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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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 勞動力市場 變化 勞動關系 收入狀況 勞動經濟學
一、勞動就業關系受到勞動力市場變化的影響
1.弱勢群體產生以及勞動關系變化的首要原因便是就業形勢的嚴峻
2009年12月24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表示2009年全年需要就業的人員總數超過2400萬,按照8%的經濟增長速度,供求缺口1200萬左右(數據來自中國新聞網),也就是說有1200萬人待業。眾多的人口使我國蘊含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在這種正在調整的經濟結構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下,我國所面臨的就業壓力十分巨大,也就是說從需求供給角度講,我國的勞動力需求量嚴重地小于勞動力供給量,主要表現便是迅猛上升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據來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到2009年年末,我國石油城鎮登記失業人員有921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3%(數據來自騰訊新聞網),而2005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員為839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數據來自搜狐新聞網)。工業化進程和經濟體制轉軌階段勞動力總量矛盾以及就業結構性矛盾是我國就業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而這一問題在2001年,也就是我國加入WTO后顯得更加突出,從而使得勞動關系的發展越來越對勞動者不利。
2.勞動關系矛盾的形式和內容在變化的勞動力供給結構的影響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以下幾方面是是勞動力供給結構變化的主要表現:
第一、高素質勞動力受到飛速發展的教育事業的促進而增加。2005年高校畢業生人數為338萬人、就業率為87.7%(數據來自中國新聞網),2006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為413萬人(數據來自《中國大學生就業》雜志)、就業率為71.85%,2007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數為495萬人、就業率為70.9%(數據來自《人民日報》),2008年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大559萬,實際就業率不到70%(數據來自《21世紀經濟報道》),2009年我國普通高校畢業生總量達到611萬人、就業率為68%(數據來自《21世紀經濟報道》)。從以上數據可知,我國目前的就業率不斷下滑,“知識失業”凸顯。
第二、職業技術技能培訓事業的發展促使就業結構發生變化。隨著現代生產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變化,我國勞動力的職業結構也將發生深刻變化,將逐步有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業產業部門中分離出來,轉移到其他產業部門,特別是工業部門、技術生產部門和商業、服務業部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研究報告指出, 2000年同1982年相比,在我國的職業結構總量中,初級層次職業即產業工人和農業勞動者的比重下降了8.47%,而中層職業的比重則增加了7.2%,我國的職業機構正在趨向高級化。職業結構高級化是工業化國家普遍發生的社會結構變遷中的一般特征,指社會結構中高層次職業的數量逐漸增加。未來8-10年,中國的職業高級化水平將有一個飛躍式的提高,社會中間階層也將有一個跳躍式的擴大。對全國人均GDP和各類職業比重的關系研究發現,經濟增長不僅對非農職業崗位有直接的促進作用,更對中高層職業的增加有相當大的影響。
隨著社會產業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導致職業結構的變化,而職業結構的變化則對勞動關系矛盾的形式和內容發生變化。從矛盾的主要內容看,也從獲得崗位、保障工資待遇變為崗位條件、福利以及薪酬的心理收益等。可以預測,中國職業結構的變化,會促進社會中間階層的擴大,一定程度上改變勞動力市場供求不平衡,特別是勞動力需求方主導的狀況,有利于和諧勞動關系的形成。
二、收入狀況要求勞動分配關系作為勞動關系研究的重點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職工工資收入不斷增長。但是,在工資收入普遍上升的同時,不同的社會階層從社會改革進步中所獲得的收益是不等的。根據統計局對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的分組調查, 2003年占總體20%的最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472元,比上年增加2012元,增長13%;占總體20%的最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95元,比上年增加263元,增長8.7%。最高組與最低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擴大到5.3∶1,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顯示, 2005年城市居民中最富有的10%家庭與最貧窮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過8倍,有六成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不到平均水平。由此判斷,中國現在已經出現了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事實上,人們對收入差距拉大的不滿,的確對和諧勞動關系的建立產生不利影響,但根源還不在收入差距本身,勞動分配關系的不協調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履行勞動合同是勞動關系和諧的基礎保證,而勞動報酬、保險福利、工傷及職業培訓是履行勞動合同的四個主要內容。通過分析履行勞動合同所導致的勞動爭議案件中這四個因素的構成,首先發現,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民營企業以及各其他類型企業中,與履行勞動合同相關的勞動爭議案件中超過50%的案件都是由勞動報酬所引起的;其次我們還發現,保險福利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股份制聯營企業及外商投資企業等履行勞動合同時面臨的第二大問題。
三、結論
綜合以上兩個方面,我們可以判斷出,我國各類企業在履行勞動合同時還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勞動報酬問題相對比較嚴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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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勞動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勞動經濟學;實驗研究方法;應用
Abstract:In the past few decades，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s showed a steady increase trend in economic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labor economics. Compared to other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he major advantages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 are the ability of more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related factors， reliable prediction of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and the easier research findings validation because of repeat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 itself.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a number of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s against the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such as the selection bias of experimental subjects， the high or low of payment level obtained by subjects ，the number of observations， as well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idity.
Key words:labor economics;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s;application
一、實驗研究方法的優勢
理論檢驗在科學進步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研究者可以利用不同數據源實現對理論的檢驗。這些數據來源大致可按兩個維度進行劃分(Friedman and Sunder，1994):一是實際數據(happenstance data)和實驗數據(experimental data);二是實地數據(field data)和實驗室數據(laboratory data)。實際數據是未加控制的、自然發生的經濟活動的副產品，而實驗數據是在受控條件下，為了明確的科學目的而人為創造的。實地數據來源于自然環境，而實驗室數據來源于實驗室環境。這兩種維度的數據可構成四種組合數據。
長期以來，經濟學被看作是運用實地實際數據來進行研究的“非實驗性”科學，如失業率、工資水平、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等均屬于實地實際數據。既然實地實際數據如此豐富，為什么還要千方百計地進行實驗并創造自己的數據呢，本文將從三個方面分析實驗研究方法在勞動經濟學研究領域的優勢。
(一) 實驗研究對相關影響因素的嚴格控制
錦標賽理論得名于體育比賽，是指員工通過競爭以獲得某項獎勵(如薪酬增加或晉升)，勝出者由相對績效排序決定。在錦標賽理論中，員工的均衡努力水平被定義為邊際努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時的努力水平。邊際收益取決于獎金數額以及獲勝的機率，并與后者呈負相關關系(Lazear and Rosen，1981)，給定均衡努力的選擇就可以直接導出最優獎勵的水平和結構。現以錦標賽理論的檢驗闡釋實驗研究具有可控制性的潛在優勢。
若對錦標賽理論進行直接的實證檢驗，首先要求研究者知道參與競爭的員工數目，獎勵的確切大小，員工努力的成本函數，以及生產函數(包括誤差項的性質)。同時，為了確定最優獎勵水平，還需要了解企業的支付函數與員工的參與約束。所有這些信息在實驗室實驗中都是確定的，研究者可以清楚地予以設定。通過觀察實驗被試所選擇的努力水平和獲獎情況，就有可能對最優報酬作出精確地預測并進行檢驗，而采用實地實際數據對錦標賽理論進行直接檢驗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當使用實地數據時，研究者很少能確切地知道以上提及的各種因素;而且研究者也很難保證實地環境與理論假設的環境高度相似。例如在錦標賽理論中，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員工在競賽中有消極的破壞競爭對手績效表現的行為，努力與獎勵的最優水平同不存在破壞行為情況下的結果將是大相徑庭的。
相同的道理，使用實地數據的研究者很少能知道員工與企業之間的互動是一次博弈還是重復博弈，然而重復博弈的理論預測往往明顯不同于一次博弈的結論。還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員工彼此之間了解程度如何?員工之間的溝通及同伴壓力怎樣，有無形成共謀的可能?員工之間的互動方式是公開還是匿名?在實地實驗中，以上因素及其他環境細節都會影響研究對象的行為，卻不能被有效控制。與之相反，在實驗室實驗中，這些環境因素能夠被嚴格控制，因此能夠進行系統的研究。例如，在實驗室實驗中，對一次博弈與重復博弈情形進行比較研究，或者對匿名互動與“面對面”互動關系進行比較研究，將是非常方便的。
當然，這種能對影響因素進行更好地控制的優勢不局限于錦標賽理論的研究。例如，在關于不同行業間工資差異的爭論中，很難判斷所觀察到的差異是反映出的真實“租金”，還是不可觀察的異方差性 (Gibbons and Katz，1992)。同樣地，幾乎不可能依據實地數據來判斷失業是自愿的還是非自愿的，即很難判斷失業員工在低于現行工資的情況下是否真的愿意繼續工作。然而，在勞動力市場中采用實驗室實驗研究，控制員工的外部選擇，則能對上述問題輕易作出回答(Fehr and Falk，1999)。以上例子極具說服力地表明，實驗室研究較之于實地研究，能對相關影響因素實施更好的控制。
(二)實驗研究能夠推斷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實驗室實驗的另一個主要優勢在于形成因果關系推論的可靠性。在實地研究中，許多有意義的變量是內生決定的，多數情況下最多也只能確認變量之間是相關的，而很難確認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然而通過合理的實驗設計，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推斷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實際上，實驗研究是確認變量間因果關系的最有效手段。
(三) 實驗研究的結論易于重復驗證
實驗研究具有易于復制的特征。傳統的經驗數據作為檢驗數據，具有不可重復性的缺陷，即所謂的“歷史不能重演”。而對理論的證實或證偽都需要大量的檢驗。Smith(1962)指出，實驗研究的可重復性克服了所有觀察結論所普遍存在的一次性的缺陷。其他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復制實驗設計，進行獨立驗證，從而證實或者證偽專題研究中得出的結論。實驗數據的應用可避免某些理論沒有經過一個可重復的嚴格證明或證偽的過程而被稱之為所謂的“傳教士的理論”。
二、實驗研究方法的反對意見
首先，由于實驗中的被試常常為學生，實驗研究常被批評存在被試選擇偏差，批評者認為學生對所要研究的問題缺乏實踐經驗。其次，主要針對實驗中的支付(payoff)問題，由于一般情況下被試在實驗中獲得的支付較低①，他們可能不會以嚴肅認真的態度進行決策。第三種批評主要針對被試數目太少的問題，實驗研究結論往往受到置疑。第四種批評主要來自于實驗研究結論能否推而廣之，對現實是否具有預測和指導作用，即實驗研究的外部有效性問題。盡管這些批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通過細致周詳的實驗設計，這些問題完全可以克服和解決。
(一) 被試選擇偏差
研究者之所以選擇學生作為被試，主要是出于方便性的考慮。學生容易招募，能夠迅速理解實驗規則，而且他們的機會成本相當低。但是，并沒有根本的理由來排斥其他對象，而且非學生被試的使用也在逐漸增加。其次，通過細致周詳的實驗設計和與實施，有可能發現不同被試樣本在行為上的有趣差異。List(2003)對市場經驗是否能消除稟賦效應問題進行了研究。Cooper et al(1999)利用中國學生和中國中層經理作為實驗被試，檢驗了起源于效率工資激勵的棘輪效應理論。同樣地Fehr and List (2003)以企業CEO作為實驗被試，研究他們使用顯性激勵方式的程度以及如何對這種激勵作出反應。
List(2003)的研究結果表明缺乏市場經驗的經紀人表現出了稟賦效應，而在擁有市場經驗的經紀人身上卻沒有發現這種效應。擁有市場經驗的經紀人之所以沒有體現出稟賦效應，不是由于選擇效應，而是由于市場經驗本身。Cooper et al (1999)在實驗研究中觀察到，經理和學生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收斂于混同均衡。因此，被試樣本之間的行為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在實驗的初期，他們觀察到不同樣本之間的確存在一些差異。但是，如果實驗指導語用一種抽象的、無關經理決策的具體環境的語言來描述，那么學生的行為較之于經理將更快地收斂于均衡點。相反，如果實驗指導書中含有大量的與企業計劃者和經理間的相互作用相關的內容，那么，經理的行為將更快地收斂于均衡點。Fehr and List(2003)發現學生和CEO之間的確存在行為差異，CEO明顯比學生更信任他人，而且也更值得他人信任。雖然如此，兩個被試樣本仍然作出了使用顯性激勵方式的相同選擇，盡管該方式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這些例子均表明，被試樣本差異可能是一個現實問題。但是，這些研究也顯示出了不同的被試樣本在行為上并沒有表現出根本性的不同。在Cooper et al(1999)的研究中，學生和經理們的行為在經過一段時間后是高度相似的。同樣，在Fehr and List(2003)的研究中，根據理論推斷，如果假定所有實驗的參與者是完全自利的，信任行為則不會存在，但作為被試的學生和經理們都表現出了非常強的信任行為。此外，兩類被試樣本都顯示出大量利他的、互惠式公平的行為。因此，雖然存在某種程度上的被試樣本選擇偏差，但是不同樣本的行為從本質上來說卻是非常相似的。
(二) 被試所獲支付較低
被試在實驗中所獲得的支付水平(stake level)較低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研究者一致認為更高的支付水平能顯著地降低被試行為的方差(Camerer and Hogarth，1999)。這就表明當被試在實驗中能獲得更高的利益時，他們會以更加認真的態度參與實驗。但是Camerer and Hogarth(1999)在回顧了大量檢驗支付大小效應的研究后發現，核心的行為趨勢極少因為支付水平的變化而改變。盡管支付(利益)對于實驗被試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利益大小的變化往往不會改變核心行為趨勢。一個有趣且重要的例外出現在Holt and Laury(2002)的研究彩票選擇實驗中，隨著平均支付從70美元增加到230美元，實驗被試表現出明顯增強的風險厭惡型特征。相反，在公平偏好實驗中，支付水平的增加很少或者不會影響公平行為反應的發生。
(三) 被試樣本量太少
關于實驗被試樣本數量較實際數據過少的問題也是能夠克服的。首先，增加或補充實驗的觀測數目是可能的;其次，以國家宏觀經濟中的代表性問題為對象進行大規模的實驗研究也已成為可能。近來，Harrison ，Lau and Williams(2002)采用丹麥人口總體的一個典型樣本，推導出了貼現率;而Bellemare and Krger(2003) 則以荷蘭為樣本，進行了信任博弈的實驗。其研究結論顯示并不存在被試選擇偏差。
(四)外部有效性問題
對實驗室實驗更為普遍的批評涉及到內、外部有效性問題，內部有效性指從某一實驗中獲得可靠性的原因和結論的可能性，而外部有效性是指從試驗研究的外部環境聯系中歸納出可靠結論的可能性。內部有效性涉及到的只是一個合適的實驗控制、敏感度設計及正確的數據分析問題，相對而言，外部有效性的問題則更為嚴重。批評者認為把實驗室的研究結論推廣到實地中去，其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外部有效性主要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從一般意義上說，當歸納法原理成立時，外部有效性將會是較高的。根據這個原理，只要絕大部分相關的潛在條件保持不變，那么，行為規則在新環境中也會持續不變。存在這樣一個事實，即便保持所有條件不變，也難以保證實驗結果在現實環境中可以被完全復制。雖然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但是這種批評也不是僅僅針對實驗研究。事實上，沒有任何實證研究能夠確保在同樣的條件下復制出完全相同的結果。第二，實驗研究是否抓住了現實中的主要條件。置疑者認為某些實驗因為忽略了現實中的許多關鍵性特征，從而不具有外部有效性，也就不符合實際情況。實驗研究者的回答往往是盡可能模擬出這些被忽略的條件。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實驗研究和經濟學模型一樣都是不太現實的，因為它們都是對現實的高度抽象，這種抽象也正是一種優點，惟其如此才能夠使人們增加對相關變量之間相互作用機制的理解。由于對現實性的強調實際上取決于實驗的目的，在很多情況下實驗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檢驗理論，或者理解理論失靈的原因。因此，實驗證據對理論構建非常重要，但是對理解現實卻不那么重要。
三、增加實驗研究現實性的途徑
(一)實地實驗
無庸置疑，實驗的可控性是其主要優勢。然而關于實驗室環境和現實生活環境是否一致的問題，可能將備受爭議。可以說實驗室實驗不是對傳統的實證經濟分析方法的替代，而是對其的有益補充。將二者有機結合的方法之一就是進行實地實驗，讓研究者在自然的環境中研究經濟主體的行為。Falk and Ichino(2003)進行了一個典型的實地實驗——將實驗控制和現實環境的優點結合起來，研究同伴壓力對工作行為的影響。實驗是在日常工作環境中進行的，被試被分為處理組和控制組，其產出被分別測量。在處理組中，兩個被試在相同的房間中一起工作;而在控制組中，每個被試分別在一個房間內單獨工作。從技術上來講，實驗被試所從事的任務彼此完全獨立。研究結論之一顯示，與被試單獨工作情形下的產出相比，隨機選擇的配對被試工作時的產出有了顯著的增加。在另一個實地實驗中，Fehr and Gtte(2002)研究了一個企業中員工的工作時間和努力的跨期替代問題。在某一段時期內，他們對公司的一半員工按照更高的計件工資給付薪酬，而對公司的另一半員工按照固定的計件工資支付。采用這種方式，他們創造一個控制組和一個處理組，用以測量計件工資的增加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程度。
(二)“真實努力”實驗
使實驗室實驗環境更貼近現實的另一個途徑是進行所謂的“真實努力”實驗。在一個典型的實驗室實驗中，工作努力的選擇由一個遞增的貨幣函數來表示，被試不是選擇真實的努力水平，而是選擇一個有經濟意義的數字。這種方法被廣泛應用于錦標賽實驗中(Bull et al.，1987)和效率工資實驗中(Fehr and Falk，1999)。然而在“真實努力”實驗中，努力代表的是完成一種真實的任務。例如，在Fahr and Irlenbusch(2000)的研究中，實驗被試的任務是剝胡桃;van Dijk，Sonnemans and van Winden(2001)要求實驗被試利用計算機解決難度較大的雙變量優化問題;在Gneezy(2003)的研究中，實驗被試需在計算機上解決“迷宮”難題。“真實努力”確實能夠增強實驗的現實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這是以失去可控性為代價的——因為如果實驗者不了解員工的努力成本，那么也就不可能得出準確的數量預測。
(三)項目評價實驗
實驗技術在項目評價領域也具有很高的價值。不幸的是，基本上不能夠獲得來自隨機的大規模社會項目實驗的數據，尤其是在歐洲，政策制定者對實施這樣的社會實驗往往持著猶豫不決的態度。盡管如此，研究者自己收集數據也是可能的。例如，Falk et al(2002)提出了一個新穎的項目評價方法，它允許在弱假設條件下確認參加培訓項目與被邀請參加面試的可能性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基本思想是通過在較短的時間間隔內對參與項目的同一個體實施前測和后測，以此對項目進行評價。其程序如下:首先，研究者招募一些失業者參與一個特定的培訓項目，然后在這些人完成培訓課程之前，向外投遞求職申請書。當這些人已經成功完成培訓課程并獲得證書后，又發出第二次求職申請。兩次求職申請內容完全一樣，只是第二次多了一個課程證書而已。由此可以檢驗參加培訓項目對獲邀參加面試的概率是否有影響。相似的方法已經應用于對女性員工的歧視(Weichselbaumer，即出)和失業粘性的(OberholzerGee，2000)的研究。
四、展望
過去的20多年，經濟學領域的實驗研究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應用也呈現出穩步增加的態勢，這種增加的趨勢將持續下去。事實上，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Daniel Kahneman和Vernon Smith，可能使實驗經濟學家們獲得更廣闊的舞臺。實驗研究方法在諸多經濟學領域都大有用武之地，其中很多領域都與勞動經濟學相關。值得注意的是，經濟理論與實驗方法不可偏廢，二者各有所長，相得益彰。經濟理論使我們能夠在制度或者參數族(如稅率)的框架下對經濟行為作出合理的預測，而實驗方法能夠為不同制度環境的運行效果提供經驗證據，從而對經濟理論進行檢驗。此外，在實驗過程中對于人類行為的觀察，也將促使研究者更嚴肅地對待個體動機和有限理性問題。從長期來看，這有助于我們對人的本性進行更現實的刻畫。實驗研究已經成功地應用于公平、互惠、損失規避、過分自信、非指數貼現等現實經濟社會現象，通過研究它們對激勵和契約的影響，對組織設計的影響，以及對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影響，可以大大增進對企業、家庭與勞動力市場運行機制的理解。
注釋:
① 一般而言，研究者為了模擬出真實的市場環境，往往為被試在實驗中的績效表現支付一些數額不大的報酬，以增強所研究問題的現實相關性，提高被試的認真程度，并以此確保實驗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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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勞動經濟研究范文
【摘要】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是指在勞動者沒有過錯的情況下，勞動合同發生解除或終止，用人單位依法一次性給付勞動者從失業到再就業過渡期間的經濟補助。經濟補償金制度作為《勞動合同法》的一個重要制度，加大了對我國勞動者合法權利的保護力度，更好地體現了社會法實質公平的精神理念。
20__年1月1日生效的《勞動合同法》及其實施條例對經濟補償金制度作了更為完善的修改，擴大了經濟補償金的適用范圍，進一步保護了勞動者的合法權利。然而由于《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的時間不長，個別制度還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
一、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的概述
（1）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的定義。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是指在勞動者沒有過錯的情況下，勞動合同發生解除或終止，用人單位依法一次性給付勞動者從失業到再就業過渡期間的經濟補助。經濟補償金制度是一種專門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制度。
（2）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的特征。經濟補償金作為勞動合同法特有的解約補償形式，是用人單位的一種法定補償義務。一是單方性。經濟補償金是用人單位向勞動者支付的，而無反向性。二是補償性。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是用人單位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體現了其補償性的特點。三是法定性。經濟補償金制度是《勞動法》對支付標準、支付時間、支付范圍等內容均予以明確規定的法律制度，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通過協商解除對經濟補償金的支付義務。
二、我國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制度存在的問題
（1）競業限制經濟補償金的支付無規定標準。《勞動合同法》對競業限制經濟補償金的最低或最高限額沒有明確規定，這就意味著竟業限制經濟補償金的支付數額是在雙方協商的基礎上產生的。由此，由于勞動者往往處于弱勢地位，用人單位會利用其本身的優勢，壓低經濟補償金對勞動者而言，是極不公平的。
（2）經濟補償金的計算標準不全面。《勞動合同法》關于經濟補償金計算標準的規定不夠全面。在計算經濟補償金時，往往只考慮到勞動者的月平均工資和工作年限，對勞動者的年齡考慮的比較少。但國外在這方面卻做得比較好，如德國勞動法規定，在確定經濟補償金數額時，年滿50 周歲的勞動者可多獲得3～6 個月的工資。這是因為年長的勞動者在體力，精力方面相比年輕人，缺乏了競爭優勢。
（3）對違反經濟補償金制度的救濟措施不足。《勞動合同法》第85條規定，當用人單位不按期支付經濟補償金時，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用人單位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時，責令用人單位加付賠償金。由此可以得知，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一旦發生經濟補償金糾紛時，必須先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用人單位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時，才能由法院進行判決。相比《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而言，是適用主體上的倒退，某種程度上侵害了勞動者的程序選擇權。
三、我國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制度的完善
（1）對競業限制經濟補償的完善措施。一是厘清競業限制經濟補償金的性質。應當界清競業限制經濟補償金與一般經濟補償金的區別，明確哪些情況下才需要支付競業限制經濟補償金，這樣才能體現競業限制經濟補償金的特點。二是規定競業限制經濟補償的最低限額。我國勞動法應規定競業限制經濟補償金的最低限額。
（2）經濟補償金計算標準的完善措施。一是完善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計算標準制度。當前，我國某些地方的經濟補償標準比西方發達國家的標準還高，這是不現實的，立法機關應當充分考慮當地經濟情況，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合理科學地制定經濟補償金>！
（3）對違反經濟補償金制度的救濟完善措施。加大用人單位違約解除或終止與勞動者的勞動合同的懲罰力度。用人單位不僅要支付勞動者的經濟補償金，還需要支付一定的賠償金。《勞動合同法》在《勞動法》的基礎上，對經濟補償金制度做了進一步修改，在兼顧用人單位利益的同時，也更好的保護了勞動者的合法權利，體現了我國對勞動者的傾斜保護原則。然而，從立法和實踐上來看，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必須在正確認識經濟補償金性質的基礎上，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經濟補償金制度，更好地維護好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方的權利和利益。
參考文獻：
[1]廖名宗．中國勞動合同法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__
第4篇：勞動經濟研究范文
摘要：關于家務勞動概念的范疇、家務勞動是否存在價值以及是否應為其付酬，理論界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家務勞動在家庭內部的分配存在著明顯的性別差異和分配不公平現象，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綜述了國內外有關家務勞動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中圖分類號：D669.68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4－2563(2009)02－0073－06
從經濟學角度對家務勞動的概念、價值、性別分工不均原因的研究，國外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就出現了相關的學術文獻。1974年Ann Oakley發表的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在社會學領域得到認可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家務勞動作出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而中國學術界關于家務勞動的專題研究較少，且大部分集中在家務勞動的社會價值和社會化的論證以及家務勞動補償制度的研究之上。
一、家務勞動的概念
理論界關于家務勞動并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定義，關于照看孩子是否屬于家務勞動，家務勞動是否有價值，應該是有酬還是無酬勞動也存在著分歧。
(一)家務勞動的定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家庭中存在著自然勞動分工，其基礎等同于具有不同生產方式的社會勞動分工。Yanagisako和Collier認為，家務勞動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家庭的還是公共的、生產還是再生產，是家務勞動清晰定義的基礎。眾多學者認同家務勞動是為了滿足人的各種生理需要，基于女性生產、早期哺育的“自然的”、“家庭的”、有性別分工的活動。經驗主義者則從實踐角度對家務勞動作出了定義：家務勞動是一系列的任務，按每天的、每周的、偶爾的來劃分，包括：每天的――準備三餐以及餐后的清洗；每周的――整理和清潔房子、洗衣服；偶爾的――日常用具的保養和修理、裝飾和車輛保養。并將家務勞動分為“男性氣質的”(如傳統的整理院子、修理房屋以及車輛的保養)和“女性氣質的”(如做飯、清潔、洗衣服以及購物)。但經驗主義者的定義并沒有包含情感工作和性工作。
到20世紀90年代，有很大一部分學者把照看小孩、情感投入納入到家務勞動的范疇內。這一時期，家務勞動被廣義地定義為：所有包含在家庭內部(有時在外部，而為了家庭)無報酬的勞動，如做飯、清潔、洗衣服、照看小孩、購物、開車等。家務勞動會隨著人的生活軌跡變動而變動，第一個或兩個孩子的出生會使家務勞動發生很大的改變，其不僅由夫妻完成，鄰居、朋友、孩子都可以完成部分或全部。家務勞動既是體力勞動，又是腦力勞動，但腦力勞動部分是不容易被觀察的。
中國學者關于家務勞動定義的研究比較少，并沒有對家務勞動的性質作深層次的探討，大部分學者認為家務勞動是發生在家庭內部的，完成生育職能、履行贍養職能的服務性活動的總和。朱梅、應若平對農村婦女“家務勞動”作出了廣義界定：農婦“家務勞動”是指農婦從事的為家庭無償付出的非貨幣化勞動，既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家務雜事，還包括經營承包地的勞動中用于家庭自用的那部分勞動成果所對應的勞務。
(二)價值確認和計量
關于家務勞動是否存在價值、是否為有償勞動的爭論，在早期以日本為代表。19世紀60年代，磯野富士子在“婦女解放的混迷”中從提高婦女的社會、家庭地位，承認妻子獨立人格的角度出發，指出“盡可能使主婦勞動不僅有用，而且亦生價值”。中川淳則認為“家事勞動之無償性”的同時“并不意味著其不產生任何的價值”。相反，有地亨則主張從經濟學以外的觀點來評價家務勞動：“家務勞動為無價值的，乃是經濟原論上的問題，不可因妻之家事勞動不生價值，即斷言妻之家事勞動為無償勞動，不能獲得金錢的評價”。Beck－er則充分肯定了家務勞動的價值，認為“把家務勞動同樣看作是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中象商品和服務那樣的組成部分，現在是時候了。花在家務勞動上的大量時間表明，家庭生產在國家的生產總值中都占有可觀的百分比。”
中國臺灣學者林秀雄認為，家務勞動雖然“為商品交換社會之外之私的勞動，不具有商品交換社會之經濟價值”，但從法學角度否定了家務勞動的無償性，認為“應為家事勞動尋求一給予適當評價之途徑。”其他學者如沙吉才、夏吟蘭、劉茂松等充分的肯定了家務勞動的價值。沙吉才認為家務勞動“凝結了一定量的人類勞動，是人類抽象勞動的結晶，因而它也是有價值的。”同時，“作為家庭成員在家庭生活過程中的追加勞動構成社會總勞動的必要部分，家務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同樣是社會總價值的一部分。”劉茂松教授則從經濟學家角度更加深入地進行了分析，認為家務勞動具有邊際價值、替代價值和家庭內部交換價值。
關于家務勞動的計量，由于其范疇的不確定性、量的模糊性，缺乏質的比較，在計量方面存在許多操作性的困難。在英美，20世紀后期就如何衡量家務勞動的生產價值提出過幾種解決措施，包括將之與一位全日制的仆人的工資相等；列出一位家庭主婦的所有活動，然后在貨幣經濟中找到與每一種活動最接近的專門的職業，進行二者的工資級別的比對；或者使家務勞動的價值與家庭主婦走出家庭從事一份全日制工作所掙的工資相等。但這些做法在理論上和實際操作上都存在一定的問題，無法真實準確地計量家務勞動。
二、家務勞動分配
Cowan指出，在1800年前，男人和女人都要做大量的家務勞動。她寫道“如果你是個生活在1800年前的家庭主婦，你要做飯，烘烤足夠的食物，你的丈夫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例如劈柴、谷子脫殼、將谷物弄碎；同時，你的孩子還需要照顧”。事實上，直到19世紀中期，家庭內外的勞動沒有區別，但工業革命使得許多重體力勞動轉移出家庭，男人所做的家務勞動減少，在當時的主導意識形態下，男人主要從事家庭外面的工作，而婦女的活動空間是家庭。
在20世紀后半葉，婦女在家庭和勞動力市場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有所增加，從事家務勞動的數量和比例有所下降，但關于男性是否正在做越來越多的家務勞動(包括實際的任務和所花費的時間)，家務勞動的分配是否越來越公平，存在很大的爭議。部分學者肯定了男性對家務勞動的貢獻：在60年代，婦女做的家務勞動是男性的6到7倍多，現在做的家務勞動只是男性的2倍多，男性正越來越多地參與家務勞動，尤其是在照看孩子方面。然而，Coverman和Shelley以及Cowan則認為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男性所做的家務勞動并沒有很大的變化，變化的只是和婦女比較而言的男性的相對貢獻。婦女比過去做的家務勞動少是因為現代化的家用設備(如洗衣機)和低出生率。男性并沒有做到和婦女等同的家務勞動量，家務勞動只是在夫妻間進行了極小量的重新分配，大部分家務
勞動，照看小孩仍然主要由婦女來完成。Oakley指出，婦女每周花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是77小時，幾乎是男士每周工作40小時的2倍，只有少數丈夫會幫妻子做點家務，但這種幫忙常會被視作對妻子的疼愛，而非丈夫的責任。因此，婦女不得不在家庭和市場中做兩份工作。
三、家務勞動分配不均的原因
家務勞動的分配公平就是家務勞動的分配沒有性別差異。Gregson和Lowe認為家務勞動的充分分享(除性別中立的勞動外，3／5的有性別隔離的勞動被分享)預示著家務勞動的重新分配。技術發明使得婦女無需主要從事照看家庭的勞動，但婦女要想推掉家務勞動和照看孩子的“責任”，還要克服許多歷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家務勞動分配不均現象普遍存在，就其原因有以下幾種解釋：
(一)相對資源的討價還價能力
這一理論認為家務勞動是根據夫妻雙方相對經濟資源討價還價的過程，經濟資源相對較多的一方所承擔的家務勞動較少。Blood和Wolfe用兩種方法來解釋已婚夫婦家務勞動的分配：資源依賴和資源議價。兩種方式都表明男性家務勞動的參與是源于男性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資源依賴”假說認為妻子提供有價值資源的方式少之又少，雖然妻子提供的家務勞動也是有價值的，然而，能夠提供更多可變現資源的一方才擁有家務勞動分配的決定權，而丈夫往往在經濟資源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因此他們在決定家務勞動分配中也就具有強有力的權力。“資源議價”假說則認為、丈夫和妻子提供了不同的資源，丈夫和妻子的相對貢獻是平衡的，目的是家庭利益最佳和家庭產出的高效率，而非控制或權力。但這仍然會在家庭內產生潛在的控制力和不同的交換價值。家務勞動是枯燥的，提供很少的滿意感。那么，不做家務勞動的一方將會在議價時處于優勢。
基于這一理論，擁有越多市場資源――教育程度、潛在收入、職業地位等在資源議價時就處于有利地位。經驗主義者支持這一理論，研究人員發現，夫妻雙方的收入差距越小，家務勞動分配越公平，妻子有高收入的丈夫會做更多的家務。職業地位也是可交換的資源之一，但學者們的發現卻不統一：McAllister通過對澳大利亞家庭的研究，發現具有相對較高職業地位的男性所做的家務勞動較少；在美國，Deutsch發現具有較高職業地位的男性所作的家務勞動的比例更高；而另一些學者卻發現職業地位對男性所做的家務勞動沒有影響。關于受教育程度和家務勞動間的關系，大部分學者認為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對其家務勞動時間具有正的影響。而關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對其家務勞動時間的影響，卻沒有統一結論。部分學者也對受教育程度和家務勞動效率間的關系作出了研究，Gronau認為婦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務勞動效率間呈正相關關系，但Graham和Green卻得出婦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務勞動效率間呈負相關關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婦女對家務勞動越不滿意，進而家務勞動的效率也不高。
(二)時間的可用性
家務勞動是在做完所有重要任務才去做的事情，并且其分配要根據夫妻雙方的空閑時間而定，由工作的“時間約束”，常用職業地位、每一方每周工作小時數、工作進程的靈活性，雙方是否有不同的工作時間進度來衡量。關于妻子已就業的男性是否比妻子沒有就業的男性做更多的家務，Goldscheider與Waite發現，對妻子就業本身而言，與男性家務勞動的參與沒有聯系，必須與他們相對工作時間的總量結合。婦女總的工作時間對男性家務勞動參與有正的影響，而男性的工作時間對其所作的“女性的家務勞動”(如做飯)有負的影響。若妻子和丈夫在不同的時間工作，男性會做更多的家務勞動，晚上工作的男性會做更多的家務，但對于女性來講，卻沒有這樣的特征。
(三)性別意識形態
此觀點認為家務勞動是性別信仰的特定象征符號，性別意識形態對家務勞動分工決定會有一定作用：自由主義的性別角色態度會導致平等的家務勞動分工，有較少傳統性別角色態度的丈夫會做更多的家務勞動，尤其是“女性特征的家務雜事”。雖然大多數相關文獻認為男性對性別角色的態度和信仰對理解家務勞動的分工尤為重要，家務勞動分配不均也體現了性別不平等，但也有學者發現男性對家務勞動是否應在雙職工家庭平分的態度與所做的家務勞動量沒有聯系，有時婦女的態度比男性更具有決定性。
(四)社會制度和社會政策
Fuwa和Cohen利用Chang對于婦女就業的社會政策的定義，通過在33個國家相關數據的分析，研究社會政策對家務勞動分工的影響，發現旨在緩減性別不平等和工作家庭沖突的社會政策對夫妻家務勞動平等分配有積極的影響。在不考慮婦女個體特征的情況下，消除性別差別的政策和雙親社會撫養政策，會使家務勞動的分配更公平。傳統的研究并沒有涉及到社會環境尤其是國家相關政策對家務勞動決定的影響。
四、其他相關研究
(一)家務勞動和工資的關系
關于家務勞動和婦女低工資之間有什么樣的聯系，哪個是因哪個是果，理論界存在著很大的爭議。Becker的精力分配理論認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精力又和工作產出進而和工資聯系在一起，在家務勞動上花的功夫多，在工作上的努力就會少，進而工資也會低，甚至造成職業上的性別隔離。Bielby對Becker的理論提出了質疑，他在Quality of Employ-ment Surveys(QES)中發現，婦女自己報告花在工作上的精力要多于類似家庭狀況的男性。他提出了另一個解釋原理：婦女個體期望在家務勞動上花更多的時間，尤其是在每周工作日想獲得時間安排靈活的工作，而這種工作時間的靈活安置對雇主來講就是一種成本，低工資就是對這種成本的補償。
Hersch and Stratton通過研究說明家務勞動對婦女的工作效率有影響，家務勞動時間和婦女的工資收入呈負相關關系，而與丈夫的收入沒有明顯的關系。但部分學者認為，婦女做更多的家務并不是婦女低工資的原因，反而，婦女比男性做更多的家務勞動是因為家庭約束和低市場工資。
(二)家務勞動和公平感、婚姻滿意度
Robinson和Godbey指出，最不受歡迎的家務勞動是洗熨，接著是每天必做的洗碗、買菜。做飯、洗碗、洗熨、清潔，這些工作是重復的、無聊的、不需要計劃的，90％是由婦女完成的，男人更喜歡做一些戶外的家務，汽車維修、賬戶管理。家務勞動的性別隔離使得丈夫認為大多數家務勞動是“婦女的工作”。有研究表明，妻子對家務分工是否公平較丈夫更敏感，男性承擔家務勞動特別是承擔在傳統意義上被認為“女性的勞動”越多，夫妻雙方的家務貢獻越平衡，女性對家務勞動的公平感就越強。
事實上，夫妻間的家務勞動分配并不用50％作為“公平點”，家務勞動分配的不公平感與事實上的
不均關系很小，而是源于現實中做的家務比預期多。盡管妻子和丈夫對于“公平”的看法有所不同，家務勞動分工主要通過公平感來影響婚姻滿意度，男性是否參與日常家務勞動已成為婚姻滿意的主要預警器。但Coltrane卻認為，不公平感多數來自婚姻的其它沖突，家務勞動分工只是催化劑。
性別意識在很多方面也會影響著勞動分工公平感和婚姻滿意度。當丈夫的平等意識更強時，婚姻的不滿意較少，但是當妻子比丈夫更具平等主義時，婚姻沖突通常更多。妻子對家務勞動分工的滿意度在沒有生育前和子女離家后的階段最高，在養育孩子階段最低。而丈夫對家務勞動分工的公平感與滿意度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并無多少變化。
(三)家務勞動社會化
恩格斯主張“把私人的家務勞動溶化在公共事業中”，夫妻通常接受有償勞動的幫助或從他人(往往是父母)那里得到的無償幫助。Cohen在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中發現美國6％的家務勞動是花錢的有償服務，而德國不來梅的相關調查顯示有1／8的家庭會使用有償家務勞動；荷蘭的一項研究發現何蘭有12％的家庭支付有償的家務勞動。
中國也有部分學者提倡家政業的發展，認為應積極實現家務勞動的社會化。柴效武從歷史演進的角度清晰地分析對比了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和現代化：家務勞動社會化是用大工業生產和大社會服務的方式，使家務勞動逐漸脫離開家庭，成為社會性勞動；家務勞動現代化則是用現代化處理方式實現家務勞動的機械電器化操作。并從經濟學的角度，引用前蘇聯經濟學副博士威廉?阿扎爾《家庭和空閑時間》中的數據，說明前者是“大而專”后者是“小而全”，認為前者要大大優越于后者，提倡在家務勞動現代化的同時更需要大力發展社會化。李秋芳則認為要促進家務勞動社會化，須努力發展三個市場：家庭事務勞動力市場、家務勞動設備市場、家務勞動加工市場。
五、簡短評述
Beeker認為，家庭實際上是個小型工廠，即使在能夠提供各種重要服務的、生產許多昂貴商品的最發達國家里，情況也是如此：撫養兒童、燒茶煮飯、收拾住所，還得照顧病員、護理老人并承擔各項輔助任務。因此，日常瑣事(洗衣、做飯、清潔等)、照看孩子、老人、病人屬于家務勞動都得到的大部分學者的認可，但情感投入是否屬于家務勞動還存在很大的爭議，筆者認為情感投入并不可以劃入家務勞動的范疇內，在一個家庭中，有情感投入的不僅是妻子，丈夫、孩子、老人甚至投入更多，并且這種投入是人類特有的也是人類的本能，情感的投入不會因相對資源多寡、國家政策、社會觀念等的不同而進行不同的投入，情感的投入是內在的、不外露的、不易觀察的，是維護一個家庭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并不能將其等同于洗衣做飯，劃入家務勞動的范疇。
從技術角度講，家務勞動的計量存在很大的困難，家務勞動并沒有統一的范疇、也沒有規范的程序和質量標準，并且因個體家庭狀況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異。實際上，為妻子家務勞動付酬只是停留在理論的爭辯中，而要在現實中真正實現為妻子的家務勞動的付酬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不僅因為計量的困難，更是因為觀念轉變需要漫長的時間。由于科技的發展和家政業的繁榮，使得家務勞動部分的實現了現代化和社會化，夫妻的家務勞動量有了明顯的減少，同時也為家務勞動的計量帶來統計上的便利。但理論界有關家務勞動的現代化和社會化的研究太少，大多數文獻在關注家政業的發展和從事家政業人員的工作狀態，很少有人關注雇主(家庭)的狀態，家庭使用有償家務勞動的狀況并不明朗，有償家務勞動對夫妻雙方家務勞動狀態的影響也并不清晰。因此，家務勞動現代化和社會化對夫妻雙方家務勞動狀況的影響狀況成為以后相關研究的一個方向。
第5篇：勞動經濟研究范文
論文摘要：隨著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流向城鎮，傳統的家庭保障功能逐漸弱化，而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尚處在改革探索過程之中;再加上留守老人群體自身的特殊性、相關社會制度支持度的不足，使得留守老人所能獲得的養老資源日漸質乏。為了更好地了解農村留守老人經濟方面的養老保障狀況，文章以安徽省懷遠縣永紅村實地調查為例，在數據分析的基礎上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和建議。
在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動的背景下，傳統的家庭保障功能逐漸弱化，而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尚處在改革探索過程之中，國家尚未對農村老人實行普遍的社會福利;再加上留守老人群體自身的特殊性、相關社會制度支持度的不足，使得留守老人所能獲得的養老資源日漸匾乏。這一群體養老保障問題解決與否，不僅僅關系到這一群體自身是否“老有所養”，也關系到新農村建設與和諧社會構建的成功與否。因此，農村留守老人的養老保障問題不僅僅是農村地區養老保障中的一個重點和難點問題，也是維護社會穩定過程中巫待關注和解決的問題。本文對安徽省懷遠縣徐坪鄉永紅村“留守老人”實地調查，分析其經濟供養問題，提出農村留守老人供養保障建議。
一、農村留守老人經濟供養狀況分析
安徽省懷遠縣徐好鄉永紅村居民靠耕種土地為生，年收人較為有限，外出務工人員較多。本次調查共訪談農村留守老人100人(留守老人指:常住該村的60歲以上的老人，其子女及子女配偶外出務工且常年不在本村居住)。被調查人員基本情況如表1。以下從留守老人的每年可支配收人、收入來源、供養形式、供養額度和支出項目等5個方面分析留守老人的經濟供養問題。
(一)每年可支配收入分析
本文在此所說的可支配收人是指子女提供的現金，或糧食的折現，或是二者的總和，再或者是自己的勞動所得，或是自己的勞動所得與子女支持的總和。分析留守老人的可支配收人情況需要與其婚姻狀況相結合，分析結果見表2。
2009年，懷遠縣將農村低保標準提高到年人均1000元，結合交互表的統計結果，調查對象中有配偶留守老人共72人，其中生活水平高于低保標準的有64人，占有配偶留守老人總數的88.9%，而且這部分留守老人中可支配收人水平達到4級和5級的人數居多，僅有8人的收人水平低于3級;該村有獨身留守老人共28人，其中生活水平高于低保標準的有21人(由于是獨身，所以其收人水平達到2級即認為其生活水平不低于低保標準)，占獨身留守老人總數的75%，另有7人的收人水平低于低保標準。總體來看，有85人的收人水平高于低保標準，占抽樣調查人數的85%，因此多數留守老人的生活還是處于常態的。
(二)收入來源分析
本部分分析的收入來源是指留守老人每年可支配收人的最主要來源。另外，筆者將收人來源與留守老人年齡相結合進行分析，結果見表3。
從統計結果來看，低齡留守老人收人源于自己的有30人，源于子女的有32人，分別占低齡留守老人人數的48.4%和51.6%，比例幾乎持平;中齡留守老人收人源于自己的有11人，源于子女的有17人，分別占中齡留守老人人數的39.3%和60.7%，比例差距開始擴大;高齡留守老人收人源于自己的有3人，源于子女的有6人，分別占高齡留守老人人數的30%和60%，比例變得懸殊(源于親朋的只有1人，所占比例較小，忽略不計)。可見，留守老人的收人來源與其年齡關系較為密切:隨著年歲的增加，留守老人對子女的依賴程度加大。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家庭養老的基礎性作用。
(三)供養形式分析
筆者將供養形式分為:實物、現金。問卷設計中設立實物、現金、實物加現金和其他，共4類選項。分析結果顯示如圖1。
總體而言，4種供養形式中，最主要的形式是實物加現金，有68人，占總數的68%，僅僅供給實物和現金的各有15人，均占總數的15%;選擇“其他”形式的僅有2人，占2%，極少。雖然實物加現金是最主要的供養形式，但筆者在村中調查時發現，絕大多數留守老人從子女處得到的一般還是實物，現金多在過年或看病時才會得到。因此，外出務工子女對于老人的經濟支持，尤其是現金支持的力度并不明顯。
(四)供養額度分析
供養的實物、現金以及實物加現金的額度以留守老人的主觀評價為標準，分為不足、基本滿足和有結余三種類型，分析結果顯示如圖2。
留守老人對經濟供養額度的主觀評價中，有30位老人認為不足，占調查人數的30% ; 67位老人認為基本滿足，占調查人數的67%;僅有3位老人認為尚有節余。總體上看，70%的留守老人認為供養額度能夠滿足生活需要，這與之前的“每年可支配收人分析”所得結果大體一致。
(五)支出項目分析
問卷中支出項目包括食物、衣服、醫療、孫輩教育和其他5種類型;調查中要求被調查者選擇最主要的支出項目，分析結果顯示如圖3。
從圖中可以看到，留守老人的物質生活狀況并不理想。日常主要支出項目中，食物支出居于第一位的留守老人達到了97位，占被調查人數的97%。在調查過程中，絕大部分留守老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疾病，而把醫療作為主要支出項目的留守老人僅有1位，占被調查人數的1%。
總之，由經濟供養狀況的分析結果來看，該村的經濟發展狀況不甚理想，子女為提高經濟收人、改善生活水平外出務工的同時，對父母的經濟支持，尤其是現金的支持極為有限;雖然多數留守老人的生活處于常態，但生活水平無明顯改善，僅僅生理需要得到基本滿足。實地調查中發現，留守老人對自身經濟供養狀況的整體評價中，有26位老人認為較差，占被調查者的26%;有68位老人認為一般，占68%，其中不乏為粉飾、美化實際情況而做出的選擇;僅有6位老人認為較好，占6%。可見，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并未對留守老人的經濟供養方面產生積極的效應。
二、完善農村留守老人經濟供養保障的相關建議
(一)強調政府養老的主導作用
政府關注養老問題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現代社會中，對農村老年人提供必要的養老幫助更是被寫人憲法，是政府的法定責任。如何發揮政府在農村養老中的作用，值得認真探討。除了傳統的依法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通過輿論的褒揚、貶斥等方式積極弘揚尊老愛老的社會風氣外，筆者認為，應盡快完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根據2009年9月國務院的《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決定從2009年起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下簡稱“新農保”)試點，2009年試點覆蓋面為全國10%的縣(市、區、旗)，以后逐步擴大試點，在全國普遍實施，2020年之前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新農保在支付結構上的設計是兩部分:一部分是基礎養老金，一部分是個人賬戶的養老金;而基礎養老金55元是由國家財政全部保證支付的。這標志著中國農民60歲以后都將享受到國家普惠式的養老金。但由于2020年之前才能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導致目前仍有很多年滿60歲的留守老人無法領取到基礎養老金。因此，國家應考慮在1-2年內無條件給農村年滿60周歲的留守老人發放國家基礎養老金。此外，地方政府應根據實際情況提高基礎養老金標準。
實地調查中發現，所調查的行政村—永紅村尚未實施新農保，而僅有5%的被調查者參加了老農保，其余的95%都未參加，主要原因在于養老金給付的低標準和留守老人自身經濟收人水平的低下;而在得知有財政支持的新農保正在試點的消息后，絕大多數留守老人表示愿意參加，表明他們自身養老保障的無力與弱勢以及對政府養老幫扶的渴望。
(二)繼續發揮家庭的物質贍養功能
千百年來，家庭養老因其濃厚的親情、低廉的成本并與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和文化心理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綿延不斷，適應了我國農村低下的生產力水平狀況，也適應了我國農民的心理和傳統觀念，在農村仍然發揮著很大的積極作用，具有其他社會保障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家庭養老都將是農村老人養老的基本形式。為了更好地保障留守老人權益，簽訂《家庭贍養協議書》是當前農村老年人老有所養的一種有效手段，尤其是留守家庭，在子女與父母分開生活之前，或辦理結婚手續之前，子女就應自覺與父母簽訂《家庭贍養協議書》(包含提供生活費、必需品、醫療費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以進一步強化子女對農村留守老人的贍養義務和家庭的養老功能，讓老人無后顧之憂。
第6篇：勞動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欠發達地區;勞動力轉移;平涼;農村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2-0051-02
平涼市是一個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經濟欠發達地區,2008年全市總人口240.187萬人,農村人口191.03萬人,農村勞動力116.23萬人,農村富余勞動力達46萬人。近年來, 平涼市把勞務輸出作為促進農民增收的一項長效措施, 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仍存在農民人均生產規模狹小、農業生產效率低下、農產品的消費群體和消費空間有限、農產品商品價值實現困難、農民就業不充分,非農就業機會少等問題,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仍是當前平涼市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點工作之一。
一、平涼市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及主要特征
1.勞務輸轉數量增加,規模擴大
2002年全市轉移農村勞動力18.01萬人次,到2008年轉移人數52.68萬人次。“十五”期間,全市共輸轉務工人員115.3萬人次,輸出人數和勞務收入總量以每年20%左右的增幅遞增,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已呈規模推進態勢。
2.轉移空間的半徑明顯擴大
2002年勞務輸轉主要以省內、西北地區為主,轉移空間表現為就地、就近。 到2008年,轉移到省外的勞動力人數上升到28.57萬人次, 占全部轉移勞動力人數的53%。勞務輸出的去向從西北地區逐漸向華北、華南、東北、東南沿海地區擴展。勞務輸出的半徑東可達江浙,西通新疆,北至內蒙,南跨廣州、深圳。
3.以自謀輸出為主,有組織轉移的比重逐漸上升
近年來, 平涼市切實加強了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組織領導,有組織輸轉大幅提升。2007 年,全市有組織地轉移勞動力20.83萬人次,比2002年的3.81萬人次增加了17.02萬人次,增長幅度為419%。有組織輸轉的占比由2002年的17.3%上升到2007年的40.1%。通過有組織的輸出, 使農民出去打工由自發行為變為組織行為, 由盲目流動變成定向就業。
4.穩定性轉移的比例不斷上升
近幾年來, 隨著觀念的轉變、培訓的開展和有組織轉移的加強, 農民工就業的穩定性增強, 常年轉移的數量日益增多。以莊浪縣大莊鄉為例,2005年勞務輸出總人數為3 433人,其中常年轉移的數量2 632人, 占轉移總數的76.7%;季節性有801人,只占轉移總數的23.3%。
5.勞動力轉移結構仍以單純體力型為主
轉移的勞動力大多是初中以下程度的青壯年男性,受教育程度較低。以莊浪縣大莊鄉為例,2005年勞務輸出總人數為3 433人,男性2 975人,女性458人。其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1 690人,初中以下程度的占94.7%。所以,在輸出層次上, 仍以單純體力型為主。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領域男性基本在建筑行業、采掘業、鑄造業;女性主要在家政、飲食、娛樂服務業。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進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幾年,平涼市在農村勞動力轉移方面做了積極的探索,積累了一些勞務輸出的經驗,為改善平涼市勞動力的狀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對民族地區農村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一個較為復雜的系統過程,它涉及面廣,受制約的因素眾多,目前平涼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1.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
全市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及文盲和半文盲比重高達20%左右,農村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5年左右,受過各種技能培訓的人員只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7%,勞務培訓工作滯后,輸轉質量不高。據統計,平涼市勞務工大部分集中在建筑、鑄造、礦山、輕紡、餐飲等臟苦累險崗位,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收入偏低。從區域看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華北等低收入地區。
2.思想觀念滯后,基層勞務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較低
由于長期形成的城鄉分割和區域封閉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體制,使該地區農民缺乏“走出去”的意識。部分基層勞務工作人員對勞務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到位、工作不扎實、不從實際出發。有的縣區在資金籌措方面向上伸手多,等、要、靠思想非常嚴重。
3.勞務輸出的結構不合理
勞動力轉移“三多三少”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即自發性、分散性輸出的多,有組織輸出的少;季節性、臨時性務工的多,穩定就業的少;從事體力型、低收入工種的多,技能型、高收入工種的少。與“離土又離鄉,農民變市民”的目標還有很大的距離。
4.農民工培訓體系不完善、勞動力市場體系不健全
有的縣區至今還沒有把縣區內培訓資源整合起來,培訓機構分散,多部門管理,培訓資源浪費嚴重。有的縣區培訓與鑒定、培訓與管理、培訓與就業銜接不緊密,信息傳遞不暢,缺乏有效的信息傳遞機制。特別是市一級的勞動力市場建設工作滯后,沒有充分發揮出橋梁紐帶作用,個別縣至今還沒有建成勞動力市場。
5.信息化建設滯后
雖然市上勞務辦與就業局合署辦公,初步實現了市級勞務輸轉與城鎮就業工作的統一,但多數縣級勞動力市場建設還處在起步階段,有的縣上至今沒有培訓中心,經費投入不足,勞務工作辦公設施落后,尤其是鄉鎮勞務信息平臺基本是空白,大量的勞務信息在鄉鎮一級形成斷層,外地的務工信息收不到,本地的勞動力信息傳不出,已成為阻礙勞務工作發展的主要因素。
6.管理服務及農民工維權不到位
在一些地區、一些行業拖欠務工人員工資的問題還比較突出,損害務工人員合法權益的事件時有發生,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挫傷了農民工外出就業的積極性。
三、加快發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思路與對策
1.加強勞務輸轉工作的組織領導
建立和完善勞務經濟工作政府組織引導,部門協調配合,農民積極參與的工作機制。一方面建立勞動保障部門牽頭,農牧、扶貧、財政、發改、計生、教育等部門齊抓共管,協調配合的工作機制,實現勞務輸轉統一管理,統一規劃,統一組織。加大勞務輸轉宣傳力度,增強外出務工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另一方面整合現有的勞動力市場資源,利用目前全省已建立的557個職業介紹機構,延伸向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職能,在各類職業介紹機構設立農村勞動力轉移窗口,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信息、職業指導、職業中介、跟蹤管理等各類服務。同時,構建全省覆蓋城鄉勞動者的勞動力市場體系,設置專門機構管理勞務輸出工作,徹底改變勞務輸出工作多頭管理、分散負責的局面。
2.積極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技能培訓,以培訓促就業
整合政府和社會各種辦學機構,使現有的各類職業技術學校、技工學校等培訓機構得到相關部門資格認證,勞務培訓資金納入財政預算,從根本上解決培訓資金緊缺問題。同時,要對現有培訓項目、培訓任務進行合理分解,充分利用“陽光工程”和勞務移民扶貧開展項目資金,開展技能培訓。在培訓方式上,重點推行“四種模式”,即訂單式培訓、引導式培訓、項目定向培訓和校企聯辦培訓。做到先培訓后輸出,促進農民向“產業工”轉變,實現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
3.創新平涼勞務品牌,以品牌占市場
“十一五”時期,平涼市勞務輸轉工作要取得超常規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將取決于“平涼勞務大軍”的牌子。勞動力作為一般商品,要想能夠占領更多的市場份額,獲取更高的價格,就必須要建立平涼市自己的優勢勞動力“品牌”。近幾年來,甘肅省的一些市州和縣(區)根據市場需求結合當地實際,創建了一批有優勢有競爭力的“勞務品牌”。如天水市“蔬皇故里建筑工”,有效地提升了該地區勞務產業化程度,增強了勞務市場競爭力。目前,全省各地借鑒天水市勞務品牌做法,結合當地勞務人員的實際情況,把創建自己的勞務品牌作為提高勞務經濟競爭能力的一個戰略問題,加強以品牌促進就業,提升勞務輸出的質量和水平。
4.構建完善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
首先要建立維護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合法權益的法律服務體系。一方面,要建立長效機制防止欠發進城務工人員工資,加強項目審批和許可證發放的監管,健全信用制度,實行失信懲戒,建立市、縣工程款和進城務工人員工資支付情況信用檔案,定期通報不良信用記錄。另一方面,政府把維護進城務工人員合法權益作為公共職能來履行,提供無償的法律、法規服務。其次,建立健全對農村外出務工人員服務保障體系。
5.建立健全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保障機制
首先, 要加強完善土地流轉制度, 允許外出農民依法轉讓土地使用權。其次,要不斷健全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農村醫療、養老和失業保險制度, 同時要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使進城農民同城鎮居民具有相同的身份, 享受教育、就業、公共服務的同等權利, 從深層次上解除農民工的后顧之憂。最后,切實維護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 成立農民工維權服務中心, 具體負責對外出務工人員提供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咨詢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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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勞動經濟研究范文
【摘 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真正涵義是在保證發展勞動力轉移地區農業生產的基礎上，促進農民增收。因此，面對永州勞動力轉移地
>> 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研究 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業發展影響機制研究 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及政策建議 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農村勞動力流動\土地流轉與農業規模化經營研究 農村勞動力流動對現代農業發展影響的研究 關于建立健全農村勞動力流動機制的研究 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政策機制的完善 勞動力流動下的農村社會變遷 勞動力轉移對中國農業生產的影響 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的效應分析 “供給側改革”背景下的勞動力流動與最優化配置 基于勞動力流動視角下的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研究 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農民收入的相關性研究 產業報酬差異、農業勞動力流動與糧食生產 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 勞動力轉移背景下的農村基本人力資源供給研究 農村勞動力轉移背景下村落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對策研究 勞動力遷移背景下農村空巢老人的精神贍養問題研究 城鎮化背景下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與轉移對策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1？Id=99508，201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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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勞動經濟研究范文
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力日益增加，最終這將會縮小甚至消除城鄉收入差距。但與此同時，它還將建立具有中國的特點“雙重勞動勞動和就業制度”和“城市二元社會”。在2006年，蔡?P認為使用勞動力流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需要一定的條件。在當前階段的中國，由于很多不完整的條件，勞動力流動和收入差距擴大是主要的現狀。
一、研究綜述
首先，農村剩余勞動力經濟學最早的研究者是劉易斯，他認為發展中國家中農業部門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一個十分關鍵的環節，只有實現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才能使城鄉經濟一體化，消除二元經濟結構。其次，有的學者還提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改善行業發展狀況的一個先決條件，可以提高農業生產率和農業技術，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員工的質量。最后，另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理論是托達羅理論。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不僅取決于城鄉差異，還取決于成本―收益對比。經濟發展的勞動力轉移造成的心理動機是主動轉移。這顯示出對他們個人的主觀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個人品質是影響勞動力轉移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二、教育培訓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
勞動力轉移的難易程度和轉移后的工資狀況受職員受教育水平的影響。因此，轉移的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成為轉移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受教育水平最主要的內容就是知識水平。
農業生產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使農村產生大量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的唯一選擇就是向城市轉移，這也體現了農村發展的不斷進步，雖然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但他們進入城市后從事的大多是技術含量較低的工作，制約他們發展的關鍵因素就是勞動者素質低，最主要的方面是知識水平較為薄弱，因此加強農村勞動者的教育培訓是至關重要的。
如果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他們的可選擇工作范圍也將有所增加，可以和城市勞動力進行公平的競爭，提高其競爭能力。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可以增加城鄉收入和在一定程度上縮小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教育培訓可以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第9篇：勞動經濟研究范文
關鍵詞：新遷移經濟學；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理論適用性
中圖分類號：F249.21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1－0008－03
農村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轉移是各國經濟發展中的普遍現象。農村勞動力的鄉城遷移更是中國經濟社會的一個重要現象。如何理解農村勞動力轉移這種行為？許多專家學者對該行為進行了探索與研究，建立了相關的理論或者模型。其中最為突出的，當屬新遷移經濟學。
一、新遷移經濟學分析思路的基本前提
根據Stark（1991）的論述，新遷移經濟學建立在四個基本前提之上。
1.遷移決策并不是獨立的個體行為，而是更多相關的人組成的一個更大的單位――通常是家族或者是家庭的行為。與新古典遷移理論把遷移決策作為獨立的個體行為不一樣，新遷移經濟學將遷移研究的關注點由獨立的個人轉向了相互依賴的個人。如此以來，家庭內部的一些行為（如匯款行為）就被納入了遷移理論的研究范圍，而且，在分析勞動力市場時，遷移者的行為和績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遷移者家庭的偏好和家庭的約束來加以解釋。
2.農村勞動力遷移的主要目標不僅僅是預期收入最大化，同時也為了最小化家庭風險。影響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城鄉之間存在工資收入的差異，還存在著其他能夠引起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因素，比如，農業部門受到惡劣的氣候因素影響，農產品歉收，家庭的農業收入大幅下降，家庭還可以從遷移者那里獲得工資性收入（通常是以匯款的方式）以補償農業歉收的損失。從根本上來說，勞動力的遷移并不像水的流動那樣，必然從高處流向低處。
3.在完善且健全的市場體系和金融制度之下，大量的遷移現象將不會發生。新遷移理論指出，在發達國家，家庭的風險通常由保險公司或者政府項目得到保障，但發展中國家還缺乏完善、成熟的保險市場，這使得家庭不得不通過將勞動力配置在不同的市場以分散風險；同時，發達國家擁有相對發達的資本信貸市場，家庭獲得投資啟動資金的代價較小，可能性較大，而這在發展中國家是不可能或不能輕易實現的。在現實生活中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諸如信息不對稱、外部性等問題，比如，居住在偏遠落后地區的農村居民無法了解到發達地區某項產業的發展狀況，那么，對于這樣的家庭來說就有了遷移的欲望。
4.決策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人們總是把自己的收入與一定的群體相比較，由此會產生一定的滿足或者失落感。新遷移理論認為，家庭決定其成員的遷移，不只是為了提高其絕對收入，同時，也是為了提高相對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為了減輕在某一參照系內的相對貧困感。人總是有與周圍的人作比較的心理，如看到鄰居遷移到城市后致富了，自己也就有了遷移的動機。
新遷移經濟學試圖以上述四個前提為基礎解釋農村勞動力遷移問題。該理論的一個特點就是它在更廣闊、更復雜、更真實的背景下討論遷移行為，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其主要思想是：在發展中國家，農戶通過家庭成員的遷移，克服了家庭改造、升級生產技術中的兩個主要的障礙，即投資資金的匱乏（信貸市場的約束）及風險規避工具的短缺（保險市場的約束）。解釋了家庭這樣的主體為什么、在什么時候會發現最有利的時機，在若干市場上采取戰略性的行為，并在這些市場間進行勞動力分配，使其行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出現。
二、新遷移經濟學四大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國的適用性
上述新遷移經濟學的四大基本前提，與我國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一些特點比較吻合。
（一）關于遷移的決策主體
新古典遷移理論或者模型都將遷移者個人作為遷移決策的主體。這種假設前提，往往是不符合現實情況的。新遷移經濟學與其他遷移理論不同的關鍵點就在于它認為遷移決策不是由孤立的個人單獨作出的，而是由相互聯系的人所構成的較大的單位（如家庭或家戶）作出的。不同遷移決策主體的假設，對于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政策的設計和政策的實施效應是有著直接影響的。
在現實中，農村勞動力的鄉城轉移決策通常是由轉移者和非轉移者群體（其他家庭成員）聯合作出的。而轉移的成本和收益是按照轉移者和非轉移者群體之間隱含的契約安排中所規定的分配規則在二者之間被共擔/共享的。例如，家庭轉移成員轉移需要的車旅費以及生活費都是家庭非轉移成員提供的，而轉移成員獲得收入后常以匯款的方式寄回家。新遷移理論的出發點由獨立的人變成相互聯系的人，即它將遷移看作是一種“有意識的戰略”，而不是一種絕望的或盲目樂觀的行動。
將家庭而不是個人置于遷移決策的中心是一個比較新的思路（當然這不一定非得意味著家庭成員全部遷移）。這種理論并不是忽略遷移個體行為，而是把個體遷移行為作為分析的基礎置于遷移框架之內。家庭可以被看作是某種“聯盟”――一個由面對周圍的世界彼此承諾采取統一行動的單位。而家庭成員的遷移可以被看作是家庭生命力的宣示：用空間或范圍經濟替代限制相互保障能力提高的規模不經濟。
由我國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過程中的一些特點可知，把相互聯系的人（如家庭或家戶）作為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的決策主體在我國更具合理性。這些特點包括：第一，在我國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人們普遍有強烈的傳統家庭觀念。第二，我國農村地區的強化了農戶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地位。第三，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與其留在農村地區的家庭之間存在著極其密切的聯系。在一項調查中發現，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當中，82%的人定期給農村家庭匯款，95%的人每年至少回農村家里看望一次（蔡，1996）。第四，根據近幾年許多新聞媒體的報道，越來越多的參與鄉城遷移或轉移的農民工在城市地區工作一段時間、有了一定的積蓄、學到相應的知識或技術后，紛紛返回家鄉創業。這些特點充分顯示了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個人與其在農村的家庭之間密切的生產生活聯系，也證明了農戶作為決策主體的正確性。
（二）關于遷移的動機
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動機究竟是什么？僅僅是預期收入最大化嗎？對此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家庭里，人們集體行動以求不僅最大化其預期收入，而且最小化其風險并緩解與除勞動力市場之外的各種各樣的市場失敗相關聯的各種約束（Stark and Levhari，1982；Stark，1984；Katz and Stark， 1986；Lauby and Stark，1988；Taylor，1986）。如果遷移者僅僅是追求其預期收入最大化，那么，當城市預期工資收入與農村工資水平之間的差異為零時就不存在農村勞動力鄉城遷移。
在我國現實中，影響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城鄉之間存在工資收入的差異，還存在著其他能夠引起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因素，轉移的目的也是為了分散家庭風險，使其風險最小化。正如投資某個項目一樣，人力資本的分散投資也是為了規避風險。從嚴格意義上說，當個體是風險厭惡型時，他通常寧可接受當前某一確定的工資也不愿意接受與當前收入數額相等的一個含不確定的預期收入，于是工資零差異可能帶來農民由城市到農村的回流；而當他是風險中性或者偏好時，并且他對閑暇附加了一定的價值，那么，即便城鄉工資差異為零，遷移仍有可能。簡單地說，給定一個農村部門的工資水平Wr和一個更高的城市部門的工資水平Wu（假設從事城市部門工作的概率為p），并假設在兩個部門中的標準工作時間都是S，更具體地說，假設在農業部門工作S天可獲得Wr的收入，而在城市部門工作S天則可獲得Wu，即便pWu-Wr=0的情況下，農村部門的閑暇與工資搭配（0，Wr）則取決于城市部門的閑暇與工資搭配的狀況[（1-p）S，pWu]，從而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遷移就會發生（Stark，1982）。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農村勞動力遷移的主要目標不僅僅是預期收入最大化，同時也為了最小化家庭風險。
（三）關于市場制度、金融制度與遷移的關系
新遷移經濟學第三個假設前提告訴我們如果市場體系和市場制度是完全的且完善的，大量的遷移現象將不會發生。我國市場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不完整、不完善是目前經濟領域的一個顯著特征，這種不完整、不完善對于農村家庭的勞動力使用上、從而對農村勞動力的鄉城轉移上必然產生一定的影響。具體來看：
1.農作物保險市場
無論什么時候，當一個農戶家庭將時間和金錢投入到播種某種作物上時，他們總是寄希望于其投入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以產品的形式得到補償，他們可以將這些產品賣掉換成現金以購買其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也可以將這些產品用于農戶家庭的消費。但是由于存在不確定性，比如惡劣的氣候因素有可能會導致農產品的減產甚至絕產，從而使得農戶家庭面臨收入減少甚至難以維持生計的風險。同樣地，新的農業技術的引入（諸如高產良種或者新的耕作方式等）也可以改變農戶所面臨的風險。如果農業技術專家的意見是正確的，使用新的改良種子可以增加農民的產出；如果農業專家的意見是錯誤的，農戶便面臨著將來食物或收入不足的風險。在發達國家，這一類的主觀和客觀風險是通過正規的保險體系來解決的。在這種保險體系下，農業生產者向保險公司或政府機構交一定的費用獲得相應的保險，以求在將來農業生產遇到損失時獲得相應的補償。一旦將來在生產過程中農戶遇到諸如干旱、洪水、新技術推廣失敗等風險，保險機構將按照所保險的農作物市場價值賠償農戶的損失，從而確保農戶的經濟福利不至因此而降低。如果農作物保險無法得到，農戶就會傾向于通過將一個或更多的勞動力轉移出去的方式來實現自我保障，以確保在即便出現收成下降的情況下家庭收入不致降低。
2.資本市場
許多農村家庭除了追求現金收入、經營收入最大化外，同時也希望增加其資產的生產率，為此他們首先需要獲得用于追加投資的資本。比如，農戶會希望灌溉農田、施用化肥、購買良種、購買機械等，但他們可能同時缺乏用于購買這些投入要素的貨幣。非農民家庭會希望投資于家庭成員的教育或培訓、尋求獲得資本品用以生產某種能夠在消費品市場上銷售的商品，但是他們也可能缺乏用于這些方面的投入的貨幣。在發達國家，投資要么來源于私人儲蓄，要么來源于借貸。儲蓄也好，借貸也好，都取決于你能否順利進入一個健康的有效率的銀行系統。如果收入有波動，借貸還可以幫助抵御消費風險。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儲蓄制度是不穩定的或不發達的，借貸也是很困難的。這或者是因為農戶家庭通常缺乏獲得貸款的擔保，或者是因為借貸資本的短缺，或者是因為銀行系統的服務范圍有限等。對于低收入的農民家庭來說，唯一的能夠獲得貸款的渠道通常是來自于當地的高利貸者，這種高利貸由于交易費用高昂而令人望而卻步。在這種情況下，遷移再一次被視作獲得資本來源的一個有吸引力的渠道，以求通過它積累資本用于改善生產效率、穩定消費水平。因此，處在這種處境中的家庭此時具有很強的將其某個家庭成員轉出農業生產領域、遷移至城市地區以增加儲蓄并通過往回匯款的方式將資本轉移回家庭的強烈動機。
3.期貨市場
無論什么時候，一個農戶在播種時總是期望所播種的作物在將來收獲后會按照一個理想的、足以能夠獲得養家糊口甚至改善家庭福利狀況的收入的價格出售。但是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卻始終存在著農作物價格跌至期望水平以下，從而導致家庭歉收的風險。在發達國家里，價格風險是通過期貨市場加以控制的。通過期貨市場，農戶可以按照現在確定下來的價格在將來出售其全部或部分農產品。如果未來價格跌至約定價格以下，則投資者承擔損失；如果未來價格升至約定價格以上，則投資者獲得盈余。許多發展中國家要么不存在期貨市場，要么雖然存在但低收入的農戶通常無法進入，在這種情況下，遷移就提供了一種農戶自我保險、抵御由農產品未來價格波動而導致的收入風險的機制。
4.社會保障
無論是農民家庭還是非農民家庭，都靠家庭成員的收入維持。如果當地的經濟狀況惡化、就業率下降，家庭的生活狀況就會由于收入的減少而受到威脅。在許多國家里，政府設立了相應的保障體系以保護勞動者及其家庭免遭這種風險。但是在發展中國家里，這種針對失業者和傷病者的保險體系往往是不存在的或不完整的，這同樣促使農戶家庭將其勞動力轉移出農村地區以求實現自我保障。而在我國，農民幾乎享受不到真正的社會保障，這一因素對于農村勞動力的鄉城轉移不可能不產生任何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遷移就使得農民減緩了這一風險。
（四）社會環境與遷移的關系
新遷移理論認為，家庭決定其成員的遷移，不只是為了提高其絕對收入，同時，也為了提高相對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為了減輕在某一參照群體內的相對貧困感。即RD（relative deprivation）動機，即相對剝奪、相對經濟地位變化、相對貧困（蔡、都陽，2002），以下都稱做RD。農村家庭之所以將某個家庭成員送出所在的地方、加入遷移的行列，其目的既是為了增加其絕對收入，也是為了改善家庭的相對收入水平（即相對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從而降低其與其他參照群體相比的相對貧困程度（Stark，Taylor and Yitzhaki，1986；Stark and Yitzhaki，1988；Stark and Taylor，1989，1991；Stark，1991）。以Stark為代表的新遷移學者首先提出并完善了農村鄉城轉移的RD模型。他們認為單位i的效用如下：Ui=U（Yi，RDi），其中Ui表示其效用，Yi表示其絕對收入，RDi衡量其因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而帶來的相對失落。由效用對絕對收入、相對貧困的偏導可知，效用隨著其絕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隨著RD的增加而減少。假設F（y）為累積收入分布， 而h[1 - F（y）]代表一個家庭在y收入水平下由于不能得到稍高于y的收入水平（比如說是y +Δ） 而產生的不滿足感，那么，該家庭在收入水平y下的相對貧困程度便可概念性地表示為：
RD（y）=h[1-F（x）]dx，令b=yh
在h[1-F（y）]=1-F（y）的特殊情況下，這一表達式等同于以下兩項的乘積：收入水平高于y的家庭的比例、這些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與y之間的平均差距（額）。
RD模型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收入給個體帶來的效用不僅在于絕對收入是多少，也在于該收入在特定參照群體內的位置，即人們總是把自己的收入與特定群體內的他人的收入比較。該思想更貼近中國的實際。
為了進一步理解相對收入這一概念，我們假設富裕家庭的收入有所增加。如果貧困家庭的收入不變，那么貧困家庭的相對貧困程度增加。如果家庭的效用與相對貧困程度呈負相關，那么，即便貧困家庭的絕對收入和遷移后的預期收入保持不變，只要通過其家庭成員的遷移可以改善其在所處參照群體中的相對收入水平，該家庭參與遷移的動機依然會增強。由此可以說，由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的變化，該家庭參與遷移的概率會增加。制約了貧困家庭增加收入的機會的種種市場失敗也會增加遷移對貧困家庭的吸引力，因為此時通過遷移貧困家庭可以改善其相對收入狀況。
相對收入（貧困）因素在我國的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過程中也能夠找到相應的佐證。在我國的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過程中，雖然農村地區各類家庭的總體收入水平與城市平均收入水平都有著較大的差距，但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參與轉移的農民工中，在參與轉移前其家庭在農村中處于低收入水平的人占了大多數。這說明遷移與原本農民家庭在農村的相對收入水平是有著相當明顯的聯系的，也說明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地區轉移時在其轉移動機中是有著較強的對家庭相對收入水平（或相對貧困狀況）的考慮的。
從上述四個方面的具體分析來看，新遷移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與我國農村及農業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實際情況是基本吻合的。在這些前提下，沿著新遷移經濟學的思路來分析我國的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問題，應該說不存在什么難以逾越的理論和邏輯障礙。
三、對待新遷移經濟學分析思路應有的態度
在運用一種理論分析我國現實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對它采取科學的態度，既要堅持又要發展的態度。最近幾年來，我國勞動力轉移勢頭較猛，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理論或者模型致力于解釋這種行為。而新遷移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也就引起了國內外遷移理論研究領域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根據以上新遷移理論與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適用性分析，我們在運用這一理論分析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時，有如下幾個方面是需要明確的：
第一，新遷移經濟學與新古典遷移理論關鍵性的區別有兩個，一是遷移決策主體的不同，二是遷移動機的不同。其他各方面的差異包括政策含義的不同都是由這兩點衍生出來的。其中，遷移動機的假設不同，是導致新遷移經濟學區別于其他遷移經濟學理論流派的最具決定性的因素。
第二，新遷移經濟學在理論前提、相關假設方面與我國國情的高度吻合決定了它對于分析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問題有較強的適用性。但是，它并不是為中國勞動力轉移問題提供了具體的分析方法，因此我們在分析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行為時，不能照抄照搬，只能以新遷移經濟學提供的分析方法為指導，對我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第三，任何一個經濟理論都不能包羅經濟世界的全部現象，新遷移經濟學也不例外，我們在用新遷移經濟理論指導我國的實踐時，同時，也要學會借鑒其他遷移理論的科學方面，將此結合起來，用來更好地指導我國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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