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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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制度;傳統文化;辯證關系

中圖分類號：D63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11月14日

文化作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著不容小覷的影響，其更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個焦點，是各國都在爭相熱討的話題。我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在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豐富多樣的文化形式。各歷史時期的統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響，在建立某些制度時打下了傳統文化的烙印。其中，社會保障制度正是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下開始略見雛形。但是，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時在20世紀80年代左右從西方傳入到中國，我國古代的社會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義上的。在本文中，筆者也考慮了古代的社會保障思想與傳統文化的關系。這種考慮，可以從文化的視角完整分析社會保障思想和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

目前，國內學者對社會保障與傳統文化在理論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從經濟角度或者實用角度分析社會保障制度因傳統文化引起的在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某方面不完善的問題，如鄭秉文（2009）等學者在《中國與拉美社會保障比較：傳統文化與制度安排――提高覆蓋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較，更是在比較的基礎上從文化角度分析覆蓋率問題;另一方面是在從理論角度分析二者關系，并沒有明確表示傳統文化下社會保障的發展趨勢，如車程（2013）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運行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一文中分析了社會保障在傳統文化蘊涵中的發展以及存在問題;王文茹（2015）在《淺析我國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發展的影響》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類傳統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對社會保障產生與運行的影響。由于近幾年弘揚傳統文化的興起，傳統文化與社會保障之間的關系也引起了學術界的思考與探討，尤其是一部分學生也開始關注，并以此為方向完成學術論文，他們從分類角度單獨分析某種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的影響或是從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中某種社會保險的作用，這一類主要以學生論文居多，如劉麗（2009）在《儒家社會保障倫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會保障倫理的思想史。以上學者主要是多種傳統文化去分析，本文則是從儒家文化角度，歷史縱向發展分析傳統儒家文化與社會保障的關系，并分析在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下，社會保障的發展趨勢，具有一定的獨特性。

為了更好地了解社會保障思想與傳統儒家文化思想之間的關系，我們有必要讓讀者清楚本文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傳統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會保障制度既包括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即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先生所講的“是國家或社會依法建立的、具有經濟福利性的、社會化的國民生活保障系統的統稱，包括法定的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系統和非法定的各種補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義、共享原則，通過對社會財富分配的國家干預，實現保障民生與改善民生的發展目標”，也包括具有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特征的社會保障思想――社會救助思想、軍人優待思想等類似思想;傳統儒家文化則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為代表人，具有中國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統。

一、傳統儒家文化與社會保障思想形成與發展淵源

社會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國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奴隸社會，在這個階段影響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當時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會保障思想雛形。“孝道”提倡每個社會成員都應該尊老、愛老，讓每個老年人安享晚年，強調的是個人責任與社會責任;“仁政”強調的是政府的責任，統治者應該對其統治的社會成員施予仁政，用“仁愛”思想處以政事;“民本”則是在一個宏觀指導思想的基礎下進行“孝道”、“仁政”，強調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為重的社會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輔助作用。如道家的“無為而治”強調的是政府的責任。中國化的佛教思想構成我國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憐憫之情、慈悲情懷，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講究“普度眾生”、“慈悲文化”，這可延生擴展為政府應平等對待社會成員，講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樹立一種為他人著想的思想，對古代的慈善事業非常有幫助。正是在這種傳統文化的影響下，社會保障思想也出現了獨特性，從無到有，從簡到繁;從最初毫無規章制度及毫無尊嚴的“施粥形式”，到后來初具國家意識的“開倉濟民”，這些全部屬于現代意義上社會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會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

歷史的發展并沒有抹滅社會保障思想的發展，社會保障思想也逐漸成熟發展起來。從古展到建國以來，我們的社會保障思想并沒有太大變化，這和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儒家文化影響有關。20世紀80年代，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國，中國開始結合國際經驗重新整理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這一時期綜合形成的社會保障制度借鑒了國際經驗，但更多的是與中國國情相融合。也可以講，此時的社會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與時俱進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國的傳統儒家文化思想。

由此可見，無論是在最初萌芽階段，還是建立以及完善階段，我國傳統儒家文化思想對社會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種推動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斷完善，傳統儒家文化思想體系中都有社會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影響下的傳統儒家文化

社會保障制度與傳統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關系，除了傳統儒家文化在社會保障思想建立發展過程中的推動作用外，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也對傳統儒家文化有所影響。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據社會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無法撼動其主導地位，而且更是由于傳統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傳統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顯，更多的只是一種鞏固和加強作用，也可以簡單理解為早期的社會保障思想只是傳統儒家文化發展過程的副產品，對傳統儒家文化并沒有什么影響。

社會保障制度在現階段的發展對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是最強烈的，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兩種：積極的推動作用和消極的抑制作用，這兩種作用也主要從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內容中體現，具體表現如下：

1、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傳統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國自古以來形成的養老模式是以家庭養老模式占主導，體現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發展以及國際潮流的引入，發展形成了居家養老、社會養老、機構養老等多種形式的養老模式，家庭養老模式的功能不斷弱化，這種弱化的后果則是削弱了我國傳統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義”。在現階段，網絡上以及報道中不乏看到許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現象，甚至出現因贍養父母問題進而引發的“打官司”現象，這種現象并非只在城鎮中發生，就連受外來文化影響力較弱的農村也有所發生。這些現象的出現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社會保障形式發生變化，但從文化角度則可以看作是傳統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會成員思想中的作用遠不如從前，“傳統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這種后果進一步削弱了家庭養老的功能，進一步推動及催發政府及社會在社會保障制度中應該發揮作用。

2、社會福利思想強化了傳統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會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會福利思想，社會福利思想是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保障制度傳入中國后不斷發展起來的。社會福利是國家向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質量的一種保障制度，這種制度從無到有的出現表明政府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更加以民為本，以社會成員的利益為基礎出發點。從簡單的教育福利到復雜的醫療福利，從兒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證明政府清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也在努力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這些做法向著“仁政”方向進一步靠攏，并不斷完善“民本”思想。

3、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改變著傳統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國在古代就講究“德治”，并沒有像西方那樣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我國制定政策更多時候并沒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經驗以及社會發展需要的過程中，國家開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國這個充斥著多元文化的社會中，現階段法律應該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推動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的。

三、傳統儒家文化影響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方向

鄭功成指出：“通過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50多年發展歷程的簡要考察，可以發現，前30多年是典型的國家-單位保障制，近20年則是逐漸在向國家-社會保障制演變，目前正處于國家-社會保障制的建設與完善階段。”這種完善階段也是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不斷發展。目前乃至將來，我國面臨著嚴峻的社會保障形勢：人口老齡化加速，社會保障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凸顯;城鄉之間差別性取消，社會保障制度的流動性問題亟待解決;社會成員權利意識的增強，社會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

人口老齡化的加速發展，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面臨的重要難題。人口老齡化意味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在當前乃至將來面臨著空前的養老壓力。這種養老壓力對當前的養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養老更為困難，單純的靠“4-2-1”式的家庭養老似乎難以解決這個重任。所以，國家也在不斷發展其他形式的養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支撐的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嚴格意義上的家庭養老與居家養老并不同，但是從目前發展趨勢看，傳統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響下的家庭養老方式并不會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

社會成員權利意識的增強強調的是社會保障制度在今后的發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權利意識的增強是一種主觀形態上的發展，這種主觀意識的增強相對應的是客觀存在的強化，客觀存在則是政府責任的存在。社會成員權利意識增強強調的是社會保障公平性，強化客觀存在則是政府認識自身責任，并不斷完善，這種責任是在國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種無法磨滅的自然責任。權利意識和國家責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會發展中會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進一步發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傳統文化中“眾生平等”原則。

城鎮化的加快，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流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國部分地區已經實現省內流動，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實現省內流動和省際之間的流動。現在，社會發展迅速，人口流動性加強，社會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時代步伐，滿足社會大眾需求。其實，這與文化之間的融合相通。每個地方社會保障的具體實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過程中需要參考多方面因素，即調整過后的社會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種適合當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趨勢下，求得生存和發展，與時俱進。

四、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進措施

當然，在目前階段，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在執行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不好的地方：總體經濟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據不夠等，這些與我國的傳統文化有關。自古以來的小農經濟和自然經濟使我國經濟發展受到一定阻礙，再加上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快，社會保障的經濟發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的法律發展。而且，我國在處理社會保障產生問題的解決辦法多是從政策法規入手，很少關注文化層面。規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問題，還是要從思想源頭抓起，這樣才能治標治本。

首先，我國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規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這樣才能使制度實行長久，執行順利，減少或規避漏洞，更加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國社會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在完善過程中結合了我國國情。但是，其在完善過程中應該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

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響。目前，我國社會保障的某些形式開始弱化，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們更加關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會保障過程中個人的責任，也意識到國家不可推卸的職責。我國需要擺正態度，正視自身職責，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響社會成員，使得社會成員在社會保障發展過程中樹立正確的思想觀，減少社會上出現的“不文明”養老現象，同時也為其他的社會保障經濟效果奠定思想基礎，從思想上達到統一。

我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它不僅影響著歷代統治者的統治和管理，也指引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方向。無論是“孝道”、“仁愛”，還是“民本”思想，都在社會保障中得以彰顯。傳統儒家文化影響著社會保障思想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傳統儒家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二者在一種相關的關系下得以發展。我們在解決社會保障問題時，應該吸收傳統儒家文化的精華，并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堅持以人為本，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主要參考文獻：

[1]鄭秉文，J威廉姆森，E卡爾沃.中國與拉美社會保障比較：傳統文化與制度安排――提高覆蓋率的角度[J].拉丁美洲研究，2009.2.

[2]車程.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運行與傳統文化的關系[J].商界論壇，2013.3.

[3]王文茹.淺析我國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發展的影響[J].人資社科，2015.2.

[4]劉麗.儒家社會保障倫理思想探究[D].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06.3.

第2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儒學生發于遠古三代，奠基于禮樂文明，植根于中華民族的生活和人們的心靈之中，是傳統社會與傳統文化的主要精神形態。剝離其形式軀殼和政治化儒學的負面影響，其有機、連續、整體的宇宙觀，自強不息而又厚德載物的做人之道，和而不同論，人生意義和理想人格境界之追求等，都有其現實意義，可以作創造性的轉化，成為滋潤現代社會和現代心靈的源頭活水。中華五千年文明孕育的人文精神，是我們走向現代化的21世紀的重要精神資源，是炎黃子孫精神生命的根基。弘揚中華人文精神，特別是作為其內核的儒家人文精神，有助于克服當代社會生活的某些困境，尤其有利于當代倫理的重建。

一、儒家人文精神的產生及其內核

我們中華民族在長期社會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精神信念和價值意識。其中，尤以對“天、地、人、物、我”及其關系的反思，特別是對“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在中華民族長期融和的歷史過程中，儒、釋、道三教，特別是儒教，在政教禮俗的各方面影響甚巨。中華各民族及各種思想流派在歷史上關于人與天道（天神）、人與自然、人與物、人與人、人與自身之關系的討論，可以說汗牛充棟，人言言殊，今天我們很難以偏概全。但大體上，我們仍然可以把三千年來，在社會上層與下層中逐漸形成共識的、圍繞“人”的若干思考略加總結與概括。

與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樣，中華先民在原始宗教的氛圍中，“人”的地位暗而不彰，或者說，人總是與“神”，特別是與自然神靈的“帝”，或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相聯系、相糾纏的。甲骨卜辭和《尚書》中的“帝”或“上帝”，就是殷代人的至上神。甲骨卜辭中“帝其令風”、“帝其令雨”、“帝其降饉”、“帝降食受（授）又（佑）”[1]的“帝”，多半指自然神靈。而《尚書》、《詩經》中的“帝”，則是自然神靈與祖先神靈崇拜的合一。“帝”或“上帝”是人類群體及其生活的主宰。周代鐘鼎銘文中，“天”字出現的頻率很多。“天”“人”兩個字的字形十分相近，“人”形上加一圓點即是“天”字。在周代，至上神的稱謂由“帝”“天”混用，逐漸變為了“天”的獨用。“天”成為了創造生命、萬物，并福佑人間的人格神。如：“惟天陰騭下民”，“天乃佑命成湯”，“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2]但“天”的人格神權威逐漸下落，變成非人格的最高主宰，甚至變成人們咒罵的對象，這在《詩經》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證。

周代的禮樂教化，集宗教、倫理、政治于一身，其中表現了中華民族“人”的意識、“人文”的意識的凸顯。禮治顯然是人的積極有為之治，但從本源上講，禮的源頭是“天地”、“先祖”和“君師”。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類的本元，君長是政治的本源。所以，禮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長。這是安定人民之本。而禮、樂之教，當然還有詩教、易教、書教等等，是用來對統治階層、知識階層的人，陶冶身心，端正品行的，繼而用來提升百姓的文化素養、人格境界，調節、滿足人們的物質與精神需求。所謂“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3]，以禮節民，以樂和民，就是這個道理。

孔子的時代是中國人“人文意識”覺醒的時代。孔子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4]孔子把繼承了夏商兩代文明而又有所創新的豐富繁盛的“周文”，作為我們民族深厚的大傳統。“周文”源于且不脫離原始宗教而又強調了禮樂教化。禮使社會秩序化，樂使社會和諧化。孔子點醒了、拯救了周代禮樂文明的活的精神，并把它提揚了起來，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禮樂的內核，沒有“仁”的禮樂，只是形式軀殼、虛偽的儀節。中國人文精神其實不是別的，就是孔子“仁學”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內在的道德自覺，是人的本質規定性，即孟子所說的人異于禽獸的那么一點點差別。“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5]，突顯的是人的主體性，特別是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生命的感通，又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價值理想。這種價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等“忠恕”之道作為主要內涵。這可以推廣為人與人之間，乃至國家間、民族間、宗教間、文化間的相接相處之道，乃至人類與動植物、人類與自然的普遍的和諧之道。孔子的“仁學”是中華人文精神的內核，是人文主義的價值理想，此不僅是協和萬邦、民

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導原則，而且也是“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的智慧。無怪乎《全球倫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漢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全球倫理的黃金規則，這是很有見地的。[7]

孔子和儒家極大地張揚了人的自強不息、積極有為的創造精神，特別是人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諸層面的積極建構，促進文化的發展與繁榮，肯定道德、知識、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禮樂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極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創造的同時，并沒有陷于人類中心主義和人文至上主義的立場，反而謹慎地處理了人文與自然、人文與宗教、人文與科學的關系。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特點

中國的“人文精神”，不與自然對立，不與宗教對立，不與科學對立。這是中國的，特別是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特點。

特點之一：儒家人文精神不與宗教相對立。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8]，即對民間小傳統的信仰，對鬼神迷信不輕易表態，或采取存而不論的態度。但這并不表示他對當時精英文化大傳統的信仰有絲毫的動搖。孔子也運用占卜，強調祭祀的重要和態度的虔誠。孔子特別反復申言對“天”的信仰和對“天命”的敬畏。孔子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天為大”[9]。孔子保留了對“天”、“天命”的信仰與敬畏，肯定了“天”的超越性、神秘性。孔子贊美《詩經·大雅·烝民》篇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為“知道”之詩[10]，肯定天生育了眾民，是人的源泉，認為人所秉執的常道是趨向美好的道德，即天賦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孔子肯定個人所具有的宗教性的要求，又進一步把宗教與道德結合起來。孔子和儒家的積極有為的弘道精神、當擔意識，超越生死的灑脫態度，朝聞夕死，救民于水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品德，均源于這種信仰、信念。或者我們可以說，儒家人文的背后，恰恰是宗教精神信念在支撐著！孔子說：“天生德于予”；“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11]儒者的理想能否實現，聽之于命運，因為這里有歷史條件、客觀環境的限制，不必強求，但也不必逃避，主體生命仍然要自覺承擔。儒家把這種宗教精神轉化為道德精神，儒學即是一種道德的宗教。儒家的“天”，是形而上的“天”，是道德法則的“天”，這個“天”和“天命”轉化為人的內在本質，在人的生命內部發出命令。如此，才有千百年來剛健自強的志士仁人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行為和“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氣概，乃至社會文化各層面的創造。足見儒家人文精神不僅不排斥宗教，反而涵蓋了宗教，可以與宗教相融通。這也是我國歷史上很少有像西方那樣的慘烈的宗教戰爭的原因。

特點之二：儒家人文精神不與自然相對立。

儒家的確把人作為天下最貴者。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12]周秦之際的儒家認為：“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13]但人并不與自然天地、草木鳥獸相對立。人在天地宇宙間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人只是和諧的宇宙的一部分。“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14]這是講至誠的圣人，能夠極盡天賦的本性，繼而通過他的影響與教化，啟發眾人也發揮自己的本性，并且進一步讓天地萬物都能夠盡量發揮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這也就可以贊助天地生成萬物了。既然如此，至誠的圣人及其功用，則可以與天地相媲美，與天地并立為三。人與天地并立為三的思想，是在這種語境中表達出來的。

儒家人文精神強調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個人與宇宙的大系統。“《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15]《周易》稱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為“三材”，其“三材共建”和“三材之道”，就是把宇宙萬物歸納成不同層次而互相制約的三大系統，三大系統構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也就是說，天、地、人不是各自獨立、相互對峙的，它們彼此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同處于一個“生生不息”的變化之流中。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種創造的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16]——這種精神來自天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17]天地之道，陰陽大化的作用，即生成長養萬物。生長萬物的富有叫做“大業”，每天都有新的變化叫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變易”。人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斷創進。“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物相雜之謂“文”，陰陽剛柔的交錯是“天文”，或曰自然條理。自然條理是多樣性的統合。依據自然天地之道，在社會人事中采取非武力的形式，叫做“文明以止”。人事條理即是“人文”。人文應效法“天文”。我們觀察天文來考察四時的變化，觀察人文來感化天下的人。足見人事法則應與自然法則相匹配，相照應。

宋代儒者講“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不剪窗前草”，講仁愛之心遍及鳥獸、草木、瓦石，講“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都是十分鮮明的例證。這表明，中國的人文精神不與自然相對立，不會導致一種人類中心主義以及對自然的宰制、占有或無視動物、植物的存在；相反，它講求的是與自然的協調。“仁”與“生生之德”恰恰是自然宇宙的精神給人之社會文化活動的示范與滲透。

特點之三：儒家人文精神不與科學相對立。

儒家人文精神與價值理念非但不排斥科學，反而包容、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近百年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人們普遍有兩種誤解。第一種誤解，即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泯滅人的創造性的，是束縛人的自主性和創新精神的。第二種誤解，就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反科學的，至少是阻礙科學技術之發展的。這兩種誤解都需要予以澄清。當然，具體地辨析中國文化在不同時空的發展過程中的正負面的價值，不是本文的任務，這也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清楚的。我在上面闡述中華人文精神特點之二時，正面地回應了第一種誤解。這里，我們借助于正面的闡述來回應第二種誤解。

中國

人文精神并不輕視自然，亦不排斥技藝。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及其獨特的范式的研究，我們應當有獨特的視域，而不宜以西方近代科學作為唯一的參照。李約瑟的研究盡管還有不少可以商榷之處，但他的慧識是擺脫了“西方中心論”，正確估價了中國古代的宇宙觀念、思維方式的特異之處，以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實際上做出的絕不亞于西方的貢獻。中國人取得了那么多令世人矚目的發明創造，閃爍著驚人的智慧。“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宇宙哲學。”[19]普里高津也曾引用李約瑟的觀點，指出與西方向來強調“實體”的看法不同，“中國的自然觀則以‘關系’為基礎，因而是以關于物理世界的更為‘有組織的’觀點為基礎的。”“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體性和自然性，研究協調與協和”；“中國思想對于西方科學家來說始終是個啟迪的源泉”。“我相信我們已經走向一個新的綜合，一個新的歸納，它將把強調實驗及定量表述的西方傳統和以‘自發的自組織世界’這一觀點為中心的中國傳統結合起來。”[20]重整體、重系統、重關系的思維范式，重實用、重國計民生的行為方式，給我國古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成功的一面，我們應當有清醒而充分的認識。當然，我們也不諱言其局限性。

有一種看法，以為重人生、重道德的儒家人文精神就一定會輕視自然、排斥科學，這也是需要辨析的。以中國宋代最著名的人文學者，也是最遭今人誤會與咒罵的朱熹為例。朱子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倫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其“理一分殊”的命題，既重視宇宙統一的“理”，又重視部分的“理”和各種具體的“理”及其相互間的關聯。其前提是在“物物上窮其至理”。“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21]朱子的理學既重人倫，又重天道，肯定自然，肯定科技的價值，他自己在天文、地質、農學上都有貢獻，甚至對渾天儀、水力驅動裝置等有濃厚的興趣。[22]

以上概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三個特點又是相輔相成的。

三、儒家人文精神的當代價值

如前所述，中國經典如“六經”，是在天、地、人相互貫通的背景下，重天、重地又特重“人”與“人道”的，與西方思想家所說人類思想的發展，首先重“神”，其次重“自然”，最后才注重“人”的理路并不相一致。西方人文精神的遠源是希臘、羅馬，但真正形成一整套的人文主義，則是在文藝復興時代。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主要是針對中世紀宗教的。人文主義確實把人的肉體與精神從宗教權威下解放出來，人們謂之為人性的復蘇與人的自覺。歐洲早期的人文主義擺脫了神性的宰制，肯定世俗功利的追求，肯定人的、情感，肯定物質的自然界。經過十八世紀德國的新人文主義、二十世紀的科學的人文主義、宗教的人文主義、存在主義的人文主義諸思潮的發展[23]，目前西方人文學界的主潮不再是針對“神性”，而是針對“物性”，即針對著科技和商業高度發展所導致的“物”的泛濫和“人”的異化。近代西方思想的發展，從講神而講人，講人而只講純粹理性，講意識、經驗，再以下就講生物本能、生命沖動。人認識到“物”的重要，思想也外化到了極至，物質講到極至，思想和精神要不再墮落，就必須回過頭去找宗教、找神。例如宗教人文主義認為，近代以來的文明社會，帶來了人的精神的世俗化與物化，使人的高級的精神生活、靈性生活的品質日益下降。馬利坦（Maritain）批判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人類中心主義，使人逐漸離開了神與神圣性，這是人自身的墮落的開始。存在主義反對人類科學（包括社會科學）把人自身客觀化、外在化，反對人們在與物、商品、理性機器等的關系中，在生產物質財富的活動中，喪失了真正的內在的主體性。現代社會視人如物，以駕馭機械的態度對待人。手段變成了目的，而作為目的的人變成了工具，變成了符號、號碼。人被他人和自己抽象化為一個非真實的存在。因此，當代西方的人文學者所講的人性，已不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所講的異于神性的人性，而是異于物性的人性。甚至他們中的一些人主張回到人與神的合作，以拯救人的墮落。這就包含了西方宗教精神的再生。這當然不是回到中世紀的宗教的負面，這些負面已經過近代文化的洗禮，這是要借助宗教精神來避免人的再度淪落（即功利化、工具化、異己化、物化）。西方、文化批判思潮所批評的，正是科技至上導致的“工具理性”的過渡膨脹或“理性的暴虐”對人的奴役。

唐君毅先生曾經指出，現代人所而臨的荒謬處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內不在己”。中華人文精神，特別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現代人的危機。如前所述，它強調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導致一種對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壞；它強調人文建構，批評迷信，但決不消解對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終極的信念與信仰。儒家甚至主張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須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鳥獸、瓦石），乃至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至誠如神，體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達到一種精神的境界。儒家并不脫離生活世界、日用倫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尋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會政事，科技發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開展。因此，中華人文精神完全可以與西學、與現代文明相配合，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它不反對宗教，不反對自然，也不反對科技，它可以彌補宗教、科技的偏弊，與自然相和諧，因而求得人文與宗教、與科技、與自然調適上遂地健康發展。

當前的科技革命、電子網絡等各方面的發展，使我們面臨著倫理的重建。就生命科學的發展而言，基因工程、復制生命、復制人、孕母、安樂死、動物權等等問題迫切地要求我們建設基因倫理、生命倫理。就環境科學和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言，面對人炸、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危機，人與自然之間需要有新的環境倫理。面對目前的現實社會，就社會關系而言，不少層面的人與人的關系被物質至上主義所侵蝕，轉化為裸的物與物的關系，經濟利害的關系，錢與權的關系，錢、權與色的關系，欲望滿足與否的關系，一切都是“可計算”的，現實功利的。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亦面臨著

危機。家庭裂解、離婚率增長、單親家庭增多，重婚或所謂“包二奶”現象，性產業的火爆，日趨嚴重且腐蝕著整個社會。早戀與墮胎問題，愛滋病、吸毒等，亦非常嚴重。此外，隨著人口的老齡化帶來的老人贍養問題，由于社會保障體系和福利制度不夠健全，已經是老齡的人對超齡老人的贍養問題，已屢見不鮮。“孝”的問題需要重新引起社會的重視并重新加以界定。此外還有同性戀問題等等，均需要我們建設健康的現代的家庭倫理與社群倫理。公司、企業內外的激烈競爭，爾虞我詐，坑蒙拐騙，信用危機，童工問題，打工者的權益問題等等，需要有新的企業倫理。商品經濟尤其需要信譽，因此“信”的問題又被提出來了。由于網絡化、電子郵件、電子商務的飛速發展，又帶來網絡倫理的問題。國家、民族、種族、宗教間的矛盾沖突，亟需要有新的全球倫理。乃至空間技術的發展，尚需要考慮空間倫理的建構。

儒學為經濟全球化可能提供如下的精神資源和人文智慧：第一，禮樂文明的再創，文化空間的開拓與社會文化資本的積累和人的情熵的培育；第二，儒家核心價值觀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義、禮、智、信”，“敬業樂群”等對于建構現代全球倫理、社群倫理、家庭倫理、工作倫理和新的人與人之關系具有積極的意義；第三，“人與天地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等理念有助于建構新的生態環境倫理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規劃；第四，天命、天道、神圣、敬畏感與人的終極信念，“極高明而道中庸”所透顯的圣凡關系與現代性問題密切相關。總之，中華人文精神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忠、孝、誠、恕等價值，在剔除其歷史附著的負面性效應之后，完全可以提煉、轉化其合理因素，滲透到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去，進而作為價值指導，治療現代社會的病癥，恢復人的尊嚴，重建人的意義世界，重建人與“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動的關系。

“五四”以降，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戴著“西方中心論”的眼鏡來看待自己的文明的。我們對于自己的歷史文化精神其實還相當陌生，基本上處于“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的狀態。所謂“全球化”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話語霸權進一步擴張，乃至于成為宰制全世界的枷瑣。我們東方人、中國人不能失掉本己性，這決不是煸動民族主義，而是要在精神上站立起來，積極參與文明對話。儒家人文精神正是我們進行廣泛的文明對話的精神依據之一。健康的“全球化”，決不是以一種語言，一個地域的習慣、一種思考方式，甚至一個國家、一個階層的利益來宰制一切。各種文明，各種精神資源，各種宗教，各種語言，各種知識都可能成為具有全球意義的成素。我們尤其要了解東亞地區的內在的能力，沒有必要把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特殊的東西奉為圭臬，奉為必須效法的普遍的、絕對的標準。

我們有自己的人文傳統和人文精神，而且非常了不起。只是由于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自己的踐踏，使之暗而不彰。我想，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需要重新認識并擁抱自己的文明傳統，從而積極地回應、參與廣泛的文明交流與對話。

注釋：

[1]分別見《殷虛文字乙編》和《卜辭通纂》。

[2]分別見《尚書》中的《洪范》、《泰誓》、《康誥》、《大誥》和《詩經·大雅》中的《蕩》篇、《烝民》篇。

[3]《禮記·樂記》。

[4]《論語·八佾》。

[5]《論語》中的《顏淵》、《述而》篇。

[6]《論語》中的《雍也》、《衛靈公》篇。

[7]參見孔漢思等：《全球倫理》，臺北：雅歌出版社，1996年11月。

[8]《論語》中的《述而》、《雍也》篇。

[9]《論語》中的《八佾》、《季氏》、《泰伯》篇。

[10]《孟子·告子上》。

[11]《論語》中的《述而》、《子罕》、《憲問》篇。

[12]《荀子·王制》。

[13]《禮記·禮運》。

[14]《禮記·中庸》。

[15][16]《周易·系辭下傳》。

[17]《周易·系辭上傳》。

[18]《周易·賁·彖辭》。

[19]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3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頁。

[20]轉引自顏澤賢：《耗散結構與系統演化》，第107-108頁。

[21]《朱子語類》，卷十五。

第3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關鍵詞】工商文化 儒家思想 傳承 借鑒

黨的十報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工商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工商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借鑒、汲取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歷代儒家傳統思想的理論菁華，全面豐富工商文化內涵，構建具有先進性、時代性、傳承性的工商文化體系。

一、工商文化建設的現狀和問題

工商文化是工商部門在長期市場監管實踐中積累形成的價值觀、職業道德、管理制度、行為規范和各種物質形式的總和，包含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物態文化等方面內容 。工商文化的形成歷經幾代工商人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斷探索和不斷完善，集中體現了工商事業的不斷進步與發展，是數百萬工商人共有的寶貴財富，是推動工商行政管理事業發展的原動力。

推進工商文化建設，是開展工商行政管理的重要舉措，是一項人的工程、心靈的工程、素質的工程。近年來，各地工商部門積極探索工商文化建設，將文化建設與隊伍建設、制度建設、廉政建設等有機結合起來，取得了豐碩成果，也為工商文化建設的進一步深化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但是，就系統地推進這項工作來看，工商文化建設仍處于起步與探索階段，還存在諸多欠缺：對工商文化建設的內涵、價值與要求認識不統一，建設層次不高，影響力不夠，參與度較低，系統性不強，規范性不足，缺乏長期規劃，處于抓一陣松一陣的自發狀態。體現在干部自身，也存在著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責任意識不牢，自身動力不足，工作作風不實，履職能力不強，教育管理不嚴，節儉風氣不濃等。這些問題影響了社會對工商的正確認識，制約了工商事業的全面發展。

二、儒家思想與工商文化的必然聯系

儒家思想又稱儒學思想，是以“儒”為共同認可符號，各種與此相關、或聲稱與此相關的思想道德準則，是中華文明最高禮法以及最廣泛的道德遵從 。其內涵包括：以“王道、仁政”化導天下的治國理念，“要在中央，事在四方”的政治制度，“大同”與“小康”的政治理想，“長幼有序，惟道是從”的人際倫理，“慎獨、重教、修己安人”的修養觀念，見利思義、舍生取義的價值觀，關注現實、積極入世的生活態度等;涉及了從國家到個體、從自然到社會、從精神到物質、從理想到實踐、從目標到方法;涵蓋了政治、法律、哲學、倫理、道德、教育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整套的嚴謹周密的理論體系。

文化具有歷史繼承性。作為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思想正統，儒家思想從古至今長盛不衰，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液里，滲透在人民的點滴生活中，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到不可磨滅的決定性的作用。當代中國以儒家思想的“仁政”、“民本”“人與自然和諧”等觀點為基礎，結合時展需要，提出了“八榮八恥”、“科學發展觀”等思想理論;在逐步實現偉大中國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偉大進程中，儒家思想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同時，儒家思想不僅對我國影響深遠，還傳播滲透到新加坡、韓國、日本等亞洲各國。盡管各國民族有異、語言不同，但通過利用儒家思想，他們同樣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這表明：在當代，儒家思想仍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適應力。

工商文化作為一種亞文化，不可能脫離傳統思想和觀念而憑空存在。可以說，如果沒有對儒家思想等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就沒有當今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更不會產生幾代工商人為之不懈努力、不斷完善的工商文化。“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摒棄儒家思想等優秀文化積淀，工商文化建設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必須把儒家傳統思想視為工商文化建設的重要歷史經驗和寶貴思想資源，充分傳承利用，科學借鑒汲取。

三、儒家傳統思想對于工商文化建設的借鑒

儒家思想基本分為“內圣”與“外王”，即個人修養與政治主張兩類。儒家注重自身修養，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謂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系。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仁治”;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摒棄儒家思想遺留的封建殘余，其“以人為本”、“為政以德”、“齊家治國”、“格物致知”等思想理念，在今天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對工商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物態文化等工商文化的四個層次內涵有著具體的現實的指導作用。

四、結語

修德行做人，練本事干事。儒家的人本、法治、道德、改革及和諧等思想精髓，至今仍閃耀著真理的光輝。在這些思想精華的指引下，工商機關必須立足自身實際，切實借鑒吸收，才能煥發活力、產生動力，進而內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成為工商機關行之有效的精神引導，細致嚴密的制度規范，創新載體的文化凝聚、堅強有力的行為監督，才能真正發揮出工商文化的力量，從而進一步提升增強服務發展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進一步促進工商行政管理模式轉變，進一步樹立工商服務的統一性和權威性，進一步推動工商事業的科學發展跨越發展。

參考文獻：

[1]韋忠繼.儒家文化對我國公務員隊伍建設的影響.

[2]王德新.論儒家文化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借鑒價值.

第4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文化建設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意義

1.弘揚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隨著高校學生思想的開放包容，多元的文化也隨之進入到了高校中，在高校校園文化這個平臺上各種社會思想潮流和文化相互碰撞與交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有效地引導多元文化的走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包括社會主義道德觀、價值觀和政治觀，這些對事物的觀點都能夠促進高校師生的自我認識，并且幫助高校師生能夠與社會規范的要求保持一致地進行自我發展，同時使師生的自我發展能夠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相適應。從而弘揚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并且為高校的學生營造一個積極向上的文化氛圍。

2.為高校輿論提供一個正確的導向力

輿論導向對高校的日常管理工作有著重要的作用，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到高校校園文化內，可以為學校的師生提供一個正確的輿論導向。高校校園文化能夠體現一所高校的價值取向和辦學理念，因此輿論導向有著較重要的作用。

3.為校園培養積極向上的精神

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到高校校園文化中不僅可以升華高校的校園環境，而且可以構建一個良好的校園文化環境，從而增加師生對校園精神的認同感，構建良好的人際關系，并且幫助師生理性地面對各種問題。

二、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途徑

1.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校園文化育人的過程

校園建設中較重要的一部分是校園文化建設，校園文化建設能夠保證學校的有效發展，而校園文化不僅能夠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而且能夠陶冶學生情操，為學生構建一個健康的人格，并且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校園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地有效結合能夠達到高校校園育人的目的，因此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文體活動、管理、宣傳等方面可以營造一個良好的校園文化氛圍。

2.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校園精神的過程

一所高校的校園精神能夠體現校園的生命力，它是整個校園文化的核心，校園精神是高校在辦學過程和發展中形成的，校園精神不僅是高校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社會進步的需要。一個積極向上的校園精神能達到育人的目的，因此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校園精神融合起來可以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本質要求。

3.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校園校風的過程

教師的教風、學生的學風、考試的考風以及學生干部的作風等都是校園的校風，一所學校的校風能夠體現學校所有人的精神面貌。一個良好的校風能夠促進學校的教育和管理，因此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校園校風的過程可以增加教師和學生的責任感，從而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4.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校園文化活動的過程

校園文化活動的中心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高校通常以其為中心來開展豐富多彩、形式多樣的活動，通過這些校園文化活動來幫助師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從而增強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

三、總結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校園文化建設不僅可以弘揚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而且可以為高校的輿論提供一個導向，最終為校園培養積極向上的精神。除此之外，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文化需要一定的途徑，如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校園文化、校園精神、校園校風等中去，從而實現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文化的目的，最終提高師生的綜合素質。

參考文獻：

[1]劉 崢，劉新庚.青少年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導引體系研究[J].中國青年研究，2012（03）：92―95.

[2]鄧 斌，楊 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全民教育全過程探究[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3（04）：56―58.

第5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儒家思想的公正理念首先是一種社會價值理想和目標。在中國語境中的“公正”源自憂慮“民生”而構想天下為公的社會公正理想。《禮記?禮運》中所說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是指一種為全天下的人謀福利的崇高的價值目標和理想的社會。公正的第二層含義是由“各得其分，各得其所，各隨其愿”而形成的秩序與和諧的狀態，絕不是“平均主義”的意思。公正的第三層含義是指政治原則，是君王的執政理念和為政之要。公正的第四層含義是指一種建立在價值理念、思維模式、信念和信仰基礎上的社會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同時也是一種思維方式。公正的第五層含義是一種經濟制度。儒家創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超穩定結構，這主要得力于儒家的人文精神融入到它的經濟思想有密切關系。

二、加強儒家文化教育的現實意義

1.開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職業院校學生思想道德現狀決定的當前，我國職業院校學生精神風貌總體是好的。多數學生能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理想、有紀律、有道德、有文化，有明確的職業理想與學習目標，勤奮學習知識技能，成為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但也有部分學生缺乏理想信念，學習動力不足目標不明；或沉迷于網絡游戲不能自拔，或貪圖享樂超前消費，或違反紀律打架斗毆，或崇尚低俗文化追求低級趣味；也有個別學生法制觀念淡薄、道德嚴重滑坡，直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清華大學劉海洋傷熊案、云南大學馬加爵錘殺同學案、復旦大學林森浩投毒案等震驚全國，社會影響極壞。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固然是十分復雜的，但與多年來儒家文化教育的缺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長期以來，特別是“”期間，我們不加區分地將儒家文化作為糟粕去肆意批判，連同其精華部分也通通拋棄，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后果。因此，當前在職業院校大力弘揚儒家文化，開展儒家文化教育，是一項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教育教學任務。

2.開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特點所決定的職業教育作為一種類型教育，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普通教育相比，職業教育具有服務經濟的直接性、產業關聯的密切性，以及解決就業的民生性等特點；職業教育突出能力本位和綜合素質提升，主要培養適應生產、建設、管理和服務第一線需要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在學生能力培養方面，包括交流表達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自我學習能力、解決實際問題能力、信息處理能力、就業創業能力、職業遷移轉換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及創新提高能力等關鍵能力的培養尤為重要。據對畢業生跟蹤調查反饋的信息，相當一部分用人單位反映，現在的職業院校畢業生缺少的并不是一般的知識技能，而是對企業的忠誠意識、合作共事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和吃苦耐勞精神。實踐證明，這些關鍵能力的培養光靠課堂教學是解決不了的，有必要引入儒家文化的滋養與熏陶。

3.開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客觀需要黨的十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這24個字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髓是愛國主義。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可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很多內容，與儒家文化既是一脈相承的，又是在此基礎上創新和發展的。職業院校需要深化教育教學改革，積極開展儒家文化教育。

三、加強儒家文化教育的舉措

1.實現儒家文化的“四進”“四進”是指進計劃（人才培養方案）、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結合職業院校人才培養方案改革和新課程體系構建，將儒家文化教育的內容列入專業人才培養方案，設置為獨立的課程，組織教師編寫相應的通俗教材（校本教材），作為學生通識教育必修課或選修課，并核記一定的學分。有條件的職業院校，也可以有計劃地組織學生選學《十三經》中的某一部分經典原著。

2.著力打造特色校園文化職業院校在學校文化建設中，可通過開展感恩教育、忠孝教育、禮儀教育、嘉言懿行活動等，落實儒家文化教育內容；也可通過建設儒家名人名言路、儒家名人文化墻、儒家文化長廊、儒家名人雕塑等載體，進行儒家文化的熏陶；廣泛開展第二課堂活動，通過社團、板報、漫畫、主題班會宣傳儒家文化，以及舉辦儒家文化講座、詩歌朗誦會、相聲小品、文藝演出比賽等形式，寓教育于各項活動之中。

3.建立“四位一體”的育人機制要堅持科學教育發展觀，按照“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的要求，牢固樹立以生為本理念，大膽創新育人機制，努力構建學校、家庭、企業、社區“四位一體”的育人新機制。學校除落實相應的儒家文化教育內容外，應將文明禮儀列入學生的操行考核中；學生家長要以身作則，對學生進行家庭美德的教育；企業可開展文明職工評選活動，樹立道德標兵；社區也可開展評選五好家庭、好兒媳、好鄰居、明星之家等活動，弘揚儒家文化。

4.廣泛開展儒家文化研究學校要依托自身的專業優勢和智力優勢，重視科學研究工作，深入開展儒家文化方面的課題研究。有條件的職業院校，也可以成立儒家文化學會、協會、研究會、研究所等學術組織和機構，配備一定的專兼職研究人員，落實足夠的研究經費，開展儒家文化的專題和專項研究。

5.積極營造良好的社會大環境要堅持社會主義文化的正確方向，促進多元文化融合，實現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通過優秀影視作品、書籍、報刊、數字媒體、公益廣告等文化產品，宣傳和弘揚儒家文化；依法開展打假活動，保護誠實合法經營，切實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堅持反腐的高壓態勢，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通過立法，鼓勵年輕人常回家看看、把父母接到身邊等一些列活動，都可以創造良好的社會大環境，以利于儒家文化的發揚光大。

第6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關鍵詞】韓國；儒家文化；道德教育

韓國，“亞洲四小龍”之一，這一國際地位的取得與韓國成功開展公民教育，提高全民素質密不可分。在韓國的公民教育中，儒家文化中的道德教育始終占據重要指導地位。通過深入分析韓國公民教育中的儒家文化，借鑒韓國公民教育在儒家文化傳承與現代化的成功之處，進一步提高和改善我國的道德素質。

一、儒家文化與韓國

韓國與儒學的淵源起于漢唐時期。在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儒學以其獨有的文化魅力影響著韓國的政治、經濟、法律及社會制度，滲透到韓國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部分韓國民眾的眼里，儒“教”已不是簡單的宗教，而是韓國傳統文化的中樞。早在李朝時代，儒教就替代佛教成為韓國的國教，并逐步形成正統的儒教化體制；當今韓國社會所通行的倫理道德原則基本上以儒家文化為價值標準，如忠孝仁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倫理價值觀。

20世紀60年代以來，韓國政府就在各級各類學校中正式設置倫理教育課程，并進行了多次改革。而儒教的思想在每一次的改革中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如1998年擬定的“21世紀的教改方案”，其宗旨就是青少年中推行儒家哲學，宣揚儒家精神。韓國民間更不乏熱衷儒教之士，如1965年成立的“民族文化推進會”，就將《尚書》《詩經》等儒家經典作為重點的研究學習書籍，并專門開設課程傳播借以儒家文化。歷史不斷推動儒教在韓國的發展，儒家文化在韓國占據著主導地位，以一種潛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影響著韓國人的意識和行動。

二、韓國公民教育中的儒家文化

（一）儒家文化的世代傳承

韓國歷來是個善于學習與吸收的國家。自從儒家文化傳入韓國起，儒家文化的倫理思想始終在韓國的公民教育中占據重要指導地位，韓國政府堅持把儒家的倫理思想作為推進公民教育的有效素材，不斷將儒家的倫理思想內化為國民精神。在韓國社會里，韓國民眾都主動踐行儒教倫理思想，將其信奉為自己日常行為的準則。如儒家思想中 “忠”，韓國將其詮釋為效忠大韓民國，強調對君主和國家的絕對忠誠和對家族先輩的絕對服從；如，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文化，韓國每一個家庭都將其踐行到實處，尊卑思想、尊重長輩觀念深入人心。韓國的民族單一，這種“忠孝”一體的觀念很容易得到人們的認可與遵循，將其內化成公民的心理需求，使得人們自覺自愿地為國家的繁榮富裕而奮斗。同時，韓國對儒家文化的傳承堅持“娃娃抓起”。在韓國，從小學至高中學校的公民教育中，每一個年級必有一門關于道德倫理教育的必修課。道德倫理教育課程的內容大都來自于儒家精神，如日常生活禮節、獨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愛國精神等。

（二）儒家傳統倫理的現代化

韓國自創國以來，就是一個善于創新的國家。韓國在面對東方傳統文化資源受到西方現代文化資源的挑戰時，為防止西方價值觀對本國傳統道德觀的過度沖擊和侵蝕，在立足東方傳統文化基礎上，廣泛吸收西方文明，融合了東西方資源中有利于自身發展的積極因素，建立起了以東方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相結合的道德體系，形成了獨具韓國民族特色的公民道德教育模式。在教學內容方面，韓國學校教材的制定以學生的身心成長規律和認知發展特點前提，內容則由淺入深、由具體到抽象，讓學生可以從書本上學習儒家倫理知識，從小對儒家倫理形成一個比較系統的理論認識；在教學方法方面，以實踐為基礎，注重師生之間的有效互動，注重學生的情感體驗，以實踐促進儒家倫理的內化。

韓國之所以有今天的國際地位，與其在承繼優秀的儒家傳統倫理基礎上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密不可分。在儒家傳統倫理現代化過程中，韓國不斷豐富國民精神的內涵，不斷灌輸國家、民族之上的倫理意識，充分強調家國一體的意識。

三、韓國儒家文化教育對我國道德教育的啟示

（一）端正態度，傳承與弘揚優秀的儒家文化

作為儒家文化起源地的中國，更應該將儒家文化的傳承與弘揚視為己任。在發展我國道德教育中，必須從思想上端正對儒家文化的態度，區別對待儒家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多種形式地將儒家文化滲透到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將儒家文化內化為國民所需。韓國漢城大學教授金學圭曾說過，“自古以來，韓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所受孔教的影響很大，換句話說，現在韓國人的生活、習慣、對人關系等等，大都是來自儒教的”。韓國對儒家文化的傳承，是我們相對所欠缺的，更是我們應該借鑒和學習的。只有在繼承與傳揚的過程中，我們才能從根本上理解儒家文化中道德建設的重要意義，才能從本質上內化儒家文化。在繼承與傳揚過程中，必須充分平衡國家、社會、家庭與個人的責任。國家必先需要發揮其充分的引導與保障作用，將儒家文化中的精髓以更為人性化更容易被人理解與接受的形式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中，拉近儒家文化與人們的距離，縮小儒家文化與人們的陌生感，讓人們更易將儒家文化的精髓內化。在社會層面，我們應該像韓國學習，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全民踐儒的氛圍，將儒家倫理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同時，形成一種社會輿論以促進儒家倫理精神的內化，促進國民道德水平的提高。最后，家庭作為傳承儒家文化的小單位，應該充分承擔起自身的責任，將儒家倫理踐行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為儒家倫理的傳揚創造一個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

（二）與時俱進，儒家傳統精神與現代社會發展需求結合

儒家精神是韓國社會發展和民族自強的精神力量，被韓國人作為公民教育的基礎和框架。但韓國并沒有拘泥于傳統的儒家倫理道德，而是結合自身國情賦予儒家倫理道德新的內涵。在發展教育方面，韓國主張家庭、社區、學校三位一體，認為公民的道德教育是全社會共同的事情，而不僅僅是學校的事情；在教育內容上，韓國強調國家是一個大家庭，家庭內部應該做到互敬互愛。針對當今我國不斷滋長的道德滑坡現象，我們應該虛心向韓國學習，借鑒韓國的成功經驗，通過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的愛國主義，培養公民的民族與國家歸屬感，不斷強化公民的社會責任意識，增強公民的社會共同體意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今天，應該切實將儒家文化納入到文化建設上來，賦予儒家精神以現代涵義，以文化軟實力帶動國家道德水平的提高。我國作為儒家文化的起源地，可謂有著得天獨厚的先天條件，更應該吸取儒家文化的精髓并賦予其新時代內涵，將現代化的儒家倫理作為學校乃至社會德育的主線，減少人們對它的陌生感，縮短人們對它的距離感，古為今用，充分利現代化的儒家倫理以增強我國德育的實效性。在中國現代化的建設過程中，應該善于借鑒韓國在儒家文化傳承及現代化的成功經驗，不斷重塑及強化儒家文化在我國道德建設中的地位與作用，推進我國道德與社會經濟的和諧化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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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電影最初是作為一種“舶來品”傳入中國，在其傳入中國之后的迅速發展離不開中國千年的傳統文化給養。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的老板任慶泰與照相技師劉仲倫一起拍攝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部電影《定軍山》，這部電影便是取材于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由此可見，電影在中國最初的發展就根植于中國文化的土壤之中，在百年的中國電影發展長河里，傳統文化或顯性或隱性地縈繞在電影的發展當中，并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呈現出獨特的民族風格。隨著華語電影逐漸走向世界電影的舞臺，要真正了解與把握華語電影的文化精神內涵，就一定要認識到傳統文化對中國電影成長的灌溉。

《儒家文化傳統與中國電影的民族品性構成》這本書對于傳統文化與中國電影的影響這一問題作了最全面與深刻的解讀。作者尹曉麗在對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把握的基礎之上，結合中國電影的發展脈絡，對中國文化對電影的影響進行了詳盡剖析，并從全球化語境下儒家文化與中國電影的雙重困境以及跨文化語境里儒家文化與中國電影的變化兩個方面分析了中國電影民族性建構的意義與途徑。

全書一共分為緒論、上中下三編和結語五個部分，從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與電影的密切聯系出發，縱向歷史性地描述了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電影對于儒家觀念的接受情況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開拓中國電影民族性的可能途徑。在緒論部分，作者對書中涉及的主要概念、研究對象以及研究方法、論述思路進行了簡要的說明概括，并對此論題的國內外研究狀況進行了簡單說明，闡述了該論題研究的社會文化價值所在。wWW.133229.CoM上編側重從儒家傳統的道德教化理念對中國電影文化形態的影響，從道德理想主義、入世批判精神、儒家的文藝觀以及理想人格四個方面闡述了儒家道德教化理念對中國電影主題、風格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影響；中編主要從家庭倫理觀的角度分析儒家的倫理道德與鄉土意識的中國電影的影響。具體分為五個章節闡述了以下內容：“孝悌和親”的倫理文化與中國電影家庭的文化形態，電影中的父子關系的儒學意蘊，意識形態話語與倫理法則的沖突與共鳴以及儒家的鄉土觀念與中國電影的民族風格建構。下編針對儒家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對中國電影的負面影響以及對中國電影的文化內涵反思進行論述，針對中國電影的發展現狀提出了重構中國電影中的儒家傳統資源這一關鍵性的問題。全書以浸于儒家文化百年的中國電影的主題思想為主，結合具體的電影作品，詳細討論分析了儒家文化與中國電影的聯系，考察了中國電影發展的不同階段與儒家文化的內在融合與外在表達，探索了電影這樣一個現代藝術形式內在隱藏的傳統文化理念的優點與弊端。

第8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儒家文化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表達清楚的，它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禮，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它的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留傳下來的寶貴財富，值得現代人去繼承和發揚光大。儒家的思想文化涉及道德、政治、生活和教育的方方面面，它作為一種世俗文化，是一種關于人的文化，特別注重對人的關懷，處處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理念，其精神內涵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概括。一是人本主義精神。就是在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上，更多地關注人在社會中的位置，更主張通過個人的努力和道德的修養的自我完善，來實現人生的價值的一種精神狀態。二是內圣外王精神。主要是培養人的奉獻精神，是宣揚群體價值取向和培養一種救世主的憂患意識，能以天下為己任，以社會貢獻大小論英雄的忘我精神。三是積極入世精神。就是通過對外界環境的體驗，從自身內在的生命力量出發，領悟到作為人的尊嚴、價值和意義所在，在生活中更注重追求現實世界的幸福生活。總之，儒家文化理念的精神已經侵入我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各個領域，并依然發揮著它巨大的影響力。

二、在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中擴展儒家文化理念的意義

如今我國高校教育是開放的，正面臨多種思想和文化價值觀的沖擊，無論是西方文化，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學生都難以取舍。而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力量，具有豐富的內涵，思想博大精深，在我國美學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對我國的教育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在我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在我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研究上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儒家文化理念中所表達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我國傳統哲學的主要特點之一，也是儒家文化理念中的特征。在眼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中就是通過“綠色、環保、健康”為主題來進行設計的，它強調人和自然的和諧統一，就是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儒家文化精髓中的禮，是中國文化化人倫秩序與人倫原理最集中的體現，它強調整以體秩序為最高價值取向，體現莊重之美的內涵，但在現代展示空間設計藝術中，通過視覺傳達呈現出規范的秩序，讓觀賞者在設計作品中能感受到色彩表現上的樸素和濃艷、大俗與大雅的獨特個性，包括在現代展示空間中隨處可見的黑白對比和素雅色調都是受儒家文化中的禮的影響而留下的；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仁，也就是對萬物有仁愛之美，這是儒家生命價值觀，也是儒家文化理念的一個重要特點。對現代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本質上來講就是要求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中要注重對學生自身內心修養的培養，并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去達到更高的視覺設計藝術境界。以儒家文化理念為依托，立足于民族文化特色，我國教育的展示空間設計教學之路才會越走越寬、越走越遠。

三、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藝術的風格定位

目前，我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藝術的風格就是在現代時尚元素中融入中國傳統文化，這種風格的定位即體現了時代特色，又保留了傳統民族文化的獨特風格，使其在設計藝術中更能展示強大的生命力。眼下多種風格并存是現代展示空間設計藝術的風格發展的必然格局，但也要在多元共存的基礎上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因此一定要堅持真善美的原則，將儒家文化思想進行科學的構建，讓其在當代展示空間設計藝術中體現出應有的“美”。也就是說從傳統儒家思想美學的角度來考慮現代展示空間設計藝術的風格定位，即要吸納儒家思想的美學精神，也要吸納現代的美學精神，要在設計中協調出整體之美，創造出熱烈之美，并將其內在之美傳承開來。這也是現代展示空間設計藝術教育教學現代化發展形勢所趨，滲入什么樣的思想理念和意識形態，就會形成什么樣的展示空間設計藝術風格，同時在教學創意中，也會呈現出怎樣的展示空間設計藝術的風格定位來。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間設計藝術風格定位上，要遵循儒家思想的美學精神，將傳統藝術設計元素與國際化的設計理念相結合，最終形成自己的藝術設計風格來。如著名藝術設計大師韓美林先生的作品——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標志，就是取材于傳統的鳳紋，它巧妙地把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精髓融入現代視覺傳達設計的理念當中，寥寥數筆卻顯得那么簡潔有力，卻能給人們一種舒適的飛行服務和安全保障的感覺，這也體現了設計作品風格定位的重要性。

四、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思維的培養

基于儒家文化理念下，人們如何對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思維進行培養，如何開拓和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呢，這也是目前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中所要面臨的問題，同時在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中擴展儒家文化理念也是培養學生創新思維能力的有效途徑和方法。但從目前來看，高校教師在展示空間設計教學過程中對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意識的傳播還不是很積極，在培養學生儒家文化思想意識上還很薄弱，以致于學生在進行展示空間設計時，很難將儒家文化的精髓滲透到設計作品中去，使設計出來的作品很難體現本土文化特色，看起來缺乏強有力的生命力。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有目的、有針對性地將儒家文化美學思想的意識和精髓不斷地擴展到設計教學思維的培養中去。正確引導學生去學習儒家文化的內容形式，去了解儒家文化的精神內涵，著重挖掘具有繼承價值的藝術素材，學會把中國特色的藝術設計元素進行分類和總結，提高學生對儒家文化的審美意識，在儒家文化思想的指導下能用獨特的思維去樹立自己的作品設計理念和方法。同時，還要鼓勵學生去多看優秀設計作品，了解更多的設計風格，并掌握先進的展示空間設計理念和方法。除此之外，還要讓學生不斷去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的優秀設計作品，使自己的視眼變得更加開闊，掌握的設計形態更加全面，并能對西方文化進行分解和還原，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進而達到東西方文化的有效融合。這樣設計出來的展示空間藝術作品才會具有強烈的民族傳統風格。例如我國香港著名設計師靳埭強，在他的作品中就經常主張把中國民族藝術和儒家美學思想的精髓跟西方現代設計理念進行結合，使創作出來的作品具有很強的視覺沖擊力，同時又具有濃厚的東方韻味，處處體現儒家文化理念的“美”。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間設計藝術教學實踐中要找到一個最佳契合點，要將儒家文化中的“傳承、融合和創新”理念貫穿到整個教學實踐過程中去，引導學生重新解讀儒家文化理念，并能理解其中的精神內涵，并將儒家文化的精髓與現代展示空間設計理念完美結合起來，通過作品表達出來。也只有在儒家文化理念的影響下，才能培養學生先進的、具有時代氣息又不失民族風格的展示空間設計藝術思維能力，才能創造出更多更符合現代審美需要的展示空間設計藝術作品來。

五、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的發展趨勢

近年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種展覽會、博覽會及商業展銷中心如雨后春筍，這也間接地體現出展示空間設計藝術在我國各個相關產業受到關注的程度，其前景是極為廣闊的。一個好的展示空間設計藝術作品是展示活動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通過展示空間設計藝術作品能夠呈現出一種融合、多元的格局，給人傳遞一種美的享受。而這種美正是我國傳統儒家文化理念下的美學精神的真實反映。如今，我國高校對展示空間設計專業的教學越來越重視，展示空間設計作為一門涉及多領域、多學科的空間藝術設計專業在內容、時間、規模上有著較大的靈活性和差異性，即具展覽、觀賞、文化教育的功效，還起到商務推廣的重大作用。特別是在傳統儒家文化理論的指導下，萌發了新的發展趨勢，在展示設計藝術教學中要以不同的設計理念體現時展的脈絡、特征，并將時代的精神、文化的觀念，充分能反映出自然及社會的精神文化內涵體現出來。可以想象得到，在不遠的將來，在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將以一種競爭、融合、多元的格局呈現出來。展示空間設計藝術作為一種現代視覺語言的傳遞方式，其特點就是不斷尋求創新和求變，只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多種因素的互動設計上面，使其形成相連的、內存的、互動的關系，最終體現出一種整體的作品展示效果。再說，在全球來看，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展示空間都具有歷史延續性，越是工業發達的國家對各種文化的需要就越急切。這就要求展示空間設計應該努力去挖掘關于地域、民族以及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遺產，利用現代的設計手法進行新的詮釋和傳承，這是現在及未來展示設計探索面臨的又一大課題，也是展示設計向地域化或者本土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在我國現代高校展示空間設計藝術教學的探索過程中，也要學習發達國家的長處，立足于儒家文化，將儒家文化思想內涵充分體現在展示空間藝術設計教學上來，用儒家文化理念中的精髓來指導展示空間藝術創作和教學。筆者相信在儒家文化思想下我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藝術將會打開新的發展局面。

第9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摘要：文章探討了“四書五經”在分類目錄中的列類沿革，宋代產生雛形：二書――“語孟類”；明代“四書”成型：“四書類”；到清代成了名正的“四書五經”：“四書類”“五經總義類”；當代的《中圖法》中，“四書”依然保持：“儒家”――“四書”“孔子”（“五經”已各入其類）。應當說，“五經”在我國第一部分類目錄《七略》中已列在“六藝略”中，此乃目錄學、分類學史上的又一新觀點。

從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所著《別錄》《七略》之“六分法”到《中經新簿》《隋書經籍志》等，又到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之“四分法”之目錄，經筆者閱讀及研究后認為：第一，這些分類目錄始終起著目錄及分類法的兩種作用。“分類法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還在公元前7年的時候，我國就有了第一部分類法即劉歆的《七略》”。第二，從西漢之《七略》，直到清朝的《四庫全書總目》，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國家標準（GB）《中圖法》，始終把儒家文化（孔子及其弟子之著作及研究）“列為首”或“單獨列類”，將“儒家文化及孔子研究”“列為首”源于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之治國思想。“我國古代的書目是在封建社會中產生的，它們都是以儒家思想作為指導的學術文化的反映”。筆者認為：我國的圖書目錄及分類發展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及學術史。筆者探討了“四書五經”在分類目錄中的列類沿革：宋代產生雛形：二書――“語孟類”；到清代成了名正的“四書五經”：“四書類”“五經總義類”，此乃目錄學、分類學史上又一新觀點；民國以后，也始終將“儒家文化及孔子研究”單獨列類，且當代國標（GB）《中圖法》中，依然保持了“B222.1四書”類，“五經”已各人其類。下面分別對若干個時代的典型分類目錄（法）進行探討、論述。

1.漢未央宮承明殿：“獨尊儒術”的提出與最終實施

1.1“獨尊儒術”的提出

西漢政權建立后，采取了“與民休息”的政策，從皇帝到太后及諸大臣，信奉“黃老之學”，推崇道家文化，出現了“文景之治”。漢武帝執政后，為強化思想統治，征集各類治國方略及思想。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在未央宮向皇帝提出了“獨尊儒術”。“未央宮……正殿前修了一座承明殿，……殿左側，站著幾個書生模樣的年輕人和一位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這中年人就是名揚天下的大儒――董仲舒。……董仲舒環視了一下四周的大臣，提高了嗓門說：依愚民之見，要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必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1.2尊崇“道學”與“儒學”之爭，“獨尊儒術”的艱難實施

侯外廬先生認為：尊崇“道學”與“儒學”存在著一個先后且斗爭的過程，“獨尊儒術”被漢武帝采納后，并非一帆風順，盡管最終被實施，但歷經周折：“在漢初文景武三世，儒道爭霸相當厲害，……文景雖立博士，但并不甚好儒，……直到武帝初，和竇太后斗爭，……立出法度，所謂‘天下靡然鄉風矣”’。“武帝元封時代，罷黜百家，‘法度’確立，……由這時起到宣帝的石渠閣稱制臨決，‘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

1.3筆者的新觀點及論文支撐此觀點

真正“定儒學為一尊”時，應當是漢成帝時期，這僅為筆者之觀點，體現在分類目錄《七略》的列類上，且有文章支撐。“漢武帝雖然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并大規模地征集文獻，……真正精通《詩》《書》，崇尚儒學的是漢成帝，……一方面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韶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

綜上所述，董仲舒向漢武帝推崇自己的主張：“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董仲舒傳》），其建議被采納后，歷經周折得以實施，但初期較為艱難，“懲ㄖ時”應當在漢成帝時期。

2.漢天祿閣：《別錄》《七略》的編撰及列類――對儒家文化的重視

同樣在漢未央宮之“天祿閣”――西漢國家圖書檔案館，西漢學者劉向、劉歆父子在上述“漢成帝重視及支持”背景下，“奉漢成帝之命――‘詔”’，對其中的圖書檔案進行了分類整理：“漢成帝和平三年（公元前26），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于天祿閣……”，先后編出了我國第一部分類目錄：《別錄》《七略》。在《七略》的分類中，采取了“六分法”，因受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思想的影響，加之漢成帝對儒家文化的重視，將孔子整理的“六藝”（又稱六經）及所編著的《論語》“列為首”，稱之“六藝略”，將儒學列為“諸子略”之首。

《七略》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和方技略。輯略分總論及分論，以下為六大內容分類法：六藝略分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諸子略分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說十種。從《七略》分類目錄中可看出：①將孔子所整理的“六藝”（又稱六經）及所著《論語》“列為首”，可見對儒家文化創始人孑L子及其所著、所整理的著作的重視。“東洋五千多年歷史中，縱有很多偉賢，唯孔子最占理想的極高地位。祖述，刪正六經六藝，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遺書，有《論語》七篇”。②將“儒家”列為“諸子略”中的首類，又可見對儒家文化的重視。③將道家僅列于儒家之后，依然保持了西漢初年文、景皇帝及竇太后等對道家思想（無為）的重視（與民休息）：“漢代初期，鑒于秦朝用法術而迅速滅亡的歷史教訓，采用了經過改造后的道家學說――黃老之學作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許多人信奉黃老之學”。

3.《七略》之后的《漢志》《隋志》《中經新簿》等目錄，依然將“儒家文化”列于首

《七略》之后又編撰的《漢書藝文志》《七錄》《七志》等的“六分法”“七分法”中，依然均按《七略》之列類方法，可見對孔子及儒家文化的重視之延續。《中經新簿》已開創了我國四部分類法（目錄）的先河，定型后以“甲、乙、丙、丁”（后改“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延續了一千多年。在四部分類法中，也始終將孔子所整理的“六藝”及所著《論語》“列于首”，“儒家”列為“子部之首”。《隋書》為史學之經典之作，其“經籍志”為圖書分類目錄，也為“四分法”。在該四部分類目錄中，依然將孑L子整理的“六藝”（又稱六經）及所著《論語》“列于首”，并將儒學（儒家）列于子部之首。

4.宋代的《直齋書錄解題》――“語孟類”：“四書”之雛形的誕生

在現存宋代私藏目錄中，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最為晚出。其“經部”包含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經解類、語孟類、孝經類、小學類……，“子部”包含儒家類、道家類……。這部目錄之類目排列中，依然保持了“孔子整理的文獻六經中的五經，（“樂”經已丟失）”“列為首”――“經部”及“儒家類”在子部“列為首”，此也反映了宋代依然是“儒家文化為主導地位”，“宋代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思想文化發展政策……倡導尊儒讀經，復興維護專治統治的儒學”。陳振孫之書目是對“儒家文化”的又一創新點：“在53類中，僅類目有分合、增創、復立的語孟、小學、起居注……”，其中，“語孟”即為《論語》《孟子》，為“四書”中“二書”，同時也將“孔孟”連到了一起，由此可見，宋代對儒家文化有了“升華的列類”，已出現了四書的雛形“二書”（語孟類）。

5.千余年來的“四部分類法”均將“儒家”列于首

除上述幾部各朝代的經典目錄外，其他的《古今書錄》《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文獻通考》直至清朝等歷朝歷代的圖書分類目錄（法）中，均將孔子整理的“六經”及所著《論語》列為首（經部），并將儒家（儒學）列為子部之首。由此可見，儒家文化及儒學從漢代至近代約兩千年來，在中國文化、學術、目錄史（分類史）上的地位始終“列于首”！

6.清朝《四庫全書總目》及《鄭堂讀書記》中“儒家文化”的列類

《四庫全書總目》中的“經部”包括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等。從清朝的《四庫全書總目》列類中可看出以下特點：①依然將孔子所整理的“六藝”列為經部之首，而將《論語》列于“四書類”中。②將“五經”也列專類即“五經總義類”。③將《論語》列為“四書類”，在前朝的《明史?藝文志》中，已經開始了此列類法即“四書類”。④“四書五經”在清代目錄中出現，并已成為一個學術代名詞且延續多年。⑤將孔子列為史部中傳記類之首，而在圣賢之后才列“名人”，可見清朝已將孔子提到了“名人之上的圣賢”。清朝還有一部較為重要的目錄，即周中孚所作《鄭堂讀書記》，其經部包含易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禮類、樂類、詩類、書類、春秋類、四書類、小學類。《鄭堂讀書記》中的列類，更將《四書五經》名正列類，均在目錄之首――經部。上述清朝兩部著名分類目錄之列類方法體現了清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幾位皇帝對孔子及儒家文化與著作的贊譽及尊崇。雍正曾指出，“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于天秩天敘之徑……”“乾隆皇帝可謂始終不渝地大力提倡經學……”。

7.民及當代的分類法，仍將“孔子及儒學”單獨列類

民國時期，誕生了何日章、袁涌進及皮高品等所編的多部分類法，較為著名的為1929年劉國鈞所編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其中，將“孔子及儒家”單獨列類：“121.2”。當代全國通用的國家標準《中國圖書館分類法》，采用了“字母與數字混合制”的分類號，依然將孔子及儒家文化研究單獨列類：哲學與宗教（B）-中國哲學（B2）-儒家（B222）-四書（B222.1）-孔子（B222.2）。上述《中國圖書館分類法》也將“四書”及“孔子”在“儒家”大類下又單獨細分列類，“四書”在明代目錄《明史?藝文志》中早已單獨列類，“四書類”“五經”已各入其類，可見目錄學及分類學史的列類沿革對儒家經典著作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