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溫室效應的研究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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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關于溫室效應的研究報告范文

桑斯坦認為，群體極化對于傳播市場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那么些有明確認同的團體持續致力于團體內的討論。這種效應出現在無組織民兵、種族仇恨團隊和其他較不極端的組織中。如果公眾被瓜分，如果不同的團體各自設計一套他們自己喜愛的傳播方式，結果將會造成更多分裂，將團隊成員的初衷推向更極端。同時，由于組成分子都持相同看法，不同的討論團體會更加南轅北轍，因為他們都只在內部討論。

在桑斯坦看來，群體極化最容易也正發生在網絡上。他認為，網絡對許多人而言，正是極端主義的溫床，因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網上輕易且頻繁地溝通，但聽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續暴露于極端的立場中，聽取這些人的意見，會讓人逐漸相信這個立場。各種原來無既定想法的人，因為他們所讀不同，最后會各自走向極端，造成分裂的結果。或者鑄成大錯并帶來混亂。

桑斯坦引用一些研究報告指出，網絡容易造成群體極化。某個有趣的實驗發現，當團體成員匿名在網絡上相遇并強調團體認同時，極端化的程度會加深。從該實驗看來，當團體成員在特定環境中屬少數人，而且可以匿名時，極端化很容易發生。網絡討論恰恰擁有這樣的特性。

桑斯坦注意到，團體成員在網絡上相關認同無關極端主義，而是關于工作團體中所發生的錯誤，包括面對面的時候，還有特別是通過網絡的時候。這項研究是想要觀察團體如何作出人事的決定。在幾個團體前擺著三封應聘營銷經理的履歷表，實驗者操控應聘者，好讓其中一人最符合應聘的條件。然后將資料分送給受試者，資料中只有每個應聘者的部分資料，所以每個團體成員只拿到部分相關資料。這些團體各由三個人組成，有些是面對面工作，有些是通過網絡工作。

桑斯坦解釋說，群體極化也制造了更多關于傳播政策的議題。依據“平等報道原則”，人們曾經要求廣播和電視必須分配時段在公共議題上，好讓反對者仍有發言空間，可惜這樣的做法已經被放棄了。這么做是為了確保聽眾不該只置身于單一觀點中，反對者也有權說明白。然而聯邦傳播委員會最后卻放棄平等報道原則，因為廣播或電視公司取巧地避談爭議性的話題，只呈現平淡無奇的觀點。但后來的研究卻發現，揚棄平等報道原則后所制作的一些爭議性談話節目，時常迸出各種極端的觀點。談話式的廣播節目亦然。

當然，桑斯坦也認為，群體極化不只發生在網絡上，也發生在廣播和電視上，如果許多廣播和電視臺都口徑一致，觀點相同的話。回想一下一味沉溺于別人的觀點中，并導致群體極化的情形。在不討論的團體中，群體極化更容易發生，因為個人選擇了同樣傾向的傳播工具，而不曾站在不同立場中。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選擇報紙時。公共媒體有個重要的角色，它們應該呈現更多的話題和觀點。當媒體意識到這點時，極端化比較不會發生。公共論壇也應采用這樣的原則。當不同演講者能接觸到異質大眾時，個人和團體就比較難自絕于反對的意見中。分裂的情況也就比較不會發生。

第2篇：關于溫室效應的研究報告范文

11月，災難大片《2012》渲染了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在影片帶來的悲劇情緒還未散去的時候，12月，人們的注意力聚焦到哥本哈根世界氣候變化大會。與虛構的《2012》相比，這個會議關切的是實實在在的地球災難，被稱為“拯救地球的最后機會”。從“寂靜的春天”到綠色政治

翻閱上世紀60年代以前的書籍報刊，幾乎找不到“環境保護”這個詞。那時，“征服”仍是人類處理與自然關系的指導思想。但從上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在發達工業國家，由于環境污染而導致的公害事件已經頻繁發生。比利時煙霧事件、倫敦煙霧事件、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這些公害事件造成的危害觸目驚心，人們的環境意識也隨之開始覺醒。

1962年，美國女生物學家雷切爾?卡遜撰寫的《寂靜的春天》出版，此書與她稍早在《紐約客》雜志上發表的連載文章一道，第一次對“征服”的絕對正確性提出了質疑，批評矛頭直指危害環境的化工巨頭和其他利益集團。隨著《寂靜的春天》在國際社會的傳播，在社會意識和科學討論中出現了一個嶄新的詞匯――環境保護。

60年代是動蕩的時代，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與反對冷戰和越戰的政治訴求同時出現的，還有反對高消耗、高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式，反對單純追求經濟而漠視信仰和社會問題，呼喚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思潮。70年代的幾次重大事件更使這種理念深入人心。

1972年，厄爾尼諾現象大爆發；同時，中美洲、西非、印度、澳洲、中國和蘇聯都發生大旱，全球出現空前的糧食短缺。同一年，羅馬俱樂部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發表，引發爆炸性影響。1973年，中東石油危機在第四次中東戰爭的炮聲和余煙中爆發，西方經濟也從此步入長達十幾年的“滯漲”衰退。

能源危機和經濟滯漲引發了歐洲和美國的環境主義浪潮。這個浪潮在知識界、政界、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等多個層面席卷歐洲：以羅馬俱樂部的報告為代表的生態主義開始影響知識界和精英的環境意識；地球之友、綠色和平等許多環境組織成立，以環境問題為中心的游行示威不斷發生，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護環境；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國家開始積極推行環保政策；1968年“五月風暴”之后的學生運動開始向環保運動轉型。1977年4月22日，美國2000萬各階層人士參加了盛大的環保游行。這一天也因此被定為地球日。

從歐洲開始，環保運動很快走向制度化并力圖影響政府政策。許多環境組織逐漸大型化和國際化，環境運動組織紛紛聯合起來，“由綠而黨”，紛紛改名為或被視為“綠黨”，成為歐洲政治版圖中最為活躍的新興政治力量。到了90年代，“環境保護主義”已經成為一個被廣為接受的社會思潮。

綠色思潮的全球擴展自然也一直在促進著關于環境問題的壘球協商。1992年，聯合國里約環境與發展大會召開，這是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壘球性氣候和環境大會。180多個國家派代表團出席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等7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非政府組織也第一次大規模地進入氣候政治的世界政治舞臺。會議討論并通過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即《地球》)、《21世紀議程》和《關于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并簽署了聯合國防止地球變暖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化公約》兩個公約。氣候變化引起安全關注

氣候變化問題最初是作為環境問題而由科學家提出并加以討論的。1974年，世界氣象組織開始了氣候變化的科學研究。同時，也有學者開始將環境、氣候變化、外交和安全等問題聯系起來。直到1988年，“氣候變化”問題才逐漸引起了大眾關注，有了上升為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可能。

80年代末期，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全球變暖現象日益明顯。面對科學界逐漸形成的關于全球變暖趨勢不可避免的共識，1987年由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題為《我們的共同未來》的報告，首次在官方意義上使用了“環境安全”一詞。

1988年是“氣候變化”等問題作為安全、外交問題引起公眾關注極其重要的一年。這一年，美國發生了極為嚴重的干旱，提供全美糧食的核心生產地帶受到沉重打擊。美國國會對氣候變暖的后果感到震驚，并就此舉行了聽證會。科學家詹姆斯-漢森在聽證會上說，有99％的把握可以確信，由于人類推動了溫室氣體向大氣中的排放，氣候確實在變化，溫室效應已經發生。他堅信，理論與預測如今都已經變為了現實，“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溫室的世界之中”。

同年6月，加拿大政府在多倫多主持召開了堪稱第一次由各國決策者及科學家共同參加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會議主題是“變化中的大氣：全球安全的含義”。在這次會議上，科學家提供了關于氣候與海平面的可能上升值的預測，來自40多個國家的政治家則討論了此變化就其本質而言所帶來的安全、經濟與政治后果。會議達成如下共識，即“人類正在進行一場自身未曾意識到的、難以控制的而又遍及全球的實驗，其最終后果或許僅次于一場全球核戰爭”。

將氣候變化納入各國決策者視野的努力通過1988年8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與世界氣象組織建立的“政府何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而得到進一步發展，這一機構試圖為決策者應對全球變暖威脅而采取適當行動提供盡可能科學的依據。

自1989年到90年代中期，較為系統地分析環境，尤其是氣候變化問題與國家安全存在緊密聯系的有分量的專論性文章紛紛涌現。’人們認識到，需要對國家安全構成要素進行重新界定，需要“包括資源、環境與人口因素”。而且，對于環境尤其是氣候變化問題，單個國家或者國家團體沒有能力加以應對，人類如要繼續生存下去，就需要充分采納新的思維方式。

而冷戰的結束，為氣候變化議題成為全球性改治問題、進入各國政府的決策領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氣候談判全球磋商歷程

隨著氣候變化問題被納入國家安全規劃，各國開始認識到必須攜手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達成協議、采取措施，通過削減溫室氣體的排放來減緩全球變暖進程。于是，自上世紀80年代后期，氣候變化國際談判開始啟動。由于談判所涉及的問題與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利益攸關，彼此間的矛盾沖突點較多，談判進程比較緩慢。

總體來看，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大致可分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和生效階段、《京都議定書》談判和生效階段，及后《京都議定書》談判階段。

1988年，聯合國第43次大會首次討論了氣候變化問題。同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的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提出，要求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到2005年減少20％，到2050年減少50％。1990年，聯合國正式決定發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并成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從1991年2月起，經過15個月的談判，最終于1992年5月通過。并于同年6月在聯合國里約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由各國簽署。1994年3月21日，“公約”生效。

1995年3月，在柏林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一次締約方大會通過了著名的“柏林授權”，議定書的談判啟動。1997年12月，第三次締約方大會在京都召開，談判達成《京都議定書》，首次定量確定發達國家排放溫室氣體的限額(2008“2012年平均排放量比1990年下降5.2％)。《京都議定書》反應了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也提出了幫助發達國家以較低成本實現減控排放目標的“靈活機制”，即排放權交易機制(ET)、聯合履約機制(JI)和清潔發展機制(CDM)。

由于各談判國家集團之間存在種種分歧，談判曾幾度遭受重大挫折。經過《公約》締約方七次大會，各國基本完成了談判任務，但由于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等原因，在最后達成的協議中，許多指標和義務都已經大打折扣。

第3篇：關于溫室效應的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 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規劃;溫室氣體;排放清單

中圖分類號 TU98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10-0013-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3

隨著世界人口增長和能源資源消費的增加,人類排向大氣中的以二氧化碳(CO2)為主的溫室氣體越來越多,引起以變暖為主要特征的全球氣候變化。旨在降低人類活動造成的碳排放的“低碳”發展模式已逐漸成為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世界經濟向低碳轉型已是大勢所趨。

城市是人類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是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主要載體。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對資源、環境、氣候變化等問題已經并將繼續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根據權威研究報告[1],城市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到總排放的78%左右,且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排放比重正在增加。今天,全球超過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聯合國人居署《世界城市狀況報告(2008/2009)》[2]提出,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在未來的20年中,60%的世界人口將居住在城市空間中。城市的發展速度、人口數量、能源消耗以及產業結構都直接影響到溫室氣體減排的效果,使其不可避免地成為各國低碳發展的關注重點。城市政府通過能源供給和管理、交通、土地利用及廢棄物管理等措施,積極推動向低碳轉型,是低碳經濟的重要參與者。

2009年,中國政府正式提出了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約束性指標。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目前正處于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探索低碳發展的路徑,積極推進低碳城市建設,不僅符合全球“低碳化”的發展趨勢,也是落實國家提出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必然要求。據中國科學院《2009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3],中國雖然已跨越碳排放強度高峰,但還需跨越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總量兩個高峰。中國必須立足實際,基于自身發展階段和特點,探索有中國特色的低碳城市發展道路。如何將低碳城市理念真正落實到城市的戰略規劃制訂、規劃實施、建設管理、監測與評價等過程,是目前國內低碳城市建設的難點和重點問題。而關鍵在于如何界定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如何科學合理地制訂及確保實施。因此,必須加強對中國城市建設低碳城市的路徑和方法設計,研究探索中國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的內涵和功能,為城市走低碳道路提供理論與技術支持。

1 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

路線圖源自英語詞匯(Road Map),根據韋伯(Merriam-Webster)詞典的解釋,路線圖有三種定義:①用于表明路線特別是機動車路線的地圖;②為了實現某種目標而制定的用以引領發展或進步的一個詳細的計劃,如中東和平路線圖計劃、巴厘島路線圖等。③一個詳細的說明。而維京百科詞典則除了以上定義外,還將路線圖定義為一種管理和預測工具或指南,如技術路線圖(Technology Roadmap)。

筆者將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定義為:是城市為實現低碳發展而制訂的戰略、規劃 和詳細的計劃、方案,以及對城市制訂低碳城市戰略、編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制定和實施規劃以及監測評估等一系列行動的過程和制度設計。

1.1 國際地方環境理事會的經驗

近年來,在推動城市應對氣候變化、幫助制定氣候變化方案和計劃方面,國外一些城市和國際機構都開展了一些試點工作,取得了一些有益做法和經驗。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國際地方環境理事會(ICLEI)開展的城市氣候保護行動(City Climate Change Protection, CCP)。

1993年3月,在歐盟委員會的支持下,ICLEI在阿姆斯特丹組織召開了歐洲氣候城市變化會議,83個來自23個歐洲國家主要城市的代表參加了會議。會議正式啟動了歐洲城市氣候保護行動(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Europe campaign,CCP)。作為CCP的重要工作成果,ICLEI組織開發了城市氣候保護的系列工具和指南,其中,最重要的是開發了“城市氣候變化五步法”指南。

城市氣候保護五步流程包括:

潘曉東:中國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年 第10期第一步:制訂基準排放清單和預測。按照城市能源消費和廢棄物的產生量,計算城市基準年和預測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這個排放清單和預測可以為城市評估減排進展提供一個對標(benchmark)。

第二步:設定城市減排目標。為城市設定一個減排目標,包括凝聚和形成城市的政治意愿,為城市制訂減排規劃和措施提供指引。

第三步:制訂地方行動計劃。通過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制訂城市行動計劃,包括城市氣候變化的政策和措施,大多數包括時間表、籌資機制以及各部門的職責任務和工作人員、提高公眾意識和教育工作。

第四步:實施政策和措施。在CCP成員城市實施相關政策和措施,提高城市能源效率,如提高建筑和水處理設施的能源利用效率、路燈改造、改善公共交通、安裝可再生能源裝置、從廢棄物中獲取甲烷等。

第五步:監測與結果核查。監測與核查溫室氣體控制的政策與措施的執行情況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一旦政策和措施開始執行,監測與核實就開始,并在執行過程中提供信息反饋以推動各項政策和措施的完善。

以上五個環節提供了一個靈活的框架,可以適用于不同城市的實際和獲取數據的難易程度,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種比較實用、便于推廣的指導城市氣候保護的創新性的指南。同時,ICLEI還開發了一系列的規劃工具,包括編制城市溫室氣體和大氣污染物排 放清單的管理軟件,如CACP(Clean Air and Climate Protection Software)。

ICLEI開發的城市氣候變化指南和相關的軟件,是國際上目前用于指導城市層面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實現低碳發展的比較權威和實用的指南和工具,已經在一些國家的城市得到了應用,反映了國際城市低碳發展研究與實踐的先進水平。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對于中國來說,與中國城市的實際相去甚遠。一是在城市的氣候變化行動設計中更多強調了城市的自治性,沒有充分考慮到中央政府對于城市的影響力。對于中國城市來說,城市的建設與發展首先必須符合中央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要求,城市發展模式的創新必須是在中央的城鎮化與城市發展的大框架下進行的,這是中國城市與國外城市特別是一些西方國家城市的重要區別。二是在步驟設計上,忽視了城市氣候變化或低碳發展戰略的制訂,重點放在城市碳排放清單編制和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制訂上。中國城市開展低碳城市建設,首先必須制訂城市的低碳發展戰略,體現城市的政治意愿和政治共識。 另外,CCP行動具有相對的封閉性和排他性,如以上提到的相關指南和軟件,ICLEI僅為其會員或伙伴機構提供。

1.2 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的功能

城市實現低碳發展,是城市發展模式的創新與變革,涉及到城市發展理念、規劃與建設、管理體制機制、生產生活和消費模式等方方面面。因此,必須推動城市從戰略到規劃、從體制到機制、從理念到行動等方面形成共識,并對城市實現低碳發展的路徑、方式有系統全面的設計。

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的功能在于:為城市實現低碳發展提供系統化、實用化的路徑和過程設計、戰略和規劃指導,提供制度安排和機制設計,確定行動方案和重點項目安排,提供監測評估。

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與低碳城市規劃的區別在于:①定位不同: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是指導低碳城市發展的行動指南,反映的是城市從傳統的發展模式向低碳發展模式轉變的過程,其中包括了低碳城市規劃的制訂和實施;而低碳城市規劃是指導低碳城市建設的綱領性文本,主要反映低碳城市發展的指導思想、規劃目標和任務、規劃內容、具體措施和重點項目等。②要求不同: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的制訂沒有十分嚴格的規范、標準和要求,可以根據城市的實際作出一定的調整;但低碳城市規劃則必須遵循比較明確、嚴格的體例和要求制訂。③針對的對象不同: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主要針對的是城市的管理者和決策者,主要用于指導、協調低碳城市發展的決策和管理行為;而低碳城市規劃則面向城市政府、企業、社會等各個方面,是城市建設與發展的主要依據。

2 中國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的框架

中國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有二個方面的含義和功能:一是低碳城市建設的戰略、規劃和具體的計劃和方案,這主要是文本意義上的定義;二是低碳城市開展制訂低碳城市戰略、編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制定和實施規劃以及監測評估等一系列行動的過程和制度設計,這主要是從過程意義上的定義。意味著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的真正意義在于指導城市開展機制體制上的創新,探索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

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政治體制、城市政治經濟架構、社會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經濟的了解水平等方面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城市相比情況迥異。因此,要根據中國的國情和城市的市情出發,科學、合理地制定城市低碳發展路線圖。

(1)提升意識,凝聚共識。增進城市社會對氣候變化和能源問題的了解,提升危機意識和責任意識,特別是要提升城市權力機構和行政機構(黨委、人大、政府、政協以及各部門和單位)的觀念和意識,使城市的領導層、決策層和行政執行層對建設低碳城市目的、意義和必要性達成廣泛認同和共識。

(2)合理編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摸清城市的溫室氣體排放源與匯的現狀,搜集和獲取相關的詳細數據,為科學分析提供基礎。

(3)科學分析,支撐決策。開展城市能源和氣候變化問題的SWOT分析,找準低碳城市發展的主要問題、不足、機遇和挑戰;開展溫室氣體排放的未來情景分析,預測人口變化及與之相適應的基礎設施變化,產業發展預測、生產生活方式變化,提出基準情景(BAU)、低碳情景、強化低碳情景等。

(4)提出低碳城市發展戰略和規劃。確定城市低碳發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表明城市低碳發展的政治意愿。同時,根據城市發展實際, 科學合理地設定量化的減碳目標,并分解到各主要領域,制訂各主要領域的減碳實施方案,落實政策及資金匹配的措施,安排重點領域的優先項目。

(5)實施低碳城市發展規劃。包括組織實施部門和行業專項行動,實施重大項目,開展科技創新和機制體制創新,開發合適的低碳商業模式,通過學校教育、公共活動等提高低碳意識等,將目標落到實處。

(6)跟蹤評價和監督規劃實施。科學評估規劃目標的實施進展和成效,有效激勵監督規劃 的實施。

3 合理編制城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

3.1 城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

城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 (City GHG Inventory),是指以城市為單位,核查和計算該城市范圍內各個部分的溫室氣體排放而形成的清單。城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是開展城市溫室氣體減排情景預測、制定城市低碳城市戰略、規劃和行動,以及制定城市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基礎。依據IPCC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編制指南,要采取一切措施確保所有量化數據盡可能地接近實際排放量和所有不確定因素在實際統計中能盡可能地減少。

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城市溫室氣體排放的研究與實踐尚處于起步階段。為數不多的研究成果也多是學習借鑒國外的理論與實踐,缺乏系統、規范、符合我國實際的城市溫室氣體研究方法和操作流程,目前還沒有任何官方的核算方法和體系可供采用。因此,制約中國低碳城市發展的一個瓶頸就是缺乏中國特色的城市尺度上的溫室氣體核算體系。

3.2 城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的編制原則

參考2006年IPCC關于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指南的要求,結合中國城市實際,編制城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應遵循如下原則:

(1)透明性原則。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必須具有充分、清楚的文件來支撐,不僅編寫者自己理解清單是如何編制的,其他機構的人員也可以理解。

(2)完整性原則。對溫室氣體的評估必須涵蓋所有的碳源和碳匯,以及各種溫室氣體。如果某種要素欠缺,必須清楚地說明欠缺的理由。

(3)連貫性原則。編制不同年份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溫室氣體排放的趨勢必須是盡可能用相同的方法和數據源計算出來的,能夠反映溫室氣體排放的年度變化。

(4)可比性原則。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必須能用來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要使用相同的指南、圖表、定義以及分類來反映溫室氣體排放以及排放減少的情況。

(5)準確性原則。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必須使用精確的測算和評估結果,可以進行核實,盡一切可能減少評估過程中產生的誤差。

(6)簡便性原則。考慮到中國城市工作經驗、人員素質、專家資源等方面的實際,要數據可得、方法易行、測算簡便、方便操作,也便于領導決 策時采用。

3.3 編制城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

按照國際上通行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編制方法,包括五個核心工作:

(1)理清重點:明確什么是最相關的核心行動;

(2)完整核查:核查所有可查的溫室氣體排放;

(3)數據可比:在不同年份的核算口徑上保持一致,以便可以進行比較分析;

(4)準確計算:盡可能用最精確的計算結果;

(5)科學分析:使用計算或做出重要預想等方式,使制訂碳排放清單的過程明晰、清楚。

3.4 城市溫室氣體排放的種類

《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中包括的溫室氣體有: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烴(HFCs)、全氟碳(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五氟化硫三氟化碳(SF5CF3)、鹵化醚(如C4F9OC2H5, CHF2OCF2OC2F4OCHF2, CHF2OCF2OCHF2)。

《蒙特利爾議定書》未涵蓋的其他鹵烴,包括CF3I, CH2Br2 ,CHCl3, CH3Cl, CH2Cl

24 。

《2006年指南》還就下列前體物(Precursor)的報告提供了相關信息,不過沒有提供估算這些氣體排放量的方法,它們是:氮氧化合物(NOx)、氨氣(NH3)、非甲烷揮發性有機化合物(NMVOC)、一氧化碳(CO)和二氧化硫。

大氣中的許多溫室氣體是完全人為的,如鹵化碳和其它含氯和溴的物質。京都議定書規定了二氧化碳、氧化亞氮、甲烷、六氟化硫、氫氟碳化物(HFC)和全氟化碳(PFCs)這六種溫室氣體應該是關于溫室效應的最重要的人為氣體。不同的溫室氣體對氣候的影響通常轉換為二氧化碳當量,例如氧化亞氮(N2O)是二氧化碳的310倍。

3.5 清單年份和時間跨度

城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包含有關向(或從)大氣中的排放(或清除)出現的日歷年的估計值。如果缺失符合這一原則的適當數據,可以利用來自其他年份的數據,通過運用適當的方法,如求平均值、內推法和外推法等,來進行估算排放/清除量。年度溫室氣體清單估計值的數列(如1990到2000年每年的估計值)稱作時間序列。由于長期跟蹤排放趨勢很重要,各國應確保估計值的時間序列盡可能具有一致性。

溫室氣體清單報告包括一套標準的報告表,涵蓋所有相關氣體、類別和年份,還包括一份書面報告,以文件的形式說明編制估算所使用的方法學和數據。《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提供了標準化的報告表,但應開發適用于城市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報告表。

3.6 城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的部門劃分

城市溫室氣體排放的部門劃分主要有以下幾類:

居住、商業、公共機構、工業部門等部門、機構所使用或消耗的電力,天然氣,燃料油和蒸汽;

交通運輸部門:城市運輸系統所使用的柴油和電力,以及城市道路機動車輛使用的汽油和柴油;

固體廢棄物:居民、商業和建筑拆遷部門所產生的廢棄物數量和組成成分。

航空業:飛機所消耗的燃料。

水路運輸:往返于城市船運所消耗的燃料。

3.7 城市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的一般計算方法

在《1996 年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修訂本》和《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優良作法指南和不確定性管理》中,最常用的簡單方程式是,把有關人類活動發生程度的信息(稱作“活動數據”或“AD”)與量化單位活動的排放量或清除量的系數結合起來。這些系數稱作“排放因子”(EF)。因此,基本的方程是:

二氧化碳排放量= AD•EF(IPCC 2006)(1)

例如,在能源部門,燃料消費量可構成活動數據,而每單位被消耗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的質量可以是一個排放因子。有些情況下,可以對基本方程進行修改,以便納入除估算因子外的其他估算參數。能源部門的二氧化碳碳排放方程為:

二氧化碳排放量=Σ能源i的消費量×能源i的排放系數(i為能源種類)(2)

3.8 城市低碳情景分析預測

情景分析(Scenario Analysis)是國際通行的規劃制訂過程中的分析方法,基于某一對分析對象在不同年份、不同變量和參數的條件下有可能產生的不同結果,用以指導制訂規劃目標和行動。對城市在不同情形下溫室氣體減排的成效以及成本進行分析預測,是編制城市氣體排放清單出發點之一,也是編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真正服務于城市領導層進行規劃和決策的價值所在。

一般而言,城市低碳情景分析包括以下三種情景:

(1)基準情景(BAU)。以當前經濟發展模式為基礎,并包括當前針對單位GDP能耗以及其他關鍵領域的政策承諾,僅反映目前現狀下的結果。

(2)優化情景。這一情景是基準情景的優化與改善。包含由增加的節能措施、可再生能源的推廣,以及污染的減少等所產生的效應;政策還包括高耗能行業工業附加值所占比例逐漸減少、節能技術的推廣、新建建筑達到節能標準、重工業自身的提高。

(3)低碳情景。該情景則包括制訂和執行低碳規劃和政策,加大對低碳建筑、低碳交通、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發電技術(IGCC)為代表的綠色低碳技術以及碳匯技術的推廣力度。同時,加大相應的配套政策的制訂和實施力度。

3.9 制定城市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制定城市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是編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對城市低碳發展進行評估、檢測與考核的依據,一旦制訂并執行,將對城市發展的方方面面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制訂城市的減排目標應遵循幾項重要的原則:

(1)以國家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作為出發點。低碳城市規劃制訂的目標一定要圍繞國家目標,目標執行的基礎是實現國家提出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同時,也盡量與國家目標的口徑相一致,便于考核與評估,體現與國家政策的一致性。

(2)結合城市發展實際,做到量力而行。對低碳城市的內涵和實質有深刻的認識,清醒認識執行低碳目標的影響和成本因素。因此,制訂低碳城市目標時要實事求是,客觀務實,切忌偏高或偏低。

(3)將城市二氧化碳減排總目標落實到具體的專項目標中。除了制訂總的碳減排目標外,還要有具體的專項目標進行匹配,才能真正將低碳城市的目標落到實處。

4 制訂低碳城市規劃

在制定城市低碳發展規劃時應先做好前期準備,主要包括:分析城市碳排放源、城市碳排放量以及城市碳排放驅動因子,明確城市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以及城市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列出城市碳排放清單;分析城市未來碳排放情景,為城市實施二氧化碳減排提供決策依據;確定城市低碳發展目標,根據驅動因子分析以及情景分析,確定城市減排目標,以及實現該目標的可行性。

4.1 將減碳目標分解到各主要領域

低碳城市發展模式的實現不是一蹴而就的,應分不同領域進行推進。根據情景分析,將城市減碳目標分解到各主要領域和具體的行業之中,制定各行業和各領域分階段減碳計劃。在產業領域深入開展節能減排工作,優化產業結構,降低高耗能產業的比重,加大重點行業和耗能大戶的節能技術改造,加強節能管理。在建筑節能領域提高建筑節能標準,發展新興建筑材料,提高建筑質量,延長使用年限,加快供給體制改革,推行區域熱電聯產。在交通領域加快城市公共交通體系,發展軌道交通。加快淘汰老舊的運輸設備,逐步實行公路甩掛運輸,提高運輸效率,降低各類運輸工具的能耗。具體落實到各個行業中時,應確定主管部門,將減排目標分解到城市各個行業之中去,比如鋼鐵、水泥、汽車等各個行業協會都應該有節能減碳分解指標。

4.2 政策及資金支持

制定低碳城市發展規劃,必須加強資金支持和政策保障。

(1)加強組織保障。成立建設低碳城市工作領導小組,統籌領導低碳城市建設 。由政府主要領導任組長,分管領導任副組長,市級相關部門為成員單位,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城市相關部門,增進低碳城市工作推進力度。

(2)加強資金保障。在城市現有財政各項專項資金中,對符合發展低碳經濟的區域試點、零碳農業示范產業園、低碳工業示范產業園、零碳旅游示范產業園、低碳示范建筑、合同能源管理、“免費自行車”行動、公益林固碳補償、節能獎勵等項目予以傾斜支持。

(3)納入目標管理。將各項工作任務進一步細化,落實責任主體,并納入目標管理,對降低萬元產值能耗、碳排放強度等目標納入考核體系。

4.3 制訂低碳城市規劃的法定程序

制定低碳城市規劃需要落實到法律、法規和制度層面,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來保障規劃的實施和落實,需要由相應的法定程序來保障規劃的權威性。低碳城市規劃的制定必須按照法定程序進行。

(1)確定規劃制定的主體。確定制定規劃的主體才能保證規劃制定的權威性和可靠性。低碳城市規劃制定的主體應是城市的行政或立法機構。

(2)確定規劃實施的對象,包括法人、自然人及其行為。

(3)確定規劃執行的主體。低碳城市規劃制定之后,應該由一定的機構來實施,從而確保規劃落實到實施層面。低碳城市的執行主體不僅限于城市政府機構,還包括城市市民。

(4)確定規劃執行的監督機構。實施低碳城市規劃,應有相關的監督機構來保障低碳城市規劃實施的力度和規劃的執行程度,并對規劃實施情況進行反饋,如由城市人大對規劃進行 監督。

5 實施低碳城市規劃

5.1 識別和實施重大項目

制定低碳城市規劃,需要對重大項目進行識別和實施。確定低碳城市發展的優先項目和重點項目,并編制重大項目表。

以紐約市能源節約計劃(ENCORE)為例。能量節約計劃(ENCORE)為城市公共設施提供能源節約和清潔能源項目。該項目始于1995年,是基于城市電力管理局(NYPA)、城市市政管理服務局(DCAS)、城市州立大學(CUNY)和城市健康和醫院公司(HHC)之間的合同。城市市政管理服務局的節能辦公室代表市機構實施ENCORE項目。

ENCORE項目通過兩種策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城市建筑能源使用效率和采用能清潔能源。到2006年底,有超過350個不同水平(準備、勘察、設計、施工和完成)的ENCORE項目得以開展。如果所有項目按計劃實施,將會形成每年節約近155 000 MWh的電力,878 000 MMBtu(百萬英式熱量單位)的蒸汽,3 000 t煤,或者1 520萬加侖的石油。因為ENCORE項目的一項內容是對現有的設備進行清潔能源改造,由此,城市每年天然氣的用量增加近2千萬千卡。綜合起來,這一項目到2006年減少了總共約176 000 t CO2當量的排放量。

5.2 推進低碳發展市場化機制與企業參與

低碳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市場機制和企業的參與,發展低碳城市既不是簡單的市場行為,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政府行為,而是公共治理的三方主體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參與的過程。低碳行動需要政府、企業、組織、家庭和個人的廣泛參與。行政機制體現著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社會機制可以促進非政府組織自下而上的努力,市場機制則可以發揮出贏利性組織橫向的努力。這三套機制和三種政策工具在激勵政府、企業和社會三類主體的積極性、發揮 作用的領域明顯不同。以政府為主導,營利性企業、公益性組織、社會公眾等構成的社會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形成政府、市場、社會三種機制上的有機整合。建立環境交易所,促進清潔發展機制項目(CDM)交易等,加大市場調節在發展低碳城市中的作用,制定相關政策促進企業參與。

5.3 開發合適的商業模式推進各行業的減碳

低碳經濟時代的新型商業模式是從產品設計理念到提供服務的方式,再到用戶觀念的更新等各個方面都要進行改進。以房地產為例,從前人們買房時都會看有沒有裝空調的位置,之后會看空調有沒有裝好,再后來是看有沒有中央空調。低碳經濟時代,住宅甚至不再需要安裝中央空調就可以保持室內恒溫。其原理是利用熱水管道在房屋內不同位置鋪設,通過熱水反復流動把熱量傳送過去,這樣冬天時熱水就起到了保暖作用,而到了夏天,冷水就起到了降溫作用。這既節省了電費,也節省了買空調的費用。同樣的房子,因為有這項技術,可以賣到更高的價錢,獲得更好的回報。這就是低碳經濟下新型商業模式的典型案例。

5.4 通過學校教育、公共活動等提高低碳意識

廣泛進行宣傳教育,引導和推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低碳化。編寫日常消費品生產銷售過程的碳清單和碳排放量,鼓勵消費者選擇碳排放量少的產品和服務。如中國21世紀議程 管理中心等單位組織研究編制的《低碳生活指南》,從衣、食、住、行、用等日常工作和生活方面為消費者提供低碳消費指南。如近距離日常出行鼓勵步行或騎自行車、遠距離日常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公務出差盡量乘坐火車等低碳交通工具、照明燈具使用節能產品、盡量不使用一次性用品、洗衣采用自然晾干等[4]。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NicholasStern,TheEconomicsofClimateChange,AmericanEcono micReview:2008[2]聯合國人居署.世界城市狀況報告(2008/2009)――和諧城市.[UN habi tat. State of World Cities Report-Harmonious Cities(2008/2009)]

第4篇：關于溫室效應的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 低碳經濟 可行性 哲學反思

作為人口最多、經濟規模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面臨著長期和艱巨的發展任務。受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水平還不夠高、研發能力不足、市場化程度有待完善等因素制約，我國需 要相當規模的額外投入，大規模采用和推廣節能減排技術，才能有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如果減排措施不當，不僅技術上不可行，還有可能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延緩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所以說，中國發展“低碳經濟”是必須要慎之又慎的。而其前提是，我們必須要對“低碳經濟”有一個全面而又深入的認識，在深入認識的基礎上，審視其可行性，才能有效的利于我國的發展。

一、低碳經濟的提出背景及其內涵

“低碳經濟”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峻挑戰。早在1986年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阿累利烏斯就預測：化石燃料燃燒將會增加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從而導致全球變暖。而最新的科研報告也一再證明了這一推斷。研究表明，唯有在2050年前將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的2倍以內，才會可能避免發生極端的氣候變化。全球變暖的后果包括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生態系統退化、自然災害頻發，這些都將深度觸及農業和糧食安全、水資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態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并將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低碳經濟”的概念首先由英國提出。2003年2月24日，英國首相布萊爾發表了題為《我們未來的能源一創建低碳經濟》的白皮書，計劃到20l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減少20％，到2050年減少60％，建立低碳經濟社會。這一白皮書設定的減排目標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需要不斷地采取行動以排除影響向低碳經濟過渡的技術、經濟和管理方面上的障礙。

低碳的字面含義是說生產生活過程中盡可能對碳排放有所限制和約束。而低碳經濟，首先是一種經濟發展理念，這種發展理念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前提，以“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具有威脅性的人為干擾的水平”為最終目標。同時，它也是將傳統的高碳型經濟發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將能源、經濟、環境三者聯系起來的一種可持續發展理念。

二、低碳經濟何以可能

盡管當今社會都在提倡要“大力發展低碳經濟”，但低碳經濟到底何以可能？它是否只是21世紀的環保神話？這個問題依然值得我們深思，關于這一點，筆者試圖從一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1.概念模糊

目前世界經濟發展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在這種背景下，不同國家的學術論著和官方文件對未來經濟有不同的分析和描述，這是很正常的。在學術上不論提出什么概念，都可以進行研究。但是要把這個概念推廣應用到實際工作中，變成人們的行動，就要求它內涵清晰，簡明易懂，經得起推敲和檢驗。

人類經濟活動引起地球大氣層溫室效應增強的問題癥結是碳失衡，一方面大量消耗煤炭和石油等能源，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另一方面大量砍伐森林，毀壞植被。“低碳”只反映了前一個方面，而未能反映后一個方面。雖然通過對低碳經濟內涵的寬泛解釋可以把后一個方面包括進來，但是概念本身的構造方法畢竟是有缺陷的。

低碳經濟概念它強調的碳排放問題完全可以在發展循環經濟或生態經濟中統籌解決，不應撇開人們已經普遍認同的循環經濟概念另外提出低碳經濟概念。也就是說，低碳經濟所界定的內涵過于狹窄，如果不做寬泛解釋，則不能反映未來經濟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趨勢，也不能全面反映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方向[4]。

2.文化利己主義及輿論欺騙

現在世界各國一致提倡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即“低碳時代”。但我們應該記住，“低碳經濟”這一概念，最早是由西方提出的。提出，必然是因為對本國的發展有利，但我們更應該明白，西方和東方是有很多差異的，我們不能做經濟上的“跟風”。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當然要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做出積極努力，而且我們也一直在做著努力，但是這并不代表我們要完全接受發達國家單方面提出的減排任務，也不能完全順著他們的思路來減排。

要知道我國正處于工業化過程中，目前的產業結構同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差異。對于一些發達國家來說，它們已經率先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大批高能耗、高污染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有的還在加緊轉移；同時他們的節能減排技術也不斷取得突破，正在本國推廣應用，對發展中國家則加以封鎖并設置環保門檻。目前在中國每年消耗的煤炭和石油等能源中，大約有 1/3－1/4 是用于生產最終供發達國家消費的產品。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發達國家講“低碳”實際上隱含某種不公平條件。它們口中不斷宣講的“要大力發展低碳經濟”更似于一種文化利己主義或是一種輿論欺騙，更主要的目的可能是為了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以便保障本國的領先地位。

3.無限發展模式

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轟動了世界。當時正值西方經濟快速增長的黃金時期，該報告對長期流行于西方的增長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提出要關注“增長極限”問題。

《增長的極限》認為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會導致人類社會崩潰，這個觀點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不無道理的。當今世界實行全球化發展戰略，各個國家、各個地區都在積極地提倡發展、提倡增長，從而必然形成一種無限的發展模式。在這種發展模式下，一切以發展、增長為主，而在這一時期提出“要大力發展低碳經濟”是否是不合時宜？“低碳經濟”是否會讓各個國家的發展受阻或是速度減慢？對于這種兩難選擇，國家會如何做出決定？這些都不得不提醒著我們需要對“低碳經濟”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

4.奢侈消費

文化范疇中的奢侈消費，并不僅僅指某個時代中少數群體所擁有的高檔奢侈品，同時也是這樣一種習俗行為的過程和結果：人們常常會通過超乎尋常、非正常的消費方式，去表達和獲得生活世界的真實所需，這些需要涉及權利、欲望、規范和感情等范疇。

根據高盛投資銀行的統計數據，在1999年時中國的奢侈品消費額只占全球的1％，2004年這一數據提高到了12％，奢侈品銷售總額達到了60億美元(不包括私人飛機和游艇)，到了2007年，這一數據則增長為18％，銷售額達到了80億美元。據國外權威機構估算，直到2015年，中國的奢侈品消費還將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

可以說，以西方文化為主流帶給我國的，是日益嚴重的奢侈消費觀念。當人們習慣一種消費觀念并日益加劇時，想要使其有所改變，其中的困難是可以想象的。而“低碳經濟”的提出，落實到日常生活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改變人們的消費觀念。對于在人們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的一些消費觀念和消費習慣，該如何去調整和改變，這又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三、低碳經濟的哲學反思

“低碳經濟”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峻挑戰。而目前人類所面臨的環境問題是多方面的，除了全球變暖之外，還有臭氧層破壞、酸雨、淡水資源短缺、生物多樣性減少、土地荒漠化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統籌解決。

可以說，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就在于人類沒有和自然和諧相處。自從人類產生以后，就形成了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人作為自然的創造物，作為新的自然物被提升出來。但人又依賴于自然，靠大自然的恩賜以滿足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人的衣食住行離不開自然，一切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都立足于自然。

人類憑借其主觀能動性的不斷發揮，創造了一個精彩紛呈的人工自然界，創造了日益增長的社會財富，并不斷超越了自然演化的閾限，以滿足人類居住、交通、信息及日益增多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

然而，當人們陶醉于對大自然征服的勝利之中時，大自然卻報復了人類。首先是農業的過度的開墾導致了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旱災水澇等等，許多山清水秀的地方都變成了荒蕪的不毛之地；另外，工業化的興起更加速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人類借助于先進的手段，大規模地消耗資源并排放各類廢棄物，從而導致了全球性的環境污染，例如20世紀30―60年生在比利時馬斯及英國倫敦的煙霧事件，日本的骨痛病等災難，都是人為產生的結果。而更令人憂心的是，類似的事情在當今不少發展中國家中仍在繼續。

依據以上分析可見，科技的應用、工業化的快速推進，的確是一把“雙刃劍”。但究其根本推動力，我們不得不考慮到人類本身，考慮到人類內心日益膨脹的欲望。

人是有欲望的動物，欲望更代表著人類內心最真實的聲音，且因為欲望，人類才不斷發展。當今社會已在不斷的承認并肯定人類的欲望，因為這樣是符合人類及社會的發展規律的，承認人類的欲望，那么人類就會有動力去更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以滿足自己的欲望。從這一方面看來，似乎欲望對人類來說有莫大的裨益。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人類的欲望并不是有一個界限或是有一個終點的，它是無限的。

叔本華曾把人生比作一個鐘擺，擺的這端是“痛苦”，而另一端則是“無聊”。當人的欲望沒有得到滿足時，便產生焦慮、痛苦感。而欲望一旦得到滿足，便又會覺得“不過如此”，百無聊賴。于是又產生新的欲望，尋求新的刺激，重新回到痛苦的欲望中，開始新一輪的“鐘擺生活”。

這也印證了，人是一種有無限欲望的動物，人的欲望永遠也沒有辦法滿足。一種欲望滿足后，人的內心會產生更大的野心，也就是更大的欲望，盡管欲望滿足的難度將會更高，付出的努力及代價也會更大，但人類似乎樂意于接受挑戰。

這一惡性循環表現在當今社會，就是人類的生活似乎看起來更舒服、更享受，而自然界卻以更大的代價去懲罰人類。當人類意識到這一點，便開始想法設法去解決這一矛盾，綠色科技、循環經濟、科學發展觀等等，都是人類為解決這一問題所做出的舉措，當然，也包括文中所提的“低碳經濟”。

根據以上分析，要實現“低碳經濟”，最大的難題就是如何限制人類的欲望。

當今社會，盡管欲望給人的物質生活以極大的滿足，但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逐漸認識到貪欲對人類的精神世界并沒有太多益處，那么就會有一些制約的力量，其中也包括宗教。

康德認為，人是有先驗性的，這種先驗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內本質的外化，二是外本質的內化。而欲望，體現為人內本質的外化。從本質上來說，人就是一種欲望的動物，人可以立志根除這種欲望，但實際上卻是永遠也根除不了的。

這里，我們不得不想到西方的基督教。基督教對人類的欲望是一種制約，它提倡“贖罪”，即自上帝發現亞當、夏娃在伊甸園受蛇的誘惑偷吃智慧果后，就決定懲罰人類，讓他們在人世間受苦以贖罪，即認定人類是有“原罪”的。當人類在“贖罪”時，靈魂就會得救。而當人心貪欲無度時，就是所謂的“世界末日”了。

基督教對人的欲望是有制約的，但這種制約的力度、強度及深度卻是令人深思的。要實現“低碳經濟”，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就和每個人息息相關，和每個人內心的欲望相關，即我們必須要一定限度的限制人類的欲望，而這一點僅僅依靠宗教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是不夠的。

我們知道，近年來，有些專家和官員都在提出我國要大力發展“低碳經濟”，當然用意無疑是好的，但依據以上的分析，中國實行“低碳經濟”是必須要慎之又慎的，英國提出發展低碳經濟對本國乃至部分發達國家也許有一定積極作用。但是，“低碳經濟”概念是否科學？ 在我國提出發展低碳經濟是否可行？這些都需要我們進行進一步的思考。

參考文獻:

[1][2] 刑繼俊，趙剛.中國要大力發展低碳經濟[J].中國科技論壇，2007，(10)：87-92.

[3] 朱有志，周少華，袁男優．發展低碳經濟 應對氣候變化――低碳經濟及其評價指標[J].中國國情國力，2009，(12)：4-6.

[4]鄭志國.低碳經濟的科學性質疑[J]．理論月刊，2009，(11)：103-105.

第5篇：關于溫室效應的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低碳生活；環保；節能；踐行；調研

一、低碳生活的概念與意義

（一）低碳生活的定義

“低碳經濟”在當前是個經濟發展中的熱門話題，其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而相應的，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的就是“低碳生活”的概念了。所謂低碳生活，就是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是低能量、低消耗、低開支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代表著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返璞歸真地去進行人與自然的活動。

（二）低碳生活的意義

低碳生活時一種簡約、簡單、簡樸的生活方式，它通過個人生活和企業運作過程中適度減低碳量排放量來達到集體總和碳排放的減少，達到保護環境，促進文明的發展，從而促進整個地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可以說低碳生活是生態文明的前提與基礎。

1、創導低碳生活對社會的意義

低碳生活的推行有利于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建設。可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提高空氣的質量，延緩溫室效應的發生。同時大力推行低碳生活方式也可以使人們提高對環境的保護意識，增強科學普及拉近與發達國家的距離。有利于增強人們的節約意識；有利于緩解能源緊張，減輕環境壓力，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有利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利于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低碳環保的實現還有有利于推動經濟的發展，促進新型環保產業的發展并且逐步的替代一些落后的高能耗產業，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更加的綠色健康。

2、低碳生活對個人的意義

每個人都是社會的組成部分。養成低碳生活的好習慣，有利于我們形成正確的價值體系，對于以后工作生活起到了很好的導向作用。

學會低碳生活有利于傳到健康高效生活方式低碳生活是目前新的一種生活方式，象征著新的理念的形成。低碳生活既是一種生活方式，同時更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環保責任，是健康綠色的生活習慣，是更加時尚的消費觀，是全新的生活質量觀，對我們來說既是時尚的，也具有很好的現實意義。這就要求人們樹立全新的生活觀和消費觀，減少碳排放，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低碳生活將是協調經濟社會發展和保護環境的重要途徑。

二、大學生對于低碳生活的認識現狀---基于問卷調查的分析

（一）大學生對于低碳生活的認識現狀

本次調研共發放了500份問卷，通過課余時間在校園內隨機發放以，經整理統計后得到的數據顯示，大學生對低碳生活的認識及實際行動存在以下問題：

1、大學生缺乏對低碳生活的關注

在發放的500份問卷中，被問及你是否了解低碳概念時，3%的同學表示沒聽說過，了解低碳和基本了解的只分別占到30%和25%，有45%的被調查大學生表示不了解低碳概念，對于網絡高度發達的當今，有近一半的同學不了解，還有30%的同學對其沒有基本認識，說明大家對低碳環保的認識和了解還不夠，我們大學生還缺乏對低碳生活的關注。可見我們當代學生在現實生活中，對于低碳生活的關注還遠遠不夠，在低碳環保方面更是缺乏系統的了解和指導。調查顯示我們大學生生活習慣不好浪費成自然的消費觀念和我們對低碳知識認識不足夠有很大的關系。

2、大學生還未做到真正將“低碳”體現在行動中

我們在問卷中提到了幾個具有代表大學生生活中是否注意低碳的具體生活細節問題。

（1）根據調查問卷數據統計顯示，被問及“朋友之間互贈禮物時，是否采用精包裝？”的問題時，只有18%的人，認為包裝沒必要精裝，以環保為主，大部分人視情況而定，另外有17%的人則認為一般都買精裝，顯然缺乏環境保護意識。可見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當代學生對于環保低碳沒有主觀認識，缺乏低碳環保的主動性。

（2）根據調查問卷數據統計顯示，被問及“食堂吃飯是否會剩飯”時，從不會剩飯的只有占到總數的14%的比例，24%，的人經常會剩飯，62%的同學表示偶爾會剩飯剩菜。絕大部分同學都有這種不好的習慣。雖然食堂上的宣傳口號和宣傳標語，隨處可見，桌上墻上到處都是，但是同學們剩飯剩菜現象仍然不見減少的趨勢。

（3）根據調查問卷數據統計顯示，被問及“夏季空調合理溫度”時，雖然有60%的同學認為應該將空調設置在26度以上，任然有接近40%的同學將空調溫度開到了20度到25度之間，甚至開到了20度以下或者更低，可見還有相當多的同學只注重自身的清涼而無視空調排放的氟利昂對臭氧層的破壞以及對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的嚴重損害。

由以上的三個例子可以看出，當代大學生雖然有意識到低碳生活的意義，有心參加低碳生活并接受低碳宣傳教育。但是主要仍停留在理論基礎上，生存在現代社會虛榮、物質的風氣中，或多或少影響到我們大學生的生活方式，沒有讓我們真正付諸行動，而是受社會影響，有選擇的適當的進行低碳生活方式。

3、大學生低碳生活方式動機不純

由此我們對大學生低碳生活方式的出發點和動機進行了調查。調查數據顯示，當代大學生在選擇低碳生活方式時，存在很大的挑選性，不是全面接受和以低碳生活為主要出發點考慮和行動的，而是出于對低碳生活方式的新潮和時尚等別的目的，只有2%的學生在買東西的時候從環保角度考慮，幾乎一半的同學從時尚新潮考慮購買。例如，在具有時尚新潮氣息的節能電器選項中幾乎100%同學認為自己會接受并使用該電器。而在一次性消費品的選項中則應為貪圖方便只有30%的同學認為可以不使用一次性用品，大部分同學都認為為了方便會選擇使用。此外，iphone的熱銷和富士康代工廠污染員工中毒事件頻頻，卻仍然在世界上大賣特賣就是很典型的大學生忽視環保，只注重部分環保產品的新潮性質而忽視環保本身的偽環保案例。由此可見在低碳生活的普及上還存在很大問題和障礙。

（二）大學生低碳生活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從以上調查問卷的結果可見，大學生踐行低碳生活存在的困難和原因主要可以從主觀和客觀兩大方面來看。

首先，主觀上，大學生對低碳生活的認識不夠。當前大學生有很大一部分并不關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的熱門問題，還停留在自己的小空間里。即使在新聞中看到聽到“低碳”的概念，也會覺得離自己很遠，因此就更不會去想作為個人，應該如何去實踐低碳生活。此外，由于缺乏對低碳生活重要性的認識，就會導致大學生對低碳生活的重視不夠。在很多時候僅僅停留在“被低碳”的層次上。

其次，外在環境的刺激不到位，這主要體現在學校和社會對“低碳”概念的宣傳教育不夠。由于大學生主要的生活環境是學校，學校在低碳消費知識的普及上存在著不足，學校不僅沒有相關系統的課程，而且很少有相關宣傳普及活動，只有少量的學生或學生社團自發的活動，顯然缺乏系統性。此外，當前社會中對于“低碳生活”的行動也不足堅定。以塑料購物袋為例，只要顧客花費幾毛錢，就可以買到一次性購物袋。這樣塑料購物袋還會大量使用，因為它的使用成本太低了。所以說這種采用收費的方式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三、加強大學生低碳觀念的建議

（一）樹立正確的低碳觀念

樹立正確的“低碳消費”的意識。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歷史觀的根本問題。社會意識的能動作用是通過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實現的。思想本身并不能實現什么，要實現思想就要付諸實踐。但毋庸置疑的一點是，我們必須要先樹立正確的意識，然后通過發揮我們的主觀能動性，把意識付諸于行動，從而為“低碳社會”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當代社會，消費已成為推動社會自身發展的重要的因素。在大學擴招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大，在校大學生人數連年上升，客觀上也拉動了內需。當代大學生是市場中龐大而活躍的消費群體，他們的消費牽動著許多產業的發展，他們的消費觀念影響社會未來的消費潮流。大學生在社會環境和消費廣告無孔不入的刺激下，大學生的消費心理、消費對象、消費形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二）積極宣傳低碳生活理念

經調查數據顯示，大部分同學都認為自己會參加低碳生活的校園活動，只有8%的同學表示不回去。看來對于，接受環保宣傳知識，大部分同學都是持支持態度的。由此可見，在大學生普遍接受的宣傳，應該在學校內開展比較有效和容易實施。能夠提高學校同學的低碳生活意識。可以通過現場答疑解惑、播放宣傳片、發放宣傳材料等形式，讓同學了解了“低碳生活指南”和“垃圾分類指南”等環保行為，建議每周需同學搜集有關環境污染危害和環保意識的資料并寫下自己的感想，綜合生活實際，列舉低碳行為，“變廢為寶”的活動。通過一系列互動和宣傳讓同學們學會簡單的辨別哪些是可回收的垃圾、有害垃圾和不可回收的垃圾。希望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低碳環保的生活理念。學校也可以開設低碳教育課程。

四、大學生踐行低碳生活的措施

（一）寢室生活

提到學校住宿，不得不說我們男女生寢室夜間燈火通明，通宵不息這一怪現象。由于大學生們正值壯年，年輕力壯，活力十足，所以在大學生寢室無論男生女生，通宵現象大行其道。加上高年級學生可以自帶電腦以后，通宵這一現象就更加頻繁了。這樣的生活狀況，不但不利于節約低碳生活的方式，也不利于大學生第二天的上課效率。經常有學生在宿舍通宵，到了上課的時候就埋頭大睡，不僅僅無法聽課，而且會影響課堂氛圍。對此現狀我們建議可以聯系學校后勤處在宿舍里開展“熄燈一小時”等活動，每個月，或者每個學期都固定一個日期舉辦該活動。宣傳低碳環保的重要性。

（二）在校飲食

在飲食方面建議我們大學生三餐最好在校食堂食用，減少訂外賣，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浪費資源的頻率，而且可能會有害身體。學校周邊固然有很多小吃，各種風味，但是不排除其中存在很多安全問題。建議學校禁止外賣送進寢室樓，既可以保護學生財產安全，又促進學生下樓吃飯，從而從側面減少了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三）外出交通

大學生可以充分利用地理和社會環境優勢，對于坐落在市區（杭州市）的學校，自行車租賃十分方便，只要一張市民卡就可以在市區各個自行車存放點借存自行車。隨處可見的自行車存放點對于租借自行車十分方便。建議大學生辦理市民卡或公交卡，出門都使用自行車代步，既不會受到交通擁堵的影響，又可以行賞沿途的風光。同時進行騎單車宣傳低碳活動，呼吁大學生走出寢室，去戶外活動，組織大家騎車環繞西湖騎行。既鍛煉身體，有益健康，又促進宣傳環保知識，十分有意義。對于坐落在郊區的學校，可以充分利用公交車，盡量少坐的士，讓公交車“公共交通”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五、結論

低碳經濟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在未來低碳經濟將會在經濟發展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倡導和推行低碳生活方式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根本和前提條件。隨著低碳生活的推廣和影響的擴大，大學生這一社會主流人群對低碳生活方式隨暴露出不小的問題，值得我們去調查研究并提出改變方案和建議。倡導大學生低碳生活對整個社會推廣低碳生活方式發展低碳經濟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因此，對于大學生低碳生活的各種問題，我們有必要去深刻剖析其原因，不斷探索改變這一現狀的措施，使當代大學生養成低碳生活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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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關于溫室效應的研究報告范文

作者簡介：王昌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資源與環境經濟。

通訊作者：溫亞利，博士，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資源與環境經濟，林業理論與政策。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編號：70803005）;國家林業局重點立項基金課題（編號：621720）。

（1.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3；2.北京林業大學生物學院, 北京 100083；3.臨沂大學生物學院,山東 臨沂 276005）

摘要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在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在界定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概念及分析其內涵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專家咨詢法及文獻參考方法，建立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指標體系，利用市場價值法、等效替代法以及機會成本法等方法，對秦嶺自然保護區群保護生物多樣性產生的生態效益進行了經濟計量及分析。結果表明：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產生了巨大的生態效益，總生態效益約88.16億元/a，其中涵養水源效益為31.77億元；水土保持效益為17.85億元；固碳制氧效益為3.41億元；凈化環境效益為7.56億元；調節區域氣候效益為5.32億元；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為22.25億元。本研究計量指標及計量方法為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基層工作人員及類似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及評價提供參考。

關鍵詞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內涵；計量分析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6-0125-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1

森林作為陸地上最復雜的生態系統，是地球生命系統的支撐，發揮著顯著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1］。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是我國西部生態林業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西部地區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天然綠色屏障，它對改變和影響區域氣候、水資源分布、涵養水源、凈化水質、保持水土、抵御各種自然災害、維持生物穩定性和多樣性、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的社會，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長期以來，在傳統森林的效益分析與評價中，森林具有的生態功能和效益常常被忽視，僅僅局限于對森林的立木和林副產品等有形產品的效益進行分析與評價，從而造成了林業經營上的決策失誤，結果使森林資源遭到破壞、生態系統失去平衡和生態環境逐漸惡化和加劇。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公眾環境意識的覺醒，人們開始清醒認識到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重要性，開始思考建設和管理自然保護區的規范化和科學性以及維持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問題［2］。然而，由于自然保護區生態效益的外部性問題導致生態效益補償機制缺損，而且缺乏根本性的有效解決措施和手段，加之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國家和社會對保護區投入的不足，嚴重影響和威脅了保護區生態系統的穩定和自然保護事業的健康成長［3］。

從現有國外參考文獻看，早在19世紀后期,在國外的生態學及其分支學科中就已有關于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報道,但是由于科學水平和技術手段的限制,當時的認識只能停留在定性的描述階段。20世紀70年代初，生態系統服務的科學概念得以提出［4-5］,并經過Holdren和Ehrlich等人的探討和擴展后［6-8］，逐漸為人們所公認和普遍使用。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外的一些生態經濟學家對生態系統服務經濟價值的綜合測算進行了探索,尤其是Daily、Costanza以及聯合國等有關機構與國際組織做出了杰出的貢獻［9-10］。基于此，如何客觀、科學、全面、準確地對我國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進行分析與評價，使生態效益的模糊性得到明晰化，并得到社會接受和認可，成為我國學者研究生態林業建設實踐中亟待解決的一個應用性理論與技術課題。從現有國內參考文獻看，20世紀90年代,國內對深入認識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并量化其經濟價值有了強烈的實際需求。生態學家歐陽志云等系統闡述了生態系統生態服務價值內涵及其價值計量方法［11］，后來又有學者中國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進行了初步估算［12］;趙同謙等評估了我國草地、地表水等生態系統類型服務功能的價值［13］;謝高地等對中國自然草地和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了研究與評估,并制定了中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當量因子表［14］;水土保持研究學者余新曉等對中國森林和北京市山區森林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了測算［15］。因此，從國內參考文獻看，雖然有學者對秦嶺地區單個自然保護區生態效益或者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過一些計量經濟學分析［16］，但對我國秦嶺地區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產生的生態效益計量分析研究尚顯得不足，特別是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產生的生態效益計量指標體系的構建需要開展這一方面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在界定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概念及分析內涵的基礎上，構建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指標體系并對此指標體系進行計量分析。

1 研究區域

1.1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

本研究選取了陜西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為研究對象，自然保護區群主要是指在某種特定生物棲息地保護中，由于其棲息地生境的破碎，在地理分布上不連續，通過在特定地理區域內建立若干個有聯系的保護區，形成一個自然保護區網［17］。本文研究的秦嶺自然保護區群范圍界定為秦嶺保護區群的主體自然保護區，主要包括太白山、周至、佛坪、長青、朱、牛背梁及天華山7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本文研究全部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有一定代表性。

1996年，世界基金會在我國秦嶺地區啟動秦嶺自然保護區群項目，我國政府在秦嶺相繼建立了太白山、佛坪、周至、牛背梁、長青、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形成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主體，使這一重要的地域得到了有效的保護，為保護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做出了重要貢獻［18］。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是全球環境基金資助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試點項目之一。秦嶺保護區群地處長安區、周至、太白、眉縣、寧陜、洋縣、佛坪、柞水等縣境內。地理位置為東經107°20′-109°04′，北緯33°16′-34°05′。東西長約150 km，南北寬約95 km。保護區群總面積約251 300 hm2。保護群位于秦嶺山脈的中段，是秦嶺生物多樣性的精華所在，也是中國生物多樣性的關鍵地區之一。其中太白山、周至、佛坪、長青、朱自然保護區己經連成一片，東部有牛背梁自然保護區，西南部有朱保護區構成了秦嶺自然保護區主體網絡。

1.2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特點

本文研究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特點是在自然保護區特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煉，總結秦嶺區域的各種實際情況，簡單歸納起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特點至少包括保護區群能有效緩解生境破碎化。

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能夠導致不同程度地珍稀動物棲息地生境破碎化，從而引起區域生物多樣性的改變，這是學者們公認的事實。破碎化不僅僅導致生物適宜生境的減少丟失并對其生態功能的降低產生影響從而在不同的空間尺度上影響物種的遷移、擴散和建群，且對生態系統的生態過程和景觀結構的完美產生重要影響［19］，因此，生境破碎化已成為國內外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護的熱點問題。生境破碎化是由于人為因素或者環境變化而導致斑塊或者是由于生態功能降低而形成的。生境破碎化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總生境面積的減少；其二是剩余地區分裂成非連續的碎片。而有學者認為生境破碎化不僅僅是在數量或者形態上的變化而且更有生態功能上的變化［20］，他們認為破碎化有兩方面的表現：①形態上的破碎化；一方面隨著人類活動的增強而導致景觀中破碎生境地的增加，其結果是適宜于生物生存的棲息地面積急劇減少，另一方面隨著斑塊形狀復雜化，結果是導致斑塊邊緣效應的增強，導致自然棲息地核心區面積減少。②生態功能上的破碎化，這主要是由于氣候條件、人為活動的影響而造成棲息地內部生態環境質量的下降，或由于自然環境因子在空間組合上的不匹配而導致生境適宜性的降低或者在空間分布上的破碎化。

綜上所述，陜西秦嶺區域從建立太白山自然保護區開始，就不斷完善自然保護區的區域化，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具有區域特點的自然保護區群，各級類型的自然保護區發展迅速，已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別是珍稀動物本身生存的質量大大提高，進一步擴大大熊貓等珍稀動物的活動范圍，生態景觀及環境有效改善。從這個意義上說，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初步達到了延緩珍稀生物生境破碎化的目的，這也是當初世界自然基金（WWF）設想建立自然保護區群的初衷，也是我國自然保護事業發展的需要。

2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生態效益計量分析

2.1 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生態效益界定

科學合理地界定自然保護區群的生態效益是計量工作的關鍵，這一項工作因為生態資源的多功能性而變得相對復雜和困難。在計量自然保護區群所產生的生態效益時，既可能因對某一生態功能認識不足而產生遺漏，又可能因不同生態功能交叉及相互作用而產生重復計算。因此，我們生態效益計量的前提是科學地界定其內涵。

本研究認為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所產生的生態效益是指在人類干預和控制下的保護區生態系統在有序結構維持和動態平衡保持方面向人類化的環境系統輸出的年增長效益之和，包括調節氣候、涵養水源、水土保持、固碳制氧、改善大氣質量等效益，這些效益已經得到社會的認可。根據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所產生的特點以及學者們的研究成果，我們把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生態效益計量分為：①涵養水源效益；②水土保持效益；③固碳制氧效益；④凈化環境質量效益；⑤調節區域小氣候效益；⑥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

2.2 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的特征

自然保護區群主要提供生態功能等無形產品，大多屬于公共品或準公共品，無法進入市場。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服務以長期服務流的形式出現，能夠帶來這些服務流的生態系統是自然資本。根據國外環境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從經濟和社會角度來看，自然保護區生態效益很明顯具有如下幾方面的特征：

（1）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公共物品是指公共使用或消費的物品。公共物品是可以供社會成員共同享用的物品，嚴格意義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所謂非競爭性，是指某人對公共物品的消費并不會影響別人同時消費該產品及其從中獲得的效用，即在給定的生產水平下，為另一個消費者提供這一物品所帶來的邊際成本為零。所謂非排他性，是指某人在消費一種公共物品時，不能排除其他人消費這一物品（不論他們是否付費），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如新鮮的空氣，無污染的水源。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在許多方面為公眾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統服務，如涵養水源、保護土壤、放風固沙、凈化大氣等。

（2）具有顯著的外部經濟效益。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能夠社會帶來多種服務，如涵養水源、保持水土、固定二氧化碳、提供游憩、保護野生生物資源等，而這些服務其他部門如農業部門、水利部門可以不用支付任何費用而免費享用，因此，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屬于典型的外部經濟效益。

（3）屬于社會資本范疇［21］。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提供的生命支持系統服務有益于區域，甚至有益于全球全人類，決不是對于某個私人而言，如保護區生態系統的水源涵養功能對整個區域有利，保護區生態系統的固碳作用能抑制某地區或某區域甚至全球的溫室效應。

（4）不屬于市場行為［22］。私有商品都可以在市場交換，并有市場價格和市場價值，但公共物品不能在市場上進行交換，也沒有市場價格和市場價值，因為消費者都不愿一個人支付公共物品的費用而讓他人來消費。西方經濟學中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燈塔效應”和“免費搭車”。由于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不屬于市場行為，給保護區生態效益計量分析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5）具有不可移動和地域局限性。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效益是不可以移動的，表現出地域限制性，隨著離保護區的遠近或其影響區域的遠近，所獲得的效益大小是不同的，盡管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不排斥任何個人或集團的消費，但必須是個人或集團靠近其影響范圍內，方才有效。如處在保護區河流源頭的水源涵養林，其下游沿岸都享受其生態服務，但下游遠離沿岸的地區，必然較少地享受這種服務。

2.3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指標體系構建

生態效益的計量方法仍不完善，計量指標或多或少，計量結果存在較大差別。因此，建立一個社會公眾和專家學者能認可的生態效益計量指標體系是進行生態效益計量的重要前提。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生態效益是三大效益的基礎部分，因而設計的指標要比較全面、準確系統地反映秦嶺保護區群的生態特點，盡量選擇那些信息量大，綜合性強而又易于計算的指標。本文構建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指標體系見圖1。

（1）涵養水源效益（B1）。森林，享有大氣和水資源“綠色衛士”的美稱，它在水資源的保護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涵養水源就是保持住區域的水分能夠正常的循環，不至于流失及破壞生態環境。自然保護區群生態系統涵養水源的生態效益主要包括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凈化水質效益三部分。即：涵養水源效益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凈化水質效益。

（2）水土保持效益（B2）。水土流失直接影響到農牧業生產。流失泥沙的養分不僅高于徑流量中的養分濃度，氮、磷、鉀和有機質也較富集，因此防止泥沙流失是防止土壤養分衰減的關鍵。從林學機理上看，森林水土保持效益與森林涵養水源效益有很好的相關性（正相關），前者是后者的派生作用［23］。因此，為了避免重復計算，本研究所述的保護區森林生態系統水土保持效益定義為同無林地相比的減少土地資源損失（固土）效益與保護土壤肥力（減少肥料損失）效益兩類，即：水土保持效益固土效益＋保肥效益。

（3）固碳制氧效益（B3）。森林在生長過程中，不僅林木通過光合作用吸收并固定空氣中的CO2，而且通過凋落物轉化為有機質將部分CO2存貯在林地土壤內。這一功能對于人類社會、整個生物界以及全球大氣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是全球陸地生態系統中最大的碳庫。森林植物在光合作用過程中每年吸收大量CO2的同時，還釋放大量的O2。因此，吸收CO2和釋放O2是森林最基本的生態功能，本研究把固碳制氧效益界定為保護區森林每年固定CO2中C的效益和制造O2的效益。即：固碳制氧效益固定CO2中C效益+釋放O2效益。

（4）凈化環境質量效益（B4）。隨著工礦企業的迅猛發展和人類生活用礦物燃料的劇增，受污染的空氣中混雜著一定含量的有害氣體，威脅著人類，其中二氧化硫（SO2）就是分布廣、危害大的有害氣體。據測定，森林中空氣的SO2要比空曠地少15%-50%。現代工業排放的煙灰、粉塵、廢氣嚴重污染著空氣，威脅人類健康。高大樹木葉片上的褶皺、茸毛及從氣孔中分泌出的粘性油脂、汁漿能粘截到大量微塵，有明顯阻擋、過濾和吸附作用。一般說，林區大氣中飄塵濃度比非森林地區低10-25%。因此，保護區生態系統對環境具有凈化作用，對于改善保護區社區及周邊地區環境質量的改善發揮了重大作用，本研究把凈化環境質量效益界定為吸收的SO2效益和阻滯降塵的效益，即：凈化環境質量效益吸收SO2效益+阻滯降塵效益。

（5）調節區域氣候效益（B5）。森林是保護區內最高的植被。在成片的森林地區以及林冠層的下部都能形成一種特殊的氣候。此外，森林對鄰近地區的氣候也有較大的影響。森林小氣候的主要表現是林冠內外的輻射、溫度、濕度、降水和風都有相當大的差異。森林不僅使林內產生特殊的小氣候，而且對鄰近地區的氣候也有較大的影響，本研究采用學者研究成果，即按照單位面積的森林氣候調節效益對自然保護區群調節區域氣候效益計量，對促進農牧業生產，農業糧食增產將會起重大的作用。

（6）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B6）。物種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基礎，森林物種多樣性保育功能是指森林生態系統為生物多樣性物種提供生存與繁衍的場所，從而起到保育作用的功能。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屬于生物多樣性非使用價值范疇，目前大多采用支付意愿等主觀方法去衡量，這樣評估結果受人為主觀影響因素較大。因此本研究采用定量化的客觀評估方法（Shannon-Wiener指數）計量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即：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物種多樣性保育效益。

2.4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

2.4.1 涵養水源效益（B1）計量

目前一般用保護區森林涵養水源的效益來代替保護區涵養水源的效益。本研究把保護區群涵養水源效益分為以下三部分計量：

（1）保護區群蓄水效益（B11）

國內外關于涵養水源量的計算方法很多，根據秦嶺山地及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特點，還有就是目前容易掌握的研究資料（見表1），本研究決定使用蒸散率計算蓄水量。

年保護區森林蓄水量（林區年降水量R-森林植被年蒸散量E）×保護區群林區面積

表1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面積統計表

Tab.1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areas of

Qing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數據來源：各相關保護區管理局統計數據。

我國學者對陜西秦嶺山地降水量及森林蒸散量已有研究，根據陜西省水文監測局井涌工程師的研究結果［24］，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多年平均年降水量850.3 mm（其中秦嶺南北坡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分別為850.8 mm和848.7 mm）。另外，采用陜西省水文水資源勘測局資料:秦嶺山地森林植被多年平均蒸散量為496.5 mm（其中北坡為491.5 mm，南坡為501.4 mm）,用蒸散率法計算保護區群內森林植被蓄水量,根據公式：

W10 000 （R-E） D

10 000×年保護區森林蓄水量×保護區群林區面積

① 1 hm210 000 m2

（0.850 8-0.496 5）×222 528hm2×10 000①

788 416 704 m3

保護區群涵養水源的效益本研究用區域平均水價作為衡量標準，即2008年陜西省平均水價2.00元/m3。因此，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年蓄水效益年蓄水量×2.00元/m3788 416 704 m3×2.00元/m31 576 833 408元157 683.34萬元。

（2）保護區群防洪效益（B12）

根據《中國生物多樣性國情研究報告》編寫組的研究［25］，中國針葉林的防洪能力為1 447.1 m3/hm2,闊葉林的防洪能力為1 773.7 m3/hm2，針闊混交林的防洪能力為1 684.2 m3/hm2,裸地的防洪能力為850 m3/hm2。根據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管理局統計資料（見表2），可以得出保護區群防洪量。

表2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林地面積統計表（hm2）

Tab.2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woodland areas

Qing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數據來源：各保護區管理局統計資料。

根據研究公式得：

保護區防洪量（闊葉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闊葉林面積+（針葉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針葉林面積+（混交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混交林面積（1 773.7 m3/hm2-850 m3/hm2）×95 214 hm2+（1 447.1 m3/hm2-850 m3/hm2）×55 075 hm2+（1 684.2m3/hm2-850 m3/hm2）×71 235 hm287 949 171.8 m3+32 885 282.5 m3+59 424 237.0 m3180 258 691.3 m3

保護區群防洪效益的計量本研究采用水庫蓄水成本作為定價標準。根據最近幾年來中國傳統模式修建水庫的平均修建成本［26］6.25元/m3，因此，保護區群防洪效益B12為：

B12180 258 691.3 m3×6.25元/ m3

1 126 616 820.63元

112 661.68萬元

（3）保護區群凈化水質效益（B13）

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具有良好的水質凈化作用。研究表明，森林植被分布均勻，生長良好，覆蓋率高，具有防止水資源污染、改善水質的強大作用。另外，根據于志民等的研究［27］，在森林生態系統中，森林的攔截降水和對比試驗相差很大，森林生態系統對攔截降水具有良好的過濾效應，普遍能達到生活飲用水的標準，有的甚至是最好的水源。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內植被覆蓋良好，目前還沒有大的工業污染源，屬于水質良好的生態區或者水源地。按照陜西省水文局提供的資料，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基本能夠達到《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規定的要求水質良好。可見，凈化水質量可以用蓄水量來表示。即保護區蓄水量保護區凈化水質量。

本研究國內森林生態系統凈化水質效益的計量方法，采用污水凈化費用來替代凈化水質的生態效益。根據唐慧中研究結果［28］，陜西省污水處理平均費用為0.6元/m3。

因此，保護區群凈化水質效益

保護區凈化水量×污水處理平均費用

保護區蓄水量×污水處理平均費用

788 416 704 m3×0.6元/m3

473 050 022.4元47 305.00萬元

綜上所述，保護區涵養水源總效益（B1）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凈化水質效益157 683.34萬元+112 661.68萬元+47 305.00萬元317 650.02萬元。

2.4.2 水土保持效益（B2）計量

自然保護區群水土保持的作用通過森林生態系統來減少土壤肥力流失和泥沙淤積，達到了保護土地資源，使水土流失達到有效控制。

（1）固土效益（B21）

根據目前研究成果，自然保護區內森林生態系統固定土壤效益的計量一般是通過計算保護區林地土壤侵蝕減少量，并把減少的泥沙量按相等費用替換的方法換算得出固定土壤的效益。土壤侵蝕減少量可根據保護區林區和保護區內非林區土壤侵蝕的差異求的，根據王夏利研究，秦嶺森林系統保護區內林區崇林茂密、植被良好，土壤侵蝕量很小，土壤侵蝕量可以約等于0。因此，保護區群土壤固土作用可以直接通過減少保護區內非林區土壤侵蝕量計算。根據西安中煤航測遙感局張光超等研究可知，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所屬的縣域侵蝕模數在1 000 t/km2?a以上,另外根據《陜西土壤》研究結果可知［29］，秦巴山地土壤輕度侵蝕模數值在800-3 000 t/km2?a。因此，本研究取非林區土壤侵蝕模數的保守數1 000 t/km2?a，自然保護區群固土量為:

自然保護區群固土量保護區內非林區土壤侵蝕模數×保護區群面積1000 t/hm2?a×251 316 hm225 131.6萬t/a。

由陜西省水利廳資料得知，目前挖取或截取1 t泥沙的平均費用為3.5元（1990年不變價格），求得保護區固定土壤效益B21為：

B21自然保護區群固土量×3.5元

25 131.6萬t/a×3.5元

87 960.6萬元

（2）保肥效益（B22）

保持土壤肥力效益可以通過計算自然保護區群內土壤侵蝕減少量，同時把土壤侵蝕減少量中的有機質、氮磷鉀的含量折合成化肥量，按照市場價格換算成貨幣量進行計量。根據陜西省土壤普查鑒定委員會辦公室《陜西土壤》研究結果,陜西省秦巴山地年均積累土壤表層厚度為0.4 cm-1 cm［29］，本研究取保護區群林區土壤表層積累厚度為0.6 cm。秦嶺山地各類土壤中的有機質、全氮、全磷、全鉀等營養物質的含量均值分別為：1.998%,全氮0.118%、全磷0.181%、全鉀2.231%。本研究根據《陜西土壤》中土壤容重的研究結果，陜西省所有類別的土壤容重值在1.13-1.45 t/m3,本文研究取其均值1.295 t/m3。

因此，保護區群土壤中N、P、K的含量為：

有機質含量保護區群面積×土壤侵蝕模數×表層土有機質含量×表層土有機質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1.998%×1.295

390 154.52 t

N的含量保護區群面積×土層厚度×表層土N含量×表層土N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0.118%

×1.295

23 042.16 t

P的含量保護區群面積×土層厚度×表層土P含量×表層土P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0.181%

×1.295

35 344.33 t

K的含量保護區群面積×土層厚度×表層土K含量×表層土K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2.231%

×1.295

435 653.02 t

采用替代市場法,即以市場銷售的有機肥、尿素、磷酸二氫鉀的價格反映保護區群保肥效益。2008年陜西地泰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銷售的有機肥價格、陜西華山化工集團有限公司銷售的尿素、西安大唐化工有限公司銷售的磷酸二氫鉀的出廠報價分別為8 000元/t、1 680元/t、5 500元/t。其中有機肥中含有機質5%、尿素中含N為46.67%，磷酸二氫鉀中含P為22.79%、含K量為28.68%。保護區群保肥效益計算式為

B22390 154.52 t×8 000元/t×5%+23 042.16 t×1 680元/t×46.67%+35 344.33 t×5 500元/t×22.79%+435 653.02 t×5 500元/t×28.68%

15 606.18萬元+1 806.63萬元+4 430.24萬元+68 719.91萬元

90 562.96萬元

綜上所示，水土保持效益固土效益+保肥效益

87 960.6萬元+90 562.96萬元

178 523.56萬元

2.4.3 固碳制氧效益（B3）計量

根據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吸收空氣中的CO2，生成葡萄糖等碳水化合物并釋放O2。即:

CO2（264 g）+H2O（108 g）C6H12O6（180 g葡萄糖）+O2（193 g）多糖（162 g）

因此，植物每生產162 g干物質可吸收固定264 gCO2，釋放193 gO2，即每生產1 g干物質需1.63 g CO2，同時釋放1.19 gO2。此過程顯然是一個雙效益過程，使用市場替代法分別計算植物光合作用固定CO2和釋放O2的效益。文中研究采用的中國造林成本為260.17元/t（C）［30］；文中采用中國造林成本352.93元/t（O）和工業制氧成本0.4元/Kg［30］。本研究取中國造林成本和工業制氧成本之均值376.47元/t。

根據本研究統計數據，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活立木總蓄積量年增加量為120.95萬m3，平均每立方米按照0.5 t干物質計算，可求的秦嶺自然保護區群2008年干物質生長量為60.475萬t。由此，可根據1 g（干物質）1.63 gCO21.19 gO2進行計算。

因此，2008年保護區群固定CO2的量為60.475t×1.6398.57萬t；

釋放O2的量為60.475t×1.1971.97萬t。

因此，固碳制氧效益固定C效益+釋放O2效益

（固定CO2的量×12/44）×260.17元/t（C）

+釋放O2量×376.47元/t

26.88萬t×260.17元/t（C）+71.97萬t×376.47元/t（O）

6 993.37萬元+27 094.55萬元

34 087.92萬元

2.4.4 凈化環境質量效益（B4）計量

本研究根據資料的可獲取性，估算出不同生態系統吸收SO2和滯塵的物質量，然后使用生產成本法將生態系統凈化污染物的量價值化。

（1）吸收SO2等有毒氣體效益B41

保護區內植被生長較好，植被對SO2具有一定的吸收、積累、轉化、降解的作用。因此，吸收SO2的效益可以采用面積-吸收能力法進行計算［30］。根據《中國生物多樣性國情研究報告》得知，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取215.60 kg/hm2，闊葉林為88.65 kg/hm2,針葉林為117.60 kg/hm2,灌叢為8.9 kg/hm2。針闊混葉林吸收SO2的能力取針葉林和闊葉林的平均能力103.13 kg/hm2，每消減1 t SO2的投資成本為600元。根據表2可知各種林分面積。因此，吸收SO2量闊葉林吸收SO2能力×闊葉林面積+針葉林吸收SO2能力×針葉林面積+針闊混交林吸收SO2能力×針闊混交林面積215.60 kg/hm2×95 214+88.65 kg/hm2×55 075+103.13 kg/hm2×71 23520 528 138.4 kg+4880746.5 kg+7 346 465.55 kg32 755 350.45 kg32 755.35 t。

吸收SO2產生的效益吸收SO2量×消減SO2成本32 755.35t×600元/t19 653 210元1 965.32萬元。

由于數據的獲取困難，本研究只計量吸收SO2產生的效益，其他有毒氣體暫不考慮。

（2）阻滯降塵的效益B42

本研究采用等效替代法來計算阻滯降塵的效益［23］，即：阻滯降塵的效益單位面積滯塵能力×保護區群林種面積×阻滯降塵的成本。

根據《中國生物多樣性國情研究報告》研究成果，闊葉林的滯塵能力為10.11 t/hm2,針葉林為33.20 t/hm2,灌叢為1.5 t/hm2,針闊混交林的滯塵能力為取針葉林和闊葉林的平均值21.66 t/hm2。阻滯降塵的成本為170元/t。

因此，阻滯降塵量闊葉林滯塵能力×闊葉林面積+針葉林滯塵能力×針葉林面積+針闊混交林滯塵能力×針闊混交林面積10.11 t/hm2×95 214+33.20 t/hm2×55 075+21.66 t/hm2×71 235962 613.54 t+1 828 490.00 t+1 542 950.1 t4 334 053.64 t。

阻滯降塵產生的效益阻滯降塵量×阻滯降塵成本4 334 053.64 t×170元/t736 789 118.8元73 678.91萬元。

綜上所述，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凈化空氣的效益（B4）為：

B4吸收SO2產生的效益+阻滯降塵產生的效益

1 965.32萬元+73 678.91萬元

75 644.23萬元

2.4.5 調節區域氣候效益（B5）計量

根據我國生態著名學家謝高地、魯春霞等學者研究［31］，認為中國陸地生態系統中森林單位面積氣候調節值為2 389.1元/hm2。因此，調節區域氣候效益本研究欲采用謝高地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即秦嶺自然保護區群調節區域氣候的效益可計量為

B5保護區群面積×2 389.1元/hm2

222 528 hm2 ×2 389.1元/hm2

531 641 644.8元53 164.16萬元

2.4.6 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B6）計量

本研究采用森林物種多樣性保育效益來反映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即計算研究區域不同森林生態系統的物質豐富度指數（Shannon-Wiener指數），每個級別給予一定賦值后，再乘以林分面積，即可得到自然保護區群物種保育效益（見表3）。

表3 物種保育Shannon-Wiener指數分級價值表

Tab.3 Shannon-Wiener index classification

value in species conservation

數據來源：國家林業評估標準《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評估規范》（LY/T1721-2008）。

根據全國林分類型的Shannon-Wiener指數等級及其分布，陜西省所有林分均處在Ⅴ級［31］，即：物種多樣性保育的效益為：10 000元/hm2?a，因此，B6222 528×10 000222 528.00萬元。

根據謝高地、魯春霞等研究成果［31］，中國陸地生態系統中森林單位面積生物多樣性保護價值為2 884.6元/hm2。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采用謝高地等研究成果，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為

B6保護區群面積×2884.6元/hm2

222 528 hm2 ×2 884.6元/hm2

641 904 268.8元64 190.43萬元

2.4.7 小結

通過建立自然保護區群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生態效益計量體系，本研究依據生態學者及經濟學者們的成果，研究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生態效益的內涵、界定了自然保護區群的定義，在此基礎上計量了各部分生態效益的貨幣值，計量結果基本反映了自然保護區群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生態價值。

2.5 計量結果與分析

本章節通過大量一手資料及二手數據（主要是參考文獻資料及保護區統計資料），對七大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所構成的保護區群進行了生態效益計量，最后得出了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的相對值，自然保護區群各種生態效益構成結果。

2.5.1 生態效益計量結果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結果見表4。

表4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結果（萬元）

Tab.4 Results of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Benefit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104 yuan）

2.5.2 生態效益計量結果分析

本研究對自然保護區生態效益及其計量理論、方法進行了深入分析與探討，探索了一套適合于森林生態系統類型的自然保護區生態效益分析與評價的理論、計量模型，在此基礎上對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生態效益進行了實證研究，最后得出的如下結論：

首先，運用等效益替代等計量方法，對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產生的生態效益進行科學地分析與計量結果表明：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生態效益綜合效益約88.16億元人民幣，此研究結果可以作為衡量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現階段保護事業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

其次，從各項生態效益比較來看，B1＞B6＞B2＞B4＞B5＞B3。涵養水源的效益B131.77億元人民幣是單項里面最大的，自然保護區群內森林、植被最主要的生態功能之一就是涵養水源。這個計量結果也符合現階段保護區建設的作用。保護區群的建設就是為了把破碎的生態環境、珍稀動物棲息地規整，讓保護區更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計量結果來看，保育土壤效益B2也顯示了相當大的效益（約17.85億元），森林生態系統的自然保護區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特別是為珍稀物種提供了優質的棲息地，這和防止水土流失是分不開的。建立自然保護區的首要日的就是保護生物多樣性及其生存環境，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B6的計量結果排在第四位，從計量結果來看，雖然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沒有涵養水源效益大，但本研究認為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22.25億元）還是非常顯著的，從一個側面說明自然保護區群不僅起到了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目的，也起到了其他相當顯著的生態效益，這是值的肯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凈化環境效益（7.56億元）是本研究計量相對來說較小的效益，但這不是絕對的，只是相對的數值，保護區群森林覆蓋率在95%以上，森林吸收的SO2等有毒氣體的量是極大的，為區域環境改善發揮了極大地作用，這一點不用質疑，數值的大小只是相對的。

最后，從單個效益來看，保護區蓄水效益最大，約合15.76億元。有研究認為，在森林涵養水源計量中，可以把涵養水源效益用蓄水效益代替。不過本研究根據秦嶺實際情況，同時根據《森林生態服務功能評估標準》（LY／T 1721-2008，2010）把保護區凈化水質效益也應該列入涵養水源效益之中。這也是秦嶺山系自然保護區的特點。另外，由于保護區良好的水源涵養功能，在保護區周邊社區，每年雨季時節，為周邊居民減少了自然災害的發生，特別是泥石流。研究認為，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生態環境有著其他保護區無法比擬的優勢。其他幾個單項效益中，值得一提的是調節區域氣候的效益，這個數值（5.32億元）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這是由于數據的限制所致，本研究采用了學者們的研究成果，這樣既有其優點也有其劣勢，優點就是省去了繁瑣的計量，劣勢就是不能有針對性的反映秦嶺實際，只是相對情況。

3 討 論

本研究嘗試性的計量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保護生物多樣性產生的生態效益，繼而分析了計量結果的一些數值及生態效益的特點，這些具有嘗試性的計量，并不是唯一結果，根據研究實際，本研究對生態效益中很多無法收集的數據回避了計量，這也是本部分生態效益計量的原則，必須保證數據的獲取性及可計量的原則。計量數值的大小不是保護區發揮的生態效益的大小，只是相對的，本研究深知，自然保護區森林生態效益絕對是個極大地數值，本研究計量里涉及了很多人為因素，比如水定價、資源成本等。但值得肯定的就是本研究設計的計量指標能夠反映出保護區生態效益的范疇，適合保護區基層技術人員評價保護區群的管理工作以及國家制定保護成本的投入的參考標準。應用最新的研究方法，特別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定量化方法（Shannon-Wiener指數）的應用，使定性問題直接轉化為定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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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Benefit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Based on Connotation Analyses

WANG Chang-hai1 WEN Ya-li1 LI Qiang1 GAO Hai-bo2,3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2. Colleg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3.College of Life Science， Linyi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5，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