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研究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新聞傳播學研究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新聞傳播學研究范文

數據新聞的性質和業務

有學者認為大數據新聞的本質是構建所有意義的有機統一體，數據新聞遵循的邏輯和基本途徑是人文法則。大數據驅動的新聞報道實現了從關注社會表層到發掘社會深層問題的轉變，有助于提升新聞報道的透明性。數據新聞報道的特點是提早策劃、及時跟進、多渠道收集海量數據。有學者認為數據新聞的價值通過數據的量體現，數據新聞能對“全體”進行報道，使“整體真實”從理想變為現實。有學者認為數據新聞的制作過程包括新聞主題發現、數據抓取、清洗過濾、分析挖掘、交互性設計、可視化呈現、故事化講述等幾個方面，而數據處理、交互性設計與可視化呈現是數據新聞制作的核心。大數據技術對傳統新聞業務的影響是數據新聞研究的重點，彭蘭認為新聞報道中趨勢預測性新聞和數據驅動型深度報道將增加，數據呈現、分析與解讀能力會不斷提高，新聞生產過程中跨界合作也會不斷增強。她還認為數據關系的揭示，對于挖掘新聞內涵具有重要意義。喻國明認為大數據既是新聞形態的創新，又是一種全新意義上的內容創新，通過碎片化的數據及文本挖掘技術，實現了“減少和消除不確定性”新聞內容。周子淵認為大數據對傳統新聞在獲取新聞線索、新聞呈現方式、新聞輿論導向以及新聞內容等四個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丁柏銓認為數據新聞的出現影響了新聞工作者的新聞理念、傳媒的組織架構和人力資源整合、新聞實務以及部分新聞學者的研究旨趣。

大數據與傳媒業關系研究

關于大數據與傳媒業關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大數據對傳統傳媒業的影響。彭蘭認為傳媒業是大數據時代受到沖擊的主要行業之一。官建文認為大數據在媒體內容、新聞報道數量、媒體從業人員以及媒體輿論等方面對傳媒業帶來了挑戰，媒體要有強烈的數據意識，要善于收集數據、分析數據和使用數據。王武彬認為大數據的核心理念對傳統媒體的影響主要體現為媒體應將大數據看成重要的資產和生產資料，大數據應該被廣泛應用于媒體的輔助經營和報道中。大數據背景下傳統媒體如何轉型？喻國明認為個性化信息定制、眾包式內容生產以及傳媒業跨界融合是傳媒業轉型的三個基本路徑。張濤甫認為傳統媒體可以抓住大數據環境下受眾對高品質、確定性信息的需求，尋求戰略突圍，應在理念、戰略、技術三個層面尋求突破。解葳和高憲春認為在大數據背景下要實現傳統媒體從“公共媒體”向“公眾媒體”，記者從“全能記者”到“數據協作團體”，新聞生產從“制度化新聞生產”到“眾包數據挖掘”、從“信息采集”到“數據篩選”，新聞報道從“客觀性報道”到“沉浸式新聞”的五大轉變。還有學者認為大數據時代媒介組織結構面臨變革，媒介要建構數據互動空間，勇于打破自身邊界的束縛，同時要重視大數據人才的培養。

大數據與傳播學研究

徐偲骕認為對于傳播研究領域來說，如果“大數據”概念與方法只能增加功能主義經驗研究的工具性效益，于反思傳播權力不平等、關注個體傳播權益、重建媒體公共性無任何裨益的話，只能成為學科發展的又一桎梏。吳維憶分析了大數據的傳播學意義，認為大數據不僅提供了技術支持，還是一種構建性塑造力，在根本上重塑著媒介場和整個傳播領域的結構和生態。從大數據對傳播學效果研究方法論的影響來看，操瑞青認為研究者需要充分考慮兩者的平衡，在關注文化向度的前提下將效果研究向前推進，關注傳播活動與人的思想之間的具體關聯。曹剛認為大數據背景下受眾研究受到受眾使用行為的海量數據、高維數據和價值缺失三個方面的影響。研究過程中，在處理“大數據”時要利用抽樣技術有效壓縮受眾測量數據量，利用維歸約技術降低受眾的數據維度和增加受眾研究背景知識數據挖掘的預判性。有學者認為大數據使受眾分析對象從抽樣分析變為全量分析，分析結果實現了預測性、評價性和可視化。在傳播學研究中，大數據還是一種研究方法。喻國明將大數據方法運用于社會輿情分析，用大數據價值挖掘與分析技術，分析當下中國社會輿情的結構性特征。

第2篇：新聞傳播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現狀；研究困境；未來發展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060（2013）03-0054-07

我國有關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以《知識分子與大眾傳媒：愛與恨的糾纏》為題編發的三位學者的文章，至今已經整整15年了。無論是在當代知識分子研究還是傳媒文化研究中，“電視知識分子”作為知識分子的一種新類型，都越來越受到關注。作為新聞傳播學這一領域的研究者，我們在看到取得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目前在研究中存在的困境，思考未來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的發展方向。

一、電視知識分子的概念界定及研究背景

1.電視知識分子的概念界定

“電視知識分子”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批評電視固有的弊端時提出來的，意指那些熱衷于在電視上露臉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然而目前我國學界尚沒有一個關于電視知識分子的權威定義，結合15年來我國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對它作如下界定：

電視知識分子，主要是指經常出現在電視上同時又非專業電視從業人員的知識分子，他們作為特邀專家或嘉賓解答電視觀眾的問題，或者就某一社會熱點問題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發表見解，多為大學教授、研究員等，屬于高級知識分子階層。

我們可以對這一定義作進一步理解：

第一，“電視知識分子”是那些經常上電視但又非電視媒體內部從業人員的人。

第二，從功能上看，知識分子上電視，多是就社會問題發表看法或傳播知識，這是他們介入媒體的價值所在。

第三，從身份上看，在電視上發言的知識分子一般為大學教授、研究員，這是電視媒體邀請他們最看重的身份標簽，也是這部分知識分子能夠頻繁出現在電視上的資本所在。

在我國早期的研究中，“電視知識分子”被等同于“屈服于電視的知識分子”，這其實是忽略了電視知識分子所繼承的知識分子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對公眾進行啟蒙的重要傳統。在西方，利用電視這個現代媒體進行思想傳播、啟迪公眾的重量級知識分子大有人在，如薩特、羅素、布爾迪厄。當然，由于知識分子介入電視是個新現象，這個概念的褒貶內涵也就尚在爭論中。就我國而言，這一概念經歷了一個從早期的貶義色彩到現在的中性色彩的轉變過程。

2.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背景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電視剛剛普及之后，就出現了函授性質的電視教學欄目。這應該算作我國知識分子與電視媒體的早期接觸。進人90年代之后，國外“脫口秀”節目被引進，談話類節目風靡一時。于是，一些知識分子漸次走上電視，這類節目在精英學者和普通大眾之間架起了一座非常有效的溝通橋梁。伴隨著這樣的過程，電視知識分子群體開始出現了。

隨著觀眾對文化需求程度的提高以及電視媒體對收視率的強烈追逐，電視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地以各種方式參與到電視節目中去。到2006年，知識分子與電視的親密接觸達到了頂峰，這一標志即是《百家講壇》的火爆一時。《百家講壇》作為“明星發射塔”，先后推出閻崇年、劉心武、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等多位“學術明星”，其氣勢之大、來勢之猛，前所未有，這也標志著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的日益成熟。

在電視媒介強大的影響力面前，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走出了“象牙塔”，走上電視屏幕，顯聲留影，傳播自己的學術成果或社會主張。這是一個傳媒對接學術的時代，也是學者易成明星的時代。新的傳媒時代提出了新的時代課題：知識分子是應該堅守他們傳統的學術操守，冷坐書齋，還是應該勇敢地走上電視，成為“文化傳教士”？在人文知識分子日益邊緣化的今天，究竟是什么成就了這些文化明星？在物欲橫流的時代里，知識分子紛紛“觸電”的表象背后又隱藏了什么？《百家講壇》紅火之后，國內對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也逐漸增多，這無疑為中國當代的電視知識分子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課題。

二、中國新聞傳播學中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現狀

對“電視知識分子”現象的關注，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1月24日的《南方周末》。隨后何東在1997年第5期的《天涯》上發表《電視“知識分子”》，周安華在1998年第2期的《文藝爭鳴》上刊登《論中國“電視知識分子”》。隨著《百家講壇》“造星運動”的進行，國內關于“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也相應多了起來：如時統宇的《試論電視知識分子》和《電視知識分子的前世今生》（1-3）、李興亮的《知識分子與電視的關系新論》、劉艷臣的《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狀況淺析》、黃寧的《電視知識分子的傳播邏輯》、胡畔的《解析電視知識分子現象》、吳世文的《試論我國電視知識分子的公共事務參與》、鄭萍的《論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的特殊性及其作用》等。2007年，《中國傳媒報告》第4期發起了以“媒介、知識分子與公共性”為中心的學術專題討論，掀起了國內討論知識分子與傳媒關系的一個小。

在學術專著方面，目前頗值一提的：一是陳媛媛的《社會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媒介形象研究》，該書第一次較深入地分析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呈現出的媒介形象，其中探討了知識分子媒介形象呈現社會語境、主要方式、形象內涵以及制約機制。該書將對知識分子的研究深入到定性與定量兩種方法的使用上，將西方理論與中國社會現實結合起來，可認為是在這一領域的開創性著作。二是牛慧清的《中國知識分子與電視媒體關系研究》，這可以說是目前為止關于知識分子與電視關系方面研究的比較規范的專著。書中對知識分子介入電視的動力機制進行了分析，指出知識分子介入電視的兩種互動模式：歷時主導模式和共時主導模式。對知識分子介入電視這一行為所產生的異化傾向，作者也給予了深入的剖析，并探討了知識分子與電視可能的良性互動。

總體說來，這些論文及著作均以知識分子與媒介關系為中心，從不同角度切入，論述當今媒體時代知識分子與電視的關系現狀及存在問題，總體基調是批判性的。

在對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中，關于“學術明星”的研究占據其中相當大的比例。“學術明星”是指在學術界有一定聲望的學者通過在大眾媒體（尤指電視）上面向大眾展示形象、傳播文化知識，從而成為人們所熟知并產生明星效應的知識分子。“學術明星”作為電視知識分子日漸成熟的標志，成為學者們探討的熱點。以“學術明星”為關鍵詞研究這一現象的文章，較有價值的如顏敏的《學術明星的崛起與人文知識分子的現實定位》、閻翠靜的《淺析大眾文化背景下的“學術明星”現象》和《從學術明星現象看大眾文化的回歸》、柯婧的《學術明星與文化快餐風潮下的符號暴力》、章芝羚的《學術明星：文化傳播與大眾傳媒對接的產物》、李倩倩的《對學術性節目與“學術明星”的思考》、惠東坡的《“學術電視”需要“學術明星”――以央視“百家講壇”為例》、許鬧的《透視知識分子的“學術明星化”》等。至于其它以“易中天”或“于丹”為個案，探討學術明星現象的較有學術價值的文章更是數以百計。

在對電視知識分子的關注上，形成連環重磅效應的是《當代傳播》雜志。就在2003年，即《百家講壇》調整策略，收視率開始回升的當年，《當代傳播》便在第2期推出郭五林的文章《教授走進電視直播間的學理思考》，接下來，此文章便如引玉之磚，引起了后來學界的一連串討論，陳力丹在2004年第2期的《當代傳播》針對郭五林的文章拋出《教授走進電視直播間的學理追問》，緊跟其后，黃順銘在2005年第3期的《當代傳播》上發表《“教授走進直播間”與“布爾迪厄式批判”》。2006年第1期的《當代傳播》中，黨生翠的文章《“公共知識分子”、“傳媒知識分子”與“節目專家”――傳媒時代知識分子與大眾傳媒關系探析》再次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可以說，在對學者與電視的關系的敏感度上，《當代傳播》是走在前列的。

我國新聞傳播領域目前對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從電視知識分子現象產生的原因人手，認為現代傳媒的媒介特性是電視知識分子產生的客觀條件，而大眾的時代及文化需要是電視知識分子產生的根本原因。“易中天的崛起完全是電視的功勞，易也寫了許多相當有趣的著作，卻并不流行――電視的平臺將易中天變成新的偶像……沒有電視，就不可能有易中天的火爆。”

第二，從學術角度分析電視知識分子現象。認為在電視知識分子那里，學問實則已經變成敲門磚。一旦敲進了名利之門，知識分子一貫秉承的學術追求便被丟到了腦后。也有不少學者認可電視知識分子現象，認為這是連接知識分子與大眾的有效途徑，是學術大眾化的有益嘗試。

第三，從文化角度分析電視知識分子現象。這類文章所占比例較大，因為電視知識分子現象首先無可爭議的是一個新文化現象。它的出現，是中國文化在社會轉型期所表現出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有其特殊的文化意義所在。

第四，對電視學術明星現象存在問題的反思。對于一時火熱的學術明星現象，很多學者也進行了冷思考，表達了他們對這一現象可能潛在的負面作用的憂慮。如李倩倩認為，電視知識分子與歌星、影星不同，其特殊的學者身份，加上他是以科學文化知識或思想為手段來服務公眾的，這必然使得他所產生的影響難以估量。電視知識分子應該深深地思考，如何才能揚長避短、避免可能發生的負面影響。另有學者在反思學術明星現象時，提出了“知識分子”與“知道分子”、“書齋學者”與“明星學者”的區別，并對這一伴隨電視媒體而出現的對知識分子的區分現象進行了考量。“樂觀派”認為：“當今語境的“‘知道分子’可以說是‘知識分子’傳統角色在現代傳媒社會中的一種變身”，而“悲觀派”則認為，“教授是電視臺的工具性符號”，部分知識分子以“上鏡率”和“收視率”來獲得附加資本，并擾亂學術自身的游戲規則。出于如何更好地發揮知識分子作用的考量，有學者提出要建立公共電視臺，認為當下在我國消費文化“一統天下”、精英文化淡出歷史舞臺的問題癥結在于公共電視的缺失，這的確不失為一個思考未來發揮知識分子作用及使命的一個方向。

三、新聞傳播學中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的困境之圍

1.中西知識分子概念界定的不同

“知識分子”一詞的最早來源有兩個，一是來自19世紀的俄國，當時一批與主流社會有著疏離感、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特別是道德批判意識的群體，被稱為“知識分子”。二是來自19世紀末的法國。在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雨果發表了《知識分子宣言》。后來這批為社會正義辯護、批判社會不正義的人士就被他們的敵對者蔑視地稱之為“知識分子”，它同樣是指那些受過教育、具有批判意識和社會良知的一群人。

從以上兩個源頭發展下來，到目前為止，西方學者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主要有曼海姆的“自由漂移的知識分子”論、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論、薩義德的“業余知識分子”論、福柯的“普遍與特殊知識分子”論、鮑曼的“立法者與闡釋者”論。這些理論各有特色，但基本上都將社會良知和批判精神視為知識分子最具特質的內涵，這是和西方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一脈相承的。

“知識分子”一詞被引人中國后，我國出版物和學術界對它的界定更是各式各樣。1989年版的《辭海》中的解釋是：知識分子“是有一定科學文化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編輯、記者等”。《社會學百科辭典》認為：“知識分子是有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以依靠腦力勞動獲取報酬為其主要生活來源的社會階層。如科學工作者、醫生、教師、記者、文化工作者等。”從這兩個定義不難看出，我國更注重從知識水平方面來框定知識分子。然而，隨著國民整體文化水平素質的提高，簡單地以文化程度的高低界定知識分子，未免過為寬泛。牛慧清在其專著中這樣界定：知識分子“主要是指受過高等教育，在自己所屬的專業領域內取得一定聲譽并在社會上產生一定作用和影響的人士”。這個定義比較切合當今中國的實際情況。

所以，在中西不同的社會語境下，其對“知識分子”概念重心的強調是各不相同的。與中國學者強調知識分子的“知識性”不同的是，西方學者更看重知識分子的道德超越性和社會批判性。“知識分子”概念的不同內涵，直接導致了中西對“電視知識分子”概念理解的不同，這樣，雖然使用的是同一個詞，但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卻不盡相同。由于西方對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早于中國，本應多向西方學習的中國學者卻往往在具體借鑒時產生概念或范疇上的困惑。這樣，中西的電視知識分子研究仿佛走的是兩條不同路線，偶有交叉卻只能各奔前程。

2.理論的本土化問題及與本土理論的結合與矛盾

“知識分子”一詞原本就是個舶來品，無論是西方的知識分子理論還是電視知識分子理論，其成熟度都高于中國。因此，中國學者一直致力于引介西方理論的工作。然而，任何西方的理論一經介紹到中國，就必然要開始其本土化歷程，結果只有兩種，要么最終變為我們自己的話語，要么在本土化的過程中逐漸消弭。中國的電視知識分子研究者也必然要面臨一個外來理論本土化的問題，這即是薩義德所說的“理論旅行”的結果。

西方的知識分子理論當然是根植于西方社會和文化背景之中的，因此，西方知識分子理論天然地是與社會批判意識及與統治階級的不合作態度為前提的。我們看到西方的知識分子理論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要保持知識分子個人的獨立性與超越性（除后現論中的一些悲觀論調），他們更注重從道德方向來界定知識分子的性格特征，保持昂揚的戰斗姿態成為知識分子不變的人格剪影，他們對知識分子的這一觀念自然就移植到了對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中。比如法國學者德布雷最早關注到大眾媒體時代的知識分子，他運用媒介學的角度和方法研究知識分子，著有《教師?作家?名流：近代法國知識分子》。他認為在1968年以后，知識分子開始轉向大眾媒介，在大眾傳媒時代，知識分子的代表既不是“教師”也不是“作家”，而是頻頻出現于電視屏幕的與其他流行報刊的“名流”，成為“追逐名聲的動物”。他將“五月風暴”后走向媒介的知識分子稱作“名流知識分子”，他們通過媒體獲取名聲和資本，他們的言論不是激發而是限制了公眾獨立的判斷和表達。這個時代，知識分子所謂的“成功”取決于與媒體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體所獲得的文化資本的多寡。

而就中國來說，知識分子的現狀有其自身的文化原因和社會背景，而且中國媒體“喉舌”的性質也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不可能如西方那樣決絕地與電視保持不合作態度，甚至可以在電視上批評電視（如布爾迪厄）。就現階段來說，中國知識分子多以嘉賓、專家、文化講師、策劃人或時事評論員的身份介入電視，這就決定了他們必須以“合謀者”的身份參與電視節目。既然中國具有與西方不同的文化語境與媒介現實，對西方理論的簡單移植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理論嫁接的痕跡，未必能分析中國的電視知識分子問題。中國的研究者們如何合理地借鑒和利用西方相關理論，卻也是個難題。

從另一方面講，中國其實也有自己源遠流長的知識分子理論。如余時英、許紀霖、杜維明、錢穆等，都先后著書立說，剖析中國知識分子的源頭、特征、結構、功能等。其中，余英時在他的《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更是鮮明地指出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已具有了現代西方意義上的公共性，士這一層在中國古揮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士階層與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在精神氣質上是相通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者們，如何結合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新特征，從而恰當地將本土知識分子理論運用到對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當中，并合理借鑒本土化了的西方知識分子理論，適當協調這不同語境中的理論矛盾，從而找到恰當的理論視角去透視中國的電視知識分子現象，這還有一個長期的理論磨合之路要走。

3.研究方法的缺陷與不足

方法是我們研究某一問題的視角或工具，方法決定了我們透視問題的深度和廣度。通觀目前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學視野下的電視知識分子研究，方法論上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三：定性較多而定量不足、個案較多而綜合不足、跨文化研究不夠。總之，研究方法較為單一。

第一，從目前公開發表的文章或著作來看，定性分析較多，定量研究卻很少。研究者多是就目前電視知識分子現象的某一點進行簡單思辨，從而提出一個問題或得出一個簡短結論。這種空中樓閣式的研究方法不利于理論的歸納或提升。當然，問題決定方法，知識分子理論無論是西方還是在中國，都已相對完善和成熟，對理論的借鑒必將成為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電視知識分子畢竟是一個新的社會文化現象，新的現象決定我們應當適當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現象研究如果能建立在新的調查實踐結果的基礎上，必將會使新理論的得出順理成章。

第二，國內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的另一特點是個案研究較多，綜合性研究較少，理論提升不足。個案研究也多集中于對《百家講壇》中所謂“學術明星”的研究，跟風研究色彩明顯。

過多的個案研究，使得研究成果總體看起來瑣碎而表淺。從數量來看，綜合性的研究明顯少于個案研究，這就使得目前我國的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缺乏宏觀視野和理論高度。

第三，跨文化研究不夠。跨文化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共時性或歷時性的對比，尋找差異和不足，以便能更有針對性地提升研究效率、豐富研究成果。跨文體研究要注意探討不同國家、不同研究領域中的相關話題，以清晰的國外研究或其他學科研究為背景，全面觀照我們新聞傳播學的電視知識分子研究，以期研究視野的拓寬和所得結論的客觀。而就目前來看，我國對西方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明顯不足，使得我們的研究往往是沉浸于自說白話的滿足中。

四、新聞傳播學中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

1.理論研究的三步走

目前中國的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的理論背景有兩種：西方知識分子理論和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理論，而且西方理論也還存在一個本土化的問題。只有在結合了中西方關于知識分子的理論精華、并將其融會貫通，才可能從正確的視角看待我國新文化背景下的電視知識分子現象，才能對電視知識分子的出現原因、社會功能、存在問題及未來前景等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與預期。因此，未來的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的理論把握，必然要經歷三個階段，即理論研究的三步走：第一，掌握西方知識分子理念的精華。西方的知識分子理論雖然相對成熟，但其內部卻非鐵板一塊，而是一個有著不同觀點和范疇的龐雜體系。中國學者要發揚“拿來主義”精神，在吃透這些理論的基礎上，找出能為我所用的精華部分。第二，進行西方理論本土化的工作。理論提供的只是一種研究視角，既然研究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現象，當然要從符合中國實際的研究視角出發，得出的結論才具有說服力，因此，將西方理論進行切實的本土化改造，使其能夠成為分析中國問題的得力工具，是我國當代學者必須要面臨的現實難題。第三，與中國本土理論的結合。目前國內出版的關于中國士大夫（或稱文人）、古代及現代知識分子的書籍不在少數，雖然不如國外相關理論那么自成體系，但它們對中國知識分子性格、功能、使命的分析還是十分到位的。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研究者要做的就是找到合適的角度，將西方知識分子理念與中國知識分子理論結合起來，以達到中西理論的自然對接。如果能做到這一步，那必然能極大拓展和加深分析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現象的理論視角和研究厚度。

2.加強研究的學理色彩

首先，就研究數量看，目前我國公開發表的關于電視知識分子的文章中，學者們多將目光集中于某一人、某一欄目或某一人在某一次電視節目中的表現，而這其中，絕大多數又聚集于《百家講壇》及其推出的學術明星上。因此這些文章發表的時段也比較集中，大多在2004年至2009年五年間。《百家講壇》作為電視知識分子電視表現的最閃亮時期，當然值得關注，但它畢竟不能代表我國電視知識分子的全部，這些個案研究難免會有以偏概全之嫌，難以有理論上的重大突破。

其次，就研究內容看，當前我國新聞傳播學視野下的電視知識分子研究，很大一部分是從實務角度出發的，即業務分析較多，理論剖析不足。對電視知識分子的傳媒表現多停留在淺表層次或細節問題的探討上，力度缺乏，深度不夠，明顯缺少對這一現象深層次的理性反思和宏觀背景下的理論建構。

因此，無論是從數量還是質量來看，今后新聞傳播學中的電視知識分子研究，必須強調其研究的學理色彩，基礎層面的研究工作已有不少，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未來這一領域的學者們必須從更高的角度和更寬的視野上來深入透視中國目前的電視知識分子現象，加強理論厚度和注重理論創新。例如，近年來就有學者將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借鑒運用到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中，提出電視場與學術場是不同場域的觀點，并站在場域的視角上分析二者的沖突及融合，這不失為一個研究電視知識分子的新視角。另外，新聞傳播學中的電視知識分子研究主要存在兩種不同視域：一種秉承知識分子的傳統批判路線，認為當今積極參與到電視中的知識分子實際扮演的是“特洛伊木馬”的角色，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知識分子獨立性的喪失；另一種觀點則著眼于積極建設方面，認為電視知識分子是部分知識分子在新的文化背景和媒介生態情況下的一種自我突圍，重新找回了知識分子失落已久的話語權。從目前數量來看，持第一種觀點者居多。我們說，批判總是很容易的，但批判后的建構似乎更重要。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者們不能僅止步于“打破一個舊世界”，更要從學理上思考如何“建設一個新世界”，即如何在我國當代的媒介圖景下，描繪出知識分子電視參與的美好藍圖。唯有如此，才能既發現問題又積極解決問題，真正發揮知識分子在轉型時期的社會作用，也為傳媒與知識分子的結合找尋合理路徑。

3.方法論的創新

誠如前文所說，我國目前新聞傳播學視野中的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總體說來，研究方法比較單一、定量不足、個案較多。相對單一的研究方法決定了我國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理論建構的底氣不足。方法是為目的服務的，我國的電視知識分子研究，目的是通過剖析當前我國知識分子的電視參與行為，發現問題，找出原因，以期找到二者結合的恰當路徑和方式。因此，基于這一方向，我們必須盡量拓展研究思路，注意采用多種研究方法，如問卷調查法、內容分析法或深度訪談等方法，確切了解當今知識分子自身、媒體工作者或是觀眾群體對于這一現象的看法，這乃是得出客觀結論的基礎、理論提升的前提。較值一提的是葉慧玨于2007年第2期在《新聞大學》上發表文章《新聞點評中大眾傳媒和專家學者之間關系的異化可能》，這篇文章的不同之處在于它超越了一般學者的泛泛而談，而是采用了調查訪談的方法，從新聞點評的視角考察了大眾傳媒和專家學者之間的關系，認為新聞場和學術場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導致了大眾傳媒和專家學者之間關系的異化，呼吁大眾傳媒和專家學者摒棄合謀的不正當狀態，建立獨立的知識分子評價體系、獨立的新聞生產體系及富有專業精神的正當合作。

第3篇：新聞傳播學研究范文

目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相關專業理論課程的教學目標可以整合為通過理論基本概念、特點和研究方法的介紹和初步訓練，使學生能夠通過新聞傳播現實現象掌握本質規律。根據20世紀50年代以布魯姆為代表的美國心理學家提出的教學目標分類理論，新聞傳播理論課程的學習，可以分解成認識、理解、記憶、應用、掌握等幾個階段。學生認識、理解和記憶知識的階段應該是以“學”為主的信息處理過程，而應用和掌握階段則是以“習”為主的技能訓練和培養過程。因此，新聞傳播理論課程的教學也可以分解成認知結構建構和創新性應用兩大模塊。認知結構在教育心理學中稱為“圖式（scheme，schma）”，在傳播學中稱為“基模”，詞的創造者是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他認為“圖式是指動作的結構或組織，這些動作在同樣或類似的環境中由于重復而引起遷移或概括。”［1］即圖式就是主體對于某類活動的相對穩定的行為模式或認識結構。根據這一思想，新聞傳播理論類課程教學應該幫助學生建立能容納各種新知識或者具有容納各種新知識潛力的認知結構。因此，認知結構構建模塊應該是新聞傳播理論類課程教學的基礎模塊，其教學目標是在學生充分預習的基礎上，任課教師通過對知識點間聯系和重點、難點的講解，讓學生迅速建立比較完整而且同化和順應能力強的認知結構。創新性應用模塊應該是新聞傳播理論課程的提高模塊或者是能力模塊，其教學目標是在學生已有的認知結構基礎上，通過引導學生自主觀察新聞傳播現象，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通過兩個模塊的系統學習，學生能夠掌握一整套理論課程的學習方法，自學其他學科理論知識事半功倍，適應社會多元化人才需求。此外，創新性應用模塊需要學生自組團隊申報選題，教師引導和啟發學生研究方向和思路，并通過改革評價體系和為學生提供展示成果的平臺，最大可能地激發學生求知欲、創新欲。

二、教學內容調整與教學方式高效化

我國高校新聞傳播學理論類課程所使用的教材和知識點相對穩定，這是運用認知心理學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形成總體認知結構的基礎。因為“基模的應用在個人層面上是一個自動的、無意識的過程。”［2］而學習卻是主體有目的、有意識的可控行為。那么如何將無意識、自動化的心理結構外化成一種可感、可知、可控的思維工具，就是專業教師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英國“記憶力之父”東尼•博贊（TonyBuzan）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實用的方法，即“思維導圖”（MindMap）。思維導圖主要由關聯項和連接線構成，模擬人的擴散思維習慣展開，配以形象化輔助記憶圖標，是記憶、學習和思維的工具，完全可以作為認知結構意識化的工具。因此，在認知結構構建模塊中，需要用5%～10%的課時量將思維導圖和快速記憶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傳授給學生。那么教師課堂教學只能講授論課程中的重點和難點。這就需要教師引導和要求學生在課堂上將自己預習中實際遇到的理解難點及時反饋給教師，教師才能根據學生的反饋信息，具體調整每堂課的教學內容。如果傳統的授課內容是大套餐，那么調整過的授課內容就是小套餐加自助餐，這樣的授課形式倒逼學生利用課余時間讀書、查資料自學，在課堂上集中注意力印證和評價自學成果；同時要求專業教師充分備課，以應對學生反饋的問題。此外，在認知結構構建模塊中，至少需10%的課時量解釋、強調、固化知識點之間的聯系，讓學生回憶和整理認知結構，并建立自己的認知體系。這一學習過程是知識點內化的重要步驟，主要依靠學生自主完成，教師只起輔助作用。

三、小結

第4篇：新聞傳播學研究范文

1新媒體為網絡文學硬件技術多元化提供技術平臺

新媒體的普及為網絡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石，而移動閱讀設備的問世、廣泛使用為網絡文學硬件技術多元化提供技術平臺。目前，網絡文學正向PC、手機、平板電腦、電子閱讀器、平板電腦、智能電視等多屏終端擴展，特別是3G手機和移動閱讀器推廣，為網絡文學的繁榮帶來了機遇。據CNNIC2010年統計，截至2010年12月，中國手機網民規模已達到3.03億人。手機成為網絡文學用戶的第二閱讀設備，使用比例達60.1%。媒體數碼產品的更新換代，進一步擴大了網絡文學的生存空間。商家專門針對用戶閱讀而設計了電子閱讀器（電子書），越來越多的視聽娛樂設備的功能日益多元化，逐漸成為手機文字愛好者的網民的重要閱讀設備，移動設備的使用比例達到42.6%。從現有市場情況來看，為了滿足用戶對多屏同源、同步閱讀的需求，多數廠商為此紛推出閱讀云服務，可以同一帳在不同終端、不同平臺網絡中無縫切換。

2新媒體為網絡文學提供了傳播渠道

網絡文學的為文學原創，網民閱讀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包括電信運營商閱讀基地、電商電子書刊平臺、門戶讀書頻道、移動閱讀應用等都分布著大量網絡文學內容。新媒體的普及為國內網絡文學提供了廣泛的傳播渠道，使其呈現出閱讀渠道眾多、網絡文學作家群體龐大、作品供給充沛的特點。同時，網絡文學用戶數量龐大，隨著付費閱讀模式大范圍推廣，并逐漸得到網絡文學用戶的認可和接受，整個市場保持旺盛的需求。為提高作品的出品效率，滿足讀者日益增長的閱讀需求，開始走向團隊專業分工、流水線合作創作作品的路子，網絡文學的創作呈現“工業化”生產的趨勢。

（1）網絡文學傳播渠道眾多，作家群體龐大，作品數量巨大，供給充沛。新媒體作為網民自我表達的途徑，在網民強烈的表達欲望驅使之下，在互聯網這個開放自由的寫作空間中，產生了大量文學作品，網絡寫作逐漸盛行。目前，中國網絡的數量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一些主要文學網站注冊的數量，口徑不同，數字相差極大。比如，在盛大官網介紹中，包括旗下晉江原創網、起點中文網、榕樹下、紅袖添香網、瀟湘書院、小說閱讀等內有注冊93萬，但其旗下的紅袖添香就號稱有注冊110萬。根據一些主要的文學網站所的注冊的數量來看，目前，我國網絡的數量大概在100萬，其中盛大文學包括旗下所有文學網站的就有93萬。但這不是一個準確的數字，還有大量的小型的文學網站無法統計，至于博客就更不計其數了。

（2）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逐漸擴大，付費閱讀意愿逐漸增強，消費能力逐漸提高。截至2010年12月，文學網絡的使用率將近50%，用戶規模達1.95億，比較2009年的數據底增長19.9%，是網絡娛樂類應用中，用戶滲透率唯一增長的應用。2010年，網絡文學商業化運作的快速發展，為調動作者創作熱情，吸引用戶的廣泛參與，文學網站采取增加投資金額、加大宣傳力度、打擊侵權盜版等措施。用戶的閱讀花費中，手機話費支付成主要支付方式，為59.4%。調查顯示，手機作為網絡文學的重要閱讀設備，用戶對其支付功能的使用將進一步擴大。此外，網絡文學用戶還使用網上銀行、支付寶、銀行匯款、固定電話支付等方式支付閱讀費，其用戶比例分別為54.7%、37.2%、15.2%和15.1%。

3新媒體為網絡文學創作運營產業化提供客觀條件

（1）在網絡文學產業化過程中，新媒體提供的運營平臺在產業鏈中占有明顯的主導地位。新媒體提供的平臺主要分三種：一是電信運營商，二是互聯網服務提供商，三是終端廠商。目前，在國內網絡文學市場仍然是渠道為王的情況下，擁有大規模的用戶基礎，就擁有產業鏈中的話語權。因而，新媒體平臺強勢地占據主導地位。新媒體平臺在與內容提供商合作的基礎上，為用戶提供閱讀及相關服務，并與內容提供商進行利潤分成，其對網絡文學內容的聚合能力取決于與上游版權供應商的合作，包括合作模式、供應商管理體系、供應商數量等。目前整體網絡文學市場中，電信運營商的閱讀基地業務是最大的收入口，占據整體市場收入規模的七成以上。其擁有相對龐大的用戶群、充裕的資金、成熟付費通道，以及對手機應用推廣渠道強有力的掌控權。這一些優勢有助于中國電信運營商成為網絡文學產業鏈的領導者。

（2）在網絡文學的銷售上，全版權所有的全媒體銷售體系逐漸成型。在網絡文學的銷售上，最具代表性的是盛大文學采用的全版權運營。全版權運營是指以版權為核心，在新媒體版權的所有渠道上宣傳、營銷，包括電子閱讀收費、無線閱讀、改編影視、網絡游戲、等多個領域的媒體版權開發。在全版權的營運之下，網絡文學的產業鏈條越來越完整，從網絡媒體開始延伸，已經涵蓋了收費閱讀、廣告、出版、游戲、影視、漫畫、雜志、手機等全媒體領域，網絡文學以不同的媒體形式得到充分展示，其商業化趨勢明顯，產業鏈不斷延伸，資本增值和利潤效益不斷增長。其戰略運營為，首先取得人氣超高的網絡文學作品全版權，再在網絡媒體上，以其改編網游、影視或動漫，一是網絡在線小說因為其開放性、連載性、互動性，更能提前占領網絡市場，減少投資風險；二是可以憑借網絡文學在網絡上的人氣，在短時間聚集龐大的消費群體；三是和傳統文學相比，網絡文學內容更新更快，不但受廣大用戶喜愛，而且更容易固定用戶群，這些優勢為網絡文學改編其他新媒體形式，為定位后期宣傳營銷戰略提供了極大方便。此類網絡文學改編影視劇的市場空間很大，據《中國網絡文學用戶調研報告（2010）》的調查，網絡文學用戶中表示會觀看網絡文學改編的電影、電視劇的比例達79.2%，表示會選擇玩網絡文學改編游戲的也有37.8%。由網絡文學改編而成的網絡游戲有《誅仙》、《鬼吹燈》、《獸血沸騰》、《天元》、《傭兵天下》等，電影為《杜拉拉升職記》、《第一次親密接觸》等，電視劇為《未央•沉浮》、《佳期如夢》、《泡沫之夏》、《來不及說我愛你》等，并獲得較好的口碑。其中，《杜拉拉升職記》成為網絡文學產業的傳奇，實現了從網絡文學創作2000字到產值10億元的收獲。

4新媒體背景下網絡文學發展的現狀和展望

第5篇：新聞傳播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英國 新聞傳播學 教育 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 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 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 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 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 936 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 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 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 世紀90 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 ]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

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 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 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 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 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 門課，撰寫1 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四、結束語。

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源遠流長，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社會科學特征明顯、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特點，抓住了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精髓，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hi138/Com]

參考文獻

［1］Garnham Nicholas，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第6篇：新聞傳播學研究范文

一、研究人員和教學人員的更替

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進行和發展，新聞傳播界的研究人員也在斷的更替。舊的研究人員不斷退休，以前的老教師也開始逐漸離開教學崗位，新老人員的更替為新聞傳播學的發展制造了新的契機。一批新的研究人員和年輕教師開始走上工作崗位。他們陸續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員的工作，在他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斷進步。在新一代年輕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聞傳播研究出現了一批豐碩的成果。年輕的一代作為各高校新聞院系和新聞研究的主創人員，他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視野更為開闊，知識結構較為合理，科研成果也將更為突出，為新聞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隨著經濟發展，新聞學專業開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發展，但是在發展的同時，由于基礎設施和高質量新聞傳播學教師的缺乏，其配套發展仍有很大的難度。

二、近年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大進展

數套傳播學的譯叢（數十本）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起的連續幾年內陸續出版了，這對這回影響和促進新聞傳播學研究和新生本文由收集整理代的持續發展。當前來看，我國新聞處奧博教學的應用教材多為翻譯版本，而且這些翻譯教材大多來自國外教材。傳播學研究方法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隨著學術會議和交流增多，傳播學論文數量和質量也大有改觀。在高校各新聞傳播院系中，傳播學發展成果顯著，作為新聞傳播學的學科基礎課程的地位己經得到確立。許多受到傳播學界認可的教材被積極引進，并得到廣發應用，這些教材多為國外教材，國內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極為匱乏。隨著傳播學的快速發展，與傳播學相伴而生的傳播學批判學派也開始出現，批判學派的研究獲得發展，符號學、輿論學隨著批判學派的發展也有所進步。

三、發展新聞學研究的重大進展

《中國新聞事業通史》陸續出版，這是中國新聞史中提綜合研究的豐碩成果，這一成果已經得到了業內的公認，并且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新聞史的個案研究在今年來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質量的研究論文不斷展示給大眾，研究發展蓬勃進行。中國新聞史的個案研究促進了新聞傳播思想的研究，各個時期的新聞傳播的研究思想都在這個時間段得到了新的重視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隨著最近你年來的各項發展，成套的新聞傳播學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這些教材注人了較新的材料和思想。隨著新世紀的到來，研究人員在回顧歷史、拓展研究的基礎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歷史性研究著作，這對于總結過去，繼往開來有重要意義。

四、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融合

較強的使用性質和較弱的理論色彩是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的一大特點。現在的新聞學研究范圍廣泛，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報學。一切與人類相關的食物和活動中都貫穿這傳播學，傳播問題散發在各個學科中。新聞學和傳播學在學科管理上有著眾多的共同點，在學術研究中，會有很多的相同性，在學術活動中已很難區分，或者說區分的必要性已經很小。新聞學和傳播學的融合已成定局。

五、研究的熱門話題

第7篇：新聞傳播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施拉姆 傳播學 四大奠基人

一、對“四大奠基人”的異議

拉斯維爾、拉扎斯菲爾德、霍夫蘭、盧因被施拉姆確定為傳播學四大奠基人,在學界已經是一個常識。國內的傳播學教科書稱,“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學者的研究和學術活動對傳播學的建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被稱為傳播學四大奠基人,他們是拉斯韋爾、盧因、霍夫蘭和拉扎斯菲爾德”1。李彬的《傳播學引論》、張國良的《傳播學原理》等書中也都有引用。

羅杰斯在其《傳播學史》中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個學術“神話”。雖然他們“的確在開創傳播學領域方面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但是還有許多其他的創始人,其中有幾個人就構成傳播學來說,具有與這4個人相等同或更加大的影響”。羅杰斯列舉了施拉姆、帕克、阿多諾、香農、維納和默頓等人,而且認為法蘭克福學派、芝加哥學派和帕羅阿爾托學派等促成傳播學方面重要進步的學術團體“都是被有關四個奠基人的神話所忽略的理論團體”,這“是對傳播學史的一種嚴重的簡單化的做法。”2

而黃旦認為羅杰斯在他的《傳播技術:社會中的新媒介》一書中,清楚地勾勒出了美國傳播研究從來源到制度化的發展圖,但惟一的美中不足的是“上面沒有李普曼”,他希望將李普曼“置于芝加哥學派和四個先驅者之間,構成芝加哥學派、李普曼到拉斯維爾等的歷史鏈條”3,“芝加哥學派或者霍克海默們也未必就辱沒了門庭”,至少芝加哥學派無論如何是夠格的。4

學者胡翼青則認為,施拉姆之所以對芝加哥學派的奠基作用熟視無睹,與其說是施拉姆與芝加哥學派“一種理論上的分歧,不如說是一種強烈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因為“施拉姆與四大奠基人都參與到二戰為美軍宣傳服務的研究中來,成為美國政府的‘御用’學者”,代替了“以社會傳播為主導”芝加哥學派成為研究主流。5

二、傳播學誕生的時代背景

羅杰斯在批評施拉姆的同時也指出:“施拉姆很少提到已經身處傳播學領域的那些傳播學者,他更愿意通過聲稱現存社會科學或行為科學中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實際上是他的同事的途徑,來賦予傳播學以合法性。在政治上,這是一個聰明的策略。因此,人們能夠理解施拉姆為什么會構建出四個奠基人的神話:它與傳播學出身名門的想法是相一致的。”6

也就是說,施拉姆想通過“掛靠”當時流行的學科并與其著名人物“攀親”的方式來使傳播學獲得純正的血統,為傳播學在美國的生存打下基礎。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策略,不光是施拉姆和傳播學,對一些晚近形成的社會學科的創建人來說,要想使這門學科生存下來,都是要苦心積慮想點策略的。

1、“老爸”布萊爾與新聞學的創立

“老爸”布萊爾被認為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新聞學教育的開拓者,他以威斯康辛大學為基地,使新聞學最終在美國大學被廣泛接受。

布萊爾的策略核心是強調新聞學的學術性,他通過對研究的日益強調“來改造新聞學院的途徑,幫助新聞學院生存下來”。“在將新聞學推進為一個合法的大學學科方面”,他堅持“將新聞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而不是一種職業教育來教授。”7

而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就是將新聞學與其它現存成熟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結合,因此布萊爾的新聞學觀的第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一個4年期的大學生課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聞課程、四分之三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課程組成。”8而新聞學方面的博士學位同樣要求學生在學習歷史、經濟、政府和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科學和文學的同時兼修新聞學才能授予。“布萊爾和他的弟子們相信,新聞學為了要在研究性的大學里生存下去,需要社會科學的基礎。”9

2、施拉姆與傳播學的創立

“所有創建一個新的科學領域的個人都必須對這個領域持有某種觀念。施拉姆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華盛頓形成了他的觀念。他返回衣阿華大學新聞學院著手開創他的傳播學觀。”10而這個開端基本上采用了布萊爾在開創新聞學教育上的策略。

羅杰斯用“層復一層的聚集物”的隱喻“來理解從布萊爾到施拉姆的學術聯系”。從“一個新聞學教育的奠基人”到“一個傳播學的奠基人”的主要紐帶是布萊爾的弟子們,主要有R?納夫奇格、R?凱西、F?賽博特和C?布什。其中納夫奇格和凱西是施拉姆在統計局和戰時新聞局的同事(1942),賽博特是其在伊利諾伊的同事(1947―1955),而布什是其在斯坦福的同事 (1955―1961)。

“他1942年為衣阿華新聞學院設計的藍圖提出一種本科生的新聞課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聞技能課程與四分之三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課程組成,這正是‘老爸’布萊爾曾經提倡過的比例,盡管施拉姆沒有將布萊爾引為這一比例的出處。”11

施拉姆的具體做法是:

(1)強調傳播學與其他學科的聯系。“施拉姆有寬闊的眼界,能夠向上看到處于高位的大師。他與這些著名的學者打成一片,并鼓勵他的學生也這么做。他在衣阿華、伊利諾伊和斯坦福的傳播學博士課程都與心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有著牢固的跨學科聯系。它們起先都是在大學的研究生院的領導下組織起來的,并要求博士生注冊學習由著名心理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所開設的課程。”12

(2)使傳播學與現存的學科結構相適應。施拉姆在衣阿華設立的第一個傳播學博士課程就是在新聞學院,“至少在最初年代,傳播學往往影響現存的新聞學院,而不是被貫徹到新創建的傳播系中”。“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幾百個大學傳播學系在美國已經被創建起來。大部分都是從現存的言語學系、新聞學系、圖書館學系和其他強調某種專業的或人文的傳播研究的大學單位中崛起,其他的則是新創建的。”13“截止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約有1500所傳播學院或傳播系。”14

很明顯,施拉姆采取的是一種低調的迎合策略,而不是直接而激進地自立門戶。結合美國大學的特性,他這么做實在是識時務的明智之舉。

“最有名望的美國大學往往是私立的、古老的、抵制激進的教育創新思想,包括開創一個新的學術領域”,“這些排在首位的大學的一般態度似乎是:不愿冒新的學術風險――像傳播學、種族研究、環境研究和女權主義研究,或更早時代的社會學新領域――而危及它們已有的名望”。“除斯坦福大學外,那些名牌大學沒有一所大學接受傳播學。”15

三、“四大奠基人”的合理性

對于施拉姆來說,“總結像人類傳播這樣一個領域的困難在于:它沒有只屬于自己的土地。傳播是基本的社會過程”,在流派紛呈的研究中,施拉姆抓住了當時位于研究舞臺中心的“拉斯維爾們”,當然這與傳播學領域在他頭腦中留下的印象有關,即便是個人主觀的,也是無可厚非的。

施拉姆是1942年在統計局和戰時新聞局工作時形成了其傳播學觀的。“戰爭努力要求一種跨學科的方法,它往往是以傳播問題為中心。”16這些問題即包括“應該向美國公眾傳播什么樣的信息,以鼓舞國內的士氣,并決定統計局能夠使用什么樣的傳播渠道來影響其意圖中的受眾。他們試圖通過調查來評估他們的傳播行為對于公眾的效果”。17

而當時的“拉斯維爾們”所做的工作,黃旦老師曾總結如下:18

很明顯,施拉姆選擇他們四個的原因不僅是因為個人聲望和學科經歷,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視野、方法和內容都非常相似:用調查、實驗的方法測定效果。

“他有強烈的想象力,能夠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已經積累起來的大眾傳播和說服研究的零散物中看到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施拉姆的傳播學觀有意識利用了美國一流大學的著名社會科學家的工作,以便使他努力創建的新的研究領域具有可信度”20,并且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效果研究。

胡翼青認為,“它的這種取向便對傳播學研究產生了誤導。作為傳播學的開創者介入傳播思想史領域的研究,施拉姆出于自己的偏好,無端地從一開始就片面勾畫傳播學許多可能的發展方向”,“束縛了傳播學的全面發展”,“也正因為如此,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學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學科危機。”連施拉姆也曾坦言,“直到20世紀80年代,‘傳播學仍舊沒有發展出一個系統的中心理論,讓傳播學研究者可以圍繞這個中心來思考,來組織,來建立一門成熟完備的學問’”,而這個責任,施拉姆本人“難辭其咎”,“因為他創造的四大奠基人的神話關閉了傳播學發展的多元通道。”21

筆者認為,這一觀點脫離了當時的時代環境,“一個命題的起源在一切情況下都與其真理性無關。而和其產生的社會、歷史結構相關”22。上世紀80年代傳播學研究陷入迷茫,傳播學研究領域亟待拓寬,這是一個發展的自然過程。畢竟傳播學誕生僅半個多世紀,一方面因為傳播學自身的發展壯大,一方面因為新媒介的發展,帶來托馬斯?庫恩所謂“范式的轉換”。同時,社會科學領域向來是沒有中心的,理論的興衰,研究的重點、范式的確定都隨時代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新的問題不斷被提出,舊的問題不斷被擱置。正如卡爾?曼海姆所言,“當代的知識界不再是一個統一體,而是呈現為相互敵對的派別和相互沖突的學說的戰場”。23

涂爾干說過,“當一門科學在初創的時候,為了使它能夠成立,就必須參照僅有的已有模式,即參照已經形成的科學”,“但是,一門科學只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個性,才能讓人視為達到了最后的獨立”。24■

參考文獻

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P260―261

2、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E?M?羅杰斯,殷曉蓉 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4、黃旦,《美國早期的傳播思想及其流變――從芝加哥學派到大眾傳播研究的確立》,《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年第1期

5、21、胡翼青,《傳播學四大奠基人神話的背后》,《國際新聞界》,2007年4月

22、23、卡爾?曼海姆,黎鳴、李書崇 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商務印書館,2000年9月版

24、涂爾干,狄玉明譯:《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商務印書館 2006年版,P156

第8篇：新聞傳播學研究范文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第9篇：新聞傳播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傳播學　專業英語　教學探索

研究背景

隨著大眾傳媒的迅猛發展，人類已進入了信息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傳播學專業也已經列入高校本科生專業目錄，成為國內多所大學的新辦專業。目前。中國高校本科生傳播學專業在制訂人才培養方案時，大多平衡和兼顧了學術界與業界兩個方面，力圖為社會培養兩類畢業生：第一類是新聞傳播從業人員：要使未來的從業人員在當代傳媒中有效地傳遞信息和表達思想，理解社會責任感和職業道德，以及大眾傳媒和社會、政治、法律和經濟體制之間的關系，能夠以戰略性、創造性和批判性的方式思考和解決專業領域中的各種問題，應對專業領域中的變化；第二類是科研人員：要讓未來的科研人員在大學就讀期間，從理論觀念和研究方法方面得到熏陶，畢業后能夠致力于對媒體內容、表現和受眾方面的批判性分析，增加這個領域中的基礎和應用知識，使他們具有批判性和規范性的分析角度，在學界和業界都能出類拔萃，在國內外擔任領軍人物。

經調查分析，中國的傳播學本科教育與美國的大眾傳播學教育相仿。因此，課程設置要考慮到大眾傳播學專業的特點，增加學生對大眾傳媒的認知，注重傳媒實踐，同時提高傳播學理論素養。傳播學專業英語正是適應上述人才培養目標而設立的本科生課程，理論與實踐并重。

概念界定

在探討傳播學專業英語的教學內容與方法之前，有必要對其概念進行界定。傳播學專業英語不完全等同于新聞專業英語，但與新聞專業英語存在著部分交叉。傳播學專業英語應界定為“以英語為唯一的語言載體，既涵蓋英語傳媒實踐，即英語新聞的采訪、寫作、編輯、評論、翻譯、攝影攝像等業務技能，又包括大眾傳媒歷史與現實方面的專業術語、傳播學經典著作賞析及前沿思潮研讀的專業知識體系”。

基于上述概念。傳播學專業英語課程應該包括兩大類課程：以英語新聞實踐為內容的課程，是通過對英美電視新聞的分析，讓學生了解英語電視新聞主持人、記者、編輯和技術人員的工作方法和特點，掌握英語電視新聞文本的結構、語法、詞匯等方面的特色，掌握政治、經濟、科技、文化、體育和健康等方面的英語新聞術語。而以傳播學專業文章為核心內容的課程，則是通過閱讀英語專業論文和著作，在了解傳播學專業知識的同時提高英語水平，為學生獨立閱讀專業英文著作、撰寫英文論文奠定良好的基礎。

特色探索

根據傳播學專業英語本科生的教學實踐，筆者對傳播學專業英語在教學內容構成和教學方法層面的一些特點予以探究。《新聞英語視聽說》和《傳媒專業英語》兩門課程共同構成傳播學專業英語課程。借鑒美國大學的做法，前者是后者的預備課程，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礎上的高級課程。第一門課程在二年級下半學期開設，第二門課程貫穿于三年級整個學年。

《新聞英語視聽說》。《新聞英語視聽說》有針對性地引導學生接觸美、英和中國知名媒體的經典新聞作品或最新要聞；鼓勵學生分析和借鑒美英電視新聞在采訪、寫作、攝影、播報等新聞業務中體現的特點，初步培養傳媒職業精神和跨文化傳播的視野；通過生動直觀的案例賞析和專業知識講解，幫助學生逐步掌握必備的電視新聞學術語，如新聞價值、電視文稿、主持人、標題、導人等，同時培養良好的英語新聞語感以及擴大新聞英語詞匯量。另一方面。精要、簡潔、辯證地指出中西方新聞媒體在議程設置、平衡報道、新聞與宣傳、新聞與法律等方面的異同。

教學內容。課堂教學以CNN、NBC、CBS和BBC的新聞作品為主要視聽材料。課后，學生閱讀英文報紙，收聽英文廣播，收看英語節目，登錄知名媒體的英文網站進行在線學習。熟悉主要新聞事件，了解其背景和最新進展。

《新聞英語視聽說》包含英語和新聞視聽說，其中英語是“外殼”，新聞視聽說是“內核”。從“外殼”進人“內核”務必首先突破“外殼”。因此，課堂教學應引人視聽跟讀播報的循序漸進的學習方法。知識和技巧包括：練習跟讀和復述，了解英語電視新聞結構，識記專有名詞，聽記數字，辨析和熟悉美式英語和英式英語的發音特點，提高辨識新詞的能力，領悟新聞導人部分的核心作用，利用句型結構理解大意，學習并掌握英語速記法等。

教學方法。《新聞英語視聽說》課程為全英文教學，對學生的英語水平綜合要求較高。而且，二年級本科生的英語水平大多為公共英語四級，建議采取以下教學方法：

課前問卷調查，了解學生需求。正式授課前的課堂調查，讓學生介紹自己的興趣愛好，對聽說水平作出自我評價，提出對課程的期望。設立學習目標。教師可根據學生的總體水平，控制課程難度和進度，也可依據學生各自的特點，因材施教。

課上精心引導，消除焦慮情緒。初次接觸本課程的學生因聽不懂，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焦慮和緊張。因此，教師應耐心引導學生放松心情，介紹英語電視新聞結構和聽力技巧，鼓勵他們進行跟讀練習，模仿純正的發音；了解英美新聞播報時的弱讀、連讀等語音習慣，熟悉不同民族和種族人士的口音，做到泛聽與精聽相結合；通過模仿正確發音，學生逐漸培養起對原汁原味英語的敏感和適應；針對新聞作品中涉及的專業話題向學生提問，啟發學生從中借鑒其獨特的采、寫、編、評、攝等技巧。每課練習前介紹相關的新聞背景和新聞人物，幫助學生迅速增加新聞知識，消除在理解時的不確定性。

互動式教學，個性化輔導。在教學中，努力向互動式教學和個別化學習模式轉變，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以學生的新聞實踐作為傳播學專業英語的“模擬演練”。

如每課開始時，學生播報英語新聞，以求掌握并應用英語新聞中的常見詞匯。隨后，教師會對每名學生的語音、語調、非語言交流等方面予以個性化的即興點評和指導。

在此基礎上，教師“模擬”英語電視新聞策劃、采集、編輯、制作和播出的全過程。學生自愿分組，召開選題策劃討論會，實施采訪，制作英語新聞。此教學實踐強調原創性和團隊合作精神，學生可根據各自的興趣和特長確定分工。教師不斷關注學生的作業進展，按專題給予必要的指導和建議。最終對學生的作品依次給予個性化的指導，巧妙地把新聞價值、倒金字塔結構、平衡報道等內容融入練習。

通過學習，學生既可系統地掌握熱點新聞及其新聞背景和發展趨勢，也可熟悉英語新聞的詞匯、語法和文體特色，并逐漸適應電視英語新聞的語音語調、語速和語氣，最終理論聯系實際，合作完成電視英語新聞作品，全面提升對英語新聞的理解力和掌控力。學生樹立了自信心，發揮

了最大潛能，沉著應對社會現實對新聞工作者的挑戰，

《傳媒專業英語》。《傳媒專業英語》課程跨越一個學年，分成Ⅰ和Ⅱ兩個梯度。教學目的在于：滿足全球化對英語教學在廣度和深度上的要求，引導傳播學專業的高年級本科學生直接閱讀專業原著，在專業學習中鞏固和提高英語水平，在英語學習中了解和研究專業知識。

教學內容。課程內容大致涵蓋各類大眾傳播媒介和大眾傳播學的主要領域，點面結合，深淺有致。形成梯次。每個單元一般包括綜述文章、個案研究和著名學者關于該主題的經典論述。教師根據難易程度，靈活選取精講和泛讀的文章。

第一學期，課程以新聞學和傳播學教育開篇。導論中首先界定“傳播”的概念。隨后，以大眾傳媒出現的先后為序，選取印刷媒介、電子媒介和新媒體的相關文章。第二學期，學習內容更加傾向于學術性較強的文章，其中涉及廣告、公共關系、傳媒經濟、文化產業與文化研究、大眾傳播過程和效果、大眾傳播與社會、大眾傳播法律與道德等方面。

教學方法。《傳媒專業英語》課程是重要的高年級專業課程之一，對學生的綜合能力要求較高。由于該課程的講授跨越一個學年，教師在教學中體現的側重點也不同：第一學期強調聽力、口語、閱讀和翻譯訓練，第二學期則突出概括文章大意、收集素材、撰寫學術文章的練習。具體采取的是以下三種教學方法：

研討式教學。課前，學生預習指定文章，查閱相關材料，大膽提出疑問。課上，通過學生口譯與教師點評相結合、對文章重點和難點的師生互動分組研討、相關紀錄片的播放等方式，著重培養學生對文章的精準理解、準確翻譯、正確歸納作者觀點的能力。在翻譯和討論時，鼓勵學生大膽提出獨到見解，敢于挑戰學術權威。教師保持開放的、學習的心態，與學生平等、自由地研討。課后，教師向學生推薦西方新聞傳播學經典名著，鼓勵他們繼續深入研究。

研討式教學不僅切實提高了學生閱讀理解和翻譯英文專業文章的能力，而且著重培養了學生探索新知和大膽創新的精神，為撰寫專業論文奠定了基礎。

課堂演講。無論學生日后是從事傳媒實踐，還是學術研究，他們都應成為某領域的“專家”。因此，第一學期教師建議學生從大眾傳播中選擇某一感興趣的領域，以課堂演講形式介紹該領域并陳述自己的觀點。演講后的問答環節培養了學生的應變能力。教師根據演講內容，結合學生未來的傳媒實踐和研究的需要，補充實用性強的傳播學專業術語，播放相關視頻，介紹相關傳媒機構，拓寬就業渠道。

因此，課堂演講的內容大于形式，切實有效地幫助學生靈活掌握傳媒專業術語、專業知識和技能，提升專業英語的聽說能力，為日后就業拓寬思路、夯實基礎。

科研課題。在聽、說、譯三種能力提高的基礎上，教師要求學生撰寫英文科研論文。論文撰寫嚴格按照開題、撰寫、修改、定稿的流程執行。

教師將論文開題移至課堂進行，既兼顧整體，又注重個體。論文寫作中，教師不斷激發學生的潛能，培育原創精神，鼓勵他們學以致用，解決實際問題。在思維和行文方面，學生要借鑒所學文章，體會東西方跨文化差異，運用正確的術語、英文表達和論述方式。教師借助電子郵件對學生的論文提出指導意見。雖然教師的工作量增大了，但學生常常被教師嚴謹治學的精神所感染，并在科研實踐中激發和培養出強烈的成就感。

上述教學方法營造了張弛有度的課堂氛圍，利于學生樹立創新意識，提高其口頭和筆頭的專業交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