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的財政政策措施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措施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積極的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就我地區從近年來對涉農資金審計情況來看，各級財政為解決“三農”問題所安排的大量投入，對促進農村改革和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在財政支農資金預算安排、審批撥付、使用等方面，還存在一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相應的配套資金難以到位。現階段，上級各部門掌握的專項資金，大多要求下級財政和基層按規定比例提供配套資金，否則，上級專款便不予下撥。然而，這一旨在調動地方各級積極性、整合財力搞建設、促發展的良好初衷和舉措，在實際運行中并未收到效果。眾所周知，目前除了經濟發達地區外，不少縣市盡管財政收入數字可觀，但水分過重，可用財力十分有限，鄉鎮村在農村稅費改革以后，新的財源尚處于培育階段。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逐級逐項提供足額的配套并搞“一刀切”，著實很讓基層為難，極易導致產生“下級糊弄上級，一級糊弄一級”的負面效應。審計發現，為獲取專項資金搞假配套，已成為不少地方的慣用手段。(2)報付的資金使用不合理。專款不專用或不能完全專用，是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的一個帶共性的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財力不足，爭取項目多，配套資金不到位，因而出現“拆東墻補西墻”，把不同類項資金打捆使用，甚至截流、擠占、挪用等問題；另一方面，也與上級部門安排的項目與各地經濟發展進程實際需要不完全對應有關。有的地方因急需解決的問題找不到與之對應的項目資金，便立假項取資金。此外，對有些專項資金的使用范圍作過于機械的硬性規定，也便專款專用的嚴肅性大打折扣。(3)國家的專項資金申請難度大。據反映，國家財政支農資金，除了中央統一安排的大型建設和政策性專項資金能公開運行，并能保證直撥直達外，大量由部門掌握的各類專項資金幾乎不能對外公開，有哪些項目，有多少資金，如何申報立項，基層很難獲知信息和了解情況，并且這一部分資金有的不是通過預算安排下撥，而是靠各地去爭取。由于“類歸爭取，部門掌管，封閉運行”，有些專項資金找不到投向，大量滯留財政賬戶，不能發揮當期效益；同時也加大了基層向上爭取資金的盲目性、欲望和成本，擾亂了專項資金的審批撥付秩序。不少地方把向上爭取資金作為招商引資的主攻目標，公開提出“跑部錢進”的口號，甚至內定獎勵政策，鼓勵干部拉關系、找門路，攀高親、引巨資。據網上透露，有的地方爭取資金的成本竟高達四至五成。
鑒于以上問題的存在，如何提高財政支農資金的運行質量和效率，應考慮采取以下對策和措施。
1 變向上爭取為預算下撥
財政支農資金的公共性、無償性，決定了其分配、撥付應當具有很強的計劃性、嚴肅性，而不應取決于各地的爭取程度。因此，必須變基層向上爭取資金為各級通過預算安排下撥。在預算安排上，政府及各職能部門要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結合的方法，確定項目計劃和編制預算方案。特別是要預先搞好調查研究和可行性論證，并應下發有關申報立項的指導性文件，讓基層了解國家財政支農資金安排的宏觀走向和具體政策，以利結合本地實際選擇和申報項目。要改變財政支農資金預算安排過粗的問題除了應對不確定性(應急救災等)事項所預留的資金外，其他各類支農資金的預算方案應分解到單位、項目。在資金撥付上，要嚴格按照預算安排制定撥款計劃，公開撥款時間表，實行到時即撥制度，以防止部門弄權，中間梗阻，杜絕基層向上跑要資金現象，降低各類專項資金運行成本。
2 變逐級配套為分級負責
現行財政支農項目逐項逐級資金配套模式，即不能有效保證配套資金到位，對不便明晰項目建設投入主體，故應予以取消，而行分級負責。所謂分級負責，就是在科學合理劃分財政支農資金類項的基礎上，分級確定各自為主負責的類項。中央、省級財政重點負責帶全局性、區域性重大涉農類項，并把所需資金全額納入本級財政預算安排；縣及縣以下重點負責除了上級已做安排外的本地急需解決的重要涉農類項，并把所需資金全額納入本級財政預算。實行分級負責的好處是：即有利于中央集中財力解決影響農村改革發展中帶全局性的問題，又有利于各地結合實際情況解決本地急需解決的突出問題；既有利于強化責任，又有利于各級支農資金的直撥直達。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取消配套資金并不意味著項目配套也取消，對有些類項，特別是涉及農村、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如果國家承建的是主體工程，即么基層就應承建配套工程。同時還要明確，取消資金配套也無須一刀切，對有些地方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仍可繼續實行資金配套辦法，以利于國家財政支農資金能夠更多地向西部地區傾斜。
3 變分散資金為整合使用
應該看到，現階段農村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而各級政府每年能拿出的財政支農資金，不可能不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所以，在財政支農項目安排和資金投入上，只有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才能突出重點，集中財力辦大事、辦難事、辦好事。目前，財政支農項目過多，資金過于分散，極易導致低標準建設、重復投入，不少地方是專項資金年年抹，道路年年修年年補，渠道年年修年年漏。要走出這種低效益循環，惟有整合使用財政支農資金。要根據新農村建設的長遠規劃和階段性目標，按照國家宏觀政策走向，突出帶前瞻性、全局性和不同區域、不同產業的發展重點，合理安排支農項目，切忌面面俱到。要打破財政支農資金按行政區劃、產業或部門均衡分配的格局，適當拉開和用好時間差，優化資金配置，保證重點投入，切忌撒胡椒面。我國電力農網改造和農村稅費改革，是國家集中財力解決農村突出問題的成功范例。今后各級尤其是中央、省級財政支農資金的安排使用，應更多的采取這種”選準項目、足額投入、一次性到位”的做法，力求每年解決一至兩個事關農村改革全局的重點問題。
第2篇：積極的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行政自由裁量權;濫用;對策措施
一、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概念
按具體行政行為受法律拘束的程度,可以將其分為羈束性行政行為和自由裁量性行政行為。其中法律賦予行政機關在自由裁量行為中有一種特殊的權利,謂之為自由裁量權。所以簡單地說,行政自由裁量權就是法律法規賦予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活動中依據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則,根據具體情況自行判斷行為并自行決定實施其行為或不作為以及如何作為的權力,是行政機關常用的一種權力。它有如下二個特征:
1、行政自由裁量權相對于一般法定行政權來說,是一種“自由”的權力,靈活性大。行政機關享有自行判斷、自行選擇和自行決定是否作出某種行為,在何時何地行為,怎樣行為的廣泛自由。
2、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自由不是絕對的。它具有行政權的國家意志性、法律性的一般特點,有其標準和目標,受合法性的限制。自由裁量是在法律法規規定的一定范圍內的自由裁量,而不是完全沒有范圍沒有邊際的裁量,與毫無準則限制完全不同。
行政自由裁量權是現代行政的必然要求。首先,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要。針對紛繁復雜、發展變化的各種社會現象,為使行政機關能夠審時度勢,對各種特殊、具體的社會問題能夠靈活果斷地處理和解決,在適用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應有一定的自由選擇的余地。為此,我國的法律法規賦予行政機關在法定范圍內行使自由裁量權,以增強行政的能動性,提高行政效率。其次,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是法律調整各種社會關系之需要。面對復雜的社會關系,法律法規不能概括完美,作出非常細致的規定。因此,從立法技術上看,有限的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較原則、富有彈性的規定,作出可供選擇的措施和上下活動的幅度,促使行政機關靈活機動地因人因事作出有效的行政管理。 同時,行政自由裁量權也是一把雙刃劍,在缺乏程序約束及必要有效監督的情形下又極易被濫用,對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侵害。
二、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用表現
1、裁量行為畸輕畸重
所謂畸輕畸重是指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和幅度內選擇明顯有失公正的措施。我國很多的法律法規中都授權行政機關在法定的范圍、幅度內有自由選擇的方式。行政機關的處罰措施應公平地施加于相對人,才能使自由裁量行為與相對人的具體情況形成一定的比例,做到標準基本統一、合理公正。否則,就會出現行政機關的具體措施與相對人的具體情況間的畸輕畸重,造成自由裁量權的濫用。
2、對法律法規作擴大或縮小的解釋
在有些法律法規中,立法彈性較大,意味著行政機關適用時有一定選擇和解釋的自由。行政機關在選擇和解釋這些彈性規定時,必須根據法律法規的立法精神和目的,遵循慣例和先例,使之成為有一定標準和原則的規則。只有這樣,社會才能穩定正常,行政相對人對行政機關活動的預測才會有一定的標準或參照系數。否則,就會形成行政機關對自由裁量權的濫用。
3、自由裁量行為前后不一致
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基于法律的規定和立法目的的要求,為使社會生活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秩序, 在具體行政行為中采取措施時, 同樣的措施應針對事實、情節、后果相類似的行為,使行政相對人能夠預測自己的行為結果。但由于一些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作出選擇和決定時從本單位、本地區的利益出發以及考慮到某個人的政治、經濟等社會背景,對同樣的事情或行為處理起來區別對待,前后不一致。
4、拒絕或者拖延履行職責
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中,對履行法定職責有時限要求的有兩類:一是行政許可行為:二是行政保護行為。對于這兩類行為中,法律法規的時限規定,有的明確,有的含糊,但無論哪種情況,行政主體于何時履行法定職責都有自由裁量的權利。根據行政管理的效率原則,行政主體應及時行使行政權,履行法定職責。但在實踐中,違反效率原則或者出于某種不廉潔動機,拖延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大有其在。這種行為也是對自由裁量權的濫用。
三、解決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對策和措施
1、完善程序立法,建立公開、公平、統一的行政程序,促進行政行為程序化。
首先應確立程序的公開和公平原則,通過立法確定規范的程序,對行政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的依據、資訊、條件、過程、決定意向、結果予以公開,對涉及相對人利益較大的及與公共利益關系密切的或過于集中的權力領域予以公開,使權力行使為公眾所矚目;賦予行政行為雙方相應公平的程序權利。要處理好法律條文的“彈性”和執法的“可操作性”的關系,盡量做到明確、具體,減少“彈性”,尤其是對涉及到公民合法權益的條款,更應如此。
2、建立完善行政監督機制。監督主體不僅有黨、國家機關(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還有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基層群眾組織和公民。對已有的法定監督方式還應當根據形勢的需要,繼續補充、完善;對沒有法定監督方式的,要通過立法或制定規章,以保證卓有成效的監督。同時,要有對濫用職權的人采取嚴厲的懲罰措施,還要有對監督有功人員的獎勵和保護。“行政三分制”中的監督,也屬行政機關的內部監督,更多體現在事后的監督。在現行的行政監督體制中,行政監督權被虛化已十分明顯,如行政機關擅自設定行政程序、不作為等,相對人通過行政機關的監督部門申訴效果并不理想;再如每個行政機關都有錯案追究制,真正執行錯案追究的沒幾例。行政機關的自我監督,總有自己監督自己之嫌,在民眾中缺乏權威性。因此,增強行政監督的可操作性,實行嚴格的執行責任,樹立監督的權威性,對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泛濫,防止執行權的膨脹至關重要,可以說是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
3、加強行政執法隊伍建設,提高執法水平。現在行政執法人員素質不高是個較普遍的問題,這與我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很不適應,有些行政執法人員有“占據一方,唯我獨尊”的思想。為此,一方面要加緊通過各種渠道培訓行政執法人員,另一方面對那些不再適宜從事行政執法活動的人堅決調出,使得行政執法隊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4、全面納入司法審查。現行審判機關對行政行為的審查只限于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司法審查力度不夠。應把行政自由裁量權全面納入司法審查,一則可以增強司法監督的力度,二則避免自己監督自己之嫌。
5、建立行政嚴格責任追究制度。對于那些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政權行使主體,才用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使其不敢或者迫于畏懼而不敢濫用自由裁量。“離開了責任行政的原則,合法性原則、合理性原則將失去存在的基礎,也失支了判斷合法、合理的意義”,通過對行政機關和行政人員雙方的責任追究,形成既定的成文規則,從而促進其更好地用好權力。它的形式可以是首長負責制、公務員的執法責任制等。
第3篇：積極的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也就是膨脹性、緊縮性和中性三種類型政策的不同組合。現在我們從松緊搭配出發來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組合效應。
(一)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減少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規模來增加社會的總需求。松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擴大信貸支出的規模，增加貨幣的供給。顯然，“雙松”政策的結果，必然使社會的總需求擴大。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可以刺激經濟的增長，擴大就業，但卻會帶來通貨膨脹的風險。
(二)緊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增加稅收、削減政府支出規模等，來限制消費與投資，抑制社會的總需求;緊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提高法定準備率、提高利率來壓縮支出的規模，減少貨幣的供給。這種政策組合可以有效地制止需求膨脹與通貨膨脹，但可能會帶來經濟停滯的后果。
(三)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抑制社會總需求，防止經濟過旺和制止通貨膨脹;松的貨幣政策在于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就是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同時，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但貨幣政策過松，也難以制止通貨膨脹。
(四)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對克服經濟蕭條較為有效;緊的貨幣政策可以避免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是在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同時盡可能地避免通貨膨脹。但長期運用這種政策組合，會積累起大量的財政赤字。
從以上幾種政策組合可以看到，所謂松與緊，實際上是財政與信貸在資金供應上的松與緊，也就是銀根的松與緊。凡是使銀根松動的措施，如減稅、增加財政支出、降低準備金宰與利息率、擴大信貸支出等，都屬于“松”的政策措施;凡是抽緊銀根的措施，如增稅、減少財政支出、提高準備金率與利息率、壓縮信貸支出等，都屬于“緊”的政策措施。至于到底采取哪一種松緊搭配政策，則取決于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及其所要達到的政策目標。一般說,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小于總供給，就應采取松的政策措施，以擴大社會的總需求;而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大于總供給，就應采取緊的政策措施，以抑制社會總需求的增長。
到這里，我們的分析主要還是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調節效應放在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上，實際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還是緊的政策措施，在調節需求的同時也在調節供給。同樣的道理，在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況下，既可用緊的政策措施來抑制需求的增長，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來促進供給的增長。因此緊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補充的。如果從結構方面看，問題就更清楚。在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的情況下，也會有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在總需求與總供給不平衡的情況下，同樣也會出現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這樣單純地采取緊的或松的政策調節，都不可能使部門之間保持平衡。因此，還要從結構失衡的具體情況出發，采取或緊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調節。由此可見，當我們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來實現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時，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還要兼顧供給的一面。當然也要看到，采取緊的政策措施在壓縮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給方面往往要經歷一個過程才能見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與配合
【摘 要】作為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得好壞直接影響經濟運行。不同的經濟形勢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相應的搭配模式。一般在不同時期中央政府會對既定的政策模式下的政策手段、政策側重點給予調整，即縱向協調;在某一時期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政府不僅要調整政策本身，也要注重政策配合系統的整體優化，即橫向協調。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一、文獻回顧
在調節范圍、調節手段、調節的側重點以及作用機理等方面的不同決定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必須緊密結合，揚長補短(賈中慧，2009)。我國加入WTO后，加大了與世界市場的關聯度和互動性，不僅要防患外部經濟的沖擊，也要重視本國經濟政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隨著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深化改革，這將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好地協調配合，但是會暫時出現的脫節現象，這就需要加強兩大政策的配合(賈康，2009)。在兩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選擇上，大多數研究都贊同“財政政策調結構、貨幣政策控總量”的觀點，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選擇相應的政策組合方式，即對“雙緊”、“雙松”、“松緊”和“中性”四種模式的選擇(任碧云，2009)。畢海霞(2006)分析了過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基本軌跡，發現兩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時，缺乏更深層級的配合，包括調節分工不明確、配合效果不明顯等。影響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術因素和非技術因素兩方面，前者是指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手段和工具緊密聯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實施的宏微觀環境和政策執行能力等。技術因素由于其對政策配合效果影響的直接性而更為重要(任碧云，2009)。對于兩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側重兩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運用(王國林，2004)，同時注重政策配合環境的建設，主要是相關財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設，健全貨幣市場，從而提高政策實施主體和執行主體的執行能力(賈康，2009)。
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筆者發現在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模式上，只是簡單地描述IS-LM模型，并沒有突出“協調”，而且單純地從目標與現實的不合，理論性地評價政策配合的效果。筆者認為這種評價方法缺乏科學性，并沒有真正發現兩大政策的不協調之處，因此政策建議也缺乏針對性。在一定的經濟時期，要優化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通過某種更有說服力的方法尋找兩者之間配合的不足以及影響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對協調和配合進行重新界定，并嘗試將協調分為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通過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縱向對比，探討兩次危機時的政策配合的差異，并分析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試圖尋找現實中兩大政策的配合與協調。
二、政策協調――以兩次金融危機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辭海》中，配合是指通過各方面分工合作來完成共同的任務，協調不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當。二者的最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間關系的理想狀態，也可以指實現這種理想狀態的過程，強調“理想”。那么政策協調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針對分工合作中出現的與任務目標相悖的問題進行政策手段的調整，以達到政策配合的最優化。因此，我們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調，而不是配合。本文將協調分類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時期相似經濟環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標、政策有無調整;后者則指在某一的經濟環境下，由于經濟形勢的“左”(與政策調控方向相反)變化或者政策效果與目標相悖時，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會出現某些政策手段的調整。
2.縱向協調――兩次經濟危機
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金融危機是近年來兩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其根源是相同的，過度金融創新而忽視了安全性，國內經濟泡沫破滅。盡管二者在影響力度等方面有所差異，然而都暴露了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造成的消極影響廣泛，主要表現為出口貿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資情勢惡化、內需不足、經濟增長放緩。
199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財政支出，主要是購買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鼓勵投資消費，刺激出口的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穩健的貨幣政策涉及存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的調整，以擴大社會總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增加財政支出，稅制改革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
與前次金融風暴不同的是，面臨本次經濟危機，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國政府要求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將支出重點傾斜于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以及中小企業;稅制不再是小修小補的改良，而是變動了增值稅這一主體稅種，即真正意義上的稅制改革。總的來說，財政政策特別著力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保障民生，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貨幣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更大，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率和力度都明顯增加，為了吸引投資，優化投資結構，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優化信貸結構。這不再是只關注貨幣政策調節總量的一個轉變，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調節經濟結構。
通過對比，我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雖然1997年金融風暴后實施的經濟政策，其目標也是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費的財稅力度不大，且消費人群更關注城市居民民，盡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對低收入人群消費的轉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點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忽略了鄉村居民的消費培養;雖然政府已經意識到了拉動經濟增長三大馬車的結構不協調問題，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傾斜。事實也證明，前一次經濟危機暴露的問題，接下來的這一場經濟危機中依然存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風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選擇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手段、調節對象等方面需要改進。第二，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經濟政策不僅刺激投資，更關注內需的擴大，不僅要出口數據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產品競爭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稅政策限制“三低一高”產品的出口;不再將收入分配的重點置于城鎮居民，對低收入者和農民給予充分關注。這種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側重點的轉變和調整表明我國進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縱向協調――不同時期相似經濟形勢下的政策協調，以期更好地解決經濟問題。
3.橫向協調――2008年經濟危機
如上所說，2008年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深刻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貿易逆差，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凸顯;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外匯儲備風險增加;證券市場受挫等。面對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中央政府果斷實施了“雙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強勁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國整體經濟復蘇速度較快。當然，其成績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無縫”?
首先看一組宏觀經濟數據。到2010年5月份，CPI為3.1%，首次超過3%的調控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維持高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5.9%，比預測高0.2個百分點;5月份出口增速達48.5%，大幅超預期。再看2010年以來中央銀行調控準備金的頻率：2010年1月18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010年2月25日，國內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16.5%(上調0.5%);2010年5月10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暫不上調。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出口逐漸回升、居民消費持續上漲、整體經濟回暖。但是進入2009年下半年，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出現了跳躍式增長。貨幣和信貸的高速增長為保證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但是也帶來了通貨膨脹預期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的負面作用。因此，2010年貨幣政策更側重于“適度”。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貨幣供應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貸貨幣，保證經濟運行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在“適度寬松”基調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回收流動性。
這一事實說明了兩點：第一，我國中央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不斷提高，在現實經濟出現了與目標相悖的情況下，對政策手段和側重點進行調整，以達到預期目標。但是這種調整只是貨幣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沒有涉及財政政策，忽視了配合系統的優化;第二，不管是貨幣財政還是財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調控宏觀經濟為目標的經濟政策，更應該注意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才是保持經濟長久增長的關鍵。而不應該只關注形式上的經濟數據，即關注促進經濟質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單純地刺激數量。這兩點也應該是今后兩大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向。
看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人還看了：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方式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第4篇：積極的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一、國際經濟協作下的中國經濟現況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財政收入絕對數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而且增長的速度不算慢，但從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對數來看，則是 1995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才逐步回升，2000年以后回升速度開始加快。因此，根據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劃分，中國財政運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年～1995年，這一階段的特征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階段是1996年至今，特別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后，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提高了約1.89個百分點；2012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望升為22%左右①。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是積極的，具備進一步發展的潛力和有利條件。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加快推進，國內需求潛力巨大；各項改革不斷深化，體制機制活力迸發；財政金融運行穩健，調控回旋余地較大。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到，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仍很突出：一是經濟增長存在下行壓力。受外需明顯減弱影響，出口面臨的困難加大。刺激消費的政策效應逐步減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消費增速穩中趨緩，新的經濟增長點需加速形成。二是經濟結構調整任務艱巨。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在“八連增”的基礎上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難度較大。“兩高”行業擴張依然偏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淘汰落后產能、促進科技創新仍面臨制約。能源資源和環境約束問題日趨尖銳，節能減排形勢更趨嚴峻。三是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仍然較多。2012年需求拉動和2011年價格翹尾的影響雖會有所減弱，但勞動用工、節能環保等成本上升趨勢短期內不會改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和國內部分農產品供給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部分資源性產品價格關系亟待理順，加上全球貨幣流動性仍比較寬松，物價上漲的壓力較大。此外，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就業總量壓力與結構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復雜，經濟金融領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潛在風險。
總的來看，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但面臨的形勢將更為復雜嚴峻。在此大背景下，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需要繼續發揮財政政策的支持作用。同時，“十二五”規劃中有些重大項目需要開工，已經開工的項目要保在建、保工期、保民生，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支持重點領域改革等都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投入。近幾年我國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過程中，始終注重通過加強財政管理，控制和防范財政風險，目前我國的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還處在安全的區間。綜合分析，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國際經濟協作下的中國財稅政策的具體實施
（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從本質上說，積極財政政策就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基礎主要歸因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凱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調節的政策主張。其政策工具的操作方向主要是減稅和增加政府支出。在國際經濟協作的時代背景下，我國近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也就是說，要繼續運用稅收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國家財政對低收入群體的各種補貼和轉移性支出，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提高城鄉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通過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促進農民增收。與此同時，進一步完善促進消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積極引導消費。
第二，著力優化投資結構，加強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十二五期間中央基本建設投資主要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設，增加以水利為主要內容的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力促進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增加節能減排和生態環保投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與此同時，要積極引導社會資金的投入，安排好這些公共投資，既擴大內需，也為進一步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第三，綜合改革和優化稅制，實行結構性減稅。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完善增值稅制度，調整小規模納稅人的劃分標準，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促進企業擴大投資、加快技術改造。順利推進成品油稅費改革，公平稅費負擔，推動節能減排，促進科學發展。對住房轉讓環節暫定減免一年營業稅。進一步提高紡織、服裝、石化、電子信息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多次調整部分商品進出口關稅。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
第四，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的結構，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國在編制國家預算的時候，始終注意加大對民生財政的支出。壓縮一般性的支出，重點加大對三農、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支出，增加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環境保護以及科技創新，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國家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
第五，大力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國家需進一步加大對科技的投入，推進自主創新，促進企業技術改造，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繼續大力支持節能減排，加快建立生態環境的補償機制，推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工作。進一步落實各項財政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推動地區區域發展。尤其是大力支持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靈活運用各種稅收政策，增加財政收入，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1. 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2005年，財政部等5部門聯合發出通知，下調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其中涉及很多“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此次出口退稅率的調整，有利于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貿易順差。這次調整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和消費品的出口退稅，另一方面提高了裝備工業、高科技產品的退稅，由此有望改變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產品過多依靠價格優勢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貿易順差過大的局面。
2. 降低企業稅負，增強企業活力，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擴大進口是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充分利用國際資源、促進貿易平衡的重要舉措。調整部分商品進口關稅，為進口企業提供多元化融資支持，清理進口環節不合理的限制措施。進一步優化進口國別和地區結構，積極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進口，適度擴大消費品進口②。我國政府應立足于促進貿易增長方式轉變，優化進口商品結構這一目標，對所得稅和關稅領域的某些稅收政策進行調整，如取消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的全面稅收優惠政策，實現“兩稅合一”；根據外商投資企業對民族經濟的拉動作用靈活調整所得稅稅率；按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適當調整進口關稅的行業結構等等。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前11個月，中歐雙邊貿易總值為3，929.4億美元，增長22%。2010年中國國際貿易進出口總值為29，727.6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4.7％，對外貿易總體向基本平衡的方向發展③。
三、國際經濟協作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
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特別是在國際經濟協調的大背景下，隨著商品與資本流動的自由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不僅取決于本國的經濟周期和宏觀經濟政策，而且更多地受到來自外部的沖擊。因此，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不但要有利于維護國內經濟的穩健運行，還應當促進更有效的國際經濟協作機制的建立，應對來自于外部的沖擊。
（一）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變可劃分為七個階段：
1. 從1979年至1992年
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
2. 從1993年至1997年
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
3. 從1998年至2005年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為應對當時的嚴峻經濟形勢，中國開始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國面臨通縮壓力，那時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是增加貨幣供應量。2003年以來，面對經濟中出現的貸款、投資、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等新變化，穩健的貨幣政策內涵開始發生變化，適當緊縮銀根，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2005年，鑒于國內社會投資明顯加快，經濟活力充沛，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7年后正式退場，轉為穩健的財政政策。
4. 從2005年至2007年
從抑制潛在通貨膨脹，防止經濟過熱，保證經濟穩定的目標出發，中國在2005 年實行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雙穩健”政策延續至2007年，當年第三、四季度，通貨膨脹迅速上升，四季度中三個月通脹率分別達到6.5%、6.9%、6.5%，全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1.9%。由此，中國政府對通貨膨脹的擔心超過經濟下滑的擔心，每月一次提升存款準備金率成為央行抵御通脹的必需手段，面對當時國家經濟中存在的過熱風險和不斷增加的通脹壓力，200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適時提出，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向明顯的通貨膨脹”作為2008年國家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貨幣政策由“穩健”轉向“從緊”。
5. 從2008年年初至2008年年中
2008年初開始實行穩健財政政策和從緊貨幣政策，年中，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位置。
6. 從2008年年中至2010年
2008年9月份以來，美國金融危機迅速惡化與擴散，已對世界實體經濟造成實質性影響。國內外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通貨膨脹的壓力迅速緩解，預計第二年經濟面臨的風險主要是經濟下行風險。基于經濟形勢的變化，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宏觀調控的基調確定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經濟政策相應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
7. 從2011年至今
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繼續回升向好，工業生產強力反彈，國內需求強勁，三大增長動力協調性增強，經濟發展總體上呈“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中國社會科學院表示，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貨幣政策轉向穩健、消費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綜合因素影響下，2011年我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預計gdp全年增長速度將達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個百分點。我國經濟將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轉入穩定增長階段，總體策略是“審慎、靈活、積極、穩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④。
從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進，我
們可得出以下啟示：一般說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在運用了一段時間以后，應選用另一種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運用的政策格局。一方面，經濟形勢是不斷變化的，固守一種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適應變化的形勢而達不到預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經濟形勢是穩定的，也不能一成不變的長期使用某一種政策，否則往往是正效應遞減，而負效應遞增，不僅不利于預期目標的實現，而且還可能產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本文由收集整理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經濟運行不同階段的特點，適時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宏觀調控。
（二）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建議
1.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必須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
根據宏觀調控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恰當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產生政策效應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根據宏觀經濟走勢及微觀經濟狀態，確定合理的政策取向。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是不同的：財政政策主要通過稅收和政府支出直接影響經濟運行，調控效果更為直接、力度更大。但長期采用，容易引起過度赤字、貿易逆差和擠出效應。相比之下，貨幣政策屬于間接性的經濟調控政策，貨幣政策工具具有靈活性、伸縮性的特征，可以頻繁使用。但由于傳導過程復雜，政策傳遞帶有時滯，其作用發揮并不能達到預期效果。因此，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應用，既要區別開來，又要配合使用。
2. 積極推進匯率機制改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在資本持續大量流入的情況下，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之一的匯率機制是否完善，對于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選擇合適的時機，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已經成為共識。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應采取逐步和有序的方式推進，而且，要與宏觀經濟政策和相關的結構改革密切配套進行，以避免政策可信度的喪失和經濟成本加大。
3.適時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我國宏觀調控面臨的難題之一。財政政策要以國債手段為主轉向以稅收和財政貼息手段為主刺激總需求；貨幣政策要更多地運用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率、存款準備金率等間接手段調節總需求。要進一步加快國債市場發展，改革國債發行交易制度，建立統一的國內債券市場，活躍短期債券市場，增加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的空間和靈活性以有效控制貨幣信貸的擴張；在現有資金市場的基礎上，組建由中央銀行調控的資金市場系統，包括短期拆借市場、融資券市場、短期票據市場以及貼現市場等，為中央銀行運用貨幣市場工具調控金融市場提供基礎，增強債券市場對信貸市場的傳遞性。
4. 建立和完善財政、銀行的配合機制，優化宏觀調控體系
要健全和完善國家規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國家規劃明確的宏觀調控目標和總體要求，是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要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統籌安排和政策協調。財政政策要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重要功能。貨幣政策要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經濟總量平衡方面發揮作用，健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要完善統計體制，健全經濟運行監測體系，加強各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功能互補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觀調控水平。
5. 完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結構問題甚于總量問題，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過高和局部供給不足成為主要矛盾，必須重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我國產業政策要通過鼓勵、限制或禁止某些產業、產品和技術發展，合理配置利用資源，優化經濟結構。目前部分信貸資金流向低水平重復建設領域，與產業政策導向出現了偏離，要求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要適時、適度進行調整，形成動態協調配合機制，更好地發揮綜合調控作用。發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適時調整相關產業政策；人民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要配合提出加強和改進信貸管理、優化信貸結構的政策措施，為商業銀行適時調整信貸投向提供支持；商業銀行要嚴格按照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發放貸款。為解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增長不平衡現象，要重視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費需求增長。要加快進行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動的某些行業和地區出現的投資熱。只有各項經濟政策協調配合，我國經濟才能步入自主增長的良性循環。
四、國際經濟協作下協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用的經驗總結
財政政策與貨幣的搭配模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采取何種搭配模式，主要取決于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在此基礎上，還要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確
第5篇：積極的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一、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形勢展望 有的學者認為，我們對2000年的財政收入預測暫不考慮費稅改革的體制因素，對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減持平處理， 經濟增長方面按7％考慮，物價方面按3％考慮，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 按此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1890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 絕對額增加1000多億元。關于2000年財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支出將達到13350 億元， 比1999年預算增長10.1％，絕對額增加1200多億元。2000年支出與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減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為1660億元，比1999年擴大157億元。 另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以下幾個影響因素。
1.“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提高，2000 年估計能夠繼續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的增長很重要的在于一些臨時性、政策性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在“十五”時期將很難繼續發揮作用。“十五”時期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將主要依賴稅收與經濟的協調增長。
2.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增長的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長期以來影響我國財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4.1998年和1999年，我國已經連續兩年實行增加國債發行、擴張政府需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繼續實行相對擴張的財政政策仍然難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認為，我國經濟需要比較長的結構調整時間。根據世界銀行有關專家的分析，在這個期間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這個速度顯然是我國社會現狀所難以接受的。因此，財政政策面臨著技術擴張的壓力。
5.造成財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財政基礎薄弱，財政可調控財力嚴重短缺。初步測算，考慮物價因素，如保證法定支出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十五”時期僅支農、科教文衛支出、價格補償等因素即可占去財政每年新增財力的50％左右。如果考慮到近年來大量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問題、糧食收購等資金需要，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可調控財力極為有限，“十五”時期財政收支矛盾將更加突出，作為宏觀調控主體的中央財政無疑將要面對更加嚴峻的考驗。
6.在我國財政調控經濟手段缺乏的情況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體現為財政赤字和國債的增加，但財政赤字的擴大和國債規模的增加，也相應增大了財政的風險。很顯然，不論從財政赤字還是國債角度看，聯系到我國脆弱的財政基礎，財政風險都不是一個讓人可以放心的問題。 再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將表現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勢。
1.經濟增長速度繼續受到需求制約。我國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動的沖擊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終消費率下降，以及消費需求不足對投放擴大的影響。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近幾年的最終消費率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低于儲蓄率較高而消費率較低的亞洲國家，原因是我國的居民消費率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個百分點左右）；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率按人口比重計算卻不低于其它國家，問題在于農村消費水平太低，影響了整個居民的消費率。從現在到“十五”期間，我國國內需求結構失衡從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從這個角度看，我國消費需求的擴張基本上依賴于農村居民消費擴張期的到來。
2.經濟增長質量將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間，國有經濟的制度變革和戰略調整將較大幅度推進，這會帶動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上升，同時促進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較快發展，使競爭機制更趨于合理和有效，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加" 強。國有企業改革和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進程，加上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約束，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起著較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經濟增長質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計“十五”期間增長方式轉變和增長質量提高最為明顯的領域將是消費品工業部門。
3.產業結構調整將邁出較大步伐。90年代以來我國的結構問題比較突出，一個是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明顯加深，另一個是工業結構的升級非常緩慢。這兩個方面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在“十五”期間我們不能不花大力氣來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4.對外開放將進入一個重要的新時期。加入WTO， 受到沖擊較大的產業將是農業、重制造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很多第三產業部門，而大多數消費品工業則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對外競爭能力。即使中國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紀初期也必然要實行進一步開放的政策， 在關稅降低和外商投資條件方面都會邁出較大的步伐，國內企業將面臨更多的商品進口沖擊和國際大跨國公司進入的沖擊，面對更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同時也會有更多的國內企業去迎接新的國際挑戰，擴大對外出口和對外投資。因此，“十五”期間我國在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中既可以進一步利用擴大開放的有利條件，又需要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以盡快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二、21世紀初期的財政政策建議
第一種建議認為，考慮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的協調銜接，近期我國財政政策的取向有以下八個方面：
1.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反周期”宏觀調控方針。市場經濟的發展已使中國經濟運行基于“自然節律”的周期波動趨于明顯，因此財政政策作為市場經濟下“間接調控”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勢必要更加自覺和堅定不移地在目前所處的經濟運行低谷階段，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作擴張性的“反周期”調控操作。只要經濟景氣還未回升到（并相對穩定到）接近中位的水準，市場預期還未普遍由看淡轉為看旺，擴張政策調節的取向就不能改變，并要審時度勢保持調控措施必要的力度，掌握好各方面具體措施的優化組合。
2.酌情對積極的擴張財政政策在實施重點和操作方面作出微調。根據項目實施情況和優化經濟結構的通盤考慮，近期的投資重點，應向興辦基本農田水利、防治環境污染、建設一般民用住宅等方面適當調整并更為收攏。同時，針對現實問題，加大項目建設資金的監管力度，嚴防挪用，加快資金到位速度，并努力改進工程設計，提高施工質量，以求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3.財政職能應在退出“越位”和填補“缺位”兩個方向上作出積極調整和探索。隨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和調整，財政應在一般競爭性的生產建設領域“淡出”，其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職能，需要更加強調和重視，擺到更靠前的序位上。
4.“費改稅”漸入快車道。以“清費規稅”為重點的政府財力整合，代表了現階段財政政策的一個必然導向。這也意味著對政府行為的規范約束和對“既得利益”的調整，將隨之進入更深入、更具體的階段。
5.改革的深化將引出進一步的機制磨合過程。財政政策是服務于發展和改革的，目前既需要作出不同尋常的短期調節，又需要掌握中長期的總體機制轉換、協調與配套。財政體系自身走出困境的“振興”，也有待經濟發展、市場成熟過程中財力狀況的改善和政府財力運作的規范化。
6.新調控方式與手段的探索將成為現實生活的迫切要求。財政政策需進入市場經濟“間接調控為主”的軌道，因而必須積極探索新時期可行的間接調控新方式。1998年在以財政貼息支持高科技成果產業化方面已經破題，而今后經濟生活中的客觀需要將推動這種探索向更寬廣的政策性投融資領域擴展。
7.管理的科學化、規范化勢在必行。現實生活正在呼喚財政收支管理的進一步嚴密化和與市場經濟國際慣例的接軌。從財政政策指導上看，今后必將強化對收入、支出、轉移支付的各個環節與相關領域的管理，使之嚴密和規范。
8.進一步推進統一市場和企業公平競爭環境的營造。實現企業間的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的既定方向和動態過程。隨相關措施的貫徹落實，我國統一市場的規范程度將進一步提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也將進一步走向成熟。
第二種建議認為，在我們看到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積極效應的同時，還要對其下一步發展及可能出現的問題作出前瞻性分析。
1.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適度，并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早研究。這是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的。從中長期看，我們必須堅持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嚴格控制并逐步縮小財政赤字和發債規模。要對國內外經濟形勢和國內的物價走勢、國債資金使用效果及還本付息等進行密切監測，早作應對。俄羅斯等國因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過大而引發債務危機和通貨膨脹的教訓，我們要很好研究，以興利除弊，未雨綢繆。
2.要把激活消費作為今后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措施，而不宜簡單地再靠政府投資推動。從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特點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十分明顯。但是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動力量。因此，今后要逐步把拉動經濟增長的立足點轉到引導刺激消費上來，要修改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限制消費的稅費等政策，制定鼓勵和引導消費的稅費政策。有計劃地把工作重點放在開拓城鄉消費市場和引導形成新的消費熱點，進而帶動民間投資上。
3.要注意財政政策與其他政策措施的協調與配合。因此必須發揮政策要素的組合效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兩個主要手段，首先必須相協調、相配合，要繼續適度加大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開展消費信貸和對中小企業信貸的支持力度，以充分發揮兩個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力。
4.要研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措施。要特別注重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和導向作用，更多地采取通過財政貼息和為高新技術貸款提供擔保等間接手段，用較小的投入去啟動企業和個人的投資和消費。這樣做，不僅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推動經濟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而且可以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但地方財政必須做到收支平衡。
第三種建議認為，對“十五”財政的測算，要按照壞、中、好的經濟大環境做三個方案。具體測算如下：
方案一：整個“十五”時期仍未走出經濟低谷，需最大限度運用財政擴張政策。
方案二：“十五”中期走出經濟低谷，需維持現行財政規模的擴張過渡政策。
第6篇：積極的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美國次貸危機已演變為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且在繼續蔓延，從發達國家傳導到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從金融領域擴散到實體經濟領域，造成全球性金融市場動蕩和世界經濟與貿易滑坡，全球經濟增長明顯放緩。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也在逐步加重，國內外需求萎縮、企業效益下滑、就業形勢趨緊等問題突出，財稅收入明顯下降。今年1月份，全國財政收入6132億元，比去年同期減少1265億元，下降17.1％。
具體來看，影響我縣財政增收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內外需求減弱、資金短缺等因素將嚴重影響項目投資建設和企業生產，農副產品、礦產品價格難以預測，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財政增收困難加劇。二是政策性減收因素多。今年，增值稅轉型、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政策出臺，將直接造成財政減收。三是上級轉移支付增量將難以為繼。在全國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減速，省財政增長預期偏緊的情況下，近幾年上級轉移支付連年高速增長的勢頭將難以為繼，這對高度依存上級轉移支付的我縣來說極為不利。
與此同時，今年保運轉保民生促發展支出新增項目多，資金保障任務重，主要是：落實中央擴內需保增長的政策措施，地方配套壓力大，公路建設、病險水庫治理、城鎮污水垃圾處理等重點項目資金需求大；改善民生新增項目多，支出剛性強，完善醫療服務和社會保障體制、推進城鄉保障性住房和義務教育合格學校建設等政策機制性投入明顯增加；公務員津補貼改革、“普九”化債等重大改革逐步深化，支出有增無減。初步統計，今年縣本級可以預見的新增支出超過2300萬元，遠遠超出財力增長水平。
第7篇：積極的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政府投資；稅收政策
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下，國際市場疲軟、外需不振，中國的經濟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作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壓力，加上投資萎縮，企業盈利能力下降，中國經濟在經過7年加速上漲后，增長勢頭在2008年發生逆轉。為此中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目前這些政策措施效果已開始顯現，部分地區和行業經濟出現企穩回升跡象。
一、宏觀經濟走勢
1．消費增長速度趨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為例，雖然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2%，但是CPI漲幅就達到6.7%，扣除價格因素，消費實際增長并不快。以重慶市為例，1至10月居民食品類消費價格上漲46.1%，需求彈性小的糧油類和肉禽蛋類上漲高達57.3%、60.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4.5%，表面上看消費形式喜人，扣除價格因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16%。物價上漲較高直接影響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即期消費和生活質量。作為居民生活首選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多數家庭無奈之下只能縮壓其他消費品開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區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仍趨弱化。
2．投資增長存在不確定因素
2008年期間，總體而言既有刺激投資增長的因素，這與地方新一屆政府開始工作以及災后重建等相聯系，也有抑制投資增長的因素，主要與房市股市變化和城市建設規模、速度等相聯系。此外，資源環境工作以及對新開工項目的管理，對投資也會形成一定的約束。
3．出口增量明顯回落
2008年前三個季度，我國出口10741億美元，增長22.3%，比07年同期回落4.8%。對美國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裝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別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個月，我國家電業累計出口250億美元，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業的情形也不容樂觀。
二、應對危機的財政政策
面對經濟下滑，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動經濟的作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擴大消費；二是通過減稅刺激消費，擴大生產。
（一）財政支出與投資政策
1．“三農”支出
中央財政加大對農民的補貼，支持農業生產，加快推進農村公共事業建設，推動農村改革與發展，著力保障和改善農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農”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別達到7161.4億元和7284.63億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災后恢復重建投資
在國務院擴大內需的十項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位列之首。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災后恢復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資1040億元的基礎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資安排9080億元，增加4875億元。2008年和2009年兩年，中央財政共投入375億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相當于過去10年總投資的5倍。理論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啟動的、由中央財政投資帶動的項目，能夠撬動6至10倍的資金，那么未來三年，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和社會資本在該領域的投資總額將可能達到9000億元。如果再考慮其對上下游相關產業的帶動，平均每年3000億元的投資額還可能會翻一番，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
3．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國務院擴大內需十項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運輸部和鐵道部表示將在未來三到五年內實現投資總額8.5萬億。比照“十五”期間，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對GDP的貢獻達到了2%。這一輪的交通基建投資的貢獻率也應該會與上一輪相當。鐵道部估計，僅2009年計劃的6000億元鐵路投資，可創造600萬個就業崗位，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將達1.5%。
4．地方和民間投資
在中央投資項目的帶動下，1到2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出現上升勢頭。但地方和民間投資還沒出現大規模復蘇跡象。1到2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長26.5%，相對去年末上升0.4個百分點。考慮投資品價格的大幅下降，實際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4486億元，增長35.6%，增速較去年全年加快12.8%，是自2004年5月份以來的最快增長速度；除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之外的內資企業，在1到2月份的投資總額為4577億元，累計同比增長26.2%，增速較去年全年增速放慢6個百分點，該類投資增速已經連續五個月放緩，創出歷史新低。民間投資尚未被積極拉動，依然處于低迷狀態。但在中央項目投資的帶動下，后期地方項目的投資會逐漸跟上，使得后期總的投資增長形勢比較可觀。
（二）稅收和減費政策
1．增值稅轉型
推進稅費改革，實行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和居民稅收負擔，擴大企業投資，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我國從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據測算這項措施將減少當年增值稅收入約1200億元，減輕企業稅負約1233億元，共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增值稅轉型有利于釋放生產力，促進鼓勵投資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經濟效率，但其實施效果往往有滯后性。作為制度性改革，其實施效果的顯現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2．出口退稅政策
調整完善出口退稅政策，能鼓勵外貿發展，促進外貿出口保持穩定增長。在2008年下半年兩次調高出口退稅率的基礎上，我國自2008年12月1日起，進一步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機電產品和其他受影響較大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此次出口退稅率調整有利于緩解外貿企業資金鏈緊張，并有望進一步減輕勞動力密集型出口企業的壓力。此次部分產品出口關稅稅率的調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業的出口成本，提高相關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減輕庫存積壓。
3．自主創新和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
下一步將實施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財稅優惠政策，落實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完善擔保體系建設，幫助中小企業融資，促進中小企業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同時支持重點節能減排工程建設，支持服務業發展。中國還將大力支持科技創新和節能減排，推動經濟結構性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加大科技投入，促進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
4．減費政策
財政部、國家發改委決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統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此舉將為企業和社會減輕負擔約190億元，連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貿市場管理費和個體工商戶管理費約170億元，合計2008年以來國家采取的減費措施可直接減輕企業和社會負擔約360億元。此次強有力的減費措施，可進一步減輕企業和社會負擔，發揮與減稅政策相同的擴張效應，促進企業增加投資和居民消費。
三、財政政策的實踐效應
雖然財政政策的運用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準經濟結構中深層次的問題，偏重于結構的調整，因此在宏觀經濟的調控中其對經濟結構的影響是深遠的。
1．有效拉動消費
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所占的比重是比較低的，不僅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國國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整體消費更是呈現不足。財政通過轉移支付可以使國民收入向普通勞動者傾斜，同時配合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社會保障的覆蓋，從而啟動農村消費市場，有效促進消費水平的提高。
2．有助于中小企業走出困境
08年上半年，全國有近7萬家中小企業倒閉。倒閉的中小企業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以外向型經濟為主。隨著出口退稅率的降低及信貸控制的放寬，中小企業的資金短缺問題可以得到有效緩解。
3．帶動地方經濟積極響應
中央財政投入基礎建設和民生工程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積極響應，如北京市政府今后兩年將投資1200億至1500億，用于加強城市軌道交通建設、城市路網、保障性住房等城鄉基礎設施建設，預計可帶動社會投資1萬億元；廣東省政府以重大項目帶動社會投資，5年內計劃投資2.3萬億元；江蘇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企業的支持力度，實施總額2200億元的政府主導性項目。新晨
4．有利于社會公平
政府財政支出對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調節作用，一方面通過對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強化；另一方面通過完善補助政策，關注低收入者群體。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經濟的均衡發展和國民經濟快速增長。
5．有助于產業結構調整
在深度調節產業結構方面，財政政策有著其他政策所不可比擬的優勢。其能對產業結構的薄弱環節有針對性的調節，如利用稅收政策來鼓勵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拿出相當一部分資金扶持“三農”調整農業種植業結構，支持新農村建設等。
6．降低對外依存度
受國際經濟環境制約，我國政府通過降低關稅和降低出口退稅稅率，并且進一步完善企業稅負負擔，通過稅收政策來引導企業把更多的資源配置到符合國內消費需求的產行業中，從而減輕了國際收支對國內經濟增長、流動性膨脹等的壓力。
四、結束語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國政府對未來進行了積極的預期，重拳出擊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雖然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應還未完全顯現。但是，無疑這些舉措對我國經濟頹勢的扭轉，遠期增長方式的轉變都具有積極的意義。此外，我國的財政處于轉軌階段，由原來的投資性財政向公共財政、服務財政轉移。所以，財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財政改革的實踐取向。相信這種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可以有效地減少世界經濟下滑帶給我國的沖擊，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且也是我國政府運用政策應對危機能力的一次有益體驗。
參考文獻
[1]馬洪范.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財政政策選擇[J].經濟研究參考.2009（7）
第8篇：積極的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公開市場操作
一、 應對危機政策的經濟原理
1、實施刺激性政策的原理及其效果
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低迷的原因是投資需求的下降、消費需求的減少，結合在一起就是總需求的萎縮。凱恩斯主義的解決方案是運用貨幣和財政政策工具，刺激總需求，比如減稅、刺激消費需求和增加公共支出、降低利率等，來恢復投資者的信心，拉動經濟增長。
2、實施刺激性政策調整的工具
（1）財政政策的工具：包括政府購買、轉移支付、調整稅率和發行公債等方式。
（2）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存款準備率、再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操作。
二、 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戰略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尤其是近十年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隨著我國經濟規模日益壯大，全球影響力也日漸擴大，作為世界經濟大國的形象正在形成。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經濟實力快速增長的同時，經濟運行中出現了不少前所未遇的矛盾與挑戰。
1、及時調整宏觀調控目標，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加深，中國房地產、鋼鐵、汽車等一些重要支柱產業開始受到沖擊，產銷大幅度下滑，經濟運行更為困難。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國家確定了“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政策目標。
2、通過多種手段擴大內需和調整產業結構，并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為了緩沖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防止中國經濟加速下滑，確保2009年中國經濟增速在8%以上。同時，著眼于渡過當前難關和解決這些行業發展中長期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化危為機，政府出臺了十大產業調整規劃，振興國內支柱產業。
3、完善金融市場，加強金融監管。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金融業受到的沖擊比較小。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的金融業融入國際市場的程度不深，而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堅持了虛擬經濟的發展與實體經濟發展狀況相適應的原則。
三、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
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果斷地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迅速推出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
1、積極的財政政策
自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中國GDP增長率開始下滑，從2007年的11.4%降至9%，于09年第一季度降至最低點6.1%；工業總產值也由07年的18.5%，降至09年的5.1%；出口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的現象，可見各經濟指標都呈現明顯的下滑趨勢。實施的政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大力增加政府公共投資和支出。2008年第四季度，政府出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提出了擴大投資的重點領域和方向。
（2） 實行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全面實施消費型增值稅，消除重復征稅因素，減輕企業稅負，促進企業增加自主創新和技術改造投入。
（3）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從2008年末開始政府增加對農民的各項補貼，提高主要農產品最低收購價格，增加農民收入，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增加企業退休人員的基本養老金，提高優撫對象的撫恤補貼以及生活補助標準。
2、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1）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隨著國際金融動蕩加劇，為保證銀行體系流動性充分供應，中國人民銀行分四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
（2） 靈活調整公開市場操作策略。根據不同時期貨幣調控的需要，中央銀行合理把握了票據的發行力度與節奏，逐步調減中央銀行票據發行規模和頻率。
四、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效果
1、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對經濟產生的積極效果
（1）消費者需求增加，消費者預期改善。政府通過調整利率、降低稅率，刺激消費，拉動內需。
（2）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迅速。政府采取的4萬億投資計劃和擴大內需的十項政策有利于直接擴大投資規模，發揮投資的乘數效應，達到了刺激國內投資需求的目的。
（3）對外貿易開始出現回升跡象。為了緩解出口需求減弱的壓力，政府實行的出口退稅率調整等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的政策措施，有利于穩定出口規模和發揮出口需求的乘數效應，達到了穩定國外需求的目的。
2、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對經濟產生的消極影響
通過及時的宏觀政策，中國較早從金融危機中復蘇過來，目前來看這些政策在短期已取得了相應的效果，但其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
（1） 政府負擔加重。政府實施的4萬億投資項目，從來源上看中央財政出資1118億， 其它將由地方財政和社會投資來完成， 而其主要依靠銀行貸款。可以預計的在財政支出壓力增加的情況下，大規模減稅勢必加大財政赤字，不僅將影響到政府正常運轉，而且將削弱政府對貧困地區、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保障能力，對市場和社會公平造成更大損害。
（2）具有通脹壓力。自央行實施的一系列寬松的貨幣政策，使貨幣供給和銀行信貸量迅速增長。截止到2009年6月末，M2和M1增速持續上升，總體呈擴張態勢，分別為1996年5月份以來和1995年5月份以來最高水平。
（3）加大中國對投資拉動增長模式的依賴性。自從上世紀80年代末期，由于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以及加入WTO后的深度改革，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固定資產的投資。（作者單位：貴州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李華.中國應對金融危機政策回顧與分析[J].中國工程咨詢，2010（1）
[2].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中國的政策應對[J].經濟研究參考，2010（1）
[3]賈洪波，李國柱.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述評[J].現代管理科學，2009（10）
第9篇：積極的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投資;消費;比較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09)增-0018-03
一、兩次宏觀調控政策的比較
(一)相同之處
1. 從外部環境看,都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1997年以后,由于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爆發危機國家的貨幣大幅度貶值,為維護國內經濟穩定以及保證香港經濟繁榮,中央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政策,在客觀上形成外部通貨膨脹與內部通貨緊縮的反差。這種反差不僅表現在出口商品和勞務價格的相對上漲,而且表現在國內商品和勞務價格的相對下跌,形成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伴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新舊體制轉軌造成人們對于未來前景的不確定。中國經濟增長率(以GDP增長率衡量)從1993年的l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約1個百分點,這時被認為還處于比較適宜的區間,但慣性下滑并未停止。1998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率僅為7%,與全年8%的增長目標形成明顯差距。同時,物價水平持續負增長,l-7月累計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4%,商品零售價格下降2.2%。
當前,受全球金融危機和人民幣升值雙重影響,外部需求持續下降。數據顯示,自2008年11月出口增速開始出現負增長,同比下降2.2%,此后出口下降幅度不斷擴大,12月同比下降2.8%,2009年1月同比下降17.5%,2月份同比下降25.7%。
2. 從內部環境看,都是我國經濟周期性調整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問題是通貨膨脹,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四個“熱”:房地產熱,開發區熱,集資熱,股票熱;二是四個“緊張”:交通運輸緊張,能源緊張,原材料緊張,資金緊張;三是一個“亂”:經濟秩序混亂,特別是金融秩序。為了確保經濟的健康發展,1993年6月24日,中央決定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于支持原有經濟增長方式的因素已基本消失,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即出口的支持因素尚在形成之中,因而導致經濟自發增長的能力減弱,內在收縮力度加大,通貨緊縮跡象明顯。同時,1998年國企改革進入攻堅階段,企業連續多年虧損,出現了大量“下崗分流”人員,失業壓力增大,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大幅增長,金融體系也非常脆弱。
從經濟運行的周期性規律看,我國此輪從2003年以來的經濟增長在2007年第二季度已達到峰值,從第三季度開始步入周期下降階段。2008年四個季度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0.6%、10.1%、9.0%、6.8%,2009年一季度經濟增長率下滑至6.1%。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率也分別在當年第三季度和第二季度達到波峰后,進入周期性回調狀態。
3. 從政策措施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為貫徹擴大內需的政策,1997年以來的七年間,我國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在充分發揮財政政策作用的同時,也注重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國債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達1.32億元,為國債投資的2倍;另外,從1998年開始中國人民銀行還制定了一系列發展消費信貸的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拉動了消費需求。除了信貸支持外,連續三次下調人民幣存貸款利率。同時,通過國家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提高了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充分發揮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協調與配合的作用。
在美國次貸危機演化為金融危機并迅速向歐洲甚至全球蔓延,可能給全球實體經濟帶來較大負面沖擊的情況下,我國政府及時采取了應對措施,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就財政政策來看,確定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落實這些措施的投資額到2010年底約需4萬億元人民幣。并多次調整部分行業出口退稅率,2008年以來累計調高了半數以上出口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并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這有助于鼓勵企業技術改造,減輕企業負擔約1200億元。就貨幣政策來看,中國人民銀行四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連續五次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取消了實行將近一年的商業銀行信貸額度控制。同時,4萬億元的刺激計劃帶動了銀行迅速的信貸投放。2009年上半年信貸投放7.36萬億元,超過2008年全年4萬億的投放總額。
4. 從風險防范看,都強調注重防范金融風險。1998年中央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在設施擴大內需政策的同時,要高度重視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1997年至1999年,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商業銀行在支持經濟增長的同時,金融風險或金融隱患還沒有消除。1998、1999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率還在上升。直到2001年,在實施擴大內需政策的3年后,金融風險才開始下降。
2008年11月10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的省區市人民政府和國務院部門主要負責同志會議上強調,在加大金融支持經濟增長力度的同時,各類金融企業要切實加強基礎管理、內部控制和風險防范。
(二)不同點
1. 從政策出臺的背景來看,目前外部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沖擊更大。從外部環境來看,本輪遭遇的是結構性危機,而不是周期性危機;是一次全球性危機,而不是局部性危機;本輪危機是最近十年全球經濟模式的一種反思,美國只消費,中國只儲蓄和投資,這樣一種搭配的經濟模式,造成全球經濟越來越失衡,越來越嚴重,最后只能以一種危機的方式來調節,而且危機覆蓋面廣,沖擊大,G3經濟體整體衰退。而1997年是一個局部危機,主要是亞洲及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危機,并未形成全球性的危機,美國和歐元區經濟還處于景氣上升周期。
從經濟結構來看,與98年我國的經濟結構依賴于消費和投資相比,現在更趨于依賴投資和出口。當時出口占GDP比重僅為20%多,但目前,出口占到我國GDP比重的40%,對外依存度高達70%,所以這次全球性的危機對中國的沖擊遠遠大于上一次。
2. 調控的經濟體制基礎和發展階段不同。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國處于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型、但尚未“基本轉型”的過程中。1998年我國人均GDP只有821美元,經濟總體實力還處于相對較弱的階段,GDP總值僅達到84402億元。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危機的發生對經濟體制改革產生了“倒逼”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為有效應對危機及國內經濟下滑和需求不足的狀況,我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基礎設施建設,啟動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等制度改革,促進了公眾的被動式消費需求,形成了巨大的新型消費增長點。
本輪宏觀調控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之后的第一次宏觀調控,經濟基礎較為雄厚,我國人均GDP2008年達到3000美元以上,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達2萬億美元,居世界首位,抵御風險能力更強。雖然,通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釋放消費需求的體制基礎已經不存在。然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仍不完善,同時在經濟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轉型與變化時,面臨著經濟結構調整和消費結構升級以及更大的資源與環境壓力,這同樣可以釋放出公眾消費需求。
3. 從政策實施的力度來看,本輪刺激政策力度更大。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我國實行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一種擴張和中性政策的搭配。1998年,當時政府發行4000-5000億元的國債,帶動了大概兩萬多億元的投資規模。而此次實行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擴張”,將在2010年底之前安排4萬億元的投資,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就安排投資1000億元,追加政策性銀行2008年度貸款規模1000億元,鼓勵商業銀行發放中央投資項目配套貸款, 2009年1-6月,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加7.3萬億元以上,超過了上年全年的信貸總量。這一投資力度是很大的,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將十分明顯。
4. 從調控方向看,本輪調控更注重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優化。十大擴大內需措施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中央決定,實施增值稅轉型,鼓勵企業技術改造,各地也紛紛出臺了鼓勵措施;各金融機構正在加大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加大對重點工程、“三農”、中小企業和技術改造、兼并重組的信貸支持。和諧社會的建設更是需要推動保障性住房建設以及醫療、教育、社保體制的改革與投資。所有這些與市場壓力下的企業自主調整結合起來,成為推動中國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真正動力,
5. 從調控重點看,把注重改善民生作為擴大內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經濟實現內需驅動型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1997、1998年主要投資方向是基建,公路和機場,這次主體雖然也是基礎設施建設,但改善民生被放在突出的位置,為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奠定基礎: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對廉租房建設的支持力度,加快棚戶區改造工程等;加大農村沼氣、飲水安全工程和農村公路建設力度,進一步完善農村電網等;加快建設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和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等。
6. 從金融風險防范來看,商業銀行更加注意自主防范風險。1998年,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剛剛向商業化、市場化方向改革,在支持國家和地方擴大內需上一些項目上往往沒有太多的自主性,風險防范意識不強。統計數據顯示,僅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等四家國有銀行,從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就先后采取各自不同的方式,將共計11861億元的不良資產進行了二次剝離。
現在占銀行業資產大部分的商業銀行已經上市(上市銀行已達14家),銀行經營管理要受到股東和投資者利益的約束,即銀行的每一筆貸款都要考慮防范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要考慮安全性和流動性。特別是在落實中央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政策上,商業銀行作為企業和項目的貸款人及其監督方,為了保障自身資產的質量和安全,必須加強信貸資金使用和運用的監督管理,以保障資金合規使用。
二、98年宏觀調控政策的經驗與啟示
(一)保增長必須立足于轉變增長方式,擴大有效需求
保增長的實質是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即從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向內需拉動型經濟增長方式,不能從出口導向型轉向投資拉動型。要根本的啟動內需、擴大最終消費,核心措施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中、低檔收入的居民生活水平。只有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了,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從根本上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
(二) 要充分發揮財政政策自動穩定器和相機抉擇的功能
自動穩定器和相機抉擇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兩個部分,也是政府應對衰退的兩道防線。就財政政策中的自動穩定器部分而言,由于收入一側的所得稅和開支一側的失業保險補償占GDP的比重較小,以及對地方政府舉債的限制造成在1998年開始的宏觀調控中,財政政策在經濟下滑時所發揮的“托”總需求方面的作用有限。在相機抉擇政策方面,由于政府干預經濟的工具匱乏,真正能使用的工具是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和基礎設施開支,無法有效、及時和低成本的促進經濟復蘇。同時,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要求注重對時機的把握,強調政策實施的實效性及政策的適度性。
自1998年以來,財政政策的自動穩定器部分的安排并沒有重大改變,相機抉擇的政策工具亦沒有增加。因此,要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創造新的財政政策工具,減少經濟波動的可能性,并快速有效、低成本地應對經濟下滑。
(三)要避免積極財政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的擠出效應
積極的財政政策,伴隨大量的公共投資,帶來就業的穩定,有助于消費回升,從而有效帶動相關行業的投資回升。但公共投資的擴大意味著財政赤字的擴大,而且大量的基礎設施投入往往伴隨著壟斷權力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對民間投資形成排斥,并不斷從比例不斷降低的國民收入中抽取壟斷利潤,導致消費需求日益萎縮。從98年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來看,對調動民間投資的作用有限,沒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幾年來,主要靠發行國債、擴大公共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政策實施后期,在一定程度上擠出民間借貸能力和民間投資及消費。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有效約束財政資金的使用,并積極啟動民間投資,最大限度減少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
(四)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
一個國家的內需是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著直接和深刻的聯系,有效啟動內需要實施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但是由于貨幣政策目標更多的是追求幣值穩定,如果靠貨幣政策來啟動內需,等于對社會收“貨幣稅”,對公眾的財富和自我保障形成沖擊,從而使公眾產生負面預期,不敢投資和消費。與此同時,頻繁使用貨幣政策,往往會出現通脹與通縮交替出現的不良循環。相比之下,財政政策則負有更多啟動經濟的功能,因此貨幣政策要在有利于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條件下,適時適度調整。
(五)必須積極激發實體經濟內在活力,引導其自主投資
實踐證明,經濟增長不僅需要宏觀經濟政策的外在推力,更需要微觀活力的激發。因此,要改善微觀措施,大力扶持中小企業,加強企業技術改造,增強企業的投資信心和投資能力,快速形成新的增長點。
三、當前擴大內需應把握的幾個問題及政策建議
(一)應提高公共投資質量,減小公共投資的擠出效應
一是要努力創造有利于民間投資的環境,將其納入國民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和年度計劃,一些行業的準入標準要放低一些,通信、交通等基礎設施領域要適度地放開。二是對于重點民營企業及其重點項目,除資金支持外,還應在項目運行的有關制度、投資管理等方面給予指導。三是要拓寬融資思路。在投資方式上,要推動信托基金、產業基金發展,擴大民間投資渠道,把民間資本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如在企業發展的初期實行稅收優惠;實行貸款援助,成立民營企業融資擔保公司;建立風險基金;政府為民營企業提供公平的融資環境等。另外,應當大力發展中小型的金融機構,為民營企業提供服務。可以通過推動小型直接、間接融資渠道的發展來加以促進。
(二)找準突破口,提高消費能力,擴大投資乘數效應
一是應從源頭上解決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兩大問題。促進消費是提高投資乘數的關鍵。目前我國消費不足的最大癥結是巨大的農民群體消費水平低下。而提高農民消費水平,首先就必須想辦法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這就要求重點解決農業技術水平的提升、農產品結構的優化以及農業產業鏈的延伸,引導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其次,要破解農民消費的“硬件瓶頸”―基礎設施落后,就必須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村交通、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多方面創造條件,使農村更多地區通水、通路、通電話、通廣播,釋放農民消費潛力。最后,要破解農民消費的“軟件瓶頸”―公共服務體制不完善,就要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探索新型養老模式,建立農村最低救濟制度,消除農民消費的后顧之憂。此外,還應加強農村綜合服務體系建設,解決農民買難、用難、維修難的問題,促進農民消費積極性的提高。
二是政府要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可以通過大力推動廉租房、保障性住房和經濟適用房建設、采取稅費優惠進一步鼓勵和支持住房消費、引導開發商積極促銷等措施促進房地產消費的穩定增長。
(三)改革貨幣政策調控機制,提高貨幣政策調控效率
依靠資金成本的變化來調節、改革信貸結構,加快利率的市場化步伐,可以考慮在擴大現有的商業銀行信貸浮動利率定價自的基礎上,有選擇性地放開一些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并使用貼息貸款等方式來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加快企業債券和股票市場等金融市場的發展步伐。改變目前的貨幣對沖辦法,不過多地依靠準備金調整而主要依靠央行票據的辦法對沖外匯儲備的增長。有步驟地構造利率和匯率的聯動機制,實現貨幣市場和匯率市場之間的傳遞。
