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服務業研究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關鍵詞:服務業;FDI;結構優化
中圖分類號:F7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3-0049-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后期資助項目“中國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的經濟效應研究”(13FGL002);山東省科技發展計劃項目“山東省現代服務業發展與科技支撐能力研究”(2011GGX10601);濟南市科技局軟科學招標項目”濟南市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對策研究”。
作者簡介:方慧,女,山東壽光人,山東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國際服務貿易、國際直接投資;魏文菁,女,山東淄博人,山東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研究方向:國際直接投資。
2011年12月15日,商務部指出:“服務業利用外資金額占整體比重首次超過制造業”。縱觀我國全年利用外資的情況,2011年我國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的增速每月都超過制造業,其利用外資金額占整體的比重也一直在持續增加,最終在11月份首次超過制造業,這說明我國調結構的宏觀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我國服務業的結構不斷優化。從商務部提供的數據來看,我國在2011年,外商投資合同項目27712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60.11億美元。隨著國民經濟持續平穩較快增長,國內市場潛力逐步釋放,投資環境不斷完善,中國吸收外資的長期優勢正在形成,中國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資國之一。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服務業FDI的流入對我國服務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具有正向作用,但由于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較晚,開放程度不夠高,所以呈現出來的效果不是很顯著,隨著我國服務業的不斷開放和外資的大量流入,FDI對服務業結構的作用效果會越來越明顯。為此,我們建議:
1.合理地引導FDI在服務業內部的流向
對于占主導地位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傳統服務業,我們應該在利用成本優勢的基礎上,有選擇性的吸引 FDI,充分利用FDI所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營銷理念,從而有力地改造這些傳統服務業。現代服務業是國家的支柱,尤其是金融業等生產業,為了使其高效運轉,我們應該適當的放寬政策來吸引外資。同時,還應該積極地發展像教育、文化、體育等需求潛力大的行業。只有發展了這些服務業,我國才能更合理、更高效的調整服務業內部結構。
2.改善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環境
不僅要加強法律、政治、經濟等軟環境,健全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管理體制,而且還要完善公共事業、公共設施和交通等硬環境。制定一些保護投資主體利益的法律政策來吸引外商投資者,逐步打開服務業市場。同時,政府要起好引導作用,為企業主體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3.大力培養服務業人才,擴大人力資本的投入
人力資本的投入對我國服務業的結構優化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應大力培養高技術、高科技的知識性人才,加大對教育和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將外資引向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服務行業,同時,也可吸引國外的先進人才來國內。
4.加大研發和科技創新的力度
目前,我國的技術水平對服務業結構的作用還尚未發揮出來,因此政府和企業應大力鼓勵自主創新和保護知識產權,加大科技投入,營造一種良好的科研環境。通過外資投入所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和“干中學”效應,來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知識等,從而不斷提高服務業的競爭力,促進服務業結構進一步優化。
參考文獻:
[1]KOLSTAD L,VILLANGER E.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 Services [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24(2): 518-533.
[2]BALA R,MATTHEW Y.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 in Services[J].The World Economy,2010,33(4):573-596.
[3]唐宜紅,王林.我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12,(10):75-80.
[4]楊仁發,劉純彬.中國生產業FDI影響因素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2(11):107-116.
[5]BLOMSTROM M,KOKKO A.FDI and Human Capital:A Research Agenda[R].http:///dev/Technics,2002.
[6]方慧,呂靜,段國蕊.中國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產業結構升級效應的實證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12,(6):58-63.
[7]崔日明,張志明.服務業FDI 與我國服務業結構優化:機理分析與實證研究[J].遼寧大學學報,2012(1):60-69.
關鍵詞:商務服務業;營銷策略
一、商務服務業的涵義
商務服務業屬于現代服務業的范圍,包括企業管理服務、法律服務、咨詢與調查、廣告業、職業中介服務等行業,是依據現代服務業要求的人力資本密集行業,也是有潛力股的行業。
二、商業服務業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商務服務業現狀。商務服務業發展的前景很好,中國是被稱為全球上最為巨大的人口數額,因此擁有的是勞動力能源的豐富和顧客市場的寬廣。商務服務業是在最近幾年才開始不斷發展連續興起壯大的,所以也可以理解為當今社會的我國正在向前邁步,向世界走進。雖然我國出臺了很多新的關于商務服務業的相關政策,但在積極的鼓勵下還是存在一些問題和難點需要商務服務業自己突破。
2.商務服務業存在的問題。關于當今的社會商務服務業缺乏科技含量是太多商務服務業存在的病情,以此帶來的是這些企業生產效率的下降和經濟利潤不高。商務服務業缺少創新能力,自主創新能力的不強,這就使企業的產品價值低下,沒有市場競爭力。專業人才不多也是導致我國商務服務業發展不前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雖然在勞動力資源上占有一定的優勢,但真正懂專業又很會管理的人真的很缺乏。所以說,有些商務服務業在剛剛起步時非常有優勢,但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就會因為管理人才的缺乏而停滯不前,這就使得企業不能得到更好的進一步的發展壯大。還有就是有些企業對于品牌意識不是很強,這也是當今社會商務服務業發展阻力之一。當今社會的消費者實際上對品牌的看重程度越來越大,所以如果企業不注重自己的品牌推廣會很快失去消費者的認知度,并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處于下降地位。并且對于商務服務業更應該注重品牌的打造和重視,克服商務服務業市場的不集中狀況,消除一定的零散度。商務服務業是在一個不集中的市場中進行比拼,不存在哪家企業占有有力的市場分布,也不存在哪家企業可以對商務服務領域進行很大的影響。如果哪一個企業可以克服分散情況,就可以形成服務品牌意識,根據邁克爾.波特在《競爭戰略》書中的陳述,可以得到服務品牌意識的重要性,并怎樣做到服務意識推廣效果。這樣才能更好的最趕上前面的企業并減小差距。
三、商務服務業的營銷策略設計
1.營銷策略的涵義。營銷策略是企業把消費者的利益作為出發點,根據經驗獲得消費者的需求情況和購買能力,從而有計劃有組織的進行一些經營活動,并把相關條件進行產品、價格、促銷、渠道等方面進行策略研究,從而實現企業目標的過程。當今社會是一個市場經濟的時代,企業的生存和前進都離不開市場,在競爭分明激烈的市場爭奪中,也在市場狀況復雜多變的當今,準確的市場營銷策略對商業服務業非常重要。企業選擇什么樣的營銷戰略可能決定著企業的未來。營銷策略是指引當今社會商務服務業快速明確的走向成功的指南針。
2.營銷策略的重要性。當今社會商業服務業企業的營銷策略是可以使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可以站穩腳步,持續堅持下去使企業具有良好的發展。制定什么樣的營銷策略才能使商務服務業繼續穩步發展下去,是企業最需要考慮的問題。商務服務業針對的對象是消費者和顧客。我們首先要抓住顧客的消費需求、消費心理。針對目標消費者對商務服務業的特殊需求和偏好,企業往往需要采用不同的營銷策略。首先了解消費者會因為什么原因、什么目的去購買產品,才能設計出有針對性的營銷策略點。營銷都是為了公司企業利益為導向,并根據消費者的需求來進行分析,這樣才能使營銷策略得到了很好的運用。我們也要根據當今社會商務服務業的現狀進行分析,從而進行有力的經濟策略研究,而得出有利于當今社會商務服務業的營銷策略。為了得出有力條件我們要進行質量、成本、技術的在開發在研究。這樣才能更好的推動商務服務業的推廣和發展。
關鍵詞: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動因;決定因素
中圖分類號:F71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0594(2009)02-0055-06 收稿日期:2008-09-11
隨著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技術革命引致全球產業結構向服務業偏移、服務業管制放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以及服務業的特殊性質,使得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的重點已轉向服務業(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04)。然而,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卻長期滯后于實踐發展。目前。國外關于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主要是以傳統的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為分析框架來解釋其動因,實證研究則主要考察其決定因素。
一、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動因
(一)基于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的研究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獨立的經濟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二戰后跨國公司的空前發展及其帶來的投資浪潮,成為當時國際經濟理論界探討的焦點,各具特色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應運而生。這些理論包括壟斷優勢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內部化理論以及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然而,上述理論大都以制造業FDI為研究對象,其中為數很少的對服務業FDI的研究也是以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為分析框架的。Boddewyn(1986)就認為,對服務型跨國公司沒有必要建立專門的理論,通過簡單的限定和詳盡的闡述,現有的FDI理論可以很容易地適應服務企業。
Dunning(1981)借鑒了海默以來的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新成果,將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結合起來,并引入區位理論,采用折衷的方法和體系加以綜合,提出了獨特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根據該理論,一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意愿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的綜合或者其中之一。第一,公司具有核心競爭力或者能夠提高其競爭力的壟斷優勢;第二,通過將生產轉移到一個新的地方所具有的區位優勢;第三,公司所具有的內部化優勢。Dunning(1989)又進一步討論了服務業的跨國公司對外投資中三種優勢的具體表現形式和特點。首先,在壟斷優勢方面,信息、管理、組織與營銷技術是服務企業成功的關鍵。比如,對于咨詢業和信息服務業的跨國企業來說,其競爭優勢的關鍵在于獲得與處理信息的能力。由于新興服務業的知識化和信息化特征,服務部門跨國公司比制造業跨國公司的資本密集度更高,技術優勢更強,也更易形成世界市場的壟斷局面,形成其全球范圍網絡優勢。其次,在區位優勢方面,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具有良好的信息和通信設施、健全的制度和受過訓練的人力資源,還表現為東道國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所產生的優勢,如地理位置方便、人口眾多等。最后,在內部化優勢方面,由于服務產品的無形性,信息不對稱較為明顯。另外,服務技術的復制較為容易,即使有專利保護,濫用和擴散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克服此類不確定性是許多服務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理由。
還有一些學者對服務業中某個具體行業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即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可以用傳統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框架來解釋。Dunning和Norman(1983)在對商業服務進行研究后指出,如果擁有產品和原材料的生產工藝是制造業所有權優勢的一個源泉,那么管理和營銷技巧就是商業服務公司的所有權優勢。因此,服務業跨國公司具有不同的所有權、區位和內部化優勢。Rugman和Verbeke(1992)認為,一個公司如果要進行海外直接投資,那么它必須具有一些區域約束或者非區域約束優勢。對于服務業跨國公司,這些優勢包括,管理的所有權優勢、營銷優勢、產品創新優勢、獲得新技術和信息渠道優勢等。
(二)基于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 世貿組織在“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將國際服務貿易劃分為四種形式: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其中第三種商業存在即生產者跨境在服務消費國設立企業提供服務,從而將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作為服務貿易的一種形式。西方一些學者試圖用傳統貨物貿易理論如比較優勢理論解釋服務貿易,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一種觀點認為,國際貿易原理完全適用于服務貿易。Sapir(1981,1982,1985,1986)根據國家間要素稟賦和技術的差異,對貨運、客運和其它民間服務作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發現傳統的貿易理論不僅適用于貨物貿易,也適用于服務貿易,要素稟賦在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模式的決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Sapir還提出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動態性觀點,為發展中國家開展服務貿易的動因提供解釋。Hindley和Smith(1984)則指出,將標準的比較成本理論用于服務業貿易和投資的任何潛在的困難都不足以對該理論的適用性產生懷疑,Kumpe同樣認為,作為一個簡單明了的思想,比較優勢普遍有效。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國際貿易原理并不適用于服務貿易。最早嘗試運用國際貿易原理來解釋服務貿易模式的學者R.Dick和H.Dicke(1979)以要素稟賦為基礎,對各種顯示比較優勢指標進行回歸分析,發現沒有證據表明比較優勢決定服務貿易模式。Feketekuty(1989)認為,服務同商品相比具有許多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決定了國際貿易原理不適用于服務貿易。Sampson和Snape(1984)則是從大部分服務貿易中生產要素在國際間流動的特性出發,認為這與比較優勢的基本假設“兩國生產要素不能流動”相悖,H-O理論不足以解釋服務貿易。
第三種觀點介于前兩種觀點之間,它既肯定國際貿易的基本原理對于服務貿易的適用性,同時也承認具體理論在解釋服務貿易上的缺陷,主張在利用國際貿易理論來解釋服務貿易時,必須對傳統理論進行若干修正。Deardorf(1984)先是分析了國際貿易理論用于服務貿易的局限性,然后他運用標準的H-O模型,通過改變其中的個別約束條件,解釋了國際服務貿易是如何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的。
Banga(2005)指出,同貨物貿易一樣,服務業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外商直接投資,一種是“垂直型”或者說是產業內的外商直接投資,指的是發達國家的企業利用其在某個產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統計證明,發達國家以兩類高端產品進入發展中國家服務市場,一是傳統的勞動密集性的消費服務中品質特別優秀的產品,二是更具現代意義的技術和人力資本密集的生產者服
務。另一種是“水平型”或者說是產業間的外商直接投資,指的是發達國家之間的企業利用產業間相對的優勢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像國際貿易一樣,世界上多數外商直接投資屬于后一種類型。
還有一些學者探討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服務貿易模式是如何決定的。Markusen(1989,1996)認為,生產者服務業的兩個主要特點是以知識為基礎和差異性。以知識為基礎意味著需要大量的初始投入以獲取知識來生產某一服務,但是當這一服務被生產出來后,它的供給邊際成本是相當低的。因此,生產者服務業的規模經濟十分重要。差異性意味著生產者服務業是有水平差異和垂直差異的。Jones和Kierzkowski(1988)提出和運用“服務鏈”的觀念來解釋規模經濟條件下服務貿易。他們認為,在規模經濟的作用下,生產過程更加復雜,需要更多的“服務鏈”。由于比較優勢的存在,服務鏈可以促進生產的國際化,從而服務貿易可以大大促進貨物貿易。Francois(1990)強調了服務在協調和連接各專業化中間生產過程中的外部集聚作用,他建立了一個具有張伯倫壟斷競爭特征的產品差異模型,討論了生產者服務與由于專業化而實現的報酬遞增之間的關系,以及生產者服務貿易對貨物生產的影響。
以上兩種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在解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動因有它們的理論意義,也有各自的優點。制造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直接反映了服務業FDI的一些決定因素,更容易做實證檢驗:貿易理論中關于相對要素稟賦差異、規模經濟差異和競爭優勢差異。則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服務業FDI發生的本質。然而,由于服務區別于貨物的一些基本特性,包括無形性、生產與消費同時性、品質差異性等,使得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有其獨特之處,有時是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和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第一,在制造業中,外商直接投資能夠通過把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活動分散在不同的國家,創建出全球的生產價值鏈,從而將整個生產過程進行分割。但是,由于許多服務產品生產與消費同時性,服務產品生產過程的分割就變得十分困難。加上服務產品的高度差異化、難以標準化,服務企業很難形成規模經濟,限制了其國際化擴展;第二,同樣由于許多服務產品生產與消費同時性,并且由于服務產品的生產更加密集地使用知識和資本要素,如果想有效地在國外市場提供服務,就必須依靠到國外市場進行投資,設立分公司或分支機構,如國際電信、國際金融、咨詢等服務許多是在跨國公司范圍內運作的。此外,許多服務部門直接關系國家與經濟安全,與貨物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相比,政府規制在服務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中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Erramilli和Rao(1993)認為應結合服務的特性對傳統理論進行修正,才能更好地解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動因。他們考察了美國多個服務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所涉及行業包括廣告和會計服務、計算機服務、工程和建筑服務、管理咨詢和研發服務、消費者服務、銀行等等,研究結果發現,廣告、會計、計算機服務主要投向發達國家,工程和建筑服務則主要投向發展中國家:而且受到不同服務行業特性的影響,如消費者服務,多采用特許經營的方式投資,難以標準化的廣告、工程等服務則一般是母公司有相當多的控制權。
二、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
國外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對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研究較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 在絕大多數研究中,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就是市場規模。UNCTAD(2004)在服務業跨國公司投資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及其增長速度與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存在正相關關系。
但是,UNCTC(1993)做了一個關于市場規模對美國、加拿大、日本以及歐洲等發達國家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和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等發展中國家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的研究。結果表明,市場規模并不是服務業內所有行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最主要決定因素;即使市場規模是服務業內某個行業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決定因素,它的重要性也要比對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要小。
(二)母國的經濟規模 一些研究表明,母國的經濟規模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因為它增加了東道國被告知的消費者數量,這些消費者了解這些服務,因此,更有可能購買這些服務產品,給服務提供者帶來規模效益。也就是說,生產者服務公司一般位于具有廣大消費者群體的地方(Raft和Ruhr,2001)。滯后一期的制造業FDI存量通常被用來代表母國的經濟規模,Kolstad和Villanger(2008)認為,生產業將分工價值鏈的各個環節串聯起來,制造業企業為了整合資源、發揮專長、提高效率,越來越多地出現“服務外包”行為,傳統上由企業內部在產前、產中或產后所進行的一些生產、經營甚至管理服務活動(如產品設計、技術研發、物流銷售、員工招聘、信息管理等等)均轉而由生產業完成,因此,制造業FDI與生產業FDI呈正相關關系。
(三)東道國政府的政策 與制造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類似,法律規制或者政府干預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主要壁壘。在后GATS時代,許多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開始容許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一些服務行業,但是,對進入金融、電信以及公共事業等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戰略地位的行業。外資的持股比例有嚴格的限制。服務業跨國公司在進行投資決策時要考慮東道國的政策取向和政策環境的穩定性。根據OECD(1982,1987)、Walter(1985)和UNCTC(1988)的研究,東道國政府的政策與規制是當地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Kolstad和Villanger(2008)的研究表明,制度質量和民主對于服務業中的FDI來說比一般的投資風險或政治穩定性更為重要。并且,不同的政治經濟變量對不同的國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制度質量對于高收入國家服務業FDI來說非常重要,而民主程度對于發展中國家服務業FDI來說比較重要。
至于東道國的開放度,UNCTC(1992)設計了一個開放系數來對政府控制與阻止(例如,控制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開業權和所有權)的程度進行主觀評價,并且用來估計對流人國內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結果發現,這一系數對流入國內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有顯著的影響。Chanda(1997)的研究表明,當一國的出口行業比進口競爭行業更加密集地使用生產者服務的時候,如果出口產業的規模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推進不斷擴大,那么就會產生對服務業特殊投入的持續需求。因此,在國內對這一投入供給有限的情況下,最終產品貿易規模的擴大將導致對中間服務投資的增多。因此,由一國政府政策所
決定的開放度是外商直接投資流向服務業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Kolstad和Villanger(2008)則認為,由于許多服務是不可貿易的,東道國的開放度對這些行業FDI的流入影響較小。
(四)競爭優勢 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被Dunning(1989)以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來表示。隨著世界各國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服務業領域的競爭亦日趨激烈,競爭優勢已經成為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決定變量。然而,服務業的競爭優勢很難度量且易于轉移,尤其是進入文化領域和慈善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更是如此。一個國家某一特定產業的競爭優勢通常表現為這個產業的高出口或者向外的直接投資。既然服務業的特點是位置的不固定性和可貿易程度的差異性,研究中通常用服務業的FDI來估計競爭優勢的影響。UNCTC(1993)綜合了顯性比較優勢(RCA)與產業內FDI,提出了國際競爭力指數(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 index,ICI),其計算方法如下:
ICIij=(Qij-Iij)/(Qij+Iij)
式中,Qij代表母公司位于國家j的跨國公司在國家j的產業i中擁有的子公司的數量;Iij代表母公司位于國家j以外的跨國公司在產業i中擁有的子公司的數量。
研究表明,母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對該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具有積極的影響。然而,當用ICI指數來衡量服務業中不同行業的國際競爭力時,可以發現,在與貿易相關的服務業和商業服務業中,競爭優勢不是一個主要的決定因素,而在金融服務業中,競爭優勢起到一定作用。
(五)服務產品的可貿易性 服務的特點決定了服務產品通常是無形的和無法儲存的,這也就意味著服務產品的國際交易只能通過流入一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或者當地公司在外國跨國公司的特許經營下進行生產來提供。然而,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服務產品的可貿易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Sauvant,1986、1990)。服務產品可貿易性的提高降低了以外商直接投資方式提供服務產品的機會。UNCTC(1993)通過以某一服務業中服務產品的出口值占總出口的比重來度量服務產品的可貿易性,發現服務產品的可貿易性對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有消極影響。
(六)全球寡占反應 當幾個規模較大的公司相互依賴時,壟斷效應就會發生。Knickerbocker(1973)研究發現,從事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在面對其國內、國際競爭者的時候,采用跟隨戰略來決定其在東道國投資的市場份額。Trepstra和Yu(1988)為了證實上面的結論,對美國的廣告業外商直接投資進行了考察,發現那樣一個跟隨競爭者的全球壟斷戰略確實存在于美國的廣告業中。
(七)文化差異 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國家的人們也具有不同的生活習慣和需求偏好。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要考慮各國的文化差異,其所生產的服務產品要適當融入當地的文化特色,盡可能多地與當地消費者進行互動和交流,以使企業生產的服務產品適應當地人們的特殊偏好。在這方面,一些研究發現,文化差異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決定變量,考慮文化差異因素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成功進行的重要保障。
(八)公司的規模 國際化擴張是公司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戰略。與小公司相比,大公司更傾向于跨國發展,與制造業中的情況一樣,公司的規模是服務業(如銀行業與廣告業)公司國際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Ball和Tschoegl(1982)利用20世紀70年代的數據,對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和日本東京的外國銀行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進入這兩個地區的外國銀行都是資金雄厚、具有強大經營能力的跨國銀行,這些跨國銀行在母國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就有了國際化的動機。
(九)其他決定因素 國外學者還考察了其他影響服務業FDI的因素,包括東道國人力資本、服務業勞動力成本、服務業發展水平、匯率變動等。
UNCTC(1993)的研究結果表明,幾乎所有服務行業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決定因素是相同的,而這些決定因素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異也不大。行業競爭結構、政府鼓勵開放的政策,被發現對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重要影響。Banga(2005、在對服務業FDI決定因素實證研究的綜述中指出,那些對制造業FDI有重要影響的因素對于服務業FDI同樣也是重要的。不過,這些決定因素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對于服務業FDI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東道國政府的政策、文化差異、服務產品的可貿易性:而對于制造業FDI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市場規模,貿易障礙和生產成本差異。然而,進入21世紀,許多條件已經改變。因此,需要對新的政治經濟形式下的決定因素作進一步分析。
三、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最早研究服務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影響的學者是Goldsmith(1969),他強調金融服務業在促進資本投入到一國最具生產力的行業,進而創造更多產出過程中的作用。他后來的多數研究得出類似的結論,即一國經濟增長狀況和本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與發展水平是正相關的。西方經濟學家大多傾向于對服務業放松管制,認為政府應當提供一個有效、綜合的政策保證,從而促進服務業發展。Dee和Hanslow(2000)把服務看作產品,并且把生產者服務看做中間產品,從而建立了一些理論模型。這些研究顯示,服務貿易自由化將提高全球的產出水平和福利水平。Nicoletti和Scarpetta(2003)通過模擬研究和跨國比較指出政府規制對于服務業的影響巨大。特別是對于ICT服務部門如批發、金融、保險和商業服務的規制可能損害新經濟的外部性,對生產力的增長造成負的外部性。Brant(2003)認為不合適的限制性規制損害了企業的動力,特別是限制服務部門的增長。而Taylor和Christopbcr(2000)卻認為,經濟全球化導致的開放程度的加大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正相關關系僅限于制造業部門,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服務業部門中這種關系并不明顯。由于發展中國家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資越來越集中在服務業領域,因此,發展中國家開放程度與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之間的相關性是下降的。此外,Winters(2002)研究了在WTO下自然人移動的服務提供方式對服務要素流動的影響。還有一些模型對WTO下商業存在的服務提供方式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涉及商業存在的自由化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主要方式。其他一些模型度量了服務貿易自由化對全球或者單個國家產出
增長的影響。這些模型中的絕大多數是基于傳統產品貿易自由化模型下的一般均衡分析。在這些模型中,貿易壁壘被視為與關稅和稅收是相同的。
對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研究(Dee和Hanslow,2000)表明,一些發展中國家從烏拉圭回合服務貿易自由化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就全球而言,超過一半的來自開放的收益也是由服務貿易自由化引起的。Mattoo,et al(2001)用CGE模型計算得出,發展中國家通過開放電信和金融服務業使其經濟增長了1.5%。Banga和Goldar(2004)對20世紀90年代印度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情況以及服務業開放對印度其他產業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發現,服務貿易自由化對服務業的發展有積極影響,并且促進了工業產出的增長和生產率的提高。然而,Verkios和zhang(2000)指出,馬來西亞電信服務業的開放和印度尼西亞金融服務業的開放都是不成功的。Brown,et al(2002)研究表明,全球在多哈回合中每年從服務貿易自由化中獲益4130億美元,但是,其中絕大部分收益為發達國家所取得。
就已有的理論描述和實證檢驗研究文獻來看,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服務貿易自由化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沒有一個定論。有許多研究的結果都是互相矛盾的,這給決策者制定政策帶來極大的不便。
四、結語
國外學者對于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與迅猛發展的世界服務業FDI的現實相比,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仍顯薄弱,還有許多方面有待進一步研究。
首先,一個基本的問題是對服務業范疇界定目前尚無統一標準,這給理論和實證研究帶來很大的難度,因此首先需要清楚界定服務業范疇。
其次,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理論分析主要是以傳統的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為分析框架的,這兩種理論都具有借鑒意義。但由于服務業區別于制造業的特性,有時是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和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因此,有必要結合服務業自身特點提出一套新的理論來分析指導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
再次,在實證研究方面,同樣由于服務業區別于制造業的特性,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與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是否相同有待進一步研究。特別是服務業涉及部門多,牽涉面廣,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關鍵詞]服務創新;標準化;定制化
[中圖分類號]F06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0)09―0044―04
隨著全球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國際標準化組織認為,服務業的標準化將成為未來服務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雖然世界各國的服務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不同,但是服務產品本身的基本特征是完全一致的。服務業各行業在特定發展階段的特征也具有顯著的相似性。同時,服務業各行業在不同發展階段和經濟環境中都面臨著不同的行業標準化和客戶定制化發展趨勢。中國服務業從1980年代以來取得了較快的發展,研究服務創新對于促進中國服務業快速發展,進而滿足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市場需求結構轉變的需要具有積極意義。
一、服務業標準化現狀分析
目前國際上主要存在兩種并行的標準化形式,包括ISO 9000系列國際標準的質量管理和ISO14000族國際標準的環境管理,其中ISO 9000標準以顧客需求為導向。國際標準化組織針對服務業產品和體系市場標準要求,制定了醫療、零售、金融、保健和一般服務業專門的標準或規范,將ISO 9000所代表的全面質量管理體系擴展到服務行業,以期滿足服務業標準化發展趨勢的需求。
服務標準化是通過對服務標準的制定和實施,以及對標準化原則和方法的運用,以達到服務質量目標化、服務方法規范化、服務過程程序化,從而獲得優質服務的過程。服務的標準化并不是簡單的追求“統一”和一致性,而是結合了顧客期望、企業服務能力以及一定的定量和定性調查因素。廣義的標準化具有抽象性、技術性、經濟性、連續性、約束性和政策性等基本特性。
根據服務生產的標準化程度,基于服務業創新定制化與標準化特征分析的服務企業生產方式可以分為“標準化”、“模塊化”和“定制化”生產方式。根據服務企業所提供服務產品的標準化程度差異,服務業可以分為完全標準化服務、全部收人來源于標準化服務、高度標準化服務、2/3收入來源于標準化服務、高度定制化服務、1/3收入來源于標準化服務、完全定制化等。
服務標準體系主要包括服務基礎標準、服務技術標準、服務提供范圍和服務規范等四個主要方面。服務產品的生產和傳遞過程中必然涉及到技術因素和勞動力密集程度因素,可以按照現代服務業、傳統服務業、標準化、定制化四個維度對服務進行類別劃分(見圖1)。
服務行業及其產品的特征與制造業不同,很難實行全行業綜合性的服務標準化,而是進行分行業的標準化。利用高新技術和現代傳媒提供標準信息化服務是發達國家標準服務體系的重要特征。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ISO)、英國標準協會(BSI)和德國標準化協會(DIN)等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已經實行國際服務標準化的行業主要包括運輸倉儲業、金融保險服務、郵政服務、以及部分工業、企業和消費者服務,正在進一步制定和完善標準化的行業包括信息服務業(電子商務、電子采購等)、專業科學技術服務業、批發零售業等。
國際上關于服務標準化制定的研究主要來自于ISO、BSI和DIN等。為了綜合全面地衡量服務業各行業標準化程度,本研究將標準化度數(sD)定義為ISO、BSI和DIN對各行業標準化項數的均方根平均值(方程1),統計和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行業規范是標準的基礎,企業可以依據行業規范對內部管理體系進行評價,這對服務業尤其重要。國際標準化組織近年一直致力于將服務行業越來越多的行業規范納入有關的服務標準中,如社會保障服務業、教育服務業和信息服務業等雖然沒有實行國際標準化,但各個國家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或行業標準都制定了比較完善的服務標準,如國際電信聯盟標準、美國職業健康與安全信息服務標準、美國信息技術標準委員會標準、中國教育行業標準等(見表2)。這些行業的行業規范大多數是關于質量體系的,其標準化度數取值為各行業標準化度數的均方根平均值(4.60)。住宿餐飲業和批發零售業雖然缺少較強的行業服務標準,但國家一般對其制定了相關的標準,其標準化度數介于1.10(SD最小值)和4.60之,間。其他行業標準化度數取值為1.10。標準化程度的中間值取值為最大值二分之一的近似值,約為4(8.79/2≈4)。根據美國聯邦統計局的服務業劃分標準,以下研究中采用信息服務業代替郵政服務業。
二、基于標準化的服務業“無形性一標準化”二維分布研究
根據灰色系統理論(Grey System Theory),一切灰色序列都能通過某種生成弱化其隨機性而呈現本來的規律,對兩個系統或兩個因素之間關聯性大小的量度,稱為關聯度,它描述系統發展過程中因素間相對變化的情況。根據表1,設8個行業標準化序列為(見表3):
分析結果表明,在關聯度為0.6的水平上。運輸服務業與信息服務業,以及運輸服務業與金融服務業的標準化有較強的關聯性。在關聯度為0.5的水平以上,企業服務業與信息服務業,以及金融保險業和信息服務業之間具有一定的標準化關聯性。其中,信息服務業(信息與軟件服務)、運輸服務業(物流服務)和金融服務業(資金流服務)是貫穿制造業生產全過程的行業。企業服務業主要包括管理服務業、軟件服務業和咨詢服務業。管理服務業和咨詢服務業,如法律咨詢、會計審計、工程設計等屬于傳統型知識密集服務。軟件服務業,如lT服務、電子商務等屬于技術型知識密集服務。
服務業標準化的關聯度與其行業間的生產合作具有一定的關系,在集群創新系統中,軟件服務業、管理服務業和咨詢服務業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具有知識載體、交換器、生產者以及創新橋梁等功能和作用。而在服務業內部,信息服務業則成為了部分行業的信息載體、交換器、生產者以及創新橋梁。但是,服務業參與的合作更多的是項目導向性質的,只有少部分服務行業內才存在著長期服務合作。同時,金融服務創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脫離技術供應商而發生。因此。服務業行業間的標準化關聯性基本都較弱,消費者服務業、工業服務業、娛樂旅游和其他服務業則不具有明顯的標準化關聯性。
在服務業各行業標準化灰色系統聚類研究基礎上,以肖斯塔克(shostack)提出的具體產品有形性譜圖為參考依據和基礎,按照美國聯邦統計局服務業行業劃分標準,對服務業各行業進行縱軸排序。同時,以服務業各行業現有的標準化程
度SD值為橫軸排序,繪制服務業“無形性一標準化”行業二維分布圖(見圖2)。其中,金融服務業、信息服務業、咨詢服務業和管理服務業標準化程度強依次降低,與基于中國GB/4754―2002和國際標準產業分類ISIC/Rev3的標準化程度相同。標準化程度較高的服務行業包括社會保障業、教育服務業、金融保險業、信息服務業和運輸倉儲業,其中,金融保險業、運輸服務業和信息服務業之間有一定的標準化關聯性。標準化程度較低的行業包括藝術娛樂業、咨詢服務業、管理服務業、軟件服務業、住宿餐飲業和批發零售業,其中,咨詢服務業和管理服務業等企業服務業與信息服務業的標準化有一定的弱關聯性。
服務業“無形性一標準化”行業二維分布圖表明了服務業各行業產品無形性和標準化程度的特征情況。實現了服務業具有顯著相似特征的行業層面聚類和分析,將服務業各行業劃分為四個象限。其中,無形性較強且標準化程度較低的服務行業有藝術娛樂業、咨詢服務業和管理服務業;無形性較強且標準化程度較強的服務行業包括社會保障業、教育服務業、金融保險業和信息服務業;無形性較弱且標準化程度也較弱的服務行業包括軟件服務業、住宿餐飲業和批發零售業;無形性較弱且標準化程度較強的服務行業包括運輸倉儲業。
三、基于標準化的服務創新
標準化是發展創新的基礎,是服務業R&D活動、生產、傳遞、消費四者之間的橋梁,有利于提高發展創新的效率。標準化為創新建立了良好的秩序,保障創新有序發展。基于新技術選擇的新的服務傳輸系統和客戶界面是標準化服務創新模式的主要創新維度。客戶是服務生產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的生產過程直接受到服務傳遞過程中客戶需求的全面影響,這也是服務生產相對完全開放,客戶參與服務創新的重要原因。標準化服務創新模式的突出特點是以R&D投入和人力資本作為主要創新投入要素,其創新產出在行業標準平臺和環境下能夠在行業內普遍應用,創新的規模效益較高,實現了創新投入要素的集約化優勢。標準化服務創新模式主要針對標準化程度較高的服務行業,如信息服務業、運輸倉儲服務業、金融服務業等。
基于標準化的服務創新成果能迅速有效的得到推廣和應用,實現創新效益,促進服務創新和服務經濟發展,保障各服務生產部門活動在一定標準上保持適度統一和協調。但是,由于缺少產品選擇性,很難最大程度滿足顧客的不同需求,而且不能夠普遍適用于標準化程度較低的行業或者服務部門,同時由于標準化創新模式需要創新和研發部門之間及其與員工和ICT部門的配合,往往周期較長,難度較大。因此,應根據行業市場需求適當發展定制化服務,進行定制化服務創新。
定制化服務也稱個性化服務,是按照顧客的需要提供特定的服務。定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傳統商業方法的回歸,消費者再次成為消費的主導者,更多的參與商品本身。其中,傳統服務業中的住宿餐飲業、軟件服務業、管理服務業、咨詢服務業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具有這一特征。在軟件服務業,這一特征更加顯著,軟件產品的很多新理念來源于軟件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互動,而且。軟件和半導體企業已經開始向用戶提供工具,從而為其創新提供幫助。
根據服務業各行業標準化現狀,其主導創新模式可以劃分為標準化服務創新模式與定制化服務創新模式。但是,目前咨詢服務業、管理服務業和軟件服務業等也呈現出服務供應標準化的趨勢,即使是那些個性化服務企業,也在將技術和標準化生產系統應用到日常辦公活動中,以提高服務效率。因此,標準化服務創新模式與定制化服務創新模式并不是基于行業劃分的絕對創新模式,而是基于行業標準化發展而動態適用于各行業的創新模式。隨著行業標準化與定制化發展,其適用的主導創新模式也將會在定制化與標準化之間發生轉變。
四、結論
關鍵詞:服務業;就業彈性;產值增長率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心開始向服務業轉移,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以及服務業就業比重日益擴大,全球產業結構呈現向服務經濟轉型的特點。建國以來,我國的服務業發展緩慢,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較低。改革開放后,我國的服務業得到快速發展,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均得到提高。截至2005年,服務業的產值比重達39.9%,比1978年增長15.7個百分點。2005年就業比重達到31.4%,比1978年增長19.2個百分點。而我國的發達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的服務業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的增長更為迅速,說明服務業已成為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我國發達城市服務業的就業現狀
2005年,上海服務業的產值比重達50.5%,比1978年增長31.9個百分點。2005年就業比重達55.6%。新增崗位產業分布呈現“三二一”格局,第三產業創造崗位的比重繼續提高,現代服務業創造崗位的能力上升,部分傳統服務業創造崗位的能力明顯下降,2005年,廣州服務業的產值比重達57.8%,就業比重達46.2%。第一產業實現增加值125.58億元,增長4.0%;第二產業增加值2081.21億元,增長14.1%;第三產業增加值2908.96億元,增長12.6%。第一、二、三次產業增加值的比例為2.46:40.68:56.86。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0.8%、46.6%和52.6%。可見,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的貢獻越來越大。2006年,深圳服務業的產值比重達47.4%,就業比重達42.3%。第一產業完成增加值6.97億元,下降30.50%。第二產業完成增加值3049.53億元,增長16.4%。第三產業完成增加值2757.06億元。增長17.0%。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0.4%、52.9%和47.5%。三次產業結構由2001年的0.9:54:45.1變為2006年的0.1:52.5:47.4。
二、北京市服務業就業現狀和發展趨勢
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北京市服務業發展速度加快,服務業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對經濟發展的引擎作用日益明顯。在吸納就業、帶動經濟增長及提高經濟效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一)服務業是推動勞動力就業結構轉變的主要動力。北京市服務業比重由1990年的40.6%提高到2005年的66.6%,增加26個百分點。而北京市就業崗位自1990年以來共增加250.9萬個,其中服務業增加了329.9萬個,第一產業減少28.5萬個,第二產業減少50.5萬個,服務業就業比重提高了26個百分點。可見,服務業成為推動北京市勞動力就業結構轉變的主要動力。
(二)服務業是北京市吸納勞動力的主渠道。北京市第一產業就業彈性波動較大,表現出忽高忽低的特點,尤其從2000年開始直到2004年,就業彈性為負,而且下降幅度很大,這說明到2004年北京市第一產業就業已基本達到飽和,不僅不能吸納勞動力,而且表現出向第二產業、服務業轉移勞動力的趨勢。2005年,第一產業的就業彈性小幅上升,這是由北京市汽車制造業等第一產業相關行業迅速發展帶來的。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從1996年到2005年較為平穩,但大多數年份數值為負,僅2001、2002年數值為正,而且2003年大幅度下降,說明第二產業吸納的勞動力不斷減少。服務業就業彈性的特點最為鮮明,1996年至2005年的就業彈性呈上升趨勢,大多數年份的數值較高,而且穩定性較強,表明發展服務業對就業增加不僅具有促進作用,并且明顯大于第一和第二產業,是北京市吸納就業的主要渠道。
(三)服務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對經濟的推動作用越來越大。從比較勞動生產率的變動趨勢看,北京市服務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而第一、二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1991年北京市服務業比較勞動生產率首次突破1,2001年服務業比較勞動生產率超過第二產業,這表明服務業對經濟的推動作用越來越大。
三、北京市服務業在解決就業上的潛力
服務業作為北京市的重要產業,隨著其占經濟總量比重的不斷上升,將為北京市就業提供很大的增長空間。但北京市服務業內部不同行業就業彈性差異明顯,從對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的貢獻看,現代服務業遠遠超過傳統服務業。轉(一)現代服務業的就業潛力巨大。第一,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產值增長率保持穩定快速增長趨勢,就業增長率也穩定增長并保持高水平。與其他行業相比,這些行業就業彈性具有平穩的增長態勢,彈性值也較高,對北京市服務業的發展和就業增長具有戰略意義。第二,金融業2004年產值增長率為5.4%,2005年為15.1%,就業增長率2004年為22.0%,2005年為7.7%。就業彈性2004年為4.07,2005年為0.5l,就業彈性保持較高水平。這表明金融業在對服務業增長貢獻較大的同時,就業潛力也較高。第三,房地產業產值增長率2004年為15,7%。2005年為2.0%。2004年就業增長率27.1%。2005年就業增長率為2.7%。就業彈性也保持很高的水平,2004年為1.72,2005年為1.35。這表明房地產業對服務業發展和就業的增長具有強勁推動作用。第四,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業產值增長率保持較高水平,由2004年的6.6%增至2005年的17.9%,就業增長率由2004年的-17.6%增至2005年的6.2%。就業彈性也呈現快速增長趨勢,由2004年的-2.67增至2005年的0.35,就業的絕對人數也較高。與信息傳輸和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相似,該行業對北京市服務業增長和吸納就業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第五,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與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產值增長率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就業彈性穩定。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行業就業絕對數量高于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行業,而且就業彈性值相對較高,具有一定的就業增長潛力。第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產值增長率由2004年的5.3%增至2005年的18.6%,就業彈性大幅度增加,2005年高達2.66,說明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增長潛力和就業潛力很大。第七,教育業產值增長率保持較高水平,就業彈性2004年為0.52,2005年下降為-0.04。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行業就業彈性不高,但保持穩定狀態,產值增長迅速,2004產值增長率達30.6%,2005年也保持很高水平,對經濟增長總量貢獻較大。無論從對經濟增長還是從對就業增長的貢獻看,現代服務業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的貢獻遠遠超過傳統服務業。現代服務業中的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等對北京市經濟增長和就業增加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二)郊區縣的服務業就業具有增長潛力。北京市服務業就業在空間分布上極不平衡,服務業就業人數過分集中于市區。2004年,全市88%的服務業就業崗位集中在市區,其中以海淀區、朝陽區、西城區、東城區最多,占北京市服務業總就業人數的70%,其余18%分布在豐臺、宣武、崇文和石景山區,而十大遠郊區縣的服務業從業人員只占12%。隨著遠郊區縣基礎設施的完善、人口規模的膨脹,服務業中商業、餐飲、居民服務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會緩解就業壓力。
(三)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行業就業潛力較大。就業容量相對較大的有以下幾個行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2005年就業人數42.3萬人,交通運輸和倉儲郵政業就業人數33萬人,批發零售業34.3萬人,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業26萬人,房地產業就業的絕對人數為19.6萬人,金融業的絕對人數也較高。
(四)奧運將帶動北京市服務業就業的增長。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關系密切的體育和會展等文化產業及相關營銷與商務服務業將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從2004年開始到2008年奧運會開幕期間,奧運將為北京市提供超過180萬個就業崗位。奧運會的舉辦將給北京市的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將使北京市經濟總量的增長速度平均每年多增加0.8個百分點。而奧運的帶動作用更多集中在服務業上。隨著奧運會的臨近,北京市的服務業比重將進一步提高。
四、我國發達城市服務業的發展對策
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經濟發達城市應把發展現代服務業作為促進就業的核心戰略。
(一)重視教育與人才,促進現代服務業就業。與農業和制造業相比,現代服務業是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高水平人力資本的投入是提高現代服務業生產率水平的基本途徑。我國豐富的人才資源將成為發達城市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最有利因素。
(二)通過發展現代生產業來促進就業。生產業是從制造業內部的生產服務部門獨立出來的新興產業。現代生產業是一種高成長、高輻射、高就業的產業。
關鍵詞:產業內貿易;產業間貿易;服務業;GL指數;MIIT指數;貿易競爭力;比較優勢;貿易格局
中圖分類號:F752.731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2)05—0071—08
一、引言
近年來, 中國和韓國的經貿關系日益密切,彼此成為非常重要的貿易伙伴,從而為兩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FTA)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在未來的中韓FTA 框架下,服務貿易將是一個非常重要而敏感的領域。為深入討論中韓兩國的進一步合作,我們有必要分析現階段兩國在服務貿易領域中所處的分工地位以及競爭態勢。具體地講,目前中韓雙邊服務貿易是基于要素稟賦差異的垂直互補,還是基于服務不同市場需求的水平分工?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對中韓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分析來予以回答。
產業內貿易是指一國或地區在一段時間內進出口同一產業產品的現象。目前有關產業內貿易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貨物貿易,尤其是制造業貿易,而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研究相對較少。總的來說,目前的有關理論研究主要是在貨物貿易的產業內貿易理論基礎上,根據服務產品的特征進行補充,如Markusen(1989)以生產為切入點分析了服務業產業內貿易,引入服務的異質性來分析生產的內部專業化。而有關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實證分析則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國外學者,如Francois(1993)、Lee等(2002)、Sichei(2007)等采用GL指數和MIIT指數等指標來測度一國或多國的服務業產業內貿易;國內學者,如李伍榮(2006)、蔡宏波(2007)、崔日明(2008)、陳雙喜等(2011)對中國或中國與他國的雙邊服務業產業內貿易進行了分析。另一方面,國內外學者們從國家特定因素和產業特定因素等角度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水平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如程大中(2008)分析了中美雙邊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Kierzkowski(1986)對運輸業、Donghui等(2003,2005)針對保險和金融服務行業從分行業的角度分析了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
王詔怡:中韓服務業產業內貿易實證研究國內針對中韓產業內貿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造業領域。趙放等(2010)研究指出,1991—2008年中韓工業制成品貿易具有明顯的產業內貿易特征,并以垂直型為主。李季(2010)對中韓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發展趨勢的分析表明,中韓機電產品貿易以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為主。藍慶新等(2011)計算和分析了2001—2009年中韓雙邊產業內貿易指數和貿易結構情況,指出中韓初級產品以產業間貿易為主,而工業制品產業內貿易指數波動上升。
總體而言,目前關于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研究很少,對中韓雙邊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實證研究更少。鑒于此,本文從中韓雙邊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入手,通過對2000—2010年中韓服務業產業內貿易GL指數和MIIT指數的計算和分析,來探討兩國服務業各部門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狀況。
二、中韓雙邊服務貿易現狀
目前關于服務貿易的統計方法主要有BOP和FATS兩種,但受到服務貿易概念、分類和統計方法的局限,這兩種方法目前都無法準確、完整地測算和統計服務貿易。相對而言,BOP方法較為成熟和規范。因此,本文采用擴展的國際收支服務分類(extended balance of payments services,EBOPS)下1位數的服務業分類標準,以11個大類的服務業貿易數據為基礎進行分析。
近年來,中韓兩國雙邊服務貿易獲得了較快的發展,進出口貿易額逐年上升(見表1和表3)。2000—2010年,中韓雙邊服務貿易額的平均增長率為16.69%,其中,中國從韓國的服務貿易進口增長很快,年均增長率達到18.81%,出口增長相對慢些,但年均增長率也達到14.55%。就貿易差額來看,在2000—2002年和2005—2006年,中國有少量順差;在其他5年中,則存在貿易逆差,尤其是2008年以來,逆差規模上升很快,2010年逆差達到26.86億美元。
中韓兩國雙邊服務貿易項下各大類產業的貿易規模差別較大(見表2),其中運輸服務、旅游服務和其他商業服務等部門所占比重較大,占據進出口額的90%以上。一方面,從中國對韓國出口的服務部門來看,最初旅游服務貿易所占份額較大,2002年達到51.45%。但近幾年以來,中國對韓國的旅游服務出口增長相對較慢,其主導地位下降,2008年比重降到最低,僅為19.69;而其他商業服務出口上升很快,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27.52%上升到2010年的50.85%,替代了旅游服務出口的主導地位;運輸服務出口所占比重也是逐年上升,2000年所占比重僅為15.95%,但2008年上升到31.70%,2009和2010年又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在中國從韓國進口的服務部門中,運輸服務貿易所占比重最大,占到一半以上,2003年以后上升到60%以上;旅游服務貿易進口的比重次之,但近幾年來有所下降,2008年僅為10.96%;其他商業服務貿易的進口所占份額比運輸和旅游服務要少,但上升較快,由2000年的3.75%上升到2010年的8.69%,增加了大約5個百分點。
中韓兩國服務貿易項下各部門的貿易增長速度也相差較大(見表3)。2000—2010年,運輸服務、旅游服務、其他商業服務和政府服務等部門獲得較快發展,貿易總量增長率都在10%以上。通訊服務貿易的增長較慢,但中國從韓國的進口增長也較快,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2.34%。從表3可看出,無論是服務貿易總體還是服務分部門,都是中國從韓國的進口比出口增長得更快,尤其是運輸服務和其他商業服務,進口年均增長率超過了20%,分別為20.01%和28.25%。可見中國對韓國服務貿易的劣勢日漸明顯,逆差的出現和擴大難以避免。
三、中韓服務業的產業內貿易
1.產業內貿易水平的測算
目前衡量產業內貿易的靜態水平較權威的指標是Grubel 和Lloyld(1975)提出的GL 產業內貿易指數,其具體計算公式為:
(1)
在式(1)中,GLi表示i部門的產業內貿易指數,Xi和Mi分別為i部門當年的出口額和進口額。GLi指數介于0和1之間,數值越大,說明該部門的產業內貿易水平越高;數值為0,則說明該部門貿易為產業間貿易。
GL指數可反映某一時期某類產品或某個產業整體的產業內貿易水平,但它僅體現了產業內貿易在某一時期的靜態特征,因此GL指數只能衡量產業內貿易水平的靜態水平,而對于服務業產業內貿易水平在不同時期的變化特征,還需進行動態分析。Brulhart( 1994)提出了衡量邊際產業內貿易水平的指標,即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MIIT),其計算公式為:
(2)
其中ΔXi 和ΔMi為i部門的出口額和進口額的一階差分。MIIT指數取值在0和1之間, 取值為0 表示i部門的邊際貿易完全為產業間貿易,取值為 1則表示邊際貿易完全是產業內貿易。
利用公式(1)和相關數據,我們可以計算出中韓兩國服務貿易各部門的GL指數,具體見表4。從表4中韓兩國服務貿易各部門的GL指數中可以看出,兩國在旅游服務貿易中呈現出較強的產業內貿易特點,2000—2010年的GL指數都超過了0.5,均值在0.6以上;其他商業服務貿易的GL指數較小,都低于0.5,均值僅為0.296 8,說明其貿易格局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運輸服務貿易的GL指數均值略高于0.5,為0.528 4,但其中有4個年份的GL指數低于0.5,說明其產業內貿易特征并不是很明顯;通訊服務的GL指數在2000—2002年和2008年較小,低于0.5,以產業間貿易為主,但2003年以后GL指數上升很快,超過了0.5,呈現出較強的產業內貿易特征;政府服務貿易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GL指數除了2009年以外,均小于0.5。
我們根據中韓兩國雙邊服務貿易數據計算出MIIT指數的平均值,見表5。從數值上看,除了運輸服務貿易以外,中韓兩國在旅游服務、通訊服務、其他商業服務和政府服務等部門的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MIIT)較小,均值都在0.5以下,這說明近年來中韓服務業邊際貿易有明顯的趨向于產業間貿易的變化趨勢,兩國服務貿易的互補性也漸趨上升。
2.中韓服務業各部門產業內貿易狀況分析
(1)運輸服務
中國運輸服務貿易部門多年來一直處于逆差狀態,且逆差規模逐年擴大。運輸服務貿易逆差的產生主要源自于中國貨物貿易的過快增長導致運輸服務的產能不足以及海運市場開放度高等因素(何偉 等,2008;程盈瑩 等,2011)。運輸服務貿易是韓國最具競爭力的服務行業事實上,在國際運輸服務貿易市場,只有荷蘭、丹麥和韓國等少數幾個國家具有貿易順差,多數國家的運輸服務貿易皆為逆差(趙書華, 2005;王濤 等2010)。,也是韓國的傳統主導產業之一。強大的造船業、合理的船隊結構、豐富的航運人才以及相對不大的貨物貿易規模使韓國具有很強的運輸服務競爭力,尤其是海運服務出口競爭力,2000—2010年均有貿易順差,且近幾年順差規模逐年有所增加 (見圖1中的a, b)。
在中韓雙邊運輸服務貿易中,中國始終處于逆差地位(見圖1中的c),且逆差規模逐年上升,這也直接導致兩國雙邊運輸服務貿易的GL指數出現較大起伏。GL指數從2000年的0.499 8上升到2007年的峰值0.620 9,但之后開始逐步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指數值均在0.5以下,這說明中韓雙邊運輸服務的產業內貿易特征并不太明顯,兩國在該服務領域具有一定的互補性(見圖1中的d)。
(2)旅游服務
從GL指數的變化來看,中韓旅游服務的產業內貿易從2000年的0.565 5上升到2010 年的0.934 8,是變化最為明顯和產業內貿易程度最高的服務部門。旅游服務業是中國服務產業中競爭力最強的行業之一,歷來是創造服務貿易順差的大戶,2009年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才開始出現逆差。而韓國的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一直較弱,2000—2010年始終處于逆差狀態。
2008年韓國的旅游服務出口出現了較大突破,這主要歸功于韓國政府對旅游業的大力支持。韓國政府為了促進本國旅游服務的發展,先后出臺和修訂相關法律、減免稅收等一系列促進措施,利用“韓流”等時尚元素,對旅游產業賦予文化內涵,并開始在國外大做宣傳。這些政策措施對中韓雙邊旅游服務貿易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從圖2可以看出,韓國旅游服務出口的大幅增長顯著縮小了其與中國的貿易差額,從而造成了GL指數的快速上升。
(3)其他商業服務
其他商業服務貿易也是中國競爭力較強的服務業之一,2000—2010年均有貿易順差。而韓國其他商業服務貿易正好相反,2000—2010年始終處于逆差狀態。從圖3可看出,中國對韓國其他商業服務的雙邊貿易年年順差,且順差規模逐年上升,2010年達到41.07億美元;從GL產業內貿易指數來看,大部分年份的GL指數小于0.5,其均值也僅為0.356 6,這說明中韓兩國在其他商業服務貿易領域是以產業內貿易為主要貿易格局,存在較大的貿易互補性。
此外,從表4可以看出,通訊服務的GL指數均值超過了0.5,多數年份呈現出較為明顯的產業內貿易特征;而在政府服務貿易方面,中韓產業內貿易水平較低,屬于垂直分工的貿易格局。
中國與韓國的服務業產業內貿易格局的形成和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兩國政府所實施的服務貿易政策、兩國人均收入水平的差異、服務產品差異性、規模經濟以及文化傳統等因素都會對不同服務產業的產業內貿易產生影響。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對2000—2010年中國與韓國雙邊服務業產業內貿易GL指數和MIIT指數的計算和分析,探討兩國服務業各部門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狀況,結果發現:中韓兩國在運輸服務、旅游服務和通訊服務等部門呈現出較高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在其他商業服務和政府服務等部門則以產業間貿易為主。從動態變化的角度來看,近年來兩國服務業的邊際貿易有明顯趨向于產業間貿易的變化趨勢,這反映出中國與韓國的服務業存在較強的互補性。
中韓兩國運輸服務和通訊服務的GL指數平均在0.5以上,呈現出一定的產業內貿易特點。這些行業基本屬于資本密集型行業,但其貿易格局并不符合傳統要素稟賦理論的預測。這一方面說明近年來隨著中國資本積累的加快,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與韓國的差距在縮小;另一方面也說明資本這種傳統生產要素對一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影響漸趨減少。
中韓旅游服務貿易的產業內貿易水平最高,這表明中韓兩國在該行業中為滿足消費者的差異性需求而相互提供有差異但又相似的產品,開展水平分工。這種水平分工格局是建立在需求多樣性和服務業投入要素相似性基礎上的。旅游服務業涉及餐飲、酒店、零售等服務,對服務提供者的素質要求并不太高,屬于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同時,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旅游服務行業的勞動者素質大幅提升,與韓國的差距不斷縮小。一方面,中國內地擁有豐富的文化歷史和自然景觀,吸引韓國的居民前往;而另一方面,韓國雖然天然資源不足,但韓國政府對旅游產業賦予文化內涵,利用本土和外來文化資源,并結合“韓流”等時尚元素大力發展旅游貿易,吸引中國游客前往。因此,中韓旅游貿易是一種滿足不同消費者需求的水平分工。此外,近年來中韓旅游服務GL指數變動較大,說明中韓間旅游服務貿易正在發生急劇變化。作為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產業內貿易指數的急劇變化說明勞動這種傳統生產要素與資本一樣,對比較優勢和貿易格局的影響正在逐漸減弱;而且這種急劇的變化也說明,政府積極的產業政策也是決定服務貿易競爭力和貿易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韓兩國在其他商業服務的GL指數較小,表現出顯著的產業間貿易特征,呈垂直分工模式。其他商業服務屬于典型的高度依賴高技術專業人才的知識和技術密集型服務業根據聯合國的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手冊,其他商業服務包括營銷(商貿)服務、其他與貿易有關的服務、營業租賃服務以及各種商業、專業和技術服務(如法律、會計、管理咨詢、公共關系服務、廣告市場調研和民意調查服務、研發服務、建筑工程和其他技術服務等)。,但其貿易格局似乎并不符合傳統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理論的預測,因為韓國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在此行業應該比中國更具比較優勢。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這可能與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及加工貿易的影響有關。外商投資企業是中國貨物進出口貿易的主體,而外商投資企業以加工貿易為主。加工貿易往往需要大量進口和出口,其中必然產生商貿及其他與貿易相關的服務進出口需求,而加工貿易的進出口營銷渠道自然是主要控制在外資企業手中,也就是說,中國與加工貿易有關的商貿以及其他與貿易相關的服務進出口主體是外資企業。而占據其他商業服務比重最大的是商貿以及其他與貿易相關的服務,因此,中國其他商業服務出口主要是由外商投資企業貢獻的。對于中韓雙邊服務貿易而言,由于韓國在中國也有很多外商投資企業從事加工貿易,需從韓國進口原材料和設備,在中國加工組裝后再大量銷往韓國以及其他地區,從而產生了對商貿以及相關服務的大量進出口,而加工組裝后的商品價值產生了增值,因此對商貿服務的出口更多一些。因此,中韓雙邊其他商業服務貿易呈現較大的貿易順差,而這種順差可能主要是由韓國在華的外商投資企業貢獻的。
參考文獻:
蔡宏波.2007.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研究:中國和東盟國家的比較[J].財貿經濟(7):95—99.
崔日明,陳付愉.2008.中日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研究[J].國際經貿探索(8):51—55.
程大中.2008.中美服務部門的產業內貿易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9):57—66.
程盈瑩,逯建.2011.中國運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測度與比較——基于EBOPS統計的分析[J].華東經濟管理(12):41—45.
陳雙喜,王磊,戴美虹.2011.我國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狀況的實證分析[J].沈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26—31.
何偉,何忠偉.2008. 我國運輸服務貿易逆差及其國際競爭力[J].國際貿易問題(11):74—79.
藍慶新,鄭學黨.2011.中韓產業內貿易的實證分析與促進策略[J].國際經貿探索(2):34—39.
李季. 2010.中韓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6):54—59.
李伍榮,余慧.2006.服務業產業內貿易與中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初探[J].現代財經(11):54—58.
趙放,李季. 2010.中韓雙邊產業內貿易實證分析[J].國際經貿探索(3):17—23.
DONGHUI L,FARIBORZ M,AH—BOON S. 2003. The Determinant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n Insurance Services[J]. 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72(2):269—287.
FARIBORZ M,DONGHUI L,AH—BOON S. 2005. Intra— industry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4(7):1090—1107.
FRANCOIS J F. 1993. Explaining The Pattern of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3(7):23—31.
LEE H,LLOYD P. 2002. Intra—Industry Trade in Services[M]. London Macmillan:Frontiers of Research in Intra—Industry Trade:159—179.
KIERZKOWSKI H. 1986. Intra—Industry Trade in Transportation Services[M]//Intra—Industry Trade:Theory, Evidence and Extensions. 92—100.
關鍵詞:服務業 就業彈性 城市功能區域
我國正處于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時期。十報告指出要著力構建現代產業發展體系,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北京作為以服務業立市的城市,不斷完善和發展服務業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北京市“十二五”規劃也強調要著力推進服務功能區建設,塑造世界一流的服務標準和環境。北京市服務業就業效應的研究不僅有助于確定北京市服務業發展的階段,分析服務業發展的歷史進程,更有助于發現服務業發展過程中的新趨勢,真正實現服務業的可持續發展。
一、北京市服務業就業效應整體分析
(一)北京市服務業發展歷程
1978年,北京市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5.2%,第二產業比重為71.1%,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的比重為23.7%;2010年,北京市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降低為0.9%,第二產業比重降低為24%,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的比重為23.7%,而第三產業的比重達到75.1%。北京市的產業結構已經演變為“三、二、一”格局,“服務經濟”已經成為產業結構的支柱,居于主導地位。(見圖1)
圖11978-2010年北京市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動①
北京市服務業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如表1所示。
第一階段,服務業發展的起步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低于1000美元,工業是北京經濟的支柱,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40%。
第二階段,服務業與工業并行發展的階段。人均收入水平處于1000至2000美元之間,在這個階段的初期,服務業與工業的地位處于并行發展,而后期,服務業的發展已經開始后來者居上。
第三階段,服務業加速發展階段。人均收入水平處于2000至5500美元,工業比重開始下降,服務業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得到快速、大幅提高,由60%上升到70%,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格局。
第四階段,服務業持續發展階段。2010年,北京市人均收入水平突破11000美元,而服務業的比重也穩定在75%。
(二)北京市服務業就業比重分析
產業結構的變動帶動著就業結構的變動,隨著北京市服務業在產業結構中主導地位的確立,服務業也逐漸成為吸納勞動力最多的產業。如圖2所示,北京市服務業從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員的比重從1978年的31.6%,上升至2010年的74.4%。服務業內部的行業繁多,差異顯著,既有勞動密集型的傳統服務行業,又有知識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現代服務行業,可以吸納不同層次、不同水平的勞動力。
動態考察北京市就業結構的變化,可以引入結構變化K值進行比較分析。結構變化K值的計算:
其中,為結構變化值,為產業在報告期的就業比重,為產業在基期的就業比重。值的大小反映了就業結構變化的快慢程度。
圖21978-2010年北京市三次產業就業結構的變動②
計算可得表2,根據K值平均值可以發現,服務業與工業并行發展階段與服務業加速發展階段的K平均值較高,也就是說北京市服務業的就業比重在這兩個階段得到相對較大的提高;而根據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平均年增加數A來看,服務業加速發展階段與服務業持續發展階段較為突出。這說明即使在服務業持續發展階段,服務業對于就業的吸納力還非常大。一方面是對原有勞動力的產業轉移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對總勞動人口的擴大作用,比如女性勞動力就業的增長。
二、北京市服務業就業彈性分析
就業彈性可以反映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是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每變化一個百分點,所對應的就業數量變化的百分比。計算公式:
其中表示就業彈性,表示服務業的產值,表示服務業的從業人員數量。這里的就業彈性就可以反映服務業產值增加對就業的帶動能力。就業彈性高說明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效應大,就業彈性小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效應低,就業彈性為負則比較復雜,有可能是經濟正增長但就業反而減少,也有可能是經濟負增長但就業增加③。
圖3表示計算后的1979-2010年北京市二產與三產的就業彈性。總體來看,二產的就業彈性明顯要低于三產的就業彈性,在32年的二產就業彈性中,其中有16年為負,其中只有1981年是經濟負增長但就業增加的情況,而其余“負就業彈性”的年份都是經濟正增長但就業減少的情況,集中在1993-2000年,說明二產的發展非但沒有帶來就業的增長而出現了“就業擠出”效應,這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由于工業技術的提高和信息化,使得第二產業所需要的勞動力下降,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又促使了服務業需求的增長,導致服務業所需的勞動力大大增加,勞動力從第二產業轉移到第三產業。比如,從2003至2010年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均明顯低于第三產業,兩者形成較大的反差。另一方面,農村流動勞動力的“蓄水池”的角色依然存在。從1993至1999年,二產的就業彈性均為負數,二產的增加值增加了,但是從業人員卻減少了,而三產的就業彈性卻也不高,也就是三產從業人員的數量增加在這一時期并不明顯。
圖31979-2010年北京市二產與三產就業彈性比較
v
從1990年至2010年北京市三產就業彈性及其三年的平均曲線,可以看出服務業就業彈性的波動比較大。在服務業發展的第二個階段(1991-1997年),三產的就業彈性在-0.006與0.373之間,略有波動,但大致上是下降的趨勢;服務業發展的第三個階段(1998-2005年),三產就業彈性持續提高的趨勢比較明顯,印證了服務業加速發展的步伐;第四個階段(2006-2010年),就業彈性在0.13至0.552之間,平均水平并不低,但呈現略微下降的趨勢。
服務業就業彈性變化的原因在于服務業內部結構的變化。傳統服務業與現代服務業的地位正在發生演變。傳統服務業包括勞動力密集型的行業,如餐飲、住宿等行業,吸納的勞動力較多;而現代服務業多為知識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行業,如金融保險等行業,相對前者而言帶動就業的吸納力會弱一些。
三、北京市服務業區域分布研究
(一)四大城市功能區域的服務業比較分析
北京市共有17個區縣,按照城市功能差別劃分為四個功能區,首都功能核心區包括東城區和西城區;城市功能拓展區包括朝陽區、豐臺區、石景山區和海淀區;城市發展新區包括房山區、通州區、順義區、昌平區和大興區;生態涵養發展區包括門頭溝區、懷柔區、平谷區、密云區和延慶區。四個城市功能區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產業結構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服務業的發展階段也有很大的不同。
從總體上來看,首都功能核心區與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服務業產值比重較高,平均值分別達到91.57%與84.12%;而城市發展新區與生態涵養發展區的服務業產值比重則較低,只有47.17%與43.30%。說明首都功能核心區與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服務業發展階段已經接近國際大都市的水平,而城市發展新區與生態涵養發展區的服務業還遠遠落后,處于工業與服務業共同發展的階段。
從四大功能區域服務業增加值占整個北京市GDP的比重來看,平均比重由高到低的順序,依次是城市功能拓展區、首都功能核心區、城市發展新區以及生態涵養發展區,分別為39.53%、21.56%、9.57%以及1.74%。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服務業增加值占北京市地區生產總值將近四成,比重較高。
從區域本身的產業結構來看,首都功能核心區要比城市功能拓展區處于更發達的水平,而從服務業增加值的規模上來看,則前者服務業增加值大概是后者的一半。也就是說首都功能核心區有產業結構上的優勢,而城市功能拓展區有總量上的優勢。生態涵養區是北京市的生態屏障和水源保護地,該功能區的生態功能決定了其服務業無論從結構角度,還是功能角度都是最低的。
(二)四大城市功能區域的服務業從業人員分布
由于數據獲取的有限性,從限額以上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分布來研究城市功能區域的不同。“限額以上”是一個統計名詞,指把一定營業收入作為一個限定條件,把符合或超過這一限定條件的企業納入統計范圍,如年主營業務收入為2000萬及以上的批發業單位,年主營業務收入為500萬及以上的零售業單位,年主營業務收入為200萬及以上的住宿餐飲業單位等。
2009-2011年限額以上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全市的比重的平均水平從高到低依次為城市功能拓展區、首都功能核心區、城市發展新區和生態涵養發展區,分別為58.58%、25.74%、12.35%以及3.33%。也就是說從限額以上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數量上來看,城市功能拓展區對服務業就業的吸納力是最大的。這與四個區域服務業增加值的排序相吻合,存在一定的結構偏離度。(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
基金項目: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研究生科技創新資助項目。
注解
①數據來源:2000-2011年北京市統計年鑒
②數據來源:2000-2011年北京市統計年鑒
③張車偉,蔡昉.《就業彈性的變化趨勢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02年
參考文獻
[1]赫伯特·C格魯伯.服務業的增長:原因與影響[M].上海三聯書店,1993.220.
[2]孔令鋒.上海市生產業就業吸納能力實證研究[J].人口與經濟,2011.2.
【關鍵詞】 產業升級 科技服務業 政策建議
一、引言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屢次抓住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戰略機遇,逐步實現了從出口加工大省向制造業大省的轉變,工業結構以輕工業為主向重工業為主的轉變。但由于勞動力成本和土地租金成本的上升以及環境的不斷惡化,經濟成本由低向高的趨勢不可避免,廣東傳統出口導向型企業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在此背景下,維持原有的低附加值、高污染的產業結構已不適應廣東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產業轉型升級勢在必行。
科技服務業是運用現代知識、現代技術手段和分析方法,為科技創新主體提供社會化、專業化服務以支撐和促進創新活動,是為人才、成果、資金、市場等創新資源合理配置提供專業科技服務,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智力服務的新興產業。因此,發展科技服務業是推動廣東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
二、廣東產業發展面臨的問題
經過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廣東經濟取得了迅猛的發展。但是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際競爭的日益加劇、國際原材料價格波動加劇以及土地緊張、地租勞動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的增加,以及廣東產業內部結構的不合理凸顯的眾多弊端,成為阻礙廣東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因素,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第二產業結構性矛盾突出
從總體上看,廣東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維持在50%上下,發展逐漸趨于平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趨于穩定。從人均GDP、三次產業結構等指標看,廣東珠三角地區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然而,珠三角大量外源型企業與民營企業仍然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整個工業體系基本上還處于產業鏈低端,而珠三角以外地區的工業化進程仍較為落后。具體而言,廣東第二產業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一方面,盡管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持續上升,但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廣東企業的集中程度仍然偏低,規模經濟仍有較大的不足。在競爭性部門出現大規模、不合理的重復建設,大量企業處于低水平競爭和過度競爭狀態。各區域職能分工不明確,重復建設造成區域產業結構趨同,由此引發激烈的競爭,導致地區間結構互補的優勢得不到發揮。另一方面,伴隨著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民營資本主要投向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較低的加工工業和制造業等領域,從而加劇第二產業內部結構的不均衡。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了從消費品工業到原材料生產工業的普遍產能過剩,生產資源不能得到高效利用,而且廣東各類企業生產技術水平低下,資源能源浪費現象嚴重。同時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也日益突出,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突出,廣東產業轉型升級迫在眉睫。
2、第三產業內部結構層次偏低
廣東第三產業內部結構層次偏低,傳統服務業占主導地位,新興產業尚不能帶動服務經濟的發展。目前,廣東傳統服務業總量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從1978年的23.6%,上升到2011年的45.3%,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多不足。第一,服務業整體發展水平仍然偏低。雖然廣東近年來服務業取得較快的發展,但其中低端服務占較大比重,對于高端服務業尤其是現代金融服務業、文化產業、科技服務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產品和服務單一化、同質化、低端化,缺乏產業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第二,第三產業滯后于國民經濟的發展要求。廣東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為45%左右,與同期世界發達國家第三產業比重達到70%以上差距很大。廣東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也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同時第三產業吸收勞動力能力仍較低,就業比重僅為33.7%,相比世界平均水平的50%仍有較大的差距。
3、產業結構水平低,缺乏核心技術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雖然承接了大量的產業轉移,然而僅僅是承接了整個產業鏈中的制造部分,產品設計研發和終端銷售等高端環節并未同制造部分一塊轉移。由于廣東僅僅掌握了產品的生產環節,缺乏產品的研發設計和銷售等環節,核心技術受制于人,關鍵技術自給率低,不少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產品還主要依靠進口。所以廣東產業體系總體上還處于全球價值鏈的底端。在廣東各類企業中,擁有自主核心技術的不足10%,絕大部分企業依靠引進技術或者缺乏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特別是近幾年快速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大部分企業自主研發能力較弱,基本上沒有掌握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產品仍以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為主,處于價值鏈的底端,產品附加值較低。
三、發展科技服務業是產業升級的關鍵路徑
隨著廣東經濟改革向縱深發展,經濟不斷向前推進,高成本、低產出的經濟增長已不適合現階段經濟的發展。在這種產業大背景下,廣東工業的發展已經跨入了“高成本時代”,迫切需要通過產業升級來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模式,以技術、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來代替傳統的勞動力、自然資源依賴型的發展道路,不斷推進產業結構優化,促進產業轉型和升級,提升廣東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在國際競爭中占據制高點,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
1、創新能力薄弱是制約產業升級的主要問題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基礎是技術結構升級,而技術結構升級的重要途徑在于技術創新。在科技進步提高效率的優化經濟結構的基礎上,逐步扭轉粗放型增長的局面,引導推動增長方式向節約型方式轉變。所以,技術創新能力的強弱,直接影響廣東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
從廣東產業結構所顯現的各種問題來看,歸結起來其的核心問題就是技術創新能力薄弱。雖然近幾年廣東對科研經費的投入連年大幅度增加,但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仍然是制約廣東產業發展的重要短板。長期以來,廣東偏重于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引進,而對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不足,關鍵的核心技術仍然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致使整體的科技水平層次偏低,國際競爭力較弱。然而現代產業體系是以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基礎,對科技創新有著很強的依賴性,廣東由于創新能力薄弱,難以支撐現代產業的發展,從而制約了產業升級的進程。
2、發展科技服務業作為產業升級的關鍵路徑
產業升級的重要途徑在于推動技術與區域創新,而科技服務業是技術與區域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科技服務業具有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知識技術傳播和知識技術應用等功能。而這些功能的發揮是通過促進新技術開發、促進知識流動、改變創新方式和增強創新組合等途徑對區域創新系統的創新績效產生影響。同時,科技服務業積聚了大批技術創新人才和新技術運用人才以及高素質產業工人,有利于推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地迅猛發展和縮短科技成果產業化的周期,并促使提供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服務產品的新興產業不斷涌現,從而加速推進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
企業創新活動是區域創新體系的主體,但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有賴于強大的科技服務平臺。沒有任何一個企業能夠控制技術創新活動所需的全部要素資源,必須依靠相應的科技服務機構提供支持,以便獲取所需的要素。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例:高新技術產業是科技服務業產出的主要消費者,科技服務業也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助力。科技服務是高新技術產業的“中間投入品”和附加值來源,高新技術產業依賴良好的服務來完成成果轉換、專利申請、研發設計、市場開拓、物流、會展、融資、培訓、上市等多項經營活動,借助服務,廣東高新技術產業不再是簡單地加工制造產品,有望成為集研發、設計、制造、售后、金融、咨詢等業務于一身的高新技術企業,從而走向產業鏈的上游,占據價值鏈的高端。可見,科技服務業通過現代科技知識,技術手段以及研究方法,在企業的研發服務、技術成果應用、技術擴散和創新投資等方面具有引領性作用。同時也在促進科技與經濟有效結合,加速推進科技成果轉移和商品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等方面日益彰顯出其優勢。
發展科技服務業是廣東省現代服務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加強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關鍵路徑,是廣東產業升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廣東正處于建設現代產業體系的關鍵時期,也是發展科技服務業的關鍵時期,抓住了科技服務業發展的機遇就是抓住了未來科技發展戰略的關鍵。科技服務業應當與高新技術產業一起被提高到產業發展的戰略高度。
四、廣東科技服務業的發展
廣東科技服務業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省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扶持企業技術創新和科技服務機構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為科技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持。為更好的促進和加快科技服務業發展,廣東在2010年制定了促進科技服務業發展的專項計劃,重點支持科技服務業發展政策法規環境建設和科技服務機構能力建設。近年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廣東科技服務業取得了快速的發展。
1、廣東省科技服務業發展狀況
(1)科技服務業發展快,產業規模不斷擴大。近年來,廣東科技服務業規模不斷擴大,呈現快速增長趨勢。截止至2010年底,廣東傳統科技服務業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法人單位超過2萬個,研發人員增加到32萬人;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達到1045.4億元,占全省GDP的1.96%。技術合同項目數為19721項,技術合同成交額達286.62億元。全省科技服務業主營業務收入超過3700億元,增加值超過1700億元,約占全省現代服務業增加值的14%,占全省生產總值的3.8%,成為廣東經濟發展一個新的增長點。
(2)科技服務業機構日趨完善、機構種類呈現多樣化態勢。近幾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廣東科技服務業不斷發展完善,其機構種類和功能呈現多樣化趨勢。目前廣東各種類型的科技服務機構的分類情況如下:一是科技研究與技術開發機構類,這類機構包括有各類科研院所、民辦科研機構、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企業技術中心、大學在粵研發機構等,約占全部科技服務機構的45.2%;二是科技交流與技術推廣服務機構類,這類機構包括有科技園區及基地、生產力促進機構及科技推廣機構等,約占全部科技服務機構的21.7%;這兩類機構已經占有超過65%之多。隨著科技服務業機構種類和功能的發展完善,其發揮了橋梁與紐帶的作用,為提升廣東企業創新能力、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做出了重要貢獻。
2、廣東省科技服務業存在的問題
從總體上看,目前廣東科技服務業發展呈現出總量不斷擴大,提供就業崗位不斷增多,增長速度高于全省GDP的平均增長速度的態勢。但與西方發達國家地區及國內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相比,廣東科技服務業在各方面仍存在巨大的差距,發展相對落后。
(1)發展時間較短,市場機制不健全。科技服務業在西方發達國家已有上百年的歷史,發展歷史悠久,市場機制等各方面健全和完善。廣東科技服務業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發展歷史較短,科技服務業層次較低,從事于科技服務業主要還是以政府為主體的科研機構和企業,擁有相應行政資源和優勢的企業易形成壟斷,過度的行政化也使科技服務部門因效率等問題與市場化運作背道而馳,阻礙行業的發展。與此同時缺乏統一的科技服務人員職業資格認證標準,致使科技服務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既沒有進入的執業資格考核制度,也沒有不合格主體的退出機制。這些已成為制約廣東科技服務業快速發展的瓶頸。
(2)人才隊伍建設滯后。雖然廣東近年來對科研經費的投入連年大幅度增加,從事科研工作人數逐年攀升,取得了較好的發展。但廣東科技服務機構規模和專業化程度較低,造成了對高素質人才缺乏吸引力。同時現行的教育體制對高科技、創新型人才培養不夠,人才儲備機制儲備不健全,加之國際跨國公司的人才搶奪等因素,使得廣東目前面臨著人才嚴重匱乏的嚴峻局面,進一步阻礙了廣東科技服務業的提升和發展。
(3)制造業層次低,科技服務滲透力不強。廣東省制造業主要是低層次的勞動密集型為主。在發展過程中,廣東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同時,廣東制造業企業自身轉型意識較差,這些都從客觀上制約了制造業企業對科技服務外包的需求。因此,廣東制造業來自科技服務業的投入較少,科技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滲透力較弱。
五、結語與政策建議
科技服務業利用現代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手段及分析方法,為促進科技進步和提升科技管理水平提供各種服務。著力加快發展科技服務業,促進科技服務業與其它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融合互動發展,可以推動廣東的產業結構朝著更高層次轉型,為我省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強大的科技服務支撐。針對廣東科技服務業的發展情況,結合廣東產業特色以及發達國家和我國發達省市的成功經驗,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完善科技服務業的政策體系
科技服務業政策體系分為規范科技服務業發展的相關法律制度建設和扶持科技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支持體系,政策體系作用目標分為科技服務機構本身和科技服務機構服務的對象。針對科技服務業機構發展參差不齊,企業競爭力低,廣東省政府應該在國家政策的基礎上結合廣東實際,制定一系列完備的關于發展科技服務業的政策服務體系,實施具有科學性、前瞻性的發展規劃,采取政策規范、標準制定、項目扶持等方式,對科技服務業進行宏觀調控和有力引導。對于科技服務市場亂象叢生,行業標準混亂,政府應及時建立完善科技服務業政策法規體系。明確各類科技服務機構的法律地位、權利義務、組織制度和發展模式,理順政府與科技中介機構的相互關系,形成法律定位清晰、政策扶持到位、監督管理完善、市場競爭平等良好的法律法規及政策環境。
2、注重培養專業的人才,建立系統的完備的人才培養和儲備機制
科技服務業作為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眾多的管理型和技術型人才。廣東有關部門應采取積極的政策措施,加快科技服務業人才隊伍建設,積極探索人才激勵、考核、選拔機制;推進教育創新,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培養人才。制定科技服務人員待遇方面的傾斜政策,增強行業的吸引力,吸引高端人才鼓勵高層次的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從事科技服務工作,鼓勵與國外知名科技服務機構開展人才交流與合作;加強人才開發利用的制度創新,提供持續的人力激勵制度保障,利用研究院、行業協會、大學等機構的力量,開設各類專業培訓,探索在高等院校開設科技服務專業課程,培養專業型人才。
3、科技服務業集聚發展,整合產業鏈條,發揮產業聚集效應
集聚是產業價值鏈集合的有效空間載體和生產組織方式,具有資源共享機制和企業互動機制。產業集聚可以成為科技服務業發展的有效組織方式,有利于提升其產業整體競爭力。廣東在發展科技服務業時可以選擇專門專業服務業、科技中介服務業和研發服務業作為重點發展對象。按照中央商務區的規劃,建設專業服務業功能區、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功能區、信息交流中心區等科技服務業園區,各種功能區按照產業關聯關系進行合理布局,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提供一站式服務的科技服務業大區。通過科技服務企業在集聚園區形成的產業生態環境內,緊密的產業關聯、共享的資源要素、豐富的社會資本、有效的競爭機制,會形成強烈的外部集聚優勢,能實現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創新網絡,促進科技服務企業的發展和實現產業共同進化機制。同時,通過產業的集聚,可以對人才和勞動力的合理流動進行有效的管理,為區內科技服務機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 李r: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路徑選擇:廣東現代產業體系及其支撐要素互動[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2] 李中民:廣東科技服務業的發展現狀及對策[J].探求,2010(2).
[3] 梁琦:產業集聚論[M].商務印書館,2004.
[4] 林先揚:廣東產業結構調整歷程與對策探討[J].廣東經濟,2010(5).
[5] 劉勇:廣東產業升級的經驗與啟示[J].經濟管理,2007(7).
[6] 龍云鳳、李棟亮:國外科技服務業政府管理模式及對廣東的啟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1(19).
[7] 梅強、趙曉偉:江蘇省科技服務業集聚發展問題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9(22).
[8] 孟慶敏、梅強:科技服務業與制造企業互動創新機理研究――基于知識轉移與創新視角[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1(20).
[9] 孫久文等:中國沿海地區經濟轉型重大問題研究[M].經濟管理出版社,2011.
[10] 覃劍、張文霞:珠三角地區產業結構變遷與優化研究[M].產經評論,2010(6).
[11] 衛興華、侯為民: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與轉換途徑[J].經濟研究,2007(7).
關鍵詞:現代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文化產業;信息產業
中圖分類號:F7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2-0-01
現代服務業指伴隨著信息技術和知識經濟的發展產生,用現代化的新技術、新業態和新服務方式改造傳統服務業,創造需求,引導消費,向社會提供高附加值、高層次、知識型的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的服務業。它是伴隨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發展而出現的新型業態,是推動和促進工業、農業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自從“十二五”規劃以來,西安的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快速增長,在經濟中的作用不斷加強,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要使西安經濟快速有效增長,近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就必須要大力發展西安現代服務業。
本課題組采用層次分析法,對現代服務業的中的不同產業的競爭力進行分析,確定了不同的行業的不同類別。其中綜合優勢明顯、競爭力較強的行業包括: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有結構優勢但缺乏競爭力的行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新興但發展緩慢的行業:會展業,現代金融業。不同的類別的行業在產業結構中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需要不同的策略發展。課題組把優勢明顯、競爭力較強的行業,具體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文化產業、信息產業稱為典型現代服務業行業。本文通過分析西安典型現代服務業行業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并提出發展策略,以期使西安現代服務行業持續增長,促進西安經濟的進一步快速有效增長,實現西安產業結構升級。
一、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
(1)發展特點
西安物流已經形成了交通、運輸、郵政服務的立體物流網,經過幾年發展,物流企業規模日益壯大,營運能力不斷增強。西安已初步形成了以行業發展為特色,具有物流產業區域聚集特點的現代物流發展格局,國際港務區的物流功能框架已經顯現,西安市物流業的綜合能力得到提升。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是西安市現代服務業中增長較快的行業,其增長速度高于陜西省平均水平。特別是隨著科技的投入,傳統運輸、倉儲、商貿流通企業向現代物流業轉變和工業制造業等產業部門主輔業分離以及第三方物流服務企業的涌現,全市現代物流框架正在形成;專業化物流業得到發展,物流產業形成區域特色;交通、運輸、郵政服務業成為物流產業的重要組成;物流企業集聚“內陸港”,港務區物流體系發展格局已經顯現。
(2)存在問題
西安市物流業迅速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有:物流企業規模偏小,實力不足,總體經營能力較弱;多數物流企業只能簡單的提供運輸和倉儲服務,企業增值能力較弱;信息應用技術水平低,經營方式落后,現代物流行業的發展相對滯后;物流成本過高,制約了物流業的發展。
(3)發展策略
首先,加快公路等運輸基礎設施建設速度,提高陸運和空運之間協調與配合,增強其服務社會的功能,逐步構建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其次,進一步完善西安運輸信息系統,建立公共信息平臺和電子商務交易平臺,使現代信息技術更快的在物流企業中應用。最后,通過物流企業兼并聯合、改制重組、整合改造等方式,使西安物流企業層次不斷提升,重點培育和發展一批專業化的現代化物流公司和配送公司。
二、文化產業
(1)發展特點
西安文化產業規模不斷擴大。2010年,實現文化產業增加值184.03億元(快報數),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7%,2011年全市文化產業增加值達到250.7億元,占GDP比重6.49%,較上年增長31.4%,占陜西省文化產業增加值的比重為67.3%,文化產業增速連續三年平均達到25%以上。另外,作為全國教育大省,教育在陜西特別是西安經濟發展中有著重要作用,西安市現代服務業中增幅最大競爭能力最強的行業,其競爭力相對于陜西省平均水平而言優勢較為明顯。以盛唐文化為品牌的曲江新區、以文化創意產業為品牌的高新區、以印刷包裝為品牌的經開區、以生態旅游為品牌的灞生態區和城墻景區、臨潼文化旅游區、秦嶺北麓沿山文化旅游帶等七大文化產業板塊各具特色、相得益彰。
(2)存在問題
西安文化產業知名品牌較少,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不足,不具有市場競爭優勢。西安傳統文化例如書法、戲劇、影視、出版、民間文化等有很好的基礎,但西安對文化資源整合力度不夠,文化企業尚未建立相關文化產業集團,不能更好地發揮集團作用。文化產業引進民間資金和國外資金的能力足,投資方式和投資主體單一。文化產品對外宣傳不足,營銷手段不靈活,仍未形成能夠吸引人的眼球的鮮明特色,經濟效益難以顯現。人才機制不健全,產業缺乏與眾多專業人才之間交流的平臺,導致專業人才資源浪費、閑置、外流,阻礙了西安文化產業的發展。
(3)發展策略
西安首先應該充分發揮科技教育優勢,培養一批頂尖科技人才,成為各行各業的決策力量,打造一批知名教育品牌,形成西安教育品牌優勢,促進社會的發展;第二,創新發展多種教育模式,提升普通從業者的自身素質及執業素質,第四,充分發揮大學城集群優勢,加大科研與生產資源的整合力度,實現科技向生產的有效轉換,惠及廣大人民,創造社會財富,促進社會及行業的進步。西安需要擴大知名度,可以通過與其他城市或地區聯合的方式,也可以借助交易會、展銷會。重點培養幾個代表性企業,使之成為西安文化市場的主力軍和文化產業的重要投資者。建立健全文化市場門類,使文化產品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更加合理。不斷完善文化市場管理法規及制度,為文化產業提供完善法律氛圍。合理發展和有效整合現代文化資源,形成歷史文化資源和現代文化資源齊頭并進的發展局面。
三、信息產業
(1)發展特點
在“十二五”期間,西安信息產業發展迅速。目前,西安高新區已經擁有國家授予的信息產業領域基地和示范園區12個,軍民融合通信創新型產業集群列入首批國家級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同時西安是我國重要的通訊、集成電路、電子元器件的教育科研和生產基地,也是全國通訊產業六大基地城市和四大數據中心之一,是西部最重要的通訊交換中心和電子通訊產品的市場集散地。西安軟件產業快速發展,電信服務業平穩增長,廣播電視業蓬勃發展,電子商務逐步興起,數字內容創意產業快速崛起。
(2)存在問題
西安軟件業面臨的競爭更加激烈,人才結構性短缺的矛盾突出,加上國內發達城市對西安市現有的創作、設計等專業人才的吸引,也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短缺。通信、計算機類產品生產和投資能力下降,電子信息產品由于市場競爭加劇,信息產品增產不增收同步發生。企業招商引資難度加大,部分企業產品老化,技術含量低、難以吸引外面資金投入,另一方面資產負債率高,財務狀況較差,融資難度大。
(3)發展策略
信息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競爭優勢直接關系到現代服務業的整體發展速度,因此,應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加速其發展。一要加快國家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建設,興建大規模的軟件產業集聚區,積極培育和扶持一批軟件龍頭企業,重點培樣和發展一批能夠承接跨國公司服務外包業務的大型國際軟件外包骨干企業,加快建設服務外包專業園區和支撐平臺,重點發展高端服務外包,打造國家級研發服務外包示范基地。二要大力建設“數字西安”,鼓勵數字內容服務商在數字傳媒、文化娛樂、電子商務等領域開發,發展新型信息傳輸服務業,加強城市信息服務基礎設施建設。三要加快發展數字內容創意產業,深層次挖掘西安歷史文化和信息資源,發展創意產業,完善創意產業園區,發揮集聚效應,進一步發展以數字媒體為內容的產業和西安動漫游戲創意產業。加快西安碑林動漫產業平臺建設,構建西安創意產業聚集區。四要加強人才隊伍的培養和引進。利用西安高校、科研院所和培訓機構集聚的優勢,制訂現代信息服務業人才培養、引進、使用規劃,加快培養一大批應用型現代信息服務業人才,鼓勵企業以崗位培訓和繼續教育為重點,對從業人員進行信息技術教育,培養復合型人才。積極引進國內外高端人才,吸引和聘用國內外高級人才,鼓勵海外留學人員回西安創業,為其提供良好的創業環境。
參考文獻:
[1]張淑媛.基于SWOT分析的西安市現代服務業發展戰略研究,碩士論文.
[2]耿雪鳳,周應萍.加快西安市現代信息服務業發展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2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