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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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經濟學；生產理論

作者簡介：劉鳳義(1970－)，男，滿族，河北圍場人，經濟學博士，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企業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4.3；F091.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產理論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經濟學，都有著豐富的內容，而且他們關于生產理論的淵源、具體內容等還有著相同或相似之處。很多人因此認為，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理論是關于資源配置的一般理論，且有著較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們搞市場經濟，完全可以拿過來“為我所用”。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在經濟運行和經濟管理層面的確有可借鑒之處，但在方法論上卻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對兩種范式的生產理論的研究方法進行比較，以期為經濟學的創新拋磚引玉。

一、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把勞動者僅僅作為生產要素研究；而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以“歷史的、現實的人”為出發點。把勞動者既看作生產要素，又作為生產主體來研究

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研究生產者如何通過對生產要素的組合，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決策行為，這一研究是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的。以此為基礎，他們建立了以生產函數為基礎的生產者的決策模型。“生產函數是一種技術關系，被用來表明每一組具體投入品(即生產要素)所可能生產的最大的產出量。在每一種既定的技術條件下，都存在著一個生產函數。”(薩繆爾森，1992)為了分析方便，生產函數通常表示為：Q=f(L，K)。生產理論基本內容就是通過生產函數，來研究在各種不同約束條件下，資本和勞動力之間如何通過不同組合形式，實現產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終實現利潤最大化。

應該說，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經濟學通過建立對現實生產過程高度抽象的數學模型，用簡潔方式描述物質生產過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產出的技術關系，是一種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運用一般形式的生產函數可以分析生產過程中要素投入產出的數量關系，對物質生產過程做技術分析，找出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進步和管理水平對產出的影響；掌握生產過程中的突變機理，不失時機地調整資源配置方式以促進生產力的飛躍發展。等等。

然而，進一步研究會發現，西方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建立起的生產理論存在嚴重悖論：即“經濟人”假設把每個人作為自由選擇的主體與生產理論中把勞動者僅僅作為生產要素之間的邏輯悖論。

在西方經濟學家那里，“經濟人”被看作是對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充滿了自由、平等和博愛，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終必然達到全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按照這一信條，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進行，每個行為主體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標進行理性選擇。資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選擇勞動者；同樣，勞動者也可以自由選擇資本所有者。所以，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約關系。可是，我們從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看到的卻是與“經濟人”假設相背離的另外一番圖景，在那里，能夠按照“經濟人”行為行事的只能是資本所有者(或稱之為廠商)。他們可以依據等成本曲線、等產量曲線等函數關系，通過自己的理性選擇，為實現最大化目標，任意選擇各種生產要素，進行排列組合。而勞動者，則僅僅被視為同資本一樣的、服務于廠商最大化目標的生產要素。在這里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主體地位完全被剝奪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選擇。

正是由于把勞動者僅僅看作同資本、土地一樣的生產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資本、土地和勞動力一樣，都具有生產性，在生產的過程中，它們共同創造了商品的價值。每個要素對價值創造的貢獻率，可以通過邊際生產力來衡量。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也就成為分配理論的依據。對此，薩繆爾森(1992)直言不諱地指出生產理論是作為對收入分配理論討論的序曲，“在經濟學的生產論中，可以找到這種要素定價的關鍵。”所以，“對經濟學中的生產論的一個概略分析可以給理解市場經濟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鑰匙。”接下來，他們自然就把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搬出來：基于價值創造的貢獻，資本獲得利潤(或利息)、土地獲得地租、勞動力獲得工資。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多么公平的社會制度呀!

有人可能會說，勞動者也是“經濟人”，西方經濟學已經論證，作為消費者，勞動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則進行理性選擇；作為勞動力的要素提供者，他們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則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對于這種觀點，馬克思(1867)早就指出：“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至于從消費者的角度把勞動者當作“經濟人”的說法，馬克思也作過深刻分析，馬克思指出，消費是由生產決定的，所以，一個社會的消費水平、消費結構從屬于一定的生產關系，決不是單純由個人的理性選擇決定的。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的是，經濟學關于生產理論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歷史的、現實的人基礎上的。

應該說，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是“人”，這一點看上去似乎與西方經濟學沒有區別。但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個人，決是不是西方經濟學所講的“經濟人”，而是現實生產關系中的人。在馬克思看來，只有理解這種生產關系，才能理解這種關系中活動的人。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圖把那個時代的個人不是看作歷史的結果，而是看作歷史的起點，并認為合乎自然的個人不是歷史中產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觀點，就是因為他們脫離開生產關系來研究人的經濟行為。馬克思把經濟學分析的人概括為“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反對把人的本質“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也反對西方經濟學把人看作生來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經濟動物，并認為個人動機決定社會生產過程。在馬克思看來，既然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的經濟行為就不完全由個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現實性上，他必然受同他們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制約。

馬克思強調人的經濟行為的社會性和客觀性，同時認識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的生產理論中，勞動者絕不僅僅是生產要素，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構成能動的生產主體。在創造財富的生產過程中，人作為獨特的生產要素，與生產資料的性質完全不同，因為勞動這一要素是能動的。勞動過程是人的主觀能動性與物質生產過程的客觀實在性的統一。勞動不僅創造了人本身，而且創造著人類自身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社會條件。勞動者作為生產活動的主體，他們的活動是精神能力和軀體能力的有機統一。他們總是有目的性、計劃性，即主觀能動性，用馬克思的話說，再蹩腳的建筑師也比蜜蜂建房有“計劃性”。正因為人的勞動有主觀能動性，所以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勞動才不僅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而且創造新價值。社會發展既是人類改造和利用自然的過程，同時也是人自身不斷走向自由和全面發展的過程。

同時，作為生產要素的人，其勞動也必然是在具體的社會生產關系中進行，這使得勞動不再是單個人的孤立行為，而是群體或階級行為，勞動創造的價值也會因社會生產關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勞動可能是在共同勞動、地位平等、產品平均分配的社會生產關系中進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產資料，憑借經濟權利強迫另一部分人勞動，產品歸生產資料所有者所有這樣一種階級地位不平等的生產關系中進行。這種生產關系的性質，最終決定了產品的分配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決定著這種生產方式的全部性質。”資本家之所以獲得剩余價值，是因為他們擁有占有剩余的經濟權力，決不是西方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對這些要素創造價值的回報。

正是因為從歷史的、現實的人出發來研究生產過程，所以，經濟學中的資源配置不僅僅包含人與自然的關系，還包含人與人的經濟關系；經濟學的生產效率含義，不僅僅來自于生產要素之間的技術組合，還來自于對勞動者積極性的調動、勞動者之間、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工協作的協調、組織管理的科學等等。

二、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只研究生產一般，因而使用價值(即效用)范疇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經濟學則不僅研究生產一般，更注重研究生產的具體社會形式，因而把價值范疇作為研究的核心

薩伊是把西方經濟學生產理論引向純粹對生產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產定義為：“所謂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薩伊這個關于“生產”的定義，表面看來無非一個關于“生產一般”的定義，但實際上這背后隱藏著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將發生重大轉變：即這個定義把經濟學引向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薩伊的生產觀對后來西方經濟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繼薩伊之后，約翰?穆勒、馬歇爾、薩繆爾森等，都把研究財富生產一般作為生產理論的基本內容。比如萊昂內爾?羅賓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論著作――《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書中，明確強調了西方經濟學只研究生產一般的觀點，他把經濟學定義為“把人類行為當作目的與具有各種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的一種關系來研究的科學。”這樣經濟學純粹成為一門關于“選擇”的學科。經濟學的內容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我們不再探究生產和分配變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資料給定的情況下，各種經濟‘量’達到均衡的條件，……我們不再把經濟系統視為一架生產總產量的機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決定這種產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種比例分配這種產量，而是把經濟系統視為人與經濟貨物之問的一系列相互依賴而在概念上又獨立的關系……”顯然，在羅賓斯那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資料給定的情況”，所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一制度性因素被徹底隱藏起來了；與之相適應，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只是“人與經濟貨物之間”的關系。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對生產一般研究的理論意義，然而，抽象掉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只研究生產一般的生產理論，就必然使經濟學“使用價值”成為研究的核心范疇，從而導致經濟研究存在諸多局限性。這些局限性突出表現在：(1)它是建立在薩伊的生產三要素論的基礎上的，把資本等同于生產工具，把資本主義生產歸結為生產一般，掩蓋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價值形成過程的同時就是價值增值過程；(2)它混同了產品和商品、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生產的區別，抹殺了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是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沒有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分配問題，卻被用來為替資本主義分配做辯護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做佐證；(4)目前西方經濟學的生產函數的數學抽象方法只能說明漸變的有連續性的生產過程，不能反映生產過程中的突變現象。也就是說，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時期生產力飛躍發展的生產過程，也不能正確地描述生產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產關系桎梏時生產過程的躍變。因此，有必要以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為指導，批判地汲取西方經濟學的生產函數中有參考意義的東西，建立基于勞動價值論的、不同層次的生產函數(吳易風、王健，1994)。

西方經濟學只研究使用價值，不研究價值，更不理解價值本質，所以，長期以來，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廠商理論始終回避對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分析。在他們那里，企業始終是一個“黑箱”。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者，看到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抽象掉人與人之間關系分析廠商行為的局限性，所以，他們試圖運用“契約”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費用為分析工具，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引入廠商理論，提出了分析廠商內部人與之間關系的基本框架，從而建立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的企業理論。

然而新制度學派企業理論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會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的，因此，他們研究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時拋開了生產領域，而是局限在交換領域；他們所說的制度，不是生產關系，而是上層建筑層面的一些具體規則。本來，科斯在他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試圖通過視企業為等級制度，把企業內部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命令與服從的關系與市場交易的自愿平等關系區別開來。循著這一思路，人們可以進一步研究企業內部契約關系不平等的深層原因問題。但在1988年的論文中，他又否定了這種認識，他甚至認為這個觀點是那篇論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為它誤導了人們的注意力，使經濟學家

忽視企業的主要活動――企業經營。科斯這一觀點表明，他批評把企業看作不平等關系所結成的契約的思想，進一步強化了企業的經濟性質就在于節約交易費用的主張，從而把新制度主義者通過對人與人的經濟關系的研究，來揭示企業經濟性質的道路徹底堵死了。因而，他們的企業理論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劉鳳義，2004)。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側重研究生產的社會形式。與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的雙重關系相適應，生產中的資源配置也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體生產方式下的資源配置。屬于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體現在一般的勞動過程中，它是一切社會形式的生產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間對生產資源進行合理配置，這是人類社會進行生產永恒的主題。然而僅僅研究生產一般，無法真正理解具體社會生產方式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經濟學認為，研究物質生產只能是某一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生產，抽象的生產一般，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為經濟學研究生產理論時強調生產的具體社會形式，所以，“價值”范疇而不是“使用價值”范疇才成為其生產理論研究的核心。馬克思批判古典經濟學時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它始終不能從商品的分析，而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用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人物，像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見，馬克思在科學方法論基礎上，確立了勞動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又為進一步理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內部的生產關系提供了“鑰匙”。西方經濟學家對此并不理解，他們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無非就是確定商品交換的量的比例的理論而已。對此，斯威齊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多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解和攻擊，在于他們看待價值問題的態度，使他們有偏重交換比例的傾向，而忽視那隱藏在表象后面的社會關系的性質。所以，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批評，連篇累牘，而難得有一個字談到抽象勞動。

正是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馬克思科學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范疇，進而指出在資本生產關系條件下，資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約，占有工人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同時，資本家用剩余價值進行資本積累，從而再生產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及其運動規律，就通過價值范疇逐漸被揭示出來了。也正是運用價值范疇，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經濟的關系科學揭示出來了。國內一些學者談到企業理論，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學派的觀點。筆者認為，從方論的角度看，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學派更為科學的企業理論方法論。突出體現在：馬克思以歷史的、現實的人作為企業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從資本統治下的分工與協作關系中揭示企業的起源與演變；在對生產過程的考察中揭示資本主義企業中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通過科學區分勞動和勞動力范疇，破譯“契約自由”的神話(劉風義、沈文瑋，2004)。這些深刻的內容，在新制度學派企業理論中都無法揭示出來。

三、西方經濟學用個人主義方法，把生產理論僅僅置于微觀領域來研究，致使其理論體系在微觀與宏觀上形成脫節；而經濟學則運用唯物辯證法，在宏觀和微觀的有機聯系中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問題

西方經濟學家把生產理論僅僅視為微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他們的個體主義(或個人主義)方法論密切相關。西方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認為，社會與個體之間的關系僅僅是量上的差別，社會就是個體的集合，總體等于個體的簡單相加。基于這一方法論的生產理論，只需要在微觀領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觀經濟問題無非是微觀經濟問題的在量上的簡單加總而已。所以，我們看到西方經濟學在研究總量問題時，是通過以微觀領域的生產函數為基礎的加總來進行的。他們假設，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個廠商都是理性“經濟人”，都能夠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投資，那么全社會的資源配置就是最優的。新古典理論以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為基礎，建立了技術關系的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理論，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對價格，這種相對價格也是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指數。該理論所要研究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即給定偏好和技術，可以求出最優解。但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討論宏觀經濟問題時，創造了異質品模型中的總量生產函數這一與相對價格完全不同的理論。顯然，如果是單一產品模型，總量生產函數的使用是沒有疑義的，但把總量生產函數套用在異質品模型中卻背離了新古典資源配置理論的宗旨。

盡管西方經濟學家中出現了像薩繆爾森這樣的新古典綜合派，但至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仍處在嚴重的矛盾中。盡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者試圖把宏觀經濟學建立在微觀基礎上，從而使西方經濟學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起來。但問題是“以新古典總量生產函數為基礎的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實物分析，與凱恩斯的貨幣經濟分析和現實經濟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衛萍，2005)。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經濟學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辯證法，在這一方法論指導下，經濟學不僅克服了經濟學研究的形而上學思維，正確處理了微觀與宏觀的辯證關系，而且通過在商品生產中抽象出價值范疇，建立了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的橋梁。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個體是作為有機組成部分的個體，而整體又是相互聯系的個體組成的有機整體，二者是辯證統一關系。作為經濟學研究方法，個體分析和整體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簡單對立起來。但二者的結合又不是簡單相加，它們之間通過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有機聯系起來的(胡釣、劉鳳義，2003)。

在經濟學中，沒有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嚴格界限，這是因為微觀與宏觀是相對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機融合才能揭示經濟規律。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無論是從三卷內容的整體安排上看，還是從每一卷具體內容的分析上看，處處都能體現出個體與整體、微觀與宏觀的有機結合。在第一卷研究資本直接生產過程時，馬克思以單個資本主義企業作為分析的起點，接著從第2篇到第6篇，通過對單個企業的剖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質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然后，在第7篇研究資本主義再生產，則是從整體上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征，從而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

從《資本論》三卷整體來看，對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研究，也是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的。馬克思通過提出價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剩余價值等微觀概念，逐漸上升到平均利潤、生產價格等宏觀概念，把資本主義生產特征及其實現形式徹底揭示出來了。

第2篇：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

論文摘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根基，很多理論是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正是通過勞動價值論，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資本運作方式，同時促進了工人運動以及社會主義的發展。但是在今天，政治經濟學已經逐步成為非主流經濟學，而其自身存在的缺點卻被當代主流經濟學批判。從勞動價值論，以及其衍生理論進行分析，對比與效用論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觀點進一步討論其改進與發展的趨勢。

1引言

關于政治經濟學對于現代社會的影響，不同的經濟學家有不同的見解。現在以效用論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往往把政治經濟學看做批判資本主義的工具，對其勞動價值論進行很大程度的批判以動搖其基礎。而在馬克思看來，西方經濟學為庸俗經濟學，由于其階級本質決定庸俗經濟學家要維護本階級利益。對于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和以效用論為基礎的西方經濟學到底孰優孰劣，這樣的爭論一直到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才算結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經濟學逐步使政治經濟學邊緣化，而勞動價值論僅僅作為一種學說存在而失去其政治影響力。

看一種理論是否是正確的，主要就是看它對現實社會是否就有解釋力。然而中國對于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卻往往忽視了其現實解釋力的學習，并且不能完善其中心內核—勞動價值論，以至于思想僵化，無法對現實世界進行解釋。一些本來可以對現實社會有解釋力的理論或者被教條僵化，或者被現代的計量經濟學所取代。以至于一直作為中國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在改革開放以后也逐步邊緣化。

本文立足于回歸政治經濟學原本狀態，從勞動價值論這一基礎思想出發，對勞動價值論以及其衍生理論做出客觀評述，以確定其是否對現在生活具有解釋力，是不是真的和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的是過時了。從而對其理論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進以適應新時期的需要。

2文獻綜述

對于勞動價值論的論述，中外許多經濟學家或者支持，或者反對，有很多論述，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不自覺站在某個階級立場上，這樣很多就沒有了事實說服力。

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提出了了勞動價值觀的缺陷:“首先，在完全競爭以外的情況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競爭情況下，除非勞動是生產的唯一要素且所有勞動都是同一性質，否則它決不會順利的起作用。”

對于熊彼特的觀點，張培剛先生在《評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文中寫到“我們認為熊彼特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對勞動價值論的‘兩點理由’并不能成立，因為如果把‘假設條件與實際情況之間存在著重大矛盾’這一點作為反對的理由，那這也同樣適用于‘邊際效用價值論’，其次，更加重要的關鍵一點倒是在于:所謂‘邊際效用論’只是一種以主觀評價為基礎的主觀價值論;而‘邊際效用’作為一種生活現象雖然存在，但是各個消費者千差萬別，變動無常，要是把它作為最終形成價值和衡量價值的客觀依據，不論是‘基數’效用論，還是‘序數’效用論，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們發現熊彼特所提出的問題確實是勞動價值論的缺陷表現形式，張培剛先生站在否定效用論的立場上說明，效用論并不是優于勞動價值論，然而對于熊彼特提出的缺陷卻沒有否認。

伍裝在《理解現代馬克思經濟學》一文中說到:“馬克思經濟學提出問題與研究問題的方法是統一的，這就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構建起來的經濟學范式，這種范式從未曾被歷史的經驗和事實在整體上否證過，也從來沒有被哪一種理論邏輯在整體上駁倒過”

這里面提及了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樣我們可以管中窺豹，看到政治經濟學其實并不是站在考慮個人的主觀感受的角度分析社會，而是站在一個唯物主義哲學的角度來看整個社會的運作，來觀察社會中的形形，人生百態。所以站在個人的主觀角度或者支持，或者否認都是沒有意義的。

黃仁宇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一書中，認為中國歷史的基線先后推轉50。年，包括明朝，這長時間的視界使我們了解最近中國所欲困難的遮蔽，同時也看清楚好多問題互相連鎖的情形。

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們現在還有必要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原因。因為它產生時的情況和我國傳播時的情況很相似，發展后在我國現在依然具有解釋力，甚至比西方經濟學更有解釋力，而且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

通過諸多文獻的梳理，我們基本已經理順了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勞動價值論的缺陷，政治經濟學該用何種分析方法，以及對現實社會的意義。

3勞動價值論及其衍生理論的優缺點

勞動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以此為依據衍生了整個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包括商品，貨幣，剩余價值等等很多方面。我們將分析以上幾個的缺陷，進而提出改進意見。

(1)商品的二重性的本身是社會現實的體現。

勞動價值是由價值產生的。馬克思的邏輯思維是商品中有一個內核一類的東西叫做價值(value)，而這個價值則是由勞動產生的。商品的價格是價值的外在表現。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

從這兩點我們看出無論是價值論還是效用論都是對客 觀世界的反映，盡管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設，無論是馬克思的 完全競爭，還是效用論的理性人都是在現實生活中不存在 的，而它們反映的主要是可以代表一般情況的特定情形。而且我們可以清晰的發現在對于一般情況的解釋中，勞動 價值論更有解釋力，因為它體現的是一種唯物狀態，但是效 用論卻陷人了一種為唯心的誤區。不過在特定情況下的解 釋力，價值論就不是很好，比如特定商品如古董，鉆石，以后 再沙摸中的一杯水，在這類問題上，效用論更有解釋力。

這樣我們發現熊彼特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不是問題，而 第二個問題的勞動力同質也不算是問題。我認為真正要解 決的是生產要素問題。

價值的定義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人類勞動。但是 這里面確實忽視了其他的生產要素—資本和土地。馬克 思解釋為資本和土地里面包括前人的社會勞動。這種解釋 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解釋力的。比如土地，這在很大程度 上是自然資源，馬克思認為是對自然資源的改造中耗費了 大量的人類勞動，但是逆向思維，如果沒有自然資源，大量 的人類勞動又如何承載?所以單純的勞動產生價值是不準 確的，這里面應該包括其他的生產要素，我們認為是多種生 產要素共同作用產生了價值。

(2)貨幣理論的前提假設以及表現方式與現在實際情 況脫節。

馬克思對貨幣的定義是固定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這在某種意義上是金本位制的基礎。但是其背后貨幣的本身便是黃金，即使紙幣抑或其他東西都是一種貨幣符號，其實質是背后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黃金。也就是說馬克思對貨幣的前提假定就是黃金是貨幣商品。

分析當時的社會情形，我們發現其實馬克思的假設在當時的時代是有一定意義的。馬克思所處時期，是資本主義上升階段，由于資本主義高速發展，黃金大量流人資本主義國家，而紙幣的發行也是以紙幣背后的黃金為硬通貨。這一切盡管理論沒有產生，但是事實上便是這樣運作的。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將貨幣的本質進行闡述，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狀況，將當時的社會狀況上升為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理論在當時是先進的。 然而馬克思的貨幣理論對當今的一些社會現象卻缺乏解釋力。表現的比較明顯的就是虛擬貨幣。虛擬貨幣是否有價值這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都存在這很大的爭議。不過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它不存在勞動，也不是商品，僅僅有虛擬世界中一般等價物的特點，所以不能有價值，更不能說是貨幣。然而虛擬貨幣確確實實在當今很多領域充當著現實貨幣的作用，這是很難解釋的。

造成這種現象主要原因有這樣兩個:第一是馬克思所處時代的局限性;第二是現在的經濟學家沒能根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在邏輯以及方法論將其精髓發展，而是教條套用。

當然，對虛擬貨幣的解釋問題，西方經濟學也沒有做的很好，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回避了對貨幣的解釋問題。

(3)流通中是否產生剩余價值依然無法解釋。

馬克思明確表示價值，剩余價值只會在生產中產生，即剩余價值的產生是由生產前C=+v變成生產后的C=+v+m，m就是剩余價值。也就是說剩余價值試生產的產物，并不是流通的產物，流通中不會產生剩余價值。

我們要考察馬克思所處的時代。19世紀的時候，流通體系還不是很完善。就拿地產來說吧，當時資本主義社會還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地產公司，所謂流通，無非就是貨幣由一個人手里到另一個人手里，而商品則反向流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流通并不產生剩余價值。(其實不然，交易費用的產生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勞動，即使在馬克斯時代，流通依舊產生剩余價值。為了論證需要，這里假設交易費用為0）。

然而當今流通不產生剩余價值這個論點是很值得商榷的。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建立以后，流通包括很多內容。既有策劃，市場營銷，以及更多的銷售網點。這里面每一個環節都包括很大的資本投人，很大的廣告投人，很大的勞動以及土地投人，所以這里面產生的價值甚至高于生產產生的價值。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這里都產生很多的剩余價值。

4新歷史角度下的改進

站在整體觀和大歷史觀的角度上，我們發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批判資本主義，更在試圖尋找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其精神內核不是19世紀已經過時的理論，而是其中的方法，內在邏輯以及要解決的真實問題。這要掌握這一點，理論才會更加發揚。

與當今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發現，我們要做的就是變革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勞動價值論。只有內核變革完善，并且在整體性的思想下，馬克思家政治經濟學才會更加顯示出其優越性。

誠如前文所述的，勞動價值論之所以沒有與時俱進，很大原因是由于這個理論把勞動作為產生價值的唯一來源，這也許在19世紀是正確的，但是在21世紀必須要發生變革，為此我結合西方經濟學的觀點，改良中的勞動價值論，提出新價值論的觀點。

我認為商品甚至物品種確實存在其內在的價值，但是這個價值不是僅僅由勞動決定的，而是有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共同決定的。多種生產要素共同決定了商品本身的價值。表示為:C=al+bk +ct，但是不同于薩伊定律，因為這里面依然強調的是勞動價值，其最終是客觀表示而不是效用論。

這樣很多由于現實條件變化，使理論過時的情況就會發生改變。比如虛擬貨幣是否有價值，由于內部的資本以及其他生產要素都可以形成價值，所以虛擬貨幣內部有很大的資本，則虛擬貨幣本身具有價值，同時又有使用價值屬性，所以虛擬貨幣可以是商品。

還有上文提及的流通中產生剩余價值，由于流通過程中投人大量資本，土地，根據新價值論，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都是構成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當然產生剩余價值。

5結語

第3篇：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

（一）西方主流經濟學與倫理學分離的思想和方法論基礎

科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主要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學及啟蒙運動等發展影響的結果。啟蒙運動在反對、高揚科學與人性、主張“把上帝與科學分開”的同時，將科學與倫理學也分離開來，這主要表現為兩方面：第一，“是”與“應該”的分離。由于科學所反映的自然規律是借助于觀察和實驗的結果，因而是“純描述性的”，“揭示的是‘什么’而不是‘應當是什么’”，因此“試圖從自然科學提取一種道德規范是無望的”①。培根、霍布斯等指出，科學的道德問題不能產生于科學本身，而只能產生于由人們提出并運用科學結論來實現的最終目的②；洛克區分了表現為“純粹思辨的真理”的物理學和“以求得良善”而非“對于真理的知識”的倫理學③；休謨認為“理性或科學只是觀念的比較和觀念關系的發現”，以判斷這些經驗關系的真或偽，但不能提供超經驗的倫理評判，因而不能從“命題中‘是’與‘不是’”變為“‘應該’或‘不應該’”④。第二，必然與自由的分離。啟蒙運動在反對宗教權威、追求自由的同時，產生了新的必然與自由的分離，即自然法則的必然性與其反映人的自由的不可能性并存，如伊利亞•普利高津所說：“將我們與自然界分離開來，是現代精神難以接受的一種二元論。”①這種科學與哲學的分離導致表現確定性規律的科學與有關人的道德自覺和責任的倫理學的分離，如法國的雅克•莫諾指出，當把自然科學的科學性標準“當作真正知識的必要條件時，就已經在倫理學同知識這兩個領域之間，劃定了為探求真理所必需的根本區別……本質上是非客觀性的倫理學，則永遠排除在知識的范圍之外”②。經濟學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的專業化進程即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下發生的，因而這也影響著經濟學方法論的形成，因“方法論是關于研究經濟學的方法，構建經濟知識體系的方式以及關于經濟理論地位的理論”③，涉及經濟學的相關假設、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等。科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對經濟學來說意味著它要符合科學性標準就不能擁有倫理學內涵。這種科學性標準主要源自自然科學，意指科學應具有獨立于人的認識和價值觀念的客觀性，西尼爾、韋伯等基于此標準提出了社會科學的所謂客觀性原則。體現這種客觀性原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可還原性和可實證性。可還原性是指，“如果關于某一對象的一切語句都可翻譯為僅僅討論其他一些對象的語句，那末我們就說這個對象‘可還原’為其他一些對象”④，如將高級、復雜的運動形式還原為低級、簡單的運動形式，從而可用后者來解釋前者。可實證性即借助于低級、簡單的運動形式，通過客觀的認識程序和方法對關于高級、復雜運動形式的理論進行經驗檢驗。依據這種科學性標準和方法建立經濟學知識體系的努力主要始于17世紀的威廉•配第，經濟史學家榮卡格利亞稱配第所采用的“新的方法論的根本特點”即為“科學與倫理學的明顯分離”⑤。配第認為，經濟研究必須“用數字、重量和尺度的詞匯”⑥，只考察可訴諸人們感官的原因，而不探究超驗的道德問題。此后，經濟學家們依據這種科學性標準在經濟主體行為的動機和目標假設、研究對象和方法等方面追求“價值無涉”，以形成與倫理學分離的經濟學知識體系。

（二）西方主流經濟學與倫理學分離的形成

實際上，從古希臘至近代，經濟研究與倫理道德是密切結合的。經濟學成為獨立學科始于20世紀初，并最終發展為現代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這主要根源于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的變化。具體而言：

1．為增強關于人的行為和經濟規律認識的確定性和可實證性，將經濟現象還原為只具有追逐財富動機的“經濟人”的活動。倡導理性精神的啟蒙思想家相信，“人類的本性展示與物理世界一樣的統一性，它的原則和運作‘在所有國家和時代’保持不變，相同的動機產生相同的行動”⑦，這是建立確定性的社會科學的人性前提。在經濟科學中滿足這樣的人性特征的即是只具有追逐財富動機的“經濟人”。較早闡述“經濟人”特征的約翰•穆勒指出，“這并不是哪個政治經濟學家是如此荒謬，以至于假定人類確實如此，而是因為這是繼續探索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模式”⑧，因為如約翰•內維爾•凱恩斯所說，除追逐財富外，道德等動機的影響“是散在的、不確定的和不可靠的”⑨。這種還原分析方法為單維度地衡量行為效果和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實現不同個體行為效果的可加性以及從微觀分析過渡到宏觀分析提供了前提。這樣，“經濟人”在經濟學中的作用就如同萬有引力定律在物理世界中的作用，能夠與物理學相媲美的、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由此形成。

2．與單維度的追求財富動機相應，人的行為目標的效用標準也是單維度的。源自邊沁效用理論的行為標準以快樂或痛苦的數量，而非性質差異來評價行為效果，其道德哲學基礎源自古希臘的享樂主義，后者的內涵如蘇格拉底所說：“事物只要是愉快的就是好的，而事物只要是痛苦的，那就是壞的”①，這里快樂即是善和幸福。對行為的效用最大化標準來說，這意味著：（1）行為目標的倫理性質不是影響行為選擇的變量，如瓦爾拉斯所說，“一種藥品，是一位醫師要用來救治病人，還是一個兇手要用來謀害他的家屬……從我們的觀點來看，是全然無關的問題”②；（2）效用標準并非一定意味著自私動機，因為也可將他人的利益作為效用函數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實質上是拒絕對行為的利己或利他的心理動機進行探究，如米塞斯所說，“經濟學是從心理學結束的那一點上開始的”③；（3）效用實質上只是表示偏好滿足程度的指數，并非行為選擇的目標，如科斯所說，“最大化效用理論并沒有告訴我們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目的，也沒有對人們為什么做他們所做的事給出任何有價值的洞見”④。因此，瓊•羅賓遜指出，效用理論“是一種終結各種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因為它完全排除了道德問題”⑤。

3．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主題從倫理內涵豐富的財富轉變為與倫理無關的稀缺性和行為選擇的關系問題。財富的基本內涵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產品，但財富除具有效用這一特征外，還具有社會性和主體性，即在財富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中體現相關主體的社會地位和價值觀念，以及財富與福利和幸福的關系等財富倫理內涵。從古希臘到中世紀的思想家，以及主要研究財富增長和分配的古典經濟學家都對這些財富倫理內涵給予了深切關注，如丹尼爾•貝爾所說，“從亞里士多德、阿奎那、約翰•洛克到亞當•斯密，傳統道德哲學家都未曾割裂經濟學與道德的聯系，或宣稱財富創造的本身即是目的”⑥。但此后為增強經濟學的所謂科學性，財富所蘊涵的人與人的關系及其倫理觀念被逐漸弱化，其體現人與物的關系的效用特征被更多強調。但人類對效用的欲求是無限的，用以滿足的手段是有限的，財富的本質因此被歸結為效用及其滿足手段的稀缺性，由此產生了迄今仍存在于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財富生產（效率）與分配（公平）問題的分離，即財富的生產或資源配置解決稀缺性問題，反映了人與物之間的技術關系，而財富的分配則涉及人與人的關系。瓦爾拉斯認為，這“是一個倫理學與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問題”，而“純粹的”經濟學不研究涉及公道與否的分配問題⑦。馬克•布勞格指出，在經濟思想史中，“‘效率’和‘公平’可以設法分開的信念代表經濟學的一個最古老的夢想”⑧。這種夢想隨著對財富稀缺性特征的強調，在20世紀30年代羅賓斯將經濟學主題確立為稀缺性與行為選擇的關系問題而得以實現。經濟學的任務由此轉變為研究目的和手段之間的替代關系，但不對這種替代進行倫理評判。因在羅賓斯看來，“經濟學涉及的是可以確定的事實；倫理學涉及的是估價與義務。這兩個研究領域風馬牛不相及”⑨。這樣，在研究對象和主題上經濟學與倫理學分離得更為徹底，這也充分地體現在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標準中。在該標準中，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源配置的優化與倫理學意義上的財富分配狀況無關。

4．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數學化割裂了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內在聯系。首先，數學方法的運用消除了經濟變量的倫理性質問題。經濟學之所以能夠運用數學，如馬歇爾所說，是因為與經濟行為“有主要關系的動機的力量能用貨幣價格來衡量”，從而經濟投入和產出都可表現為貨幣價值。但貨幣衡量的是動機的力量，“不是動機本身”，因為“不論是高尚的還是卑鄙的動機，在性質上是無法衡量的”①。因此，以貨幣表示成本或收益實質是將相關物品或財富視為本質相同的東西，而未必是對人類有害或有益影響的度量，其道德相關性是模糊的，如貨幣收益不能顯示出其可能是銷售偽劣產品的結果或伴隨著環境的污染。其次，經濟變量間的數量關系難以揭示經濟內在的因果必然性及其中蘊含的經濟倫理。科學哲學家羅姆•哈瑞認為有兩種因果關系理論，即發生論和相繼論，前者需要產生結果的內在原因和必然性的解釋，后者則不需要，只是表明先后出現的事件間的穩固順序②。西方主流經濟學采用的主要是相繼論因果研究的方法，其所發現的經濟變量間的數量關系主要反映的是經濟現象層面的因果聯系，但正如托尼•勞森所指出的，它不能揭示“表面現象”背后深層的“結構、機制、力量和趨勢”③。這對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即消除了從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和必然性中探尋倫理道德發展規律的可能性；進而導致在方法論方面，否定非經驗命題存在意義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及其派生物，如操作主義和描述主義等更易被主流經濟學家接受，而倫理價值等所謂形而上學問題則被徹底排除在經濟學研究范圍之外。

二、西方主流經濟學蘊含的倫理預設及其經濟學方法論的解析

根據弗雷格（G．Frege）的語義或邏輯預設的概念，“預設”是指蘊含在命題或話語中的，沒有明確和直接表達出來的信息或“隱前提”④。經濟學的倫理預設主要存在于相關的假設前提和研究方法之中，因而與經濟學的方法論特點密切有關，如瓊•羅賓遜所說，“對經濟問題進行觀察的道德和政治觀點，往往同所提出的問題甚至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那么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⑤。如前所述，西方主流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主要表現為通過運用相關假設和還原分析方法等來消弭倫理變量，其中體現出如下的方法論，即：靜止的和唯心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與效用價值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個人主義和單維度人性分析方法。西方經濟學的倫理預設即蘊含于其中。運用基于辯證唯物史觀和勞動價值論的社會關系分析和人的全面發展分析的經濟學方法論，對這些倫理預設進行解析，可以充分認識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無倫理”表象下并非價值中立的實質，以及其倫理預設的非科學性的理論和方法論根源。

1．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倫理預設之一———資本主義私有制是非歷史的永恒的存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從抽象的經濟人、效用和稀缺性等假設出發來理解經濟現象及其變化的原因，反映出其社會歷史觀是靜止的和唯心主義的，而基于上述假設的自由競爭均衡和效率分析的制度前提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因此其倫理預設在于將此前提視為非歷史的永恒的存在，即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制度范疇被賦予了如經濟人、稀缺性等非歷史的形式化的范疇所具有的永恒的特征，并被視為“自然的”存在⑥。這一倫理預設關系到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正當性，以及西方主流經濟學應用的時空局限性問題。經濟學是“對特定時代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會階級產生的歷史正當性的探討占著首要地位”的經濟理論①，這種“歷史正當性的探討”的方法論基礎即辯證唯物史觀。“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的發展規律②。這使得的經濟倫理分析建立在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必然性的科學認識的基礎上，即從物質資料生產和從社會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中揭示出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客觀必然性，并將其作為倫理道德發展和進步的本體論或自然法基礎，亦即符合這種客觀必然性的道德觀念才具有合理性的依據，才具有實現的現實可能性。正是在此意義上，列寧指出，“本身從頭至尾沒有絲毫倫理學的氣味，因為在理論方面，它使‘倫理學的觀點’從屬于‘因果性的原則’”③。在看來，真理原則即道德原則，“合乎理性的準則只能從事物的本性中取得”④，因此經濟學僅僅表達“道德的憤怒”是不夠的，而應致力于“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并“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⑤。基于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揭示實現了經濟學的科學性與價值判斷的統一。與此相應，作為科學性標準的客觀性在經濟學中并不具有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所謂客觀性原則蘊含的“獨立于人的認識和價值觀念”的特點，而是如達斯頓所指出的，具有社會本體、倫理等多重意蘊⑥。在本體論意義上，經濟學所揭示的客觀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在價值論意義上反映出廣大勞動者追求公平正義和全面發展的倫理訴求。基于上述的思想方法，對社會經濟制度進行倫理評判的原則在于，一方面，只有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經濟關系和制度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因而就特定的經濟關系和制度而言，其“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義的”⑦；另一方面，社會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產生的從低級到高級的社會形態發展決定了一定經濟關系和制度所具有的公平正義的歷史暫時性，即其會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被更有利于人的發展的社會制度所代替，并失去其歷史正當性。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倫理預設只是來自于資本主義生產和私有財產的存在這個事實，但不能科學地說明這個事實產生和發展的依據。馬克思從物質資料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出發，指出私有制的實質在于“對他人勞動的支配權”⑧，資本主義私有制則在于資本對工人勞動的支配權，并決定著人們之間在分工、分配中的相對地位和社會關系，因而必然會反映一定的經濟倫理。一方面，作為“對個人的、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正義性表現為，其支配他人勞動和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比以前的所有制形式更有利于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發展，以及更高級的社會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因此，恩格斯指出，“馬克思也承認剝削，即占有他人勞動產品的暫時歷史正當性”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本的邏輯會越來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資本主義必將為一個全體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實現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形態所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正當性也將失去。此外，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跨時空的抽象預設會導致不顧各國的歷史、倫理和經濟特點而推行某種經濟政策主張的后果，如上個世紀末在拉美等一些國家廣為傳播的主張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所謂“華盛頓共識”。因此，對于西方主流經濟學這種在特定的時空中產生，但自我標榜具有超時空的永恒性的經濟理論，我　們在將其應用于中國實際時必須看到其制度前提所帶來的局限性。

第4篇：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

關鍵詞：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理論

西方經濟學是被運用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學，有市場經濟學之稱，流行于西歐、北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西方經濟學于15世紀產生，是解釋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和國家對其宏觀調控的方法和政策等因素進行綜合研究分析而形成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廣泛了解，特別是在1929年西方產生經濟危機之后，西方經濟學被學者信奉為“社會科學的皇后”。在它悠久的歷史中，三次重大的變革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這三次革命分別是古典革命、邊際革命和凱恩斯革命。

一、古典革命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17世紀下半期開始，英國、法國等國家逐步出現了反對重商主義的干涉主義的思想，著重要求從生產領域中研究財富的增長，以自由放任態度為主，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歷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變革――“古典革命”。

17世紀，英國打敗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家，逐漸成為世界霸主，開辦了東印度公司，進行全球貿易，掠奪資本，使產業資本瘋狂聚集。17世紀下半期，英國出現反對重商主義。1776年，“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發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引起大眾廣泛的討論，是古典經濟學戰勝重商主義的里程碑，西方經濟學由此過渡到了古典經濟學時期。但亞當?斯密并不是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古典經濟學早在英國威廉?配第的學說中就已出現，亞當?斯密將其宣傳于世，李嘉圖發展壯大直至結束；在法國是從布阿吉爾貝兒的學說中初現，魁奈完善，西思蒙第結束。

古典經濟學學者反對政府干預政策，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模式，批判重商主義的“對外貿易才是財富來源”的荒謬理論，克服了重農主義者認為的“只有農業勞動才是創造財富”的局限性理論，綜合二者提出了勞動價值論。西方經濟學理論多以學說形式出現，但古典經濟學學者的理論使西方經濟學理論建立了系統體系，18世紀下半期到19世紀60年代，古典經濟學學說快速發展。

古典經濟學產生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初步穩定時期，同資本主義制度共同發展，不可避免的，古典經濟學理論有著明顯的初期資本主義色彩。古典經濟學學者多把關于經濟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階級關系的研究同相同制度下的資源配置和各種經濟變量之間作用的機制結合分析，使制度和經濟發展結合，到后來學者逐漸歪曲前學者的理論概念，有意掩蓋和歪曲資本主義的階級剝削的實質，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既定制度下的經濟資源配置研究。這種研究方法引起了少部分學者的不滿，經濟學家兼實證主義哲學家的約翰?穆勒既想討論物質生產的不同方面，又不愿意把社會內容和資源配置的內容包括在同一范疇之內，他企圖把經濟學劃分為“因其自然天性而產生”和“受國家制度影響”這兩個完全不同的部分。盡管約翰?穆勒沒用完成系統轉變，但十分有效的推動了經濟學理論關于這兩個部分的獨立研究。

直至19世紀70年代，邊際革命的出現，西方經濟學徹底拋棄對經濟制度本質的分析，開始轉向對社會制度下的資源配置的理論分析，才全面完成了這一過程的轉變。

二、邊際革命

19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處于過渡時期，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同時由于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西方經濟學逐漸融入了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如數量分析、邊際增量分析、統計方法等各類研究方法，因此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說又產生了一次巨大的變革――“邊際革命”。

19世紀70年代初，奧地利、英國和法國的學者――門格爾、杰文斯和瓦爾拉幾乎在同一時間分別發現了邊際效用的遞減原理。后又經過經過維賽爾、帕累托、馬歇爾等邊際主義者的發揚，最終明確了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微觀經濟理論體系。邊際革命是以消費者行為為出發點研究價值的問題，價值決定被看成是消費者個人的心理變化。邊際主義者堅定的認為競爭是調節經濟的有效途徑，是競爭在生存和消費之間建立了均衡勢力，邊際主義者的微觀經濟理論被譽為新古典經濟理論。

由于科技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二者間的矛盾愈加深化，經濟危機連續發生，推動人們改變視角，開始從宏觀上探尋和研究經濟危機的產生，因此隨之出現了很多宏觀經濟理論。瑞典經濟學家維克賽爾運用總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形成了信的宏觀經濟理論――動態均衡論；熊彼特根據均衡理論，運用生產要素的新因素解釋經濟周期的波動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馬歇爾提出了貨幣流通數量論；美國學者密契爾運用宏觀視角對國民收入進行研究。這些宏觀理論對后來的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建立有著重要意義，是宏觀經濟學建立的基礎和前提。

邊際革命是由新古典經濟學學者的理論所推動，新古典經濟學是古典經濟學的延續和發展，邊際革命是研究方法論上的革命，以資源配置為經濟研究的中心，使經濟學更加系統化和理論化，使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三、凱恩斯革命

資本主義社會在1929年―1933年期間爆發了第一次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也宣布了“薩伊定律”的失敗，也說明了西方經濟學前期理論的錯誤，于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出現了第三次革命，也是最著名的一次革命――“凱恩斯革命”。

處于世界經濟危機的環境下，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文中，闡述了需求原理，否定了薩伊定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供給是自行創造需求的，所以不會發生大型的經濟危機”這一說法，他認為供給是需求的函數，由于消費傾向規律、資本邊際收益規律和流動偏好規律這三大心理規律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失業和蕭條，投資者對未來收益缺乏信心導致危機爆發。他堅持提升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干預權，運用財政與金融相結合的辦法，提高公共支出，降低利率，刺激群眾消費，推動投資等方法，刺激需求，以實現經濟的均衡狀態，嚴厲抨擊薩伊定律，摒棄市場機制自動調節以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的傳統理論。

不得不說，凱恩斯革命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但他從心理學規律的角度出發，研究經濟危機的爆發，掩蓋了資本主義制度與經濟危機之間的關系，是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凱恩斯的理論強調短期、靜態的分析方法，忽視動態分析方法；強調宏觀經濟方面因素，忽視微觀經濟基礎；強調需求因素，忽視供給因素。凱恩斯的理論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但也不能否認的是他的思想政策的確帶來了西方經濟危機之后的經濟復蘇。

凱恩斯革命開創了一個嶄新的西方經濟學時代，推動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豐富了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為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在極其關鍵的時期開辟了一個新方向，也為當時資本主義擺脫危機和困境提供了現實可行的道路，凱恩斯不僅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也是真正意義上，現代西方經濟學說的奠基人之一。（作者單位：信陽師范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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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尹伯成.西方經濟學說史[M].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3] 王丙毅.當代西方經濟學的變革與新古典范式的命運[J].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1）.

[4] 劉庸.西方經濟學概念的革新和理論的發展[J].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01）.

第5篇：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

    自教育產生以來,就和社會經濟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早在古代,中國和外國的一些學者就對教育和經濟的相互關系作過一些論述。但限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教育對生產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太明顯,也不可能對教育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作出量的計算。

    到了近代,隨著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發展,教育對改革生產技術、促進生產發展所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從而引起了經濟學家對教育經濟效益問題的日益重視。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斯密、德國歷史學派先驅者李斯特等人,對教育和經濟之間的關系作了不少論述。例如,斯密提出:“學習的時候,固然要花一筆費用,但這種費用可以得到償還,兼取利潤。”

    但教育經濟學在西方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出現,則是20世紀60年代的事。美國舒爾茨、英國維澤、美國貝克爾等西方經濟學家的著作,為現代西方教育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們認為,人力資本是與物質資本相對而存在的一種資本形式,它體現在人的身上,可以被用來提供未來的收入;而教育則是人力資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徑,教育通過人力資本的形成而對經濟增長產生連續的作用。這一論點成為20世紀70年代西方許多教育經濟學著作的理論出發點。

    當前,西方教育經濟學所探討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估算教育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如何估算個人的教育投資和收益以及收益率;教育同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之間存在著的關系,教育同勞動力市場變動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預測未來的勞動力供求;如何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教育經費,以便盡可能提高智力投資的經濟效果等等。

    教育經濟學以教育在經濟增長和教育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支出的宏觀和微觀經濟效果作為研究對象。教育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在闡述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系的原理和規律的同時,并根據設定的前提,運用數量分析方法,對數據資料進行計算、分析,檢驗有關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和預測這一關系的變動趨勢。

    70年代末以來,中國教育經濟學的研究者們對教育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增長和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行了廣泛的探討。目前得出的較為一致的看法是:一方面,經濟增長本身要求教育部門輸送大批有一定技術文化水平的勞動者;另一方面,教育事業的發展始終是同一國的國力相適應的,經濟越發達越有可能提供較多的教育費用,促進教育的發展。

第6篇：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

論文摘 要：《勞動經濟學》是人力資源專業的核心專業課程，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和實踐性的特點。在本門課程的教學中引入互動式教學方法，可以有效地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和主動性，促進教學效果的提高。

引言

勞動經濟是人力資源專業的專業核心課程，通過本門課程的學習，讓學生掌握基本的勞動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能正確認識分析和解決勞動力市場中的有關人力資源配置的問題。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普遍反映該課程的學習有一定難度，有的學生甚至因此而放棄。一方面是由于本門課程理論性較強，而經濟學原理比較抽象，主要分析工具如幾何圖形，數學推理等都不容易理解把握。另一方面源于傳統的教學方法不利于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的發揮，學習流于被動的接受知識和理論的死記硬背。要提高教學效果，必然要求改革原有的教學方法。

一、《勞動經濟學》傳統教學中的問題

《勞動經濟學》在人力資源專業的教學安排中，一般是在第三學年的第一學期開設。此時，學生已經完成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等課程的學習，基本上掌握了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在此基礎上，學習《勞動經濟學》，要求將已經學過的供求規律、企業生產函數、邊際效用遞減等理論知識應用到勞動力市場諸多問題的分析中，并拓展有關失業、內部勞動力市場、市場分割、勞動力市場歧視等理論。然而學生的這一學習過程并不順利，教學效果也難以達到預期。傳統的教學方式下，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學生缺乏學習的主動性

盡管《勞動經濟學》是一門應用性較強的經濟學科，主要圍繞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工資、勞動時間、失業、歧視、工會等問題進行探討，但是課程教學中所用的勞動經濟學教材基本上是以西方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其中抽象、深奧的概念、原理以及嚴謹的邏輯推理仍然是學生學好這門課程必須具備的，而這些往往又是學生所缺乏的。學生一開始學習這門課程就要在學習生產者行為分析中，接觸到應用公式、圖形，嚴格假設前提下的邏輯推理，多數有畏難情緒的學生對此便會失去學習的興趣。沒有興趣，自然也就失去了學習的動力，因此盡管抽象的理論知識無法在課堂上消化，但他們也不愿花時間在課前預習，課后復習。對于不能理解的原理、公式他們也不會主動尋求老師或者其他同學的幫助，缺乏學習的主動性，效果可想而知。

（二）教師的教學方式單一

在勞動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受到這門課程教學內容理論性較強的制約，教學方法主要是教師講授，輔之于課堂討論的以教師為主導，學生被動接受的方式。這種傳統的教學方法授課的信息量大，便于教師掌控教學的進度，對于保持完整的知識體系具有有一定作用，然而帶來的教學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因為傳統學習方式過分強調接受和掌握，學生只是在課堂上被動的接受知識，缺乏質疑的精神，缺乏思考、缺乏學習知識解決問題的快樂體驗，學習成了完成課程學分，應付考試的活動。

（三）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不夠

傳統的教學方式下，教學的主體“教師”與“學生”的地位并不平等，教師常常被視作“權威”，學生只能接受，缺乏與教師的交流、溝通、協商、探討。因而，學生無法在“質疑——探討——思考——再質疑”的過程中，得到思維的鍛煉，也無法更深刻的理解所學的理論知識，教師也難以了解學生的知識掌握情況，據此修改自己的教學方案，只能按部就班的按照原有的教學計劃執行。

二、互動式教學在《勞動經濟學》課程教學中的應用

互動式教學體現了以“學生為本”的教學價值觀念，更有利于學生對于經濟學理論知識的掌握和深入。這意味著改變傳統的課堂教學方式，利用多種教學平臺，讓學生主動參與到學習中，課堂學習和課后延伸相結合，講授和引導探究相結合，運用案例探討、學術辯論、自由提問等方式，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為興趣而學，而非為考試而學。做好互動式教學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課前案例導入與課后案例分析相結合

每一章都可以應用“案例導入——理論學習——案例分析”的課程安排。這種教學安排，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帶著興趣和疑問進入課堂，卸下理論學習枯燥的“包袱”。案例可以將枯燥的理論還原于生活，讓學生從案例中對即將學習的理論獲得感性認識。盡管學生在大一的基礎課中已經學過《西方經濟學》，有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但是許多重要的理論知識大都已經遺忘，另外正是由于在大一就接觸非常抽象的經濟學理論，使得許多學生從心理上產生對經濟學理論的畏難情緒，從而抵觸《勞動經濟學》的學習。通過理論學習前的案例導入，引發學生探究問題的興趣。“興趣是學習的老師” ，當學生有強烈的愿望去了解現象背后的原因，對所學知識產生興趣，才能更投入，并在學習中保持高度的自覺性和積極性。例如在勞動者生命周期中的勞動參與決策理論的學習前，可以通過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初次婚齡以及初次生子年齡推后的案例引入，引發學生對此勞動力現象的關注，同時激發對此現象解釋的興趣。而課后的案例分析則是為了加深學生對理論的掌握程度，提升用經濟學的思維來分析問題的能力，學會從經濟學的角度來思考和分析現實問題。當然必須明確的是案例教學只是課堂教學的補充和完善，而理論教學是開展案例教學的基礎，學生只有掌握好經濟學的基本的理論、概念和方法，才能使案例教學發揮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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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教學與現實探討相結合

由于我國的勞動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較國外滯后，教材的編寫大都參考國外的教材，引用較多的如伊蘭伯格的《現代勞動經濟學》，這些教材大都以國外的勞動力市場現象作為分析的對象，對我國在轉軌時期的勞動領域的各種問題關注較少。因而在《勞動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必須要關注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市場運行的各種現象和問題，將勞動市場的發展動態引入到教學中來，無論是使用現成的案例還是自己編撰案例，都應使案例在時間上更貼近現實教學，讓學生能夠通過理論的學習，能夠對身邊現實世界的諸多現象有所思考。例如“民工荒”、“員工過勞死”、“二元結構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等，這些學生通過報刊、雜志、電視、網絡非常容易了解的勞動力市場的種種現象，他們更有興趣分析了解造成問題的原因，尋求解決問題的對策。當學習的內容是以現實問題形式間接呈現出來的時候，學生便有了探究的興趣，成為知識的主動獲取者和發現者，而不是純粹被動地接受、記憶理論知識。尤其是對于學生未來進入勞動力市場可能遇到的諸如工作調整與搜尋、工資增長、勞動力市場的歧視問題、人力資本投資、工會維權等，與其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理論學習，更是可以引導學生探討，分析在不同假設條件下的最佳行為選擇。這時候學生往往會表現出比較濃厚的興趣，希望了解如何選擇才能符合效用最大化的目標。

（三）課堂學習與課后探究相結合

課堂教學可以讓教師在集中的時間，將有限的信息授予所有的學生，然而，課堂教學的封閉性，以及課時的有限性，使許多相關理論無法在課堂得以拓展，學生難以完全消化，因此還必須利用課外的時間延伸學習。但是讓本來就缺乏經濟學理論興趣的學生，課外再自覺學習有一定難度。這時可以嘗試教師引導加團隊學習的方法，教師在課后給學生布置需要思考的問題，讓學生分成幾個學習團隊，讓他們通過討論、論文、調研報告等多種方式展開解難釋疑的嘗試活動，將自己所學知識應用于解決實際問題，教師也可以通過網絡平臺引導他們討論。

例如在工資理論學習之后，要求學生收集各國各地區有關最低工資的法案，以及經濟學家對此的不同看法，然后對勞動力市場作一定的調查，了解最低工資是如何制定，是否具有現實意義等。盡管這些學習任務要花較多的時間，對于學生來說也有一定的難度，但由于是以現實世界和生活實際為分析對象，學生大都表現出興趣和熱情，通過課后材料的收集分析和思考討論，加強了學生對經濟學理論的掌握，增強了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

（四）自主學習和互動學習相結合

《勞動經濟學》所涉及的理論知識深淺不一，傳統的教學方式下無法針對學生的具體情況有的放矢的授課，常會出現基礎好的學生希望加深理論學習，了解理論發展前沿，而基礎差的學生就課本本身都無法跟上進度，對更深的理論學習望而卻步。因此，教學改革必須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學生自主發展的需要，自主學習與互動學習相結合。自主學習是實現互動學習的前提，是互動學習順利展開的保障，互動學習使自主學習所獲取的知識得以深化，通過二者的結合，提高學習效果。

學生自主學習，是學生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學習方法對課程內容進行預習、溫習、拓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發現問題，嘗試通過查資料、探討交流等方法解決問題。為充分體現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在勞動經濟學的學習過程中，可以讓學生自己發現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問題，讓學生自己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讓學生自己利用網絡搜索相關的中外文獻，并歸納總結其理論思想，在質疑中學習，在探索中學習，提高學習的自覺性。

當然課程的學習還是一個信息的交流過程，教師與學生都是教學過程的主體，在教學過程中，有必要引導師生間、學生間的動態信息交流，這種信息交流可以增進學生與教師的感情，增加彼此的了解，形成良性的互動。將傳統意義上的教師教和學生學，讓位于師生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學習。例如可以鼓勵學生將不懂得問題在課堂上提出來，也可以通過郵件或者學校的教學平臺提出來，讓大家共同討論，激發大家學習的熱情。筆者在學校的網絡教學平臺上開辟了社區討論板塊，討論的主題涉及到每一章節的問題，可以由老師提出，也可以由學生提出，根據學生回帖的情況，即參與討論的情況，了解他們對理論的掌握程度，這也可以作為期末考評的依據。

（五）推進信息技術在教學過程中的應用

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可以迅速便捷地傳遞知識的優勢，搭建網絡教學平臺，可以彌補課堂教學時間不夠，學生不能充分理解課堂所學的理論知識的缺陷，方便學生利用課外時間與教師或者其他同學交流，及時解答疑問，同時可以利用教學平臺上隨時添加的資源，了解該領域的發展動態。例如筆者利用學校引進的數字化教學平臺Blackboard，建立了《勞動經濟學》的網絡輔助課程。學生可以根據課程的教學進程，進行預先課程準備，帶著疑問到課堂學習，更能激發其學習熱情，同時還可以利用上面的各種相關的電子書籍、視頻講座、專業網站鏈接等資源，加深理論學習，拓寬專業知識視野。本課程的專業教師可以在這個平臺上講義，進行測驗和調查，開展在線討論等多種教學活動，隨時跟蹤學生的學習進度，根據學生學習的具體情況修改以后的教學方案，使教學能夠更貼近學生的實際情況。

參考文獻：

[1]楊春瑰.在教學中培養學生的能力——勞動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實踐[J].中山大學學報論叢，2007.

第7篇：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主體性地位

中圖分類號：G42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宏觀經濟學是經濟類、管理類學生學習專業課程的重要理論基礎。盡管就考試而言，學生表現尚可，然而學生對宏觀經濟學思想的理解與應用并不理想。據此本文擬分析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現狀及原因，在此基礎上探索改進教學方式，以提升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

一、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現狀及原因分析

1、教材內容較為抽象，政治辨別能力較差

宏觀經濟學具有完整的理論體系，表現在假設體系、數學模型與圖形推導具有高度一致性。然而從教學效果來看，學生對數學模型與圖形推導掌握較差，對于假設理論體系背后的經濟思想理解也較為零散。即使通過死記硬背，能夠正確把考試題目做對，但是并不理解數學模型背后的思想。其原因在于，宏觀經濟學是對人類自身經濟生活的思考，是現實生活的高度抽象，其假設剔除了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影響因素，難以與現實生活直接掛鉤。宏觀經濟學每一條規律都具有悖論性質，即單個個體完全有可能不按照這一規律行為。這對一些社會閱歷較為簡單、對自身經濟生存現狀缺乏真正理解的學生來說，會有相當多的困惑和不解。此外，教材本身意識形態判斷力往往不足，宏觀經濟學的教材體系與經濟學有一定的差異，經濟學的一些重要觀點，如剩余價值、異化勞動、階級等在宏觀經濟學現有教材中都沒有得到體現。其重要原因是我國西方經濟學引入課堂的時間較晚，對充分就業、供需分析、勞動力市場等概念和工具的理解和消化不足。由于缺乏這一分析，增加了學生理解宏觀經濟學的困難。

2、教學手段有限，課時缺乏保障

由于宏觀經濟學的抽象性，教師很容易陷入“填鴨式”的灌輸，其表現是課堂上全面講授概念、原理和方法，而不關心如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得不到發揮學生嚴重缺乏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直接影響教學效果。此外，宏觀經濟學的知識體系多，需要花費大量的課內與課外時間，課時安排上學校往往不能保證。最終導致學生知識應用能力較差，學生只能將精力用于記錄和背誦，用于做題目，而很少主動思考和獨立分析問題，對待現實問題依然會憑感覺回答，而不會用于經濟學經典的問題分析方法。

3、案例教學不足，考核方式單一

案例教學法是培養高素質、實用型和創新能力強的經濟管理人才的重要教學方法，其最大特點是培養重點是學生的知識應用能力。我國學校案例教學法總體上尚處在初步引入階段，與國外高校有著較大的差距。案例分析往往是混雜于教學的課件里面，案例教學課件往往也較為缺乏。目前學校宏觀經濟學的考核主要通過閉卷考試，卷面成績是衡量學生掌握情況的標準。期末考試僅僅是考察記憶和考前突擊能力，這種較為單一的考核形式使學生平時不太注重積累，考前死記硬背，然后作業抄抄了事。為了學生考出好成績，老師需要花更多精力關注學生考試問題，因此往往又把大量時間用于講解練習題，使學生難以全面理解宏觀經濟思想的本質。

二、提升宏觀經濟學效果的建議

1、加強宏觀經濟學的研究

本科生所學習的宏觀經濟學在理論上看似淺顯，然而只有教師的理解水平達到一定深度，才能做到在教學中深入淺出，使得學生掌握起來較為輕松。因此，作為教師本人，不能只是簡單地背課本，對理論的發展歷史及其意義要有更為廣泛的涉獵，對經濟中正在發生發展的熱點問題和前沿問題要有所研究。除了教師自身拓展之外，為促進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應嘗試組建宏觀經濟學教學團隊，組織教師經常進行座談，就宏觀經濟學中各流派對經濟問題的看法、西方經濟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關系等進行研討，拓展知識面，使得問題的研究和理解不斷走向深入，以提升教學隊伍整體的素質。

2、突出學生教學中的主體性地位

宏觀經濟學理論性較強，與學生的以往經濟教育背景，與我國的國情差異很大，其特定的概念體系與數學模型讓學生容易感到枯燥乏味，難以將所學與實際生活更好的結合在一起。因此經濟學“填鴨式”教學中最大的弊端是無法調動學生的主動性，體現不了學習的主體地位，無法培養獨立思考習慣，提升不了學習效果。教學過程應該是在教師的引導啟發下，以現行教材為基本探究內容，以學生獨立學習和合作討論為前提，以學生周圍世界和生活實際為參照對象，通過個人或小組等形式，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際問題。應大力推行案例教學方法，以現實中存在的經濟問題為對象，將經濟理論以更加生動的形式介紹給學生，引導學生使用經濟指標和經濟理論來分析實際問題，提高分析與解決各類經濟問題的能力，進而增強其將來走向社會、適應工作崗位的能力。

3、改進考核方式

根據宏觀經濟學的特點，其考核應改變單一的考試考核方式，轉向采取多元化考核。根據以上分析，宏觀經濟學應以經濟思想介紹、案例等定性分析為主，而定量分析為輔。因此在采用期末閉卷考試考核同時，平時應豐富考核方式。考試考核中減少計算題的比重，而增加學生應用知識對當前經濟熱點問題、經典案例分析的比重，平時課堂討論、小組討論、小論文等也應增加比重。

參考文獻

[1]張新艷.《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探討[J]. 中國外資,2012,275(10):260.

第8篇：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

關鍵詞:理論基礎;人力資本理論;邏輯起點;局限性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8-0025-02

一、理論基礎淺析

何謂一門學科的理論基礎?是不是一門學科所涉及的所有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都可以認為是這一門學科的理論基礎?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對理論及理論基礎作必要的界定｡從知識形態的角度上,將理論界定為“作為知識形態而存在的問題邏輯體系”,那么所謂的理論基礎,就是“理論之理論根源與邏輯出發點”,這個理論根源與邏輯出發點,構成了一門學科邏輯結構展開的基礎｡這是本文立論的基點之一｡本文立論的基點之二:將教育經濟學學科屬性定位為一門教育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相交叉的科學[1]｡

二、人力資本理論成為教育經濟學理論基礎的背景

人力資本理論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理論與現實經驗的基礎上的｡二戰以后,由于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推動了經濟增長,也促進了經濟結構和勞動力結構的轉變｡許多國家將實現經濟增長作為致力的目標,積極探尋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是土地､資本､人力三要素增長的結果,其中人力部分是指人的數量｡但是經濟學家在運用傳統計量方法計量增長額時出現剩余因子,許多經濟學家試圖解開余數之謎｡在分析過程中,認識到勞動者的質量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傳統計量經濟增長中被忽略的因素,從而推進了人力資本理論的產生｡人力資本理論提出教育是實現人力資本的積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的假設,由此奠定了教育經濟學的立論前提[2]｡

三、人力資本理論是教育經濟學產生的邏輯起點

顯然,教育――勞動者質量――勞動生產率――經濟增長,形成一個緊密相關的鏈條｡在這個鏈條中,人力資本理論將“勞動者質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作為理論核心｡而提高勞動者質量,教育自然責無旁貸｡從而引起了人們對教育的重視,導致了教育經濟學的產生｡因此,人力資本理論之所以成為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其重要原因是:人力資本理論是教育經濟學產生的促進因素和邏輯起點｡

四、人力資本理論作為教育經濟學理論基礎的局限性

(一)人力資本理論的主要內容

1.第一代人力資本理論

將人力資本定義為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健康等質量因素的總和｡強調人力資本有投資性､時間性､產權性､生產性､邊際收益遞增等特性｡認為人的質量因素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大于物質資本投資回報率｡特別指出教育是提高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提高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教育還可以促進社會分配的平等趨勢｡對教育與社會及個人的經濟關系,提出了教育――生產率――工資正相關的經典鏈條｡并把教育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以及教育成本收益分析等問題作了計量分析[3]｡

2.第二代人力資本理論

(1)篩選假設理論把教育看成是幫助雇主識別不同能力的求職者,以把他們安置到不同工作崗位上的裝置信號｡個人在教育中獲得的是信號而不是能力｡由教育的信號作用來解釋教育和收入的正相關｡

(2)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強調勞動力市場是二元或多元的勞動力市場,如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教育程度與收入相關關系,不同的市場有不同的表現｡

(3)社會化理論認為教育的作用首先不在于提高能力,而在于它的社會化的作用――訓練社會生產中所需要的各種勞動力的個性特征[4]｡

(二)教育經濟學的研究范圍

教育經濟學研究的范圍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1.教育與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協調關系｡一方面是教育的經濟､社會價值,另一方面是經濟社會如何為教育提供資源｡2.學校經營與管理過程中如何充分利用好資源,以滿足人們對教育的需求,最終實現教育的經濟價值[5]｡

因此,教育經濟學研究的視角所及,應該包括這樣幾者的關系:社會系統､教育系統､政府及制度系統､市場系統等｡審視社會系統中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將屬于教育經濟學視角范圍的基本問題再細化,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教育的經濟價值｡(2)教育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問題｡(3)市場､政府､第三組織對教育的調控問題｡(4)教育投入及成本問題｡(5)教育領域內資源配置､有效運行問題｡(6)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的優化配置和效能發揮問題｡

(三)人力資本理論作為教育經濟學理論基礎的局限性

1.從人力資本理論內容上說,人力資本理論只給出了教育與經濟關系的宏觀粗略的指導思想｡教育――勞動力質量――勞動生產率――經濟增長――工資正相關的線條過于簡單化｡教育形成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在勞動力市場上配置､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對經濟增長發揮作用,是跨多個系統復雜的相互協調的過程,受制于很多主客觀約束因素｡教育對人力資本提升,對經濟增長作用到底能不能達到正相關,都需要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進行考察衡量｡

2.從人力資本特性的分析,人力資本理論主要是關于“自然人”的人力資本研究,沒有全面地概括出作為“社會人”的人力資本內涵｡事實上,人力資本除了指“以自然屬性的人”為基礎的,表現為健康､技能等形式的資本存量外,還應該包括以社會屬性的人為基礎的,依賴于特定組織和社會交往模式的“社會資本”存量部分｡

3.人力資本理論主要是強調教育的工具性價值,強調人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工具性價值｡教育經濟學研究不僅要關注人的工具性價值,更重要的是關注教育的人文價值｡教育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在資源節約､效率最優的情況下,實現個人全面最優發展的培養目標｡

4.人力資本理論片面強調教育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而忽視了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協調關系,缺少從系統論的角度,全面審視社會經濟發展的諸多因素的全局觀念｡

總之,從教育經濟學研究的范圍上說,教育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從經濟學中獨立出來,利用經濟學､教育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研究成果,研究教育系統､經濟系統､政府制度系統等多個相關領域協調關系,涉及資源配置､教育教學､經營決策､制度激勵等多方面問題,發展成為一門理論與實踐性都很強的學科｡而人力資本理論本身是比較粗略且有缺陷的､尚未形成一個邏輯一貫的､較完整的理論分析框架｡僅以人力資本理論為理論基礎,顯然不能涵蓋和支撐教育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因此,人力資本理論作為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存在局限｡

五、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構想

(一)從邏輯起點上,人力資本理論是教育經濟學產生的促進因素和邏輯起點,因此應作為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但對人力資本的內涵需要進行修正和補充,將人力資本的內涵擴展為“全人資本”,增加其表現在行為規范,倫理道德,情感價值等“文化資本”特質,以及作為社會人的､依賴于特定組織和社會交往模式的“社會資本”特質｡

(二)從學科邏輯體系的理論根源上,將教育經濟學定位為教育學､經濟學等多學科交叉的科學｡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

1.現代系統理論｡現代系統理論是由系統論､信息論與控制論所組成的系統分析理論｡因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范圍涵蓋了社會中的經濟系統､教育系統､政府制度系統等,教育與其他各系統的協調發展是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因此,只有用系統分析的方法,才能從哲學的高度,整體協調各系統的關系,實現教育的最佳社會經濟功能｡

2.經濟學基本理論｡教育經濟學主要是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及計量方法研究教育領域的經濟運行問題及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應將經濟學基本理論作為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特別是微觀經濟學中勞動市場經濟學､增長和發展經濟學等,都是教育經濟學研究深厚的理論根源｡

3.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涵蓋了經濟學與制度之間的雙向關系,而制度是教育經濟研究領域不可缺少的因素｡可以把制度經濟學作為一種思考問題的視角繼而作為一種方法來操作,以分析教育中的問題｡

4.公共產品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公共產品理論力圖解釋公共部門中政府及市場應該承擔何種責任｡在教育經濟研究的領域中,教育的融合產品屬性,決定了政府作用的重要性｡因此,公共產品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是研究政府與教育的關系,以及政府與市場機制的協調作用的理論根源｡

5.教育及心理學｡教育學體現了在教育活動中應該遵守的普遍規律和原則｡心理學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動和行為表現的科學,是研究人際關系,調動人積極性的依據｡在教育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中,教育教學過程中要遵循人的發展規律和特點,才可實現人力資本升值｡產業組織要采用適當的激勵機制,才可以調動人的積極性,使人力資本充分發揮其效能｡因此,將教育及心理學作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1] 王善邁.教育與經濟的交叉理論與應用的結合[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5).

[2] 范先佐.教育經濟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 [美]W.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

第9篇：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

關鍵詞:分析;宏觀經濟學;教學方法

宏觀經濟學課程是財經類本科院校開設的重要專業核心課程。通過本課程的學習,為學生進一步學習其他經濟學課程建立理論基礎,使之能夠掌握宏觀經濟學分析工具,用來認識和理解現實中的經濟問題,尤其是中國宏觀經濟問題。本文根據教學實踐,對宏觀經濟學教學方法進行探討,以期對該課程的教學提供一些可供借鑒的路徑。

一、把握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思維趨向是該門學科的重要前提

宏觀經濟學的課程體系是較為清晰的,它遵循理論基礎―理論―理論應用的分析順序,包括一個總量(GDP)、三大模型(簡單國民收入決定模型、IS-LM模型和AD-AS模型)和四大問題(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要把握課程體系架構的要點,可圍繞國民收入是如何決定的這條主線,尋找每一部分內容之間的邏輯關聯和先后順序,整個體系框架如圖1所示。

總供給和總需求是決定國民經濟的兩個主要力量,圖1表明,短期國民收入的主要決定取決于總需求曲線和總供給曲線,總需求曲線又取決于3個市場的變量,即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和國際市場。曼昆認為在長期內,真實GDP的增長依賴于要素投入的供給增加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圖1表明,國民收入的長期決定有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不同經濟學家圍繞需求與供給誰占主導地位就形成不同的宏觀經濟學流派。

實際上,按木桶理論的邏輯,需求和供給是同一木桶上的兩塊木板,它們對GDP的影響,完全遵守短邊規則。總需求這塊木板本身又是由若干小板組成的。具體地說,是由C、I、G和(X-M)組成的,即由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和凈出口組成的,這幾塊小板也有個長短問題,例如,總需求的兩個基本部分:消費和投資,相互關系密切,一板過短,則短線制約不可避免。一個國家的總產品供給能力受兩個因素制約,一個是一國的資源稟賦,或稱為資源環境條件,第二個因素是該國的資源產出率或要素生產率,即資源或要素投入量與有效產品的產出量之間的對比關系。由此可見,宏觀經濟學的思維模式將趨向從需求與供給兩方面同時著手,只有實行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并重,才能實現供需的均衡。供給決定論與需求決定論在爭論與對立中,最終必將走到合流與統一。

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把握了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思維趨向,以國民收入這條主線把宏觀經濟學的主要經濟理論串起來,使其在以后的學習當中“既見到樹木,又看見森林”,不至于迷失方向,使他們在把書讀厚后,又會自然會把書讀薄。

二、理解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聯系和區別是該門學科的基礎

學習宏觀經濟學,必須要回答兩個問題,即微觀經濟學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嗎?它們的聯系是什么?回答這

兩個問題的關鍵性概念是生產可能性曲線和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經濟學研究的起點,生產可能性曲線是用來說明和描述在資源的稀缺性情況下可能達到的最大產量組合曲線,它可以用來進行各種生產組合的選擇。

假定用現有資源來生產黃油和大炮兩種產品。如果全部用來生產黃油,可生產15萬噸,如果全部用來生產大炮,可生產5萬門;如果同時生產黃油和大炮兩種產品,則可能有各種不同黃油和大炮兩種產品的產量組合,將黃油和大炮兩種產品的各種不同的產量組合描繪在坐標圖上,便可得到生產可能性曲線,如圖2所示。圖2中的AB線即生產可能性曲線,或稱生產可能性邊界。

在AB線上任意選擇C和D點進行比較,表示生產黃油和大炮兩種產品的兩種不同組合,到底應選擇C點,還是D點,或者是AB線上的其他點,這就是微觀經濟學所研究的問題,“微觀經濟學是假定資源已經實現了充分利用,也即生產一定處于生產可能曲線上,來研究經濟理性人如何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即選擇AB線上哪一點進行生產,資源配置依靠看不見的手,即價格機制來完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微觀經濟學理論又稱為價格理論”。

生產可能性曲線上的點是社會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狀態的點,而生產可能性之外的任何一點(如G點),則是現有資源和技術條件所達不到的。那么,曲線以內的任何一點(如H點)說明什么?它說明生產還有潛力,即還有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存在資源閑置。在此前提下,經濟理性人會實現資源更高的利用程度,即經濟理性人會使經濟慢慢靠近充分就業狀態,也就是H點如何移向AB線上的任一點。但是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由于存在市場失靈,在經濟利益博弈過程中往往出現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矛盾和沖突,難以使經濟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那么宏觀經濟學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如何進行帕累托改進,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自然發揮重要作用,從這種意義上說微觀經濟學構成了宏觀經濟學的基礎。資源如何充分利用就成了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兩者的具體比較如表1所示。

實際上,研究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基礎成為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向,現在幾乎所有的西方經濟學家都認識到,由于宏觀經濟產生于許多居民戶和廠商的相互作用,所以要理解總量行為,就必須分析居民戶、廠商與政府在勞動、商品與資本市場上的決策行為和相互作用,就必須堅持將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原理結合起來,實現兩部分經濟學的內在的合理的統一。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說:“整個經濟學界已經相信宏觀的變化必須以微觀經濟學的原理為基礎”。

在教學過程中拿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作比較,使學生理解兩者的聯系與區別,從而既復習了微觀經濟學又促進宏觀經濟學的學習。

三、構建宏觀經濟學與現實經濟現象的聯系是該門學科的實踐橋梁

學習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目的就是為了分析和理解當今國家的經濟現象,同時也只有與經濟現象緊密聯系才能更好地把握宏觀經濟理論。我們認識事物要從具體上升抽象,再從抽象回到具體,從而更能夠把握事物的本質。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可以從國家當今財政或貨幣政策入手,分析我國為什么要采取如此的財政或貨幣政策,從而從具體的經濟政策上升到宏觀的經濟理論,再用宏觀經濟理論來分析經濟政策,使學生更能夠把握宏觀經濟學的本質。

目前我國正在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國家財政大力支持新農村建設,這完全從宏觀經濟學理論找到根據。我國這幾年盡管經濟高速增長,但是生產能力普遍過剩、消費不足仍然是當前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從目前形勢來看,生產能力全面過剩,這是“十一五”期間必須解決的問題。如果不能將生產能力問題在各個領域解決的話,國內則可能出現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一線天”的情形。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要將存量消化掉,這可以利用“四個存量需求”來實現,“四個存量需求”兩個在投資方面,兩個在消費方面。兩個投資分別是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和民間的投資,兩個消費分別為城市消費和農村消費。前三個已經解決,唯一沒有真正啟動的是農村消費。我國有2/3的人口在農村,而它的消費水平卻遠遠低于城市的消費水平。但是,農民收入低,缺乏購買力,培育不了市場,由此可見,要推進新農村建設,增加農民收入,增強農民消費能力,才能有效地啟動內需。對農村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新農村建設,拉動農村消費和投資,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政府在基礎設施上面的投入本身是一個投資需求,同時還會創造出很多的消費需求,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為0.74,如果農民收入每年增加300元,則農民人均消費每年能增加200多元,農民消費總水平年均能增加1500多億元。由此可見,新農村建設必然會啟動內需,從而拉動國民經濟健康快速發展,這是宏觀經濟學中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的現實樣板。

上述說明,宏觀經濟理論必須與經濟現實相結合,既可以增加宏觀經濟理論的說服力,又可以激發學生學習宏觀經濟學的興趣。

參考文獻:

1、曼昆.經濟學原理[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3、.關于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幾個問題[J].農業經濟導刊,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