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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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生育決策;理性;成本-效用

中圖分類號:C923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7-0268-03

一、問題的提出

2006年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對4個城市的調查結果顯示,名人、富人超生近幾年呈逐漸增多的態勢。原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在2007年的人口科學論壇上指出,社會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問題會對大眾生育觀念帶來不利影響,動搖計劃生育成果,影響社會公平。為了遏制這種違法現象,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在新聞會上表示,擬出臺相關政策,嚴懲富人、名人超生。廣東、浙江、湖南、重慶等地已出臺了一些相關處罰措施,如加收社會撫養費、公開曝光等,以維護我國現行生育政策的公平性。普遍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技術的不斷進步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趨于降低,我們把這一經驗結論稱為“反J型曲線”。但為什么會出現富人、名人超生、多生的現象呢?會不會又存在一條“U型曲線”?隨著收入的增加,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時又趨于上升。本文擬利用經濟學的成本-效益理論、消費者需求理論等對這一現象進行分析。全文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問題;第二部分對相關文獻進行簡要評述;第三部分利用成本-效用理論、消費者需求理論對人們的生育行為進行分析;第四部分進行歸納總結。

二、文獻述評

生育作為基本的人口過程之一,生育抉擇、生育行為和生育率變動,一直受西方人口理論研究的重視,在現代西方人口理論研究中占據無與倫比的重要地位。這是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世界人口,特別是剛取得民族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人口急劇膨脹,人口增長極大地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控制人口增長一度成為許多人的共識(Paul Ehrlich,1968;D.L.Meadows,1972;Lester Brown,1999;et.)。在人口死亡率已經穩定在低水平的條件下,生育率變動成為決定人口自然增長的主要力量。正因為如此,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生育率研究長期成為西方人口研究的核心。T?P?舒爾茨在其《人口經濟學》(1981)里甚至聲稱,是否把生育率研究放在人口理論研究的中心地位,已經成為衡量是否是現代人口理論的主要標準。西方人口學者對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生育行為及生育率變動,從多個角度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在對影響生育率變動的決定因素的分析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理論體系,大致可以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類型,著重經濟因素對生育抉擇和生育率變動的影響,主要研究經濟增長、經濟周期、經濟發展、經濟長波和生育率變動、生育率水平的關系(Easterlin, R?A.,1966;J L Simon,1977;et.)及家庭生育決策的經濟分析(Harvey Leibenstein,1954;Becker,G. S.,1960;J?C?Caldwell,1976;Easterlin, R?A.,1985);第二種類型,著重非經濟的社會因素對生育率變動的影響,主要研究婚姻、家庭關系、文化教育水平、婦女地位、生活質量等非經濟的社會因素對生育抉擇和生育率變動的影響(W.E.Moore,1959;Ronald Freedman,1970,1975,1979;et.);第三種類型,著重人口學因素本身對生育率變動的影響,強調婚姻、懷孕、分娩、避孕、生育間隔和生育次數等中介變量對生育行為和生育率變動的影響(Kingsley Davis&J.Blake,1956;J.Bongaarts,1975,1982);第四種類型,著重生物學因素或者生物-社會因素對生育行為和生育率變動的影響,研究生育行為與、性能力、性道德等的關系(B.Weller,1995;J.Casterline,1995)。盡管西方生育率決定因素的研究范圍不斷擴展,從經濟分析轉向非經濟分析,甚至轉向生物-社會因素分析,但不可否認的是,生育率決定的經濟分析仍占有很大比重。

在過去30年內,我國生育率超常快速下降,總和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低于更替水平,完成了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關于是什么力量使得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急劇變化問題的研究。從宏觀層面來看,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率變動的影響方面(顧寶昌,1987;彭希哲和黃娟,1993;孫文生和靳光華,1994;Poston,2000;楊濤、Marjorie Mcelroy,2000;李建民,2004; 陳衛,2005;王金營,2006);從微觀層面看,主要是對西方家庭經濟學理論的運用和拓展,以家庭生育行為的理性選擇為前提,分析了我國生育率變動的微觀經濟原因(田雪原,1989,1992;李小平,1994;李建新,1996;葉文振,1998;陳衛、史梅,2002;湯玉剛,2002;羅麗艷,2003;李建民,2004;)。通過上述文獻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生育率的宏觀決定分析,還是生育率的微觀決定分析,都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育行為趨于理性,生育率的下降將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但為什么會出現名人、富人超生、多生的現象呢?是現有理論存在不足甚至錯誤,還是人們的生育行為根本就不是一個理性決策的結果?

三、生育決策的成本-效用分析

(一)生育的成本分析

一般來說,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兩個方面。直接成本包括從懷孕起撫養到孩子生活自立時整個過程的全部支出(懷孕和生育的相關費用、生活費用、教育費用、醫療費用);機會成本包括父母因撫養孩子而損失的收入、機會,以及所放棄的其他活動的效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將會大幅度提高,表現在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花費在孩子身上的撫養費用、教育費用等隨之增多,直接成本明顯上升;同時,在家庭人均收入增加的條件下,父母參加社會經濟活動的時間價值增大,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因此而最大。

名人、富人的資源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財產資源,另一類是時間資源。在財產資源中,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已經很小,而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利潤收入等為主,工資率的提高不會增加他們的市場勞動時間供給,較高的收入水平使得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他們會把有限的時間資源更多地投入閑暇中,使得生育的機會成本大大降低。同時,名人、富人可以通過找育嬰師、保姆等緩解時間因素對養育孩子這種時間密集型產品的限制。相對于普通勞動者,隨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斷增加的生育直接成本僅占名人、富人的財富總量的很小部分,而時間成本又因為收入效應和財富對時間的替代被大大降低,他們的生育總成本比較低。

(二)生育的效用分析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萊賓斯坦在進行生育的成本―效用分析時提出了孩子的效用包括:(1)消費效用,即孩子給父母帶來的歡樂和情感上的滿足;(2)勞動-經濟效用,即孩子作為勞動力給家庭帶來的經濟收益;(3)保險效用,即孩子給父母提供潛在生活保障的效用,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養兒防老”效用;(4)經濟風險效用,即孩子承擔家庭經濟成敗風險的效用;(5)長期維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社會環境中,孩子可以提高父母和家庭的社會地位;(6)對擴展型家庭作貢獻的效用,即孩子可以延續家族的姓氏和香火,起到“傳宗接代”的作用。從動態的角度看,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孩子的勞動-經濟效用、保險效用、經濟風險效用、長期維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對擴展型家庭作貢獻的效用呈現出一種遞減的趨勢,而消費效用的變化卻難于確定(Harvey Leibenstein,1954)。

從199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進行了一系列生育意愿的調查(方向新,1992;朱楚珠、張友干,1996;周長洪、黃麗華,1996;趙景輝,1997;葉文振,1998;羅邁,2001;鄭真真,2004),發現人們的生育需求已發生了很大變化,物質層面的需求對人們的生育決策的影響逐漸減弱,而情感層面的需求和“傳宗接代”的影響逐漸成為生育決策的主導力量,中國正經歷著傳統生育文化向現代生育文化的轉變。對名人、富人來說,孩子帶給他們的更多的是情感的需要,他們可以從與孩子的情感互動和交流中得到心理滿足,而孩子給他們帶來的物質層面的效用已經很弱。

(三)生育決策的決定

每個人都會對激勵做出反應,一個家庭在決定子女數量時,也要經過一番成本和效用的權衡和斟酌。家庭總是生育孩子的數量定在邊際成本和邊際效用相等的水平上,這時的生育數量即是家庭生育決策的均衡點。根據以上成本和效用的分析來看,名人、富人生育孩子的成本相對較低,而孩子給他們帶來的情感效用則相對較高,在以物質激勵和懲罰為主要手段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他們的約束失去作用的情況下,這部分人往往傾向于多生,一直持續到邊際孩子的成本―效用相等的均衡點上。

以上分析揭示了名人、富人的生育決策行為,他們的生育決策的主導因素是孩子的效用,是孩子給他們帶來的情感滿足。這與普遍認為的,在經濟落后的條件下,人們生育決策的主導因素是孩子效用刺激,而在發達的經濟條件下,人們生育決策的主導因素是成本約束。這一看似相悖的推理是因為存在一個假設:在發達經濟里,人們的收入通過市場勞動獲得,收入水平制約著人們的理性決策。但對于名人、富人來說,他們的財富十分豐富,收入來源與一般人有很大的差別,孩子成本對他們的決策的影響已相對弱化,而孩子效用則成為影響決策的主導因素。

四、結論與啟示

1.名人、富人的生育行為是一個理性決策的結果。在生育市場上,他們會根據自己擁有的財富和時間資源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等約束條件充分考慮生育的成本和收益(效用),從而決定生育子女的數量。由于名人、富人與普通勞動者面臨的約束條件不盡相同,因此,他們的生育行為也表現出明顯差異。在現代經濟社會條件下,隨著工資率的提高,通過參與市場勞動獲得主要收入的普通勞動者生育受到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雙重約束,而孩子給他們帶來的效用卻相對減弱,成本,特別是機會成本成為他們生育決策是考慮的主要因素;而對于名人、富人而言,財富積累已經不是主要通過參與市場勞動,利息、租金和利潤等收益成為財富的主要來源,相對于他們“無盡”的財富和對非市場活動的強烈需要而言,生育成本相對很小,孩子給他們帶來的情感滿足成為生育決策的主導力量。

2.名人、富人超生、多生對中國的人口規模的增長影響不是很大,但他們破壞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游戲規則,使計劃生育政策失去公信力,這種影響才是主要的。國家統計局全國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在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名人、富人占全國人口的比例約為3.86%,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這一比例仍然很低。假設名人、富人階層的人口出生率為全國平均值的2倍,達到24‰,每年出生人口為122萬,僅占全國出生人口的7.7%。但他破壞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公信力,在目前我國低生育水平仍不穩定的情況下,計劃生育政策失效對中國人口發展戰略的影響則具有全局性。

3.本文對名人、富人生育決策的經濟分析僅僅停留在邏輯推演的層面,沒有實證數據的支持。要深入了解名人、富人的生育意愿,必須進行廣泛的調查研究,通過調查對理論邏輯推演結果進行檢驗和修正,從而為政府制定科學合理的人口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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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s explaining of over-reproduction and excessive reproduction phenomena

in the famous and rich man

LI Zheng-she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092,China)

第2篇：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人口政策 全面放開二胎 系統思維

【中圖分類號】C92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5）31-0020-03

一 線性思維下的生育政策嚴重影響社會發展

1.線性思維與系統思維之辨

線性思維，是指一種直線的、單向的、單維的、缺乏變化的思維方式。其特點是在紛繁復雜的大千世界中，置時間空間、環境條件的變化于不顧，只用一因一果式的思維去做決斷①。與其相對應，系統思維強調相互聯系、復雜因果、開放、動態變化和創新的思維方式。其特點是關注聯系和變化著的因素，對時間、空間和環境的復雜性進行理性的判斷，從而做出決策。而社會發展作為一個復雜的過程，本質上具有復雜系統的開放與動態發展特征②。同時，人口過程是持續動態發展的過程，以線性思維去制定人口政策，無論對個人還是社會發展都是不科學和危險的。

因此，在面對生育政策這樣復雜卻又關乎民生的現實問題上，有必要遵循科學的方法和準則，將系統思維納入到放開二胎這一重要的現實問題中，以動態、多維和開放的視角去分析和解決當前面臨的人口問題，具有獨特的方法論和現實意義。

2.線性思維下的計劃生育政策弊端頗多

第一，線性思維下的計劃生育政策體現在“頭痛醫頭”的思維定式上。這種政策受“馬爾薩斯陷阱”的影響，認為人口增長會影響社會資源的供給、加大生存壓力和就業壓力等，而限制人口增長是政策之必需。這種簡單的一因一果式的線性思維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指導著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而在計劃生育政策上實行的“一票否決”制，變相地將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效果列為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指標之一，這種強制性的“少生”政策由于一味追求出生率而顯得用力過猛，由此給生育家庭帶來的不幸不再贅述。

第二，又一種線性思維：認為只有計劃生育能夠降低生育率。這一種思維定式主要存在于計生界，這種思維定式忽略了社會經濟和社會觀念的變化對生育率的深層影響，而是簡單認為只有計劃生育才能導致生育率下降;計生管理工作力度的削弱會使社會生育率上升而不可能下降。正是由于上述誤區，20多年來中國生育率的統計研究陷入了一個怪圈，即將低生育率的調查結果加以質疑和否定，而簡單歸因于出生漏報;然后大幅調高生育率估計并據此強調人口增長形勢嚴峻，繼續嚴格實

行生育控制，此后的調查便再現極低生育率，如此循環往復，延續多年③。

第三，線性思維下的計劃生育政策后果嚴重。有學者認為，中國現在不是處在低生育的邊緣，而是已經進入低生育漩渦的中心。未來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已從2012 年拉開序幕，每年減少存量達200萬～300萬之多，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硬約束。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調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高達 115，長此以往必然影響人口生態安全，威脅社會的穩定和諧。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中國已經形成了低生育文化，“生得起養不起”已經成為年輕家庭的共同難題。2000年以來，中國已經掉入了低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文化雙重約束下的“超低生育率陷阱”，總和生育率低于1.3，這是一個不妙訊號。長此以往，中國將面臨勞動力短缺、人口失衡問題等諸多挑戰④。

從養老的角度來講，國際上的學者幾乎普遍認為，日本經濟的衰退、歐洲經濟增長的低迷，是和其生育率過低、老齡化程度高密切相關的。歐洲、韓國和日本等國家在企圖從“低生育陷阱”中解脫出來，目前中國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未來生育政策的選擇將變得十分關鍵⑤。此外，從家庭幸福的角度看，累計已經有1.8億政策性獨生子女家庭面臨的風險很大，抵御風險的能力很弱。我國失獨、傷獨的家庭越來越多，規模目前已經數以百萬計，可預見的將來將超過千萬，而獨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將達到數以千萬之眾，他們將面臨孤獨終老、老無所依、老難所養、老難善終等諸多挑戰⑥。

二 系統思維下二胎生育政策的走向

人口問題的動態性反映在，因為未來人口問題產生的根源在當下，人口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也是一個漸變的過程。當人口發生突變的時候，那就是“量變引發了質變”，這就是值得重視的“人口轉折”。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必須要根據幾十年后可能發生的變化進行科學的預估，從而結合當下制定最適合中國的生育政策。

1.學界對當下該采取怎樣的二胎政策存在很大爭議

第一種觀點是不能全面放開二胎。其理由是，全面放開二胎將累計多出生9700萬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將達到4995萬，生育率將達到4.5⑦。2014年7月10日，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新聞會上也采納翟振武的數據，認為如果全面放開二孩，多生9000萬人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會造成很大影響。

第二種觀點提倡分階段放開二胎。原因是自2014年單獨放開二胎開始實施到現在才一年時間，不少家庭還在準備階段，估計2015年申請二胎人數會比2014年的數額增加。此種觀點主張按照年齡段逐步放開二胎生育，用五年左右的時間過渡到全面放開二胎生育⑧。

第三種觀點呼吁應立即全面放開二胎。其理由是“單獨二胎”實施后“遇冷”，“單獨二胎”已無法緩解中國面臨的人口危機，政府應加快全面開放二胎政策的推進。⑨

第四種觀點主張取消生育限制，實行自由生育。持該意見的人士認為，不僅政策限制生育的理由不復存在，而且需要大力鼓勵生育來應對新人口危機。有學者認為，中國人口的少子化趨勢由來已久，從2003～2013年，中國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萬到1700萬之間，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縮了30%⑩。更令人擔憂的是，未來十年，中國22歲～30歲的女性數量將萎縮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顯著提升，也難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劇萎縮?。

2.二胎政策是對線性思維下人口危機的補救，應認清形勢，迅速放開二胎

以上幾種觀點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從系統思維的角度看，爭論中第一種觀點夸大了對放開二胎政策之后生育率回升的預期，并認為人口總和生育率1.7已達到預期，置人口世代更替率2.3于不顧;第二種觀點沒有意識到形勢的嚴峻性，各省份二胎申請者大大低于相關部門預期申請數，我們所要做的是審時度勢，及時放開二胎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在“遇冷”情況下原地踏步，因此當前低生育率的形勢已無“分階段、分年齡”的必要;而第四種觀點所提倡的生育自由也是不負責任的，因為人們從長期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中突然“解放”出來，不僅對于單個家庭來說人口質量和整個社會的人口安全得不到保障，其引起的全民心理動蕩將無法預測。

社會科學的研究，最基本原則的就是不能脫離社會事實。在二胎政策上，必須基于中國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老齡化問題嚴峻的社會事實，主張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這是系統地結合人口、養老、經濟發展等問題下的必要措施。

第一，從人口發展的狀況來看，放開二胎政策是政策調整之必需。有數據顯示，如果2015年全面放開二胎，即全國城鄉統一放開“單獨二胎”，則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將比現在增加100萬人左右，超過200萬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國總人口高峰將在2026～2029年出現，高峰總人口估計值的均值為14.01億人。而如果維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穩定，則中國總人口高峰將在2023～2025年出現，高峰時期總人口估計值的均值為13.92億人。也就是說放開二胎政策可能不會顯著提高生育率，而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調整等帶來巨大好處。

第二，從養老角度來看，全面放開二胎能夠緩解當前和未來老齡化的壓力。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項嚴峻挑戰，而放開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基數，改變現有人口格局，并且能夠增加20年后勞動就業人口，從而緩解未來20年中國老齡化的局面。

第三，從經濟發展角度看，經濟的增長是和生育率過低、老齡化程度高密切相關的，目前中國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通過及時有效的社會政策調整，使得社會生育率保持在一個穩定和適宜的水平。

三 系統思維下生育政策制定需要考慮多維因素

1.人口政策的轉變需要更大的勇氣

現在的問題是由于歷史的慣性，相當一部分人的人口意識依然表現得過于陳舊和偏頗。目前的人口規劃與其說缺乏的是智慧，不如說是勇氣。如果規劃者忽視國內學界已經比較成熟的建言，將會因人口規劃的錯誤和滯后，給未來的社會發展帶來隱患。

2.計劃生育政策應與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相結合

社會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生育政策與養老政策、勞動就業政策緊密相關，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人口在數量上的合理性，而不關注與之相配套的醫療服務、養老服務、就業服務的話，那現有低生育率的格局則很難得到改變。

有學者從家庭的角度出發，提出鼓勵生育背后需要配套的保障服務做支撐。為降低家庭內部的生育成本，保護年輕家庭的生育積極性，國家和政府要在懷孕生育、帶薪休假、優生指導、孩子入托、上學、醫療等諸多方面全面采取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會公共政策，鼓勵結婚和生育，優化生育關懷、福利等公共服務保障體系，給家庭生育減負，給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家庭政治上地位、經濟上實惠，全面營造生育二孩的社會氛圍和政策環境?。

3.改變生育理念，從“人”的角度做決策

第一，放開二胎政策并不代表取消計劃生育。在中國，長期存在“計劃生育”被等同于“少生少育”的理解誤區。假如生育確實應該并且可以被“計劃”，那么這樣的“計劃”也應該是雙向的：當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生育率過高時，這時的“計劃”應該是“節制生育”;而當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生育率過低時，那么這時的“計劃”就應該是“鼓勵生育”了?。

第二，在關注人口數量的同時，應當關注生育質量，即“優生”政策應到位。生育政策的內容不僅包括人口數量，還應當涵蓋人口質量的內容。中國目前的“優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內容：有明顯血緣關系禁止結婚，遺傳咨詢，提倡適齡生育和產前診斷。由于中國整體醫學水平和民眾的醫療常識與西方國家還有很大差距，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優生工作在宣傳、普及和應用方面還將面臨很多困難。

第三，人口政策是對人的政策，不能僅以經濟理性去思考，而更應該將人文關懷更多考慮在內。針對線性思維下計劃生育政策對無數個家庭造成的創傷、對不斷增長的失獨家庭和空巢家庭帶來的困難，以及人口嚴重老齡化的難題，頂層設計者應該聽一聽民眾的反響和意見，或做出應有的彌補，或提供相應的服務，或改變現有政策，未來的政策調整也應如此。統計與精算是政策決定之必需，而是否注重人文關懷卻直接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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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喬曉春.從“單獨二孩”政策執行效果看未來生育政策的選擇[J].中國人口科學，2015（2）：26～33

⑦翟振武、張現苓、靳永愛.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⑧太平洋親子網.2015全面放開二胎最新消息[EB/OL].http：//.cn/qzbd/1282092. html

⑨東方早報.中國2年內全面放開二胎？[N].東方早報，2014.10.18

⑩梁建章、黃文政、李建新.人口危機挑戰中國 放開生育刻不容緩[J].決策與信息，2015（2）：10～61

第3篇：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超級秘書網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第4篇：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一、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如上所述，計劃生育政策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是，與此同時，它的負面效應在這幾十年中也在不斷累積，并呈日益擴大化趨勢。“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對生育數量的控制，使我國生育率長期保持較低水平，形成了我國少兒人口比例逐漸減少，社會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問題。這也給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特別是農村家庭養老)提出了挑戰———“兩個孩子”至少要養活“四個老人”甚至更多，這將給孩子未來的生活造成很大負擔。并且，在社會“男孩偏好”的影響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會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離正常波動范圍。因而，計劃生育政策嚴重影響了我國人口結構———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年齡結構的問題在于，社會老齡化趨勢日益加重;而性別結構的問題在于，出生性別比長期居高不下。無論是社會老齡化還是性別比上升，均給我國經濟帶來了負面影響。直接研究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影響的文獻主要分析計劃生育政策對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如汪偉指出暫時沒有發現老齡化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負面影響。但是，這可能是因為我國現在處于老齡化初期，老齡化對于儲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長的影響的方向和大小還有待觀察。一旦未來老齡化的負擔效應超過壽命效應，并占據主導地位，老齡化很可能對經濟增長和儲蓄率產生負面影響［6］。周俊山和尹銀通過面板數據分析，表明計劃生育政策是居民儲蓄率變化的重要原因。農村性別比失調，導致婚姻擠壓，進而使家庭為兒子婚姻問題，儲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財富，最終導致競爭性儲蓄。并且，這一結論與WEI等的研究結論一致。這種儲蓄動機本身，并不利于經濟增長。比如競爭性儲蓄下的消費行為，很可能表現為結婚時期的“井噴”消費［9－10］。

間接分析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影響的一類文獻主要探討了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儲蓄、消費、勞動收入份額和經常賬戶余額等的影響。考察老齡化與經濟增長和儲蓄率關系的文獻認為，老齡化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其中，胡鞍鋼等通過1995—2008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老齡化將降低中國儲蓄率，并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產生負面沖擊［5］。馬驍驍的研究表明，隨著老年人口比例不斷升高，勞動人口比例連續下降，老齡化將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11］。范敘春和朱保華認為，個體年齡階段不同，其收入、消費與儲蓄行為不同。該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顯著影響國民儲蓄率。在考慮時間效應的情況下，少年人口撫養比上升將提高國民儲蓄率。而老年人口贍養比上升，將減少國民儲蓄率。在不考慮時間效率的情況下，少年人口撫養比和老年人口贍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方向恰好相反［12］。還有部分討論年齡結構對消費影響的文獻認為，人口年齡結構很有可能是消費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長率與消費的關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長率對消費率提高具有拉動作用［13］。張樂和雷良海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導致我國居民消費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兒撫養比下降和老年撫養比上升，導致居民消費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張杰平通過對1978—2007年中國宏觀數據的研究表明，少兒撫養系數和老年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均有顯著的負影響［15］。還有其他研究顯示，老齡化有利于提高消費。如王宇鵬對2001—2008年中國城鎮居民消費進行實證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顯著影響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在控制其他因素條件下，老年人口撫養比越高，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獻研究了年齡結構與勞動收入份額和經常賬戶的關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將影響個體儲蓄行為，進而影響生產的資本集約程度;在資本與勞動替代的情況下，資本集約程度降低勞動收入份額［17］。汪偉的研究表明，人口結構變化是我國經常賬戶余額變動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釋近45%的賬戶余額變動［18］。

另一類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影響的文獻主要探討性別結構失衡對經濟的影響。雖然，計劃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別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間接與性別比上升相關。性別比上升，不僅造成了大量男性終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響已經涉及經濟領域。相關研究顯示，性別比影響儲蓄率［9－10］。WEI等的競爭性儲蓄假說指出，性別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為兒子在婚姻市場處于有利地位，通過提高家庭儲蓄而相互競爭，進而解釋中國高儲蓄率現象。此外，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在性別比更高的地方，地區房價也更高［10］。李樹茁和胡瑩表明，男女在儲蓄、消費、投資等方面存在性別差異，在女性儲蓄傾向高于男性的情況下，女性相對收入增長，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談判力上升，從而有利于提高儲蓄率。在性別結構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場有更高的談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費和孩子投資方面，也享有較大的發言權［19］。因此，性別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儲蓄率。而這并不利于我國消費的提高。據以上大多數文獻的分析，無論是計劃生育政策本身，還是該政策引致的人口結構變化，均對我國經濟長期增長、儲蓄和消費等存在不利影響。從總體上看，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人口在短時期內迅速實現了從“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轉型。這有效地控制了我國的人口數量，使經濟增長的成果沒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釋”。然而，“低生育率”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而且這給我國經濟運行帶來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響。

二、關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建議

(一)既有文獻關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建議

一般認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無法應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難以解決未來更嚴重的社會老齡化問題、性別結構失衡問題和經濟長期增長問題。因而，既有文獻關于調整生育政策的建議基本集中在放寬生育數量方面［1、6、9］。他們認為適當放寬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時間內緩解未來嚴重的社會老齡化問題。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在長期內，人們生育孩子的意愿數量將進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們生育數量，但無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況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寬生育數量限制，在短期內有效，但在長期中效果不確定(這是因為人們生育率呈下降趨勢)。屆時，通過放寬生育數量來解決人口結構問題則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而，為促進經濟長期發展，應對人口結構引致的經濟問題，政府除了適當放寬生育數量限制以外，還要有長期政策應對未來人口問題。這需要政府提高人們的教育程度和個體生產力，應對未來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獻基本上主張運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來平衡性別比。比如嚴格限制鑒定胎兒性別技術的應用范圍，從而降低性別比［20］。總體上講，這是通過提高性別選擇成本，引導性別比恢復正常狀態。當然，隨著生育數量的放寬，人們性別選擇的原動力將下降，性別比可能逐漸恢復正常狀態。還有如王金營和趙貝寧主張通過其他公共政策(社區養老、公共福利養老、醫療和社會保障制度)與計劃生育政策配合，應對目前社會老齡化和生育性別偏好問題［1］。顯然，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相關人口問題以及相應的經濟問題。因而，調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與計劃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對于緩解人口結構的問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以上建議難以應對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時并存的情況，也難以處理這種情況導致的人口結構問題及其造成的經濟影響。

(二)關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思考

第5篇：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初育年齡;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終身生育率;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

中圖分類號：C9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5）02-0001-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1

收稿日期：2014-11-04;修訂日期：2015-01-06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際（地區）合作與交流項目“人口變化，城鄉人口流動，和中國的農業與農村發展”（71361140370）;江蘇省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PAPD）。

作者簡介：鐘甫寧，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農業大學中國糧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亞楠，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A Study of Intrinsic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hor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wo Approaches Estimating CFR

ZHONG Funing1，2， WANG Yanan1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2.China 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method estimating CFR based on 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the first birth provides a better estimate compared with that based on TFR statistics in backward “forecasting”， and more stable estimates in forward forecasting. The estimates from the 2 approaches both indicate that th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growth has become negative since women entering their childbearing age in the early 1970s， and continued to decline subsequently. The minimum replacement level required to keep population constant is calculated at the level higher than 2.1 acknowledged widely because of the higher malefemale birth ratio. Chinese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grow after 1970， due to growth in life expectancy， and relatively high ration of women childbearing to the total.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number of birth also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e timing of first birth cannot be ignored because of its impact on total number of children a woman may have in whole life.

Keywords：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first birth; total fertility rate without tempo effect; 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

一、引言

由于人口變遷一般規律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進入90年代后，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12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46，然而，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并沒有帶來人口的迅速減少，2012年全國人口仍保持4.95‰的正增長水平。這主要是由于過去高生育水平積累起來的人口正增長慣性對中國人口總量的增長在發揮顯著的促進作用，即人口年齡結構中育齡婦女占有較高比重，以及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帶來的結果。長期的低生育水平必然會導致未來人口的減少，一旦人口正增長慣性的作用消失殆盡，負增長慣性取而代之發揮作用，便會加劇人口減少的速度。為避免因到時再來提高生育水平而無法有效及時地抑制人口負增長以及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政府已經頒布并開始實施適當鼓勵生育的計劃生育政策，例如允許“雙獨”、“單獨”家庭生育二胎。可見，探究掩蓋于人口年齡結構之下的真正的人口增長水平以及蘊藏在人口年齡結構內部的人口增長慣性，對于清楚地了解人口長期發展趨勢，完善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具有重要的意義。

國內已有學者關注中國人口內在增長水平以及人口增長慣性問題，研究發現，早在1990年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就已由正變負，人口負增長慣性正在逐漸積累起來[1-2]。總體而言，這類研究基本是針對不同時期人口增長趨勢的分析與模擬，盡管能夠直觀地給出具體一段時間內或某個時間點上的人口總量，但卻需要建立在穩定人口的假設之上，即年齡別生育率與死亡率保持長期穩定不變^[3]，也就是要求同一時期各年齡人口具有相同的生育和死亡模式，顯然這在現實中難以滿足，尤其是在社會變遷比較明顯的時期。

從本質上講，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實際測度的是代際間的年均更替率。婦女終身生育率、出生嬰兒性別比、婦女存活概率以及平均世代間隔是構成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主要參數。但是，平常我們無法直接觀察到未結束生育期的年齡組（隊列）婦女的終身生育率，而能夠很容易地得到任一年份各年齡組（隊列）婦女當年生育率并加總得到

總和生育率。這是很多研究會直接應用總和生育率分析時期角度的人口內在增長水平，而非應用終身生育率分析隊列角度的人口內在增長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對于前者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方面，應用前者所分析得到的結果無法代表任一真實人口隊列的增長水平;另一方面，總和生育率的較強波動性將難以對長期人口發展趨勢進行穩定的預測。相反的，后者并不存在上述問題，雖然無法直接刻畫出不同時期的人口規模，但至少能夠作為時期人口內在增長水平研究的一個有益補充，根據各年齡人口的真實變化趨勢分析具有不同年齡結構的人口的長期發展規律，有助于進一步了解未來人口的變化方向及增減速度。然而，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便是如何縮短甚至消除終身生育率的時滯期限而令其具有更強的實際意義？

隨著研究者們對總和生育率的深入認識和分析方法的不斷改進，在一定條件下能夠實現總和生育率對終身生育率的估計。邦戈茨（Bongaarts）和菲尼（Feeney）指出常規的總和生育率會因為時期生育年齡的變動（所謂的進度效應）而產生顯著的失真，因而提出了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簡稱BF方法^[4]，該方法一經提出便引起了人口學界的廣泛熱議并催生出一系列的相關研究。一些研究對于這一指標到底在測量什么提出了質疑[5-7]，因為它既不是對時期生育水平的估計又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終身生育率^[8]。邦戈茨和索博特卡（Sobotka）新近提出了對該指標進一步改進的方法，并認為在一定條件下，比較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和終身生育率是合理的，如用于隊列生育率變化很慢，沒有顯著波動，而時期生育率的分布形狀變化也很小的當代歐洲人口^[9]。顯然，這種轉換方法也并不適用于任何一類人口群體。

筆者在一項研究中提出了利用初育年齡對終身生育率進行測度的嘗試，并驗證了該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及合理性^[10]。作為后續研究，本文將進一步以預測效率和穩定性為標準，比較初育年齡測度法與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估計終身生育率的方法，并探討上述兩種方法在預測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方面的差異。以此為依據，本文將從隊列視角揭示中國人口內在增長潛力，并結合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特征探討未來中國人口可能的發展趨勢。目的在于與時期性質的人口變動水平進行對比，從另一個側面為長期人口預測以至生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學合理的理論依據。

二、終身生育率兩種估計方法的比較

1.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及其對終身生育率的估計

早在20世紀50年代，一些國外學者就已研究發現總和生育率無法準確反映生育數量的變化：受生育時間變化的影響，即使實際隊列的終身生育水平不發生改變，年度間的總和生育率也會被提高或降低。瑞得（Ryder）首先提出應用一個人口中每個隊列平均生育年齡的變化量對這一扭曲進行調整的思想^[11]，在此基礎上，邦戈茨和菲尼進行了進一步的提煉，將這種扭曲稱之為生育進度效應，并運用某一時期前后兩年的分胎次平均生育年齡差異作為調整系數，試圖用來消除該效應以得到真正的生育數量水平^[4]。具體的調整思路可由如下的基本數學表達形式做出解釋：

MACi=∑49α=15fi，x*α+0.5∑49α=15fi，x（1）

ri=（MACi，t+1-MACi，t-1）/2（2）

TFR*i=TFRi/（1-ri）（3）

TFR*=∑ni=1TFR*i（4）

從上述公式可知，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僅根據不同胎次年齡別生育率數據進行調整，并不需要額外的信息。其中，i表示胎次，MACi表示分胎次的平均生育年齡，ri是調整系數，公式（2）是經過整理后的簡便表達形式，其計算依據是以當年及上一年生育年齡的平均數作為平均生育年齡年初值，以當年與下一年的均值作為年末值，最終用年末與年初的差值表示當年平均生育年齡的變動。如果當期的總體生育時間表現為向后推遲的狀態，即ri>0，那么得到的TFR*將大于TFR，也就是說實際的生育勢能并沒有在當期完全釋放出來，而是向后累積，觀察到的生育水平要低于真實的生育水平。當然，可能會出現ri>1、TFR*為負的異常現象，即平均生育年齡的變動幅度非常大。郝娟、邱長溶運用中國的經驗數據證實的確會存在這種可能性^[12]。雖然這與數據的質量有一定關系，但主要應是由于該方法要求年齡別生育率曲線形狀不變、各年齡育齡婦女平均生育第i孩年齡的年變化幅度相等，一旦現實與這一強假設條件相差較遠，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的穩定性會變得很差^[13]。

隨著對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研究的不斷深入，近期，邦戈茨等人在原方法的基礎上將生育率替換為生育概率，提出了一種綜合考慮孩次結構與進度效應的調整指標TFRp*，并用歐洲多國的數據驗證了其較TFR*具有更強的穩定性^[9]。一般來說，新指標的穩定性如何是多數研究探討的焦點，因為并不存在一個真實的標準而難以對其效度進行評價。由于目前不完全具備計算所需的數據，因此，暫時難以將TFRp*應用于中國生育研究中^[14]。

不過，邦戈茨認為，在特殊條件下，調整的總和生育率與那些在同時期內已達平均生育年齡婦女隊列滯后取得的終身生育率值還是可以比較的。例如，1965年15歲的育齡婦女隊列的平均生育年齡為25歲，那么該隊列的終身生育率對應的是1975年調整的總和生育率。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總和生育率是5年的移動平均值，而不是真正的終身生育率。盡管該方法較為粗糙，而且中國生育水平變化的實情確實很難滿足二者的可比條件，但這卻是目前為止最能夠簡單有效地將總和生育率轉換為終身生育率的方法，可將其簡稱為總和生育率轉換法。

2.利用初育年齡對終身生育率的模擬

筆者在另一項研究中指出：一生的生育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后一生育事件的發生必定建立在前一生育事件的基礎上。因此，一方面遵循基本的生理規律，另一方面根據初次生育時間選擇和終身生育數量的決策機制，推斷屬于前期生育行為的初育年齡與終身生育數量高度相關具有相當的合理性，而且在統計學上得到了強力支持^[10]。該方法的具體思路是根據可獲得的時期跨度較大的15-49歲年齡別生育率數據，分別計算出不同隊列的初育年齡與終身生育率，采用雙對數模型進行模擬，另外需加入時間變量以捕捉其他因素對終身生育率的影響，基本模型如下：

lnCFR=β0+β1lnMAC1+β2lnYEAR+ε（5）

然而，過去高生育水平時期初育年齡與終身生育率的擬合結果并不意味著可以簡單地用于更替水平以下時期的預測，關鍵在于人們對二胎生育的改變情況。如果同一年份出生的多數人的最少生育數量為兩個孩子，那么當終身生育率降至2附近時，很難再按照過去的水平隨著初育年齡繼續下降;如果大部分人普遍能夠接受1個孩子的最少生育數量，那么二胎會同多胎一樣與初育年齡的變化高度相關，而在接近1的水平上放緩下降速度。在中國，農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城鎮，同時計劃生育政策也相對寬松，并且其生育觀念也較為傳統，2個孩子仍可能是多數農村人口的最低生育數量需求。而在城鎮，僅生育一胎的家庭則會更多。當然，隨著農村人口不斷地向城鎮遷移，以及城鄉間人口流動的加速，農村人口的生育行為會與城鎮人口逐漸趨同。因此，可以模擬當社會總體的終身生育水平降至2附近時，未來人口全部遵循城鎮和農村人口兩種極端情況下的生育水平變化趨勢，并且根據農村和城鎮人口比重對其進行加權平均，從而得到更可靠的預測結果。

3.兩種估計方法的結果比較

既然初育年齡測度法和總和生育率轉換法均可以得到終身生育率的估計值，那么就能夠以真實值為標準對不同方法的結果進行穩定性和有效性的檢驗。根據1950-2012年中國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數據，可以計算得到1950-1978年開始進入生育期的29個完整隊列的終身生育率。從數據上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實際終身生育率呈現穩定下降的趨勢，而1977年15歲的育齡婦女隊列的數值則出現了略微上升的現象，為考察這一變化是新的趨勢還是數據的異常情況，我們進一步估計了1979年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率，假設其相應的缺失49歲生育率數據對計算結果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實際上是應用1950-1979年30個完整隊列的終身生育率真實值對上述兩種方法的結果進行評價，比較結果如圖1所示。

圖1初育年齡測度法與總和生育率轉換法估計值與真實值的比較

注：根據總和生育率轉換法計算1951-1991年15歲育齡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需要對應1964-2004年的TFR*值，其中，1964-1996年TFR*值引自：郭志剛.時期水平指標的回顧與分析[J].人口與經濟，2000（1）;1997-2004年TFR*值是作者根據歷年《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中年齡別生育率數據整理計算而得。

其中，CFR是30個育齡婦女隊列終身生育水平的真實值，CFR*是利用初育年齡測度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meanTFR*和meanTFR分別表示去進度效應和常規總和生育率修勻值對應的隊列終身生育率估計值。從穩定性的角度分析，很明顯CFR*呈現出穩定的下降趨勢，而meanTFR*和meanTFR的波動性較高，且偏離CFR。調整過的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常規總和生育率，體現為更加平穩的變化趨勢，但仍然明顯不如CFR*。從效度方面看，CFR*與真實值CFR保持高度一致，由常規和去進度效應的總和生育率預測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在1951-1967年15歲的17個育齡婦女隊列中與真實值的偏差較大，而這些隊列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恰好對應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總和生育率的修勻值，相對于其他時期而言，該時期總和生育率變化的起伏落差非常大。60年代末期開始進入生育年齡的女性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與真實值之間的誤差有所縮小，并且變化相對穩定，這與中國進入80年代后總和生育率變動幅度小相關。反向預測表明，應用總和生育率估計終身生育率的效度并不高。

若以15-35歲一胎年齡別生育率數據計算初育年齡，則可以預測出1980-1991年進入生育期的12個育齡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率。從圖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1980-1991年15歲育齡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水平繼續平緩下降。雖然對于這部分預測值而言并不存在一個真實的終身生育率以驗證預測的準確性，但可以與meanTFR*和meanTFR進行對比，結果顯示由初育年齡預測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介于兩者之間， 并且更接近meanTFR*的平均變化趨勢，說明其預測結果至少不會與總和生育率估計法產生較大偏差。

計算終身生育率的目的之一是測度相對穩定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從穩定性的角度看，CFR*在整個區間都遠遠優于meanTFR*和meanTFR。也即，與去進度效應和常規總和生育率修勻值相比，初育年齡法能提供對婦女終身生育率更穩定的預測值，因而更接近穩定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

過去的經驗表明，由初育年齡預測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具有更高的準確性，但是，我們不僅無法觀察到婦女未來的實際終身生育率，甚至無法統計1980年以后年滿15歲的婦女的終身生育率，因而無法用實際觀察值來驗證預測值。然而，正因為無法得到觀察值而又需要預測，我們才需要相對準確的方法。如果解釋過去的能力可以合理延伸到預測未來，則初育年齡測度法不失為一種相對較好的方法。

三、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

盡管已有不少研究對時期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進行了分析，并將其與常規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進行比較，說明隱藏在背后的人口內在增長勢能[1，3]。但從長期來講，應用終身生育率等隊列指標計算得到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對人口增長潛力的表達。如前面所述，初育年齡測度法相比總和生育率估計法能夠有效、穩定地對終身生育率進行預測，這一結果能否繼續在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分析中得以體現，隊列角度的潛在人口增長水平究竟如何，這是進一步將要探討的內容。

1.涵義及計算方法

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r與凈再生產率NRR的計算需要相同的基本要素，即分年齡的女嬰生育函數m（a）和存活函數p（a）。嚴格來說，有一點明顯不同的是，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是穩定人口假設下測量人口增長潛力的時期性質的指標;而人口的凈再生產率則表示育齡婦女在生育期末平均生育的女孩數，也就是度量生育的婦女能否在數量上“復制她們自己”，似乎作為隊列指標更為合理一些。若要將二者聯系起來進行分析，首先必須統一研究對象為真實隊列還是假設隊列。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研討真實人口隊列的潛在增長水平，因此，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涵義將被解釋為兩代人之間的年增長率，具體的計算參數也均應用相應的隊列指標。

洛特卡將r與NRR的關系表示為如公式（6）所示，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等同于凈再生產率的對數與平均世代間隔T之比：

NRR=erT，r=lnNRRT

（6）

凈再生產率可以進一步分解為終身生育率CFR、出生嬰兒中女嬰所占比例S，以及育齡婦女存活到平均生育年齡的概率p（Am）三者的乘積^[15]，見公式（7）：

NRR=GRR?p（Am）=CFR?S?p（Am）（7）

其中，CFR的計算過程前面已有討論;假定年齡別性別比相同，生育女孩的比例S即為一個不隨年齡變化的常數，這種近似也較為合理;而p（Am）的計算要相對復雜一些，需要通過構建女性人口生命表估算死亡概率，但由公式（7）可知，p（Am）可以表示為凈再生產率與粗再生產率GRR（不考慮婦女死亡情況）之比，引用王豐等測算的中國1950-2006年NRR值和GRR值^[1]，便可以得到歷年的p（Am）值。由于缺乏關于早期全國人口死亡水平的系統調查，因而無法轉換得到隊列性質的p（Am）指標。鑒于死亡水平的變化幅度不大，暫且以p（Am）的五年移動平均值代替在對應年份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隊列的p（Am）值。

科爾（Coale）證明平均世代間隔近似等于穩定人口和靜止人口平均生育女兒年齡的均值，同時也證明了當死亡率曲線不是異常時（如戰爭、瘟疫），可以由年齡別生育率近似求得^[16]，具體表達形式如公式（8）所示：

T≈m-δ2lnGRR2m（8）

綜合公式（6）-（8），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可以表示為：

r=lnCFR+lnS+lnp（Am）T（9）

根據基礎的年齡別生育率數據、出生嬰兒性別比以及引用的人口粗、凈再生產率數據得到的用于計算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各參數指標值如表1所示。

2.隊列角度的中國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

由表1中的各參數值計算得到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即1950-1991年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到其生育下一代之間的年均人口自然增長率的變化趨勢如圖2所示。其中，r、r′和r*依次代表根據終身生育率真實值、利用初育年齡和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預測得到的估計值計算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總體而言，圖2中所顯示的不同增長率曲線形狀與各自對應的終身生育率曲線形狀類似，說明與人們的預期一致，生育水平是衡量人口內在增長潛力的最主要的指標。然而，隨著生育數量逐漸穩定維持在較低水平，平均世代間隔的延長會成為促進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下降的一個重要因素。

圖21950-1991年15歲的育齡婦女隊列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變化趨勢

數據來源：同表1。

從圖2中可以看出，隊列角度的人口潛在增長水平始終保持穩定下降的趨勢，20世紀50年代15歲的育齡婦女從其出生到生育下一代女孩期間，這兩代女性人口以年均22‰的速度進行更替，直至1970年出現負增長現象，也就是說從1970年15歲的育齡婦女這一代人開始，平均生育女孩的規模小于母親這一代的規模。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初人口進入負增長時對應的女性終身生育率介于2.2-2.3之間，高于普遍應用的2.1的更替水平，這主要與中國偏高的男女性別比有關，女嬰比例過低會造成人口提前進入負增長時期，馬瀛通在其研究中同樣指出考慮高性別比在內的更替水平也應提高^[17]。

對于整個20世紀70年代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隊列而言，真實的以及由初育年齡測度得到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均為負值，代際之間的人口迅速減少;而由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轉換法得到的數值則體現為接近零增長水平的長期波動，直至80年代初期才開始出現負增長，明顯這與在其他參數指標變化不顯著時生育水平持續下降的事實相違背。雖然預測部分兩種方法的估計值水平較為接近，但仍可以從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變化態勢中看出，初育年齡測度法比總和生育率轉換法具有更強的穩定性。由初育年齡預測的20世紀90年代初15歲的育齡婦女生育的下一代女孩數量在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減少。由于鼓勵生育的政策只是在近期才開始實施，而且最多也僅放寬到二胎生育，因此，根據過去的發展趨勢粗略外推，對于本文無法預測到的更年輕的育齡婦女隊列而言，其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將會繼續下降。

四、未來中國人口變化趨勢的簡要分析

結合前面對不同年代出生的育齡婦女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估計以及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齡結構，可以嘗試對中國人口未來的變化趨勢進行簡要的分析。

圖32010年全國人口年齡結構

數據來源：《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2011》。

注：為方便結合隊列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進行分析，這里的縱坐標解釋為對應年份15歲的人口隊列。

如圖3所示，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繪制的人口年齡金字塔形狀并不規則，有幾處明顯的缺口，從上至下的第一個缺口是由于20世紀60年代初的導致出生人口減少，然而隨后便出現生育的反彈，經過周期性重復，80年代出生的人口大量減少，并且伴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開展，第二個缺口有所擴大。值得注意的是，又經過一輪世代更替，第三個缺口已經并不明顯，人口數量的變化趨于穩定。在這樣一個人口結構中，2010年處于生育期的育齡婦女（2010年15歲至1975年15歲）占有較高比重，對應類似于松柏型人口金字塔的向外最凸出部分。即便通過圖2可知，從1970年15歲的隊列開始，真實的人口增長就已進入負增長狀態，但從傳統的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人口自然增長水平來看，中國人口至今仍表現為正增長。可見，父母一代的龐大基數掩蓋了子女規模不斷縮小的事實，從而保持總人口數逐年增加。另外，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也是引起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隨著占總人口比重較高的人群逐漸進入老齡階段，這一因素對人口增長的促進作用將會更為明顯。

然而，由過去高生育水平積累起來的人口正增長慣性正在慢慢消失，總人口中比重較高的人群逐漸退出生育期，比重較低的隊列進入生育期，同時人口內在增長水平處于負增長階段，因此，中國人口逐步減少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只是現階段較低的生育水平又進一步為未來積累負的增長慣性，在兩者的合力作用下，人口規模縮小的態勢將會維持很長一段時間。例如，從2010年開始推測15年后的情況，也就是位于圖3中人口金字塔底部的15個隊列整體進入生育期，即使終身生育率能夠恢復到2.1的更替水平，也很難通過新生人口實現總人數的增長。正如前面所述，人們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會對人口增長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恐怕到時也難以抵消負增長的勢頭，并且會加重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于20世紀70年代初實行的以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為目的的計劃生育政策，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降低了新生人數的增加，但卻無法及時地抑制人口正增長慣性所產生的作用，以至于在政策實施的40多年間中國人口規模仍在不斷擴大。過去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生育水平固然是人口政策關注的重點，但由其帶來的未來人口結構的變化會長期影響人口金字塔底部數量，更是不容忽視的。

運用初育年齡估計終身生育率的方法可以將終身生育率的時滯期限縮短十幾年，也就是說在2010年的人口結構中，終身生育率以及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能夠由已知的1979年及更早年代進入生育期的隊列推延到1991年，甚至于可以進一步依據初育年齡的估計值預測更年輕的育齡婦女隊列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進而再結合生育模式便能夠模擬不同年齡結構下的人口變化情況。這樣既可以對過去人口增長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也能夠為預測未來人口變化提供一種較為科學的思路。

五、結論及建議

年度間的人口增長水平實際上包含真正的人口內在增長潛力和由年齡結構決定的人口增長慣性兩方面的作用。為充分認識人口發展的內在規律，本文以真實的人口隊列為研究對象，運用兩種不同方法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對中國人口的內在增長水平進行了初步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通過與邦戈茨等人新近提出的由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對終身生育率估計的方法相比較，證明初育年齡測度法在反向“預測”過去時具有明顯更高的精度，在描述現在和正向預測未來時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因而更有利于進行長期人口預測。初育年齡測度法的最大優勢在于有效縮短了終身生育率的時滯期限，增強了運用終身生育率分析隊列人口內在增長水平的實際可能性。

研究同時證明，在估計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方面，初育年齡測度法同樣要優于總和生育率估計法。研究表明，以隊列為視角的中國人口內在增長水平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已經下降：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所生育女孩的規模已經小于其本身的規模，人口的內在增長水平進入負增長時期。根據我們的預測，90年代初期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其生育的女兒數量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在減少。另外，研究還發現，對應正增長到負增長轉換臨界年份的育齡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率為2.28，高于普遍認為的2.1的更替水平。這與中國偏高的出生嬰兒性別比相關，因為新生嬰兒中女性比例偏低，只有婦女更高的終身生育率才能維持整個人口的替代率。

有關人口的決策一方面需要對人口的內在增長水平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年齡結構作用的人口慣性增長。結合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繪制的人口年齡金字塔，可以看出，在目前生育水平很低的情況下，中國總人數仍呈增加態勢的原因主要是處于育齡期的人口占有較高比重，以及人們預期壽命的延長，在未來后者可能會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因此，人口政策的調整不僅需要充分認清其對現有人口增長水平的作用，還要考慮到對未來年齡結構的影響。

人口再生產達到并穩定在更替水平是人口發展的理想模式，也是中國人口政策的目標。面對低生育水平的現實，過去人口政策中對生育數量的限制在現在被適當放寬。然而，本

文的研究結論表明初育年齡與終身生育數量具有顯著的負向關系，因此，生育政策的調整也應注意對生育時間的控制，如果人們的意愿生育時間越來越晚，即使政策上允許生育二胎，甚至多胎也難以達到預期的理想目標。一些歐洲人口的經驗研究也同樣主張尤其要阻止越來越晚的生育趨勢來影響人口發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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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收稿日期：20160405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13

基金項目：安徽大學農村改革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2014年度公開招標課題（ADNY201415）

作者簡介：馬芒（1957-），男，安徽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人口經濟學。

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廣泛實施以來，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迅速下降。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已經從1987年的23.33‰、16.61‰降至2013年的12.08‰和4.92‰，人口增長速度和人口規模得到迅速控制，提前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向現代型的轉變。然而，在該政策執行30多年后，中國人口結構失衡問題逐步顯現，2010年“六普”數據顯示出生性別比高達117.95，且持續偏高態勢明顯；由于出生人口銳減，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3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升至9.7%，年輕人口虧損加重，人口的結構性矛盾已經嚴重威脅著國家的人口安全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強制“一孩化”政策帶來的人口后果引發了社會各界對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思考，王金營等認為需放寬二胎政策，嚴格控制三胎[1]；翟振武認為應當審慎、分階段、分步驟、分區域逐步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不能踩急剎車[2]。基于我國的人口發展現實和學者的理論觀點，國家將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作為國家政策改革的重中之重，2013年、2015年相繼通過“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的調整方案，并逐步執行。

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必然會改變未來人口的發展趨勢，由于目前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時間不長，學者們主要通過人口預測對生育政策調整的人口效應進行分析。孟令國等采用人口-發展-環境模型（PDE）在“六普”數據的基礎上對我國2015-2050年人口結構變化趨勢進行了預測[3]；阮雅婕借助AnyLogic7.0、SPSS等軟件構建系統動力學模型進行仿真實驗，對“單獨二孩”和“完全放開”兩種政策下我國的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變化進行預測[4]；翟振武等利用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通過推算2012年獨生子女規模對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后果進行了分析[5]；易富賢等利用隊列組元方法對人口政策調整后中國2015-2080年的人口形勢進行了展望[6]；喬曉春利用“六普”數據和國家衛計委的生育意愿抽查數據，采用隊列分要素方法以及PADISINT人口預測軟件進行未來人口預測[7]；袁磊等通過設定總和生育率（TFR）在1.1～2.1的6個方案來預測我國未來勞動力供給情況[8]。不難發現，人口預測研究已經較為成熟，涵蓋的人口預測方法主要有數學模型方法、數據統計推算方法和人口學方法，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和借鑒。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實施時間較短，多數研究基本還只關注到“單獨二孩”生育政策實施對人口結構的影響，且部分研究在利用模型進行人口預測時設定的參數并不完備，或設定的生育率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生育政策調整的變化，估計結果的準確性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全國層面的人口預測居多，而關于生育政策調整對農村人口結構影響的研究則是寥寥無幾，也就沒有將人口遷移、人口城鎮化等因素引入人口預測模型當中。

已有研究的不足給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間，本文設定三種計劃生育政策調整方案，依據隊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建立農村人口預測模型，并測算出不同方案下的生育、死亡、遷移等參數，以對2014-2035年農村人口結構發展形勢進行預測。“單獨二孩”“全面二孩”的調整政策是計劃生育政策不斷完善的重要步驟，在政策調整初期進行農村人口結構的初步預測，既能對政策實施效果進行初步評估，為未來繼續完善生育政策提供理論指導，也能為農村地區做好教育、醫療、養老等各方面的準備提供一個參考，以規避未來人口結構變動帶來的風險，保證生育政策調整后農村地區的和諧穩定及可持續發展。

一、生育政策調整方案

鑒于國家在2014年和2016年開始執行“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本文的預測區間設定為2014―2035年，時間范圍具有一定的政策敏感性，且因政策調整而新增加的“二孩”到2035年會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也能夠反映生育政策調整的人口結構效應。

生育政策的調整實質就是生育率的調整，本文將政策調整與婦女生育水平的波動聯系起來，以確定生育政策調整后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發展狀態。根據2000年的“五普”數據、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數據以及2010年的“六普”數據，2000年、2005年、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22、1.33和1.18，農村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43、1.64和1.44，農村的總和生育率要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0.2～0.3個百分點。國家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在2007年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指出全國總和生育率應該保持在1.8左右。翟振武認為受“單獨二孩”政策的影響，我國總和生育率可能會回升到1.8，但不會超過2.0，且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帶來的婦女時期生育水平的波動也只是暫時的，在數年內將會回落穩定，維持在1.8左右[8]。此外，由于我國人口總量基數較大，受資源、環境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在人口數量達到峰值前完全放開生育限制使生育率超過2.1的更替水平是不可行的，因此，生育政策調整后，全國的總和生育率會維持在1.8左右，而農村則為2.0～2.1。

結合近年來國家計劃生育政策變動的實際，設定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三種方案及各方案下的總和生育率走勢。由于本文以2010年數據為基期數據，2010-2013年的生育政策及總和生育率保持2010年的不變，2014-2035年的生育政策實行三種方案，總和生育率也依據生育政策調整而發生變動，具體設定如下：

方案一：假設在預測期內，保持2010年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不變，繼續維持低生育水平。由此，可以假定2010-2035年間生育率的變化幅度較小，并且遠低于更替水平，可以設定2035年農村的總和生育率為1.60。設定方案一主要考慮到目前政策調整的時間較短，可以作為參照方案來反映政策調整后農村未來的人口發展變化。

方案二：若在2014年實行“單獨二孩”政策，在2020年全面放開二孩。生育率分為3個區間，2010-2013年維持方案一的生育率不變，2014-2020年農村總和生育率會有所提升，而2020-2035年后進一步升高，并逐步穩定。從而可以設定農村的總和生育率在2020年上升至1.8，全面放開二孩后，逐步提升到2035年的2.0，并穩定。

方案三：若在2014年實行“單獨二孩”政策，在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即當前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調整方案。2010-2013保持“一孩政策”生育率不變，2014-2015保持“單獨二孩”生育率一致，2016年以后總和生育率迅速提升，農村總和生育率在2020年會逐步達到2.0，并在2035年達到2.1的更替水平。

由此，得到三種方案下農村總和生育率在2014-2035年的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

三、模型參數設定

（一）生育模式

生育模式為15～49歲各年齡組婦女的生育率。本文假設在預測期內生育系數即15～49歲各年齡組育齡婦女生育率占總和生育率的比例是穩定的，因此，總和生育率的變化所引起的各年齡組育齡婦女生育率的變動趨勢是相同的。生育系數的具體公式可以表示為：

gi，t=bi，t TFRt i∈[15，49]（9）

將（9）式變形，則有：bi，t=gi，t×TFRt i∈[15，49]（10）

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資料中15～49歲各年齡的育齡婦女生育率為基準，根據（9）式測算出生育系數，進而根據已設定的總和生育率變動趨勢和（10）式來估算出2014-2035年農村15～49歲育齡婦女的生育率。

（二）出生性別比

與我國有相似歷史文化背景的韓國，在19世紀60年代初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80年代中后期出生性別比開始超出107，1990年達到最高，為116.5。隨后，在1996年韓國政府取消了控制人口數量的生育政策并鼓勵生育，但出生性別比仍然經過較長時間的治理，在2007年才逐步恢復平衡，韓國用了27年的時間讓出生性別比從最高恢復到正常，降低10個比值左右[9]。根據經驗事實可以發現，即使全面放開二孩，甚至完全放開生育，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也無法很快消除，恢復性別結構平衡的關鍵在于綜合治理。

據此，本文設定在2035年，方案一的出生性別比達到107，方案二的出生性別比為108，方案三則為109。而根據2000、2005、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或抽查數據，全國出生性別比分別為117.79、118.88、117.96，農村為119.30、121.20、119.09，出生性別比下降速度較緩，尤其是農村地區，并且按照出生性別比的發展趨勢，農村出生性別比要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2個比值左右。據此，設定在2035年方案一、二、三中的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分別為109、109.5、110，中間年份按逐步下降趨勢進行線性插值（見表1）。

（三）死亡參數

1.平均預期壽命。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中1歲一組的分性別分年齡人口數和死亡人口數，編制出2010年農村人口完全生命表，得到農村地區0歲人口的預期壽命為75.84歲，其中男性人口預期壽命73.18歲，女性人口預期壽命78.50歲。以此為基礎，結合聯合國期望壽命增加值預測方案，對我國農村地區分性別0歲預期壽命的變動趨勢進行推測，但由于其給出的是每5年的增長值，其他年份的預期壽命則通過線性內插法獲得（見表2）。由于人口預期壽命與計劃生政策調整的聯系甚微，最終假設三種生育政策方案的平均預期壽命一致。

2.死亡模式。未來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會逐步提升，但不同年齡人口的死亡水平肯定不同，其變化趨勢或下降程度也不相同，這就形成了一個地區的人口死亡模式。人口學家通過大量的人口數據發現相鄰年齡組的死亡概率之間以及不同人口的同一年齡組的死亡概率之間存在著規律的聯系，據此編制出模型生命表，主要包括聯合國模型生命表、科爾和德曼區域模型生命表、萊德曼模型生命表等，而我國比較適用于聯合國模型生命表中的一般模式。本文根據聯合國模型生命表一般模式中各年齡性別死亡概率與預期壽命之間的經驗關系，測算出上述相應預期壽命下的年齡性別死亡概率，一般來講，人口平均預期壽命越高，則其各年齡的死亡概率會隨之下降。

（四）遷移參數

1.遷移水平。陳彥光研究認為中國的城鎮化發展過程呈“S”型曲線，可以運用Logistic模型對城鎮化的發展趨勢進行探索[1]。為此，本文基于《中國統計年鑒》的2000-2013年城鎮化數據，利用Logistic模型預測未來中國城鎮化的發展趨勢。Logistic模型的表達式為：

U=A1+ea?b?t （11）

式（11）中，U表示城鎮化水平；A表示城鎮化發展極限值；a表示積分常數；b表示增長參數；t表示時間。為便于確定模型回歸參數，令a=lnA?c，b=lnd，其中c為模型回歸結果中的常數，d為系數。

則有：U=A1+A?c?elnd?t （12）

本文參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城鎮化-前景戰略與政策（2010）》的預測數據，設定中國城鎮化水平的極限值A為80%。借助SPSS軟件中的Logistic曲線估計方法，進行參數c和d的估計以及未來人口城鎮化水平的預測。模型估計結果為：

U=801+222.4?eln0.933?t （13）

據此，可計算得2014-2035年城鎮化率變化趨勢，見表3。

2.遷移模式。城鎮化過程中農村向城鎮轉移人口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會直接影響農村人口的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也會對農村的人口生育水平帶來一定的影響，從而在對農村人口的預測時需要對城鎮化過程中的城鎮化模式即分性別、年齡的人口遷移率進行測算。

本文以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分城鄉、分性別、分年齡的人口數據為基礎，參照王金營提出的“鄉-城”人口轉移率的概念和計算方法[11]對分性別“鄉-城”轉移人口年齡別轉移率進行了測算，結果如圖2所示。鑒于預測時間較短，本文假定各年齡組鄉城遷移人數占鄉城遷移總數的比例是相對穩定的，因此在預測期內保持2010年的分性別年齡別鄉城人口轉移率不變。

四、人口預測結果及分析

（一）人口總量預測結果分析

不論是“單獨二孩”還是“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調整，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婦女二孩生育能力的累積釋放，從而增加出生人口數量和人口總量。根據上述預測模型和參數值，可以測算出三種方案下2014-2035年農村出生人口變化趨勢，如圖3所示。

結果顯示：在預測期內，方案一中農村的出生人口規模會持續下降，而方案二、方案三的出生人口數會出現階段性增加，然后平緩下降。在2021年，三種方案的出生人口數出現最大差值，分別為658.89萬人、790.40萬人和879.22萬人，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要比政策不變多出生220.33萬人。但是由于育齡婦女人數的下降和農村居民生育意愿的變化，2016年“全面二孩”的實施并不會帶來農村出生人口的持續高速增長，在2021年達到生育峰值后，預測期內農村的出生人口規模開始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因此不會給農村地區造成人口壓力，且出生人口增加的人口效果是長期的，能使人口發展更加符合人口發展自身的規律，有利于農村人口結構的長期均衡。

出生人口規模的變化必然會導致人口總量的變化，在維持2010年嚴格計劃生育政策不變的方案一中，農村人口總量在2027年達到最高值，為67 384.97萬人，之后便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在2035年為66 913.06萬人。而生育政策調整后，農村人口總量在預測期內均呈現出平穩增長的態勢，且因生育政策調整時間和幅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方案二的預測結果顯示，農村人口總量在2035年將增至69 304.49萬人，方案三中2035年的農村人口總量為70 371.10萬人，比方案二多1 066.61萬人（見表4）。可見，生育政策的調整能夠在預測期內扭轉嚴格計劃生育政策下農村人口日益衰減的趨勢，促進農村人口總量的增加。

（二）人口結構演變趨勢分析

方案一中，農村0～14歲的少年兒童比重從2014年降至2035年的13.54%，變化率為-4.53%，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則迅速上升，2035年達到24.08%，變化率為-12.26%，人口結構的老齡化態勢嚴重，且進程加快。方案二中，2014-2035年0～14歲少年兒童人口比重的變化幅度稍小，變化率為-2.08%，2035年為15.99%，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則上升至23.24%，變化率為-11.42%，人口的老齡化進程有所緩解，但依舊嚴重。方案三中，2014-2035年0～14歲少兒人口比重的變化率為-1.02%，2035年為17.05%，下降幅度最小，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22.89%，變化率為-11.07%，人口結構較方案一、二又有了較為明顯的改善（見表5）。

第7篇：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如今，藥吃多了，世界還好嗎？

1993年開始，上海市戶籍人口就進入了負增長，作為中國富裕化的代表樣板，它尷尬地告訴中國人：中國已經悄然邁入了“低生育率”時代。2009年，上海市重申了2004年起施行的“符合再生育條件夫妻可生二胎”政策，這樣的鼓勵與當年轟轟烈烈的計劃生育，對比效果頗值得玩味――因為低生育率已經不再只是德國、日本等一些人口負增長國家的頭等大敵，人口學研究表明，中國可能正在走上與歐洲和日本相似的道路。

究竟是哪些原因，讓世界上的新生兒越來越少？

明年復明年，明年何其多？國外的研究已經證明，生育年齡推遲是生育率的重要抑制因素。比如，近年來歐盟人口由于生育年齡不斷推遲導致其生育率降低了30%；北大教授用同樣方法對中國數據的分析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由于推遲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為11%，而在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其降低幅度則高達23%――在愈加發達的中國，生育年齡推遲這個抑制因素的影響已經變得相當大。

相信你一定遇見過“職場白骨精小A”這樣的朋友：“公司倒沒有規定不能生小孩，但是這意味著我要離開崗位將近半年甚至更久，等我再回來恐怕早被人占了座！生孩子這事兒，能等就再等等吧！”也應該不缺少“完美主義者小B”這樣的閨蜜：“我只是花了太多的時間尋找理想的另一半……”

――當自我意識開始蘇醒，生兒育女這類的傳統事務，放下爸媽的電話就能被忘得干凈。

一不小心就成了沒運氣的“不孕族”。在這個冰川融化、地溝油出沒的時代，環境惡化正在大范圍地發生，加之社會節奏加快、競爭加劇，人們面臨前所未有的生理和心理壓力：野心的膨脹正令我們失去本以為理所應當的健康。

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經歷了這樣的軌跡：在健康蓬勃的青春年代無知無畏，終于混到“人上人”的境界買了別墅有了草地，卻再不能有自己的小孩在其中打鬧嬉戲。不孕，早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據報道，現在美國不孕率為10%~15%，而歐洲的不孕率則達到20%，我國的最新研究結果同樣顯示，新一代已婚婦女的不孕風險明顯提高。

與高質量生活競爭后的走低生育率。西方國家曾經流行一個口號：發展，就是最好的避孕藥――因為忙于其他生活追求而減少甚至抹掉了生育的必要，實在比任何措施都立竿見影。

這種競爭有時來自宏觀層面。比如2009年美國眾議院73名議員力促奧巴馬在2011年中為國際計劃生育增加10億美元，因為“較低的人口增長率將使得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更容易達到”。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同樣認為：為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我們可以在疫苗、醫保方面做得很好的條件下，把人口降低 10 至 15 個百分點――來自強勢話語權的信息告訴我們：讓現有的人口過得更好，似乎比人口增長繁衍更有意義。

這種競爭也可以微觀到個體。密歇根大學的Ron Lesthaeghe曾經提出“第二次人口轉型”的概念：它是工業社會從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發展到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時，人口生育狀況發生變化。它的出現是由微觀個體的集體行為帶來的：人們更愿意推遲或者拒絕生育，從而可以更專注于教育和事業發展，花更長的時間尋找理想配偶，追求更加靈活有趣的生活。因為富裕社會的這些趨勢，教授們猜測再過50多年，美國將為人口的減少而擔心，就像現在的歐洲和日本一樣。

第8篇：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摘要：近年來，“人口紅利”問題隨著人口老齡化壓力的到來越來越為人們所關注。在出生率持續下降，勞動力愈發匱乏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將在何時關閉。本文使用ARIMA模型對中國未來二十年的出生率進行預測并結合人口分年齡死亡率表繪制出未來中國的分年齡人口結構表，隨后便可得到未來中國的人口撫養比數據。本文將以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紅利”的指標衡量“人口機會窗口”將在何時關閉。

關鍵詞：人口紅利；人口撫養比；人口結構表

一、 引言

“人口紅利”指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由于計劃生育政策以及經濟發展等因素的綜合長期影響，中國這一擁有世界最豐富人口資源的大國經歷著最為劇烈的人口結構變動，這也意味著中國將享受較為短促的人口機遇期和更為劇烈的勞動力壓力。為了更好的應對即將到來的“人口機會窗口”關閉期限，更準確的預測中國將在何時關閉人口機遇期顯得至關重要。

二、 模型建立

本文擬根據真實死亡率、出生率數據預測未來人口結構表，并隨之預測未來數年人口撫養比數據。由于人口撫養比數據是判斷人口紅利的重要標準，因此，可以就此判斷出中國人口紅利期何時關閉。

本文的難點在于建立人口結構表，死亡率與出生率的預測顯得至關重要。死亡率與出生率真實數據截取1975―2012年間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局數據庫，可以看出，中國過往人口死亡率較為穩定，維持在一穩定區間，而人口出生率起伏較大，且有明顯向下趨勢，均值截距項顯然不為零。因此，對于各年齡段死亡率的選擇可借鑒2010年人口統計年鑒[1]，全國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狀況（2009.11.1-2010.10.31）表。而關于人口出生率的預測則較為復雜，本文擬采用ARIMA模型對其數據進行相應的處理以盡可能真實的預測出至2030年的人口出生率數據。本文中AR模型的建立依靠Eviews軟件完成。

人口結構表的建立依靠于人口學公式Pt+1，x+1=Pt，x×（1-qx）完成：

其中Pt，x，Dt，x分別表示t年初x歲的人口數與死亡人口數，如果以qx表示x歲人口的死亡概率。死亡率qx由2010年人口統計年鑒，全國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狀況表得到。只要通過出生率預測數據得到未來數年的零歲人口數即可根據以上遞推公式得到未來人口結構表。

在得到人口結構表后，未來撫養比預測就較為輕松了，主要依靠以下撫養比計算公式獲得：GDR=ODR+CDR，其中GDR為人口撫養比，ODR與CDR分別為老年撫養比與少年撫養比。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將勞動人口年齡下限設為18歲，即法定“成人”的年齡下限，而上限定為65歲，主要為了體現出國家關于退休年齡的延遲意愿及趨勢。

三、 實證分析

（一） 人口出生率預測

本文中的人口出生率預測基于中國統計局1975―2012年真實數據，預測期為2013―2030年，之所以選擇這樣的預測期是因為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訂版》指出，中國人口問題將在2030年左右最為嚴峻。而本文中模型未考慮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實施“單獨二胎”政策對生育率所帶來的影響，都陽（2005）[2]認為，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果已不復存在，經濟發展和人力資本水平取而代之對生育率有顯著影響。因此，本文不考慮“單獨二胎”政策的影響合情合理。

下面本文將運用ARIMA模型對2013年起未來數十年的生育率水平進行預測。首先，對采集自中國統計局數據庫的數據進行ADF平穩性分析。本文進行ADF平穩性分析時選擇含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設br表示生育率序列。由于生育率序列（br）是二階單整序列，而其對數序列[ln（br）]為一階單整序列，所以本文選擇對ln（br）建立ARIMA模型。ADF檢驗結果可見ln（br）為滯后階數p=9（AIC準則確定）的一階單整序列。

另外，由相關圖可知，Δln（br）序列的自相關系數為一階截尾，偏自相關系數為2階截尾，則選取模型的階數p=1，q=2，建立ARIMA（1，1，2）模型。

Δln（brt）=-0.01+0.47Δln（brt-1）+εt+0.52εt-1-0.48εt-2

R2=0.53D.W=1.9

對所建模型進行檢驗，可以從相關圖中看出模型的殘差不存在序列相關，并且模型的各項統計量也很好。為了使預測值更為精確，對本文中所述ARIMA模型進行靜態滾動預測，經過擬合狀態檢驗，顯示擬合真實值與擬合值較為同步。

（二） 按年齡分人口結構表建立

為了建立按年齡分人口結構表，必須先得到預測期間零歲人口數，由于出生率的成功預測，本文結合門可佩，曾衛（2004）[3]對未來近二十年（2013-2030年）中國總人口規模的預測得到了所需要的預測期間零歲人口數。本文隨后根據上文模型建立部分提到的人口模型遞推公式綜合所得到的數據得到了分年齡人口結構表，其中死亡率qx由2010年人口統計年鑒，全國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狀況表得到。根據分年齡人口結構表便可輕松獲得人口撫養比的預測數據，由預測數據可見，作為“人口紅利”指標的撫養比在2013年達到最低的0.42，隨后急劇上升，到2015-2020年期間達到所設定的臨界值0.5，這就說明，“人口紅利”在2015年后迅速消失。

四、 結束語

綜上所述，“人口機會窗口”將在2015-2020年期間關閉，屆時中國將同時面臨巨大的老齡化壓力，社保金缺口問題將更為突出。事實上，老年人和少年人口雖然同為被撫養人口，但他們之間卻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少年人口是潛在的勞動人口，而老年人口是永久退出勞動的人口（田雪原教授（2006）[4]）。從數據上可以看出，老年人口在未來逐年的比重明顯大于少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因此可見，人口紅利消失后所帶來的勞動力問題將是持久的。另外，本文為了分析方便起見忽略了勞動參與率與實際退休年齡的影響，由于中國目前的實際退休年齡據估計僅為53歲，勞動參與率據《人力資源藍皮書：中國人力資源發展報告（2013）》指出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因此真實的情況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可能比本文估計的更早的消失。正因為如此，從現在起為人口機遇期的終結做好準備顯得十分迫切。（作者單位：南京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中國統計局.2010年人口統計年鑒[G].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出版社，2010.

[2]都陽.中國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J].世界經濟，2005.

第9篇：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內容摘要:針對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現狀,本文對索洛模型進行拓展,并運用截面、pool、panel(固定效應)數據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我國的生育率和人力資本對農業勞動生產率均有重要影響。基于此,本文提出通過降低農村生育率和改善農村人力資本水平,從流量和存量兩方面減少過多的農業勞動力,促進現代農業技術的推廣和農業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增加農業總產量,從而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關鍵詞:人力資本 生育率 農業勞動力 勞動生產率

長期以來,我國規模分散過小的農業生產方式,使得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因此成為阻礙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的一個“瓶頸”問題。農業生產過多地依靠農業勞動力數量的投入,以大量密集型勞動投入不斷挖掘有限的土地生產潛力,從而忽視了現代化技術對農業的推動作用。在長期注重土地產出率的同時,勞動生產率更不能被忽視。郭熙保(1995)認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二元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前提條件,在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和水平很低的國家里,農業現代化是不可能實現的。針對目前農業規模經營的問題,不僅要促進土地流轉和適度集中,還要減少聚集在土地上過多的勞動力。

農業勞動力要素制約著土地要素、資本要素和技術要素等在促進農業生產能力上的作用發揮,這對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起著關鍵性的影響作用,而勞動力要素投入包含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首先,通過減少過多的農業勞動力數量,可以有效提高人均資本和產出的穩態水平。其次,通過提高農業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即質量),可提高農民配置和利用各種資源的能力,并促進農業科學技術的普及和應用,從而達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郭劍雄(2005)認為,農村地區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資本積累率所導致的馬爾薩斯穩態是農民收入增長困難的根本原因,城鄉收入差距調節政策的主要著眼點,應是提高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水平和降低其生育率。

另外,在人力資本收益率提高的背景下,生育率下降會加速人力資本的積累,偏好人力資本投資也將對生育率產生替代效應,人力資本和生育率之間可以達到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狀態,二者將共同作用農業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從而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人力資本、生育率對農業規模經營生產率的影響

本文通過對索洛模型的拓展,來分析人力資本、生育率變化對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Mankiw、Romer and Weil(1992)等學者評價了索洛模型的實證意義,他們認為該模型運行效果良好,但如果再考慮人力資本,模型會擬合得更好。因此,在本文的模型中加入人力資本的影響顯然是十分必要的。模型的建立主要圍繞兩個方程展開,一個是生產函數,一個是資本積累函數。

假定農業部門生產函數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數的形式,生產中只使用資本K和勞動L兩種要素,Y為農業產出。在此我們并未設定獨立的人力資本投資函數,而是假定每單位勞動力L都具有h單位的人力資本,而h與教育有關。假定農業中的所有勞動力都是一樣的,因此,如果L等于生產中總的勞動力數量,那么總的人力資本投入就等于hL,由此,可得到如下形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即

Y=F(K, L)=AKα(hL)1-α(0 < α < 1)(1)

其中Y為農業產出、K為資本、L為勞動力,A為生產率,是外生變量,以固定比率g增長。

生產函數以勞動力人均產出y=Y/L、人均資本使用量k=K/L表示,而以人均形式表示的生產函數即為:

y=h1-αAkα(2)

而資本積累方程為:

K=sY-dK (3)

式(3)表示資本存量的變化等于sY減去資本損耗dK,其中s為儲蓄率,d為資本折舊率。

對k=K/L兩邊取自然對數得,

(4)

將上式(4)代入(3),并令即人口增長率為n,即得到以勞動力人均資本表示的資本積累方程為:

(5)

通過(1)、(5)式可解得穩態下的勞動力人均資本量k*和y*。將(1)代入(5)可得,

令K=0,解得,

(6)

將(6)代入(2),得穩態下的勞動力人均產出為,

(7)

由(7)得,

(8)

(9)

所以可得出如下結論,人口增長率的上升會降低農業勞均產出,而人力資本投入的上升則會提高農業勞均產出。

實證分析

(一)數據的生成

本文的模型采用stata9.0計量經濟軟件進行分析,所采用的相關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出版的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業統計年鑒》。時間跨度為1980年到2007年。

由于1998年后重慶變為直轄市,之前的數據缺損比較嚴重,因此剔除了重慶市的相關數據。

本文中采用的回歸方程形式為:

yi,t=c+α1gratei,t+α2landi,t+α3 poweri,t+α4edui,t+α5yi,80+α6di,t+εi,t

其中,i代表不同地區,t代表不同的年份;yi,t代表各地區t年的農業勞均GDP水平, 其中農業勞均GDP我們是按照當年的農業總產值除以農業勞動力人數計算所得;gratei,t代表的是地區i在t年時的農村人口增長率;landi,t、poweri,t分別表示地區i在t年時農業生產過程中勞均土地和機械的投入數量,它們主要是度量農業生產過程中物質資本要素投入變化對農業產出的影響。由于農業生產存在復種的特點,在土地變量的選取過程中本文采用當年的播種面積作為土地變量的指標,而不用耕地面積,這樣將更能體現土地要素與產出之間的變化關系,農業機械投入則以機械動力來衡量。edui,t代表的是地區i在t年時的中等學校入學人數,它衡量的是人力資本要素投入變化對農業產出的影響;yi,80是代表各地區1980年的農業勞均GDP水平,加入這一變量是為了控制一些模型沒有包含的遺漏變量的影響;di,t是一個代表不同地區的虛擬變量,反映在此期間內其他未分離的地區因素對省際間的農業增長差異造成的影響;εi,t是擾動項。本文感興趣的系數是α1和α4,它們分別反映了生育率和人力資本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程度。

(二)估計結果分析

回歸得到的結果見表1。

首先,采用2007年全國30省區的截面數據所得的OLS回歸結果,并且為控制地理因素的影響,引入直轄市虛擬變量。由回歸結果可見,農業勞均產出與生育率之間具有很強的負相關關系,與教育(人力資本)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

其次,為觀察到由截面數據所得的結果時間序列上是否仍舊有效,采用1980-2007年,30省區的混合(pool)數據所得的OLS回歸結果。結果是農業勞均產出與生育率之間仍然具有很強的負相關關系,與教育(人力資本)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但是采用混合(pool)數據回歸要求各地區間的差異不明顯,否則就會產生異方差、序列相關等一系列問題,因此需要進行檢驗。由所得出的F值,我們認為相對于Pooled模型而言,面板(panel)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更好一些。

最后,我們采用面板數據分析,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采用了面板數據模型中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該模型與我們的理論預期相一致,農業勞均產出與人口增長率之間具有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而與人力資本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另外,根據勞動經濟學的理論,生育率可能并不會在當期就對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投資決策等產生很大影響。因此,我們緊接著構造一個滯后1期的人口增長率變量grate_1, 結果可見滯后1期的人口增長率和教育(人力資本)對于農業勞均產出的影響更為明顯。

綜上,應用截面、pool、panel(固定效應)數據模型的實證分析均表明生育率與農業勞均產出有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而人力資本與后者則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生育率和人力資本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產生了重要影響。

結論

當前我國的農村生育率和人力資本的現實狀況,直接的影響著農業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通過降低農村生育率和改善農村人力資本水平,可以減少過多的農業勞動力,促進現代農業技術的推廣和農業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增加農業總產量,從而促進了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均產出)的提高。

具體而言,首先,應從流量上有效控制我國的新生農業人口,繼續堅持執行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其次,從存量上促進過多的農村勞動力有效轉移到非農產業上,通過堅持和完善農村的基礎教育和大力發展農村技能和職業培訓,提高農村人力資本水平。這一方面促進了部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效率,另一方面幫助留在農業種植上的農民掌握更多的農業專業知識,采用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手段進行生產,提高農產品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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