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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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　傳播學理論 教學思考 優化與整合 學習激情

中圖分類號　G424　文獻標識碼　A

傳播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產生和形成于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國。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根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統計數據，與傳媒行業相關的本科專業教育點從1998年的148個增長至2005年的661個，短短幾年間增長了4.47倍。特別是2000年，根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調整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學校管理體制和布局結構的決定》，我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從過去的“部門辦學”轉變為“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為主”的發展模式。可以說，這一學校管理體制的調整在某種程度上有力地促進了傳媒相關專業教育新格局的形成。《傳播學》作為這些與傳媒相關專業的基礎課程相繼開設，一些工程技術類專業，同樣開設了傳播學原理方面的課程，這是與當今傳媒技術的發展，傳媒業的發達分不開的。現代社會，信息傳播的作用越來越大，現代社會成員應該掌握傳播學的基本知識，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傳播學教育在中國雖然已經有近三十年的歷史，但傳播學課程理論教學依然存在一些問題，許多專家、學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段京肅教授發表的《傳播學教學的熱與難》，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王君超副教授發表的《新聞學：走出傳播學還是走出自己》等學術論文探討了傳播學教學存在的一些困境。傳播學作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同樣無法繞過這些問題。筆者下面就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傳播學課程教學的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加強傳播學教學理念和學生對該課程教學的思想認識

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要求該專業學生主要學習基本原理和新聞學、廣播電視學、以及與廣播電視有關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受到廣播電視新聞采訪、寫作、編導、播音、節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訓練，具有廣播電視節目策劃、編輯、采訪、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見，廣播電視新聞專業教育的本質在于引導學生了解媒體傳播的現象，掌握媒體傳播規律從而能熟練地把握媒體傳播。因此，傳播學理論課程的教學需要樹立具有強烈專業關切精神的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是教學效果的前提和基礎，是教學效果的重要保證。傳播學在廣播電視新聞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下，傳播學課程教學的專業針對性，就是要在教學過程中考慮媒體傳播作為一種傳播現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獨特性特征，處理好教學過程中傳播學理論的一般性和媒體傳播的專門性之間的關系。教師在傳播學過程中，需要進一步關注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需要，依據專業的特點強化教學理念，進行教學改革，提升教學效果。

教學過程包括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兩部分，在加強教學理念的同時，學生對學習傳播學的思想認識同樣重要。許多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學生對于《傳播學》課程的學習認識不夠，不太重視，完全區分傳播學與新聞學，認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本身操作性、實踐性特別強，應該加強與廣播電視切合緊密的課程如《新聞學》、《節目制作》、《電視攝像》、《電視節目策劃》等課程的學習，完全沒有必要學習《傳播學》那些既枯燥又無用的理論知識。沒有充分認識到傳播學的理論知識對新聞傳播的指導作用。所以許多同學知道媒體傳播的一些傳播現象，卻并沒有將其進行歸納總結，上升到規律和理論的層面，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思考。寧樹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談到他的一個想法：“新聞學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新聞傳播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這可說是本來意義上的新聞學；一是以報紙等新聞媒介的活動為研究對象而形成起來的，無以名之。姑稱之為廣義新聞學。”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礎，失去前者就不成其為新聞學了。1998年，李良榮教授與李曉林也曾撰文呼吁：“新聞學需要轉向大眾傳播學”；“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必然趨勢，也是必由之路”；“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對傳統新聞學的一次改革”。

上述學者的觀點非常明確指出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學生們在學習傳播學的過程中，首先要認清傳播學與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之間的緊密關系，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學生們的學習態度，進而才有學習的激情和動力。

二、切合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

傳播學教學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專業的特殊性。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傳播學教學更要切合該專業特點進行教學內容的優化整合。不僅要用傳播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分析媒體傳播現象，更要用傳播學的理論進行新聞傳播的實踐指導。依據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才能真正達到學有所用，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

據調查了解，目前，我國廣播電視新聞學的本科教學中，使用的傳播學理論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傳播類型研究，主要包括傳播者、傳播受眾、傳播媒介、傳播內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內容，而傳播效果又著重介紹四大宏觀社會效果，即議程設置、培養理論、知識溝假說及沉默的螺旋理論。這種安排基本上將西方傳播學主要是美國的經驗學派的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學生，它為中國新聞傳播學類本科教學普遍采用。然而。教學過程中，只向學生純粹的介紹這些源于西方的傳播學理論，肯定得不到學生的歡迎，傳播學的知識體系往往游離于專業之外，并沒有和專業緊密地結合。傳播理論教學要以一般原理介紹作為重點，再結合實踐。使學生學有所用，學以致用。教學過程中，注意將抽象的傳播學理論與具體的新聞傳播現象結合，使抽象問題具體化、感性化。比如，在講解議程設置時，在學生們了解了它的本質是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勢力對輿論進行操作和控制的過程之后，結合新聞實例進行講解。例如，美國轟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本質也是利用媒體進行議程設置，擾亂視聽，推行其霸權政策。在講解人際傳播時。通過觀看記者和采訪對象的電視節目錄像進行探討分析，使同學們真正理解傳、受雙方之間的認知互動、情感互動，從而指導將來的新聞采訪工作，做出有創意和深度的新聞作品。

傳播學教學，就是要讓學生在體驗中理解、掌握，以及運用所學的知識，解釋新聞傳播現象，提高新聞傳播實踐能力。教學過程應該將新聞傳播現象與傳播理論緊密結合，從一般到特殊，從理論到實踐，充分優化整合教學內容，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從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三、豐富教學方法，調動學生學習激情

傳播學本身理論性較強，多開于專業學習的較低年級，學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較有限，所以，在教學過程

中，教學方法的采用對于教學效果的體現是很有益的。傳播學教學必須要跳出理論型課程單向教學的傳統模式。不僅要將傳播學理論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紹給學生，還必須充分尊重傳播學自身學科性質，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們參與思維，進行主動學習，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經調查，教學內容枯燥、抽象、難于理解，是學生們對傳播學學習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學中可運用多媒體技術。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情境，產生多樣性的外部刺激，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其中，運用多媒體技術進行教學是方法之一。運用多媒體技術將一些抽象的過程、微觀的現象進行模擬，瞬間的現象進行定格，是教學內容變得具體、直觀、生動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體系統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諸多的教學信息，由不同媒體形式進行有機組合，將與某一教學內容相關的不同層面的資訊系統集成在一起，實現課堂教學信息組織表達的最優化。對于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同學來說，影像資料特別豐富，可以最大程度的發揮優勢，使抽象的教學內容形象化、簡單化。如，在講授人類傳播的符號和意義的內容時，播放對話、訪談類節目，借用影視的直接誘導，調動學生的參與熱情，使他們進入教學內容情境之中。通過這類節目的主持人、嘉賓的非語言符號，如面部神態特寫鏡頭，肢體動作細節描寫來反映其心理活動，并通過討論使學生掌握基本的知識點，同時對著名主持人的采訪技巧也有了直觀的認識。例如，筆者在教學過程中播放了湖南臺魯豫主持的欄目《說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巖松約會電視》這期節目，因為主持人和嘉賓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學們參與熱情非常高，討論非常熱烈，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學的參與熱情，還可以采取情境教學的方式，讓學生親身模擬，直接感受教學內容，加深體會和理解。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將同學從枯燥的被動接受的教學中解脫出來，同時可將理論直接付諸實踐，使同學們學得輕松，接受愉快。如講解傳播技巧和傳播效果的內容時，筆者讓同學上講臺模擬了“訴諸理性”和“訴諸感情”以及“警鐘效果”，使課堂氣氛變得輕松活潑，同學們對教學內容記憶深刻。大眾傳播的教學中，針對傳播熱點話題，組織學生跟蹤大眾傳媒的報道，要求學生對所收集到的材料進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課堂時間進行討論。這樣的互動安排，充分考慮到教學目的和學生的興趣，鼓勵學生學習積極性，一般都能達到預期效果。如筆者組織同學們就“3?14拉薩事件”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了討論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見，只要教師將傳播學的教學進行適當的處理，使之與新聞時事緊密結合，使同學深入教學內容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傳播學教學過程就會變得輕松愉快，教學效果就會明顯提升。

四、與時俱進的探討新問題，培養學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類傳播的發展過程，是一部人類在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中不斷擴展自身的傳播能力、不斷發展和創造新的傳播媒介、不斷使社會信息傳播系統走向發達和完善的歷史。縱觀人類傳播發展歷程，先后經歷了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大眾傳播時代和網絡傳播時代。 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這本書中，提出了著名的論斷：“媒介即是訊息”，指出了媒介的決定性作用，特別是在電子化時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積極的能動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間事物的尺度變化和模式變化，媒介改變、塑造和控制人的組合方式和形態。20世紀80年代，社會形態、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使得人類社會出現全球化、信息化趨勢。網絡傳播已經成為信息社會傳播的基本形態。它突破了大眾傳播時代大眾化、非目標性、單向、區域傳播的障礙，使得傳播走向個人化、目標化、雙向和全球網絡傳播。

第2篇：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

新聞傳播學科很多課程都要求實施雙語授課，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新聞采訪和寫作過程中所涉及到的概念、術語、新聞學原理等內容均出自于西方，在教學中若使用中文教材授課，就必須要將其翻譯成為中文，由于中文和英語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經翻譯的教材內容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可能會存在著一定的誤差，很容易使學生在理解時產生誤解，最終影響和干擾教學效果。有學者認為，在當前這個經濟快速發展的信息時代，要想成為一名優秀新聞工作者不僅要具備扎實的基本理論知識，同時還應了解和掌握當前關于新聞學方面的信息以及文化。目前國內開展的新聞傳播學科教育在雙語教學中多應用的是國外教材，和國內傳統教材比較，原版教材更為規范尤其在英語表達上更加規范，可讀性比較強，表達更為清晰，內容也比較豐富，可提供更新的關于新聞傳播學方面的知識，從而使學生更好地理解和認識國外新聞傳播學，繼而進一步為其打入國際傳媒市場打好基礎。

二、在新聞傳播學科中實施和應用雙語教學法的相關對策

雙語教學法應用于新聞傳播學科，不僅要實事求是，按照客觀規律，同時還應滿足實施雙語教學的目的。也就是說，實施雙語教學不可一刀切，應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下面，筆者就新聞傳播學科中雙語教學的實施以及應用提出一些相關對策。

（一）合理選用教材

目前，教材是影響高等院校雙語教學實施的主要因素之一。國外教材在編寫上和國內現行教材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原版教材不管是在內容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均和國內高校學生英語水平不相符合，因此在選擇合適的英語原版教材時困難較大。雙語教學所用教材應為原版教材，該教材必須要具備先進性以及代表性。由于國外原版教材知識內容比較新，層次分明，所注重的是綜合素質以及實際應用，而目前國內高等院校雙語教學還處于起步發展階段，適用于國內高等教育的原版教材還比較少；此外，國外原版教材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著不足和缺陷，比如某些內容過于繁雜，或者內容和國內同種類型教材相比較簡單；再加上教材內容在編寫形式以及思路上均和中文教材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若處理不合理，很容易使后續課程教學以及學習受到影響。鑒于此，為確保所用原版教材更加符合國內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新聞傳播學科的學習需求，可對教學內容進行合理調整，使其更為完善；在講解原版教材內容的同時還可利用網絡，在網絡平臺上下載相關資料和信息，使教學內容更加豐富；或者介紹和原版教材相關的漢語教材，要求學生自主學習，從而深化其對于新聞傳播學知識的認識、理解，兼顧英語知識和專業知識的學習；此外，在教學中還應配備漢譯本，以便學生更好地學習。

（二）準確定位學生學習水平，合理安排時間和課程

由于學生個體間學習水平存在一定的差異，在雙語教學過程中，若學生英語水平處于嚴重不均衡狀態很容易使教學進度以及效果受到影響。近年來，隨著高等院校發展速度的加快，招生規模也隨之擴大，班級學生數量也隨之增多，從大量教學實踐情況來看，在該形勢下實施教學，效果低下。對此曾有人建議可基于學生自身英語水平采取分班授課，對于英語水平較高的學生可直接用外語授課或者采用雙語授課，而對于外語水平處于中等狀態的學生可適當增加中文授課比例，反之對于外語水平較低的學生則可減少外語授課比例。目前，該方法已被應用于新聞傳播學實踐教學中，從實踐結果來看，效果顯著，不僅使教學更具針對性，還在一定程度上便于不同學習層次水平的學生接受，使其更好地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但是該方法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即對師資要求較高，造成師資緊缺。對此，在新聞傳播學科實施和應用雙語教學時，不可盲目跟風，應結合高校實際情況，根據學生學習水平，分層次實施教學，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在講解相關定理、名詞或者概念的時候盡量用外語，循序漸進，逐步靠攏于雙語教學，從而提高教學效率。大量教學實踐表明，雙語教學盡量在大三開設，因為處于該階段的學生對基礎專業教育、新聞學方面的知識已有初步認識和了解，同時通過兩年英語學習已具備基本聽說能力，在這一時期實施雙語教學，可達到很好的銜接目的。此外，在明確雙語教學課程時，應基于新聞傳播學的特點，結合學生學習情況，選擇具有代表性且和實際緊密相連的基礎理論課程、專業實踐課程，如輿論學、英語新聞寫作、大眾傳播學、英語新聞編譯、西方新聞發展史以及經典作品賞析等，采用英語方式授課，原滋原味講解教材中的內容，這樣不僅能夠使學生更好地融入到教學情境中，還便于學生了解和熟悉即將要學習到的關于專業內容的英語表述，使學生養成利用英語思考和回答問題的習慣。

（三）實施互動式教學，借助多媒體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針對學生英語水平參差不齊和教師經驗不足這一情況，在新聞傳播學科中實施雙語教學時，可采取互動式教學，構建討論小組，以小組的形式討論和回答問題，以便于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到英語學習活動和新聞專業知識學習活動中。但是該方法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即對于人數有特定要求，一般不可多于30人，同時對學生自信心、英語水平以及專業能力要求比較高，若在討論和回答問題時僅個別學生積極表現，則失去了實施雙語教學的目的。鑒于此，在互動式雙語教學中，選擇討論話題時教師可設懸念，合理分組，確保教學節奏。還可合理利用多媒體設備，播放關于專業方面的影片，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制作課件時盡量圖文并茂，教學前應告知學生做好預習工作。此外，借助于少量課時來播放有關新聞傳播學方面的西方影片，借助于影片讓學生感受國外文化，以此進一步訓練其聽、說、寫能力。可盡量選擇系列劇，使學生能夠有更長的時間理解，這樣也便于教師更好地設置問題。

三、結語

第3篇：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現代新聞傳播學 多媒體應用技術 教學

信息時代是社會進步發展的新階段，信息化使得人們獲得并傳遞一切信息變得更快更便捷，從而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理解。信息的采集、信息的加工、信息的傳播、媒介的制作都是新聞傳播學的基礎，而新聞傳播學是由新聞學、廣播電視新聞學、廣告學、編輯出版學四個方面的研究構成的一門學科。傳統新聞傳播學作為新聞傳播領域的先行者定位準確發展穩健，但未來前景卻并不樂觀。近五年來，傳統紙質媒體受到了新媒體的沖擊，這一現象將我們引入了怎樣才能發展現代新聞學的思考中。現代新聞傳播學除了傳統的新聞功底的構建與積累學習基礎性和學術性的知識以外還需要進行廣告傳播、影視文化、媒介經營管理、輿論學、文化產業活動等一系列專業知識方面的學習和研究。從傳統單一的靜態文字圖像到以網絡為載體影像、文字等媒體格式文件的無紙化傳播，這使得現代新聞傳播必須具備實時新聞信息量大，引發話題使受眾積極參與討論，生活服務類互動信息全面，并兼顧愉悅受眾精神使受眾獲得身心健康休息的特點。新媒體時代更需要實現受眾廣泛、內容豐富、信息量大、整合度高的新聞傳播效果，從這一點來看，想在電子時代建立現代新聞傳播學的教學與科研體系就必然需要多媒體軟硬件技術的支撐。

多媒體技術是一門應用型的計算機技術，其主要實現手段是通過人對計算機軟件的操作來完成文件的部分或整體效果。多媒體應用技術本身是結合了計算機多媒體軟件工程專業、新聞傳播專業、藝術設計專業等多種專業課程綜合而成的一門實際操作性很強的技術型學科。其業務范圍涉及了媒體的包裝及制作和媒體載體的包裝及制作。

新媒體的出現，使得新聞傳播學和多媒體應用技術有了更多的交集，新聞傳播效果的衡量標準也發生了變化，新聞傳播對傳播的效果做出了新的要求，更需要多媒體軟硬件技術的支撐。多媒體應用技術所涵蓋的內容又基本都是需要實際動手操作來實現的，這對于從事這個專業的大量從業人員又提出了不斷創新進步的更高要求，除了需要大量更新資料以外還需要不斷學習多種媒體類的實現方法。

隨著計算機硬件的發展，計算機軟件的更替變化也相當大，比如說在新聞傳播業中發揮著巨大圖文制作效果作用的photoshop，她是一款Adobe公司旗下最為出名的位圖圖像處理軟件，1999年photoshop5.0剛剛被許多中國用戶認識，這款帶有圖層功能和歷史功能的圖像處理軟件允許用戶在不同視覺層面中處理圖片，然后合并壓制成一張圖片。這款軟件的出現立即打破了許多新聞從業人員以及廣告從業人員“繪制基本靠手”的思路，13年來photoshop在不斷更新完善中，成為在平面設計、圖像修復、廣告攝影、包裝設計、插畫設計、網頁設計、后期修飾等方面的必備工具軟件。而今時發展到photoshop CS6中軟件已經帶有3D圖像編輯和內容識別修復功能。

在教學活動中，現今多媒體應用技術已經可以實現多學科的輔助課堂教學活動，而在現代新聞傳播學教學的過程中多媒體應用技術也被發揮的淋漓盡致。

多媒體應用技術作為一種全新的教學方式突破了傳統新聞傳播學的限制，發揮其數字化、信息量大、互動性強、對學科適應性強的特點，填充教學內容提高教學效果。教師在備課的過程中根據教學目標可以從網絡上找到大量適用于教學的新素材新思路用來擴充教學內容中的各個模塊，增大信息量，協調教學內容，提高備課的效率。在上課的環節中，以生動的媒體課件合理設計課堂內容，運用多種形式展現相關知識點，合理調節授課進度，擴大學生的思路，多角度的提高學生的興趣。

在現代新聞傳播學的實際的教學中，由于高校普遍建設多媒體專業相對較晚，而現有的新聞傳播教學工作又基本是集中在課堂內完成，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單一的說教，學生很少能實際接觸到平面的制作、新聞的采編、載體的包裝制作等的實際操作流程，對技術性操作的掌握就更加的欠缺。那么合理的教學就需要現代新聞傳播學專業和多媒體應用技術專業兩方面結合，任課老師應隨著多媒體應用技術的進步不斷更新實例用以教學，只有任課教師與新技術的操作實施不脫節才可能教出與時俱進的學生。

在教學的內容和方式方法上也需要設計新的教學手段，為參與教學活動的師生提供大量的信息資源，讓學生可以更寬泛的進行學習。如開設計算機文字錄入及實際出稿排版、平面廣告設計與制作、數碼攝影及后期處理、計算機圖形圖像的處理、視頻采集及編輯、視頻特效制作、動畫制作、音頻文件的采集與編輯、音頻特效制作、網站網頁、交互式多媒體等課程。在教學實踐環節中，把學生組織成各個小團隊，以團隊的方式來完成一個或多個較大的教學主題課程設計，加強學生對社會需求的進一步認知對將來的工作能夠有更深入的體驗。在完成課程設計的過程中學生能夠主動體會學習的知識并在操作的過程中重新整理知識，探究最新技術。而教師在解決學生提出的疑問的過程中也可以驗證及提高自身對新技術的學習認知程度。在教學中達到師生雙向激發主動學習的目的。在課程設計環節中，教授學生設計制作的方法而不限制學生的思路。教師需注意不以自身主觀意見來評價學生的作品，而是肯定學生的思考，鼓勵學生的表達。

多媒體應用技術在內容與形式上的不斷探索與更新，給予新媒體發展提供了可行性平臺，而通過不斷實踐摸索出來的創新性方式方法又為主流媒體的新聞傳播提供了新的創作手法和表現形式，促進了社會整體新聞傳播水平的提高。現階段各大院校是培養現代新聞傳播應用型人才的主要基地，是對多媒體應用技術方面知識與操作探索創新的重要場所，學校對于學生的培養更需要理論結合實際，現代新聞傳播學與多媒體應用技術并行，為培養出國家和社會所需要的具有較強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高級應用型人才。

第4篇：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

一、媒介社會化研究的兩條路徑和問題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中檢索關鍵詞“媒介化社會”，可以搜集到的相關論文達兩百多篇。其中，發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會》一文已經被引用兩百多次，在學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這也間接地說明了“媒介化社會”在學界的研究熱度。但是這篇論文重點介紹的是互聯網所帶來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會化只是作為媒介融合的一個結果被簡單提及，并未對其特征進行詳細描述。不過其中關于“媒介人”和“擬態環境”的理論闡釋，開拓了媒介化社會研究的理論視野，成為許多后續研究的起點。不過，學界早在2004年舉行的“2004中國傳播學論壇”上已經把“媒介化社會：現狀與趨勢”作為論壇主題，積聚了一批頗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李雙龍、王婷婷對論壇所做的綜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會化”這一主題之下，大會研討的內容涉及到了包括傳者、內容、媒介、受眾、效果等傳播學研究的各個領域。12]這也顯示了“媒介化社會”這一概念對新聞傳播學研究問題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國內對于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文章從2006年開始大量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聯網的發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進切實影響到了人們的生活體驗。有學者提出社會的媒介化是與大眾傳媒的發展同步的，只不過“其突破性進展卻是在電視普及之后”，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使這一過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過一些研究者仍然習慣將媒介視為媒介化社會研究的中心，通過實證調查研究當前我國社會的媒介化程度，即受眾的媒介依賴程度、受眾對媒體的角色認知等。有的則將研究的中心轉移到社會中的特定群體(如少數民族、“農民工”等)身上，從媒體的“賦權”功能分析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權力格局變化。[51有學者從輿論學的角度關注媒介化社會中的輿論表達特點，實際上是闡述網絡自媒體的出現所帶來輿論生成過程的變化。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構社會的功能為出發點，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徑，旨在通過研究媒介建構社會的特點，來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但在媒介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仍然以媒介為中心和出發點研究媒介與社會的關系，已經不足以理解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傳統想象空間已經不能解釋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們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會并進而創新和完善社會管理，～個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應該看到，在社會媒介化的過程當中，媒介自身也在經歷著社會化的過程。從傳統媒體的中心輻射式大眾傳播到社會化媒體的病毒裂變式傳播，媒體已經不是天然地站在社會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結構的改變也必然要求學術研究范式的轉換。同時，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關注社會的媒介化有可能帶來諸多弊端。這種研究批判的路徑其實也是“媒介化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技術的過度發展和對人類的技術控制一直是潛伏于現代社會的深層憂慮。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就描繪了一個統治者依靠大眾媒介重寫歷史、改造語言、清理思想、重構社會的恐怖場景。因此有學者認為，“媒介化社會”的概念“越過了和比較中性的信息化與國家發展的關聯，而進入到與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偽環境’(即擬態環境)、甚至所謂媒介‘妖魔化’的關聯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警醒和反思基礎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會中語境進行媒介素養的研究有了更加顯著的意義，即使人們對現代傳媒擁有一種批判的能力(即素養)，幫助人們解構媒介的“編碼”，避免淪為媒介的奴隸。對媒介化社會的批判、對“媒介經驗”的不信任，在邏輯上也必然走向對人類“直接經驗”的強調。有學者就認為，“人類只能靠自己與生俱來的溝通本能，去訴說，去傾聽，去建立并實施新的關系或交往規則，幫助自己和自己關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總的來看，媒介化社會的行政研究路徑較為細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會的一些規律和特點，從社會建構、話語抗爭、輿論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具體變化，其缺點則在于對媒介社會化的意識形態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覺，對媒介技術帶給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過于樂觀，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會的傾向之中。媒介化社會的批評研究路徑對上述問題有著高度的警覺，但如何從此路徑進一步增加人們對于媒介化社會的認識和洞見，當前的研究似乎還缺乏有力的回應。實際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媒介化社會研究路徑，它既應該是有經驗的支撐、實證的力度，也應該擁有批判的視野、思辨的深度。

二、諸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

不過，讓我們暫時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會”本身來，因為它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條理解諸多新聞傳播學命題和理論的路徑。19世紀30年代，大眾媒體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媒介化進程的開始。隨著電視這種更加直觀化、娛樂化、大眾化的媒介的普及，人們對于大眾媒介的依賴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眾媒介對于社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而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繁榮發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資訊服務的同時，也大大地加重了人們的媒介依賴癥。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實質上是媒介不斷獲得建構現實的能力和權力的過程，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始終是與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同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的媒介化是開展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客觀對象，而媒介化社會可以看作是眾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廈門大學陳賊如教授在其專著《心傳——傳播學理論的新探索》中曾對許多傳播學理論作過類似的總結。她認為，如學術前沿“框架”、“議程設置”、“把關人”等美國傳播學經驗學派的很多紅火的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現實——有選擇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關研究、議程設置，其目的都是為了推斷這些隱藏在傳媒內容背后的(選擇的)‘標準’。”而在陳教授所未論及的許多新聞學理論的背后，也同樣是以社會的媒介化為邏輯起點的。對新聞所作的定義“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已經將新聞的事實屬性和建構屬藏其中。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現實與鏡像之間的緊張關系是一切新聞學研究的學術起點，所有的新聞理論無不指向于如何讓媒體更好地反映現實。現代媒體以向讀者提供信息，幫助讀者觀察外部世界為基本職能，這也是公眾對于大眾媒體的最低期待。這種功能和期待也是隨著現代新聞業職業倫理的發展而形成的。包括新聞專業主義、精確新聞學、新新聞主義等在內的西方眾多關注新聞實踐活動的新聞學理論，從根本上都是希望從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觀角度出發，探索如何拉近“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之間的距離。網絡媒體的巨大繁榮對新聞傳播學的理論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新的媒體環境極大地改變了作為邏輯起點的媒介化社會的內涵：大眾媒體的傳播中心地位被極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會作為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仍然有著頑強的學術生命力。例如，以大眾媒體為中心的傳統研究需要應對網絡媒體對媒體建構新聞事實的挑戰，研究如何利用網絡媒體采寫、傳播新聞。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中心，跟隨著媒介化社會的新內涵，轉向更加廣闊的傳播領域。而這種轉向將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豐富的社會實踐、大量的研究課題、廣闊的學術空間，還有來自理論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戰。現在，我們可以把上一節結束時所希望探尋的全新的研究路徑拿來一起思考了。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曾經說過，“學術上的事往往起點決定終點”。因此，我們探尋新的研究路徑，也必須要對研究的邏輯起點(即媒介化社會)進行重新的認識和改造。而凱瑞所帶給我們的啟示，遠不止上面引用的這個判斷。他提出的儀式傳播理論，對我們完成研究起點的重建有很多啟發。

三、凱瑞的傳播儀式觀

詹姆斯•w•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中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傳播觀，即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開拓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野，推動了美國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凱瑞提出的傳播的儀式觀，或儀式傳播理論，來源于杜威對傳播的洞見。他提出傳播“是人類共處的基礎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個有機的系統內循環，社會便成為可能”。他以充滿宗教色彩的“儀式”一詞來指稱人們分享意義、傳播共識的行為，并將它所涵蓋的范圍擴大到了大眾媒體的傳播活動。人們被邀約進入新聞的閱讀儀式或收看儀式，目的就在于通過某種戲劇性的行為改變讀者作為旁觀者的身份，進而卷入到權力紛爭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僅僅從中獲得有用的信息。“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傳遞，而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凱瑞的儀式傳播理論是對人類所有傳播活動的整體性反思，遠遠超越了新聞傳播學的傳統范疇。但是他對于社會的媒介化過程所引發的深刻變化，卻有著非常卓越的洞見和描述。他曾以電報為例闡釋了技術的出現對日常觀念的影響，包括新聞客觀性觀念的產生和簡約文風的形成、全球時區的劃分和標準時間的確定、空間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貨交易的出現等。;或許，類似這樣的對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才符合我們的學術期待，而這就要求我們把整個媒介化社會納入到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視野之中，而不再僅僅盯著新聞報道做文章。這種研究范式的轉換，或許也可以借用文化轉向來稱呼。

四、對文化轉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學派是西方新聞傳播學界中的重要組成。但因為西方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巨大影響，國內文化研究學派理論的引介不多，在國內的影響力也比較有限。實證的定量研究把論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們的學術“匠氣”十足，缺少思想的靈動;研究的問題具體而微，得出的結論也經得起科學的證實和證偽，但是許多問題的解決既不能拓展我們的認識，也缺乏理論的縱深。倡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正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煥發學科發展的新活力。這種倡導，還源自于網絡媒體的發展所帶來的傳播革命。一方面，網絡媒體的出現導致了媒體環境的重新洗牌，大眾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漸喪失，以大眾媒體的新聞生產為主要對象的傳統研究盡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漸削弱。另一方面，社會在媒介化的同時，媒介也在朝著社會化方向大步邁進。社會化媒體的出現重新結構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徑、思維習慣，重新定義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傳播，而新聞傳播學目前卻一直沒能從理論上系統地解答這些問題，只是在某些細節上有所突破。

事實上，一種更加寬廣的研究視野正在學界形成。復旦大學李良榮教授提出了‘’小新聞”走向“‘大傳播”的學科建設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寫編評、媒介經營管理為主的傳統教學與研究，也突破以“受眾為重點、效果為目的”的大眾傳播學領域，走向以互動、溝通為重點，在更廣闊的視野中探索信息傳播與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間關系的宏觀研究。這種設想和提倡，與凱瑞的文化轉向也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在著力避免“‘傳播’把我們引向某個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傾向，試圖“把我們引向生活總體方式的研究”。這也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的主要內涵。深圳大學丁未教授即將出版的新著(流動的家園:“飲縣的哥村”社區傳播與身份共同體研究》即是以田野調查的方法對湖南依縣籍在深圳開出租車司機群體的傳播行為所進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的譯者。

第5篇：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

一、以線上教學為主的混合式教學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

伴隨互聯網技術的深入發展，以線上教學為主的混合式教學模式成功走進了高校的課堂。但是，由于線上教學模式在我國開始較晚，發展尚不成熟，在教師和學生方面都暴露了一些不足。對于新聞傳播學這一實踐性較強的學科來說，以線上教學為主的混合式教學模式根本無法滿足日常教學的需求，教學模式亟待改革。

(一)教師對線上教學經驗不足，影響授課效率

從教師的角度出發，以線上教學為主的混合式教學是一個嶄新的面孔，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大規模開展線上教學的確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尤其是對高校教師來說，他們大多都是資深教師，在傳統教學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教學經驗，形成和總結了一套自己的教學理念和方法，但線上教學的大規模運用，就意味著教師要拋開以往的教學理念和方法，重新開始探索一套新的教學方法。此外，線上教學側重于通過電腦或手機等外部工具、利用現代化科技手段給學生授課，就必然會對教師的線上操作、設備使用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這些都需要教師去重新摸索和學習。除此之外，新聞傳播學課程對實踐性有較高的要求，線上教學從根本上無法滿足實際的教學需求，對于新聞傳播學這一復雜性、多元化的學科來說，相關教師會面臨更大的挑戰。在這個過渡階段，教師的授課效率難免會受到影響。

(二)學生脫離傳統課堂的約束，自控能力明顯降低

在傳統課堂上，教師和學生是一種面對面的互動模式，教師既是知識的傳授者，同時也是課堂秩序的監督者。面對面互動式教學會讓學生對教師產生一種敬畏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學生的懶散心理，起到一種監督的作用。在以線上教學為主的混合式教學模式中，學生通過使用電腦、手機等外部設備進行學習，脫離了傳統課堂的約束，加之自身所處的環境，身邊難免會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誘惑，使學生很容易失去自控能力。新聞傳播學教育已從普通高等教育向多學科、多專業、多層次的方面發展，形成了多種方向、門類齊全的新聞傳播學教育領域，教學內容豐富多樣，包括采訪拍攝、新聞策劃、軟件學習等，這些內容都需要教師的監督指導。因此，單一的線上教學對新聞傳播學這一學科來說，缺少必要的教學內容和教學環節。由此看來，以線上教學為主的混合式教學非但不能有效地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反而還可能會降低一些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其教學效果乏善可陳。

二、混合式教學和“任務驅動”教學相結合的可能性

混合式教學和“任務驅動”教學是當前教育界比較認可的兩種新型教育模式，兩者既有差異性，又有共性。其共性都是強調教師的引導作用以及學生自主能力的培養，這些都為兩者的結合提供了可能性。通過“任務驅動”可以進一步促進混合式教學的良性發展，優化和改善混合式教學模式，實現基于“任務驅動”的混合式教學模式常態化發展。

(一)混合式教學和“任務驅動”教學模式的發展

國內外混合式教學經過了20余年的發展，其概念演變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技術應用階段、技術整合階段和“互聯網+”階段。目前，教育界普遍認為混合式教學是把傳統教學的優勢和線上教學的優勢相結合，是一種以互聯網信息技術為依托，把線上教育、線下學習和協作學習進行整合的全新教學模式，追求的是網絡學習和傳統教育的深層次融合，以構建智能化、動態化的課堂。

“任務驅動”教學模式，又稱“拋錨式”教學模式，最初是由Vanderbilt大學認知與技術小組率先提出的。該模式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教師提前為學生設計特定的任務，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以及強烈的問題動機的驅動下，通過對學習資源的自主應用，進行自主探索和互動協作的學習，最終完成任務以建構真正屬于自己的知識、技能以及能力，最大限度地實現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

(二)混合式教學和“任務驅動”教學的內在聯系

新媒體時代，傳統的新聞傳播學教學模式早已無法滿足對新聞人才培養的需要，而混合式教學和“任務驅動”教學都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傳統的新聞傳播學教學模式。其中，混合式教學強調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課程資源實現線上和線下教學的有機結合，那么“任務驅動”教學則強調師生在新聞傳播學課程中要以任務為中心，圍繞特定的任務進行互動式學習。兩種新型的教學模式看似大不相同，其實無論是混合式教學，還是“任務驅動”教學，都主張“以教師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如果說混合式教學為新聞傳播學教學模式提供了一種新型的教學理念，那么“任務驅動”教學則是提供了實施這一理念的具體教學手段，這種內在聯系就為“任務驅動”教學和混合式教學的結合提供了可能性。

三、新型教學模式在新聞傳播學中的具體應用

21世紀以來，媒介環境的激烈變化給新聞傳播學教學帶來了極大的挑戰，為了適應新技術給新聞業帶來的諸多變化，就必須對新聞傳播學課程進行改革。新型教學模式———基于“任務驅動”的混合式教學模式是其教學改革的具體方向。其通過轉換師生角色、建立有效地評價機制等方式，來有效地實現該模式在新聞傳播學中的具體應用，為我國的新聞傳播學教學模式的革新做出新的探索。

(一)轉換師生角色，以任務為中心

1．教師必須進行角色轉換，以教師為主導

教師是教學活動的組織者，掌控著教學活動的整個進程并充當關鍵性的角色，可以直接影響教學活動的效果。因此，要想實現新型教學模式在新聞傳播學中的常態化應用，第一，需要教師實現角色的根本性轉換，發揮其主導作用。由于娛樂時代的來臨，學生往往注重感性的樂趣而非理性的思考，認識問題容易流于表面或過于膚淺，所以，教師要靈活結合當下的熱點事件，鼓勵和引導學生運用傳播學的相關理論進行深度分析。在選取熱點事件時，可以盡量選擇學生感興趣的、通俗易懂的新聞進行討論分析，通過教師的引導來幫助學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新聞傳播學相關理論;第二，還應該建立師生平等交流機制，不僅要加強線下課堂教學活動中教師與學生的溝通，也要實現線上網絡平臺的交流，與學生建立一種平等的互動關系，從多種角度引導學生進行思考，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

2．重新審視學生的地位，以學生為主體

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教師往往是整個教學活動的主體，負責傳授知識，而學生則居于次要位置，在課堂上只是一味地接受知識。在構建新聞傳播學新型教學模式時，強調除了要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更要發揮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主體性。例如，在《傳播學概論》課程的教學活動中，教師可以圍繞每一章的知識點，提前向學生發放課程PPT，并推薦傳播學相關書籍以及相應的公眾號等，讓學生自主學習和自主思考。同時，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還要設計新聞傳播學的課程任務，通過線上作答、課堂討論等多種形式，打破學生傳統的被動式接受知識的思維模式，讓學生體會到他們在教學活動中的主體性。在新聞傳播學新型教學模式的常態化應用中，學生是傳統教學模式改革和新型教學模式探索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教學模式革新中始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3．針對性地進行任務設計，以任務為中心

“以任務為中心”是基于“任務驅動”的混合式教學模式的主要環節，該環節要求教師在課前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包括對教學內容的分析、教學大綱的梳理等，基于此來設計任務。首先，教師設計教學任務，既要考慮到教學內容，也要結合實際，在任務中融入經典的新聞傳播學問題，以此來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與記憶。同時，教師還可以根據當前的具體課程設計小組任務，例如外出采訪拍攝、制作新聞節目、參加“大廣賽”等專業比賽;其次，教師要掌握學生的具體學習情況，根據個體之間知識水平的差異，針對不同層次的學生設計不同維度的任務，實現個性化教學;最后，針對任務本身，教師要學會靈活設計，既要緊扣當前的教學內容，同時也要盡量貫穿整體的教學活動。教師可以結合當前的教學內容，給學生推薦相應的新聞傳播學經典名著，促進學生知識體系的縱深發展。

(二)建立有效的評價機制

1．評價主體多元化

在傳統教學模式中，教師在教學評價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學生只是作為被評價的對象，沒有評價的參與權。基于“任務驅動”的混合式教學模式則認為，對學生的評價不應該有單一局限性，而應該把教師、學生等多個主體納入教學評價體系當中，最大限度地實現評價主體多元化。首先是教師評價，教師需要在各任務環節層層把關，例如，新聞課題的選擇、采訪大綱的審查以及策劃方案的擬定等;其次是學生評價，針對每個學生或每組學生提交的采訪視頻、廣告作品或新聞報道，學生之間互評互鑒，給予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最后是學生要積極進行自我評價，不僅要注重對新聞傳播學理論要點的學習和掌握，也要著重提高自身的新聞實踐能力和新聞素養，做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媒體人。

2．評價內容多樣化

在傳統教學模式中，考試是其中的一項關鍵內容，因此在教師和學生、學校和家長之間營造了一種“唯分數論”的現象，而且大多是以期末考試成績作為最終的評價標準，而忽視了對學生平時成績的考察，這也是傳統教學模式的一大弊端。針對這一問題，新型教學模式———基于“任務驅動”的混合式教學模式，主張注重對學生平時課堂任務的完成度以及思想道德品質建設的評價，以這兩項內容作為傳統教學評價的補充，打破“唯分數論”的單一局限性，以此來實現評價內容的多樣化。另外，考慮到新聞傳播學課程對實踐性教學環節的嚴格要求，教師可以讓學生在課下組織策劃、采訪、寫作等具體的實踐活動，并根據學生的表現加以量化考核。但因為新聞傳播學對書面表達和邏輯思維有較高的要求，所以傳統的考試環節也必不可少。根據新聞傳播學課程具體的教學活動，教師要學會靈活運用多樣化的評價內容對學生進行整體考察。

3．評價方式智能化

長期以來，國內現有的教學評價機制的不足之處在于:評價方式單一，缺乏個性化。“互聯網+”時代，教師要學會有效地利用新媒體技術和線上平臺，實現教學評價方式智能化。具體來講，教師可以通過微信公眾號、學習通、班級群等，向學生推送新聞傳播學前沿論文，并相應地設置一些題目，學生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答案，教師線上批改評價并給予反饋意見。此外，還可以利用學習通等APP進行線上簽到、實時線上交流、課堂隨機提問等智能化的評價方式進行評價，避免傳統評價方式的單一性，可以為最終的教學評價提供有效的數據支撐。此外，利用多媒體技術實現教學評價方式的智能化，這樣不僅打破了傳統教學評價的不足，也充分發揮了評價對教學的總結和反饋的雙重作用。

第6篇：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武警；院校；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教學

為武警院校學員開設“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是個新的嘗試，有助于通過新聞傳播理論的學習提高武警院校學員從事新聞傳播與新媒體運營工作的能力。對部隊來說，有利于培養自己的新聞傳播人才，為軍事新聞媒體的運營工作及處理涉軍輿情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教學概況

在地方大學，“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的教學內容主要有傳播的本質、模式、功能、原則，新聞的概念性質和功能，社會主義新聞工作的基本原則等，使用的教材多種多樣。最常見的是在新聞系開設此類課程，有的院校在對外漢語系也會開設類似課程，如“跨文化傳播”。除了個別政工類院校或專業以外，在武警指揮類院校，“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作為一門專業課出現在課程設置中尚處于起步階段。目前，該課程是武警指揮專業中國語言文學方向的選修課，為大四學員開設半學期，共有50個課時，使用童兵所著的《理論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作為教材進行授課。

二、武警院校“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教學存在的不足

“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是四年培養期的唯一一門新聞傳播理論課程，在教學上存在以下四點不足。

（一）課程定位需要明確

作為一門理論性較強的課程，“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對中文方向的本科戰士學員來說，普遍年齡與地方大學生相比要大五六歲，他們往往不太能夠接受理論學習。對高中畢業入伍的青年學員來說，他們中的大部分往往是理工科背景，因而對社會科學的了解比較薄弱。面對這樣的教學對象，“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的教學定位相對來說比較復雜。它既不屬于基礎課，也不屬于專業核心課程，類似人文素質課程卻又占用了專業課課時。

（二）教學內容需要精煉

依據當前比較通用的《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教材，內容包括新聞傳播行為、理論新聞傳播學對新聞起源的認識、新聞傳播的特點、新聞傳播者、新聞傳播內容、新聞價值、新聞選擇、新聞傳播過程、新聞傳播要求、新聞傳播媒介、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受眾、新聞傳播效果、新聞傳播調控等，相當龐雜。總體上來說，現行教材理論過強，與學生距離過遠，實用性太弱，難度太大，需要去繁就簡，精講重點內容，對次要內容予以精簡。

（三）教學方法需要創新

首先，由于課時不足，課時安排過于緊湊造成教學速度太快，節奏非常緊張，學生吸收知識比較困難等問題。而且，大四學員往往忙著各類考核，學習時間有限，采用地方大學式的按章節逐節細講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其次，學員生活比較單一閉塞，除了軍隊相關的生活內容，他們和社會上的新聞傳播輿論場基本絕緣，最新的案例難以高效講解。再次，長期以來教學形式比較枯燥，而院校教學評價的趣味化趨勢對教員提出了較高要求，于是我們嘗試采取話題討論的教學法，學生分為兩組，分為正反兩方課堂討論，學生課堂反應有所改善。最后，實踐教學部分，操作難度較大。由于院校軍事化管理的特殊性以及出于人身安全考慮等多方面原因，學員課外實踐機會很少，長期限制在院校內部，因此可發掘的新聞素材少之又少。

（四）學習方法需要選擇

在學習方法的選擇偏好上，與普通地方大學學生相比，武警院校的學員存在明顯的差異。武警院校學員盡管心理上并不認同“滿堂灌”，但因為種種原因卻不得不接受這種教學模式。而地方大學學生就能夠根據自己喜好來摒棄高中式的“滿堂灌”的學習方法。對于理論性實踐性均較強的課程，在實踐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操作中卻相當困難。地方大學課表空余部分較多，有時間條件安排學生參與社會調研，甚至參加老師的課題與學術會議。而武警院校學員的課表是統一設置的，從周一到周六上午，課程門類繁多、時間緊迫、要求太高，課余時間相當有限，離校進行社會調研和旁聽學術會議幾乎不太可能，這種現實情況導致學習方法的選擇有待探討。當然，由于教學領域太新，教員缺乏相關經驗也是暫時無法改善的缺陷。

三、改進“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教學的對策

（一）明確課程體系

本文的頂層設計側重于教學規劃方面。具體來說，教學規劃部門應根據不同類型的學員量身開設不同的科目并確定開設順序。本門課的開設目的是要達到兩個目標，一是基本目標，即重視基礎知識、基礎理論與基礎技能的訓練；二是較高目標，使學員不僅在知識上了解新聞傳播學的發展方向，在筆頭上也要獲得初步的新聞撰寫能力，增加對軍事新媒體的了解，形成初步的媒介素養。如條件許可，還可引導學員將所學理論服務于武警部隊建設，例如軍事新聞的傳播、涉軍輿情的分析等。

（二）明確課時配備

由于本門課程的課時與地方大學相比稍顯不足，故而只能采取抓重點內容的教學方法。至于重點內容的內涵則應該結合學員實際需求進行統籌。在理論講授上把新聞概念、傳播過程、傳播模式、傳播效果及言論自由的必要限制作為主要內容，在實踐教學上把自習時間的案例討論作為重點，除了教材上這些內容，還需要大量講解軍事新聞的內容，另需預留一定量的練習和復習課時，從而鞏固教學質量。

（三）明確學習意義

根據教學經驗，武警院校學員在學習本門課程時可能會出現以下三種情緒。第一種是非專業情緒，高中畢業考學的學員在入學之前沒有學過任何新聞傳播類課程，且高中階段往往是理工科，對大四學習社會科學類課程在接受上存在一定的難度，在培養新聞敏感等專業意識方面先天不足，容易產生非專業情緒。第二種是畏難情緒，“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的教材理論性太強，論述過程較為枯燥，學員容易產生畏難情緒。因此，應明確本門課程的基礎是部分理論，但主要是一門應用課程，并在教學實踐中注意貫徹。第三種是消極情緒，由于本門課程不屬于需要考核的軍事類科目，且大四學員臨近畢業，容易降低自身學習標準，為此，應明確新聞傳播學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更要明確在日后任職過程中的重要指導意義。

（四）明確教學方法選擇

第7篇：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學科交叉課程 內容體系 構建原則 災害信息傳播學

社會經濟的發展對高校的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院校為了順應這種發展趨勢，在課程設置上不斷進行革新，根據社會需求開設學科交叉課程。筆者所在的防災科技學院就開設了《災害經濟學》、《災害心理學》、《災害信息傳播學》等課程，學科交叉課程往往缺乏現成的內容體系，需要開設課程的教師結合課程所涉及的學科體系進行自行設計。本文以《災害信息傳播學》為例，認為學科交叉課程內容體系構建需要遵循三個基本原則：完整原則、融合原則、主次原則。

一、完整原則

學科交叉課程內容體系的構建首先要堅持完整原則，也就是說要建立一個完整的內容體系。至于什么才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這取決于課程的屬性。在《災害信息傳播學》的內容體系中，充分借鑒了新聞傳播學各種教材的編寫體例，最終確定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

1.概說部分

這一部分分為三節，分別論述災害信息傳播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和意義，災害信息傳播的概念，災害信息傳播學的理論基礎。這三個部分屬于災害信息傳播研究的基礎內容，決定著整個課程的方法和內容。

2.簡史部分

在《災害信息傳播學》課程體系中，專門有一章的內容是研究災害信息傳播簡史的。歷史的梳理有助于學生理解災害信息傳播的發展演變過程，通過對原始傳播時代、傳統媒體傳播時代中災害信息傳播形態和特征的了解，加深對當前新媒體時代災害信息傳播現象的理解。災害信息傳播簡史站在一個宏觀的視角，對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的災害信息傳播實際進行了簡述，對整個課程內容體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要素部分

《災害信息傳播學》課程內容體系的主體部分就是災害信息傳播要素，在全部的十章內容中此部分占到了四章（災害信息傳播者、災害信息傳播媒介、災害訊息、災害信息傳播受眾），幾乎占到了全部章節的一半。這一部分詳細地分析了各要素在災害信息傳播過程中的地位、特點、作用、表現形態，為災害信息傳播的整體認知服務。

4.機制和效果部分

這一部分包括兩章內容，即災害信息傳播機制和災害信息傳播效果，傳播機制部分分別從行業機制、道德機制和法律機制三個方面論述，傳播效果則從積極效果的建立和消極效果的消除正反兩方面論述。

5.案例部分

為了幫助學生進一步理解和應用理論知識，在課程教學中專門設立一章案例分析，選取了近年來發生的幾起災害事件，包括2008年的南方雨雪冰凍災害、汶川地震、山西運城地震、甲型H1N1流感疫情報道，分析了這幾起災害事件中信息傳播的特點、存在的問題、存在問題的原因、提升信息傳播效度的對策等內容。這部分內容對于學生直觀地了解災害信息傳播理論研究大有幫助。

6.研究現狀部分

作為一門課程，需要向學生傳播這個研究領域最前沿的知識。《災害信息傳播學》專門設置一章的內容講述國內外研究現狀，在總結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指出了新的學術增長點，并對學生進行必要的學術素養訓練，指導學生如何在這個研究領域尋找研究選題和進行學術研究。

對于《災害信息傳播學》課程來說，以上的內容體系基本上體現了完整原則。不同的學科交叉課程應該有不同的內容體系，但是無論是什么樣的內容體系，都應該設計完整，讓學生對這一領域的知識有全面的認識。

二、融合原則

學科交叉課程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就是不同學科之間的融合。有些課程涉及到的學科比較接近，比如《新聞傳播學》涉及到的是新聞學和傳播學，這兩個學科同屬新聞傳播學這個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還有一些課程涉及的學科比較遠，比如上面提及的《災害心理學》等課程。無論什么樣的學科交叉課程，既然是交叉，也就是說必須解決好學科融合的問題。《災害信息傳播學》涉及的學科知識包括傳播學、新聞學、災害學、管理學，這就需要尋找以上學科的交叉部分，在整個課程內容體系中有所體現。

學科交叉課程融合要實現各學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新聞學和傳播學屬于人文社會科學，災害學屬于自然科學，二者有著不同的研究方法，學科交叉課程因為涉及到以上不同學科，所以《災害信息傳播學》課程在研究方法上也要進行融合。在本課程的概說部分專門有研究方法的論述，指出了該課程的研究方法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法、田野調查法、文化分析方法。其中，定性研究、田野調查和文化分析方法都是人文社會科學常用的研究方法，而定量研究則更多地用于自然科學，災害信息傳播學屬于社會科學范疇，但是在研究傳播效果時，又常常會考慮到“災害信息”這一特定的傳播內容，經常會用到定量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體現了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融合。

學科交叉課程融合要實現各學科內容的融合。之所以開設學科交叉課程，就是因為單一學科無法解決現實問題，需要結合兩個或兩個以上學科知識才能解決問題，因此，學科交叉課程需要將所涉及到的學科知識融合到一起。《災害信息傳播學》涉及傳播學、新聞學、災害學、管理學等學科知識，因此在涉及課程內容體系時，應充分考慮到內容融合。整個內容體系都是緊密圍繞災害信息傳播設計的，如在《災害信息傳播媒介》一章中，針對災害事件的特點，專門論述了各種媒體的物質依賴性及其應災能力，在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指出了廣播媒介在災害救助中發揮著生命線作用。在《災害信息傳播機制》一章中，其中的行業機制、道德機制和法律機制等內容，就要涉及到管理學的相關知識，只有將這幾個學科的知識融合在一起，才能構建具有學科交叉特色的課程內容體系。

三、主次原則

構建學科交叉課程的內容體系并不是要將所涉及的學科知識平均使用，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堅持主次原則，也就是說，要分清主干學科和一般學科，并厘清它們之間的關系，確定它們在學科交叉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災害信息傳播學》涉及到傳播學、新聞學、災害學、管理學等學科的交叉，在這四個學科中，傳播學是主干學科，災害學是一般學科，而新聞學和管理學只是在某些章節中體現，并不貫穿所有內容，所以在課程體系構建中就明確了以傳播學為主，災害學為副，新聞學和管理學為輔的地位。

首先，以主干學科構建內容框架。《災害信息傳播學》盡管屬于學科交叉課程，但是歸根結底仍然屬于傳播學的研究范疇。課程組在構建課程內容體系時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最終認為仍需參考傳播學課程體系。在參考了國內外傳播學教材體系的基礎上，幾經協商，最終確定了《災害信息傳播學》的課程體系：災害信息傳播概說、災害信息傳播簡史、災害信息傳播者、災害信息傳播媒介、災害訊息、災害信息傳播受眾、災害信息傳播機制、災害信息傳播效果、災害信息傳播案例、災害信息傳播研究現狀。

其次，以一般學科凸顯特色。《災害信息傳播學》課程畢竟不等同于《傳播學概論》課程，它是一門具有鮮明防災減災特色的課程，那么就需要在課程建設中體現這種特色，這就需要在課程體系的微觀層面緊緊扣住災害學學科知識。無論是簡史，還是要素和效果，甚至案例分析，課程內容的前提都是災害事件背景下的信息傳播。比如對業余傳播者作用的重新認識、對災區受眾的信息接收習慣的研究、對廣播媒介在災害救助中的生命線作用的論述、對各種災害事件中的信息傳播進行的案例分析，都具有鮮明的特色。除此之外，在具體的章節中會涉及到新聞學和管理學的相關內容，這些學科知識只是對課程體系的進一步充實，以使得整個課程體系更具科學性，更適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學科交叉課程內容體系的構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完善，既要面向市場，也要充分考慮教育者和學習者的實際情況，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驗和反饋，才能打造出體系完整、知識融合、主次分明的課程內容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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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海平，《動漫周邊產品設計――動漫專業與工業設計學科交叉與整合的思考》[J]，《大眾文藝》，2010（9）

[3] 楊曉波，《財經類院校學科交叉培養模式的研究》[J]，《科技資訊》，2010（8）

基金項目：防災科技學院2011年度教學研究與教學改革項目（201127）。

作者簡介：

第8篇：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

大學生通過高考的應試教育進入大學，本身就缺乏社會和人生體驗，新聞傳播學又是急需社會經驗的學科。缺少實踐經驗，理論知識學起來就會流于形式、膚淺枯燥。譬如，新聞史教學就是大問題。學生不愛學、老師不愛教、業界不受用。實踐與理論發生斷裂，歷史上有大量的報人辦報的瑣碎經歷，這些年代、人名和報紙名稱灌輸在學生頭腦里，成了應付考試的沉重負擔。為了減輕考試壓力，部分老師消極教學、考前劃題，又成為削弱學習效果的因素，形成惡性循環。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李彬教授就此問題倡導進行“新聞社會史的研究”，應嘗試盡量結合新聞與歷史，把新聞與歷史重新放回新聞史，使之既能體現出濃郁的新聞性，又能體現出厚重的歷史性。新聞史研究要置身于時代的特點、社會變遷的訴求來考察自身的發展。新聞史就是要表明，新聞媒體（當時主要為報紙）究竟如何影響社會，怎樣才能更好地在社會發展中發揮自己的職能，并最終使自身得到發展。任何就新聞談新聞，就傳播談傳播，孤立地、“自娛自樂式”的研究都是行不通的。在研究和學習之前，必定要先有廣泛的社會體驗和社會認知。信息時代的媒體人應具有多元思維，這給新聞行業人員增加了難度。以往的文人思維、文人論政不再處于主導地位，只有動筆桿子的能力已不能滿足市場需求。全媒體時代的普通記者要具備多種業務技能，不僅能寫，而且能編、能評、能攝。在這個人人都有發言權的時代，新聞工作者必須更有分量，更具引導性。

新聞傳播的課堂上可以運用案例教學法，引導學生關注新聞熱點。讓學生去收集、整理時事熱點的材料，就是讓學生運用各種新媒體來尋找和關注社會熱點話題，促使學生把目光從自身和校園投向廣闊的社會舞臺，讓他們去關注和體會世界的變化，把握時代脈搏，從而培養學生的新聞敏感，鍛煉他們認識社會、適應社會的能力。老師引導學生展開討論，針對新聞熱點事件進行模擬采訪和評論，在討論交流中發現問題，然后要求學生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種探究式的學習，改變了過去老師講、學生聽的單向教學法，活躍了課堂氣氛，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

二、搭建全媒體教學平臺，加強學生實踐能力

正確處理好教育教學中“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是新聞傳播教學成敗的關鍵。“知識”與“技能”的同步發展，是新聞傳播專業教學的重要環節。新聞傳播學專業實踐教學能夠提升學生綜合素質與創新能力，培養與社會需求接軌的人才，并且能夠促進學科建設和發展。早在2001年，復旦大學就成立了新聞傳播實驗教學中心。為了適應當代媒體數字化發展的新趨勢，實驗中心目前已創建有視頻制作實驗室、媒介融合實驗室、攝影棚、傳媒與輿情調查研究中心、公共傳播培訓中心等五個教學實驗室。高校要堅持以學生為本，以能力培養為核心，將教學理念與實踐相結合，提供并充分利用實踐設備與環境，有力地促進學生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與時俱進，建立具有平面廣告制作、網頁制作、圖片處理與管理、數據調查分析等多種功能的實驗室。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學校應當充分發揮實驗室的作用，配合相關的教學課程將其作為進行實踐練習的場所。教師可以將音頻、視頻、平面類作品等全部融合在一起，通過網絡平臺內容，學生可以根據教學要求自己設計報紙版面、制作數字報、設計網頁、處理圖片、進行數據調查分析等等。課堂作業和考試都可以在這個實踐平臺上進行，方便學生提交和老師批閱。在平時，學校實驗室也要開放，為學生提供上網查找資料、視頻資料點播等服務，還可以讓學生在業余時間進行圖片處理、報紙編輯等各種練習。

第9篇：新聞傳播學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　知識社會學　傳播學本土化　經典理論反思　研究新進路

2008年的傳播學理論研究焦點大都與這個年份的特別之處有關。首先，2008年時逢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因此，傳播學界在本年度對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30年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集中的總結反思，并提出多種因應之策；其次，2008年出現了如冰雪災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響力社會事件，結合這些事件對傳播理論與實踐進行概括與總結，或針對這些特殊鮮活現象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發展之路，是本年傳播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一、中國傳播學研究30年：實績、困境與反思

有多位學者撰文提到，經過30年的發展，傳播學在教育建制上已經成為國家認可的一個“學科”；如果從相應教研機構、論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標衡量，儼然已是一門“顯學”。有學者用極其概略的方式總結了大陸傳播學研究的實績：傳播學界出版了諸多較為完整、系統的本土教材；西方經典的引進和譯介亦頗具規模；理論方面的著論已從西方學術介紹轉入本土化應用階段；在部分領域已經產生了一些較為出色的學術成果；實證研究逐步普及，對資料及研究邏輯較為重視。

不過，和許多學者總結大小媒體30年歷程時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現出的明顯激動與興奮相比，很多學者對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現狀并不持“自豪”和“樂觀”的態度——更有學者把自己回顧傳播學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為“一半是驚喜，一半是驚恐”——這些說法啟人深思。下面將他們的反思進路大致地分為兩類，分別加以概述。

一是通過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批判性考察，著眼于中國大陸傳播學知識的歷史建構過程及其得失。

回顧傳播學引入中國的第一個10年，批判學派的“夭折”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親身傳播、學者們原有的知識局限等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知識生態的壓力。這種知識生態直接受制于意識形態的壓力，“這種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時的傳播研究主體被迫采用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對外批判主義，對內行政主義。”時至今日，這種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遠未絕跡。有些學者的觀察可謂犀利：“有機會的時候，中國學者能夠將批判理論運用得相當嫻熟，簡直可以說是如說家珍。”

“傳播學本土化”問題自傳播學引入時就開始困擾中國傳播研究者。有學者以反思傳播學研究為契機，轉換提問的方式，對“傳播學本土化”話語本身進行問題化。作者以受眾研究為例，從經驗的、歷史的角度對“傳播學本土化”的現實結果進行考察，研究結論大大挑戰了人們的成見：“中國的傳播研究不是沒有本土化，而是過于本土化，以至于我們要對這種以實用為主的本土化策略進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嚴重的本土化現實被忽視的本土化討論背后，更嚴重的是政治場域和經濟場域對學術場域的滲透，導致中國傳播研究出現了明顯的輕理論、重應用，輕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論研究的生存空間局促的不是被整體化的“西方”或“西方傳播學理論”，恰恰是成為主導傳播研究的現實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學者認為，在諸多制約傳播學研究發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決的，是在思維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義傳統的束縛。功能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社會需要和傳媒業發展”當成一個固定不變的敘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傳播領域的“社會需要論”，即把一些傳媒現象的出現和變化都視為“社會需要”，使得傳播學研究陷入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也沒有生產任何新知識產生的循環論證之中。具體到研究中，就是將本該被仔細辨析的對象類型化、對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證明某些類型的存在，而不是從類型中發現新的變異。功能主義思維還導致研究中出現了抽象的性質決定論，把研究變成貼標簽和時髦的詞匯競賽。該學者建議，要扭轉這種日漸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從“功能主義向建構主義的轉化；從社會決定論向社會互動論轉化；從抽象的因果推論向具體的事實描述轉化；從事例歸納向意義解釋轉化”，在傳播學研究中時時“面向事實本身”。

有學者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表達了對概念及其闡釋在傳播學研究中處于“失落”境地的擔心，提出傳播學概念和概念闡釋在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習、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須從事的一種“投入”(input)行為；同時，在歐美的傳播學研究受社會穩定、制度完善、固有學科范式的影響，研究議題日趨微觀、瑣碎的背景下，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學者理應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義的傳播學概念、問題和假設，積極參與到理論概念的建構過程中。無論是倡言“厘清”，還是字里行間包蘊的“發明”沖動，都滿含著作者對于中國大陸處于全球傳播學知識生產的終端位置的焦慮和不滿，以及建立一個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的熱切期盼。

有學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關著述的基礎上，對1978-2008年間人際傳播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陸人際傳播研究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以介紹西方人際傳播基本概念、理論、普遍原則和原理為主要目標的引進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際傳播學術和概念，嘗試對中國社會人際傳播現象、觀念與問題進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隨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革現實需要，逐漸形成和擴大人際傳播研究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有學者從時間、理論和問題三個層面，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認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認可的觀點，做了一個素描式、綱要式的總結。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作為傳播學分支之一的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在20世紀80、90年代確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學者們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認同，但對其理論實質沒有統一的認識；國內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體現出一股較濃厚的理論角度而非實踐角度的問題意識；明晰語境、理論落地、理論建設和理論升級是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幾個現實緊迫要求。

二是對傳播學教育和研究體制進行剖析，注目點在傳播學研究基本學術規范、學術評價標準和學術自主性建設等相關問題上。

有學者認為當前的傳播學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規范，低水平高度重復性研究，其中對政策進行詮釋的注腳式研究、實用性行政研究和論文評論化現象尤為嚴重；研究生力軍聰明有余，基本訓練不足；理論問題意識不強，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學科和全球的視野。要解決以上問題，必須首先改革傳播教育，這包括研究生院課程、招生辦法和研究體制方面的改革。對此，該學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議有11條之多，涉及傳播教育與研究體制等諸多方面。

在有的學者看來，對現行學術體制進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從學術共同體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爾迪厄所提倡的那樣，將自己的思維路徑和研究活動作為分析和批判的對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個十分觸目的問題就是“我們還太缺乏作為學者社區的‘主體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其后果是將理論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資本之擁有而界定的權威所簡約或扭曲的理論”當做教條，將“某些來自他鄉或彼時的概念或現存體制權力的話語支撐當作了事實性的預設，將它們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視野，不僅自己無法對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們將自己當作權力的侍從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籠罩在權力的光環下而沾沾自喜。”這意味著，學術的評判標準不應來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標”和“國家權力行使的工具”，而應當是：“是否提出了新問題，是否系統地考察了經驗的現實，是否驗證、發展或提出了理論解釋，是否展開了結合經驗觀察和理論分析的系統論述，是否以此論述彰顯了普適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們所在的社會共同體集體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該學者從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點建議，借此吁請學者們形成“對現存學術體制的有效的、建設性的抵抗”。

中國的傳播學隸屬于新聞學院的學科建制也成為很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有學者認為，傳播學“沒有被引進到社會學領域或信息科學領域，而是投進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國新聞學的懷抱”，使得傳播學“籠染上舊有的痼疾”。以至于讓人生出“傳播學在中國投錯了胎”0的感喟。有學者認為，在傳播學的安身立命之處，跨學科與多種理論來源，以及基于維系民主制度的目標回答社會實踐問題，從來都占據一席之地。隸屬于新聞學院學科建制的中國傳播學研究和傳播學在美國的發生發展相比，存在這些先天不足：理論層面缺乏社會理論支持；本屬于新聞學科核心的人文關懷及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和批判精神嚴重缺失；傳播學術研究在尚未建構出自身價值評判標準時，就已經快速地與權力和利益結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論反思嚴重不足。盡管從今天看傳播學在名分上已經獲得和新聞學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與新聞學和中國新聞事業過于密切的關系，加上對經驗研究和文化研究兩大理論路徑本身的思想源流演變、社會政治基礎、文化價值起點的認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國傳播學研究在30年的發展中，描述多過闡釋，論斷多過概念，在應用性方面的成就高過理論性。

有學者注意到，在目前傳播學研究的隊伍中，真正接受過系統、科學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訓練、掌握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學者數量不多。傳播學研究大量應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卻很少使用目前我們的傳播學的研究成果；研究滯后于傳播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媒介的更新。該學者提出，傳播學研究要同中國的社會發展密切聯系，同時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內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擺脫對政治的依賴，探索出本學科必需的、獨特的學術規范。傳播學雖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種形式予以認可和接納，但從此以后“傳播學的學者們不得不在詮釋官方意識形態、服務當前政策等方面尋找課題、尋找經濟支持，傳播學被體制化。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向大眾傳播媒介偏向，最終將學生的就業去向都集中在大眾傳播媒介，新聞傳播類的學生脫離了專業媒介就無法施展才能，從而造成目前就業難的現實。

有學者借助與相對成熟的西方傳播學教育比較，提出中國傳播學的未來發展可以歸結為三個焦點：明確傳播學教育“局外人”的視角，倡言傳播學應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媒介對受眾與社會的影響，將批判性思維作為傳播學課程的一部分，從更為本質的學術立場、觀察視角、教育目標和教育職能等層面區別和超越于新聞學；改變過去把傳播學教育狹義化為“美國大眾傳播學”的局面，增加跨學科課程比例，強化理論基礎，將傳播學的若干子領域列入專業基礎課程中；對傳播學學科建設和理論建構有更多的自覺和承擔，強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學者提出不應僅僅將傳播學者視為對媒介機構、組織、受眾和效果了如指掌的專業人士，而應首先將自身視為知識分子之一種。只有這樣，才能在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學術人格”。有學者結合自身研究經驗，對傳播學實現真正跨學科對話與合作的可能途徑進行了分析。盡管傳播學應是以問題為取向，不應存在跨學科對話的障礙，但目前的跨學科合作還主要依賴于研究者的興趣與同好間的合作。雖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錯的學術市場，但缺乏相適應的學術評價體系支持。

二、外國傳播學思想研究與再闡釋

自從德國哲學家和政治傳播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引進漢語學界以來，就其對中國歷史和社會是否具有適用性和解釋力等問題展開過多次較大的爭議，其中最為激烈當數上世紀90年代被稱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遺憾的是，中國傳媒學者不僅整體缺席于這場論爭，也未對涉及的傳媒議題給予必要的關注。有學者認為傳媒學者這次失語的和他們缺乏一種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視野有關。該學者通過展現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國公共領域研究中的浮現過程，認為對中國國家一社會關系的考察是討論公共領域和中國傳媒問題的前提和關鍵。同時，在此視角下展開的傳媒分析路徑是提升公共領域與傳媒問題研究學術品質的有效路徑，也是促進國內傳媒問題研究范式轉換的一種可能思路。作者指出，這一傳媒研究路徑的建立應擯棄功能主義的認識定勢，把握真實的國家一社會關系，理解國家、社會、市場、傳媒的復雜動態關系，以及借鑒實踐社會學的研究路徑。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催生出了論壇、博客、播客等網絡新媒體，重新點燃了人們對“公共空間”這一理想社會模型的熱情。這是否將構建出新的公共空間?又將如何影響政治傳播和民主政治?有學者根據哈貝馬斯關于“公共空間”的原始：述，析出9個帶有指標意義的、理想狀態下的“公共空間”所應具有的特征。運用這一標準，作者比較衡量了近現代人類社會所經歷的三個媒介形態(分別為“印刷媒體公共空間”，“廣播電視公共空間”和“網絡公共空間”)，發現支持哈貝馬斯提出“公共空間”的歐洲17和18世紀的資產階級公共空間事實上并沒有達到可以稱為一個真正“公共空間”的標準，倒是當下得到迅猛發展的“網絡公共空間”為民主政治傳播前景涂上了一層樂觀的亮色：“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縱向順序來比較，‘網絡公共空間’的出現，與其說是傳統的公共空間的一次復生，不如更準確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的誕生。”還有學者提出新媒體尤其是自媒介的開放性、平等參與性、獨立性更強，獲取的資訊更完整，意見表達總體更趨理性和批判性，這些都為“網絡公共空間的再轉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學者們也對“網絡公共空間”可能存在的問題作出了謹慎的提醒：“網絡公共空間”如何面對政府和利益集團越來越嚴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網絡論壇上的低級非理性化傾向?如何讓娛樂強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這些都留待學界進一步觀察和研討。

有學者組織了關于傳播“傳遞觀”和“儀式觀”的辨析討論。傳播的傳遞觀強調訊息在空間內的傳布，以社會心理學和行為主義為基礎，目的在于實現對空間距離和人的控制；傳播的儀式觀不是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強調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維系一個社會。儀式觀的理論創新之處在于：從參入者而非傳者受者角度進入問題；通過符號學理論分析傳播的文化意義；將對傳播作用的分析上升為文化層面，注重傳播對秩序的建構、對信仰的擴散，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盡管兩種傳播觀有諸如此類的差別，但二者并不是對立的，在實際研究中應根據具體情境發揮它們各自的優長。不過，從傳遞觀曾大行其道的學術史背景和大眾傳播對現代社會整合作用日漸強大的現實需要看，儀式觀對當下的傳播學研究具有更多理論上的啟發性和開拓性，學界應投以較多的關注。

拉斯韋爾5w模式是影響經驗傳播學派的重要學說之一，但對它的形成過程進行專門研究的尚不多見。加拿大傳播學者巴克斯頓曾提出一種最新見解——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應該是約翰·馬歇爾。對此，我國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對拉斯韋爾來說，5w模式與他早期的宣傳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著難分難解的關系，這些都可以在他相關著述中找到佐證。明確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實，更大的價值在于可以通過還原5w模式出現的語境來更準確地認知該模式的歷史對應性：這一模式和拉斯韋爾維護統治者利益的初衷有著密切關系，其中曾經包含的意識形態對立觀念曾在拉斯韋爾論及冷戰時期的傳播戰時閃現。

通過文獻分析對傳播學史成見提出商榷的還有關于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有學者針對批判學派對拉氏的實證效果研究“狹窄”和意識形態的保守傾向等展開辨析。細讀拉氏及其哥倫比亞學派的論述會發現，他們不但看到了媒介導致的受眾態度和行為的即時或短期的改變，而且關注大眾媒介可能具有的長期、甚至制度性的影響。遺憾之處在于，由于現實關懷的需要和方法論的影響，拉氏等人在繪制了一幅“寬地圖”之后踐行的卻是“窄操作”。同時，拉扎斯菲爾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媒介體制問題，但因此將其指責成為現存體制服務有些失之簡單。事實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銳地觀察到了大眾媒介的產生所帶來的社會控制方式的變化，并對媒介終究是維護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保守特征與霸權傾向進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學者對杜威傳播思想在傳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傳播思想是他為新時期的進步主義確定基調的集中表現。在“社會有機體”思想的基礎上，杜威提出：“社會不僅是由于傳遞、傳播而得以持續存在，而且還應該說是在傳遞、傳播之中存在著。在公共(common)、共同體(community)和傳播(communication)這些詞之間的聯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們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個社會中，傳播就是人們達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傳播”的社會實踐意義在于共同參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徑。這些極富人文色彩的論述，為庫利、米德等其他早期傳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并為理解現代西方傳播思想的發展變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議程設置理論早在20年前就已經介紹到中國，可真正系統運用這一理論研究中國媒體和受眾關系的尚屬風毛麟角。有學者基于該理論的基本框架，以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時間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歸模型檢驗了媒體議程、媒體接觸對公眾議程的影響，證實或部分證實了“接觸媒體程度高的公眾，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也高，兩者正相關”等三項假設。媒介組織是新聞生產的主要場所，但傳播學界很少涉及媒介組織的內部傳播及其影響。有學者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對上海和新加坡兩地6家報紙組織的內部傳播情況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對獲取的有關媒介組織傳播基本狀況及其與新聞生產關系的經驗資料進行初步分析，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組織新聞生產過程提供了參照。

三、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新進路

有學者從傳播研究的對象、方法和成果三個方面，分析了傳播學研究兩大流派——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在對一些關鍵問題認識上的“二元對立”，提出要對“客觀性”進行重新界定。該學者從本體論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無論是傳統學派還是批判學派，他們用來檢驗科學理論或假說的事實只能是“經驗事實”，也只能在認識活動從“經驗事實”出發去建構傳播學理論。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在經驗社會事實中，還包容著一種構成社會事實并反映到經驗社會事實之中的“客體意識”。經驗學派反復強調的研究“客觀性”，實際上就是經驗社會事實中的“客體意識”。至此，傳播學兩大學派爭論的實質點之一——“研究對象是否是客觀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觀”的問題，已經在“客觀事實”與“經驗事實”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謂“客觀性”原則成了在獲得“經驗事實”中如何體現“客觀意識”的問題。該學者主張，傳播學研究與其糾纏于用“說明”的方法還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將問題具體化為“在傳播學研究中，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研究者的主觀因素可以忽略不計，而著重運用說明方法研究問題”、“在什么條件下主觀因素對認識過程的影響必須要加以考慮。因而著重運用理解的方法更恰當”。至于傳播學理論，盡管它未必見得就是“真理”。但“對事物做出解釋或分類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見解就是一種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啟發是，要堅持傳播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應用某種單一不變的方法統馭；同時，在傳播研究實踐中，以“以問題為中心”來選用具體的方法，而不是“以學科(派)為中心”畫地為牢。

在個體對傳播信息的微觀加工機制和研究方面，神經科學具有截止目前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難以企及的優勢和特殊適用性。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傳播心理實驗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經過6個月的精心籌劃、素材準備和實驗設計，于2008年3月8-30日進行了一項關于傳播效果的erp實驗。這是中國人首次運用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嚴格的科學規范，運用腦電測量儀對有關傳播效果問題所進行的科學測定。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間很大，幾乎在傳統傳播學研究所有方面都能應用，包括傳播渠道研究、傳播內容研究、傳播對象研究、傳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結合的初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體與個體形象建構；暴力和性等特定傳播內容的影響；媒介體驗中的情感；廣告與營銷效果；不同語境下傳播效果的比較研究等。同任一種科學手段一樣，神經科學手段本身也有難以回避的局限，盡管如此，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學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學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經科學與傳播學經過長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與話語體系時，我們有可能將這一研究領域發展為‘神經傳播學’。”

與傳統認識中人們知覺習慣對圖像生產的主導作用相逆，有學者通過對媒體再現與空間知覺的關系分析指出，當代視覺傳媒正在反向訓練(mvered discipline)著人們的場所知覺。通過分析滲透著各類影像媒體的當代城市空間的顯形方式，作者進一步論述了光學透視所固定的結構性空間如何被公共空間中各類視頻窗口解體，從而生成不均勻壓縮的、多層疊覆的，無法穩定對焦的影像空間。最終，與幾何連續體相對應的總體場所感被與影像碎片相對應的即時場所感更新。

有學者對大眾傳播心理學領域影響頗大的“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商榷，認為盡管人內傳播是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還是能夠抽象、簡化出一種類似雞蛋結構的“蛋內傳播模式”。人體的相關組織和器官分別擔負著類似蛋殼、蛋清、蛋黃等功能，它們分工協同，對信息進行把關、整合、再生產，最終的決策信息指導人們的態度和行為，產生的結果作為信息反饋給個體，由個體重新調整內向傳播和決策過程。對此，“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釋和回應。

四、傳播學理論的應用：現實解讀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開以及新聞的開放管理政策產生了壯觀的傳播效用，不僅保障了公民知情權，更可以成為推進公共管理和強化政府公關的重要手段。有學者綜合sars危機、阜陽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開與否的社會后果，以社會的穩定(stability)為分析框架，從社會傳播學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論：在危機事件中，社會的和諧穩定固然與其政府或部門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關，但是信息的公開性(openness)也必然與之利害攸關；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準也應當是主要的歷史考量維度；與以上因素相反的則是危機(crisis)的程度。此假設用數學模式表達，則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報道“開放”所達至高度社會動員為正面范本可以發現，這一事件中最可寶貴的傳播學宣言。是一個關于新聞媒體的開放政策。從“政府信息公開”到“新聞公開”，中國新聞公開性的轉向亦成為可能。還有學者從危機傳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機管理的進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鑒危機傳播“西方范式”的基礎上，將危機傳播納入學術研究視野之內，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概念、理論和范式體系，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當前和今后努力的一個方向。

還有學者從汶川地震新聞報道中的經驗和啟示出發，對危機傳播本身特別是信息的開放與控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概括。“開放”不僅是汶川地震的救災方針，而且是危機傳播的基本準則。從汶川地震的救災過程來看，“開放”應該體現在信息開放、媒體開放和救災開放等三個層面。不過。“開放”不等于放任，危機的責任主體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對有關信息管理也將圍繞這三個層面展開，這即構成了危機傳播的控制性原則。它與開放性原則的關系是：前者必須建立在后者的基礎上，開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則，在當代中國的危機傳播實踐中尤其需要加以強調，控制只能是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必要而適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開放”和“控制”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和內在的統一，作者認為要在危機傳播的動態過程中和具體信息內容的報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達成二者的有機結合。

汶川地震報道中多位電視臺主持人在播報地震新聞時難忍淚水的畫面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這種傳播主體的情感介入，與人們長期以來關于傳播主體在實施大眾傳播行為時應該規避個人傾向介入的慣常認識是有沖突的。有學者通過分析提出在特定的報道情境下。傳播中的情感因素體現人類本質和人類普世價值，而傳播中個人體驗和共同體驗的結合，則強化了傳播效果，起到社會團結、塑造國家形象的功能。事實證明，在一定條件限定下，傳播中的情感介入不僅無害，而且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