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生育率的因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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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關鍵詞：教學策略；學習效率；建議
一、問題分析
雖然有許多關于教學策略研究的書不斷出版，但與學習效率關系的研究卻相見不多。那么除了教學策略成功的運用，究竟還有哪些因素需要我們加以綜合考慮的呢？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社會層面。我們教師在課堂中所講授的知識，如果與生存技能沒有關系或者關系甚少，那么學生就可能不會理會教師教什么內容，他所關心所想的卻是與他生命和前途息息相關的事情，那么在這樣情況下的學習是沒有效果的。學生所處的小區環境也是我們要加以考慮的，如果小區人人討厭上學，把讀書當作最無聊的事，那么在這種耳濡目染的環境下，學生的學習動機就會大大削弱，或有可能根本就不想讀書。因此，我們教師事先不了解這些，在教學中沒有注意到這些，那么不管我們的教學策略如何的完美，對這些學生來說始終是無效的。
其次，學校與教師的角色同樣不可忽視。學校領導間、教師間、教師與學生間及領導與教師間的關系的融洽程度，都與學生息息相關，良好的和諧氛圍能為我們成功的教學策略的運用起鋪墊作用。反之，如果學校里面充滿的是利益紛爭與欺騙，領導間不團結，領導與老師間不團結，老師間不團結，那么學生的注意力就會發生偏移，這樣的環境之下的學生就會討厭這種學校環境而想逃避現狀，那么學習效率不用說也是相當低的，或者是無效率，甚至是負效率。因此學校的團結互助，無形之中就為學生樹立了一個有力的榜樣，學生就會情不自禁地緊緊凝聚在以班主任老師為核心的小集體中，處處從集體出發，處處關心集體。這樣才會對學習充滿濃厚的興趣，斗志昂揚。這樣狀態下的學生學習效率是毋庸置疑的，教學策略才會成功的運用。
第三，家庭和睦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面對的學生一出生就是在家庭這個小環境中逐漸成長，他所接觸的第一環境就是家庭，第一個人物是父母，社會關系的體現也在父母，所以父母的言傳身教，無一不對孩子產生重要的影響，并且對孩子的未來成長與成功有決定性的影響。所以父母不管是從經濟上，還是從情感上都要為孩子的健康成長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以免使其注意力發生偏移，更甚者影響其健康心態的形成。因此，我們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充分了解到這些學生的具體情況，區分加以對待，學生的學習才會有效率。
最后是學生本人的學習態度。態度決定一切。那么學習態度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呢？首先是道德品質。道德品質高尚，抗挫折能力就強，能正確的分析、對待自己。其次是智力，這就要求我們多給他們機會加以鍛煉，激發他們的潛能。再次是身體，健康的身體是有效學習的前提條件，有了好身體才能每天充滿活力，精神煥發，才能認真地投入學習。這要求我們正確加以引導，樹立正確的健康觀。第四是美，這要求有一顆愛美之心，有欣賞美的能力，同時也要有創造美的本領。心中充滿愛的人才會珍愛自己、關注別人、集體及國家。第五是動手能力，勞動能培養人的積極觀念，能鍛煉身體，也能起到放松身心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我們能達到學以致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最后就是心理健康，健全的心態是每個人必須要具備的，有了好的心態，才會認真對待，不懈地去完成，這樣才會有所成就。總之，學生的個人素養在學生學習效率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要求我們老師要有個全面了解，在教學中能明察秋毫，及時加以矯正，否則整個教學就就無法施展開，也就是無用之功，更談不上高效率。
二、 建議
為了能使教學策略與學習效率呈正相關，我們可以從如下幾方面入手：
首先，社區參與教育。即學校所在地居民參與學校教育過程。這樣一方面對學校機制的運行進行監督，促進其運行中的透明、公正、公平，民主的進行招生與考試，以生為本，以校為本，真正做到為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確保資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社會閑散資源共同辦教育，以改善學校的軟、硬件設備，中國抗戰時期的教育經驗就是如此。這樣人人參與，人人管理，真正做到學校與社會、家庭融為一體，充分調動社區人民的積極性，同時學校的教育走出校門，指導他們的生產、生活，有效的組織他們進行學習，提高其文化修養，以便更能有效地參與學校的工作。
其次，需要教育。真正成功的教學應該使學生產生無窮的需要，只有學生有需要的渴望，渴望暢游于知識的海洋，有種如饑似渴的求知欲，才會全心身的投入，才能在學業上取得理想成就。這要求我們在教學中要充分創造最近發展區，進行前景教育，使學生不斷地探索知識的奧妙，憧憬著美好明天，為了要達到勝利的彼岸，必須學好知識，練就過硬的本領。同時要不斷地創設問題情景，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激發其學習的興趣，在不斷取得成功的基礎上不斷探索，產生對學習的無窮樂趣。
第三，健康教育。包括生理和心理兩方面，生理主要是身體健康。健康的身體是進行一切活動的前提，健康的身體使人每天充滿活力，朝氣蓬勃，只有如此，才能有精力投入學習。心理是指個人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興趣、愛好、動機及性格等。有健康的心態才能進行有效的學習，因此要求在課堂內外開展多種有益的活動，幫助學生豎立起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培養良好的興趣與愛好，形成樂觀的、積極向上的人格，因勢導利，幫助其能正確面對挫折，學會分析問題，取長補短，最終實現人生價值。
第四，教師要具備“自我概念”與“同理心”［4］。老師心中始終要把學生當成一個特殊體，各人由于出身環境的不同，所形成的知識觀、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也不同，這就要求我們老師不能以統一的標準去評價，而要以多元的、欣賞的眼光去面對、去引導，幫助其形成、完善人格，最終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同理心”就是我們教師要有一顆公正、民主平等的心，站在學生的立場上去思考問題，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克服以先入為主的、理所當然的、或偏見的、歧視的觀點。如果我們在教學中能從學生的立場上看待問題，或者用他們的語言進行教學，這樣的教學無疑是最受學生歡迎的，也是最成功的，這也是學校教育與社會生活聯系的一種表現，更能激起學生學習的興趣與欲望，促進教學的順利進行。
第五，創設和諧的人文環境。學校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創設一個充滿溫馨與希望的校園人文環境，讓每位生活其中的老師與學生處處感受到來自他人的關懷，天天能聽到歡聲笑語，時時能看到對美好明天的憧憬，耳濡目染，學生會自發的進行學習，學習態度端正，動機明確，效率自然也高，即使沒有好成績，其人格是健全的，人生態度是樂觀的；其次要注重素質教育，我們的教育不僅僅為了升學率，更要為了學生未來的發展，長善救失，注重學生多方面的發展，給予或創設學生多種發展的機會，給他們競技的平臺，展示自己的舞臺，因勢導利，最終實現自我。（貴州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貴州；貴陽；550001）
參考文獻
［1］ 袁振國主編、周軍著《教學策略》［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
［2］ 李曉文、王瑩編著.《教學策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第2篇：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關鍵詞：旅游收入；偏相關分析；灰色關聯分析；河南省
DOI：10.16315/j.stm.2016.03.013
中圖分類號：F592.99 文獻標志碼：A
旅游業是一個復雜巨系統，影響其發展的各因子及其之間關系復雜，層次分析、線性回歸和時間序列及其綜合等傳統研究方法很難辨別出全部因素和因素間作用，使用能夠全面反映各因子間相互作用的灰色關聯分析方法進行研究更適宜。灰色關聯分析用于旅游研究的難點，在于如何歸類與具體化影響區域旅游經濟的影響因素，如資源和需求雙視角的19指標、福建省旅游經濟發展的7支撐因素、山東旅游產業發展6類14指標等。可見，現有研究提取影響區域旅游產業發展因子的常見視角是資源稟賦或市場需求，影響因素已由最初的無所不包（全面性）指標體系轉向核心指標或典型因子。河南旅游資源豐富、市場廣闊，旅游經濟發展迅速。旅游業已成為河南省發展的重要動力和新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河南省旅游業的結構升級、空間差異演變、定位發展、競爭力評價等雖被重點探究，但是尚未關注河南旅游業發展影響因子。本文借鑒相關研究運用偏相關、灰色關聯動態等方法層層判識河南旅游發展影響核心因素，識別帶動河南省旅游業發展的主導因素及可持續發展的短板因素，從而為河南省旅游業提供決策依據。
1研究區概況和區域旅游收入影響因素判識模型構建
1.1河南旅游發展特征
研究區位于中國中東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東與安徽、山東接壤，西鄰陜西、北界河北、山西，南臨湖北，界于31°23′N～36°22′N，11°21′E～116°39′E之間，省域面積16.7×104km2，占全國的1.74%。處于我國第二階梯向第三階梯過渡地帶，地形復雜，山地、丘陵、平原等類型眾多，地勢由西向東呈階梯狀遞減；北、西、南三面分別有太行山、伏牛山環繞，間有斷陷盆地，東部為平原。研究區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山河秀麗，造就了極為豐富的旅游資源。嵩山、云臺山、黃河等名山大川縱橫，洛陽龍門石窟、安陽殷墟、宋都御街等人文旅游資源享譽海內外。因地理區位居中和居于全國人口分布的“重心”，使河南省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呈現出復雜性、多樣性和客流的稠密性等過渡性特征。
1.2區域旅游收入影響因素判識邏輯及其模型構建
1.2.1測量指標遴選
旅游資源在地理空間上具有顯著的區域性和不可移動性特征，是旅游業發展的基礎。在早期發展階段，旅游業發展依賴于旅游資源的稟賦狀況，擁有豐富旅游資源的區域獲得了快速發展。隨著旅游經濟的不斷發展，旅游資源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力逐漸下降，良好的客源市場和優越的交通條件成為地區旅游業迅速發展的根本因子，即市場逐漸成為區域旅游業發展的驅動力。河南省旅游業處于資源導向向市場導向轉型的過渡期，因此指標選取從地理學和經濟學（旅游市場）雙視角遴選旅游收入的影響要素，既要考慮從資源稟賦角度闡釋旅游資源對游客的吸引力，又要兼顧旅游市場視角分析旅游客源地的外推力（地區文化差異、景觀差異、經濟差異等）。通過以上分析，結合數據可獲性并參照相關研究，以旅游業總收入作為參考變量，選擇經濟支持因子、旅游接待因子、環境資源因子、旅游交通因子、軟環境和旅游需求等6個一級指標因子20個二級指標因子作為解釋變量，構建河南省旅游業經濟發展影響因子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1.2.2測量模型
灰色系統理論是鄧聚龍教授1982年創立，從事物內部及參數去研究少數據、貧信息不確定問題的新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基于對應序列曲線幾何形狀測度不同序列之間的相似程度，曲線越接近，相應序列之間的關聯程度就越大，主要步驟包括：
（1）指標數據的無量綱化處理。由于各指標原始數據的量綱（或單位）各異，因而必須對原始數據序列進行變換消除量綱化的影響，以轉換為可比較的數據序列，方法如式（1）：
其中：i為影響旅游業發展的二級指標；k為不同的時刻數。
（2）指標數據間的灰色關聯度。關聯度反映了2個被比較序列某一時刻的緊密程度，且取值范圍介于0～1之間，數值越大關聯越緊密；反之越小。其中，ξ為分辨系數，其含義為消弱最大絕對差數值太大而引起的失真，提高關聯系數之間的差異顯著性，且ξ∈（0，1）。本文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取ξ=0.5。
2旅游收入核心影響因素判識
2.1影響旅游收入因素的主因素甄別
第3篇：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關鍵詞：英語課堂教學；焦慮；對策
筆者今年從事高一年級兩個班的英語教學，發現很多學生在課堂上難以開口，無法用英語進行交流，產生交流恐懼。英語成績難以較大提高。高一學生受中考應試教育強化訓練的影響，一時難以過渡到高中英語學習的新階段，在課堂上表現出對英語學習的種種焦慮。筆者使用第二語言焦慮量表(量表的制作參考相關心理學教材加上本校學生的特點)對高一年級四個班200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對其結果分析：英語課堂焦慮與英語學習成績呈顯著正相關。被試英語成績越高，其英語課堂交流畏懼、考試焦慮、負評價焦慮值越低。相反，被試英語成績越低，其各種英語課堂焦慮值越高。
一、焦慮的幾種類型
按心理學定義，一般認為焦慮是指個體由于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或不能克服有威脅的障礙，使得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或失敗感和內疚感增加而形成的緊張不安，帶有恐懼感的情緒狀態。語言學家使用“焦慮”來形容人們在學習和使用第二語言時常有的緊張擔憂害怕等情緒體驗和憂慮的狀態。針對英語課堂環境下的學生而言，常見的焦慮可分為三個方面：交流畏懼、考試焦慮和負評價焦慮。
交流畏懼具體表現是盡量避免用英語表達一些較難的信息，即使表達，也是勉強，或吐字不清，表意含糊；或發音不準，語法結構混亂，課堂上不敢回答教師的提問，避免與教師眼光接觸，把自己置身不為人注意的位置。對性格內向的學生使用英語交流的困難就更大。WWw.133229.cOM
總之，交流畏懼在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課堂上其行為模式是交流回避或退縮，成了學習英語的“絆腳石”。
考試焦慮是學生在經歷了很多失敗，而過度回憶自己失敗的經歷使焦慮程度上升，以至于在考試中產生負面不相關的影響。學生考試結果遠低于事先預期值，使學生無法滿足自己的安全需要，自我尊嚴受到威脅而產生考試焦慮。
負評價焦慮指對他人評價的擔憂，對評價場合的逃避以及對可能面臨的負面評價的心理期望。較低的期望可能會傷害個體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個體為即將發生的行為不良后果而擔憂。如英語發音不準口語差的同學易在課堂上暴露自己的缺點，對自我形象構成了威脅，導致學習者嚴重焦慮，本能地崛起了心理屏障，以沉默來應對課堂練習，嚴重者甚至對整個外語學習產生排斥心理，阻止外語的輸入，造成學生學習外語的動力和信心減退，形成學習上的惡性循環。相比之下，口語好的同學會引起同學的羨慕和教師的贊美，產生成功的自豪感，形成良好的自我形象，會激發學習動力，增強學習信心，并進一步提高學習效果。
外教期望中國學生能表達自己的觀點，能在課堂上表現積極主動，展示創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維、想法。而中國學生很少主動發起討論，而且他們避免引起新的話題，很少質疑教師，即使有問題也很少去問。長期以來，我們的英語教育一直強調以教師為中心，重視課堂語言信息的輸入，關注學生英語學習成績的提高。不重視學生的情感教育，忽視了學生的主體意識和他們的心理情感因素對英語學習的巨大作用。學習者才是學習過程的主體和核心，教師不但要注意對學習者的心理情感因素的培養，采用各種有效的方法調整和滿足學生的情感因素的需要。只有學習者減少了不利于學習的情感因素才能接受更多的語言信息的輸入，教學效果才能提高。因此，教師應該從學生的實際出發，從焦慮產生的原因入手，想方設法探視避免、減輕、消除學生學習焦慮的方法和策略。
二、啟示與建議
1.改變語言教學理念，改進教學方法，改正教學態度，建立融洽的師生關系
隨著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語言教學由教師為中心轉向以學生為中心，由知識傳授為重點轉向以學生的體驗和知識轉化為能力為重點。在語言教學中學生是主體和中心，教師是組織者是語言輸入的提供者。成功的課堂交際離不開和諧的課堂環境，教師應為學生創造不帶威脅的語言學習環境，融洽的情感能創造一個輕松自在的思想交流氛圍，融洽的情感是調動學生積極性的根本。教師不僅要成為語言知識的傳授者、指導者和語言活動的組織者，而且要成為學習者心理恐懼和情感焦慮的消除者。語言教師除了具備扎實的業務能力外，還要不斷提高自身修養，能洞察出學生的情感需要。教師積極創設民主平等、寬松和諧的課堂心理氛圍，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讓學生集中精力，思維敏捷，記憶增強，心理能力和創造性得以充分發揮。教師可以在學生遇到困難的時候給予及時鼓勵，增強他們的信心。
現代心理學教育學的研究表明：人的信心受遺傳因素影響只是很少一部分，而教育和環境對個體自信心的形成與增強有著基石的作用。因此，教師要盡量消除引起學生課堂焦慮的源頭，為學生的課堂參與創造更為寬松有利的環境。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發揮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學生自主性是學生支配自己的學習以滿足學習愿望的能力表現。在發展和訓練學生的自主性時，教師的情感具有權威性。學生往往把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經歷的感情和感受當作評估自己的標準，當感覺自己是群體中不可缺少的一員時，學生就會產生有價值的感覺。
2.使用情感策略和教學策略有效改善課堂氣氛，有效地降低英語課堂焦慮程度
教師的課堂行為態度而直接影響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教學的熱情，教師良好精神狀態、愛心、微笑的面孔、柔和的話語、鼓勵和欣賞的眼光都能讓學生在課堂交際中有充分的安全感，讓他們放松，更有自信。教師對學生的回答要給予肯定的評價，容忍學生在學習英語過程中犯錯誤，因材施教，對學生提出更現實的要求。對缺乏自信而引起的課堂焦慮的學生，教師應對癥下藥給予他們成功的機會。當他們發言時，教師要以微笑欣賞的表情去傾聽，當他們答對時教師要及時表揚，對他們的進步加以肯定。即使他們出錯時，教師不能簡單地加以否定，要看到回答中積極的部分，抓住亮點給予鼓勵。當學生在回答問題過程中有困難時，教師不能袖手旁觀，要順學生的思維給予提示或“遞詞”或“遞話”，讓學生能較完整順利地用英語表達自己的思想，讓學生享受到成功。
課堂焦慮與學習內容的難度關系很大，教師要了解高一學生的英語水平、學習態度和認知能力。了解高一學生的英語基礎知識(詞匯的掌握.、語音的標準程度、語法的規范以及對英美等英語國家基本文化常識的掌握)，教師應把握好教材內容和控制難度，做好新舊知識的過度，及時理解學生的反饋信息，對學生做好正確的評價，找準學生的最近發展區，精心準備每節課。既要滿足學生的探索心理，又要深入淺出，循序漸進。比如，課堂提問難度大，超出學生的知識范圍和思維能力，學生只好望而卻步甚至放棄。教師的提問要明確不能模棱兩可，問題難度由淺入深，多半應是開發式的問題，讓學生有話可講。等先進的教學方法，對消除學生課堂退縮性問題行為大有裨益。
教師可很好地利用全班活動、師生活動、小組活動、同伴活動、個人活動、自主學習和合作學習等形式有利于減少焦慮感，在小組合作學習過程中要求學生積極參與學習活動進行思想、學習體會交流，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學習者在交流過程中增加了聽說的機會，尤其是害羞和內向型的學生能夠有更多交流的機會。教師要積極參與學生活動，提供安全、輕松和和諧的環境，用微笑和關愛多肯定學生的長處和進步，讓學生體驗用英語表達自己的成功喜悅感，增強自信心。
英語課堂焦慮是影響其英語學習效率的關鍵因素之一，其產生的原因深受文化背景、中國人外語學習特點以及學生個人差異的影響。因此在中學英語教學中，教師應從文化背景入手，注重學生的個人差異，把降低學生的課堂焦慮當作教學目標之一，創造輕松活潑的課堂氣氛，幫助學生樹立學好英語的自信心，從而提高其英語學習效率。 參考文獻：
[1]郝若平.英語成績與成就動機、狀態焦慮的相關研究[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1(2).
[2]黃薔.中學生外語焦慮研究——以全國英語高考成績為例[j].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學報(基礎英語教育)，2003(1).
第4篇：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旅游地生命周期是描述旅游地演進的軌跡，它具有很多的影響因素，不同的因素會使得旅游地具有不同的發展趨勢。1980年，Butler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及其他人文地理學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旅游生命周期一般經歷探查階段、參與階段、發展階段、鞏固階段、停滯階段、衰落或復蘇階段六個階段的S型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模型。許春曉認為旅游產品具有生命周期，而不是旅游地。閻友兵認為，旅游地生命周期存在邏輯漏洞，不能自圓其說。謝彥君提出影響旅游地生命周期演變的四個因素：吸引力因素、需求因素、效應因素和環境因素。查愛蘋認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有助于DMO（目的地管理/營銷機構，DestinationManagement/MarketingOrganization）憑借旅游地已有的旅游吸引物來類推即將開發的新的旅游吸引物可能產生的績效，以及旅游地是否有必要進行新的旅游吸引物的開發。楊效忠、路林指出影響因素問題是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的新趨勢，旅游地影響因素多，但影響因素的系統和重點探討有待加強，特別是重點因子的影響程度大小需界定。邵曉蘭、高峻認為是旅游地發展研究的熱點是對理論的回顧和應用、旅游地發展的影響因素旅游地的重組以及和旅游規劃的關系；在旅游地生命周期發展的展望中總結提出，應加強危機管理以及對于旅游決策者和管理者的研究，并且重視旅游地發展過程中產品體系的更新、旅游地內部各個子系統的生命周期研究以及重視案例研究和政策因素。以那拉提為關鍵字的文獻較多，但是對于那拉提旅游地的發展趨勢方面的文獻較少。程中海在新疆那拉提風景區旅游業發展對策研究中提到了那拉提旅游地發展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一些建議。為了使得那拉提景區更好、更快的發展，找到其發展的影響因素，指導其合理規劃與后續開發，并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促進旅游地的健康持續的發展，指導其塑造自己的特色，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的。
一、資料與方法
在那拉提游客接待中心對游客發放了問卷120份，在空中草原發放了問卷115份，在那拉提核心景區發放了問卷150份，在此期間，網上問卷調查也同時在進行，以往的游客追蹤調查獲取問卷55份，網上調查獲取問卷60份，所以問卷總計500份。問卷有對個人和集體發放兩種形式，全部采用現場填寫、現場回收的形式。數據來源于新疆新源縣統計局。
利用層次分析法（AHP）把那拉提生命周期的影響因素進行分層，在大類的影響因子內部進行排序。問卷調查法及專家訪談法收集一手資料。運用SPSS20.0對數據進行處理。本文采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研究。
二、資料分析與結論
（一）建立模型
應用AHP分析決策問題時，首先要把問題條理化、層次化，構造出一個有層次的結構模型。這些層次可以分為三類：最高層（目的層），中間層（準則層），最底層（方案層）.遞階層次結構中的層次數與問題的復雜程度及需要分析的詳盡程度有關，一般地層次數不受限制。每一層次中各元素所支配的元素一般不要超過9個。（如表1）
（二）判斷矩陣及計算
從表中數據可以看出“民族文化歷史獨特性”、“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兩項，影響力都在0.1以上，是顯著的影響因素；“管理系統完善性”、“景區環境保護力度”、“招商引資能力”三項的影響力在0.05-0.100之間，是較為重要的影響因素。
要實現對那拉提草原民俗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控制和調整，實際上就是對其相關的影響因素進行深刻認識和控制，以便于發揮這些影響因素的積極作用。那拉提景區的發展已經處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發展階段，游客量不斷增加，發展速度迅猛，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民俗歷史文化開發、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管理系統完善性、景區環境保護力度、招商引資能力等方面。
三、對策及建議
（一）增強旅游產品的吸引力及開發新產品
不斷地推出“新、奇、特、精”的旅游產品來增強那拉提風景區的吸引力，完善產品結構、豐富產品內涵、提高產品層次。那拉提風景區以休閑度假型產品為主，并開發生態旅游、民俗旅游、度假旅游、文化旅游、農牧業旅游以及森林旅游等多種類型的旅游產品，但是部分產品在開發深度方面還不夠，尤其是那拉提景區獨具特色的哈薩克文化資源開發不足。而文化元素是現在品質旅游的一種趨勢。應注意突出文化元素，比如說建筑的原真性、民俗活動的參與性和體驗性、飲食文化的獨特性，認識到提高本地特色文化資源的軟實力和增強競爭力的重要性，把地方特色文化資源進行轉型，發展文化旅游，不斷推向市場。
（二）提高旅游區的管理和服務水平
利用政府政策的支持，根據那拉提景區發展的實際情況，提高旅游區的管理和服務水平，旅游區管理者和員工素質的提高提高是根本，優質的服務隊伍是提高旅游服務質量的關鍵，專業化服務是提高服務質量的基本手段，完善監督管理體系是保障，采用比較完善的管理系統，通過高品質的服務給游客創造一個舒適的環境，產生百分滿意度，延長停留時間，產生口碑效應，這對景區的長久發展有良好的促進作用。
（三）合理開發，提升招商引資能力
第5篇：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關鍵詞】生育率；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模型
1.緒論
人口學原理上，通常以時期總和生育率（TFR）為2.1的參考標準來判斷生育率與生育率更替水平的比較，更嚴謹的統計參照值則是婦女凈再生產率等于1。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快速下降至1989年的2.24，在20世紀末已經完成了生育率的轉變，進入了低生育率水平的后生育轉變時期。對于我國人口生育率這一系列的轉變，眾多學者進行了各種研究，主要認為這一系列的轉變一方面與我國實行的計劃生育國策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受到我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在此，本文選取湖南省作為研究對象，對其生育率影響因素進行研究。
2.生育率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及指標選取
生育率的轉變是社會、經濟、文化、政策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本文將生育率的直接影響因素劃分為經濟社會因素和人口學因素兩大類來進行分析，構建生育率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如下圖所示：
上述方程組中，式（3.1）是結構方程，表達模型假設的外生潛在變量和內生潛在變量之間因果關系，表示內生潛在變量，表示外生潛在變量，表示內生潛在變量對其自身的效應系數矩陣，表示外生潛在變量對內生在潛在變量的效應系數矩陣，表示由誤差項構成的向量。式（3.2）和（3.3）是測量方程，分別規定內生潛在變量和內生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以及外生潛在變量和外生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表示觀測變量與對潛在變量和對應的回歸系數也稱因子載荷矩陣；則表示觀測變量和對應的測量誤差。
3.1.2 數據說明
本文選取湖南省13個地級市和1個自治州作為研究對象，并通過2000年的數據計算得到經濟社會因素指標、人口學因素指標以及總和生育率，構建湖南省生育率影響因素的結構方程模型，通過模型擬合分析經濟社會因素和人口學因素對生育率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
3.2 實證分析
3.2.1 結構方程模型的設定及擬合
將湖南省生育率受到經濟社會因素和人口學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構方程模型路徑圖設立如下：
指標變量“2000年女性就業比（24）”和“2000年已婚育齡婦女比例（）”從其指標意義上來說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變性，因此將這兩個指標變量的測量誤差變量設成有共變關系，即在圖中用彎曲的雙向箭頭將和連接起來。另外，由于“生育水平”是一個單指標潛在變量，即對應的只有一個指標，不能同時估計因子與指標的關系和指標的誤差方差。在此，結合本文理論模型含義，將潛在變量“生育水平”指向觀測變量“總和生育率（）”的載荷系數設定為1，“總和生育率（）”的測量誤差值設定為0，即圖形中“”項可以刪去。
3.2.2 結構方程模型結果的說明
1）參數估計結果
參數估計值表示的是潛在變量每變動一個單位，其觀測變量會相應地上升或下降多少個單位。根據上表，以0.05為顯著性的判斷標準，人口學因素中的觀測變量參數不顯著，可能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獲取資料的限制，一方面無法得到更有效的代表人口學因素的指標；另一方面是代表人口學因素的指標不夠全面。
2）因子得分權重估計結果
根據Amos軟件輸出結果，本文建立的結構方程模型的驗證性因子得分權重如下表所示：
結構方程模型中的因子得分權重值越大，則表示觀測變量對潛在變量的影響越大。從表中可以看出：（1）“經濟社會因素”在指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負載較大，“人口學因素“在指標節育率”上負載較大。（2）“人口學因素”在表示人口因素指標上的負載相對較大，在表示“經濟社會因素”的指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負載也較大，說明經濟社會因素通過人口學因素對生育率產生的間接影響主要體現在這個指標上。（3）總體上來看，2000年湖南省經濟社會因素和人口學因素的所有外生觀測變量對當年生育水平影響大小排序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節育率>已婚育齡婦女比例>第二、三產業所占比重>女性就業比>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3）直接、間接及總效應
結構方程模型的輸出結果顯示了經濟社會因素和人口學因素對生育水平的影響程度，其結果見下表：
根據上表顯示，經濟社會因素對于總和生育率產生的直接效應為-1.141，間接效應為0.468，即經濟社會因素每提高1個單位，總和生育率會下降0.673個單位；人口學因素對總和生育率的直接效應為0.632，即人口學因素每提高1個單位，總和生育率會上升0.632個單位。
4.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1）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已經結束但是具體調查數據還沒有進行公布，本文中選用的是2000年的數據資料，在時效性上存在一定欠缺。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資料來對本文得出的結論做出檢驗以及完善將是后續的研究工作之一。
（2）由于各市及自治州關于人口生育方面的數據資料并不全面，因此在選取反映人口學因素的變量時受到一定限制，從而導致在結構方程模型的擬合過程中人口學因素對生育水平的影響不顯著。因此，獲取更為全面的統計資料，選取更恰當的變量以及將遺漏變量重新納入模型中進行擬合，還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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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1.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登報的1989年中國市、鎮、縣分年齡的年中婦女人數（15~49歲）和198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中國市、鎮、縣分年齡育齡婦女（15~49歲）生育的子女數及分性別組成的雙生子對數。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實行較為嚴格的二元社會結構和戶籍管理制度，在這種體制下，城鄉之間以及都市和城鎮之間不論在經濟狀況、居住環境、生育觀念以及工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的差別，他們屬于不同社會經濟狀態的群體。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是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最后一次全國人口普查，這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質量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普遍認同。本文所選用數據為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第二種口徑統計的數據。2.研究方法生育事件和生育結果都可以用來描述生育量。人口學上一般將生育率定義為每1000個育齡婦女的全年生產活產嬰兒數。這是從生育結果定義生育率。由于本文考察的主要是生育胎數，而不是生產嬰兒數，即關注的是生育事件，所以本文的生育率指的是胎生育率。在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生育數據中，提供的是1989年育齡婦女全年生產的子女數及雙生子對數。假定每次生產只有單胞胎和雙胞胎兩種類型（三胞胎及多胞胎類型極為少見，忽略不計），可將各個年齡婦女生育的子女數換算成生育胎數。即生育胎數為生育子女數減去雙生子對數。
二、市鎮縣育齡婦女分年齡的生育率與雙胎出生率
1.育齡婦女、生育胎數、雙胎數的年齡分布育齡婦女、生育胎數和雙胎數是決定生育率和雙胎出生率的三個重要參數。各年齡組育齡婦女人數主要是由該年齡組女性的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共同決定的，它與人口的總體年齡結構有關。生育胎數和雙胎數是育齡婦女的衍生參數，它們具有不同的性質和特點。1989年的育齡婦女都是1974年以前出生的，當時的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呈現成長性結構分布，這一特點在1989年年中婦女人數的年齡分布上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從表1可以看出，育齡婦女隨著年齡的增加，其百分比分布呈明顯單調下降趨勢，其中死亡率的年齡特點加大了下降的幅度。而生育胎數則是由育齡婦女人數和生育率共同作用的結果，20~24歲育齡婦女的生育胎數占到總生育胎數的一半以上，20~29歲育齡婦女的生育胎數達到總生育胎數的80.4%，這是婦女生育最旺盛的年齡階段。雖然雙胎數的年齡分布與生育胎數相近，但其集中性程度明顯下降，其百分比分布有向高年組偏移的趨勢。如20~29歲育齡婦女生育的雙胎數只占總雙胎數的73.8%，低于生育胎數的比例，而20~34歲育齡婦女生育的胎數和雙胎數在生育總量中的比例卻是相同的，均為90.3%。2.市鎮縣育齡婦女的生育率與雙胎出生率中國市鎮縣育齡婦女的生育率與生育年齡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并且隨齡變化模式一致，都表現為單峰偏正態分布。1）。20~24歲生育率最高，大約為一般生育率的2.5倍，25~29歲雖有所下降，但仍然居于較高水平，大約為一般生育率的2倍，隨后，生育率急劇下降，且隨著育齡婦女年齡的升高持續下降。中國市鎮縣雙胎出生率明顯受女性生育年齡的影響，并且與生育率具有完全不同的隨齡變化模式。雙胎出生率在30~34歲以前隨著育齡婦女生育年齡的增加而上升，其中縣育齡婦女的雙胎出生率在30~34歲達到峰值，而鎮的峰值年齡推遲到35~39歲，市則始終保持隨著育齡婦女生育年齡的增加而上升的趨勢。盡管如此，不論是市、鎮還是縣其育齡婦女在30~34歲和35~39歲的雙胎出生率差別都不大，均呈現一個雙胎出生率相對穩定的平臺階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最高生育年齡階段，即45~49歲育齡婦女的雙胎出生率都出現異常升高，達到雙胎出生率的最大值。1989年中國育齡婦女的一般生育率為78.83‰，在這些生育事件中，雙胎出生率為7.81‰。雖然同為生育事件，但單胎生育與雙胎生育屬于兩種不同類型的生育事件，前者主要受生育政策、生育觀念和生育意愿的影響，后者則主要受婦女生理和生物學因素的影響。有研究表明，婦女的避孕方式和生殖方式如口服避孕藥、試管嬰兒等對雙胎的出生有一定的影響，由于缺乏相關資料，哪些因素對中國雙胎出生率有影響尚難以確定，但可以肯定，試管嬰兒對1989年中國婦女雙胎出生率沒有產生影響，因為我國的首例試管嬰兒是1988年誕生的。
三、雙生子出生性別組成分析
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的雙胎數據提供了雙生子對出生的性別組成信息，即男男、男女、女女三種類型的雙生子對出生信息。從生物學來源上，雙生子分為同卵雙生和異卵雙生兩種類型，同卵雙生子是來自于同一個受精卵，其在第一次細胞分裂時發生了分裂分離，并各自發育成一個個體，這種類型的雙生子在遺傳組成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其性別組成必然是一致的，即性別組成只能是男男型或女女型。而異卵雙生子是婦女在一次排卵周期中排出兩個卵，并分別被受精，其遺傳關系同正常兄弟姐妹之間的關系相同，因此其性別組成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不相同。異性組成的雙生子對只能是異卵雙生子，而同性組成的雙生子對則可能是同卵雙生子，也可能是異卵雙生子。所以異性組成的雙生子對與同性組成的雙生子對之間的比例關系既包含異卵雙生子內部的關系，還包含異卵雙生子與同卵雙生子的關系。在自然情況下，異卵雙生子對的性別組成是由生物學因素決定的，其異性組成的雙生子對與同性組成的雙生子對存在比較穩定的比例關系，因此異性組成的雙生子對與同性組成的雙生子對之間的比例關系可以反映異卵雙生子與同卵雙生子之間的某種比例關系。異性雙生子對與同性雙生子對的構成比例（異性/同性*100）在不同的婦女生育年齡階段差別較大，并呈現明顯的變化規律，即在30~34歲以前異性雙生子對的比例隨著生育年齡升高而上升，隨后逐步下降，且下降的幅度大于之前上升的幅度。通過對市鎮縣的比較，市的異性雙生子對的比例最低，縣次之，鎮最高。鎮婦女生產的雙生子中，其異性雙生子對的比例在所有年齡階段都明顯高于縣和市。
四、討論
第7篇：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 計劃生育政策 政策調整
2005年1月6日是國家有關當局所確定的“13億人口日”。當天零點后，在北京婦產醫院出生的第一個嬰兒幸運地成為我國的第13億個公民。雖然，這兩種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 “13億”這一標志卻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總數已經達到一個新的歷史性高度，同時，它也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發展將面臨更加艱巨、更加復雜的問題。
1 目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突出問題——人口老齡化加劇
人口問題是當今世界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人口的發展受社會、政治、經濟的制約，同時它對社會的發展也起著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經過30年的努力，我國在人口控制的問題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績。根據國家統計局近期的統計，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現在1.8%左右，這種生育率的下降讓我國13億人口日到來推遲了整整4年。從另一方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發展也使得人口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
人口老齡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總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的過程。按國際通用標準，60歲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稱為“老齡化社會”。美國《紐約時報》指出，我國的老齡化速度太快，從而飛速經過了這個原來西方社會可以建立起一個中產階級的時間段。聯合國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據我國老齡協會提供的數據，我國老齡高峰將于2030年左右到來，并持續20余年。到2l世紀中期，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過4億，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則會達到3億左右。我國人口的老齡化不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這種人口老化趨勢也超過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的發展速度。我國社會的人口是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綜合國力不強、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前提下進入老齡化的。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老齡化是截然相反的，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工業化完成之后經濟達到高度的發展水平之下才出現。此外，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著區域失衡的特點。我國各地區老齡化程度自西向東呈階梯上升，地區間差距較大。東部沿海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8%，其中上海達就到11.46%。而西部地區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區仍是典型的年輕型人口結構。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進一步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齡化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口問題，同時它也成為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
那么，13億人口大國的養老問題該如何應對？目前，國家有關部門以及眾多人口學學者都提出通過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來緩解這股銀色浪潮的洶洶來勢。但是，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卻面臨著資金嚴重短缺、體制不健全等問題。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預測，我國養老保障的短缺金額到2010年將達1 100億美元，而未來30年內將會出現3.7萬億的資金缺口。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在研究報告《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國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勞動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養老體系的保障。全國職工有近3/4的人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報告還指出，目前我國的社會養老基金的運作是拆東墻補西墻的現收現付制，即是用現在工人的稅來養活目前的退休人員，不做任何基金積累。雖然，目前我國正努力促使“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養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國全國養老保險欠費達到了450多億元，在全國范圍內，許多省市都面臨著養老保險收不抵支的情況，甚至是積累虧空。加之農村養老問題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議程上來，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2 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根據西方人口學理論，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才會影響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的現象也取決于上述兩種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是雙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會導致人口年輕化，而后期下降則會促進老齡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則會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因素。對于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根本原因，許多西方人口學家則認為是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現代化所導致。所以，人口的老齡化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同樣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影響。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則是我國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這種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自從20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以來，我國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據《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可知，我國2002年的出生率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國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劇下降，從39.7%下降到24.9%。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的老齡化并不完全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因為即使沒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的人口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老化。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卻是中國較之西方發達國家提早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3 新時期人口政策調整的思路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人口總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們進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我們也步入了人口老齡化時代。因此，我們在積極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以外，還應該重新審視只注重控制人口數量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調整，為其注入新的內容，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數量”與“優化人口年齡結構”兩手抓
經過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顯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這宣告我國人口的成功轉型。盡管由于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慣性等因素作用，人口總數還將繼續增長一段時間，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預示著人口增長速度將繼續放緩。因此，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我國人口政策應該逐步重視“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筆者認為，正確處理“人口數量”以及“人口年齡結構”之間的矛盾，是緩解人口老齡化的關鍵所在。具體的做法是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有計劃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圍。目前，我國的生育率轉變在農村地區還是不充分、不徹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卻過低，如北京和上海，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們必須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區仍然要嚴格控制人口數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區域可以適當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達到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新條例擴寬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圍。條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沒有出現申請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變。相關調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觀念上逐步發生了變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問題上都會全面考慮事業發展、經濟負擔等因素。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桂世勛教授認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數量控制和緩解老齡化之間找出平衡點，這有利于調節人口結構。根據上海的調整情況，我們可以預示，通過調整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來優化人口年齡結構是可行性的。
3.2 重視人口素質的提高
老齡人口比重上升的結果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是勞動力來源的基地，在總體人口中處于核心地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關鍵因素。因此，為了緩解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的形勢，國家的人口政策重心應逐步轉向以提高人口素質為主，必須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支出，鼓勵全社會各種力量投資辦學，并從政策上予以傾斜。通過提高勞動人口的素質來豐富勞動力資源，增強單位勞動力創造財富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必須高度重視出生人口素質，重視出生缺陷和殘疾人口問題，降低新生嬰兒的死亡率。這對保證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都具有重要意義。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既要以兒童、老人為出發點，同時也必須關注成年人問題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實際上都是圍繞著政策對象進行調整的。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老齡化速度快，我國人口政策的制定，長期以來以嬰幼兒、老人為主要出發點，較為重視兒童成長和老年人問題。但是，從人口發展是動態的，今天的成年人群體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體。因此，出于對問題前瞻性的考慮，現時我們也應該重視成年人的問題。特別是在如今失業現象嚴重、下崗人口增多的情況下，我們尤其應該把人口充分就業、勞動力充分利用作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發點，把增加就業人口規模作為政策目標，保護勞動年齡人口的個人利益。
我國人口老齡化熱潮既是一種客觀的發展趨勢，也是具有其深刻的歷史和制度根源。解決老齡化問題，既靠我們大力發展和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們根據形勢發展需要客觀地對我國現行的人口政策進行調整，以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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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生育意愿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長期以來,“多子多福”的傳統生育文化影響著我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導致農村的多生行為,“多孩”成為家庭的普遍選擇。然而在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人口流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傳統“多子多福”生育觀念遭受巨大的挑戰。以工業化、市場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侵蝕傳統的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強勢的計劃生育政策從制度上嚴格約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選擇的空間;大規模的“鄉城”人口流動對農村多孩生育觀念帶來巨大的沖擊,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在不斷弱化,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經由多生、早生,轉變為自愿少生、晚生;從重視孩子數量逐漸轉為重視孩子的質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數量”的變化是這種轉變的直接體現。2006-2007年,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11],在無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數為1.45,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遠。以現行的1.5個子女作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斷標準①,江蘇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農村家庭對孩子數量的選擇空間極為有限。相關學者估算,我國農村地區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體上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選擇空間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與孩子數量之間進行的艱難抉擇。從政策生育水平來看,農村政策生育水平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轉變增長勢能消退后,負增長的人口政策將累積人口負增長慣性。
近年來,受城市發展的推動以及人口流動阻力的減小等因素的影響,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西方學者在研究生育率轉變過程中,就提出現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轉變的基本決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方面[14]。而針對我國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觀點、生育文化對常年居住于城市的農村青壯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城市化顯著減緩了我國人口的增加[15],有過外出流動經歷的農村婦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沒有外出經歷的農村婦女[16]。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將推動農村生育模式轉變。從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狀態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與實際生育水平存在差異。事實上,由于經濟、政策、流動等條件的限制,人口的實際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生育的城鄉二元結構,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農村地區低。不過近年來,農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斷下降,因而城鄉生育水平正逐漸趨同。“六普”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44,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鄉生育水平的趨同態勢較為明顯。這也表明,農村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不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許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許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無法克服因生育帶來的巨大成本而放棄生育,進而造成實際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現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實際生育水平的梯級遞減特征。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也顯示,擁有二孩生育權的婦女中,沒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過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個孩子比例不足4%。放棄二胎現象表明,在農村地區,一胎化已有內化為個人自覺生育選擇的趨勢。這種自覺的超低的實際生育水平已經在人口內部累積起巨大的人口負增長慣性,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在這種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下,農村地區實際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積巨大的負增長慣性。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規模由2000年的934萬人減少至2010年的841萬人,年均減少近10萬人。如果按照這一變動趨勢,2022年,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將不足400萬人;由于出生人口的減少,農村少兒人口(0-14歲)規模由2001年的2.06億人減少至2010年的1.17億人(圖1),減少0.89億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處于“少子化”狀態,并處于“嚴重少子化”①的邊緣。這種長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實際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內部累積了巨大的負增長的慣性,農村人口未來將遭遇負增長已成定局。同時,少兒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動整個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化(圖2、圖3)。假設以2010年農村各年齡人口規模為基礎,0歲組人口規模以2000-2010年間變化趨勢為準,并假設年齡死亡率不變,2030年,農村人口年齡金字塔將如圖5所示。金字塔圖表明,2030年,中國農村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達到15.7%和26.3%,屬嚴重的“少子老齡化”狀態。
二、農村人口勞動力虧損
城鄉二元體制下,我國缺乏明確且有效的城鄉均衡發展的政策和途徑。相反,國家政策長期傾斜于城市的發展。我國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節節攀升,而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種地不賺錢成為一種普遍狀態(參見表1),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失衡的城鄉發展,也帶來了城市社會對農民身份的偏見與歧視,農民對自己的身份也容易產生較強的自卑感,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厭離農業,“跳出農門”、“遷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強烈。由于推拉合力產生了城鄉之間巨大的勞動力遷移勢能,農村勞動力轉移順勢而出。
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完善、勞動力市場尚不完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很難形成有序、合理的城鄉勞動力流動。這種失靈的勞動力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與沖動性,并造成農村人口虧損。據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58%(參見圖6)。其中,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59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6.4%。相關學者研究也顯示,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已經結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①已經出現[19]。據估計,2006-2010年間,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在0.3~1.8億人之間(參見表2)。而2011年我國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08年起,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億人以上,其規模均超出學者們所推算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即農村勞動力凈剩余規模由正轉為負,出現城市、農村爭奪勞動力現象。近年來東部發達省區出現的“民工荒”、農民工工資上升等現象則是對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直接佐證。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②調查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2011年6月,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發現,河北、山西、湖南、內蒙古等其他省(區)的情況,大致情況類似,本來是農業大省的中部廣大農村地區,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將越來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勵加快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另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為城鎮的發展提供了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資金流。國家 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每年農民工為城鎮發展帶回的資金流高達數千億元。農民工外出務工帶回的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鎮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城鎮發展資金不足的狀態。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熱情。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弱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中間障礙,甚至鼓勵有能力的勞動力出國打工。這種單向的政策鼓勵導致能進城的都進了城,農村真正全職的“種養”勞動力幾乎沒有,這也成了一種普遍狀態。這種“只推不拉”的單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農村凋敝的步伐。
能夠保障村莊安全、發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輕人口的缺乏,農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經出現③。這樣的景象絕非個別,甚至在鄉土中國不斷蔓延。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國土資源部調查發現,我國每年撂荒耕地達到3000萬畝,10年則達到3億畝,數量驚人。由于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并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種了單季稻③。種糧農民不足的問題已經出現,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后繼無人①。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們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現在卻出現了“供給缺口”。即便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穩定,我國也將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6]。“六普”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僅有海南、新疆、貴州、廣西四省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間,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遼寧、黑龍江、吉林六省市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1,已進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雖然我國生育率長期存在二元城鄉結構差異,但生育率相/:請記住我站域名/對偏高的農村地區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這是發人深省的事實。同時,“六普”數據顯示,我國城市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0.882,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438,比世界發達國家水平還要低0.262②,反彈乏力,這也是造成勞動力后備資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城鎮失業報告》③稱,未來我國農村從事農業的年輕一代(16-25歲)勞動力,其在農村戶籍勞動力中的比重已不足兩成。造成農村人口無法維系“無限供給”的狀態,并出現勞動力“供給缺口”。
人口城鎮化一方面通過轉移農村過剩人口,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城鎮化吸走的農村人口不一定是過剩勞動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勞動力和精英勞動力。因為遷移行為是具有選擇性的,那些處于青壯年時期的人口以及擁有較高學歷的人口更有可能選擇遷移。這樣過度而且具有選擇性特征的人口轉移所帶來的就不是“人口適度”和“人口紅利”,而是農村“人口虧損”和“人口負債”。這也告訴我們,人口城鄉、區域間的合理分布,是實現城鄉、區域均衡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農村無農民不穩,無農民不旺,農村勞動力轉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發展,也要推進農村的進步,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長期以來,城市與農村發展密不可分。沒有穩定的農村,城市將很難實現持續發展。沒有興旺的農村,城市將很難有持續的繁榮。沒有新的農民人口補給進來,農業發展將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將因為沒有興旺的農業、農村作為后盾而失去發展的基礎,這也是當前“無農不穩”的新含義。
第9篇：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當前，中國正面臨著因老齡化加速、勞動人口減少等人口結構帶來的諸多經濟與社會問題，隨之而來的，是對中國人口危機的擔憂。尤其是近期，關于21世紀末中國人口到底是萎縮到6億還是10億的討論更是甚囂塵上。
如果人口數量真如預測的那樣巨幅下降，會給中國經濟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到本世紀末，中國將有多少人口？21世紀的中國到底有沒有人口危機？
21世紀末
我國人口是10億還是6億？
在近日召開的2016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中國社科院人口學者鄭真真的發言引發了這場討論。她說，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減少到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10億人。
還有更悲觀的預測。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口和統計學者黃文政日前表示，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很難維持到10億水平，即使立即大力鼓勵生育，中國人口到2100年也難以超過8億，更大可能是低至6億。
10億人、8億人、6億人，諸多數字一一呈現出來，哪一個比較準確？“10億人比較準確，正負兩三千萬。”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預測人口有人口模型、生育率假設、年齡分布狀況等一系列指標，很專業，也很科學，“我認為聯合國的預測中方案比較準確。”
2015年7月底，聯合國人口署《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預計中國人口到本世紀末將回落到10.04億。這是聯合國的中預測值，其低預測值是6.13億，高預測值則為15.55億。
根據聯合國中預測方案，中國2010―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被假設為1.55，2015―2020年為1.59，2020―2030年為1.66，2045―2050年為1.74，2095―2100年為1.81。
“這組數據與中國的實際生育率水平比較接近，預測基本上是靠譜的。”楊宜勇說。
合理的生育率水平是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 那么，中國目前的實際生育率水平是多少呢？
兩部委總和生育率數據打架，
該信哪個？
生育率是指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婦女或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數量，計算方式。目前普遍采用的是總和生育率。
總和生育率，是指該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總和生育率是一個時期生育水平的度量指標，國際上通常將總和生育率低于1.3稱為“低生育率陷阱”或者“極低生育率”，認為這樣的人口在人口更替、再生產和人口未來發展上不利。
一直以來，關于中國總和生育率高低的爭議不斷。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當時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這一數字下降為1.18；之后2011、2012、2013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04、1.26、1.24。2015年，中國1%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5。
然而，這些數據基本不被人口主管部門采用。國家衛生計生委公布數據顯示，“十二五”以來我國總人口繼續增長，2014年末達到13.68億人，受人口年齡結構以及生育政策調整的影響，出生人口保持增長態勢，總和生育率為1.5至1.65。
這個數據跟人口普查時的1.25差距不算小。哪一個更能反映現實呢？
“人口普查的總和生育率是1.25，但人口普查有一個修正數，修正后的總和生育率是1.6。之所以修正，是因為2010年左右中國的黑戶很多，當時人口誤差估計有3000萬。這3000萬‘黑戶’沒上戶口。目前的人口黑戶還有1000多萬。”楊宜勇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之所以會有‘黑戶’，是因為有的人超生了不敢報，報了就要罰款。但是這些孩子在7年以后面臨上學。“那個時候補報的人數比較多。7歲以后再來反映7年以前的人口，總和生育率是通過這些數據和信息進行修正的。”
專家：2020年以后，
中國可能很快實現自主生育
國務院曾經組織開展的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認為，中國人口總量峰值應控制在15億人左右，婦女總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于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梳理，目前大概有人口危機論、陷阱論和萎縮論三種觀點。
持危機論觀點的人認為，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連續多年下降。2014年，中國16―60周歲以下的勞動年齡人口91583萬人，比2013年末減少371萬人，而2013年比2012年末也減少244萬人。
持陷阱論的，是福建省統計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他稱中國已經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近10多年來全國總和生育率在1.4至1.5間，遠低于2.1的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發達國家水平1.7還低。由于我國生育率長時間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負增長趨勢已不可逆轉，預計2026年后就將出現負增長。”
持“人口萎縮”論的是黃文政，他稱中國的“人口萎縮”會一直持續下去，并且，人口萎縮不會到2100年就停止，在此之后將進一步快速萎縮，除非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即2.2的生育率，統計顯示2015年生育率為1.25）。
楊宜勇對上述三種觀點均持否定意見。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21世紀中國沒有人口危機，不會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人口也不可能無限制萎縮下去。“人口有一個波動期，在高峰下來之后又會上去。2020年以后，中國可能很快實現自主生育（編者注：也叫家庭計劃，是指由夫婦自主地決定生育子女的數量和生育間隔），因為宏觀政策變了，社會文化變了，人的認識也會隨之發生改變，就可以多生了。尤其是大家有災害意識的時候，人類就會主動多生。幾千年的人類發展歷史就有許多這樣的證明。”
楊宜勇預測下一個人口高峰可能在2030年左右出現，估計到2030年人口將達到14.5億的峰值。“目前中國人口的問題主要是結構性問題，總量問題依然超過適度人口。”
其實，目前中國的人口結構扭曲已經比較嚴重。資料顯示，2014年0～14歲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只有16.5%，已經處于嚴重少子化，大大低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
除了低生育率，老齡化也在加速。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60歲及以上老人2.12億人，占總人口比例為15.5%；65歲以上人口數為1.37億人，占比10.1%，相當于每10個人里就有一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到2050年，我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4億，占總人口比重將超過30%。
此外，出生性別比失衡嚴重。數據顯示，2010年，0～19歲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2210萬，男女比例是114.6：100。
我國“人口紅利”仍處于窗口期，
應重視“人才紅利”
伴隨人口危機論爭議的，還有我國“人口紅利”是否消失了的判斷。
很多人將中國近幾十年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歸結為“人口紅利”。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P研究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間，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貢獻率高達27%。
但是，自2012年以來，中國15歲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連續4年下降。2015年勞動力規模由2012年的9.37億降至9.11億人。由此讓很多人得出“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年縮水甚至消失”的判斷。
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了嗎？楊宜勇對此問題予以否定：“中國的人口紅利是有所降低，目前處于一個窗口期，人口紅利依然存在。”
那么，留給中國的“人口紅利時間”還有多久？
當前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人口紅利還能延續到2030年以后；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2030年之前，這種優勢就將消失。
楊宜勇并不贊同“人口紅利”這種說法：“不要再留戀人口紅利的明日黃花。人口紅利不是特別好的東西，吃上癮了，反而會很被動。”
與之相伴的，是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導致的經濟增速下滑。蔡P日前在2016“遠見杯”全球宏觀經濟預測春季年會上表示，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不可避免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