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資本市場的功能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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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簡述資本市場的功能范文

關鍵詞：微型金融；小額信貸；理論綜述

中圖分類號：F830.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4392(2010)07-0033-04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和金融體系結構的變遷，以間接融資方式為主要中介機構的商業銀行與以直接融資為特征的資本市場的關系日趨緊密。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在融合的過程中，必然會伴隨一系列的風險，既有商業銀行在進入資本市場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微觀風險，也有資本市場在面對商業銀行的融入進程中所面對的宏觀風險。認清風險，同時找出一條降低、化解風險的道路，能有效提高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融合。加快金融體系現代化步伐。

一、我國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的現狀分析

自從1983年國務院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在我國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銀行為領導，以四大國家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銀行體系以來，我國商業銀行主要經歷了擴大發展、深化改革、改革攻堅等階段。據統計，在我國商業銀行作為金融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所擁有的金融資產在全部金融資產中的比重超過80％。

對資金有需求的企業通過向商業銀行進行借貸來達到間接融資的目的。即使在資本市場比較發達的國家，企業仍然是以通過商業銀行進行間接融資為主要融資渠道。因為相對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方式而言，間接融資具有社會安全性較高、保密性較強、可以及時解決企業流動資金需求等優點。但是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資本市場制度的逐步健全和融資企業需求的變化，直接融資憑借其籌資規模和風險度不受金融中介機構資產規模及風險管理約束、具有較強的公開性、在市場競爭中優化資源配置等優點，在市場中所占比重呈上升之勢。

作為以直接融資為主要特征的資本市場，隨著傳統業務的進一步優化，相關業務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同時也為商業銀行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契機，使其與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合作前景更加廣闊。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可供選擇的金融產品越來越多，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購買和持有各種有價證券來優化其資產結構。使商業銀行便于在充分兼顧安全性和流動性的前提下，爭取最大限度的盈利。因此，越來越多的商業銀行開始進入資本市場，成為資本市場中重要的參與者。截止目前。我國共有14家商業銀行在A股市上市，其中7家銀行在H股上市。

特別是在由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2009年我國的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和積極地貨幣政策，使我國金融機構本外幣信貸規模呈現井噴式增長，貸款余額由2009年初的32萬億元猛增到年末的42.56億元，同比增長32.99％，導致資本充足率下降。這時，商業銀行就可以借助資本市場進行再融資，增加其資本充足率。此外，商業銀行還可以依托資本市場，完善其自身功能，逐步完成由“信用和支付中介”向“全面金融服務機構”的轉變，進而豐富了資金清算結算、金融資源配置、金融風險管理和國民財富管理等方面的功能。

但是。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在組織結構層面進行融合的過程中，勢必會給二者帶來運行機制的變化，產生新的風險因素。在銀證融合的情況下，在金融業傳統風險因素之外。還可能由于金融體系內部組織結構和外部經營環境的變化，產生風險分布和作用機制方面的變異。例如，以信用風險為主要風險特征的商業銀行，將可能產生其他類型的風險取而代之。此外，資本市場在擁有雄厚資金實力和龐大支付結算網絡的商業銀行進入后。任何商業銀行出現風險，勢必會影響到資本市場上銀行板塊的變化，進而影響到整個資本市場的波動。從下圖可看出，滬深300指數變化趨勢與銀行股指數相似，且略微滯后于銀行股指數。

二、商業銀行進入資本市場所面臨的風險

(一)商業銀行上市導致的風險

商業銀行上市面臨的首要風險就是能否成功上市，即上市失敗風險。引發該風險的關鍵性因素就是IPO定價難題，如何合理確定IPd價格對商業銀行具有重要意義。在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股票IPO定價主要被兩個方面決定，一是股票的內在價值，二是合適的IPO發售機制以充分發掘市場需求。由于計算模型的局限性和上述因素的不確定性，商業銀行上市過程中的IPO定價可能存在抑價現象，一旦出現定價不合理，就存在著不能實現新股銷售的既定目標，難以滿足籌集資的需求，導致發行失敗的可能，最終付出高昂的成本。

其次是聲譽風險，即在上市過程中，商業銀行所出現的意外事件對自身的不利影響。商業銀行同其他上市企業一樣，將成為投資者所關注的目標，同時外部審計、評級機構的進入。將會使信息披露大大增加，導致原先潛在的問題得以暴露。雖然這些問題的暴露能及時化解商業銀行的潛在的風險，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對于投資者而言，問題的暴露必將削弱對該即將上市商業銀行的信心，進而影響對其股票價值的評估。最終也波及到上市的成功性。

再次是商業銀行是否具有長期的抗壓能力，來應對上市過程中所面對的法律風險壓力、財務管理壓力、公司治理不完善和自身股價不確定波動的壓力。上述壓力將貫穿于整個上市的過程中，具有持續性，因為商業銀行從開始準備上市到最終上市通常要經過數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中，一旦出現違反法律法規、財務欺詐、股權結構不合理、私自挪用信貸資金造成股價波動等問題，將會受到來自司法、行政監管力量的干涉與懲罰，造成投資者對其綜合經營能力的質疑。

最后是商業銀行再融資過程中可能面臨的矛盾爭端及負面影響。由于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仍不發達，尚未建立完善的金融法規和監管機制，不少國有企業上市的目的僅是為了“圈錢”。而非建立一個長期可持續的融資平臺。而我國現有銀行業正處于迅速擴張階段，對資本金需求旺盛，融資需求缺口較大，這些現狀導致部分投資者會擔心國有商業銀行的上市的目的性，以及相應產生的再融資風險。

(二)商業銀行進入股票市場后面臨的風險

商業銀行成功上市、進入股票市場后，面臨的首要風險當屬股票市場的風險，主要包括股票資產波動風險、融資融券交易風險和間接性融資的違約風險。

股票資產波動風險即商業銀行股票價格下跌的風險。當商業銀行持有股票資產，且當其長期、持續下跌時，商業銀行必須要提取足夠的資產損失撥備，以覆蓋風險。如果持續時間長、金額巨大。商業銀行必然會面臨連續的經營虧損，與此同時，虧損程度還將會隨著股價的下跌而加大，導致惡性循環，形成商業銀行的投資風險。

融資融券就像商業活動中的賒買賒賣一樣，如果到期時買賣雙方能按約定，補足貨款或商品，那么這筆交易節約了現金，也促進了商品流通。但如果不

能則信用鏈條發生斷裂，會引起連鎖反映。造成市場混亂。目前由于我國股票市場機制尚未完善，投資理念尚未成熟，眾多投資者將其視為短暫的投機市場，這就導致融資融券交易風險凸顯。

此外，商業銀行上市之后，自身原有的潛在風險仍不可忽視。到目前為止，不管商業銀行進行怎樣的創新改革，其以信用為基礎、以經營貨幣借貸業務為主營業務的格局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盡管伴隨著商業銀行創新，各類新的風險逐漸顯現，但其信用風險仍然是最大風險，需要防控，不可能因為商業銀行上市而發生根本性轉變。截止2009年末，我國損失類貸款余額627.9億元，較2008年末上升了58.1億元。損失類貸款的上升，說明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仍有擴大的可能。此外。涉及到資產與債務不匹配的流動性風險。處于被動調控的利率風險和商業銀行內部的操作風險等同樣是商業銀行需要長期面臨、防控的主要風險。

三、資本市場在接納商業銀行后存在的宏觀風險

在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相互融人的過程中，除了要認清商業銀行面臨的各項微觀風險外，更要對資本市場需正視的宏觀風險進行分析，只有通過對其進行細致的剖析，才有可能制定出合理的防范對策，防患于未然。

第一是金融體系風險。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同屬于金融體系中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二者的對接融合極有可能引起一個風險共振，也有可能將銀行業的風險演化為金融體系風險，進而導致金融體系的一部分非系統風險轉化為系統性風險，從而加大國民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商業銀行上市不用于其他行業，它的資本在隨股市漲跌而變動的同時，放貸能力也隨之改變，進而又作用到股價的變動上，形成一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循環體。例如。股市景氣，則股價上漲，銀行的自由資本增加，放款規模可能擴大，進而影響股價的上漲；相反，如果股市低迷，則銀行的自由資本也將縮水，在悲觀情緒的影響下，銀行的放款將會更謹慎，規模會縮小。這樣更將促使股市的蕭條。

第二是政策性風險。政策性風險主要來自國家的宏觀政策變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影響，主要分為直接政策風險和間接政策風險。商業銀行作為一類關系國計民生的特殊企業。受國家政策性干預較強，特別是我國國有、控股商業銀行資產占比較高(參考表2)。國家一旦對存款利率、貸款基準利率及浮動空間、備付率、信貸政策等做出變更，各家商業銀行必須接受并執行。此外加之非金融領域的政策調整導致交易生產經營狀況出現的劣變，共同作用在商業銀行上，必然影響到商業銀行的資產價值，反映到股票的市值上，最終作用到整個資本市場。

第三是銀行危機將對資本市場形成巨大沖擊。通常商業銀行股票盤子大，金融股所占市場價值比重高，所以商業銀行經營的是否穩健，其股票表現是否穩定，將直接關系到股票市場的運行與穩定。例如，深圳發展銀行于1998年在A股上市后，曾長期居于A股市場龍頭地位；2006年中國銀行上市后占據上海市場權重第一的位置。因此，銀行一旦發生危機，對資本市場的沖擊之大是難以預測的。例如前不久發生在美國銀行的次貸危機，在短時間內便引發出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

第四是信貸資金流入資本市場所產生的風險。具體可以解釋為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進入股市后，會直接推動資本需求的增強，當其規模大到一定程度后，將助長甚至引發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的投機行為。最終導致較為嚴重的泡沫現象，危及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甚至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由于金融傳統與法律規定的不同，各國對商業銀行直接投資股票的限定也不盡相同。在我國。盡管政府及相關金融監管部門長期禁止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進入股市。但是在市場實踐中曾多次出現銀行資金進入資本市場的案件，

四、如何防范、化解商業銀行進入資本市場的各項風險

在商業銀行逐步進入資本市場并與其融合的過程中，要想防范、化解所面臨的微觀風險及宏觀風險，首先應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商業銀行自身所具有的各項潛在風險，與此同時，深化資本市場的改革，梳理健康的投資理念，建立一個健康、長期、可持續的融資平臺：其次是研究如何防控二者融合所面臨的各項風險。

(一)降低商業銀行自身風險

降低商業銀行所帶有的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操作風險等潛在風險，在此將其簡述為以制度防范為主，技術防范為輔，同時將二者相互結合，互為補充。制度防范的要點在于通過制度創新恢復和加強市場約束、監管約束、銀行同業協會約束與銀行內部構成的由外到內的風險防范體系。主要工作為：(1)進行產權制度改革；(2)完善內部控制制度；(3)恢復金融監管部門監管的獨立性與權威性。技術防范的要點在于與制度防范相結合，通過風險防范手段的改進，建立不完全信息下的風險機制，在具體風險的管理上，應在完善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前提下，針對不同的風險采取不同的防范策略。

(二)深化資本市場改革

作為現代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資本市場。是促進資本形成和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渠道，對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須緊緊抓住機遇，進一步深化資本市場的改革創新，不斷拓展資本市場服務國民經濟發展的形式和途徑。毫不動搖地支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

2010年年初，證監會主席尚福林提出“深化資本市場改革創新，支持經濟發展”。其中在對“深化資本市場改革創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詳盡論述中主要包括：加快建設多層次市場體系，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強化基礎性制度建設烷善市場化運行機制：健全上市公司并購和退市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的渠道和方式：進一步提高資本市場透明度。提高信息披露質量；維護市場“三公”秩序，引導和規范市場健康發展。

(三)進一步建立、完善金融監管體系

第一是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完善國內對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融合的相關立法，對商業銀行上市行為制定相應的法律約束。此外，政府、金融相關監管機構制定對商業銀行進入資本市場詳盡的監管細則，同時還要密切聯系國內外經濟、金融動態及市場發展的趨勢，明確重點，及時修改制定相關政策制度，改進監管的方式方法。

第二是建立通暢的溝通渠道。將政府、各監管部門、商業銀行、資本市場彼此之間通過信息交流有機的聯動起來。例如，各監管部門可以在及時掌握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后，相互溝通，及時了解各家金融機構面臨的問題。對商業銀行、資本市場制定統一的政策制度，使各監管部門在獨立完成自身監管職能的基礎上，對監管交叉區域或“盲區”完成全面監管。

第三是要深入研究分析金融監管方法，推陳出新。基于理論分析，運用計量方法，結合科技手段，創新模型，盡可能計算出貼近實踐、可供參考的風險度量值。通過對風險進行合理的量化。使人們可以更直觀的認清風險的危害程度，及時有效地制定出應對方案，最終達到減低風險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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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思危：《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第二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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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羅子光：《資本市場發展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及其對策》[J].《金融與保險》2009(7)。

第2篇：簡述資本市場的功能范文

一、會計信息披露的新古典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假定會計信息是一種商品，它既存在會計信息的需求方（公司、政府、工會、投資者以及債權人），也存在會計信息的供給方（公司）。如果證券市場和經理人市場正常運轉，那么，市場力量就會激勵信息供給方提供信息直至每一單位會計信息產生的邊際成本等于所帶來的邊際收益（資本成本的降低），此時市場就達到了完全市場競爭均衡狀態，從而實現資源配套的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但這種狀態需要以下假設：（1）市場上存在大量的會計信息需求者和供給者；（2）會計信息是完全和完美的（Perfect＆Complete）；（3）市場無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4）會計信息需求者完全有能力理解信息的實質內涵（Content）并對此有一致性預期（Homogeneousexpectation）；（5）參與會計信息市場交易的個人都是理性的，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實際上，上述假設就是資本市場有效性應具備的充分條件。也就是說，如果有用的信息以不帶任何偏見的方式全部在證券價格中得到了反映，那么可以認為市場是有效的（Farna，1970）。威廉。比弗（1973）曾在《WhatshouldBetheFASB＇sObjectives？》一文論述了證券市場的有效性對財務會計及其報表的若干啟示：（1）只要會計政策沒有導致現金流量產生有差別的后果，或對所采用特定會計政策所形成的差別予以披露，以及投資者能夠獲得足夠的信息以至能夠在不同的會計政策之間作出抉擇的話，公司所采取的會計政策便不會影響證券的市價；（2）有效證券市場是與充分披露的概念緊密相關——實質重于形式；（3）市場有效性意味著公司不必過分考慮無知的投資者，即會計報表信息不必用過于簡單的方式表達，以至任何人都能理解；（4）會計報表并不是惟一的財務信息來源，市場競爭機制會促使信息需求者通過其他渠道（如財務分析師、媒體以及公司管理人員的披露等）來搜集信息，從而使信息需求者能夠衡量公司的真正財務狀況。由此可見，會計信息披露的新古典理論意味著：（1）資本市場具有強大的懲罰和激勵機制促使自利的會計信息供求雙方盡力披露和搜集信息，任何第三方的（包括政府）干預都是無濟于事的，此時會計準則毫無必要；（2）這個理論的假設——完全競爭市場和證券市場的有效性都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理論模式，現實中并不成立，更何況人們都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rationality）（Simon，1950），信息需求者不可能完全有能力來理解信息的實質內涵；（3）披露有關戰略信息及其經濟價值可能損害公司的市場競爭地位，從而致使信息供給者面臨著一種權衡，亦即在提供會計信息幫助證券市場充分發揮資產定價功能與隱瞞會計信息使公司在產品市場的優勢最大化之間作出判斷選擇（Newman＆Sansing，1993），進而可能影響該理論下會計信息的充分披露原則。

二、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理論

會計信息披露的新古典理論認為，信息生產的社會最優數量是使社會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相等的信息數量。然而。會計信息具有公共產品（Publicgoods）的特性，而公共產品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和搭便車（Free-riding）行為。會計信息的這種特性恰好是新古典理論和規范理論最根本的分歧，因為前者會計信息是視作為私人產品，而不是公共產品。

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理論指出，會計信息產生的公共產品、信息不對稱以及缺乏一致性等導致了會計信息市場的失靈，從而造成市場力量不能最有效地調節會計信息的供求，因此必須借助第三方（政府）加以干預（準則制定）來實現會計信息披露機制的標準化，以限制資本市場上的壟斷和投機行為（瓦茨和齊默爾曼，1999）。此時，為了實現“最優”的政府管制，會計信息生產的準則應達到什么標準又是一個復雜而重要的問題。許多財務會計學家試圖借助社會選擇理論來解決此問題，例如，查蒙博斯（Chambers，1976）、布若米維奇（Bromwich，1980）和卡星（Cushing，1981）等論證了會計標準化或部分標準化是可行的。然而，（1）上述三種市場失靈都存在一些同樣的缺陷。例如，他們假定政府的選擇會帶來最佳產出，然而他們并未向考察市場結果那樣周密地考察這些選擇的結果（Verrrcchia，1982），亦即犯了“草總是綠的”的錯誤（Demetz，1969）。（2）會計準則的制定需要全面衡量成本與效益。準則的成本不僅包括準則制定機構在制定和實施會計準則以及公司遵守這些準則時所耗費資源的直接成本，而且還包括影響公司的投資、生產以及融資等方面決策所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效益是指在私人市場力量已發揮最大作用的前提下，管制能減少仍然存在的市場失靈，但是目前管制的成本效益性并不能作出明確的論斷（司可脫，2000）。（3）準則制定過程是一種“微妙平衡”的政治問題（Zeff，1978），它需要對不同的社會目標和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進行評判和權衡，從而可能影響會計準則應有的“技術性”規范。

三、會計信息披露的實證理論

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有效市場假設所進行的大規模實證性檢驗促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規范會計理論的合理性。鮑爾和布朗（1968）的開創性研究導致了實證會計理論（PositiveAccountingTheory）特別是實證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成為上世紀70年代以來會計理論研究的主流。瓦茨和齊默爾曼在實證會計理論領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于1986年合著的《實證會計理論》一書已成為會計理論的經典之作。

實證會計理論著重于分析公共干預的政治程序和解釋會計標準的制定過程。按照公共利益理論，會計準則制定者被假定為大公無私者，它會權衡管制成本與市場運作改善后所帶來的社會收益兩者間的大小，從而盡量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然而，由于會計準則制定過程的復雜性，立法監督準則制定者的具體操作是很困難的，因而最佳會計準則是不可能實現的。于是這又導致了另一種管制理論——利益集團理論的粉墨登場，并且該理論也可能比公共利益理論更能預測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司可脫，2000）。根據利益集團理論，由于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需要經過有關政治程序，因而各類形形的利益集團就會組成壓力集團對準則的制定施加各種影響，以便把結果引導到有利于他們的方向，致使公共干預不能為總體利益而是為強大的利益集團服務。總體利益只不過是那些利益集團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托辭而已（WattsandZimmerman，1979），因而會計準則制定被人們視為是各利益集團沖突博弈的過程，而不是理性算計的過程（司可脫，2000）。顯然，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會耗費大量的成本。這種成本不僅包括制定和實施準則的機構運行成本（直接成本）和公司的遵循成本，可能更多的是間接成本——政治成本（PoliticalCost），亦即是一種為了轉移財富而進行的競爭所導致公司財富轉移的經濟后果（Zeff，1978）。例如，美國政府為防止類似1929年經濟危機的重演于1933年頒布了《證券法》，實證研究表明這一法規作用甚微，其原因就在于管制成本太高（湯云為、錢逢勝，1997）。因此實證會計理論認為，會計準則制定應盡量發揮市場機制而避免利用公共干預。盡管他們也承認會計信息市場的失靈，但是他們依然強調公共干預的成本會遠遠超過市場失靈所帶來的成本。

實證會計理論以理論為依據廣泛運用于會計實務的解釋。自從1933年伯利和米恩斯（Berle＆Means）合著的《現代公司和私有產權》一書出版以來，公司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已成為現代股份公司的重要特征，而且公司所有者與公司經營者之間是一種“委托-”關系（Principal-agent）。霍姆斯特朗認為，最有效的激勵計劃就是讓人分擔一部分行動后果（如利潤分享、剩余利潤等）（Holmstrom，1979）。運用到財務會計上就是建立完善的會計信息披露機制，促使公司經營者提供他們與股東雙方可共同觀察到的，能傳遞不包含在回報衡量本身中的有關經營者努力程度的專有信息，并且也能限制經營者通過各種會計政策的選擇來操縱上述信息的相關可靠性，從而使股東較容易觀察和控制經營者的行為，進而減少兩者之間的成本，并最終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的理財目標。

可以說，實證會計理論在對會計信息披露實務的解釋方面是卓有成效的。首先，實證會計理論揭示了資本市場對會計信息生產者的激勵機制。規范會計理論（NormativeAccountingTheory）認為，由于人們的有限理性和獲取與理解信息的能力不同，公司經營者會基于自利和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總是傾向于少披露真實會計信息甚至披露虛假、扭曲的會計信息。相反，實證會計理論指出，在資本市場有效性的假設下，經理人才市場（Fama，1980）和公司控制市場（Manne，1965）是公司經營者產生充分信息的非契約性動力，從而有利于股東對經營者的有效監督，進而減少兩者之間的成本。其次，實證會計理論對于會計準則制定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意義。實證會計理論認為，不管資本市場有效性理論的含義如何，即使會計政策不直接影響公司的現金流量，但是會計政策的選擇對于財務會計報告的各種使用者也還是具有經濟后果的（EconomicConsequences）（Zeff，1978）。也就是說，會計準則制定不僅要考慮“技術”（如使用何種會計方法能更有利于計量公司的收入與成本），而且也應注意到執行會計準則將會產生的各種經濟后果（如財富的再分配、風險程度及其分布以及制定、執行條例和訴訟成本等）。正是如此，會計準則執行所產生的諸種經濟后果使得會計準則制定更加復雜化，因為它要求在會計理論領域和政治領域兩方面達到“微妙平衡”，從而使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必須允許不同的利益集團參與會計準則制定，并發出征求意見稿（Drafts），讓所有的利益集團有機會對擬定的會計準則公開發表不同意見。當然這也使會計準則制定程序和會計理論研究更具有挑戰性和趣味性。

第3篇：簡述資本市場的功能范文

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一方面，金融對區域經濟的主動性作用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的差異直接形成了區域金融活動的差異。在經濟貨幣化金融化的進程中，金融的增長常常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貨幣化金融化發展較早的地區，該區域的經濟增長就能夠獲得更大的金融支持，從而發展就更快。因此，在許多情況下，金融相對地處于支配性的地位。區域經濟的差異，常常與區域金融發展有著直接的關系。以下從四個方面來論述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資本積累機制

資本的積累源于儲蓄，形成于投資。區域經濟發展能否動員足夠的儲蓄是資本積累的關鍵。金融體系通過部門擴張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夠動員大量的社會閑散資金，提高邊際儲蓄總量；其次，通過金融創新提供流動性強、安全性高、收益穩定的金融工具，改善儲蓄結構，提高儲蓄傾向，這是另一層次的動員儲蓄；最后，金融部門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降低流動性資產持有量，增加生產投資的比例。通過金融功能的發揮，將資金有效轉化為投資，這一點對促進經濟增長起著關鍵作用。

資金流導向機制

對區域經濟增長，除要增加儲蓄及投資總量外，還必須保證儲蓄資源的優化配置及投資結構的協調。投資質量在某種程度上比投資數量更重要，減少低效率的投資和增加新投資在本質上一樣重要。金融體系將分散的資金市場融為一體，使資金在整個社會實現重組和分配，同時金融體系利用自身信息優勢及監督優勢將資金引導向那些預期收益好、發展潛力大的區域、行業和企業，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從而起到以金融資源來實現區域經濟資源優化配置。

區域一體化機制

金融發展對區域產業結構和組織形式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金融發展意味著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的多樣化，它可以為信用擴張提供完備手段。金融發展促進資本的轉移和集中，推動企業集團化、產業區域化發展，加速區域產業結構調整，推動區域組織演化，促進區域經濟快速增長和轉型；金融發展還為企業集團提供內部控制手段，推動企業向跨地區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企業發展領域的拓寬和活動領域擴大促進區域融合。

促進技術進步、產業升級機制

區域經濟的持續增長方式的轉變，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是關鍵。技術進步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它不僅與科學研究狀況有關，還與科技成果能否轉化為現實生產有關。金融體系的存在和發展在滿足融資能力的同時，通過風險分散管理影響資金對高新技術產業的供給，推動區域產業結構高度化，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我國區域金融的非均衡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基于市場基礎、原始積累和區位優勢等因素的不同，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迅速擴大，形成了東部、中部、西部、東北等經濟帶，不同經濟帶之間的金融發展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不采取靈活的區域化金融調控措施消除這種逐漸擴大化的差距，將不利于宏觀經濟金融的協調發展，也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我國區域金融發展的非均衡現狀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金融發展水平不平衡

據統計，基于不平衡的經濟格局，我國目前不同省區貨幣資金量的分布東、中、西部差異十分明顯。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5年5月的《2004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提供的數據，2004年末，東、中、西部外幣存款余額占本外幣存款余額的比重分別為6.1%、2.2%和1.4%，這突出反映了各地區外向型經濟程度的差異。2004年金融機構貸款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東、中、西部地區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占全國貸款余額的比重分別為61.6%、19.1%和16.0%。總體看，中西部地區金融機構本外幣余額存貸比明顯高于東部。

固定資產投資也呈現明顯的地區分布。2004年，我國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東部地區的投資總量超過了中西部的總和。從1990年到2003年，東部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20萬億元，占全國比例為61.4%，中部和西部分別占全國比例為22%和16.6%。投資的差距對各地經濟金融的非均衡發展將產生非常大的直接影響。

區域金融機構發展不均衡

西部地區金融機構組成結構相對較為單純，主要是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交通、民生、光大、華夏等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僅在少數中心城市設有分支機構，除此之外便是一些規模較小的城市商業銀行及城鄉信用社。與之相比，東部地區金融機構組成結構明顯豐富，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外，大部分新興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及絕大多數外資銀行機構都設在東部地區，由此構成東部地區多樣化的金融機構體系。

區域間金融市場發展不平衡

金融市場作為貨幣政策傳導的載體，已經成為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投放貨幣、傳導貨幣政策的重要渠道，但我國區域間金融市場的發展差距極為懸殊。就貨幣市場來看，東部地區發展很快，中西部地區在市場規模、交易工具、市場主體等方面都較落后。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也呈現明顯的地域性特征。2004年末，東部地區上市公司數約占全國的60%，中西部分別約占20%。東、中、西部地區股票當年籌資額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61%、26%和13%。從保險業的發展來看，2004年東、中、西部保費收入分別占62%、22%和16%。各地區保險密度總體上呈東、中、西遞減之勢，北京、上海、天津分別以2490元、1763元和791元的保險密度位列全國前3位。

我國區域金融發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區域差異

率先改革的東部地區從市場化之初就努力構造金融活動與運行的市場經濟基礎，經濟結構調整步伐較快，市場發育程度較高，擁有相當程度的創新金融工具，金融機構和企業有很強的拓展融資渠道的意識與能力，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資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斷增強，效率不斷提高，從而使該地區形成了較強的資本積聚能力。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市場化程度和投資主體對融資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比較弱，對金融資源潛在的需求未能轉化為現實的需求，金融資源只能產生較低的利用效率。由于東部與中西部區域間存在風險和收益的梯度差距，金融資源為獲取較高的收益回報通過各種渠道從中西部市場轉移到東部地區。而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場和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在東部地區的積聚分布，也為金融資源的流動提供了強大的信息和技術上的支持。

一元化和二元化金融政策環境的矛盾

我國金融體制和政策呈現出明顯的金融制度運行環境二元化的特征。其基本格局是：東部地區的金融發展依靠市場的成分較多，地區制定的發展戰略往往是開拓型、創新型和開放型的；中西部地區的金融計劃成分占主導地位，市場發育程度低，區域政策制訂的發展戰略往往是平衡型、保守型和封閉型的，其目的在于滿足靜態的平均化的邊際收益。但金融調控則不是根據區域發展的差異因地制宜，而是更多以區域金融運行一體化為前提，強調金融政策的統一性。這種金融政策造成了事實上的政策不公，等同于對中西部這樣不發達地區的政策歧視，進而容易誘發地區金融經濟利益的摩擦，造成“抽瘦補肥”局面的出現。

金融市場化差異對微觀金融主體的刺激不同

新興商業銀行和其他商業性非銀行機構遵循經濟理性原則，追求規模經濟效應，在配置分支機構時過多積聚在東部地區，一方面促使東部地區的國有商業銀行體系受到沖擊，被迫盡快轉換經營機制、完善同業競爭機制和行業協作機制，并且較早建立的金融市場又形成了金融資產流動的極化效應，憑借這一效應引致大量區域外資金流入；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的金融組織結構單一，大量存在的國有商業銀行支持的重點對象往往是效益低下的國有經濟，非國有經濟處于被忽視的地位。而且銀行無論是在資金計劃，還是信貸方向上都受到上級行政的過多干預，很難切實顧及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同時上級行政的宏觀調控政策致使其在松與緊的狹小空間內顧此失彼，無法達到應有的經濟效果。

區域金融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建議

建立統一金融市場構建區域金融體系

針對目前金融市場發展水平的差異，有必要建立規范運行、健康發展、統一開放的區域金融市場，消除貨幣政策傳導在各經濟區域的階段性差異，使利率機制在我國東西部地區都能發揮重要作用。在我國東部相對發達地區，對金融服務的要求比較高，應大力發展現代金融體系。而在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應大力發展規模不大的中小金融企業，并利用政策性金融手段，促進中西部地區發展與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同時，要積極努力實現區域金融市場的聯合，增加開放性，力爭早日形成全國性的統一大市場。

促進區域金融組織機構發展

以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為契機，以市場化原則構建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和風險管理制度。改變以行政區劃編設機構的做法，根據不同地區業務量的多少、地區的大小來確定機構網點的設置。要集中優勢在大中城市和發達地區發展壯大勢力，提高市場競爭能力。鼓勵新興商業銀行到中西部大中城市設置分支機構。在引進資金的同時，也引進股份制商業銀行先進的管理經驗。

建立相適應的區域性商業銀行

中西部落后地區銀行機構較少、金融工具單調，應實行有差別的金融機構設置條件，適當降低在資本金、營運規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進中西部地區區域性商業銀行的發展，提高金融機構密度與金融效率。

加快區域資本市場建設

調整目前的資本市場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的格局，在穩步發展東部資本市場的同時，立足為中西部建設、開發籌資而積極培育中西部資本市場。為此，注重中西部地區產權交易市場的建設，推動國有資本的流動與重組，加快資本經營步伐；推進中西部地區股份制改革進程，以推動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的發展，積極籌建和完善不同層級的區域性、地方性的證券交易中心。在股票和債券發行總量控制的基礎上，對發行者在區域分布上適當地向中西部地區傾斜，逐步擴大中西部地區每年的股票、債券發行量。大力扶持資源型企業上市。積極發展區域性的開發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及中外合資基金等。允許商業銀行以不超過一定比例的資產入資基金，拓寬國有商業銀行信貸投入渠道，增加基金的資金來源。

第4篇：簡述資本市場的功能范文

1.從會計的發展歷程看會計功能的膨脹：會計究竟是什么？

從會計雛形原始社會未期的結繩記事到公元11世紀至15世紀以盛唐時期的“公司會計司”、南宋的“審計院”以及“四柱結算法”為標志的中式會計，是古代會計的象征，此時會計告訴人們：收入多少、用了多少、還剩多少。公元13世紀至19世紀，意大利復式簿記歷時700年左右的演進，促使了古代會計向近代會計的轉變，并最終在20世紀初期完成（郭道揚，2001），復式簿記“有借必有貸、借貸必相等”的規則，使近代會計在反映經濟活動的同時又能發揮監督的功能。20世紀40年代至今，人們步入了市場經濟與知識信息經濟時代，會計隨之向現代會計過渡，期間會計除基本的反映與監督功能外，日益成為經濟管理與運行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上面雖只是對會計發展歷程的簡述，但足以說明會計功能的膨脹過程。

會計功能的膨脹還可從我國會計理論研究側面窺見一斑。過去20年間的會計理論研究集中在四個方面（王光遠、吳聯生，2001）：①會計是什么，會計學是什么等基本問題（24%）；②經濟效益會計（60%）；③物價變動會計（1%）；④股票市場會計（15%）。關于會計是什么，會計界有會計信息系統論、會計管理活動論、會計控制論、會計管理工具論等觀點。關于會計能干什么，會計界也有一職能乃至六職能之爭，除最基本的反映職能外，還包括核算、監督、控制、參與預測、決策等職能。這些年來，會計界對會計基本論問題的討論雖然越來越少，卻從未達成共識。而且不可否認會計相關人員具有擴大會計功能的潛在動機，會計中心論或大會計的論調正是這一動機的極端表現。如此之趨勢使我們不禁擔憂：會計究竟是什么？會計能承受起重擔嗎？2.會計信息在量和質上的膨脹：會計，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奴隸

近年來，以顧客為中心的顧客需求思想在管理的各個領域得到了普遍的貫徹，會計與審計也不例外。作為會計的顧客，會計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無疑產生了對會計的需求并推動了會計理論與實踐的進步，如果說過去的會計是被動地追逐會計信息使用者需求，現在的會計對會計信息使用者需求的把握越來越成為一種自覺的行動。這是會計走向成熟的表現，但筆者以為會計界把握使用者信息需求的心態唯恐過之或不及。“不及”，即會計期望差距，是會計信息使用者對會計的預期高于會計本身所能達到的水平引起的差異，它由四部分組成（胡春之，1998）：①使用者的不合理期望，受自身技術和經濟的制約會計不可能提供的服務；②使用者的合理期望，由于技術上的缺陷會計可以但未能提供的服務；③實際業績缺乏，由于執行不力造成的會計設計意圖的偏離；④感覺但實際不存在的業績缺乏，使用者對會計的不正確認知所引起的差異。不及實際上是一種正常狀態，正是它促使會計不斷向信息使用者的預期靠攏，成為會計發展的內在動力，只不過要把握“不及”的度。“過之”，則指會計在滿足會計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同時提供了大量無效的服務，這絕非聳人聽聞，會計界在飽嘗信息披露不足的指責后開始有了對信息披露過量的擔憂。

21世紀人類步入信息時代，信息在多種傳播媒介的推動下呈“爆炸”趨勢，現代會計信息也不例外，集中體現在信息數量和信息質量兩個方面。信息數量的膨脹表現為：以歷史成本為主的歷史信息向以公允價值為主的未來信息的轉變；表內信息擴張及向表外的延伸，據安永國際會計公司前主席葛羅夫斯的一項調查，美國公司的年度財務報表信息量自1972年平均每年以3.1%的速度增長，而同期附注增長達7.5%（張美紅，1998），如今很多公司財務報告表外信息遠遠超過了表內信息含量；非財務信息的擴充；分部報告、中期報告等的提供等。信息質量的膨脹表現為：對會計信息質量未形成統一的認識以前，人們唯一的要求就是信息的真實性（可靠性）；1966年美國會計學會的（AAA）的《基本會計理論說明書》和1989年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的《編制和提供財務報表的框架》，確定了會計信息質量特性，盡管出發點不同但內容基本一致，包括：可靠性、相關性、可比性等，此時為了保證信息的有用性甚至可以犧牲信息的可靠度；而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前主席Leritt在《高質量會計準則的重要性》的演講中進一步提升了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增加了“透明度”這樣一個看似簡單實則更加復雜的特性。

以上論述了會計職能及會計信息的膨脹過程，這種膨脹既有會計發展過程中的合理膨脹，也有會計界基于行業利益的一種自我拔高。前者是會計生存發展之根本，后者將使會計步入困境。

1.會計信息數量和質量越高越好嗎？信息成本

會計信息數量和質量的高低應以信息使用者需求來判斷，過低將導致會計行業的衰落乃至消亡，過高將使企業不堪重負陷入尷尬。上文已指出了會計信息數量和質量呈膨脹的趨勢，其直接的影響是增大了信息成本，會計信息的提供者因提供過量信息負擔大量的無效成本，會計信息使用者過濾鑒別信息的使用成本也將增大。對于信息使用者來說，滿足他們需求的信息存在于信息過量的會計報告中，而過量的信息會對他們產生影響，干擾甚至誤導他們的決策，更甚之他們根本無法利用。會計信息數量和質量上的膨脹，不符合會計信息的成本效益和有效披露原則，于會計信息供求雙方都不利，因此應適當減低會計信息。

2.會計的職能越多越好嗎？會計責任

長期以來會計學者一直無意識地對自己從事的事業拔苗助長，仿佛會計的作用越多，會計地位就越高。回答這個問題并不難，筆者認為，可以從會計的孿生兄弟審計責任的演變中找到答案。20世紀60年代，良好的經濟形勢促使注冊會計師行業迅猛發展，同時由于審計失誤導致針對注冊會計師和會計公司的訴訟爆炸，引起了社會性的強烈不滿。經過反思，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了著名的科恩報告，劃時代地將對公眾期望的滿足變為行業最高行動綱領，從此審計負擔起了滿足公眾期望并維護公眾利益的重任。但社會公眾并不因此減少對注冊會計師行業的指責，法律判例進一步將注冊會計師的賠償范圍擴大到客戶和狹義的已知受益人之外，社會日益贊同受害方向有能力賠償的一方提出訴訟而不問錯在何方，即“深錢袋”責任。社會公眾的判斷依據是：既然你這樣宣稱自己，無論你實際有無能力都應承擔后果；既然你收入高，就要成為賠償對象。盡管不合常理，在美國確有其事。會計與審計略有不同，但面對責任都是一樣的。會計是企業內部的服務部門，沒有機會直接與社會公眾親密接觸，也不象注冊會計師行業對外有統一的形象，但并不能成為會計偏安于一隅的借口。現在我們宣揚了會計的崇高地位及光輝形象，有一天信息使用者因使用你的信息遭受損失而要求賠償，就象使用企業的產品受害而要求賠償一樣，會計又將如何面對。敢于承擔滿足包括社會公眾在內的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是會計作為一項職業應具備的基本道德觀念，推卸責任意味著會計存在基礎的喪失。會計回歸并非推卸責任，而是避免承擔自己力不能及的責任及因此而引起的災難性的后果。當前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舉步維艱正是此理。目前已有經濟學者認為會計操作不當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從而使會計成了金融危機的替罪羊。歷史表明，保持承諾與實際行動的一致，是人類誠信之根本，也是會計持久發展之根本。筆者認為，當前階段會計的承諾明顯高于其實際能力，應適當界定會計職能，以避免因未守承諾受到懲罰，并最終釀成行業危機。

3.會計的范圍越大越好嗎？交易費用

企業經營傾向于擴張直到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個企業中組織同樣交易的成本為止（科斯1994）。說明當企業更有效率時交易將內部化，而當市場更有效率時交易將外部化，這實際上界定了企業的形成和規模。企業范圍的擴張，既有諸如協同效應、規模經濟等優勢也有缺乏靈活性等缺陷，兩者的均衡界定了企業的范圍。推及會計，筆者認為會計覆蓋的范圍并非越大越好。會計在技術上努力滿足信息使用者需求的過程中花費的加工成本日趨增大，因信息復雜程序和技術性的增強信息使用者使用會計信息的成本也呈上漲趨勢，直至會計信息收益不能彌補會計信息成本的程度，此時會計系統不經濟，應轉向會計外部尋求解決方法。

二、會計外部化

會計職能的擴張及會計信息數量和質量的膨脹，使會計這個龐大的信息系統相對于市場不經濟，因此應合理界定會計職能和會計信息的質與量即會計回歸；而將那些人為撥高的職能以及會計回歸后旁落的功能交由市場操辦，此為會計外部化。重新回歸后會計無論是技術性還是政治經濟后果及對環境的依賴大大降低，更利于會計統一，而那些與上述因素密切相連的會計部分通過外部化予以回避。會計系統從輸入最原始的信息到輸出成品信息，會計表層信息越少而內涵信息越豐富，會計信息的技術性與繁雜性越高，會計信息的使用成本和加工成本越高，會計信息的差異性也越大，會計對環境的依賴性也越深。筆者認為，無論各國如何千差萬別，同一經濟業務所傳遞的原始信息是相同的，在隨后的加工傳輸過程才產生差異，并且這一過程越深入會計信息的差異也就越明顯。因而想當然的認為，存在這樣一個合理的臨界點，臨界點以內的信息更有效益，而且信息的差異性低，利于會計的國際化。

會計回歸導致會計功能的收縮，被精減的功能將以會計外部化的形式在會計以外實現。會計外部化套用內部控制外部化和交易外部化概念，追求更高的經濟效果是它們共同的特點。理論上外部化既包括參與者的外部化，也包括程序與方法的外部化，而會計外部化取后者之意。筆者認為，會計外部化可采用以下三種形式：

1.會計服務模式

現今，會計公司提供的會計服務囊括了現代會計的方方面面。據聯合國“主要產品分類”第862項的分類，會計服務包括（劉明輝，2000）：會計與審計服務，包括財務報告審計服務、會計帳目審閱服務、財務報表的編制及其他會計服務；簿記服務。既能為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分析與處理服務，也能為會計信息供給者提供信息的加工服務。會計信息供求兩方以較小的會計公司的勞務成本為代價，換取信息成本的更大幅度降低，因而更有效率。

另外，會計公司的會計人員更集中，對會計的監控機制更完善，比企業更有能力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準確個性化的會計服務。而且會計服務的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使會計信息成為各符其實的商品，可以杜絕會計信息使用者不計代價地漫天要價隨意膨脹自己的預期，而當會計信息是公共產品時，信息使用者可以“搭便車”的方式無代價的獲取。

近年伴隨會計市場的開放，會計服務國際化日趨明朗。世界五大會計公司總收入以年均兩位數的比例增長其中絕大部分來自海外。與五大會計公司相比，我國會計公司的規模與經驗差距甚大，仍需在《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框架下的兩份文件《會計服務相互承認協定或安排指南》和《關于會計服務業國內規章方面的守則》的指導下，公平地參加國際會計服務的競爭，這必將促成會計服務的國際化，會計服務國際化既是實現會計外部化的一種手段，也是促使會計國際化的一個方面。

2.大規模按需生產（MassCustomisation，MC）模式

大規模按需生產模式（MC）與通用報告模式（generalpurposereporting，GPR）相對應。GPR是一種大批量生產模式（Massproduction，MP）既大量生產某標準產品，大部分現代會計信息就以這種方式提供。使用者、學者和監管者均對GPR的有用性提出了質疑（肖澤忠，2000）：使用者發現財務信息更像為遵循標準和法規而編制的報告而不是用來交流信息的工具；學術界認為GPR存在不可忽視的漏洞，如不反映貨幣時間價值和公司的社會表現，不能滿足信息使用者的個性需求；監督者也擔心GPR不能適應經濟環境的快速變化。MC模式可大規模地按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組織生產，可使公司運用技術和管理方法實現信息多樣化以滿足信息使用者個性的需求。MC系統應具備以下要素（肖澤忠，2000）：①數據庫：用以保存會計原始信息，包括財務與非財務信息，以便使用者按需索取生成不同的數據。數據庫有選擇地讓信息使用者介入，以保證企業對數據庫的控制；②模塊化的會計程序及報告生成器：企業可按不同的需求，設計不同的會計處理程序并有償地提供給信息使用者，信息使用者在購得程序軟件后只需與企業的數據庫相連，就可進行信息的加工與處理。③交互式、按需報告：這是MC的信息交流方式，與GPR相比，利于會計信息供求方面的快速溝通及雙向交流，可隨時提供個性化、多樣化的會計信息。維護、會計程序與報告生成器軟件的設計與維護。

在MC模式中，回歸后的會計專司兩項職責：會計原始信息數據庫的其它的工作，都交由信息使用者自己處理。這與合約式集團公司相類似，集團公司專司產品開發與集團運作的協調，而將采購、生產、銷售等職能以合約的方式包給相關營運商，會計回歸與會計外部化正是從中受到啟發。

3.可擴展的企業報告語言（XBRL）模式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信息技術革命不僅對財務會計核算的內容和要求產生影響，同時也影響到會計信息的輸入、加工、處理、傳遞與使用，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使得會計信息在全球范圍內的傳遞與共享成為可能。美國在這方面就做了有意義的嘗試，開發出了一種基于互聯網的新型財務報告——可擴展的企業報告語言。按XBRL的最初設想，會計信息使用者不僅可從互聯網上獲取原始信息按需加工及處理信息，還可將差異性的報告信息轉變為統一標準的信息或者轉變成自己想要的另一種信息（馮淑萍，2001）。

綜上，三種模式都共一些特點：①回歸的會計只負責會計原始信息的收集和核心會計軟件的開發與維護；②旁落的會計職能交由企業外部單位；③會計信息使用者按需“量體裁衣”地加工與處理信息。④需要信息技術的強力支持，互聯網和現代傳媒技術使會計外部化成為可能；⑤會計信息的多樣化和個性化及會計信息的有償使用。

三、關于會計國際化的思索

劉峰教授在《會計準則研究》一書中將會計的國際化歸納為：盡量減少差異、尋求一致；全球會計的統一化。筆者認為，由于會計涉及技術、經濟、政治等因素，且與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根本不可能實現會計的大一統，會計國際化應取第一層意思。而會計回歸削弱了各種因素的影響，易于在國際的范圍尋求大同小異。對于會計國際化，筆者有些不成熟的想法：

1.會計國際化是必然趨勢但并非迫在眉睫

一般認為，資本市場和經濟的一體化及跨國公司的發展是會計國際化的成因（曲曉輝，2001）。也就是說是上市公司特別是跨國上市公司產生了對國際化會計的需求，目的是減少會計差異引起的交流障礙及資本市場的運行成本的增加。筆者的問題是，上市公司占所有經營組織的多大比例？又能覆蓋國家及全球經濟的多大比例？據不完全統計，在資本市場最發達的美國上市公司數量上只占10%而對經濟的貢獻約為80%左右，更不用說資本市場不夠發達發展中國家了。會計的國際化意味著廣大的非跨國上市公司將承受不必要的改革成本，就算上市公司需跨國籌資，也并非只有一種選擇，還有如借殼上市、并購當地上市公司并通過其籌資等。

2.會計國際化呈現小范圍一統而大范圍大同小異的格局

會計國際化作為一種趨勢將是相當漫長的過程，會計可能率先在小范圍統一但全球范圍仍將大同小異。大家習慣用WTO和歐盟將在2005年前統一采用國際會計準則編制報表（馮淑萍，2001）作為會計國際化趨勢的一個例證，殊不知歐盟過去幾十年的艱辛努力。歐盟會計的統一源自經濟的統一，包括貨幣的統一、法律的一致甚至統一國防等，歐盟今天呈現的小范圍一統的局面來自歐盟戰略意圖的一步步實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歐盟具備經濟、政治、文化的相似性，如同屬大陸法系和英語語言文化、經濟發展基本同步等。將中國、新加坡等華語國家的會計統一比將中國與日本的會計統一要容易，因為他們有相同的文化底蘊；同樣將中國與印度的會計統一比將中國與美國的會計統一更容易，因為他們的經濟基本位處同一層次。因此，可以在同質的范圍統一會計標準，而會計的全球統一只能是一種目標。當然，當經濟、政治、文化的差異徹底消亡時，會計范圍的統一也將成為現實。

3.會計國際化中的利益問題

筆者非常贊同曲曉輝及馮淑萍教授關于會計國際化是利益之爭的論斷，會計國際化使跨國上市公司受益而非跨國上市公司將為此承擔不必要的支出，同樣會計國際化將使資本市場發達的國家受益而使資本市場落后的國家受損。會計國際化實質是各利益集團（國家、企業、行業、職業等）博弈的結果，從美國最初的嚴正拒絕到現在的有條件參與并力爭主導會計國際化進程的轉變可知一二。其核心在于：①誰主導國際化的進程；②采用什么樣的標準，他們將直接影響各國間的利益均衡。

「摘要會計職能和會計信息的膨脹，使會計不堪重負，會計系統相對市場毫無效率可言。會計應適當回歸，提供原始信息和核心的會計程序，而將剩余的功能交由更有效率的市場，如會計服務、按需財務報告和可擴展的企業報告語言去執行。會計回歸與會計外部化將使會計與技術、政治經濟及環境的依賴減弱。各國會計間的差異縮小，更利于會計國際化。會計國際化是必然趨勢，將呈現小范圍統一和大范圍大同小異的格局。

第5篇：簡述資本市場的功能范文

摘 要 金融體系的兩類典型結構：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對經濟增長都具有積極作用，在動員儲蓄、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方面各有優勢和劣勢，但是一國的金融結構的選擇應考慮其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并與其最優產業結構相適應，才能發揮金融體系的有效作用，促進實體經濟增長。

關鍵詞 金融結構 經濟增長

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影響了全球實體經濟增長，可見金融在實體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縱觀世界發達國家，以歐、美發達金融市場占主體地位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和以德、日商業銀行占主體地位為代表的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都促進了經濟增長。但對正處于發展階段的中國，當前面對的是國內嚴峻的經濟形勢和國外復雜的金融環境，因此發展適合的金融結構對優化我國金融結構，化解金融風險，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

一、金融結構簡述

（一）金融結構的界定

根據戈德史密斯（1969）發表的《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的定義，所謂金融結構指一國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的形式、性質及相對規模，以及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在數量上的關系。金融結構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考察，從金融交易的期限長短，可以將金融體系分為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從金融活動是否需要通過金融中介，可以考察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的比例構成；從金融活動是否受到政府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可以分為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

（二）銀行主導型與金融市場主導型的金融結構

本文探討從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機構的相對重要性來劃分的兩種金融結構，即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和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前者指的是金融體系中以銀行為主要的資源配置中介，而后者強調的是以股票市場等市場資源配置工具為主導的金融體系。

二、兩種金融結構的經濟增長效應比較

（一）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

銀行作為溝通資金盈余方和資金短缺方的金融中介，是企業進行籌資的一種間接融資渠道，以吸收存款，聚集社會閑散資金，再提供信貸投資于實體經濟，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

銀行在對企業信息的獲得，對企業貸款請求的篩選和對企業公司治理的影響上都具有明顯優勢。由于銀行獲得的企業信息不用立即公開，且通過與企業的長期合作使信息私有化，從而減少了市場中由于信息的廣泛分布存在的“搭便車”現象導致的負向激勵，而更好的激勵銀行去搜索和挖掘企業信息，甄別出有用的信息來指導投資資金的分配，排除了向部分企業的失敗項目分配資源的可能，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

金融市場的運行更加依賴于相關法律對投資者的保護程度和法律實施的有效性，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發展經濟體制中，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具有比較優勢，更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從銀行業結構來分析，較低的銀行集中度使得具有外部融資依賴性的企業獲得較快成長，更有利于經濟增長。

（二）金融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

金融市場如股票市場等，把資金從儲蓄者直接轉移到有好的投資機會的借款者手中，是溝通資金盈余方和資金短缺方的一種直接融資渠道，能夠動員經濟中的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相比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銀行等金融中介特別是受政府操縱的國有銀行，對企業的影響力較大，對企業發展會帶來負面效應，資源配置效率不如市場；且銀行具有天生的謹慎傾向性，而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的金融體系更有利于企業創新和成長；金融市場能夠提供更為豐富靈活的風險管理工具，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設計不同的金融風險產品，具有分散風險的優勢，而金融中介只能提供比較基本的風險管理服務；此外，流動性充沛的市場信息搜尋成本較低，促進投資者去搜尋企業經營信息具有較強激勵，對企業起到監督、約束作用。

（三）最優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

但無論哪種金融結構，金融體系的整體功能才是最重要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混合增長最大化有依賴于法律、制度、政治等因素。林毅夫等人（2009）認為處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具有不同最優產業結構，處在一定發展階段的經濟體應當具有與其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最優產業結構相適應的“最優金融結構”。如果一國的金融結構與其最優產業結構相適應，則會促進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成長，創造更多的經濟剩余，推動資本積累，從而有利于要素稟賦結構、產業結構的提升和經濟增長。

三、中國現階段的選擇

當前我國處于經濟增長初期，市場機制、法律制度和證券市場機制等不健全，政府行政力量過大，銀行體系的貨幣創造功能遠大于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因此，不能片面地模仿發達經濟體的金融結構，防止金融發展方面的“趕超”，不顧本國的經濟發展階段而盲目追求“金融深化”，否則可能產生“金融抑制”現象，應考慮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尋求與我國最優產業結構相適應的，符合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需求的金融結構，才能有效地發揮金融體系動員資金、配置資金和降低系統性風險的功能，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本文認為現階段我國仍適宜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結構，努力在提高銀行體系運行效率同時，循序漸進發展和改革金融市場，因此需要做的是：

1．堅持銀行商業化改革，以“上市促改革”，完善內部治理機制，提高銀行運行效率，根據各地經濟增長狀況，漸進推進銀行業市場結構改革，降低銀行業市場集中度。

2．加快證券市場改革，包括加強股票市場制度建設，完善法規，加強上市公司監管和退出機制，加強建設政府債券市場和企業債券市場。

3．加大培育機構投資者，壯大養老保險基金和共同基金，放寬保險業保費投資限制。

4．推進利率市場化，逐步加強衍生產品市場如金融和商品期貨市場等的建設。

參考文獻：

[1]Ross Levine．Finance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050 Massachusetts Avenue,Cambridge.MA 02138.2004.9.

[2]Ergungor,O.E．(2004).Market- vs. Bank-Based Financial Systems:Do Rights and Regulations Really Matter?.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forthcoming．

[3]林毅夫,孫希芳,姜燁.經濟發展中的最優金融結構理論初探.經濟研究.2009(8)．

第6篇：簡述資本市場的功能范文

社會保險基金管理與監督試題

課程代碼：03327

請考生按規定用筆將所有試題的答案涂、寫在答題紙上。

選擇題部分

注意事項：

1.答題前，考生務必將自己的考試課程名稱、姓名、準考證號用黑色字跡的簽字筆或鋼筆填寫在答題紙規定的位置上。

2.每小題選出答案后，用2B鉛筆把答題紙上對應題目的答案標號涂黑。如需改動，用橡皮擦干凈后，再選涂其他答案標號。不能答在試題卷上。

一、單項選擇題(本大題共30小題，每小題1分，共30分)

在每小題列出的四個備選項中只有一個是最符合題目要求的，請將其選出并在“答題紙”上將相應代碼涂黑。錯涂、多涂或未涂均無分。

1.從世界范圍看，19世紀80年代初到20世紀20年代末是社會保險制度的

A.產生階段

B.改革階段

C.初步發展階段

D.充分發展階段

2.社會保險的首要原則是

A.共濟性

B.公平性

C.義務性

D.強制性

3.被譽為西方社會“福利櫥窗”的國家是

A.英國

B.美國

C.瑞典

D.德國

4.把社會保險基金劃分為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基金，這是按

A.基金所有權分類

B.籌資模式分類

C.用途及其功能分類

D.營運管理方式分類

5.我國現行養老保險基金籌資模式的確定是1991年國務院頒布的

A.《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

B.《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

C.《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

D.《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

6.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主體是

A.社會保險托管機構

B.社會保險投資機構

C.社會保險經辦機構

D.社會保險監管機構

7.我國首次建立企業職工待業保險制度的時間是

A.1955年

B.1986年

C.1990年

D.2000年

8.我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分為

A.一個層次

B.兩個層次

C.三個層次

D.四個層次

9.《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中規定，國有股減持主要方式是

A.存量發行

B.定量發行

C.增量發行

D.減量發行

10.下列社會保險基金籌集模式中，兼容近期橫向平衡原則和遠期縱向平衡原則的是

A.現收現付模式

B.預收預付模式

C.完全積累模式

D.部分積累模式

11.下列社會保險基金籌集模式中，有較好激勵機制的是

A.現收現付模式

B.預收預付模式

C.完全積累模式

D.部分積累模式

12.下列社會保險基金籌集模式中，受年齡結構影響較大的是

A.現收現付模式

B.預收預付模式

C.完全積累模式

D.部分積累模式

13.當前我國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模式為

A.統賬結合

B.完全積累

C.現收現付

D.預收預付

14.在我國倡導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三支柱模式中，基本養老保險替代率的目標定位是

A.30％

B.40％

C.60％

D.80％

15.目前，我國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擴大覆蓋面的問題是

A.將靈活就業人員納入保障范圍之內

B.將失業人員納入保障范圍之內

C.將退休人員納入保障范圍之內

D.將外資企業職工納入保障范圍之內

16.根據我國《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工傷保險基金的提取基數為

A.本單位職-r-_個人收入

B.本單位職工工資總額

C.本地區職工平均工資

D.本地區最低工資標準

17.衡量社會保險水平的主要指標是

A.社會保險收入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B.社會保險支出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C.人均社會保險收入額占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D.人均社會保險支出額占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l8.我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規定，基礎養老金的支付來源是

A.個人賬戶資金

B.政府轉移支出

C.社會保障基金

D.社會統籌基金

19.現行制度下，我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中的“老人”是指

A.建立新制度以前退休的城鎮從業人員

B.建立新制度以前已經工作但不到退休年齡的城鎮從業人員

C.建立新制度以后參加工作的城鎮從業人員

D.已就業但尚未加入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城鎮從業人員

20.通過統一的疾病分類定額償付標準的制定，達到醫療資源利用標準化，這種醫療費用支

付方式是

A.按人頭付費

B.按項目付費

C.按服務單元付費

D.按病種付費

21.收益穩定、收益率相對較高，風險相對較低且政府往往有優惠政策的社會保險基金投資工具是

A.銀行存款

B.債券

C.股票

D.不動產

22.與資本市場發生直接聯系的社會保險基金，主要是指

A.現收現付制基金

B.預收預付制基金

C.社會統籌基金

D.積累型基金

23.我國的社會保險統計指標體系分為

A.兩個層次

B.三個層次

C.四個層次

D.五個層次

24.我國1951年的《勞動保險條例》規定，勞動保險基金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委托

A.國家財政部代管

B.中國人民銀行代管

C.國家勞動部代管

D.國家民政部代管

25.社會保險基金統計報表的標目，一般位于統計報表的

A.左邊或上方

B.右邊或上方

C.左邊或下方

D.右邊或下方

26.20世紀60年代以后，將“一次性退休金”制度演變為企業年金制度的國家是

A.美國

B.英國

C.日本

D.法國

27.因“報集團”老金機構事件而導致制定《1995年養老金法》的國家是

A.德國

B.英國

C.瑞典

D.法國

28.如果存在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那么就使得監管成為必要，這個觀點是依據制度經濟學中的

A.邊際經濟理論

B.公共經濟學理論

C.委托理論

D.內在風險性理論

29.在我國主管全國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工作的是

A.勞動保障部門

B.財政部門

C.審計部門

D.稅務部門

30.從行政監督機構進行非現場檢查的角度來看，社會保險基金監管是指

A.基金核算

B.基金管理

C.基金審計

D.指標管理

二、多項選擇題(本大題共5小題，每小題2分，共10分)

在每小題列出的五個備選項中至少有兩個是符合題目要求的，請將其選出并在“答題紙”上將相應代碼涂黑。錯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無分。

31.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管理的框架包括

A.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主體

B.社會保險基金管理方式

C.社會保險基金預、決算管理

D.社會保險基金投資運營

E.社會保險基金監督管理

32.下列關于我國企業年金說法正確的有

A.是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的第一根支柱

B.是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的第二根支柱

C.費用籌集由國家、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

D.年金的計發采用結構式的計發辦法

E.實行完全積累的籌資模式

33.根據規定，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一次性支付的條件有

A.參保人員繳費年限(包括視同繳費年限)不足15年，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

B.在職死亡

C.退休后死亡

D.出國定居

E.職工解除勞動合同

34.社會保險基金投資運營的意義表現在

A.有利于基金的保值增值

B.可以減輕國家、用人單位和個人的負擔

C.可以促進民間資本市場的發展

D.可以促進貨幣市場的發展

E.可以促進經濟發展

35.社會保險基金監管是由國家授權專門機構，依據有關法規和政策所進行的。其監管對象

應包括

A.參保人員

B.經辦機構

C.運營機構及其分項基金

D.全國社會保障基金

E.企業年金基金

非選擇題部分

注意事項：

用黑色字跡的簽字筆或鋼筆將答案寫在答題紙上，不能答在試題卷上。

三、名詞解釋題(本大題共5小題，每小題3分，共15分)

36.工傷保險基金

37.公費醫療制度

38.繳費確定型

39.風險投資

40.社會保險基金財政專戶

四、簡答題(本大題共5小題，每小題5分，共25分)

41.簡要回答社會保險基金的籌集方式。

42.簡述確定社會保險基金支付標準應考慮的主要因素。

43.簡述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中個人賬戶的支付項目。

44.簡述社會保險基金投資工具中投資基金的優點。

45.簡要回答社會保險基金監管人員的任職資格。

五、論述題(本大題共2小題，每小題10分，共20分)

第7篇：簡述資本市場的功能范文

關鍵詞：小額信貸；農村金融；批發基金

一、前言

二元經濟結構是我國城鄉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典型特征，農村經濟發展滯后，城鄉經濟兩級分化凸顯，且有逐步擴大的趨勢（彭建剛，2011）。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但由于農業的弱質性、抵押品缺乏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原因造成農村地區正規金融機構的信貸配給嚴重，農村金融發展滯后。尤為重要的是，部分正規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扮演著抽血機的角色，它們非但不向農村供給更多資金，還將農村地區的存款輸往城市，使得農村經濟發展對金融發展的貢獻率大于農村金融發展對經濟的貢獻率（譚燕芝，2009）。

小額信貸是發展農村金融的有效途徑，2005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在農村地區探索建立小額信貸組織，至今已有較大的發展，截至2011年12月末，全國共有小額貸款公司4282家，貸款余額3915億元，全年累計新增貸款1935億元。小額貸款公司獲得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資金供給不足的問題，由于無法吸收存款，僅靠股本和低于股本50%的銀行貸款放貸遠遠無法滿足市場需要。

二、簡要文獻綜述

20世紀80年代之前，學術界主要流行“農業信貸補貼論”，他們認為，農民沒有儲蓄能力，農村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且由于農業的弱質性，使得商業銀行不愿意進入農村市場。因此，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建立非盈利的、政策性的機構對農村進行無償的注資。在此理論的指導下，很多國家引入補貼性信貸，使農民獲得低于市場利率的貸款。但是，國內外大量研究表明，該模式并不成功，由于貸款的可替代性，許多貸款被用來從事其他活動。

麥金農和肖在1973年提出了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論，由于政府對農村金融市場的管制，尤其是利率管制，使得資本市場發生扭曲，產生金融抑制，他們提出，必須放松管制，讓市場機制形成均衡利率，從而提供合理的投資率和儲蓄率，促進經濟的發展。發展商業性小額信貸就必須減少政府干預，逐步放開利率管制。

杜曉山教授是國內小額貸款理論研究的先驅。1993年，他去孟加拉格萊珉銀行考察，1994年在格萊珉銀行和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他牽頭在易縣試點“扶貧經濟合作社”，希望將尤努斯創建的孟加拉模式引入中國。他較為全面地定義了小額信貸，即在一定區域內，在一定制度的安排下，按照特定目標向特定貧困人口提供貸款資金和綜合技術服務的信貸方式。黃蕊（2008.1）認為，商業化是小額信貸的必然趨勢，中國開展商業化小額信貸具有廣闊的前景。王錦旺、楊兆廷從經營機制上分析了小額信貸公司的創新性，認為其實現了制度創新、投資主體創新、組織創新和服務對象創新；同時，他們也提出了存在的問題，尤其是風險控制和信貸專業技術方面還要不斷加強（《農村經營管理》2009.3）。在小額信貸機構的盈利性和風險性方面，杜曉山教授也做了相關統計，以河北易縣為例，扶貧社每年可支持5000戶左右，直接受益人口達65000余人，累計發放貸款6000多萬元，還貸率達90%多，每年純利潤幾萬到幾十萬不等，這位小額信貸的發展提供了可持續的動力。

三、農村地區金融供給狀況簡述

農村金融分為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主體主要包括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社、國際組織等。但是這部分資金對于巨大的農村市場而言還是過小，無法滿足農戶的需求，據統計2008年我國共發放扶貧貼息貸款207.6億元，覆蓋貧困村5萬余個，扶持貧困戶800余萬，但這仍然只占一小部分。而且政策性金融是不盈利的，多由捐贈、財政等負擔，不具有可持續性，也無法從根本上促進三農問題的解決。農村商業性金融，尤其是小額信貸近年來在農村地區發展較快，卻也面臨著大量問題。小額信貸資金供給渠道狹窄，農村資金大量外流與農村地區巨大的資金需求形成鮮明對比。小額信貸機構只貸不存，嚴重影響著其功能的發揮，有的小額信貸公司甚至經常出現無款可待的局面，因此，拓寬融資渠道，增加資金供給是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點問題。

第一，商業性金融戰略收縮。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由于害怕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商業性金融機構選擇進行信貸配給，出現“惜貸”和“拒貸”。同時，大部分機構撤出農村。2009年，原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總結道：我們全國有3.5萬個鄉鎮，其中，2800個沒有正規金融機構的網點，8900個只有一個網點。據統計，2009年，縣及縣以下的地區人均貸款額為7700元，而城市人均貸款額為3.5萬元，農戶貸款僅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3.6%。

第二，政策性金融缺位。農業由于其弱質性，需要國家適當地扶植。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都具有相關職能，但是由于他們商業化的運作模式，使得政策性金融趨于商業化。同時，農業政策性保險體系尚不健全，政策性金融作用有限。

第三，合作金融名不副實。合作金融應由社員入股組建而成，由社員民主管理，為社員服務。但實踐證明這種模式行不通，產生很多問題。信用社資金供給能力不足，長期經營農村業務，產生了大量壞賬，不利于其自身的發展，更遑論進一步支援農村了。

第四，民間融資活躍。大部分民間融資根植于農村，與三農有天然的聯系，具有信息優勢，同時，由于其靈活的借貸方式使其在農村有很大的市場。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百村金融調查結果，農戶從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資金占樣本的62.2%。農村企業也大量從非正規渠道融資，它們采取入股、借貸等方式從民間籌集資金，利息甚高。民間金融在活躍地方經濟的同時其高額利息也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四、中國小額信貸發展情況

（一）發展進程

第8篇：簡述資本市場的功能范文

1江西省建立林業貸款擔保機制情況

為發展林業提供資金支持，加快林業投融資本系建設，促進江西林業又好又快發展，以及建立林業擔保制度，開展林權抵押貸款等業務需要，江西省就組建江西省森信林業擔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擔保公司”）提出了具體方案。方案的主要內容是：

1.1指導思想和原則

1.1.1指導思想。以實現林業經濟跨越式發展為目標，以改善林業融資環境為根本，著重解決林業企業和林農貸款難的問題。

1.1.2組建原則。①政府扶持、市場運作。擔保公司成立時，用省財政撥付的林業發展專項資金分期投入作為國有控股的注冊資本金，同時吸納部分實力較強的龍頭骨干企業（主要是林業專業協會的正、副會長單位）參股。擔保公司實行市場化運作，政府機構要避免行政干預，擔保公司要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國有資本金在前5年內的增值部分，無償轉增擔保公司的風險準備金。②優化服務，便利融資。擔保公司成立后，要從減少審核程序、靈活反擔保措施、縮短融資時間等方面，努力探索優化企業融資擔保服務的新方式與新方法，以最大限度地緩解林業融資的困難。融資擔保程序：先由企業提出申請，經所歸口的協會評定信用等級，經審核通過后再提交江西森信擔保公司審定。③規范運作，強化監管。主管部門要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來規范擔保公司的運作，強化對擔保公司的監管，尤其是要督促擔保公司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建立健全組織機構和內部管理及風險控制制度，規范操作程序，強化擔保管理，有效防控風險，確保擔保公司的健康發展。

1.2擔保公司的框架

1.2.1名稱：江西省森信林業擔保有限公司。

1.2.2性質：有限責任公司。為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

1.2.3組建董事會單位構成：江西省林業廳、江西康達竹制品集團有限公司、江西綠野人造板有限公司、羅賓有限公司、安福縣林化有限責任公司。

1.2.4注冊資本金：目標1億元，其中國有資本金4000萬元（連續4年，每年注入1000萬元），占40%；人股企業資本金6000萬元（分3年注入，每年各**0萬元），占60%。國有資本金始終為第一大股，單個人股企業資本金按低于國有資木金、高于**萬元來掌握。首次注冊資本金3000萬元，其中國有資本金1000萬元，入股企業資本金**萬元。以后年度采用增資變更方式。

1.2.5董事會的組成與職權：擔保公司設立董事會，注資股東各推選董事1名，董事長由國有控股股東提名，副董事長由第二大股東提名，再交由股東大會批準產生。董事會聘任總經理。

董事會行使下列職權：①制訂和修改公司章程；②審議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和發展規劃；③審議批準公司年度工作計劃和工作報告；④審議批準公司年度財務預算方案和決算方案；⑤審議批準公司高管人員的聘任與薪酬；⑥審議和決定公司其他重大事項。

1.2.6監事會的組成與職權：擔保公司設立監事會。監事會由部分股東單位、協作銀行選派代表組成，監事會主席由江西省林業廳批準產生。

監事會行使以下職權：①監督規范擔保資金的運作行為；②監督公司財務收支預算執行情況；③監督公司負責人執行有關規程、制度和履行職責的情況；④審查批準公司注冊資本變更、壞帳核銷等重大事項；⑤幫助公司進行不良擔保業務代償后的追償工作；⑥履行法律法規規定和江西省林業廳賦予的其他監督職責。

1.3組織實施

1.3.1成立領導機構。為保證擔保公司的組建及運作能順利進行，成立江西省林業擔保工作領導小組，由江西省林業廳及主要合作銀行的領導及相關處室（部門）的負責人組成。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設在省森工局），具體負責規劃、組織、協調及有關管理工作。

1.3.2設立服務平臺。根據合作銀行的要求和擔保公司的業務需要，可考慮設立一個融資平臺，即選定一個或幾個有實力的企業來承辦統借統還業務。在“江西省林業產業職合會”內成立“林業信用促進會”，發揮協會的作用，實現貸款企業的自我約束和內部監督，開展信用評估和貸款初審等工作[1]。

1.3.3進度安排。8月份，成立領導機構，落實國有資本金，選定入股企業和確定入股資金，召開籌備會議，向省工商局單獨申請登記注冊的企業名稱。9月份，選定開戶行，開立臨時帳戶，收集注冊資本金，正式辦理驗資和工商登記注冊等手續。10月份，擔保公司開張營業。

2林業產業建設對信貸資金的要求

隨著江西省林權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林業產業的快速發展，對信貸資金的需求是越來越大，很多林業企業和林業種植大大戶都面臨發展中的資金瓶頸問題。所以解決林業產業發展的資金信貸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2.1落實各項信貸扶持政策，充分調動各類投資主體積極性

加大對規模較大、帶動優勢主導產業發展較強的龍頭企業的信貸扶持力度，促進其發展壯大。設立林業產業化擔保公司，為林業產業化中的龍頭企業、優勢型中小企業、成長型企業提供擔保服務。積極探索落實“對林業實行長期限、低利息的信貸政策和允許林業經營者以活立木抵押申請銀行貸款”的政策。

2.2林業貸款項目的開發手段

林業貸款項目的開發不應僅僅滿足于貸款條件的審查，應更注重將傳統信貸服務與資本市場的培育結合起來，嘗試走上市、相關產業股權轉換、發展產業投資基金等市場手段進行資本運作，提高企業的籌資能力，同時積極促進企業間的兼并重組。

2.3開展林權抵押貸款的金融創新

林權抵押貸款的開展，其解決的不單是林業的融資問題，更重要的是為金融信貸在農村中找到了真正有效的抵押物，實現了林業融資中抵押資產的突破。長期以來，林農和林業企業雖然擁有森林資源資產，但不能把其作為有效的抵押物取得銀行貸款，造成急需的生產資金無法解決。林權抵押貸款的開辦，將森林資源資產作為貸款抵押資產，延伸了《擔保法》抵押資產的范圍，使林農和林業企業貸款擔保難問題迎刃而解，從而有效解決了林業發展的資金問題，提高了林農生產的積極性，有效增加了林農的收入，同時也使林農真正體驗到林權證“責有其利”的作用。林權抵押貸款這符合林業特點的資產抵押貸款運行機制的建立，也為金融部門搭建了一個新的貸款操作平臺。

促進了金融與林業產業的協調發展。林權抵押貸款不僅盤活了豐富的森林資源，使林木資產成為“流動的資本”，成為可以隨時變現的“綠色銀行”，從而有效推進了林權制度改革，打通了林業發展體制瓶頸，使集體林業煥發出了新的活力，而且也拓寬了金融業信貸領域，優化了信貸結構，提高了信貸資產質量。可以說，林權制度改革為林權抵押貸款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而林權抵押貸款又為深化林權制度改革注入了強大的活力，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3]。

2.4總結經驗，穩步推進“小額貼息貸款”

推動各地農村信用社會同林業部門在認真總結林業小額貼息貸款經驗的基礎上，探索創新貸款模式，適當簡化貸款手續，切實方便林農。二是探索建立林業小額貼息貸款的風險保證和補償機制，實行貼息資金專戶管理，確保貸款貼息及時撥付到位。三要增加專項貼息資金，以擴大現有小額貼息貸款規模和林農惠及面，發揮林業小額貼息貸款在促進林農脫貧致富中的作用。

2.5為林業中小企業的發展“瓶頸”提供資金支持

通過林業信用平臺的構建，使林業中小企業拓寬了融資渠道，有效緩解了資金困難的局面。企業加工產業的發展，增加了企業自有資本的積累；反過來，企業實力的提升，也增加了他們建原料林基地的自我“造血”功能，使“公司＋農戶＋基地”的經營模式大力推廣，形成了資源培育—木竹加工—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

2.6信貸資金扶持的原則

一是扶強大原則。重點扶持省級龍頭企業和“十百千”工程中的企業，突出企業規模建設，鼓勵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延長產業鏈，培植銷售收入超億元龍頭企業，促進企業擴張，提高市場競爭力。二是培植成長性原則。優先發展精深林產品加工型企業，鼓勵企業技術創新和創品牌，提高科技含量。三是突出特色化和區域化原則。推進品種特色化、生產標準化、基地規模化。四是惠農原則。重點突出龍頭企業的帶動農戶能力，建立和完善企業與農戶利益聯結機制，增強龍頭企業的帶動力，增加農民收入。

第9篇：簡述資本市場的功能范文

摘要：對價支付基礎、支付標準等是股權分置改革中的柱心內容，本文認為對價支付是體現“風險共擔”精神的對流通股股東的補償，支付標準必須遵循理論定價與市場定價相結合原則，以確立一個合理的市場預期，維護中小投資者利益。

關鍵詞：股權分置；外部性；流動性溢價；市場預期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72(2006)03-0009-05

2005年4月29日，中國證監會了《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股權分置改革的序幕正式拉開。隨著《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的指導意見》(8月24日)、《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9月4日)、《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業務操作指引》和《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說明書格式指引》(9月6日)等一系列有關規范、指導性文件的出臺，股權分置改革由試點進入到穩步推進的新階段。然而，對改革的核心內容如“對價”以及“對價率”等問題卻一直缺乏完整且普遍認可的理論支撐，本文試圖在這方面做一些努力，以期更好地服務于改革。

一、對價支付的理論依據：非流通股獲得流通權的成本

股權分置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對價。“對價”一詞本是法律用語，其含義是在有償交易的情形下，一方當事人為了獲得另一方當事人的財產、權益或者勞務等而向對方所作的等給付。在股權分置改革中，對價用來描述非流通股股東為獲得流通權而向流通股股東支付的代價。

關于“對價”的理論依據，目前我國經濟學界存在三種不同的解釋，即所謂的“補償論”、“讓利論”和“買賣論”。補償論是指非流通股旺東為獲得流通權而必須支付相當于流通股股東流通權價值損失的對價，即非流通股股東補償流通股股東因股改而發生的損失。讓利論是指非流通股股東讓與流通股股東一部分利益，以獲得流通權。買賣論是指非流通股股東必須向流通股股東支付一定的對價以購買其所擁有的流通權價值，該對價并不具備任何彌補流通股股東損失的作用。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流通權屬于產權的一部分，是產權中支配權的一種。德姆塞茨、諾思、E?富魯布頓和s?佩杰威齊等對產權的定義表明：產權(property-rights)就是對財產的一組權利，包括歸屬權、占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它是人們(主體)圍繞或通過財產(客體)而形成的經濟權利關系；其直觀形式是入對物的關系，實質是產權主體之間的關系。

股票作為一種虛擬資產，其產權直觀地表現為股東持有的一組權利，在這組權利中，支配權是一種重要的權利，表現為股東可以自由處置，當然也包括股票的自由流通轉讓。回首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歷史，不難看出，在眾多上市公司的招股說明書中大體都包含這樣類似的內容：公司發起人持有的股份暫不流通，但沒有列明非流通股暫不流通的期限，也沒有說明在何種條件下、以何種價格和方式流通。據此，市場投資者認為非流通股沒有流通權。

非流通股產權殘缺性的制度安排對市場參與主體的行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內生地導致了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吳曉求教授(2004)更是將這種利益沖突精辟地歸納為危害。其他的各種研究也表明，非流通股流通權的獲得將實現各方市場參與主體的“共贏”。

關鍵的問題是：股權分置對于非流通股股東和流通股股東而言，都是外生制度給定的，制度改變后，非流通股股東獲得流通權，為什么要支付對價?為什么要由非流通股股東來支付對價?

我國非流通股股東的產權原本是清晰的、排他性的，但由于人們認識的歷史局限性，出于對控制權的強烈偏好，人為地將流通權與其它權力分割開來。這種制度安排，一方面使非流通股股東“自愿”放棄了所持股份的流通權，另一方面，卻給市場上另一類股東――流通股股東帶來了影響。原本要流通的股票不能流通，人為地限制了股票的供給，從而現實性地造成了流通股股東為獲得流通類股權而支付了更多的對價，這在金融學上稱為“流動性溢價”，在經濟學上稱為“外部性”。這種多支付的對價一方面說明廠流通股流通權的價值，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這是非流通股股東想恢復這種流通權必須進行支付的一種參照價(對價)。

現在，非流通股股東想恢復這種流通權了，可是流通股股東當年并沒有因為多支付價格而擁有非流通股的流通權；當年政府也并沒有上收這種權力(因為產權是依附于有形的財產形式之上的)，這說明非流通股的流通權原本并未為任何第三方掌握，因而是不能購買的。問題分析到這里，我們不難發現“買賣論”是站不住腳的，

那么如何恢復流通權呢?有一個主體――政府，有權力恢復這種流通權――用新的制度安排直接恢復，但這種強制恢復必然會影響現有流通股股東的利益，為避免損害流通股股東利益，獲得流通權的非流通股股東要對其進行補償，下面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模型加以說明。

假設非流通股股東只有一個，假設非流通股股東的利益與股價pL正相關，與其努力程度c負相關(實際上影響股東利益的變量很多，這里只是為了說明方便而從簡)，其效用函數為UL，(PL,C)。理由是，股價越高，其效用越大，但隨著股價的升高，其努力成本也會增加，邊際效用會減少。當邊際效用為負時，效用遞減，即：

在股權分置時代，非流通股只能通過協議轉讓、市場轉讓，受其流通性影響，轉讓價很低，低股價也使其努力成本不會很高，從而存在一個長期的均衡低價PL。

假設同質的流通股股東有n個，影響其效用函數的變量只有一個，即股價ps，效用函數為ui(s),i=0，1，…，n。其效用與股價ps正相關，股價越高，效用越大，呈遞增趨勢，則，

在非流通股票限制流通的情況下，也會存在一個長期均衡的股價ps。

根據效用函數的定義，非流通股東的效用最大化的pL，值要低于中小投資者效用最大化的Ps值。在股權分置的情況下，由于連接兩類股東利益的載體――上市公司是相同的，必然會產生二者利益的沖突。

現在，非流通股股東想恢復流通權，意味著兩類不同流通市場的合并，這表明股權分置時期的長期利益沖突會通過這次改革轉化為顯性化、一次化的利益沖突，流通權的獲得會通過新形成的股價對二者的效用函數產生影響，這一過程類似于存在外部性沖突的兩個不同性質的企業通過合并將外部性內部化。

我們構建上市公司的總效用函數：

其中，OL為非流通股股東所持股票份額，L為流通

股股東所持的份額，P為獲取流通權后的新的股價，E(u)代表企業所有股東的總效用，并隱含了一個前提：在兩類股票特質相同的情況下，企業股東效用最大化與企業價值最大化正相關。

對E(u)求最大值：

上式意味著，非流通股獲得流通權后市場將出現一個新的均衡股價P*，該價格與獲得流通權前的兩個均衡價格相比，會有以下關系：道理很簡單：在市場均衡的條件下，具有流通權的股票供給增多，必然會引起股價的下跌，同時由于流通性溢價的存在，新的均衡價格一定會高于不能流通時的協議轉讓價。流通股股東每股將損失PS，-P*,而非流通股股東每股將獲得的收益P*-PL。

就是非流通股股東為獲得流通權給流通股股東造成的外部性。那么，這種外部性如何消除?由誰來支付?根據科斯定理，只要產權明晰，無論由誰來支付對社會福利的影響都是相同的。從西方國家治理外部性的情況來看，有由外部性的承受主體支付、外部憶的施予主體支付、外部性內部化的雙方(承續主體)支付、政府征稅等形式．不同的支付主體盡管對社會福利的影響是一致的，但對各主體的效用影響卻不同。我國考慮到消除外部性的社會成本大小、自愿談判的有效性和中小股東之間的“搭便車”現象等情況，將消除這種外部性的成本歸為由非流通股股東支付，其中隱含的一個邏輯是：這一外部性是由非流通股流通權的復位造成的，本著誰施予誰承擔以及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保護原則，認定非流通股股東應該承擔這一改革成本。這實際上說明了我國對解決外部性的選擇偏好問題，

由此可見，“讓利論”只看到了非流通股股東向流通股股東支付對價這一價值單方面轉移的表象，我們完全可以進一步推理：支付對價的目的是非流通股希望獲得流通權，這樣又回到了“買賣論”的基點：此外，“讓利論”還會給人一種假象：非流通股股東通過做出一定的犧牲來消除制度的缺陷，市場的完善與進步是由非流通股股東推動的，流通股股東是受益者。這種與事實相悖的邏輯顯然沒有看到表象下所蘊含的利益驅動，通過支付對價消除外部性，非流通股和流通股都將受益，而非流通股的收益更大。股票流通后，他們能夠享受到企業發展所產生的企業價值的增值，這種增值將比通過攫取上市公司財富獲取收益要來得更多、更體面、更持久。因此，“讓利論”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

外部性的具體值是多少呢，我們前面的分析表明，可以用流動性溢價――流通權價值表示：流通權雖然不能通過購買體現其價格，但并不意味著沒有價值，沒有相應的市場價格，因為現實中存在一個良好的參照市場，有著很好的成本記錄。此外，流通權在本質上是一項風險性資產，其價值取決于標的資產的盈利性、未來的不確定性、市場的風險溢價水平、投資者的信心及其風險厭惡程度、非流通股流通對市場沖擊預期等許多因素。這些因素的影響越大，則流通權的價值就應該越高，所支付的對價也應該越高。當然，對價支付的具體數量應由參與主體雙方協商(博弈)確定，自然會出現支付數量低于流動性溢價標準的情況，但這并不能動搖流動性溢價的基礎。因此，我們認為，相對來說，“補償論”的基礎更為堅實，可以修正為體現“風險共擔”精神的“補償論”。

二、對價支付的標準：流動性溢價

(一)流動性溢價理論簡述

流動性是指與一項非貨幣資產和現金之間相互轉換的時間和成本相聯系的資產性質，它可用四個維度描述：寬度(買賣價差的幅度)、深度(在給定報價下可以交易的數量)、彈性(委托不平衡的調整速度)和即時性(達成交易所需的時間長度)。

根據Bodie和Merton(1995)[1]的金融功能觀，流動性是金融市場的基本功能，它有利于資產價格的發現。而對流動性進行系統研究的是Amihud和Mendelson(1986，以下簡稱AM)[2]，他們認為，買賣差價越大，資產流動性越差，原因是有交易成本的存在。投資者要求流動性差的資產比流動性好的資產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從而吸引投資者對該類流動性差的資產的持有。此后，AM(1989)[3]對他們1986的模型進行更加細致的計量分析，結果發現：流動性風險無法分散，并且買賣價差和市場風險系數對股票收益率均有顯著影響，即股市存在流動性溢價；在加入殘余風險(用股票組合的標準方差)和資產規模等變量后，價差與股票收益率的正相關性不變，流動性與預期收益呈負相關。

在金融市場上，投資者往往遭遇到另一類問題，即某類資產在投資購買后的一段時期內有限制賣出的條件，如股票期權制下的股票。這類股票一般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不允許上市交易，即使在解凍期過后，該類股票在二級市場上的交易也受到限制。Longstaff(1995)[4]研究了此類資產定價問題。Longstaff感興趣的是具有流通性限制的資產的相對價格，這種價格稱為非流動性折扣，即一個上市公司具有流通性限制的部分股票相對于一般股票的相對折扣。Longstaff的解決思路是：在一個完全的市場中，一個理性的投資者擁有一個在一定年限不能流通的風險資產。如果流通性限制不存在．則他可以在資產的價格上升到頂峰時賣出去，獲得最大的收益。那么，流通性的價值就是該資產在該年限內預期達到的最大值時所帶來的額外收益的現值。顯然，利用套理論和期權定價理論可以推導出具有流動性資產的價格上限。Longstaff的定價模型表明．受限制的時間越長，具有流通性限制的資產的價格越趨近于零，反之，越趨近于全流動資產的價格。Silber(1991)[5]則從與流通性溢價相對應的非流通性折扣的角度進行了有意義的研究。他實證分析了美國股票市場上有限制出售條款的股票(這類股票簡稱為R144股票)相對于除此之外其它方面特質完全相同的股票價值的差異。研究發現，R144股票的價值平均為全流通股票的65％，即折扣率為35％。也就是說，即使在較短時間內，股票的定價也會在相當程度上受到流通性限制的影響。

在對流動性溢價的原因分析方面，Brennan和Subrahmanyam(1996，簡稱BS)[6]認為買賣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逆向選擇成本是影響資產流動性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礎上，BS將交易成本分解為固定成本(僅隨時間而變動的指令處理成本)和可變成本(隨時間和交易量而變動的逆向選擇成本)，發現股票預期收益與其可變成本呈顯著的正相關性(和AM理論一致)，與買賣價差則呈顯著的負相關性(和AM理論不一致)。M.Huang(2003)[7]認為，在交易成本與資產收益之間的文獻研究中，實證與理論的差距過大。由于流動性沖擊，

當投資者面對一個隨機的持有期限時，已經實現的非流動資產的收益依然是有風險的，當人為了未來的收入而申請借款時會面臨借款約束，這是決定這類風險所要求的更高溢價的基礎。S．Browne et．sl(2003)[8]認為，當更為寬泛地考慮證券的期限、風險厭惡程度、以及此前的證券持有量及其相互關系時，持有諸如年金的投資者越來越要求獲得流動性溢價，且溢價對先前持有的證券資產相當敏感。

(二)對價支付中流動性溢價的適用性

首先，從流動性溢價的有關理論我們不難看出，決定流動性溢價的因素是多元的，作用過程是復雜的，因此，要確立合理的對價標準難度不小。

其次，在西方國家，受限股票不僅量極小，而且限制期限相對確定，這類股票流通權恢復后對市場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在我國，非流通股股份相當大，有65％的比重，其中國有股在非流通股中又占了70％以上，非流通股的流通必然會造成市場擴容的巨大壓力，因此，西方流動性溢價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有限。

再次，即使采用諸如Longstaff之類的流動性溢價模型，也會存在一些問題。比如Longstaff模型中并未考慮到持有期的股利發放、企業發展等問題。此外，系統風險與流動性風險的共生性等也不容忽視。

最后，流動性溢價并未考慮到我國資本市場的一些缺陷，如大股東在對價支付方案通過時的明顯優勢(對公平原則的損害)、信息不對稱問題、其他制度性缺陷問題等。

應該指出，流動性溢價理論的局限性并不會動搖其在確立合理對價率中的基礎地位，只不過在運用過程中，我們必須進行必要的修正。

(三)對價支付標準的確立：30％的對價率可行嗎?[①]

1．合理支付標準的確立原則：理論定價與市場定價相結合

堅持理論定價與市場定價相結合，其目的是確立一個合理的市場預期，確保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不受損失。理論定價可以為市場樹立一個較為合理的參照，對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預期產生良性的影響。從理論定價的角度看，對價不僅要考慮到流動性溢價的實際情況，而且企業的控制權溢價和企業未來的管理能力溢價等因素也要權衡考慮。從市場定價看，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的博弈最為關鍵。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幾乎所有的對價方案(清華同方等少數幾家公司除外)均較為順利地獲得了通過。前不久，中信證券的作弊事件又被曝光，這都反映了中小投資者在投票過程中的弱勢地位，公平性不足的投票機制，很難使非流通股股東拿出相對公允的方案。因此我們不僅要考慮理論定價，而且也要在監督、改進表決機制方面下功夫，維護市場定價機制的有效性。

2．最低對價支付率的討論

由于目前金融理論無法對流通權這種風險資產做出精確合理的定價，加之對價率的最終確定歸根結底取決于市場雙方的博弈，因此，確定一個精確的、統一的對價率既無可能，也無必要。但為了維護中小股東的利益，應當確定一個底線，即最低對價率，吳曉求教授認為，最低對價率至少應為30％。

根據流動性溢價理論設計對價方案時，要考慮的因素有：非流通股控股權溢價、流通股價格泡沫、非流通股比重、受限的時間長短(即公司上市的時間長短)、資產收益的波動率。為了計算出最低的理論對價率，我們將直接采用汪昌云、汪勇祥(2005)[9]的研究成果。他們根據流動性溢價理論，分別運用Amihud和Mendelson(1986)模型、Longstaff的模型、期權定價模型對非流通股的流動性溢價做了測試。結果表明，當我國股市的平均收益波動率為25％左右、受限時間在3～5年之間、無風險利率為2％左右時，各模型計算的結果有差異，但差異不大，非流通性折扣率大多在50％～70％之間。我們考慮到近幾年來股票市值縮水的現實、非流通股流通的時間安排以及模型的實用性等因素，將非流通性折扣定為65％，也就是說，非流通股票的價值相當于流通股價值的65％。此外，從我國目前非流通股與流通股的資本比率來看，非流通股在總股本中所占的比率為64％，據此，我們可以根據總市值不變和流通股股東在上市公司中權益不受影響的原則進行簡單的計算。

假設非流通股股東以送股的形式支付對價，非流通股股本用L表示，流通股股本用s表示，總股本用T表示，獲得流通權之前的非流通股價值用P[L]表示，流通股的價值用F[s]表示，用b表示流通股價值為非流通股價值相比的倍數，即p[s]pL=b，用W表示非流通股占總股本的比重，用r表示對價率，P[o]表示復盤后新的股價。對價支付前后兩類股東的權益應當維持不變，我們有下列公式：

非流通性折扣65％的倒數就是流通股價值與非流通股價值相比的倍數，則b=1．54，同時將w=0．64代入上式，得到FO．294，即對價率為29．4％，接近市場形成的30％最低對價率的預期。

當然這種估算是相當粗略的，但至少可以認為，對價率高于30％，說明了投資者要求的風險溢價更高，反之，說明投資者對公司的預期良好，風險補償的要求低，所以對價率為30％是可行的。

注釋：

①對價率這一指標最先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吳曉求教授提出的，指的是流通股股東從非流通股股東那里直接或間接得到的股份市值與原有股份實質的比例。其計算公式是：對價率=非流通股以對價形式支付給流通股股東的新增資產價值(股份、現金等)流通股股東股權分置改革股權登記日持有的存量資產(股票)市值×100％。參閱吳曉求《中國資本市場分析要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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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mihud，Y．and H．Mendelson，1989．“The Effects of Beta，Bid-Ask Spread，Residual Risk and Size on Stock Returns”[J]Journal of Finance(44)：479-486．

[4]Longstaff,Francis A，1995，“How Much Can MarketabilityMffect Security Values?”[J] The．Journal of Finance.(50):1767-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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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Browne，M．A.Milevsky，T.S．Salisbury．2003,”AssetA11．orion and thc Liquidity Premium for Illiquid Annuities”．Working Paper,Columbia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