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對資本市場的認識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談談對資本市場的認識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談談對資本市場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上市公司控股股東 關聯關系 上市公司利益

在普通中國老百姓眼里，阿里巴巴是馬云的，萬科是王石的，中國石油是國家的。不可否認，基于我們認識，在這些公司里面，他們扮演著公司的領導角色。換句話來說，公司基因中天然存在著他們的基因。再從會計學的角度而言，他們的存在實質上為公司帶來了巨額的商譽。這就不難理解，當蘋果的CEO喬布斯先生逝世時，蘋果公司的股價暴跌。從這些事件看，我們認識到不僅中國人崇拜英雄，哪怕在太平洋彼岸，代表人類經濟、社會和文化最高度發達的美國也不過如此。然而，在現代社會，法律必須給廣大老百姓一個清醒的認識，這些上市公司到底是誰的。本人基于對《公司法》、《證券法》的淺顯認識，來談談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如何利用關聯關系損害上市公司利益。

基于本人對大陸資本制度設計的認識，A股上市公司的整體形象確實能夠代表我國公司的最高形象，哪怕本人不否認如華為等這些優秀的未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層面也是表現優異。由于上市這一特殊的行為，導致了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更加嚴格，因此，關聯交易，關聯擔保等一系列行為能夠更加全面的展現在投資者面前。

由于我國的《證券法》、公司IPO等法規中都明示或者暗示了公司在上市時的控股股東最好是只有一個主體（此處包含了控股股東的一致行動人和關聯方或者實際控制人），其中，在主板市場，公司申請IPO必須滿足最近三年實際控制人（此處的控股股東變更是允許的，但是實際控制人不允許，此處表述將實際控制人和控股股東關系有所混同）沒有變更，創業板市場必須滿足最近兩年沒有變更。而且，監管者一般不允許多個股東同時控制公司的情形，除非能夠證明多人控制公司對于公司的治理結構等沒有重大影響等一系列復雜的條件。從這些規定來看，監管者天然賦予了控股股東特殊的法律地位。

在關聯事項中，最常見的一般有關聯交易、關聯擔保、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等，由于控股股東在公司中的地位，以上事項非常容易導致顯失公平的結果出現，從而導致損害公司其他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

在目前大陸的資本市場上，監管者對于關聯交易是沒有完全禁止的，只是要求關聯交易對價必須公允，能夠根據公司的內部治理來反映控股股東的意志。因此，關聯交易在上市公司和控股股東（包含一致行動人等）中非常常見，很多公司基于材料采購等必須依靠于控股股東。本來，關聯交易如果對價合理，其他股東和債權人也無話可說，問題就出現在，由于中國大陸資本市場的不成熟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在交易時，資產評估等往往存在巨大的操作空間，特別是當面對如專利權等無形資產的評估時，極其容易出現問題。本人通過查閱資料和閱讀有關上市公司公告和證監會交易所的公告，當控股股東濫用關聯交易謀利時，債權人可以主張撤銷關聯交易，或者要求控股股東承擔關聯交易造成公司無法償還債務的損失。實踐中，債權人的主張法院在法理上往往是認可的，但是，法官在具體的案例時，由于關聯交易發生后往往難以重新對有關交易評估等原因，對于控股股東應該承擔責任的大小往往難以判斷。本人認為，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法院要充分考慮關聯關系造成的影響，以關聯交易影響公司的利潤資產等為重點考慮因素來判斷控股股東應該承擔的責任大小。

關聯關系的另外一種重要形式便是關聯擔保，主要表現為控股股東要求上市公司為控股股東、關聯方或者控股股東的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在以前的《公司法》中，法律一直是明文禁止公司為股東提供擔保的，控股股東自然也包含在內。后來，基于發展市場經濟，體現公司自治的原則，立法者參考了發達經濟體的經驗，對于關聯擔保有所放寬。目前的《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等文件中，均允許了公司對于股東的擔保，但是規定了上市公司為股東（任何股東）及其關聯方、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時，必須經過股東大會決議通過，而且要求關聯方（被提供擔保者）回避表決。監管者希望通過讓關聯方回避的方式，讓其他股東來行使自己的權利，一方面起到限制控股股東利用資本多數決的方式來通過決議，另一方面又維護了公司制度的核心，保障公司高效有序運轉。擔保是一項非常重大的法律事項，擔保人需要對可能存在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在公司中，公司為股東的擔保，實質上是公司自己o自己綁上一個定時炸彈，尤其是當控股股東利用自身權力要求公司為其提供擔保時，公司往往存在著巨大的風險，而一般情況下公司又不會從該擔保事項中得到好處的，哪怕好處通過控股股東最后反饋到了公司，那么第一受益者仍然是控股股東。

第2篇：談談對資本市場的認識范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下稱IMF）正在進行被許多人視為其成立61年來最大的改革――增加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投票份額。該組織的執行董事會（Executive Board）在8月底通過一項提案，特別增加中國、韓國、土耳其和墨西哥在IMF的投票份額，并在9月16日－18日的IMF年會上由理事會（Board of Governors）討論。

IMF的這一改革動作，可看做是適應全球經濟發展趨勢的一個必要之舉。面對新興經濟國家在全球經濟中愈發重要的地位，面對私人資本在全球市場的大規模流動，面對全球的失衡以及各國進行結構改革的必要性，IMF要勝任促進全球經濟穩定和增長之責，必須有所改變。

全球經濟走向如何？當前高增長低通脹的局面能否持續？IMF在未來的國際經濟事務中將扮演什么角色？這些問題已為世人所密切關注。在IMF年會前夕，《財經》記者采訪了專門來京參加國際金融論壇第三屆年會的IMF第二號人物――第一常務副總裁約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聽取他從IMF角度對這些問題的理解。

利普斯基9月1日就任IMF第一常務副總裁。此前，他先后擔任過JP摩根副董事長以及JP摩根、大通曼哈頓、所羅門兄弟的首席經濟學家。他在私人部門的長期工作經歷，被認為將有助于IMF更好地理解世界經濟的變化及風險。

全球不平衡

《財經》：你如何看待當前的全球不平衡現象？

約翰利普斯基：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看。

一方面，全球經濟表現得非常好，最近五年更是有史以來增長最好的時期。全球經濟不但增長強勁，而且增長的分布更為均衡；同時，盡管油價和大宗商品價格高漲，通貨膨脹率仍處于40年來的低位。簡言之，增長的速度更高，其波動性更低；通貨膨脹率更低，其波動性也更低，而且增長的好處也被更多的人分享。

另一方面，全球不平衡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國經常賬戶的赤字超出幾乎所有人的想象。這是從何而來？這來自儲蓄和投資的差額。美國的儲蓄率低得異乎尋常，而在美國之外的絕大部分地區，儲蓄率非常高，投資率則非常低。這樣的后果是各國內需增長的不平衡。必須采取措施來更好地平衡全球的儲蓄和投資，以維持全球經濟的良好表現。

《財經》：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呢？

利普斯基：美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私人儲蓄率持續上升的周期。如果政策處理得當，儲蓄率就會上升。這些政策包括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和低通貨膨脹。另外，可以采取財政方面的措施，比如說，取消對儲蓄行為的雙重稅負，甚至可以對儲蓄采取稅收優惠。最后，改善結構性的預算赤字也將為美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加信心。

在歐洲和日本，結構性的改革將帶來結構性的需求上升和長期的經濟增長。這些地區生產和潛在增長率的提高，可以一掃這幾年籠罩著他們的悲觀情緒。歐洲和日本的潛在增長率可不止是2％――我從來不相信這些國家有任何理由接受這么低的增長率。我相信，這些國家也確信，結構性的改革會增加他們經濟的靈活性，從而帶來良好的效果。

《財經》：你為什么認為這些地方的經濟表現會好得多？

利普斯基：它們在過去五年來的表現已經很好了，并且有望持續強勁。過去一年多以來，其內需更強，尤其是企業投資。這個趨勢會延續，這樣就會帶來就業的增長，從而帶來收入的增長以及更多的消費支出。

日本、歐洲的企業利潤表現非常強勁，說明經濟的增長主要是私人部門的企業行為驅動，而不是公共政策。當然，公共政策有助于結構改革，不過，這還有很大的提高余地。

在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地區，國內經濟的更大靈活性以及更有效率的金融體系，將有助于他們保持強勁的增長。這個增長是建立在內需的基礎之上的，即更有效的投資，更強勁的消費，同時更少地依靠出口。因此，應當采取的政策簡單明了――從強化金融體系和金融企業結構開始，改進資金和資源的配置效率。

一般而言，通過與國際市場接軌，可以使得改善資金配置和資源配置、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這個過程更加容易；而管理這個過程的最有效方法，莫過于采取更有彈性的政策，特別是匯率政策。

結構性改革

《財經》：你一直強調結構性改革，那么在歐洲、日本和亞洲（尤其是中國）之間，其結構性改革有何異同？

利普斯基：細節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間有所不同。但最首要的是，改善金融結構的有效性應該是所有結構性改革的先導。

在歐洲和日本，迄今為止，企業融資所依賴的金融體系主要是由銀行借貸所主導，而不是證券市場。美國和其他一些經濟體在過去發生了什么？他們為什么能夠在20世紀90年代大幅度提高了生產率？答案不在于技術，因為同樣的技術隨處可得；真正的差別在于他們有更高效的金融體系。在過去15年間，美國和其他一些經濟體的金融體系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企業融資更多地利用證券市場而不是傳統的銀行借貸的融資，后者對公司提高管理效率和利潤的壓力不那么直接，而來自證券市場的壓力則為公司創造了動力，極大地提高了靈活性和投資效率。

在歐洲和日本，你可以看到極好的出口型制造業。他們必須維持國際競爭力，因此，他們和全球其他競爭者有同樣高效的生產率。問題是，由于某些領域（比如說勞動力市場）非常僵化，他們很難把這種效率全面擴展到國內的商品部門并超越可貿易部門。

但不管怎樣，這些變化正在慢慢發生。你可以看到這些出口導向部門良好的利潤表現，他們在驅動著利潤和需求的增長：最初，這些企業不愿意將其利潤轉化為國內投資，但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這些經濟的投資在好轉。

對于中國和亞洲，藥方是近似的，只是細節會有不同。中國的起點與眾不同，國有企業占經濟的主導地位，因此其結構性改革的需要和本質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國經濟整體都需要更為市場化，而不僅僅限于出口領域。

《財經》：中國是否已經具備建立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的條件？

利普斯基：一個真實的彈性匯率制度是必要的，這是為了提高自身經濟的效率。不過，顯然你不想匆匆忙忙地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彈性匯率體系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沒有政府干預？我認為這還不夠，因為還需要不斷完善的法律和監管措施。這是一個轉軌過程。

要使有彈性的匯率政策有效，首先要求建立國內金融工具――期貨市場、期權市場等，使得國內的生產者可以對沖風險，保護自己。中國這個進程正在進行。金融機構在技術層面和財務層面必須加強，這已經發生了。因此，基本的要素已經到位，中國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一個漸進的進步，我認為中國的金融市場和經濟進入下一步毫無問題，至少沒有嚴重的問題。

IMF改革

《財經》：在改善全球經濟的進程中，IMF將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利普斯基：IMF的獨特使命就是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和穩定。為此，我們建立一個國際性的金融體系，這個體系是多邊的，非歧視性的。我們建立一個有效的交流場所，在此，全球經濟的各個參與者認識到全球責任，并將其行為建立在這種認知之上。我們支持一個促進增長和提高穩定性的體系，提高全球經濟的開放度和增長，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

過去十年中，世界經濟在兩方面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也使得IMF的作用發生變化：第一，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IMF的184個成員國，每一個對全球經濟都非常重要。第二，國際貿易和全球經濟開放性的巨大發展，是大規模的私人資本流動所支持的。

IMF現在的作用，簡單說有兩方面：首先，我們正在改變成員國結構，以及在組織內改變投票份額，以反映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以及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因此，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為了更好地維持和履行自己在促進增長和穩定方面的職責，IMF需要有能真正代表全球經濟狀況的成員國結構。如大家所知，不久前IMF的執行董事會批準，特別增加中國和其他三個國家的份額投票。

第二個方面的作用則是新的，即提高我們對資本市場發展所帶來的沖擊的理解。國際資本市場一直發生著重大的變化。從歷史標準看，在跨境的資本流動中，進入新興市場的比率前所未有，這是通過以當地發行的以本幣計價的證券買賣進行的。這意味著，投資者對金融和經濟持續穩定的信心比過去要強；這也意味著，投資者期待新興市場國家能有更好的政策，從而為增長和穩定提供更好的機會。

但是它也帶來了新的風險。IMF的作用就是理解這些風險，并確保國際社會的行為可以保持穩定和促進增長，而不是增加不穩定因素。

《財經》：能否談談你們在組織國際交流方面的變化？

利普斯基：IMF有一個創新，即一種認知：IMF能創造一個獨特的聚會場所，使得世界主要經濟體政府之間可以以一種和諧、互助的方式進行政策對話。

我們的程序通常是通過一種我們稱為“雙邊監督”的方式進行。每年、隔年或者每隔一段時間，IMF的工作人員會參觀一個經濟體，和其政府討論，并向IMF的執行董事會――這是世界經濟的代表――提交一份報告。許多年來，我們創建了一個場所，用以對各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表現進行國際討論。這種討論是技術層面的，而不是政治層面的，但通過在IMF的成員國資格，各個國家會從中意識到自己對全球經濟的責任。

現在我們開始另一個程序，即一個新的多邊監督或稱多邊監督程序。由此，我們組織一組主要國家同時在一起討論他們的政策。現在進行的第一輪，是關于全球不平衡的討論，中國正參與其中。我們希望這個場所和對話是獨特、坦誠和卓有成效的，有助于促進結構性改革或者互相協調的互助政策，有利于持續增長和穩定的目標。

《財經》：具體而言，IMF對各國的結構性改革可以發揮什么作用？

利普斯基：我們以多種方式參與和支持這個過程。我們有一個并不廣為人知的技術支持項目，我們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富有經驗的專家系統，可以提供技術援助，這對我們發揮作用是極端重要的。這個項目覆蓋面非常廣，而且非常有用。

IMF還可以通過上述雙邊監督、雙邊政策討論和經濟發展分析的形式對各國的結構性改革提供幫助。首先，IMF能夠對各個國家提供有洞察力的見解，也可以由執行董事會設立討論的舞臺。這個獨特的國際政策討論可以給各個政府提供一個廣闊的視角。

所以，如果光看我們使用資源的情況，我們當然主要是為了防止危機和解決危機的，而不是結構性改革。但是，如果我們的措施有效，將可以促進穩定，而正是增長和穩定的環境促進了結構性改革的真正進展，因為有利的國際環境給各個國家政府很大的信心，選擇采取一些困難而又必需的措施。

《財經》：我理解，IMF的改革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必須根據不斷變化的世界經濟進行調整。在可見的將來，IMF將進行什么改革？

利普斯基：我們改革的藍圖，是IMF執行總裁在今年4月發表的中期戰略。其中的思想，就是采取主動，預見未來的變化；IMF要根據這些變化調整，使自己適應性更強。其一，就是改變計算投票數額的公式，保證未來我們的調整是可預期的，而不需要像現在這樣為成員國特別增加重大的份額；其二，我們創建新的設施，或程序，比如說多邊監督、新的貨幣和資本市場部來針對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它和全球宏觀經濟的互動。例如，探索建立新的融資工具的可能性。總而言之，評估我們的項目、政策和工具，確保它們適應一個真正全球化、持續自由化和資本市場規模日益增大的世界。

《財經》：你在IMF的主要任務是什么？

利普斯基：最重要的是幫助實施中期戰略，使IMF朝著維護國際環境的方向努力，試圖確保IMF和整個國際社會都能利用這個好環境來作出變革，使得全球經濟的卓越表現可以持續。

第3篇：談談對資本市場的認識范文

傳統會計模式一宜存在著缺陷，只不過在工業時代尚未顯示出嚴重弊端。事實上，會計準則制定者一直在力圖修正這些缺陷，如近年來對金融衍生工具的計量開始采用公允價值，對企業所處經營環境的重大變化，要求在財務報告的附注中予以揭示等等。會計信息使用者也發展了一些有價值的程序和方法，試圖來調整按現行會計準則所提供的信息，以更好地為自身決策所用。然而，從目前的狀況來看，會計信息的有用性所遭致的懷疑并未減少，傳統會計模式一直受到批評。信息時代的到來，使得傳統的會計模式的弊端越來越凸顯，會計信息的變革勢在必行。本文試談談信息時代的會計信息變革。

一、信息時代下信息的主要特征

1．信息量大，傳遞速度快。計算機和通信技術的進步，使得信息處理和傳遞的速度大大加快，效率迅速提高，而成本卻相對低廉，從而為擴大信息處理和傳遞范圍，及時、準確、充分地處理和傳遞各種信息提供了可能。

2．知識成為最重要的信息，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成為企業和個人最重要的財富。在信息時代，人類所占有的知識存量以幾何級數的速度增長。信息時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知識經濟取代工業經濟。未來企業之間的竟爭，是知識創新的競爭，誰掌握了先進的技術，誰就能在競爭中搶得先機。

3．金融市場、商品市場對信息的依賴日益加強。有效信息的高效率低成本流動將降低資本市場的融資成本，促進社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在高度發展的信息時代，半強式乃至強式有效的資本市場將成為現實。這是因為：一方面強大的信息處理和傳遞能力為市場參與者獲得所需要的任何信息提供了技術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市場參與者對信息的需求，將促使信息提供者采用一切方法來滿足用戶的需要。這也是會計信息變革的直接動力。在強式有效市場上，所交易的金融資產將反映所有的有效信息，任何投資者都不能憑借這些信息獲得超額利潤（不排除因為企業的財務和經營風險變動而導致的投資者的超額利潤或損失）。

二、用戶對社會估息而求的變化

決策有用性常常被視為會計信息使用者的最終需求。在信息時代，會計信息的核心功能仍然是為投資者的決策提供服務，因此決策有用性仍然是會計信息的價值判斷標準。主要表現在：

1．要求披露的信息量或信息范圍不斷擴大。使用者不僅要求披露財務信息、定量及確定性信息，還要求更多地披露非財務信息、定性及不確定性信息。

2．信息需求由通用逐漸轉為專用。未來的會計信息需求將呈現出多樣性、多元化等特點。1994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財務報告專門委員會發表的綜合報告指出，信息使用者需要且企業能夠提供的信息主要包括以下五類：①財務和非財務數據；②企業管理人員對財務和非財務數據的分析；③前瞻性信息；④關于管理部門和股東的信息；⑤企業的背景信息。

3．對信息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信息的質量是其相關性和可靠性的函數。然而，可靠性和相關性在某些環境下卻往往發生沖突。提高未來會計信息的質量就是要解決這一沖突，特別是要滿足用戶對信息相關性的要求。

三、會計信息變革的趨勢

在信息時代，企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水平大為提升。現行的會計模式無法完整地反映出企業的整體資源和生產力，也難以反映企業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環境，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1．會計理念需要更新。會計賴以建立和存在的基礎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會計的理性觀念，即人們對會計的理性認識。這些理性認識構成了會計的前提條件，包括成文的會計假設和不成文的會計慣例及思維方式。二是會計的物質技術基礎，即會計信息的載體和會計處理的技術手段。會計的物質技術基礎是保證會計理性觀念得以實施的前提，是會計理性觀念更新發展的制約因素。信息時代下先進的信息技術是會計理性觀念變革的物質基礎。一方面，信息技術等無形資產將成為企業管理的核心，從而突出了對無形資產的計量；另一方面，發達的信息收集、分析和檢索網絡，將使得一些新的會計處理方法和程序成為可能。我們對未來的會計理念可作出如下預測：公允價值會計將取代歷史成本會計；會計要素將具有多種計量屬性；傳統的會計假設將受到挑戰。

2．未來會計信息系統將成為以計算機為中心，高速傳遞和處理信息的信息系統。這一系統是一個高度集成的系統，它將成為企業管理信息系統的中心。

第4篇：談談對資本市場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戰略管理；CFO；角色定位；素質提升

在長期的管理實踐中，管理者的行為無時無刻不涉及戰略問題。當今社會，企業之間的競爭已不再是單個產品之間的競爭，而是圍繞企業未來發展方向、長期發展目標、總體經營戰略等問題開展的全方位的、深層次的競爭，因此必須對企業的戰略進行“管理”，即企業戰略管理。在戰略管理思潮的沖擊下，企業的管理的內容和結構在發生著變化，圍繞制定和實現戰略的戰略營運管理、戰略成本管理和戰略財務管理等應運而生。戰略財務管理立足于企業外部環境發生巨大變革的背景條件，充分汲取戰略管理的基本思想，從更高的角度來看待企業的財務管理活動。公司的CFO作為企業財務管理部門的最高指揮者，必須從職能上發生變化。

筆者從1993年走上工作崗位至今，已經整整15個年頭了，從國有銀行省級分行管理崗位供職的10年，到境內外大型上市公司(母公司)財務總監任職的5年，再到目前以“資本整體解決方案的倡導者和提供者”為使命的新型投資平臺的主要發起人和經營者，親身感受了戰略管理思想對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深刻認識到傳統的財務管理在新環境下進行變革的必要性。對CFO這一職位而言，其職能必須進行改變以適應戰略管理的需求，而作為公司的CFO，其素質也必須得到提升，以滿足現代管理環境下對知識和技能的要求。

一、定位：戰略管理層面上的六大角色

在戰略管理背景下，CFO應當是戰略管理者、價值創造者和優秀的溝通者。未來中國的CFO應當承擔對戰略的參與、支持、計劃及管理，對資源、資本、資訊的確認管理、價值創造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利益協調，對流程的價值導向創造與控制提供支持，對業績評價創建激勵機制，建立風險控制系統并進行管理等職責。具體來講，CFO要承擔起6大角色(如圖1)，即決策參與、資源支持、風險管控、變革引領、利益協調、績效評估。

(一)做積極的決策參與者，倡導股東價值最大化理念

目前，國內對財務(finance)和會計(accounting)這兩個概念存在普遍的誤解，企業中大多數財務人員能做到的還只是屬于會計范圍內的工作。按照西方公司職位的安排，Financial Controller主要負責會計的工作，CFO則應側重于財務這一塊，主要職責包括企業的戰略規劃以及投融資。在戰略管理下，要求CFO不僅是管家型的，更應當是戰略型的。在高效的公司治理結構中，CFO和董事會、CEO構成三角關系(如圖2)，董事會把財務監督和業績評價的責任托付給了CFO，CFO應當對董事會負責，這是監督制約機制的要求。同時，CFO作為經理執行層成員，在經營方面應對CEO負責，這是效率機制的要求。因此，CFO應當在董事會和CEO兩方面找準角色，達到效率和監督兩方面的平衡。在上述情況下，CFO必然要成為積極的決策參與者，特別是在涉及財務的戰略事項上要發揮舉足輕

筆者曾在某公司任職CFO，該公司下屬的股份公司歷經境內、歐美上市的嘗試后，決定著力于香港主板，最終在最佳時機成功實現IPO，實現了股東價值的最大化。筆者熟悉的其中一位股東的4000多萬元的初始投資歷時僅三年余，上市后股權價值飛升逾20億元，創造了資本市場的一個神話。關于房地產開發戰略的王潘之爭，隨著時間的推移，市場給出的答案會越來越清晰，這是關于市場的決策，也是關于資金和財務的決策。因為業務的關系，筆者接觸了很多的本地開發商，不管是上市的還是沒上市的，資金鏈已經非常緊張，與下移的房價形成了惡性循環，這種趨勢正在顯現。而且這種影響正在向上游的施工、建材等企業傳遞。此時。CFO及財務戰略在房地產企業經營戰略決策中所占據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二)為決策實施提供有效的資本、資源和資訊支持，實現由核算型財務向戰略支持型財務轉變

戰略管理要求CFO具有全方面的才能，然而國內全能型的CFO少之又少。有的基礎不扎實。財務會計的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有欠缺，而更多的是層面不夠高，資本運作和資源整合能力比較差。事實上，從國企改制、股份制改造、引進戰略投資到境內外IPO，從銀行融資、信托融資到借殼上市、資產重組、整體上市，處于企業價值管理中樞地位的CFO都應該成為企業戰略實現的積極謀劃者和堅定推動者，CFO應該引領其團隊轉變核算型傳統財務。將支持企業作出科學、可行的戰略并幫助實現戰略作為其工作重心，協調好與金融機構、資本市場之間的關系，有效集聚、統籌安排企業資源，從戰略層面支持企業的經營與發展。筆者曾經親眼目睹了某個熟悉的企業從境外、境內IPO到境內借殼再到資產注入整體上市一步步地退下來，最后完全錯失了牛市中的最佳融資機會，這充分說明了從資本市場籌資中把握最合適的機會和最適合的方式的重要性。還有。企業一旦資本支持出現大的問題，就是通常所說的資金鏈斷裂，對企業的打擊往往是致命的，即使是項目很好也不例外。這已在與筆者關系很好的朋友所主持的一個揚州的標志性的港資項目中得到驗證。

(三)實施全面的風險管控，保障企業經營安全和資本運營安全

雖然CFO在支持公司戰略發展方面非常重要，但是CFO團隊一定要保證公司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和有效性，保證企業資本運營不出現大的風險，這才是最重要的。從這個角度講。CFO實現了戰略家與管家角色的統一。這次發生的“金融海嘯”使整個世界經濟放緩，隨著經濟環境及市場環境的變化，企業的風險越來越大。此外，企業資本實力增強以后對金融產品投資能否保持理性以及透明度?從中信泰富到筆者非常熟悉的本地在港上市公司，在金融衍生品投資上的損失很讓人心痛，我們能說財務方面沒有責任嗎?企業集團對子公司、分公司能否進行很好的財務監控，能否實現資源協同和優化配置，也已成為制約企業集團發展壯大和提升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問題。CFO團隊能不能夠提出很有效的風險管控的體系架構來防范企業的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這又對CFO團隊提出了新的挑戰。

(四)引領財務變革，做企業變革的推行者

企業價值創造目標的實現與企業的持續變革緊密相關。變革是價值創造的源泉。任何變革都應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礎上，而這些有用的信息在企業內部可以依賴CFO的作用來獲取。建立在網絡和信息化平臺上的財務部門運用強大的人力資本和分析工具能夠提供有關市場、競爭對手、成本、競爭優勢等方面的可靠資料，其關鍵問題是CFO領

導的團隊必須首先實現變革。這種變革可以體現在三個方面：1　CFO要引領財務部門轉變理念及工作重心為以戰略支持為導向。戰略支持所包含的范圍很廣，主要有為企業戰略的制定、實施提供財務分析，為管理者和經營者提供模型及工具以支持更精確的預測；為管理層提供動態的預算、預測信息和實時的經營信息。其中，IT技術為戰略支持功能的實現提供了環境支持。2　面向經營，站在服務立場上提供企業其他職能部門經營所需的財務數據，協助其快速應對市場變化帶來的挑戰。3　CFO引領團隊主動優化財務組織。進行流程再造。旨在降低財務運行成本。比如，設立(內部)財務共享服務中心、實施融資外包將成為大勢所趨，換個角度講，這也將為亞融(江蘇)投資有限公司這樣的秉承“與其做一家企業的財務總監，不如做一批企業的財務總監”新型經營和服務理念的公司提供了市場機會。

(五)發揮利益協調人作用，成為股東和企業管理高層間的溝通橋梁

根據委托理論，企業股東是委托人，CEO等管理團隊是人，代表股東對企業進行經營管理。股東與管理層間的利益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在這種狀態下會出現“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筆者認為，企業股東和CEO可以通過CFO來協調矛盾。在企業中，CFO起著調和劑的作用，以股東和高管層問溝通大使的身份出現，既獨立于股東，也獨立于CEO，可以協調雙方關系，促使雙方取得相互理解和支持，向股東報告高管層的工作業績、經營中的苦衷及競爭的激烈程度。同時，向高管層解釋股東期望達到的目標及原因，并努力用自身的力量獲取大量有效財務信息以幫助CEO制定和實施戰略。成為CEO的戰略合作伙伴。利用CFO的獨特身份協調股東與高層管理者之間的矛盾，比股東運用外部監督方式進行監督更富有人情味，且效率更高。當然，這一身份的實現首先需要股東對CFO職能的明確定位。

(六)進行有效的績效評估，促進公司整體經營戰略目標的實現

股東價值最大化理念及公司經營戰略目標實現的關鍵是進行業績管理，而CFO是業績管理的負責人。一方面，企業價值增長同企業業績密切相關，最主要的價值增長目標都會體現為硬性的財務指標，如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以及經濟增加值、現金流量等，作為財務部門的最高負責人，CFO應責無旁貸地幫助企業CEO等高層管理者理解并實現這些指標；另一方面，企業越強調公司價值，越需要建立一個基于統計和財務數據的信息框架，CFO及其團隊可以迅速分析各時間段、各指標問的聯系，并判定其對股東價值的影響。

二、提升：戰略管理背景下的三項素質

戰略管理背景下，中國企業CFO的職能極具挑戰性，這對CFO的素質提出了較高要求。CFO的能力建設問題實質上就是一個合格的CFO應該具備的能力要素問題。筆者認為，首先，CFO必須具有戰略財務管理能力，即CFO首先應該是財務專家，要系統、全面地學習財務知識，對財務環境也要有深入的了解，在財務管理方面更要有一定的專業水準：其次，CFO往往是管理者，需要了解市場、生產、工藝、人力資源等知識，并能和董事會、商業伙伴及員工進行有效溝通；最后，CFO需要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并從資本方面支持決策的實現，因此必須有商業頭腦，對市場要有獨特的見解和判斷分析能力。要具備財務戰略管理能力，當代CFO需要具有以下基本素質：

(一)具備“T”型知識結構

“T”型知識結構可稱為硬性技能要素，所謂“T”型知識結構。是對CFO應具備知識的規劃性描述。具體指應擁有寬廣的管理技巧(橫向)和深入的財務技術專長(豎向)。寬廣的管理技巧需要CFO通曉管理學、金融學、經濟學、統計學等基礎知識，CFO對這些知識并不需要精通，但要求其能夠理解并運用；對財務專業知識，CFO不僅應具備包括會計、財務管理等方面的厚實的理論和實踐功底，還應精通稅法、經濟法和企業組織方面的相關政策法規。這樣的知識結構至少需要經過5－10年的工作磨練，并有意識地培養才能形成。在此過程中，CFO的自我積極培養是最佳的方式。

(二)溝通協調能力

從協調方面看，CFO要處理好與金融機構、稅務工商及股東、董事會等的外部關系。同時，也要處理好與CEO高管層等的內部關系。具體說，1　要具備領導力和團隊建設能力。財務管理能量的發揮并不能由CFO一人完成，而需要依靠整個財務部門的全部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才能完成。好的團隊需要由好的領導者引領，好的領導者才能建設好的團隊。2　要具備良好的公關能力。新形勢下的CFO在公司治理結構中起著橋梁作用，作為企業籌資運作主體及其職能向戰略支持型財務的轉移，對CFO公關能力的要求極為明顯。甚至可以說，一個合格的CFO皮具有很強的外交手腕，善于運用智慧去解決問題和處理各種關系。作為CFO，需要做好時時上傳下達工作，特別是發揮著價值增值管理的樞紐作用，左右逢源、八面玲瓏的技巧對CFO非常有用，這樣的能力可以幫助其有效實現各項職能。

第5篇：談談對資本市場的認識范文

中國經濟的騰飛､全球化的競爭､企業經營與管理需求的激增推動了中國管理軟件產業的快速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管理軟件企業能否借機成長為世界級的軟件企業?又有哪家企業能把握住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機遇?

十年會師GRC

企業創辦之初，創始人都會雄心萬丈地為企業規劃一個遠大的前景和明確的發展方向。然而，為了生存，初創企業可能不得不放棄能為企業帶來長期利益的理念和規劃，不斷追逐能立即帶來效益的業務。其結果是，一些成立時間不長的公司，卻有著比較長的產品線。在外人看來，慧點科技的業務涉及到協同辦公､企業信息門戶､企業內容與風險管理､薩班斯法案遵從等多個領域。慧點科技該怎樣用自身對軟件價值的理解來給未來做個定位，該用什么來統領自己的產品線?

劉保華:在創辦企業時，我們可能有一個把企業引向哪個方向的理想。但在生存的壓力下，我們可能會哪個產品能賺錢就做哪個;哪個概念熱就說哪個概念。從慧點科技的發展歷程來看，慧點的產品線還是比較長的，有協同辦公､企業信息門戶､企業內容與風險管理､薩班斯法案遵從等等。請問，你是怎樣做到不同業務板塊之間協同的呢?你們提出的GRC這樣的管理理念，能否把慧點科技的各個業務板塊都放在這個架構下?

姜曉丹:我想說的是，慧點科技之所以能走過十年，而且能夠持續穩定發展，就是因為我們專注于管理軟件這個領域。自成立以來，我們就很清楚，我們要在技術上專注什么，在軟件的應用價值上專注什么。盡管在外人看來，慧點科技的產品線很豐富，但在我看來其本質是一件事，那就是GRC(Governance，Risk and Compliance)。

一直以來，慧點科技的各個業務板塊都是在GRC的總體架構下開展的。只不過，我們現在的幾個業務板塊還沒有會師。主要是因為中國企業現在處在ERP實施的階段，從大環境上來看，提出GRC這個全新理念會讓客戶感到有些超前。

但進入2008年，對慧點來說時機已成熟。今年6月28日，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聯合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現在我們提出GRC這個概念，符合新的政策､新的法規要求，也更容易被用戶接受。

劉保華:你能否介紹一下慧點科技的發展階段，并談談你們準備怎樣在GRC架構下進行各業務板塊的會師?我聽說，在“非典”時期，慧點科技曾經一度陷入了困境，你們又怎么能夠絕處逢生發展起來?

姜曉丹:GRC這個概念還得從慧點科技的前身說起。那時我和幾位同窗在清華大學信息學院的一個研究中心從事企業信息化的研究工作，1998年下半年，我們開始思考研究中心未來的發展，最后我們在老師的建議下成立了慧點科技。

到目前為止，慧點的發展可以劃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8年到2000年，屬于公司技術與產品的積累期。慧點科技的基本策略和產品就基本定型在這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從2000年到2003年的市場探索期，是用產品和技術拼市場的階段，這期間形成了一系列的示范用戶，積累了口碑，并和IBM建立了緊密的合作伙伴關系。2002年，我們完成了融資，準備擴張。但沒想到的是，后來突如其來的“非典”，擾亂了公司正常經營的步伐，慧點也遭遇了一段自創業以來最寒冷的冬天。

“非典”過后，我們提出了二次創業，進一步明確了面向中高端客戶市場的定位和構建高端管理軟件品牌的目標。2003到2007年是慧點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也是慧點在中高端市場的重點擴張期。在這個階段，我們真正確立慧點科技的目標――做中國的高端管理軟件，以大型企業集團為重點客戶。從2007年開始，慧點步入第四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正式提出以GRC這個管理概念統領的各個業務板塊會師的目標，并將這個階段定義為規模化擴張發展與市場地位確立階段。

GRC能從東方走向世界

軟件業一直不缺少各種新鮮的概念。一些軟件廠商在不同的年份會推出不同的概念和理念。當名目繁多的概念把用戶弄暈頭了時，作為概念提出者的軟件廠商也在眾多概念中迷失了方向。慧點科技提出的GRC這個概念，是不是真的可以指引一個有理想､有追求的軟件企業的發展方向?

劉保華:據我了解，在ERP領域，除了少數巨頭外，很多通用的ERP軟件廠商現在都活得很艱難。你也曾經談過，傳統ERP廠商是從按照西方數量管理思想出發的。而慧點科技是從東方的系統論角度切入的，代表另外一個方向。請問，GRC為何能代表未來的方向?在慧點科技未來的戰略里，GRC占到一個什么樣的地位?

姜曉丹:我經常用一個比喻，軟件行業有點像紡織行業。紡織行業是一人一臺機器碼線，軟件行業是一人一臺機器碼代碼。如果你只是做軟件，那就相當于賣布的。管理軟件就好比是賣襯衣的。由于設計的不同，同樣的布做出來的襯衣，有300元一件的，也有能賣到3000元一件的。同樣，管理軟件是用軟件技術傳遞管理理念。理念不同，其價值也不同。

西方哲學講究的是點對點地解決問題，這確實有助于企業的管理層和操作層解決問題，因此SAP從德國走向了全世界。而東方哲學講究的是平衡，是系統化地解決問題，更適合決策層和管理層。GRC的問題是企業上層治理方面的問題，因此從文化角度更有可能從東方走向世界。

應該說，不論是在慧點科技的過去，還是慧點科技的將來，慧點科技的核心客戶價值定位都是GRC。慧點科技的愿景是，中國管理軟件推動中國企業走向世界。潛臺詞就是，慧點科技要成為世界級管理軟件企業。

劉保華:GRC的核心是什么?你為什么認為GRC會對企業信息化發展有核心的幫助。

姜曉丹:談到如何理解GRC這個理念，我們可以先來看看ERP可以幫助企業解決什么問題。假設一個ERP的銷售經理向你推銷ERP產品，可能會這么說:“您的企業規模這么大了，涉及到這么多的人､財､物的管理，您應該引進一個工具，對人､財､物進行綜合的計劃､監管和管理。這就是ERP的價值。”

GRC的銷售經理會怎么向您推介呢?他會說:“現在您的企業已經變成一個集團化大企業了，您作為集團的決策者，您應該如何防范企業在運行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風險?進入世界市場后，您的企業如何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您需要一個IT工具，它能夠幫助您對企業運營進行體系化的梳理和管理。這個工具就是GRC。”

對于企業信息化來說，GRC和ERP都是需要的。特別是對于發展到了集團化階段的企業來說，更迫切需要GRC這個管理理念和工具集。

劉保華:從企業信息化建設的層次看，GRC處在一個什么層級?慧點科技對于GRC產品的規劃是什么樣子?

姜曉丹:我們認為GRC和ERP應當是互補存在､各有側重的平衡的企業信息系統。我們可以把企業運營抽象為三層企業模型――決策層､管理層和操作層。我們通常所說的ERP，是覆蓋管理層和操作層的一個信息系統。它的核心是數據，底層技術是聯機事務處理，而GRC則是服務管理層和決策層的系統，它管理的核心是內容，核心技術是流程管理。粗略地看，我們認為GRC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面向業務執行的辦公自動化或業務流程管理､面向業務監控的內控/風控系統以及面向決策和管理的績效管理。GRC和ERP共同作用形成企業信息系統。OA或者慧點科技提出的iOA，是處在管理層和決策層之間的應用。ERP和iOA共同構成企業的運營過程，我們管它們叫企業運營執行系統;與之對應的是企業運營監控系統及企業運營報告與決策支持系統，這是一個企業信息化的整體模型。

實際上，GRC就是以流程為中心，參與企業運營執行系統，并從中獲取信息，然后看業務是否在企業正常軌道上運行，看有沒有出軌､超速等狀況，然后再形成報告，提交到決策層的上層信息支持系統。

劉保華:這個我贊同。任何一個企業都要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動力系統，一個是剎車系統。企業管理跟開汽車一樣，開快容易翻車，要想開得又快又穩，就必須有一個剎車系統。看來ERP確實需要GRC來配合。

姜曉丹:可能企業的管理者目前還認識不到風險內控管理對企業的重要性，但是只有風控和內控做好了，領導才可以放心地去處理公司決策問題，不用擔心企業在運營過程中哪里突然冒出一個問題，要去當救火隊員。

幫助中國企業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是不少在中國本土市場壯大起來的企業的呼聲。然而我們不禁要問: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真正關鍵是什么?慧點科技雖然提出“中國管理軟件推動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愿景，但是究竟是什么讓慧點科技許下如此豪言壯語?它真的可以推動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嗎?

劉保華:慧點科技提出，要用中國的管理軟件推動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在你看來，在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過程中，GRC能起到什么重要作用?

姜曉丹:企業走向世界的關鍵，是獲得世界市場的認可，特別是資本市場的認可。企業的治理水平，決定了企業在資本市場上被認可的程度。同樣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其估值基本上會被打一個8折。而歐美的企業，根據它自己的治理水平或者它一貫的表現，其估值可能被乘以1.2~1.4。你想，同樣的企業，這個被打8折，另一個卻乘1.4，這能產生多大的一個差距啊。這個數字堅定了我們開拓GRC市場的信心。現在，中移動､中海油､華能國際､中國鋁業､南方航空､廣深鐵路等集團型企業都已經是我們的客戶。GRC是每個企業必然面對的管理問題，而且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和多元化會變得越發突出;GRC問題的解決或許不一定需要IT手段，但好的軟件系統可以幫助你提高效率，引入最佳實踐，并通過人(角色)､流程､信息的處理實現工作的常態化甚至自動化。

劉保華:關于國際化，IBM等國際企業也提出過幫助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等類似的口號。他們的一個說法就是，IBM本身是一個國際化公司，IBM自身的經驗可以幫中國企業走向世界。而慧點科技是一個從本土創業成長起來的企業。你們如何有信心用中國的管理軟件推動中國企業走向世界?

姜曉丹:我們之所以敢這么說，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國企業走向世界是一個新的課題。中國企業不太可能照搬德國企業發展過程或是美國企業的發展過程。我們的優勢是背靠清華大學，并且和清華大學共同成立了企業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研究中心，我們對中國企業走向世界這個課題正在進行深入的研究。第二，我們強調的是開放，我們和跨國企業有深度的合作。我們現在是IBM在中國最核心的軟件合作伙伴，在IBM的ISV排名中位列第二，僅次于東軟。在和IBM､普華永道等企業深度合作的過程中，我們也學習到了很多國際化的實踐經驗。第三，慧點科技很專注。我們一方面專注于GRC這個領域，另一方面專注于集團客戶群，這樣有利于我們總結最佳實踐，用客戶去教育客戶。現在，慧點科技已經成長為大型央企實施信息化建設的重要IT廠商，很多央企CIO經常會和我們一起討論信息化建設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什么是GRC

以企業管控､風險和法規遵從為對象，為決策層和管理層提供綜合信息和流程控制支持的管理理念，這是一個企業在做大做強的過程中必然遇到的管理問題。Governance(公司治理或管控)，是指公司決策層､管理層如何協調一致實現企業的管理一體化;Risk(風險)，企業規模越來越大，而千里之堤常常潰于蟻穴，如何系統地辨識､監控和彌補風險因素，是每一個管理者必須面對的問題;Compliance(法規遵從)，企業所面臨的社會環境的復雜化，隨著全球化進程變得愈加突出，從薩班斯法案，到內控規范､勞動法､ISO9000､節能環保等等，都需要系統全面地進行合規遵從。

中國軟件企業的時代自豪感

同樣的時代，在樂觀者看來，機遇要大于挑戰;而在悲觀者看來，則是前途一片渺茫。

說實在的，在采訪國內軟件企業時，我都習慣了抱怨聲，比如沒有占據產業鏈的有利位置､在政府采購中沒有優先地位､市場環境不好等。

姜曉丹讓我聽到了一些少有的聲音――對中國這個巨大市場的興奮，對處于中華民族復興這個偉大時代的自豪感。在樂觀的姜曉丹看來，現在中國即將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我們處于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時代，必然有一批中國企業從中國本土走向世界，必然帶動一批中國本土的管理軟件企業成為世界級軟件企業。所以，他提出，中國管理軟件推動中國企業走向世界。

第6篇：談談對資本市場的認識范文

能夠有機會在這里作個發言，我感到很榮幸。首先，祝賀《世界經濟發展宣言》的出臺，并祝這次大會圓滿成功。本次會議的一項重要主題，也是《世界經濟發展宣言》第一條的內容，就是強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國家和經濟體的商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要相互開放、相互依存和共同發展。我想就其中涉及的對外開放、特別是服務業開放問題談談自己的想法。近幾十年經濟開放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人們往往對對外開放所能帶來的好處估計不足，而對對外開放可能帶來的沖擊和風險估計過高。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對外開放初期，由于自身優勢比較弱，經濟力量比較小，就更容易出現這種傾向。中國近二十多年就經歷了這樣的過程。舉幾個例子，第一個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開始進口家電產品，其中最主要的是彩電和盒式錄音機。當時，有人大聲疾呼，說這樣的開放會把中國的電子工業完全打跨，因為我們的競爭力跟國外相比差距太大了。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中國電子工業進步最快，而且成了全世界音像電子產品最大的生產國和出口國。第二個例子是80年代后期，中國大幅度削減了配額和進口許可證管理，有人擔心，這樣大的開放步伐會使中國的市場受到極大沖擊。然而事實上大家看到的卻是，中國的貿易穩步發展，民族工業在對外競爭和參與國際分工中有了巨大的增強。第三個例子，1994年人民幣實現匯率并軌，從雙重匯率改為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研究這項改革時，有人非常擔憂，說當時中國不具備條件，風險巨大。他們認為，要實現匯率并軌至少需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是出口能力大幅度增強，第二是外匯儲備非常豐富，第三是宏觀經濟管理非常成熟。而這些條件當時都不具備，匯率并軌的決心非常難下。1993年底，中國決定進行匯率機制的改革，隨后于1996年又實現了經常項目可兌換。現在我們回頭看，匯率并軌改革是非常成功的。第四個例子，20__年底中國加入了WTO。對于加入WTO，也有很多擔心，認為可能會對中國一些行業有很大的沖擊。為此我們也做好了應對挑戰的各種準備。兩年來的情況表明，加入WTO以后給中國帶來的好處遠遠大于它所帶來的沖擊和風險。這四個例子可能對于我們今后從思維上改進對對外開放的理解有幫助。

世界范圍也是如此。二戰以后，發展中國家早期往往看不到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對外開放問題上更多強調的是開放對本國經濟帶來沖擊，普遍認為國際經濟秩序對發展中國家不利，要求改變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條件，要求加強對本國民族產業的保護。然而，“亞洲四小龍”、緊接著的“亞洲五小虎”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國外向型經濟也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盡管后來出現了亞洲金融風波，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戰略越來越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取向，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逐步改變了固有看法，認識到對外開放的收益大于沖擊和風險，現在，這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主要推動力量。當然，也有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尚未嘗試過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而且，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在一部分發達國家出現了抬頭跡象。坎昆談判的失敗是令人失望的。

在總結歷史路徑的基礎上，展望未來，我想重點談一下服務貿易。同商品貿易一樣，服務貿易的開放會帶來競爭。競爭會帶來壓力，也會帶來動力，競爭會帶來繁榮，開放和競爭能夠促進技術交流和技術引進，能夠使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在中國，服務業開放的一個重點是金融業。中國銀行體系還有很大的缺陷，資本市場和保險業都非常年輕。因此我們確實需要加強準備，提高自己的競爭力。盡管如此，低估開放的好處，高估開放帶來的沖擊和風險，在服務業對外開放這個問題上還可能發生。

我相信，按照中國政府對于WTO的承諾，按照WTO安排的時間表，中國服務業的穩步開放一定會給中國和整個世界都帶來更大的好處。中國人民銀行也希望在這個進程中做出一份貢獻。我們將在金融政策上大力支持和配合服務業的對外開放，為《世界經濟發展宣言》提出的原則，也為我們這次會議付出一份努力。

（本文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周小川行長20__年11月6日在“世界經濟發展宣言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整理）

第7篇：談談對資本市場的認識范文

歷史記憶加劇群體性通脹恐懼

《投資者報》：在如何看待通脹的問題上，你的觀點比較冷靜，認為通脹不可怕。但不管是官方、民間還是學界，都對通脹害怕得不得了，今年的市場也一直受制于此，最近干旱又加劇了投資者的這種擔憂，為什么在通脹問題上會出現這種群體性恐懼癥？

滕泰：中國人對于通脹的恐懼有著深遠的歷史。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歷史也就百年不到，有紙幣的歷史也不到百年，一有紙幣中國就開始有通脹。就像小學教科書里說的，在解放前通脹最嚴重的階段，本來買一頭牛的錢，過幾天就只能買一盒火柴了，這種惡性通脹甚至成為當時政權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幾乎每個中國人從小都受到這種教育，所以中國人天然對通脹就有一種恐懼。

解放后進入計劃經濟時代，表面上沒有通脹，看起來價格很穩定，實際上是高度的物資短缺，什么東西都得憑票購買。

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進入產品過剩時代。按理說，進入產品過剩時代政府不應該那么懼怕通脹了。以前是東西少，價格一漲的話老百姓爭著搶油鹽醬醋，囤積大米糧食，企業囤積鋼材、水泥，那時候對通脹恐懼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96年以后，除了食品有時候會季節性地少一點之外，大部分制造業的東西都是過剩的，不應該那么懼怕通脹了，但是我們還是特別怕通脹，其實就是因為在中國的現代經濟史上，在有信用貨幣的歷史上，每一次通脹都帶來了嚴重的后果。比如1984年的通脹，以及隨后的1987、1988年通脹都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歷史記憶。那時候，我們搞價格改革，從管制到放開，從單軌制到雙軌制，都始終伴隨著通脹恐懼。

物價上漲，在老百姓眼里也是一樣，對通脹充滿了莫名的恐懼，就像前段時間日本地震，大家都去搶鹽。資本市場更不用說了，一渲染通脹就暴跌。其實當前的通脹，3/4都是食品造成的，是食品通脹，而食品波動從來都是一個短周期波動，不應把短期的因素長期化。

《投資者報》：在如何看待食品通脹問題上，雖然不宜太過渲染其危害，但也不是小事，畢竟“民以食為天”。

滕泰：當然食品很重要，但是食品通脹和全面通脹不是一個概念。蔬菜的周期短，但短也有三四個月的周期，尤其是冬天，蔬菜供給一時半會上不來，投機資金就可以炒作、漲價了。這和制造業是不一樣的，比如手表，如果漲價了，從一百漲到兩百，那所有的廠商晚上都不睡覺了，用不了兩天，供給擴大一倍，價格很快就會回到一百塊去。但是蔬菜不能一夜之間就長大，植物生長是有規律的。

糧食、豬肉也是一樣，沒到季節，沒到那個時間就出不來。制造業是用物理化學的規律去加工資源類產品，人類認識到這個規律是可以加速生產的，而農業是利用動植物的繁殖規律進行生產，你可以影響它，但是不能無限加速它。這就是農產品價格為什么總是周期性漲跌的原因，當上一期的價格漲了，農民下一期就增加種植，供給多了結果就是下一期價格暴跌，然后種植又少了，供給少了，價格又上來了，所以總是周期性大幅波動――這是規律，如果不明白這個規律，就無法理解中國的通脹。

今年可能實現

真正意義上的“軟著陸”

《投資者報》：在這種集體性恐懼中，很多投資者之所以擔憂通脹，不是因為懷疑政府控制不住通脹，而是懷疑政府在控制住通脹的同時會把經濟也給搞壞，也就是大家都很害怕的硬著陸問題。

滕泰：從歷史上來看，大部分調控通脹基本上都是這個結果――硬著陸。1996年那次治理通脹，上海出現很多爛尾樓。緊接著又趕上東南亞金融危機，好長時間緩不過勁來。2008年，6月份還在緊縮，結果趕上全球金融危機，2009年又搞成通貨緊縮。

為什么每次都這樣呢？因為中國的通脹大部分都不是全面通脹，大部分工業制造品因為過剩沒有漲價，服務業也沒有漲很多，主要是食品漲價（而食品在中國CPI比重中占有壓倒性優勢，高達33%左右）。食品通脹怎么弄呢，它有自己的上漲規律，要么平抑供給，要么改變動植物的生長規律，如果不行那就忍著，忍一段時間它自然就下來了。但我們總是習慣用治理全面通脹的方法去控制“食品通脹”，結果總是“超調”，總是“硬著陸”。

今年只要政策不“超調”，只要大家克服對通脹的恐懼，我們認為將會實現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軟著陸”。首先，從目前來看，這次緊縮政策不像前幾次那樣迅猛，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超調”，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經加到3.25%，考慮到負利率問題，哪怕是加到3.5%也問題不大，但超過3.5%就有問題了。第二，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很足，投資的慣性還在；消費略微有所下降，還是比較好，算是高速增長；至于出口，回落點更健康。

總量調控容易“打脫靶”

甚至“誤傷”股市和中小企業

《投資者報》：關于政策是否超調的話題，最近市場討論得比較激烈。前兩天我們有位同事去參加一個由發改委官員主講的內部會議，這位官員和你的觀點有些不一樣，他承認貨幣政策是偏緊了一點，財政政策事實上也是緊的，可能他是站在發改委的立場說的，你能不能再具體談談這個問題？

滕泰：這里面不是一個簡單的“超調”問題，還有總量和結構問題。本輪通脹實際上有貨幣上的原因，也有成本推動的原因，但主要還是糧食通脹的原因。只用總量政策貨幣緊縮，對小豬長得快有用嗎？能縮短糧食供給時間嗎？如果貨幣政策對這些東西都沒用的話就有可能下錯藥。食品通脹的方法只能從農業的方面去解決。針對局部的通脹如果用總量的方式去解決，有可能誤傷其他經濟領域。

當前，總量的調控方式沒有考慮到不同部門不同行業之間的資金獲取能力。水往低處流，資金往風險小收益高的地方流。風險收益的對比就是資金的引力，有的地方資金引力大，有的地方引力小。資金一擴張并不是所有的部門錢都多了，而是資金引力大的部門多了。資金一收縮，不是所有部門錢都少了，國有企業、政府部門的錢都沒少，可能資金吸引力小的地方錢少了，比如說股市，風險收益沒有逆轉，一下子把股市的錢抽緊了。

更重要的是資金可得性。國有企業得到資金的能力就非常強，中小企業就差，一下子收緊，國有大中型企業還好，中小企業就遭殃了，沒錢了。還有資金剛性也必須關注。比如房地產領域的資金是有剛性的，想從房地產市場中擠出錢來那是不容易的。

如果不考慮這幾方面的因素，只是單純收縮貨幣，就可能打脫靶，甚至傷及無辜――本來想把房價或物價搞下來，結果房價沒下來，把股市給打傷了，把中小企業也搞沒錢了。所以說要提高政策的針對性，要慎用總量政策而多用結構性政策，同時要引導資金的流動方向。

《投資者報》：你的意思是加息對通脹也不起作用嗎？

滕泰：在加息問題上，我們國家受到西方教科書的影響很深，盲目學習了一些東西。你看，教科書不是寫了嘛，一加息，貸款就少了，投資就少了；存款就增加了，消費就少了，通脹也就下來了。

但是實際情況是，中國今年前4個月平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并沒下來，反而上去了，存款不但沒增加反而在減少，所以說加息能抑制投資、抑制消費在中國只是個傳說，因為我們的老百姓、企業對利息的敏感程度和歐美是不一樣的。

加息雖然在中國不能抑制投資和消費，卻能夠吸引“熱錢”深入，今年前5個月，境外熱錢加速深入中國，反而推高了通脹。

此外，加息還能夠增加企業財務成本，加了四次息之后，中國企業財務總成本增加4000億元，相當于油價上漲了20%的成本影響。

《投資者報》：既然加息等總量政策對通脹沒有辦法，那如何解決中國的通脹問題呢？

滕泰：一個是把資金盡量往股市引，房價物價就能下來了；另外一個就是人民幣升值，用升值來替代加息，用外部的手段來替代內部的手段。

第8篇：談談對資本市場的認識范文

中國經濟的崛起是必然，但“成長中的煩惱”也無法避免。2015上半年，我國GDP同比增長7.0%，2014年同期，這個數字是7.4%。今年全年，還能不能“保七”？

經濟增速下行并不可怕，換個角度看，這反倒能讓中國經濟擺脫舊有慣性，獲得一個調整轉向的機會。

按照傳統的講法，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靠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但現在這“三駕馬車”都略顯疲態。

當前，一種流行的觀點是以改革深化來壓低要素價格，比如要進行金融改革，以促進金融要素價格的下降，讓企業獲得資金成本的優勢，從而驅動新一輪的增長。

但在專家看來，繼續用壓低要素價格的模式，來維持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國內外的市場都已趨于飽和，單靠壓低要素價格已無法解決中國經濟真正的瓶頸。那么，中國經濟下一步到底應該怎么辦？為此，本刊記者日前采訪了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創新創業與戰略系教授魏杰。 經濟增速未來可能降至6.5%

《南風窗》：之前，中國將經濟增長的目標設置為GDP年增長率超過8%，這是“保八”，現在，目標已經調整為“保七”。一種觀點認為，我們之所以如此看重經濟增長，主要是因為社會穩定的原因，比如要讓農村剩余人口充分就業。你怎么看？

魏杰：我并不贊同這種說法，并沒有人為設定的目標。當時，我們要“保八”是以為可以增長8%，而現在“保七”同樣是以為可以增長7%。但是，經濟規律是不可逆的。

在我看來，“保七”也只能保幾年而已，再往后可能是6.5%。實際上，中國這么大的經濟體，只要GDP的年增長率在6%～8%之間，都可以說是中高速增長。

現在，出口的貢獻大約為1%，而投資是3%，消費占3%，那么加起來就是7%，這個速度暫時是沒有問題的。至于可以維持多久，現在有兩種判斷，一種是5年，一種是10年，但這都不是重點。另外，要解決農村勞動人口的就業問題，所以要維持經濟一定的增長率，我認為這個命題也是不成立的。不是說農村勞動力人口就業不重要，而是說經濟增長多少必須遵循客觀的規律，不是人的主觀意識能決定的。

《南風窗》：看來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傳統“三駕馬車”之中，出口衰退得最快，未來會改觀嗎？

魏杰：中國的出口基本上已經見頂。一直以來，中國出口主要是3大市場：美國、歐盟和東盟，但這3個市場的前景都不甚樂觀。奧巴馬實施了“再就業”計劃，美國人要在國內創造就業機會，那么我們的對美出口若能維持現狀就已屬樂觀。

歐盟正在實施緊縮政策，整個經濟體剛擺脫歐債危機，加之克里米亞引發的烏克蘭問題懸而未決，其對中國的貿易和匯率政策也可能相應調整，這給我國對歐出口增加了不確定性。再看東盟市場，因為的原因，這個市場可能也充滿變數。

這是外部環境，就內部而言，中國出口產業的成本優勢也正在喪失。2008年，新的勞動合同法頒布，標志著中國出口產業的低成本時代消失，而是進入高成本時代。我們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和企業融資成本都在不斷上升，但我們卻有沒有“技術優勢”來填補，所以中國出口產業的競爭優勢不復存在。

2009年之后，我們出口增速開始持續下降，這是有原因的。未來，出口仍不樂觀。 房地產庫存過剩影響投資驅動

《南風窗》：投資這駕“馬車”還能堅持多久，是不是未來會承擔越來越多的“保增長”任務？

魏杰：投資也很難持續。今年8月份，我國的房地產投資同比增幅只有4%，去年同期是10%左右。而在過去幾年，這個增幅一般保持在20%～30%之間，這是急速的下滑，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拉動效應明顯減弱。

在我國的投資中，主要有兩個重點投資方向，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傳統制造業。現在，這兩個都無法大幅增長了，制造業一直在去產能化，而房地產則面臨嚴峻的去庫存化問題。

今后，兩個投資的“支柱”都無法再大幅增加，因為已經沒有市場可以消化。以房地產來說，一些人會認為政府應該救房市保增長，但這個行業不是救不救市的問題，已經根本沒有了市場，怎么救？這是一種想當然。在一些城市，50年不蓋房子都夠了，還有什么增加投資的空間？

《南風窗》：投資不行，那還是回到出口，我們如果通過降低制造業的成本的方式，讓出口重新找到競爭優勢不行嗎？比如，金融改革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還可以讓人民幣貶值來刺激出口。

魏杰：這些辦法都不現實，出口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外部原因。實際上，這是當前我們認識的一個誤區，即總是在要素資源的價格上做文章，希望通過降低要素價格的老辦法，讓制造業特別是出口產業重新找到優勢，從而刺激經濟增長。

還是那個老問題，市場都沒有了，你出口能出給誰？別人沒有了需求，再低的價格，也沒有人要。

另外，中國的匯率已經市場化，這是市場決定的，不是說降就降。同時，通過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辦法，也無法解決國外市場萎縮這個根本問題。

《南風窗》：央行最近降息頻繁，頻率已經超過了過去數年。官方說法是，要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這對刺激經濟增長有效果嗎？

魏杰：現在的問題是企業沒有投資方向，產品沒有市場。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企業借了錢能做什么？地產和制造業是民營資本最“順手”的兩個行業，它們都產能過剩，怎么投？我認為，這些“藥方”都開錯了。 發展新支柱產業釋放“結構紅利”

《南風窗》：那你認為正確的“藥方”是什么？

魏杰：正確的“藥方”是產業結構的果斷調整，釋放中國的“結構紅利”。2012年以前，中國經濟主要靠制造業和房地產來拉動，它們是“支柱型產業”。未來，它們將變為“常態型產業”。新的“支柱型”產業是什么？我認為主要有3個：一是戰略性新興產業，二是服務業，三是現代制造業。

戰略新興產業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生命工程、信息技術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智能機器人、高端裝備制造8個方向;服務業包括消費服務、商務服務、生產服務和精神服務4個方面;現代制造業涵蓋飛機制造業、高鐵制造、核電裝備制造、特高壓輸電裝備制造、現代船舶制造5個領域。

以新能源為例，我國目前的策略是核能率先發展，我們已經關掉大量火力發電，啟動4個核電項目。再比如，中國是世界能源消費最大的國家，發展節能環保戰略性新興產業將具有重大意義，還能維護國家能源安全。

那么，為什么要把服務業作為支柱產業呢？這主要是它對于中國有特殊的價值。首先，服務業能最大限度地吸納就業人群，解決中國人的就業問題;其次，服務業消耗能源、資源最小;再者，服務業的占比決定一國經濟結構的水平，美國服務業占了70%，我們30%還不到，拉動經濟發展的潛力還很大。

再說先進制造業，拿中國的高鐵技術來說，它對國外技術的引進、吸收是成功的，這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不論是國內興建，還是對外進行產能輸出，這個產業都能極大地帶動了鋼鐵產業的發展和轉型。國內一些鋼鐵廠早就不生產建筑鋼了，而是生產軌道鋼，這既是調結構，也是消化產能。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進入新常態。之前，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大量要素投入來實現，而且是以壓低要素價格為代價的。2000年以前，勞動力要素起主導作用，城市和工廠用農村低價勞動力來驅動發展;2000年以后，土地要素成為驅動發展主要動力，土地變現支撐起高速增長;2008年，4萬億開啟了貨幣要素主導的增長模式。

新常態下，這些因素都將成為過去，中國必須找到依靠創新驅動的路子，才能保持現在的中高速增長。

《南風窗》：調結構，恐怕還需改革先行。除了“結構紅利”，政府還提出一個“改革紅利”的說法，請具體談談，你認為哪些改革是當務之急？

魏杰：要獲得“改革紅利”，首先要從對企業下放權力開始，包括企業體制選擇權、企業投資經營權、獨立法人權都需要強化，企業進一步與政府脫鉤的腳步還要加快，讓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獨立主體，而少受政府行政的干擾。

第二是金融改革，這主要涉及6大舉措，即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銀行自由化、放開非銀行金融機構、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這些改革可以有效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實現對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

國有企業改革則包含3個重點，即國有資產管理將實行分類管理，主要表現在國家重點轉向公益型企業，效益型企業則放開;由管人管事管資產轉為只管資本;推動混合所有制。

目前，中國經濟存在較大壓力，但這屬于結構調整的正常現象。從高層近期推動的一些改革來看，“兩個紅利”正在釋放，但尚未充分釋放，這是潛力。 能否提高收入啟動消費拉動？

《南風窗》：驅動中國經濟的第三駕“馬車”是消費，但這是以工資提升為基礎的。工資提升首先是企業要賺錢，要讓企業賺錢，經濟學家主流建議之一是減稅。你也多次提到減稅，但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說，國家正面臨1992年以來財政收入的最低增速。這還怎么減？

魏杰：我們應該調整稅收的結構，應該降低間接稅，提高直接稅的占比。間接稅包括營業稅、增值稅、消費稅等，它是一種行為稅，簡單理解，就是你賺不賺錢都要交稅。什么叫稅負重，就是企業沒有賺錢，你還要收稅，那就是稅負重。現在，我國的間接稅比例太高了，差不多占到70%以上，企業當然會覺得稅負很重，要減稅。

《南風窗》：普通人的可支配收入低，還有一個因素是房價太高。有人認為，中國應該征收房產稅，降房價，以刺激日常消費。你認為房產稅該收嗎？

魏杰：房產稅交易稅應該收，但持有稅暫時還沒有必要。一方面，持有房產的人并沒有最終所有權，是70年的使用權，怎么收？另外，土地轉讓費用其實也已經交過了，為什么還要收稅？

理論上的很多問題還沒有理清楚，暫時沒有討論價值。以前，說依據產權和房價征收房產稅，但現在除了北上廣深之外，大部分二三線城市房價掉得相當厲害。有的開發商半年賣不出一套房子，你還怎么收？一旦征收房產稅，房價馬上就會掉得更慘。

房產稅不光是稅收和樓市的問題，它更是一個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大事，牽涉的利益太多，面太廣。利益相關者必須全部都參與討論，在充分討論基礎上，還必須嚴格遵守法律的程序，不能貿然征收。

《南風窗》：當下，盡管傳統產業面臨調整，但新經濟卻火得一塌糊涂。中國人人都在談“互聯網思維”，互聯網公司成為了最大的熱門。怎么看這些“新經濟”對中國經濟轉型的價值？

魏杰：在我看來，一些熱門公司可能都算不上嚴格意義的互聯網公司。現在，中國其實不是“互聯網熱”，而是“互聯網終端使用熱”。這個“熱”，只是商業模式的創新，并非技術的創新，比如“互聯網+”就只是商業模式的范疇。

第9篇：談談對資本市場的認識范文

這里正是交通銀行總行所在。日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在這里采訪了交通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胡懷邦。他認為，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創造了經濟三十年快速增長的“中國奇跡”。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原有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既往改革的紅利也在消減。

今天的中國，站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邊緣，再次面臨新的歷史抉擇。改革開放依然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必須通過根本性的改革尋找新的增長動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國有控股大型商業銀行為代表的我國金融業，必須銳意改革，加快轉型發展，為實現“中國夢”做出更大貢獻。

銀行之外的國家大局

《財經國家周刊》：黨的“十”提出，“要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期達成這一宏偉目標，必須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是，當前世界經濟深刻調整，中國經濟增速趨緩，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中長期動力明顯不足，各種潛在矛盾與風險前所未有。請問您如何看待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宏偉目標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胡懷邦：未來十年將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為關鍵的十年，也是最具挑戰的十年。國際比較來看，以世界銀行收入分組標準劃分，我國已于2010年以人均總收入4260美元躋身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大多數國家在進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人均收入約4000-12000美元）后，經濟增速都有普遍下降。這一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敏感期。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與教訓表明，當前我國正面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因此，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未來十年需要精心謀劃的關鍵所在。

《財經國家周刊》：能不能具體談談您的建議？

胡懷邦：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惟有改革，以改革創新引領下一個十年。具體來講，當前應加快推進以下七個方面的改革：

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一次分配中，進一步理順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分配關系，建立勞動報酬的正常增長機制，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稅收負擔，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讓廣大勞動者真正分享改革的成果。在二次分配中，加強收入分配調節，明確各級財政用于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支出比例，確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逐步擴大三次分配規模，建立健全慈善捐贈機制，鼓勵富裕階層通過各種途徑幫扶社會困難成員，增強全社會收入調節功能。最終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增強全社會整體消費能力。

二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第一，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優化稅制結構，完善稅收制度。特別是要改革現行土地和房屋財政收入體系，改征房地產交易增值稅和房產稅，向房屋交易與保有環節征稅，扭轉其事實上“抽瘦補肥”的導向。第二，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實施萬億規模的減稅政策（約為當前每年財政收入的10%），變“集財于國”為“藏富于企”、“藏富于民”，激發經濟活力。第三，建立真正的公共財政體系，減少政府公務支出，加大對民生和國家競爭力的投入，將目前養人和建設特征較為明顯的財政，轉變為公共服務型財政，提高財政資源使用效率。第四，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稅關系，建立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第五，加強預算民主建設，強化預算公開和社會各界對政府活動的監督，保持公共財政體系的權威性與嚴肅性。

三是加快推進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壟斷行業改革。正面回應關于“國進民退”的批評與質疑，進一步釋放市場化改革的明確信號，推動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擴大國有股權開放面。在股權比例上，以相對控股為主，不追求國有資本絕對控股。同時，要盡快打破行政性壟斷，將競爭性業務推向市場。優化對自然壟斷行業的監管，允許非公有制經濟進入壟斷行業參與競爭。強化反壟斷執法，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體制環境。

四是進一步完善社保體系。首先，提高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包括向農村居民和流動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其次，改革養老體系，確保形成可靠的社會安全網。第三，動員社會各類主體共擔公共服務的融資、提供與監督職責。第四，考慮到當前新舊體制轉軌負擔及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加速到來，我國社保資金存在著較大缺口，并已成為影響當前及未來社會穩定、民心穩定的最大隱患，建議借深化國企改革之機，利用國有股權減持補充社保，做實社保基金。在路徑選擇上，可以向社保基金劃撥一定比例的國有股股權，使其作為戰略投資者享受國企收益，也可以將國有股權向社會投資者出售，所得資金直接用于填補社保缺口。

五是加快改革戶籍制度。城鎮化作為中國社會的第三次社會變革與社會改造工程，將是未來十年中國最現實的紅利，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經濟領域，要將農業納入現代產業體系，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建立一體化的城鄉發展體制機制， 構建城鄉統一的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市場，促進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

特別是要努力做到“三個同步”：同步帶動工業現代化的實現，同步帶動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同步解決“脫地”農民的再就業問題，確保城鄉經濟的良性循環與長期可持續發展。在社會領域，要實現農村的福利與城市接軌，以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為重點，彌補對農村的歷史欠賬，加大對農村居住、就業、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低收入群體補貼和失業救濟等的追加投入，消弭長期城鄉分治所導致的文化、習俗、觀念等一系列的“斷崖式”的“二元結構社會”，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居民收入的差距。在政治領域，要逐步消除城鄉之間隱形的身份差異。特別是要創造條件，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允許那些已經在城市長期就業和居住的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家庭成員，在自愿基礎上獲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享受與城市其他居民同樣的教育、醫療、住房與社會保障服務。

六是加快要素市場改革。堅定不移地推動勞動力、資本、土地、能源和環境等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逐步理順煤電油氣水和礦產等資源類產品價格關系。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七是加快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按照“先外幣，后本幣；先貸款，后存款；先長期、大額，后短期、小額”的步驟，審慎有序推進，實現資金要素價格的市場化。繼續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合理安排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次序，逐步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審慎推進資本項目對外開放，遵循“先流入，后流出；先長期，后短期；先機構，后個人”的總體原則，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進外匯儲備經營管理。以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為重點，完善金融調控和監管體制。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設。深化金融機構改革，積極發展各類中小金融機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業。

現代銀行方法論

《財經國家周刊》：我們已經看到，借助移動支付、云計算、社交網絡和搜索引擎等互聯網技術的巨大威力，一場金融業的“革命”正向傳統的銀行業務模式襲來。面對新形勢，作為金融業主體的銀行業，將在下一個十年的改革發展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銀行業自身會有什么變革？

胡懷邦：未來十年銀行業仍將在我國改革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仍將是我國經濟的融資主渠道，但同時也面臨著金融脫媒等挑戰。因此，銀行業轉型發展的挑戰和壓力也空前巨大。我認為，未來十年我國銀行業自身必須進行深層次變革，轉變發展方式，推進轉型發展。

第一，從“信用中介”向“金融服務中介”轉變，打造“多功能型銀行”。穩步推進綜合化經營試點，適量打造一批具有較高綜合服務能力與國際競爭力的“全牌照”金融集團。把發展中間業務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強化中間業務與資產業務、負債業務并重的主營業務地位和作用，穩步提升中間業務收入占比。

第二，要從專注本土業務向國際化發展轉變，打造“國際型銀行”。本著分散系統風險、挖掘盈利潛質、謀求長期效益和高附加值收益、逆周期操作的原則，審慎選擇并購對象，多途徑構筑國際化經營網絡，打造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一流金融機構。

第三，要從信貸資產管理向綜合財富管理轉變，打造“管家式銀行”。從中國情況來看，國民財富的增長和社會階層的變革，為銀行財富管理業務創造出廣闊的發展空間。未來的銀行將由管理信貸資產為主轉向管理客戶金融資產為主，轉型成為客戶的全方位金融“管家”。

第四，要從批發業務向零售業務轉變，打造“零售型銀行”。應對互聯網對銀行業服務領域的挑戰，銀行應該積極開展與提供“第一效用”的零售商的緊密合作，通過為客戶提供完整的服務鏈留住客戶。

第五，要從“傳統渠道”向“新型渠道”轉變，打造“智能化銀行”。依托現代信息技術，提升電子銀行的分流能力、創新能力、新興市場滲透能力，改善客戶體驗，打造“隨時隨地、貼身服務”的新型服務渠道體系，成為銀行產品與服務的整合與創新平臺，成為既依托和服務于實體銀行，又有獨立創新和經營能力的全天候、無人銀行。

第六，從“高資本占用”向“低資本占用”轉變，打造“節約型銀行”。要堅持走低資本占用之路，實現“低碳”運營，改變過度依賴批發性信貸業務的格局。

《財經國家周刊》：我們注意到，您到交行以來，一直強調發展轉型，走綜合化、國際化道路，打造財富管理銀行。請問交行轉型成效如何？

胡懷邦：我是2008年9月底來到交行的。當時的經濟金融形勢的確很嚴峻，次貸危機席卷全球，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安。各國政府紛紛出手救市，世界經濟金融的發展出現了一系列新情況，如金融創新備受指責、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趨緩、金融機構經營向分業化回歸、股權結構向國有化逆轉等。有人將其概括為“去杠桿化、去全球化、去綜合化、去市場化”等“去四化”現象。從業界到學界，也紛紛開始對傳統理論所勾畫的經濟金融發展趨勢提出質疑。這也引起我的深刻思考。當時，擺在我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交通銀行戰略定位和發展方向問題。

經過深入調研與思考，我當時判斷，國際金融危機未改金融業發展大勢，去杠桿化不能否定金融創新，去市場化不動搖市場的基礎性地位，去國際化不改金融全球化趨勢，去綜合化不影響綜合經營的基本走勢。基于這樣的判斷，我們利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這一契機，圍繞交行如何實現科學發展，在交行內部開展了一次解放思想大討論，最后達成共識，確定了“走國際化、綜合化道路，建設以財富管理為特色的一流公眾持股銀行集團”的發展戰略，我們稱之為“兩化一行”戰略。經過四年多的深入推進與穩步實施，已經初見成效。首先，國際化發展快速推進。這幾年可以說是交行國際化發展最快的時期，2008年以來，交行胡志明市分行、英國子行、舊金山分行、悉尼分行、臺北分行相繼開業，境外經營性機構總數達到12家，境外銀行機構發展步伐領先集團，2012年資產規模和利潤占比分別達到7.68%、4.49%，比2008年提高2.1、4.2個百分點。其次，交行綜合化經營平臺更趨完善，實現“全牌照”經營，集團協同效應開始顯現，為客戶提供全面金融服務的能力明顯增強。綜合化發展進入回報期，2012年控股子公司資產規模與利潤占比分別達到1.75%、1.9%，比2008年提高1.24、1.05個百分點。第三，財富管理品牌效應逐步提升。私人銀行、“蘊通財富”、“沃德財富”、“交銀理財”等核心品牌得到市場廣泛認同，中高端客戶群體不斷擴大，差異化競爭優勢開始形成。特別是集團跨境跨業一體化經營能力大幅提升，有效滿足了客戶多樣化、個性化、創新性金融服務需求。目前，聯動發展與協同經營已經成為交行的一大特色與優勢，成為角逐市場、贏得客戶的重要舉措。

在2013年的全行工作會上，我說交行現在進入了“543”時代：資產規模突破5萬億、存款達到4萬億、貸款達到3萬億。這些數字都比2008年翻了一番。可以說，這幾年交行經受住了跨周期經營的考驗，在規模經營與轉型發展上做到了同步協調推進，集團風險管理能力也得到很大提升。我們現在已經開始謀劃未來五到十年交行的發展問題。2011年，我們就正式啟動了“二次改革”，主題就是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現在正在不斷推進中，有些改革已經初步顯示積極效應，比如我們的“三位一體”網點布局改革，這將是我們應對互聯網金融新形勢的重要利器之一。

《財經國家周刊》：交行對下一步轉型發展有什么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