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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程度深,化肥、農藥的施用土地產出的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最大的。這兩類污染在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巨大的威脅。
二、小城鎮和鄉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鄉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基礎設施的不管制的不健全,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嚴重的“臟亂差”:每年產生的約為1.5億噸的鄉村生活垃圾幾乎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3000萬噸的鄉村生活污水幾乎直排,使鄉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然而,在我國鄉村現代化進程發展較快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不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的并經濟的而,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卻在與日俱增。
三、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鄉村自然經濟的,鄉村工業化上是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環境污染,加大了治理的,還污染危害直接到周邊的自然生態環境。,我國鄉鎮企業廢水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一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污染物率也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率。
我國鄉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環境污染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小污”成“大害”,給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的負面。為此,應當如下措施:
1、環境立法,健全鄉村環境管理機構,環境保護職責權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鄉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考慮。
2、要加大財政資金的支持。城鄉分治使城市和鄉村間著嚴重的不公平。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長期,把污染防治投資幾乎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鄉村擴散,而鄉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那一世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這是我國政府新型的國家治理格局。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是實現這一管理格局的基礎工程。
標準化是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抓手。利用標準化手段,系統地制定和推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有利于高效公平地運用公共資源并引導社會資源滿足公民的合理需求。杭州市拱墅區成立了全國首家“社區衛生服務管理集團”,市質監局將試點成果上升為杭州市地方標準《城市社區衛生服務規范》,同時又成為省級試點,引領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標準化。
標準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空白的補充。浙江省率先推行的“四張清單一張網”的權責清單制度,就是用標準化的方法全面梳理各級地方政府的職責權限,構建“權界清晰、分工合理、權責一致、運轉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職能體系,已經取得明顯的成效。
標準化是提升社會管理績效的主要手段。通過建立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體系,可以大幅度減少政府內部的請示和審批,提高政府在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領域的效率和水平。被授予“國家級中國美麗鄉村標準化創建示范縣”稱號的安吉縣,按照“標準化建設,規范化管理”的原則制定了20項“中國美麗鄉村”建設標準,使美麗鄉村各環節建設有據可依、簡便易行。《美麗鄉村建設規范》上升為全國首個美麗鄉村建設地方標準。
標準化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奠基措施。標準作為自愿性手段,是法律體系向具體化、精細化方向的延伸,既體現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又彌補了法律法規的不足,為依法治國奠定扎實的基礎。杭州市上城區作為全國首批公共服務標準化試點,形成了科學有效的權力清單,推動了政府主導型服務向群眾需求型服務轉變,經驗型管理向依法管理轉變。
標準化是社會共治的權威依據。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就是要用標準體系為自治和共治提供遵循,為主體的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化解矛盾、促進和諧提供規范。寧波市海曙區社區家政服務國家級標準化試點項目建設整合各方力量,形成了“政府引導,協會主導,企業支撐,社會參與”的新模式,同時引入社會各方力量形成共同監督的良好氛圍,實現了社會共治。
“十三五”時期是實現社會管理標準化的關鍵時期
《國家標準化體系發展規劃(2015-2020年)》規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支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標準化體系。“十三五”時期是實現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的關鍵時期。
要確立標準化在國家治理中的戰略地位。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標準化應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手段,成為實現人人受益的“中國夢”的重要保障。要加強標準制訂和執行,破解標準真空,讓標準成為政府管控的重要職能,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抓手。
要把制度體系成熟定型的成果標準化。標準體系是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配套的標準體系是制度成熟定型的重要標志。所以,必須把建立和完善標準體系放在制度建設“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位置,增強具有推廣價值的改革探索的可復制性。
當前,變革已進入具體準則創新階段。在此階段,當地經過自立性準則創新在重點范疇和關鍵環節先行先試,成為了推進變革向縱深發展的主要方法。在2003年開端施行統籌城鄉、“四位一體”科學發展總體計謀基本上,于年月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變革實驗區(以下簡稱“實驗區”),針對“城鄉二元體系體例”這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條理矛盾,開展了一系列以自立性準則創新為特征的先行先試探究,在體系體例轉軌新階段中,為全國變革創新發明了很多有價值的經歷。這些變革探究,歸結起來首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探究。所謂新型城鄉關系,就是經過準則創新,構建持續發展一體化新機制,完成城鄉之間人口自在遷移,要素自在活動,公共效勞平衡掩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一探究,是一項觸及經濟社會發展的系統工程。經由30多年變革開放,當前我國總體上曾經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構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式的新階段,構建新型城鄉關系曾經成為新期間統籌城鄉發展的計謀基本。“實驗區”經過系統推進城鄉規劃、財產發展、市場體系體例、基本設備、公共效勞和治理體系體例一體化,以鄉村地盤產權準則、戶籍準則變革為中心對構建新型城鄉關系進行了勇敢測驗。
二是對優化城鄉功用和形狀的探究。的統籌城鄉發展是在1.24萬平方公里、以平原為主體的區域內進行,沒有山區、丘陵的天然阻隔,城市與周邊地域的經濟社會聯絡相對嚴密,城市和鄉村人口根本相當,統籌城鄉的變革和探究更多地表現“城”與“鄉”若何完成功用與形狀的交融,然后構成一個“城鄉一體”的大都會區。在此布景下,在以“三個集中”提拔城鄉空間集約應用程度的基本上,提出了“全域”的理念,明白了構成人口、資本、情況協調發展的總體功用分區,確定了一批指導財產有用堆積的計謀功用區,對全域進行統籌規劃,統籌布置全域局限內的要素活動和財產結構,以此推進城鄉功用和形狀的合理重組與更迭。
三是對農業、鄉村發展的探究。農業、鄉村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點和難點,只要從發展機制和情況上改變了農業、鄉村的相對弱勢位置,才干提拔農業、鄉村的自我發展才能;在鄉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城市疾速發展的還,完成農業、鄉村本身的同步發展,然后在真正意義上完成城和鄉的“統籌”發展。“實驗區”經過對農業、鄉村發展的基本性準則進行變革和創新,以縣政府指導的方法構成有益于農業、鄉村發展的市場情況,將鄉村地盤產權準則變革、鄉村金融創新、鄉村集體經濟組織方式創新相結合,構成了推進農業、鄉村發展的縣政府與市場的合力。
四是對社會治理變革創新的探究。當時階段,我國體系體例變革的目的曾經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經濟體系體例變革,而是更深條理的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的具體革新;變革的前史任務不只僅是改變經濟體系體例,更主要的是改變經濟發展方法和構建調和社會。“實驗區”相同肩負著對體系體例變革新范疇進行探究的工作,在對鄉村地盤產權、戶籍準則、金融體系體例等深條理范疇進行探究的基本上,“實驗區”將變革的觸角進一步深化到了底層管治、社會治理等“深水區”,對構建城鄉群眾共創共享變革發展效果的社會治理進行了探究。
經過七年的探究理論,“實驗區”不管在推進統籌城鄉的變革自身,照樣探究有益的區域發展形式方面,都獲得了一系列值得一定的成效和經歷。首先,年至今,地域生產總值先后躍上2000億元、3000億元、4000億元三個“千億元”臺階,年到達了4502.6億元;城鎮化率由56.8%提拔到年的64.9%,年均進步1.35個百分點;與此還,鄉村基本設備和公共效勞程度分明提拔,城鄉收入比一直不變在2.6:1左右,城鄉居民間的公道化水平分明進步,對構成效率與公道統籌的區域發展形式作出了有益探究。其次,構建了人口、資本、情況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鄉形狀,總體上構成了卓有成效的城鄉統籌發展的體系體例框架。再次,以構成市場化的資本裝備機制為中心,起勁找到縣政府與市場有用結合的均衡點,還以各類方法最大限制調動廣闊群眾參加變革的積極性和自動性,初步構成了縣政府市場聯動、大眾普遍參加的變革動力機制。
城鄉一體化管理成為必然趨勢
城鎮化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走向,也是一種必然趨勢。然而,對城鎮化的理解,則需要超越傳統城鎮化的范疇。傳統城鎮化模式主要是人口向城鎮的聚集,伴隨著城鎮的發展,農村走向衰落和終結。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關鍵目標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而不是僅僅依靠大城市或小城鎮的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目標,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是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城鄉分治的格局。而導致這些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在制度安排,所以新型城鎮化的主要途徑是要通過制度創新,逐步消除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目前鄉村社會治理的基本制度為村民自治,這一制度是在1982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實施后逐步在全國農村推進,并得以不斷完善。某種意義上說,村民自治制度是繼制解體后鄉村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改革創新。村民自治制度發展至今,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因而也成為當前政府農村工作的一項基本政策,也是農村的一項基本社會管理體制。
村民自治在擴大農村基層民主、組織鄉村社會建設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不容忽視的是,現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城鄉分治的二元體制框架下設計的。從該制度的法理內容來看,村民自治主要是為了達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而從制度實施的現實來看,村民自治實際上在執行著管理鄉村基層社會經濟的職能。一方面村委會在村級集體經濟和集體產權管理中發揮著領導功能,另一方面又承擔著村級公共事務管理的職能。然而,由于村并沒有獨立的財政來源,所以無法實現真正的村自治。要讓城鎮化的推進與農村發展協調統一起來,就需要在城鄉一體化的框架下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也就是將村民自治納入到城鄉一體化的公共管理和社會管理體系之中。
首先,目前村民自治組織所承擔的基層公共管理的功能需要納入統一的公共管理體制之中。在地市一級的行政轄區內,按照城鄉一體化和基本民生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原則,統一配置交通、文化教育、醫療衛生、水利、環境等公共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并實施統一管理。打破城市與農村分離的財政體系,將農村公共領域里各項投入,編入到城鄉一體的公共財政預算體系之中。對于偏遠貧困地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及公共管理的支出,可由地方政府申報中央財政資金的扶持。
其次,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和集體產權制度,讓村民自治組織逐步退出管理村集體土地和村級經濟。為了深化村民經濟活動的獨立自主性,避免因集體產權模糊而引發和激化農村社會矛盾,鄉村在經濟管理方面必須推進集體產權的確權改革,也就是對農村集體土地或其它集體產權加以細化,將具體權責范圍明晰到農民個體之上。并通過制度創新建立起集體產權交易機制,使農民個體的產權收益更加明確。
此外,按照城鄉一體化方式,建設和完善鄉村基層社會生活領域里的村民自治。農村的村民自治組織建設可以參照城市居委會建設模式,由村民直接選舉,組織的運行經費納入到統一的財政支出之中,以確保村民自治得以普遍地、統一地、正常地運行。與此同時,村民委員會主要致力于服務村民生活。
將村民自治作為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體制的組成部分去加以發展和完善,是新型城鎮化的必然要求,也可以說是新形勢下農村發展的必然趨勢。作為一項制度改革與創新,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體制將為城鄉均衡、和諧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當前農村與城市之間最突出的差別問題就是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及其它社會生活條件的落后,而要徹底改變這種局面,僅僅靠農民自我建設和中央支農資金支持,其效率很有限。
作為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
新型城鎮化也是社會生活方式現代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生活領域的重要變遷集中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所謂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實際上也就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內容—“四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
自治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屬性和特征之一,自治并不等同于民主。傳統的鄉村社會也有自治,傳統鄉村自治通常是在鄉村精英如族長和宗教權威的主導下運行的,此種自治雖保證了村莊的相對獨立性,但其實并未實現村民的自主性,而且也因過于強調村莊內部自治導致村莊封閉性增強。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自然需要從傳統自治向現代自治轉型,與現代鄉村社會生活方式保持一致。鄉村是人類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場域,伴隨著社會變遷發展與城市化,一部分鄉村人口遷移至城鎮居住和生活。從遷移理論來看,人們從鄉村向城鎮的遷移行為,主要受兩種力量的作用:一是鄉村的推力作用,二是城鎮的拉力作用。推力作用機制就是鄉村中影響人們社會生活的不利條件或因素,拉力作用機制主要是城市優越于鄉村的社會條件及因素。不過,從人類社會城鎮化的整個過程來看,城鎮化并不只是鄉村人口向城鎮的遷移和聚集。城鎮化同樣還包括鄉村的城鎮化,而鄉村城鎮化實際上就是鄉村社會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與現代化。
鄉村社會生活方式的城鎮化,既需要有鄉村生活物質環境和條件的改善,同時也需要營造現代的人文環境,即農村居民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民主化是社會生活領域的本質特征和要求,因為在生活中,具有自主性的個體完全能夠支配而且應該由個人來支配其自身的生活性事務,所以自主選擇、自我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在鄉村基層社會生活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非常重要。
作為鄉村民主化的社會生活方式,村民自治就是要不斷推進和完善基層社會生活領域的民主。首先,通過民主選舉選擇出多數村民所信任的村委會成員,由村民直接選舉出來的基層組織,主要職能就是組織協調鄉村基層社會生活及社會秩序,即為不斷改善鄉村社會生活環境而服務。推進鄉村基層民主選舉,其重要意義還在于在基層社會形成民主生活的社會風尚,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奠定社會基礎。讓廣大村民參與到與其生活相關的基層選舉之中,可以培養人們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識和民主作風,從而在鄉村社會生活領域形成民主化的風尚和環境。其次,村民自治中的民主決策也將主要在社會生活領域得以體現,即鄉村居民可以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對自己生活中的事務能夠自主決策、能參與村莊內部生活中的共同事務的決策。村民自治組織的形成應該是為實現這些目標提供制度和組織保障,而不是讓村委會來實現自治。因而民主決策不能局限在村民自治組織之中,而需要拓展為一項基本原則和制度,這一原則和制度就是要促進村民個人獨立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合法權益和獨立自主做出自己的合法行為選擇。當村莊成為人們自主生活的社會空間時,一方面廣大村民的個體能動性、創造性和積極性會被調動起來、激發起來,為鄉村發展提供動力來源。另一方面,村民在社會生活中民主決策范圍的不斷拓展,也將促進鄉村社會的進一步開放。只有當村民獨立自主支配其生產要素或資源配置時,農村的要素市場才能發育、發展起來;只有農村市場發展起來了,農村才會進一步開放;農村只有走向開放,才會有新鮮的“血液”進入農村,農村才會獲得新的發展機遇。
未來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將主要是鄉村基層社會管理的民主化。由于村莊主要是社會生活的空間而不是政治單位或行政單位,因而村民自治的民主管理應該走向社會管理領域,即鄉村民主管理的范圍主要在社會性事務或生活性事務之內。目前村民自治的一個突出問題就在于政社不分、公共管理與社會管理不分。制度設計賦予村民自治過多且模糊的功能,致使鄉村基層政權建設與社會建設、公共管理與社會管理混同在一起,由此影響到村民自治的社會效益。如果讓村民自治回歸到民主管理鄉村基層社會的生活性事務,其職能也就走向專門化、單一化,村民自治組織的權責會更加對稱、更加明晰,有利于其在基層社會生活民主化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加有效、更為積極的功能。
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民主監督的內容主要表現為村民在平常生活中的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而且民主監督主要是在村莊及村民內部對共同生活的事務和社會行為的相互監督。由于當前的村民自治組織承擔著管理集體土地和集體產權收益的職能,以及組織和管理村級經濟的功能,所以村民自治的民主監督主要是針對村委會的,即村民對自治組織的監督。村民之所以要對村委會實行監督,村委會之所以要公開村務接受監督,在一定意義上表明村級自治組織擁有了較大權力,成為一種類似權力機關的組織,而與法律所界定的群眾性自治組織不相一致。所以,當村民自治組織逐步去權力化,村民就不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去監督村委會,村委會也就可以真正代表村民履行社會監督職責,在構建基層良好社會風尚、解決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中發揮更為積極的功能。
作為一種現代生活方式,村民自治需要通過相互監督和行為自律來達到生活的理性化,并由此協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村民自治一方面使個體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大大提高,與此同時也就需要提高個體的社會性,以使社會關系得以協調。個體社會性的提高必須通過法律及規范來規制個體的行為選擇,并通過社會監督機制促使個人遵循法律和規范。由于村民自治組織是廣大村民直接民主選舉產生的群眾性組織,能很好地反映和代表村民意見,因而充分發揮其對基層違法違規行為的監督和教育功能,將有助于構建和諧的基層社會。
走向社區建設
在新型城鎮化及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鄉村將依然是居民居住和生活的重要社會空間,鄉村的變遷與發展將主要體現為村莊的社會生活環境越來越接近于、越來越類似于城鎮社區生活環境。要達到這一目標,鄉村在社會管理上就需要朝著社區建設與管理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作為鄉村治理的基本制度—村民自治要走向社區建設,與社區管理統一起來。
在社會學意義上,傳統的村落盡管也屬于一種社區,嚴格地說是一種社會生活共同體(community),這一共同體主要是基于血緣和地緣而形成的,即具有一定親屬關系的和長期居住生活在共同場域的居民而構成的社會共同體。傳統鄉村社區的存在和維續主要依靠熟悉的社會關系紐帶、禮俗規范以及認同邊界,因而容易在村莊內部形成自治格局,但同時也容易使社區封閉起來。現代意義的鄉村社區建設則是在開放的社會推進社會生活共同體的建設,即在不同社會關系的個體及群體之間建構社會共識、規范和秩序。
從發展的角度看,更好地治理鄉村社會生活空間,關鍵是要解決制約鄉村發展的三個問題:一是村莊的封閉性,二是鄉村人口的單向外流,三是鄉村發展的可持續性。就目前的村民自治狀況而言,難以解決這三個基本問題,甚至有些自治策略和措施,雖對擴大鄉村基層民主有促進作用,但對鄉村發展問題還可能具有強化和固化作用。因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地根據鄉村發展的實際深化改革和創新。
首先,村莊的封閉性使得鄉村發展只能按照自然循環的方式發展,即通過村莊內部人口一代一代地自然更替,維持著鄉村的存續。由于封閉的鄉村難以讓新生力量進入,因而鄉村發展最多不過是村莊內部面貌的更新,而難以與社會轉型保持協調。未來的村民自治需要改變鄉村治理策略和治理模式。具體而言,就是村民自治必須超越傳統村莊自治理念,走向現代社區建設。通過鄉村社區建設,一方面可以發揮基層社會力量更好建設和管理鄉村社會;另一方面在新的生活共同體構建過程中促進鄉村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讓更為廣泛的社會力量參與到鄉村建設和發展之中,從而可以把鄉村建設成與城市社區相類似的社會生活空間。
其次,鄉村人口的單向外流,導致鄉村建設與發展的基礎越來越不穩定、發展的后勁越來越匱乏,由此也可能導致鄉村社會逐步走向衰落,乃至有大量的村莊因此而走向終結。盡管在城鎮化的大背景下,鄉村人口的外流是一種趨勢,流動也是農民的自主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有些村莊的衰落和終結是理所當然的結局。鄉村人口向外凈流出的格局是在二元體制和二元社會經濟下發生的,由于城鎮生產和生活方式已走向現代化,而鄉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依然維持在傳統落后的狀態,農民自然會不斷地走出鄉村、流向城市。如果城鄉差別過大、城鄉二元體制存在,這種鄉村人口凈外流的問題就難以得到真正解決。因此,要緩解和改善目前鄉村單向外流局面,必須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鄉村社區得以更好的建設與發展,鄉村社區生活方式同樣達到現代化水平;二是鄉村社會是充分開放的,即鄉村市場必須充分發展。要讓村落社區不僅發展成為“本村人”共同生活的社會空間,更是市場共同體的組成部分。
再次,無論是新農村建設還是城鎮化,其共同目標都是促進發展,其中自然也包括鄉村的發展。如果只有城市擴張和發展,而鄉村不斷走向衰落和終結,那么這一發展過程很難說是協調的和良性的發展。加強農村社區建設將是解決鄉村發展的持續性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村民自治的大趨勢。農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有相應的社會管理體制作保障,在現代化和城鎮化的大背景下,必須改革現行的農村社會管理體制,即把村民自治的鄉村社會管理轉向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主要就是按照城鄉一體化的原則來建設和管理鄉村社會,即參照現代城市的社會管理體系和模式來管理和發展鄉村社會。目前城市社會的基層管理體制已基本從居委會管理體制轉向社區管理,社區建設與管理體制實現了基層社會管理的專門化和社會化,大大提高了社區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效率,對促進社區生活環境的改善起到積極作用。同樣,在農村推進村民自治向農村社區建設與管理的轉變,也將會提高農村社會管理的效率,對不斷改善農村社會生活環境發揮重要推動作用。伴隨著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推進,鄉村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也就會得以持續地發展。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城鎮化背景下鄉村自治的理想選擇,通過農村社區建設,可以更好地改變人們固有的城鄉差別觀念,形成城鄉融合與一體化的新理念,樹立建設新農村的信心,重新構建鄉村社會認同體系。此外,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重點在于建立起新型的基層社會管理體系,通過新的社區管理模式,使鄉村得以更好地建設與發展。由此打破傳統村落邊界的封閉以及舊體制的束縛,把鄉村建設成為一個更加開放、更有活力的新型社會生活共同體。
“鄉賢”一詞,始于東漢,是國家對有作為的官員,或有崇高威望、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的社會賢達,去世后予以表彰的榮譽稱號,是對享有這一稱號者人生價值的肯定。《漢語大詞典》中這樣解釋“鄉賢”:“鄉里中德行高尚的人。”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一些在鄉村社會建設、風習教化、鄉里公共事務中貢獻力量的鄉紳或鄉賢之士,也都被稱為“鄉賢”,由此而形成了鄉賢文化。
鄉賢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植根于鄉村社會土壤,蘊含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善等優秀文化基因。它曾為中國社會的穩定、中華文明的傳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中體現在建設鄉村、改善民生、謀利桑梓等方面的群體追求和故鄉情懷。
隨著時展,我國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傳統社會的架構并沒有完全坍塌,鄉村社會錯綜的人際交往方式、以血緣維系的家族和鄰里關系依然廣泛存在。改革發展進程中會出現很多難以預料的矛盾,作為農村中有聲望、有能力的長者、賢人,鄉賢在村子里地位比較高,村民比較能夠聽得進他們的意見,可以起到協調沖突、彌合社會分歧的作用,使社會改革發展進程在鄉村這一層面變得更加平順,有利于農民、農村順利融入現代化進程,分享改革開放的紅利。從這個意義上說,鄉賢就像高壓鍋的“安全閥”,可以把社會矛盾化解于無形。
面對鄉村的傳統秩序受到沖擊、傳統社會紐帶越來越松弛的情況,如何讓鄉土社會更好地粘合起來,讓社會轉型中的個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關注,讓“風箏不斷線”,讓人走得再遠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沒有認同感,鄉賢就是能起到這種作用的關鍵人物。鄉賢大都對傳統和現代有較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們扎根本土,對我國傳統文化和鄉村情況比較熟悉;另一方面,他們具有新知識、新眼界,對現代社會價值觀念和知識技能有一定把握。
因而,現代鄉賢成了連接傳統與現代的橋梁,讓傳統與現代有了“可譯性”。鄉賢用自己的知識和人格修養成為鄉民維系情感聯絡的紐帶,用村民們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傳遞現代知識,讓現代的法律和契約精神與傳統的價值和倫理得以協調,讓村民有村落的歸屬感和社區的榮譽感,這樣的鄉賢文化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他們以身作則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鄉賢何在
可是在城鎮化的浪潮中,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村落被遺棄空置。同時,如同清末民國時期,鄉村文化精英出于經濟等利益的考慮紛紛走出農村,定居城市。從農村走出的大學生,也很少再返回家鄉。農村優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動,正所謂“秀才都擠進城里”,有人不禁叩問“鄉賢何在”?
近些年來,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積極倡導鄉賢文化。《光明日報》去年推出“新鄉賢?新鄉村”系列報道,在全國各地發掘“新鄉賢”和“鄉賢文化”與新鄉村建設的新聞故事、新聞人物和新鮮經驗,給出了重要啟示。從現實情況看,新鄉賢的主體范圍更加寬泛了。
有的鄉賢扎根本土,把現代價值觀傳遞給村民。如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先進典型,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為“新鄉賢”的主體。還有一種鄉賢出去奮斗,有了成就再回饋鄉里,他們的思想觀念、知識和財富都能影響家鄉。包括鄉村干部、文人學者、退休官員、企業家、科技工作者、海外華人華僑等。他們視野開闊,資源廣泛,對于哺育自己的家鄉念念不忘。他們當年從鄉村走出,經過了社會的磨礪,成為精英。如今返回故鄉,或以自己畢生所集聚的能力奉獻家鄉建設,反哺故園。
“鄉賢文化”從某種意義來看,就是某一個地域中的優秀文化。一方鄉賢,在一方鄉土中的人文道德力量不可謂不大,由一鄉及一縣,由一縣及一省,由一省及全國,所謂聚溪成流,其影響不可忽略低估。當前新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發掘與實踐表明,鄉賢文化是可資利用的重要文化資源,對于新農村建設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當代鄉賢在農村基層建設,傳統村落文化的保護和傳承等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因此,當代中國需要鄉賢文化的復興,在當今農村社會中呼喚新鄉賢。新鄉賢文化的弘揚有很強的示范引領作用,他們的嘉言懿行能夠像古代的鄉賢一樣垂范鄉里,涵育文明鄉風,并進一步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深深扎根。
這不是傳統士文化的回歸,而是要實現社會賢達和社會體系的有機融合、現代社會治理在鄉村基層的有效落實。新農村需要的是“新鄉賢文化”,新鄉賢文化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有效推手,依法治鄉、完善現代鄉村治理。同時,對于當下鄉村穩定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健全鄉村居民利益表達機制,能夠更好地讓村民行為有法度、價值有引領、操守有規范。
新鄉賢文化的精神內核
新鄉賢文化倡導民主法治理念、開放競爭意識、包容創新氛圍、幸福平等精神等現代文明因子;從文化主體上說,新鄉賢既包括道德模范、社會賢達等,也包括以自己的專長、學識和財富建設鄉村、改善民生的優秀人物。因此,新鄉賢文化既汲取傳統鄉賢文化中的價值精華,又踐行和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傳統鄉賢文化的批判性繼承、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社會相契合、傳統與現代相對接的文化。
新鄉賢文化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極其珍貴的思想資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豐富的含義,“友善、誠信、敬業、愛國”這四個關鍵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個人層面的基本規范和要求。從鄉賢文化來看,它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相同的終極追求。
關鍵詞一:友善
鄉土的被拋棄和被遺忘,是當代中國現代化過程中諸多兩難性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鄉土意識的喪失和社會基層的碎片化,使我們陷入都市與鄉村、傳統與現實的斷裂和撕扯,以及單向度生活的無助之中。一方面是城市生活的局促、緊張,以及嚴重的霧霾等環境問題,另一方面是鄉村的寂寥和荒蕪。據報道,在2000年至2010年這十年間,中國消失的自然村高達90萬個。更為嚴重和難以面對的,是老人的孤獨死亡和自殺率上升。
西方的近代工業史、城市發展史,作為他山之石,可以是我們思考社會發展道路的一種借鑒。在近代西方,單一的城市化是片面化的發展觀和理性主義文化的體現。在這樣一種社會邏輯中,似乎城市的就是文明的和科學的,而鄉土的就是未開化的,甚至是野蠻的。但在經歷過短暫的城市化狂潮之后,二十世紀下半期,西方出現了迅速的逆城市化。由于交通擁擠、污染嚴重和犯罪增長等城市病日趨嚴重,城市人口開始向郊區和農村流動,市區“空心化”。以人口集中和工業經濟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發生逆轉。綠色政治運動和鄉村保護運動,成為對城市化和工業主義的直接對抗。今天,我國的城鎮化和現代化方興未艾,如何避免走西方現代化的老路,更為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避免城鄉二元化,以及避免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出現的嚴重的社會問題,的確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探索。
一個必然的邏輯結論是回歸鄉土,也就是切實把工業與自然、城市與鄉村統一起來。首先是觀念的變革。在社會發展方向的定位和社會制度頂層的設計中,要重新認識發展的真正意義,樹立科學與人文、傳統與現實統一的發展觀。在個體日常生活的層面上,要著力培育和踐履科學而健康的價值觀,強調個人對社會、對自然、對人類未來的責任。重塑鄉土意識和家園意識,無疑為新的價值和文化的培育,提供了厚實而開闊的話語空間。其次,以生態文明建設為抓手,真正認識和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與生態建設的統一性和整體性。生態文明建設無疑是更加貼近自然和鄉土的,生態經濟和綠色產業的優先發展是鄉土回歸的直接道路。最后,充分動員各種社會資源和力量投身鄉村的守護和建設。這里,政府的意志和責任無疑是很重要的,政府可以用社會化和市場化的機制,有序引導資本和企業到廣大的農村來,引導它們為鄉土經濟的發展、為農村公共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政府也有必要引導大量新生的社會組織,投身鄉土社會的建設和治理。
農村區域最大、農村人口最多,4個城區中。目前全區仍有100多平方公里的農村區域和近10萬農民,全市城區農村面積和農業人口第一大區。近年來,堅持以現代化大城市建設為統攬,加快推進農村經濟融入鄉村經濟,農村形態轉化為城市形態,廣大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
取得明顯效果:一是農村基礎設施日趨完善。鄉村基礎設施加快向農村區域延伸,村村通”工程基本完成,農村平安飲用水工程快速推進,農業生產區域基本形成了田成方、林成網、路相通、渠相連、旱能灌、澇能排”現代農業基礎格局。
二是生態休閑旅游業蓬勃發展。勝利舉辦秋色旅游節、葡萄節和龍蝦美食文化節等節慶活動,全省創響旅游農業品牌。全面開展綠化大會戰,人居環境明顯改善,生態環境日趨良好。鎮先后榮獲“國家農業旅游示范點”首批農家樂示范點”生態建設示范點”環境優美鄉”等稱號。
三是新農村建設全省領先。徽派風格、現代水鄉、生態果園、都市農莊”新農村建設彰顯特色,等10個村被評為省、市示范點,鎮榮獲“全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試點鄉鎮”稱號。開展以“清潔家園、綠化鄉村”專項行動,實施文明鄉村建設四年規劃,村容村貌顯著改善。
四是農業結構逐步優化。加快推進農業內部結構調整,形成葡萄、蔬菜、瓜果、苗木、花卉、龍蝦等六大優勢產業。深入實施農業規范化工程,全區主要農產品均被認定為國家或省級無公害農產品。
堅持以項目開發推動結構調整,土地整理、農業綜合開發等重點項目加快實施。但對照現代化大城市建設的高標準、高要求,區都市農業發展還存在一些差別和不足,主要表示在農業發展正處于由城郊型農業向都市型農業的轉型期,方式上存在著粗放農業與精致農業共存的現狀,區域上存在著點線基地現代農業與區域激進農業反差的矛盾;農村經濟發展仍然存在組織化程度較低、基礎設施單薄、水環境污染等問題,難以適應現代都市農業發展的需求;農民市民化轉型進程相對緩慢與鄉村化進程快速推進的矛盾日顯突出。
統籌解決好“三農問題”,構建與現代化大城市相適應的都市農業產業體系和新型城鄉關系,是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落實到具體工作,下一步重點實施6大工程:
一、實施生態建設工程
適應大城市建設對環境容量的高標準要求,把都市農業作為現代化大城市的生態板塊,加快建設以湖區文化為特色的生態服務高地,努力把包河建設成為中國最美的湖區。繼續深入開展“綠化大會戰”,大力實施“五個一”工程,彰顯“濱水生態、綠色氧吧、城市花園”的特色與亮點。加強區域內水環境綜合治理,深入推進入河流綜合整治專項行動,加大治污力度,強化重點污染企業治理,做到達標排放;推進十五里河沿岸的人工濕地和生物凈化設施建設,逐步在集中居住點推開。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和循環農業,強力推進農業標準化,狠抓無公害農產品示范基地建設,爭創國家、省級農業標準化品牌,增強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加強生態文化建設,引導城鄉廣大群眾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培育保護生態環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營造保護生態環境的社會氛圍。
二、實施基礎設施建設工程
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向南部農村區域延伸,加快農村電網、供水管網、信息網絡、商業網點建設,實現城鄉資源共享。加強農村公路與城市道路對接,加快推進村莊內部主次干道建設,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交通,形成結構合理、方便快捷的交通網絡。以土地整理項目、農業綜合開發項目和萬畝防洪達標工程、大小農業綜合開發項目為抓手,推進以農田水利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建立供排水、防洪防澇和水生態環境保護體系。繼續實施農村人飲安全工程,加快實現村村通自來水,徹底解決農村居民飲水安全問題。
三、實施村莊整治工程
全面啟動文明鄉村建設四年規劃,深入開展以“清潔家園、綠化鄉村”為主要內容的村容村貌環境綜合整治,繼續實施“六清理三綠化”活動,切實改變中遠郊腹地農村、城郊結合部和城中村“臟亂差”面貌,力爭通過2年時間的努力,全區所有行政村都建成文明鄉村,實現“溝渠凈化、道路硬化、環境綠化、路燈亮化、墻面美化、衛生潔化”的目標,村莊環境長效管理的工作機制得到有效完善,形成環境整潔、秩序井然、生態良好、鄉風文明的村居新面貌。
四、實施農業園區工程
加快推進農業生產園區化,不斷提高農村產業發展的集聚度,逐步形成集群化、特色化、生態化的農村產業發展新格局。在產業發展上,加快調整農業內部結構,以發展設施農業為重點,推進蔬菜、瓜果、苗木、花卉等農業主導產業集聚發展,同時加快農業與二、三產業的融合,提高農業的附加值和比較效益。在發展方式上,以引導農民流轉土地為突破口,大力開展農業招商引資,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提高土地產出效益,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在發展重點上,重點抓好東以及大等4個功能開發,根據各個的產業特色,東著力打造“后花園”和“中國最美的湖區都市田園”;結合省農業綜合開發項目的實施,發展休閑觀光農業、綠色設施園藝種植業和高端服務業;以綠色港灣公園建設為龍頭,建設集人居、度假、游憩于一體的生態水岸公園。義城鎮大以萬畝速生林基地為依托,大力發展林種林養經濟,著力建設市民休閑度假的天然氧吧。
五、實施旅游營銷工程
從營銷包河的戰略高度,深度挖掘區域農業旅游文化資源,打響“春色旅游節、葡萄節和龍蝦美食文化節”三大節慶旅游品牌。突出城市居民需求,圍繞“吃、住、行、游、購、娛”做文章,進一步完善旅游景點基礎設施,提升鄉村旅游接待能力和水平,注重開發農業休閑娛樂、觀光垂釣、采摘體驗等旅游產品,延伸開發一批特色鮮明的旅游紀念品、工藝品和禮品,豐富提升鄉村旅游的內涵和品位。突出宣傳、營銷包河,通過旅游節慶活動的開展,讓更多的游客走進,感受包河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和強勢崛起的發展潛力。
關鍵詞:農村空心化;人口空心化;農村社區建設;政策革新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2)05—0103—04
建設一個“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是我國農村社區建設的總體目標,也是我國城市化戰略的重要保障。然而,伴隨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農村人口外流所形成的空心化現象日漸突出,對農業生產、農村公共服務、村民自治以及鄉村社會秩序等產生了消極影響,導致農村社會整體性衰落與凋敝。這一狀況嚴重制約著農村社區建設的良性發展,也對我國城市化進程帶來不利影響。推進農村社區建設的重心之一,就是通過治理創新填充農村空心化,促進農村社區和諧、富裕和發展。
一、我國農村空心化的生成過程關于農村空心化概念,學界大體上形成三種認識:一是空間與聚落的空心化。主要從地理學或建筑學角度,解構農村居住習慣所帶來的土地、空間、聚落的變化規律。如劉彥隨為首的中國科學院課題組認為,農村空心化是由于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舊”以及城鎮化引發的“人走屋空”,導致村莊用地規模擴大、閑置廢棄加劇的一種“外擴內空”的不良演化。①二是人口的空心化。將農村人口空心化看成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流入城市,導致農村人口下降和農村青壯年人口比例下降,農村剩下的人口大多數是老人、婦女和兒童的獨特現象。②這一研究將空心化的重心從地理空間和建筑轉向人口,實際上是對不斷加劇的農民外流現象的學術關切。三是經濟社會與基礎設施的空心化。這一研究對于空心化的認知更為綜合和復雜,不是簡單的居住空間和人口數量的變化,而是指支撐鄉村可持續發展和文明轉型的資金、技術、知識、人才和需求等資源大量流失所導致鄉村治理手段的匱乏以及鄉村發展的困境。③
在筆者看來,對于我國農村空心化的認知,還必須采取歷史和宏觀的視野來加以審視,放在我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加以把握。20世紀70年代末開啟的改革開放,掀開了我國現代化進程的新一頁。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村空心化問題也日益凸顯。實際上,農村空心化是在我國市場化、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驅動下,農村人口外流所導致的農業生產、農村經濟、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基層民主乃至社會心理等方面出現的遲滯、弱化與退化現象。農村空心化不僅是農村居住空間與聚落的變化過程,也不僅是單純的農村人口外流問題,它反映了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衰落與凋敝的總體態勢和基本格局。其具體生成機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市場化促進社會流動加快。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傳統戶籍制度和單位體制出現松動,人們根據市場要素的分配規則尋求謀生、創業和發財的
收稿日期:2012—06—25
*基金項目:民政部2012年農村社區建設理論研究課題《農村“空心化”與社區建設》的主要成果。
作者簡介:陳家喜,男,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副教授(深圳518060),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后(上海200433)。
劉王裔,男,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碩士生(深圳518060)。機會。農民可以離開土地,憑借體力或者一技之長到城市中謀生,由此催生了“亦工亦農”的農民工群體。據統計,90年代初,我國農民工群體已達6000多萬人。這一數字逐年增加,截至2011年已達2.5億人以上。與此相對應,從1996年到2009年,農村人口從8.5億下降到7.2億,幾乎以每年1千萬人的速度在遞減。
其二,工業化導致農民跨區域流動。我國工業化發展存在區域之間的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較早接受外資進入,也較早進入工業化階段,因此,農民工在流向上主要是向東部沿海大規模流動,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成為中西部地區農民工最主要的流入地。2010年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分別為5810萬和5065萬,分別占全國農民工的24%和20.9%,同期西部地區農民工跨省務工比例高達59.1%。④這些數字意味著大批中西部農民拋妻別子、遠赴他鄉務工的現實,同時也造成原戶籍所在地人口銳減的后果。
其三,城市化形成農村人口外流。近年來,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1978年我國城市化率僅為17.92%,到2009年城市化率已達46.59%,城鄉二元結構發生很大改觀。然而,城鄉之間的差距卻未有太大變化,城鄉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從1996年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基本處于持續上升趨勢,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23979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城鄉收入差距達3.43∶1。⑤此外,城鄉之間在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勞動就業、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差距也在不斷擴大。城市的工作機會、收入水平以及生活居住環境對于農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促使他們背井離鄉到城市尋找工作機會。
綜上所述,農村空心化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農村人口減少的社會現象。我國農村空心化現象體現的是中國快速現代化所導致的農村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變遷。市場化改革推動社會流動束縛的解除,工業化帶來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城市化加劇城鄉差距的擴大,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劇了農村空心化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結構的變遷。
關鍵詞:政治社會化;家庭;和諧建設;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3.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17)01 ― 0091 ― 03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它是一個動態而不是靜態的概念。從歷史的角度看,人類的家庭從古至今先后經歷了血緣家庭、普那路亞家庭、對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態。然而關于家庭,亞里士多德曾指出家庭是由于男女出于生理的需要同奴隸組合的以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會基本形式。但就現在社會,家庭更具融合特質,更加開放多元,成為社會建設的關鍵部分,同時,作為社會大系統的分支結構,反映著社會各方面的基本信息,囊括了社會的生活需求、利益關系、階層結構和社會運行規律,可以說家庭是整個社會的濃縮和體現。現代家庭和諧牽動著社會的健康與穩定。因此,自十七大以來黨和國家就提出建設“家庭美德”、家庭責任,也包括完善家庭的法律制度建設等方面,同時,黨的十也提出了“加強社會建設,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保證”。總體而言,和諧家庭建設,對社會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推動和諧社會建設并促進社會治理能力地提升。
一、社會中的家庭轉型
變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題之一。家庭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生活組織形式,因此,家庭也會隨著社會發展而變革。但在中國,家庭變革往往主要是政治力量在起作用。在中國古代,家庭與國家是同構關系,傳統的中國家庭以農業經濟為基礎,并在國家縱向權力結構中發揮著重要的政權控制功能;國家通過戶籍制度的社會管理模式,維系著國家政權對地方的控制和社會穩定,如體現在賦稅、兵役等方面;宗親血緣也是家庭的重要依據,長者地位崇高,且突出父權地位和權威,重男輕女、男耕女織、平均主義等思想構成了傳統家庭主義者的核心理念。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隨著社會結構重組和社會變革舉措的推進,傳統家庭也受到了明顯的沖擊,逐漸從傳統家庭結構過度到現代社會家庭,其中,很大的作用當屬有各時期的運動及婚姻法。比如20世紀50年代左右的實行運動及新婚姻法的實施,引起依靠土地為生的大批人口從傳統集體生活中解放出來,出現了新形式下的分家居住和婚姻自主模式,傳統的家庭權威在一次次的改革中受到削弱或分化,比如家庭權威削弱的一個體現為孩子的婚姻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獲得婚姻自主等合法權利。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在這一過程當中,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的確立,如1958年的的成立推動了農村集體經濟的,這一時期以集體化和公社化為特色,極大的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社會公有形態,包括家庭個人的飲食、住房、工作等都以集體的形式承擔,同時,發揮傳統的人口控制作用的家庭也在一步步瓦解,最終形成我國歷史上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這一高度計劃的社會管控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總之,農村集體經濟制度地確立對我國傳統家庭的解體是有明顯作用的。
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推行,同時,伴隨著市場化經濟和城鎮化不斷深入發展,引起家庭規模日益縮小,個體家庭成為趨勢;就家庭組織形式上,也日益多樣化,出現了留守家庭、空巢家庭、組合家庭等多樣化結合形式;就家庭功能上,傳統核心功能向消費、教育、贍養等方面轉變,更多體現在社會的承擔形式,比如各類學校、培訓機構等開始承擔傳統家庭的部分教育功能;應運而生的托兒所、養老院等社會組織承擔起了家庭的贍養功能等。同時,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管理制度,也日益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瓶頸,于是戶籍改革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可見,家庭中的個體已經逐步由“家庭人”向“社會人”發生轉變,他們的價值取向、道德素養、民主能力等都將在社會公共領域的得到發揮或體現。除此以外,現代家庭觀念的轉變,尤其在經濟發達的地方,人們出于個人價值觀的考慮,樂意成為單身族;由于城鎮化進程,特別是鄉村貧困地區多出現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的空巢家庭以及隔代的親子溝通與共同成長的問題;也有幼年的心理創傷長大后的犯罪行為及家庭暴力等現象存在。這些問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社會穩定的隱患,亟待M早通過社工等組織機制進行治理。所以,家庭與社會的聯系是日益緊密,關聯性更強。因此,對于構建協同式社會治理模式,從家庭自身與外部環境同時著手加強和諧家庭建設是有必要的。
二、和諧家庭建設的內容
和諧家庭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內在要求,又是一個動態的協調治理過程。既包括物質層面與精神層面建設的協調,又包括與家庭邊界以外的單元結構的和諧,還包括保障建設比如法律、制度、政策、婦聯組織、志愿者等社會支持保障建設。家庭系統內部各要素與外在社會和自然的關系均衡才能夠實現家庭和諧;而家庭系統的和諧才能夠推動社會和諧。所以,就整體而言,和諧家庭建設必然包含著家庭自身、社會、自然三方融合治理。
首先,家庭與社會是個和諧性相關結構。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過之本在家”。家庭組織是一種經過社會道德和法律認可,以男女婚姻為基礎的血緣關系組合的社會組織。社會作為家庭基本單元經過生產資料私有社會化的演繹形態,從社會形成與對社會沖突的治理中,社會治理與家庭密不可分。在現代社會發展的快節奏和大壓力下,社會生活中更容易出現個體彼此孤立感,而心靈孤獨的精神歸屬離不開幸福家庭的港灣;家庭能夠有效聚集分散的個體,給予家庭成員以情愛的歸屬。家庭固有著社會屬性,它的價值理念、生活方式等內容形成,比如家庭個體的自由幸福觀念、男女平等關系、責任與寬容品格也都受社會影響,體現著社會各方面的價值;同時,家庭共同體結構內在形成的這些諸多方面的因素又反作用于社會建設。不僅如此,由于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現代家庭面臨的是一個風險度不確定的社會,比如作為謀生的職業已不再是一個恒定狀態,家庭成員就業面臨著巨大的勞動競爭壓力,甚至女性由于兼顧兩種生產而遭受就業單位的歧視;再如,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健全,這兩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事關民生領域的子女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家庭成本迅速增加,很多家庭都因經濟重擔而處于貧困邊緣。總之,家庭的負載過重是與社會保障體系諸如教育、就業、住房、醫療等方面的不完善有必然的相關性,所以,社會應該從著手通過健全社會保障等相關的制度措施、組織服務等進一步降低家庭在社會轉型面臨的不穩定風險。因此,和諧家庭建設是社會和諧建設的一個體現,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涵。
其次,家庭內在和諧是獲得幸福能力和生活品質的關鍵,包括成員關系與人格和諧。就家庭成員關系而言,這就是要把和諧社會建設的價值導向和基本規定落實到具體的家庭成員互動的關系之中。家庭內部成員關系不像其它社會組織是一種純粹的契約關系,更多是一種以物質關系為基礎的精神層次之間的關系。情感交流是當前各家庭面臨的較為普遍的問題,是家庭和睦的重要內容。愛與責任是融合家庭成員關系的關鍵。愛與責任的建設能夠增強家庭成員的互助精神和擔當意識。就家庭成員的人格和諧,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師;人格塑造易受家庭長久積淀的家庭文化的影響。人格特質的和諧即自我和諧既關系到個人自身的健康發展,又深刻影響到到家庭與社會的和諧建設。現代家庭面臨著新的挑戰,比如網絡時代的到來,孩子在價值觀上與父母的差異比較大,比如在中學時代的親子溝通環節,父母對孩子批評過多、理解錯位、觀念之后甚至缺乏溝通,從而形成不良的親子關系,影響孩子的健康成長。在處理親子關系中,父母應該更好地發現優點、學會傾聽、主動溝通,也應該善于學習和反思,同時,也可以以家庭為單位共同參與一些親子游戲,來增進彼此感情,形成良好的現代家庭文化。家庭通過建構良好的親子關系,可以使孩子成長中養成情愛、平等、民主、自由、責任、寬容、進取及科學精神的健全品質,這是現代家庭文明自主治理模式中重要一環。因此,家庭成員關系與人格的和諧是家庭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最后,家庭與自然和諧是人與自然共存的必要遵循。縱然是家庭成員的社會人,但是前提必然是個自然人,因為自然界的物質資源是生存的基礎保障。人與自然之間是一種生命維系的關系,人離不開自然環境,也不能做自然的主宰,違背自然界的發展規律,因自身享受而過多地向自然索求。自然環境給予人類生存和發展必要的物質基礎,當然,也是我們構建和諧家庭的重要物質基礎。黨的十提出建設美麗中國,而家庭作為政策的重要落實載體,具有神圣的責任,也是現代家庭文化構建的重要內容。因此,和諧家庭建設包含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容,必須具備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意識,以家庭理性消費、環保理念、節約行動建設新型文明家庭新模式。
以上論述可以得知,和諧家庭建設既是一個系統化的工程,又是一個以自我和諧為中心的同心圓治理結構,家庭個體成員與內部和諧、社會和諧、自然和諧結構,是一個以個體為中心的外拓形態。家庭治理以尊重自我治理與社會治理相結合,在物質供給、精神文化等方面與社會、自然息息相關。因此,和諧家庭建設對于現代化治理具有深遠意義。
三、和諧家庭建設的治理意義
在我國社會轉型期,社會由傳統型向現代型社會的轉變,傳統的各種結構被打破,而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適應新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治理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家庭治理對現代社會治理顯得尤為重要。總而言之,和諧家庭建設對規避制度建設周期內的風險和實現現代社會治理的意義體現以下方面:
一是和諧家庭建設塑造良好的民主意識。自古以來,家庭既是生產單位,也是國家實施社會管理的基本單元。個人自出生到長大具備參與政治的行為人,這一過程中,個人的政治參與意識與能力塑造,和國家對家庭的控制理念以及家庭的自主治理而形成的特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現代社會,個人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塑造,也最初來自家庭影響。父母在家庭日常管理中長期形成的專斷或民主作風,會直接影響到孩子走出家庭,參與社會或政治生活的態度,在進入社會或參與政治生活之后形成的政治冷漠除外。可見,一個家庭在作為物質供給的同時,在平時的管理上,應該更加適應現代化的要求,體現民主式治理模式,這有利于增強現代化進程中不斷擴大的政治參與與民主制度建設的適應性。
二是和諧家庭對社會弊病具有匡扶作用。中國傳統家庭,非常看重家教和門風,很多人物之所以成名與一家教養息息相關。所謂古代王朝的天子,凡是在位期間,善于治國理政,政治清明,百姓樂業,社會富有生機者,大多無不幼時受到良好的皇家教育;再到朝野名臣,胸懷忠君報國之志,自幼便受到家庭的嚴格管教如明朝大儒王陽明。從歷史中,可以看出家庭對于個人的塑造作用。伴隨著社會轉型,社會問題突出,道德滑坡等現象屢見不鮮。此時應該認識到家庭在治理社會問題上的重要性,把家庭建設作為現代化治理的重要工程。通過家庭建設,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塑造孩子幼年立志、修身勤學、友善處世、責任擔當等方面的品質,也在一定年齡傳授些治理家務、人生謀劃等諸多方面的知識和能力,培育全方位的人格和高尚品質,增強個體的道德自覺性和社會責任感,守好做人的常識和底線。從而,通過個體參與社會生活,營造良好的社會精神文明環境。
三是和諧家庭建設對落實家庭政策具有積極作用。家庭是社會的濃縮和社會管理的子系統,國家制定的各項方針、政策落實等最終都會歸結到家庭。m然,傳統的家庭結構被打破,家庭在日益社會化的環境里顯得脆弱,但是,其在現代社會的管理中,事關土地問題、財政稅收、婚姻嫁娶、社會保障等方面都與家庭密切相關,充分表明了家庭在社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我們要堅持以人為本,不斷完善家庭治理的頂層設計,加強法律制度和評估體系建設,堅持家庭友好型社會治理理念和新型文明家庭模式,增強在家庭土地、住房、稅收、養老、戶籍等方面給予一系列可靠保障。總之,和諧家庭建設是現代化道路上必然面臨的問題,也是化解或緩和各種社會問題的重大工程,對推進國家整體的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總的來看,家庭是社會治理的基石。在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家庭的治理角色扮演是不可取代的。作為獨立的家庭單元需充分發揮現代民主的家庭治理方式,同時,在國家和社會層面,也需加強制度供給、婦聯建設、志愿者隊伍等建設。只有內外共同使力,和諧家庭建設才能夠獲得有效推動,緩解社會轉型過程之痛,為基層社會治理網絡構建開拓新的有效治理路徑,促進社會整體治理能力提升。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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