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討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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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學術研討會范文

中國圖書館學會高校圖書館分會

中國圖書館學會醫(yī)院圖書館委員會

承辦：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

協(xié)辦：《圖書情報工作》、《大學圖書館學報》、《現(xiàn)代圖書情報技術》、

《中國文獻情報》(英文刊)、《中華醫(yī)學圖書情報雜志》

會議網(wǎng)址：WWW.省略.cn／xkgy2012／

圖書館學科館員制度學科館員服務在我國已走過十余年的歷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過去的以文獻檢索獲取為中心的服務，到現(xiàn)在的針對和嵌入具體用戶群體、以個性化設計組織知識化服務為中心的學科館員服務，呈現(xiàn)出蓬勃發(fā)展之勢。各類型圖書館在學科館員服務領域進行了大量的實踐探索和創(chuàng)新變革，主動設計、引進和發(fā)展學科館員服務的新理念、新技術、新方法，探索適應新環(huán)境下的學科館員服務的新模式、新機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學科館員服務的工作流程和運行機制，同時也催生了支撐學科館員服務的工具、方法和系統(tǒng)，培育出特色化、個性化、知識化的服務產(chǎn)品和成果。因此，組織各類型圖書館分享學科館員服務的實踐經(jīng)驗和成果，促進學科館員服務進一步可持續(xù)發(fā)展，并在圖書館轉型過程中始終保持活躍的生命力，推動圖書館服務向知識服務轉型有著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鑒于此，中國圖書館學會專業(yè)圖書館分會、中國圖書館學會高校圖書館分會、中國圖書館學會醫(yī)院圖書館專業(yè)委員會聯(lián)合，定于2012年4月11-14日在武漢舉辦2012年學科館員服務學術研討會，主題為“學科館員服務：戰(zhàn)略、模式和最佳實踐”，會議將側重交流研討學科館員服務上的實際戰(zhàn)略、具體模式和在實踐中逐步累積、提煉與總結的最佳實踐和經(jīng)驗分析，包括服務模式、任務體系、工作機制、隊伍建設、技術支撐、效果評價等，探討學科館員服務進一步發(fā)展的戰(zhàn)略規(guī)劃和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等。現(xiàn)面向業(yè)界廣泛征文。

一、征文內容

1　學科館員服務的戰(zhàn)略與布局

針對學術機構開展學科館員服務的戰(zhàn)略規(guī)劃、服務模式、服務組織機制、創(chuàng)新特色等進行整體性介紹和總結，探討學科館員服務進一步發(fā)展的理論、戰(zhàn)略、機制創(chuàng)新等。

學科館員服務進一步發(fā)展的理念與戰(zhàn)略

學科館員服務戰(zhàn)略規(guī)劃與體制安排

學科館員服務模式，包括學科館員服務的任務布局、實施方式和組織機制

國內外學科館員服務的比較研究

2　學科館員服務的任務、方法和機制

探討學科館員服務各個方面的任務與方法，包括但不限于用戶需求與行為的調查與診斷、服務創(chuàng)新設計與推廣營銷、資源保障設計與組織、信息素質教育、學科情報服務、知識管理服務等方面的方法、機制和服務實踐等方面的案例和經(jīng)驗分析。

學科用戶信息需求與行為研究

個性化服務設計與推廣營銷

個性化資源保障體系設計和建設

個性化信息素質教育服務設計與實施

與科研教育緊密結合的個性化學科情報服務設計與實施

與科研群體和項目密切結合的個性化信息平臺服務設計與實施

支持教育、研究機構知識資產(chǎn)管理和知識活動管理的服務設計與實施

文獻計量學和文獻計量方法在學科館員服務中的應用

國內外學科館員服務創(chuàng)新案例

3　嵌入式個性化學科館員服務的組織機制

學科館員服務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嵌入科研教育群體和科研教育過程，利用和協(xié)同多層次多方位的資源和力量，設計、組織個性化的服務組織機制，支持靈活、高效的服務。會議擬介紹和總結各個圖書館協(xié)調協(xié)同各方面力量和多元化機制來支持和推動學科館員服務中的經(jīng)驗與探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內容(側重于組織管理機制)，用戶參與和基于用戶社區(qū)的服務機制等。

與教育科研部門、團隊的協(xié)同化學科館員服務的組織與管理

嵌入教學過程、研究項目、戰(zhàn)略規(guī)劃、教研評價的學科館員服務的組織與管理

用戶驅動和用戶參與的學科館員服務機制

基于用戶社區(qū)的學科館員服務機制

多機構協(xié)同的學科館員服務的組織與管理

4　學科館員及其服務的支撐和管理

學科館員服務可持續(xù)、充滿活力的發(fā)展需要資源、技術、政策等全面的支撐，需要良性共贏的知識儲備與循環(huán)架構，需要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團隊文化氛圍，需要高效率的工具、方法和資源與技術平臺。會議擬探索和總結推動學科館員服務不斷發(fā)展的必要軟環(huán)境和支撐條件平臺，學科館員服務的規(guī)范和制度化管理，學科館員能力與隊伍建設，學科館員團隊文化，學科館員服務品牌建設等。

學科館員培訓與能力建設

學科館員及其服務的支撐條件建設(側重資源、工具、方法等)

學科館員及其服務的管理與評價

學科館員的職業(yè)生涯設計與可持續(xù)發(fā)展

學科館員團隊文化和協(xié)同發(fā)展機制

二、征文要求

1　內容要求

(1)側重在學科館員服務上的實際戰(zhàn)略、具體模式和在實踐中逐步累積、提煉與總結的最佳實踐和經(jīng)驗分析。

(2)研究問題明確、具體。

(3)論據(jù)充分且有實際材料(如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事實、自己或他人的調研發(fā)現(xiàn)、工作中積累實證等)的支持。

2　格式要求

(1)投稿文章必須為以前未在公開刊物上公開發(fā)表過的文章。

(2)字數(shù)以4000-5000字為宜。

(3)論文書寫格式請參照《圖書情報工作》雜志著錄格式，格式為：中英文題名、中英文摘要(150-200字)、關鍵詞、分類號、正文、參考文獻、作者簡介。詳細要求請見會議網(wǎng)站或《圖書情報工作》雜志社投稿須知。因優(yōu)秀論文將結集公開出版，請務必按照格式要求書寫論文。

(4)征稿截止日期：2012年2月1日。

(5)投稿請登錄該會議網(wǎng)址：省略.cn／xk-gy2012／，并使用網(wǎng)上投稿方式(需要先注冊)。

3　論文評選及出版

(1)邀請專家組成論文評審委員會，對征文進行評獎并頒發(fā)獲獎證書，獲二等獎以上論文將推薦至《圖書情報工作》、《大學圖書館學報》、《現(xiàn)代圖書情報技術》、《中國文獻情報》(英文刊)、《中華醫(yī)學圖書情報雜志》上擇優(yōu)發(fā)表。

(2)會后，優(yōu)秀論文將結集公開出版。

(3)從獲獎文章中優(yōu)選部分文章作者為大會發(fā)言人。

三、會議相關事項

1　會議地點：湖北武漢

2　會議時間：2012年4月11-14日

3　參會方式：投稿參會；直接報名參會(登錄會議網(wǎng)站注冊報名)。

4　正式報到通知將于2012年3月中旬發(fā)出。聯(lián)系方式

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學會專業(yè)圖書館分會秘書處

聯(lián)系人：趙樹宜(學術)，電子郵箱：zhaosy@mail.las.省略

姜京善(會務)，電子郵箱：jiangjs@mail.1as.省略

王瑩瑩(會務)，電子郵箱：wangyy@mail.las.省略

電話：(010)82626812，(OlO)82626611-6225

傳真：(010)82626821

專業(yè)分會網(wǎng)址：省略.cn

高校分會網(wǎng)址：sal.省略／

中國圖書館學會專業(yè)圖書館分會

中國圖書館學會高校圖書館分會

第2篇：學術研討會范文

本次學術研討會圍繞近年來災害人類學發(fā)展的新動態(tài)，反思已經(jīng)取得的研究成果，探討災害研究中的理論與方法，以及防災減災中人類學關懷，為災害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發(fā)展做出貢獻。會議的主題為“災害人類學與防災減災的理論與實踐”。

一、大會主旨發(fā)言

六位國內外著名人類學家作了主旨發(fā)言。

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史蒂文?郝瑞教授作了題為“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的集約化脆弱性與災難”的發(fā)言，郝瑞教授通過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災害實例，闡述了

人口不斷增長，人民生活穩(wěn)定，人類從自然中提取物質與能源來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過程往往導致生產(chǎn)或產(chǎn)能的集約化、緩沖的消除、恢復能力的損失和脆弱性的增加。他在發(fā)言中強調：盡管人們的環(huán)境意識在增強，但要減少災害發(fā)生的頻率仍然十分困難。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人類學系安東尼?奧尼爾-史密斯教授作了題為“21世紀的風險、脆弱性與災難：人類學的視角”的發(fā)言，他在發(fā)言中強調：脆弱性和風險挑戰(zhàn)我們去處理那些可識別的社會功能，導致因特殊危害造成的損害和死亡，但它也讓我們遭遇到了人類與環(huán)境關系的整個體系的基本矛盾的困境，其中經(jīng)濟體系是最為突出的方面。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狄野昌弘教授作了題為“關于災害的比較社會學”的發(fā)言，他從災害與社會科學、災害與社會變動、社會的網(wǎng)絡關系與重建、對社會認識的差異、與自然的共生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并以阪神大地震和東日本大地震為例論述了震后避難趨向及社會認識。

美國原加州大學教授，現(xiàn)為獨立研究者蘇珊娜?赫夫曼教授作了題為“人類學視野下的災難與核心文化概念”的發(fā)言，赫夫曼教授認為：盡管人民經(jīng)歷了災難的發(fā)生甚至結束，但由于社會和文化的影響，長期積累，環(huán)境每況愈下，災難就在眼前。她堅信：一旦人類的文化被深入理解和充分運用，減災和恢復重建的能力將會加強。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災難研究中心李永祥研究員作了題為“災害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的發(fā)言，他從災害人類學研究方法中的基本問題、災害人類學研究中的田野調查、災害人類學的跨文化比較視角、災害人類學研究的民族志敘事和災害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五個方面論述了災害人類學的研究方法。

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副院長楊正文教授作了題為“巨災風險分擔路徑探討――以‘5?12汶川大地震災后重建為例’”的發(fā)言，他強調：“5?12”重災區(qū)在較短時間內不僅能夠恢復重建，而且獲得顯著的跨越式發(fā)展，完全得益于“對口援建”的災害風險和災害損失的跨區(qū)域分擔機制效率的發(fā)揮。因此，檢視和探討“對口援建”模式，對創(chuàng)新災害風險管理意義重大。

二、專題研討交流

大會主旨發(fā)言后，與會代表分八個場次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專題學術研討。八個專題分別是“災害人類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國外災害人類學研究”、“少數(shù)民族觀念與防災減災”、“防災減災與災害應對機制研究”、“氣候變化與災害應對”、“災害風險與政治經(jīng)濟”、“災后重建與宗教觀念”、“災害史研究”。議題廣泛、討論積極，體現(xiàn)了人類學在災害問題研究中的現(xiàn)實性和應用價值，同時也反映了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界在災害問題研究上的整體水平。

第3篇：學術研討會范文

溫端政、晁繼周、李行杰等16名專家在大會上做了報告，還有36人在小組討論會上發(fā)言。會議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一、語匯學理論

溫端政認為，語匯學作為語言學的分支學科，并不是孤立的，它與許多學科都有密切的聯(lián)系，并重點闡述了其與詞匯學、方言學、民俗學、歷史學和文學的關系。韓爽對“俗語”概念理解的現(xiàn)狀、其他相關概念的內涵以及俗語與其他相關概念的聯(lián)系進行了研究。史秀菊從三個方面概括了慣用語的特點：多用比喻修辭手段，字數(shù)并非主要為“三字”組，結構并非主要為“動賓”關系。延俊榮引進認知語言學的典型認知模型ICM理論探討了言語活動的構成、本質特征和建構機制，以此來探究言說類諺語的內在連貫性。白云認為成語2+2的韻律模式使得“四位一體”的成語讀起來具有強烈的節(jié)奏感。韻律與成語句法和語義存在不對稱關系，成語為了追求復合韻律詞的“最佳選擇”，犧牲了自身的句法關系和語義理解。馬啟紅從比喻構成的角度分析了體詞性俗語的比喻構成特點及語義生成方式。陳長書闡述了歇后語的分離性與同一性，認為前者解決了如何在語流中分離歇后語，也就是將歇后語和相鄰的語言單位區(qū)分開來的問題；后者解決了對于一些結構相似的歇后語，是視為不同變體形式還是不同歇后語的問題。

二、語典編纂

《語海》是上海辭書出版社準備重點打造的一部語類辭書，幾位代表就《語?！肪幾雴栴}進行了探討。李行杰認為《語?！肪幾霑r應盡可能地多收語條，按義類排列，釋義要準確、精當。楊蓉蓉介紹了《語?！肪幾氲臏蕚涔ぷ鳎⒕土⒛颗c編排、索引等提出了詳細的設想。孫畢詳細介紹了《語海》立項和編纂準備工作以及未來的編纂方案等。黃傳亮論述了《語海》義類編排方法的構想。

成語類語典為許多代表所關注。陳霞村、郭振紅對《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5版)中成語釋義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劉中富指出應區(qū)分同義成語和異形成語，以及普通語文詞典和成語詞典在收釋這兩類成語時應采取的不同方式。辛菊介紹了《學生成語辨析詞典》編纂的過程。李淑珍采用調查和統(tǒng)計的方法，對當前成語辭書收條情況進行了考察。

馬志偉闡述了語典例句編寫的經(jīng)驗與體會。溫朔彬闡釋了《新華語典》在立目和釋義等方面的原創(chuàng)性。陳玉慶介紹了《商務館小學生諺語歇后語慣用語詞典》的特色。黃麗群就學生語典的編纂情況提出了幾點建議。汪惠民引進了意象的概念，提出了對鑒賞類歇后語語典的編纂設想。

三、方言語匯

吳建生介紹了2010年國家社科基金語言學重點項目“漢語方言俗語語料庫建設研究”的情況，著重闡述了方言俗語語料庫建設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框架。張光明總結了多年來編纂“忻州方言語匯系列辭書”的經(jīng)驗。張寶玉對《忻州慣用語詞典》的編纂工作進行了介紹。史素芬研究了長治方言諺語的修辭美學價值。李金梅、王利、劉艷平和裴瑞玲分別對高平、壺關、定襄等地的方言諺語和靈丘方言歇后語進行了研究。

四、近代文獻語匯與語匯考釋

晁繼周認為《紅樓夢》中俗語的貼切運用，對描寫人物、表現(xiàn)主題、推進情節(jié)發(fā)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李倩以敦煌變文中的俗諺為材料，探討了敦煌變文的民間文學特色和口語化特征。張文霞統(tǒng)計源自《戰(zhàn)國策》的成語共160條，認為這些成語對探討先秦漢語和成語的形成及其歷史演變都有重要意義。

高列過對“守財奴”等詞語進行了考釋。范曉林利用山西方言材料解釋了元曲中“行行至”的意義。武玉芳利用山西方言和其他語言材料解釋了《金瓶梅詞話》中“豬剌兒”的意義，并提出了利用方言材料解釋近代漢語詞語的幾個原則。

五、語匯的具體研究

謝仁友對成語新義的類型、原因及規(guī)范原則進行了探討。趙志峰對成語誤用的復雜性及原因進行了歸納總結。安志偉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語匯進行了界定，并討論了新語匯的產(chǎn)生及其與相關范疇的聯(lián)系。申慧就新成語進行了專門論述。梁永紅認為大量的慣用語源于行業(yè)用語，并對這些用語的意義變化進行了研究。孫文娟對與女、品德、外表等相關的成語進行了研究。

王世利分析了慣用語的特點，并對慣用語在《漢語水平詞匯與漢字等級大綱》中的分布和教學策略進行了研究。劉嵌通過實驗的方法對慣用語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語義偏誤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教學策略。

除以上內容之外，還有代表研究了與語匯相關的其他現(xiàn)象。孟祥英研究了規(guī)范型詞典收釋待嵌格式的情況和原則。孟德騰研究了嵌入式四字格的語義透明度與嵌入項的語義變化。劉紅梅從聚合的角度引入了聚合詞的概念并論述了其修辭效果。王海靜以《紅樓夢》的英譯本為例探討了漢語俗語的翻譯問題，并以此為例探討了洪堡特的辯證翻譯觀。

會后還舉辦了溫端政先生漢語語匯學學術思想座談會。

第4篇：學術研討會范文

一、道德責任及人的品性的概念、關系、方法

道德責任的根據(jù)、基礎、限度和歸責等問題是倫理學中的重要問題，在倫理學史上得到了長期的深入研究。與會學者們圍繞道德責任的概念、道德責任與意志自由的關系、道德選擇等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華中科技大學韓東屏教授指出，研究道德責任與意志自由問題，應從道德選擇開始。人進行道德選擇，其先決條件是有意志自由與情境自由體現(xiàn)的內外自由。上饒師范學院詹世友教授對康德的道德責任觀進行了深入闡釋。他認為，康德倫理學雖然以研究先天的道德法則為基礎，但仍然關注人內在的意志品質，即德性。德性是能夠抗拒偏好滿足的準則而執(zhí)行道德法則的意志力量。井岡山大學曾建平教授主要從需要來談人的道德責任。他強調，道德責任的本質在于需要，當人們的需要還處于一種自在層面時，道德對其來說還只是一種外在責任。湖南師范大學向玉喬教授提出了道德記憶的概念，認為刻寫道德記憶本身也是一種道德責任，指出人類所應承擔的道德責任類型（回溯性道德責任和前瞻性道德責任），強調我們人類必須對自己過去的行為承擔道德責任。武漢大學李勇副教授結合當下中國社會的一些現(xiàn)實倫理問題就需要與責任、責任與權利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詮釋。

道德責任與人的品性存在密切的關系，學者們對其進行了深入闡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沈清松教授指出當前的道德困境在于虛無主義和規(guī)范解構，效益論無法提供道德責任感，而義務論雖能提供道德責任的依據(jù)，但仍無助于虛無主義的克服，因此主張一種開放的德行論，將道德責任提升到人性的完成。華中科技大學學報吳蘭麗副主編指出，人是社會之網(wǎng)上的結點，人具有社會性，理應承當相應的道德責任。道德責任需要內在的道德自律，也需要外在道德經(jīng)驗的指引。而承擔道德責任的主體是人，這就需要引入“人的品性”這個概念，具有良善品性的人會自覺擔當其道德責任。中國人民大學龔群教授考察了奧古斯丁的善惡觀。他指出，中世紀時期的基督教教義提出了意志為惡的起源論。奧古斯丁堅持認為造物主所創(chuàng)造的這個世界從本性上看是善的，同時認為上帝給了人意志自由。被造物有意志自由，他們因為驕傲而自己背離上帝，從而才有了罪與惡。驕傲是惡的開端，而謙卑是一切德性中首要的德性。印度喬達摩佛大學學者L.P.singh對道德責任和人性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決定論和自由意志以及道德責任是否相容的爭論由來已久。不相容論的觀點認為，一旦給定自然律和世界的初始狀態(tài)，世界之后的每一個狀態(tài)就是確定的了，因此不存在自由意志，也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道德責任。相容論中的一種觀點，即萊布尼茨一劉易斯理論，對此從形而上學層面予以反駁。它的精髓就是給可能世界一種實在論說明。一個世界因果鏈必須援引所有可能世界中的事實，由此，因果性只是一種效應。這種觀點面臨一些難以克服的本體論負擔。山東大學吳童立副教授以分析哲學方法對道德責任與自由意志是否相容進行了探討。北京師范大學田海平教授通過對《舊約?創(chuàng)世記》“該隱之問”即“我是我兄弟的看護人嗎”進行討論，以它因時而變的多形態(tài)呈現(xiàn)以及可能的應對為線索來探討道德責任的現(xiàn)代稟性。反思的責任論立足人類整體來理解人的責任，從更開闊的全球化或大地共同體的視野和更為長遠的子孫后代的意義上回應“祛責之間”，體現(xiàn)了歷史和邏輯的統(tǒng)一、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道德責任觀

不少學者紛紛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視角對道德責任相關問題給予關注。南京師范大學陳真教授探討了墨家思想對我們所應承擔的世界和平道德責任的啟示。沈清松教授則指出，儒家重視人本有善性的卓越化，也重視人際良好關系的滿全，儒家的倫理學其實是開放的德行論的倫理學。向終極真實開放的德行論，是儒家倫理學道德責任的最后基礎。智利天主教大學馬科斯?哈拉米約（Marcosjaramillo）教授在題為“財產(chǎn)與真正自然法和儒家的關系”報告中，從中西文化對比的角度，探討了西方真正自然法思想與儒家思想的相通之處，以及二者在當代責任倫理研究中的價值。他認為，來自于古希臘哲學延續(xù)至中世紀的“真正的自然法則”與儒家思想在財產(chǎn)權方面有著相似之處。比如在買賣關系、不動產(chǎn)、房屋、知識產(chǎn)權和商業(yè)企業(yè)等財產(chǎn)權方面，其邏輯結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所以，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遵循“真實的自然法則”和儒家思想中的財產(chǎn)權思想，對建立社會的道德責任感具有重要意義。

三、實踐領域中的道德責任問題

許多學者從具體的、實踐的視角對道德責任觀念進行詮釋，如企業(yè)的道德責任、教育的道德責任以及全球化和高新技術中的道德責任問題等。南京師范大學高兆明教授基于智能機器人的思考，著重探討了高技術創(chuàng)新中的道德責任意識問題。湖南師范大學王澤應教授在《命運共同體價值理念內涵的責任倫理意義》一文中指出，“命運共同體”價值理念本身蘊含著一種要求同心同德的責任倫理意蘊，它以十分清醒的理性認識和對全球性問題的深刻洞觀，凸顯全球化時代各國共處一個地球的命運共生性，要求以積極的態(tài)度來應對全球化的挑戰(zhàn)，化解全球化的風險，以達到共生共贏共發(fā)展的目的，保證全球化沿著符合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福祉的方向前進。西南財經(jīng)大學譚亞莉副教授探討了企業(yè)如何履行社會責任的實踐問題。同濟大學Bo R.Meinertsen副教授指出自然的責任概念在其主要意義上應是人類中心主義的，他反對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主張。印度理工學院普拉布教授（V.Prabhu）則對教育與道德責任的問題給予高度的關注并進行了詳細的闡釋。

第5篇：學術研討會范文

中文天地出版?zhèn)髅焦煞萦邢薰拘旖▏笨偨?jīng)理，江西教育出版社廖曉勇社長、周建森副總編輯出席開幕式，并向與會專家、學者表示熱烈的歡迎。中國辭書學會語文辭書專業(yè)委員會主任譚景春代表語文辭書專業(yè)委員會在開幕式上通報了此次會議的籌備情況。

本次學術研討會通過大會發(fā)言和小組討論兩種形式進行學術交流。會議論文內容涉及辭書理論與辭書史、詞匯語義學研究、辭書的編纂修訂、辭書的規(guī)范化與現(xiàn)代化等方面。

一、辭書理論與辭書史

語匯是本次會議討論的熱點之一。徐時儀《〈漢語大詞典〉所收習語俗諺探略——兼論語詞分合》以《漢語大詞典》第二版水部所收的習語俗諺為實證，討論了語詞分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認為對“語詞分立”應持審慎的態(tài)度。周薦《漢語熟語研究的正業(yè)與要務》提出了將漢語熟語研究與文化史研究結合的新思路；認為將語匯學作為一門新學科獨立出來仍有待考量。劉靜靜、徐時儀《論“語”“詞”的分與合》，趙越、周薦《從詞匯學的體系性看“語詞分立”說》，也從不同角度就“語詞分立”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關于語匯的論文還有：李淑珍《試論俗語的同一性和同義性在語類辭書編纂中的作用》、溫朔彬《論大型工具書〈語?！稻幾氲奶攸c》、王海靜《論書證對“成語”辭書編纂的重要作用》、湯仕普《試論分化成語》等。

李仕春《框架語義學視閾下的詞義衍生研究——以多義詞“看”為例》用框架語義學理論解釋了“看”的多個義項的形成原因。王潔《定中結構“平行式”多義詞義項的語義距離考察》以定中結構的平行式多義名詞為例，考察該類名詞義項的語義距離。趙紅梅《論同義詞詞典的學習屬性》分別從功能、收詞、詞目信息及釋義等方面對同義詞詞典的學習屬性進行了探討。

李孝倉《專書類辭典編纂中有關詞匯的基本問題——以〈春秋左傳辭典〉為例》，指出處理古代專書詞典中的語文詞匯條目時，需要解決好兩個基礎問題——古代文獻用字與文獻詞匯的確認；兩個核心問題——專書詞典的收詞立目與語詞條目的釋義。趙家棟、馬雅琦《〈說文·水部〉與〈漢書·地理志〉異文研究》從文獻學等角度對《說文解字》與《漢書》的異文從字、詞、句三個層面進行了研究。潘牧天《文獻異文對語文辭書編纂的價值》對《漢語大詞典》等辭書中大量的例證進行研究，論證了異文對語文辭書編纂的價值。

葉軍《現(xiàn)代辭書文化之濫觴——對商務印書館早期辭書出版的幾點思考》對商務印書館早期出版的代表性辭書，特別是各類首出辭書進行了概括性梳理，總結出三大出版特點，并分析了這些鮮明特征對中國現(xiàn)代辭書事業(yè)發(fā)展起到的推動作用。高永偉《商務印書館早期的英漢詞典》則從英漢詞典的角度回顧了商務印書館早期的辭書出版活動。謝仁友《趙元任先生對辭書學的貢獻》研究了趙元任先生對辭書編纂和辭書學研究的重要貢獻。陳明娥《朝鮮時代漢學辭書的編纂特點及價值》介紹了朝鮮時代辭書的四大類型及其編纂特點，并從文獻學、漢語史及語言教學價值等角度進行了討論。

二、詞匯語義學研究

晁繼周《說“標志”與“標識”》從問題的產(chǎn)生、當前“標志”“標識”的使用情況、詞典中對“標志”“標識”的處理三個方面討論了“標志”與“標識”這組異形詞，認為可以把“標識”處理為“標志”的同義詞；提出詞典必須及時反映語言的發(fā)展變化，要關注、解決異形詞中的一些特殊問題。姜仁濤《〈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6、7版）與異形詞規(guī)范》對該詞典中的異形詞進行了統(tǒng)計分析。譚景春《動詞的目的義及其在詞典釋義中的處理》研究了動作義與目的義的區(qū)別、目的義的類型、動詞目的義的兼類和含有目的義動詞所帶的賓語等問題，并對《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動詞目的義釋義的修訂提出了重要意見。王重陽《“跩”“拽”的音與義》指出“跩”“拽”二字讀zhuǎi音表示“傲慢、得意”時，應及時根據(jù)已經(jīng)穩(wěn)定的語言事實將字形定為“跩”。陳玉慶《語文詞典中的單音兒化詞的處理》統(tǒng)計了四部語文詞典中單音節(jié)兒化詞的收錄及編排情況，對語文詞典中單音節(jié)兒化詞收錄和編排提出了建議。王仁強、黃昌寧《從雙層詞類范疇化理論看現(xiàn)代漢語自指詞項的兼類問題》從雙層詞類范疇化理論角度分析，認為取消自指詞項兼類禁令是解決漢語詞類問題的重要出路。潘雪蓮《口感類形容詞的語義發(fā)展及在詞典中的注釋處理》注意到口感類形容詞有發(fā)展出名詞性義項的可能，因而在辭書中需要及時進行補充和調整。饒琪《什么樣的字母詞能夠進入辭典？——漢語字母詞的共時演化（2000—2016）》從時間推移的視角觀察“字母詞”使用情況的變化，以確定什么樣的字母詞能夠進入詞典。

儲澤祥《列舉義“等等”是如何形成的》研究了列舉義“等等”是怎么形成的，認為“等等”是從量詞重疊式虛化來的，并不是列舉助詞“等”的復用。周淑萍《釋“處士”》列舉了“處士”一詞的多種釋義并對此進行考證，指出“處士”是指尚未入仕、沒有官職在身的自由知識分子。高永安《漢語聯(lián)綿詞的搜集辨別及其意義》認為聯(lián)綿詞的語音結構支持上古漢語有含有l(wèi)的復輔音；反對拆解聯(lián)綿詞的做法。卞仁?！丁礉h語大詞典〉“選練”條注商》、邵天松《“懸米”釋義商補》、何茂活《〈漢語大字典〉“音義未詳”字考釋五題》分別對“選練”“懸米”“‘音義未詳’字五例”進行了考釋。程建功《〈說文〉基數(shù)字義的文化背景略說——兼議辭書釋義的時代性及其局限》說明了《說文解字》從陰陽易數(shù)角度闡釋一、二、三、四、五這種數(shù)詞的原因。

程志兵《〈漢語大詞典〉收釋方言詞語小議》從方言詞的收錄和釋義的范圍、標準等方面對《漢語大詞典》第二版的修訂提出建議。于峻嶸《〈現(xiàn)代漢語八百詞〉合條（主條+副條）釋義分析》以副詞為例研究了《現(xiàn)代漢語八百詞》中合條（主條+副條）模式的釋義問題?？祰隆禔ABB和ABB兩種詞匯結構及其交互構造問題》研究了AABB和ABB兩種詞匯結構及其交互構造問題，認為由AABB式詞語變化為ABB是把原來并列關系的A、B變?yōu)檎P系，反之則由正偏關系模糊為并列關系。鄧雙軍、萬藝玲《“事件·物質”類名詞的釋義問題》運用句法語義研究方法探討“事件·物質”類名詞的釋義問題，認為可以根據(jù)詞條的使用頻率處理“事件·物質”類名詞的釋義。

三、辭書的編纂、修訂與辭書的規(guī)范化、現(xiàn)代化

林仲湘、李園《關于〈規(guī)范字與繁體字、異體字辨析字典〉的編寫》從使用范圍、編寫特色、細節(jié)和難題的處理等方面介紹了《規(guī)范字與繁體字、異體字辨析字典》的編寫情況。汪惠民《對幾部大型語文工具書部首設計情況的調查與思考》研究了四部大型辭書各版次部首設計的演變歷程，指出“據(jù)形取部”和“總量簡化”是它們演變的共同點，而不同的工具書因面向讀者對象不同，在部首設計上亦有所變化。魏勵、劉建梅、張秋霞《漢語辭書的編纂應提倡科學規(guī)范觀》研究了規(guī)范字身份的確定，規(guī)范字形的確定，規(guī)范字與繁體字、異體字關系的梳理等問題。郭曉丹《連接號在語文辭書中的應用問題研究》探討了如何落實《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guī)則》關于分詞連寫的規(guī)定。陳明學《詞匯規(guī)范與高中詞語教學——以四個成語為例》以四個成語為例詳細說明了詞匯規(guī)范在高中語文教學中的重要性。

王吉輝《比喻與形容——有關詞典釋義語問題的探討》考察了《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5版和第6版固定語意義解釋的釋義語“比喻”和“形容”的使用情況，并對此提出修改建議。王暉《“兒”音規(guī)范瑣議》通過統(tǒng)計分析《現(xiàn)代漢語詞典》和《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中“兒”的注音，認為僅將“兒”區(qū)分為“兒1”（詞根）和“兒2”（詞綴）尚有可商之處，另一個獨立的“兒3”（兒尾）應當補充進來。宋浚瑞《辭書修訂需要與時俱進——從〈漢語大詞典〉第二版“引書格式”修改談起》介紹了《漢語大詞典》第二版“引書格式”的改進。劉建梅《〈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植物詞條的收錄及釋義問題》以《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的植物名稱詞條為例，分析了其中漏收及收錄不當?shù)默F(xiàn)象。李雪《辭書中的語體色彩標注問題——以〈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口〉的標注為例》考察了《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語體標記〈口〉的標注情況，提出語體色彩的劃分應遵循最小交集原則。孫可《“舊讀”淺議》研究了目前辭書中的“舊讀”標注存在的問題。

王祝英《從引證歧異談大型語文工具書修訂需要注意的問題——以〈漢語大字典〉為例》以四組文獻異文為例，探討了用字歧異問題的處理方法，指出編纂大型語文辭書應當做好文獻查證、取舍、標注等工作，并重視語料庫在編纂中的運用。王海靜《論書證對“成語”辭書編纂的重要作用》從“科學立目的依據(jù)”“精確釋義的基礎”“追本溯源的支撐”三個方面論證了書證在成語辭書編纂中的重要作用。李蕓、郭小武《基于〈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語匯調研》向大家展示了信息技術手段在處理辭書語料中的運用。

張永偉、顧曰國、胡欽諳《面向語料庫辭書編纂系統(tǒng)的設計與實現(xiàn)》介紹了其課題組研發(fā)的COCAL辭書編纂系統(tǒng)，并對其中的主要功能進行演示。徐蔚《淺析數(shù)字化辭書的出版隱憂與對策》指出了數(shù)字化出版時代，泛全民化致使質量難于把控、讀者個性化需求難以滿足、著作權易受侵害等隱憂。

此次學術研討會，學術氣氛濃厚，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通過熱烈研討，既開闊了學術視野、豐富了學術知識、提高了學術水平，又增進了彼此間的學術友誼。對語文辭書的編纂、研究和出版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會議達到了預期目的，獲得了圓滿成功。

第6篇：學術研討會范文

會議當天，日本白壽生科學研究所社長原昭邦、瑞齊寧健康產(chǎn)業(yè)集團董事長侯杰出席并主持會議；日方原川博士發(fā)表了關于研究論文的演講及展示；日方的八木博士在會議上發(fā)表了研究成果；靜岡濟生會綜合醫(yī)院的榛葉俊一先生和中國醫(yī)師做了學術報告；日方根立博士以《臨床研究的進展和今后的展望》為題進行了演講。此次會議在青山部長的閉幕詞中拉下了帷幕。

中日雙方專家學者就上述問題進行了充分的交流研討，此次會議，對白壽未來發(fā)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采訪實錄

《養(yǎng)生大世界》：您認為這次會議有何重要意義？

樓惠軍（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yī)院原康復科教授）：日本專家研究的很前沿，已經(jīng)到了分子領域，研究脂肪酸，影響人體的脂質代謝有161個指標，大概有60%的指標在高電位的作用下發(fā)生了變化。因為它本身是基礎研究，研究的是機理，可以解釋為什么患者會有不同程度的好轉，是因為人體代謝的產(chǎn)物在發(fā)生變化，之后才會產(chǎn)生一系列的作用。

會議涉及的內容非常廣。這次還做了高電位的可視化研究，我們現(xiàn)在的高電位坐上去，有的人有感覺，有些人沒有感覺，無法感受到使用的時候有東西在發(fā)生作用，但是，高電位可視化研究可以讓你看到有一個電場的彩色圖，讓人看到你確實坐在電場里，這項技術也獲得了專利，我認為這個對于病人的心理狀態(tài)會起到很好的作用。

第7篇：學術研討會范文

中國社科院文獻信息中心黃長著主任蒞會并向會議致了賀詞。天津社科院黨組書記、院長李錦坤出席了會議的開幕式并致開幕詞。會議閉幕時，天津社科院項新副院長致了閉幕詞。

會議中，代表們就圖書館信息化建設中有關技術層面的問題進行了交流。會議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研討社科院系統(tǒng)圖書館的業(yè)務評估問題。大家一致認為，從長遠發(fā)展著眼，全國社科院系統(tǒng)圖書館逐步建立和完善業(yè)務評估體系是非常必要的。我們應當借鑒公共圖書館和高校圖書館的經(jīng)驗，從我們系統(tǒng)的實際出發(fā)，通過研討，統(tǒng)一思想，創(chuàng)造條件，把這項工作推動起來。

會議期間，社科院系統(tǒng)圖書館各片區(qū)組長館館長召開了碰頭會。會上，大家一致推舉新疆社科院圖書館承辦明年的全國社科院系統(tǒng)圖書館第十一次協(xié)作及學術研討會。

第8篇：學術研討會范文

一、傳統(tǒng)美德的現(xiàn)代轉換與創(chuàng)新是時代需求

中華傳統(tǒng)道德文化的漫長發(fā)展涵育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既造就了中國燦爛的物質文明，同時在特定歷史境遇中鑄造出的特有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審美情趣，成為中華民族戰(zhàn)勝挫折和挑戰(zhàn)的重要精神支柱。與會專家學者認為，對中華傳統(tǒng)美德進行現(xiàn)代轉換與創(chuàng)新既有利于當代中國道德建設，也使中華傳統(tǒng)美德重獲生機。

天津科技大學趙士輝教授從恩德與恥教的角度分析當代中國道德建設存在的問題，認為恩德是關于如何對待恩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也是人的一種德性。在中國傳統(tǒng)恩德中僅就內容來看，就包括施恩、拒恩、受恩、知恩、記恩、感恩、報恩等七個方面。恩德作為世界上各民族共有的倫理文化現(xiàn)象，其觀念和行為具有普遍意義。中國傳統(tǒng)恩德具有體系性以及重視面向實際調節(jié)人際關系等特點。恥教是道德教育的一個部分，因其強調道德榮譽感而使恥教具有凈化社會公共生活的特殊功能。在當前中國道德建設中恩觀念出現(xiàn)了問題。在社會公共生活中有些人只知受惠、索取，而不知感恩、報恩；在家庭生活領域，有的子女不報答父母的養(yǎng)育之恩，甚至“不想長大”，出現(xiàn)啃老現(xiàn)象。針對這些問題，加強恩德與恥教培育，促進中華傳統(tǒng)美德的現(xiàn)代轉換與創(chuàng)新，是當代中國社會倫理文化建設中的緊迫任務。天津大學學院孫蘭英教授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角度，探討了對中華傳統(tǒng)美德進行現(xiàn)代轉換與創(chuàng)新的時代迫切性。她從提出的“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六個中華文化基本價值觀出發(fā)，認為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積極引導人們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斷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基礎，就必須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對接，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成為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二、傳統(tǒng)美德的現(xiàn)代轉換與創(chuàng)新面臨時代挑戰(zhàn)

如何處理好全球化與保持民族性之間的關系，是當前中華傳統(tǒng)美德進行現(xiàn)代轉換所面臨的挑戰(zhàn)。孫蘭英教授認為，每一個社會都有其獨特的社會精神氣質，都有自己的社會核心價值觀，對其先進的文明成果，如公共服務、終身教育、生活質量、生態(tài)文明等社會價值，我們要積極吸收借鑒。另一方面，要發(fā)揮中華傳統(tǒng)美德的世界意義。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靈魂是核心價值觀及其價值體系，它以理想的形態(tài)引導著這個民族、國家和社會的歷史發(fā)展進程。

如何正確處理好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關系，是中華傳統(tǒng)美德進行現(xiàn)代轉換與創(chuàng)新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zhàn)。天津師范大學王秀閣教授認為，現(xiàn)實是歷史的結果和未來的開端，只有立足現(xiàn)實才能正確地認識歷史，科學地預測未來。中華傳統(tǒng)美德的基本內容具有歷史的恒定性，但在傳承時卻不能固守歷史使其僵化，應當使傳統(tǒng)美德在注入新元素的同時并進行當代闡釋。天津醫(yī)科大學醫(yī)科人文學院郭衛(wèi)華副教授認為，在面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相互沖突的時代挑戰(zhàn)中，應當避免兩種極端：一種是否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否定其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作用。歷史證明，近代中國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否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作用根本是行不通的；另一種極端是過分夸大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實作用，實際上是秉持一種文化懷舊的情懷，從而陷入文化本位主義，使現(xiàn)代文化建設與現(xiàn)實脫節(jié)?，F(xiàn)代化的根本動力在于社會發(fā)展的需要。

三、中華傳統(tǒng)美德現(xiàn)代轉換與創(chuàng)新的實現(xiàn)途徑

第9篇：學術研討會范文

昨天大家主要是圍繞現(xiàn)代公訴制度的內涵特征等方面進行討論，那么今天我們可能進入一些更加微觀的中國特色現(xiàn)代公訴制度的建設問題，今天我們期待著檢察系統(tǒng)的同志們更多精彩的發(fā)言。正式開始討論之前，我們隆重介紹一下昨天風塵仆仆趕來的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法學教授甄貞同志。我相信今天很多同志想對今天會議的主題談談自己的見解，下面請開始。

閆敏才（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庭副廳長）：

兩個中心和焦作市檢察院聯(lián)合召開學術研討會，對現(xiàn)代公訴制度進行研討，應該說對我們公訴工作的實務和理論的探討具有非常大的指導意義和促進作用，我個人發(fā)言之前，先代表高檢院公訴廳對各位老師、教授、專家、河南省檢察院、焦作市檢察院能夠集中起來對我們公訴制度、公訴工作進行研討，表示崇高的敬意，對公訴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謝。既然是參加研討，自由發(fā)言，我就講一些個人的看法。聽了各位教授和同行們的一些高見，我很受啟發(fā)而且收獲很大。對于今天討論的議題，我想個人有兩個方面的看法：一個是昨天下午的討論和發(fā)言主要有兩個大的方面，一個是對一般的公訴制度和理論的研究；一個是對我們國家公訴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問題進行了一些論證。因為對于一般公訴制度，特別是現(xiàn)代公訴制度，一些專家和教授都有高深的見解，就對怎樣改革和完善現(xiàn)行的公訴制度講一點個人的看法，考慮完善和改革現(xiàn)行的公訴制度，我想對現(xiàn)行公訴制度本身的兩個要素應該考慮進去，一個是我們的公訴機關同時又是法律監(jiān)督機關，它跟一般的純粹的公訴機關還是不同的，它還是有中國特色的，在這個方面考慮各種公訴制度建制是不容忽視；再一個方面，我們公訴機關還代表國家利益、公眾利益甚至是一種法制的形象，這樣一來在構建制度時確實有一種平衡，公訴機關是不完全的一方當事人或原告人，所以在構建制度和改革或完善時要把這個性質、要素考慮進去，要代表國家利益、公眾利益，本身就有個平衡問題。國家利益、公眾利益本身包括維護和保護人權問題，保護人權就是兩個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我們國家已經(jīng)簽署，政府簽署了就意味著認可了這個事，所以我們公訴機關代表國家行使職權時，就負有維護人權的任務。昨天衛(wèi)東教授講了要控辯平衡的問題，確實需要在構建公訴制度時加以考慮，一方面要代表國家追究犯罪，另一方面國家也確實有維護人權、保護人權這方面的義務。所以，我們應該在以上兩個因素的基礎上來改革和完善我們國家的公訴制度，這是我的一個想法。對于改革和完善公訴制度幾個具體問題，焦作市的一些論文的作者，包括種檢已經(jīng)作了綜合的論證，極具開拓精神，里面的一些觀點，還有教授發(fā)表的一些高見，我都非常贊同，但我想有幾個問題還要進一步深化：一個是職業(yè)公訴人問題。職業(yè)公訴人的稱呼和實際做法是主訴檢察官的一種升格，或者說是一種升華，我個人看就是主訴檢察官的一種類型，總體上還要歸在主訴檢察官行列當中，因為主訴檢察官的改革高檢院是肯定的，只是這里叫法不同，另外又進了一步。所謂“進一步”可能是在兩個方面，一個是職權進一步擴大，再一個是待遇進一步穩(wěn)定。這里面需要深化的問題主要還是職權問題。五六年以前，在新鄭開過一個全國部分省市主訴檢察官研討會，“主訴檢察官”的稱呼之后就在全國普遍推廣開了。主訴檢察官現(xiàn)在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在辦案機制上是主訴檢察官個人就有權決定，還是說有些案件還需經(jīng)過行政審批，我們經(jīng)過研究認為主訴檢察官就其承辦的案件有權決定案件的訴訟處理，不需要再經(jīng)過審批，當時用我們領導的話來講，主訴檢察官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按照世界通行慣例，主訴檢察官本人就應該對案件本身的訴訟處理有權做出決定。

這個主要是考慮他的親歷性，辦理案件必須得親歷，必須親歷親為，必須要審查，案件的調查、出庭等等，這些行為集體不容易做到，因為我們國家的法律規(guī)定，審查起訴期限最長就是一個半月，檢委會不可能都能仔仔細細地閱卷，只能是檢察官本人和他的助手來進行閱卷，我的這個說法不一定妥當，比如法律規(guī)定檢委會對重大的問題進行討論，討論案件本身好多都是即興發(fā)言，聽人介紹，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發(fā)表意見的依據(jù)或者說論據(jù)許多都是不清楚的，這是一個方面。

再一個就是責任分明的問題，集體研究的問題肯定是責任不清，責任不清就是大家沒有明確的責任，我講的主要是制度上，雖然說檢察會委員或參加審批的領導責任心都非常強，但是這個制度本身的漏洞也不容易忽視，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還是需要進一步深化研究。

第三個就是專業(yè)化的問題，現(xiàn)在案件特別是新型的案件，有好多專業(yè)性問題，許多不辦理這類案件的人就不專業(yè)了，為一種制度，不專業(yè)是根本提高不了案件質量的。

第四個就是集體研究干擾比較大。這樣幾個因素綜合起來，我覺得在主訴檢察官這個問題上，方向應該是放權，這樣才可能跟檢察官辦案機制和按照司法規(guī)律辦案這個機制逐步吻合?，F(xiàn)在可能存在一些具體問題，這些問題可以逐步來解決。比方說素質不高的問題，辦案紀律的問題等。

第二個問題是公訴引導偵查問題，法律只是規(guī)定的檢察機關可以參加公安機關重大案件的討論，再沒有其他的規(guī)定了。但公安機關是提倡公訴引導偵查的，現(xiàn)在的問題是需要明確和深化引導偵查的任務，包括具體程序，檢察官的法律地位，如何跟批捕配合等。

第三個就是量型建議，量刑建議屬建議性質，建議就是可以聽也可以不聽，我感覺公訴機關常常是花費了很大的精力，耗費了許多資源，最后也只是一種建議，而且審判的獨立性也不吻合，法院比較反感，他們認為量刑問題是他們職權范圍內的事，我感覺費那么大精力去搞量刑建議不如在對判決和裁定的審查上下一些功夫，就是所謂的事后監(jiān)督問題，事前你建議半天，人家并不一定聽你的，與其這樣內耗和分散精力，還不如把重點放在對判決和裁定的錯誤進行審查上。

第四個就是關于緩訴問題，這個問題主要是于法無據(jù)，從研究的角度來講，緩訴拖的時間比較長，與人權保護還是有點兒沖突的，公民有權及時得到正規(guī)的審判機關的審理。緩訴期間如果好了當然就從輕處理了，如果還有毛病，你是兩個行為一起處理，還是說對以前的行為再次做出處理，緩訴的時間對當事人來說是一種權利，緩訴對這種權利就是一種限制，怎么來平衡這個問題？再一個就是后遺癥比較多，負擔重，考查期間出了問題誰負責？被害方如何申訴？我個人的意見是要積極論證擴大審查起訴的裁量權問題，就是對酌定不起訴這一塊做文章，對未成年人本身酌定不起訴的事我想應該進一步深入論證，他們有可能在這一方面打開一個缺口。

第五個就是辯訴交易。辯訴交易爭論更大，我覺得基本上還是不太適合我國實際情況。我想我們公訴制度研究本身就是對公訴工作和公訴制度的積極促進，特別是焦作檢察院、河南的同志們對這些做了大量的工作，這首先是要肯定的。還應該積極鼓勵，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都應該對這些問題做一些深的研究，當研究過程中思想要沖破牢籠肯定會與有些地方不一致，這不影響研究，只是能夠進一步的激發(fā)深化。

隋光偉（長春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非常榮幸參加這個會議。剛才高檢院的領導講了很好的意見，我也談談個人的體會。我覺得在我們中國完全可以建立一個中國式的公訴制度，必須有兩個標準，一個就是國際化的標準，我們必須把人類世界公認的原則和標準貫徹到我們這個訴訟制度，因為法律既是國家的，也必須是世界的，我們必須適應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方針和發(fā)展的形勢；第二個標準就是民主化的標準，這個制度應該真正體現(xiàn)我們國家民主政治總的前提和發(fā)展方向。這兩個標準是統(tǒng)一的，從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另外，我覺得一個現(xiàn)代化的公訴制度不是孤立的，應該與發(fā)達的辯護律師制度相配套，所以我們在建立公訴制度的同時應該考慮到辯護制度和律師制度如何來構建。關于在建立現(xiàn)代公訴制度中人權保障和控制犯罪的關系，我認為人權保障是前提，只有保障了人權，才能實現(xiàn)有限的犯罪控制。為什么說是有限的控制，我有兩個體會：一個是我國司法發(fā)現(xiàn)犯罪和控制社會的能力是低水平的，真正進入到刑事訴訟程序的人是少數(shù)而不是多數(shù)，我們有大量的犯罪黑數(shù)存在，破案率也極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刑事訴訟控制社會犯罪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可以說是十分有限的。第二個，由于我們現(xiàn)行的刑事訴訟制度乃至刑法制度缺少必要的個性化和人性化，懲罰的功能大于改造的性能，所以刑事訴訟中不能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權，他們的人格和尊言得不到充分的尊重，他就不會心服口服地接受刑事訴訟和審判，這樣只能增強他對社會的對抗，只會增加他犯罪的基因，所以說在刑事訴訟別是現(xiàn)代的公訴制度中，如果不能充分保障人權，特別是當事人的人權，那么我們非但不能實現(xiàn)一般預防和社會控制的職能，就連個別控制犯罪的職能也會喪失，所以我覺得一個先進的公訴制度應該以保障人權為核心、為基礎來建構。關于公訴人職業(yè)化的問題，大伙都在談職業(yè)化的問題，我覺得現(xiàn)在這是一個困惑的問題，我始終也感到很困惑。因為我們現(xiàn)在的檢察機關是多職能的，有偵查職能，有監(jiān)督職能，有公訴職能，多職能就決定了我們多樣化的管理模式，不可能是職業(yè)化的管理模式，因為行政化管理更應該有利于偵查和監(jiān)督職能的發(fā)揮，所以說我們現(xiàn)在要從根本上實現(xiàn)職業(yè)化，那只能是專業(yè)化和單一化，除非檢察機關是單純的公訴機關，否則真正的職業(yè)化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F(xiàn)在的問題是現(xiàn)代的公訴職能，我們現(xiàn)在這個檢察官的隊伍，沒有經(jīng)過嚴格司法考試，絕大多數(shù)公訴人沒有通過司法考試，這樣一支隊伍能不能勝任現(xiàn)代公訴制度的建構值得憂慮，也許在座的檢察官有人提出“你是不是檢察官這樣的問題”，現(xiàn)在我向甄貞檢察長提出幾個問題，請她談自己的觀點，在昨天的大會討論中一些作者提了幾個觀點，一個是指導偵查的問題，指導偵查的概念，我們慣用的是引導偵查，有的提是領導偵查，在中國是不是建立了以審判中心主義為基礎的審判制度、訴訟制度？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如何來建構一個偵訴關系？就是公訴人和偵查人員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能不能實現(xiàn)偵訴一體化？這是一個問題。另一個是關于律師見證的問題，就是律師有沒有為偵查人員和檢察官見證的責任，我倒是覺得這是一個嘗試，我們檢察官在利用律師，律師為檢察官見證，實際上他站錯了立場，我覺得在刑事訴訟中律師的責任就是為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提供幫助，而絕不是為檢察官提供幫助，所以律師不能成為第二個公訴人，就像公訴人不能成為第二個律師一樣。我覺得只有公訴人和辯護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場發(fā)揮各自的職能，才能真正建構一個公正的審判，這是一個問題。還有一個就是證據(jù)展示。我覺得證據(jù)展示是一個非常先進的，一個民主化、公開化的訴訟制度，在這種制度中證據(jù)展示給誰，這是個問題，現(xiàn)在在證據(jù)開示過程中，很多都是展示給辯護人，我覺得真正的證據(jù)展示應該展示給被告人，證據(jù)開示或證據(jù)展示不應該是公訴人的權力，而是被告人的權利，被告人有權利要求公訴人展示所有指控他的事實和證據(jù)，因為這是他獲得充分辯護或者合理辯護的一個根本的保障，由于被告人沒有舉證的責任，所以辯護人也沒有舉證的責任，也沒有開示證據(jù)的責任，這個問題這么理解對不對？另外一個相關的問題就是辯訴交易，辯訴交易和誰交易？公訴人和誰交易？是和辯護律師作交易嗎？是拿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作交易嗎？交易的課題是什么？我覺得辯訴交易應該是公訴人和被告人的交易，因為辯護人是附屬于被告人的，他的權利、責任附屬于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利，因為我們現(xiàn)在的辯護都是以認罪作為辯訴交易的內容，我認為認罪不能作為辯訴交易的內容，因為一個是被告人沒有認罪的義務，檢察院也沒有讓被告人認罪的責任，律師也沒有讓被告人認罪的責任，而且認不認罪不是定罪量刑的基礎，所以說用被告人的認罪來作出從輕處罰，作出這樣的選擇和交易好像與訴訟原則相違背，這些問題和這些認識如何全面地、準確地來回答，我想請甄貞老師作一下發(fā)言。

甄貞（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們這個年輕的檢察長給我一個突然襲擊，因為我昨天半夜12點才趕到這，應該說錯過了一個很好的機會，昨天一天的發(fā)言都沒有聽到，所以這個突然的提問讓我來回答也可能不會到點子上，不過既然點到了，那我還是要講一講吧。可能是身份的轉換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去了解檢察系統(tǒng)，剛才他說我是一個真正的檢察員或者說檢察長，實際上這是不確切的，只是我的個性使人感覺到無論我把什么都當真，我沒法回答這個問題，恰恰是因為我沒有做過檢察官，一個學者到檢察系統(tǒng)去做檢察長確實有點免為其難。我對實踐還是有點的了解的，在法院工作了12年，現(xiàn)在又回到檢察系統(tǒng)，盡管大系統(tǒng)是一樣的，但是這兩個部門的工作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從一個法官到一個學者再到一個檢察長，這三者身份的轉換也確實讓我感覺到我們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聯(lián)系和差距。理論應該是源于實踐，指導實踐。我們學者現(xiàn)在所探討的很多的訴訟制度，一個根本的目的是要為中國法制的建設服務，要為中國的訴訟制度的改革、建設、完善服務，這種出發(fā)點、這種熱情和對我們自己國家的法制建設的觀注是我們這一代學者和上一代學者非?？删吹牡胤?，在學術界探討一些問題的時候，他是站在一個學術理論的前沿，在一個很廣博的視野和基礎上。比如說借鑒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借鑒東西方文化中訴訟方面的有益于我們的因素，可以說學者的視野是比較開闊，也比較超前的，但是具體的我們實際部門以后，我們發(fā)現(xiàn)有很多問題變得非常的具體，一個一個具體的案件壓在那里非要你去解決，那么怎么樣把這個學界的比較超前的一些理念貫穿到實踐當中去，實踐當中的在一線辦案的人包括我們主訴檢察官怎么樣去貫穿這些個理念，我個人認為還是有一個相當?shù)牟罹嗟模@就是我們在探討某些具體訴訟制度的改革問題上需要全面考慮的問題，比如說我們北京市檢察院，包括我們區(qū)一級的檢察院像海淀、豐臺等都是比較大區(qū)域的檢察院，那么一個區(qū)的干警加起來也就是一百三、四十人，而他面臨的案子是每年二千多個，如果這些案件都符合起訴條件的話，作為一線的檢察官特別是公訴部門或起訴部門的檢察官，他們將面臨的是什么樣的壓力？所以說我們在探討制度的建立時不得不考慮到實際情況，當然不是說現(xiàn)實條件的制約就能影響我們對一個理想化程序的設計、理想化的法制制度的設計，我覺得這是需要追求的，但是我們應該把這種追求和我們的現(xiàn)實聯(lián)系得緊一點，這是我在談到我的問題之前的一個鋪墊。除了這個鋪墊以外，我還想說的就是我們的人員素質。我昨天在參加天津鐵路檢察院分院一個會時講了這樣一番話，這個基層院干警當中真正有本科學歷的只是5%，現(xiàn)在這個院所有的干警都達到了大專學歷水平，這是一個后學歷，是以后不斷的學習，參加各種班拿到的，而且平均年齡稍大了一點，我看臺下坐的大多數(shù)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人，這跟我們市院比較起來有很大的不同。北京市檢察院這幾年搞了很多項改革，人員結構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學歷從原來7%的本科學歷到現(xiàn)在的40%，北京市檢察院很多都是博士、碩士，很年輕，他們是這幾年才進入到檢察系統(tǒng)當中的，所以我想強調的是我們的人員素質有待提高的問題。正像剛才有些同志講的你這個檢察系統(tǒng)的干警并不沒有經(jīng)過統(tǒng)一的司法考試，現(xiàn)在我們的檢察官盡官已經(jīng)是檢察官了，還在考司法考試，所以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案件的壓力和人員素質有待提高兩方面的問題。當然，我們的這個機關還有很多機制上的問題，也包括制度上的一些問題，人事制度的不獨立，財權的不獨立，使得改革困難重重，這是學者在研究問題的時候應該關注和考慮的問題。具體到公訴制度的改革以及新提出的現(xiàn)代公訴制度的建立，我個人認為這些提法是很好的，但是什么是現(xiàn)代公訴制度，怎么樣定位這個含義，這個確實是值得探討的。我昨天晚上翻了一下我們大會上提交的報告，我覺得里面有很多實踐當中研究出來的成果，我個人認為公訴制度是我們國家非常重要的制度，這個制度的建立應該既要學習先進國家的可以為我們借鑒的東西，同時我們也要注意自己公訴制度當中已經(jīng)創(chuàng)新出來的一些做法，比如在北京市的基層院，他們也搞了立體公訴，在檢察官出庭公訴的時候，要求所有的訴訟參與人，特別是對這個案件進行過偵查、鑒定的警官和鑒定人，要求他們出庭，這本身也是法律的規(guī)定，可是在實踐當中證人出庭作證是很難落實的，很多地方證人出庭作證的比例包括大城市都是很低也就3%、5%.要求公安人員、鑒定人出庭這樣的情況就更少，但是我們現(xiàn)在在一些基層院已經(jīng)搞了立體公訴制度，那么首先就要求凡是需要出庭作證的，對證據(jù)最終發(fā)生證明作用的證人一定要傳喚，包括鑒定人，包括案件偵查當中的公安人員，要出庭作證。另外，采用多媒體示證，很多重要的證據(jù)通過多媒體示證完全在法庭上公開，使旁聽的人對案子看得很清楚。再有，要求我們檢察官走下公訴臺，走下公訴臺看起來只是一個形勢，但實際上的意義在于，他要真正圍繞著案件的指控、質證來注意觀察在法庭上所發(fā)生的一切，同時履行好自己的職責，是這一做法在實踐中收到了比較好的效果，盡管不是每一個案子都能做到，但至少把一類案子歸進去，比如說被告人不認罪或者辯護方有完全相反意見的，案件本身疑難復雜的，要確實真正在庭上很好的去質證或者說很好的去用證據(jù)說明或證明指控成立是有難度的，有時結果非常好，在庭上很多被告人或者辯護人改變了他們原來的辯護意見，因為證據(jù)展示的非常充分，再有一個就是旁聽的群眾往往通過這樣的展示，理解了檢察機關的指控，罪名為什么能夠成立以及法庭將會對被告人作出什么樣的判決，就是因為他對案件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對證據(jù)有了很充分的了解。這些人不是搞訴訟的，只是一個普通來聽案子的群眾，但是立體公訴的形式，使他們了解了我們的公訴制度，了解了我們的審判制度，所以我個人認為我們實踐當中還是有一些很好的做法的。再比如說檢察引導偵查，我們一般來講不提指導偵查，但是我看可以提到這樣一個高度去認識。當然這也牽涉到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的關系問題，檢察機關的批捕、審查起訴等等往往是滯后于公安機關偵查的，那么怎么樣在滯后的情況下又能夠發(fā)現(xiàn)原來在偵查過程中出現(xiàn)的違反訴訟法律規(guī)定，比如對犯罪嫌疑人超期羈押、刑訊逼供這樣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在打擊犯罪這些必須考慮的因素之外，他也有一些檢警之間的關系一個考慮，那么可能“引導”這個詞更恰當一點，因為我們并不是取代了偵查部門去偵查，我們只是在檢察監(jiān)督這個角度去看已經(jīng)發(fā)生了的偵查過程當中的行為，所以說這樣一個引導是必要的，因為你所有的證據(jù)都要拿到法庭上去質證，運用這些證據(jù)來定案，所以說，在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的這樣的一個庭審方式之下，那么對于證據(jù)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什么樣的證據(jù)能夠拿到法庭去出示，這個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說針對公安機關有時收集來的證據(jù)并不能夠完全指控，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給予必要的指導，又不損害公安機關偵查的積極性。關于證據(jù)展示，我認為應該是控辯雙方都進行展示。同時我覺得辯訴交易應該在檢察機關或公訴人和律師之間進行，因為我認為被告人在訴訟當中往往不太明白自己都有哪些權力，之所以聘請辯護人律師來為他進行辯護，正是因為辯護人可能更知道怎么樣從訴訟的角度去維護他的當事人應有的合法權益，所以我認為應該由檢察官和律師來進行辯訴交易，但是辯訴交易應該在完全尊重被告人意愿的前提之下來進行。除此之外，我認為暫緩起訴是考慮到實踐的事情，因為在實際部門更多地強調處理一個案件要考慮法律的效果，像有些案件，特別是像批露出來的案件，我個人認為你就那么判了不就完了嗎，反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真去具體操作這個案件可能就會考慮到很多方面的因素，所以說這也是具體機關的苦衷。所以我想制度是需要完善，但是也要考慮到實際，我就先講這么多。

張甲天（?？谑腥嗣駲z察院檢察長）：

非常榮幸出席今天這個研討會，應該說是大開眼界，受益良多，感想也很多。我覺得一個市級檢察機關能拿出這樣非常有見地的成果，值得敬佩。昨天聽了種檢的主題報告，我覺得我們各級檢察機關在理論研討這方面要向焦作市檢察院學習，這是一個感想。第二個感想，我在80年代初學習了一段法律，研究了一段訴訟法，但后來覺得和黨政部門的工作好象離得很遠。第三個感想，中國的法制化的進程非?？?，我們當時研究比較多的、比較新穎的，比如說辯訴交易，當時覺得非常遙遠，但現(xiàn)在我們可以坐在這研究這些公訴制度中的應用，所以我感覺中國法制化的進程非?？臁?/p>

關于今天研究的這個問題，我們研究的重點應該是中國公訴制度或者是中國特色的公訴制度，所以什么是中國特色，公訴制度的法律基本，就是憲法對檢察機關法律定義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這是最根本的，檢察機關所有活動脫離開法律監(jiān)督這個主題、這個母體都是無本之木。所以確立中國特色公訴制度或者講中國公訴的現(xiàn)代化，首先要確立一個新的理念，所以我在大家談的公訴效率基礎上，公訴制度仍然不能忘記掉監(jiān)督。在這個基礎上研究公訴制度外延的拓展、內涵的挖掘，不管是現(xiàn)有法律的設計上如何進一步完善或者是在現(xiàn)在的基礎上能夠用足、用好這個公訴權，那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司法實踐要解決的問題，在這個基礎上確定正確的理念在內涵和外延上拓展，就是我們現(xiàn)代的中國特色的公訴制度。要解決好它要處理兩方面的關系：第一，公訴制度和法律監(jiān)督的關系要處理好。第二，必須處理好公訴制度與審判制度、辯護制度的關系。他們的關系是相生相系的，它必須有一個均衡的發(fā)展，任何一邊擴大、過分的放大、放長都必然削減另一邊的，生態(tài)一旦失衡，整個法律的控辯式的框架必須受到損害，我作為一檢察機關負責人在談個問題時可能在座很多檢察官會有異議，但是我們站在公正、公平，站在中國法律制度的發(fā)展的角度來看，確實需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達到一個均衡利益發(fā)展，所以基于這個基礎上，我非常認真的研究了種檢的九個方面問題。研究這九個方面，比如律師見證制度，如果從宏觀監(jiān)督、起訴這個意義上講未嘗不可。但如果僅此目的，那么，作為公訴制度的一個重要部分，大可不必，因為我們現(xiàn)有的手段足以解決刑訊逼供的問題，只是你是不是能很好的使用。因為我們現(xiàn)在的這個不間斷聲像系統(tǒng)，完全可以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第二是關于暫緩起訴。這就是汪教授昨天講的訴權的問題，暫緩起訴在目前來看是公訴權的一種擴大或者是一種外延的擴展，但是可能在目前的情況下，還有必要制定這些機制，是我個人的想法。

還有就是關于辯訴交易，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在美國有很大量的辯訴交易，但在我們國家現(xiàn)有的基礎上，如果要實現(xiàn)辯訴交易，必須有相當?shù)闹贫戎?，否則就很難實現(xiàn)。而且這種公訴權、檢察權的放大沒有相應的權力的支持、制約，也可能出現(xiàn)新的問題，所以提出來非常好、非常值得研究，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在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也需要研究包括我們整個刑事訴訟的體制和框架的重新的設置、設定，需要我們在實踐中進一步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