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傳承存在的困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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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非遺傳承存在的困境范文
關鍵詞： 呂家河民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
中圖分類號：J607；G1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8153（2017）03-0036-04
呂家河民歌屬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底蘊十分深厚，是我國民歌王國中一朵不可多得的山野奇葩，也是中國漢族民歌中彌足珍貴的半坡遺址。它直接反映了當地的歷史文化與社會風俗，是勞動人民交流情感、傳播知識、娛樂消遣的工具[1]，也是認識武當山地區民風民俗的寶貴資料，具有人文研究價值。鑒于當前呂家河民歌傳承發展狀況和民歌挖掘整理以及理論研究工作的實際，本文希望通過對呂家河民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現狀的分析，探索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背景下呂家河民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傳承、保護與利用的新途徑。
一、呂家河民歌的傳承、保護的現狀
1.民歌傳承人與梯隊發展情況
呂家河民歌被發現以來，當地政府組織專業人員先后對老歌手的唱腔、唱詞、古詞、聲韻進行錄音、錄像，建立了電子檔案；爭取了政府支持，對生活困難的老歌手，政府盡量給予優先安排農村低保，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目前有國家級非遺傳承人1人，省級非遺傳承人2人，市級非遺傳承人1人。2006年、2007年連續兩年從官山鎮中學選拔了12名畢業生到十堰市藝術學校進行培訓，學成歸來后，以12名學生為骨干組建了呂家河民歌藝術表演團，成為官山鎮呂家河民歌的傳唱者和守護神。
2.民歌挖掘與整理研究情況
通過邀請北京大學等多所國內知名高校在呂家河村設立教學科研實習基地，與前來實習采風的師生開展“高校師生到田園，農民歌手進校園”的互動交流，幫助挖掘整理經典民歌，先后出版了《呂家河民歌集》、《呂家河民歌研究》、《武當后花園南神道探秘》、《武當南神道民間敘事詩集》、《呂家河民歌村民俗與研究》、《民歌與安魂》、《武當官山文明》、《武當后花園――官山》等書籍和《呂家河民歌?風光》VCD光碟、《武當南神道民間傳說》系列叢書。為呂家河民歌的傳承與保護奠定了基礎。
二、呂家河民歌傳承、保護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 非遺傳承人年齡老化，傳承無序、方式單一
呂家河有非遺傳承人4人，其年齡均在70歲以上，年紀較大，身體狀況欠佳，記憶力逐漸衰退，傳承活動受限。老一輩中沒有女性傳承人，新一輩中男歌手多于女歌手，四位傳承人都只有三、四個徒弟，弟子尚未全部傳承傳承人的民歌，并達到一定高度。傳承人均為文盲，不識字，在長期口傳心授中，由于觀察理解能力有限，僅僅靠頭腦去記憶，比較困難，容易張冠李戴，發生遺漏等。據了解，愿意學習傳承呂家河民歌的大都是本地人，有的是家庭內部傳承，有的是拜師學習，新一代傳承人文化水平也不高，沒有受過正規的音樂培訓，傳承人面臨青黃不接的困境。
2.非遺傳承投入有限，民歌傳承缺乏經濟保障
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投入嚴重不足，導致了民歌傳承后繼乏力。對民歌傳承人經濟補貼有限，傳承人為了生計仍然還要從事其他勞動，以維持基本的家庭生活，這嚴重影響了新一代傳承人對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信心。地方經濟發展滯后，產業支窩現夭蛔悖導致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為生活生計外出務工，其工資收入遠高于民歌所在的地方政府支付給非遺傳承人的工資收入，青壯年勞動力無心于民歌傳承與保護的工作，地方政府的經濟實力難以支撐民歌傳承與保護這項工程持續的經濟支出，民歌傳承缺乏經濟保障。
3.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民歌傳承缺乏相應的環境
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與娛樂方式。一方面，網絡信息技術的普及與運用，交流的工具變得更加現代化，交流的方式變得更加多樣化，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解決一些生活生計問題，并實現物質交換和情感交流，呂家河民歌賴以生存的文化生態環境受到沖擊和破壞，政府、民間組建的歌會漸趨沒落乃至消失，呂家河民歌也逐漸喪失了生存的環境。另一方面，電影、電視、網絡的普及與運用，徹底顛覆和改變了人們娛樂方式，人們可以不分時間、地點各取所需快捷便利下載各類娛樂節目觀看、欣賞，這些娛樂節目徹底取代了人們對民歌文化的需求與傳唱，民歌傳承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文化環境、社會環境。
4.民歌傳承意識薄弱，自覺傳唱意識不足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持續工程。呂家河民歌傳承與保護需要一代代非遺傳承人持續不斷的努力，更需要一屆屆政府執政者持續不斷的扶持；需要“運動式”的宣傳與投入，更需要持續性的推介與關注。對呂家河民歌的調查中發現，經常傳唱接受過采訪的村民、有過學唱民歌經歷的中學畢業生對呂家河民歌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是了解的，除此以外，其他的村民對呂家河民歌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無所知的，更不必說了解呂家河民歌傳承與保護所具有的價值與意義了，民歌傳承意識薄弱，自覺傳唱的意識不足，致使民歌傳唱失去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5.可持續發展意識淡薄，民歌傳承缺乏整體規劃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感召下，上級政府設計了對地方政府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考核指標：包括GDP、年人均收入與增長比例、各產業增速與增長比例、招商引資項目數、引資總量與增長比例等等，這些考核指標難免以偏概全，這種考核指標設計的導向，必然形成地方黨委、政府重經濟建設、輕文化建設，重基礎設施硬件建設、輕人文社會環境軟件建設的現象，即便是在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背景下，地方主政者仍然擺脫不了重經濟建設、輕人文環境建設的急功近利行為傾向，其結果導致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定位變化無常，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朝令夕改，民歌傳承保護與利用缺乏整體規劃與布局。
6.民歌表演形式單一，缺乏吸引力和時代性
傳統農耕時代，人們在從事農事時身著各式農事服飾，頭頂、肩扛、身背各種種子、種苗或農具，在田間地頭個唱、對唱、齊唱，其歌唱內容既有體驗農耕生活的辛酸勞累，也有體驗采摘、收獲、加工與品嘗的收獲喜悅，又有體驗愛情、友情與親情的喜怒哀樂，其內容涉及面廣，表現形式豐富多樣。呂家河民歌表演在村里的民歌堂內進行，場地所限，設施簡陋，表演輔助樂器少，服飾簡單，作為旅游消費品對游客來說缺乏吸引力，商業化表演程度低。部分民歌的內容與現代社會的生活脫軌，缺乏時代性。呂家河民歌內容涉及歷史故事、神話傳說、社會生活等，現在生活方式的改變，一些民俗逐漸消失，娛樂方式漸趨多樣化，呂家河民歌逐漸淡出了村民的生活。
三、呂家河民歌傳承、保護與利用的對策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特點是傳承，發展規律是進化[1]，靠傳承而進化，在傳承中進化。保持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的延續和可持續發展，就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最終目的[2]。遵循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十六字方針，必須正確處理好呂家河民歌傳承、保護與利用關系，確保在傳承中得到更好保護，在保護中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保護與利用中更好地發展與傳承，使呂家河民歌得以繼承發揚光大，形成良性循環的局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堅持投入與合作并舉，實現非遺傳承、保護與利用目標
（1）積極爭取政府支持，加大政府財政投資力度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工程中，政府必須履行“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職責，積極爭取上級政府支持，有計劃地持續進行財政投資，加大對各級非遺傳承人保護的財政投入力度，提高各級非遺傳承人經濟待遇，增強新一代傳承人對非遺傳承、保護的信心，確保各級非遺傳承人、接班人能夠全心致力于非遺傳承、保護與利用工作，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與利用的良性循環，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發展目標。
（2）堅持政府與民間合作，實現雙方互利共贏
在目前鄉鎮經濟實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民間可以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開展伙伴式的合作，特許權可以是出讓土地經營權、項目經營權等，通過簽署合同以明確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建立起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全程合作的共同體關系，確保合作的順利完成，實現政府與投資各方的互利共贏，這是解決上級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資金投入不足、鄉鎮財政又難以支撐非遺傳承與保護工程持續投入，實現非遺傳承與保護的發展目標行之有效的途徑。
2.堅持發展經濟與保護利用并舉，實現非遺傳承、保護與利用良性循環
（1）堅持政府與民間合作，借助社會資本，大力發展鄉鎮旅游
官山鎮地域遼闊，山青水秀，南接房縣、神農架，北鄰六里坪經濟開發區，東眺武當金頂，西望伏龍山，十房高速公路橫貫全境，旅游資源得天獨厚。前山學武觀廟，后山聽歌休閑，世界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相得益彰[3]，這種旅游產品的差異互補性非常適合發展鄉鎮旅游，即：建設官山鎮綜合性生態農業觀光園區。農業觀光園區既要相對集中，又要功能區分明確、相對獨立，實現科技示范、科普教育、生態觀光、體驗和參與、綜合服務五大功能。將民歌文化與鄉鎮旅游對接，根據各功能園區功能，結合呂家河民歌唱腔、唱詞和聲韻特點，演繹編寫出符合各功能園區的新呂家河民歌，傳承與發展呂家河民歌，在傳承與保護的基礎上賦予呂家河民歌新的生命、新的含義，這既是對呂家河民歌的傳承與保護，也是對呂家河民歌的發展與利用，唯其如此，才能達到發展經濟與非遺傳承、保護、利用并e，促進非遺傳承、保護與利用良性循環之目的。
（2）堅持既有景點與規劃景點統籌協調，逐步凸現民歌文化價值
對于文化遺產，既要保護，更要在保護的基礎上開發利用，開發利用是為了更有效的保護，這樣才能逐步凸現民歌文化價值。地方黨委、政府要增強可持續發展意識，準確定位民歌村乃至官山鎮經濟發展方向與目標，統籌規劃，制定呂家河村民歌傳承、保護與利用的長遠目標，堅持既有景點與規劃景點的統籌協調，把武當南神道、大明峰等項目開發建設與呂家河民歌村旅游景區建設結合起來，實現民歌村民歌與武當山旅游產業的對接，以及官山鎮旅游項目、旅游產品和旅游服務的錯位發展，讓游客體驗到“走武當大峽谷，游武當南神道，觀武當后花園，聽呂家河民歌，事田間地頭活”的休閑度假情趣[3]，讓民歌村民歌成為游客必不可少的消費品，凸顯官山鄉鎮旅游在武當山旅游經濟圈的互補優勢，使呂家河民歌適應“大武當”旅游發展的需求，成為鄂西北生態文化旅游圈的閃亮明珠。
3.堅持民歌普及與隊伍建設并舉，促進民歌、民歌文化發揚光大
（1）持續開展民歌“四進”活動，不斷擴大與強化民歌傳承群眾基礎
扎實開展以民歌進家庭、進校園、進機關、進觀光園區為主的“四進”活動，形成人人學唱民歌，個個能唱民歌的良好氛圍，使呂家河民歌得以代代相傳，生生不息[4]。利用節假日、旅游重要節點舉辦民歌大賽、青年民歌手大賽、民歌演唱會等，不斷發掘新人，鼓勵年輕一代學民歌、唱民歌，把現存的曲調都唱熟唱會，把學唱民歌、會唱民歌與文明家庭、勞動模范、青年能手評選結合起來，強化民歌傳承保護人文社會環境，擴大民歌傳承群眾基礎，為各觀光園區乃至“大武當”區域內景點景區源源不斷培養輸送民歌歌手。
（2）持續開展傳承人隊伍建設，培養民歌傳承保護接班人
為確保呂家河民歌傳承保護后繼有人，每年要有計劃選拔一批對民歌演唱有興趣、傳承有潛力、保護有信心、學成回得來、工作留得住的中學生赴省、市音樂學院進行民歌、樂理和導游知識培訓，簽訂培訓與就業協議，提高學生在讀、在訓期間的費用補助標準，讓就讀、參訓人員安心學習、潛心學習，學成歸來后要有計劃實行結對拜師，師從各級非遺傳承人，把非遺傳承人演唱表演的技藝傳承與門下弟子民歌演唱表演與整理挖掘的工作結合起來，實施年度績效考核，確保快速培養新一代傳承人、拯救非物質文化遺產，真正把各級非遺傳承人的演唱風格傳承下來，使之成為呂家河民歌的傳承者、保護者、守護神。
4.堅持媒體推介與營銷包裝互補，逐步擴大民歌村、民歌的社會影響
（1）實施全方位媒體推介，強化民歌村民歌的影響
呂家河民歌被發現以來，市、縣兩級政府先后組織多家國內有影響的新聞單位進行采訪報道，多個國外媒體對呂家河民歌進行宣傳、推介，但這些宣傳推介缺乏力度和深度，且推介形式單一。信息技術時代，媒體推介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呈現出靈活多樣快捷之特點，既要加強傳統媒體如電視、廣播、報紙、周刊（雜志）宣傳，更要重視新型媒體如互聯網、手機、戶外路牌和燈箱廣告等宣傳；既要加強重點節日、節點的“狂轟式”的宣傳，更要重視持續性的全方位多踴的推介；既要面上應景之類報道，更要重視點上的深度報道，這樣才能產生持續的效果。
（2）實施營銷包裝策略，強化民歌村民歌對游客的影響
營銷包裝是產品營銷的一種策略，講好民歌村與民歌的“故事”，向社會推介民歌村民歌，需要對民歌村民歌進行適度的包裝。必須準確定位民歌村民歌功能，按民歌以及民歌所衍生的產品服務功能進行科學分類，在定期持續實施媒體推介的基礎上，不斷在廣度和深度上拓展、延伸民歌村民歌產品及其服務，適時向社會宣傳推介，讓消費者走進民歌村，購買民歌文化系列產品，體驗傳統農耕時代的農事，學唱呂家河民歌，在學唱與體驗中逐步擴大民歌村民歌在鄂西北生態旅游圈乃至秦巴地區的知名度，使呂家河民歌逐步走向全國。
四、結語
在經濟全球化的信息時代，由于人們生活方式發生了巨變，呂家河民歌的傳承、保護的環境隨之也發生巨大變化。呂家河民歌雖然得到了國家、湖北省人民政府及其文化部門的高度重視，將呂家河民歌列為國家級文化遺產，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財政投入有限、地方經濟發展滯后，僅靠地方政府經濟投入難以支撐民歌傳承與保護，民歌的文化普及、宣傳等工作難以落實到民間，致使呂家河民歌的傳承、保護與利用工作只停留在膚淺的認識層面上，本文通過對呂家河民歌的傳承、保護與利用的剖析，探討出民歌傳承、傳統文化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三者之間的關系，其主旨在于：寄望于各級政府、民間組織遵循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十六字方針，正確認識、處理呂家河民歌傳承、保護與利用關系，使呂家河民歌得以繼承、發揚光大，形成良性循環的局面。
[參考文獻]
[1]陳良梅.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背景下信陽民歌的傳承與保護[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11.
第2篇：非遺傳承存在的困境范文
【關鍵詞】非遺傳統手工藝；旅游文創產業；脫胎漆器
[中圖分類號]J52 [文獻標識碼]A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乃至國家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活態遺存。傳統手工藝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體現了人工造物的智慧與內涵，在發展、傳承中具有自身的獨特價值。
脫胎漆器作為福州具有代表性的傳統工藝之一，突顯了傳統工藝文化的造物精神。福州脫胎漆器髹飾技藝是在繼承幾千年中國髹漆技藝的基礎上創立的。憑借脫胎成型和表層髹漆的鮮明技藝特點，福州脫胎漆器自1898年以來，先后在五屆世界博覽會上獲獎。2006年，福州脫胎漆器髹飾技藝作為一項傳統技藝，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申遺讓國人重新認識脫胎漆器技藝，但是申遺不等于有效的保護與傳承。在當今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傳統手工藝如何適應現代的生產生活方式、如何在保護中傳承、如何在傳承中創新，一直是福州脫胎漆器申遺后不斷探索的問題。而在表演藝術、節慶活動類非遺活態化傳承中頗有成效的文化創意旅游，如果與非遺傳統手工藝相融合，是否能找到對雙方都大有裨益的發展模式，這是本文力圖探究的內容。
一、福州脫胎漆器傳承現狀
脫胎漆器出現在清代乾隆年間，它是福州工匠沈紹安還原失傳已久的“夾”古技法，并在手法、材料上有所創新的一種新型漆工藝。福州脫胎漆器以木、泥或石膏塑造器物模型為“胎”模，然后層層裱布刮灰，陰干后打碎或脫離“胎”模成型，故名“脫胎”，接著繼續在胚面上完成髹飾藝術效果。這樣制作而成的福州脫胎漆器，堅固、耐溫、耐腐蝕、不變形干裂、色澤光鮮經久不褪。[1]福州脫胎漆器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輕。不論器物造型如何，其體質都以輕、薄、巧、精取勝。由于大受市場歡迎，一時間福州成為全國漆器的生產中心，“福州脫胎漆器”自此聞名全國。
福州脫胎漆器曾歷經很長時期的輝煌。一方面，舊時作為當地民眾鐘愛的必需品，脫胎漆器中的日常生活用品、吉祥陳設及宗教造像，都有過較高的產量和銷量；另一方面，外貿的需求也為脫胎漆器的生產提供了頗多發展機會。[1]但隨后，現代化的生活方式讓民眾漸漸遠離傳統民俗，工業化大生產讓塑料制品等新型材料，憑借其低價和便利，占領福州原來的日用品、手工藝品市場，給脫胎漆器帶來近乎毀滅性的打擊。
工藝產品、工藝技術和傳承人是民間傳統手工藝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可或缺、緊密相連的三個必要元素。從這個角度來看福州脫胎漆器的發展現狀，大致呈現以下情形：
（一）產品嘗試推陳出新，但市場化程度不夠
福州脫胎漆器的傳統產品大致可分為實用和欣賞兩大類，包括花瓶、屏風、餐具、茶具、盤、碟、罐等。據20世紀80年代的統計，當時的脫胎漆器共有18類2987種花色品種。脫胎漆器產品門類雖然較全，但由于器形和紋飾的設計缺乏現代感，且造價較高，90年代末期以后，脫胎漆器的生活必需品價值被廉價的現代文化衍生物所代替。福州的兩家國營脫胎漆器廠相繼停產倒閉，脫胎漆器產業開始轉向私人經營，并以小作坊生產形式為主。大部分漆器生產者對自我定位不準，缺乏品牌意識，導致同質化競爭嚴重、精品出產率低。[2]
近年來隨著專業院校對漆藝專業的復興，學院派藝術風格為漆器的現代化轉型帶來一線生機。以“80后”為主的脫胎漆藝新生藝術家、美術院校畢業生為主力軍的工作室，跳出福州脫胎漆器一味的仿古傳承，結合文化創意，迸發出漆與現代生活融合的O計新思路。但是，由于脫胎漆器的制作周期長、工序繁復的特點，再加上藝術創作的時間和智力成本，其價值和價格目前仍只能在小眾的文化圈先流行起來，市場化的道路還舉步維艱。
（二）技藝保護力度不夠，傳承環境有待加強
福州脫胎漆器產業在21世紀以前一直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從生漆煉制、胚胎制作到髹飾工藝，完整的生產鏈和持續的傳承發展使民間工藝保持旺盛生命力。可惜現今脫胎漆器產業鏈幾乎被完全破壞，各個生產環節都面臨著空前的危機。[2]
首先，脫胎漆器所使用的天然大漆原料，要經過加工或精煉才能滿足漆器制作不同工藝需求。目前福州生漆原料制作工廠僅有一家，煉制技術因條件艱苦且耗時，正面臨后繼無人的嚴重危機，一旦煉制技術失傳，脫胎漆器髹飾技術將無法施展。其次，脫胎漆器器形設計制作的技藝缺乏傳承和發展環境。計劃經濟時代，國營的脫胎漆器廠設立設計室和大師工作室，保證專人負責產品設計開發。[2]改革開發初期，也曾經采取獎勵制度來鼓勵技師進行設計創新。市場經濟時代，取代國營企業成為漆器產業主角的私營企業顧不上抓產品設計，很快，大量舊產品器型遭到淘汰，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現在的漆器工坊雖然意識到解決福州脫胎漆器滯銷，必須設計出新，但因為缺乏胎型設計的技術，在器形變化的嘗試上仍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脫胎漆器髹飾技藝雖然相比器形設計，保護和傳承的效果更顯著，然而隨著行業的衰敗、從業人員的不斷分散，全行業工藝水準大大倒退，許多只能運用于漆器髹飾的獨特技法紛紛失傳。而福州的藝術院校漆畫專業的發展則成為髹飾技藝傳承保護的最后一塊圣地，藝術教育者們研習傳統脫胎漆器髹飾技法，并將之運用于漆畫創作，這使福州脫胎漆器髹飾工藝免于全軍覆沒的慘狀，而在漆畫使用范疇外，差不多其他所有髹飾技法種類都面臨極其嚴重的傳承危機。
（三）傳承人培養機制體制改善，傳承人群數量逐年攀升
非遺的保護和傳承說到底，還是人才培養的問題。單靠個別藝術家單薄的力量是不足以讓脫胎漆器技藝傳承并發展的。福州脫胎漆器的制作工序和髹飾技法十分繁復，培養一個漆器工匠至少要五六年時間，使其技術純熟則要十幾年。人才的產出效益低，投資回報周期長，傳承人群的培養的發展必須依靠相應的機制體制，顯然，政府的重視能起到不小的作用。2004年，福州的脫胎漆器從業人員不足2000人，福建工藝美術學校取消了漆器專業，而福建工藝美術研究院也僅存一名漆藝研究專家，幾乎無力生產和研發新的漆器品種。2006年福州脫胎漆器髹飾技藝入選國家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后，政府的扶持政策使得脫胎漆器行業得到一定發展。2012年，福州獲得“中國脫胎漆藝之都”特色區域榮譽稱號，全市漆藝產業從業人員上升至5萬人。在政府的倡導下，藝術院校也在脫胎漆器傳承人的培養上擔負起重任。閩江學院、福建藝術職業學院相繼開設漆藝專業，并通過文化部、教育部主辦的脫胎漆器非遺傳承人群培養、漆藝大師班等項目對漆器從業人員進行技能提升。福建藝術職業學院自2015年7月首次舉辦“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福州脫胎漆器髹飾技藝培訓班以來，已開展三期培訓，共畢業學員180人。
時至今日，福州脫胎漆器的保護和傳承相比申遺前的狀況，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只能是一種助力，脫胎漆器在新時期的傳承和發展還要憑借市場的力量，漆器重回現代人的日常生活、審美生活、休閑生活才能贏得市場，而旅游文創產業作為一種新興的生活方式產業，與脫胎漆器非遺的發展方向有極高的契合度。
二、旅游文創產業是非遺活化的有益（創新）途徑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以人為本的活態文化遺產，它強調的是以人為核心的技藝、經驗、精神，其特點是活態流變；突出的是非物質的屬性，更多的是強調不依賴于物質形態而存在的品質。因此，福州脫胎漆器作為一種活態的文化遺產，在對其開發、利用、創新時應保持其與社會同步進化的過程，找到它與當代社會的契合點，發揮其在當代社會中應有的作用，這既是對它最有力的保護，也是保證其發展創新的機會。[3]
旅游文化創意產業也稱旅游文創產業、旅游創意產業，是文化創意在旅游領域的傳承、延伸、集成和重組，代表著高端旅游業態發展的趨勢和方向。旅游文創產業的三個特點與脫胎漆器非遺活態化傳承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1.文化是創意旅游的根基。[4]文化為創意旅游提供資源，也是創意旅游者出游的動機、消費和體驗的對象。[4]福州脫胎漆器的造物精神是建立在福州先民日常社會文化生活基礎上，是與福州地域的自然、經濟、社會、風俗習慣等有著密切關系的產物。福州脫胎漆器存在于人們的物質、社會和精神生活，脫胎漆器生活器具和仙佛塑像的創造本質上是對福州本地文化的釋與表達。因此，根植于福州文化和民俗的脫胎漆器技藝，可以依托文化創意旅游的形式載體，在旅游活動的文化傳達中實現脫胎漆器傳承的目的。2.互動式學習與體驗是創意旅游的實現路徑和形式。[4]創意旅游強調參與的重要性和交互式的體驗過程，主張旅游者積極參與創造過程，在與從業者、目的地居民的互動中形成獨特的旅游體驗。[4]傳統手工藝類非遺的核心組成部分――制作技藝及其實踐過程，恰好是能實施互動式學習體驗的內容。將脫胎漆器髹飾技藝設計開發為游客的互動體驗項目，能夠擴大脫胎漆器知識技能的受眾面，不失為非遺文化傳播與保護的有益嘗試。3.實現自我發展和目的地社會經濟發展是創意旅游的目標所在。[5]創意旅游能激發旅游者的創意潛能，促進個體個性塑造和自我發展。[4]非遺的保護和傳承需要全民關注和努力，例如，脫胎漆器髹飾技藝非遺文化內涵豐富，創意旅游者在脫胎漆器文創旅游的過程中，可以透過技藝體驗、作品設計或是主題式策劃參與的形式實現自我發展。與此同時，漆器產業與旅游產業經濟效益的同步提升，能夠實現目的地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保護雙贏。
三、脫胎漆器與旅游文創產業融合模式
（一）跨界資源多元整合，打造非遺綜合旅游產品
旅游產業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產業，不框限于六要素的行業范圍，而用創意吸納轉化各類產業資源為旅游資本。跨界融合是創意旅游的普遍特性，為非遺文化與旅游產業的整合滲透提供了基礎。[5]“旅游+非遺+”能突破傳統旅游業和非遺文化產業的各項要素，多元創新、融合發展，實現奇妙的組合變化，多產業形成合力，創造新經濟形態。
例如，“旅游+非遺+博物館”，整合實體博物館空間、虛擬博物館平臺和VR技術，建設展示脫胎漆器髹飾技藝的活態展示館。展示館可在互聯網線上線下同時開放，由器物展示、制作展示、技藝參與體驗、脫胎漆器衍生銷售等幾部分組成。器物展示展現從原材料到成品的脫胎漆器物質形態；制作展示通過多媒體技術模擬脫胎漆器制作工藝及其原生態環境；線下技藝參與體驗可讓游客現場參與制作，線上體驗則可借助動漫游戲形式實現；衍生銷售憑借工藝品銷售產生經濟效益，推動脫胎漆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保護和地方經濟的發展。
“旅游+非遺+教育”，非遺項目本身即承載著遺產文化教育的使命，旅游則可以實現遺產地與非遺傳播對象的對接。由此，福州脫胎漆器髹飾技藝非遺文化資源可以針對不同教育對象，推出多種主題游線路。例如，針對高校的美術專業學生推出“脫胎漆器技藝修學之旅”，從修習專業技能的角度出發，安排大師講座、技藝學習和福州文化行旅等活動項目。針對中小學生推出“脫胎漆器非遺文化體驗游”，組織他們參觀脫胎漆器活態展示館、展示脫胎漆器非遺文化，宣傳非遺保護的途徑和方法，激起他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崇敬與熱愛。
“旅游+非遺+互聯網”，互聯網與旅游和非遺的產業融合，可以創造出無限的可能。例如，旅游產業對互聯網、大數據的有效利用，可以實現龐大的旅游消費者客戶資源的分類管理。旅游經營者可以通過網絡渠道集結對非遺文化、脫胎漆器傳統手工藝有著共同興趣愛好的人群，并在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媒介發展脫胎漆器同好社群，搭建交流的平臺，組織脫胎漆器非遺主題旅游、沙龍活動。其次，脫胎漆器非遺可以與旅游電子商務運營模式融合，在旅游門戶網站建立非遺旅游商品、藝術品商城，在旅游中體驗脫胎漆器非遺文化的魅力，旅游之后還能在線延續購買周期。
（二）依托旅游文創，創造脫胎漆器未來文化遺產
旅游文創產業強調在對現有遺產類旅游資源開發保護的同時，重視創造力的發揮，著眼于未來，創造新的旅游吸引物。福州脫胎漆器在恢復和保護古老技藝的同時，也要關注當下科技發展和人文環境，在設計、技藝和功能領域運用創意，延續文化遺產的生命，給它鮮活的生命力。
我們對脫胎漆器傳統工藝文化的造物精神進行剖析解讀，可以將其內涵詮釋為功用、質美、技藝、本土、傳承、原創、體驗和人本等精神，而這些精神永遠都不會與時代相沖突，只要在秉承它們的前提下，就能不斷創新發展脫胎漆器髹飾技藝文化，并同時為未來儲備當今文化遺存。至于承載的形式，不妨嘗試開發脫胎漆器相關節慶主題旅游產品，把節慶活動培育成展示地區特色的文化名片，既能保證造物精神的延續，又為未來創造出綜合形式的未來非遺。
（三）回歸生活，引領脫胎漆器生活方式旅游消費潮流
創意旅游注重對潛在旅游需求的激發和市場消費潮流的引領，創造新型旅游市場、培育旅游消費群體是創意旅游發展的基本導向。[5]脫胎漆器曾經源于民間生活，又被新的民俗所淘汰。在脫胎漆器蓄勢待發、準備再次回歸生活的時候，旅游文創正是強有力的推手。旅游文創與非遺文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以文化為依托。最新型的旅游產業不僅僅要提品或服務，更要創造一種生活方式，創意旅游的發展思路是以旅游產品創造有效的休閑方式，引領生活方式。脫胎漆器使用的大漆原料天然無毒，制作過程環保節能，成品器皿可持續使用，完全體現環保生態的現代生活理念，古典與當代設計的碰撞嘗試剛好符合中國人新中式的審美訴求。由此可以設計脫胎漆器生活體驗館，展現福州本土生活文化，從衣食住行體驗漆器物質生活，成為旅游看福州的另一扇窗口。
綜上所述，福州脫胎漆器髹飾技藝作為一項寶貴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保護和傳承應該走活態化傳承的道路。旅游文創產業與福州脫胎漆器在本質上都以文化為依托，且旅游文創產業的三個核心特征與脫胎漆器非遺活態化傳承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故我們在此基礎上嘗試提出以脫胎漆器為代表的非遺傳統手工藝與旅游文創產業融合的模式，即通過打造非遺綜合旅游產品、創造脫胎漆器未來文化遺產、回歸生活，引領和塑造旅游消費潮流，為脫胎漆器非遺傳承開辟一條新的路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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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宮旭紅，鄭鑫.當代福州脫胎漆器的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研究[J].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2（02）.
第3篇：非遺傳承存在的困境范文
（一）后繼乏人的傳承危機傳承人是維系民族民間傳統文化存在和發展的重要紐帶，據文化部對目前所認定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的統計分析顯示，2007年第一批226名代表性傳承人中，80歲以上33名，占總數的14.6%，70歲至79歲有48人，占總數的21.23%；60歲至69歲有65名，占總數的28.76%；60歲以上146名，占總數的64.6%。這一現象在廣西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傳承人中同樣存在，由于受地域限制甚至更為嚴重。傳承人普遍年齡偏大，年輕人受現代生活方式影響至深，對傳統文化缺乏認同感，不愿意學習傳統技藝，一些傳統文化項目后繼乏人，很多可能在老一輩的傳承人過世后人亡藝絕，出現傳承斷層的不利局面。
（二）被其他國家“仿制”或竊取、盜用的文化安全危機我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資源極為豐富，但現實狀況是我國對民間傳統文化資源缺乏應有的知識產權保護，我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流失以及被外國公司無償地商業利用、竊取、盜用已非常觸目驚心。比如中國古代替父從軍的花木蘭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里的巾幗英雄，而美國好萊塢把她的故事拍攝成娛樂大片，賺取了超過10億美元的票房收入。在日本和韓國，數10家公司已分別將“水滸傳”、“西游記”、“三國志”注冊為計算機游戲商標。中國的宣紙被日本商人得到工藝秘方之后，國際上高端宣紙的市場已基本為日本企業所壟斷。我國有900多種傳統中藥的藥方，現已被美、日等發達國家的企業用現代生物技術加工后申請了專利，2001年以色列人向美國申請了治療消化性潰瘍和痔瘡的中藥配方專利并授權給了阿聯酋的國家……這些對我國各民族的損害，既有精神層面的傷害，也有經濟層面的掠奪。種種情況表明，廣西乃至全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已刻不容緩。
三、廣西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保護對策
結合國內外其他文化區域傳統文化保護的經驗，科學構建廣西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應當通過行政與法律兩種保護途徑來加強。
行政保護行政保護可以集中更多資源投入到民族民間的保存活動中，促進傳統文化產品的可持續生產和傳播。從目前國內外各文化區域對傳統文化的行政保護來看，行之有效的行政保護措施如下：
（一）擴大宣傳，培養民眾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意識，提高文化自覺性提高文化自覺性是保護傳統文化的關鍵，大部分民間傳統技藝的保有者來自民間，傳統文化的相關保護工作離不開民眾的配合和支持，民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的強弱關系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實際效果。
（二）設立專門機構統籌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保護工作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保護是一個專業性強，需要長期進行，并且涉及到多個部門的系統工程，應設立專門機構，吸納民俗學者等各個領域的專家，進行科學規劃和管理，協調各方利益。如巴西成立了由環境部、衛生部等8個政府部門組成的“遺傳資源管理委員會（CGEN）”，泰國設立了專門負責醫藥傳統知識的權利注冊“泰國傳統醫藥知識保護和促進委員會”等。
（三）加大財政扶持力度，廣納社會資金，設立保護基金現階段保護資金的主要來源是政府，為緩解政府單方渠道資金供給不足的困境，可通過稅收優惠和其他利好措施鼓勵企業加大對傳統文化保護的投入，如對具有市場潛能的傳統文化項目進行有序的產業開發。再次，參照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做法，成立保護基金可以促進民間傳統文化的開發與利用，如印度建立了專門的投資基金會以促使傳統醫藥知識產業，再如秘魯的土著人發展基金，該基金對基于傳統知識形成的商品收取其市場銷售額的0.5%為傭金。
（四）深入挖掘特色資源，注重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建設各級政府應深入挖掘民族特色資源，如作為與藏藥、苗藥齊名的壯醫藥，有著獨特的藥用理論和顯著的實踐療效，是壯族值得珍視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但目前各級名錄中都不見其蹤影，對其保護顯然不足。大部分民族民間傳統文化集聚地在縣級行政單位，縣政府應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的基礎上，建立并完善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對符合評審標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積極進行國家、省、市（州）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申報，以實現對其全面、有效的保護。
（五）完善傳承人的認定標準，加強傳承人的認定和保護傳承人在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傳承中起著核心的作用，但現實中對他們的保護不足，其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常常受到損害，政府應出臺相應的政策措施加強對其保護，對代表性傳承人進行認定并給予資金扶助是一個重要的保護手段。加強對傳承人的申報認定力度，并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注意地方傳統文化項目的特性，可借鑒日本在傳承人認定方面的經驗，研究建立“個人認定”、“綜合認定”和“團體認定”的多元認定體系，從而使得對傳承人的認定符合事物規律，能真正起到促進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發展的作用。
（六）建立生態文化保護區，加強對傳統文化的整體保護對傳統文化的保護，還要對其得以存在的空間即文化表現形式或文化空間進行保護，以維護其原生態環境。將廣西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中積淀深厚、特色鮮明、有廣泛群眾基礎且自然環境、社會結構、生產生活等文化生態保存比較完整、有特殊保護價值的村落或者特定區域劃定為生態文化保護區，有利于保持傳統文化的活水源泉，促進其發展和傳播。
（七）鼓勵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專項研究，推進相關項目的學科建設以貴州為例，該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構與凱里學院合作，編纂了《原生態民族文化特色課程叢書》，為“原生態民族文化”學科的開辦奠定了基礎。廣西政府可以借重高校的智力支持，充分利用好廣闊的平臺，展開對優秀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研究，并在適當的時機進行學科試點，招收學生進行專業學習，解決傳承人斷層的困境。
（八）將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相關內容納入中小學教育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明確規定，學校應按照國務院教育主管部門的規定，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納入相關課程，培養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從娃娃抓起，他們既是生物基因的傳遞者，同時也是傳統文化血脈的傳承者。將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相關內容納入中小學教育，培養學生的民族情感，讓他們在耳濡目染中形成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在全社會形成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共識，為相關工作的開展奠定基礎。
三、法律保護
目前各國對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主要是進行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結合廣西各民族民間傳統文化自身特點，具體法律適用如下：
（一）著作權及鄰接權保護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采取著作權模式對民間文學藝術進行保護。根據廣西民間文學藝術不同的存在狀況，可采取下列相應的保護措施：第一，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或表達，如故事、傳說、神話、音樂、雕塑等符合獨創性要求的，可按照著作權規定給予保護，至于權利主體的確定，可以是擁有該項民間文學藝術的集體組織，如在著名的《烏蘇里船歌》案中，赫哲族作為權利主體主張相關權益；第二，對民間文學藝術進行再創作符合獨創性等保護條件的，作為權利主體的傳承人便能按照著作權法自動獲得著作權；第三、對著作權難以調整的部分，比如涉及集體權益的民間文學藝術的使用，可以建立公有領域使用付費制度，《發展中國家著作權保護突尼斯示范法》已經對此作了探索性的規定。同時，鄰接權制度也可用來保護民間文學藝術傳承人，如壯族螞拐舞、瑤族長鼓舞等的傳承人對其表演可依法享有表演者權；對于整理、記錄民間傳統文化的單純采風記錄者，可依法享有錄制者權；對利用現代技術手段對其發現的民間傳統文化進行整理、記錄的采風記錄者進行鄰接權保護；對傳播民間文學藝術作出貢獻、符合保護標準的傳承人，也可享受相應的權利，如廣播者可對其制作播出的涉及民間文學藝術的廣播電視節目享受廣播組織權，圖書出版者對其出版的圖書享有出版者權。
（二）商標權保護商標權制度的權利主體的可集體性、保護時間上的無限性等特性，特別適合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保護。廣西各民族地區可以對其適當的文化項目申請商標注冊，通過注冊商標，取得在核定項目上獨占性使用的權利，也可以通過申請證明商標或集體商標，經司法保護，有效地打擊仿冒行為，維護其傳承和發展。一些國家已經規定，未經有關社區的許可或者可能冒犯有關社區，禁止將土著文字、肖像或其他與眾不同的符號作為商標注冊。
（三）地理標記保護廣西特色鮮明的民族民間文化產品，如“荔浦芋頭”、“巴馬長壽食品”和“桂林米粉”等，雖然已申請了地理標記保護，但經實踐證明，由于經營分散，缺乏規范，未能形成產業規模，在現代經濟的洪流下，極易遭受沖擊而被邊緣化，如果不及時加以規范，建立嚴密的品質標準控制機制，有可能對整個產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通過地理標記制度進行保護，主要是為了在法律機制的保障下，充分挖掘地理標志產品獨特的歷史和地理因素所形成的文化意蘊，提高產品附加值，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建立一套嚴密的品質標準控制機制至關重要。
（四）專利權保護對民族民間傳統文化進行專利保護，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其一，積極權利實現。就是對傳統技藝中符合專利申請標準的部分申請專利注冊，傳統技藝中也包含著十分先進的技術信息，只是由于傳承方式的局限，而沒有進行專利申請，現在有些國家已經進行了專利方面的保護，比如哈薩克斯坦利用外觀設計制度保護其頭飾和地毯的外觀，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其二，消極性即防御性保護。主要是通過確認在先技術來阻止不法的專利注冊。
第4篇：非遺傳承存在的困境范文
走向全國的牛莊餡餅
11月13日，記者在海城市牛莊鎮政府見到了牛莊餡餅第三代傳承人趙洪財師傅。今年62歲的趙師傅看上去精神矍鑠，他從19歲開始入門學做牛莊餡餅，一晃已經40多個年頭了。40年與餡餅的不解之緣，使他對人生、對飲食以及對這門古老的傳統技藝都有了許多感悟。至今總結起來，趙師傅最為得意的還是把餡餅烙到了人民大會堂。
談起往事，趙師傅仍掩飾不住興奮，那是1988年在北京召開的一次全國性會議上，時任牛莊鎮政府機關食堂主理的趙洪財臨時受命，被邀請到北京一展牛莊餡餅的風采。“那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可以為牛莊餡餅揚名。”老趙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在當時的鎮政府辦公室領導的率領下，他領一個助手背著他那口專用的方鍋就上路了。
金秋的首都正是最迷人的季節，可老趙他們無暇領略。第一次走進人民大會堂，他可開了眼界，這里廚房灶房的設備全是電器化，可他偏偏不用這些，“面要自己和，餡要自己調，豬肉選肥瘦適中的最好部位，蔬菜選最新鮮的，這樣才最正宗！”趙師傅至今仍為他當時做的這個決定而頗為得意，“最拿手的秘方可得配好，兩味中藥、香菜根、黃瓜等調制出來的作料統統打理好。”與會有800余名代表，老趙整整烙了800多個餡餅，足足用了3個多小時。牛莊餡餅在餐桌上成了最受歡迎的主食之一，名聲大振。
近年來，趙師傅又多次受邀到人民大會堂及省內各大賓館烙制牛莊餡餅，品嘗過趙師傅烙制牛莊餡餅的各外國友人品嘗牛莊餡餅級領導都給予了高度贊譽，還有俄羅斯、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及港澳臺胞客人也對牛莊餡餅贊不絕口。
一張餡餅 一座古鎮
牛莊餡餅流傳至今已有數百年歷史。
趙洪財認為，牛莊餡餅之所以能夠傳承下來與牛莊特殊的歷史分不開。
據資料顯示，牛莊早在曹魏時期就是一個重要村莊，地處太子河下游左岸，太子河梟姬廟碼頭，是東北最古老的貿易港。古時，東北大部分地區從旱路進關也都必經牛莊。至乾隆年間，牛莊已有大商號280家，商業已初具規模。嘉慶、道光年間，牛莊口岸聞名中外，關內各省船只渡海來者，皆由三岔河人港，以牛莊口岸為中心，轉運貿易。咸豐八年，英政府迫使清政府簽訂《》，牛莊成為國際商港。牛莊所以能成為遠近聞名的古鎮，最根本的優勢就是商業歷史較早。由于水陸交通位置重要，發揮了宜商之長，為整個地區的經濟繁榮作出了貢獻。建在牛莊的冀兗青揚會館是最早的商人活動場所。每當重陽佳節，各地商人登樓聚會，舉行慶典，給古鎮增添了繁華。清初至民國時期，更是一派繁榮景象，滿城幌桿如林，招牌迭掛，每年正月初六店鋪開市，鳴鞭放炮的紙屑鋪滿大街小巷，可達幾寸厚。牛莊集市更是盡人皆知，北至黑龍江，南至關內各省，都有客商來此交易，車拉船載絡繹不絕，是各種產品的集散地。
牛莊餡餅經歷了形成期、探索期、創新期、發展壯大期幾個階段。相傳1682年，康熙皇帝到東北祭陵，返京時游千山過海城駐牛莊，御廚制作的餡餅、酥火燒等風味小吃流人牛莊，才有了今天的牛莊餡餅。
牛莊餡餅在清中期逐漸形成，走進人們的飲食當中。在清末經回、漢兩族師傅的探索和改進，在制作工藝、選料、配料上有了突破，逐漸形成牛莊自己的特色。上世紀20年代后，牛莊餡餅在遼南地區已經有了名氣。上世紀70年代后，牛莊餡餅進入了創新期，他的傳人在繼承傳統工藝的基礎上，對和面、和餡、烙制過程總結出很多經驗，使牛莊餡餅獨具特色，聲名遠揚。到了上世紀90年代后，隨著社會的進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牛莊餡餅發展為四大品系50多個品種，已成為地區的品牌和名吃，經營牛莊餡餅的店鋪遍及全國各地。
制作講究多 三翻四烙再出鍋
為了見識地道的牛莊餡餅，記者跟隨趙師傅走進了廚房。和好的三鮮餡、純肉餡、素餡等多種餡料擺放在案臺上，趙洪財熟練地下劑子、按扁、打餡、收口，每道工序都有較高的技法。“牛莊餡餅餡大皮薄的原因是和面，我們下劑子的時候是立著放，其他人是平著放，那樣做出來的面就厚。”趙師傅說。
趙師傅稱，牛莊餡餅在選料、和面、做餡、包皮、烙熟各個工藝環節上都有講究。比如和面需要按照四季選擇水溫，水軋面柔軟有筋性。和餡按比例要選七分瘦、三分肥的新鮮肉絞成肉餡再加各種菜餡、調料、配料，保證營養合理，口味鮮香。
正宗的牛莊餡餅的傳統手工制作是其關鍵環節，俗話說三錢面劑子打一兩的餡。最后一步烙餅也很重要，“烙餡餅要講究火候，溫度控制在180度至190度，每一張餅都要三翻四烙，這樣做出來的餡餅才能呈現金黃色，外焦里嫩。”
幾十年里，趙師傅的徒弟也是桃李滿天下。為了保護傳統手工技藝，保證技藝的純正，趙師傅對所授業的徒弟嚴格要求，為國內外培養了很多正宗的傳人，親傳弟子已出國到新加坡、馬耳他、馬達加斯加等國家烙制餡餅，受到熱情的歡迎。
除了傳承古老技藝以外，趙師傅對餡餅的制作工藝還進行創新，如今的牛莊餡餅將原來的礬泡面改為手操面，并加入雞蛋，使餡餅皮更脆、更薄，色澤金黃、外焦里嫩。他還將單一餡料發展到現在海三鮮、肉三鮮、半三鮮等三大類50多個品種，還開發了牛莊速凍餡餅，填補了我國速凍食品中的一項空白。
傳承與發展
在歷史和現實中，常有許多珍貴的工藝和秘方因種種原因失傳，牛莊餡餅同樣面臨著這樣的困境，“傳承人才匱乏。隨著老藝人的減少，年青一代從事這項行業的人越來越少，正宗餡餅制作人才奇缺，導致后續人才不足。”海城市宣傳部相關負責人對此表示擔憂。
趙洪財也表達了自己的憂慮，牛莊餡餅歷經一百多年的傳承和發展，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也為大眾所喜愛。但在眾多的經營者中，受經濟利益的驅使，難免出現以次充好，冒名頂替牛莊餡餅的現象，背離了牛莊餡餅傳統制作工藝，影響了牛莊餡餅的聲譽和知名度。
第5篇：非遺傳承存在的困境范文
[中圖分類號]G63[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0457—6241(2012)13—0020—05
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歷史教學應立足于挖掘歷史的學科思想，培養學生的學科思維，達到“讀史明智”的境界。然而，當前的中學歷史教學一直存在一個尷尬的現象：教學注重史實的識記，忽視史論的升華；強調機械背誦概念，缺乏史法、史觀的引領，這導致教學立意低下，完全背離了新課程理念。教學立意是課堂教學的靈魂，教材解讀是教師素養的基本體現。然而，教材解讀能力低下，卻是當前中學歷史教師中普遍存在的通病。《宋明理學》一課，內容艱深，概念抽象。教師的教學明顯存在兩個極端：或理解膚淺，游離于教學內容之外，學生不得其門而入；或只會就概念講概念，云山霧罩，缺乏內化，學生不得其門而出。這些現象都是不能深入解讀教材、讀懂教材造成的。古人云：“得道深者，方能淺言。”越是精深難懂的教學內容，越需要教師深入解讀、內化拓展，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化解教學的重難點、提升教學立意，真正體現課堂教學的有效性。
《宋明理學》屬于專題一“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中的一課，它的課前提示這樣表述：北宋五子開創了理學。朱熹建立了理學體系。陸王心學推進了理學的新發展。宋明時期理學的出現與走向成熟，體現了儒學的新發展。理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中到底起什么樣的作用?理學和心學的異同點在哪里?陸王心學是怎樣推進理學的新發展的?為什么說宋明理學的出現與走向成熟，體現了儒學的新發展?這些問題需要教師對教材作深入地解讀，并且用通俗易懂的例子、簡練清晰的語言、靈活多變的方法，引導學生感受儒家思想文化對塑造中華民族心理性格的影響，思考當代中華文化發展的路徑與意義。這樣才能跳出就知識講知識、就概念背概念的窠臼，提升教學立意。
一、教材解讀重在主題的把握
現代教育理論認為，學習不是簡單地從書本中汲取知識，而是要從社會、現實中學會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把握認識社會與現實的方法與手段。因此，站在主題的高度解讀教材有助于學生發散思維的形成，培養嚴謹的思維與能力。《宋明理學》屬于“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中的一課，首先應該從主題的高度來理解本課。
宋明理學屬于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為什么到這個時候會出現演變?講述本課的第一個難題就是讓學生明確演變的含義以及造成演變的原因。我們知道，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究竟是怎樣的社會存在促成了宋明時期主流思想的演變?要讓學生明確：通過魏晉南北朝和唐末的戰亂，佛道思想對儒學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唐末權臣跋扈、藩鎮割據，造成綱紀紊亂，儒家的綱常倫理思想遭受極大挑戰；加上當時相對寬松的文化政策，為儒學到宋明時期的演變提供了很好的契機。這部分內容雖屬于自學內容，但不對這個問題做一些思考，明顯會影響后面內容的理解和教學立意的設計。
儒學要復興，說明它曾陷入困境，那么它是怎么擺脫困境，重新復興的?講述本課的第二個難題就是如何理解理學對儒學的傳承和對佛道思想的批判性吸納。儒學要復興，就必須揚長避短，自我完善。理學家們通過揚長——繼承和弘揚儒家傳統道德與精神并將其精致化；補短——建立對世界本原研究的理論體系，改變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彌補其本體論研究的不足并將其哲理化；吸納——吸納佛道的自身修養方法，并將其世俗化，使改造后的新儒學更加符合時代的需求、百姓的需要。“宋明學者都致力于儒學經典的重新詮釋，他們在排拒佛、道的同時，融合佛、道思想，將儒家的倫理、政治學說提升到哲學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原問題展開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創成一個以‘理’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備的新儒學體系——理學”。
任何一次主流思想的演變都不是孤立發展的，我們學習本課內容的第三個難題是如何理解主流思想的演變在歷史與現實中的作用：理學家們重建儒家信仰，有利于鞏固加強專制主義政治制度；重視氣節，強調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有利于中華民族的精神塑造。當然，他們遏制人的一些自然欲求，也禁錮人們的思想。“傳統文化所蘊含的代代相傳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一方面具有強烈的歷史性、遺傳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鮮活的現實性、變異性，它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制約著今天的中國人，為我們開創新文化提供歷史的根據和現實的基礎”。
二、教材解讀貴在概念的理解
歷史課程具有獨特的學科思維，要求學生將所學的知識轉化為認識，實際上就是學生認識社會、理解社會、發展社會的綜合能力。而要達到這樣的認識，必須清晰解讀概念，把抽象、枯燥的學科概念轉化為立體、鮮活的學習素材。《宋明理學》一課概念繁多，抽象艱澀。概念解讀不通，必然會影響學習的效果。2010年高考浙江卷曾圍繞該課內容出過一道試題：
中國古代學術史上曾發生過一次著名的理學家辯論，甲方批評乙方做學問“支離”，乙方批評甲方做學問“太簡”。下列各項中，屬于當時甲方代表人物主要觀點的是
A.格物致知 B.發明本心
C.知行合一 D.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
該題涉及格物致知、發明本心以及學問的“支離”與“太簡”的理解，學生普遍反映試題不太容易理解，得分率也較低，關鍵在于概念的解讀存在障礙，影響了答題的效果。我們知道，該題的情境取材于哲學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在這里，發生了朱、陸兩派學說的第一次面對面的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是關于認識論的問題。朱熹主張“泛觀博覽，而后為之約”；陸九淵則主張“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覽”。這就是朱、陸兩派的分歧點。朱熹認為陸學太簡易——過于隨心所欲；陸九淵則認為朱學太支離——說了很多，卻不能使人樹立起對儒學價值的堅定信念，如此一解讀，答案B就呼之欲出了。
第6篇：非遺傳承存在的困境范文
關鍵詞：重慶 民族傳統體育 保護
中圖分類號：G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643（2013）04-0101-03
重慶地區的民族傳統體育資源十分豐富，重慶是我國唯一一個直轄市中有少數民族自治縣的地區。重慶也是我國發達城市中少數民族人口比例最大多的城市。重慶的少數民族以土家族為主，土家族人口比例占了整個重慶地區人口比例的80%之上。土家族的民族文化內容在重慶多彩的民族文化之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土家族的民族傳統體育資源十分豐富，有近40余項體系較為完整的體育項目，其中包括了擺手舞，高腳馬、土家族武術等人們耳熟能詳的傳統體育項目。重慶是整個西部地區中發展較為迅速的區域，受到了國家政策的扶持，重慶地區的經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特別是最近幾年，國家把發展的重心放在了西部地區，在西部大開發的影響下，重慶地區的各個領域都得到了躍進式的發展，重慶現代化特征愈發明顯。重慶已經向著現代化的城市邁進。在重慶地區現代化進程中，一些傳統的東西正在逐漸的消失，這其中就包括了蘊含了著重要民族文化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本研究從重慶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民族傳統體育所面臨的困境入手，根據可持續發展的理論來探討如何在新時期下對重慶地區優秀的民族傳統體育資源進行合理的保護。
1 重慶地區民族傳統體育面臨的困境
1.1 現代體育項目的沖擊
高速發展經濟的發展使得一些外來新鮮事物逐步進入到了重慶周邊以往較為封閉的少數民族自治地區。少數民族自治地區都有著自身一脈相傳的文化內容與生活方式，但是為了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與提高少數民族地區居民的生活質量，就必須讓一些外來的文化進入少數民族較為封閉的體系之中。但是隨著外來事物的不斷涌入，少數民族自身受到了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內容受到了巨大的沖擊，最為明顯的就是民族的傳統體育項目。外來體育如：籃球、足球、田徑等外來項目進入了民族地區地區后，特別是學校體育課堂之中，人們逐漸的就開始接受其運動形式，慢慢接受著運動背后的文化內容。最后被外來體育所吸引。人們在從思想上和形式上接受現代體育后，就把自身原有的傳統體育項目所丟棄，這樣造成了民族傳統體育的流失。
1.2 對于民族傳統體育的保護不力
現今重慶地區對于民族傳統體育的保護不力是民族體育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又一重要問題。通過研究發現，重慶地區無論從政府層面還是民間層面都沒有提出如何保護民族傳統體育具體方案與措施。在政府層面因為近幾年大力發展競技體育而忽略了民族體育的存在地位，這造成了部分民族傳統體育的瀕臨流失的危險。在個人層面，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的居民，沒有對于身邊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給予重視，特別是在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人方面，因為沒有得到政府或者周圍人群的重視和關注，他們都開始逐漸的放棄自身傳統體育技能。還有就是在研究層面，重慶區域內的許多專家學者僅有少數對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給予了相應的關注，關于民族傳統體育的研究成果偏少，這使得在對民族傳統體育的保護過程中，缺乏理論基礎。總之，沒有很好的保護民族傳統體育是造成了重慶地區民族傳統體育發展不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1.3 缺乏對于民族傳統體育的認知
要傳承與保護民族傳統體育的基礎就是對其進行認知。在整個重慶范圍內，無論從政府還是到地方，再到個人層，對都缺乏一個對于本地區民族傳統體育的正確認識。筆者通過對重慶地區的城鎮進行走訪調研時發現，許多被訪對象對于傳統體育缺乏認知，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重慶地區還有民族傳統體育的存在，還有一些人認為民族傳統體育是落后的事物，重慶地區作為西部地區的經濟中心，在現今重慶高速發展的時期里不應該去發展民族傳統體育。而被問及傳統體育文化時，人們更是知之甚少。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存在于城鎮，在民族傳統體育的發源與流傳的少數民族自治縣、自治鄉，其中人們對于傳統體育的認識也是十分有限，許多村民都不知道本地區與本民族有哪些傳統體育項目。在政府層面，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對于民族傳統體育其中文化的重要性缺乏有效的了解造成對于民族傳統體育認知的偏差。
2 重慶地區民族傳統體育的保護
2.1 編撰重慶地區民族體育志
志書的編纂，是對于一項歷史事物的保護有著重要的價值。為了保護我國歷史悠久的文化遺傳，讓文化遺產在當今這個外來文化沖擊的背景下能被人們所認知，現今我國對于許多重要的文化內容都進行了志書編纂，這位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自從建國以來，我國就認識到了志書的重要作用，出于對民族傳統體育保護，由國家牽頭編纂了《中華民族傳統體育志》，志書中對于我國現有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進行了收錄，并對體育項目的內容進行了介紹，其中圖文并茂，為人們了解民族傳統體育項目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民族體育志書中除了介紹現存的體育項目之外，對于已經消失的體育項目也有了較好的敘述。民族傳統體育志的編纂對于保護與發展我國傳統體育項目有著重要的作用。這也客觀了證明了志書對于傳統體育的保護的重要價值。重慶要想對其本地區的傳統體育項目進行保護，可以編纂一部關于重慶地區民族傳統體育內容的《重慶民族體育志》。由重慶市政府相關部門牽頭，組織重慶地區內民族傳統體育相關專家學者與民間研究者對搜集、挖掘、整理重慶地區范圍內的民族體育項目，并根據其民族、運動形式等特點進行劃分，按照志書的方式進行編纂，并邀請全國知名度較高的民族傳統體育學者對于志書編撰進行指導。編纂重慶地區的民族傳統體育志，首先可以對于一些瀕臨失傳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進行搶救性的保護。其次可以讓一些已經失傳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被現在的人們認知和了解。最后，編纂重慶地區的民族傳統體育志有著十分濃郁的區域情感色彩，通過志書可以使人們對于本地區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產生一種歸屬感，提高人們對于民族傳統體育的重視程度。
2.2 對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近些年來，受到了我國建設文化強國、提升國家文化實力的影響，我國正逐漸的形成了“申遺”之風。許多我國優秀的無形文化紛紛申請各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國家從文化遺產保護的戰略性出發，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內容根據其重要性分別被列為國家級、省級、市級、甚至是區縣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包含著大批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許多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護，而且當地相關政府部門給予這些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高度的重視。尤其是一些被列為省級以上遺產的傳統體育項目，其自身的生存空間都得到了很好的拓展。基于非遺對于傳統體育發展的重要性，存在與流行重慶地區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要積極的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請。據調查發現，現今重慶地區的一些民族傳統體育項目既然也列入到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行列，但是存在著級別過低的問題，即便是省一級的也是寥寥無幾。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申報者或者申報單位沒有對重慶地區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進行很好的整理，沒有突出該體育項目的歷史文化價值與現實存在意義。在未來的發展中，重慶地區的民族傳統體育的相關研究者與傳承人應該對一些較為優秀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資源進行整合，深入的挖掘其文化價值進行重點的打造，爭取申報高級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樣既能起到了對民族傳統體育的保護，又能提升相關部門及其民眾對于傳統體育的重視程度。
2.3 加強重慶地區民族傳統體育的科研力度
借著國家對于民族傳統體育發展重視的春風，國內許多研究者都投入到民族傳統體育的研究去，無論從科研著作、研究課題，還是到學術論文，都得到了躍進式的發展。筆者通過中國知網查閱關于民族傳統體育的科研論文發現，大部分的科研成果都集中于近10年，而且在論文方面，學術含量高、具有現實價值的高質量學術論文都集中于近十年中。而且在近十年里也涌現出大批民族傳統體育的優秀學者。正是在科研上的努力，才能樹立民族傳統體育研究在學術領域的重要地位，才能讓人們以學術的角度對審視民族傳統體育，這對于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有著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重慶地區有著優質的民族傳統體育資源，但是對重慶地區關于研究民族傳統的情況來看，不容樂觀。重慶地區有著許多高校的資源，西南大學、重慶文理學院等高校的許多專家學者都專注于民族傳統體育的研究，對于重慶地區的擺手舞、銅梁龍等傳統體育項目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很好的提出了這些民族體育的保護與對策，為這些珍貴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未來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但是重慶市給予民族傳統體育研究的重視還存在不足之處，體現在了課題立項的方面。代表著重慶市社科最高水平的重慶市社規劃課題，幾乎看不到關于民族傳統體育方面的課題立項，而且在重慶市中各種地廳級的課題中，也看不到關于民族傳統體育方面的科研課題立項，這足以說明了重慶地區的科研政策方針沒有對民族傳統體育給予高度的重視。在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中，要加強其科研力度，鼓勵高校或者社會民間學者專注于民族傳統體育的研究，做出一些高質量的民族傳統體育成果，發表于國內外具有影響力的刊物之上，可以進一步提升重慶地區的民族傳統體育影響力。在課題方面，放寬民族傳統體育科研課題的立項范圍，并提升課題的資助額度，只有這樣，重慶地區的民族傳統體育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
2.4 促進民族傳統體育的產業化發展
民族傳統體育如果要獲得更大的發展，就必須與時代的發展相結合。現今重慶正處于經濟的高速發展時期，各項事業照比以往都有明顯的提高其中，其經濟產業化結構十分明顯。在這種重慶地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背景環境中，民族傳統體育要想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就必須努力突出其自身的經濟產業價值。現今許多地區在民族傳統體育產業化的發展中已經走在了前列，讓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在獲取了經濟價值的同時也為自身開拓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重慶地區的民族傳統體育在借鑒其他地區的成功經驗的同時結合自身的情況來著重發展民族傳統體育產業，如：打造重慶地區內的民族傳統體育賽事、設立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培訓機構，增強民族傳統體育的競賽水平，推廣民族傳統體育的相關產品等策略來推進民族傳統體育的產業化發展。
第7篇：非遺傳承存在的困境范文
《品牌背后的故事――企業文化與全球品牌》 的作者艾爾布萊特?羅賽切選擇了18個全球知名品牌，通過講述和剖析它們的成長歷程，來說明企業成長、企業識別和品牌開發之間的緊密聯系。
亞洲除日本外普遍不重視品牌
亞洲國家除了日本，對于品牌的重視度遠遠不夠。中國雖然GDP總量已經居世界第二，但由于中間經歷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經濟，所以沒有出現全球知名品牌，還情有可原。但中國人的文化特色，注定了在我們國家創造出一個知名品牌的難度，不亞于獲得一個諾獎。
德國人的文化決定了它們的企業家在制造產品時，總是努力精益求精，對產品質量的追求到了極致的地步――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正是絕大部分德國企業家的這種價值觀才有可能出現一些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的產生也是一個金字塔結構――塔底是許許多多企業家追求產品質量的價值觀，往上是走出當地、走出德國的品牌，而塔頂是奔馳、奧迪和寶馬這樣的全球性品牌。創造一個知名品牌是極難的事，絕大多數企業都倒在半路上，或者僅存在于一個很小的區域內。
中國的企業大部分奔著利潤而去，僅有少部分企業遵循德國企業這種價值觀，所以能創造出一個知名品牌的概率極低。用德魯克的話來說：“創造價值是真實的，利潤不過是結果。”德國絕大部分企業都是類似德國雙立人這樣的追求：我們要做最好得的炊具，順便賺點錢――這是企業家的思維方式。而對于一個商人來說，做鞋還是做褲子并不重要，只要能賺錢就行，把鞋做好是為了賺更多的錢――利潤是目標，其余的都是手段。所以雙立人一口鍋要賣上千元，初次見到的人會很驚訝：這完全就是一個藝術品。緊接著就是疑問：就一口鍋，有必要做的這么極致么？這就是中國商人的典型價值觀。
所以仔細觀察國內的一些比較大的民營企業，也可以看出來這點。百度就是最大的假藥跳蚤市場，是體制壟斷的一個“毒瘤”――只要能賺錢而又不違法，它根本無所謂；而淘寶就是假貨的集散地，馬云有打擊之心卻從未有實際行動。
中國尤其缺乏品牌生存的商業文化土壤
一個國家的整體商業文化，對于企業識別以及品牌形象的塑造是有很大作用的。德國和日本的產品，代表的是卓越的設計與技術，以及可靠的品質，而這兩個國家的企業組織則屬于參與式的官僚體制。法國和意大利的產品以設計感、鑒賞力及創意聞名，而其企業通常屬于集權式的文化，即一種強調權威的制度，上級和下級的界定分明。雖然產品的設計令人贊嘆不已，但產品品質以及售后服務等差強人意。那中國呢？能不能歸咎于我們市場經濟開展的時間才三十多年？顯然不能。我國整個商業文化，以及幾千年傳承的文化，和目前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決定了我們的企業文化――從這一角度來看，在可預見的未來里，我國是不會出現偉大的企業的。以前有投資者認為云南白藥和貴州茅臺是偉大的企業。云南白藥的產品在國外因含有對消費者有害成分而被禁止銷售――根本無視消費者健康的企業，當然不可能是偉大的企業；而貴州茅臺是一家國有企業――從未有一家國有企業能創造出一個國際性知名品牌的先例，貴州茅臺也只能在國內稱老大，打入國際市場，如果僅依靠這幾個政府任命的完全跟他們利益不相干的官員來經營，沒有任何可能。
這是國內一些價值投資者的一大誤區。他們學習了巴菲特的投資經驗后，認為買入并一直持有偉大的企業，是一種非常不錯的投資策略。姑且不論這種策略是否正確地理解了巴菲特的投資理論精髓――因為巴菲特對于100%控股的企業才會采用這種策略，而對于上市的企業，巴菲特也只是說華盛頓郵報等三家企業他永遠都不會拋售，不拋售并非基于回報而是基于商業的緣故。
買入并一直持有偉大的公司，這種策略值得謹慎的一個根本的原因是，我們很難事先預測出哪一家企業將會是偉大的公司；而如果一家企業已經被證明為偉大，投資者也要盡量保守――留出足夠的安全邊際，因為沒有幾家公司能一直偉大下去。
電子業和汽車業的品牌最為短命
《品牌背后的故事》出版于2004年底，當時諾基亞正是如日中天的時候，就如現在的蘋果。羅賽切也講述了諾基亞這個品牌的曲折歷程，最后說：“只要諾基亞繼續遵循其成功的不二法門――結合友好的科技與時髦的設計，那么，可以斷言，諾基亞這顆閃亮的星星未來仍然會持續發出耀眼的光芒。”
最早的諾基亞公司是制作衛生紙和膠鞋的，相信沒有幾個人想得到。1966年，芬蘭橡膠公司、芬蘭電力公司以及諾基亞林業與電力公司合并成現在的諾基亞集團公司。合并后規模變大了，利潤卻下降很多，公司不得不花了很長時間去協調與整合。1980年諾基亞開始生產數字電話交換機，直接與愛立信正面交鋒。1987年錯誤地收購了兩家電視機廠商，公司陷于破產境地，總裁凱拉莫為此自殺。上世紀90年代開始諾基亞專注于手機業務，把重心放在研發上，并且立足市場品牌建設以及營銷，終于成為當時市場的王者。
但是誰能料到諾基亞輝煌了十多年，就開始陷入困境，連續好幾年虧損而被微軟收購――雖然手機業仍然持續快速增長。2004年的蘋果剛開始嶄露頭角，五六年后成為電子業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公司。但是，又有誰能預料到十年后哪一家電子公司將勝出？哪一家成為第二個諾基亞？
電子業和汽車業是兩個品牌不耐久的行業。愛立信、諾基亞、IBM和惠普都是曾經首屈一指的品牌，但是巔峰過后，短短的十幾年就陷入困境。惠普不斷裁員，CEO頻繁更換，但公司狀況未見絲毫改觀。
偉大的企業也終難逃沒落的宿命？
猶如古代中國的王朝，雖然帝王專制制度必然使其逃不了滅亡的結局，但不妨礙其中一兩位杰出人物把王朝帶到一個頂峰。國際上幾乎所有的世界性知名品牌，背后都站著一位或兩位杰出企業家的天才和汗水。如果沒有開創元老的獨特眼光和野心，以及杰出的企業家才華，索尼到現在可能還在大阪修理收音機，樂高還在畢朗得做木材生意，耐克還在俄勒岡的森林里舉辦長跑比賽，而沃爾瑪則還在美國一個小鎮上經營小賣部。事實上，如果沒有這些創始者，大部分企業，包括可口可樂、迪士尼、麥當勞，早就退出市場了。
當品牌成功地打入市場、公司持續成長以后，創始的英雄人物終究要慢慢退場。其后，一板一眼、凡是按規矩來辦的制度開始建立并執行。有一些企業，比如耐克、GE等努力想建立罕見而偉大的企業家式的公司文化。但是絕大部分聘請來的接替企業CEO一職的人，在認股權的薪酬制度下，其命運已掌握在注重短期利益的經理人手里。
第8篇：非遺傳承存在的困境范文
關鍵詞: 知識產權 民法傳統 現代性
在這個世界上，你可以超越習俗和限制，但不能無視它們走得太遠。
——[美]理查德.加尼班
像古老雕塑的碎片一樣，我們只是在等待最后一個碎片被找到，以便我們可以把所有的碎片粘合在一起，創造一個與最初的整體完全相同的整體，我們不再相信這個碎片存在的神話。我們也不再相信曾經存在一個最早的整體，或者最后會有一個整體在未來的某一天等著我們。
——[法]吉爾.德勒茲
一、知識產權的民法傳統何以存在
按照《辭海》的說法，傳統，是指舊有的思想、藝術、制度等社會因素。就如南澳島漁民出海捕魚之前一定會拜祭關二爺，而不一定拜祭被尊為海神的媽祖；再如，西班牙人檢驗伊比利亞生火腿品質的工具，不是儀器，而一定是細長的白色魚骨。[1]由此看來，傳統具有明顯的地方性和文化品格性，有著維持秩序與穩定的功能。但有時候，傳統反而會成為一種前進的負擔，一個時代確鑿無疑的觀念有時候是下一個時代的難題。知識產權，作為制度、權利，甚至是新文化，在中國大多時候都被認為是舶來品。那么，它有沒有中國的地方性特質或文化品格，換言之，有無中國的法律傳統？審視這個問題并期待恰當的回答，需要考察這種法律現象：每逢重大民事立法或修法之際，知識產權與民法的關系往往成為各方討論的焦點之一。《商標法》擬進行的第三次修改，便引發了“民法原則與商標立法”的激烈討論： “《商標法》從誕生起，歷次修訂雖然具體任務不同，但是方向和結果是明確的，除了商標制度本身的技術性問題外，都體現了對商標法的本性——民法的回歸。 ”[2]有論者強調將《商標法》調整對象從“注冊商標法律關系”回歸到“商標法律關系”[3]，討論的也是行政關系向民事關系的本質轉向。甚至更遠一些，在討論中國民法典創設的時候，學者們總是爭論著應否給知識產權留存一席之地，等等。這些討論和爭議來自不同部門的法學者，其中來自知識產權法和民法學界的聲音最引人注意。不同聲音的匯集促成知識產權法學與民法學的交流與融合。于是我們似乎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民法是知識產權的源頭和傳統；知識產權法的梳理和重整，必然繞不開對民法的討論。那么，這里所凝煉的“知識產權的民法傳統”，如何產生并何以存在？
（一）語義和邏輯的分析
“知識產權的民法傳統”是關系和性質判斷的命題，即使算不上新命題，但為了使論證更充分，詮釋其語義仍然是必要的。此處討論的知識產權，是指法律和制度層面上的知識產權，暫時不考慮作為文化的知識產權。“民法傳統”一詞，一般被認為是指淵源于上古羅馬法，指羅馬市民法（Jus civile），并以其法律制度為基礎演進發展而最終形成的法律傳統。[4]本文的“民法傳統”意非如此，而是指知識產權普遍被認為是私權，是民事權利之一種。民法是“源”，知識產權是“流”，二者系為一族。從法的形式上看，中國迄今尚無民法典或知識產權法典，雖然民法通則給定了知識產權術語和規范，但因社會劇烈遷移，這些術語和規范如今已顯得不夠準確也不夠充分，因此，在今天的法學研究中，詞語選用及表達的準確性似乎更值得關注。那么，根據以上所述語義，“知識產權的民法傳統”的命題是否能夠以其他問題形式替換？既然這是一個性質判斷的命題，那么“知識產權法與民法是什么關系”或者“知識產權法學與民法學是什么關系”可以替換么？二者是同構的嗎？論者時常在無意識中將兩者相互替換，這大致不能說是邏輯的混亂，實質上是二者之間存在內在關聯的一致性，例如在“知識產權屬于民事權利”的觀念指導下，將產生“知識產權法是民法的組成部分”的看法，最后形成“知識產權法學是民法學不可分離的一個部分”這樣的結論。但是，這里討論的事實上已經不再是“A與 B的關系”，而是試圖證立“B是 A的傳統”，前者的外延遠大于后者，內核也非同構。因此，從語義和邏輯上講，“知識產權的民法傳統”是一個獨立而不得替代的命題。
（二）道德基礎的論證
知識產權立法者和學者爭論著“回歸民法”以及“如何回歸”的問題，這樣的討論不能說沒有意義，但論者往往只停留于技術層面的規范，而沒有觸及規范背后的道德倫理。或許只有在道德基礎面上進行更為充分的論證，才能更好地理解“知識產權的民法傳統”是一種現實存在，而不是臆想。一方面，知識產權作為法律規范的存在，必然需要道德基礎的支撐。雖然知識產權與人類科學技術緊密且直接相關，但不能據此認為知識產權就僅僅只是技術規范，而不需要道德。知識產權的存在，仍然需要道德評估和倫理分析。“既然法律是從倫理規范里發展出來的，既然倫理規范需要道德基礎，法律也就同樣需要道德基礎。 ”[5]以此觀念為立法指導，才有了知識產品法律保護的排除規則：反人類常理常情的作品及商業標記不受保護、反人倫常識的技術發明不授予專利權，等等。新近出現的“人造生命細胞技術”接受立法部門倫理評估的事件，雖然發生在境外，但對于知識產權這類舶來品而言，仍具有相同的法律意義——技術無國界。[6] 知識產權必須是把道德考慮在內的法律，法律的技術性要求也不應該超越道德和倫理的要求。另一方面，知識產權的道德觀念直接源自民法的精神和倫理，是流與源的關系。知識產權的客體或對象，是不得違反人的常識、常情及常理，亦即知識產權必然是一種道德和倫理上的“善”。“倫理”，不言而喻地，是最高的“善”和最高善的知識，這是我們生活中最大的關鍵。[7]先哲的洞見，至今不失其真義。“善”與人類滿足感和幸福感緊密相關，因此，知識產權必然且必須是提升人類集體和個體幸福感的規范，否則將失其作為生活規范存在的意義。那么，這種“善”作為社會規范的存在，淵源在何處？實際上，作為社會規范而存在的倫理，就是民法。換言之，知識產權就是以民法規范的形式作為存在，這是由民法的性質所決定的。民法以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及人身關系為調整對象，知識產權也以實現社會集體、個人幸福作為存在的意義。在市民社會中，社會集體與個人均為平等關系中的主體。同時，民法是最貼近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法律。恩格斯說，“民法準則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的條件”。文化產品、技術產品、商業符號消費，本質上也是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由此可見，在物質前提尚未實現突破的情況下，知識產權道德觀并沒有超越民法倫理的范圍。
（三）世界觀與方法論的比較
知識產權的民法傳統，還需要從哲學的角度加以觀察。關于民法的普遍本質的思考，論者一般稱之為“民法哲學”，換言之，即觀察和適用民法規范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民法學的整體觀和方法論”。這里的哲學本質是指一種哲學性的觀察，而不是哲學本身。哲學或哲學性的觀察，與道德不同。前者從主體與客體出發，以獲得知識為目的；后者以幸福為追求的目標。據此，民法哲學可以分為主體的、客體的。那么，知識產權能否進入民法哲學的范疇，甚至形成獨自的哲學觀呢？論者認為，知識產權的哲學基礎主要在于知識產權客體的哲學基礎，而知識產權客體的哲學基礎又主要在于這個客體的上位事物的哲學基礎。[8] 彼得 .德霍斯從客體角度完成了知識產權哲學性的觀察，探討知識產權作為“抽象物”的特點及在抽象物上設立知識產權的情況，提出要用工具主義的哲學態度來指導建立相互制約的知識產權方法和理論。[9]雖然最終的結論是工具主義的哲學態度，但不可否認的，其論證過程很大程度上依賴著洛克、馬克思等人的勞動理論。勞動獲得價值，從而使有形物和無形物進入法律的視野。從主體哲學上看，知識產權主體由知識財富享有與分享的觀念支配，例如，國家是否應當享有無繼承人的作品的財產權利？這必然回到對權利主體正當性的考察，即作為民事主體的國家進行民法哲學的考察。國家的職能在于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而不能是與民爭利。[10]再有，知識產權法設置了諸多限制，從主體與客體關系上，仍然可以獲得民法哲學的解釋。例如，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有論者建議對綠色技術實行特殊的專利許可制度。[11]專利的“綠色與環保”，正符合“新人文主義民法哲學”生態論要求，生態論闡述如何貫徹綠色原則問題，從而緩解人與資源的緊張關系。如此梳理知識產權的理論脈絡，其法律規范及理論體系無疑能得到民法哲學的支持。無論是主體哲學、客體哲學，還是主體與客體關系的哲學，知識產權均無法回避對民法傳統的溯源。
二、民法傳統的困境與力圖擺脫的努力
（一）困境的存在及形態
近三十年來，中國知識產權獲得長足進展，這除了經濟建設的推力外，還得益于民法
傳統發揮的法制助力。借助民法建設，知識產權在《民法通則》頒布后，隨即獲得權利體系中的穩定地位。到今天，這種依托民法傳統的發展模式，已經受到多方面的沖擊：市場的充分發育、私權的覺醒、法律移植的多源化、公權干預的頑固、公眾的感受、外方的壓力，等等。知識產權呈現了民法傳統的困境——民法傳統無法容納現今和未來的知識產權體系。于是，就有了擺脫困境的努力。當然，也有論者，包括立法者，甚至干脆試圖擺脫民法，嘗試著編纂“統一知識產權法典”。即便是以法律規范形式存在，知識產權仍然是一種動態的存在而非靜止不變。知識產權的民法傳統可能由于上述各類社會因素，而變更、修正，甚至更迭。因為“傳統并不只是我們繼承得來的一宗現成之物，而是我們自己把它生產出來的，因 為我們理解著傳統的進展并且參與在傳統的進展之中，從而也就靠我們自己進一步地規定了傳統。”既然如此，那么有必要檢視知識產權民法傳統困境的具體形態及表現。
1.混亂的學科術語體系
中國民法大體上繼受了大陸法系的民法特征，無論是權利體系、邏輯結構還是術語表述，都具有明顯的歐陸民法特質。雖然有學者批評我國現在流行的文化結構趨向西化，包括話語與學術規則，文化形態與文化產品，幾乎都已成了“外來的復制品”，外來的價值體系、文化觀念已經悄然凌駕于民族傳統文化之上，甚至認為這一趨向的危害將是毀滅性的。[13]但是，對于民法而言，實際上其在中國的本土化早在清末和民國時期便已經逐步實現。相比之下，由于產生及全球性興起較晚，知識產權在中國至今尚未實現地方化和本土化，而此時中國借鑒的對象不再是歐陸國家，轉而學習英美。一方面，是因為當今世界實際為英美所主導；另一方面，則是歐陸民法典的缺陷使然。曾世雄先生評價法德民法典時，稱法國“無體之財產權在民法上幾成棄嬰”，德國“對于法國民法所忽視之事項，亦多遺忘。 ”[14]不同的法系，不同的民事權利體系，導致民法和知識產權很難采用可以相互接受的話語（text）體系。同時，源自大陸法系的民法學傳統，因其在中國的傳播較早，更為中國社會接受，這使知識產權在與民法進行對話的時候顯得較為弱勢。時間間隔的存在和法律移植來源國的轉換，導致中國知識產權產生一種奇特現象——立法者或學者未能運用已有的民法學體系對知識產權現象進行恰當概括和解釋，某些表述與論證簡直就是對英美法的生吞活剝；甚至部分法院在立法尚未規范的情況下，積極造法，在判決書中生搬硬套英美知識產權術語及理論。前者如，“許諾銷售”、“即發侵權”、“間接侵權”等，均是英美法的概念，相當于民法體系中的“支配權”、“侵害之虞”、“共同侵權”；后者如，部分地方法院判決直接引述侵犯專利權判定的“多余指定原則”，以及最高法院對該原則適用的否定。 [15]在本土已有概念和術語足以規范的情況下，引進不同法系的術語只能徒增體系的混亂和歧義。“因為在文化轉換的過程中，或者說當兩個陌生的世界相遇后要以一種事物說明另一種事物時，人們總是會充分利用已有的文化資源而避免創造陌生的新詞，人們確信這樣會更有效的達到理解的目的，達到傳播文化的目的..”[16]或許在術語表述的意義上，當今知識產權已經成為兩種外來話語和衍指符號交融和抗爭的場域。如此一來，知識產權研究將變得更加復雜和困難，因為這已經不再是法學和語言學普通的研究方案：一方面要分析衍指符號的各種形式特征，另一方面，也要對本土詞源與外來因素的互動過程提出自己的歷史解釋。[17]
2.通過公權的社會控制，背離私權自治的民法精神
因為性質屬私權，知識產權方才被認為具有民法傳統。私權領域奉行意思自治的思想觀念和處事原則。這是通過私法的社會控制，而不是通過公權的法律秩序——即通過有系統地、有秩序地使用政治組織社會的強力來調整關系和安排行為的制度。[18] 然而，現行知識產權體系里彰顯著公權力的社會控制，這背離了民法傳統。如商標法開宗明義聲稱，商標法的制定，是“為了加強商標管理”。這里的管理當然不是指權利人內部的自治，而是行政力量的管理；第三次修訂后的專利法仍然保留罰款等諸多行政責任；著作權法除了授予行政組織諸多行政權力外，還與繼承法編織了嚴密的國家意識網絡，這足以侵蝕公共領域和公共知識財富：無繼承人的作品的財產權利，由國家享有，并由行政機構實際行使。 [19]公權力的社會控制，形成所謂的“私法行政雙軌保護”模式。依據民法傳統所彰顯的自治精神、以及競爭市場所需 的自由精神，這種模式值得懷疑，尤其是在倡導私權、抑制公權的當下。雙軌模式所定義的社會控制，必然是公權力的可能世界，并頑固地拒絕權利的可能世界。因此，這樣的基本假設應當加以檢查和反思，而不應當使其成為對于思想而言是非法的“意識形態”。
3.超越民法傳統的“善”與正義，趨向工具主義
道德和倫理基礎，是知識產權之所以存在民法傳統的理論支持。而今的知識產權，則不斷地超越民法傳統所規定的“善”與正義，逐漸趨向工具主義。工具主義，是杜威對其實用主義理論的一種表述。他強調，思想、概念、理論等不過是人們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設計的工具，只要它們對實現目的有用或對有機體適應環境有用，便是真理。它們并無真假之分，只有有效或無效、適當或不適當、經濟或浪費之別。[20]在論證知識產權的正當性過程中，論者多以洛克勞動理論作為依據。在著作權法中，這似乎能夠獲得合理解釋，因為著作權自創作行為（智力勞動）完成而產生。這是自然的正義，屬于民法“善”的范疇。但是，到了專利法、商標法，勞動產生價值的理論則無法恰當地解釋權利的產生。在中國，這兩種權利都必須通過申請和行政授權程序方能取得。后申請或未申請專利的在先發明人，無論其投入的獨立研發成本有多大，都很可能無法獲得專利權。商標權的取得也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至此，我們可以看到，知識產權中的正義理念，實際上已經超越了民法 “善”的道德基礎，更趨向于形式正義。這種形式正義，以一種工具主義的面貌呈現：達到激勵技術競賽這一社會控制目標。顯然，這已經具有公共政策的味道，與純粹私權的特質存在某種差別——程序與實質的正義。知識產權在發展中體現新的道德性，實際上遠不止于此。知識產權普遍受到嚴格的限制，包括縱向維度的時間性和橫向維度的特許方式。權利受限，意味著對個人財富的抑制，但也是對民眾整體幸福的提升。時間性的存在，也是權利的限制形式之一。時間就如同利益流通的管道，從私人手中流向社會公眾。同樣，在公共衛生、公共健康、國家安全等領域，知識產權并不單純作為私益而存在，更多地是作為一種集體幸福的提升工具而準備著。如果將上述情形視為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分配機制，那么，與民法傳統中的“善”不同，知識產權不單單是財富本身，而且還承擔私人之間財富分配和分享職能：個人與企業之間的利益分配與分享，即職務作品、職務發明的權益分配；個人之間的利益分配與分享，即合作作品、合作發明的利益分配；個人與家庭成員之間的財富分配與分享。后者屬于家庭倫理范疇，知識產權并非以財富的形態介入，而是以收益分配工具的形式出現。[21]
（二）擺脫困境的努力：回歸民法的體系化
民法傳統的話語體系和道德基礎，在社會轉型時期受到內外的沖擊，于是，知識產權立法者和論者開始努力尋找擺脫困境的道路。在思索過程中，民法傳統成為啟迪之源。探尋者遵循民法傳統的成文法特征，找到了一條技術化道路。根據成文法特征，知識產權問題可以技術地解構為：事實判斷、價值判斷、解釋選擇。探尋者將此歸結為知識產權體系化的構建，而且是回歸民法的體系化，可以說，這是一種回歸傳統話語體系的努力。
回歸民法的理由——民法為“源”，知識產權為“流”，得到學界普遍的認同，即便是有人認為知識產權具有公法化趨勢，也未能動搖這一普遍認同。[22]知識產權是私權，知識產權法是民法的組成部分，民法的基本原理、原則和基本制度對知識產權法具有指導意義。知識產權的體系化前提，必然是對知識產權與民法關系的重整和梳理。以知識產權為審視原點，大致獲得內部體系化與外部體系化的區分。外部體系化主要描述的是與民法體系的銜接或者說如何合理地嵌入民法的固有體系，甚至在必要時對民法體系進行改造，使之更有容納力，換一個角度講，這種梳理更多的表現為知識產權尋找自身在法學學科中的位置并為其合理性論證的努力 [23]；知識產權內部體系化主要是對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具體部門法的梳理，尋求何以成為一個整體的合理解釋或基礎理論 [24]。知識產權學者在關注內部體系化的過程中，試圖從更寬廣的視角來觀察和描述，于是有不少學者從一開始采用的就是“貫通內外”的研究方法，認為從與民法體系的對接中可以獲取更多理論的精細養分，進而去除知識產權內部結構的粗糙。
在回歸民法傳統的技術化道路中，有論者主張以民法為核心重塑整體性知識產權法觀念，認為民法才是知識產權權益的兜底保護法，為此，民法也應當回應知識產權法，在民法體系中建立與利益保護相適應的不法行為責任制度，只授予利益享有者債權性質的請求權。將民法概念、權利體系結構直接引入知識產權的表述，是技術化回歸的普遍思維進路和實現模式。例如近期討論較多的“知識產權法定”這一概念，學者認為，知識產權的種類、內容、限制等重大內容都應當由制定法明文規定。對于詞語淵源，學者并不隱晦，直言“知識產權法定觀念來源于物權法定觀念”。[25]再如，有學者主張，在著作權性質的二元論基礎上，將著作權人身權或者作者精神權納入民法上的普通人身權，與人格權、身份權并列成為獨立一種人身權，形成人身權體系的開放格局。[26]更有學者從物權法中直接截取法律原則和方法——物權法定原則、一物一權原則、公示公信原則——以知識產權是“類物權”的判斷為立論基礎，構建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信息財產權體系。[27]如果作為理論的試驗，在知識產權學科尚未形成范式的階段，這種努力無疑值得贊許。因為，以大陸法系現有的財產權體系為依托展開思索，不失為一種溫良且有益的立論和認識路徑。當然，甄別知識產權與物權之間的異同，應當成為這種認知模式首先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但是，如果作為制度的設計，那么可以說，這忽視了知識產權對民法傳統已有的超越和突破，即使全盤借鑒也無力全面涵蓋。如此的回歸，似乎僅僅停留在技術層面的術語體系，而無法觸及知識產權的現代內核；如此的體系，也與現代工業社會文明、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不相吻合。 三、知識產權的現代性—另一種出路的描述
走出民法傳統的困境，徒有技術層面的體系化不足以實現。那么，是不是要將傳統摔個粉碎，完全地重構所謂的“現代知識產權”？這頗有后現代的解構色彩，破壞有余而建設不足。走出知識產權民法傳統的困境，是意在建設的命題。吉爾 .德勒茲對“破壞與建設”的表述很隱晦，古老雕塑意味著過去的傳統，雕塑碎片是解構的象征，努力尋求的東西是未來的現代性。這是觸及精神內核的命題，走出民法傳統的困境，需要外層的體系化改造，更需要對知識產權精神內核——道德基礎、方法論、世界觀——進行改造與提升。現代性，是一個復雜和多層次的概念：無限進步的時間觀念；民族國家的形成及其組織機制與效率問題；以人的價值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觀念。[28]無疑，我們是在第三個層面探討知識產權的核心價值。“時間觀念”則作為一個重要的輔助分析方法，這里的論證遵循哈貝馬斯對“現代”含義的解釋，“人的現代觀隨著信念的不同而發生了變化。此信念由科學促成，它相信知識無限進步、社會和改良無限發展。”[29]
（一）生產社會幸福的新文明模式
知識產權的現代性，是追求以人的價值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和正義。吉登斯從社會學角度將現代性定義為“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 17世紀出現在歐洲，并且在后來的歲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30]知識產權的現代性，可被認為是一種新的文明模式，但并非對立于民法傳統。新的文明模式，是將知識產權視為一種現代生產結構而得出的結論，其產品是現代科技文明和人類幸福，而不是其他。馮象認為，在中國，無論是官方的還是學術界的評論者，在討論為什么知識產權在中國不被重視的原因時，都會指出兩個自我解釋的因素，即所謂的傳統文化及經濟發展的現實水平。“這實際上歸結為一個詞即可描述的爭論：現代化。 ”[31]民法傳統中個體“人的價值”已經被知識產權的社會性追求超越，但傳統與現代性之間，并非是后者吃掉前者的關系。一個吃掉另一個是單向思維，雙向思維是對話，而且要平等對話、協商。那么，如何協商，如何對話？創建對話新平臺的社會成本是相當高的，施特勞斯對現代性后果開出了一劑成本較低的藥方—— 返回傳統。雖然其論述從政治哲學角度出發，但結論仍然有助于理解民法傳統與知識產權現代性的銜接問題。[32]民法傳統厚重的人文關懷和“善”的道德底蘊，足以為知識產權現代性進程提供合理性支持。知識產權的現代性進程，將必定是一種泛法制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歷史變遷過程。以社會整體性為基礎，重新規劃知識產權社會組織制度、法制體系、價值觀念、審美認知方式等，知識產權現代性正是在以上諸多方面展開的一項強大而長期的社會變革和精神變革。[33]在中國，知識產權具有濃烈的國家色彩，那么褪去行政色彩將是邁進現代性的第一步。在這以后，知識產權應當走出民法傳統個體幸福的 “善”，而進入社會的“善”。從國家到個體、再到社會，這是根本性的轉變。與之相應的，是社會行政組織結構的改革與限縮。唯有如此實踐現代性，馮象所言及的中國知識產權難題方能得到妥善解決。
（二）現代性論述的引入—理性與本土化
知識產權的現代性，呈現為文明模式的進化，表現出對社會公共福利和幸福的追求。方向確定了，那么，現代性的論述如何具體進入知識產權？將現代性論述引入知識產權，這不僅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而且是一個具有實用價值的命題。意義源自于新文明模式中的理性，而實用價值則決定于知識產權的中國本土化。
現代性的論述，將知識產權法學、知識產權法制置于廣闊的歷史語境之中，從而解脫
簡單的當下性描述，勾勒未來，從而擺脫是移植英美話語還是遵循大陸法系規則的困惑。新世紀以前，無論是知識產權的法律移植，抑或本土化改造，均處于啟蒙之中。因為實現知識產權認知的，僅是外力之下的官方，而并非社會整體。與官方相反，普通民眾的認知帶有強烈的抵觸情緒，至今，這一情緒仍然尚未完全撫平。這并非僅僅只是一個情感化的問題，實際上，民眾的選擇和情緒蘊含強烈的理性成份——在正常思維狀態下，基于正常思維結果的行動。對此，我們可以從伽達默爾的論述得到啟發，“啟蒙運動的普遍傾向就是不承認任何權威，并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審判臺面前。所以，書寫下來的傳承物、《圣經》以及所有其他歷史文獻，都不能要求絕對的有效性，傳統的可能的真理只依賴于理性賦予它的可信性。不是傳統，而是理性，表現了一切權威的最終源泉。 ”[34]知識產權啟蒙是理性的誕生與生長過 程，無論是外方的壓力，還是官方的權威，民眾選擇了抵觸性的接受，這是市場觀念使然，而市場觀念恰恰是中國近現代以來最為寶貴的思想和理性之一。因此看來，知識產權的根本問題不是中外之爭，而是中國經濟形態的改變——政府主導到社會主導——而引起的傳統與現代之爭，前者是地理區域的解釋，后者則是時間維度的視角。哈貝馬斯闡述了現代性與理性的關系，現代性的哲學基礎是理性，理性是自啟蒙以來不斷得到崇奉的思想價值，所有現代性的其他觀念，都是在理性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35]據此，知識產權的現代性基礎，必將是在啟蒙之后，在市場發育中形成的社會理性。
民眾對知識產權的選擇，是抵觸性的接受，這一選擇隱喻了知識產權現代性的中國實
踐——既是一種圍繞市場展開的社會理性，又是法律地方化的過程。現代性將知識產權放置于歷史的過程中，而且是屬于某一地域的范圍，從而構成將知識產權作為地方性知識進行重述的最恰當的理論框架。[36]當今知識產權仍然存在地方化不足的問題，例如，洪磊因“番茄花園”軟件侵犯微軟公司版權獲罪，這是法制經過邏輯語義推理之后的必然結果，但是大量的中國網絡民眾卻持與法律規范相反的意見。大眾的幸福感并沒有因為法律保護力度的加大而獲得提升，相反，是減少甚至被剝奪了幸福感。這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民眾的感受是非理性的”，或者是“知識產權意識的薄弱”，畢竟知識產權最終仍然要回到民眾本身。割裂地方性特質的現代性，顯然難以獲得認可和成功。再如，知識產權努力向遺傳資源、傳統知識、民間文學藝術延伸，這并非是個人意愿的結果，而是中國市場理性發展的要求。因為相對于其他國家，在傳統文化與遺傳資源方面，中國具有優勢。同時，知識產權新的類型直接以社會整體福利與和諧的提升為目標，不再如傳統知識產權那樣強調“人通過科學技術對社會領域或自然界的統治”。因此，現代性的形成，必須有地方性因素及地區民眾的參與。換言之，知識產權的現代性，需要制度層面與民間文化、民間話語之間的相互呼應，后者代表著社會整體的福利和幸福，也是現代性的最終歸依。
注釋:
[1]林裕森：《歐陸傳奇食材》，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15頁。
[2]劉春田：《民法原則與商標立法》，《知識產權》2010年第1期。
[3]鄧宏光：《中國經濟體制轉型與的第三次修改》，《現代法學》2010年第2期。
[4]江平、米健：《論民法傳統與當代中國法律》（上），《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
[5]趙汀陽：《論可能生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頁。
[6]路透社：reuters.com，Hearing on synthetic life to examine breakthrough，2010-6-15.
[7]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第一卷），苗力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8]張勤：《知識產權客體之哲學基礎》，《知識產權》2010年第2期。
[9][澳]彼得.德霍斯：《知識財產法哲學》，周林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
[10]康添雄：《國家民事主體地位的民法哲學》，《青海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
[11]何雋：《從綠色技術到綠色專利》，《知識產權》2010年第1期。
[12][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詮釋學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商務印書館2007版，第403頁。
[13]馮勤：《論全球化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的困境與重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2期。
[14]曾世雄：《民法總則之現代與未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1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5）民三提字第1號。
[16]王健：《溝通兩個世界的法律意義——晚清西方法的輸入與法律新詞初探》，中國政法大學2001年版，第55頁。
[17]劉禾：《帝國的話語政治》，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48－49頁。
[18][美]羅斯科.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沈宗靈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20頁。
[19]參見《著作權法》第十九條，《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繼承法》第三十二條。
[20][美]約翰.杜威：《實用主義》，楊玉成、崔人元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版。
[21]參見《婚姻法》第十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 第十二條。
[22]參見李永明、呂益林：《論知識產權之公權性質——對‘知識產權屬于私權’的補充》，《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馮曉青、劉淑華：《試論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及其公權化趨向》，《中國法學》2004年第1期；劉華關于知識產權公權化的觀點主要體現在《知識產權制度的理性與績效分析》一書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對此針鋒相對提出批判，認為“知識產權是純粹私權”的有，吳漢東：《關于知識產權私權屬性的再認識——兼評‘知識產權公權化’理論》，《社會科學》2005年第10期；孫海龍、董倚銘：《知識產權公權化理論的解讀和反思》，《法律科學》2007年第5期。
[23]黃臺英：《知識產權對現代民法的省思》，中國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蔣萬來：《知識產權與民法的關系》，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24]李琛：《論知識產權法的體系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楊雄文：《系統科學視野下的知識產權》，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王蓮峰：《商業標識立法體系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費安玲：《著作權的權利體系研究——以原始性利益人為主線的理論探討》，中國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齊愛民、李儀：《商業秘密保護法體系化判解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5]李揚：《知識產權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
[26]劉有東：《著作人格權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27]齊愛民：《捍衛信息社會中的財產：信息財產法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28]陳曉明：《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轉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9]哈貝馬斯：《論現代性》，轉引自王岳川、尚水編《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頁。
[30]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31]PeterFeng，Ph.D.，J.D.IntellectualPropertyinChina(SecondEdition)，HONGKONG.SINGAPORE.MALAYSIA， SWEET&MAXWELL ASIA， 2003，P6.
[32]曾裕華：《傳統與現代性——利奧.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
[33]陳曉明：《現代性：后現代的殘羹還是補藥？》（上），《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34]同注17，第371頁。
第9篇：非遺傳承存在的困境范文
關鍵詞 傳統學徒制；現代職業教育；基因；表達；變異
中圖分類號 G71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4）13-0015-05
職業教育植根于傳統學徒制，在世界各國職業教育發展的不同階段，都必然保留學徒制承襲的痕跡。歷史上，學徒制曾作為一種主要教育形態，對手工業進步和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作為高度依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一種教育形態，其也隨歷史發展經歷過曲折、反復、式微和變異。盡管如此，在中外普遍存在的某些行業，至今仍能看到保留完好的學徒制“標本”，為研究傳統學徒制的特質基因提供了珍貴素材。傳統學徒制的價值不僅是歷史的，對現代職業教育的貢獻也功不可沒。中外研究者將現代教育理論和傳統學徒制融合，形成了認知學徒制、現代學徒制等新理論、新模式，不但極大豐富了教育研究理論，更對教育現實帶來深刻變革。尤其是現代學徒制，這一發端于西方國家的現代職業教育新模式，不但已經成為職業教育領域研究熱點，而且近年來在我國進入實質性實踐探索階段。但分析現代學徒制的研究文獻，發現部分研究在強調現代性和應用性時，模糊了傳統學徒制的本來面目；或是在實用主義思想主導下，過于主觀地用現代語言放大、異化傳統學徒制，為其賦予了較多現論符號，致使傳統學徒制人為變得復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傳統學徒制的正確認識，阻礙了對其價值功用的挖掘和利用。因此，有必要歸根溯源，在傳統學徒制原生態的產生和發展中提取其特征基因，并研究它們在現代職教體系中的表達。
一、傳統學徒制的基因提取
嚴格地說，學徒制成為一種制度，是西歐中世紀手工業發展和手工業行會出現之后的產物。作為一個專用術語，“學徒制度”從13世紀前后才開始被使用，學徒制由私人性質逐漸過渡到公共性質，行會規章賦予行會對學徒制的全面控制，是其制度化的重要表現[1]。由于學徒制發展在各國歷史上并不同步，要研究其本質特點，應該在更廣闊的歷史范圍內考量，所以筆者認為將學徒制的“制”理解為一種教育形式更為恰當。所以，文中的傳統學徒制既包括中世紀后制度意義上的學徒制，又包括此前漫長歷史階段的原始意義上的學徒制。“基因提取”是在中外傳統學徒制中尋找普遍存在的、具有一定“遺傳”穩定性的共性成分。經過總結、分析和提煉，得到如下傳統學徒制基因。
（一）植根手工業是傳統學徒制的行業基因
無論古代還是近代，學徒制覆蓋的職業范圍主要是手工和技藝行業，并且在手工和技藝特征明顯的行業，學徒制保留越完整，其生命力越頑強。我國傳統上一般將從事這些行業的人以“匠”或“師”稱呼，比如鐵匠、木匠、泥瓦匠、油漆匠、裁縫匠、廚師、理發師（剃頭匠）等，這些職業如今還在我國民間以學徒制的傳承方式沿襲，足以證明學徒制的頑強生命力。國外傳統學徒制主要適用于傳統手工業和商業領域，工業革命后進入工業和服務業領域[2]。其技術工種主要包括印染工、雕刻工、陶瓷工、水泥工、制鞋工、鐘表工等。正是由于這些行業本身的技藝特點，適合師帶徒方式的教育傳承，因此才能在學徒制中找到歸宿。歷史上，雖然某些非手工藝職業，比如我國古代的醫生、疇人職官等職業[3] 和羅馬時代的法律家、雄辯家、醫生[4] 也曾有過通過學徒制模式培養的歷史，但隨著時展，很快就轉換到了學校教育培養渠道。這也證明了行業、職業與教育形態之間，滲透著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的邏輯。
（二）技能專門化是傳統學徒制的專業基因
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分工和職業分化，傳統學徒制也逐漸滲入各行各業，呈現出技能專門化趨勢。在我國古代，除民間私營手工業者大量存在外，官營手工業種類也越來越多，從商代開始，手工業出現“工”的分類，《左傳》記載，當時僅周初所俘虜的手工業者中，就有繩工、鑄造工、陶工、銼刀工、籬笆工等。到了西周，手工業發展更加興盛，《周禮?考工記》記載了“百工”情況，其中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摶埴之工等，足見分工之細致。在西歐，隨著手工業的發展，“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行會”，僅英國倫敦，1422年行會就達到111個[5]。行業的細分，必須要有足夠的手工業者延續產業生命，于是相應行業的學徒制便應運而生。由于目標的明確性，學徒只能學習本行業的實用技能，不能也不可能學到其他行業的技能。為防止行業間競爭，歐州行會一般限制非本行業人群進入本行業做學徒。而我國古代，師傅也一般不會收留跳槽、改行的徒弟，這也成為一些手工業和商業領域的普遍原則。例如，晉商學徒制中就有嚴格的規定，絕不錄用改行者和被開除者[6]，這保證了學徒對行業和師傅的忠誠。行業的細分和行業制度（或道德）的約束，使得學徒心無旁騖，有利于實現技藝學習的專門化和精細化。
（三）現場教學是傳統學徒制的教學基因
首先，傳統學徒制教學場所與工作場所一致，師傅的工作場地可以在作坊，或者隨雇主的變化而流動遷徙。其次，生產第一，教學第二。工作以任務為主導，教學從屬于工作任務，沒有清晰的教學計劃和具體的教學設計。再次，教學方式以模仿為主。先由師傅操作，徒弟觀察，然后再由徒弟操作，師傅糾錯，徒弟再操作，依次反復，直到徒弟掌握一項工作技能為止。其間，師傅會將技能要點進行口頭講解，對徒弟操作中的不足也會指出；徒弟也會對疑難問題向師傅請教，體現出了良好的互動性。最后，理論服務于技能。傳統學徒制沒有系統的理論知識，也較少有教材。一些知識滲透在技藝之中，難以用清晰的語言文字表達出來，默會成為知識傳遞的主要渠道。由于以上原因，傳統學徒制教學只能采取現場教學模式，這既符合手工業社會的時代特征，又是傳統學徒制的自然選擇。
（四）實踐評價是傳統學徒制的教育評價基因
教育評價是任何教育形式都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既是對教育成效的驗證，又是對受教者學習情況的檢測。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教育類型，其評價方法和標準各有所異。作為職業教育色彩濃厚的傳統學徒制，受制于技術理論的緩慢和有限發展，沿襲現場教學的慣性，評價方式自然也是以技能考核為特征的實踐評價。我國奴隸社會時期的學徒制一般是子承父業形式，父親是評價兒子的主體；進入封建時代，私營學徒制中的師傅和官辦學徒制中的工師、職官分別成為評價主體。評價內容方面，分為日常評價和滿師評價。日常評價主要是師傅對徒弟技能（技藝）水平的監督和評價，滿師評價是學徒期滿前對其完成產品的質量進行全面考核，以衡量徒弟是否具備獨立完成產品的能力。具體講，滿師考核的形式是最終的典型產品，考核標準是徒弟掌握技能的熟練程度和技藝水平的高低，以及工藝復雜程度、制作難度和耗時費工程度[7]。當然，對技能的評價僅僅是傳統學徒制評價中的一部分，滿師評價還包括師傅對徒弟職業道德的考核。由此可見，傳統學徒制的實踐評價形式雖然單一，但其與學徒的職業準入密切相關，因此并不否認傳統學徒制對教育評價的重視。
（五）個別教學是傳統學徒制的教學組織基因
無論中外，學徒制師徒比例都非常小，一般都是一師一徒或一師幾徒。如我國清朝時期，長沙制香業、裱糊業、京刀業等都制定了“徒弟進師，三年為滿，出一進一”的行規[8]，說明行業對師徒比例有嚴格控制。中世紀歐洲行會為有效控制生產規模，對學徒的數量也進行了嚴格限定，倫敦剪絨匠行會和諾里奇粗呢織匠行會規定為4個，倫敦的理發匠和外科醫生行會規定為3個，約克的織毯匠行會和考文垂的無沿帽匠行會規定為2個，埃克塞特的裁縫行會和約克的玻璃匠行會規定為1個[9]。其實，除行業規定之外，一師少徒的比例結構也非常適合教學做合一的需要，徒弟的觀察、模仿環節，對應著師傅的示范和糾錯。而數十個學徒以這種方式開展工作是不現實的。一師一徒或一師少徒的師徒結構決定了個別教學的模式，在教學中，師傅能專注于徒弟的每一個動作、每一道工序，有利于及時、仔細糾正徒弟的錯誤；徒弟也能在觀察和模仿中就任何疑問及時向師傅求教，這種密切的師徒互動，是傳統學徒制非常獨到的優勢。個別教學的優勢是除徒弟對教學資源的高占有率外，還便于師傅因材施教，實施個性化教學。
（六）師徒契約是傳統學徒制的教育管理基因
我國早期的學徒制，主要是子承父業，師徒關系就是父子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過渡到師傅收養子做徒弟，最后，過渡到一般的師徒關系[10]。這時候的師徒關系，由家庭性質轉向契約關系。師徒間權責逐漸清晰，師傅負責教授徒弟技藝，同時對其品行和禮儀、行規等職業道德的養成，以及日常生活全面負責；而徒弟也要在學習技藝的同時為師傅義務工作，包括料理師傅的日常起居。而在歐洲，學徒制從產生之初，就暗含了一種契約關系。在17世紀以前，學徒一詞即涵蓋有“在一定行業中，仆人在主子授予這一行業技藝的條件下，必須在一定年限內，為主子的利益而工作”[11]。這種契約化的關系，至少帶來了幾方面好處：一是一脈相承的師徒關系，是傳統學徒制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學徒出師后，一般幾年后也會做師傅，在教授徒弟時，他沿襲了自己師傅教徒弟的思想和方法，在保留傳統技術精髓的同時，一代代的創新，也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發展。二是維系了師徒間穩固的關系，這種關系一般不會因為徒弟的出師而結束，會延續、貫穿到雙方職業生涯全程。三是造就了徒弟對職業的絕對忠誠。傳統手工業社會中，學徒對職業概念的認識是和師徒概念交織在一起的，背叛職業等同于背叛師傅，這在傳統文化中是不被接受的。
二、傳統學徒制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表達和變異
（一）傳統學徒制行業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表達和變異
植根手工業是傳統學徒制的行業基因。國內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覆蓋廚師、美容美發、食品生產、民族技藝、機械、紡織服裝、輕工、農業、商業等傳統學徒制時期已有的行業，這是傳統學徒制行業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表達。此外，現代職業教育還覆蓋電子商務、電子信息、物流、生物技術等新興行業。在我國，還包括司法、統計、公安、國土資源、民政、鐵道、住房和城鄉建設等公共事業行業。2012年，教育部印發《關于調整和增設全國行業職業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的通知》（教職成函[2012]9號），批準成立的行業職業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就達53個，基本覆蓋了所有行業。職業教育行業領域的無限擴大，是傳統學徒制行業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變異。
（二）傳統學徒制專業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表達和變異
技能專門化是傳統學徒制的專業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表達為“窄口徑”。“窄口徑”能以專業技能的“專、精”特色提升就業競爭力，并能保證職業穩定性。但“窄口徑”的缺點限制了學生的專業視野，造成職業遷移能力的缺乏。為此，現代職業教育同時提出“寬口徑”概念，在強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同時，使學生掌握同專業兩個以上相近方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在就業中更具選擇性。“寬口徑”強調專業的“面廣”，但在學生有限的學制期限內，必定影響專業的精深掌握。所以，“窄口徑”和“寬口徑”作為兩種不同的職業教育專業思想，二者各有優缺點，在目前職業教育中并行不悖，應根據專業具體情況具體選擇。由此可見，由技能專門化到專業寬、窄口徑并行，是傳統學徒制專業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變異。
（三）傳統學徒制教學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表達和變異
工作現場教學是傳統學徒制的教學基因，在現代職教中表達為教學做一體化教學。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理論和技術知識不斷豐富，造成實踐教學和理論教學的分化，單一的工作現場教學已經不能滿足需求。同時，學校教育的產生和校企合作的實施，使得現代職業教育教學模式發生了深刻變化，理論教學、校內實訓教學、見習教學、頂崗實習教學成為現代職業教育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模擬場景教學、仿真教學、理實一體化教學等模式得到普遍應用。由此可見，工作現場教學的傳統學徒制教學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變異為多元化教學。
（四）傳統學徒制教育評價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表達和變異
實踐評價是傳統學徒制的教育評價基因，在現代職教中表達為技能評價。現代職業教育評價內容豐富，至少包括教學評價、道德評價和素質評價。教學評價的內容和評價方式與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相適應，既有學校對學生理論和技能的評價，還有企業對實習情況的評價。教學評價的方式有理論考核、操作考核和頂崗實習工作考核。道德評價與學生的日常行為密切相關，違反學校或企業規定者，將由學校給予一定處分。素質評價包括政治素質、身體素質、文化素質等，學校對它們都有相關要求。由此可見，實踐評價這一傳統學徒制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變型為校企合作雙方的綜合性評價。
（五）傳統學徒制教學組織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表達和變異
個別教學是傳統學徒制的教學組織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表達為企業指導教師制。傳統學徒制采取個別教學，是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產物，與一個時代、一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有關。因為一個相對封閉的地域在一定時期內對掌握某項技能的人才需求總量較小，所以師徒比例較低。目前在廣大農村和部分地區的城鎮，還有學徒制存在，正是這個原因。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經濟建設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學校教育應運而生，師生比例開始擴大，個別教學這一傳統學徒制教學組織基因開始變型為集體教學。但在校企合作中，由于企業能夠足量提供指導教師（師傅），所以較低的師生比和工作現場教學，這讓學者們看到學徒制的影子，由此也啟發他們嘗試推行現代學徒制。
（六）傳統學徒制教育管理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表達和變異
師徒間契約關系是傳統學徒制的教育管理基因，其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表達僅為師生間的義務和責任。傳統學徒制教育管理的契約化完全是私人性質。對契約的遵守，有賴于師傅本人的道德水準、行為準則和對徒弟的寬嚴要求，這種契約化的管理效能完全取決于道德力量的約束。隨著學校教育的出現，現代教育中，師生雙方的責任與義務都由法律明確規定，學生對教師的人身依附關系蕩然無存，教師不必背負繁重的負擔，學生不必擔負額外的義務。由此可見，傳統學徒制教育管理基因的變型是教育管理法制化。傳統學徒制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表達和變異見表1。
表1 傳統學徒制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表達和變異
三、由傳統學徒制基因研究引發的思考
盡管傳統學徒制封閉的教育環境造成了交流的僵化，不利于技術的傳播和發展，但其天然蘊含的職業教育思想，以及對現代職業教育的影響，仍然閃耀著人類智慧的光芒。傳統學徒制基因在現代職業教育中的變異，是時展的結果，其中，既有經濟社會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原因，也有教育改革發展的影響，這決定了變異的結果并非是完全符合職業教育自身發展規律的正向發展。客觀認識傳統學徒制，深刻領會職業教育本質思想，對其中的優秀基因進行忠實繼承，不僅是對人類歷史的尊重，也是職業教育研究的科學精神。
當今職業教育研究領域，無論是人才培養模式還是教學模式，各種理論層出不窮。盡管職業教育的理論創新促進了職業教育研究的發展，但理論繁雜，難以梳理主流，使職業教育實踐者容易產生疑難和困惑。作為職業教育的傳統實踐模式，更應該從傳統學徒制的研究出發，追根溯源，尋找職業教育的真諦。
此外，職業教育是否適用于任何行業任何職業？因為職業教育有學科性，學科教育也有職業性，所以不能因為任何行業都離不開職業實踐就可以斷言職業教育可以包羅萬象。如前文所述，植根手工業是傳統學徒制的行業基因。在古代，醫生、士官等職業也曾通過學徒制完成技術傳承，但因為它們的職業特點主要以腦力勞動和知識的積累為體現，所以學徒制終究無法滿足它們的復雜教育需求，最終，它們最早走出學徒制，進入以知識體系和學校教育為特征的學科教育。盡管不少人認為職業教育可以覆蓋任何行業任何職業，但對職業教育教學實踐者來說，學科性強的專業如何實施職業教育卻的確面臨困境。此外，一些行業內，同專業的本科生和高職生，他們走向社會，崗位對二者知識和能力的要求卻并非涇渭分明。這至少說明，職業教育行業覆蓋范圍的無限擴大并不能得到市場的認同。
由此可見，繼承傳統學徒制優秀基因，結合時展特征元素，使傳統學徒制對現代職業教育發揮更準確的指導作用，這是職業教育研究者們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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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xpression and Variation of 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 Gene in Modern Vocational Educaiton
QI Yin-de
（Huizhou Health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uizhou Guangdong 516025，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