè)質量概念界定

就業(yè)質量可以理解為就業(yè)過程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并取得報酬或收入的具體狀況的優(yōu)劣程度，其不僅包含著諸如工資水平和工作條件等內在因素，也包含著就業(yè)環(huán)境、社會保護和勞動關系等外在條件。從現有的就業(yè)質量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出發(fā)，就業(yè)質量可定義為包括工作滿意度、經濟回報、非經濟回報、技能和培訓、職業(yè)發(fā)展機會、工作內容、工作匹配程度等在內的狹義就業(yè)質量和包括性別平等、工作健康和安全、工作生活平衡、社會對話、非歧視、勞動力市場中介等在內的廣義就業(yè)質量。

綜合而言，就業(yè)質量是一個多維度高復合的層次性概念，宏觀層面，反映了現有就業(yè)指導與保障環(huán)境牽引勞動者理性擇業(yè)創(chuàng)業(yè)的助推力度；中觀層面，刻畫了組織將員工個人職業(yè)生涯發(fā)展納入企業(yè)戰(zhàn)略規(guī)劃的程度與水平；微觀層面，除工作滿意度，更深層次地體現在勞動者就業(yè)過程中人力資本保值增值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程度。

2就業(yè)質量提升過程中的關鍵約束性因素分析

21人口低生育率引發(fā)勞動力議價能力增強的負面效應

21世紀以來，總和生育率的持續(xù)走低表明我國人口在進入低速增長階段的同時也將邁向超低生育水平狀態(tài)，計劃生育政策的松動性調整在最近一段時期內難以產生有效的扭轉力。

人口低生育率引致的勞動力議價能力增強的負面效應圖

經濟新常態(tài)下我國人口低生育水平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勞動適齡人口比例下降，劉易斯拐點出現即勞動人口供給由無限性向有限性轉變。勞動力的規(guī)模性短缺變相提升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議價能力的提升本來可以增加就業(yè)群體的收入水平，提升整體就業(yè)質量，但低生育水平引致的人口總撫養(yǎng)比的上升則引發(fā)了議價能力增強中的負面效應，見上圖。

長期人口低速增長的態(tài)勢在使得少子化與老齡化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現象的同時也在加劇著家庭的經濟負擔。小家庭多老人的常態(tài)格局造成老年撫養(yǎng)比不斷攀升，勞動適齡人口的經濟壓力提升；另外，計劃生育所形成的家庭少子化現象及其所引起的“重子輕老”效應使得平均少兒撫養(yǎng)成本居高不下。人口總撫養(yǎng)比強勁上升趨勢使得勞動人口對工資性收入有著更高的要求，這不僅內在迫使他們提升議價能力，而且對于收入水平提升的強烈需求也會使得他們在擇業(yè)時出現過分看重薪酬水平忽視技能適合性的傾向，從而影響就業(yè)質量水平。

22產業(yè)結構調整與產能過?；庀碌募夹g性失業(yè)窘境

經濟新常態(tài)下，經濟發(fā)展的戰(zhàn)略方針是以質量和效益為衡量標準和價值取向，同時明確市場與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與推動作用。因此，用技術和創(chuàng)新驅動代替投資驅動，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調整產業(yè)結構是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關鍵一環(huán)。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發(fā)展資源和空間的有限性，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同時也意味著過剩產能的化解和落后產業(yè)的淘汰。

產能過剩通常發(fā)生在依靠政府主導投資發(fā)展的中西部國有企業(yè)，而投資驅動在經濟發(fā)展驅動格局中作用的弱化不僅意味著新常態(tài)下過剩產能的增加，同時也暗示著落后產業(yè)中技能水平偏低的企業(yè)員工將成為就業(yè)群體冗員而遭受淘汰。產能過剩行業(yè)中的潛在冗余員工普遍存在著教育水平低下的現象，他們本身的人資水平難以適應產業(yè)升級中的行業(yè)崗位要求，大面積的技術性失業(yè)窘境不可避免，這勢必影響我國整體就業(yè)質量的提升。

23土地城鎮(zhèn)化引起的就業(yè)容量泡沫與高質量就業(yè)的沖突

一般而言，與產業(yè)發(fā)展相對稱的城鎮(zhèn)化才是正常的“城市包圍農村”式發(fā)展，其不僅可以有效拓展經濟發(fā)展空間、增強發(fā)展續(xù)航能力，而且可以創(chuàng)造大量就業(yè)機會，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但是由于各地政府通常將城鎮(zhèn)化作為政績提升中的實現抓手，大量農地轉做非農用途，土地城鎮(zhèn)化被動快速發(fā)展。

土地城鎮(zhèn)化作為一種經濟擴張形式，在短期內固然能夠吸納大量勞動力，解決社會就業(yè)難題，但由于其背離產業(yè)發(fā)展規(guī)律，因而難以實現就業(yè)容量的長期拓展；另一方面，土地城鎮(zhèn)化雖然拓寬了“就業(yè)蓄水池”，但是其過度依賴政府投資與政策的畸形發(fā)展方式使得區(qū)域內流入的（下轉P73）

陳溢依：流動人口選舉活動參與率低的原因數據分析流動人口選舉活動參與率低的原因數據分析

陳溢依

（華北電力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102206）

[摘要]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發(fā)展，國內流動人口不斷增加，到2015年流動人口數量占到全國人口總量的20%。選舉實踐中，流動人口的選舉權被“架空”，實際參與率很低。文章通過多元回歸數據分析對流動人口選舉活動參與率低的現狀進行原因分析。在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流動人口這個巨大的群體不應該成為“視角盲區(qū)”，在保證他們充分享受經濟發(fā)展成果的同時，政治選舉權利的保障同樣重要。

[關鍵詞]流動人口；選舉權；回歸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2

本文通過多元回歸數據處理，分析流動人口選舉活動參與率低的原因，在流動人口仍然持續(xù)增長的今天，希望能找到實現流動人口選舉權的突破口。

1數據收集

2015年2～3月，筆者在北京、福建、浙江、江蘇、云南、重慶六地對流動人口選舉權的實踐情況進行小規(guī)模的問卷調查。本次調查共收集了150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107份。筆者的數據分析從個人層面對流動人口參選率低的原因進行回歸分析，以流動人口參與選舉的次數為解釋變量，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打工時間、是否知道選舉權、是否接到戶籍地的選舉通知、是否接到現居地的選舉通知等為因變量。

2數據處理

（1）對于年齡因素，我們認為年齡對選舉次數的影響與本次調查想要獲得的結果無關，因此我們通過將選舉次數除以年齡與18的差（18歲以上才有選舉權），來得出每年參加選舉的次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從而剔除年齡對選舉次數的影響。

（2）對于一些答案為“是”或“否”的問題，我們通過設置指示變量的方式加入到回歸模型中，其中“否”賦值為0，“是”賦值為1。

（3）對于收入，由于收入的自然對數具有更好地性質，我們將取自然對數后的收入放入回歸模型中。

（4）我們使用逐步剔除法，運用STATA軟件，剔除掉不顯著的解釋變量，并最終得到了下所示的回歸結果，其中l(wèi)ncome表示收入的自然對數，know_d表示“是否知道選舉權”的指示變量，inform_out_d表示“在外期間是否獲得原居住地選舉通知”的指示變量。

3數據模型解釋

（1）本模型的R-squared為02802，表明本模型中，各解釋變量對選舉次數的解釋能力為28%。且模型的整體顯著，說明我們的模型能夠較好地解釋選舉次數的影響因素。

（2）各解釋變量的P值都小于005，表明各解釋變量對選舉次數的影響都是顯著的。具體來說，知道自己有選舉權的人比不知道自己有選舉權的人每年平均多參加019次選舉；在外務工期間收到家中選舉通知的人比未收到通知的人每年平均多參加選舉017次；收入每增加1%，每年參加選舉次數平均減少011次。

（3）回歸分析過程中，我們不斷排除了受教育程度、外出打工時間對選舉次數的影響。這說明對待選舉活動的態(tài)度積極與否和受教育程度相關性不大，大學生的政治參與積極性會比農民的政治參與積極性高的這種說法并不準確。對于回歸得到的結果，是否知道選舉權與是否在外接到通知對選舉次數的影響與事前的估計是一致的；而收入對選舉次數的影響出乎了我們的意料，這可能是由于收入越低的流動人口更期望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收入較高的流動人口反而愿意安于現狀。

（4）選舉成本和利益之間的失衡。根據成本―收益分析理論，作為“經濟人”的流動選民是否參與選舉，取決于參選的成本和預期收益之間的大小比較。如果參選的預期收益大于參與成本，他們就會選擇參加選舉，反之，則傾向于放棄。

由于長期離開戶籍地，戶籍地的政策和流動人口的利益嚴重分離，回鄉(xiāng)參選卻要承擔路費、誤工費等各種成本。石賢平（2008）調查，問及“未能參加戶籍地選舉活動的主要原因”時，567%的流動人口回答是“回戶籍地參加選舉費用太高”和“沒有時間”?；剜l(xiāng)參選的流動人口中，大部分是由于有補貼和獎勵才回去的，問及“參加戶籍地選舉活動的原因”中，282%的人回答“有補貼和獎勵才去的”。821%的流動人口離開戶籍地是因為“到城市打工或經商”，在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衡量過程中，大多數流動人口會選擇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對選舉機構而言，流動人口的流動性使組織選舉的成本不斷增加。選民登記之后很多流動人口不來參加選舉，導致選舉資源大量浪費。

（5）流動人口的思想觀念因素。零點調查公司持續(xù)3年對京滬等地外來人口的調查顯示，45%的外來務工經商人員感覺受到歧視。在流入地居住了很多年，還叫“暫住”，工作了很久還被叫“流動”，很難讓他們產生歸屬感。

流動性決定了流動人口習慣考慮短期利益，很難著眼于選舉的長期效益，他們意識不到自己選舉出來的代表對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和解決自己的社會保障、就業(yè)工資、子女教育等問題的重要性。多數流動人口認為選出的代表并不會替自己說話，“覺得選了也白選”“選誰都一樣”。見下表。

在人口大規(guī)模流動的階段，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流動人口不該成為“視角盲區(qū)”。在保證他們充分享受經濟發(fā)展和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要保證他們能夠有暢通的渠道參加社會政治生活。流動人口的實際情況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對流動人口選舉權利的實踐研究也應該保持一個連續(xù)的狀態(tài)。流動人口選舉權得到真正實現的過程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石賢平試論我國流動人口選舉權的實現[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8

第6篇：生育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老齡化　家庭養(yǎng)老　社會養(yǎng)老　自我養(yǎng)老

一、家庭養(yǎng)老模式在我國的地位和作用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傳統(tǒng)的家庭養(yǎng)老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積谷防饑，養(yǎng)兒防老”，家庭養(yǎng)老模式不僅對于家庭結構的穩(wěn)定，而且對于社會的良性運行也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國傳統(tǒng)的家庭養(yǎng)老模式是與農業(yè)社會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雖然在工業(yè)化的過程中，家庭結構發(fā)生了變化，但是家庭養(yǎng)老在我國(尤其是在農村)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家庭養(yǎng)老面臨的挑戰(zhàn)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老年人口比重在總人口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獨生子女家庭也逐漸增多。這客觀上對傳統(tǒng)的家庭養(yǎng)老模式提出了挑戰(zhàn)。由于獨生子女家庭的增多，獨生子女家庭的父母較之以往提前進入空巢家庭，必然承受較多的孤獨與寂寞。預防和化解獨生子女家庭養(yǎng)老等風險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和和諧家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生育率下降導致家庭養(yǎng)老資源減少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以及人們生育意愿的改變，使我國的生育率下降，育齡婦女的育齡人數由過去的5～6個降低到現在的1--2個。子女數量的減少，雖然減輕了家庭撫育子女的成本，但是，隨著獨生子女家庭的增多，進入老年的獨生子女父母面臨著新的養(yǎng)老難題，贍養(yǎng)成本提高，子女既要照顧父母，又要工作，對于“雙獨夫婦”更是如此，一對夫婦要照顧四個老人，面臨著經濟和時間的雙重壓力。

(二)死亡率下降和社會的進步推動老年人壽命延長

建國后，社會經濟快速發(fā)展，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醫(yī)療衛(wèi)生和社會保健事業(yè)的發(fā)展，我國的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均壽命延長。1999年，中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1歲，正在向發(fā)達國家的水平(74歲)邁進。隨著老人壽命的延長，高齡老人越來越多，而子女的年齡也逐漸增大，一個獨生子女家庭供養(yǎng)4個老人或兩代老人，低齡老人贍養(yǎng)高齡老人的局面也將出現。

(三)家庭結構和倫理道德的改變

生育率的下降，使我國的家庭結構更加小型化和核心化。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不但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對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些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也逐漸在人們的頭腦中淡化。大量的獨生子女生活在小型的家庭結構中，尤其是對于80后和90后的子女，他們的生活環(huán)境和教育條件比上一代更加優(yōu)越，更加注重自身的發(fā)展和個性的解放，家庭概念在他們的頭腦中不像父輩們那么深刻，對于步入成年的獨生子女，將承擔起“養(yǎng)老撫幼”的重任，各地普遍存在著“重幼輕老”的現象，從而使家庭養(yǎng)老的功能進一步弱化。

三、建議

(一)以家庭為核心的居家養(yǎng)老模式的完善

目前，雖然冢庭喬老面臨看一些挑戰(zhàn)，但是中國基本國情決定了家庭養(yǎng)老模式是不可能被拋棄的。

以家庭為核心的居家養(yǎng)老模式的完善需要做到：

1.鞏固家庭養(yǎng)老的地位。與社會養(yǎng)老相比，家庭養(yǎng)老具有自身的優(yōu)越性。雖然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制不斷完善，新農村合作醫(yī)療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養(yǎng)老負擔，但是在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家庭仍然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2.完善社區(qū)養(yǎng)老體系。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養(yǎng)老服務已經成為社區(qū)服務的一部分，社區(qū)養(yǎng)老具有經濟、實惠、便利、周到的特點。一般情況下，一個老人要到老年機構生活，一般一個月的費用約為400～1000元不等，而社區(qū)養(yǎng)老則可將長期費用變?yōu)榕R時性費用、即時性費用，變相對單一的服務為相對個性化服務。它既可以節(jié)約個人和社會的經濟成本，同時還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家庭資源(住房、家具、耐用消費品和生活設施等)，減少不必要的支出。所以，社區(qū)養(yǎng)老有助于減少子女的負擔，老人不用離開居住的環(huán)境，就可以享受到滿意的服務。

(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1.健全城鎮(zhèn)社會養(yǎng)老保障體系。一方面要進一步擴大城鎮(zhèn)社會養(yǎng)老保險的覆蓋面。雖然城鎮(zhèn)社會養(yǎng)老保險體系已基本覆蓋全部國有企業(yè)，部分集體企業(yè)及其他類型企業(yè)的職工，但是，個體和靈活就業(yè)的從業(yè)人員覆蓋面卻很小。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適應城鎮(zhèn)各類企業(yè)職工和個體勞動者，資金來源多渠道、社會統(tǒng)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權利和義務相對應、管理服務社會化的養(yǎng)老保險體制。

2.逐步完善農村養(yǎng)老保障體系。相對于城市，農村的養(yǎng)老保險機制還比較落后，在堅持以家庭養(yǎng)老為主的前提下，繼續(xù)完善新農村醫(yī)療保險，提高農民參保的積極性。探索新的養(yǎng)老保險形勢，提倡農民儲蓄養(yǎng)老，鼓勵青壯年將收入的一部分用于養(yǎng)老儲蓄，以保障晚年有穩(wěn)定的生活來源。鄉(xiāng)鎮(zhèn)部門也要設立專門的機構，統(tǒng)一管理農村社會的養(yǎng)老工作和養(yǎng)老金的籌集、保值增值及統(tǒng)一使用等。

(三)自我養(yǎng)老能力的提高

自我養(yǎng)老也可以稱之為自我保障，并不是要家庭和社會拋棄老年人，而是要老年人客觀的看待自己，重新認識自己。老年人也是重要的人力資源，老年人口中蘊藏著巨大的潛力，通過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減少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數量，就能大大減輕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壓力，減輕家庭和社會的負擔。

1.老年人心理上要保持樂觀的心態(tài)，積極融入社會，政府也要采取各種措施調動老年人自我保健、自我養(yǎng)老的積極性?，F在政府通過各種方式來幫助老年人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參與社會的積極性，如改善公共衛(wèi)生條件、倡導全民健身運動、進行健康知識宣傳、推進健康老齡化等。當然這些行動只有得到老年人的積極參與和配合才能起到切實有效的作用。

2.老年人是自我養(yǎng)老的根本，老年人的自立自助是積極養(yǎng)老的根本。老年人要不斷地豐富自己的知識、學識和技能。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老年人大多崇尚獨立。老年人不僅要在健康方面早做準備，在經濟方面也應做一些準備，除了儲蓄和繳納養(yǎng)老保險金外，也可適當進行一些投資理財活動，將積累個人財產作為自己老年期生活的主要來源。每個老年人都要努力實現終生健康、終生學習、終生參與的發(fā)展目標，為建立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第7篇：生育率的概念范文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fā)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fā)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zhàn)：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fā)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yōu)槔夏晷停鱾€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qū)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qū)快于城市地區(qū)，漢族地區(qū)快于少數民族地區(qū)，東部地區(qū)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qū)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qū)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qū)。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qū)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tài)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tài)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qū)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fā)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fā)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fā)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fā)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fā)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fā)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fā)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fā)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yǎng)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yǎng)其?騁諼闖贍耆絲詡虻R虼耍疾炷炅浣峁溝謀浠肷緇峋梅⒄怪淶墓叵凳且恢指畈憒蔚難芯?，它会使晤U悄芨既返匕鹽杖絲詒潿蛻緇峋梅⒄怪淶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fā)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yōu)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fā)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fā)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chuàng)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fā)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fā)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fā)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yè)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wěn)定、協調、健康地發(fā)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tǒng)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qū)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fā)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fā)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fā)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fā)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fā)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fā)達國家的問題，發(fā)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fā)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fā)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fā)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fā)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fā)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fā)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fā)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fā)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qū)，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fā)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fā)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的定義一樣，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因時期和地區(qū)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聯合國發(fā)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人口年齡結構的類型劃分如下：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65歲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隨著世界人口特別是發(fā)達國家人口的進一步老化，國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劃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國人口咨詢局的劃分方法如下：

年齡結構類型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0～14歲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歲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齡中位數20歲以下20～30歲30歲以上

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后，各國又采用了如下的劃分方法：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

60歲及60歲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fā)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tài)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tài)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qū)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tài)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fā)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 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fā)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fā)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yè)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fā)展中國家，更與發(fā)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yè)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fā)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yǎng)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yǎng)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谥袊?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xù)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guī)統(tǒng)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汀H嗣嵌閱殼白芎蛻實乃街謁搗詛?，低的低?.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guī)劃和社會經濟發(fā)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表1各種中國人口預測方案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參數比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測單位或個人平均出生預期壽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聯合國(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銀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鵬(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學軍（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來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guī)統(tǒng)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fā)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tǒng)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fā)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fā)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tǒng)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fā)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fā)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fā)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fā)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wèi)生和營養(yǎng)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tài)。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表2是中外單位或個人對中國下一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規(guī)模的預測結果。

表2中外單位或個人對中國下一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規(guī)模的預測單位：億

預測單位或個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聯合國(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銀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國老齡委員會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鵬(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學軍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資料來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fā)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guī)模的發(fā)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guī)模的發(fā)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fā)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tǒng)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fā)達的背景下發(fā)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fā)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fā)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fā)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fā)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或遲或早總要發(fā)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fā)展中國家比發(fā)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wěn)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wěn)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tài)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fā)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fā)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fā)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絲誒狹浠討欣夏耆絲詰奶氐慵壩紗瞬畝隕緇峋玫撓跋於薊嵊興浠?，震}僑絲誒狹浠討幸醞幢還惴喝鮮兜牧硪桓鮒匾矯妗U飫锝擻玫諶⑺拇穩(wěn)絲諂詹槭荻災泄夏耆絲詰母婀婺：透媛式蟹治?。?）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fā)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zhàn)。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zhàn)，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tài)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guī)律的態(tài)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tài)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tài)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zhàn)，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yǎng)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fā)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zhàn)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fā)展和經濟發(fā)展相協調的總體戰(zhàn)略規(guī)劃，統(tǒng)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yǎng)和被撫養(yǎng)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tǒng)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fā)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fā)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fā)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fā)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fā)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guī)律辦事，促進其發(fā)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fā)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fā)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fā)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fā)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fā)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fā)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fā)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fā)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qū)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fā)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fā)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fā)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fā)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fā)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fā)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qū)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fā)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fā)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fā)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戰(zhàn)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fā)展、文化傳統(tǒng)、價值觀念、道德規(guī)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fā)達國家或地區(qū)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jié)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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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生育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全面二胎政策；城市女性；生育意愿；影響因素

一、研究背景

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出臺了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隨后相繼實施雙獨二孩政策、單獨二孩政策。在嚴格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三十余年后，我國人口環(huán)境，生育水平長期走低、老齡化加速推進，未來勞動力短缺，出生性別比長期失衡，這一系列人口問題已經成為困擾我國未來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潛在制約因素。2014年，符合政策的單獨夫婦共有1100萬對，到年末僅有107萬對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所占比例只有目標人群的十分之一，我國人口出生率并未得到明顯改善。2015年10月29日黨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這是繼“單獨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調整，預示著計劃生育政策改革的大幕正式拉開。

二、研究設計

2.1概念界定

2.1.1城市女性

城市女性，指居住在城市固定場所的女性。她們通常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各行各業(yè)均有涉及。她們工作、居住的場所通常是以社群的姿態(tài)出現，她們的行為和思想及其容易受到社群中其他人的影響，所表露出的行為特征通常能夠反映一個群體的特征。

2.2.2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指人們對于生育問題的看法、態(tài)度和傾向。根據《重慶市居民生育意愿調查分析》（黃廷權、馮澤永、簡麗）、《河南省居民生育意愿現狀分析》（郭志儀、張巖）等調查文獻中相關描述，生育意愿主要涉及四個問題：一是生育的目的；二是生育數量；三是子女性別；四是生育時間。目前關于生育意愿的主流調查研究，基本以這四個問題覆蓋調查的維度。

2.2理論依據

計劃行為理論由Ajzen提出，人的行為并不是100%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一定因素的控制之下。計劃行為理論包含五個因素：態(tài)度、主觀規(guī)范、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向、行為。Ajzen認為所有可能影響行為的因素都是經由行為意向來間接影響行為的表現。而行為意向受到三項相關因素的影響，其一是源自于個人本身的態(tài)度，即對于采行某項特定行為所抱持的”態(tài)度”；其二是源自于外在的“主觀規(guī)范”，即會影響個人采取某項特定行為的“主觀規(guī)范”：最后是源自于“知覺行為控制”。本調查基于此理論，可透視出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行為受到生育態(tài)度、社會家庭的壓力、以及女性在生育問題上的可控力等幾方面的影響。

2.3問卷調查

本文數據來自重慶市北碚區(qū)城市適齡女性進行的“全面兩孩政策下城市女性的生育意愿調查”。該調查采用攔截式調查，范圍涉及商業(yè)街區(qū)，廣場，醫(yī)院，高校等人群密集區(qū)。為了解不同政策下的生育意愿，問卷從理想狀態(tài)和不同政策下分別設計選項，以了解政策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同時也從經濟，社會，文化等不同方面考察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

三、北碚城市女性生育意愿概況

3.1城市女性生育意愿分析

3.1.1“全面兩孩”政策前后生育意愿變化

據國家統(tǒng)計局數字，我國2011年的生育率為1.04，遠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03。雙獨兩孩和單獨兩孩政策對生育率的刺激并不明顯，隨著人口結構問題的日益嚴峻，我國在2016年啟動了“全面兩孩”政策。調查表明，北碚區(qū)城市女性的意愿生育數量隨政策的變化情況如圖1。

由上圖可以看出政策對生育數量的影響較為明顯，生育一個孩子的意愿從獨生子女政策到單獨兩孩政策、全面兩孩政策逐漸遞減，其中在理想生育數量中比例最低，和獨生子女政策下的比例相差40.32%：意愿生育數量在兩個及以上的情況中剛好相反，為從獨生子女政策到單獨兩孩政策、全面兩孩政策逐漸遞增，在理想生育數量中比例最高，高達80.33%。全面兩孩政策下和獨生子女政策下意愿生育兩個孩子及以上的比例差距為20.98%，說明政策對城市女性生育數量的意愿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在理想生育情況和全面兩孩情況下，生育兩個及以上意愿的比例相差21.32%，說明在政策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制約著人們的生育意愿，這些因素和政策具有同樣重要的影響效果。

3.1.2北碚區(qū)城市女性生育動機及性別偏好

生育動機指引發(fā)，維持與導向生育行為的愿望，是生育主體的內部驅動力。生育動機有兩個作用：第一，當生育動機表現為傳宗接代或養(yǎng)老送終時，會促使人們更傾向于男孩性別偏好。第二，是一種促進作用，促使人們生育行為的發(fā)生。

在對“是否需要孩子來傳宗接代”的態(tài)度調查中，明確表示不同意的人數比例占40%的比例，表示無所謂的人數占31.48%。在“是否孩子養(yǎng)老送終”的態(tài)度調查中，31餾1%的女性認為不需要，36.39%的女性表示無所謂?？梢钥闯鲭S著精神文化和物質文明的發(fā)展，女性的生育動機已逐漸從物質功能轉向精神功能，更加尊重后代作為獨立生命體的態(tài)度。

性別偏好是生育主體對孩子性別的期望，受中國傳統(tǒng)農耕文明的影響，養(yǎng)兒防老、傳宗接代曾是我國傳統(tǒng)的性別偏好觀。我國受這種傳統(tǒng)的性別偏好觀的影響造成了今天嚴重的性別失衡比。城市女性是擁有較高文化水平和較強經濟實力的一個群體，在對北碚區(qū)城市女性性的調查中顯示：在性別偏好中，45.9%的女性認為無所謂，35.08%的女性表示想要一男女，14.75的女性表示只想要女孩，而僅有4.26%的女性表示一定要有男孩。可見女性已較大程度的擺脫了過去那種“重男輕女”的思想。在性別傾向上甚至有從男孩傾向逐漸過度到女孩傾向的趨勢，這和生育動機的影響密不可分，進一步說明人們生育觀日趨理性。

四、計劃行為理論下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

計劃行為理論是探討包括人們從形成觀念到把它付諸實踐的一個復雜系統(tǒng)，而態(tài)度、主管規(guī)范，知覺行為控制是影響行為的三個因素。

4.1態(tài)度因素

態(tài)度指自身形成的一個評價傾向而不受他人影響，一般而言，態(tài)度越趨于正向，則個人的行為意向就越強。在該調查中表現為生育動機和理想生育數。在生育動機上超過半數的女性已經擺脫了重男輕女、養(yǎng)兒防老、傳宗接代的思想觀念，她們更多的是認為生孩子是為了情感上的需求，也更加尊重孩子作為獨立的主體而存在，而不是滿足自己某個目的或具有某種功能。同時，超過80%的女性對生育兩個及以上的孩子持正向態(tài)度。

4.2主管規(guī)范因素。

主觀規(guī)范因素是指個人對于是否采取某項特定行為所產生的社會壓力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因素及社會評價。

經濟因素既包括整個社會的發(fā)展水平，也包括個人收入水平，在生育二孩最大的顧慮中，58.17%的人認為是經濟壓力，隨著社會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養(yǎng)育孩子成本快速增長，物價、房價飛升，巨大的經濟壓力成為抑制生育的重要因素。收入狀況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它們并不是絕對的呈正相關或者負相關關系，收入越高的女性更有可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水平，擁有不錯的職業(yè)，她們有更加獨立的思想觀念，不愿意接受以生育來完成自我實現的傳統(tǒng)的生育觀；當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之后，收入和生育意愿是呈負相關。

政治因素包括生育政策、養(yǎng)老福利制度，醫(yī)療保險制度等。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不同的政策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是比較明顯的，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極大的影響了人們的生育觀，隨著政策開放，超過50%的被調查女性表示有生育二孩意愿。而相關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衛(wèi)生制度的完善可以較大程度上解決人們的后顧之憂

文化因素和社會文化習俗及自身所受的文化教育息息相關，文化因素一般會轉換成為心理層面的潛在因素，即對個人的思維方式產生影響從而影響實際行為。此次調查對象中專科文化水平及以上占69.51%，較好的教育有助于女性塑造一個更加成熟理性的生育觀。

社會評價是家人、朋友及整個社會形成的普遍評價，社會評價會形成一種群體壓力，對個人產生影響，調查表明，同意家人對生育意愿有影響的占31.16%，無所謂的占36.39%：同意朋友對生育意愿有影響的占18.36%，無所謂的占43.28%。調查結果表明家人和朋友對自身生育意愿的影響小于預期，人們在自身的行為中更多的堅持自己的想法，城市女性的個人獨立思想較強。

4.3知覺行為控制因素

知覺行為是指反映個人過去的經驗和預期的阻礙，當個人認為自己所掌握的資源與機會愈多，所預期的阻礙越少，則對行為的直覺控制行為就愈強。阻礙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阻礙。文化水平高，對事物認知更全面，能更清晰的把握未來預期，包括孩子的養(yǎng)育成本，對自己工作的影響，家人的支持等。調查中，35.09%的女性認為孩子會對工作產生負面影響，31.8%的女性認為養(yǎng)育孩子會降低生活質量，對于大部分女性來說孩子精神層面的作用大于心理層面。40.33%的女性表示父母不能幫自己帶孩子，而對于58.17%的女性來說經濟壓力仍然是生育二孩的最大顧慮，15.69%的女性認為沒有人帶是最大的顧慮。經濟阻礙是生育二孩的最大阻礙。

五、啟示與建議

5.1適應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和變化

我國各地經濟發(fā)展水平不一、風俗文化不盡相同，甚至有些少數民族有特殊的生育傳統(tǒng)。如北上廣等一二線城市接受西方文化時間較早，經濟水平較為發(fā)達，因此相較于其他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其女性的生育意愿不強烈，這其中除了女性本身，也包括來自家庭的影響。三四線城市和鄉(xiāng)鎮(zhèn)地區(qū)，生育觀念部分還停留在多生和養(yǎng)兒防老的階段。因此，人口政策的推行有必要因地制宜，適應當地社會經濟發(fā)展狀況，如在開放二孩的前提下，對于人口增長率高的地區(qū)加強政策實施力度，對于出生率低的地區(qū)，則要著重加強二孩生育的社會保障。

5.2完善配套政策

國家提倡晚婚晚育，加之現代城市女性工作壓力，造成育齡女性年齡呈增長趨勢，因此可以考慮為大齡女性再孕開辟一條綠色通道，一方面完善女性生育保險，另一方面規(guī)定父育假，由于城市中多數家庭是雙職工，這樣增加了女性生育二胎在時間和精力上的顧慮，父育假可以減輕女性生育的心理負擔，鼓勵男女共同承擔家庭責任，也可以有效緩解勞動力市場對育齡女性的就業(yè)歧視。

5.3加強城市育齡女性的社會保障

完善對于育齡女性生育二胎的社會保障，其本質在于緩解女性再生育的后顧之憂。如完善生育獎勵假制度，可以現在部分一二線城市進行試點，對于積極響應二胎政策的家庭給予適當獎勵；依法保障女性就業(yè)、休假等合法權益，支持女性生育后重返工作崗位，減少勞動市場中對育齡女性的隱性歧視。

城市女性生育意愿無法有效轉化為生育行為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在于新生兒的就醫(yī)問題，因此在我國醫(yī)療系統(tǒng)中，要增強兒科醫(yī)學的發(fā)展，加快產科和兒科醫(yī)師、助產士等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并合理制定服務價格，在客觀上為城市育齡女性減少生育二胎的后顧之憂。

第9篇：生育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生育權；價值；維度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4-0262-02

密爾在《功利主義》中指出，人類行為的終極目的，即是獲得對人來說是“善”的事物——“任何事物凡能被證明是善的，必定是因為我們能夠說明，它可以用作一種手段，使人獲得某種無需證明就被認可為善的事物。”[1] 所謂的善即是對人的價值。具體到生育權上，其包含的價值基礎應體現為三個維度，即人、國家和社會。

一、生育與人

生育對人的價值在不同的時空中是變化不居的。在當代中國，個人權利本位已經成為生育對人的主流價值基礎，但這種個人權利本位受家族權利本位的影響至深，帶有濃郁的中華鄉(xiāng)土文化氣息。但家族權利本位的作用方式已經從直接控制轉化為間接影響，即內化為個人的物質動機和精神動機。現在生育的價值基礎所處階段究竟是個人本位易家族本位還是已經轉變?yōu)榧兇獾膫€人權利本位，或許無法準確定位，但這不妨礙對未來發(fā)展趨勢的預見，即生育的個人權利本位將成為個人解放浪潮的先鋒。提煉出生育對個人的專屬價值更能彰顯生育的權利特性。

首先，想象和期待的滿足。想象和期待往往是驅動人類行為的動機的源泉，對未來生活的勾勒和將其實現的沖動，會轉化為人類發(fā)揮自身能量的動力。對尚未生育的人來說，會在想象中完成新生命形象的勾畫，產生孕育新生命以增添生命色彩的愿望，進而開始對自己的生育行為產生期待。已經受孕尚未分娩的人，對即將降生的新生命充滿好奇，會在對新生命的想象和期待中獲得幸福感。所以，一旦喪失生育能力或已經受孕而意外流產，或者由于自我意識被限制而無法行使生育的權利，將對生育權主體的想象和期待的滿足產生打擊。

其次，尊嚴感的滿足。德沃金曾說：社會中的每個成員都享有一種作為同類而受到其他人最低限度尊重的權利。在中國的傳統(tǒng)觀念中，生育能力的有無強弱是與人的道德水準有直接因果關系的，人一旦作惡往往會受到無后的詛咒。一個人一旦失去了生育能力，就會被稱為“絕戶”，會受到社會的貶低和歧視，成為群體中的“異類”，其名譽將受到負面影響，導致自卑的心理，喪失本應與群體中其他成員相同的尊嚴感。

再次，使命感的滿足。在流行祖先崇拜的中華民族中，傳宗接代是人的基本使命，如果不能生兒育女，那就無法完成“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的任務，作為人的一生將是不完整的。羅曼·羅蘭曾寫道：唯有創(chuàng)造才是快樂。唯有創(chuàng)造的生靈才是生靈。生育行為從另一個角度看是一種創(chuàng)造行為，它的結果是創(chuàng)造了新生命。一旦順利地完成了生育行為，那么生育權主體將會由此種創(chuàng)造產生如釋重負的輕松，沒有辜負家族、社會和國家的期待會使其產生滿足的快樂。

然后，愛心的滿足。人類的愛心具有多個層次，親子感情是其中的重要方面，這種感情直接來自人的本能，是不學而會的。洛克感嘆：當幼兒需要保護的時候，我們看到怯懦者變得勇敢，和野蠻者變得仁慈，貪婪者變得溫柔和寬大。培根亦寫道：子女使父母的勞苦也變得甜美，但也會使他們的不幸變得更加痛苦。子女增加了他們的生活負擔，但卻減輕了他們對于死亡的恐懼。足見生育行為對個人的潛能具有多大的激發(fā)作用，正是對生育行為的感受促發(fā)了人類親子之愛的萌發(fā)，正是生育行為本身提供了人類對親子之愛的滿足。

最后，安全感的滿足。人都有老無所依的恐懼，擁有子女會消解這種恐懼，從而帶來晚年生活的安全感。與上文提到的物質動機不同，由于社會進步和觀念更新，人們已經不會像農業(yè)文明時期那樣將子女視為生產資本，這從生育率的漸趨下降可窺一斑。而且物質動機所帶來的效用在法制層面有其他部門法來規(guī)制，如養(yǎng)老保險制度和老年人權益保障制度。所以，從個人權利角度觀察生育行為的作用方式，更多的是通過其物質效用所引起的心理上的滿足，快樂并非來源直接的物質效用，財富數字的增加不可能帶來安全感的滿足。

二、生育與國家

依據國家三要素理論，構成一個國家應當具有三個基本要素，即政治權力、領土與人。人產生于生育活動之中，所以生育行為承擔了為國家提供基本構成要素的使命，為國家所關注自不待言。

生育與國家的關系首要的表現在生育對國防的影響上。組織國家政權的首要任務是組織軍隊，捍衛(wèi)國防。國防取決于軍事力量，軍事力量包括兩方面，兵源和供給。人口與國防的關系，正如管子所言：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即使在科技發(fā)達到電子戰(zhàn)、信息戰(zhàn)成為戰(zhàn)爭主要方式，軍隊數量已經不再是戰(zhàn)斗力的決定因素的當代，由于戰(zhàn)爭畢竟無法離開人的操作，而且在某些情況下軍隊數量仍能在戰(zhàn)斗中起著相當作用，兵源問題依舊無法被各國所忽視。法國人口學家阿爾弗雷·索維對此問題有過經典表述：無論武器如何完善，甚至在一場假象的“按電鈕”戰(zhàn)爭的情況下，經濟上的人口過剩仍然是構成軍事實力的一個因素 [2]。具體到中國，受到出生率下降和老齡化的制約，未來中國的軍事人口數量將不斷下降，這將成為中國國防安全面臨的難題。據統(tǒng)計和測算，2009年中國18～22歲年齡人口達1.17億左右，但至2020年將減少到0.89億人，至2050年將減少到0.74億人[3]。生育率的下降帶來軍事人口的減少，軍事人口的減少帶來兵源緊張，足見生育對國防的影響之深。

生育與國家的關系還表現在生育對領土的影響上。人的生存需要一定的生活資料，生活資料的生產需要相當數量的領土面積來保證[4]。人口學先驅馬爾薩斯提出的兩力平衡理論首次以系統(tǒng)的方式對人口與領土的問題進行了論述，馬爾薩斯指出：“在整個動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極其慷慨大方地到處播撒生命的種子。但大自然在給予養(yǎng)育生命種子所必需的空間和營養(yǎng)方面，卻一直較為吝嗇?！盵5] 由此提出了人口過剩的危險，并得出了生存空間有限性的結論?！拔覀冞@個地球上的生命種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間，經過幾千年的繁殖，會擠滿幾百萬個地球?！?[6] 雖然馬爾薩斯的理論直至今天還是充滿了爭議，但其提出的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產力的兩力平衡理論卻直接影響了人類社會的歷史發(fā)展。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將馬爾薩斯的理論與達爾文的進化論結合，首創(chuàng)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變異出的拉采爾的生存空間論和戈平瑙的種族優(yōu)越論成為希特勒納粹主義的思想淵源。正是秉著“只有這個地球上有足夠大的空間， 才能保證一個民族的生存自由”的理念，希特勒開始了讓為雅利安人騰出生存空間的戰(zhàn)爭，造成了人類百年歷史上最大的災難。

以上兩個原因往往是國家調整生育制度的直接原因，雖然國防、領土背后還交織著經濟發(fā)展水平、文化傳統(tǒng)、社會制度等因素，但無論如何國家對生育行為的干涉的動因是客觀存在的。所以，生育制度變化的動力之一來自國家。

三、生育與社會

社會是較國家更為永久的存在，人類的歷史與社會的歷史幾乎是呈鏡像的對應。如孟德斯鳩所言：公民可以不復存在，人卻應該永遠存在。社會作為人的集合體，也將永遠存在。所以，生育與社會有著與國家不同的價值內涵。

生育與社會的關系通過“適度人口”概念表現出來。認為社會生產包括兩方面，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人類自身的生產和再生產。兩種生產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人既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統(tǒng)一，但人首先是生產者，其次才是消費者，因為社會財富基金和后備基金的積累來自于人所提供的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同時物質資料的生產決定人的生產，而人的生產的結果是將人轉化為勞動者進而影響物質資料的生產。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人的再生產需要與物質的再生產相適應，勞動人口過剩或不足都將影響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 [7]。

從生育對社會的積極作用方面來看，生育人口的增加將帶來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將為社會分工和社會生產的發(fā)展提供前提，生育人口不足將導致勞動力成本上漲，社會生產發(fā)展受到阻滯。同時，生育人口的增加將刺激需求，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從生育對社會的消極作用方面來看，生育人口過剩將導致就業(yè)崗位不足，社會福利負擔加重，勞動力供給過剩造成工資水平下降，社會產品分配不足，引發(fā)貧困和社會動蕩。

對生育與社會的關系自古至今的思想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社會學家從不同角度、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針對不同論域提出了豐富多彩的理論觀點，大致可依對馬爾薩斯理論的贊成和批判為界劃分為兩個陣營。但無論何種觀點都指向一個結論，即生育與社會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社會的良性發(fā)展將始終伴隨著對生育制度的調整進而影響個人生育行為，這就為以公共利益為目的的生育行為調控開啟了大門。所以，生育制度的變化的另一動力來自社會。

四、結論

生育行為有三個價值維度，對個人包括想象和期待的滿足、尊嚴感的滿足、使命感的滿足、愛心的滿足和安全感的滿足；對國家是國防和領土的決定性因素；社會的良性運轉需要保持適度人口。個人期望國家和社會形成的生育制度有利于生育行為的自由開展，國家和社會將集體目標寄托于生育制度中以調控個人生育行為。所以，生育權既要考慮個人權利本位一面，也要考慮國家和社會的集體目標的達成，這就為對生育權的限制提供了合法性基礎。民事法律將承擔如何將作為自然權利的生育權加工成適應國家和社會需要的法律權利的生育權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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