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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財務管理方向)博士,中國注冊會計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財務管理、稅務會計與稅務籌劃。
出版的書籍主要有《財務管理》《稅務籌劃》等共11部,在財政研究、統計研究、經濟管理、當代經濟科學等刊物40余篇,并2次獲得省級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主持省部級課題2項。
稅務籌劃中的平衡點,是指在兩種不同情況下企業稅負、成本、稅后利潤或企業價值(應根據不同情況而定)相同的分界點。因為在分界點上下企業利益一般存在較大差別,因此尋找與計算平衡點成為稅務籌劃的重要方法。由于消費稅稅率差別大、跳躍性強,因此平衡點的計算比較多,本文將主要闡述消費稅籌劃中四個方面的平衡點,即外購未稅與已稅原材料的平衡點、自行加工與委托加工的平衡點、是否設置下屬卷煙批發環節的平衡點以及消費品價格制定中的平衡點,并給出簡單易行的稅務籌劃計算方法。在目前稅務籌劃的研究文獻中,前三個平衡點很少有人關注到。
一、外購未稅與已稅原材料的平衡點分析
根據消費稅的制度規定,企業外購已稅的原材料,其已納稅可以扣除(另有規定者除外),因此一些稅務籌劃的研究文獻指出,企業外購已稅的原材料比未稅的原材料可能具有稅收優勢。事實上,外購已稅的原材料一定是已經經過一定的加工程序的,對于企業而言,同樣用途的原材料,如果購入未稅的,一般也就意味著沒有經過深加工、需要企業購入后自己再進一步加工的原材料。前者可以扣稅,但一般價格高一些,后者不可扣稅,價格會低一些,但需要自己再付出一定的加工費。對于企業而言,加工到相同程度的同類原材料,兩種情況下的付出成本對比就構成“外購未稅與已稅”的平衡點,表述如下:
(外購未稅原材料+加工費)=外購已稅原材料×(1-扣稅率)(1)
當等式右邊的值低于左邊時,則外購已稅的原材料為優,反之相反。為了說明平衡點的計算,下面用例1和例2進行說明,而為了證實平衡關系,我們先計算到稅后利潤進行對比,再用(1)式進行驗證。
【例1】購入未稅原材料。A卷煙廠外購一批未納消費稅的煙葉,其價值500萬元,由一車間加工成煙絲,預計加工費為200萬元(即煙絲成本700萬元),然后由二車間加工成卷煙,預計加工費為100萬元;生產完成后出售,預計不含稅(指增值稅,下同)銷售收入為1500萬元(2000箱,每箱250條,每條價格30元,乙級)。卷煙消費稅稅率按36%計算,煙絲消費稅稅率為30%,從量定額稅每一標準箱150元,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因為在平衡關系的分析中,流轉稅附加基本沒有影響,未予考慮。
應納消費稅稅額=1500×36%+0.2×150=570(萬元)
稅后利潤=(1500-500-200-100-570)×(1-25%)=97.5(萬元)
【例2】購入已稅原材料。A卷煙廠購進已經繳納消費稅煙絲,成本1000萬元[相當于(500+200)/(1-30%)],購入后再由二車間繼續加工成卷煙對外出售,加工費100萬元,其余條件同例1。
應納消費稅稅額=1500×36%+0.2×150-1000×30%=270(萬元)
稅后利潤=(1500-1000-100-270)×(l-25%)=97.5(萬元)
從稅后利潤來看,兩種情況下是相同的,而加工程度到煙絲時,根據等式(1)計算的平衡點為:
(500+200)=1000×(1-30%)
例1不可扣稅,例2可以扣稅300萬元,但也增加了煙絲成本300萬元(即1000-700),此時達到了一個平衡。如果外購煙絲成本低于平衡點1000萬,比如900萬元,則利潤肯定會提高,計算如下:
應納消費稅稅額=1500×36%+0.2×150-900×30%=300(萬元)
稅后利潤=(1500-900-100-300)×(l-25%)=150(萬元)
因為煙絲價格高了200萬元(即900-700),但扣稅達到270萬(900×30%),從而使利潤提高。
所以在外購原材料的稅務籌劃中,對于已稅與未稅的決策,只需要根據(1)式計算即可。
二、自行加工與委托加工的稅負平衡點分析
委托加工又可以分為加工成半成品和產成品,二者平衡點的計算是不同的。下面分別分析。
1.自行加工與委托加工半成品的平衡點分析
這里首先假定購入是沒有經過加工的、未稅的原材料,購入后需要在自行加工與委托加工之間決策,而委托加工收回的半成品,其已納稅可以扣除。對于加工到相同程度的同類半成品而言,企業付出成本的對比可以構成一個平衡等式,表述如下:
(買入未稅原料+自行加工費)=(買入未稅原料+含稅委托加工費-加工消費稅)(2)
消除(2)式兩邊相同項,得到:
自行加工費=含稅委托加工費-加工消費稅(3)
我們將用例3與例1的情況對比進行說明,同樣先計算稅后利潤對比,再用(3)式驗證。
【例3】委托加工半成品。A卷煙廠外購一批未納消費稅的煙葉,其價值500萬元,準備委托加工成煙絲,預計加工費為200萬元,收回后由二車間加工成卷煙,預計加工費為100萬元,其余條件同例1。
受托方代收代繳煙絲消費稅稅額
=(500+200)÷(l-30%)×30%=300(萬元)
即含稅委托加工費500萬元(200+300)。
A卷煙廠應納消費稅稅額
=1500×36%+0.2×150-300=270(萬元)
稅后利潤=(1500-500-500-100-270)×(l-25%)=97.5(萬元)
而例1是一個自行加工的情況,稅后利潤97.5萬元,與本例3的結果一致,二者的半成品為煙絲時,根據(3)式驗證為:
自行加工費200=含稅委托加工費500-加工消費稅300
如果含稅委托加工費不高于500,則可以委托加工。
2.自行加工與委托加工產成品的平衡點分析
自行加工產成品對外銷售,其計稅依據就是不含稅售價,而委托加工產成品,收回后直接銷售的,由受托方代扣代繳,收回后不再納稅,其計稅依據則是組成計稅價格。因此平衡點的計算很簡單,可表述為:
對外銷售無稅價格=組成計稅價格(4)
如果組成計稅價格低于無稅售價,則委托加工為優。下面用例4與例1對比進行說明。
【例4】委托加工產成品。A卷煙廠外購一批未納消費稅的煙葉,其價值500萬元,準備委托加工成卷煙,預計加工費為300萬元,其余條件同例1。
受托方代收代繳卷煙消費稅稅額
=(500+300+0.2×150)÷(l-36%)×36%+0.2×150=497(萬元)
稅后利潤=(1500-500-300-497)×(l-25%)=152.25(萬元)
例1的對外售價為1500萬元,而例4的委托加工產成品,其組成計稅價格為1297萬元,即[(500+300+0.2×150)÷(l-36%)],因此委托加工為優。
三、生產企業是否設置下屬卷煙批發企業的平衡點分析
2009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整煙產品消費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9]84號)規定在卷煙的批發環節加收5%的消費稅。對于卷煙的生產企業而言,如果設立下屬批發企業,一方面可以通過轉讓定價降低生產企業的稅負,但另一方面又會增加批發環節的消費稅,那么轉讓定價的幅度為多少是可行的?
假定生產企業如果不設立下屬批發企業,其直接對外的售價為P;如果設立下屬批發企業,其轉讓給批發企業的價格為P×R(R為價格折扣),批發企業對外售價仍然為P,稅負平衡點的R是多少?
甲級卷煙(消費稅稅率為56%),設下屬批發企業和不設的平衡點為:
P×R×56%+P×5%=P×56%
R=91.07%
乙級卷煙(消費稅稅率為36%),設下屬批發企業和不設批發的平衡點:
P×R×36%+P×5%=P×36%
R=86.11%
只要生產企業銷售給下屬批發企業的價格折扣在91.07%或86.11%以下,設立下屬的批發企業就是有利的。
四、消費品價格制定中的平衡點分析
在消費稅制度中,卷煙和啤酒的稅率是根據對外售價全額累進的,因此在稅率變化的臨界點上,如何合理定價就十分重要。下面對卷煙和啤酒的平衡點分別介紹。
1.卷煙
根據前述財稅[2009]84號文的規定,每標準條(200支)對外調撥價在70元以上(含70元,不含增值稅)的為甲級卷煙,其稅率為56%,以下的為乙級,稅率為36%。因此如果每標準條的價格只比70元高一點,加價可能反而不劃算,在征稅臨界點上(70元)需要計算利潤平衡點的加價幅度。
設稅率臨界點每標準箱的售價為P,在其基礎上提高的倍數為G,成本為C,企業所得稅率t,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10%。稅后利潤的平衡點為:
[P-C-(150+P×36%)×1.1](1-t)=[P×G-C-(150+P×G×56%)×1.1](1-t)(7)
G=1.57倍
也就是說,如果在每標準條70元的基礎上提價,需要提高到109.9(70×1.57)才劃算。
2.啤酒
根據消費稅制度的規定,每噸啤酒出廠價在3000元(不含3000元,不含增值稅)以下的,單位稅額220元/噸;啤酒無稅價格在3000元(含3000元)以上的,單位稅額250元/噸。與卷煙類似,如果每噸價格只比3000元高一點,加價可能也是不劃算的,在征稅臨界點上也需要計算利潤平衡點的加價幅度。
設稅率臨界點每噸的售價為P,在其基礎上提高金額為S,成本為C,企業所得稅率t。稅后利潤的平衡點為:
[P-C-220×1.1](1-t)=[P+S-C-250×1.1](1-t)(8)
S=33元
關鍵詞 農村生活能源;消費水平;空間格局;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 S210.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04-002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4.006
農村生活能源是指農村居民在炊事、照明、取暖等日常生活方面所消耗的能源。雖然我國農村能源消費量僅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20%左右,但其消費主體卻占到了中國人口的70%,且對軟化國家能源約束有一定意義,在國家能源消費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1-3]。目前,中國農村能源消費主要以當地易獲取資源的秸桿、薪柴等生物質能為主,商品能源消費的數量較少、比例較低,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的供需均衡問題一直未能納入國家總體能源規劃考慮之中[4,5]。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的這一問題,在制約農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農村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同時,農村能源利用的低效性和消費的非生態性也影響著以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為主要特征的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在農村地區的開展。從這個意義講,解決農村能源問題并將其納入國家能源總體規劃,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該文基于19 96,2000,2003和2006年4個時間點,比較分析了中國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的空間格局及其變化,期望有助于全面認識農村能源消費的發展變化與空間分異,進而有效地推動能源發展規劃及農村能源專項規劃的制定和實施,為農村能源發展提供決策依據和對策建議。
1 文獻回顧
有關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的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受到了廣泛關注。在空間尺度上,G.Berndes、 Liao CuiPing、Li Junfeng、J.Byrne、劉剛等基于生物質能源利用現狀,結合資源稟 賦、生態環境現狀以及技術進步水平研究了生物質能源在農村地區不同區域尺度下的發展速度和潛力[6-10]。王效華等以人均有效熱、人均電力、有效熱中商品能比例、人均標煤、人均商品能、人均收入和年均氣溫為指標,立足1996年數據對農村家庭能源消費進行區域劃分[11]。楊艷麗等以 農村戶用沼氣為研究對象,對中國農村戶用沼氣發展水平和空間分異格局進行了分析[12]。在時間尺度上,王效華等將中國農村家庭能源消費的歷史進程和未來發展劃分為嚴重缺能階段、基本滿足階段和商品化三個階段,并提出了各階段劃分的主要特征指標和基本特征[4]。朱四海著重對我國農村能源政策的演變進行了梳理[13]。此外,Zhou ZR等從農村能源消費的角度研究了我國農村家庭能源消費的指標體系、收入水平對其能源消費結構的影響和發展規律等[5]。上述研究對于推動我國農村能源問題的探討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其研究的視角主要集中于農村能源消費結構及農村能源政策等方面,對我國農村能源消費的空間格局及其隨時間的變化關注不夠。本文在農村能源消費現狀綜合評價模型的基礎上,以ArcGIS和SPSS軟件為工具,對我國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的空間格局變化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探討,以期為能源發展規劃及農村能源專項規劃的制定和實施提供決策依據和政策建議。
李光全等:中國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的空間格局變化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年 第4期2 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綜合評價模型的構建2.1 指標選取
已有研究中常用的人均指標體現出的能源消費強度是能源消費現狀評價的一個有效指標,但從戰略規劃角度看,區域能源消費能源總量、能源消費結構及能源消費增長趨勢等因素同樣是能源消費現狀指標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相關指標的選取中,本文立足服務能源規劃的研究目的,并結合文獻資料,分析組合構建了我國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現狀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我國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現狀評價指標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rural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level in China
一級指標
First index二級指標
Second index總量規模能源消費總量、商品能源消費量、總有效熱能消費強度人均標煤、人均有效熱、人均電力、萬元農業GDP能耗消費結構商品能源比例、新能源比例增長趨勢總量增長率、商品能源增長率
2.2 評價模型的構建
以SPSS16.0為工具,對原始數據實施因子分析。分析模型為:
X=AF+ε(1)
式中:X=(X1,X2,…,Xp)為原指標;F=(F1,F2,…,Fm)為X的公共因子;A為因子載荷矩陣;ε為特殊因子。
同時,為使各變量在某個因子上產生較高載荷,而在其余因子上載荷較小,本文再運用方差最大(Varimax)正交旋轉變換對因子載荷矩陣進行處理,得到旋轉后因子載荷矩陣。 然后以因子載荷系數和主成分方差貢獻率為權重系數,構建我國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現狀水平綜合評價模型:
F=∑nii=1ηiFi=∑nii=1∑kjj=1ηiαjχj(2)
式中:F表示綜合得分;Fi表示主成分因子得分;ηi表示主成分方差貢獻率;αj表示變量的主成分載荷系數;χj表示原始變量;nj表因子數,i=1,2,3,4;kj為變量數,j=1,2,3,…,10。
3 農村能源消費水平時空差異的分析
3.1 目標年度農村能源消費水平綜合評價
本文選取我國29個省市區(、上海數據缺失)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為研究對象,文中所有原始數據均來自于國家農業部編著的《全國農村可再生能源統計資料》(1996-2006)[1]、國家統計局編著的《中國統計年鑒》(1997-2007)[14]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1997-2007)[2]以及國家農業部編著的《中國農業統計資料1996-2006》[15]等。
為了檢驗模型中因子選擇的合理性,首先通過(2)式的計算,對1996年我國29個省(市、區)農村生活能源的消費現狀進行評價。方差最大(Varimax)正交旋轉變換結果顯示:人均標煤、人均熱能、人均電力、萬元農業GDP能耗等指標在因子F1上有較高載荷,命名為強度因子;總量增長率和商品能源增長率在因子F2上有較高載荷,反映了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的增長速度,稱之為速度因子;能源消費總量、商品能源消費量、總有效熱能等指標在因子F3上有較高載荷,反映了農村能源消費的總量水平,命名為總量因子;商品能源比例和新能源比例在因子F4上有較高載荷,反映了農村生活能源的消費結構,可命名為結構因子。然后依據評價模型得到1996年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現狀的綜合水平以及各主導因子的水平(見表2)。
由表2可以看出主導因子排序(總量因子和速度因子的正排序,強度因子和結構因子的負排序)與綜合因子排序趨勢基本一致,差別僅體現在水平相近的、個別省份名次先后順序的確定上,說明所選擇的主導因子與農村生活能源消費水平的關系符合真實邏輯關系,能夠反映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的總體水平趨勢,具有合理性。此外,表2中給出了按“能源消費總量”單一指標的排序結果,與綜合因子排序相比,96.55%的省(市、區)結果發生變化。以新疆、湖南為例,1996年湖南省農村生活能源消費1 601.15萬tce,高于新疆(641.15萬tce),按能源消費總量排序位居第8位,但綜合人口、經濟和發展速度等其他因素,湖南省能源消費總量增長率為-29.01%,萬元GDP能耗2.02 tce、人均標煤300.8 kgce,遠低于新疆相應指標數值(6.86%、2.57 tce和694.96 kgce),綜合分析下來,湖南省農村能源消費現狀水平排名位于新疆之后。綜合因子評價法既反映了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的總量,又體現了能源結構、消費強度以及增長速度等因素對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現狀的影響,是總量與人均、整體與局部統一的評價方法,有利于全面、科學地反映和衡量區域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現狀水平,避免了用能源消費總量或人均能源消費量等單一指標對能源消費現狀水平的片面評價。最后,按照(2)式,進一步計算出2000、2003和2006年的綜合得分以及相應年度各主導因子的得分。
3.2 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空間格局
以綜合得分為指標,選用分層聚類分析方法對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現狀水平進行類型劃分。劃分的基本思想是:同類樣品的離差平方和較小,類間離差平方和較大。樣品離差平方和公式為:
St=∑nii=1(X(t)i-X(t))′(X(t)i-X(t))(3)
式中:X(t)i表示類Gt中的第i個樣品;nt表示Gt中的樣品個數。
在上述分類基礎上,利用ArcGIS9.2軟件,繪制出1996、2000、2003和2006年我國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現狀的空間差異圖(見圖1、圖2、圖3、圖4)。
根據1996-2006年的空間格局圖,可以發現空間格局 的演變包括以下幾個特點:①結合1996、2000、2003和2006
間全國農村能源消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農村能源消費狀況在全國層面都得到了改善;②我國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現狀水平的總體格局基本穩定,在四個時間點的布局圖上,農村能源消費均大致以華北-西南地區為軸線向兩邊呈現逐漸遞減趨勢;這種格局的形成可能跟華北地區如山西、河北、河南等省煤炭資源豐富,農村能源消費中煤炭比例高,且能源利用效率相對較低,單位人均能耗和單位GDP能耗高,西南地區城鎮化水平低、農村人口多等因素有關,屬于資源―人口指向型布局;東南沿海地區如廣州、福建、浙江等地是我國人口最為稠密的區域,城鎮化水平高,經濟發達,人們追求高質量的生活方式,生活能源消費中商品能源、新能源比例較高,且能源利用效率高,萬元農業GDP能耗低,屬于我國農村能源消費的高效率低消費地區,農村生活能源消費屬于經濟水平指向型布局。西北省(市、區)的農村地區大多處于邊遠地帶,交通極為不便,是我國貧困人口聚集地帶,人民生活貧困,生活能源緊缺問題十分嚴重,屬于貧困型低消費地區。③在華北-西南地區軸線所劃分成的兩大區域之間能源消費水平的差異在不斷增大,同時各自區域內農村能源消費水平的一致性傾向十分明顯。④華北地區和西南地區作為中國農村能源消費的高水平地區得到不斷強化,所涵蓋的高水平消費省份數量不斷增多。
3.3 農村生活能源消費格局變化的影響因素分析
生活能源消費水平的空間格局演變是四個主導影響因子變化的綜合結果。為了更好地反映空間格局演變的本質,本文以1996-2006年能源消費綜合水平變化率(V)為被解釋變量,選取以1996-2006年強度因子變化率(IV)、速度因子變化率(VV)、結構因子變化率(SV)以及總量因子變化率(GV)為解釋變量,利用線性回歸分析探討我國農村生 活能源消費水平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回歸
圖1 1996年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空間格局圖2 2000年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空間格局
變化率(IV)、速度因子變化率(VV)、結構因子變化率(SV)以及總量因子變化率(GV)為因素之間的回歸模型擬合較好;除強度因子變化率和總量因子變化率外,各變量系數P值均小于0.05,顯著性較好。根據標準化系數(Beta)顯示,總量因子變化率(GV)、速度因子變化率(VV)與農村生活能源消費水平變化率(V)呈正相關關系,而強度因子變化率(IV)、結構因子變化率(SV)與農村生活能源消費水平變化率(V)具有負相關關系,這一結論與上述可能性原因分析基本相符。在影響因素上,根據顯著性檢驗,我國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現狀水平區域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為強度因子變化率(IV),其次為速度因子變化率(VV)、結構因子變化率(SV),總量因子在變化率(GV)的顯著性相對較低。
4 結論與建議
著眼于農村能源戰略規劃制定與實施的目的,農村能源消費研究需要打破集中于能源結構與能源政策的局限,對能源消費現狀的總量變化評估與空間格局及其變化加以把握,以使能源規劃目標和戰略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具有更為明確的針對性和良好的操作性。本文通過對1996、2000、2003和2006年4個時間點上我國29個省(市、區)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現狀評價和空間格局變化的分析,結果表明:在1996-2006年間,中國農村生活能源消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我國農村生活能源消費水平的空間格局基本已經形成以華北-西南地區為軸線向兩邊逐漸遞減的態勢,且趨勢愈加明顯;在華北-西南地區軸線所劃分成的兩大區域之間水平差異不斷擴大的同時,各自區域內農村能源消費水平的一致性趨向明顯;華北地區和西南地區作為中國農村能源消費的高水平地區得到不斷強化。通過與經濟發展水平格局和人口分布變化的疊加,在能源消費空間的分布基本可以在動態分析中對區域劃分出若干消費類型:西北地區屬于貧困型低消費地區,華北和西南地區屬于人口規模型高消費地區,東南沿海地區屬于高效型低消費地區。回歸分析結果表明,總量因子變化率、速度因子變化率與農村生活能源消費水平的變化率呈正相關關系,強度因子變化率和結構因子變化率與農村生活能源消費水平的變化率則具有負相關關系;影響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空間格局變化的首要因素是能源消費強度,其次是能源消費增長速度和能源消費結構。
空間格局變化是我國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的重要時空特征。解決我國農村能源緊缺問題,應在充分認識農村能源消費空間格局變化的背景下,結合國家層面的能源規劃布局,立足區域實際,科學有效地進行農村生活能源發展戰略規劃設計,促進農民生活條件和生活環境的持續改善,對農村地區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提供重要的支撐作用。根據我國農村生活能源消費現狀特征,在未來我國能源發展中,華北地區應提升化石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費,結合區域資源條件,適度發展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等新能源;在西南地區應增強小水電和生物質能的開發利用,逐步形成能源植物種植和生物質能開發的重要基地;東南地區應加強風能資源的開發利用替代化石能源使用;西北地區發展生物質能、風能、太陽能等分布式能源供應系統,緩解農村生活能源供應緊缺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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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LI Guangquan1,2 NIE hualin1 YANG Yanli3 ZHANG Peidong3
(1.College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2.In sistue of Soft Science,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Commiffee of ccp,Hangzhou zheji ang 311121,China;
3.Qingdao Institute of Bioenergy and Bioprocess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Shandong 266101,China )
[關鍵詞] 體育消費水平體育消費結構影響因素大學生西部地區
體育消費是指人們購買或使用體育有形產品與無形的體育勞務用品以滿足自身體育需求的活動。大學生體育消費是指在校的大學生為了滿足自身的生活和健身需要而耗費的體育物質產品、體育勞務產品和體育信息產品。
一、西部大學生體育消費意識
調查表明,西部大學生對體育消費這種社會文化現象具有廣泛的認同性,有89%的大學生認為健康投資有必要,其中有56%的大學生認為非常必要,這說明大學生對體育參與、體育鍛煉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和理解,體育消費觀念有所增強。總體而言,大學生體育消費行為的動機比較單純。大學生對體育消費功能的認識基本正確,在體育消費過程中除了滿足健身需求,還注重追求快樂的心理體驗。這也與一直以來學校對學生傳統體育知識的傳授有關,大學生體育消費的最大動機是消遣娛樂與大學生的個性特征和價值理念相對應,反映了大學生體育消費的主流方向。
二、西部大學生體育消費的水平
體育消費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的體育實物或勞務消費資料的消費數額,是用消費的貨幣數額來衡量。從調查的情況看,西部地區大學生2009年參加過體育消費的人數占被調查總人數的90%,這說明絕大多數西部大學生在日常生活費中存在著體育消費的支出,體育消費觀念已普遍被當代大學生所接受。調查顯示西部大學生每年體育消費支出多在100元~300元之間,其中男大學生每年體育消費在100元以下的占8%,100元~200元的占42%,200元~300元的占26%,300元以上的占24%;西部女大學生每年體育消費支出在100元以下的占20%,100元~200元的占58%,200元~300元的占12%,300元以上的占10%。
通過調查得知在西部地區有94%的大學生的日常生活費用是由其父母或家庭提供,大學生生活費用的依賴性就決定了其體育消費行為的非獨立性。隨著大學生家庭提供的生活費金額數且的增加和自身在校期間創業能力的增強,體育消費支出的比重會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但支出總量基本上保持穩中有升的趨勢。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的體育消費水平還不高,雖然人們的生活水平在不斷的提高,但大學生一個純粹的“消費者”還沒有什么經濟基礎,所以也就沒有那么多的錢用在除了生活外的其他的消費上。由于經濟原因,目前大學生的體育消費能力還比較有限,但相對已經發生的消費水平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
三、西部大學生體育消費的結構
所謂體育消費結構,是一定體育意識和消費層面的具體反映。體育消費結構的劃分方式是將其劃分為物質性消費和勞務消費。
實物型體育消費主要是指大學生在參與體育活動中所消耗的實物產品;運動參與型體育消費主要是指大學生為了增強體質、增進健康、休閑娛樂、提升自我綜合素質,而參加體育協會、體育俱樂部、體育培訓班等各種體育實踐活動所支付的費用;休閑觀賞型體育消費主要是指大學生為了觀看、欣賞體育比賽、體育表演、電視轉播等而支付的門票費用;閱讀型體育消費主要是指大學生為了學習與掌握體育知識或獲取體育賽事、體育明星、知名球隊等背景材料或信息所購買的體育書刊、報紙、雜志及音像制品等消費。從調查結果顯示:西部大學生體育實物消費所占比例最高,達到80%,與收入成正相關;健身消費和體育信息消費比例相對較低分別為12%和9%。
四、影響西部大學生體育消費的主要因素
1.經濟因素。經濟是消費的基礎,經濟水平決定消費水平。大學生的經濟收入來源主要靠家庭供給,消費承受力亦隨著家庭的供給的變化而變化。大學生的體育消費受其可支配收入決定,西部地區大學生的支出主要由其家庭提供,所以大學生的體育消費獨立性差,整體水平偏低。
2.興趣愛好。消費者在體育消費需求形成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差異,反映了消費者對體育不同的價值取向,而消費者的價值取向除受到不同個體差異影響外,還受到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從而影響到體育消費結構的選擇。調查了解到,普通大學生中對某些體育運動有濃厚興趣和運動技術水平高的大學生的體育消費意識較強,品牌要求相對較高,消費水平明顯高于其他大學生,消費結構趨于合理;體育專業大學生的體育消費意識、品牌要求最強,消費水平也最高,消費結構合理。體育鍛煉習慣是影響體育消費結構的顯著因素。
3.缺乏體育消費的環境。體育設施對大學生提供的體育項目、服務價格、服務環境、服務質量等,是影響大學生進行體育消費不可忽視的因素。選擇該因素的男大學生為40%,女大學生為45%,體育場地器材設備和指導力量等條件不足、體育消費價格過高、也是制約西部大學生參與體育消費;受傳統文化的影響,雖然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但體育消費的資金比重仍然很少。
五、結束語
加強大學生體育消費意識的培養。雖然大多數大學生具備了體育消費的條件,其中相當部分的學生已經具備了良好的體育意識,并且擁有體育消費行為,但是都處于較低的水平。體育消費觀念淡薄,體育消費意識較差,直接影響了大學生的體育消費水平。
加強高校體育教學的改革,重視對高校學生體育興趣、習慣、觀念的培養,促進學生積極主動參與體育活動,逐漸培養高校學生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加強對高校體育產業方面的研究,因地制宜的繁榮體育市場,進一步開放體育場館,組織豐富多彩的校園體育健身娛樂活動,引導學生健康投資、消費。積極開發、拓寬高校體育消費市場。
參考文獻:
論文關鍵詞:居民;體育消費;水平;比較
1全國居民體育消費水平研究現狀
國家科委課題《體育產業成為我國國民經濟增長點的研究》研究表明:我國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月生活消費中,用于體育用品的消費支出保持在2.46~3.04%以上。
孫漢超教授等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我國居民體育消費行為研究》中,把居民體育消費水平分為4類:第一類(微體育消費)的占19.2%,居第二類(體育弱消費)的占25.9%,居第三類(體育強消費)的占37.9%,居第四類(體育高消費)的占13.3%,呈現出兩頭低中間高的態勢。
西安體育學院蔡軍等的研究結果為:1998年體育消費家庭占56.8%,戶年均體育消費總額199.91元;北京、上海、廣州有家庭健身消費的年均值是西安、成都、烏魯木齊等城市的1.35倍(見表1)。
北京體育大學孔文清《我國城市居民不同職業人群體育消費的調查研究》,對我國城市居民不同職業人群家庭月均全部收入、個人月均全部收入與96年《中國居民體育現狀調查與研究》結果比較,均有大幅度提高。其中家庭主要消費是子女教育費,體育消費排第5位,日常文化生活消費是圖書報刊占首位,體育消費排第2位(見表2)。
杭州師范學院曹士云等(10年來中國家庭體育和全民健身活動的回顧與展望》,10年間3次調查表明:我國家庭體育消費呈上升趨勢,城市家庭明顯高于農村家庭。(見表3)
汪曉贊等《我國經濟發展不同地區的群眾體育現狀的比較研究》結果表明,1996年家庭體育消費支出平均值(設其為Xn見表4)用方差分析檢驗,平均值差異顯著、檢驗結果證實。不同地區(省、市、區),1996年家庭體育消費支出平均水平的差異具有很高的統計顯著性。
從《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與研究》統計結果看:我國平均每個街道、鄉鎮有2.77個體育活動點。群眾體育活動點呈多樣化狀態,其中較為正規的體育輔導站和體育項目或人群協會的活動點數量較少。其結果是群眾體育活動點的正規化程度低,多數活動點仍處于非正規狀態。(見表5)
從活動點的成員看,大多數是老年人和離退休人員,多數活動點每天在2小時以上。在活動項目方面,多數活動點項目常年不變。從項目選擇情況看:氣功、健身操、交誼舞、武術居前4位,非競技性、韻律性、傳統性、文化,一體化特點十分明顯。體育活動經常化、習慣化,但體育消費水平不高。從活動場所的調查中發現,公園、街道居委會場和街頭巷尾占前3位,這些活動點缺乏正規的活動場所,缺乏可以消費的活動形式。但由于方便、實用,居民喜愛。從活動經費看,多個活動點經費來自鍛煉者的會費,有的活動點來自街道、居委會的撥款,這一方面反映出居民體育消費意識和基層社會的體育管理職能在逐步增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活動點經費短缺的狀況。
由活動點調查居民體育消費情況,建立體育活動點的體育消費檔案,進一步從“活動性消費”角度來了解評價居民體育消費。當然并不是體育活動點一定都有體育消費,但是,只有“活動中消費”這種形式的體育消費才最有價值,最有鍛煉意義。綜合全國性的居民體育消費水平研究,我們發現,居民體育消費水平總體上不高,且存在不平衡現象:一是東西部體育消費不平衡;二是城市和農村居民體育消費水平不平衡。居民體育消費仍是極具開發潛力的領域。提出了體育消費年均指標、月均指標、戶均指標、人均指標;文化娛樂消費、體育文化消費、體育消費;在分類標準上劃分為健身消費、觀賞性消費、信息消費;對不同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家庭類型、家庭人口居民體育消費水平,進行一定的探討;對少數城市進行了比較研究,但缺乏橫向比較的資料,不具備可比性;月均消費價值有多大,調查有困難且消費有季節性,各月消費水平不同,對拉動經濟作用不明顯。不同專家對研究體育消費是積極的,體育消費研究逐步成為熱點。
2我國農村居民體育消費水平研究現狀
沈陽師范大學體育教研室劉中華等對《遼寧省鄉鎮居民體育鍛煉調查研究》,該研究通過對沈陽市東陵鄉農民體育現象的典型剖析。研究結果顯示,東陵鄉群眾體育的現狀是人VI31.2萬多人,勞動力收入8946萬元,年人均收入4320,年人均體育消費164.8元。鄉政府每年體育消費撥款5萬元,大型活動可調動幾十萬元。東陵鄉是全國百強富裕鄉,又是百強體育先進鄉,為全省廣大農村工作的開展充當了“龍頭”,做了“示范”。
湖北大學體育學院陳元武《湖北省農村體育現狀的研究》認為:多數農民月收入201~600元,平均400元,能夠承擔的一次性消費在10元以下。他進一步調查表明,農民每月用于體育消費方面的消費額約為10元左右(見表6)。
從目前我們掌握的兩項有關農民體育消費的研究來看,農民體育消費水平總體上偏低。經濟水平一般的農民與經濟較為發達的鄉鎮居民在體育消費水平上存在較大差距,農民體育水平偏低的主要瓶頸是經濟發展水平不高。
3我國少數民族體育消費水平研究現狀
關鍵詞:城鄉居民;居民消費;經濟增長;波動;相關性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F224 文章編號:1009-2374(2016)16-0193-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16.095
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是相關專家研究的重點問題,學術界關注居民消費的功能,也就是居民消費的水平,經濟的增長會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產生影響,經濟的增長會對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其中也會存在一定的問題,如是否會使得城鄉居民感覺到幸福。城鄉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明顯的相關性,并且城鄉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波動相關性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下面本文就主要針對差異這一點展開詳盡的研究。
1 數據分析
本文主要依據近30年的數據信息來展開實證分析,這些數據均是通過中國統計年鑒所獲取的,GDP主要指代的就是國內生產總值,而CS代表的就是城鄉全部居民的經濟消費水平。其中,CSN則指代的是農村居民所具備的消費水平,而CSC則表示為城鎮居民所具備的消費水平,將CSN與CSC進行相加,就能夠獲取到CS。居民的消費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明顯的波動相關性,本文主要就依據相關的分析方式,如單整、協整等來進行數據列表,實現數據的整合以及檢驗方法的融合,采取有效的方式來針對城鄉局面消費與經濟增長相關性波動進行檢定處理。
2 不同變量之間的變動情況
詳細的情況可見表1:
從表1可以了解到,自1986年開始,國民生產總值就從3645.2萬元增長到了如今的249529.9萬元,增長的幅度達到了70倍。其中偏度值為1.168975,而峰度則達到了3.453251,就分布的實際情況可以看出,這樣的峰值就是一個高窄峰,而就所謂的經濟就是在經歷了一個階段的改革后,經濟增長會相較于前一段時間增長速率更快,這與我國目前發展的實際情況相符合。
從居民消費的角度來進行分析,居民消費從原先的184萬元逐漸增長到如今的7081萬元,增長的幅度達到了近38倍,而其偏度也為0.813474。另外,峰度設定為2.537575,從分布的實際情況就可以了解到,窄峰沒有出現轉變,這樣的經濟就表明在一個時期,局面消費水平實現了質的飛躍。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也從原先的138萬元,逐漸提升到如今的3265萬元,增長的幅度達到了近24倍,其偏度值主要設定為0.613587,而峰度值則設定為2.168049,從分布的具體情況來分析,窄峰沒有出現過大的變化,就經濟的角度來分析就是在本階段居民的消費水平得到了飛躍式的發展,然而,偏度系數卻相對較小,這就表明農民的消費水平在前后兩個時期內并沒有過大的差異。
另外,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由原先的405萬元逐漸增長到11855萬元,而且增長的幅度達到了近30倍。在增長的過程中,速度相比于農村來說要更快,偏度值達到了0.601164,峰度也達到了2.088908,就分布具體情況來分析,與農村具有一致性,出現的均是一個較高的窄峰,然而偏度系數也并不高,這就表明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在前后兩個時期,增長差異并不明顯。
而依據JP的統計進行分析可知,樣本數據均是通過正態分布展開的,根據上述的分析結果可以充分的了解到,CS的增長率在一定程度上占據了GDP的50%,這個程度相對較低,另外,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中,CS的增長率則更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增長均與大型的固定資產相結合。除此之外,百姓在可支配收入的擁有上相對來說較少,并且醫療社會保障上也有著一定的不足,人均消費也沒有得到良好的改變,人們依然面對著看病難以及上學難等問題,而這卻是一種流動需求,由于這種需求的存在使得國民的存儲率相對來說更高,并且邊際的消費系數也更低。
3 GDP與CS之間的波動關系概述
3.1 N步列表和聯合概率的獨立性檢驗
對于國內生產總值序列和消費水平序列,可以認為是一個組,然后將樣本劃分為若干個區域,這樣就得到了聯合分布的概率。
3.2 相等性檢驗
為了考察農村和城鎮居民消費支出有無顯著性差異,本文引入相當性檢驗:假設兩個序列存在相同的均值和方差,考慮到城鎮居民明顯比農村居民消費水平高的實際情況,無論以哪種方法作為評價準則,都表示拒絕原假設,說明變量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不存在相等性。
4 城鄉經濟增長對居民消費水平貢獻的差異性影響
依據GDP、CS、CSN、CSC來對線性回歸方程進行構建,而就GDP的貢獻度可以設定方程如下: 依據上述方程可以充分的了解到,方程統計具備較強的計量優勢,其中,R?=0.9842,這就表明GDP會對消費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而自變量在檢定中,系數值設定為0.029,這說明,在GDP增長一個點的情況下,居民消費的單位值會增加0.029%。依據宏觀經濟系統來分析,在閉合的狀態下,GDP會影響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而針對消費與儲蓄之間進行關系的確立。
相較于其他國家的消費情況來說,我國的消費率相對來說較低。尤其是在1990年以后,企業不再擁有終身職位,其針對一些費用的支出也沒有進行賠付,也沒有構建相應的社保體系,這就使得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另外,勞工的工資是逐漸提升的,其提升的過程是嚴格的依照真實性展開的,企業沒有對將這部分成本作為其他支出應用,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儲蓄相應地得到了增加。
另外,針對農村居民的消費系數CSN以及居民的消費水平CSC來展開對GDP模型的創設,這樣可以使得GDP無法有效地呈現出居民的消費系數CSN以及居民的消費水平CSC之間存在的差異。
依據上述公式可以總結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就城鄉地區的居民消費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的是正相關的關系,并且相關系數均表現較為明顯。這就說明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夠使得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保障人們的安定生活。
其次,就貢獻值來進行分析,城鎮居民的GDP相較于農村來說較低,這主要是因為城鎮居民在充分考慮到多種因素影響的前提下,使得資本量不斷增加。就常系數C來進行分析,城鎮居民一般的消費值為811.76,相較于農村來說較高。而就我國的相關機構的報告可知,我國居民的生活以及就業等問題,在通過有效的梳理后,并針對社會當中的相關問題進行預測分析的前提下,表明我國的城鎮居民收入在不斷增長,并且已經趕超了GDP增長的速率,然而物價的上漲以及資產價格的提升,與收入之間卻產生了較大的差距,使得貧富差距拉大。
5 城鄉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波動相關性的差異改進的方式
面對現今的金融形勢,要想使得城鄉的居民消費水平可以得到有效的提升,就需要做好相應的內部工作,不斷的對生產力進行提升,同時城鄉要不斷采取相應的方式來對農村的市場進行刺激,使得農村居民可以高頻率地進行消費,而要想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不斷對農村養老以及社保等進行完善處理,使得居民沒有顧忌,能夠更好地刺激消費。除此之外,為了能夠使得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可以縮短,就需要針對基尼系數進行降低處理,最大限度地保障社會的協調發展,實現經濟共贏。
就以往的發展狀況來進行分析,城鄉結構需要經歷轉型,部分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正在逐漸縮小。而農民獲取收入的主要渠道就是進行創業以及財產繼承等。針對這一點,就需要合理地采取相關的措施來對城鄉的收入差距實施掌控和縮減,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民的創業提供大量的物質和資金補助,并且返地于農民,使其具有獲得財產性收入的能力。
6 結語
總而言之,在不斷對社會進行改革的進程中,我國經濟與居民消費水平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預計可以在2020年實現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從相關指標數據來分析,展開的相關性檢驗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和農村之間有著不相等性,而且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在定量的角度來說,也存在一定的差異。面對這一情況,就應該積極地刺激消費,大力發展生產力,注重環節壓力,從而更好地推動城鄉和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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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空間差異;Theil指數
中圖分類號:F047.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4)01-0091-03
文化消費是指人們為了滿足文化生活的需要對物質和勞務的消費。作為較高層次的消費,近年來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需求總量不斷增加,在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提高國民素質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在文化消費水平普遍增長的同時,我國各地文化消費的發展并不平衡。基于此,本文采用Theil指數法,以我國31個省(市)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支出為研究對象,從文化消費水平、結構、增速三個方面對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的空間差異進行測度分析,以期為政府部門制定相關文化消費政策提供理論支持和決策依據。
一、相關文獻回顧
通過對近年來相關文獻的梳理發現,目前對我國居民文化消費支出地區差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化消費差異程度研究。王亞南對2006年我國各地城鎮居民文化消費與農村居民文教消費做出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我國文化消費區域間存在差異,但小于全國城鄉發展差異;各地城鎮居民文化消費之間發展差距小于各地農村之間的發展差距。[1]趙衛亞采用Panel Data模型來分析我國城鎮居民文教消費的地區差異,通過分析得出,我國高收入地區(東部沿海地區)與中、低收入地區(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居民文教消費行為之間存在著明顯差異,主要表現為: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城鎮居民的文教消費選擇行為和消費層次存在較大差距。中西部地區居民的文教消費熱點是文娛用品,東部地區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后首先是增加文化娛樂和教育的投入。[2]二是文化消費差異成因研究。陳燕武研究發現,我國東部農村地區的文教娛樂消費存在一致性,收入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而中西部地區則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傳統的消費影響因素對消費問題并未起到顯著影響,而個人偏好、地方政策等一些特定性因素則起到關鍵性作用。[3]王亞南等人認為,人均積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反向影響人均文化消費增長。[4]陸立新研究認為,收入是文化消費的基礎,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文化消費比東部地區農村居民更多地受消費習慣的影響。[5]
上述研究從不同方面剖析了我國文化消費差異的現狀及成因,但從總體看,區域間差異分析較多,區域內差異分析較少;最適合做地區差距分解的Theil指數法鮮見;研究數據相對較為陳舊。因此,運用Theil指數方法,對所能夠掌握的最新的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數據進行處理分析,計算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的空間總差異,并基于東、中、西三大地帶將三類指標的總差異將其分解為地帶間差異和地帶內差異,探析造成城鎮居民文化消費差異的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對象及方法
1.研究對象。本文選取我國31個省(市)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支出為研究對象,從文化消費的水平、結構及增速三個方面出發,分別選取人均文化消費支出、各種文化消費支出占文化消費總支出的比例及文化消費增長速度三類指標對文化消費現狀進行描述,對文化消費的空間差異做定量化測度分析。
2.數據來源及范圍界定。研究采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2、2011、2010)和國家統計局網站。文化消費的分類采用國家統計局《城鎮住戶調查方案》中的規定,將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具體分為三項:文化娛樂用品支出、文化娛樂服務支出、教育支出。文化娛樂用品支出包括居民在購買彩電、電腦耗材、攝像機、照相機等方面的支出;文化娛樂服務支出包括旅游、健身等方面支出;教育支出指包括學費、住宿費、伙食費、課外輔導費用、擇校費、學習用品費用等方面的支出。
3.空間單元劃分。本文采用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口徑,按照東、中、西三大地帶的劃分方法,將31個省(市)劃分為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等11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西部地區,包括四川、重慶、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內蒙古等12省市。
4.空間差異測度方法。Theil指數又稱為熵指數,最初用于分析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指數值越大,說明國家間的收入差距越大。該指數也能根據其思想通過一定的變形應用于對其它方面的區域差異測度上,如對服務業發展的區域差異的測度、經濟增長地區差異研究等。相對于基尼系數、變異系數等其它測量地區差異的指標來說,Theil指數用于地區差異研究最大的優點就在于總差異可以進一步分解為地帶間差異和地帶內差異。本文采用這種方法對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地區差異進行量化測度分析。
Theil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其中,P代表進行測度的指標,本文中則分別指文化消費水平、結構及增速,Pi代表i城市相應指標,P代表指標平均值,ni代表i省市的城鎮人口占全部31個省市城鎮人口的比重,T(P)即各指標的Theil指數值,它的值越大,就表示各省市文化消費狀況差異越大。
進一步對Theil指數進行分解,可以將全國總體差異按照不同地帶進行分解,將文化消費的全國總體差異分解為東中西三大地帶間的差異和三大地帶內的差異,計算公式為:
其中,TB(P)表示各地帶間指標P的差異,TW(P)表示地帶內各省市指標P之間的差距,ni則表示相的地第i區域城鎮人口占總城鎮人口的比重,nij表示i區域j省市城鎮人口占區域城鎮總人口的比重,Pi則表示i區域所評價指標的平均值,Pij表示i區域j省市所評價指標的值,TB(P)與TW(P)之和即為總差異T(P)。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1.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水平的空間差異測度。選取人均文化消費支出作為反映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水平的指標,通過Theil指數的運算對2011年我國31個省(市)的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水平的空間差異進行測度,并進一步對東中西三大地帶進行分解,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地帶內差異是構成文化消費水平空間差異的主要原因,它對總差異的貢獻度超過了75%,而三大地帶內的空間差異情況則表現為東部>西部>中部,東部的空間差異遠大于西部和中部地區,其內部差異對總差異的貢獻度為65.02%,超過了地帶間的差異。可以看出,我國31個省(市)的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水平的差異主要是由地帶內部差異引起的,即在我國各區域內部文化消費水平有較大的空間差異,其中差異最為明顯的即Theil指數最大的為東部地區,它對總體差異的貢獻度超過了65%。
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文化消費1851.7元,東部地區人均文化消費2300.0元,數值達到全國平均值的124.2%,高于中部地區的1445.4元和西部地區的1450.1元。雖然東部地區的人均文化消費水平最高,但地區內差異也最為明顯,其中人均文化消費最高的兩個省市為北京市3306.8元、上海市3746.4元,超過了東部地區平均水平1000元以上;最低的兩個省河北、海南的人均文化消費分別為1204.0元和1141.8元,僅達到地區平均水平的一半,與北京、上海在指標值上相差了2000元以上。東部地區基本上可以分為以北京、上海兩個極高人均文化消費省市,以浙江為代表的3個高人均文化消費省市,以及以海南為代表的4個極低文化消費省市,而水平居中的僅有兩個省市天津和福建。這樣的懸殊情況造成了東部地區內部消費的極大不均衡。類似的情況也存在于西部地區,但僅為個別省份且差距遠小于東部地區,如陜西省和內蒙古人均文化消費分別為1857.6元、1812.1元,而和青海僅為514.4元、967.9元。相較于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文化消費水平在較低水平上更為均衡。
對于導致這一結果的可能原因:有學者認為,居民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投資水平分別從消費能力、消費意愿和消費機會方面影響居民文化消費的發展。由于東部地區經濟實力雄厚,在上述三個方面均高于中西部地區,因此,文化消費水平整體上呈現較高水平。然而由于東部地區內部在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及投資水平方面差距較大,所以造成了地帶內較大的差異。
2.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結構的空間差異測度。從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支出結構來看,教育支出仍然是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的主體,其消費支出總量在省市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總量中的比重達到了40.5%,文化娛樂服務消費和文化娛樂用品的消費的比重分別為35.2%和24.3%。根據2011年三類文化消費的支出量各自占文化消費支出總量比重,利用Theil指數公式依次對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結構的空間差異進行測度,研究結果如圖1所示。
從圖1來看,就總差異來說,各類文化消費支出所占比重的Theil指數值從大到小排序為文化娛樂服務0.075、文化娛樂用品0.005、教育0.002,反映了在31個省(市)中,城鎮居民文化娛樂用品和教育的消費支出更加均衡,而文化娛樂服務消費支出的差距較大。這可能主要基于下述原因而導致:第一,“科教興國”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教育關系到每個家庭及國家未來發展,特別是在大多數家庭為獨生子女的情況下,人們更注重子女的教育,寧可省吃儉用也要讓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因而教育支出在全國各省市的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結構中都占有較高的比重且較為均衡。第二,文化娛樂用品是現代家庭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城鎮居民家庭文化娛樂消費品也不斷的更新換代,中高檔消費品大量進入居民家庭,主要消費品的擁有從數量上已基本滿足居民家庭的需要,文化娛樂用品消費支出在全國各省市城鎮居民文化消費中所占比重的較為均衡。第三,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改善,城鎮居民文化消費中用于文化娛樂服務消費的支出迅速增長,占文化消費支出比重也不斷提高。然而,因文化娛樂服務消費支出方面受傳統觀念、消費者可支配收入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各省市間差距顯著,如2011年東部地區城鎮人均文化娛樂服務支出為842.35元,是中部的1.82倍、西部的1.64倍。
從圖中還可以看出,地帶內差異仍是造成我國文化消費結構空間差異的主要原因,三類文化消費的地帶內差異對總差異的貢獻率均超過了85%。進一步分析可知,文化娛樂服務的消費情況在東部地區各省市之間差異最大,并且差距顯著;文化娛樂用品和教育的消費情況在西部地區各省市之間相差較大。文化娛樂用品是進行文化消費的主要物質載體,教育型消費和文化娛樂型消費主要以無形的精神消費為主,受傳統觀念“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思想的影響,對于一般家庭來說,這三方面在家庭消費中的重要性從大到小依次為:教育、文化娛樂用品、文化娛樂消費。一方面,東部地區是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2011年城鎮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25906.47元,較高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滿足了教育和文化娛樂用品的需求,人們有較多的支出用于文化娛樂消費。而東部地區內部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大,所以帶來文化娛樂消費差距大。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欠發達省份居多,經濟發展相對比較落后,2011年城鎮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8046.28元,遠低于東部地區,文化消費中教育消費和文化娛樂用品支出占的比重較大,而文化娛樂服務支出占的比重較小,這可能是西部地區城鎮文化娛樂消費差異小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區教育與文化娛樂用品消費情況差異較大主要與區域內收入差距密切相關。
3.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增速的空間差異測度。文化消費增速反映了文化消費在一定時期內的發展變化方向和程度。本文選取2009年的人均文化消費支出為基準水平,計算出我國31省(市)2011年人均文化消費支出的增速,然后計算出Theil指數值,并進行區域分解,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同我國文化消費水平結構所體現的空間差異性特點一致,地帶內差異仍然是造成文化消費增速的空間差異的主要原因,其中東部和西部地區內部差距較大,而中部地區的城鎮居民文化消費增速則較為均衡。從具體數據看,東部地區文化消費增速最高為江蘇,增速為40.0%,山東最低,為15.4%;西部地區云南、廣西、新疆增速均非常高,分別為69.1%、35.2%、31.2%,而重慶、、甘肅僅為9.1%、10.4%、12.9%,中部地區增速均在30%左右。
值得關注的是,文化消費的增速與文化產業的增速并沒有呈現一致的變化。2009-2011年間,江蘇省文化產業增速約為30%,在東部地區屬于增速較慢的省份,而山東省文化產業增速為121.1%,在東部地區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文化消費增速最大的云南省文化產業增加值增速為46.7%,遠低于文化消費增速較低的重慶市,重慶市在這兩年間文化產業增加值增速為70.7%。可見,文化消費不同于其他消費,文化產業的發展不一定帶來文化需求的增加及文化消費水平的提升。文化消費是由文化供給和文化需求共同決定的。文化供給主體包括政府和市場,政府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滿足人們的基本文化需求;市場提供私人文化產品和服務,滿足人們的個性化文化需求。只有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夠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同時私人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夠滿足人們的個性化需求時,文化消費才能有效擴大。
四、結論
根據總體Theil指數值,可以看出我國31個省市基本上呈現出城鎮居民文化消費增速總差異最大,消費水平的總差異次之,而消費結構總差異最小。文化消費增速總差異大說明三大地帶間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空間差異有持續增大的趨勢。因此,為縮小三大地帶間差異,要求政府部門在制定文化政策時,在考慮文化消費的特殊性的同時必須考慮地區差異。一方面,在重視文化產業發展的同時要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的財政投入,推進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從文化供給和文化需求相匹配的角度制定政策以擴大文化消費;另一方面,應根據東中西部各區域特點,因地制宜,不盲目求同,建立和健全與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文化消費習慣、文化消費環境等相一致的文化政策體系。
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空間差異主要體現在區域內部的差異,東部地區是文化消費水平、文化娛樂服務消費、消費增速差異最大的區域,西部地區文化消費增速差異最大。這些差異決定了中央政府部門在制定區域政策時,不能只考慮地帶間差異,制定“普惠制”政策,而應該制定差別化的區域政策,對于各地帶內應該“區別對待,分類指導”,關注區域內部文化消費發展的不均衡性,并通過增加文化消費總量、優化文化消費結構、激活文化消費市場、建立健全文化消費促進政策等逐漸縮小個體差距,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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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價格歧視;生活應用
一、價格歧視的理論知識背景
價格歧視是一個經濟學概念,最早由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來,指的是廠商對同一種商品制定不同的價格。經營者沒有正當理由,就同一種商品或者服務,對若干買主實行不同的售價,則構成價格歧視行為。價格歧視經濟現象根據價格歧視的程度高低,可以分成一級、二級和三級價格歧視。一級價格歧視是壟斷廠商以消費者所能夠付出的最大貨幣量確定價格,從而可以獲得消費者的全部消費剩余。二級價格歧視是壟斷廠商根據消費群體消費量的不同區別定價,從而獲得消費者更多消費剩余。三級價格歧視是壟斷廠商針對不同的消費群體或不同的消費市場區別定價,從而獲得消費者的部分消費剩余。
廠商實行價格歧視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的。首先,廠商對其銷售的商品具有一定的壟斷性,可以控制商品的價格。廠商對商品的壟斷性越強其對商品的價格的控制力也就越強,也就是不存在其他的競爭廠商可以替代或者分割壟斷廠商對商品的市場供應。當市場不存在競爭,信息不暢通,或者由於種種原因被分割時,壟斷者就可以利用這一點實行價格歧視。 其次,壟斷廠商需要了解不同消費市場對同一商品的需求彈性。在充分了解消費市場的需求彈性后,根據需求彈性的不同制定不同的銷售價格,區別銷售,從而獲得較多的壟斷利潤。再次,廠商要做到對不同的消費市場進行有效的分割,通過市場分割,價格歧視的廠商還能區分出具有不同特點的消費市場,最重要的是,它還能阻止和限制同一產品在不同市場不同之間的流動,抑制消費者之間的倒賣行為。針對不同的消費群體和消費市場,壟斷廠商采取獨特的產品或市場營銷組合戰略以求獲得最佳收益。
二、生活中的價格歧視經濟現象
生活中的一級價格歧視經濟現象。一級價格歧視要求壟斷廠商完全洞察消費市場的消費需求,完全了解消費者所能支付的最高價格,具有相當高的條件限制,是一種比較理想化的價格歧視,生活中很難實現。比如,某一個偏遠交通不便的縣城就只有一個婦產醫院,并且婦產醫院收費部門非常了解當地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他們以患者心里預期的最高價格確定項目收費標準,從而達到獲得患者全部的消費剩余的目的。一級價格歧視和消費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密切相關,偏好消費水平較高的消費者。
生活中的二級價格歧視經濟現象。判斷二級價格歧視的一個關鍵點是對同一商品不同消費量或者消費時段的區別價格。二級價格歧視普遍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壟斷廠商不能完全確定消費者的完全消費剩余,但是可以依據不同消費群體的對同一商品的不同消費量和消費區段劃分不同的消費類型,針對確定消費價格,達到獲取較多消費者消費剩余的目的。我們日常生活比不可少的基礎資源――水的定價就是標準的二級價格歧視。公共事業管理部門利用對水這一特殊商品的壟斷控制,針對不同的消費群體實行階梯水費。對于用水量較少的消費群體實行較低的價格,對水量耗用比較多的消費群體實行較高的價格。移動通訊業中的電話費消費也是二級價格歧視的比較典型的應用。移動通訊商對于一定數額通話時長內確定一個較高通訊資費,對超出這個額度的通話時長收取較低通話資費。商場賣家促銷時候推出的捆綁銷售和“第二件半價”對于買一件同一商品的消費者和買兩件的消費者收取不同的價格,滿足同一商品因消費量不同價不同的條件同樣是二級價格歧視。
生活中的三級價格歧視經濟現象。商品價格因消費群體不同而價格不同是判斷三級價格歧視的關鍵點。三級價格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一類價格歧視。比如,品牌專賣店在推出季節新款服飾時總是按照商品原價銷售,一段時間之后開始打折消費。這是因為商家將消費群體進行了劃分,一部分收入和消費水平較高的消費者,追求時尚,愿意支付較高價格以期滿足時尚需求,這部分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彈性較小。另外部分是消費水平較低的消費群體或者對于時尚沒有那么強烈追求的消費者,這類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彈性較大,商家針對不同需求彈性的消費者區別價格。這一做法既滿足了商家獲得更多消費者消費剩余又滿足不同需求消費消費者的需求,相比“歧視”、“傾銷”, “讓利”、“優惠”似乎更符合消費者的利益。然而,它們所指的都是同一種行為,就是廠商區分消費需求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價格歧視說到底就是一種定價策略,是一種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定價策略。通過價格歧視,壟斷廠商可以獲得更多的消費剩余,消費者滿足了不同的消費需求,各類資源得到有效的分配。這種定價方法在不破壞市場正常競爭機制下,一定程度上算是消費者和商家的雙贏,在現實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關鍵詞】社會群體;職業群體;消費水平
消費行為就是消費者尋找、購買、使用和評價用以滿足需求的商品和勞務所表現出的一切腦體活動。隨著社會的發展,消費行為的種類越來越廣,消費行為是一種復雜的過程。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任何一個階段即便是最重要的購買階段,也不能等于消費行為的全過程。
一、消費者群體的概念及分類
群體或社會群體是指兩人或兩人以上通過一定的社會關系結合起來進行共同活動而產生相互作用的集體。消費者需求分為五個層次,一層需求是最基本的,滿足生理需要,如衣食住行。第二個層次是安全需求,在衣食住行得到滿足之后,人們開始擔心自身的安全,包括生理安全和心理安全。第三個層次是社會需要,在安全問題解決之后,人們開始追求愛情,友誼,需要建立家庭,需要從事工作,有一種歸屬感,經濟上能進入小康。第四個層次是尊重的需要,人們在社會需要滿足之后開始追求社會地位和承認,希望得到社會和周圍人士的尊重,這些人基本上已經進入富裕階層。第五個層次是自我實現的需要,當人們得到了社會地位,有了相當的財富之后,就開始追求內心中最向往的,最美好的目標,即我們常說的理想,進入這個層次的人關心的不是做事情的回報或個人利益,而是從社會,國家,民族的立場上來為社會做貢獻,因為這種奉獻能使他們有成就感。另外依據經濟收入大致可以將我國社會群體劃分成小康型、中等型和貧困型三種群體;依據文化教育水平和知識技能,可以將我國社會群體劃分為知識群體、半知群體和粗知群體三種;依據性別可以分為女性消費群體、男性消費群體;依據年齡劃分可分為少兒消費群體、青年消費群體、中年消費群體和老年消費群體。
二、認識不同職業群體消費者消費行為的現狀及特征
1、不同職業社會群體消費者消費行為的現狀
第一、低收入群體的消費狀況。例如農民、一線工人等這樣的低收入群體,其消費以基本生活消費為主,影響這一層次居民消費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水平低且增加緩慢。第二、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狀況。例如白領、醫生、教師、公務員,這部分消費者的收入基本穩定,在滿足日常消費之外略有結余,但是受近幾年體制改革的影響,消費傾向下降很快。而且這一消費群體的家庭占到城鎮家庭總數的60.98%,收入占到居民收入總數的58%,是我國消費的主體部分,據我國城鎮居民家庭基本情況調查結果的資料顯示,目前中等收入消費群體占據較大比重,處于“多收少支”和金融資產積累階段。第三、高收入群體的消費狀況。例如商人和明星,生活寬裕的高收入居民十分關注生活質量的提高,消費傾向也出現明顯變化,投資意識日益高漲。針對不同職業群體消費者消費行為提出的相應的對策
2、不同職業社會群體消費者消費行為特征
1)農民、一線工人等低收入群體消費者消費偏重于基本發展性需求。他們收入不高,量入為出,求實求廉心理較為突出,在這個社會承受的壓力較大,對于他們來說,首先是要滿足基本生存發展的需要。
2)白領、醫生、教師、公務員等中等收入的消費者消費的主動性強。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進步,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也在不斷增加,事業單位消費者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對消費的風險承受能力相對較強,消費者往往會主動通過各種可能的渠道去獲取與商品信息有關的信息并進行分析比較,經過合理的分析之后購買產品。
3)網絡職業群體消費者追求方便的消費過程。目前網絡用戶多以年輕、高學歷用戶為主,他們擁有不同于他人的思想和喜好,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和想法,對自己的判斷能力也比較自負,網絡職業群體由于經常與網絡相伴,在同等條件的情況下,他們會選折網上購物,他們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較強,所以他們的具體要求越來越獨特,而且變化多端,個性化越來越明顯。
4)商人和明星等高收入的職業群體追求奢侈消費。他們的生活得到完全保障,經濟條件比較優越,購物挑剔講究品味,追求美感,看重商品的象征價值,對價格不敏感。
三、拉動不同職業社會群體消費者消費需求的對策
1、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縮小不同職業群體消費者的收入差距
消費與收入的關系是成正比的,不同職業群體消費者的消費取決于不同職業消費者的一個長期收入,所以,如果想要使不同職業群體消費者有一個較高的消費水平,前提是保障他們長期穩定的收入,收入是決定消費能力的根本因素。另外,國家拉動內需也要著眼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只有保證收入水平長期穩定的增長,才能夠拉動并且維持經濟的發展,應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以提高社會的整體消費能力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
2、引導消費潮流,滿足不同職業群體消費者的消費需求
我國人口眾多,消費市場十分開闊,但也不夠完善,要促進消費市場的完善就必須不斷的開拓市場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低收入職業群體的平均消費傾向是最高的,他們的消費內容主要是滿足基本生活的需求;中等收入的職業群體的消費意愿比較強,是消費市場的主要核心力量;高等收入的群體由于消費熱點比較少,消費傾向不斷下降。針對這些情況。低收入職業群體應該通過增加自己的收入來促進消費,至于中高等收入職業群體,要積極開發高端消費市場,培育新的消費亮點,擴大消費領域。
3、提高不同職業群體消費者滿意度
應該針對不同職業群體消費者消費行為的不同特征,企業實施個性化的營銷方式,可以通過調整市場營銷組合、市場細分化、產品制定化、互動化體驗營銷、個性化限量營銷、自我式的網絡購物、手機營銷等方式提高不同職業消費者群體對產品的滿意度,盡心盡力地考慮不同職業群體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特征,讓消費者滿意地購買產品。
4、群體文化的影響方式
現代經濟社會中,無論個體消費者從屬于哪一類型的群體,群體文化都會群體成員產生很強指導作用。作用有三,一是產生規范化影響,告訴群體成員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二是信息溝通作用,讓群體成員知道商品購買渠道、價格、質量、服務等信息;三是價值認同,對群體成員合乎規范的的行為進行認可。當此作用為負強化時,則會阻止消費者進行消費。我們要積極利用正能量,充分利用群體文化中對群體成員的正面引導作用,使個體消費者形成正確的消費心理和消費行為,對群體的認可和接受處于心悅誠服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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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提高農民收入,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
提高農民消費水平,首先要讓農民的錢包真真正正的鼓起來,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減輕農民負擔,大幅度提高農民的收入。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提高農業工業化水平,農產品加工業是重點,按照國際上通常的劃分類別,農產品加工業涵蓋了食品、飲料和煙草加工,紡織、服裝和皮革工業,木材和木材產品包括家具制造,紙張和紙產品加工、印刷和出版以及橡膠產品加工等方面,覆蓋了幾乎農業工業加工的全部領域。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正是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有效途徑。
加強農村公共品供給,奠定消費堅實基礎
農村公共品是指農村社區集體參與共享的物品或服務,它是相對于由農民或者家庭消費的私用品而言的。農村公共品包括交通設施、農村電網、農村市場、水利設施、文化教育、科技推廣、優撫等基礎設施和服務。
農村公共品供給嚴重不足,已成為制約農村發展的障礙性因素。目前大部分農村基礎設施普遍存在設施老化,新建和更新改造投資不足,農業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地力下降,農用工業發展落后。農業機械老化且不配套,利用率低;農業科研機構、技術推廣體系不夠健全,力量薄弱、經費短缺;農村交通、通信設施落后,農村法律、文化服務機構不完善。為解決這些問題,國家加大了對農業的支持與保護,增加了財政對農業農村的投入,并明確提出今后國家新增公共事業支出要主要用于農村。近幾年來,國家對農村電網進行投資改造,改善了農村的用電條件,又從2001年開始,實施節水灌溉、人畜飲水、沼氣推廣、小水電建設、草場圍欄、鄉村道路硬化等“農村六小工程”,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后我們還要在政府增加對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拓展地方公共物品的融資方式等方面注入更多力量。
發展社會公益保障事業,把基本消費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